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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5-0124-02
高等学校校园安全，是全社会十分关注的焦点，虽然各高校领导、老师非常关注，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是，大学校园盗窃、诈骗案件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根源，近几年，侵害大学生的财产安全的案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类案件的频发，严重危害了大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及合法利益，严重扰乱了高校正常的管理秩序。如何有效防范大学校园盗窃、诈骗案件的发生，保证高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保护大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是全体高校教师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本文从大学校园发案较为突出的盗窃、诈骗案件的作案手段和特点入手进行分析，寻找此类案件的规律，并提出防范的措施与对策。本文探讨的对大学生安全警示教育和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 盗窃案件分析
在大学校园发生的刑事案件中盗窃案件占到了其中的60%～70%，且还有不断蔓延上升的趋势，其中，入室盗窃是盗窃的一种，而且又是大学校园中最为普遍的盗窃形式之一。它报案率之高、牵扯的学生数量之多、影响范围之大，历来都是高校广大师生诟病的焦点。为什么在大学的象牙塔中偷盗案件会如此猖獗？这些偷盗案件又有什么共同的规律呢？大学生们又该怎么样去防范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探讨大学校园盗窃案件的规律和特点：
1.盗窃时间比较固定
犯罪分子一般选择在白天作案。大学生的生活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一般学生白天上课，晚上上网。这就给犯罪分子有机可乘，他们正是利用白天学生都去上课宿舍空无一人的机会下手，轻松得手。
2.作案手段呈现规律性
第一是借口误进入无人的寝室。犯罪分子常常以找人为借口，堂而皇之敲门，如遇有人时便谎称是找某某（或谎称是同学、老乡、朋友），遇无人时则放开手脚盗窃。第二就是“顺手牵羊”。犯罪分子利用学生离开寝室短暂的时间空隙进入寝室进行偷盗。第三是内盗，大学盗窃案件多发生在寝室成员内部。
3.盗窃财物对象集中
犯罪分子盗窃财物对象主要集中在金钱、衣物、手机、MP3等，同时也对价格贵重的财物如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手表、电子学习用具等物品十分垂涎。
4.盗窃案件多为内盗
作案者多为本校大学生所为，他们深受社会不良风气的毒害，虚荣、攀比心理滋生。他们利用自己熟悉地形、出入方便和学生的身份作掩护，大肆作案。
二 盗窃案件的防范手段
怎样防范盗窃案件的发生呢？本人认为加强大学生的防盗教育、增强大学生的防盗意识是防范的关键。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总是从思想观念转变开始的，部分大学生入学后深受社会不良风气的毒害，虚荣、攀比心理滋生，任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生蔓延，逐渐养成了不劳而获的心理，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教育的手段来剔除他们思想中的毒瘤，鼓励他们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另外，提高学生对盗窃案件的自我防范也是教育的关键，这有利于提升大学生对贵重财物的保管观念，让学生清楚认识到贵重物品不要随意摆放。《易·原辞上》说“慢藏诲盗，冶容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寝室内不要存放大量现金，寝室较长时间无人时，不要存放贵重财物。寝室之间要相互关照，不要给犯罪分子留下作案空间。到银行自动取款机取款时，要时刻留意周围的环境，注意保护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如果发现银行卡被盗后应立即拨打银行电话挂失。寝室内不要让陌生人留宿，做到人走门关。发现形迹可疑的人时应及时向宿舍管理员或者老师报告。
三 诈骗案件分析
诈骗案是一种严重的财产性犯罪行为。在大学校园日益“社会化”的今天，犯罪分子的黑手也随之伸向了大学校园，导致大学生被骗的案件频发，有的学生被诈骗的数额之多令人咋舌。还有的学生被骗后，不仅财产上遭受到了损失，心情也变得痛苦不堪，甚至还有的学生严重抑郁。据有关部门的数据统计，在大学校园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大学生被骗案件的发案率仅次于盗窃案件，如何有效地防止此类案件的发生，保护大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已引起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认真分析犯罪分子的诈骗特点和规律后，本人认为诈骗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传统的诈骗方法是利用大学生的物质欲望、侥幸和贪婪的心理，设计诈骗圈套。如犯罪分子谎称被害人在电视、网络购物中奖，然后冒充“电视购物中心礼品发放处”的工作人员，给学生打电话，以其被抽中幸运者等为诱饵，免费赠送高档原装进口化妆品、手机充值卡、国外名牌产品为由，向大学生收取运费、押金、手续费用等。
第二，利用大学生与亲属朋友的空间距离，以网络、电话遥控的方式编造学生在校发生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事由骗取大学生亲属朋友钱财。
金融诈骗案例分析
2007年,沈阳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刘某,为了与他人进行房地产项目的合作,到处筹集资金,无奈自身实力不足,资金筹措困难。4月初,刘某得知沈阳某大型制药厂有大量的迁移补偿费存在银行,而自己与制药厂的主管部门有关系,便打起了主意。于是他采取一系列手段伙同银行工作人员马某将制药厂600万元资金骗到自己的账户。我们先来看看刘某采取了哪些手段?首先,刘某通过制药厂主管部门的关系,以高额利息为条件,动员制药厂将600万元资金划到某国有商业银行友谊分理处,并要求制药厂存放一个月。其次,刘某加紧与友谊分理处信贷员马某联系,吃请送礼,自不必说,还吹嘘自己的社会关系多,与制药厂的厂长是好朋友,扬言帮助马某拉存款,并请马某到自己的公司当副总经理,分管财务融资,终于,马某上了刘某的贼船。接着,刘某通过参与制药厂支票划账的机会,精心复制了制药厂的财务印鉴。该年4月15日,信贷员马某向刘某提供供空白的银行转账支票,刘某用复制的制药厂财务印鉴,填写划款凭证,通过马某将制药厂600万元转到自己的账户。钱到账后,刘某在很短的时间内将600万元分次转移,用于自己吃喝玩乐、大肆挥霍。
2007年5月,制药厂到友谊分理处取款时,才发现资金流失,联系资金的刘某也没了踪影。最后,该商业银行不得不承担制药厂的资金损失,相关的责任人受到了法律的追究。
这起制药厂诈骗案,最终是银行承担了资金的损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公司的刘某采用了高息诱饵、拉拢腐蚀银行职员、伪造企业印鉴、快速转移资金等手段诈骗了金融资金。起因可能是为了投资项目,最后的结果是个人挥霍并潜逃。虽然案件性质已经属于刑事,但是刑事不影响企业追究银行的民事责任,银行只得赔偿企业的600万元存款。
金融诈骗特点
在金融诈骗的案件中,犯罪分子的手段不同,但是金融诈骗案件具有共同特点:
犯罪分子采取伪造手段作案。犯罪分子采用伪造企业印鉴、伪造涂改银行票据等手段直接骗取银行或企业的资金;采用伪造、骗取的银行存款证实书、收款凭证等,间接骗取银行资金,或者骗取企业的资金和物资。
以高额利息、大额存款为诱饵。犯罪分子与资金掮客、用资人相互勾结,用高息、介绍费引诱企业、单位将款项存到指定的银行账户,然后伺机转移。如案例中刘某即以高息为诱饵,通过熟人做工作,将企业资金转到不熟悉的银行。许多时候犯罪分子还利用商业银行重视存款吸收的特点,对银行的基层网点许诺可以组织大额存款,要求银行违规划转资金。
团伙和内外勾结作案。金融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往往与资金掮客、企业财务人员、银行工作人内外勾结作案。他们通过拉拢腐蚀银行的工作人员,使其从银行内部违规操作,通风报信,出谋划策,共同实施金融诈骗。
坏人作案手段智能化,银行防范手段相对落后。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犯罪分子作案的手段也更加多样化。他们采用高清晰度扫描设备、彩色喷涂等技术伪造印章、票据和银行文件,人工难以辨识。有些诈骗团伙,计划周密,收买银行工作人员,控制银行的票据查询渠道,实施有组织诈骗。
一旦得手,迅速转移资金。犯罪分子往往先准备了临时资金帐户,诈骗的资金一到手,就通过提取现金、大额交易等方式转移资金,大肆挥霍,给案件侦破和银行追款带来困难。
金融诈骗成因
造成金融诈骗案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银行自身来看,管理薄弱是造成诈骗案件的重要原因。
金融机构经营指导思想不明确。在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进程中,有些银行的领导注重短期效益,盲目追求业务规模,片面宣传“存款立行”,导致一些银行基层机构将存款任务压到个人,一些员工为了吸引资金大户,不讲结算、账户、信贷等制度,往往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内控制度不完善,制度执行不落实。有些基层商业银行有章不循,常常以人少为借口,一人多岗,缺乏内部约束机制,长期存在安全隐患。检查发现问题后,不及时处理,听之任之,使本来可以控制的风险酿成恶性案件。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8）02-0027-03
所谓大学生安全教育，是指高校的管理者和教育者以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为依据，以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为目标，通过入学教育、课堂教育以及日常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对在校大学生所进行的以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安全法制观念、安全技能为主要内容的教育。[1]
一、发现问题
近年来，随着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安全教育的内容也不断完善，2011年，我校还曾为安全教育分配了0.5个学分。目前公开发行的安全教育教材内容一般都涵盖了法制安全、实验（实习）安全、运动安全、饮食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网络安全、心理健康、求职就业安全、社交活动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安全救护常识、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等等。然而，这些安全内容却并不是高校安全教育急需解决的。笔者曾对往年校园报警案件进行了整理（这些案件来源于公安机关警情通报），发现每年校园盗窃、网络诈骗给师生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较大。以2013年为例，全年涉校案件73起，造成经济损失合计301444.99元，折算下来平均每5天就有4129.4元的损失（盗窃33起，案值161590元，占53.6%；诈骗38起，案值139854.99元，占46.4%），如表1所示。安全教育内容的面面俱到同高校多发的侵财类案件“一枝独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学生安全教育缺乏实效性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二、分析问题
（一）安全教育的实效性是什么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大学生安全教育实际效果是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但是怎样才算有效教学，是以达到设定目标为标准，还是以技能取向为标准或者以最终成绩为标准，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对安全教育实效性的研究主要有：关于高校安全教育缺乏实效性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安全教育手段落后和内容陈旧两个方面的原因[2]；对于如何增强高校安全教育的实效性，有学者从把握创新教育理念、优化教育内容、拓展教育平台、拓宽教育阵地四个关键点上提出了建议[3]；对于改进安全教育实效性的范式，有学者引入了物理学“效能”的概念，提出了內外结合的改进范式。[4]
笔者认为安全教育不同于其他教学形式，安全教育是否有效并不是以学生考试分数的高低或技能操作水平来衡量的，而是由大学生在校期间是否受到了人身侵犯或经济损失来衡量的，这一现象可以用公式加以说明，即100-1=0，意思是说日常安全工作再规范，在1起严重事件面前，所有的工作都是0。例如2004年的马加爵事件，2014年8月多起女大学生被害事件，人们在强烈谴责这些严重犯罪的同时，总会质疑大学生安全教育出了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应该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实事求是，大学生安全教育内容要真实反映学生案件防范需求，量力而行，不贪大求全。二是效果明显，要让校园发案率有所降低。
（二）什么样的安全教育内容能引起学生重视
