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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旅游总收入从2001年的744.1亿元增长到2007的2826.90亿元，短短7年之中旅游总收入增加近3倍。全省旅游增加值从2001年的296.2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249.50亿元，增长幅度之大有目共睹。到2007年为止，全省旅游生产总值已经占到生产总值的4.9％。2007年，全省各类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2亿人次，同比增长15.5％，年游客接待量100万人次以上的景区达到了68个。旅游度假区经营管理取得新进展，2007年全省7个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共接待游客2137.5万人次，同比增长7.2％：实现营业收入46.2亿元，同比下降10.7％：招商项目203个，合同金额67.7亿元，其中外资5.6亿元。2007年，全省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187240.5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6％：旅客周转量1596.06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6.8％。
(二)江苏省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2007年江苏省旅游业年度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国内旅游收入全省排名第1、第2的苏州(570.34亿元)和南京(526.03亿元)，分别是排名倒数第1、第2的宿迁(17.99亿元)和盐城(56.01亿元)的31.7倍和9.4倍：旅游外汇收入位于全省第1、第2的苏州(88916.27万美元)和南京(80763.71万美元)是位于全省末1、2位的宿迁(1188.18万美元)和淮安(2229.57万美元)的74.8倍和36.2倍。从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不难发现，在江苏省旅游快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研究和协调这种旅游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显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定量研究
区域旅游经济的测度必须基于一定的指标，而且所选取的指标必须能反映各个区域旅游经济的整体状况，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可选取的指标主要有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总收入等。指标的选取要保证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区域间的可比性。由于各地级市旅游外汇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的基础数据较难获取，本文选取各地级市的国内旅游收入来表征各市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区域差异有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两种。绝对差异表示经济总量方面的差异，会受物价水平、量纲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之间可比性较差。相对差异本身是个比值，没有量纲，因此不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标准差(St)与变异系数(Vt)分别测算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的总体变化情况。
St=[∑(Yti-Yt)2]1／2(1)
Vt=St／Yt(2)
式中，Yti是第t年第i个城市的国内旅游收入，N为省内地级市个数，Yt为各地级市平均国内收入。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得市际差异。为了便于区域之间对比，平均国内旅游收入通过计算各地级市国内旅游收入之和，然后平均而得。1998—2007年江苏省各地级市旅游经济差异总体变化水平计算结果见下表和图。
上表与图显示：1998—2007年，各地级市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呈逐年递增之趋势，从1998年的26.93上升到2007年的178.74，增长了563.72％，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6.37％。相对差异在1998—2002年期间，除了2000年稍有回落，基本呈现出逐年增长之态势，之后的2003—2007年5年中，相对差异稳中有升，但基本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由此可见，近10年来，不管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都存在扩大之势。如何缩短日益扩大的区域差异，做到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对策
(一)加强区域之间的旅游协作
要缩短江苏省各区域之间的旅游发展差异，加强区域之间的协作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区域协作是指江苏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按照一定的章程、协议或合同，将各类资源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组合，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旅游经济活动。区域协作的内容主要包括：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共同制定、旅游资源的重组和共享、旅游产品的更新与提升，区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客源市场的共同开拓与互换、联合促销，旅游企业之间的优化组合以及区域旅游形象的构建组合等。
(二)挥苏南的辐射作用，带动苏中、苏北的旅游发展
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旅游总收入从2001年的744.1亿元增长到2007的2826.90亿元，短短7年之中旅游总收入增加近3倍。全省旅游增加值从2001年的296.2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249.50亿元，增长幅度之大有目共睹。到2007年为止，全省旅游生产总值已经占到生产总值的4.9％。2007年，全省各类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2亿人次，同比增长15.5％，年游客接待量100万人次以上的景区达到了68个。旅游度假区经营管理取得新进展，2007年全省7个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共接待游客2137.5万人次，同比增长7.2％：实现营业收入46.2亿元，同比下降10.7％：招商项目203个，合同金额67.7亿元，其中外资5.6亿元。2007年，全省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187240.5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6％：旅客周转量1596.06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6.8％。
(二)江苏省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2007年江苏省旅游业年度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国内旅游收入全省排名第1、第2的苏州(570.34亿元)和南京(526.03亿元)，分别是排名倒数第1、第2的宿迁(17.99亿元)和盐城(56.01亿元)的31.7倍和9.4倍：旅游外汇收入位于全省第1、第2的苏州(88916.27万美元)和南京(80763.71万美元)是位于全省末1、2位的宿迁(1188.18万美元)和淮安(2229.57万美元)的74.8倍和36.2倍。从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不难发现，在江苏省旅游快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研究和协调这种旅游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显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研究
(一)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定量研究
区域旅游经济的测度必须基于一定的指标，而且所选取的指标必须能反映各个区域旅游经济的整体状况，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可选取的指标主要有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总收入等。指标的选取要保证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区域间的可比性。由于各地级市旅游外汇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的基础数据较难获取，本文选取各地级市的国内旅游收入来表征各市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区域差异有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两种。绝对差异表示经济总量方面的差异，会受物价水平、量纲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之间可比性较差。相对差异本身是个比值，没有量纲，因此不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标准差(St)与变异系数(Vt)分别测算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的总体变化情况。
St=[∑(Yti-Yt)2]1／2 (1)
Vt=St／Yt (2)
式中，Yti是第t年第i个城市的国内旅游收入，N为省内地级市个数，Yt为各地级市平均国内收入。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得市际差异。为了便于区域之间对比，平均国内旅游收入通过计算各地级市国内旅游收入之和，然后平均而得。1998―2007年江苏省各地级市旅游经济差异总体变化水平计算结果见下表和图。
上表与图显示：1998―2007年，各地级市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呈逐年递增之趋势，从1998年的26.93上升到2007年的178.74，增长了563.72％，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6.37％。相对差异在1998―2002年期间，除了2000年稍有回落，基本呈现出逐年增长之态势，之后的2003―2007年5年中，相对差异稳中有升，但基本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由此可见，近10年来，不管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都存在扩大之势。如何缩短日益扩大的区域差异，做到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对策
(一)加强区域之间的旅游协作
要缩短江苏省各区域之间的旅游发展差异，加强区域之间的协作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区域协作是指江苏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按照一定的章程、协议或合同，将各类资源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组合，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旅游经济活动。区域协作的内容主要包括：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共同制定、旅游资源的重组和共享、旅游产品的更新与提升，区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客源市场的共同开拓与互换、联合促销，旅游企业之间的优化组合以及区域旅游形象的构建组合等。
(二)挥苏南的辐射作用，带动苏中、苏北的旅游发展
一、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现状及区域划分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山东省经济发展迅速。2007年，山东全省GDP总量达到25887亿元，排名全国第二，综合实力也跃居全国前列。但山东本身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是西部内陆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差异最为严重。西部城市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不仅落后于东部城市，也普遍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虽然从2003年起山东省委、省政府实行了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东部“突破烟台”、中部“突破济南”、西部“突破菏泽”的发展战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由于差异积累的长期性以及各地同时高速发展，区域差异并没有明显缩小的迹象。以2007年为例，人均GDP最高的东营市达到了90849元，而人均GDP最低的菏泽市却只有7415元，前者竟然是后者的12.25倍。
本文按照地理位置把山东17城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具体划分如表1所示。东部地区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按此划分，2007年东、中、西三地区人均GDP为2.76：1.33：1，比1995的3.03：1.33：1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
本文根据1995～2007年的相关数据对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其发展趋势，找出其产生差异的内部原因。
泰尔指数，包括Theil-T和Theil-L两个代表性指标。本文利用Theil-T指标以山东省内各城市为单位构造山东的区域经济差异程度。Theil-T指数可以定义如下：
其中yij是i地带（i=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中j城市的GDP，y为全省的GDP（ ），fij代表i地带j城市的人口数，f为全省总人口（ ）。
如果用Tpi表示i地带内的各市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程度，则 。如果用TBR表示地带间的差异，则。
这样，Theil-T指数就可以分解为：
其中，yi是i地带的GDP总量（ ），fi为i地带的人口总数（）。
三、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公式，把山东省各城市1995～2007年相关数据代入进行计算，得到反映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Their-T指数值以及泰尔指数的分解值，如表2。
（一）Their-T指数的总体差异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1995～2007年这13年间，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时增时减，但从总体来说，2000年之前呈快速上升趋势， 2000年后变化相对平稳，并呈现微弱下降趋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期山东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不同特点，根据总体差异值的变化，我们将1995～2007年这13年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考察：
第一阶段：1995～2000年。这一阶段，泰尔指数连续上升，区域差异扩大的势头强劲，尤其在2000年，指标都达到了最大值，这一阶段山东经济的发展总体上来看是十分快速的，GDP的增长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速度，但总体经济发展差异在迅速扩大，充分验证了谬尔达尔的“累计因果循环论”，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越来越好，差的地区越来越差。这一阶段只有1995年是个例外，据作者了解，1996年山东省对全省的经济统计数据进行了核实调整，所以这个例外应该是统计原因造成的。
