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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览构思及内容设计
此次展览以山东地区发现的汉代大型诸侯王墓为主体，包括巨野红土山汉墓（昌邑王）、章丘洛庄汉墓（吕王）、临淄大武汉墓（齐王）、曲阜九龙山汉墓（鲁王）、长清双乳山汉墓（济北王）和青州香山汉墓（淄川王）等六个大型汉墓出土的文物精品为主，兼顾其它重要的遗址、墓葬中发现的精品，各类展品盗看锏290件（套）。本次展览是诸侯王大墓珍贵文物的首次聚集，众多展品均为首次亮相。
展览设计以汉代诸侯王贵族的生活为主线，分优雅生活、宝马华车、事死如生、文化交流、艺术之美五个单元，以直观清晰的方式条分缕析地展示了山东地区近年来的汉代文化研究成果，更是与古罗马帝国文物展同时推出，将历史上同一时期鼎力世界的两大帝国的文明精华一同展现在观众面前，展现了拥有雄厚历史积淀的泱泱大国风范。
在展品的遴选上，我们优中选优地将展品以最合理的方式组合排列，尽可能地展示汉代山东地区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鼎食宴舞的优雅日常（图二），到宝马华车的雍容出行（图三、图四），再到事死如生的隆重丧葬（图五），生动地铺陈出一张张汉代诸侯王奢华生活的图景。
汉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活跃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享誉中外，而海陆交通便捷的山东，作为丝绸制作的中心之一，无疑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展览的文化交流篇章重点展示山东出土的带有鲜明外来因素的展品，与同时开展的古罗马帝国文物展形成呼应（图六）。
艺术之美篇章主要展现汉代的书写及雕塑艺术。汉代文字从篆书发展为书写更为简便的隶书，遗留下来的竹简、印章和碑刻生动地诠释着书写艺术的内涵。东汉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的雕塑艺术与本地的雕刻艺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代雕塑（图一）。
整个展览以汉代山东地区的精品文物贯穿主线，多方位全面展示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用物质的展品为载体反映汉代人的精神世界。此外，展厅和展陈背板的形式设计别具匠心，用鲜明的汉代元素营造出汉风浩荡的亲身体验，给观众带来一场难忘的汉文明之旅。
二、汉代的精神文化生
活及精品文物展示
1、“事死如生”概念的形象体现
在中国古代，人们相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因而对待死者也应该“事死如事生”，所以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品多仿照生前。《荀子・礼论》记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秦汉时期，这种丧葬观念在贵族墓葬中得以鲜明的体现，也方便了我们从墓葬中直接获得关于当时社会文化体系的直接资料。此次展览中的展品绝大多数出土于汉代山东地区的诸侯王墓，可以说是“事死如生”的丧葬观最生动的体现，为我们展示出汉代诸侯王贵族的真实生活画面。
汉代是中国建筑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建筑形式和门类已经相当完备。现实生活中的门阙、亭台楼阁、苑囿等建筑范式，常以陶塑和石刻汉画等形式出现在墓葬中。汉代方士公孙卿曾言“仙人好楼居”，认为仙人都是住在高楼之处，因此汉代贵族豪强热衷修建高楼（图七）。墓葬中陪葬的陶楼既含有此寓意，也表达了对生前居所的沿用之意。
作为汉代山东地区的最高等级贵族，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类用度必然是极为细致讲究的，先抛开各类精巧美观的器物不谈，单从随葬的各类陶俑就可见一斑。各种侍从俑可以随时为墓主人提供贴心的服务，乐舞俑为宴飨助兴，兵马俑保卫墓主人的安全，各种陶俑成为汉墓中最常见的陪葬品之一（图八）。
2、炼丹术及其精神追求
炼丹始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期，秦汉两代开始盛行。人们从金、玉不朽的特性出发，试图用铅、汞、硫、砷等重金属炼制黄金，虽制成了多种貌似黄金白银的假金，但也创造出了多种炼丹仪器和提炼药品的方法。东汉魏伯阳编著的《参同契》是我国第一部炼丹术著作，也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炼丹书。服食丹药、长生升仙在汉代以及后世成为帝王贵族们的热衷，虽然长生不老未曾实现，但是炼丹术的发展间接地促进了火药的发明，成为影响文明进程的四大发明之一，享誉中外。
此次展出的一组炼丹器物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展品为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刘m墓出土的盛放丹药的鼎、丹药、药匙、药杵臼（图九）。这件铜鼎出土时发现盛有丹药，同出的药匙和杵臼也是制作丹药的器具。这组展品生动地表现了汉代人追求长生的愿景，与文献记载的汉代贵族乃至帝王炼丹求仙的记载相吻合。
3、日用器中体现的精湛工艺和美学价值
宴飨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饮食器物因而成为汉代文物中的大宗。山东地区诸侯王墓出土的各类饮食器华丽精美、设计巧妙，是汉代贵族奢华生活的最有力的体现，也反映了汉代工匠高超的锻造技艺和审美水准。
临淄商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铜盒（图十），通高12.4厘米，腹径15厘米，极为精巧雅致。整个器物纹饰繁复有序，器腹和盖面饰多周错金银花纹。器盖上纹饰极为精美形象，五周错银细弦纹将纹饰划为内外两区，内区为双龙双鹿纹，外区则饰龙凤纹和虎纹。龙体弯曲似腾云，双鹿两角相柢，卧虎张口而啸，飞凤张喙而鸣。龙凤虎鹿皆为首部错金，身饰错银斜线和鳞状纹，空白处饰有卷云纹。整个图案龙腾凤舞，虎卧鹿柢，颇具动感。此外，盒的内地和盖内各铸刻“钧奠”二字。出土时盒内盛有大枣，枣肉已经干瘪，可能为祭奠所用。
临淄商王墓出土的一件青铜汲酒器造型独特，设计精巧，颇为引人注目（图十一）。该器物通高65.2厘米，其中长柄近60厘米，呈竹管状，下接平底、中空、形如荷蕾的球形器，球形器腹径7.2厘米。柄外表为四竹节形，柄端封闭并饰龙首衔环。在龙首之下第二竹节处有一长方形孔，与球形器底部中央的圆孔互相贯通。使用时，手握柄将球形器没入酒水中，手指按压柄上方的孔洞，同时将器物从酒水中提出，再将器物移入接盛酒水的酒具，松开按压柄部孔洞的手指，酒水随即进入酒具嘲。这是利用气压原理来汲酒的精巧器物，生动地体现了汉代工匠的巧思构想，也是汉代科技发展的成果体现。
4、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山东发现的西汉时期的金银器虽数量不多，但特征鲜明，其中有些器物风格与中国迥然不同，带有浓郁的西域文化特色。在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工匠依据本土传统对其加以改造，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极富特色的典型器物。
霍去病作为西汉王朝一代名将，凭借大破匈奴，封狼居胥的丰功伟绩，名震帝国。无奈英雄英年早逝，汉武帝万分痛哀，于是大兴土木，为其修筑坟冢以示纪念。古人采用“以形写意”的手法，来为霍去病建造墓前石像，表达对这位将军的崇敬之情。霍去病墓石雕，巧妙地借助原石原本的自然形态，运用圆雕、浮雕、线刻等艺术表现手法，将将军的军旅传奇表现得惟妙惟肖。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草原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背景前提下，这些匠人突破前代王朝的艺术限制，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积极的创新意识，将象征与写意巧妙地融合，造就了千古不朽、流传百世的艺术佳品，为我们展示艺术与文化之美。
一 、霍去病墓石雕的艺术之美
相较于前代注重写实精神的秦陵兵马俑，霍去病墓雕像采用了循石造型的手法，集圆雕、浮雕、线刻等于一身，同时在创作的过程中将雕塑象征意义与写意精神巧妙地融合，从而表意浑厚深沉，风格粗放豪迈，简练传神地描绘出一代战神的飒爽英姿。
霍去病墓石雕采用了线雕、圆雕和浮雕等传统雕塑手段，依照石材天然的质地、外形，结合雕塑对象特点对其顺势而作，在其关键部位精雕细琢，这是一种大体随性而为的浪漫主义创新写意方法。这些手法极大地突出对石像所描绘对象的真实神态和逼真动感，给我们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联想到曾经叱咤疆场的霍大将军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此外，这些石雕突破单一个体的造型限制，从石雕群的外在形式到内在表现内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其中最为著名的“马踏匈奴”石像作为整个石雕群的核心主题雕像，其余石像则围绕着霍去病大将军北伐匈奴这一宏大主题展开。这些雕像与霍去病坟墓周边的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为霍去病大将军征伐匈奴这一历史事件作全面性的烘托：或展现西汉远征军在山野川林中行军的艰难困苦，或体现西汉军民与敌作战斗争的激烈残酷，或表现西汉战士作战时的英勇矫健等等。