安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而学生安全意识的得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哲学上认为“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套用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说，学生的安全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安全事件在头脑中的反映，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安全案例更有存在感，因此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有研究在对高校学生安全意识现状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对大部分普通大学生来说，未发生在身边的事件不能给予他们直接的冲击和安全意识提高的正面刺激。对学生更多的刺激来自因财产安全意识薄弱、轻信他人、财务保护观念差等引起的身边发生的盗窃和伤害的事件。[5]
以往由于考虑到受害人心理影响，或者由于讲授安全教育的老师本身缺乏接警经验，以及对校园案件梳理不充分的原因，本校发生的真实案件没有在安全教育中得到详细的讲解，这也导致了某些诈骗案例在校园中“长盛不衰”。笔者认为，安全教育一定是“校本”的，本校反复出现的案例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保卫干部要通过认真分析，将手法相近或案发地点相同的案件进行归类，把握防范要点形成安全教育材料，通过学工辅导员将警情及时通报给学生。以学生身边的案例为内容的安全教育或许效果更好，为验证这一假设，我们对如何提升高校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展开了行动研究。
三、实施行动
本次行动研究的目标是在教育实践中使保卫工作者能够更深入的了解现实教育情境中的教育现象、教育问题，并由此做出具体的解释与指导。“改进”是行动研究的主要功能，它既能解决教育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也能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6]
（一）行动的实施与改进
本次行动研究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15年7月，主要对73起案件进行分类，从中筛选、组织案例教学内容，并于9月份开始在学校安全教育中增加了对校园案件的讲解，相关内容还由学工处筹集经费印刷成册发放至每一个宿舍。截至2016年4月，从公安机关反馈信息得知，2016年第一季度发案30起（盗窃9起、诈骗20起、其他1起），比2015年第四季度37起（盗窃8起、诈骗28起、其他1起）的发案量有所降低，我校保卫处也因此获得了驻地派出所的奖励。通过对本阶段工作的反思，对安全教育提出两个方面的改善建议：一是案例需要更新。第一阶段主要案例来源于2013年校园案件，是否能反映出最近2年内案件情况有待验证。二是校园案例防范材料需要印发到每位同学手中。第一阶段由于经费有限，仅能保证每个宿舍一本，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拿到材料。
解决了第一阶段发现的问题，我们着手开展第二阶段行动。第二阶段持续时间为2016年6月至2016年12月。第二次入选安全教育的案例是2013年1月至2016年3月间发生的315起校园案件，安全教育内容时效性更强，更能反映出案件变化。第二阶段开展安全教育的形式仍然主要是借助新生入学开办安全教育讲座，辅助发放印刷材料供学生自学。学工处增加经费预算，将辅助学习材料《安全警示录》由原来的每个宿舍发放一本改为每位学生一本。
（二）行动结果与实效性的检验
2017年1月，针对我校2016年全年发案情况，我们对安全教育的实效性进行检验。2016年校园第一季度发案30起（盗窃9起、诈骗20起、其他1起），第二季度17起（盗窃2起、诈骗12起、其他3起），第三季度15起（盗窃8起、诈骗7起），第四季度18起（盗窃14起、诈骗4起）。这些数据经过Excel处理得到2015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四季度校园案件趋势图，如图1所示。从中我们得出结论：2016年诈骗案件连续4个季度下降，R2=0.9924说明诈骗下降趋势线非常可信。盗窃案件下降不明显，这种结果由盗窃与诈骗案件无区别导致。2016年校园发生的盗窃案件主要是办公室入室盗窃，主要问题并不是学生缺乏安全意识，而在于楼宇防范缺位造成的。诈骗案件主要是嫌疑人通过网络媒体、手机电话等媒介，通过一定“话术”，使受害学生陷入其预先编制的剧情比如冒充老师要求转账、冒充亲友汇款、购物需要重复交易等来完成犯罪，学生如果能事先了解剧情，就能有效识别诈骗。因此，以校园真实案例为安全教育的内容对诈骗案件防范的针对性更强。
经统计，2015年我校全年发案134起，涉案直接经济损失1421541元。2016全年发案79起，涉案直接经济损失442014元。总的说来，本次以提升大学生安全教育实效性的行动研究遏制住了校园案件高发的势头，如图1所示。
四、对策与建议
行动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实教育情境，改进教育实践，促进教育变革，最终实现研究成果的小范围推广。通过行动的实施与改进，降低了诈骗案件的发案，提升了大学生安全教育实效性。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提升安全教育实效性的对策。
（一）拒绝泛化，构建安全教育的校本课程体系
近年来，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有同“公共危机”应对的内容相重合的趋势，安全教育仿佛就是一个框，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面装，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泛化”，甚至一些专业性强的实验操作、食品安全、运动安全等领域出现的问题，也都归于安全教育。这种泛化的结果带给安全教育一些结构性问题，如“内容不完善、队伍不规范”。不仅如此，安全教育内容泛化还使安全教育脱离了具体教育情境，因此实效性很难提升。要提升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必须要使其回归具体教育情境，例如，运动安全要回归体育课程，实验室安全要回归教学科研管理。
（二）注重实效，重塑促进学校安全教育内容的供给链
安全教育内容不是一场讲座、一次考试就能完成的，作为一个教育传播过程，安全教育内容的生产、传播、反馈应该形成一个环形链。学校保卫处要主动担当，发挥熟悉校园发案情况的优势，占据安全教育内容“供给侧”，遴选与编制安全教育内容，提供有代表性的案例，并能从中凝练出典型案例的防范要诀。目前安全教育内容良莠不齐，例如遇到火灾是“逃”，还是留在“火场求生”，网络上就有不同说法，这些都需要具体分析。我们期待高校保卫工作者在供给侧拨乱反正，优化安全教育内容。
（三）立足实际，探索孵化安全教育团队的新模式
應当认识到大学生安全教育是学生教育管理的重要内容，而参与大学生安全教育，高校保卫处责无旁贷。但从规范大学生安全教育角度考虑，学校应该组建一支安全教育团队，除了负责制作优质安全教育案例，团队还要掌握教育“渠道”，能够将大学生安全教育安全内容以公众微信号等“线上”方式或讲座、班会等“线下”方式传播到大学生群体中去。同时，团队要有“反馈”，既能通过安全教育竞赛、安全讲座认证、安全志愿者认证等形式给予学生激励反馈，又能接收学生的信息反馈。
五、结语
高校安全无小事。近年来，多起大学生受害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其中较为典型的有2014年多起女大学生失联被害案件，2016年多起大学生遭电信诈骗导致受害人猝死以及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如何提升大学生安全教育实效性”已成为高校面临的难题。本文结合安全教育工作开展了行动研究，进行了一些探索，截至2016年12月，笔者所在高校诈骗案件连续4季度呈下降趋势，可以说通过行动研究，达到了改进工作的目的。笔者认为行动研究这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是推进大学生安全防范科学化的重要抓手，值得深入探索。
[ 参 考 文 献 ]
[1] 蒋津辉，钟之华，胡俊杰.高校安全教育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3（30）：41-43.
[2] 朱卫国，潘彬.大学生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教育探索，2015（5）：65-67.
[3] 安春元.新时期增强高校安全教育实效性的几个关键点[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2）：44-46.
一、电信诈骗案件的主要特点
电信诈骗在作案方式上传统诈骗不同， 是利用通讯工具 （固定电话、移动电话） 、互联网等技术手段， 虚构事实模板化， 作案人员团伙化， 远距离、跨区域 （甚至跨国、跨境） 实施的非接触式诈骗犯罪。
（一） 诈骗手段多种多样， 且翻新速度快
诈骗方式系诈骗团伙根据各地诈骗版本精心设计， 诈骗行为人人手一份， 定期和不定期培训学习， 且根据经济、时事等情况， 不断更新， 电信诈骗方式从以前中奖信息、电话欠费、冒名顶替、办理证照， 已更新到紧贴时事的补贴退税、投资理财， 甚至银行卡涉案 （洗钱、贩毒、涉黑） 等， 到冒充主任、教授等以推销减肥产品为幌子， 后虚构被害人身体有毒素， 不排毒可能得癌症死亡等事实， 诈骗被害人钱财的游离于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新型电信诈骗模式。
（二） 诈骗流程的标准化、模板化， 职业化水平较高
前期通过电视、网络、微信等媒体广泛撒网， 到被害人主动联系， 登记个人信息， 行为人冒充各类身份联系被害人并相互配合， 后通过仓库发货， 使用套卡取款转移赃款等进行诈骗。团伙成员之间系按照公司化运作， 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确， 相互之间一对一联系， 互不交叉， 甚至互不谋面， 且相互之间称呼化名。
（三） 诈骗对象的广泛性
电信诈骗行为针对的是不特定对象， 通过短信群发、电话随机拨打等方式来散布诈骗信息， 但部分犯罪团伙设计虚假商品宣传网站， 有的甚至通过媒体播放虚假广告， 在广泛的群体中等待不特定的人上当受骗。这种犯罪行为使得被害人的范围更加广泛， 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
（四） 诈骗行为隐蔽性强
电信诈骗犯罪主要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通信工具进行远程诈骗活动， 同时， 行为人从虚假信息到诱使被害人处分财物的整个诈骗过程均发生在虚拟信息空间中， 行为人与被害人并没有面对面接触， 是一种远程的、非接触性诈骗， 且一般不诈骗本地被害人， 这使得案发后对行为人的指认造成困难。行为人得手后一般使用银行卡套卡及时将诈骗资金取出、转移， 并在被害人报案后， 就不再使用用于诈骗的银行卡套卡、手机卡等， 使得警方查控、追踪此类犯罪难度很大。
二、电信诈骗犯罪证据体系的构建
（一） 高度重视电子数据取证工作
鉴于电信诈骗的特殊性， 要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时间和依法做好电子数据提取工作， 包括诈骗的文字、语音聊天记录、资金流向和被害人的信息等。
（二） 及时做好现场勘查和扣押工作
通过现场勘查， 诈骗团伙一般均集中办公， 没有相对独立诈骗场所， 就是聚集在一大间隔成的数个工作区域内实施诈骗行为， 相互之间对对方行为均知晓， 没有隐私和秘密， 对证实行为人主观上存有诈骗故意具有较强证明力。扣押的作案电脑、诈骗剧本、低价劣质保健品等物证， 通过后续侦查提取诈骗记录， 鉴定产品是否假冒、低价劣质等， 以印证整个犯罪团伙主观上存在诈骗故意。
（三） 全方位固定工商登记、银行卡、物流、产品等证据
为逃避打击， 犯罪团伙一般冒用他人身份注册公司， 公司实际注册地和经营地也不一致；使用购买的套卡收款， 并及时转移资金；使用虚假发货地址和发件人；产品几乎全部系假冒低价劣质产品。
（四） 注重言词证据和诈骗记录细节审查
电信诈骗系非接触性犯罪， 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未见过面， 电信诈骗次数和人数也众多， 务必对作案细节仔细审查， 犯罪细节描述的一致性对证据认定非常重要；犯罪嫌疑人实际身份和冒用身份情况不一致， 被害人被骗时自报身份和实际身份也可能不一致， 应就银行转账记录、电话记录等相关证据进行收集和审查。
通过固定上述证据， 以证实诈骗团伙主体的身份， 在诈骗团伙中作用地位 （主犯、从犯） 、诈骗的主观故意、诈骗的客观行为。
三、电信诈骗犯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一） 管辖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 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 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六条规定针对或者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 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以及网站建立者或者管理者所在地， 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 以及犯罪过程中犯罪分子、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公安机关可以管辖。根据上述规定， 刑事诉讼法上的地域管辖以犯罪地为主， 而电信诈骗属于通过电信、网络等媒介的财产犯罪， 所以在电信诈骗案件中， 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被害人被骗地。但因被害人遍及全国各地， 一个地区的被害人可能仅有一名或几名， 且犯罪团伙为逃避打击， 一般不诈骗本地被害人， 本地公安机关受理诈骗团伙案件几乎为零， 如何合理利用司法资源， 打击涉及全国范围电信诈骗犯罪。本人认为为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打击效率， 应坚持主要犯罪地管辖为原则， 被害人所在地管辖为补充。
（二） 诈骗罪和民事欺诈区别问题
电信诈骗案件也有产品， 表象上也有交易行为， 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在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等方面有很多相同之处， 但也有质的区别， 如何甄别两者区别， 揭开诈骗的丑恶面纱非常重要。
在诈骗罪中， 行为人意图通过被害人履行获取被害人财物， 而自己根本不履行义务， 或者仅是象征性履行义务， 交付部分低价劣质产品仅是用来掩人耳目或迷惑对方的手段， 这种表面履约行为并不能改变行为人整个行为的诈骗性。
在民事欺诈行为中， 行为的主观目的虽然也是为了谋取不当或不法利益， 但这种利益的取得， 行为人是通过民事履约行为实现的， 只不过这种履约行为是有一定瑕疵的， 但总体上， 行为人还是支付了一定对价的。