第二阶段：2001～2007年。这一阶段从总体上来看，差异指数处于相对平稳状态，没有继续前一阶段的快速增长趋势，但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差异水平上。其中2001～2006这6年泰尔指数大体保持稳定，2007年明显降低，达到这7年的最小值，但仍维持在0.14571，比1996年的0.12786大很多。这说明山东省委、省政府实行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差异积累的长期性，政策的效果在短期内又不是那么立竿见影。
（二）通过泰尔指数（Theil-T）的分解，找出山东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
对Theil-T指数按东部发达地区、中部次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进行分解，通过表2和图2可以发现地区间差异占据了绝大部分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1996年这一数据达到79.9%，2007年是这13年中的最小值，也占到62.6%，这说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
从内部差异在总差异中所占的比例的变化来看，地区内部差异对总差异所做的贡献比例除了1995年，一直处于增长状态，由1996年的20.1%上升到2007年的37.4%，这既说明了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差异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发展越来越不均衡，同时也说明了地区内部差异变化是造成区域总体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
由图2还可以直观地看出，区域间差异指数在这13年内总体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从2000年后呈现出微弱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指数可以以200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前差异指数伴随着一种快速的上升状态，2000年后仍然保持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比前一阶段要小。
通过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出，2007年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最大，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并且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指数是东部地区的1.8倍，是中部地区的5.7倍，这说明三个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程度相差巨大。
从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在这期间的变化来看，西部地区内部差异上升的幅度最大，由1995年的0.04892迅速上升到2007年的0.10506，上升了1.1倍，尤其是1996～2003年这几年上升速度最快，说明这一阶段西部欠发达地区内部的发展越来越不均衡，出现了不发达中的不发达地区。同时，东部发达地区的内部差异也呈现出快速扩大趋势，虽然其内部差异指数比西部地区要小很多，但上升幅度几乎与西部持平，2007年的差异指数比1995年的上升了1倍。中部次发达地区这13年来内部差异指数总体上呈现出先缩小再扩大的趋势，1999年其内部差异指数达到最小值0.00959，2000年后保持微弱上升趋势，但2007年的差异指数仍然要比1995年略小，这说明中部地区发展相对均衡，内部发展差异在这一期间内变化不大。
四、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从1995～2007年这13年来，山东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总体差异开始先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2000年后总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并呈现微弱的下降趋势。通过Theil-T分解可知山东东、中、西三地区之间的差异是造成山东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但最近12年来地区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作用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地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作用呈现上升趋势，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是造成总体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在区域内的差异组成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内部差异都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中部地区的内部差异这些年来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综上可得，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内部差异变化是造成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盖文启．论山东省东西部地区经济差异变动及发展对策[J]．经济地理,1999(10).
[2]邓苏,张晓.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趋势与内部构成[J].东岳论丛,2006(7).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195-03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端，晋冀鲁豫四省交汇处，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春秋时期就作为一个地方经济中心的城邑见于史册。邯郸交通便利，工业基础雄厚，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丰富，近几年其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资源、交通、人口等因素，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对于各县经济发展差异，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区经济差异的现状、原因及解决措施等方面。本文选取14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以邯郸15个县（峰峰矿区、市内三区除外）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 对各县经济实力排序， 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 结合因子分析提取的三大公因子对各地区进行类型划分， 最后进一步分析邯郸各县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缩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协调县域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一、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为了全面客观地衡量邯郸市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遵循指标数据的客观性、可获取性等原则，选择合适指标，建立评价模型，进而研究邯郸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
数据来源于河北省统计局官网2013年统计年鉴中各县（市）主要国民经济指标（2012年）中提供的各项数据。
指标的选取是在考虑影响全面客观地衡量邯郸市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结合邯郸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遵循合理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下，选择邯郸地区15个县的14项指标建立指标体系，即选取X1生产总值（万元），X2农林牧渔业产值（万元），X3工业产值（万元），X4第二、三产业比重（%），X5人均GDP（元），X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X7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X8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元），X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10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X11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元），X12常用耕地面积占行政区总面积的比例（%），X13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床），X14普通中学专任教师（人）等14个指标建立指标体系。
二、邯郸各县经济发展水平的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利用降维的思想，由研究原始变量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因子分析，保证数据信息丢失较小的原则下，对原有数据进行降维简化，最终用少数几个公共因子来评价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实现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等级排序，避免人为评分的主观性，使评价结果更为客观。
（一）因子分析的适宜性检验
运用软件SPSS19.0，对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适宜性检验。本文通过对数据进行KMO统计量和Bartlett’s球形检验，见表1。
由表1可以得出，KMO值=0.615>0.6，Bartlett球体检验的sig取值0.000，表示拒绝各变量是独立的假设，所选数据通过了KMO统计量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故选取指标数据适宜进行因子分析。
（二）公共因子个数的选取
从表2和图1得：前三个公因子能够反映原始指标92%的信息，且特征值均大于1，具有显著代表性，并且碎石图验证了提取前三个因子的可行性。因此，前三个因子包含了原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可以代替原14指标对邯郸市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三）因子分析与模型建立
由于初始载荷矩阵不够简明，各因子的含义不够突出，为此，本文在因子旋转时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使各个指标在某个因子上产生较高载荷，在其他因子产生载荷较小，经过6次迭代收敛，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3（见下页）所示。
表3可知，第一个公因子F1在生产总值（X1）、农林牧渔业产值（X2）、第二、三产业比重（X4），人均GDP（X5），固定资产投资（X6）、人均财政收入（X7），人均财政支出（X8）、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X10）、人均储蓄余额（X11）、耕地面积比例（X12）等指标上有较大载荷，这些指标是县域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展示的重要指标。所以，可以将F1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第二个公因子F2在工业产值（X3）、医疗机构床位数（X13）、学校专任教师数（X14）等指标上有较大载荷，这些指标是县域科技发展的现状和潜力的重要指标，所以，可以将F2命名为科技发展因子；第三个公因子F3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9）等指标上有较大载荷，这个指标是县域民生发展的现状的重要指标，所以，可以将F3命名为民生发展因子。
（四）综合得分及评价
根据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并进行加权汇总，得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F，其计算公式为：
F=（58.122×F1+24.493×F2+9.400×F3）/92.005
将邯郸所辖各县的数据代入，得到15个县的经济发展因子得分F1、科技发展因子得分F2、民生发展因子得分F3，以及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得分F，并进行排序，见表5。
由表5可知，在经济发展因子F1上得分最高的前三个县区依次是武安、涉县、邯郸县，其中武安的得分约为2.34，涉县约为1.84，远远高过其他县区，在此项因子的得分上有11个县得分为负值，这就是说，武安、涉县经济发展能力远高于其他县区，其他县区需加大对此项因子的重视度。在科技发展因子F2上得分最高的前三个县区依次是永年、武安和大名，其中永年的得分约为2.27，远远高过其他县区，说明永年县对教育、工业、医疗等行业的较为重视，经济发展潜力较大。在民生发展因子F3上得分最高的前三个县区依次是永年、邯郸县、武安，特别是永年的得分约为1.46，农民平均纯收入远高于其他县区，生活质量较高。在经济发展综合得分F上最高的两个县区依次是武安、涉县，特别是武安综合得分约为1.92，远远高于其他县区，说明武安整体经济实力强，对经济发展的各方面都很重视。武安在经济发展因子、科技发展因子、民生发展因子都处在全市各县前三名。
三、邯郸各县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将个体或对象分类，使得同一类中的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比其他类的对象的相似性更强。其目的在于使类间对象的同质性最大化和类与类间对象的异质性最大化。常用的聚类方法有：系统聚类法、K均值聚类法、模糊聚类法等，本文采用的是系统聚类法中的离差平方和法。
（一）聚类分析的过程
在上述因子分析得到三个公因子的基础上，根据指标特征，我们选用系统聚类法中Ward法对各县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借助SPSS18.0软件，距离上采用欧式平方距离，得到谱系聚类图如图2（见下页）。
（二）聚类分析的结果及评价
聚类分析的结果（表6，见下页）表明：邯郸市15个县按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可分为以下五类：第一类为发达县域，包括武安、涉县；第二类为较为发达县域，主要是磁县、邯郸县；第三类为中等发达县域，主要是永年县；第四类为一般发展县域，包括成安、曲周、广平、馆陶、鸡泽、邱县、肥乡、临漳；第五类为相对落后地区，包括魏县、大名。
第一类县域：武安、涉县为经济发达县域，综合得分远高于其他县的得分，特别是武安的综合得分为1.92，在经济发展因子、科技发展因子及民生发展因子的得分排名依次1，2，2；涉县在经济发展因子得分位列第二，在科技发展因子及民生发展因子有待提高。这类地区位于邯郸地区的西部丘陵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旅游业发达，工厂企业众多，经济发展迅猛，为邯郸各县经济发展的典范。
第二类县域：磁县、邯郸县为较为发达县域，综合得分排名依次为第3名和第4名。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拥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实力，区位优势明显，邯郸县围绕邯郸市，磁县位于邯郸南部，且马头电厂与邯郸市相邻，邯郸机场就建在磁县码头镇。在经济发展因子、科技发展因子及民生发展因子的得分排名在比较靠前，各方面发展较为均衡。
第三类县域：永年县为中等发达县域，综合得分排名为第5名。这类地区位于邯郸市北部，人口和农业大县，人口超过100万，永年县城紧邻邯郸市，交通便利；近年来，永年房地产业发展较快，在蔬菜种植、轴承生产等方面有一定的特色，永年广府古城是旅游胜地，也是太极文化之乡。永年县在科技发展因子及民生发展因子的得分排名均为第一，发展潜力较大，但由于县域人口众多，在经济发展因子上得分最低，需发挥自身优势，加快经济发展。
第四类县域：成安、曲周、广平、馆陶、鸡泽、邱县、肥乡、临漳等8个县为一般发展县域。这类地区位于邯郸地区的东部，地处华北平原，各县农业较为发达，均为地域和人口小县，工业、第三产业相对落后。在经济发展因子和科技发展因子的得分均为负数，但各县应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养殖业、特色种植、招商引资等方面加大力度，增强自身的经济发展力，逐步缩小各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第五类县域：魏县、大名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这类县域位于邯郸地区东南部，两县均为人口大县（90万以上），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在经济发展因子和民生发展因子得分较低，排名均在10名以后，而科技发展因子得分较高，排名均在前5名。这类县域应采取措施努力提高经济发展效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同时控制人口数量，发挥县域特色，比如魏县的鸭梨，大名的香油。
