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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GDP从3645亿元增加到519322亿元，年均增速接近10%。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系列问题，比如：增长方式粗暴、经济转型缓慢、环境污染严重，等等。我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不是增速问题，而是质量和效益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质量和效益问题，我国经济将始终处于不稳定、不可持续状态。本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测度我国2000～2012年的经济增长质量，并就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二、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仅以单个指标来测度经济增长质量，不能完整地给出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全貌，因为经济增长质量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涉及经济增长的多个方面。但若将经济增长数量以外的所有因素都纳入分析框架，就会造成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无法得以确定，从而在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时比较随意。
本文认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应紧密结合经济增长本身，涵盖经济增长的整个过程，包括经济增长的方式、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经济增长的前景。首先，经济增长质量应该体现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比如，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其次，经济增长质量应该体现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性。如果百姓不能有效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那么民生就不会随经济增长得到同步改善，经济增长就失去了意义，与高质量毫无关系。再次，经济增长质量应该体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只有在保持资源和环境永续利用的前提下实现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增长，是高质量的增长；反之，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是低质量的经济增长。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成果的可分享性和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四个方面测度经济增长质量。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13个分项指标和24个基础指标。具体指标如下（破折号后为基础指标）：
1、经济增长的效率
（1）劳动效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2）投资效率――投资效果系数；（3）土地利用效率――单位GDP建设用地面积*1；（4）能源利用效率――万元GDP能耗*。
2、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
（1）产业结构――工业化率，第三产业比重；（2）投资消费结构――消费率，居民、政府消费比；（3）就业结构――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3、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
（1）生活质量――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每万人口拥有医疗床位数；（2）收入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居民和政府收入增速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
4、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
（1）水污染状况――单位产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2）大气污染状况――单位产出工业废气排放总量*；（3）固体废物污染状况――单位产出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三、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结果及分析
（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结果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2000～2012年为研究时间段。除“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外，本文所使用的指标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基尼系数是城镇基尼系数和农村基尼系数加权得到，权数为城镇和农村的人口比例，而城镇基尼系数和农村基尼系数分别由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和农村分等级收入数据计算得出。
通过计算，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结果如表1所示。
（二）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
1、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整体评价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自2000年以来有了很大的提升，2012年经济增长质量相对2000年增长了118%。但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明显落后于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因为2000～2012年期间，以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增长了219%。
2、经济增长的效率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效率指数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且明显高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效率指数增长了350%，远高于GDP增长率，土地利用效率指数和能源利用效率指数分别增长了145%和99%，低于GDP增长率，投资效率指数下降了65%。整体来看，我国资源利用效率明显偏低，尤其是投资效率低下问题特别突出。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主导了投资行为，因而存在不少盲目投资，投资的宏观效果和微观效果都比较低，进而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不高。
3、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
从表1可以看出，2000～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结构优化指数平均增长率仅为0.7%，远低于GDP增长率。二级指数方面，就业结构优化指数增长了58%，产业结构优化指数仅提高了15%，投资消费结构优化指数则下滑了19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加速了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优化了我国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方面，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占比仅为43.4%，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投资消费结构不理想是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我国2012年消费率仅为4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必然会导致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严重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4、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指数增长了86%。二级指数方面，生活质量指数增长了70%，收入水平指数提高了129%，而收入分配公平性指数则下滑了-108%。从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四个基础指标来看，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和居民和政府收入增速分别下滑了106%和6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21%，基尼系数增加了42%。综合来看，2000年以来，虽然我国老百姓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很大幅度提升，但收入分配的不公问题正在逐渐恶化。
5、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
从表1的数据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环境代价指数增长了89%，反映我国的经济增长环境代价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从百姓的切身感受来说，我国环境恶化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矛盾呢？原因是百姓只关注污染排放的绝对数量，而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是一个相对指标，分母是GDP，当GDP的增速高于污染排放的增速时，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实质上就是减少的。
四、结论
本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测度了我国2000～2012年的经济增长质量，并就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结果发现：
第一，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明显落后于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
第二，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而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劳动增长效率的大幅提高，土地、能源和资金利用效率明显不高，投资效率甚至出现了大幅下滑。
第三，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但实施成效并不理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和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
第四，虽然我国老百姓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很大幅度提升，但收入分配的不公问题正在逐渐恶化。
第五，我国环境污染逐渐严重，单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环境代价在逐渐减少。
参考文献：
[1] 钞小静，惠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26（6）：75-86.
[2] Chenery H B. Patterns of Industria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0， 150（1）： 624-654.
[3] Turnovsky S J， Chattopadhyay P. Volatility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Some Numerical Results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59（1）： 267295.
[4] Barro R J.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2002， Working Papers Central Bank of Chile from Central Bank of Chile.
