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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又称应急计划，是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为了保证能够迅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行动、降低事故损失而事先制定的有关计划或方案。它是在对潜在的重大危险、事故类型、发生的可能性及发生过程、事故后果及影响严重程度进行辩识和评估的基础上，对应急机构职责、人员、技术、设施（备）、装备、物资、救援行动及其指挥与协调等方面预先做出的具体安排。应急预案应当明确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前、发生过程中以及结束之后，谁负责做什么，何时做，以及相应的资源准备和策略等。
一、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的基本原则
应急预案的制定是为了可以减少突发事件管理中出现的缺乏全局观念的行为和不合理的行为，使突发事件的应对与管理更加合理化、科学化。应急预案的制定需要明确行动的具体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做的各项工作安排。这就要求制定者不仅能够预见事发现场的各种可能情况，而且能够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制定出具体可行的应对措施，达到预定的目标。
（一）完善制度原则
所谓完善制度原则是通过制度的形式来确定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的重要性和强制性，即：将大型体育赛事的应急预案制度化。这也是应急预案的系统性、长期性、战略性、强制性的内在要求。
（二）系统协同原则
系统协同原则是指为了保证应急反应系统的高效协同与快速反应，建立统一的突发事件应对系统与指挥中心，以统一指挥应急管理的全过程。
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资源需求与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是应急决策是应急决策必须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这就要求按照统一指挥的原则，统一资源的规划调配，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避免不同部门或局部之间因争夺资源而产生冲突，从而改变因过激反应造成资源使用浪费的现象。
要从全局出发，抓住关键环节、分清轻重缓急、避免分散指挥造成以各自为中心、只见局部不顾全局的局面。同时，要集中优势资源解决最紧急的问题。应急状态下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指挥的组织机构来协调和决策。
对突发事件来说，统一的指挥系统针具有全权决策的权力。明确划分权利与责任，规定不同组织层次和部门、岗位其相应的工作与职责，不仅有利于明确分工、责权到位，还有利于事件的处理流程顺畅，环环相扣，同时也可避免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诿，逃避责任。
（三）事件分级原则
事件分级原则是指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型与影响程度的差别，采取不同方式的处置办法和反应力度，同时在应急预案中明确界定不同层次、类型的指挥机构的动员权限。事件分级原则要求在应急管理预案制定的过程中，通过对突发事件的类型、影响范围、危害程度以及表现形式等因素的分析，确定应急指挥机构的不同级别层次和专业性能，并规定直接参与处理突发事件的人员队伍和需要动员的范围，制定应采取的技术手段和处理原则。
在应急管理预案中，把突发事件分级需要做两方面的预先评估：一是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潜在的突发事件的特征、影响范围与危害做出评估，并划分出相应的分类；二是客观分析各部门以及相应公共组织拥有的技术条件、资源与应急管理能力，然后对应对突发事件主体的能力与资格做出评估。
2004年12月14日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救援预案》，该预案中将北京市所面对的突发公共事件划分以下四个不同的等级：一般突发公共事件（IV级）；较大突发公共事件（III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II级）；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I级），并分别针对不同等级的突发事件制定了不同的处置预案。
（四）信息公开原则
信息公开原则是指赛事举办方应该向体育赛事的参与者提供可靠、真实的公共信息，这是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之一。当处理突发事件时，实事求是也是应该成为体育赛事组织者公布事实的态度。
著名突发事件管理专家帕金森认为，突发事件发生后，信息的失误传播会造成真空，导致黑白颠倒、不真实的流言横行，而此时“无可奉告”的答案更加助长了此类问题的产生。失实的消息不仅会引起公众的猜疑，还会导致不正确的报道，使公众认为社会组织采取了掩盖手段阻止信息传播，从而对社会产生抵抗情绪。由此可见，控制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基础是对传播进行有效的管理。突发事件相关信息的公开与如实公布既有利于赛事组织管理者公信力的建立，又有助于消除赛事参与主体的从众效应和恐慌情绪，在尊重民众知情权的同时，也便捷了突发事件的处理。
二、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基本内容
应急预案在深入分析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人员所需要的应急准备和所需要采取的应急行动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内容制定出的一种指导性文件，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
（1）预测、辨识、评价紧急情况或事故灾害；
（2）应急各方的职责分配；
（3）应急救援行动的指挥与协调；
（4）应急救援中可用的人员、设施、设备、物资、经费保障和其他资源，包括社会援助和外部援助资源等；
（5）在发生突发事件时保护生命、财产和环境安全的措施；
（6）现场恢复；
（7）其他，如：应急培训和演习的规定、法律法规的要求、预案的管理等。
（一）基本预案范式
（1）预案令
领导应根据国家、省（市）相应法律和规章的授权规定，签署预案令，并宣布应急预案生效。这主要是为了明确实施应急预案的合法性，保证应急预案的权威性。赛事领导在预案令中不仅要表明对应急管理和应急救援工作的支持，还应督促各应急机构制定标准操作程序、完善内部应急响应机制、积极参与应急预案的编制与更新以及预案的培训、演习等。
（2）方针与原则
3.应采用统一格式编制各项应急功能的标准操作程序；
4.应按照应急准备、初期响应、扩大应急和应急恢复四阶段描述程序中规定的各项任务；
5.应与应急功能设置中有关各部门职责和任务的内容一致；
6.应规定相关部门执行程序时应保存的记录，包括保存样式和期限。
标准操作程序的描述应简单明了，一般包括目的与适用范围、职责、具体任务说明或步骤，负责人有关附件（检查表、附图表等）等，标准操作程序本身也应尽量采用检查表的形式，对每一步留有记录区逐项检查核对时做标记使用。
（四）支持附件
应急预案支持附件中应包括：
1.危险分析附件
危险分析附件由下列内容组成：突发事件灾害影响范围预测；突发事件危险面登记表与分布；重要防护目标一览表与分布；事故后果预测与评估模型；其他危险分析资料等。
2.通讯联络附件
通讯联络附件由下列内容组成：赛事组织内部所有应急机构、应急组织、应急设施联络方式；外部可利用应急机构的通讯联络方式和备用联络方式。
3.法律法规附件
法律法规附件应由下列内容组成：我国有关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技术规范和指南性材料；国际上有关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的公约、建议书和技术指南等。
4.教育、培训、训练和演习附件
教育、培训、训练和演习附件应由下列内容组成；教育、培训、训练和演习计划；应急人员培训考核大纲；其他有关突发事件应急教育、培训、训练和演习的工作安排。
三、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过程
（一）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小组
大型体育赛事管理部门可以直接委派负责筹建预案编制小组的成员。成员在预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或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预案编制小组的成员应精心挑选。编制小组的规模取决于赛事的规模以及资源情况。小组通常由各部门、各层次人员代表构成，目的在于鼓励参与，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增加了参与者所能提供的总的时间与精力，增加了应急预案编制过程的透明度，也易于加快进度，为预案的编制过程集思广益，从某种意义上加强了应急管理中的预防工作。
把应急预案指派给具体部门或专家，对大型体育赛事组织内部其他成员的影响就是导致他们共同推卸责任的现象，从而大大降低了应急预案编制的意义。应急预案编制过程中赛事组织管理者需要来自各部门的消息，并在组织安排上应接近高级管理层。
小组成员的任命应由上级领导以书面形式任命，并且明确小组中的正副领导者。任命书向所有员工公示，这样做便于预案编制工作的展开及信息交流。应急预案编制小组成员必须直接参与预案编制过程的各个阶段，应定期开会评价预案的进展情况。特别强调，应急预案小组的成员应该密切联系，精诚合作，众志成城。
（二）应对突发事件危险分析和应急能力评估
1.相关信息的收集
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小组之后，首先小组应着手分析体育赛事可能面临的危险以及赛事应急实施能力。其次就是收集有关信息，如：大型体育赛事的有关计划与政策、已建立的应急预案及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然后分析风险，从而确定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这是编写应急预案的关键环节，也是应急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2.熟悉赛事有关计划和政策
熟悉场地设施，了解赛事有关的方针与政策是分析应对突发事件实施能力的第一环节。因此，应急预案编制小组在进行应急管理和编写应急预案之前，应该阅读和参考以下文件：体育场地设施平面图，疏散撤离计划，防火方案，治安程序，安全与卫生方案等文件。
3.符合外部组织要求
预案编制小组应加强与政府机构、公用事业机构和团体组织等部门联络与沟通，不仅要向他们了解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还应该掌握编制应急预案可利用的资源。在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过程中，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小组要同以下机构保持联络：行政主管部门，地方体育局，地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紧急医疗服务机关，电力机构等，并从以上机构获取有关的信息。
4.应急预案的评审
在进行修改或制定新的预案之前，应急预案编制小组应该对已有的预案进行评审。相关预案评审的范围涉及已有的预案，以及政府相关应急预案等。
对突发事件相关预案的评审可以深刻理解过去处理突发事件管理的方法及思路。相关内容包括评价报告，自然灾害、防火预案、球场暴力、恐怖事件应急预案，以及所涉及的应急停车等类似活动的操作规程。对上述内容的评审和检查可以保证应急预案的连续性。预案编制小组在检查这些预案时，应特别注意应急预案的时效性。
同时，赛事应急预案编制小组还应清楚掌握以下几项内容，包括有政府和社团组织社会应急网络的运转，政府应急预案，从而使赛事应急预案编制小组能充分了解政府机构或社团是如何准备、应急和从突发事件中恢复的，这对及时、有效的处理突发事件有很大的帮助。
内部潜在风险的分析：内部潜在风险分析是评估事故或灾害发生时对赛事造成破坏（或伤害）的可能性，以及可能导致的实际破坏（或伤害）程度，通常可能会选择对最坏的情况进行分析。风险分析可以提供下列信息：发生事故或同时发生多种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对人造成的伤害类型（急性、延时或慢性的）和相关的高危人群；对财产造成的破坏类型（暂时、可修复或永久的）。
目前来说，准确判断事故或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是不现实的。因此，不需要将精力集中于精确的定量分析事故或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在描述发生事故或灾害的可能性时，可以用相对性的词汇（例如，低、中、高），但关键是要在现有资料和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评估。
应急能力评估：通过风险分析可以对已有的应急资源和应急能力进行评估，从而清楚了解应急救援的需求和不足。应急资源和应急能力对应急行动的快速性和有效性具有直接影响。制定预案时应当在在现有应急资源和应急能力的基础上，选择最有效现实的应急策略。
赛事的应急资源主要包括应急人员、应急设备、应急组织对策及应急后援；应急能力包括人员的技术、经验和接受的培训等。
应急人员主要包括应急管理小组、公共信息管理人员、疏散小组、消防人员和保安。应急设备主要包括个人防护装置、营救设备、灭火装置、通讯设备、医疗设备等。预案制定者通过对事故发生可能性及危险性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所需的设备清单，进行具体的工作部署。
救援设备是应急救援工作重要的基础条件，为保证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应急预案编制小组应制定救援装备的配备标准。装备的日常保管工作十分重要，只有装备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才能在事故发生时就能立即投入使用。应急人员应根据各自承担的救援任务和救援要求选配救援装备。在选择装备时，要特别注意装备的实用性、功能性、耐用性和安全性。救援部门要制定应急救援装备的保管、使用制度和规定，并指定专人负责，定时进行检查。同时，要做好应急救援装备的调度使用工作，保证事故发生时应急救援的紧急调用。
（三）应急预案的编制
应急预案的编制必须建立在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分析结果、应急资源的需求现状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要求的基础上。此外，在编制预案的准备期间，应充分收集和参阅已有的应急预案，避免应急预案的交叉重复，并与其他相关应急预案保持协调一致。
预案编制小组在设计应急预案编制的格式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点：
1.合理性。应合理地组织预案的章节，便于读者能快速地找到所需要的信息。
2.逻辑性。保证应急预案每个章节及其组成部分在内容上的相互衔接。
3.一致性。保证应急预案的每个章节及其组成部分都采用相似的行文结构。
4.兼容性。应急预案应尽量采取与上级机构一致的格式，以便各级应级预案能更好地协调对应。
（四）应急预案的评审与
应急预案的评审：为确保应急预案的合理性、科学性以及在实际情况中的适用性，预案编制单位或管理部门应依据我国有关应急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有关应急预案编制的指南性文件，组织开展预案评审工作。应急预案的评审可以分为内部评审和外部评审两类。
1.内部评审
内部评审是指在编制小组成员内部实施的评审。在预案初稿编写工作完成后，预案编制单位应内部组织编写成员对其进行评审，以保证预案内容完整、语言简洁流畅。
2.外部评审