总之，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结合邯郸地区自身的情况，制定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在市政府的统一协调下，各县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逐步缩小各县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全市各县均衡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之路。
四、结论
本文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2012年邯郸各县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1）邯郸各县经济发展主要受三大因子影响。其中经济发展因子F1贡献最大，贡献率为58%，科技发展因子F2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因素，贡献率为24.5%，民生发展因子F3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第三大因素，贡献率为9.5%。（2）把三个公因子作为聚类分析的变量，不仅剔除了传统聚类分析中变量间的信息重叠，提高了聚类精度，而且把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结合起来，使得分析更加全面、客观。（3）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邯郸15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排序；运用聚类分析把邯郸15个县划分为五个经济发展区域，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经济发展政策。（4）从经济发展因子、科技发展因子、民生发展因子三个方面从发，分析邯郸各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从而便于各县从中找出自己的亮点和不足，进而制定与自身适宜的经济发展策略，为邯郸各县域的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为2014年度邯郸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2014030）；2014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民生调研专项课题（20140160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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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10-0001-2
0 前言
县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它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枢纽,在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县域经济的发达与否最能反映出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县域经济越发达,城乡二元结构越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也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急需关注的热点问题。
1 区域概况
作为全国的大城市之一,长春市的城市发展方式已经由集聚型向扩散型转变,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展,大都市化地域的逐步形成,城市区域化的进程加快,并将逐步纳入全球城市体系,承担特定的国际产业地域分工职能。长春市的产业职能转向重点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新兴产业和现代第三产业,使长春市成为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和扩散源地。
2 研究方法与指标确定
2.1 研究方法
量图分析法也称加权指数法。1971年,德国曾采用此方法来划分贫困区,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本文中应用此方法来对长春市县域进行区域经济水平分区,并分析区域经济水平的差异,从而判断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
2.1.1 选取指标 在选取指标的过程中,量图分析法为了避免被选指标对于系统整体特性反映能力不强以及关键因子被屏蔽进而影响评价,通常选取反映区域经济水平的最基本指标,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操作性、可获性和可比性,并不构建复杂的因子体系。本文分析中选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j1)、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比率(%)(j2)、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j3)、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j4)、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j5)、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元)(j6)、医院、卫生院的床位数(张)(j7)、城镇化率(%)(j8)等8个指标。
2.1.2 确定各指标的中等组的数量变化范围计算 区域第j指标的平均值计算公式为:
(公式1)
式中i=1,2,3……N,N―所研究的地区个数;j=1,2,3……M,M―所选取的指标个数;yij―第i地第j指标的权值;Yij―第i地第j指标的另一相应值;xj―区域第j指标的平均值。
第j指标的均方差计算公式为:
(公式2)
式中σj―均方差;xij―第i地第j指标的值。
计算第j指标的中等组的数值变化范围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3)
2.1.3 各指标划定 根据中等组的数值变化范围,将每一指标分成优、中、劣三等。一般,当第i地第j指标的数值位于该指标中等组上限和下限之间则为中等,高于中等组上限则为优等,低于中等组下限则为劣等;
2.1.4 各地各指标的等级评定 依据各个指标的优、中、劣等级的数值范围,对区域各地各指标的等级给予评定;
2.1.5 各地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评价 根据各地所得优、中、劣指标的数目,评价各地经济发展特征类型,分为三个层次:先进、中等和落后。凡是得优指标数大于或等于中和劣指标数之和者为先进;得优和中指标数之和仍大于或等于得劣指标数者为中等;凡是得劣指标数大于优与中指标数之和则为落后。
2.1.6 判断指标选取的合理性和评价的可靠性 判断指标选取的合理性和评价的可靠性,通常用判断系数来衡量,判断公式为:
(公式4)
式中 K―判断系数,当K85%,说明评价是可靠的,可以根据所选指标对各地经济发展特征进行评价、分类和区别;
2.2 分析与结论
根据各项指标及其对应的数值,来进行系统的计算,得出表1的结果,由于长春市所辖的市县数量较少,因此在指标分析时也带来一定的难度,综合各种计算结果,根据表2,其中K=86.23%>85%,即量化指标选取合理、有效,评价结果可靠、有意义。
资料来源:根据《吉林统计年鉴》2008 ,2009整理而得
按照量图分析方法,参照长春市域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现状,将4个市县分为先进、中等、落后3大类型,即九台、德惠二市属于先进类型,农安、榆树二市属于落后类型。
农安县和榆树市在整体上处于落后状态,在八项指标中大部分处于劣势,而九台市和德惠市则处于先进状态,各项指标均达到较高的水平,经济呈稳固发展态势。
3 长春市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的成因分析
农安县j1-―j6均处于劣势,j7处中等态势,j8则较高。由此可以看出,农安县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发展速度和潜力相对较差,扩大再生产能力不理想,县区内居民生活水平不高,购买力差,与之相反的是基础设施情况良好,投资环境理想,乡村建设成绩显著。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农安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相对应的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创造收益的能力相对较弱。
九台市的指标中除j6较低外,其他指标均较优秀。整体来看,九台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生活环境良好。这些现象一方面要归功于居民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九台市独特的区位条件。
榆树市则除j6较高外,其他指标均处于劣势。从上述指标来看,榆树市的经济发展,无论在潜力和速度上来说都极为落后,居民的生活水平相较于其他三市而言,处于一个不利的状态。
德惠市的j1―j6均处于中等,j7、j8则处于劣势。可以看出,德惠市的经济发展健康稳定,各项指标均呈向上的发展态势,居民生活条件良好,基础设施健全。德惠市是目前长春各县市中的发展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这又与其自然条件密不可分。
4 长春市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的对策与建议
4.1 利用地方资源优势,发展区域特色经济
从各县市的资源优势出发,形成特色的经济,并以此为基点,逐步形成区域经济的规模,利用产业结构调整和本地资源优势,发挥、创造潜在资源优势,优化潜在优势要素的配置,依托市场,推动县域经济的跳跃式、跨越式发展,利用城市工业化带动产业化,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不断优化自身机制。充分利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效应,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沿海发达地区资本扩张的有利契机,发挥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主动承接国际国内资本技术和产业转移,吸引更多的企业和各类生产要素进入县域经济。
4.2 转变政府观念和职能,引进外部生产要素
长春市各市县经济发展的落后,也是思想观念转换慢,改革开放不足的结果。为此,各市县要敏锐的发现经济发展的各种机遇,树立运用市场经济运作和管理经济的新观念;破除狭隘的地方观念,树立大开放的市场观念;主动出击,抓住良好发展机遇;树立人力资源愈丰厚、数值愈高,愈有利于吸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投资的观念;加强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制度,用更优惠的政策、更宽松的用人环境和更灵活的用人机制,广泛地吸收高层次人才,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全面促进各市县经济的发展。
4.3 重视科技教育事业,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科技教育事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推进农民从业素质教育,建立和完善科技推广服务体系,转变基层政府机制,稳定和发展农业科技队伍,开展科普教育和科技下乡服务活动,传授技术成熟、效益稳定的农业科技知识,推广实用技术,形成多方位、多层次的科技培训体系,指导培训广大劳动农民获取农技知识,掌握科学务农技术,成为能工巧匠和生产经营的带头人。正确引导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事产品的储运、加工、销售及其他农业生产型以及城市生活型服务行业。与此同时,在充分发挥落后地区现有人才作用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鼓励措施,吸引各类人才参与落后地区的开发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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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动态分析 演化类型
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就是政府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研究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对明确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与战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较广泛。
马力等（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惠俊刚等（2007）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陕西省十个地级市及杨凌示范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徐新等（2008）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2007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晔等（2009）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区域划分和评价研究。
已有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是静态的评价，侧重于某个年份横截面的发展水平的对比，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特征，缺乏对某段时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动情况的研究。另外，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面真实状况。
本文试图以广东省2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时段的同类数据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时序动态评价方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类型变动情况，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启示。基本思路是先选择2000、2007、2009年作断面分析，然后通过3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作动态分析。主要数据源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2008，2010》。
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不仅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而且还表现为该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应能综合反映该区现有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前景。为此，根据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则，本文构建出由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度四个层次的12项指标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评价模型与程序。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评价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评价具体过程为：一是构造样本矩阵Xij。其中i代表城市，总数为21个；j为评价指标，总数为12个。二是样本矩阵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矩阵X’ij。三是求协方差阵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应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贡献率。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数，然后计算第k个成分的载荷Pkj。五是计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值Vi即。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计算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然后计算出各时间段综合评分值的变化，最后结合评价结果及相关背景进行分析。
