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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新世纪对人才的需求，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必须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不断进行改革完善，更新教育观念，树立创新意识，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
现代汉语课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包括语音文字、文学、词汇、语法、修辞五部分。内容丰富，概念繁多，知识结构复杂。在授课时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改进教学内容，探索教学方法，在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基本教学原则的指导下有的放矢，因材施教，让学生对现代汉语课产生兴趣，使他们通过学习不但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而且理解、分析、运用语言的能力能有所提高，为其将来从事的工作打好基础。
一、课程定位问题
提起教学改革，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教学方法的改进，这可能对于自然学科很适用，但对于现代汉语就未必适用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当前现代汉语课程的定位问题还没解决，即通过现代汉语教学应达到怎样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等都还没能得到解决。关于现代汉语课程的专业定位有多种提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两点:一是重视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基础技能(简称“三基”)的训练;重视理解语言、分析语言和运用语言能力(简称“三能”)的培养。二是使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并获得初步的研究能力。该课程的教学建议指出，这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带有共性的抽象性表述导致在现代汉语教学中，一方面教育者盲目施教，不知道到底该教些什么;另一方面学生容易产生“不知道学些什么”的厌倦心理要想改变这一尴尬局面，必须首先明确现代汉语课程的定位目标。我们常常将基础层定位在“三基”“、三能”上，这本身并没有错，但不够全面。因为这没有体现其专业特点，导致很多人对现代汉语课程定位产生了误解，把“现代汉语学”理解为“学习规范的现代汉语”。所以，现代汉语课程定位应该在培养学生“三基”、“三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为培养学生初步的理论意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明确目标，唤醒其对现代汉语的自觉学习意识，实现认识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而构建较为系统的现代汉语知识体系。
二、针对课程特点落实素质教育
现代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从小听的说的用的就是现代汉语，课本中有些内容又是学生在中小学接触过的，如汉语拼音，句子成分，词类、修辞手法等，这样不仅缺少新鲜感，而且容易使人产生没有必要学习现代汉语的思想。加之语言本身比较枯燥，它不像文学有形象有情节，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所以，提高现代汉语教学的趣味性就显得格外重要。当然，趣味不是目的，最终目的还在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挖掘其潜力。根据现代汉语课的特点，教师应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帮助学生认识学习现代汉语的社会意义及其与自身发展的关系，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一是根据语言学的特点，帮助学生从宏观上认识语言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认识语言学在人类科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认识现代汉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在微观上从人们在生活学习工作中的认知需要和自我提高需要等方面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唤起他们的自主意识。
其次，在帮助学生认识学习现代汉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寓教于乐，力求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趣味性，培养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如恰当选用笑话、相声和小品片段，选用有关诗文和寓言故事等学习语音与词汇知识，体验审美感受，培养语感能力，赏析语言大师的名篇佳句，引导学生体悟句型句式和修辞手法的妙用，提高分析运用语言的能力，还可以利用现实生活中一些语言材料学习语言，如老百姓的鲜活口语，富于时代气息的网络语言和时尚词语等。
三、借助多种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语言熏陶与影响
发挥汉语教师的外语优势，在教师的言传身教与适时点拨下着力培养学生的语感和对不同语言的对比分析能力。当代社会，科技高速发展，人们生活在影音世界中，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五音杂色的侵扰和污染。作为汉语教师如何开动脑筋将汉语教学和当今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接受语言美的教育的同时，自觉地将所学到的语言理论与现实中的语用现象结合起来，并且学会将汉语与英语进行分析比较，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语言问题的能力就显得相当具有紧迫性。我们在教学中大胆运用不同的现代影音设备如：电子课件、录音机、影碟机等，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语言熏陶与影响，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我们知道，不同语言从大的理论体系上讲是相通的，但是不同的语言又因文化背景和适用地域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表达特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及学生对外语知识的了解及外语水平的提高，在汉语课上加强汉语与英语的对比分析是可以行得通的。汉语教师的任务是如何利用语言优势将语言知识融会贯通，以贯通古今，纵横中外的气度，将语言课讲活讲深。具体做法是，语音从两种语言的发声技巧作对比，词汇从汉语中的外来词和英语中的“借词”着手，语法从汉语史上成功引进美国结构主义的语法体系讲起，全方位立体地将汉语与英语作对比、分析，尽可能地调动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并加以及时的点播与提醒，这样既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又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语言的热情。
四、联系社会生活，着重语言应用
理论脱离实际就会失去生命力，任何学科研究的终极目的都是应用，不面向应用就没有出路，现代汉语教学更不例外。汉语教师必须走出象牙塔，现代汉语教学必须面向社会、面向时代、面向应用才有出路，这是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总原则。上课时，教师要尽量使用第一手语料，要关注那些鲜活的语言事实，要研究口语。现代汉语教学应该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去解决一些语言运用中的实际问题。如《现代汉语》教材中，有不少内容都涉及国家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任务以及汉语规范化等与社会语言运用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知识的讲解不能只讲一些抽象的定义，而应该联系实实在在的社会语言生活。如可以组织学生利用节假日去调查招牌、广告等社会用字的规范问题，然后撰写调查报告，并进行相关讨论。通过这些活动，不仅能加深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而且还能锻炼他们的语言调查、分析和研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现代汉语课本该是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但目前的现代汉语课较之其他课程显得更加远离生活，这应该引起所有教研人员的高度重视，应该让现代汉语课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让学生充分感受时代进步的节奏。其实，学生可能比老师更敏锐地感受着时代变化所带来的语言词汇变化，只是他们缺少理性的认识，教师可以织学生有意识的收集社会上出现的新词新语，并引导学生从语言规范化角度进行讨论，条件成熟时可以撰写相关的小论文，这样可以使学生“学在其中”“乐在其中”。
参考文献
[1]邵敬敏，现代汉语课程教材的改革与创新意识.中国大学教学，2002.(12).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方言；拟声词；构词法；词汇化；语音韵律。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从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三大方面：构词法、词汇化及语音韵律对近几十年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归纳与评述，揭示历史研究、语音研究及类型学研究对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性。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曹文安：“宜昌话‘AA神’式论析”，载《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陈山青：“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载《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贺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载《方言》1980年第1期。
4.刘新友：“吉林方言里的一类象声词”，载《四平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5.马庆株：“拟声词研究”，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孟庆惠：“歙县方言的AAB、BAA式结构”，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7.孟淙：“北京话的拟声词”，见吕叔湘等：《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饶勤：“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9.任林深：“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0.阮绪和、陈建华：“武宁话的重叠式”，载《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1.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一、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语义场是由互相联系的义位组成的。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和状态，就是语义场的结构模式。迄今为止，对于义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词义制约的观点，一是词义联想的观点。就语义场本身的性质来分析，我们认为，它主要是由义位间的共性联系联结起来的，这是语义场形成的前提，而义位各自所具有的个性，则是语义场得以存在的基础。根据这一看法，从组成义位的义素的角度，我们把语义场的结构描述为由“义素节”和“义素链”所组成的树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义素节是语义范畴的标志，是语义特征的集中表现。通过义素链的传递，某一义素节从另一高层次的义素节那里接受了语义信息，进行聚合形成义位，又以此为基点，通过义素链从不同的角度向低层次发出信息，继续形成其他义位。值得提出的是，义位是义素节的表现形态，但不是唯一的形态，因为有很少一部分义素节是没有或未用合适的义位来标示的，它们在结构中只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未能显现出来的义素节我们称之为“零位”。所以，语义场所包含的语义结构单位是义位和零位，起联系作用的是义素链。
二、语义场的语义结构特性
语义结构是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义位则按照一定的语义结构进行排列和聚合。分析语义场，不仅需要描述其结构模式，并且要揭示其语义结构的一些重要特性。
（一）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
语义是对事物和现象的概括认识，没有客观外界对人脑意识的折射，就没有语义。在使用语义确定词语的指称时，人们必须考虑事物和现象自身的本质、相互的联系，并把它们纳入到语义系统中去，这样，语义结构也就必然带有了客观性的性质。例如，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汽车、卡车、轿车和赛车等，语言中也就没有称谓它们的词语的意义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同样，没有上的存在，也就没有中和下的出现，没有远，也就无所谓近，即绝对不会形成反映这些事物的语义结构。