总之，霍去病墓石雕作品近乎自然天成，线条流畅，创作手法精炼，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这些优秀的作品为我们今天的雕塑艺术发展提供借鉴。
二 、霍去病墓石雕的文化特色成因
霍去病墓石雕艺术特点以写意为主，而同期的不少作品却展现出不同风格，如以满城中山王墓葬出土的长信宫灯为代表的作品以写实自然主义为主，两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流派，展现出西汉时期艺术文化的发展。
西汉王朝是在继承前秦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它仍旧沿袭着秦朝很多政治文化内容，包括艺术特色方面。由于统治者的政策变化，加之文化的蜕变，对于先秦文化也进行了一定的变革。同时，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中原文明逐渐与之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不得不做出一定变化，产生新的文化影响。这造成文化方面存在多样性共存的现象。
霍去病墓石雕就是在这一文化潮流影响下的产物。首先整个作品在整体方面结构把握到位，给人以朴实、大气的艺术气息。其次在内容上整体与局部个体连贯，不失局部的独立美感。巧妙借鉴浮雕艺术，注重点、面、线等元素的组合。这不仅体现出中原文化精巧细腻的特点，还包含游牧民族文化粗旷豪放的气质。霍去病将军率部常年征战漠北，与北方游牧民族有深入的接触，使得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成为趋势，进而反映在其艺术作品上。霍去病墓石雕融合了北方游牧民族风格和中原风格，运用独具匠心的大写意风格，象征战功卓越的霍去病将军，甚至是整个强盛的大汉王朝。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很强的文化传承性。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载体，其变化反映在这个民族所创造的艺术作品上。一个富有活力的文化，不仅仅是承上启下，进行传承，还要有容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能力，适应时代变化不断创新蜕变。
从新石器时代开启的玉文化在汉代得到巨大发展，涌现许多杰出的玉石作品，如满城中山王陵墓的金缕玉衣。玉文化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人。汉武帝作为玉文化的追随者，其在为霍去病营造陵墓时必然有所体现。
此外，西汉在继承先秦文化的基础上，其思想文化等方面也融入部分楚文化色彩。以黄老之道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盛行和武帝信奉巫教等表现出浓重的楚文化色彩。此外武帝时期的文学作品在继承楚辞的基础上，表现出一定的浪漫色彩，为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奠定文化基础。这自然也在霍去病墓石雕中有所体现。因此，继承前人雕塑艺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雕塑艺术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霍去病征伐匈奴这个特殊历史背景，可以看出一些睥睨。从张骞出塞开始，中原文化不断与西域文化进行接触，但由于受到匈奴的军事威胁，中原王朝很难对西域进行有效的经济文化交流。尽管匈奴贵族和西汉中央政府之间经常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汉匈两族人民之间却保持着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匈奴人的经济文化生活，同时也促进着汉人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发展。这对西汉初年大型石雕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霍去病作为平定匈奴的大将，他的一生和匈奴人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为修造霍去病墓时工匠们将中原汉民族的艺术特色与匈奴人的艺术语言结合提供了现实依据。霍去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不同地域文明的交流，使得中原文明得以保留并发扬光大，并深深影响今后的雕塑艺术发展。汲取外部优秀文化，学习外面雕塑艺术精华，是发展我们雕塑艺术的外在要求。
结语
汉代艺术其造型、美感都堪称典范，形成古代美术史上的一个巅峰。汉代雕塑将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以其蓬勃的生命力、整体的气势，展示着这个时代艺术的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艺术繁荣的背后是大汉王朝繁荣的经济和强盛的国力，我们还应该看到，艺术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往往不是其自身单线条的延续与成长， 更多的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艺术种类之间相互交流和影响的结果。其中，霍去病墓最具代表性，将大汉的古朴、稚拙、雄浑、大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大汉文化在此后2000多年里，依然延续着这种文化交融的趋势，无论是少数民族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慢慢相互吸收、发展、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灿烂光辉的艺术文化。
参考文献：
[1]张炯炯. 论中国古代雕塑的意象审美特征：以西汉霍去病墓石雕为例[J]. 雕塑. 2007（04）
[2]李惠东.从西汉霍去病墓石雕看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流――“从西汉雕塑艺术看民族文化融合”艺术探讨之一[J]. 美苑. 2005（04）
在中国美术史的长河中，汉代的画像石无疑是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画像石是一种介于绘画和雕刻之间的独特艺术形式，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使得画像石具有极高的美术考古价值。在画像石中没有后来艺术的繁缛细节，没有修饰，也同时没有个性表达，也没有主观抒情，有的只是高度夸张的形式姿态，是气势磅礴的大场面大动作，是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而且画像石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对后世的绘画和雕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以往的历史资料和文物考古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汉代画像石的遗存脉络，其中以山东嘉祥和河南南阳最为丰富。特别是河南南阳，无论是数量还是美术研究价值都可以称之为独一无二。本文试图从社会学基础以及地域文化交流的背景出发来探究南阳画像石的历史成因。
首先，社会经济基础，南阳处在中国南北气候带的交叉之处。所以气候温和湿润，特别适宜农业的发展。对于中国这一传统农耕文明的国度而言，南备发展经济的必要基础。因此在西汉时，南阳因其所处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物产资源而成为农业和手工业极为发达的地区，而且由于周边的伏牛山和大别山富含铁矿，使得南阳的冶铁业在汉展很快。由于经济的繁荣和交通的便利，使得南阳在汉初就成为王侯的分封之地，使其成为汉代大贵族依附和寄食的地方。东汉王朝建立后，南阳又成为当时京城洛阳的陪都。因此，南阳更成为皇亲国戚和达官显贵们的云集之地。更为重要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家于南阳，南阳在东汉时有帝乡之称，大批跟随光武帝起家的王公大臣都来自南阳。中国传统的落叶归根的丧葬习俗使得这些王公大臣把墓地修筑在南阳。因此，南阳发现大量汉代贵族墓葬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当时的文化背景，汉代普遍盛行“灵魂不灭，视死如生”的丧葬观念，在整个汉代，厚葬之风盛行，中国在汉代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阴阳这样的一种哲学观念，阴阳说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人们对生命共识和天地万象共存的基本认识。因此才有视死如生的哲学思考。也就是说人死后还可以感知这个世界，那么生前他所有的一切死后还可以继续享受，所以人们对死后的安排要像生前一样奢华，厚葬之风由此而起。