评价结果与分析
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要求选取主成分，然后计算每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并将综合评分值进行归一（见表2）。其具体计算过程由统计软件SPSS13.0完成。
（一）综合评估
根据表2结果并结合相关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2000年， 2007年，2009年的评价结果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超过8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1个，2009年有2个；超过6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2个，2009年有3个；超过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个 ，2007年有6个，2009年有7个；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个，2007年有15个，2009年有14个。可见，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前景乐观。第二，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粤东、粤西和粤北。3年的排名尽管有变化，但这一格局没有变。这种差异性还表现在绝对发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于悬殊。
（二）等级划分及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类型及其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分析了类型变动情况。具体方法过程如下：首先是对各年数据做主成分分析，获得各年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据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聚类，聚类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离测度采用Euclidean distance，分别计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欧氏聚类系数矩阵表（因表格较大，省略）及聚类谱系图（因图幅较大，省略）。第三是根据上述结果归纳总结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及异动情况（见表3）。前两步运用SPSS软件由计算机自动得出结果。
根据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优秀类。这类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突出。第二类为良好类。这类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明显，潜力和后劲大。第三类为中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居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问题突出。第四类为差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较差，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比较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级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广州、深圳是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地区，而韶关、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肇庆、云浮等在广东省各城市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且多年变化不大，其它城市则处在较大变化之中。
（三）演化类型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本文设计了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用某城市某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值来计算，一般以考察现状年为本底。另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长强度（Y），用某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某时段综合评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增加值来计算。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考虑的目的在于以现状为基础考察其动态变化轨迹。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分别选择本底年和参照年，计算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和增长强度（Y）。以相对强度（X）为横轴、增长强度（Y）为纵轴、（1，1）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根据坐标图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类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大小将广东省21个城市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据此，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四种类型（见表4）：第一种为快速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基础良好，且目前建设力度很大的城市。处于第一象限。第二种为稳步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实力雄厚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处于第四象限。第三种为潜在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目前虽然存在明显问题，但发展潜力较大。处于第二象限。第四种为缓慢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这类地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处于第三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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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公共投资由于能产生更具生产效率的生产和分配模式从而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基础。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对农村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诸多探讨，如：Rebelo(1993)利用超过100多个国家的跨国数据证明了交通和通讯投资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直接稳定的联系。Canning(1994)发现，基础设施尤其是电话及电力的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率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2002)利用1970-1997年间的省级数据，用联立方程模型估计了不同类型的政府投入效果，证明了地方政府在农业研发、灌溉、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不仅推动了农业产出的增长，而且有助于缓解农村贫困。刘晓昀、辛贤、毛学峰(2003)从农户收入和支出的角度分别利用OLS和TSLS法对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作了研究，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户明显从基础设施投资中获益，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的影响往往因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不同而有显著差异。鞠晴江(2006)利用双对数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对基础设施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农村道路、电力、通讯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于我国农业生产、非农生产以及农民人均收入均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现有文献对政府行为和农村公共投资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如何在有限财力下进行农村公共投资以及如何改革政府供给模式的问题上，如：匡远配等(2005)探讨了县乡财政状况对农村公共投资的影响。谢群、员晓哲(2006)提出要重构农村公共投资主体，改革农村公共投资的政府供给模式。
尽管理论界对农村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或实证上作出了多方面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都是把对政府行为倾向的分析放在了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框架下，在理论层面上很少涉及到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与农村公共投资三者关系的分析，也很少涉及到对经济发展差异的不同地方政府行为倾向的讨论。众所周知，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财政状况直接影响到公共投资水平，根据Niskannen(1974)提出的政府人垄断模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从而财政充裕的地方政府人(官员)不是最大化利润，而是最大化产出和预算，更多的产出和预算也给政府人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机会和更大的权威。因此在公共投资过程中，“理性”的地方政府有扩大公共支出的倾向，公共产品会得到充分甚至是过度供给。而周其仁(1994)认为，国家不会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只有当国家与社会在对话、协商和交易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均势，才能使国家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产权之间达成一致。因此，从农村公共投资的角度分析，贫困落后地区基于地方财政紧张的现实，“理性”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不作为”，张维迎的农村公共投资的“变压器”理论对此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佐证。这一推论同时还得到了经验文献的论证，如：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2002)证明了不同地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敏感程度，不同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公共投资行为和倾向。Kanbur和Pottebaum(2002)指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投资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倾向于提供较多的公共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倾向于少提供或不提供公共投资。如果推论成立，那么从经济增长视角分析，这些地方政府行为是真正理性么?经济增长、政府行为与农村公共投资的关系到底如何呢?下文就这些问题从理论视角进行模拟。
下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在Kanbur和Pottebaum(2002)所构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基本模型。第三部分分析经济增长、地方政府行为和农村公共投资的依存度及相互关系。第四部分得出相关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二、基本模型
Kanbur和Pottebaum(2002)模拟了经济发展与公共投资之间的依存度关系，在理论层面上得出了具有一般性的结论：(1)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投资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2)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倾向于提供较多的公共产品，两者之间的依存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倾向于少提供或不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两者之间依存度较低。但笔者认为，KaPut和Pottebaum所构建的理论模型有两个缺陷：(1)只考虑到两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不能清晰展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程度不同的地区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依存的梯度差异。(2)只是从“突然损毁”和“重建”的角度来讨论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投资之间的依存关系，不具有真实的可能性分析基础。笔者所构建的数理分析模型是在Kan-bur和Pottebaum(2002)所提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其两种主要缺陷所构建的一般性的纯理论分析模型。
模型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如下：(1)有三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A、B、C，总人口都是N，经济发展水平σA>σB>σC。(2)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唯一资源，三个地区可以选择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的市场价格为常量1，经济作物的市场价格为p，三个地区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函数都是F、K，F、K具有标准生产函数的性质。(3)政府行为“经济人”理性，即公共投资所带来的获利能够补偿公共投资耗费，也大于在不进行公共投资下所带来的收益，且同一地区较多的公共投资可获取更多的收入。为简化模型，假定更多收入最终反映在更高的价格上。(4)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是最大化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公共投资来实现，并且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状况进行公共投资。根据假设(4)，三个地区被假定其收入：
三、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与农村公共投资的依存关系分析
在公共投资过程中，地方政府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主体，地方政府行为的具体表现就是这一经济主体实现利益的体现。根据假定条件(4)，地方政府行为应该在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框架下具备怎样的倾向呢?以下在基本模型分析的前提下通过控制制度和政策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探讨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行为表现。