外部评审是由上级机构、赛事同级机构实施的评审。确保预案被各阶层接受是外部评审的主要作用。根据评审人员的不同，又可分为上级评审和同级评审。
应急预案的：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经过各级评审并通过后，应由赛事组织领导签署，同时并报送上级有关部门和应急机构备案。
四、建议
（一）本文是根据大型体育赛事应急预案的一般编制而言，各地应根据具体情况相应改变。
（二）由于篇幅问题，本文的应急预案编制没有具体到应急事件分类中的某一类，如火灾、恐怖袭击等，各地可分开制订应急预案。
新刑诉法增设了庭前会议、关键证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扩大了律师在取证、会见、阅卷等方面权利以及增设了简易程序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庭等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构造中控辩平等交流与对抗理念的确立与完善。新刑诉法实施前，简易程序是控辩交流与对抗的薄弱环节，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如何使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不流于形式，切实保障简易程序中的控辩交流与对抗，是亟待解决和规范的问题。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开展模式
在新刑诉法实施前，中国司法实践中有三种审判程序，即适用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 从新刑诉法第208条、209条就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来看，理论上讲，目前实践中的轻微刑事案件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大部分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基于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后果的认知水平以及庭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有效率考量，新刑诉法实施后，应当对可能判处犯罪嫌疑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适用不同模式的简易程序。因控辩关系是诉讼制度和程序设计的核心，所以上述两类案件简易程序模式是否相同主要取决于控辩交流和对抗的内容与形式。
二、控辩交流模式的选择
（一）控辩交流维度和深度的把握
现行轻微刑事案件中的控辩交流仅限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和犯罪嫌疑人对指控事实是否有异议的确认，即使有辩护律师的案件，鉴于案件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晰，辩护律师庭审前除了会见和阅卷外，并无与控方交流其他内容的意愿性。新刑诉法实施后，现行轻微刑事案件的控辩交流范围和力度都要有所加大。首先，控方依法不仅应当确认犯罪嫌疑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而且要确认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原因在于，根据新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是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前提性条件，那么控方对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就必须向犯罪嫌疑人确认。而在新刑诉法实施前，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向犯罪嫌疑人确认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并不是检察机关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性和前提性要求。实践中，只要是犯罪嫌疑人认罪，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无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检察机关就可以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当然，有些检察机关为了确保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在检察机关提讯中会向犯罪嫌疑人确认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但这并非其义务。其次，新刑诉法实施后，控方告知的内容有所拓宽，控方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适用简易程序的有关法律规定。原因在于，既然要确认犯罪嫌疑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是否有异议，就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否则就不能确定该确认结果是否是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将决定新刑诉法对犯罪嫌疑人程序选择权的立法设置是否能够得到司法实践的保障。
现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尽管犯罪嫌疑人也对犯罪事实无异议，但鉴于其可能被判处的刑期在三年以上，为了获取相对从轻或减轻的量刑，犯罪嫌疑人本人或者其辩护律师会对犯罪事实的细节、犯罪情节及法律适用比较重视，因而会在庭审前积极提交有关证据线索、辩护意见等。新刑诉法实施后，该类案件即便归类为简易程序案件，其控辩交流维度和深度亦应当有别于轻微刑事案件，原因在于：一是该类案件可能被判处的刑期相对长，犯罪嫌疑人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谨慎度有所提高；二是该类案件即使适用简易程序，其在法院的审结期限也有别于轻微刑事案件，部分犯罪嫌疑人想利用简易程序审判以尽量减少刑期内在看守所羁押时间的期待并不一定能够顺利实现；三是该类案件证据数量、类型或者事实情节可能较多，简易程序所省略的庭审流程，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对事实疑点的交锋机会，如果在庭审前不对其适用简易程序与否进行详尽的权利、义务告知，可能影响控方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庭审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中途否定适用简易程序，从而影响司法成本。
因此，为了提高控方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成功率，减少庭审中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概率，节约司法资源，控方必须根据适用简易程序的模式选择不同，制定不同的控辩交流内容。对现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其告知范围和内容除了上述轻微刑事案件的告知内容外，还应当将适用简易程序的庭审流程规定、适用普通程序的庭审流程规定以及两种程序对其庭审权利的影响进行告知。如果犯罪嫌疑人无辩护人，控方甚至应当将案件的证据形式和证明内容进行提前告知。同时，对“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控方应当尝试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意见的环节将案件定性等问题进行交换意见，以确认犯罪嫌疑人对部分定罪证据是否有质证的意愿，以决定控方是否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二）控辩交流形式的设置
控辩交流的范围和深度不同，将直接决定轻微刑事案件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控辩交流的形式。
轻微刑事案件和“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在控辩交流形式上可能存在根本性差异的点在于庭前会议程序。新刑诉法第182条第2款规定了庭前会议程序，但并未对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效力、参加主体等问题进行细化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在新刑诉法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予以详细规定。
目前，基于轻微刑事案件证据相对少而简单以及庭前会议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性考量，理论界的倾向性观点是庭前会议不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但庭前会议是否适用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现存在一定争议。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庭前会议是为了法庭审理能够集中精力对争议证据进行重点调查、质证以提高庭审效率，“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中的争议证据少，即使不举行庭前会议庭审效率也不会受影响，适用庭前会议是“画蛇添足”，提高了司法成本，有违立法本意；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根据法条规定，庭前会议是审判人员就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鉴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可能被判处的刑期在三年以上，且是合议庭审判制，为了法庭审理准确、有效、快速进行，审判人员可以决定是否适用庭前会议。从简易程序兼顾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角度考虑，“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是否适用庭前会议，要根据个案情况由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在综合评定商议后决定。由此，在庭前会议是否适用于“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尚无定论的前提下，两种简易程序实践模式的控辩交流形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退一步讲，即使“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不是必须适用庭前会议或者不适用庭前会议，其控辩交流形式依然要有别于轻微刑事案件。从上述已论证的“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要告知的范围和内容来看，超出轻微刑事案件告知范围的庭审流程告知、证据内容告知以及定性意见交流，必须以特定平等交流形式进行。此形式既要根据犯罪嫌疑人有无辩护人来确定，又要根据交流内容的不同而调整。如果“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无辩护人，控方对证据形式、内容和定性意见的交流可能是以讯问笔录的形式进行，而在有辩护人的情况下，基于辩护人对刑事法律知识谙熟的事实，控方可以省略对证据形式和证明内容的告知，可能只需以约谈辩护人签署制式文件的方式确认，以减少交流的时间成本。
三、控辩对抗模式的构造
新刑诉法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有关规定，使得轻微刑事案件中的控辩对抗相较于以前更加合理、完备，而部分“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后其控辩对抗形式相对简化。
（一）轻微刑事案件控辩对抗形式的完善
新刑诉法实施前，对轻微刑事案件检察机关普遍不出庭公诉，简易程序的庭审并不具备控辩对抗的构造。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指控犯罪，法庭并不进行调查和辩论，而是尊重控辩双方已有的合意，直接作出有罪判断；对被告人的量刑，法庭无法听取公诉方完整的指控意见，通常也难以获得辩护人意见，而被告人鉴于法律知识所限也无法提出有意义的辩护意见，法庭只有单独依据案卷材料做出量刑裁决，因此，整个庭审的控方角色是由中立方担任裁断任务的审判员完成，其控辩对抗构建并未形成。
新刑诉法实施后，虽然轻微刑事案件依然是简易程序审理，但检察机关必须派员出庭，而且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互相辩论，从而使得控辩对抗形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首先，检察机关派员出庭使得控辩对抗形式成立；其次，赋予辩方与控方的辩论权，使得控辩对抗有了程序上的保障；再次，控方角色从担任裁断任务的审判员身上剥离后，才可能激发审判员为查清案件有关情节引导控辩双方进行对抗，同时辩方也无因担心得罪审判员而不敢辩护的顾虑，从根本上消除了控辩对抗的心理障碍。
为迎接新刑诉法的实施，部分检察机关已经开始实践简易程序派员出庭，其主要的庭审模式是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举行形式上的法庭调查不做法庭辩论，侧重量刑方面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但量刑方面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过于简单，缺乏统一规范性。主要问题在于：一是重定罪轻量刑的控方一般只强调法定量刑情节和退赃情节的举证，未全面、深入考虑是否初犯、偶犯等其他酌定量刑情节，或者是忽略了对被告人有利情节的重视，而律师辩护率低的被告方更无法提出全面的量刑证据和辩护观点；二是量刑辩论缺乏针对性，控方在量刑辩论中一般只发表量刑时应予以适用的法律条款，或者是提出原则性意见，不提具体的刑种和幅度，基于此辩论基点，辩方便不可能提出更为具体的辩护意见，那么对于三年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其量刑辩论的作用和意义则大大降低。因此，新刑诉法实施后，对轻微刑事案件的量刑调查和辩论应当制定相应的规范，以确保简易程序公诉方出庭价值的实现，否则其控辩对抗模式的构建仅是提高了司法成本，并无益于被告人权益的保障和公平、公正的实现。对此，公诉方在量刑时，要说明相对具体的事实和理由，而不是直接给出情节和结论；应当在法定量刑情节之外，全面、细致的出示有关酌定量刑情节；量刑建议的范围也应相对具体，例如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简易案件，量刑建议范围一年过于宽泛，建议可以缩短至半年以内。审判员在庭审中也应当引导辩方积极进行量刑辩论，在判决书中应当明确对控辩双方量刑意见的采纳与否。
（二）部分“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后其控辩对抗形式的简化
1.对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这类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1)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这类案件被告人的罪行及社会危害性都较轻。人民法院在审理前,要根据人民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据有关法律,对被告人的罪行及可能判处的刑罚作出判断。在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被告人罪行较重,需要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庭应终止简易程序,按普通程序审理。