当整个社会的伦理和道德观都倾向于厚葬，那么作为贵族聚集之地的南阳，就自然出现大量的豪华墓穴。在这一大的历史文化影响下，那些盘踞在南阳一带的众多贵族官僚们便将坟墓建得像生前阳宅一样豪华气派。同时，由于汉代提倡以孝文化立国，加之选拔人才的九品中正制之下的举孝廉制度，使得就连当时一些在经济上并不富足的中下层地主阶级和政治地位底下的商人也不惜倾其家产对其父母实行厚葬，企图以此举博得孝名，从而达到跻身仕途、升官发财的功利目的。于是南阳一带便出现了大量豪华坚固的画像石墓。画像石是一种介于绘画和雕塑之间的艺术形式，要寄托墓主人或者死者家属对先人的生前愿望，因此要求画像石要直接传达逝者的心理。同时由于大量画像石的需求也要求工匠要有前所未有的艺术水准。因此创作者不遗余力，倾其所能，在艺术上追求完美。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画像石在具体的创作中，雕刻手法的自如运用。汉画像石以石作为画面的基质，工匠利用石质本身的纹理，以刀，在坚硬的石面上运用各种刻制手法：平面阴刻、凹面阳刻、平面剔地浅浮雕、横竖纹衬底浅浮雕等手法，创作出和谐的艺术画面。无论阴阳之间，或者明与暗以及粗与细之间，还是大小、强弱、刚柔之间的对比与和谐，都显得整齐而不呆板。具象与抽象、人工与自然，完美地统一在一起。是绘画和雕塑的完美结合。
再者，南阳独特的地域文化位置，南阳正好地处长江流域的楚越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北方黄土文化之间，是中国传统南北文化交流碰撞之地，南方的浪漫主义与北方的现实主义在此地交流融合。南阳汉画像石自然地体现这一兼容并蓄文化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纯粹艺术的精神。相对比同一时期山东画像石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南阳画像石的艺术气质更加具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和不拘细节的磅礴。
在尺幅之间显现出墓室作品特有的静谧和幽冥，在已经出土的画像石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话传说人物与喧闹的现实人间自然的相互融合，和谐共处，但又不觉突兀。它表现出创作者对宏观和微观、神界和人界的把握程度。每一块画像石画面主题都很鲜明，布局疏朗、匀称，一石一主题，把同一内容的图像集中于一个画面，注重整体效果，取得生动的艺术效果。具有动感线条的流畅描画使得南阳汉画像石摆脱了夏、商、周三代传统的动物和植物图案的传统束缚，形成超过器物之外的形式：追求流畅的线条、强烈的动感和丰富的想象。
综上所述，南阳由于其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结合在东汉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在儒家的视死如生的文化哲学观影响下，加之楚之浪漫主义文化与黄河流域现实主义文化的交流碰撞，孕育出如此璀璨的汉画像石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宗白华著.《 艺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史鸿稳著.《中国艺术美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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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8—0005—07
为了继承与发展学术界数十年对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加强与促进丝绸之路文化、文学与艺术方面的探讨，于2012年深秋，在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起点——中国十三朝古都长安所在地西安市，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文学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合办，陕西省华清池旅游责任有限公司、《丝绸之路》杂志社协办“丝绸之路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学国际学术会议”。届时，国内外将有许多关心丝绸之路世界文化意义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成为我国人文科学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一、丝绸之路文化与研究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道路，也有形形的称谓。自古迄今，在中国有玉石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皮货之路、书籍之路，有茶马古道、唐蕃古道、藏彝走廊、五尺道、海上航道，也有欧亚大陆桥、国际通道、新丝绸之路等。直到19世纪末，才借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理论所统一，并为联合国与世界各国所认可。
虽然我国古文典籍对与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有许多文献记载，文人骚客也有大量文字存留于世，但涉及专一的丝绸之路国际大通道的研究与探索，还是受了西方世界自然科学与史地文化研究方才艰难迟缓地培育与发展起来。
据《丝绸之路文献叙录》简述，19世纪，德国学者李希霍芬（1833～1905）在《中国》第一卷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间、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叫作“Seiden Stra SSen”（德文，直译为“绢的街道”），“丝绸之路”（ Silk Road）是它的英译名。在其中的一幅地图中，他标题为“马利奴斯丝绸之路”。1901年，德国东洋史学家赫尔曼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的著作，主张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的含义，从中国到河间地域，“进而扩大到遥远西方的叙利亚”，因为这一名称恰当地表达了这条道路的特色，很快便被世界学术界和人民所接受。解放后，我国学者开始使用这一名称。到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近几年来，“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才大量见之于我国学者的著述和报刊宣传之中。
斯文·赫定著《丝绸之路》一书统计：“整个丝绸之路，按直线距离计算总共为4200英里，按实际路程计算则为6000英里左右，即相当于地球赤道长度的1/4。张骞是所有中亚地理探险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交通干线中最长的一条，是连接各民族和各大洲之间最有意义的链条。” 据中国学者估算，从中国西安，经陕西、甘肃、新疆，中亚、西亚诸国至欧洲意大利威尼斯的丝绸之路直线距离为7000余公里，而在中国境内的距离有4000余公里，占总路程一半以上。
孙培良《丝绸之路概述》认为：“‘丝绸之路’一词，通常是指汉唐间我国丝绸经中亚、伊朗西运至地中海东岸各地的陆路交通线而言。”贾应逸在《丝绸之路初探》界定：“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传送各国人民深情厚谊的道路。”
卢苇在《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开通》中论证：“丝绸之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通常认为是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后，他认为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丝绸之路才实现了繁荣和畅通。作者根据古代中外文献，认为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已经输入印度；公元前3世纪时，已经输入西方。”