式(12)给予我们如下理论和政策启示：在满足政府行为“经济人”理性及农村公共投资快速顺畅传递(较多的公共投资可以获取更多的收入和更高的产品价格)的理论前提下，更高水平的农村公共投资
带来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快的经济发展，即公共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呈正比例关系，且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回报高于贫困落后地区，从而以最大化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目标函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政府倾向于更多的公共投资从纯经济的视角分析是真正符合“经济人”理性的。
我们再从经济增长“差异”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不同地区的农村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差异”的视角来讨论农村公共投资的作用更能反映公共投资的合理性及其合理程度。“差异”视角需要考虑到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其一，公共投资水平IA、IB、IC。其二，无任何公共投资前提下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或收入水平yA、yB、yC。其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公共投资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或收入水平y*A、y*B、y*C。其四，总人口N。根据影响经济增长“差异”的四个因素，用式(9)、式(10)、式(11)相应减去式(6)、式(7)、式(8)，得到“差异”水平因子ZA(p)、ZB(p)、ZC(p)。
其中，ZA1(p)、ZB1(p)表示公共投资前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从式(13)、式(14)、式(15)可知，“差异”水平因子ZA(p)、ZB(p)、ZC(p)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公共投资额度，二是公共投资在经济作物市场价格p上的反映。根据式(4)，由于经济发展水平y是经济作物市场价格的增函数，可知ZA1(p)>0，ZB1(p)>0，这表明经过农村公共投资后，A地区和B地区的经济水平都有所增长，经济增长水平及程度都有所提高。但“差异”水平因子ZA(p)、ZB(p)、ZC(p)的值取决于农村公共投资前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与公共产品投资额之间的差距。由于我们假设了F、K具有标准的生产函数性质，同时假设了PA0、PB0是A、B两地区在没有农村公共投资时经济作物所获得的市场价格，可近似假定两者相等；pA1、pB1是A、B两地区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农村公共投资IA、IB后经济作物所获得的市场价格，根据上述的理论假设前提和对地区生产函数的假定，因此得到PA1>PB1。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就经济增长与农村公共投资贡献程度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B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公共投资的反应更加灵敏，在假定前提下同等数量的公共投资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B地区的贡献程度要大于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A地区的影响，即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公共投资存在着“后发优势”。这一推断与Kanbur和Pottebaum(2002)所构建的理论模型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结论具有如下政策与理论含义：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满足政府行为“经济人”理性的前提下应该有动力和倾向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投资，那么贫困落后地区基于地方财政紧张的现实，“理性”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不作为”从纯“经济”的视角分析显然是不理性的。从另一方面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实力较强且有较充裕的地方财政，其有能力进行更高水平的农村公共投资，因此其在农村公共投资框架下的经济增长具有“先天优势”。另根据上述分析，ZA(p)、ZB(p)值不仅取决于公共投资额度IA、IB，还取决于公共投资在市场价格p上的映射，因此无论是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还是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不仅应该着力于增加农村公共固定投资，还应该着力加强公共投资在市场价格p上的映射，而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区域市场一体化和较高的政府办事效率等都有助于提高公共投资在市场价格上的映射程度，从而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四、结论
笔者在既定的假设前提下，通过构造数理模型，运用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从理论的视角尝试性地构造了经济增长、地方政府行为与农村公共投资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通过控制制度和政策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分析各种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及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
(1)由于农村公共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呈正比例关系，更多的公共投资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和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并且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公共投资的回报高于贫苦落后地区，因此目标函数为最大化所在地区经济发展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提供较多的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投资，从经济视角分析这也是合乎地方政府理性的。
(2)从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回报率的层面分析，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农村公共投资的反应更加灵敏，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公共投资存在着“后发优势”。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2002)运用1970-1997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在中东部地区，虽然大部分公共投资的经济回报都比西部地区高，然而在西部地区公共产品投资的回报率更高，从而增加公共投资对扶贫和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更大。Kanbur和Pottebaum(2002)所构建的纯理论分析模型也对这一结论作了充分的理论和经验验证。
(3)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农村公共投资，还取决于公共投资在市场价格上的映射程度，通过完善的社会化服务和管理体系的建设、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建立和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等都有助于增强公共投资在市场价格上的映射，因此地方政府应该从增加农村公共投资和增强公共投资在市场价格上的映射两个方面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根据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发挥地方政府职能，增加公共投资，并按照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敏感性和回报率的不同来选择公共投资的优先顺序，从而更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150-03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① 全国各地区的经济面貌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由于各自经济发展起点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而言，如何真实反映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已经成为经济研究的重点。
中国目前主要应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对中国及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评价，其核心指标是GDP。但是经济总量并不能完全概括经济发展的内涵，因而在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上GDP法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真实反映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本文将应用层次分析法从经济发展内涵出发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能更为全面、真实的反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并且通过对2008年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到中国各地区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以评价得分为依据，对中国31个地区经济发展类型和阶段进行分类，并从中得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特点。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的建立
（一）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为评价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将利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构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该方法主要依据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对决策进行量化描述，较多应用于结构复杂且指标不易量化的评价问题。由于经济发展内容广泛且不易从单一指标度量，因此本文将应用此方法，从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制度水平、创新水平等四个方面进行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1.经济总量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国际上较为公认的经济发展度量指标，因此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包含这一指标。这里度量经济总量沿用现在国际主流标准，即地区生产总值（GDP）。
2.根据经济增长结构理论，经济结构变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比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和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其中产业结构主要体现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就业结构用来说明地区劳动力需求大小，消费结构用来体现地区居民消费能力和市场潜力，分配结构则用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制度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可以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不但可以促进有效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而且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自1978年，中国的经济制度在所有制、市场和开放水平等方面均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因此我们必须将经济发展与制度联系起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准。
4.经济增长与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并且根据Krugerman（1993） 和Young （1995）的研究，技术进步恰恰是很多新型产业国家经济发展和能否持续获得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为了衡量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我们将创新能力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指标，而创新能力的获得恰恰源于对人才的培养和对科研的投入。
（二）评价体系的建立
根据以上对于评价体系的理论描述，主要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指标及计算公式（如表1所示）。
目标层A：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核心，逐层构架系统的，有层次、有逻辑的评价体系。
子目标层B（4个）：是在整体上把握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四大方面，即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水平、制度水平和创新水平，从定性角度对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整体的把握。
过渡层C（11个）：在四大准则的基础上，对各个准则进行扩展，更详细的概括出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使得整个评价体系更全面和系统，连接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
指标层D（15个）：以11个要素为基准，指标层采用具体化可测的指标数据，使指标体系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进行转变，使评价体系更具有说服力。
（三）评价结果的形成
形成该评价体系评价结果的主要步骤依次是构建判别矩阵并通过一致性检验、得出15个指标层指标权重、无量纲化31个省份2008年原始数据以及利用公式得出评价结果。
1.根据层次分析法构建判别矩阵。层次分析法的判别矩阵是根据九级标度①将本层次要素Ai和Aj相对于上一层次的要素Ck（k=1…m）按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构造而成。同时，判别矩阵必须通过一致性检验，② 即CI0.1，则说明判别矩阵未通过一致性检验，必须调整判别矩阵的标度。
2.确定指标权重。根据通过一致性检验的判别矩阵，利用YAAHP层次分析法计算软件，得出指标层15个指标的权重。
3.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出评价结果。由于需要用不同性质的指标来反映评价对象的不同侧面和特征，因此指标体系中有定量指标、定性指标、绝对指标（数额）和相对指标（比率）。为了能够在指标间建立起统一的计算、比较准则，需要将所有的指标进行转化和无量纲化处理，使指标转变为与权重表达相同的以百分数表示的无量纲的相对指标，进而进行加总处理。