(2)必须是案情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
(3)人民检察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或者是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适用简易程序并征得人民检察院同意。
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是指刑法中规定的由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控告被告人的案件,包括侮辱、诽谤罪、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和虐待罪等。
3.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类案件是犯罪行为及其社会危害性都不严重的轻微刑事案件,并且被害人有足够的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不需要人民法院进行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适用简易程序可以在保证办案质量、正确运用法律的基础上,及时、迅速地审结案件,解决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简易程序“简易”在哪些方面?
简易程序是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的,它省略了普通程序的某些诉讼环节,是对普通程序的简化。这种程序的简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应当由审判员、陪审员三人以上组成合议庭。由于法律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作了限定,因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都是事实清楚,证据比较充分,危害也不严重的轻微刑事案件,不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就可以保证质量地审结,以使人民法院可以集中精力去办理重大复杂的疑难刑事案件。
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这一规定也是由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的特点决定的。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公诉案件,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由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般是事实比较清楚,证据充分,相对来说,社会危害性也较轻的一些刑事案件,对这类案件如果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为不派员出庭支持公诉,不会妨碍指控犯罪,证明犯罪,惩罚犯罪的,可以不派员出庭。当然,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也需要派员出庭支持公诉的,也可以派员出庭。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自诉人直接起诉到法院的自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当然不需要派员出庭。
2011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继2004年及2007年联合两项《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与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又一专门针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该解释对知识产权犯罪的管辖、证据收集、鉴定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一改以往的司法解释仅涉及知识产权犯罪实体法内容的情形，反映了我国对知识产权犯罪在司法程序上的重视。这既是我国对程序法日益关注和重视的体现，更是司法实践的迫切要求。作为特殊的犯罪类型，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追诉仅依靠法律的一般规定已难以实现，必须有特殊的制度设计才能满足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保护被害人的艰巨任务。《意见》从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追诉程序的特殊，但规定的内容较为简单，虽然对司法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但与追诉犯罪的现实需要仍有相当的差距。
同时，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现象的严重性与各地法院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追诉率之低呈现严重的反差，以2010年为例，全国地方法院审结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判决共1254件，其中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决的案件585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决的案件345件，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决的案件182件，以假冒专利罪判决的案件2件，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决的案件85件，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决的案件5件，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决的案件50件。而同期各地法院新收和审结的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分别为42931件和41718件。制约刑事追诉功能实现的主要障碍在于，通过现有的诉讼程序对知识产权犯罪事实的认定困难，而没有犯罪基本事实的确认就不可能完成追诉犯罪的任务。台湾《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从2008年7月1日正式实施至今，其制度设计上的创新之处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结合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审判程序的现状，唯有在追诉程序上进行特别的制度设计，才能应对日益增长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追责的需要。
一 明确直接言词原则，严格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
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来源于证据，作为最古老的证据材料――证人证言在诉讼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案件都离不开证人证言的证明作用。但由于职权色彩的浓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仍是不争的事实，法庭审判时的证人出庭率极低，而鉴定人不出庭更成为常态，导致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依赖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而立法规定上的缺陷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我国刑诉法虽然也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的询问、质证，但是又同时规定对不到庭的证人证言可以当庭宣读。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解释虽也补充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对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情形进行了明确，但是，该规定不但未起到促使证人出庭作证的功效，反而因法定情形中“有其他原因的”的模糊规定而导致证人不出庭成为合法的借口。这也说明我国立法对刑事书面证言庭审适用的范围几乎没有限制。如此一来，立法上的不完善助长了司法的惰性和随意性，证人不出庭而直接引用书面证言既方便诉讼，又可避免产生意外，成为刑事司法中对证人证言运用的首选模式。同样，鉴定人作为对专业知识进行分析判断的人，其鉴定结果不仅对查明案件事实起到辅助作用，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起到关键作用，特别是知识产权诉讼中的鉴定人，其鉴定结果会直接决定侵害行为的成立与否，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可谓影响极大。但是，相同的问题是，刑诉法对鉴定人不出庭仍然采取高度认可的态度，对鉴定人不出庭的情形仅由最高法的解释规定为“经法院准许”，具体理由都未列举，实践中鉴定人出庭自然也就成为例外了。
由此，证人、鉴定人不出庭而使用书面证言在我国就成为罕见的普遍性，“特别是控方书面证言的使用在公诉案件的审判中几乎达到95%以上”，建立在这些书面证言基础上的判决产生的弊端显而易见：（1）控辩双方特别是辩护方无法对证人、鉴定人进行询问、质证，在没有直接听取证人、鉴定人作证的情况下，该证言、鉴定结论反而成为对被告人最后定罪的依据显然既悖常理又违程序公正；（2）法官没有亲自听取证人的证言，不能直接感知证人作证时的心理、表情、语句等变化，对证言真实性的判断在失去现实基础的前提下，显然就只能来自控方的先入为主，也有违司法中立的要求。
要改变我国当前书面证言极度使用的不合理性，使案件事实的认定更加透明、准确和公正，应从以下方面完善：
首先，明确直接言词原则是关键。作为现代诉讼的基本原则，直接言词要求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必须参加诉讼，以言词方式提出证据、陈述案件事实；同时也要求法官亲自听取证人、鉴定人的陈述。在该原则的规范下，证人、鉴定人出庭参加诉讼才能成为常态。
其次，法律应明确规定不能出庭作证的具体情形，杜绝随意性的模糊条款成为规避法律实施的漏洞。
再次，在特殊情况下可采取作证方式的灵活性，从实质上实现出庭作证的可能。例如，台湾《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代表人、人、辩护人、辅佐人、证人、鉴定人或其它诉讼关系人之所在处所与法院间有声音及影像相互传送之科技设备而得直接审理者，法院得依声请或依职权以该设备为之”。根据此规定，在证人、鉴定人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庭时，可利用现代科技设备的音像传输功能实现证人、鉴定人亲自参加的直接审理。
二 强化当事人的辩论权，完善被害人出庭制度
辩论权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就案件的事实、证据材料及法律问题向法院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并通过反驳、答辩以影响法院的审判程序及其结果的权利。提及辩论权，往往被认为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享有的权利而不涉及刑事诉讼，其实就其本质而言，辩论权的对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案件事实、证据材料、法律适用；辩论权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有权就上述辩论权的对象进行辩驳、指证，发表辩论意见；二是当事人发表的辩论意见有获得法院尊重、认可的权利。因此，法院有义务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辩论机会，听取当事人的辩论意见，因为法院的原因导致当事人未就裁判的基础事实、证据材料和法律问题进行辩论，法院不得进行裁判，即未经当事人辩论的事实主张、证据材料，法院不得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
无论是英美法系关于正当程序的规定，还是大陆法系关于辩论主义的要求，实际上都蕴含了一个最基本的内容：法院在对一个人的权利、义务、责任进行判定的时候，该人有权就案件的事实、证据材料及法律问题向法院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即辩论权的行使是法院判决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关于“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对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的规定使得辩论原则成为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内容，也因国家专门机关对刑事案件的主动追诉使得辩论在刑事诉讼中被湮没在辩护的背后。其实，辩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存在也不容置疑：（1）审理是判决的前提，审理对当事人的公开及当事人的参与是审理能够正常进行的基础，刑事诉讼法的多项规定诸如审判公开、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等同样明确了当事人等有参加诉讼的基本权利；（2）刑事诉讼法也规定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必须在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的询问、质证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实际上表现的是当事人对证据材料的发表意见权；（3）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在刑事审判中控辩双方辩论的重要性。
刑事案件的特殊性使得从立法到司法对辩护的关注远远高于辩论，甚至只见辩护而不见辩论，其原因主要在于：
首先，刑事案件绝大多数为公诉案件，经验丰富又代表国家的公诉人出庭使得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在相对弱势的被告人身上，被告人的辩护权成为首要保护的对象。
其次，我国对被害人的重视历来不够，虽然1997年修正后的刑诉法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但对被害人的权利规定明显不足，以为公诉人能够代替被害人的观念依然浓厚，司法中漠视被害人的辩论，认为被害人出不出庭无关紧要的思想顽固存在。
再次，多数案件中的被害人对自己能够享有的权利不清楚，有的案件被害人不愿再回顾被犯罪侵害带来的伤害，加之司法机关的消极，实践中被害人不出庭现象严重，当事人之间的辩论自然就不存在了。