具体到个案， 应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 客观行为， 以及该犯罪团伙的运作模式、行为人假冒的身份、销售产品是否为假冒低价劣质产品、资金流向等诸多方面来认定。
（三） 诈骗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区别问题
销售伪劣产品罪系通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行为实施犯罪， 电信诈骗罪中往往也有假冒低价劣质产品的销售， 两罪的行为具有一定相似性， 因此在司法实践领域很容易将二者混淆， 导致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对二者进行区分， 需要我们结合交易意图、交易价格和被害人受骗原因及犯罪客体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四） 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问题
辩护人和被告人辩称， 诈骗团伙公司规模巨大、管理规范， 自己仅是普通员工， 并有底薪， 认为诈骗行为系公司实施， 和自己无关。本人认为， 单位犯罪， 是指单位在正常经营业务外存在犯罪行为， 而非以为实施犯罪或主要为实施犯罪而成立。具体在诈骗团伙成立的公司， 往往一开始就是假冒他人身份成立公司， 成立公司目的也主要为实施诈骗， 在诈骗行为以外无其他实质性经营业务， 公司仅是诈骗团伙华丽的伪装。故认定是否系单位犯罪， 应从诈骗团伙公司成立目的、运行情况等多方面分析。
（五） 共同犯罪问题
电信诈骗往往由多人共同实施， 其中以犯罪团伙作案为主， 电信诈骗团伙的组织者、领导者等首要分子应对所实施的全部诈骗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实践中争议较大、比较疑难复杂的问题是电信诈骗案件中具体诈骗行为人如何承担刑事责任。电信诈骗的实行犯最常见的两种行为模式是平行式和渐进式， [2]渐进式与平行式区别在于平行式多个行为人针对的是不同的诈骗对象， 而渐进式一般是多个行为人针对同一诈骗对象。
1、平行式诈骗中实行犯的刑事责任。
平行式诈骗指多个犯罪人受同一人指使或多个行为人共同预谋实施诈骗行为， 但多个行为人不是针对同一对象实施诈骗行为， 而是各自针对不同的被害人， 互相之间没有交叉。在这种情况下， 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诈骗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但对其他人实施的诈骗行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则争议较大。需要从是否存在共谋以及共谋内容的明确程度、行为人事前或者事中的表现、是否具有共同分赃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判定。如事前无共谋， 事中无帮助行为， 事后未分享诈骗收益， 不认定为共犯。对于无共谋， 也无帮助行为， 仅为业绩考核而分享部分诈骗收益， 因无具体诈骗行为， 也不认定为共犯。
2、渐进式诈骗中实行犯的刑事责任。
渐进式诈骗指针对同一对象， 先由部分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 之后为了非法占有更多的钱财， 其他行为人加入继续实施诈骗行为。在这种情况下， 应从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先行为人造成的状态、分赃情况、先行为人是否完全退出等多方面研究。如先行为人因实施前行为为后行为人的诈骗作了铺垫， 并分享全部业绩， 对整个诈骗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如先行为人在后行为人加入后完全退出， 并不分享后行为人实施诈骗产生的收益， 对后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如后行为人和先行为人事前无共谋， 也仅分享自己实施诈骗行为的收益， 仅对自己实施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反之则承办全部刑事责任。
（六） 帮助取款行为人行为定性问题
在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问题上， 争议主要集中在是诈骗罪， 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目前关于电信诈骗犯罪的多数裁判文书对此没有进行说理性的论证， 而直接将帮助取款人的行为认定为具有共同犯罪故意和实施共同诈骗的行为。[3]辩护人或被告人提出的意见主要有两种：一是被告人仅知道帮助取款的钱来源不合法， 但不知道所取的钱是何种性质， 其主观上不清楚所取款项是诈骗得来， 其事先亦未与电信诈骗行为人进行共谋， 只为赚取少量佣金， 帮助取款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共犯主观要件， 客观上也未参与实施任何电信诈骗的行为。二是被告人帮助取款时诈骗犯罪已经结束， 成立既遂， 被告人仅是在他人诈骗行为完成后， 实施帮助转移赃款的行为， 被告人事后帮助取款行为不构成诈骗共犯。
电信诈骗中， 对于帮助犯证据审查与实行犯不同， 其审查证据重点在于主观方面， 即是否存在共同故意， 审查可以采用推定的方法， 重点审查的基础事实主要包括： （1） 通过帮助犯供述、同案犯供述及其他证据， 审查双方之间有无共谋或者在实行犯共谋时帮助犯是否在场； （2） 是否曾参与过其他类似的诈骗犯罪； （3） 办理银行账户 （是否套卡、银行卡数量等） 、汇取钱款 （是否在凌晨、有无伪装等） 的具体情况； （4） 帮助者与实行犯是否系亲属、朋友或者是单纯的雇佣等等。通过基础事实， 特别是细节方面的审查来推定帮助者与实行犯是否具有共同故意， 从而确定是否构成诈骗犯罪共犯。如果确实无法证实有共同故意的， 但其行为构成其他犯罪， 可以按照相应的罪名定罪处罚。
（七） 假冒低价劣质产品和物流成本是否应从诈骗金额中扣除问题
在审查起诉和庭审中， 部分人辨护人辩称部分保健品是真的， 部分被害人陈述使用后有效， 这些产品成本和物流成本应从诈骗金额中扣除。本人认为， 各行为人主观上均有诈骗的犯罪故意， 所涉相关产品均系为实施诈骗而采购的低价劣质或假冒产品， 是为实施下一步诈骗犯罪所作的铺垫， 且各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 让被害人限于错误认识购买产品而受骗， 故假冒低价劣质产品和物流成本仅是行为人诈骗的工具， 金额不应扣除。
参考文献
一、我国电信诈骗案件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应用，以虚假信息作为载体的诈骗犯罪不断滋生，自2008年以来，广东、北京、上海、福建、深圳等地电信诈骗案件呈高发态势，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实施高智能、非接触、跨省跨境、有组织、有明确分工的新型犯罪，与传统意义上的犯罪手法迥然不同。犯罪分子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方式，以受害人涉嫌犯罪、银行卡透支、电话欠费、低价购物、中大奖、购车（房）退税、低息贷款、亲人出事、冒充熟人、彩票预测、推荐股票等借口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打款或转账。基于此，笔者总结出该种案件的几种特点。
（一）犯罪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危害不断升级。电信诈骗最早起源于台湾，到2000年，才蔓延至台湾的周边地区，像日本、韩国、朝鲜、菲律宾，中国的福建、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到近两年，电信诈骗已遍布全球，特别是在中国，已成泛滥之势。并呈现出由沿海到内地，由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由中心城市到中、小型城市蔓延的趋势。
（二）作案手段不断更新，花样不断变化。在90年代初期，诈骗分子一般采取诸如抛贵重物品、易拉罐中奖等方式进行诈骗，此种形态的诈骗呈现涉及范围小，打击处理相对容易，危害性不大。但近几年，犯罪分子利用境外服务器开设诈骗网站，多重，使用CDMA、VOIP等技术，使公安机关打击难度增大，人民群众防不胜防。
（三）犯罪更加趋向职业化、组织化、集团化。犯罪分子多以集团自居，以团伙为结构，以公司为管理模式，分工明确，从搜集受害人信息、预选目标、实施诈骗、提取现金、转移赃款，诈骗团伙内部都进行严格分工，且主要的犯罪人员大都以诈骗为生。反侦查意识及技术趋于成熟，作案人员会将作案用的手机和生活用的手机严格的分离开来，诈骗成功用过一次的银行卡和电话卡不会再用第二次，团伙居住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策略，且规模不断扩大。
（四）地域性特征突出。表现的比较突出的是：利用电话恐吓：河北丰宁县;冒充领导：湖北武汉、黄冈、孝感、红安县、大悟县;以提供假证为名：湖南双峰、娄底;冒充熟人：广东广州、深圳、电白、广西南宁、柳州;利用网络：海南海口、瞻洲、琼中;利用VOIP：台湾、东南亚等境外组织。这些电信诈骗作案人员按作案的手段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分类，或以家庭为单位，有的甚至以村庄为单位。
（五）犯罪呈非接触性，越来越隐蔽。电信诈骗不同于传统中的其它犯罪，有着固定的作案时间、地点，作案人员大都会与受害人或者与受害人相关联的人或物有直接的接触。电信诈骗利用手机、互联网等作为工具，具有远程操作性、作案区域随机性与作案人员隐蔽性。
（六）违法所得资金转移快、群众损失难以挽回。大多数的电信案件被侦破后，犯罪嫌疑人都不能按数返还原物。被骗群众一旦把钱汇入其指定账户中，作案人员会迅速将钱以现金的方式提取或以其他手段转移到境外，让公安机关查无所查，追无所追。
二、当前公安机关打击处理时遇到的难点
电信诈骗作为一种新型的侵财性犯罪，对传统的侦查模式带来巨大冲击。从接案到立案，从立案到侦查，从侦查到结案，步履维艰。尽管近几年公安机关已加强对电信诈骗的侦办力度，但现实的警务工作中却依然遇到诸多问题。
（一）对电信诈骗案件打击处理不够及时。面对电信诈骗，首先是派出所接警，派出所根据案情上报刑警大队，由刑警大队最终处理，对报案人不仅要现场登记报案信息、作询问笔录、立案、报领导审批，最后制作相关文书，才去银行等金融机构实施查询、冻结等。电信诈骗犯罪不同于其它的传统犯罪，违法所得转移快，犯罪分子就利用公安机关这段“反应时间”完成资金转移。
（二）犯罪分子真实身份信息难以追踪。电信诈骗中的嫌疑人一般使用未实名登记的电话卡或套用未使用本人实名办理的银行卡。从实际中来看，大多数作案人员一般是通过低价买通农民工，使用其真实身份证开户办理银行卡后供其使用。同时，电信诈骗所用网站也是以虚假资料登记或租借国外的服务器，且使用无线上网技术维护网站，因此，公安机关在侦查时，几乎很难查明有价值的身份和地点信息。
（三）处置过程中技术支持存在不足。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更新，作案人员使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条件，为其本身的隐蔽性、专业性提供支持。为逃避侦查，犯罪团伙甚至把窝点设在山区、地下等技术控制难度大的地点。另一方面，公安机关技术长期未更新，设备陈旧，难以适应新形势侦查模式的需求。
（四）专职警种基数太小。根据电信诈骗的特点，侦查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警力和技术力量相结合，拉长战线，才能成功破案。但在实际中，区县级分局刑警大队才设有电信诈骗专案民警，民警数量一般为2-3人，且这类民警一般还兼职其它，如打黑、侵财、大案等。基于这一实际情况，不难看出，基层对电信诈骗案件的侦破方面投入警力和精力都太少，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信诈骗犯罪率的需要。
三、对当前我国电信诈骗案件打击防范措施的几点思考
（一）打击措施
1.建立专门针对电信诈骗案件的快速打击机制。公安机关应该采取非正常措施、走非正常程序。可由公安部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报国务院审批，建立专案合作机制，制定相应规章。各地公安机关根据规章与各银行、金融机构达成共识，遇到此类案件，可采取紧急措施，由公安机关电话通知银行快速将涉案账号的资金冻结，事后公安机关再及时补办相关的证件手续。
2.多警结合，全国警察大联动，施行1+N模式。首先是多警种联合行动，电信诈骗不仅仅是刑警的专职作业，其它如网监、巡特警、经侦等部门也要参与进来，多警共作，打击犯罪。其次是区域警察的联合行动，例如A省发生电信诈骗案件，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信息来源于B省，或者犯罪嫌疑人存在于B省，那么A省的工作人员就无需亲自去，可以采取网上协作平台或通过传真或其它通讯工具将需要查实或需要抓捕人的信息发给B省，由B省的公安工作人员去核实查证或实施抓捕，最后将查证结果发回A省或者由A省的公安工作人员到B省将犯罪嫌疑人带回A省审查，这样既可以节约办案经费，节省大量时间，又不会错失调查、抓捕机会。
3.挑选专业人才，组建专业队伍。刑警大队应设置专职电信诈骗打击机构，加强和网安部门的联系。同时，公安机关可采取以打代训、集中培训、视频授课、案例点评等多种形式，尽快为基层培养出一批侦办电信诈骗犯罪的业务骨干，着力提高电信诈骗的侦查破案能力。
4.案情高发地点，重点防护，主动出击。对于案情高发的省份和城市，要重点管控，公安机关可成立专案组，长期有针对性的对电信诈骗的案件开展侦查、信息收集等工作，对捕捉信息及时研讨。同时，专案民警还可以结合当地的其它警种不定期的对酒店、旅馆、出租屋、城乡结合部和其它治安环境复杂的地方进行检查，重点排查网吧、大规模家庭用电脑，VOIP电话用户、400电话用户等，主动出击，争取在苗头上将其消灭。
5.加强警界内部交流合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电信诈骗案件侦破的一个重点就是信息的获取，诸如嫌疑人的身份，居住地，作案时所用电话等，这些往往不是一个侦办单位能同时获取，往往需要多部门的合作，甚至是几个省市的协调，特别是新警综平台、治安管理系统和SIS的建立，使得信息交流更加方便、常态，因此，公安机关可以在内部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交流机制，将信息共享，以达到资源利用最大化和侦查破案的有效化。