当然，语义的作用不仅仅是确定语词，给客观事物和现象称名，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些现象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必须符合社会习俗，为全社会成员所一致承认，即具有约定俗成性。例如对“儿子”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外甥”，对“走”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飞”，否则就会造成语义场语义结构的混乱。语义结构的约定俗成性还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联系的不同认识上。如汉语的“中表亲属”和“堂房亲属”包括八个义位，而英语只用了“Cousin”一个义位。汉语的亲属词数以百计，能标义位的就有50多个，而英语的亲属词只有13个，加上几个修饰词，就可以指称所有的亲属关系。一般说来，这些区别并不是语义结构关系有多大的差异，而是在于语义认识概括范围的大小，即语义场大小的问题，根源在于不同社会对语义的不同安排。
（二）稳定性和有序性
义位间的内在联系通常是紧密的和牢固的，它使语义系统总是趋于保持某一状态，不轻易发生变化，这就是语义结构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语义场稳定的前提。稳定性寓于语义结构之中，它的实现取决于语义场的有序性，而有序性又是由义位间的协同作用所决定的。语义结构的有序性和稳定性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义位的有序关联构成了语义场的语义结构，保障了语义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义位的稳定相联维持了语义场的语义结构，保证了语义场的有序性。
在很多情况下，义位可以更新，但语义结构是稳定的，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如古汉语中的义位“人”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义位“人”。《说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香气也”。这是从经学的角度来说明人，对于人的本质特征则无涉及。现代汉语义位“人”的意义内容是“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显而易见，义位的语义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与“人”有关的语义结构却无大变化。当然，这也不排除语义结构作必要的调整、改动。索绪尔曾经说：“系统从来不是直接改变的，它本身不变，改变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们跟整体的连带关系怎样。情况有点像绕太阳运行的行星改变了体积的重量，这一孤立的事实将引起普遍的后果，而且会改变整个太阳系的平衡”，这段话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义位具有可变性，另一方面语义结构的变化也具有可能性。应该说明的是，语义结构的变化多是在整体稳定性中所起的局部变异。进一步说，语义场的稳定不是靠义位的一成不变，而是靠结构间的牢固联系，语义结构是维持语义场的不变量。
（三）层次性和相对性。
层次性是由整体与部分对立的相对性决定的。在语义结构中，层次性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是按严格的等级组织起来的，它可以逐级分解为低层次的层级系统、直至分到不能继续分解的组成元素为止。显然、作为语义系统组成成分的义位在语义结构中的存在绝非单纯的量的增加，而是处于等级之中的，即具有层级性。
在语义系统中，任何一个语义场都和附近的语义场一起构成一个较大的语义结构。因此，任何一个语义场都是较高一级语义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任何一个语义场本身，通常又是一个由许多成分所构成的语义结构。语义场既作为部分又作为整体存在，这使语义结构具有相对性。例如，“父亲”和“母亲”作为义位，构成了语义场A，这个语义场又与同一层次上的另一个语义场B“孩子”、“儿子”和“女儿”一起构成了一个比它们层次高的较大语义场C，而这个较大语义场C，又与“爱人”、“丈夫”、“妻子”所组成的语义场D一起，构成了更高层次上的更大的语义场E。其中，A和B既分别作为独立的语义场存在，又作为语义场C的部分存在。对于A和B来说，C构成了包括它们在内的语义场，而对于E来说，C又是语义场E的组成部分之一，语义系统就这样层层相递，互为对照。由于层次性和相对性，语义系统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模式，它既可以按垂直方向进行描写，以区分它们内部的等级，又可以按水平方向进行分析，以掌握同类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垂直方向的语义场之间，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水平方向的语义场之间，则具有一定质的差异，虽然它们处在同一平行层次上，隶属于同一大语义场，但毕竟是不同的语义子场，相互之间有一定质的不同。语义场的大小与语义结构的层次性是密切相关的。越是上行，语义场就越大，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逐渐加大；相反，越是下行，语义场就越小，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更为具体。
（四）开放性与动态性。
语义结构不是封闭的和静态的，它总是在不断地向外界进行着语义信息的交换，并适当地调整、增减义位，在交换中求稳定，在变化中求有序。稳定是相对的，开放是绝对的。:
现代汉语作为高等师范院校重要的核心基础课程，对于培养师范类大学生的语文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仿照苏联的“现代俄语”开设的，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高校的现代汉语教学改革与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1）以教材编写和修订为重点的阶段（1978—1985）；（2）以教学内容调整为重点的阶段（1986—1992）；（3）以教学方法改革为重点的阶段（1993—1995）；（4）以课程体系建设为重点的阶段（1995至今）。总体来说，现代汉语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教学质量也获得了长足的提高。[1]
但是，目前高校的现代汉语课程改革仍是在应试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框架下进行，随着语言本身的不断发展、新课标的实施以及中学语文教学的不断改革，迫切要求培养创新型的复合人才。面对新形势，高等师范专业现代汉语的教学出现了种种新的问题。
同时，作为一门重要的工具性课程，现代汉语在师范专业的课程中理应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它的教学水平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语言现状。[2]但是多年来现代汉语教学界却颇有这样同感：学生普遍反映现代汉语课不如文学课生动活泼，考试及格率不理想，造成了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恶性循环。为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对新课程背景下的高师现代汉语教学改革进行更深层次的审视与思考。
一、高师现代汉语教学现状简析
（一）课程定位欠科学
目前的现代汉语课程体系是五十年代确定下来的。我们模仿与现代汉语有很大差别的极富形态变化的现代俄语，把现代汉语分割成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五大板块。之后，又把这种语言分类的方法和语言研究的路子直接运用于语言教学。现代汉语作为一门社会的学科，跟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符号学等其他学科有复杂的联系。目前忽略了语言学是在与诸学科的交叉渗透中发展的特点，课程定位教学内容没有充分体现这一现代特点。
（二）教学内容缺乏领先性、全面性、实用性和针对性
首先，现行课程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四部分的内容都比较陈旧，缺乏深度，有的内容跟中学教材简单重复，也比较保守，没有或很少反映学科发展的新成果，因而激发不起学生的兴趣。
其次，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汉语应包括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可目前的现代汉语教材及课堂教学往往只讲共同语，不讲或很少讲到方言，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事实上，无论从教学还是从研究讲，共同语和方言都是相互促进的。
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师范学校的现代汉语教学，还担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提高未来的中小学教师的语言教学能力和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目前的现代汉语教学与现实的需求错位，学生学了现代汉语课程后，语言素养并没有明显提高语文教学论文，尤其是作为教师运用语言的技能没有明显提高。目前的现代汉语教学只重视书面语的教学，忽视了口语是未来教师传授知识时运用语言的主要形式。这就直接导致了高师现代汉语教育与中学语文教学实际的严重脱节，造成大多数学生对该门课程的重视度不够。
（三）教学方法缺乏启发性和实践性
目前的现代汉语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往往只重课堂讲授，满足于一般知识的介绍，缺少课堂讨论和双边活动，没有着力启发学生去思考和发现问题，而且不太注重语言实际和研究实践，不是积极引导学生去观察和分析现代汉语共同语的种种事实，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由于学生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缺乏作为语言课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因而学的都是一些死的知识，并未转化为实际能力，而且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极易形成学生僵化的思维方式。
二、高师现代汉语教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内容
（一）转变观念，构建适合高师专业的课程体系
目前高校现代汉语的很多分支学科发展极不平衡，如现汉语的结构学研究和教学相对要强，其中的语音结构和法结构的教学研究则更为成熟，语义、语汇的教学研究近来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的现代汉语教材（包括使面最广的胡裕树先生、黄伯荣与廖序东先生主编的两个本），都是由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五大板块组成。内容大大超过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后新教学计划所规定的时，结果往往因课时不够而匆匆结束语法教学，修辞部分几个常见辞格了事。我们认为，针对现代汉语学科系统性特点，应调整教内容，形成“一主多选”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模式。即把语音、词汇、语法这一构成语言本体的三要素作为现代汉的主干课程（“一主”）；而将语言本体以外的文字、修辞、用这些又十分必要的知识逐一剥离，系统配套，形成“汉字通论、语用学、方言学”三门选修课。在保证现代汉语基理论和基本知识教学总量的前提下，增设“演讲与口才”“朗诵学”等基本技能训练课，强化口语表达和口才技巧训练，使现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更加贴近语文教学的实际在专业能力的延伸方面，开设“中外语言学史”“语言和文化”“语法研究专题”等选修课，促进师范综合素质的提高实现课程体系的重构。
（二）创新课程内容，构建适合不同层次学生需要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内容上，现代汉语课应反映出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加进文化语言学的有关内容，在语法教学中引进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增加语用的内容，引导学生关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如广告用语、校园用语等。现有现代汉语教材将语言当成一种游离于社会和人文世界的纯形式系统，把语言各要素的分类、特征、构成和关系等作了详尽的形式化描写，学生从中感受到的只是一个零件和部件组成的机械的语言世界论文格式范文。因此，要把语言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语言进行文化等方面的深层次的认识和阐释。在教学中加进文化语言学的有关内容，加进社会语言学的有关内容，会使学生充分考虑到语言的动态因素。
课程内容应该贯穿两条线索：一条是现代汉语共同语（普通话）的主线，一条是现代汉语方言的副线。一主一副，相互配合。我们认为，作为主线的共同语固然是主要的讲授对象，但作为副线的方言也当受到应有的重视。之所以在教学内容中穿进副线，是因为汉语方言复杂丰富，是发展我国语言学的一大宝库，在现代汉语课程中加强方言的学习，可以加深对共同语的认识，对于学习古代汉语和语言学理论也有好处。
（三）加强实践环节，突出师范教育的特色
现代汉语属于语言专业基础课，对培养师范大学生教学技能至关重要。为了调动师范大学生学习语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化他们对语言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发现、观察、分析现实生活中语言现象的能力，在教学中可以设计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语言实践形式。