美籍华裔学者张春树1984年在香港、美国等地巡回演讲，形成《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一文，对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问题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丝路文化是混合型文化，丝路上的人种亦是形形，有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及介乎三者之间的人”，文章利用大量汉简资料具体分析了汉代河西居延人的特征。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林梅村在《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中说，丝绸之路是一条“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078-01
一、瑞兽葡萄镜及其纹饰的特点
“海兽葡萄镜”之名出自清代梁诗正等奉敕纂修的《西清古鉴》。另外，亦有少部分学者称之为“葡萄瑞兽镜”、“葡萄海兽镜”、“葡萄天马镜”、“葡萄鸾兽镜”、“瑞兽葡萄镜”。本文将引孔祥星先生所称“瑞兽葡萄镜”之名。
（一）葡萄纹
葡萄是西来的，但多子多福的思想是中国的。葡萄早在汉代就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种在上林苑。而“葡萄”一词也是外来语的音译，《史记》、《汉书》中均称“葡萄”，《后汉书》中称“蒲萄”，后来才逐渐使用“葡萄”一词。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唐朝，中原地区葡萄种值业和酿酒业得到大发展。《太平御览》卷844中记载，唐太宗“及颇高昌，收马如葡萄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醒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食其味。”这是我国史书上第一次明确记载内地用西域的方法酿造葡萄酒。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葡萄早已在汉代就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是在唐代，葡萄的种植才得以普及。而铜镜作为日常生活所用之物，所选用的花纹的初始意图定然会采用当时较为普遍流行之物，因此将其纹样铸于铜镜之上也就是当然的了。
（二）瑞兽纹
铜镜中瑞兽纹的发展经历了“禽兽--神兽--瑞兽（海兽）”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说兽的形象是西来的，但是兽的意向是中国的。在汉代的铜镜中，大量的出现禽兽纹，此时的“兽”，大多受到以前青铜器纹饰的影响，饕餮纹、蟠螭纹数量庞大，也被引用到了铜镜的装饰中，这被视为是符号化了的兽的形象，是凶猛的禽兽。而随之将中国古代传统的四大瑞兽的造型引入到铜镜纹饰中，兽的形象开始神秘化，成为“神兽”的代表。而到了隋唐时期，这些神秘的，符号化的神兽逐渐演变为代表祥瑞吉利，造型也不如先前那般凶恶，极富有人性化的“瑞兽”。而在唐代的瑞兽葡萄镜中之所以有“海兽”这一说法，是因为古时我国素有“海内”、“四海”的称谓，在缺乏知识的愚味时代，中国人将从遥远的地方引入的东西都冠以“海字”，以表示不是中国本土所产，比如：海棠、海石榴等等。瑞兽葡萄镜也被称为“海兽葡萄镜”、“海马葡萄镜”，并非这种兽就一定是海上的物种，或者就是海马，只是表明这种造型奇特的“兽”不是本土所产的物种。那么究竟这种兽是哪种动物的原型，历来都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狮子，也有说是狐狸、马，还有说是鹿、虎，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认可的，因为“瑞兽”本来就是一种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就和中国传统的龙一样，是很多种动物的综合体，那么，对于唐代瑞兽葡萄铜镜中出现的瑞兽形象，被认为是狮子为原型的动物可靠性最高。因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在铜镜上出现过，又称“狻猊”（传说是龙的第四个儿子，形如狮）。中国大陆的狮子都是西域等国贡品，并且随着佛教艺术的传播发展，狮子被再次神化，与中国传统的龙图腾结合在一起，“狻猊”，（就是传说中龙的第四个儿子，形如狮，好吐烟，常立于香炉坐之上）。而且佛教壁画中也有文殊菩萨骑狮子的题材。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狮子是真实存在的，是西来的，但是狻猊是不存在的一种神化了的意向，人们普遍认为狻猊就象征吉祥威严，也能辟邪。而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镜子除了可以照面饰容之外，也常被用来置于宅中辟邪照妖，因此，将这样的瑞兽纹饰铸于铜镜之上，就理所当然的了。
二、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流行原因
（一）唐大开国门，受外来文化冲击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虽早在汉代就有在纺织品、建筑构件上使用过葡萄纹的记载，但都只是少数，而在古波斯、拜占庭帝国等西域地区，葡萄纹广为流行。唐时，这些国家频繁与中国贸易往来，基于对外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活跃，工匠们也巧妙的把中国传统的瑞兽纹与葡萄纹结合起来，并大量的运用到铜镜纹饰中，这是唐文化兼收并蓄特点的一个真实写照。不仅瑞兽葡萄镜在当时备受中国统治阶级与百姓的热棒，远在日本（图一）伊朗（图二）等海外国家也是极盛一时。曾被日本学者称为“凝结了欧亚大陆文明之镜”。是东西文化艺术融合的产物。
（二）唐王室血缘关系，进一步冲破民族文化习俗的壁垒
唐朝的社会文化之所以充满开放气魄和创造精神，客观方面是源于适逢外来文化冲击和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主观原因在于李唐王室因血缘关系进一步冲破了民族文化习俗的壁垒，同时也淡化了中外文化的界限。对于异族和异国文化元素，不是采取故步自封的态度或者排斥手段，而是以一种有取舍的选择性吸收，将外来文化“取我所需，尽我所用”从这一点就很有力的说明了为什么在唐代，才将葡萄纹，这种来自于西域的纹饰与中国传统意向的瑞兽纹结合一起，铸造于人们整冠易装的铜镜之上。瑞兽葡萄镜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不仅传承了古老华夏的传统特质，与此同时又吸收与借鉴了外来文化的精华，在唐朝出现并盛行。
（三）重佛抑道使之流行
上文中已经提及，瑞兽葡萄镜在武则天时期最为流行，无论从出土器物的数量以及纹饰、铸造工艺都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因为，在武则天时期正好是唐代三百年来唯一一段崇佛抑道的时期。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慧乘传》记载，武德八年，李渊正式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词土先宗，释教后氽，宜崇客礼，令先老、孔次、末后释。”明确规定道教在佛教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唐明开国以来，前三位皇帝对道家的优厚都达到了无以厚加的地步，但继武则天取李唐而代之，则极力推崇佛教，打击道教，借佛僧法明之口，广造舆论：“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李唐为天子。”在其执政的几十年岁月中，大肆营造佛教寺庙，并以皇家之力开窟造像，尽力扶持佛教，在其影响下，社会各行业也必然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瑞兽葡萄镜因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成为唐代众多铜镜中的一枝奇葩。独特的瑞兽与葡萄纹相结合，不仅传递出了多元文化相交融的信息，同时也见证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成为研究唐代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物，更是唐代断代的最佳物证。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它映照出了唐，这个强大帝国的侧影，历代，也只有唐朝才能配得上如此铺张华丽的纹饰，后世各朝铜镜均不能出其右。所以瑞兽葡萄镜被称为唐镜的代表、唐代手工艺的奇葩，试想，如花般娇艳的女子坐在梳妆台前，对着这样一面精美的瑞兽葡萄镜轻描娥眉，梳理云鬓，该是怎样一副惹人爱怜的画面啊！
参考文献：