6.改变对400电话、VOIP电话侦查模式。400业务又称主被叫分摊付费业务，是运营商为被叫客户提供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唯一号码，并把对该号码的呼叫接至被叫客户事先规定目的地的全国性智能网业务，且该业务的通话费由主、被叫分摊付费。目前我国通信运营商400号码主要有以下几类：4006：中国联通，4007：中国移动原铁通，4008：中国电信，4001：中国移动新号段。400号码现行的查询方法共有三种：第一，通过受害人话单查询;第二，通过网络监察部门查询;第三，通过商查询。目前警界最常用的是第一种，还停留在一种比较原始的状态，这种方法存在诸多弊端，公安机关应该着力发展第二种查询方式，因为网监部门的查询具有易协调性、专业性、全面可取性、迅速性等特点。VOIP（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即网络电话，是以IP网络为基本传输网络，在此基础上构建语音和视频传输系统，并与传统电话网（PSIT）互联互通实现语音交换的通信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互联网电话或IP电话。由于VOIP网络电话是经过互联网然后再转到传统的电话交换网才传来语音的，基于这一特点，它拥有几个特性：第一，资费低廉;第二，绝大多数只能主叫不能被叫;第三，可以自由设定被叫方来电显示的号码，号码甚至可以设置成110、120、119、95599、95533等公安机关、医疗机构或者银行机构的电话号码。针对网络电话这一特征，公安机关在侦查破案时可注意以下方面的思路：第一，通过市级电信查询数据来源;第二，利用其调试的特点查获维护人员的身份;第三，根据租用的线路和数据库计费系统查找号码源。
（二）防范措施
1.加强对群众信息的保护。电信诈骗案件作案人员大多以获取信息作为实施犯罪的第一步，没有受害人的信息，作案人员将很难下手或者说无从下手。公安机关应该建立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和方案，从源头着手，强化对网络通讯方面的监管，加强对人才交流中心和人才市场信息的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对公安机关内部人员的管控，坚决不能让信息从公安内部泄露出去，给违法犯罪人员以可趁之机。对于以金钱、物质或其它利益为交换条件出卖个人信息的人员，一经查获，从严、从重处理。
2.严格对诸如电话卡、银行卡等实名登记制度。公安机关应严格登记制度，加强对相关信息登记部门的监督。在未严格施行实名制登记的今天，作为办案机关，装备欠佳，所获信息不多，有心办案，却因为线索断裂而无法破案，导致人民群众的财产蒙受损失。当实现理想化的登记制度后，公安机关就可以简单的通过这些信息找到源头，揪出犯罪嫌疑人，挽回人民的经济损失。
3.加大对网络工具的管理力度。电信诈骗一般涉及到通讯工具，而最普通也是作案人员应用最广泛的是电话和计算机，由此可见对网络工具监管的重要性。在侦查过程中，弄清楚案情出现的各个电话号码的关系尤其重要，分清每个号码的作用，比如同一个案件中作案、联系、发送信号、转接、混用等，同时，通过对电话号码的分析和受害人的陈述，可以基本断定电话的角色，从而推断出作案团伙的内部分工特征和组织特点，这样可以使复杂的案件简单化，使复杂的团伙结构明确化。
4.注重电信诈骗的相关宣传防范工作，尽量减少电信诈骗发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特别是面对像电信诈骗这种特征性极强的犯罪，我们更应该注重宣传防范，从源头上减少电信诈骗案件的发生。从当前形势来看，公安机关的宣传力度是远远不够的，通过国家统计网得知，全国电信诈骗宣传做得好的几个省市发案率要比宣传力度明显不够的省市低很多，这说明电信诈骗的宣传防范工作做好还是很有成效。关于宣传防范，公安机关可以将此任务由上而下，细化到派出所、警务室，定期，定时，定地的向人民群众宣讲关于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的各种诈骗手段、防止上当受骗的方法、发现上当受骗后的处理方法，向人们发放宣传单，宣传册，在小区拉横幅等，让人人都知道电信诈骗，人人都懂电信诈骗，从而减少电信诈骗的发生、减少人民的财产损失。
总之，公安机关不能被动等待，要行动起来，尽快沟通好本地与电信、银行之间的关系，建立完善长久的机制，确保调查固证的通畅，同时，在打击防范工作中，遇到漏洞问题，要及时上报有关部门，不断总结、不断提升，力争遏制电信诈骗案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黄明同志在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网店开张当天被骗
2016年1月6日，对于40多岁的常山市民严女士来说，本该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因为从没在网上做过生意的她，当天在别人帮助下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店内专卖胡柚等土特产。
网店开张当天下午，严女士满心期待的第一笔“订单”就出现了。但她不知，这是一次通讯网络诈骗。
“严女士先是接到一名买家发来的消息，对方声称要买她店里的土特产，于是严女士热情地和对方进行了沟通。”专案组民警邓林飞说。
操控这个“买家”账号的，其实是一名诈骗嫌疑人。在一番假意沟通后，对方将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假的“网店交易不成功”网页截图发了过来，询问和催促严女士赶紧解决，并套取了她的QQ号码。
严女士不熟悉网店操作，看到这张截图后也懵了。此时，她看到自己QQ上出现了一个“网店小二”账号的好友验证信息，对方自称是“网店客服”，并称发现严女士的网店存在一些问题，将协助解决。
操控这个所谓“网店小二”账号的，也是一名诈骗嫌疑人。当时正在着急的严女士没多想，就添加了对方为好友。接着，对方以交易不成功是因严女士的网店没有缴纳“保证金”、开通“假一赔三”和“七天包换”服务等所谓的理由，要求她支付相应费用。
从当天下午5点一直到当天晚上8点，对方先后发来了多个付费二维码，严女士都按要求扫描这些二维码付了钱。之后，对方又发来一个银行卡号，她又按要求进行了转账。
“短短4个小时里，严女士就被骗走了11万元。直至身上钱没了，她去找家人借钱准备继续向假客服转账时，才在家人的提醒下发觉可能被骗。”邓林飞说。
警方拨开层层“迷雾”
实际上，类似严女士这样的被骗经历，此前已在我国多地不断发生，衢州警方也曾多次利用各种渠道，发出过对这种通讯网络诈骗手段的防范提醒。
“从国内的发案情况看，这类案件的受害者基本是新开网店的店主，他们被假冒网店客服身份的嫌疑人以网店经营需缴纳所谓‘保证金’等理由骗走钱财，被骗金额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常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施文杰说。
接到严女士报警后，常山警方通过初步侦查，发现严女士案件中的一名嫌疑人账号曾在全国50多起同类案件中出现，涉案总金额达300万余元，于是将这些案件串并，并组织精干警力展开侦破。
然而，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想要找到这起案件背后的嫌疑人谈何容易。专案组民警所要面对的，是一层又一层的“迷雾”。
经查，犯罪嫌疑人发给受害人的付费二维码，实为几家网络点卡平台上用于代付游戏点卡、话费充值卡而生成的付费二维码，受害人扫描付费等于是帮嫌疑人购买了游戏点卡或话费充值卡。受害人向嫌疑人的银行卡号转账后，资金并未被取现，而是被嫌疑人用虚拟账户购买了游戏点卡、话费充值卡。
“我们去查嫌疑人买点卡时用的虚拟账号，结果发现这些都是从中介手中批量租用、一次性使用的虚拟账号，并且不同时段使用这些虚拟账户的人频繁变动，继续追查会扰乱和误导侦查方向。”施文杰说。
于是，专案组民警又从银行卡流通渠道入手。
经查，使用这张银行卡的并非卡主本人，而是出售给中介后流向嫌疑人手中。
通过追查银行卡，警方发现这张卡经层层交易到了福建三明，但现已停止使用，说明嫌疑人可能会定期更换银行卡，因此这条线索也无法再追查下去。
但办案民警没有气馁，通过对物流、车辆、人员轨迹等基础信息分析研判后，发现了嫌疑人在福建三明的踪迹。经过对可疑地点进行持续蹲守和跟踪排查，办案民警发现了几名可疑人员身份。
在福建警方配合下，一个以福建籍男子朱某、曾某等人为首的涉案团伙浮出水面，其藏匿和作案的4处窝点也被发现。
2016年3月18日，常山警方调集警力赶赴福建展开收网行动，抓获该诈骗团伙的10名成员，当场缴获15台电脑、151张3G上网卡、228张银行卡等一批作案工具，并对其余4人展开网上追逃。
半年诈骗1.8万店主
经初步调查，该诈骗团伙的成员都是85后甚至是95后年轻人，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直至被警方抓获，他们分工合作，专门对新开网店实施诈骗，半年多时间里就让1000多名网店店主被骗，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
据交代，该团伙平均每天都会用不同虚拟账号对100多名网店店主进行诈骗，基本上是网店才开张几十分钟，他们就会接触店主开始行骗，每天都有一些警惕性不高的店主上当。半年多下来，被该团伙诈骗过的网店店主总数多达1.8万余人，涉及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
警方调查得知，原来，该团伙得到了一款专业网店筛选功能软件的技术支持。
“这款软件是按客户意愿专门开发的，可对网店按要求进行定制筛选。但该软件没有被用于正规用途，而是被不法分子用于诈骗。前面提到的嫌疑人朱某，也是通过其他诈骗团伙的介绍，认识研发这款软件的孔某。在租用该软件的网店筛选功能后，朱某开始实施诈骗。”施文杰说。
为最大限度避免网店店主受骗，常山警方决定对该软件商进行打击。
2016年4月，专案组民警在杭州将孔某抓获，并将孔某所研发的软件关停，阻止了国内其他冒充网店客服的诈骗团伙继续利用该软件功能实施诈骗。
通过对孔某的调查和对软件数据分析，专案组民警又发现和逐步摸清了分布在全国多地的20多个针对网店的通讯网络诈骗团伙。
2016年6月30日，在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统一指挥下，衢州及全省多地警方分赴全国多省，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对公安部督办“1・06冒充网店客服特大网络诈骗案”展开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摧毁了20多个通讯网络诈骗团伙。
与此同时，警方还对这一通讯网络诈骗手段的洗钱环节进行了追查。
“诈骗团伙利用虚拟账号诈骗得到的是大量游戏点卡或话费充值卡，要想将卡变现，其背后肯定还存在洗钱团伙。”施文杰说。
通过侦查，专案组民警发现了一个以四川籍男子易某等人为首的洗钱团伙，并于2016年5月将该团伙成员10人抓获。经查，该洗钱团伙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为多种类型的诈骗团伙洗白资金，并从中获利，其每天回收的点卡、充值卡多达几十万张。
隐秘产业是怎么形成的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在多平台交互使用中，形成了一种不可逆的累积过程。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关联危机发生，而电信诈骗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类。打击电信诈骗，一直被认为是公安机关的使命，然而，在愈打愈烈的情况下，有必要跳出传统的逻辑分析框架，重新厘清电信诈骗与信息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转变单一主体破解难题的狭隘空间，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化治理模式，从而形成“安全为人民，安全靠人民”的良性社会生态。
[关键词]电信诈骗 社会化治理 信息安全 全民参与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电信诈骗案件59万起，同比上升32.5%，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2016年1月至7月，全国共立电信诈骗案件35.5万起，同比上升36.4%，造成损失114.2亿元。电信网诈骗已成为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毒瘤”。如何根除电信诈骗这一社会“顽疾”，成为当前一道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
一、电信诈骗的社会化治理：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
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进、具有耦合作用和适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在这个庞杂的系统内，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需要及时予以疏导、缝合。在传统的观念里，社会治理政府主导是主流。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不断涌现，单靠线性管理模式很难快速给出有效应对方案。因此，有必要引入新的治理模式。
1.电信诈骗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治理模式的多元。
电信诈骗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盗用个人信息，骗取钱财。其借助的是电信、互联网等技术，在实名制还未全面普及的情况下，其手段还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它有别于普通的诈骗，普通诈骗的受害方与施害方是可视或者可识别的。电信诈骗既关涉电信企业，又与银行有一定的黏度，受害人一旦报案，又牵涉到公安机关。假若受害人身份特殊，譬如学生，又牵涉了教育部门。因此，电信诈骗是一种关乎全民的社会化结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其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2.多主体合作是治理电信诈骗的最佳选择。
多主体合作共治是当代公共治理理论中较为核心的机制建构与制度设计。具体就电信诈骗而言，其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单一行动或者决策失效。电信诈骗与当前互联网技术紧密相连，需要专门的互联网技术手段、侦查办法、防骗宣传、舆论监督等共同作用。而关联主体的广泛参与，有利于快速补位，使得失序的社会关系逐渐回归本位。
多主体合作需要价值观的引导与重塑，需要构建利益趋同的参与机制，需要共享治理成果。电信诈骗作为全社会识别度较高的问题，亟需整合社会资源，多主体互动，以实现社会秩序良好。
二、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的体系构建
合作协商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治理主体由政府 “本位”向多元转化。电信诈骗作为社会治理中的特定问题，除国家和政府外，还应吸纳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社会群体等力量共同参与。这种新型的社会联动关系，需要一套完整的体系将其统一。构建这样的内容体系，至少需要符合三大要素。