以现代汉语语音教学为例，由于地域的影响，贵州大学生，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受本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的双重影响，形成了自身较固定的语言模式，所说的普通话与实际的普通话存在较大的偏差，给普通话学习带来了严重障碍。[3]针对这样的情况，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开展“校园流行语调查”“某某城市街头店名调查”“互联网络用语”等社会用语调查，使学生了解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增强语言规范意识，自觉使用规范语言。或组织学生开展方言调查，使他们更进一步理解“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激发学习兴趣。或组织学生广泛开展正字、正音比赛，开展辩论大赛、诗词吟诵大赛、新生普通话大赛、名话剧表演大赛等，在活动中使学生切身体会汉语言文字的魅力，提高语言能力和水平。
（四）改革教学方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打造信息交互平台
教学是一门艺术语文教学论文，教师和教材好比导演和剧本，教师组织教学就是在导学，导学艺术水平的高低与教学效果有密切联系。教学内容在不断更新，教学方法也要不断创新。一方面采用引发式的教学方法，教师尽量少讲、精讲，讲关键内容，尽量多提问题，引导学生去思考生发，指导学生去观察研究，形成“精讲－多问－生发－研究”的教学模式。另一方面，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改变传统教学模式。
（五）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建立科学的学习效果评价体系
在制作生动活泼多媒体课件的同时，本项目研究还根据学生语言水平，建立了适合他们实际的习题库，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课程考核办法，努力把只注重结果的考核转变为注重过程的考核。强调对学生语言能力和学习态度的考核。
三、高师现代汉语教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实施步骤
我们的课程改革拟以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汉语教研室教师为主，组合教学与科研成团队展开研究。具体实施步骤是：调查研究→优化现代汉语教学体系，构建“一主多选”课程体系并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实践阶段→跟踪反馈，理论总结。
首先，研究需要具体展开进行几个方面的调查：一是深入中学校园，了解中学教师和学生的语言知识结构，了解当今语文教师迫切需要掌握的语言知识有哪些；深入调查中学课本中现代汉语知识的分布及讲解方式。二是调查了解近几年毕业生就业时最主要的语言技能需求；三是深入了解高师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的现状，进而分析其与中学语文教学脱节和重复的地方。
第二，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并在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学课程改革实际的大学现代汉语课程体系；改革和深化教学内容，使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在整个教学内容的组织上，正确处理“普通话”和“方言”的矛盾，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充分运用自然语言资源———方言，进行语言对比学习，提高教学效果。并结合贵州的区域特点，探索适宜发展学生教学能力和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教学模式。
第三，对新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进行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对改革的内容进行修正。
最后，确定汉语文学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班的一部分同学作为跟踪调查的对象，检验教学改革研究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
通过研究主要打算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1．能否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与贵州省中学语文教学实际相切合的有针对性的高师现代汉语教学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
2．对于现代汉语教学来说，构建什么样的教学模式，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能为高师学生一下四个方面的语言能力的提高服务：
（1）合格的教学、教育口语能力;
（2）合格的书面表达能力;
（3）合格的社交口语能力;
（4）语言运用所必需的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
3．对于较之文学显得枯燥乏味的语言类课程，对学生如何采取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学生学习参与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王建设.现代汉语教学改革初探[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2]李宇明.师范大学生的语言文字状况及其教学问题[J]. 语言文字运用，1994，2.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著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引言
河南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简称“豫”，地域及文化优势明显，上古先秦时期有很多商人从这里生长、起步，后来发家致富。同时，伴随着中原文化的出现、繁荣及社会的进步，并逐渐孕育形成了根源深长和内涵价值厚重的先秦豫商文化。在先秦豫商思想文化中，其最富有生命活力的当属先秦豫商的德性文化，这是以河南为主体地域性儒家思想道德文化在古代商业活动中的集中体现与现实折射。由此，认真挖掘和仔细梳理其德性文化内涵及现代价值对当前中原经济的崛起是十分必要的，其现实的启示意义亦是重大的。
先秦豫商德性文化是指先秦时期在河南一带从事商业活动的儒性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经验活动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一种共性的商业道德文化特性。这种文化特性是先秦豫商在生活和经商的双向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语言行为习惯并夹杂多样的民俗文化及宗教思想等内外合一的商业德性文化意识，伴随着古代中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及演变，并灵活的融合了儒家的一些仁义道德，常常把儒家的一些伦理道德文化作为从商的至高境界，明显带有商业伦理的儒化倾向。继而，后世的众多豫商加以传承和极力弘扬，这是一个儒家思想道德文化与古老商业时代文化不知不觉互动共鸣、共融发展的演化过程，也是一个先秦豫商不断改造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渐进过程。如中原第一儒商子贡秉承儒家“仁义”之德，从商富贾，终成“儒商鼻祖”；郑商弦高犒劳秦师退兵，倡导爱国重商；洛阳商人白圭治生有方，以智强仁勇的经营理念创造了商业致富神话而名满天下；还有豫商“陶朱公”范蠡以忠恕之道，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惠济四方，成就“千秋商祖”之誉。在这些先秦豫商的身上，皆彰显了厚重的德性文化意识和幽深的商业文化品性，其内涵价值丰厚，现实功效明显，为新时期新豫商提供了鲜活的精神食粮，对重塑和建构新豫商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崇尚“仁义”之德
中华民族素来号称“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极其推崇“仁义”之德，这是以完善社会的情感道德为理想目标的，而不是完全的以追求社会的物质富足为最终指向的，这与现代西方的纯粹物质文化是截然不一样的。此种道德标准更多合乎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商业价值取向，在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中，道德价值的提升和完善是高于物质利益的需求和满足的。同时，这也是先秦豫商经济伦理思想的道德精髓，先秦豫商历来把崇尚“仁德”作为通商惠贾的基本伦理标准，要求商人要“本心仁厚”，把古代豫商从商远贾的道德完善由外向内进行自我超越。而在具体的经商实践中则表现为“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主张“仁中取利”、“以义生财”，要求商人正确对待物质利益的正当获取路径，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基本秉承儒家的“仁义”之道来经商处事，把为人处世的道德理念和从商致富的商业实践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先秦豫商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们致富发家、为民立国的一大法宝。豫商之一的洛阳商人白圭，曾称自己的经商行为是“仁术”；孔子弟子儒商子贡，也极力倡导“博施济众”的“仁德”道德标准。
可见，以“仁义”之德经商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显著特征，且内涵价值丰富，折射到他们实际的商业活动中则表现为具有高度自觉的道德伦理意识。大家常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其实说的就是商人的道德伦理问题，商人在从商过程中以高超的商业技巧而大获成功，并深受儒家高尚仁义道德的情感熏染，那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儒商”典范。先秦豫商就一直秉承“仁义”之道的从商理念，主张“为富且仁”、“富而不骄，贫而不谄”，先秦豫商有正确的财富观念，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尧曰》）。在孔子及其弟子子贡的眼里，富而仁德是从商惠贾的首要原则与思想核心。先秦豫商鼻祖子贡，堪称儒商典范，他一生从商治生，崇仁立德，求实务本，既传播和弘扬了儒家思想，又成就了自己的商业理想，促进了古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史记・货值列传》）。子贡是孔子众多弟子中从商致富为民立国的成功范例，他一边学习、信奉尊奉孔子的“仁义”之德，一边利用自己卓越的商业头脑从商致富，他善于学习，重德守义，讲究诚信，立公为民，较好的协调了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实现古代商业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由此，《论语・学而》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以看出，子贡是先秦豫商中典型的文化商人，既有商业头脑，才思敏捷，又崇仁立德，义利兼顾，将仁义道德、贤智济世融合起来，开启了中华儒商文化的先河，为后世众多豫商所追随和效法。
而被司马迁誉为“治生之祖”的洛阳商人白圭，也是先秦豫商中崇尚“仁义”之德的成功商人。他经商的秘诀是“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而不是一味用巧取豪夺来发财致富。《史记・货值列传》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为商之道应善于决断和权变，具备智、勇、仁、强等多方面的综合道德素质，所以，他把自己的商业精神和经商之道称为“仁术”。豫商“陶朱公”范蠡也极其赞赏从商要把“仁义之德”一以贯之，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先秦豫商勤奋善良，踏实能干，行商千里，从不忘崇儒重教，乡情浓厚，并为富且仁，常常惠施乡邻，恩泽四方。其厚重的儒家德性文化涵盖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婚姻等各个领域，其中有豫商用于衣食住行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交通文化等，这些是古老的中原先民们在积极的商业实践和生活劳动中长期培育养成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个人情操、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重要的时代价值内涵，是他们在改造、征服自然和创造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实活动、思维模式和道德意识行为，是先秦时期商业德性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凝聚。这种经世济民的大爱思想，既是儒学仁爱精神的崇高体现，又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至高理想和目标。它提升了先秦豫商的商业智慧，也深化了先秦豫商的人文品性，成为先秦豫商精神的最高体现，对古代中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影响和造就了后世一代又一代卓越的儒性文化商人。
先秦豫商严格尊崇儒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的思想教诲，把自己从事的商业活动看成自身实现儒家德性文化的最佳工具、手段或途径。他们大多发家致富立国为民，而不是将财富用于个人的奢华消费，而是热衷于赈灾济民、捐资办学、修桥筑路等为社会、为国家的公益性活动。先秦豫商这种以商为业，兼顾为国、为民、为社会的儒商修养受到了后世以来有识之士的高度认可，像后来的明代巨富沈万三、清代晋商翘楚乔致庸、红顶商人胡雪岩、华人首富李嘉诚、爱国慈善家邵逸夫等，他们不为一己之利而害天下苍生，而是以自己超人的才华、智慧、仁爱来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注重“仁智”之勇