但是，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当事人辩论权的缺失带来的危害是极为严重的：（1）知识产权的专业性强，每个知识产权案件涉及的专业知识都是独特的，特别是科技的发展使知识产权更新迅速，作为法律知识丰富的公诉人对知识产权专业性了解不足的现状也越来越明显，在不能苛求公诉人明了所有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公诉人的法庭活动存在瑕疵甚至错误的可能也难以回避；（2）法官的判决来自审理后认定的案件事实，同样，在不能苛求法官精通所有知识产权的同时，法官对案件事实的了解和判定只能来自法庭的质证和辩论，而对知识产权最为了解的莫过于当事人自己，公诉人的指控并不能完全代替被害人的想法，只有通过当事人双方的充分辩论，法官才能对是否构成知识产权侵害作出判断。否则，法官的判决可能会失之偏颇，不但难以对案件事实作出清楚的认定，更影响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3）由于对知识产权缺乏清晰的判断，法院的裁判文书也因此常常出现认定事实不准确、断定理由不充分、说理性不强的缺憾，进而也常常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怀疑，结果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影响了法院的公信力，使得上诉、申诉现象增加，造成讼累。
台湾《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第8条就明确规定：“法院已知之特殊专业知识，应予当事人有辩论之机会，始得采为裁判之基础。”所以，在知识产权刑事诉讼中，应当坚持被害人出庭制度，并进一步强化当事人的辩论权，通过辩论使得知识产权法律关系更加明晰，法院才有可能在查清的事实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判决。
三 设立知识产权专业审查人员制度，完善质证程序
在刑事诉讼中涉及诸多专业性知识，因此，鉴定人参加诉讼通过对死者尸体、有关痕迹等的鉴定协助办案人员查明相关的案件事实，并对最终案件的处理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根据诉讼需要对鉴定进行了不同种类的划分，主要包括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类鉴定及其他鉴定，鉴定人需按照自己的专业知识隶属某一类鉴定结构，在必要时经指派或者聘请参加诉讼进行鉴定活动。这种划分建立在刑事诉讼的基本需要之上，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大多刑事案件通过普通刑事鉴定都可完成对专业知识查证的需求，鉴定人也在长期的鉴定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鉴定风格与技能。
知识产权诉讼更涉及大量的专业知识，但是，我国的这种鉴定制度未能与知识产权诉讼的需求相吻合，反而会造成知识产权诉讼的延迟与阻碍。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没有专业的知识产权鉴定机构与鉴定人，普通的鉴定人不能完全胜任知识产权鉴定的要求，司法机关不得已时往往求助于国家商标管理部门等，但这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要么该部门以无鉴定权而予拒绝，要么其因不属于法定的鉴定机构被质疑鉴定资格而导致鉴定无效。
其次，知识产权秘密程度高，鉴定标准难以把握和统一，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又不能选择鉴定人，更不能了解鉴定的过程，这样必然导致鉴定拖延的时间较长，当事人对鉴定的结果满意度不高。
再次，鉴定人在刑事诉讼中一般不出庭，当事人无法经过法庭辩论、质证让司法机关接受自己的意见，法官对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认定基本就来自于鉴定人的鉴定结论，这样，鉴定的弊端既制约了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认定，又可能因诉讼拖延错过了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最佳时机。
为解决该问题，台湾《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第4条规定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命技术审查官参加诉讼，并执行下列职务：就事实上及法律上之事项，基于专业知识对当事人说明或发问；对证人或鉴定人直接发问；就本案向法官为意见之陈述；于证据保全时协助调查证据等。为此，我国刑事诉讼应借鉴台湾的相关规定，设立知识产权专业审查人员，在必要时邀请知识产权局、商标管理局、专利管理局等人员作为专家参加诉讼，就案件中涉及的专业问题进行说明、发表意见，以弥补鉴定人和检察人员、法官专业知识与技术的局限，避免控辩双方在某些专业技术问题上争论不休，直接影响了案件的审理。
其实，我国民事诉讼的有关证据规则中已规定了专家作为诉讼辅助人参加诉讼的内容，辅助人可以向法庭阐述有关专门性问题的意见，并辅助当事人双方进行质证，这也为刑事诉讼中知识产权专业审查人员的设立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当前正在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方式进行尝试与改革，但无论是三审合一还是分别审理的模式，都离不开具体的制度设置与完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任务的实现，程序健全需要优先考虑。
参考文献
［1］邵建东.论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J］.河北法学，2007（11）
［2］郭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诉讼程序的缺陷及完善［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0（6）
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的规定，对于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一）对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2003年3月1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对此作了更具体的规定。
1、对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公诉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②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③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理或者单处罚金。
2、按照管辖的规定，该类案件属于公诉案件，审查和提起公诉的权力归属人民检察院。故法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要以人民检察院同意或者建议为必要条件。人民检察院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在时书面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所谓同意，是指人民检察院时未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而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征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而人民检察院接受人民法院的建议。
（二）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包括侮辱、诽谤案，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虐待案；侵占案。
（三）被害人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类案件包括：故意伤害（轻伤）案；非法侵入住宅案；侵犯通信自由案；重婚案；遗弃案；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侵犯知识产权案；以及属于刑法分则第4、5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应当注意：以上三类案件中，第一类属于轻微的公诉案件，第二、三类属于自诉案件。无论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时，都必须具备“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这一条件，案情应当相对简单，社会危害性较小，无须进行专门的侦查工作。如果案件属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或者证据不充分的，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
（四）人民法院对于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可能判处免予刑事处分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三、简易审判程序的特点
简易程序作为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简化程序，具有以下特点：
（一）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不是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刑事案件一律或者必须适用独任审判。但对于绝大多数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二）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5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被告人可以就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和辩护。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的，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互相辩论。
（三）简化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1、简易程序简化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刑事诉讼法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3、根据《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院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4、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辩护人可以不出庭，但应当在开庭审判前将书面辩护意见送交人民法院。
（四）简易程序在必要时可变更为普通程序。
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变更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即简易程序在必要时得变更为普通程序。
应当注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可以由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但是一经确定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转换为适用简易程序。原因在于：第一审普通程序是法律设置的相对完善的正当程序，具有排他性。
2、根据《刑诉解释》第229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发现以下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情形的，应当决定中止审理，并按照公诉案件或者自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①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②公诉案件被告人应当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③公诉案件被告人当庭翻供，对于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④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充分的；⑤其他依法不应当或者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
人民检察院未派员出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决定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
3、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按普通程序的审理期限重新计算。
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3日内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上述材料后5日内按照普通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法定要求，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关材料。对于自诉案件，即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按照自诉案件审理程序审理，并且由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化时，原仍然有效，自诉人不必另行提讼。只要人民法院将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判的决定通知自诉人即可。
四、简易程序的决定适用和审判程序
（一）简易程序的决定适用程序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中，对于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经检察长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
1、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在提起公诉时，连同全案卷宗、证据材料、书一交移送人民法院。①人民法院在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后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②人民法院认为依法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并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
2、对于人民检察院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征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①人民法院认为案件需要适用简易程序，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建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10日内答复是否同意。人民检察院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②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