1.全民参与：培育多元化的治理主体。
《2016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显示，54%的网民认为个人信息泄露情况严重，84%的网民曾亲身感受到因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良影响。根据这份民意调查，不难看出，民众对于信息安全的关注度空前，个人信息保护刻不容缓。而201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也旨在呼吁全民参与网络安全建设。
除了民众参与，政府相关部门也应积极参与。早在2015年6月，国务院建立由公安部牵头，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23个部门和单位参与的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这一多部门参与的形式，高效，且能形成惊人威慑力。
此外，媒体也应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将电信诈骗作为一项长期的报道工程来建设。遇到重大电信诈骗案件，要做好议程设置，通过多媒体手段，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再者，与电信诈骗相关的企业，因业务原因，天然掌握用户信息，更应积极参与到保护个人信息的行列中来。
2.成果共享：治理电信诈骗的终极目标。
任何治理体系的构建，落脚点不仅仅是解决问题，还在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成果要全民共享，切忌人为制造壁垒。否则，会损害到因共同的目标形成的利益联盟。利益共享的更高层级是服务增效。具体就治理电信诈骗而言，无论是政府部门，电信企业，银行等，在协助解决问题的同时，要提高服务水准，提升技术安全级别。以民生为向度的服务供给，是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径。
譬如银监会与公安部研究制定的《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返还若干规定》，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已查明的冻结资金及时返还受害群众，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返还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这就是典型的成果共享。
三、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的实践推进
电信诈骗是社会“顽疾”，治理起来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社会化治理体系的构建，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去推进。除了理论上行之有效的体系构建之外，还需要从技术、管理、立法和舆论监督等多个具体层面着手。
1.技术引领：大数据、实名认证等实时反馈。
电信诈骗寄生于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那么，回归到技术本身，能否通过更为先进的技术来阻断已经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很多监管难题都是依托技术进步才找到了解决之道。治理电信诈骗，离不开以信息化治理为基础的技术支撑。
譬如，据广州日报报道，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研发了“诈骗电话预警系统”，当用户接听或拨打疑似涉骗号码时，用户的手机屏幕就会同步显示该号码已被标记为诈骗电话，提醒用户谨慎接听。这种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从侧面打击电信诈骗，见效快、成本低、效率高。
再者，电信、银行等，要加快推进实名认证。进一步完善身份信息和证件核验技术手段。同时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深化实名认证，让多重验证聚力，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实名制只是准入，之后还需要企业引入并匿名技术、数据泄露保护模型技术，此外，还需要不断升级业务系统，防止黑客攻击。
2.法律保障：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无缝衔接。
我国目前还没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因此，有必要针对电信诈骗，构建立法、执法、司法三位一体的法律框架体系。建议根据我国国情，尽早推出《个人信息保护条例》，明确个人信息的保护类别，保护措施等。设置专门行政机关来保护个人信息，赋予其行政处罚权。同时，将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纳入各级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并制定配套的民事赔偿制度等。立法、执法、司法无缝衔接，才能确保与电信诈骗相关的违法行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3.舆论监督：媒体作为与公众参与合力推动。
电信诈骗的社会化治理，还需要引入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机制。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之一，理应时刻以民生为本。电信诈骗作为危害社会的毒瘤，媒体作为社会的“眼睛”，要敢于对于个别政府部门不作为，电信企业、银行等不作为，予以曝光，督促其积极作为，共同给力，解决民生顽疾。
媒体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就电信诈骗中的热点，做好议程设置。此外，可以设计专门的防骗APP，开辟专门的通道，收集线索。还可以开辟举报平台，政风行风热线，鼓励公众参与。在传播方式上，可以采取分类传播，定向传播，譬如，可以与高校合作，社区合作，制定针对特定人群的防骗报道、防骗常识等。还可以及时引导舆论，避免因个别案例而引起的不必要的恐慌。
治理电信诈骗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社会问题通过社会化治理模式，必然会得到有效解决。只是在这个寻求解决过程中，需要多方主体参与，达成共识。
注释：
[1]谢宗晓、林润辉、王兴起：《用户参与对信息安全管理有效性的影响――多重中介方法》，《管理科学》2013年3期
[2]林元庆：《电子商务环境下客户信息安全问题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16年4期
[3]王菲菲：《公民意识和网络舆论监督――兼论网络舆论监督影响力》，《新闻前哨》2010年1期
[4]章海宁：《关于网络通讯中信息安全的保障研究》，《电脑知识与技术》2016年13期
[5]葛磊：《电信诈骗罪立法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12年2期
[6]谢连觯骸兜缧耪┢的防控体系研究》，《法制与社会》2011年14期
【网友热议】
高霞：徐玉玉事件侧面凸显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还存在漏洞。该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在于其准大学生的特殊身份，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贫困家庭，其生命的陨落，引起广泛的同情。希望悲剧不再重演，所有与之相关的部门能够从这一事件中看到切实的社会管理、公民教育、福利供给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综合措施，不断加以完善。
李欢：电信诈骗、骚扰、推销是信息时代的切肤之痛，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只是有的人警惕性强，置之不理，而有的人因为疏忽，上当受骗。徐玉玉事件，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信息安全，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社交平台痛陈遭遇，要求彻查电信诈骗，肃清通讯环境，这对于信息安全相关措施、政策法规的出台是一个很大的触动。
杨虹磊：电话诈骗案发生后，一些专家总是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诚然，个人防范固然重要，但如果本可以从源头上就堵住电信诈骗，问题就能从根源上得到解决。因此，单纯的呼吁人们提高警惕来应付日益多变的各类诈骗，这无疑是社会的一种悲哀，也会进一步稀释社会信任度。所以，面对屡禁不绝，越来越猖獗的电话诈骗案，需要制定法律，来进行更细致的指导和规约。
李克伟：如果说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高人们警惕心和识骗防骗能力，形成长效机制，可让电话骚扰、电信诈骗无机可乘，那杜绝提供平台载体，斩断依附于电信平台的各种灰色“利益链条”，避免电话骚扰诈骗恣意横行，更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唯有建章立制，依法确立电信企业兜底责任，对电话骚扰诈骗造成的消费者损害，进行违约赔偿或者连带责任先行赔付，甚至依法进行刑事追责，才能真正起到震慑促动效应，倒逼电信企业提升自律、服务和质量意识，堵住电信运营管理“漏洞”，进而有效防范电信骚扰诈骗愈演愈烈，有效保障人们的正常通讯权利，维护好健康安全有序的通信消费环境。
8月24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大二学生小文（化名）订机票后收到诈骗短信，对方自称航空公司客服，以小文的航班被取消，在ATM机上办改签可获得补偿为由，诱导小文按照提示操作。结果，小文全年学杂费6100元被转走。
8月28日广东揭阳市一即将上大学的女生离家出走，家人在其QQ“说说”上看到了她的留言：自己被短信诈骗骗走了学费1万多元，无颜面对家人，她将选择自杀。她在给亲人的留言中说：“当你看到这条说说的时候，我应该已经自杀了，自杀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太蠢了……”8月29日，警方在海边找到了她的尸体。
9月1日开学前的夜晚，南京大学生小刘（化名）被骗8000多元学费，因悔恨自己上了骗子的当，他将暂住的宾馆二楼房间的玻璃砸碎，跨坐在窗户台上企图跳楼。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说，警方和消防队员最终将其从窗户台上救下。
……
材料二：据《人民日报》报道，罗庄徐玉玉电信诈骗案成功告破，主要犯罪嫌疑人郑某某（男，29岁，福建泉州人）、黄某某（男，26岁，福建泉州人）等2人被抓获归案，其他犯罪嫌疑人正在追捕中。
【命题角度】
通过一些学生被骗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诈骗案件中个人信息的“裸奔”成为诈骗案件的起点，比如山东徐玉玉案，其个人信息如家人信息、银行卡号以及助学金情况等，骗子掌握得非常全面。正因如此，徐玉玉才会难辨真假，最终上当受骗。另外，在这些案件中，被骗的学生如果能把初中学段所学的心理健康、法律等相关知识，如抵制不良诱惑、合理控制情绪、正确面对挫折、网络信息安全、个人隐私保护、自我保护、珍爱生命、依法治国等掌握了，并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被骗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这些相关的知识点都将是中招命题者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在复习备考时要结合教材知识点多角度对此加以思考和分析。
【热点解读】
1.什么是电信诈骗？
电信诈骗是指犯罪分子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打款或转账的犯罪行为。
2.近年来一些大学生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时有发生，说明了什么问题？
（1）说明了当代部分大学生思想单纯、分辨能力差，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还缺乏相应的自救能力。
（2）也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3.徐玉玉刚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便被诈骗电话骗走一家人省吃俭用的学费9900元，后伤心欲绝，郁结于心，最终导致心脏骤停，不幸离世。这其中徐玉玉的个人信息被泄露是案件的起点，那么如何加强信息安全的管理？
①通过严密的制度加以防范，对泄露信息的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②要加大安全研发投入，通过技术手段，及时发现和有效管控信息盗窃行为。③公民自己要加强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4.面对频繁发生的大学生被骗事件，有关部门和个人应该做些什么？
政府：要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大防范、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新闻媒体：要加强舆论监督，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家庭和学校：要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
公民：要关注普法栏目，了解身边存在的危害，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一旦权益遭到侵害要懂得自救和依法维权。
5.通讯类经营者应该怎样做才能赢得良好的口碑？
增强社会责任感；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诚信经营，守法经营；加强行业自律；等等。
6.根治此类电信欺诈现象，你有何好的建议？
加快技术研发，依靠技术手段智能过滤垃圾短信；监管部门大力行动，封堵监管漏洞，建立更严格的追责制度；手机用户应该增强安全意识，一旦遇到诈骗及时举报、及时维权。