1.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城市化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1982 年至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03%，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3.7%。城市群是城市化道路进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和高级阶段，是发展现代城市经济和城市区域化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推动着城市区域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我国计划形成包括沿海三大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等在内的十大城市群，它们是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将成为我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和国民经济的十大支撑点。
城市群能否承担带动区域发展和国民经济提升的重要职能，取决于城市群的承载力――尤其是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能否支撑其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提升。自“十七大”起就提出了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放在增长速度之前，表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已经不难，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矛盾与问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才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十二五”规划指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发展方式，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群的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恶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日益凸显，已威胁到区域甚至国家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对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质量提升的分析研究，不仅能使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还能够让我们观察和把握到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状态。
2.文献综述
2.1 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
20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年代初，人类意识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罗马俱乐部”在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构建了“世界模型” 对全球的资源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进行评价，提出了经济的“零增长”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Slesser提出了新的计算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方法――ECCO模型。9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nneth等发表了《经济增长、承载力和环境》一文引起了极大反响和广泛关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积极探讨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王学军（1992）提出了“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这一概念，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和层次分析法，从自然、社会、经济三个层面定量评价和分析了中国分省区的地理环境承载力潜力[1]。毛汉英（2001）等采用状态空间法作为量度区域承载力的基本方法，将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人类活动定义为三维空间状态，定量地描述和测度区域承载力与承载状态[2]。方创琳等（2003）采用多模型互补对接支持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绿洲系统“三生”（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进行了多情景预测分析[3]。中国科学技术大会（2008）主编的《中国城市承载力机其危机管理研究报告》通过预警指标对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主要城市群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交通和环境承载力状况进行评价。
2.2 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王积业（2000）认为经济增长是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的统一。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不断积累，质量提高的重要源泉是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4]。李岳平（2001）拟建立一套在定性规定上的、科学适用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技术进步的贡献、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居民生活和经济增长的代价等六个方面来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5]。刘亚建（2002）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为单位经济增长率所含有的剩余产品量，并认为单位经济增长率中投入的资金物资越少，经济增长质量越高[6]。
钞小静、康慧（2009）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与联系入手，构建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1978～2007年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7]。钞小静、任保平（2012）从经济增长质量视角出发，采用国际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8]。研究表明中国经济转型期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3.以三个城市群为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协同分析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包含了资源和环境要素的综合承载力概念，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维持区域资源结构符合持续发展需要，区域环境功能仍具有维持其稳态效应能力的条件下，区域资源环境系统所能承受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9]。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到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多变量、多层次的动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入分析、比较和选择制约因素的基础上的，要充分考虑承载体与受载体之间的互动反馈方式、强度、潜力与相互替代等特点。本文在综合借鉴毛汉英（2001）、李岩（2010）、毕明（2011）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资源承载力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压力两大分项指标体系，这两大分项指标体系又具体包括19个基础操作指标，如表1所示。
从国内外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文献来看，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并提出要在数量基础上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依据国内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创新能力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能够长期得以提高的结果[10]。在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广义定性之后，笔者综合借鉴李岳平（2000）和钞小静（2009）等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建立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量化，该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代价和居民生活水平四个主要方面，在这四个分项指标体系下又设定14个基础指标，如表3所示。
在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为例，对这三个地区2012年的指标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分析和比较不同城市群的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别与联系。之所以选取这三个城市群是因为它们分别是我国北部、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典型代表，在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3》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由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面积较大，所以在资源储量和地域面积的绝对量上占有优势，比如土地面积、水资源总量、主要能源储量（关中地区数据缺失）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等方面。京津冀地区主要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储量最大，达30609.42亿吨;人均GDP最大，但万元GDP水耗也最多;森林覆盖率、人均道路面积最少;经济发展的二元性较为突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较大）;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高代价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但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分配状况较好。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状况都优于其他两个城市群。2012年GDP产值达108905.27亿元，第二、三 产业产值比重达96.07%，并且在科学技术投入和成果方面最为突出，但付出的经济增长代价也最多;虽然长三角土地面积最大，但人口密度是京津冀和关中城市群的1.5和1.7倍;经济增长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都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关中城市群的森林覆盖率和人均道路面积指数遥遥领先，并且污染物排放量最少，但大部分资源还是相对稀缺，资源承载力相对较弱;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失业率、恩格尔系数和城乡收入比与京津冀和长三角相比最高，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远远落后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
4.结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资源环境承载力强的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相对较高，例如长
三角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无论是在资源环境方面还是经济发展方面都处于劣势，并且二元结构突出，但仍有其独有的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京津冀城市群资源环境条件和承载能力相对较弱，所以经济增长质量不及长三角地区。因此，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其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经济发展的好坏依赖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要追求经济的又好又快增长，就不能忽视支撑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能力，不能盲目追求经济的数量增长，而要根据承载力状况调整发展战略，战略目标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发展转型，战略模式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型，战略要素依赖由资源耗费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型，战略重点由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型发展转型[11]，推动城市群的整体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学军.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及其区际差异[J].地理科学，1992，12（4）：322-328.
[2] 毛汉英，余丹林.区域承载力定量研究方法探讨[J].地球科学进展，2001，16（4）.
[3] 方创琳，鲍超，张传国.干旱地区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变化情势与演变情景分析[J].生态学报，2003，23（9）：1915-1923.
[4] 王积业.关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00，（1）：11-17.
[5] 李岳平.经济增长质量评估体系及实证分析[J].江苏统计，2001 （5）：19-22.