[1]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M].文物出版社，1984.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 ，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 ，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 ，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 ，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 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历史时期是不 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 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 断代 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 ，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 ，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 (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 的努力 ，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 ，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 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北京大学吴荣 曾先生撰有《五铢钱 与墓葬断代》一 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 ，颇 有说服力 。今 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 ，因此 ，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 ，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 ，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 币的所属时间。如梁 四柱五铢 ，钱面上下各 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 文帝铸重 达八 铢之 五铢钱 ，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 ，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 ，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
“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 ，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农 民政权也 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 十种，其 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 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 ，往往每次改年号 ，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 ：广西贺州博物馆 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 ，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 ”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 的情况 ，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 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 。这样 的例子在 考古工作 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 ，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 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 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 ，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 。因此，在 晚期单位 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 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 ，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 、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 两、文帝 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 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 ，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 晚期的情况 。管维 良先生曾对魏 晋南北朝 时期 四十批墓葬和窖藏 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 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 33％，最高为 100％，绝大多数时候为 90％以上。两晋 的十六批材料 中有 十四批 出土汉五铢 ，所占比例最少为 33％ ，最高为 100％，有7批。绝 大多 数为 90％以上 。南朝 5例 ，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 6例 ，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 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 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 90％以上 ，可见 ，当时流通 的主要货 币应该 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 ，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 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
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 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 ，造成断代失误。为此 ，须坚持两个原则 ：其一，在出土不 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 ，如地层关系、墓葬形 制、器物、碑志 、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 ，钱币材 料仅是 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二、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 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 ”的观念支下 ，不管高下贫富 ，人们都要往墓 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 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 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 以窥探 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 ，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 、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笔者 曾研究 过的三峡地 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 11座墓葬 中，其 中 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 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 、113枚、173枚 ，共 5l4枚，这 11 座墓平均每座约 47枚。西汉武 昭时期 墓 葬共 27座 ，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 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 3座，除此 以外的 15座墓葬 ，出土钱币最少的是 2枚 ，最多的是 1042枚 ，总数约 2200枚 ，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 44座平均约50枚 。