商业的经营与管理不但需要以“仁义”之道来铸就商业道德，更需要仁者的智慧与谋略来勇创商业奇迹。实践证明，只有善于把握市场规律，认清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正确预测未来经济形势，才能稳操胜券，致胜千里，永远立于商业的不败之地。先秦豫商把“仁德”作为经商之道的基本素养，同时倡导勤俭经营，善于用人，尤其看重经商时要眼光独特，坚决果断，出其不意，以“仁智”之勇，“乘势待时”，以眼疾手快抢占商机，从而赢得主动，获取成功。商人始祖殷人王亥落居于今河南商丘一带，在上古时期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王亥利用自己过人的聪明才智，驯养牛马，“牵牛车而远贾”，并用自己部落剩余的物品来换取周边部落的牛羊帛粟，开启了我国早期的商业活动，对后来商人认识到商业交换的市场规律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后世商人认识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同时也出现了商朝人及后世商人时常大规模用牛马羊等牲畜来祭祀王亥的现象。春秋时期儒商鼻祖子贡也拥有“仁智”之勇，并善于明察秋毫，认清时令变化和市场供需状况提出了“物以稀为贵”的商业理论，使他在经商活动中游刃有余，大获成功，就连他的老师孔子评价他擅长揣度市场行情，预测准确，常常“货殖屡中”。还有著名的郑国商人弦高以贩牛为业，一次在经商途中偶遇秦师入侵，他智谋超群，心生一计，用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主动犒劳秦军将士，暗地给郑国报信，最终智退秦军，保全了郑国，他以经商爱国的“仁智”之勇终止了一场战争，被传为商人重义的美谈与佳话。
事实上，先秦儒家自始至终都在提倡“仁智”之勇。在孔子看来，“智者不惑”，人是一种有理性的高级物种，“智”是一种道德的认知行为，是一个道德理性的范畴，学习智慧是人生一大快事、乐事。儒家所倡之“智学”，是学思与知行结合统一的，孔子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道德智性是先秦儒家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是明辨是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而运用“仁智”之勇是自我克制物欲泛滥和提升自我人性的最佳路径。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儒性文化思想的引导下，“以智经商”就成为先秦豫商经营活动的突出特性。他们重视知识的学习和经验的总结，善于反思自我，不袭旧俗，一切商业实践皆按时、因事、依势而变，好学重智，通达善变，推崇人才的任用和创新的提升，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获成功。假若先秦豫商重德不重智，那就变成了迂腐的商人，俗话说的好，“经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墙”。先秦儒家把仁、智、勇作为三达德，而先秦豫商也只有把这三者在商业活动中运用好、发挥好，才能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和铸就成恒久不变的商业之德，这也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崇高的人格境界和至高的经商境界。
洛阳商人白圭是先秦豫商的代表人物，后世尊奉为“治生鼻祖”，他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非常有效的经商之道，他看重“智”、“强”、“仁”、“勇”的经商素质。他强调商人要以“智”学识，多读书，勤思考，善于捕捉商机，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勇于决断，以“智”取胜。同时他坚守仁义之心，有忧患意识，能深入了解市场和天象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方式，保证经营管理发展要有强大的后劲，能守得住财富，白圭虽富甲一方，但自身生活简朴，省吃俭用，与家人、奴仆们同甘共苦，共创家业。白圭拥有高远的战略眼光和把握商业时机的超强能力，商业天分突出，他善于选择商业经营的方向，主张乐观时变，倡导“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经商原则，保证了自己经营的主动权，轻松获取丰厚的利润，客观上又调节了商品的自然供求和价格平稳，保护了个体农民、手工业者、消费者三者的利益，最终白圭以这样的“仁术”累积百万，成就了“商圣”之誉。豫商南阳范蠡年轻时曾拜早期的商业理论家计然学习理财之道，后来辅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此后弃政从商，隐居江湖，凭借自己超人的生财之道，曾“三致千金，财聚巨万”，后世誉他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名冠天下”。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认识到“仁智”之勇的重要性。在风云变幻、尔虞我诈的商海之中，更要依赖于优秀的经营人才，提升自己的创新智慧和管理谋略，方能克敌制胜，成为真正的“仁智”商人。特别是现代新豫商更应该认识到，在复杂多变、竞争残酷的商业实践中，不仅要积极的向先秦豫商那样“修心养性”，更应该深刻的学习新知识，总结新经验，以“智”取胜，并能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经营活动中，灵活善变，充分发挥先秦豫商儒性文化的“仁智”之勇，彰显新时期当代新豫商的儒商风采和儒商德性魅力，方能恒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强调“忠恕”之情
“仁义”之德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以仁生财”是实现儒性商业文化的主要手段，先秦豫商特别强调“忠恕”之情，尽心做事，同情弱者，以治国的胸怀来经商致富，赚取民心，赢得民意，从而立国为民、名扬天下。而对那些不仁者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为富不仁，把“生财”作为最终目的，为赚钱而赚钱，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试法、谋取暴利等卑劣商业行为应坚决摒弃。先秦豫商则是真正的仁者，他们超然物外、轻视功利、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爱国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忧国忧民，甚至以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重，这是先秦豫商经商之大道。豫商子贡在孔门众多弟子中，勤奋求学，孜孜不倦，有辩才，善外交，师从孔子立志从政，虽长期经商，家财万贯，最为富有。但他胸怀大众，博济广施，富而不骄，谦逊忠孝，他曾花重金救赎在外流落的鲁国奴隶，但从不索要赎金，他坚持“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的“忠恕”之道，以同情别人的眼光和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商业实践，实现自我与大众的互惠共赢，且能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爱胸襟而慷慨回报社会而名扬列国。
南阳豫商范蠡出身寒微，但聪敏好学，年少有才，他人生前期帮助越王勾践励精图治，成就霸业，人生后期专心经商，成为巨富。范蠡一生基本秉承“忠恕”之道，以圣人之资协助越王治国理政，富民强兵，提出本末并重、农商皆利的治国之道，终以铸就伟业。后来，他急流勇退，致力从商，与家人们开荒耕地，兼顾养鱼、饲养牲畜等副业，很快成为当地巨富，但他生财有道，富而能仁，时常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曾三迁“天下之中”定陶，三聚千金，又三散家财于乡邻，可见，范蠡是忠国爱民、社会责任意识强、仗义疏财、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德”豫商，堪为后世豫商之楷模。郑国大夫子产执政护商，保护商人的权利，促进郑国商业的发展与繁荣，这种良好的从商环境造就了很多爱国商人，使得郑国及后世豫商中不断涌现出很多的爱国商人。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就是其中之一，能在郑国四面受敌的困境中，想方设法智退秦军，拯救郑国于危难，弦高从商为国，带动国家重商风气，提高郑国商人地位，成为古代中原第一爱国商人。
姜子牙，河南卫辉人，也是先秦时期的著名豫商之一，在殷朝末年他是有名的政治谋略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后人大多认为他在军事和政治上是成功的，可他在经商方面却时运不济，生活上时常贫困潦倒，为了营生，他多次提篮街头叫卖，其结果往往十分悲惨，无功而返。为生活所迫，他还卖过竹篮、干面，经营过酒肆，在朝歌贩卖过牛羊等牲畜，大都失败。后来，在西周初期，得周文王、周武王赏识任用，得以施展才华，成为了运用经商来治国理政的政治大家。姜子牙文才武略，秉承心中的“忠恕”之情，对周王朝忠心不二，后来分封“齐候”，看到齐国之地贫穷落后，他根据自己早年丰富的从商阅历，积极带领齐国民众，励精图治，上下一心，种桑养蚕，并借助于天然的土地及气候优势，大力发展丝织业、捕鱼业、盐业等手工业和商业生产。姜子牙是一个聪慧睿智的“若愚”商人，他勤奋能干，务实精明，拥有高尚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再加上他善于运用儒家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维模式，仁义为先，处处体现着豫商乐善好施、以善济众的高贵品质，他关心大众百姓，尽心忠孝，为民为国。由此，他潜心经营的齐国很快就繁荣昌盛起来，成为当时全国比较有名的商业大都市，姜子牙也成为了以商治国、立国的成功典范，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子贡、范蠡、弦高从商的“忠恕”之情强化了古代先秦豫商所具有的仁政智慧和商业德性，在此理念的指引下，先秦豫商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和自强图新的进取精神，把商业的德性文化落实到具体的个体生活和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去，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完善。这样的从商义举深刻影响了后世豫商的道德思维方式，历代豫商都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忠信仁德”作为自己从商的首要职责，强调正己施人、经邦济世，使得“忠恕”之道的真正内涵和价值在不同的时期能充分展示，发挥它应有的意义和作用。秦代相国豫商吕不韦以经商起家，善于长线投资，颇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以“奇货可居”从商治国，为中国的统一贡献很大，这主要源于他能忠信报国，以宏伟之志成就千古商业奇才。西汉有名豫商卜式以耕田畜牧为业集聚财富，当汉朝边患四起，匈奴战争连年不断，他依然顾全大局，以国为重，愿意捐出一半家产来资助边防，甚得皇帝赏识，皇帝也以此来教化百姓，受此影响，当时还有豫商张长叔、李通等人曾帮助汉室复兴。后来清代河南巩义以康应魁为代表的康百万庄园，也是一个典型事例，如今庄园里遗留下来众多的匾、额、楹、联，皆体现了康家“修己安人”的“忠恕”之情，还有康家有名家训“留余”思想，也集中体现经商的“忠恕”之道。诸如这些豫商都非常自觉的把自己从商致富生财与服务人民、振兴国家、强盛民族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起，这些都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中“忠恕”之情的完美阐释。
结论及启示
我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从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儒家德性伦理文化映照下的商业经济发展模式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强调，商业经济的主体践行过程应该是在我国儒性道德伦理文化的支撑下才能正常运作，把经济发展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和社会道德价值的最优化真正的契合起来，进行互补，达到统一。此种道德价值标准和先秦豫商经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先天的内在涵容性，像上面说到的“富而不骄，贫而不谄”的儒性商人子贡，“天下治生之祖”的商业祖师白圭，“富而好行其德” 的商圣范蠡，甚至包括后来“愿输家财半助边”的汉代商人卜式、“人有危难，倾财相助”，“义声遍及长安”的唐代商人宋清，还有近代有名儒商张謇、陈嘉庚、卢作孚都是此类经济思想和德性文化完美融合的典型代表。当前中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种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并指引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更好的向前推进，在我国平衡东西部发展中发挥更大、更广、更重要的作用。
文字是语言的极为重要的辅交际工具，因而，我们需要正确的书写和使用文字。汉字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比如：咿咿呀呀学语的小孩口里吟唱的汉字，小学生在学习语文课本的过程中会认真地学习还不认识的汉字，到高中乃至大学的学生们对优秀语言文字和文学作品的痴迷，再到书法爱好者对汉字书法的喜爱及人们对汉字的深厚感情。为了更好地传承汉字文化，要求我们规范书写汉字。我们国家最早的汉字规范化是秦始皇实行的“书同文”。明清科举考试，要求写字不能出现任何错误。1956年国家语委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建立了现代的汉字规范。[1]1977年的“二简草案”也提供了汉字的规范书写标准，但是已经废除。“”以后，吹起了一股复古风，简繁乱用。而且各地写法不同，似乎“以乱为美”成了一时时尚。[2]这并不是正常现象。
现今人们写的不规范的字，一般可分为三类：第一，写了多笔画、少笔画或笔画不对的字，如（伟）“拔”“长”“蚌”（“长”应为四画，而写成五画）等；第二，写错偏旁的字，如把“偃旗息鼓”写成“偃旗息鼓”，把“辨析”写成“辨析”等；第三，写了不规范的简化字，如“餐”“菜”并没有简化等。
汉字数量巨大，字形与字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人们认读时很容易把字念错。最常见的读错字音的现象有四种：一字多音，该读作这个音时念了那个音；如：“参差”、“处分”等易读错。把字的某一个偏旁的音读作该字的音；如：“蹴”读为“就”、读“犴”为“干”等。两字形体相近，把这个字读成那个字的音，混淆两个字的读音；[3]如：读“桨”为“浆”，读“沮”为“阻、祖”等。没有根据国家的规范文件正音，按旧读音读；如：读“期”为“几”音。
汉字有相当数量的字读音相同或相近，形体相似，字义相近。如“安和按”、“扳和板”、“班和斑”、“辩和辨”等等。如果不注意这些音、义、形相近字之间的区别，就很容易用错，写了别字。如把“自己”写成“自已”、“竞争”写成“竟争”、“裨益”写成“脾益”等。因此，为了不写或少写错别字和提高全民语言文字的运用水平和规范化水平，我们要注意积累容易用错、用混的字，具体分析原因并指出应该如何正确使用。[4]我们要以国家正式公布施行的《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则》等为规范。