[6] 刘亚建.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分析[J].思想战线，2002，28（4）：30-33.
[7] [11] 钞小静，惠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 （6）：75-86.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41-05
Abstract：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during 2003～2013.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has risen steadily， where welfare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economic struc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whereas there still are problems in the cost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nd st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which restrict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In light of thi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Key words：Anhui Provinc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dex system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近年来安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3年至2013年连续11年保持GDP两位数增长。2014年，在全国GDP7.4%的增速背景下仍取得了9.2%的高速增长。然而，评价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情况，不能光看经济总量和速度的增长，更要看其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安徽省作为一个后起省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投资拉动，粗放型增长特征明显。因此，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降低发展成本，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保证经济良好运行，是安徽省经济发展中值得研究的课题。这就需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
一、相关研究回顾
后转型时代的到来，催生了人们对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也引发了学术界的研究。起初人们关注的是经济增长质量，托马斯提出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应是社会发展水平、人们收入水平和环境的综合发展[1]。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密切相关[2]。王君磊、杨晓明等指出，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经济本身的发展，也应包括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3]。
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密切相关，但比经济增长质量涵义更广。巴罗认为经济发展质量应包括健康、收入分配、政治制度、犯罪率、等多维度[4] 。徐辉，杨志辉运用密切值模型对我国1995～2003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评价，指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动力源于科技的推动[5]。陈晓声从企业这个微观角度进行研究，指出企业运营质量直接决定着经济运行质量[6]。刘丽丽，于妮莎运用多元统计分析对山东省经济质量进行了测度和比较[7]。
经梳理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关于经济发展质量涵义的研究，二是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实证研究，但研究焦点集中在全国或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对安徽等中部城市的研究缺乏。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安徽省“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全面转型、加速崛起、兴皖富民为主线，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增强区域经济协调性，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构建了表1的评价指标体系：以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结构、福利和民生改善、资源环境代价、科技进步为5个一级指标，下设30 个二级指标。
三、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质量评价可采用主观评价法、客观评价法和综合评价法，鉴于主观评价法受主观意识影响较大、综合评价法仍存在争议及所取得资料的特点，本文选用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徽省经济运行发展质量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8-10]。
数据首先从2004～2014年《安徽省统计年鉴》和《安徽省科技统计年鉴》中取得，个别数据补充自各地级市统计公报。评价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正向化处理，正指标不作处理，逆指标采用取倒数的方法加以正向化，然后利用spass20.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主成分分析[11]。经过6次主成分分析，得到表2的分析结果。
表2表明，各方面第一主成分综合反映原始数据的能力是最强的，其中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超过85%，所以笔者采用第一主成分来确定权重。先以第一主成分系数/计算出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再计算出一级指标权重，最终实现对安徽省2003～2013年经济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的目的[12]。
表3表明，福利和民生改善、经济结构、科技进步三个因素对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影响显著，累计达到94.64%，其他两个因素影响较小。其中福利和民生改善影响最大，为48.44%，接近50%；科技进步次之，为25.70%；经济结构第三，为20.50%；资源环境代价权重为负且绝对值最小，对安徽经济发展质量是负面影响且影响最小。
表4表明，安徽省2003～2013年整体经济发展质量呈现逐年改善态势，2006年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经济结构、福利和民生改善、科技进步三方面2003～2013年变化情况和整体一致，基本呈逐年增长态势；资源环境代价呈下降趋势，说明资源环境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安徽省整体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波动较大，2003～2006年呈下降态势，2006～2008年转为上升，2009年又有所下降，2010～2012年小幅波动，2013年突然增长，说明安徽省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差。
四、结论和启示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2003～2013年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总体表现为稳步上升态势。其中福利和民生改善、经济结构、科技进步三因素对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增长稳定性则存在着一定问题，制约着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安徽省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需要在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注重可持续发展两方面下功夫，同时注意调整其他三因素内部存在的细节问题。
结合以上分析结果和安徽省经济发展现状，本文给出以下建议，以期为安徽省经济建设提供参考：
（一）缩小城乡差距，注重福利和民生改善
福利和民生改善所占比重为48.44%，安徽省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福利和民生的改善，但其内部依然存在问题。表3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城乡人均收入比值两指标比重为负，说明安徽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依然明显。未来需要进一步保证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分配机制上兼顾效率和公平，使人民切实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提高第三产业占比，优化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GDP占比指标比重为负，但其绝对值和其他4个二级指标相当，说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小，而该指标和其他几个指标对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是同等重要的。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展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占比，促进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
（三）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资源环境代价方面严重制约着安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过程中资源能耗较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种污染物排放量较大。近年来，安徽省在资源能耗方面实施了大量改革，有效降低了单位GDP能耗，但由于产业结构中六大高耗能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资源消耗总量依然较大。与此同时，4个污染物排放二级指标比重为负，说明该问题依然困扰着安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这就需要对传统工业进行升级转型，积极发展节能环保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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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丽丽，于妮莎.对山东省各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研究[J].价值工程，2007（6）：30-32.