具体的无量纲化的方法是标准化方法，即处理后的各指标的标准差为1，均值为0，使得处理后的数据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与指标权重产生重叠。应用公式③得出最终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对中国2008年31个地区15个指标层数据运用SAS软件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结合注释①中的公式得到中国31个地区（除港、澳、台）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9》、《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9》、《中国经济贸易年鉴2009》、《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9》）。
（一）评价结果有效性检验
作为重要的发展指标，人均GDP一般被用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本部分为了评价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是否有效，将人均GDP和此评分结果做相关性检验，若相关系数达到0.5以上，且P值小于0.01，则说明，该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是有效的。
运用SAS对此评价体系的评价分数和人均GDP数据的标准化后并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到相关系数R=0.5842，P值=
0.000559
（二）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得分结果，可简单的将中国31个地区分为五部分：①第一部分（得分1~1.5）为广东、江苏；第二部分（得分0.5~1）为山东、浙江、上海；第三部分（得分0~0.5）为福建、北京、河南、河北、辽宁、湖南；第四部分（得分-0.5~0）为湖北、天津、四川、广西、安徽、云南、重庆、山西、江西、贵州、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吉林、山西、甘肃、宁夏、海南；第五部分（-1~-0.5）为青海、。
从分类结果上看，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距，经济发展最强的广州和最差的之间相差了2.5分。同时，经济较发达（得分大于0.5）地区仅占全国的16.13%，经济不发达地区得分小于-0.5）仅有两个，占总数的6.5%。中国60%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较大潜力（评分结果介于-0.5~0之间），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发挥重大作用。
结论与讨论
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使定性的问题定量化，过渡自然。建立该评价体系的数学方法为运筹学的层次分析法，简称AHP。该分析方法是将难于选择的定性问题，通过建立较主观的判别矩阵得出各指标的权重，即重要程度，再与进行无量纲化（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进行加权得出评价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判别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和不同单位级的无量纲化（标准化）保证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该评价体系从四大方面，15个指标对经济发展整体进行描述，使得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再者，可以通过对15个指标数据的深度分析，得出自身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和劣势，制定符合自身经济发展特点的政策，进而扬长避短，经济取得更好的发展。
但是，由于层次分析法的基础是较为主观的判别矩阵，所以该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不能达到完全的客观。若想该评价体系具有更广泛的说服力，就必须使得判别矩阵的主观性削弱，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构造判别矩阵时，广泛听取专家的意见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可。若能克服掉主观性对于指标权重的影响，那么该评价体系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可以进一步的应用到各省对于未来经济发展政策的设计，投资方向的选择和对各省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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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内(际)、三大地带之间的发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国西部省际之间县域单元发展研究较少,对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与内部差异的深层次研究更为不足,本文试图对目前全国经济格局下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问题:理论上,空间极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也是地区内部发展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空间极化发展现状如何?增长极与所导致的地区内部差异呈现何种格局,其影响因素是什么,今后发展趋势怎样及应该采取的发展策略。
二、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是指日月山以东,西秦岭末端以北,屈吴山以西,达坂山、乌鞘岭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肃省所在地区;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以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为主。行政区划包括青海省的西宁市、海东地区,甘肃省的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除漳县、岷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等6个地级行政单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贵德两县,区域面积8.36×104km2,占甘青两省土地总面积的7.11%。2007年底,密集区总人口1.39×107人,占两省总人口的44.09%。本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8×10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为我国典型的欠发达区域。
本文选取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31个县级行政单元(包括市辖区、县、县级市,以下简称“县”)为研究单元,利用2008年的统计年鉴,统一选取22个统计指标,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财政收入(元)(X4)、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万元)(X5)、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6)、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7)、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人)(X8)、万人中学生数(人)(X9)、GDP增长率(%)(X10)、第一产业产值(万元)(X11)、化肥施用折纯量(T)(X12)、农作物总播种面积(hm2)(X13)、农业机械总动力(KW)(X14)、人均耕地面积(hm2)(X15)、农村用电量(万KWH)(X16)、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7)、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18)、年末电话用户数(户)(X19)、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人)(X20)、人均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元)(X21)、城镇建成区面积(km2)(X22)等。在指标的选取上,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注重指标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够从社会经济实力、结构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每个主因子对各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各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数值,以此作为依据比较评价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再运用断列点模型分析各县与社会经济发展辐射范围,运用方差分析评价县域之间及其内部发展差异特征。
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
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选取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设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把因子得分作为新变量保存在数据文件中,得到经济社会主因子载荷矩阵。结果显示:KMO值为0.728,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值大于0.6,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很小,适宜进行因子分析[9]。经过方差极大法旋转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个主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是79.591%,包含了22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载荷矩阵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与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较大的正相关,根据其意义判断出是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与X11、X12、X13、X14、X15、X16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与X17、X18、X19、X20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与X21、X22有较大的正相关,是固定资产投资发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决了原有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有较大相关性的问题,得出的4个主因子涵盖了约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个主因子对31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后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与评价
(一)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中心城市为强增长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了便于与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比较,以22个指标为基础,加入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构成34个县市,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以此仅作为第4节第1小节的评价依据),利用断裂点模型[10]求各县市社会经济辐射圈,辐射圈的大小代表了县市发展水平强弱。
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的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均在其它县域的2倍以上,辐射范围是其它县域的4倍以上。其中,兰州市区的辐射范围是实力最强县域红古的11.75倍,其与红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差异是县域之间最大差距7.87倍,兰州市区成为密集区发展的强力增长极,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两种产业的产值占到密集区工业总产值的41.08%。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有红古、永登、平川等17个县,占县域总数的54.84%。从社会经济辐射圈来看,17个县的辐射圈半径变化于14.02km―24.28km之间,辐射圈面积变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间;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变化于14.8%―356.8%之间,平均比重为60.7%;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比重最高的是红古,是唯一辐射圈面积超过县域土地面积的县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有陇西、贵德、会宁等14个县,占县域总数的45.16%。14个县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都小于13.25km,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平均仅为16.53%,比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业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缺失。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几个主因子是经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第二产业发展水平没能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绝大多数县域为农业大县;第三产业则以基本的贸易、服务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第二产业基础较弱,起步较晚、水平较低[11]。这与崔权醴、崔向阳分别把甘青两省列为“前工业化社会”[12]和“工业化不发达社会”[13]的结论是相符的。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二三次产业发展滞后,没能主导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是本区处于城镇密集区初级发展阶段[14]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县域之间社会经济水平和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严重失衡。通过对标准化后数据的方差和极值比分析来说明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方差和极值比越大,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越严重。结果显示: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人均GDP等8个影响县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的极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县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较严重。