从上述数据看 ，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 1枚钱币也没有 ，最多 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 ，出土 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 由于保存状况的不 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 ，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汉代是一个 崇 尚厚 葬 的时代 。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 ，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 之坟半 仞，其 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9](p2s3)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 ，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 ，广种松柏，庐舍祠堂 ，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 的一 面窗 口。以洛 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 ，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 11265枚 ，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 50枚¨ 。当然，这只是考古 出土 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 自然破坏 ，其数 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 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 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
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 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 在西汉多时每人 120钱 ，少时为 40钱 ，口赋为 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 和 口赋。因此 ，50钱相当于算赋的 41．7%-125％，相 当于口赋的 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 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 ·贡禹传》云 ：“武帝征伐四夷 ，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 ，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 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在活人生活 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 ，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 ，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三、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 日本钱币等等，在 国外也 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 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 了当时 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 前几年出版 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 国 F·蒂埃里 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 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 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 2000枚 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 4世纪至 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 。
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例如，古代 中国的周边 国家 ，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 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 “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 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 、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 ，中国境 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 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 ，对它们的深入研究 ，必将推进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 ，与考古学的结合也 日益紧密。本文粗略讨论了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三个方面的作用 ，权作引玉之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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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天文历法、数学、医学、造纸术的成就。
2、哲学与宗教
认识两汉时期思想的特点;哲学成就(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王充的《论衡》);宗教新格局(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
3、史学与文学
掌握《史记》、《汉书》，弄清体裁区别;掌握汉赋、乐府诗，比较不同特点。
4、雕塑与绘画
掌握雕塑代表作品(秦始皇陵兵马俑、东汉说唱俑和杂技俑、秦汉砖瓦和瓦当);掌握绘画代表作品(长沙马王堆汉墓彩色帛画、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
重点和难点精析
1、秦汉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特点和影响
(1)原因
①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进步是秦汉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科技成就既是秦汉文化发展的表现，又是秦汉经济发展的动力。
②秦汉形成统一帝国，政治统一，促进各地人民生产生活交流，为秦汉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③强有力的政府也促进秦汉文化的发展。秦始皇统一文字，西汉武帝以后大兴儒学教育，鼓励对外交流，东汉明帝求佛法等政策措施都有利于文化的发展。
④当然封建政府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一些措施，也会对科学文化发展有不利作用，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等。但总体看来，秦汉统一帝国政府的存在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
⑤民族交流的增多也有利于文化的进步。外来文明的传入也促进了秦汉文化的发展。
(2)秦汉时期文化的特点
①统一与多样化的有机结合。秦朝“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汉朝独尊儒术，都具有大一统的特点，同时各地、各族文化也蓬勃发展，形成了统一前提下风格多样的中华文化。