[8] 任保平，王蓉.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J].江苏社会科学，2011（1）：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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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离不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探讨，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真实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特殊形势下，对GDP的核算在理论上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GDP的核算方法与核算制度存在着局限性
对GDP进行核算时采用的是“生产原则”而不是实现原则，即对成为积累进入存量的投资与现实使用未作区分，这种做法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大的弊端。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特别是在目前的买方市场形势下，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经济中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据国家有关部门对1999年605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分析表明：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种，占72.23%。大量的无效供给可能会成为永久的库存或只能削价处理。对于这些进入库存或削价处理的商品，在核算时已经计入了GDP，但它们的价值却无法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从而会造成GDP的虚假成份。
（二）统计数据质量存在着失真的可能
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发展，经济结构日趋复杂，经济运行机制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统计对象更加广泛、复杂、多变，给政府统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同时，我国现行的统计体制和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没有按市场规律作出及时的调整，基层统计力量过于薄弱，统计队伍素质较低，这使得统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我国政府统计数据的质量存在失真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统计法还没有真正起到其监督作用，致使我国大部分统计工作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和超脱性，统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往往受利益驱使，统计的质量与可靠性受到威胁。统计工作者的业绩与当地的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领导干部的业绩则与当地所创造的GDP联系在一起，这些现实存在的行为机制客观上强化了行政对统计数据干预的行为，统计部门很难独立地行使统计职权，在许多情况下都不得不从地方利益出发，屈从于领导的意志而人为地臆造数据，从而造成统计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中间扭曲。
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波动率分析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用经济增长波动率来反映：
本年经济增长率－上年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波动率＝──────────────────
上年经济增长率
从1985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波动较大，但自1993年以来波动率基本上维持在-0.02～0.02之间，可见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了较大的提高。
稳定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内容，是因为：过度的经济波动对经济的动态效率损害很大，一是破坏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二是加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过冷又会造成高失业率。此外，它对人们特别是穷人会造成超乎常规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穷人几乎没有什么资本来对付经济的冲击，他们要维持消费水平的稳定将比富人遇到更多困难。在那些社会安全网络还不太健全的国家，这种影响可能尤为严重（Furman和Stiglitz1998）。另一方面是由于替代性选择的缺乏，穷人经常从事那些最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的工作，比如农业和建筑业。因此，一场经济危机会严重地恶化他们的人力和自然资产，使他们在其后的繁荣中也得不到好处。
附图
注：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制作。
三经济增长的内在保障：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我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经济中出现了过剩的局面，但这种经济过剩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相对过剩，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1)三次产业结构层次较低。1998年我国三次产业各自占GDP的比重为18:49:33，而同期高收入国家为5:30:65，中等收入国家为9:33:58，低收入国家为23:39:38，（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86页.）我国大致处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2)产业集中度低，规模经济效益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和产业性质，肓目引进、肓目投资、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呈“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状态。例如，汽车工业在被国家列为支柱产业后，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在“九五”规划中都将其列为重点发展产业，甚至一些县、乡、镇也上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摩托车项目，目前地区趋同率已达70%以上。（注：机械工业的创新与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0年8月18日.）据财政部一份报告测算，进入90年代后，地区工业结构与全国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达90%以上的省、市、区有22个，比80年代增加6.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3%；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7%。（注：中国产业发展与转型的问题和对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2年2月8日.）产业结构的高度相似与雷同，使企业规模过小、数量多，生产分散，集中化程度低，难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最终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益降低，大量生产能力闲置。(3)产业整体素质不高，技术含量低，创新能力不足。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所有工业设备中，目前技术经济性能比较先进的只占1/3，其中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先进水平的仅占13%，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的不足22%；性能落后的占2/3。（注：吴铁军，论“十五”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经济经纬，2001年第1期.）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前提，这表现在：其一，产业结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也无法取得规模效益，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率低下。此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结构效益来取得的，显然不是高质量的增长。其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所创造的GDP的结构不合理，这时的经济增长虽然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却无法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大量低效供给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范围小了，此时的购买也就无法充分反映其真正意愿。可见，如果GDP的结构与人们的需求结构错位，GDP的大小就不能反映人们从中获得的福利，经济增长也就不会给人们带来相同的福利的增加。
四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质量的恶化会造成人们生活质量的迅速下降，因此在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一定不能忽略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环境代价。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翻两番之后，我国为之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空气和水污染，导致了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的下降。从城市大气质量来看，1995年以空气中总悬浮物浓度测算的全球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有15个城市在中国（世界银行1999）（注：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第85页.），其中一些大城市，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2到5倍。政府的最新资料显示，目前已有29%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的影响；水污染的范围在扩大，1995年全国135条受监测的城市河段中，有52条已受到严重污染，其水质连灌溉标准都达不到，危害之大，令人震惊。我国的大气与水污染，尤其是细微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每年至少达54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509亿元），几乎是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1-6页.）