3、自诉案件，应当审查是否有明确的被告人，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否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或者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凡审查符合条件的，决定适用简易程序。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分别通知人民检察院、自诉人、被告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通知可以用简便方式，但应当记录在卷。
（二）简易程序的审判程序
1、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除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以及其他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派员出庭的案件外，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
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独任审判员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到庭后，应当查明被告人的基本情况，然后依次宣布案由、独任审判员、书记员、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诉讼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名单，并告知各项诉讼权利。
3、独任审判员应当讯问被告人对书的意见，是否自愿认罪，并告知有关法律规定及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就书指控的犯罪进行辩护。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4、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一般当庭宣判，并在5日内将判决书送达被告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
刑事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特定的轻微刑事案件所依法采用的,由审判人员一人独任审判审理案件所适用的较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诉讼程序。
1、 简易程序立法目的
我国的1979年《刑事诉讼法》基于特定的背景没有规定简易程序,对犯罪不分轻重、危害大小、程序繁简,统一适用一种普通程序,难以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和有效发展。随着普通程序水准的提高和物质技术条件的改善,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本着“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的指导思想,在完善普通程序的同时,增设了简易审判程序。同时,也适应现在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据有关资料记载英、法、美、德、日等国在刑事诉讼中都规定有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国外的司法实践证明,简易程序具有便捷、灵活、快速的优点,值得借鉴。
适用简易程序既提高诉讼效益也兼顾了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利益。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拖延,迅速作出裁判可将犯罪者立刻绳之以法,有助于对犯罪的特殊预防;从被指控人利益的角度分析,无辜的被指控人如已被羁押 ,可因迅速之无罪审判而获得释放,有罪的被告人则可因迅速之裁判尽早摆脱诉累。
减少诉讼成本和科学配置司法资源是提高诉讼效益的两条主要途径,而简易程序的设置不仅通过减少诉讼成本而直接达到提高的诉讼效益的目的,而且通过程序的繁简分流节约了一部分司法资源,使其可用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正式审查,而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实现了诉讼效益的最大化,因此,设立刑事简易程序在实现诉讼效益这一价值目标上即使不是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2、 简易程序的内涵特点
国外刑事诉讼法学中没有很明确、很清晰的定义。依照《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简易程序仅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凡指不经检察官起诉、陪审团定罪或者普通法正常程序所要求的其他程序,法官直接以迅速、简单的方式处理争议,解决案件,作出裁判的任何诉讼程序。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某些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犯罪轻微的刑事案件所适用的经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第一审程序。也有人认为刑事简易程序是指在第一审程序中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经检察院建议、人民法院同意或者人民法院决定、检察院同意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或者免于刑事处分并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公诉案件,有基层法院独任审判,程序上较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诉讼程序。
3、 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
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指简易程序适用的法院、审级和案件
简易程序适用的法院
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但从《刑诉法》第147条和174条规定的“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和“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的规定看,只有基层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中级以上级别的人民法院不地使用简易程序。至于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能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笔者认为不能适用,因为刑事诉讼法没有向民事诉讼法那样赋予人民法院的权限,因此,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
简易程序适用的审级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简易程序只适用于第一审程序的第一次审理。也就是说,当一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第一次审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以及第二审程序审理认定第一审事实不清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时,尽管还是按照第一审程序对该案件进行第二次审理,但不得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应该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至于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则更不适用简易程序。因为这些程序是为了纠正第一审或是第二审中的某些错误,或者为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而设立的,它的法律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74条以及最高院、最高检司法部在2003年3月下发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2、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3、告诉才处理的案件。4、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5、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
不得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刑事诉讼法》没有排除性的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2条、第219条以及<意见>第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案件,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1,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2,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的案件;3,被告人,辩护人作为无罪辩护的;4,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5,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6,其他不适宜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情形,这些例外情形的列举,无疑为检察机关和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方面确立了更加具体,明确的界限,对于防止简易程序的滥用是有利的.
由以上规定可知,我国刑事简易程序适用量刑范围相对较宽.其中所规定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最高量刑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规定,显然宽泛的多.就刑事诉讼法的条文规定来看,任何性质严重的犯罪,只要实际处刑可能在三年以下,均可适用简易程序,值得注意的是,在被告人没有作出有罪供诉,或者辩护人作为无罪辩护的情况下,法院被禁止适用简易程序.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赶件应该是被告人作有罪供诉的案件.简易程序的轻微犯罪的适用,从国外情况看,只在轻微犯罪中量刑轻的案件得到大量适用.而按我国立法的规定,实际适用结果,则可能包括严重犯罪中量刑轻的案件。为此,在实际操作中,对于性质严重的犯罪,一般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尤其是法定刑为三年以上的犯罪,更应该慎重适用。最高法院《解释》第229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发现公诉案件被告人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应当决定终止审理,按照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4、 简易程序的审判
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庭审判,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不再严格遵循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宣判五个阶段,简化审理作为一种方法只是针对具体案件而遵照简便、灵活适用的。而且在最后判决时,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清处罚,这样体现了对有认罪、悔罪表现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的刑事政策。
庭前审查问题
1、庭前审查问题
刑诉法174条第一项规定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是指宣告刑,而不是指法定刑。对“人民检察院建议或是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实际存在两个发面的问题:一是人民检察院建议,人民法院同意。在此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应在起诉时书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而不能像适用普通程序那样不移送卷宗,只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和证据目录,否则,法院无法进行审查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另一方面,法院对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经对主要证据复印件和证据目录进行审查后,认为符合刑诉法第174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应书面建议检察院适用简易程序。因为这时法官审查案件仅仅是凭感性的,卷宗材料不全面,如果检察院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否则,必须适用普通程序。
2、公诉案件的审判阶段
有人认为,刑诉法第177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受本法第一节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是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不必开庭审理,可以直接判决。这是对刑诉法立法愿意的曲解。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诉讼权利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其他权利不能因此受到剥夺,如申请回避权、辩护权、最后陈诉权、上诉权等,而被告人要行使这些权利,只有通过开庭审理才能得到保护,切不可因程序简化而对被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予以限制甚至剥夺。
与普通程序相比,简易程序作了下列简化:
审判组织简化。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审判前准备工作的简化。即给被告送达起诉书及副本的时间不受10的限制,告知被告人、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证人等开庭时间,也不受3天的限制。即可以传票和通知书,也可以电话和其他形式,记录在卷即可。独任审判员应当讯问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是否自愿认罪,并告知有关法律规定及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辩护。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出庭支持公诉的简化。刑事诉讼法第175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这是由简易程序重在从简的特点决定的,不过应当明确,公诉人作为刑事诉讼的提起者,有出庭支持公诉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检察机关主张这一诉讼权利,即使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也可以出庭,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庭前对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以便检察院决定是否派员出庭,不出庭的可在送达回证上注明。
证人、鉴定人出庭的简化。证人、鉴定人可以不出庭,至于辩护人是否出庭可以由辩护人自行决定,不出庭的也可以将辩护词在开庭前交给法院。
法庭调查的简化。刑事诉讼法第177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受本章第一节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这里过说的不受本章第一节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应理解为简易程序可以省略法庭调查程序,即公诉人可以不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辩护人到庭作证或宣读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公诉人不出庭的公诉案件,控辩双方不得就犯罪事实进行辩论等。但是应当指出,简易程序仍然保留或是保留了法庭审理中的法庭辩论和被告人最后陈诉二个阶段。根据刑诉法第176条、第177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的案件或者自诉案件,经审判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或者自诉人及其诉讼人互相辩论,并应当在判决宣告前听取被告人最后陈诉意见。
审判期限缩短。刑诉法第178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20日内以审结”这是结合我国审判实践经验所作的规定。比普通程序中的一个半月大大缩短了,但又不能过短,否则难以保证诉讼程序的完成。将案件由简易程序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期限,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次日起计算。
告诉才处理案件的审判
根据我国刑法第87条的规定,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即通常所说的“不告不理“。此类案件包括侮辱罪、诽谤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和侵占罪,但不包括被害人因受强制、威胁无法告诉,而由人民检察院或是被害人近亲属告诉的情况。此类案件都属于轻微的侵犯公民权利和轻微的妨害婚姻、家庭案件,因而在处理时考虑家庭稳定和社会安定出发,可以调解解决。
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审判
此类案件规定在我过刑法条文和有关人大决定中,主要包括伤害案、重婚案、遗弃案、侵犯着作案和假冒注册商标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威胁、殴打司法人员或者诉讼参加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案。此类案件要适用简易程序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有明确的原告(自诉人)和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2、自诉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且有因果关系;3、被告人的犯罪轻微,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4、属于自诉案件的范围。
以上两类案件皆由自诉人宣读起诉书,被告人应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和辩解。自诉人、被告人应当出示主要证据,经审判员准许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自诉人及其诉讼人相互辩论。
五、简易程序适用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关于简易程序的变更
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变更按普通程序重新审理。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在审理过程中再次对案件进行过滤,排除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保证审判质量。所谓“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即指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范围的案件,通常主要是指:(1)法院和检察院对案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有争议的;(2)通过审理发现案件疑难,独任审判难以审清的;(3)法律政策界限不明对案件定性有分歧的;(4)审判员认为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5)诉讼中当事人或其辩护人等诉讼参与人提出反诉、附带民事诉讼或是提出新证据等而需要大量调查工作的等。所谓”重新审理“即重新组成合议庭对原案件进行审理。原按简易程序审理过本案的审判员可作为现在合议庭的成员。但原按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不应记入变更后的普通程序的审理期限之中。
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是:其一,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如果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是属适用简易程序范围内案件的,则不应终止案件的审理,变更为简易程序重新审理,而应仍按普通程序审理。因为不变更程序并不会影响案件的审理质量;而且,此种情况下如变更程序重新审理也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更何况,这样做也缺乏法律和足够的理论依据。其二,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自诉案件,法院认为可以简易程序审理的,能否直接变更程序,笔者认为,由于自诉人对适用何种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多未在起诉书中予以明确,但鉴于自诉案件的处理结果与自诉人直切身厉害关系,且这类案件起诉与否的决定权在自诉人,因此,此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向自诉人晓以利害,征求自诉人的同意后方能对程序予以变更。
(二)适用简易程序仍需开庭审理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以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法院毋庸开庭。日本简易程序也只有“申请----审查----判决“的模式,而没有开庭审理的要求。在我国,开庭审理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制度,是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必经程序。简易程序是被简化了的诉讼程序,但他毕竟还是第一审程序,并不因程序的简化而取消开庭审理的方式。不仅如此,对简易程序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仍需要遵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执行。
(三)助理审判员能否独任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理论上讲,由于独任要求由审判员一人作出决断,所以对审判人员的素质要求相对要高。而助理审判员与审判员在职级上有一定的差距,而且,法院组织法将助理审判员的职责定为“协助审判员工作“,因此,由助理审判员独任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较为勉强。正因为如此,刑事诉讼法第147条和第174条规定,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审理。问题在于,就是我国目前审判队伍的结构而言,审判员与助理审判员在职级上的差别固然受业务素质、办案经验、工作能力的肯定,而且在事实上也是一种对其资力、地位、名分的认可。更何况这种职级是受严格指数限定的。所以,是否能由主力审判员晋升为审判员,人为的因素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就目前而言,我们尚不能完全仅凭是审判员还是助理审判员这一职级来确定其业务水平的高低和办案能力的强弱,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事实上,如今在不少法院,助理审判员在人数上较审判员要多,而他们是法院审判工作的主力军。刑事诉讼法修改前,人民法院独任审理的轻微刑事案件主要是由他们来承担的。也正因为此,我国法院组织法第37条规定:“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出,经审判委员会通过,可以临时代行审判员职务”。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应适用欲新增的刑事简易程序。
六 、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
为了确保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质量,完善监督机制。笔者认为应建立适用简易程序的备案制度。
1、对当庭宣判的案件,庭审人员应该在闭庭后,既将审理报告复印件、起诉书副本笔录、判决意见交付内勤;2、对定期宣判的案件,审判人员将判决书连同起诉意见书交付内勤;3、内勤将备案的案件统一管理,定期呈报主管院长;4、主管院长发现备案的案件,如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的就提交审委会,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如属于一般性的问题,不影响案件的实体处理,由主管院长直接向审判人员提出问题,并责令吸取教训,并将处理意见,形成书面意见报告主管院长;5、审判监督庭应在每季度对备案的案件逐一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把错案追究监督制度落实到实处;6、对审判员要定期进行考核,对不适应者,则免其资格。
参考资料:
1、 周道鸾、张泗汉主编。《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2、 索维东主编。《新式刑事庭审诉讼实用手册》。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
3、 王新堂、张东生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1997版
普通程序简便审是在改革现行审判方式的大背景下提出和适用的。从的情况来看，在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公正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该审理模式在适用中也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
1、案件类型适用不够规范。
在普通程序简便审的适用过程中，一般都能注意被告人是否承认书指控的罪名和主要事实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诉讼的公正性。但一些公诉机关、人民法院在适用中忽视了其它应当充分注意的方面，如罪状适用范围不规范。在实践中，目前存在片面追求简便审的高数量的现象。从出发点来看，人们的主观愿望是为了更好地提高诉讼效率，这一愿望本无可非议，但却忽视了刑事诉讼法律对适用简易审理方式的立法要义。刑事诉讼活动的本质要求是既要维护实体公正，又要保障程序公正。而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相比较，实体公正是重中之重。而对于那些犯罪性质较严重，社会危害较大的，如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及共同犯罪案件，从司法公正的原则出发，则不宜适用该简便审理方式。我们认为，对该简便审理方式的适用，应限制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侵犯财产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等几类罪状中。因为这几类犯罪的指控相对较易收集证据，案件质量较易保证。另外，考虑到目前我国普通程序的普通审理仍具有某种简易化特征（如证人出庭率很低，质证不足等），审理时间也较短，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案件的审理采用普通审理方式更为适当。从可操作性看，这一范围确定，将简易审基本限制在基层检、法两院的受案范围，也便于操作以及上级法院的指导。
2、被告人适用范围不规范。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为保障公正审判，对诸如未成年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辨别或表达能力受到限制的人均给予了较充分的救济保护，以弥补被告人自身能力的不足。但在我们的简便审活动中，有些审判人员对被告人不加区分地一概适用，使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行使受到限制。我们认为，对这类案件仍应适用普通程序。因为这类被告人不能充分准确地表达自己对犯罪的处分意愿。如果对这类被告人适用简便审模式，就不能充分体现刑事诉讼法律对这类被告人给予司法救济的基本精神。
3、启动程序不规范。
对于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便审方式的启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有不同的观点和操作程序。有观点认为，对于刑事普通程序简便审方式的启动，“检察机关对此项审理方式具有建议权，但决定权在法院”。其理由是：“检察机关无权提前启动审判程序”及“由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前征求被告人对指控的意见，显然于法无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对普通程序简便审方式的适用，在“开庭前，可以由人民检察院提出；开庭时，应当征求被告人和辩护人的意见，但不能由人民法院主动提出。”其理由是：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只是对案件进行形式审查，不可能正确全面地把握案件的审查以及被告人是否自愿作出有罪答辩的情况。笔者认为，前一种观点强调了法院的“决定权”。后一种观点强调了控辩双方的“协议权”。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能全面准确地贯彻刑事诉讼法律司法公正的精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该规定对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职责作出了明确的分工。该规定使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得到了保证。故仅强调“决定权”或“协议权”则忽视了公诉机关和人民法院相互制约机制，了司法机关司法权的正确行使。笔者认为，对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启动，应当实行“合议”原则。即公诉机关和人民法院无论哪一方提出适用意见，两方均应在对案件进行“预审”的前提下，形成合议才能适用。适用“合议”原则，既体现了法院对审判程序的“决定权”，又保障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4、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不完全。