另外，现今网络用语的不规范使用的影响人群的范围很广。如 “吃饭饭”、“吃奶奶”、“睡觉觉”等、网络交际用语把“不要”说成“表”，把“男朋友”说“男票”等。一种新用法在刚出现时，往往会被盲目跟风。所以会有一部分人担心汉字的写法和使用规则受到了挑战，我们的汉字受到威胁？当然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危言耸听，但是不用过分担心。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从未中断过。新出现的汉字写法或用法如果经济适用被大多数人们接受会自动保留下来，如果经过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不符合人们的需要，不经济实用，便会自动消亡。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一种新用法已形成大势所趋了，而且这种用法越来越符合汉语语言系统的规则，更加经济方便实用，我们就应及时调整规范的要求以适应发展的需要。比如“三个臭裨将顶个诸葛亮”，现实生活中都用成了“臭皮匠”了，何不因势利导，承认“臭皮匠”为规范？如果硬要倒回去坚持“三个臭裨将”，并指责“臭皮匠”是文化低下的表现，这真的没有必要。
为了使人们有意识地避免书写不规范的汉字，经过多次努力，我们探究出一些方法，即对汉字进行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
定量指的是对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汉字数量进行精确的计算，确定现代汉Z常用、通用汉字的数目。现行汉字的定量工作已作了下面几个很重要的工作：选定常用字；常用字的选定考虑了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使用频率高的；第二，学科分布广的；第三，日常生活学习中常用的。这三个主要方面的因素应该综合运用，不能仅仅依靠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做决定取舍。
定形就是规定汉字使用的统一字形。异体字的整理和异形字的整理是汉字定形工作的两个关键方面，为了给现代印刷通用字提供字形规范。
南腔北调现象在我国是长久存在的，普通话水平出现地域性不平衡性。于是国家大力提倡推广普通话。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正确的发音和声调的正确认读对提高普通话水平及其重要，可以说是学习标准普通话的一个突破口。汉字存在一字多音的现象，我们要为汉字提供共同遵照的读音规范。1985年国家语委、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广播电视部等机关联合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定了异读字的标准读音，要求全国所有部门和单位均以这个新的《审音表》为准。
在书写汉字时我们很需要专业科学的字典。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属性，根据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建立起字序，经常用到的是形序和音序。汉字的字序法有部首法、笔画法、四角法和音序法。汉字的排列方法包含义序法、形序法和音序法。义序法是根据汉字的义项顺序的整理。音序法是按照字音排列汉字的顺序。形序法按照字形排列字的顺序，主要有笔画法、部首法和号码法三种。笔画法指是依照汉字的笔画数目和笔顺编排汉字。部首法依据偏旁来排列汉字。号码法按字形确定的号码编排汉字。[5]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学习汉字的检索方法的理论知识，为汉字定序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全社会要根据国家及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各种正字法标准使用汉字，不能各行其是，放任自流。我们在用汉字的时候不要随心所欲，需要熟悉规范、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学校语文老师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帮助同学们规范使用汉字。
参考文献：
[1]张书岩. 姓名・汉字・规范[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75-94.
[2]费锦昌，黄佑源，张静娴.汉字写法规范字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21.
多年来，现代汉语中的同义词现象一直是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作为汉语词汇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之一，其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诸如词义、语用等。目前，学界对同义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在什么情况下两个词或多个词可以被称为同义词这一点上却莫衷一是，没有得出一致的、公认的说法。同义词和近义词有何关系？同义词就是近义词吗？如何区分二者也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同义词是衡量一种语言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应当予以重视。
一、几种流行观点
“概念相同说”认为，同义词是指两个词或几个词具有相同的概念，在这一前提下各个词之间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这里所说的“概念”指的是事物客观存在的本质特征。
“义位相同说”把义位相同或相近的词看作同义词。20世纪80年代，国内语言学界引进了“义素分析法”，“义位相同说”便应运而生。支持此观点的钱乃荣（1995）认为：“词的同义关系就是义位之间一种重要的类聚关系。”[1]
“意义相同说”认为，意义完全相同的两个词或多个词可以构成同义关系，称为同义词，比如“母亲、妈妈、娘”等这样的一类词。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等义词当作了同义词。
“意义相同、相近说”认为，同义词就是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最多，如在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2011）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都是以此来给同义词下定义的。“意义相同、相近说”不仅关注互为同义关系的词之间的相同之处，还分析其不同之处。
以上四种说法是当今学界较为流行的观点，但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
二、刘叔新的观点
实际上，在同一个词汇系统中，完全相同、没有一丝差别的词是极少的。我们所说的同义词是指那些大同而又小异的词。刘叔新在界定同义词时首先提出了三点注意事项：
第一，“属于同义关系的词汇单位不仅仅是词，还可以是固定语。”[2]（P279-280）比如“马虎”和“粗心大意”、“宽容”和“宽宏大量”等，尽管它们不属于同一词汇单位，但不影响其构成同义关系。因此，在确定两个或多个词是否构成同义关系时，不要被其形式所束缚。
第二，强调同义词的共时语言环境，“同义词语只能是同一的语言符号系统内共时的事实”[3]（P279-280），也就是说，必须在一个稳定的语言状态中研究同义词。因此，我们不能拿两个分属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词来分析它们是否具有同义关系，比如古代汉语中的“走”不能和现代汉语中的“跑”形成同义关系。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对两个不同语言中表示同样含义的词进行比较，因为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譬如汉语“日历”不能与英语“calendar”形成同义关系。
第三，“言语中含个人引申或比喻的主观意义的词语，不能看作语言中的同义词语”[4]，即词语在交际使用中所产生的临时的意义不能当作词本身所具有的含义，更不能用此临时含义去和其他词作比较。比如“她今天打扮得很女人”，其中的“女人”一~在这里有了形容词“妩媚”的意思，但我们不能把“女人”和“妩媚”看成同义词，因为词语在言语交际中临时产生的意义不属于词本身所带有的理性义。
在上述三个前提条件下，刘叔新在确定标准时脱离了词汇意义的束缚，借用了一对逻辑概念――外延和内涵进行表述。外延在这里指的是词的所指，内涵指的是词所指事物的特有属性。刘叔新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中指出：“确定不同的词语互有同义关系，依据的是它们指同样的事物对象。不同的词语，只要各自的意义（当然是一个意义）所反映的对象的外延一致，就互为同义词语。在笔者看来，这样下定义无疑是清晰明了的。互为同义关系的两个词或几个词只是在内涵上有很细小的差别，而不在外延上。这些差别有的可能是对个别特点有所强调或不强调，对某些不重要的特点加以反映或不反映，带有或不带有某种感彩。”[5]（P280）也就是说，不论被讨论的两个或多个词所反映的概念如何、义位怎样、意义多么相近，只要它们的所指不同，就不能构成同义关系，例如“本领”和“本事”都有“能力”义，但是“本领”更多地带有书面语色彩，“本事”则带有口语色彩。语体色彩方面的不同，即内涵的不同不会带来这两个词所指的不同，也就是说如果两个词所指的是相同的对象，就可以认为这两个词能确定为同义关系。再比如“鼓励”和“鼓舞”，都有“激发，勉励”义，不同的是“鼓励”的动作行为主体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人来充当的，而“鼓舞”的动作主体一般是物，这种搭配对象上的差异也不会改变两个词的外延，因此二者可以被称为同义词。
需要说明的是，许多著作把一些不具有同义关系的词当作同义词。就“鼓励”和“怂恿”来说，大多数教材把它们看作同义词，都是“劝某人做某事”的意思，二者的不同在于其色彩义，“鼓励”为褒义，“怂恿”为贬义。但经过细细思量，会发现把这两个词的意义都看作“劝某人做某事”过于笼统，忽略了词中一些本该突出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刘叔新强调，要把词的主要理性意义相同作为界定标准，也就是要有相同的所指。如果词和词之间没有相同的所指，那么其主要理性意义必然不会相同，这样一来必定不能构成同义关系。“鼓励”的意思是“激励某人做好事”；“怂恿”的意思是“鼓动别人做坏事”，将二者的主要理性意义列出，就不难发现两个词的所指是相反的，显然构不成同义关系，实际上是反义关系。
张旭指出，“出现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从理论上划清理性义和色彩义的界限”[6]（P212）。实际上，“鼓励”和“怂恿”并不仅是褒贬色彩的对立，它们的理性意义本身就已经体现出了很明显的肯定或者否定的意思，也就是说它们的理性意义和色彩意义的联系十分紧密，达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词的理性意义包含了人们对于所指对象的感情倾向，不应把这种倾向当作附属于理性意义的色彩义，应把其看做是主要理性意义的对立。可见，“鼓励”和“怂恿”两个词的所指不同，不能看作同义词。
清楚划分理性义和色彩义在同义词的确定上有重要意义。对此，刘叔新把理性意义分成了两类：主要理性意义和次要理性意义。主要理性意义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词的所指”，譬如“快餐”指“能够迅速提供给顾客食用的饭食”，如果把“迅速”这个义素去掉，“快餐”的理性意义就变了，这说明“迅速”这个义素是“快餐”一词主要理性意义中的一部分，不能看作次要的含义，更不能当作表达色彩看待。次要理性意义是指词语所指对象的不重要、不至于引起词语意义所反映对象的外延的变化的特点。刘叔新把这些次要的理性意义成分称为“意味”，即词语本身带有的一些含糊的意思，需要人们细细体会。譬如“成果”和“后果”都有“结果”的意思，但它们带有的“意味”s有些许的不同，“成果”有“好结果”的意味，“后果”有“坏结果”的意味，这些处于次要地位的“意味”对于词的主要理性意义几乎没有影响。至于那些不能独立存在的、只能附着在词语理性意义上的成分，叫作色彩。色彩属于感性义素，它们对词语的所指没有决定性影响。
对于理性义和色彩义的区分，我们需要仔细对待。类似于“鼓励”和“怂恿”这样色彩义和理性义相互渗透的词还有很多，比如“赞美”“果断”“草率”“勾结”等。再如“小孩”和“儿童”是一对同义词，两个词的区别仅仅在于“小孩”带有口语色彩，“儿童”带有书面语色彩，语体色彩所造成的不同不至于影响词的主要理性意义，两个词都表示“年龄小的未成年人”义，因此可以看作同义词。
三、同义词和近义词
明确界定同义词的基本原则之后，我们就不难区分同义词和近义词了。词与词之间的“异”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在保持主要理性意义相同的前提下存在细微差别；另一种为只是单纯的意义相近。我们切不可简单地认为意义相近就必定是同义词，实际上，“相近”是分指两种事物，只不过这两种事物十分类似，而“相同”才是指同一事物。例如：古代汉语中有“园”和“圃”两个词，“园”指果园，“圃”指“菜园”，两个词所指不同，自然不能划归为同义词；“难受”和“难过”从意义上看都是指不好受，但这两个词有很大差别，“难受”一般指身体不舒服，浑身不得劲；“难过”则指心情上的不高兴、不舒服。这两个词所指的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因而不能构成一对同义词。语文教学中，常常简单地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看作是同义词的判定标准，实际上其辨析的大多是近义词而不是同义词。
至此，我们可以给近义词下一个定义：“近义词所指为两种或多种不同而相近的事物”[7]（P212），也就是说，如果两个或多个词分指几种相近的事物，那么这样的词就构成近义词。如果说同义词是对于同一事物表达手段丰富的一种表现，那么近义词则是“人们认识上对词所指的对象相互接近的一种反映”[8]（P217）。
四、结语
综上所述，界定同义词的首要标准是有相同的所指，只要词语意义所反映的对象的外延一致，我们就称之为同义词。同义词与近义词的根本差别也在于此：处于同义关系的词的所指对象相同，处于近义关系的词的所指对象相近而不相同。对于那些理性义和色彩义联系十分紧密的词，要把色彩义当作主要理性意义的一部分来看待。确定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时，最根本的是要看其主要理性意义是否一致。
注释：
[1]钱乃荣.汉语语言学[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2][3][4][5]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279-280.