而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的方差和极值比都是最大,说明工业发展状况是导致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从31个县来看,各县各指标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红古、平川、永登这3个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各指标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普遍失衡,而县域发展水平越高,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大;县域发展水平越低,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两点与三次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结合,可以得出: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工业发展整体水平虽然较低,但其在部分县域的快速发展已是影响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层结构递减。与兰州市相邻的县域有红古、永登、榆中、皋兰、临洮、永靖6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1、2、6、12、13、17;与西宁市相邻的县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4、5、7、8、14;与白银市相邻的县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远、皋兰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围的县域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而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如离白银市较远的会宁,离西宁市较远的循化、化隆,如离临夏市较远的广河、康乐等,这些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线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境内铁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个县;境内高速公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个县。由此可见,交通干线沿线县域发展水平较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中,广河、和政、康乐、积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县境内既没有国道,也没有铁路,更没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线的欠缺是这些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一个共同特征。
(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相关性较强。对各县万人中学生比重(万人中学生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与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进行回归,发现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与‘万人中学生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比重’呈现较强的负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学生比重大于教师比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学生比重小于教师比重。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教学水平与质量相对较高,选拔教师的要求高,吸引来就学的学生多,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低;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受百姓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学龄少年失学严重;另外,这些县域多处于相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学校和班级的学生规模较小,教师平均负担学生数量较少[15],共同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高。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总体看来,除去中心城市对县域评价更能反映区域发展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铁路和高速公路经济增长轴。这种经济空间扩散现象印证了“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地理论”中的扩散效应,以及据此引伸的“点-轴”发展模式[16]。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是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子,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直接导致县域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主因子表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外延增长的依赖性高,促进了部分县域工业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工业对县域发展的影响。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中学布局分散,学校规模小,竞争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师数量相对富足,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集中办学,提高办学效益。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区“点-轴系统”发展模式还未完全形成,还处在“点-轴系统”模式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呈强增长极态势,与各县域产业发展关联效应差,缺乏有效的承接与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体的“孤岛式”发展[17],导致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总体水平较低。
对于密集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做到如下几点。①中心城市应改变物质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增强R&D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现代产业发展力度,通过三产引导经济增长。②各县域加强政府主导,优化公共资源环境,培育新兴增长空间,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为主提高工业化水平和就业保障能力[18],实现二产引导区域增长。③全区域需要实施以通道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建设,提高通道等级和不同通道的协作联动性,加快生产力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地域分异,促进中心城市长期积累的生产力优势向周边辐射与传递和高级要素向高级城镇集中,通过新区开发、城镇体系调整以及与区域外部空间相互关系作用的变化[19]等共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XJL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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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经济学以及政治学领域就普遍关注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关系，并且基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数据提供了相关的数据，进而形成了金融发展影响经济水平的重要文献。近年来，随着理论界对金融发展水平的研究不断深入，对于金融发展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而这其中必不可少的则是对对金融发展水平的科学评价与分析，这也是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内在联系的必要条件。
一、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综述
早在20世纪初期，理论界就认识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错所起到的重要作用，McKinnon, R. I.通过对银行运行系统进行研究与识别，为早期的企业家进行产品和生产共议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撑，同时，对于金融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考证，通过实证研究发展，金融的发展能够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地的居民创业提供巨大的可能性，并且有利于新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从而提高当地市场整体的竞争水平，进而实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资料表明，在意大利某些金融十分发达的地区，其人均GDP的增长率相比金融不发达的地区，高出一个百分点，而从金融不发达的地区到金融发达的地区进行创业的几率会增加近30%；并且在金融发达的地区创业的人员平均年纪则年轻5-6年，创业的成功几率也高出许多。
二、评价中国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构建
（一）构建金融发展评价体系的原则
在针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体系的构建时，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确保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在建立评价指标时，要确保对其涉及到的地区的金融发展以及与其他指标之间内在的联系进行充分的考虑，使各评价指标之间既具备相对的独立性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既要考虑典型指标又要充分考虑关联指标；第二，确保选择的评价指标具有重要性。
（二）金融发展评价体系的具体指标选择
在金融发展评价体系中，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具体指标的设置：
1.金融指标的设置
金融指标单纯地从金融方面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有以下几个体指标,包括: (1)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机构存款与地区GDP之比,用来衡量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的总量规模和金融深化程度；(2)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占比,其值为(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总额)/金融机构贷款总额,这一指标用来衡量金融部门之间的竞争程度；(3)当年境内股票市场融资额,其主要是对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进行评价和表示；(4)人均中长期贷款额,这里主要是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当地民众的金融信用意识，其中以银行中长期贷款额/地区人口数所得到的数额作为评价指标。
2.经济基础指标的设置
经济基础指标的设置是金融发展评价体系的核心部分，设置金融部门的目标在于使市场交易的成本得到大幅度的降低，有效的促进资金和技术的流转，促进信息和技术的创新，进而推动经的快速发展。经济基础指标包括以下几个个方面: (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这是衡量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当地居民生活富裕程度的一个重要体现；(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GDP增长率,该指标用来反映经济的发展速度以及发展程度；(3)第三产业占比,该指标是反映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经济产业机构是否优化的一个重要目标；(4)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占比,用来反映地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5)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商品出口额,用来反映所在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
三、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与分析
1.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分布不均衡。从整体上分析，排在前列的城市以北京、上海、广州、浙江等几大城市为首，而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些城市多为沿海地区；而排在后面的城市则主要是青海、甘肃、广西等中部地区，这些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比较明显的差异。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内在的联系。
2.东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在全国都较高，而且其金融指标和经济指标也都较为平衡。东部地区主要包括的城市以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几个城市为主，其金融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均衡。因此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以金融发展作为重点，以此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反作用于金融发展，为金融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
3.西部地区的金融指标都较为良好，但是在经济基础方面的薄弱导致了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值提高。除了，西部地区都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而使得其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方面都落后于其他省份和地区，然而在金融发展指标方面却有着一定几个的优势，所以说影响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西部地区落后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前提一定是发展当地的金融，才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的发展。
结束语：
金融发展水平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建立起金融发展水平科学的评价体系，对于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发展有着重要的量化作用，进而才能更科学的评价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与研究，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应对全球一体化的机遇与挑战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McKinnon, R. I., 1973,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杜家廷.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J].财经科学,2010,(09).
[3]郑长德.中国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及其形成因素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04).