7.罗庄徐玉玉电信诈骗案的涉案人员很快被控制，给我们什么启示？
法不可违，违法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我国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犯罪具有刑罚当罚性。
8.一些大学生在得知自己被骗后，准备采取极端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你认为这种做法可取么？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生命是人们享受一切权利的基础，是创造有意义人生的前提；人生的意义不在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生命的内涵；因人生中一点挫折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家人、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
9.国家为什么要严厉打击虚假信息？
严厉打击虚假信息有利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有利于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等等。
10.面对虚假信息，我们应该怎么办？
①保持冷静，学会思考分析，信任政府。②不传播、轻信虚假信息。③不能有不劳而获的思想，不贪图便宜。④积极举报制造、传播不良信息的行为。
11.青少年应该如何正确利用网络？
（1）要正确认识网络的两面性，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发挥网络交往对生活的积极促进作用，享受健康交往的乐趣。
（2）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我们必须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不轻易泄露个人资料，不随意答应网友的要求，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尽可能找熟悉的朋友或师长帮助解决。
（3）提高辨别能力和抗诱惑能力。网络信息良莠不齐，青少年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和抗诱惑能力，才能保护自己。
（4）网络交往要遵守道德。网络是我们共有的生活空间，我们共负建设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的责任。
（5）网络交往要遵守法律。网络交往是现实人际交往的延伸，因此，上网要遵守法律这一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我们在上网时，要有很强的依法行事观念。
12.面对电信以及网络上形形的诱惑，中学生应该怎样做？
不断提高自己的观察判断、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抵制诱惑的能力；文明上网，把网络作为一种学习知识的工具；不浏览不健康的信息、图片、影视作品；等等。
13.大学生频繁被骗事件的发生，对我们有什么警示？
①社会是复杂的，危害我们合法权益的因素长期存在，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侵害的前提。②掌握自我保护的方法和技巧，是自我保护的有效武器。③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④必须加强自我保护，还应争取社会、学校、家庭等方面的保护。
14.为了让学生们远离非法侵害，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国家：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执法部门：要严格执法、依法严惩侵权行为；新闻媒体：要广泛宣传，加大安全知识普及力度，充分利用微信、QQ等新媒体平台，帮助学生提高防范能力； 家长和老师：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青少年：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受到非法侵害后，要学会依法维权。
【跟踪训练】
1.下面漫画告诉我们（ ）
①在遇到电话诈骗时，提高警惕是前提 ②警察和法院的电话，相信应该不会假 ③善于保护自己，不可轻信电话所说，可以先报警 ④遵纪守法，不做违法犯罪的事
A.①②B.③④C.①③D.②④
2.结合所学知识及相关时政，谈谈如何预防电信诈骗。
3.最近，国内连续发生的数起极为恶劣的电信诈骗案件，使电信诈骗再次成为焦点问题。犯罪分子利用学生单纯、无生活经验等特点实施各种诈骗伎俩，使部分学生蒙受了财产损失和精神压力。为进一步增强学生们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阳光中学九年级（5）班开展了电信、网络安全宣传教育主题班会，请你参与其中，完成下列问题。
（1）为此次主题班会设计一个主题。
（2）设计这次主题班会的步骤。
（3）告诉大家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方法。
参考答案
1.C
2.应做到六个“一律”、一个“务必”、一个“及时”：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只要一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掉；只要一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掉；只要一谈到“电话转接XX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一律挂掉；所有短信，凡让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不认识的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一提到“安全账户”一律挂掉。熟人、朋友发来的链接、要求转账信息等，务必要先电话核实。若不小心上当受骗，及时向公安机关（拨打110）咨询或报案。
3.（1）共筑电信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安全上网、文明上网、绿色上网。
（2）主持人宣布主题班会开始；观看徐玉玉被骗的网络视频资料；介绍最近电信、网络诈骗的新花招；分析学生容易上当受骗的原因；传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技巧和方法；小组代表发言；请老师总结、点评。
（3）工作生活中，注意做到“三不一要”。
不轻信：不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管不法分子如何花言巧语，都不要轻易相信，要及时挂掉电话，不回复手机短信，不给不法分子进一步布设圈套的机会。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8-0050-01
随着智能手机及网络通讯媒体的不断普及和发展，利用虚假中奖、低价购物、信用卡消费等信息进行电信诈骗的犯罪行为逐渐增多，大大侵害了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1]电信诈骗手段不断变化，转账取款过程也越来越谨慎，为司法调查及取证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在对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人的刑事责任进行分析及判定时，更是标准不一，极其困难。因此，对于该项刑事责任的分析探讨，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之一。
一、当前电信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人的刑事责任判定存在的问题
本文将以2015年8月份之前的“北大法意”中的62个内容帮助取款人刑事责任判定的裁判文书为例，进行整理分析[2]，得出当前判定存在的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于帮助取款人的罪名认定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法院对于这些帮助取款人的罪名认定结果来看，主要有隐瞒、掩饰犯罪所得罪和诈骗罪两种认定。其中，有17个案例，其被告人或辩护人对罪名的判定提出了异议，还有一个案例中，法院最终判定的罪名与公诉机关提起指控的罪名不一致。[3]梳理分析还发现，这些判定差异，不止体现在对于不同诈骗案件的帮助取款人罪名判定不一，还体现在对同一类诈骗案件中对帮助取款人的行为判定为既实施了取款行为又实施了诈骗行为。这一类的审判，有的法院单纯地判定为诈骗行为，有的则认为是当以数罪并罚。所以说，目前对帮助取款人的罪名认定尚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对于电信诈骗犯罪的主从犯认定尚存在一定分歧
在主从犯认定方面存在的差异，主要还是基于对犯罪行为认定的差异方面。一般裁判文书对于犯罪行为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就不会作出主从犯认定的区别；而对于数罪并罚的行为认定，则会作出进一步的关于帮助取款人的主从犯认定区别关系，所以总的来说，目前对于电信诈骗犯罪的帮助取款人主从犯认定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
（三）对于犯罪罪数形态判定存在一定的争议
当前司法判定对于帮助取款人的罪数形态判定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司法实践认为帮助取款人往往会持有多张他人的银行卡或信用卡，必然存有诈骗他人巨额钱财的犯罪心理，当属同时触发了诈骗罪和妨碍信用卡管理的罪名，需要予以数罪并罚；但是另一些司法实践则认为，帮助取款人所持有的数张银行卡或信用卡，都属于诈骗服务的工具，因此不能将二者机械地分割开来，帮助取款人的目的也是唯一的，就当以诈骗罪这一项罪名处罚即可。
二、电信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人的刑事责任判定之要点分析
（一）帮助取款人“明知”犯罪行为及其判定
“明知”是我国刑法中一个广泛使用的法律术语，表明的是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因素。我国目前的司法和刑法解释，规定明知应该包括“知道”和“应该知道”，但是又与共谋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这种主观方面的明知认定，不仅要根据帮助取款人的口供和被告诈骗犯罪相关行为人的供述为参考依据，同时还要结合客观的犯罪情形，对特定环境背景以及帮助取款人行为本身的特性予以推定。形成主客观的共识，进而对帮助取款人的犯罪行为和刑事责任进行判定。
（二）帮助取款人的行为定位以及具体参与时间和地点
基于上述论断，要想认定帮助取款人是否具备一定的明知犯罪行为，就必对客观背景进行一定的掌握了解以及推定。如具体参与的时间和地点，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判定出帮助取款人的行为定位在事前有无共谋。而处于对当前电信诈骗行为的严惩需求角度出发，应该将客观背景依据清晰的“明知”犯罪行为上升到犯罪联络，进而认定为共同诈骗犯罪。
（三）电信诈骗犯罪实际实行行为及其终点
由于电信诈骗罪的实际实行行为就是利用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而终点则是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因此，在判定帮助取款人的刑事责任时，也要从这两方面进行考虑。如果存在诈骗犯罪的实际实行行为，但是没有造成终点，那么就属于犯罪未遂；如果既实施了实际行为，又造成了终点的发生，那么就属于诈骗罪。
三、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电信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人的刑事责任的判定，一定根据要点展开分析后进行，避免造成犯罪未惩或判错严惩的现象发生，真正保持司法处理的公平及公正性，确保公民的合法利益受到保护，严厉打击电信犯罪行为，确保社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一、问题的提出
债权人甲与债务人乙签订了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以乙的房产作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丙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合同到期后债务人乙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甲因此将乙和保证人丙至法院要求其偿还贷款及利息，并请求法院判令抵押和保证有效并享有担保权。法院受理该案后发现，借款人乙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抵押登记注销章，向房管部门行贿等手段，以房屋重复抵押恶意骗取贷款人贷款，此案债务人乙涉嫌合同诈骗罪。此时的问题是人民法院是应当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查处，中止民事审判呢，还是继续审理？如果继续审理，那么此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乙和丙的民事责任如何承担？
二、合同诈骗案件中合同纠纷处理方式
如上述案例所示，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中，若发现合同诈骗犯罪的线索，在诉讼程序上如何处理？到底是中止民事审理“先刑后民”还是继续审理“刑民并行”亦或是“先民后刑”？对此我国法律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处理规则也不统一，差别很大。
（一）有关民刑交叉案件处理的法律法规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刑事犯罪线索的处理主要依据有《民事诉讼法》第150条关于“中止诉讼”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通过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经济犯罪若干规定》），其中对此类问题作出了一些比较原则性和模糊的规定。