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165-01
引言
疑问是人类语言最重要的功能范畴之一，疑问句也自然成为语言研究的热门课题。本文的“X 不 X”正反问句，指现代汉语中用“X”与“Neg（否定词）不X”正反并列形式表示询问的一种疑问句类型，是比较独特的句式，它由同一个词语的正反形式并列构成，要求答话人从并列的两项中选择一项回答，从形式上看像选择问句，从功能上看像是非问句，通过对正反问句的深入考察和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现代汉语的疑问句系。
学界把疑问句分为特指问句、是非问句、选择问句和正反问句，这种分类着眼于形式特征，是一种形式分类。要深入研究正反问句，认清正反问句的性质及特点，仅仅局限于形式标准是不够的，而应采取句法、语义和语用相结合的原则。
一、“X不X”正反问句的句法分析
由同一个词语肯定、否定重叠构成的正反并列结构用“X 不 X”格式表示，这种格式包括“不”类正反问，形式为：“X 不 X”， X 不 X”格式是汉语里正反问句用以提问的特定句法结构，能进入“X 不 X”格式的词语在语法性质和结构方式上有一定限制，一般情况中，能够进入这一格式的“X”多是谓词性成分。
A. （1） 你好像有点嫉妒了，你要想去云南我就把你也带上，你去不去？ （苏童《妻妾成群》）
彭总亲切地注视了陈兴允好一阵，问：“你说这一仗打不打 ？”（杜鹏程《保卫延安》）
（2） 不是你再婚影不影响孩子，而是你根本没能力管这个孩子，你当爸爸就不够格！”老太太强硬起来。 （王朔《我是你爸爸》
你上不上山？
（3） 你考没考虑好？ （于晴《红苹果之恋》）
我们到底下不下去？
B.（1）那个接请愿书的人职位高不高？都说了些啥？（戴厚英《流泪的淮河》
（2）多种棉花究竟合算不合算？（《人民日报》1994 年第 2 季度）
当“X 不 X”中的“X”是动词时，我们可以用“V 不 V”来表示。“V”和“不 V”是联合关系，表示疑问的“V 不 V”，常居于句子的谓语或者述语位置上，构成正反问句。“V 不V”结构中“V”的构成成分主要有：（a）V 为一般光杆动词，前后没有其他成分，如A（1），（b）V 后带有宾语 o，用“V不Vo”表示，如A（2），用；（c） V 后带有补语 c， 用“V不Vc”表示，如A（3）。
当“X 不 X”中的“X”是形容词时，正反问“AP 不 AP”在句法形式上较之“VP 不 VP”单一，主要有（a） A 为一般光杆形容词，前后没有其他成分，这种形式可以用“A 不 A”来表示，如B（1）；（b）A前带有状语 ad 等情况， 用“ad +A 不/没有 A”格式表示，如B（2）。
通过对“X 不 X”正反问句的粗略考察，归纳出五种“X 不 X”正反问（X为谓词性），当然这五种大类之下还有许多小句，有利于了解该句式的基本生成，这对窥探 “X 不 X”正反问句句式的复杂性打下基础。
二、“X+X”正反问句的语用分析
“X 不 X”作为特殊句式，使用时具有很多语用功能。在言语交际中，“X 不 X”能凸显出话语标记使用者的认知倾向以及情感、态度，就为话语活动提供了一种话语线索，有助于听话人按照线索对话语进行分析理解，这种就体现了“X 不 X”正反问句作为一种标记时的提示功能，这样作为话语标记的“X 不 X”的疑问功能的减弱。见下例：
C. （1）老虎跟我闹着玩儿呢！是不是，老虎？（老舍《王老虎》）
（2）没有困难，怎能见出咱们克服困难的本领呢？大哥，你说是不是？（老舍《桃李春风》）
“是不是”出现在句子里，语义弱化而主观性增强，例F（1）中说话人倾向于认为“老虎”是在闹着玩，例F（2）中说话人确实认为有了困难才能见出“咱们”克服困难的本领。 当我们对疑问对象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又不能十分的肯定，而需要得到对方的证实时，使用的问句的疑问程度是最低的，是传达最低程度疑问的正反问句。
邵敬敏认为疑问点就是疑问句的信息焦点。焦点是一个语用概念，即说话者所要强调的重点。
a 你在图书馆学习。
b 你在不在图书馆学习？
c 你在图书^学不学习？
d 你是不是在图书馆学习？
例句b中 询间的焦点是介词短语“在图书馆”，而不是“学习”。例句c 中，询问的焦点是“学习”，而不是“在图书馆”。例句 d 中，询问的焦点是需要证实“在图书馆学习”，说话人倾向于“在图书馆学习”。正反问句焦点的灵活性也决定了“X 不 X”格式的变化形式的丰富性。这种灵活多变的结构形式体现在语用上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表达出说话人的意图。
三、小结
本文从句法、语义、语用的角度对“X 不 X”式正反问句进行了分析。在句法上，分析了谓词性成分“X”，以及V及A类的生成结构；在语义上，分析“不”的语义特征，以及整个句式的语义特征；在语用上，分析“X 不 X”结构作为话语标记使用的用法，运用焦点理论谈该剧是形式的灵活性，表达的丰富性。
参考文献
前言
太极拳是中国体育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十分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强调身心兼修，以求健康长寿的文化特色，其文化内涵与当代休闲理念如出一辙。我国学者胡小明认为：“太极拳是休闲的，人类在21世纪跨入休闲时代的进程中，最能得到世界性认同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当属太极拳。”本文从休闲的角度探讨太极拳所蕴涵的休闲文化以及在休闲时代的价值，期望在休闲时代太极拳能与过度注重“追求极限”的西方体育文化相辅相成，共同为人们的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1.休闲时代来临的必然性
著名的未来学家格雷厄姆・莫利托在《全球经济将出现五大浪潮》一文中认为，到2015年，人类将走过信息时代的高峰期而进入休闲时代，休闲将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许多学者也提出并论证了21世纪将是休闲的时代。
从闲暇时间的角度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工作时间不断减少，空闲时间越来越多。从20世纪最后20年至今，许多国家陆续出现了休闲时间超过工作时间的情况。我国从1995年开始实行5天工作制，并在1999年实行春节等长假以来，人们的余暇时间也大幅增加，人们对休闲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从人们经济收入的角度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社会财富的创造即使在劳动时间日益缩短的条件下仍然不断得到提高。人们的收入得到了很大的增加，而收入的增加给人们创造了休闲生活的经济条件。从人们的价值观看，人们的价值观经历了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变化，人们愿意花时间和精力进行休闲活动。在收入和休闲权衡的问题上，美国劳工部曾做调查表明：平均每个工人准备放弃他的4.7%收入以换取更多的休闲时间。
从以上三个维度分析可知，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以及人们价值观的转变，21世纪休闲必将成为一
个时尚的话题，休闲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2.休闲时代背景下太极拳的文化内涵重构与多元价值取向
2.1太极拳的休闲文化内涵重构
伴随休闲时代的来临，传统的太极拳的文化内涵也在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不断碰撞与吸收中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当西方体育为利益驱动而严重异化的时候，当人们沉迷于不健康的休闲中不能自拔时，代表东方文明的太极拳及其文化将为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积极、健康的导向。太极拳的文化内涵也在人们的不断加深的认知中进一步得到深化和拓展，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融入自然，天人合一。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太极拳文化的一大特色。太极拳着重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在许多思想家看来，人与人、人道与人道、人性与人性是相通的，自然和谐理念和“天人合一”思想是太极拳所反映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髓，是一种先进的自然观、人生观。太极拳要求人与自然建立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保持一种良性的生态平衡。它是对征服自然错误理念的反思和纠正，继而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共存共处、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在太极拳习、练过程中，要求在意念上使自己的身体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就是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天人合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宇宙、自然、人、物的和谐与统一，以“和谐”为价值取向的观念始终贯穿在太极拳的思维模式与实践规范之中。在充分体现并追求“天人合一”的过程中，人们可以以祥和、恬静的心态去追求身心和谐统一、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这种和谐不仅可以排遣忧虑，抛却浮躁，还可使人的身心上升到一种轻松自在的境界，对陶冶人的风仪和内在心境是颇具裨益的。这与休闲时代人类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是符合人类未来价值趋向的休闲文化方式。
2.1.2宁静致远，松静为本。
太极拳通过身体的文化符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质。其基本活动理念便是松静为本、动静相兼、以静驭动、动中求静。太极拳以其行云流水般柔和舒畅缓慢的身体动作，去表达生命中“动中求静”、追求永恒的意念和要求。其动静方式体现了传统中医关于“动以养形、静以养神、不当使极、持之以恒”的基本原则。在修心养性方面，它按照穷通易变、宁静致远、返朴归真的方式，去体悟那空灵神妙和大化流行的大道，以求得精神上的超越和自由。太极拳仪态上的要求是“神舒体静、意气腾然”，这就是“宁静致远、返朴归真”的结果和表现。从人生之修习的角度讲，修习太极拳要求一种虚怀若谷、恬静无欲的平和心境，表现为“安静闲活、虚融淡泊”。在摆脱了激烈竞争、紧张节奏的工作之后，练太极拳使人进入一种无干扰、无欲念的宁静之中，会获得神清心静的情感，去感知人生的另一面。太极拳“贵柔主静”的思想与精神，将为人类身体文化的发展带来启示，符合人类未来休闲价值趋向。
2.1.3形神兼备，内外兼修。
“形神兼备，内外兼修”是武术的基本特点，同样也是太极拳的基本特点。太极拳运动的最高境界是外在的“形”与内在的“神”的“合”，《陈鑫太极拳论分类语录》中有“心静身正，以意运动”。内外兼修可以培养人的精神面貌，对塑造稳重、成熟的性格具有一定的作用。太极拳用意练拳，行拳练气，虚静其心，以心行气，将气与心结合，以人的思想、精神、心理状态为修炼的基础，既蕴含生命本原论，又涉及道德精神论。太极拳休闲既能够给人带来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满足人的审美需要，同时能够通过文化熏陶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因此，太极拳休闲是一种文化塑造，是一种“成为人”的状态。这与休闲研究中关于“休闲是人的生命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成为人’（becoming）的过程，是一个人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的观点是一致的。