另外，我国的森林经过长期的砍伐、开荒和非法征占，原始森林已所剩无几，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已经残破；天然草地由于长期超载放牧、毁草开荒、乱采滥挖野生植物、淘金开矿，草原生态系统已经并继续处于大面积退化之中。据国家环保总局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90%的草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全国“三化”（退化、沙化、碱化）草地面积已达1.35亿公顷，并且还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注：杨东平，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2页.）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8.2%，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3%.（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6页.）
GDP虽然扣除了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即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转换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但并没有扣除为谋求增长而造成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所谓资源和环境代价，就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因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自然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质量退化成本等，因此用现行的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经济增长给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也大大降低了人们特别是子孙后代的福利水平，这种经济增长显然是低质量的增长。这也是现在各国重视绿色GDP计算、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生活质量问题
联合国出版的《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如果增长没有被转化到人民生活中，它的意义何在。”因此，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失业程度、收入分配状况等），它是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在几十年强劲的经济增长过后，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感觉到生活质量有明显的提高。究其原因，是因为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社会出现了两大困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越来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况。
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增长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它们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因为经济增长以技术进步为前提，因而会引起技术性失业。据统计，这几年我国每年下岗职工大约为650万左右，每年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安置200-300万，也就是说每年我国将有400万左右的下岗职工加入失业大军行列。另外，据专家估计，依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和耕地面积情况，农村仅需不到2亿左右的劳动力，而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的除外）为3.3亿左右。大量剩余劳动力聚集在有限的耕地上，造成农业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极其低下。我国统计失业率通常只有3.5%左右，而实际失业率即使取一个保守的数字也可达8%。（注：李华强等，试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存在的七大问题，山西统计，2001年第6期.）如此之高的失业率大大削弱了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越来越不合理的趋势。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差距在日益扩大，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1990年为2.17倍，1998年为2.51倍，1999年为2.65倍。由于城镇居民还有各种福利收入和补贴，农民收入中扣除生产投资费用和各种不合理的负担，则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更大。此外，在农村和城镇居民各自内部，收入分配也极不平衡。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1985年为0.264，1990年为0.310，1995年上升为0.34；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1985年为0.18，1990年为0.23，1995年为0.31，90年代末已上升为0.467。从全国来看，按照国际通用的五等分法，我国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比较，1978年为2.7倍，1990为4.0倍，1999扩大到6.6倍。（注：杨东平，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8页.）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0。据估计，如果包括非正规经济，基尼系数应为0.51。（注：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第ⅩⅤ页.）
经济增长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然而这些财富却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建立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富人收入和欲望满足的增长，而且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高失业率和扭曲的收入分配状况不仅是社会安全的隐患，而且会造成人们享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机会的严重不平等，最终影响到人力资本的投资上。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可以通过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队伍加入到经济中来，从而促进经济在长期内更快发展。
可见，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仅是指增长速度的快慢，它还包括经济内部以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上述种种负面影响，是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病。目前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过程中，同样不同程度地产生了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决不能步一些发达国家的后尘，待问题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增长与社会稳定时再来进行补救。我们必须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深入人心，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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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包容性增长最早提出于2010年，该理念强调改善民生，注重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包容性增长也具有其丰富的时代价值和实践取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之一，下面将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二、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与特征
（1）概念。包容性增长是一种新的增长观念，具体来说，它是指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同的是，包容性增长更加倡导的是机会平等的增长，最为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的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该理念的提出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特征。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对具体工作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它具有自身显著的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包容性增长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减少机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平等机会。其次，包容性增长倡导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同时在经济发展的时候需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降低环境污染，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最后，包容性增长倡导公平合理分享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成果不能为某部分社会成员所占有，而应该公平分享成果，让广大人们受到实惠，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人们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包容性增长的时代价值