此外，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28日了《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以下称《处理意见》），不过这仅仅算是地方司法文件，其效力等级较低，但是也可以作为判案的参考。《处理意见》区分了民事案件审理中，刑事犯罪部分仅被发现还未判决以及刑事犯罪部分已经生效刑事判决确认两种情形。
（二）目前实践中合同诈骗案件中合同纠纷的具体处理方式
1. 继续审理。继续审理合同纠纷也就是刑民分开审理、刑民并行。实践中法院作出继续审理决定的理由大概基于如下几点：
首先，《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法院往往在判决中这样表述，“某某可能涉及合同诈骗的犯罪，并不影响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审理本案当事人间的合同纠纷，因此本案继续审理。”即人民法院通过判断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审判结果是否影响合同纠纷的民事审判来决定是否继续审理，若不影响，则继续审理。然而，何为影响，如何具体判断是否影响这些问题仍不清晰，缺乏可操作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根据《经济犯罪若干规定》第10条的规定来判断合同诈骗罪是否与审理的合同纠纷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若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将继续审理合同纠纷。因此，对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判断将是一个重点与难点。
2. 驳回。实践中，法院往往根据《经济犯罪若干规定》第11条的规定“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裁定驳回。判决中表述如“刑事裁定对被告诈骗贷款定罪处刑，原告以提起抵押借款合同之诉的法律事实已不存在，故原告应予驳回。”
3. 中止审理。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即“先刑后民”。其理由大多数也是基于《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认为刑事法律对当事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影响了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因此要等待刑事案件判决做出后再审理民事纠纷，然而这种做法的弊端在于这样一来被害人的合法民事权利有可能被拖延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并且可能出现被告为了达到拖延审判逃避责任的目的，故意自行制造合同诈骗犯罪的线索的现象。
（三）合同诈骗案件中合同纠纷处理方式的建议
从目前的审判实践来看，大多数法官抛弃了以往所秉持的在民事审判中一遇到刑事犯罪问题就采取“先刑后民”处置原则的做法。随着对民事权利保障的重视，法官们也给了处理这类案件更多的选择空间。从理论和实践上来，对于民事和刑事审判谁先谁后的问题主要有三种处理方式。其一 “刑民并行”，即人民法院对于合同纠纷的民事审判继续进行，同时对刑事部分交由刑事诉讼处理，两者并行不悖；其二“先刑后民”即中止合同纠纷的审理，待对合同诈骗罪犯的刑事诉讼终结后再审理合同纠纷；其三“先民后刑”即继续审理合同纠纷，结束后再对合同诈骗犯罪进行刑事诉讼。但多数情况下都采用前两者，“先民后刑”则基本停留在学术讨论的范畴，司法实践中较少运用。
那么，对于我们讨论的在合同纠纷审理中发现存在合同诈骗嫌疑时，我们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诉讼程序呢？正所谓“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对此，我们应该更多从保护受损害方的合法权益以及有利于审判的角度来衡量。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在诉讼性质、依据、目的等方面均不相同，对行为进行评价的标准和角度不相同，对违法犯罪的人的惩罚和对受害人的救济也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理所当然的把这类问题直接推给刑事法律来处理。上述案例中，如果法官驳回，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借款人乙因合同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那涉案的借款当如何处理呢。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是责令退赔，及时返还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但是，用作担保的乙的房产和丙的保证责任是否就此免除了呢。不经过民事审判债权人的担保权这部分权益就很难受到保护，这样不利于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及时有效保护。然而，如果一味坚持每个案子都“刑民并行”又可能会影响审判的效率。那么，判断标准究竟是什么？
结合最高法《经济犯罪若干规定》和上海高院的《处理意见》的有关规定，本文认为，应该以该案中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是否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辅之以“一案的审理是否必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作为判断标准。若犯罪线索与民事案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应当继续审理合同纠纷，采用“刑民并行”。如果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再判断一案的审理是否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来作出“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的决定。
首先，对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判断理论界观点不一，从法律法规中也找不到相关解释。法律关系是指根据法律所结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或权力-义务关系。同一法律关系就是指人民法院审理的该合同纠纷所产生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当事人所涉嫌的合同诈骗犯罪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相同的。本文认为其判断标准主要有主体相同、行为相同和责任相同三个方面。所谓主体相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与合同诈骗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是一一对应的。所谓行为相同，是指合同诈骗罪中的主体的行为同时也是合同关系中主体的行为。而责任相同指的是法律后果是否为同类型责任。
以上述案子为例，该案中原告甲和被告乙之间既有借款合同关系，又有担保法律关系，同时原告甲和第三人丙之间又存在保证合同关系，而刑事法律关系涉及乙对受害人甲的合同诈骗关系。该案中主体并不完全重合。其次，责任类型不同，刑事中只涉及责令退赔借款金额。但是民事审判中还涉及担保责任的认定。因此，本文认为，对于该案应该“刑民并行”。
其次，如何判断一案的审理是否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具体来说，通过刑事或者民事程序对于有关事实和责任的判断是否影响或者有利于民事或刑事方面的审判。因为刑事和民事处理案件的方式和优劣性差异很大。为了充分利用两者的优势，提高审判效率。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时发现合同诈骗线索案中，若两者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原则上应采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因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而且侦查机关的取证能力强，这样有助于合同纠纷的民事审判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比如一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假冒身份与对方签订借款合同。此时，先进行刑事审理，以刑事审理中对犯罪事实的具体认定，来帮助民事审理中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当然，“先民后刑”的做法虽然少见，但也存在。比如合同诈骗的受损害人人数众多，因为找不到全部的受损害人法院因此无法将受骗的财物向所有的受损害人退赔，此时，如果一味地等待全部受损害人查明将不利于已确定的受损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这部分受损害人可以先通过合同纠纷的民事诉讼获得救济。
三、合同诈骗案件中的民事合同效力认定
（一）目前实践中对合同诈骗案件中民事合同的效力认定
根据《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包括五种情形。那么在民事审理中对主合同及担保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呢？
1. 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理由是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就同时符合《合同法》第52条第（三）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是以借款合同来掩盖一方诈骗的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合同无效。主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自然无效。此外，有的法官还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一）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来认定此类合同无效。
2. 主合同可变更、可撤销。根据《合同法》第54条第2款的规定，认为此合同属于“欺诈”，因此合同可变更、可撤销。若受损害方在知道诈骗犯罪事实后，未在一年除斥期间内提出撤销合同的请求，该合同有效。而此时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要具体分析。
（二）合同诈骗案件中合同效力认定的总结与建议
1. 合同并非必然无效。首先，刑法和民法作为两类功能各异的部分法，刑法的评价不能代替民法的评价。刑法对合同诈骗罪的评价实质是对犯罪人以欺诈手段骗取别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的否定。而合同仅仅是犯罪人实施诈骗获得财物的工具和手段。对行为的否定不一定代表对工具的否定。因此，刑事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并不必然导致其对外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其次，本文认为实践中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也存在一些问题。《合同法》第52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下的合同又称为伪装合同，指的是行为人为了达到非法目的以迂回的方法避开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例如，当事人通过虚假的买卖行为达到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一般指的是合同双方都知晓这个非法目的。而我们所讨论的是合同一方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骗取对方财物。他签订合同并不是为了掩盖骗取财物的事实，而只是骗取财物的工具和手段，合同相对方是受害人，并非双方串通。此外，根据“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来认定合同无效时，对于“国家利益”的认定要谨慎。从我国鼓励交易的原则来看，对合同无效的认定应该有一定限制。本文认为，只有损害了国有财产、国家整体利益的时候，才能认定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对合同认定无效。
2. 合同效力之判断标准。本文认为，应当区分合同诈骗的实施发生在合同签订还是履行阶段来认定合同效力。合同诈骗罪指的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而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应该是判断双方在合同签订过程中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合法。所以合同履行过程中实施合同诈骗并不影响合同效力的判断，即合同履行过程实施诈骗的，比如《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中第（四）（五）两种情形下，若无其它无效事由，合同应为有效。
其次，在合同签订中实施的合同诈骗本文认为原则上应该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此时应由受损害方作出选择，若受损害方未在一年除斥期间内提出撤销合同的请求，该合同有效。前述案例亦应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
3. 对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结合前述案例，如果受损害方行使撤销权合同因此无效后，担保合同必然也就无效了。现在我们讨论如果受损害方未行使撤销权，主合同有效，那么债务人自己的抵押担保和第三人的保证担保合同效力如何？