②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秦汉大规模吸取外来文化的长处，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华文化接纳包容了西域、印度的文化;秦汉文化也广泛外传，向东传到朝鲜、日本，向西传到西域，甚至远播欧洲，向南传到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
③水平居于世界先进行列。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九章算术》的问世、天文和医学成就等，表明那时的中国科学技术等处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先进行列，文学艺术等也形成与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风格。至今，国外仍有人称中国人为“汉人”，称中国学为“汉学”。
④气势宏大。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史记》等都表现了秦汉时期人们的奋发向上的精神，显现出宏大不凡的气势。
(3)秦汉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从此，中国文明源源不断传到西方。中国的丝绸、冶铸、水利技术都远播到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
第二、秦汉文明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时期，不仅和日本、朝鲜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还有不少移民到日本等国，他们把秦汉先进文化带往邻国地区。
第三、秦汉文明对世界文化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不少国家把中国称为China，即为秦的译音，或把中国人称为“汉人”，把中国学称为“汉学”，都说明中国秦汉文明对世界影响之深。
2、秦汉时期思想的特点
儒学经董仲舒阐发，既使儒学神秘化，又使儒学官方化，成为汉代思想的突出特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哲学观点的对立;儒佛道三教并存的宗教格局开始形成。
3、董仲舒的新儒学。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师，其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唯心主义。
董仲舒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汉代今文经学派杰出的大师。他对儒学的发挥主要包括：(1)大一统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识、有感情的最高主宰者，而皇帝是“天子”，他代表天意君临天下，同时也必须顺从天意。这种天谴说既不科学，又有迷惑性，但作为臣下劝谏君主顺从民意的凭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限制君权的意义。(3)君权神授学说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种思想理论，目的是给统治者披上神圣的外衣，借以维护封建统治。从这个基点出发又提出了三纲五常说，将封建等级制度神圣化。它所体现的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是束缚历代人民的精神枷锁。(4)更化与德政思想，主张以秦为鉴，缓和阶级矛盾，提倡德治，在现实政治中革除秦政余毒，即所谓更化说。
知识拓展
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发展及其所体现出的历史变化规律。
发展：①春秋时期──创立：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他维护周礼，主张贵贱有序，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还主张改良，“损益”旧的章法。②战国时期──发展：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和“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要求给人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赋。③西汉──成为统治思想：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新儒学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规律：①古代思想学说既有继承，也有发展。②古代思想学说总是吸收其他合适的思想主张来丰富和发展。③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思想主张往往受到格外重视。
师生探究
例1、从战国“百家争鸣”到西汉“独尊儒术”的转变体现了()
①中央集权的强化②思想控制的加强③大一统局面的形成④儒家以外各学派的消亡
A.②④B.①②④C.①③D.①②③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为组合选择题，但体现出一定因果关系，难度较大，试题较为新颖。解题时，要求考生对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转变原因、影响等作出恰当分析，应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规律，同时，西汉时虽“罢黜百家”但并不是消灭各家，由此可排除④。
例2、(2005上海历史)西汉太中大夫东方朔撰文上书汉武帝，所用竹简需两人抬进宫，以后改变携书不方便现象首次得益与发明了
A.造纸技术B.雕版印刷C.制墨技术D.活字印刷
解析本题答案是A。造纸术发明后，轻便价低的纸张逐渐代替了笨重的竹木简，从而改变了携书不方便的现象。
例3、秦汉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化有机结合、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水平居世界前列、气势恢宏等突出特点。其中，造成“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一特点的直接原因是()
A.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以确立与巩固
B.处在封建盛世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
C.中外交通发达，政府重视对外交流
D.科技文化先进，对周边国家有强大的吸引力
解析本题答案是C。秦汉时期由于中外交通的发达，中国大规模的吸取了外来文化。
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一方面，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得以建构和传承的形式和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又无时无地不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和决定性影响。
一、借词反映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
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首先是物质文化产品的交流。古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有葡萄、苜蓿、胡瓜、胡桃、胡豆，等等。现代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更为丰富，如：维他命、吗啡、盘尼西林、布丁、三明治、威士忌、啤酒、芝士（奶酪）、夹克衫，等等。
匈奴（包括北狄、胡）以及西域各国的物产，于汉代时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各种异域物产的借词，便很自然地出现在上古书中。例如：葡萄――《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通西域得葡萄苜蓿于大宛，可见这两种东西都是张骞带回来的。葡萄《史记》《汉书》作“蒲陶”，《后汉书》作“蒲萄”，《三国志》和《北史》作“蒲桃”。最近据杨志玖考证，葡萄一词当由《汉书・西域传》乌戈山离的扑桃国而来。扑桃字应作“扑桃”，它的所在地，照徐松说就是《汉书・大月氏传》的“达”，照沙畹说就是大夏（Bactria）都城Bactra的对音。因为这个地方盛产葡萄，所以后来就用它当作这种水果的名称。
二、借词反映文化艺术的交流