（1）我国国情发展的必然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得到不断改善。但我国人口数量多，人口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东部、中部、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的差距，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同行业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较大，并且呈现扩大趋势。另外，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能源消耗量大，环境污染问题依然突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社会公平感在减弱，不公平、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一些社会成员获取高额的收入，一些社会行业获取高额利润，使其他社会成员和行业失去与之同等的机会。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采取新理念，新方法，而包容性增长正好适应这种需要，提出该理念，运用该理念指导经济发展是我国国情发展的必然要求。
（2）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构建和谐社会，就要缩小贫富差距，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让每个人的机会平等，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树立包容性增长观念，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让人们的机会均等，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谐人际关系，使得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矛盾得到有效解决，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3）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总体上步入小康社会。但必须清楚认识到存在的不足，目前的小康水平低，不全面，发展不平衡，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实现更高层次的小康。实现这个目标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需要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努力。目前我国城乡发展的差距在扩大，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收入分配等领域存在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为了改变这些情况，妥善解决迈向更高层次小康水平存在的问题，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按照包容性增长的要求，制定有效的发展措施和计划，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建设更高层次的小康社会。
四、包容性增长的实践取向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容性增长一种新的指导理念，在落实这项理念与措施的时候，应该坚持增长的理念，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保持经济社会的平稳快速发展，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不断将蛋糕做大，才能落实包容性增长的物资基础，同时也为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支持。
（2）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包容性增长，如果仅仅只是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是远远不够的，该理念对增长速度有一定的要求，但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和协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降低资源能源消耗，缩小东部、西部、中部之间的差距，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的差距，让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3）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在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现象，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仍然存在，甚至这种趋势出现进一步扩大的情况。而包容性增长将公平正义作为重要的目标追求，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关注公平问题，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作为主要内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并完善规章制度，加大各项政策措施的执行力度，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4）重视采取措施改善民生。改善民生，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要求。要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增加就业岗位，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让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经济状况，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果实。另一方面要重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使他们更好的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此外，还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险、救济、福利等各项措施，让人们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对经济社会建设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今后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将其作为指导方针，并注重采取相应的措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并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更好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1-0042-02
1 导论
“资源的诅咒”的涵义是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较早对“资源诅咒”问题关注的是Eary和Wijnbergen（1986）、Gelb（1985）、Auty（1990）。1993年，Auty首次提出“资源诅咒”概念，即丰裕的自然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非有利条件，反而可能成为增长的限制因素。Sachs和warner（1995）的经典文献选取87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检验一国经济增长与其所拥有自然资源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以上分析针对的是国家，那么在省级范围内否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文章从此角度着手，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以及资源型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如何应对。
2 我国资源分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表1给出了1985-2009年我国部分地区的自然资源产出和经济增长数据。表中只是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某些省份的数据，以说明问题。在衡量各地区经济增长快慢程度时，考虑到各地区人口因素的影响，下文采用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增长的指标，公式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T）ln（PGDP1/PGDP0）
其中，T为增长年限，PGDP1为2009年各省份人均GDP，PGDP0为1985年各省份人均GDP。原煤、原油和天然气是1985-2009年间的平均产量。
从表中可看出平均经济增长率较高的是福建、广东和浙江，虽然其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经济增长率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超出全国平均增长率约1-2个百分点。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辽宁、山西、陕西等省份，虽然资源丰裕但经济增长较慢，其较全国平均水平低大致2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了并不是自然资源越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就越高，同时也印证了国际范围内存在的“资源诅咒”问题在我国也存在。
3 “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3.1 要素转移效应引发“荷兰病”
资源丰裕的陕西、山西的工业结构性矛盾正体现出“荷兰病”的症状。由于这些地区自然资源的丰裕、较大的市场需求以及中间的利润，政府和民间的资本都会转向资源部门，引发该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时较高的工资水平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造就了造成该地区采掘业和消费型服务业的畸形繁荣。以陕西陕北为例，由于有大量的自然资源，政府、私人的资本都大量转向此部门，在1995年后陕北经济结构由农业主导转向以第二产业主导。第一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快速发展，2001～2005年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石油天然气开采、煤炭开采、石油加工及炼油产业等资源型产业占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90.34％，但同时，三产业比重却徘徊不前。
资本的转移限制了制造业和生产业的资本投入水平，其不得不花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而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虽然自然资源部门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其他部门产品的需求，但是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购买其他地区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地区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而制造业作为工业化时期技术创新和企业家成长的摇篮，它的衰落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形成致命打击。