关键词：旅游经济；时空演变；经济差异；陕西
一、序言
旅游业是兼具经济、社会功能的综合性产业，关联度大、带动性强，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对外交往以及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旅游资源、社会经济等条件差异，旅游经济呈现出区域差异性，认识和研究这种差异对于优化旅游产业的空间结构，制定有效的区域旅游策略，促进旅游业持续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旅游经济差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的一种经济与社会现象，其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定性分析等；研究尺度主要是基于省级行政单元的全国范围内以及三大地带间大尺度旅游经济差异研究，少数是关于东部省级行政单元内部旅游经济差异研究，西部地区省级行政单元的旅游经济差异问题研究则更少。
陕西省是我国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省份之一，旅游资源单体总数为9972个，其亚类共有29个，占旅游资源分类国家标准规定的亚类31个的93.55％。与此不相适应的是，2008年陕西省国内旅游收入561亿元，旅游外汇收入实现6.6亿美元，入境旅游接待仅排在全国第14位，西部第4位①，旅游经济较全国平均水平相对滞后。为此，本文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研究陕西省旅游经济差异的演变特征、揭示其形成机制，以期为陕西省制定有效的区域旅游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陕西省10个地级市作为基本研究单元，陕北(榆林、延安)、关中(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陕南(汉中、安康、商洛)作为三大研究区域。考虑到资料的获取性和可比性，研究时间段选取了1998～2007年连续时间序列；由于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指标较难获取，本文以旅游综合收入为主要数据指标。所有数据资料来源于对应年份各地市的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研究方法
表述旅游经济的时间差异程度，本文采用了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标准差是样本中各变量值与其均值离差平方和均值的算术平方根，能够全面地反映区域之间的绝对差异程度；变异系数(即标准差系数)是用样本的标准差除以样本的均值来计算的，能够全面地反映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异程度，和标准差相比更具可比性。
表述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程度，采用区位熵进行衡量。区位熵即专门化率，该指标能反映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更能清晰地反映各研究样本对于整体样本的差异程度。公式如下：
其中，Q为某区域i部门对与高层次区域的区位熵，di为某区域i部门的有关指标，Di为高层次区域i部门的有关指标，n为某类产业的部门数量。
三、旅游经济时间差异的演变特征
1 绝对差异程度不断扩大
从标准差的衡量结果来看(见图1)，陕西省旅游经济差异10年中总体上不断扩大。标准差从1998年的30.04增加到2007年的77.55，增长了158.2％，绝对差异扩大程度非常明显。在排除了2003年“非典”的影响后，陕西省旅游经济绝对差异扩大分为两个过程：1998～2005年为平稳扩大阶段，因为标准差的增长值均未超过10；2006年之后出现急剧扩大态势，2007年的标准差值比2006年高出17左右。总体呈现出先稳后快的演变轨迹。
2 相对差异程度缓慢缩小
与绝对差异的衡量结果不同，陕西省旅游经济相对差异呈现出波动变化但总体趋势呈缩小状态(见图1)。从总体态势看，1998年变异系数值为1.65，而2007年缩小为1.58，10年间相对差异程度逐渐降低。但是从发展过程来看，陕西旅游经济的相对差异先是扩大，2000年达到最高值1.74；之后开始下降，2002年变异系数达到低值1.545(2003年为1.544)；然后从2004年开始回升紧接着又是下降，呈现出了平缓的“M”型波动变化趋势。相对差异程度也相应地经历了扩大一缩小再扩大再缩小的过程。
四、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特征及演变
1 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特征
陕西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不均衡性特征显著，一方面体现在西安市与其他市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如图2所示，2007年区位熵值大于1的仅有西安市，其他各市的旅游经济区位熵值则普遍偏低，最低的商洛市仅为0.25。同时，2007年西安市旅游综合收入对全省旅游综合收入的贡献率达到54.4％，这表明西安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优于全省平均水平及其他市区，是陕西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市区。由此可见，陕西省各个市区旅游经济空间分布极不均衡。
另一方面，这种不均衡性也体现在关中地区与陕北、陕南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由图3可见，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区是陕西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关中地区的旅游综合收入占全省该项收入的80％以上，据统计2000年的比重竟高达95％。相比之下，陕北和陕南两大地区的旅游综合收入比重则很低，虽然在研究时间段内比重呈上升趋势，但也未超过20％。陕西省旅游经济在三大区域之间所表现出的差异程度要强于各市区之间的差异程度，更为显著和不均衡。
2 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演变趋势
本文首先利用各市旅游综合收入与全省平均旅游综合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各市的旅游经济发展程度；然后，借鉴王凯(2007)、陈晓(2009)等划分标准，结合陕西省旅游经济发展实际，将比值大于等于1.5的划分为旅游经济发达区，比值在1.5和0.5之间的划分为旅游经济发展区，将比值小于等于0.5的划分为旅游经济不发达区；最后，对1998年和2007年全省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研究其演变趋势。
结果表明，陕西旅游经济发展区数量扩大而旅游经济不发达区数量减少。1998年只有分布在关中的3个旅游经济发展区，陕北陕南均属于旅游经济落后区；2007年旅游经济发展区的范围增加了延安，扩大至4个市，旅游经济发达区与旅游经济发展区面积占陕西总面积的1/2强(见图4)。并且，关 中地区的集聚格局在逐渐被打破，旅游经济开始向均衡化方向演变。如图5，相对发展速度(各市1998至2007年旅游经济发展速度与同期全省旅游经济发展速度的比值)位居前列的均是陕北和陕南地区的市，而关中地区包括西安市在内则较慢。由于黄帝陵寻根祭祖、延安红色旅游等活动的开展，使延安逐渐成为旅游经济发展区，同时，汉中、安康、商洛依托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快速发展旅游，而榆林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2007年GDP在全省排名第二)而使旅游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因此，陕北陕南地区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陕西省旅游经济向均衡化方向演变。
五、形成旅游经济差异的因素分析
在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主要将旅游经济差异的形成导因于旅游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区位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作用体系、惯性因素和优惠政策等因素。鉴于本文研究的区域尺度和对象是各地级市，后三个影响因素的作用不明显，不予考虑。而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交通条件是旅游基础设施和区位因素中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着重分析旅游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这三个影响因素与陕西省旅游经济差异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选取度量这些影响因素的定量化指标，鉴于指标的可获取性和准确性，均采用2007年数据(见表1)；然后，分别分析这些指标值与旅游综合收人之间的相关性，以此来衡量各因素的作用程度。
1 旅游资源禀赋因素
旅游资源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它的定量评价采用A级旅游景点作为依据，主要是考虑到A级旅游景区是国家旅游局对旅游景点质量的综合评定，是全面考虑旅游接待各种相关因素而评定的。本文构建了旅游资源指数，来考量陕西省旅游资源对陕西省旅游经济的影响。旅游资源指数是各市拥有的2A、3A、4A、5A旅游景区数量分别加权后的和，公式为：I=0.5Q5A+0.35Q4A+0.1Q3A+0.05Q2A。由于1A级旅游景区的旅游经济效益很低甚至没有，未予考虑。权重是在考虑了各A级景区收入占所有景区收入比重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微调后确定的。
表1分析结果显示，旅游资源指数是与旅游综合收入存在正相关，且相关系数在三个影响因素中为最高(R2=0.97)。表明陕西省的旅游经济仍属于一种旅游资源经济，旅游资源禀赋好的市也是长期以来旅游经济发达的区域，旅游资源的级别以及分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陕西省旅游经济的时空差异程度。
2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因素
旅游业发展要考虑区域的综合经济因素，实践也证明旅游业的发展与区域经济总量增长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所以，用GDP作为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各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其旅游经济差异的又一主要因素。表1中，GDP与旅游综合收入呈正相关，且R2值达0.90，表明区域经济水平发达的市区一般也是旅游经济发达的市区；反之亦然。例如关中地区的西安、咸阳、宝鸡是旅游经济和区域经济水平均较高的市区，陕南地区的安康、商洛是二者均较低的市区。
3 旅游交通因素
旅游基础设施是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其中旅游交通尤为重要，是增强旅游景区可进人性、改善区位条件的重要因素。所以，旅游交通条件能够很好反映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区位条件，它的度量一般采用公路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两个指标。
上表分析结果显示，旅游综合收入与公路客运量(R2=0.73)、与旅客周转量(R2=0.52)的相关性不显著。产生这一结论的原因可能是，就小尺度的本地客源市场而言，西(安)延(安)、西(安)汉(中)、西(安)(安)康等高速公路的开通使大量关中地区客流向陕北陕南移动，带动了该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缩小了与关中的差异。但就大尺度客源市场而言，关中地区比陕南和陕北地区具有更多的经济优势与旅游资源优势，省内迅速发展的交通并不能明显影响它们作为入境游客和外省市游客主要目的地的地位。
六、结论与对策
1 陕西省旅游经济的绝对差异程度不断扩大，而相对差异程度在缩小。关中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且级别高，长期以来是陕西省旅游经济的主体，但是随着陕北和陕南变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旅游经济的发展格局正在改变。陕南地区应依靠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逐渐把旅游产业作为其支柱产业；而陕北地区则要靠能源化工基地带来的经济腾飞从而带动旅游产业的深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