文化艺术，包括舞蹈、音乐、体育等方面。早在中古时期，这方面的交流已相当活跃。古代借词，如波罗球（一种马术球戏）、胡琴、琵琶、胡笳，等等；现代借词，如排球踢踏舞（titup）、芭蕾舞、恰恰、桑巴、探戈、扑克、卡拉OK、舞厅等。
柘枝舞――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记各种教坊乐舞里有一种叫做“柘枝舞”。唐沈亚之《柘枝舞赋》序说：“今自有土之乐舞堂上者，唯胡部与焉。而柘枝益肆於态，诚足以赋其容也。”晏殊也说这是一种胡舞。《唐书・西域传》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文献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记有柘羯，当亦石国。凡所谓者舌、赭时、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语Chaj一字之译音……
琵琶――《释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向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此为名。”它与今天的乐器琵琶的形状似不相同。
三、借词反映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
可超越国界，宗教文化更是冲破国界，在世界各地自由传播开来。古代中国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因而汉语中有大量借词源自印度佛教语汇，如“三生有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三灾八难”等。近代汉语借词，如基督教、也里可温、伊甸、耶和华、撒旦、夏娃、亚当、教堂、伊斯兰教、、穆斯林，等等。
袈裟――也译作“迦沙曳”，梵文音译词。唐代《玄应音义》对这个词的字体变化作了介绍，“袈裟”是佛教僧尼的法衣。
夜叉――梵文音译词，也译作“药叉”“夜乞叉”，佛教认为夜叉是一种吃人的恶鬼。不过，夜叉的种类有好几种，有一种夜叉是护佛的天龙八部之一。
世界――原使梵文loka，音译为“路迦”。《楞严经》（四）曰：“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法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佛典上的“世界”本是一个时空概念，后来只有空间概念，成为汉语的习用词。
四、借词反映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便与西方进行过科技文化的交流。中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便是一个证明。近代，西方科技知识文化大量传入中国，这些中外科技文化知识的交流，使近代汉语出现许多过去所没有的近代西方科技新词。如机器、几何、风扇、重心、螺丝、地球、齿轮、比例、起重、测量、曲线、自动、数学、标本、赫兹，等等。
总之，借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记录，它为我们展示中外不同民族交往中，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踪迹。
瓦当，俗称“筒瓦头”或“瓦头”，是古代建筑用瓦的重要构件。瓦，即圆弧状的陶片，用于覆盖屋顶：所谓“当”，据《辞海》解释：“当，底也，瓦覆檐际者，正当众瓦之底，又节比于檐端，瓦瓦相盾，故有当名”。瓦当是瓦的头端，主要用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面，不仅有防水、排水、保护檐头的功能，还能增添建筑的美观。
中国的瓦当最早起源于西周时期，当时主要以素面纹著称。随着古代人们对建筑欣赏艺术水平的提高，瓦当出现了动物、植物等形象的饰样，进而发展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古代瓦当纹样繁多，大致分为三大类：图像瓦当、图案瓦当和文字瓦当。图像纹包括反映现实人们生活图像和反映人们思想意识的神话图像两种。图案纹是对现实生活中具体形象的高度提炼和抽象，是图画艺术的最高阶段。文字瓦当是以文字作为当面装饰的主体，大量出现于西汉时期，秦以前绝少。
一、压卷绝唱的汉代四神瓦当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它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西汉中后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宫殿和礼制建筑规模更为壮大，瓦当也伴随着砖瓦建筑蓬勃发展而发展起来。汉代瓦当艺术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瓦当纹饰主要是图案和文字，图像纹瓦当已经进入低谷时期。虽然图象瓦当已不是汉代瓦当的主流，但汉长安城一带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却是图象瓦当的压卷绝唱。
四神，也称四方之神，是中国古人信奉的星宿神，是四种被神化了的动物，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它们是远古氏族动物图腾崇拜的表现，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的祈愿和憧憬。因为四神常与时间、节气、方位、星宿、阴阳相连，所以人常借助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达到人神感应、灵魂升天。又因汉代当时盛行五行思想学说，所以四神纹瓦当有避邪、镇宅的说法。据考古表明，四神瓦当一般按其所象征的内容被施用于相应的位置上，青龙用于东面屋檐，朱雀用于南面屋檐，白虎用于西面屋檐，玄武用于北面屋檐，有着明确的符号性象征。
汉长城一代的四神瓦当纹样古朴典雅，构思精巧，美观和谐大方，形象生动活泼。它们是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带有非写实的浪漫雕饰，显得质朴浑厚、气势古拙。四神作为装饰纹样，以它们极富个性的造型渗透于人的行为和其他艺术形态之中，服务于人类生活，使人类生活艺术化，从而能更好地反映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四神瓦当上的装饰图案不仅对建筑物起到装饰效果，而且增加建筑的美感：瓦当上的四神是古人心中对美好事物的祈祷和寄托。四神纹样的美不是视觉的美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一种广阔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一种起共鸣作用的心灵美。
二、汉代四神瓦当纹饰的价值意义
成耆仁在《中国纹饰及其象征意义》中提到：“纹饰，不管是在人类物质文明还是在精神文明的历史上，一向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美化物质生活，更是反映社会的时代风貌，因而成为研究工艺史、社会史、文化交流史与美术史等不可多得宝贵资料。”
汉代四神瓦当纹饰不愧为中国古代装饰文化遗产中的一支奇葩。它以优美的装饰纹样、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后人所仰慕，塑造了中国古代装饰艺术的文化品格而被后世赞叹。它不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考古价值。它的图像有助于了解古人的历史渊源、习俗信仰，并对古代历史地理、思想意识的研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域外汉籍的内涵有三，第一，指我国历史上流散到海外的汉文著述；第二，指域外抄录、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如和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第三，指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此外，近数百年来欧美来华传教士用汉字或双语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一些重要著作，除了第一类汉籍之外，其他三类汉籍都是在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因而称其为“再生汉籍”。根据调查，域外汉籍（含“再生汉籍”）的总量相当庞大。仅以韩国为例，韩国学者全寅初教授在《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就著录了汉籍12500多种；北京大学严绍T先生整理18000多种日本所藏汉文文献，著成《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当然，当地实际所藏数量还要远大于此。
总体看来，域外汉籍在全球的分布大体集中两大地区，一是东亚汉文化圈内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二是英、法、德、俄、美、加等欧美国家。此外，就是少量分布的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