适用的首要原则是公正原则。该原则包含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原则。在诉讼阶段，被告人（特别是被羁押的被告人）因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其自我救助的能力相对较弱。为了展现程序正义的司法理念，充分实现刑事诉讼法律中保护被告人权利和惩罚犯罪的目的，在适用普通程序简便审时，应保证被告人权利的完全实现。在简便审的适用实践中，存在轻视被告人辩护权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辩护人介入时间滞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1款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自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但该规定禁止律师等辩护人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即剥夺了被羁押人的被救助权。如此，被羁押人就有可能在威胁、利诱、欺骗的情况下作出供述和同意适用普通程序简便审。一旦案件到了审判阶段，被告人就极有可能翻供，以至简便程序的适用效果。
5、当庭宣判率不高。
普通程序简便审适用的前提就是案件事实简单、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这类案件经开庭审理后，均应当庭宣判。这样操作，既实现了“先审后判”原则，又保证了审判工作的透明度，有利于树立人民法院公正执法的形象。但在普通程序简便审的实践中，还普遍存在定期宣判现象，它反映出审判人员业务素质不够高及存在因循守旧、明哲保身的思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当庭宣判的，应当在五日以内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我们理解该条款对“当庭宣判”的立法本意为，对案件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程序的当日即应对案件作出宣判。如此，才有利于提高庭审效果，增强案件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度。
二、改进普通程序简便审的原则
普通程序简便审的推行，对推动审判方式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缓解了司法资源不足及浪费现象。但由于对该程序的探讨还在起步阶段，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的不足。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适用该简便审，应当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1、公正与效率并重原则。
适用普通程序简便审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及时惩治犯罪，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效率的提高不能影响案件审理的公正性。简便审方式的适用不应以牺牲公正为代价，案件的简化审理应当保证诉讼参与人法定诉讼权利的实现。在适用中，讯问、举证、质证等环节可以简化，但辩论环节不能简化，因为简便审方式仍应适用普通程序的相关规定，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让控辩双方进行充分的辩论，才能有效保障诉讼的公正性。另外，刑事诉讼法并未允许对被告人处罚可以进行诉辩交易，如果因被告人承认指控的罪名就承诺从轻或减轻处罚，既与现行法律规定不符，又影响到国家刑罚权的正确实施，也不利于国家公正秩序的稳定实现。当然，任何改革的进行和探索，都可能存在与现行法律规定发生冲突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改进现状的追求。在保证公正司法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不能因为改革措施可能与既有的法律规定或价值取向有相悖之处而因循守旧，止步不前，这种明哲保身的私虑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2、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原则。
（一）量刑建议的概念
检察机关有享有刑事公诉权。公诉权即公诉机关向审判机关提出的，关于对刑事被告人定罪处罚的请求权。公诉权可分为审查权、权、不权、抗诉权等权能，其中权在实体内容上可分为定罪请求权和量刑请求权。[1]
在司法实践当中，检察院行使量刑请求权，主要有三种不同方式：一是提出概括性量刑建议，即不提明确的量刑意见，不提具体的刑种和幅度，仅指明量刑时应予适用的法律条款，或者只提出原则性意见，如建议法庭依法惩处或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二是提出更为具体的宣告刑刑期，但又有一定幅度或选择余地的量刑意见；三是明确具体地提出关于刑种、刑度和执行方式等的建议，没有幅度和选择余地。[2]其中第二种、第三种求刑权的行使方式就是量刑建议。
（二）量刑建议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的任务不但要向法庭证明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存在，而且要以此为基础要求法庭对被告人判处相应的刑罚。既然法庭辩论的目的是使控辩双方得以在庭审中对定罪、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那么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对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当然应当对于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讲明自己的看法。[3]
（三）量刑建议的效力
量刑建议作为一种“建议”，对法院的量刑并无约束力，法院没有义务按检察院的建议量刑，但量刑建议仍具有以下效力[4]：
1.启动量刑程序
法院的审判权作为一项被动的权力，只有当检察院将刑事案件至法院后，法院才能启动审判程序，并不能主动地行使。换言之，如果检察院没有向法院求刑，法院则不能主动启动量刑程序。
2.制约量刑裁判
一是限定量刑权的范围，法院不能对未经检察院求刑的人和事判刑。二是提醒法院审慎量刑，否将面临检察院对不当量刑裁判提起的抗诉。三是在法院必须对被告的量刑判决充分说明理由。
3.明确证明责任
检察院将被告人诉至法院并提出量刑建议后，就对有关的量刑情节承担证明责任，如果不能证明或证明不力，则将面临法院对建议不予采纳的不利后果。
4.预设监督标尺
检察院通过提出量刑建议，为量刑监督工作预设标尺。当法院对案件作出量刑裁判后，通过对比本院的建议与法院的判决是否存在较大的差距，便可作出是否对法院的量刑裁判提出抗诉的决定。
二、量刑建议工作带来的机遇
（一）量刑建议有利于量刑决策的透明化、公正性和合理化
首先，量刑建议有利于量刑决策的透明化。量刑建议工作的开展使得控辩双方得以在法庭上就量刑问题充分辩论，使得。这样，量刑程序就一改原先的“暗箱操作”状况和“行政决策”方式，公开性大大增强。
其次，量刑建议有利于提高量刑决策的公正性。量刑程序公开性的增强，公诉人、被告人、被害人均进到了量刑决策的过程内，充分发表意见，使审判者兼听则明，有利于法院客观、全面、准确地了解量刑事实和诉讼各方意见，从而实现量刑的实体公正。
再次，量刑建议有利于提高量刑的合理化。量刑建议促使法院在判决中加强量刑说理，这不仅有利于增强量刑裁判的说服力，而且有利于挤压法官利用量刑自由裁量权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这些，无疑都有利于提高量刑的公信力。
（二）量刑建议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量刑建议增加了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参与程度，使他们由原来得以进入量刑程序之内，围绕量刑问题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发表量刑意见及理由，知悉法院量刑裁判的理由、根据以及自己意见不被采纳的原因。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进而促进了诉讼的民主和进步。
（三）量刑建议有利于强化对量刑裁判的制约监督
首先，检察院和当事人的量刑建议、意见对法院虽无约束力，但该建议是以日后有可能提出抗诉或上诉为后盾的，这就制约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促使法院谨慎用权，充分考虑检察院和案件当事人的建议、意见，准确裁量刑罚。
其次，量刑建议强化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通过预设量刑参照标尺，就量刑事实、情节作深入的了解；对量刑幅度和方式充分调查和辩论，使检察院得以对判后是否提出抗诉作出正确的决策。
三、量刑建议给检察机关带来的严峻挑战
首先，由于量刑建议缺乏统一而科学的尺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因为缺乏统一的量刑尺度，量刑建议工作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同地区“同案不同判”的现状。第二，除小部分常见罪名有比较详尽的量刑标准外，大多数罪名的量刑标准较粗旷甚至缺失，使非常见罪名的量刑建议存在较大的随意性。[5]第三，有的量刑标准设置尚不够科学。例如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和最高法《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犯盗窃罪数额较大或数额巨大，且构成累犯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并加重处罚。但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量刑建议指导意见实施细则》（试行），则只有盗窃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标准的80%”或“数额特别巨大标准的80%”，并构成累犯的，方可从重处罚。实际上以下位的实施细则减少了上位的司法解释赋予案件承办人的量刑裁量权，十分不科学。
其次，量刑建议给检察机关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从而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量刑建议工作使得公诉机关的视线从单纯的定罪拓展到既关注定罪又关注量刑，从而促使检察官对既重视对定罪事实、证据的审查，又重视对量刑事实、情节的审查；既重视法律、政策在定罪上的适用，又重视法律、政策在量刑上的适用；既重视情、理、法以及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在定罪上的统一，又重视它们在量刑上的统一，如此等等。视线的拓展则意味着，在短期内难以增员的情况下，公诉机关的工作大幅增加，案多人少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6]
再次，量刑建议工作极大的考验了检察官的办案水平。我国检察机关有着极其严格的审查把关体制，案件的定性问题被辩护人“翻盘”的情况不多。但开展量刑建议工作后，采取何种刑种、适用何种法定刑幅度、在何范围内量刑甚至以何种方式执行刑罚，俨然成为控辩双方争辩最为激烈的内容。在此种情况下，检察官只有提高理论和实践水平，准确把握量刑标准，才能在量刑辩论中掌控形势。
四、量刑建议工作对策
首先，应加强对刑事案件量刑建议制度的研究，通过调查和实践，制定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量刑建议实施办法，统一规范刑事案件量刑建议的提出行为。使各级检察机关刑事案件量刑建议的提出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其次，检察机关对提出的刑事案件量刑建议内容要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这就要求检察机关自身要对法律规定和法律适用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以便提出量刑建议时有针对性、有可采信性，避免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再次，最高检察机关、最高审判机关应就刑事案件量刑建议问题加强磋商、加强研究，并联合制定下发有关司法解释，用以指导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使检察机关刑事案件量刑建议这一改革举措健康发展，使之在促进司法公正、增加审判公开的透明度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量刑建议权是一项符合我国司法改革方向、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创新。量刑建议权的试行意义不仅限于强化控诉职能、维护量刑公正，它还将为我国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改革提供有效的参考。
注释：
[1]朱孝清，论量刑建议[J]，人民检察，2010（16）。
[2]张喜林、韩宝军，形式、内容、机制，完善量刑建议的三个方向[N]，检察日报，2011-6-13。
[3]张永昌，试论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具体构建——以量刑建议权的本质属性为切入点[J]，法治与社会，2010（35）。
现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方面割裂了民事法适用的统一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忽视了附带民事诉讼救济的独特性。不仅导致了诉讼程序之间的冲突，很多情况下还产生了法律救济的真空，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审查立案权行使混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案审查权由法院行使，其它任何机关都无权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实践中，被害人在审查阶段把附带民事诉状递给检察院，检察院往往将刑事案件连同附带民事诉状一并移送到法院，造成检察院审查附带民事诉讼立案的误导。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0条规定，更是明确无误地告诉被害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可以代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这是极端错误的。