3.2 产业结构抑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从长期看，人力资本和科技水平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在资源丰裕的地区，畸形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初级产品的生产构成了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这些部门并不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因此扩大教育支出以增加人力资本对这些地区是没有必要的。对于个人而言，由于就业领域仍然以初级产品部门为主，接受教育以提高其人力资本的收益并不高，因而个人也缺乏接受教育的激励。由于教育支出不足、人力资本匾乏，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含量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被极度压缩，因此，资源丰裕的地区往往也缺乏长期增长的动力。
当然，资源产业的繁荣及其企业的高工资和高福利会吸引外来人员，但对于当地更多的家族经营、粗放管理的模式下，没有形成两权分离的委托――制度，不利于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作用的发挥。也就意味着吸引更多的是初级人才，由于缺乏市场高级人才的数量去没有显著增加，因而挤压了相对更倚重人才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良性发展
3.3 外部环境恶化促使资本外流
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矿产资源的开采都会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甚至伤亡事故。例如到2007年底，榆林市因煤炭开采形成的采空区面积达339.57平方公里，其中塌陷64.25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近万人，损毁房屋4500多间，耕地2.4万多亩，林草地近7万亩。并且随着能源资源的大量开发，造成了一些地方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水资源和大气污染加重。特别是大量小厂矿的乱采乱挖，增加了许多新的污染源，使脆弱的生态环境区域雪上加霜。在这样恶化的外部环境下，为追求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生活空间和消费场所，一些富裕的人群便将资金转移至环境较好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据报道，每年仅房地产购买一项，山西省外流资金就在100亿元以上，这个数字对于经济落后的山西而言，绝对是一笔巨额财富。
此外，由于当地制造业逐渐萎缩，矿产开采积累的资金缺乏可供投资的对象，投资环境的恶化不仅难于吸引外部资金进入，也迫使本地投资者将资金转移至其他地区寻觅投资机会。这就形成一方面政府花大力气、高成本地从外面引资，另一方面本地富豪却不断地对外转移资金的奇特现象。
4 资源丰裕地区应对“资源诅咒”的建议
4.1 根据地区特色积极实现产业多元化发展
奥提（Auty）认为产业的单一是资源丰富国家经济绩效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解决资源诅咒的首要措施是发展多元化产业。其可依托能源产业发展获得的资金，按照“高起点、高科技、高附加值”的要求大量发展有潜力的产业。重点发展煤、电、天然气为主的工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化学工业、冶金工业、制造业等；同时把旅游业、生态农业、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作为重要的战略产业和支柱产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例如陕北的榆林有大量优质的旅游景区：全世界唯一存留的匈奴都城――统万城；万里长城最大的烽火台――镇北台；不亚于平遥古城的榆林古城等，但都由于投资不足没有进行积极的开发，对旅游景点的打造、包装不足，无法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应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旅游产业，通过一定的政策，给予一定的贴息或旅游发展基金等，以做大做强旅游产业。
多元化的产业发展起来后，可解决民间资本外流的问题，这对于政府引导资金进入相关产业提供很好的契机。并且可扭转资源丰裕畸形的产业结构，资本不再只是进入能源产业，也会积极的进入制造业，对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吸引高端人才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4.2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培育创造财富的能力
经济学家Barro对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显示：初始的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因此资源富裕的地区必须加强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投入水平，以加快科技创新带动人力资源提升，以优厚待遇吸引人才，充分挖掘现有人力资源潜力。首先政府必须增加对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改善不合理的教育投资体制，重点放在基础教育和对普通劳动者的再教育和培训上，吸引外来的技术人才和知识人才，积累宝贵的人力资本。其次是增强居民自我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不是靠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获得更多收益。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要农民进入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就业，并且不是暂时性的就业。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提高健康水平的人力资源开发，可以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提高，有助于实现人口、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4.3 建立合理的资源价格机制，完善资源补偿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资源产品价格受政府管制，价格偏低，目前我国水价仅为国际水价的1/3。大量高能耗产品争相出口，有些产品价格之低甚至接近倾销。为此，应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研究有关的价格和收费政策，形成有利于节能的价格机制，在提供普遍服务的同时，发挥价格对能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能源需求的调节作用。在定价时，必须充分考虑能源开发中的资源代价、生态环境代价、生命代价、后续发展能力代价，并且加上“机会成本代价”，以维持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进一步改革资源税，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资源税作为一个地方税种在我国税制体系中只能算一个小税种，开征以来存在税率比较低，从量计征，以及税收总额少等问题，其征收并没有构成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的区域财政能力的明显差距。因此，可以适当提高资源税率，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把这部分利益让给地方，让他们拿出来解决教育问题、环境问题和农村问题，而且也有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
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尽管经济发展较快，但居民收入却难以同步增长，导致中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也难以启动。
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被称为“粗放式发展”，是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取得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采用这种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还“情有可原”，因为当时中国是个“资本高度稀缺、技术高度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被视为最重要任务。这样，为了吸引外资和技术，不得不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与条件，包括压低资源、能源、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但是，当中国经济规模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是否还要片面追求GDP增长目标，经济增长是否还要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失衡为代价，这些问题引起了更多人的思考。
尽管不少学者认为，鉴于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较为充足、制造业发达、科技水平提升及城市化进程加速等因素，未来20至30年中国经济仍可保持年均8%增长水平。例如，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期出席中国经济发展论坛时预测，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将以年均8%速度继续增长，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还将可能超过美国。
但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以粗放式增长方式来维持经济高增长所面临的较大困境。因为，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变，美国的消费大幅萎缩，导致“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中国经济突然失去外需的有力支撑。尽管随着主要发达国家相继走出危机阴影，中国出口因对出口商品需求恢复增长而大幅增长，但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今后依靠外需支撑经济增长是易波动的，也是难以为继的，如今年2月份又出现贸易逆差。同样，国际金融危机也使许多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复苏而推行保护主义，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不降反升”，这对依赖外需的出口企业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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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保持合理速度的增长。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增长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合理的增长速度，就业就无法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因此，在改革的攻坚期、深水区，我们要破解发展难题、突破发展瓶颈、化解发展挑战，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仍然是必要的。