2.2休闲时代背景下太极拳的多元价值取向
2.2.1太极拳作为一种休闲健身方式的生理学价值。
太极拳要求修习者要清静用意、精神内守、意动身随、形神兼备，要有较强的自控力。因此，经常从事太极拳运动可以使人体各个肌群相应的运动神经中枢之间，以及运动神经中枢与植物神经中枢之间达到高度的协调。这种有规律的调节过程能改善各种分析器的功能。坚持太极拳锻炼，对神经衰弱、失眠、头晕、记忆力弱，以及由神经系统功能障碍造成的其他疾病，均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太极拳在运动过程对血管与淋巴管能起到良好的机械按摩作用，保持气血通畅。经常参加太极拳锻炼的人，其心肌纤维增粗，心壁增厚，心脏收缩力增强，心血容量及每搏输出量增加。同时，太极拳的练习又要求全身肌肉的放松，从而反射性地引起血管舒张，从而减轻心脏负担，有利于身体健康。通过练习太极拳可以明显提高心肌的机能，对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会起到良好防治作用。
太极拳的运动方式是“一动无有不动”。从“内气”的舒通到外形的变化，从五脏六腑到四肢百骸都寓于动中。“运动如抽丝、迈步如猫行”，上下相随，快慢相间、内外结合，节节贯穿，可使人的运动组织器官都得到活动和锻炼。长期练习太极拳，不但能保持骨骼、肌肉应有的弹性和韧性，使各关节周围组织的营养状况得以改善，而且对关节变形、肌肉萎缩等病症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2.2.2太极拳作为一种休闲健心方式的心理学价值。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情感活动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太极拳练习要求身体各部位均放松，精神意识集中，呼吸自然协调配合。主张以意为主，以力为辅；圆活连贯、轻灵沉着的“身动”；不急不躁、不张不狂的“心静”；气沉丹田、以意导气的“气敛”和朴实无华、自然随意的“神舒”，这使太极拳具有调整心态平衡、修心养性的作用。太极拳认为“善养生者养内，不善养生者养外”，其重在养心，要求清静，泰然处世的自足心态，通过自我意念控制，使身体和精神获得最大限度的放松。太极拳修炼到一定层次，每一次演练都不是简单的重复比划，而是追求对自然、人生的自我感悟，内心世界的自我净化与升华。
因此，长期习练太极拳，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培养沉着从容、温和冷静、耐心细致、做事有恒、意志坚强、乐观进取等优良心理品质。把太极拳作为休闲选择有利于消除、缓解现代生活给人们带来精神紧张，情绪烦躁，思绪紊乱等不良情绪而保持一种健康、平和的心态。
2.2.3太极拳作为一种休闲文娱方式的社会学价值。
“社会化”指的是一个人从生物体变成社会人的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瑰宝，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修身养性等价值功能随着休闲时代的来临得到了积极的拓展，其追求“中正和谐”的精神内涵和“内外兼修”的健身理念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太极拳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影响，其道德文化体系中承载着广泛的中国社会的道德文化要求。汲取太极拳文化中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文化精髓，通过太极拳休闲活动渗透到修习者的思想观念中去，可使修习者在追求轻松闲适、恬淡自然的休闲方式的过程中形成一种积极的、健康的休闲太极拳和谐的文化思想观。因此，太极拳对于人尤其是青年人来说，在促进其社会化方面有很大帮助。
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将步入老龄化国家。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就成为老龄社会中的重要问题。太极拳这种动如抽丝、静若处子、行如流水、轻若浮云、强度适宜、内外兼修的拳术，十分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是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最佳选择之一。
3.积极拓展太极拳的生存空间，发挥太极拳的休闲文化价值的对策
休闲时代的来临，对于太极拳乃至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与挑战。虽然太极拳的休闲文化和恬然的运动形式与当今时代人们所追求的休闲内涵是一致的，但我们不能无所作为、裹足不前。我们必须积极迎接挑战，为太极拳的发展做好准备。
3.1积极创立太极拳休闲俱乐部。
体育俱乐部模式是促进体育项目正规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我国在《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体育俱乐部，鼓励和支持各系统、行业、社会组织及个人组建各种类型的体育俱乐部，扶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主的群众性体育俱乐部。这为发展太极拳休闲俱乐部提供了政策支持。多年来，我国城镇居民聚居区存在着一些松散的太极拳组织。这些组织和太极拳辅导站避免不了向俱乐部模式逐渐过渡。发展太极拳休闲俱乐部，一方面，要反映出太极拳浓厚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要给人们创造一个古典、优雅的休闲氛围。通过俱乐部为习练者提供习练场所、太极服装、音像资料、教练、组织参与竞赛表演等服务，可使人们在俱乐部不仅收获练习技术带来的健康和拥有归属感，而且受到太极文化对人情操的陶冶。
3.2加强宣传，树立太极拳的休闲文化品牌。
太极拳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记载和表现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松静为本、内外兼修等中国先哲对精神世界的内省和追求，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大优秀品牌。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影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太极拳，让人们对太极拳及其文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通过宣传不仅让大家知道以太极拳作为休闲运动好，还要让大家知道太极拳作为休闲运动为什么好。此外，在宣传时要注意太极拳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减少太极拳推广工作中的障碍，为更多的国际友人认识、了解、接受太极拳提供便利条件。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太极拳、体验太极拳，太极拳的休闲文化品牌才能树立起来，进而为太极拳的良性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结语
太极拳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松静为本”、“内外兼修”的思想，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统一，强调伦理道德和修身养性共修的方式以求健康长寿等的文化特色，这与休闲时代人们所向往的融入大自然，享受宁静氛围，追寻身心健康的休闲生活理念极为相似。不仅对习练者有着“修身养性”的作用，同时还具有对其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功能。
从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角度分析，太极拳显示出其重要的多元休闲文化价值，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和社会的和谐。因此，我们应积极拓展太极拳的生存空间，使更多群众从中受益。通过在群众中大力倡导、广泛宣传太极拳运动、发展太极拳休闲俱乐部等多种方式来树立太极拳的休闲文化品牌，使其在全民健身活动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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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这一议题，就可以理解作家们在思考“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题时的现实环境。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经济发展上的优势，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显出强态。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世界在向着多极化发展。东亚的作家也希望通过写作发出自己更响亮的声音，与西方进行平等的对话，进而为世界和人类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作家铁凝说，文学应该是有光亮的，如灯，照亮人性之美。其实若把文学简单分为两类，只有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学不论是从一个岛、一座山、一个村子、一个小镇、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出发，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时间而抵达人心。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当今世界实际上是多元的。恰恰是对一小部分东西方文学经典的接触，使我感到没有简单的东和西的对立，所有的人类在许多方面如此相像。不论东方与东方之间还是东方与西方之间，不论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多少不同，我们的外表有多大差异，我们仍然有可能互相理解，并互相欣赏彼此间文化的差异。中国作家莫言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认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超越民族和国界的。
中国作家王宏甲认为，过去的500年来，西方的迅猛发展及其形成的西方文明体系对全球的征服性渗透，已使世界不同文化源流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西方文明观来评述文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认识文明的时代，首先应当确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明源流和不同的文明观。而东亚国家的文明具有同源性。东亚各国应该在充分珍视自身文明渊源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互相学习，形成相得益彰的文化共同体。
韩国作家崔允说，全球化已经浸透在我们的生活里，包括文学。在20世纪中期以前，还属西方文学单方流入亚洲。这样一来，文学领域的片面全球化要早于经济领域。如今，亚洲文学也逐渐被翻译成各国语，当然还存有一些质量上的不均衡。我对如今朝着多中心流动着的全球化颇感兴趣，特别对东北亚及其文学抱有期待。具有共通文化的亚洲，必定要肩负重任。亚洲文学也要拥抱世界。