本文认为，在案例中债务人乙是通过伪造抵押登记注销章，向房管部门行贿等手段与债权人甲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不管他是采取什么手段，抵押物权经登记而成立，并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贷款人在已经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后，其作为善意相对人取得的抵押权依法理应受到保护。
那么第三人丙的保证责任是否免除呢？第三人丙不知道借款人甲诈骗的目的，因此在签订保证合同时，由于债务人自己提供了物的担保，所以根据《担保法》第28条的规定，其保证责任是位于债务人物的担保之后的。这时就出现一个问题，虽然理论上债务人提供的抵押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出现抵押物是虚构的，事实上不能优先拿来清偿债务时，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就面临扩大的问题。这时，保证人似乎也是受害者，也面临保护的问题。然而，担保就是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担保人事先明知其责任仍然愿意承担此项责任，必定有自己的考虑，有其它利益可图。正如俗语所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本文认为，应优先保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认定保证合同有效，对于保证人的保护，则可以通过另行向债务人追偿等方式来实现。
注释
①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②该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③由于我国“重刑轻民”的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先刑后民”似乎成为了法院审判刑民交叉案件是绝对原则。但是，该原则只是涉及刑事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问题时才能适用。
④该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⑤比如不能认为只要犯罪了就当然损害了“国家利益”从而认定合同无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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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底，一家小微企业负责人老王为扩大企业规模，决定买一块地，但是存在50万元的资金缺口。正发愁时，老王接到了一条短信，短信内容自称是“深圳市星日投资有限公司”，可以帮助客户无须抵押、不用担保就可以从银行里贷到款。几番接触之下，老王按照对方要求存入了34万元的保证金，而自此之后，不仅银行贷款并没有放出，“深圳市星日投资有限公司”也消失无踪。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调研报告显示，从2011年至2014年5月，该院所受理侵犯小微企业合法权益的经济犯罪案件主要为职务侵占案件和诈骗案件，其中诈骗案件占到小微企业权益受损案件的17%，职务侵占犯罪则高达83%。总体而言，此类案件呈现出多发且上升态势。
频频发生的小微企业被欺诈引发了人们的大量关注，那么究竟是何原因致使小微企业成为了犯罪者们的“猎物”呢？
“扶植资金”的圈套
2009年，郑军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香河天成混凝土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史颂东。当时，郑军给自己编造了一系列极具吸引力的身份――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国家项目申报指导中心主任、发改委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理事、高级经济师。而郑军的真实身份，是国科财略（北京）企业有限公司的经理和实际控制人。
两人相识后不久，也就是2009年的春节前后，郑军的公司效益下滑，出现了周转不灵的情况。急需周转资金的郑军以个人名义向史颂东借款8万元，期限为10天，利息为6000元。出于郑军“官方”身份考虑，也有结交的意思，史颂东毫不犹豫地将钱借给了郑军。10天后，郑军如期归还本金。随后，郑军再次向史颂东借款12万元，并且如期归还本息共计12.6万元。
这样一番“有借有还”下来，郑军与史颂东开始渐渐熟悉起来。但史颂东没有预料到的是，所谓的“有借有还”竟然是郑军为了取得其信任设下的圈套。2009年3月，郑军告诉史颂东，如果史颂东有好的项目可以通过他们单位请专家进行评审，国家相关部门可以为企业提供扶植基金，只需要6万元的专家评审费和在扶植资金下来后交纳20%的资金运作费。
此时的史颂东正在跨界试水影视产业，刚刚成立了中数五麟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正是需要资金的时候，两人一拍即合。郑军向史颂东保证，只要他能够借钱给自己，就帮助他免去所有的专家评审费和资金运作费。于是，史颂东分别于2009年3―4月共借给郑军65万元。
然而，这次“有借有还”的戏码并没有再次出现，郑军一直拖欠还款期限，直到2010年5月，郑军公司经营不善，知道自己无力还款，便搬家躲了起来。面对联系不上的郑军和迟迟没有下文的“扶植资金”，史颂东知道自己被骗了。后经警方查实，郑军的所谓“官方”身份系伪造，50余万的借款全部用于郑军公司的日常开销和个人花费。最终，郑军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9千元。
其实，不仅在北京，这种类型的诈骗案件时时刻刻都在全国各地上演着。
“融资难”、“渠道少”诱发诈骗
“小微企业多因产品推广及融资受到诈骗侵害。小微企业受骗案件，多为打开销路急于找销售渠道或为尽快取得融资款项受骗。这也是近年来此类案件的新特点。”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韩力君告诉《方圆》记者。就如上文提到的郑军欺诈史颂东一案，郑军正是利用了史颂东急需资金开展业务的心态，轻松地骗取了史颂东65万元的钱款。
相较于郑军利用假冒身份的方式诈骗而言，小微企业还可能遇到某些犯罪分子利用皮包公司来组团“忽悠”。
2013年12月2日，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检察院对一起合同诈骗案提起了公诉。这次的主角是一个诈骗团伙。
2011年3月，李明强花一万多元注册成立了一家皮包公司。为了获取客户的信任，他还吸纳了王颖、张强等人给自己当助手，并将该皮包公司伪造成拥有一流办公环境和设施的正规公司。之后，他们在报纸上了虚假的招商广告，骗取客户前来洽谈生意。在与客户签订虚假合同后，最终再以对方所生产产品不符合要求为由终止合同，并拒绝退还保证金。为了避免麻烦，其犯罪目标瞄准的都是小微企业，每次骗取的金额相对较少，一般为2万元至4万元。就这样，从2011年4月到2013年5月的两年时间里，该诈骗团伙先后88次诈骗众多小微企业共计173.8万元保证金。
最终，团伙主犯李明强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王颖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零3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张强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针对小微企业的诈骗案件隐蔽性强，容易被视为商业纠纷。案发后，被害人上门讨要保证金，公安机关经过查询，很可能认为属于商事纠纷，建议双方协商解决。”据办理该案的检察官分析，犯罪分子多利用小微企业资金短缺、销售渠道少、急于获利的心理，专门针对小微企业设置骗局。比如，有人先在纸质媒体上刊登工艺简单的外贸广告，引起小微企业注意。在洽谈合同时，利用对方急于求成的心理，以加工产品数量大、价格丰厚为诱饵，引诱对方签订合同。又如，有的犯罪分子还利用小微企业怕麻烦、图省事的心理，收取少量的保证金，然后以产品质量不合格或者以无法实现担保为由，拒不退还保证金等，犯罪手段层出不穷。
“净化市场环境，营造良好市场氛围，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植力度，透明融资渠道，是破解当前小微企业权益屡屡受到侵害的重要手段。”韩力君表示。
“比起被欺诈，内部人员对于
小微企业的伤害更深”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诈骗对于小微企业的危害，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职务侵占案件发生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欺诈案件，这说明，比起被欺诈，内部人员对于小微企业的伤害更深。”韩力君向记者介绍说，在所有的职务侵占案件中，外来务工人员是主要犯罪群体，占比高达83%，他们从事工作的流动性大，工作周期短，抵抗金钱诱惑的能力低，法律意识淡薄，当他们经手大额款项或者财务票据时，往往产生“占为己有，一走了之”的想法。
比如朱某，他早年进京务工，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担任一家印刷公司的业务员，在不足2个月的工作时间里，朱某经手了3张公司用于支付货款的转账支票，支票总金额近十万元，结果，朱某没有经受住金钱的诱惑，将3张支票占为己有，通过他人将支票变现之后潜逃，潜逃过程中，被北京警方捉拿归案。于是，在金钱诱惑面前不幸失足的朱某，从一个本应踏实作为的青年，沦落为阶下之囚。
同样沦为阶下囚的还有曾经就职于北京汇联天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齐兵溪。他于2013年2月底来到这家公司，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以黄金批发为主，齐兵溪便担任了黄金送检员，负责把公司的黄金送到国家首饰质量检测中心，进行黄金含量的测定，待测定结果出来后再将送检物品取回。
2013年6月27日晚上，着急下班回家的齐兵溪匆忙从同事康建新手中接过第二天需要送检的黄金，未加核对便将黄金置于保险柜之内。翌日上午，齐兵溪取出黄金后便前往北沙滩国家首饰质量检测中心，在对货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两包黄金首饰没有进行登记，一包重达7.05克，另一包则重达700余克。面对这两包黄金，齐兵溪想到的不是尽快补充登记，而是自己没钱买房结婚，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他横下心便将那包700余克的黄金占为己有。
然而，齐兵溪的侵占行为并没有瞒过康建新的眼睛，当天下午交货时，康建新第一时间便发现了交回的货物少了一包，仔细询问之下，齐兵溪遮遮掩掩的态度让康建新疑心大起。康建新便将此事向公司汇报，在公司组织查看监控视频后确认，康建新确实将货品交给了齐兵溪。
感觉事情败露的齐兵溪没有及时回头，而是选择了一错再错。他一方面极力否认自己拿了黄金，另一方面将黄金藏于公司六楼卫生间的天花板上，每次上厕所时，他都会顺手摸一下东西还在不在。最终，久寻失物未果的公司决定向警方报案，警方在立案后通过监控视频锁定犯罪嫌疑人为齐兵溪，并于2013年10月22日，将其逮捕归案。
在韩力君看来，小微企业中，诸如业务人员、主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案例并不少见。根据西城区检察院的统计，销售等业务人员犯罪占比达33.3%，而主管人员的犯罪占比更加高达44.4%。因为他们都能够或少或多地直接接触到公司资产，这就为他们实行职务侵占提供了便利。
来自山东省邹平县检察院的统计结果也同样证实了这个结论，该院自2010年以来，受理职务侵占案件26件，涉及相关人等40人，其中，犯罪嫌疑人多为企业管理人员、部门负责人、业务员、会计、仓库保管员等人员。
而发生在小微企业里的职务侵占案件中，有20%为共同犯罪，既有内部主管人员共同实施，也有财务人员共同侵吞，还有内外勾结作案。比如，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期间，经常去某游戏体验中心的王旭东与该中心的值班经理张鹏飞熟识。王旭东再一次输了大量游戏币之后，教唆张鹏飞为其免费充值游戏币，张鹏飞碍于情面就帮了王旭东一次。但至此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张鹏飞通过其系统账号为王旭东先后免费充值游戏币22万枚，总价值达16.9万元。
当小微企业遭遇“微小”管理
为何小微企业的内部人员会成为侵害小微企业权益的主要群体呢？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易胜华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小微企业的内部管理体系不健全。
“现在有许多小微企业只注重盈利，对待管理体系，通常采取‘能缩就缩，能减就减’的‘微小’态度。”易胜华说，“如果把大型企业比作雄鹰，那么小微企业就是麻雀，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果小微企业不注重内部管理体系的建设，让五脏六腑出现‘病变’，甚至是缺失，那么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小微企业的整体崩坏。”
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建也曾向媒体表示，很多小微企业主是法律的“门外汉”，往往也无能力聘请社会上昂贵的法律顾问，所以很少有规避法律风险的意识，也面临缺乏法律援助的困境。
在诸多“病变”的案例中，庄志仁个人出资成立的北京龙一淼商务有限公司是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通过网络销售拍立得相机以及相机的相关配套产品。2011年12月，张笑阳应聘到该公司工作，大约半年后，周雅静也应聘到了这家公司。
出于业务分工的需要，2012年8月，庄志仁指派张笑阳主要负责公司的售前服务，而周雅静则主要负责公司的售后出库。具体流程是，张笑阳负责公司在淘宝上经营的“爱猫不是错”、“紫曦”等网店与客户进行售前咨询，周雅静则负责根据客户订单在公司电脑的记账软件“管家婆时速系统”上进行登记，打印出库单，填写快递单，并将商品包装交给快递发出。
而在公司的实际运营上，并没有规定的那么严格，张笑阳和周雅静两人之间经常因为私人原因而互相替班，而作为公司核心的“管家婆时速系统”的密码，也是由庄志仁、张笑阳和周雅静共同掌握。2012年8月至2013年5月，张笑阳一度认为老板庄志仁欠发工资，便自己或者唆使周雅静帮助自己在“管家婆时速系统”上偷偷进行虚假的账目登记，将公司的相机、相纸出库后通过快递寄往自己的老家河南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