第三，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尊重经济规律的增长。我们作决策、办事情、谋发展，都要认识规律、遵循规律。要避免犯脱离实际、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真正做到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要遵循好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这“三大规律”，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包容性发展，通过不断对“增长”内涵进行反思，为增长“脱水”，实现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较大代价，存在效益低下、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水分。主要原因何在？一是“唯GDP”导向。一些领导干部将“发展是第一要义”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要求割裂开来，甚至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结果为了GDP数字的增长不讲成本、不讲质量、不讲效益，甚至造成质量和效益下降。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痼疾。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是可持续的增长，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从长远来看，这种增长不仅仅是有水分的增长，也是有害的增长。三是政绩考核机制的偏向。在“增长至上”的评价体系指引下，经济增长成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难免出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和市场的手错位、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新官不理旧账、公司化政府倾向等突出问题。
以改革之手为经济增长“脱水”，实现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南。原有的外需拉动、人口红利等增长动力减退，倒逼我国经济逐步转换增长动力，着力打造“中国质量”，实现增长质量上台阶。新常态经济下，实现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应当全面深化改革，在改进考核手段、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推进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力。
改进政绩考核手段，不单单以GDP论英雄。要树立为人民谋利益的政绩观。各级政府应当把GDP当成预测性指标，而不是层层考核的指令性指标。换句话讲，应当更加强调就业优先的指标。如果有可能，可考虑以就业、收入、CPI、环境指标替代GDP。
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的本质要求，关键是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在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实现增长。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又把人民币升值问题推到了世界经济的风口浪尖。对未来一个时期人民币是不是会继续大幅度升值的问题，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应该区分有升值压力与要不要升值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人民币有潜在的升值压力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要选择大幅度升值。人民币升不升值要考虑它的成本或代价。我的第二个观点是人民币升不升值不仅要考虑金融面，更要考虑中国工业化进程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中国经济成长对世界经济成长的贡献。
中国大陆的资源禀赋特征(人口多、资源稀缺)和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特别是广大的沿海地区必须走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工贸易道路。这是市场和企业自发的选择而不是某种政府力量的事先规定。中国在全球分工中选择这种加工贸易模式，使中国目前的外资依赖度和贸易依存度都处于全球极高的开放水平。它对世界经济增长最起码产生了三个不可低估的效应：其一，全球经济成长中的中国因素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的兴奋点；其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虽然目前中国GDP只占世界GDP的5％左右，但是考虑到间接的关联效应，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般估计为15％-18％：其三，中国经济成长的成果为全球各国分享。
这种增长的正外部性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廉价的世界工厂所生产的出口品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创造大量的消费者剩余；第二，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拉动了所有生产这些投入品国家的经济成长；第三，大量吸收外资带动了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本品的输出。这些经济体的资本品产业高速扩张的同时，又获得了巨额的资本收益；第四，中国占比重较小但是绝对数额很大的先富起来的群体，是某些发达国家奢侈消费品的主要需求者之一。他们拉动了这些国家奢侈品的生产和增长；第五，以官方外汇为主的对外投资促进了国际资本的循环，活跃了世界经济的运行。
因此，在中国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成长动力源泉之一的前提下，如果在美国等的压力下放任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表现在如果国内以低级“国际代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不能迅速实现升级，或者企业难以用强烈的产业升级措施相回应，势必会导致经济增长步入长期的衰退。中国要为此付出代价，全世界也要为此埋单。
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并非美国贸易赤字的成因。中美贸易顺差中有85％左右来自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在升值速度上，中国已经尽力了。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谈前，中国再次宣布扩大汇率波动区间。相比2005年7月汇改以前，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超过了8％。
这就是我基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均衡的立场所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面对国内不断增加的巨大的外汇储备的压力，面对不断升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我们除了要加快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大幅度开放消费者境外人民币自由兑换。
第二，推进贸易领域中人民币的自由流通制度，就是要把人民币的境外自由流通的领域，从消费者扩大到从事贸易的厂商。
第三，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实业投资，特别是收购兼并海外的上市公司、品牌资产、资源型产业和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第四，要鼓励中国金融公司积极参与海外货币市场、基金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投资。
在之后的十年内，由于中国经济增速快于消费增速，家庭消费在GDP中的占比缓慢下降，到2000年降至令人担忧的46%。不断扩大的投资和贸易顺差由此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在接下来的十年内，这两个环节迅速扩张，推动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以上。
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内，由于处于破产境地的中国各家银行亟需救助，消费与投资和出口以更快的速度背道而驰。
到2005年，消费的占比降至40%这一前所未有的最低水平。在总理领导下，中国政府决心推动经济均衡增长，提高家庭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但是，低消费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现有增长模式的根本特征。不放弃现有模式，就无法改变低消费。果不其然，中国政府不愿意这么做。于是，接下来的5年里，家庭消费比重进一步下滑到35%，令人愕然。
中国经济的极速增长受到了大规模家庭财富转移的推动。家庭财富的转移为制造业和投资的繁荣提供了补贴，并为不良贷款埋单。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央行制定的极低利率。在低利率的作用下，每年从家庭转移给银行和贷款者的财富起码占GDP的5-7%。家庭财富减少，自然导致家庭消费下降。
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并非中国所独有。许多国家都有过成功的先例，但也都遇到了同样的困境。迅速扩张、受政府指导的投资往往存在配置不当的问题。所造成的损失会被巨额隐性利率补贴掩盖起来，但不会因此消失。
中国也不例外。中国资本错配的规模之大已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因此，现在中国政府必须允许家庭从近几十年产生的巨额财富中获得更大份额，使消费取资，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这中间暗藏隐患。再平衡要求中国降低投资增速。不良投资累积越多，就必须从家庭转移出越多财富，来维持那些投资。然而，投资减少势必导致经济增长骤然放缓。加快投资步伐是政策制定者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唯一途径。
这就是中国国内这场争论变得如此激烈的原因所在。改革派认为，要形成一种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就必须减少投资，放慢经济增长步伐。反对者――主要集中在受益于现有增长模式的行业――则认为高增长和低消费之间不存在关联。他们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在不导致投资减速的前提下扩大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