日本作家中泽惠也在发言中表示出对世界文化相互融合的关注。她说，文学构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文学这一领域受到了文化的明显影响。尽管世界走向如此的趋势，但绝不会是同一种色调。毋宁说通过这样的相互混杂，有可能滋生出具有独特色彩和形态的文化。
中国作家孙甘露曾被评论界称为“先锋小说”的代表性人物，从其作品中可见到不少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孙甘露否认了指引其写作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由于西方的现代主义运动，而是自己经验到的汉语在当下的处境。他说，人们缺少的可能不是生活经验，而是一种对文体的理解。相似的生活在不同的文体形式下，折射出的艺术之光是不一样的。一个作家不能照一种方式重复下去，这样的写作没有多少意义。汉语写作的面貌也是可以改变的。误读也是文化传播的一部分，而误读中常常包含了有意思的信息。
中国评论家季红真认为，世界文学的实践要早于“世界文学”的理念，只是从模糊到清晰、由狭窄到越来越宽广而已。在这个逐步扩大持续数百年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世界文学的萌芽成长迅速。而20世纪的世界文学，更是充满了人类交往中的文化融合。归根结底，文学本来就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各民族文学的差异，在语言的形式里蕴涵了独特的人文思想。尽管误读是不可避免的，翻译中会有流失，但面对人类共同的危机，有差异的思想提供着不同的拯救可能。在世界文学的时代，各民族各国度的差异给人类提供了博大的精神情感家园。
韩国作家郑玄宗谈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水质和空气的污染一样，由噪音引起的精神污染也日益严重。这是产业化、城市化、机械化所附带的不可避免的生存条件。人类似乎在采取“以噪音对付噪音”式的生存战略。无论是欧美文学还是东方文学，都该对此作出反省。文学语言如果不甘心成为为噪音添油加醋的工作，就要求写作的人心静如水，能很好地反映事物的动静，能跟随着想像力，发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生动而又意味深长的声音。这正是文学永恒不变的责任。
故乡、国家、地域共同体、世界
常言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东亚作家应该写什么？当然是用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书写，表达人类共同的理想信念，也为世界文坛的百花园增添亮丽的景色。而作为书写者，故乡是内心中最难忘的场景，最真实地传达出民族性和地域性。在论坛上，各国的作家讲起了一个个与故乡、与自己成长相关并伴随自己创作理念始终的故事，让人回味不已。
韩国作家黄皙映诞生在洲时期的中国长春，光复后回到故国平壤，却又因战争来到分裂后韩国首尔的永登浦。他说：“在地图上，我并不想指定我的故乡，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使用母语来写作的一名作家。”
日本作家津岛佑子出生在东京、成长在东京、生活在东京，但总觉得“东京”、“日本”不过是存在于自己身外的“地名”而已。这样想来，“故乡”也许可以换言为童年时期的记忆。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和“故乡”之间的联系。她说，文学为什么是我们始终追求的呢？我想无论“母国”、“故乡”有多么了不起，人们作为生命的个体仍然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孤独，而我们只能是和这些个体相伴而生。当我们意识到这样的生命个体，当我们意识到童年的记忆在苏醒，这时，我们就要从个体的生命中抛开“日本”、“东京”，这样才会在“孤独”中产生出独特的释放感，这时我们才会给予他们理解。人原本是具有灵活适应力的生物。这种适应力必定是伴随着个体的孤独，并且受到由此产生的想像力的支撑。
中国作家苏童说，在我的字典里，故乡常常是被缩小的，有时候仅仅缩小成一条狭窄的街道，有时候故乡是被压扁的，它是一片一片记忆的碎片，闪烁着寒冷或者温暖的光芒。每个人都有故乡，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的故乡一直在藏匿、在躲闪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问号，什么是故乡？故乡在哪里？问号始终打开着，这么多年了，我还在想像故乡，发现故乡。
中国作家孙惠芬说，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从没用心想过“历史”这个词跟文学的关系。以后在阅读学习中，发现那些大写的历史知识总是好像被自己身体里的一道屏障天然排斥着，而自己的心思被牵引去的地方却是屋檐下的鸟去了哪里？母亲苞米地里的草有没有拔完？在孙惠芬那里，身边的现实总能成为躲避历史阅读的避难所。她说，所谓身边的现实，其实也是由时间流转做成的现实，时间转瞬即逝，过去了就成为历史。只不过它们不在典籍里，而在自己出生成长的这片土地上，在自己触手可及的生活中。所经历的乡村生活，既是现实又是历史，却不是书本里的历史，它经历了时间的穿梭、过滤和积淀，而成了身边的现实。所经验的现实，是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变化，给乡下人带来了无穷尽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困扰、困惑。实际上，梦想与现实，既是乡下人的困惑，也是城里人的困惑，它其实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她说：“不断地在人的精神困境中探索生存的奥秘、人性的奥秘，揭示人性困惑和迷茫历史，是我创作永远的动力所在。”
日本作家星野智幸出生在美国，虽然三岁前就回到了日本，但拥有双重国籍，其后又有在墨西哥留学的经历。他说，文学不是要强调与地区社会发生密切联系的“家”的概念，它要接受成长在这一文化下的和与这一文化相背离的人的历史，文学要呈现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与土地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关系，又形成了怎样的共同体。它不是传统的地区主义的，也不是个人等同于国民的现代主义，而是要表现自立的人们是如何共处于同一个场所的。
中国作家韩石山说，中国有句俗话，叫“一方水土一方人”。这个“一方”，小一点儿说就是你出生的县和村，大一点儿说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所在的州。一个人出生在哪里，是不能由自己选择的。而一个地方与别的地方既然有富饶与贫瘠的差别、文明与蛮荒的分判，那么这出生也就多多少少带上了幸与不幸的色彩。一个作家在他的一生中，能时时感受到他的国家的劫难与繁荣，能时时感受到他的人民的沉寂与奋起，与之同呼吸共命运，能说不是一种绝大的幸运吗？
韩国作家申京淑觉得，现在东亚国家的作家们能坐在一起，就是一个奇迹。她说，我们能走得这么近，是得益于文学。在灿烂的文学作品世界里，没有韩国、中国、日本之分。虽然我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但是不管读者身处何方，只要能接触到好的文学作品，就会打动读者，使他们萌发新的思想，渴望自由，挑战禁忌，鄙视权力，让废墟重获生机，和消灭万物的时间对峙，与虚无展开激烈的战斗。文学作品使我们丰富的回忆驻足长留，将来也必定会用更多的方式继续描绘这幅壮伟宏图。
文学的未来
在谈及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写作这一话题时，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都说到了信息时代互联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如何加以应对。
日本作家松浦理英子说，纵观社会，IT并没有使人的心灵发生激变。过去也不乏喜爱写作的人，而网络的发达使写作者人数爆炸般剧增。写文章变成了日常生活，与可以匿名发表的网络空间有很大关系。网络空间任何人都可以适应，每个人都可以有多重身份，很多人在网络上编织虚虚实实的故事。这样一来，如今触发写作动机的人，写作时不再那样朴素，具有多元视点和多元意识。我们作为专业作家不能只是担忧，应该面对现实，向前开拓道路。我希望，能将新时代的新潮流、我所相信的文学主流、我觉得有趣且喜欢的东西，都能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中来，极大地丰富我的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永远只是现在。
韩国作家吴贞姬谈到，上世纪90年代，网络开始普及，多媒体开始激活，文学的生产者与享有者极其自然地发生了巨大的交替，叙述方法变了，视角变了，创作技法也变了。文学产生于所处时代的风貌，但是无论时代风貌和活着的方式怎样变迁，人间的爱恨情仇与生老病死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只要这个本质尚存，文学创作就脱离不开真正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的意味以及人生的净化这一古典命题。欣赏过去年代的作品，我们从古时的时代风貌中仍会感到极大的亲和力与感染力，这正是因为文学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疏通人与人的隔阂。对我而言，未来的文学即是我的人生阅历与精神世界所向往的地方，也是我的过去的总和。
中国评论家李敬泽认为，通向未来的最便捷的途径是回顾过去，未来不会复制过去，但对过去的理解将深刻地影响我们面向未来时的选择和行动。上世纪末，新的社会条件和传播条件使得汉语中各种公共语言领域迅速发育；与此同时，网络带来了又一场大规模的语言解放。这可能是中国文学几千年来面临的最大变局。在此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正视文学面临的挑战，才能重新出发去探索它的未来：它在这个时代的可能性、它在我们语言生活中的功能和边界。也许惟一明确的是，每一个作家都必须独自确立他的语言策略，或者反过来说，在无数正在书写和言说的民众之中，那些有能力令我们屏息静听的人，就是未来的作家。
中国作家许龙锡说，不能因为书籍滞销而怪罪于网络，更不能因为文学的危机而加以扩大化。就像发明印刷术以后口头文学转变为活字媒体文学那样，眼下只是有部分活字媒体文学正在转移为数字文学而已。文学是强调叙事结构的艺术，即使活字媒体逐渐萎缩，也会有在新的数字环境中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延续其生命力的。由数字技术创作的文学作品，虽然没有了书籍的实物性，但是依然保存了半永久性，而且费用低廉，谁都能轻易接受。通过数字文学作品，反而能达到文学的大众化，也能成为扩展文学领域的机会。
韩国作家罗喜德也没有对互联网给文学的影响显出什么担心，她说，超文本改变了传统的作家与读者的概念，正在摸索着两者间新的沟通方式。对作家而言，比起无限下载的电子媒介，印刷媒介更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也可以保护他们的著作权。作家们追求精神上的探索，但在技术面上仍旧相当保守，所以，肯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新媒介的作家其实并不多。事实表明，网络上流通的超文本的想像力、结构、文章表述力等都要相差于以印刷媒介流通的小说。所以，倘若不能超越技术的新奇性而提供审美体验，超文本将失去它的美学特点，难以维系持续的创作与沟通。就目前而言，超文本对传统的文学还不能构成威胁。无论是再新颖的媒介，它的养分仍然取之于传统的文学，两者将维系着共存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