第二，“公权优先”理念带来的弊端。“刑事优先民事”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刑事诉讼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一种国际惯例。然而，正如学者龙宗智指出的“在公诉案件中强调社会普遍利益的维护，强调公诉机关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却多少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的独特要求，……。”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程序和地位不独立，过分依赖刑事诉讼的程序和结果，对在刑事追究迟迟不能发动，公权无法行使，犯罪事实没有被依法确认前，私权也无法请求救济，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问题便被搁置，给被害人带来的是双重损失，即刑事追究与民事赔偿的要求均无法实现。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长期不能归案时，此时即使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犯罪事实，但刑事追究仍无法启动（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尚无缺席审判制度），附带民事诉讼无从提起，造成案件悬而未决，使受害人得不到及时赔偿。加之，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除对犯罪所得之外，一般不对被告人的其他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一旦刑事程序结束，财产早已被转移或隐匿，受害人的损害赔偿便不了了之，极易导致频频上访，引发新的社会动荡。
第三，赔偿请求的范围过窄。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仅限于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财物被损毁而遭受的损失，被害人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的损失，只能由法院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或者在退赔不足以弥补被害人损失时，由其向民庭另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于在赔偿范围上有上述不当限制，使得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全面法律保护，导致法律适用的不严肃、不统一。按照《民法通则》及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公民在其人身权遭受不法侵害时，对其非财产上的损失即精神损失有权要求经济赔偿。但当不法侵害上升为刑事犯罪的程度时，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权利和救济却被限制在物质损失之内，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刑事案件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民事侵权造成的损害程度深，如果只赔偿物质损失，而对被害人所受的巨大精神损害视而不见，显然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和法治的人文精神。
第四，合并审理存在局限。合并审理，是指法院将两个以上独立的有牵连的案件，合并在一起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并同时做出裁判的诉讼活动。其目的是简化诉讼过程，减少资源耗费，提高办案效率，防止作出自相矛盾的判决。但也存在以下弊端：
一是部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并案审理拖延了刑事案件的审结。如有的民事争议部分涉及面广，案情复杂，需要重新鉴定等，导致刑事部分不能及时审结；有的刑事案件量刑需要考虑被告人的赔偿情况，等待民事赔偿结果，使刑事案件一拖再拖，无形中延长了被告人的关押期限；特别是当前倡导“多调少判”，一些法院甚至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率提出硬性要求，片面强调调解，也影响了一些刑事案件在法定审限内结案，使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二是共同致害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问题不能得到合理解决。如关于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应负赔偿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应与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一起列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共同民事被告。但实践中，若不构成犯罪就不可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那么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就有可能得不到全面赔偿。又如最高法院明确规定不应将在逃的被告人列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而只将其他责任人列入被告进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不仅可能造成诉讼拖延，而且审理起来也会有诸多不便。再如，刑事诉讼法中无第三人的规定，使有的案件涉及到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不利于及时彻底解决诉争。
三是法律冲突严重。如并案审理的民事部分审限与民事证据规则中有关举证期限冲突。按照法律规定，并案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最迟应在一个半月内审理。而审理民事部分，依规定应指定不少于30日的举证期限，使刑事案件审限与民事部分的举证期限发生冲突。
四是当事人诉讼权利被变相剥夺。由于“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存在，加之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推行，民事诉讼规则很难适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过程，民事部分的证据认定常常变成刑事部分证据认定的简单重复，民事部分的审理往往是走过场，被告的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完全尊重。
五是分开审理已成常态。受专业分工的限制，尽管刑事法官对刑事案件的定性和量刑问题相当精专，但面对复杂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难免会使少数刑事法官力不从心、难以应付，加之刑事案件在审理期间的要求上远比民事案件高，为避免刑事案件超审限，实践中，绝大多数附带民事案件都是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再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这种分开审理的做法有违效益的价值目标。
第五，分别裁判存在局限。当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能同时审结，同时作出裁判时，无疑可以避免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但是，当所附带的民事诉讼涉及面广、案情复杂时，为了不过分延迟刑事部分的解决，往往需要对刑事案件提前作出裁判。当该裁决因一方当事人提出上诉或检察院提出抗诉未能发生法律效力时，附带的民事诉讼如不中止审理，一审法院所作出的民事部分的裁决就有可能与二审法院作出的刑事部分的裁判相抵触。在二审法院撤销或改变原一审刑事判决时，原生效的民事一审则不得不再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如果附带民事部分待二审法院对刑事部分作出终审裁决后再继续审理，则会造成诉讼的过于迟延。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分别裁判的情况下，不仅不能显示出附带诉讼的优势，而且还难以避免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第六，简化诉讼存在局限。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诉讼参加人往往具有双重身份，享有不同的诉讼权利，承担不同的诉讼义务，而刑事案件的庭审程序、调点、认证规则等与民事案件差异很大，加之当事人在法律素质、文化知识、语言理解能力和表述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极易使庭审过程变得头绪繁琐、条理混乱、重点模糊，甚至使庭审失控，增加了庭审的难度，反而达不到简化诉讼的目的。
二、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条规定：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在民事法院还是刑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是在刑事诉讼提起时尚未判决前，在民事法院进行的民事诉讼应中止进行。法国学者阐述道：“公诉尚未发动之前就已经在民事法院审判的民事诉讼具有绝对独立地位，这种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并无关系，民事法院可以对民事诉讼立即进行审理裁判，而不需要等待提起公诉以对公诉作出判决，民事法官有进行评判的完全自由。此外，民事法官就民事诉讼所作的判决对刑事法官可能在其后的公诉作出的判决不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民事方面的既决事由对刑事方面不具有权威效力。”应借鉴国外经验，确立刑事诉讼与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提起的民事诉讼分立为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辅，当事人具有选择权的诉讼新模式。确定刑事与民事诉讼发生交叉时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规定凡因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民事赔偿请求，均可以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出，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在民事诉讼时效期间内，向民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还可以在刑事案件未立案时向民庭单独提出（如果后来刑事案件又立案，则在刑事判决结果作出前，民事案件应中止诉讼，以防止因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方面差异而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总之，应树立民事诉讼不必然为刑事诉讼所附带的观念，是否以附带方式一并解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由当事人自主选择。当事人一旦作出选择，则原则上不得反悔，案件应按其选定的程序进行。
（二）扩大请求赔偿损失的范围
实行全面赔偿原则，当事人不仅可以就人身伤害或财产被毁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可以就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挥霍而提起赔偿请求，这样，可以防止法官未责令被告人退赔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失也可一并提起，对被害人的精神痛苦予以财产补偿，有利于缓和、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痛苦，体现法治人文关怀，减少复仇犯罪的发生。毕竟，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是国家对犯罪行为做出的评价，不能由此抵消被害人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损害。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2款规定：“一切就追诉对象的犯罪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而提起的诉讼，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损害均应受理。”该规定值得借鉴。在现有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刑事诉讼法应当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作出和民事实体相一致的规定，或者规定当涉及到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问题时，完全适用民法的规定。这样可以从立法体例上使附带民事涉及到的赔偿问题与民事实体法的规定协调一致，充分保护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各项诉讼权利，从而确保民事诉讼的各项原则、制度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得到有效地贯彻实施，有利于整个立法、司法体系的统一。
（三）适当限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
对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应繁简分流，区别对待：对于案情简单，适宜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将其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渠道。主要是指：案情简单，事实清楚，纯财产性犯罪，只造成了物质损失；赔偿数额较小，且无争议；刑事被告人与负赔偿责任人是同一的，没有其他应对受害人负民事赔偿责任的当事人；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对于案情复杂，不适宜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则应限制被害人的选择权，告知其向民庭或者将案件转交民庭处理。主要包括：一是存在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应当对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二是属于特殊领域的侵权行为，属于严格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涉及举证责任倒置等情形；三是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提起了精神损害赔偿。这样规定，有利于克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自身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也有利于发挥刑事和民事审判组织的专业审判优势。
我国法学教育肩负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使命,在此背景下,法学院校进行了诸多实践性教学的探索,案例教学法、旁听法庭审判教学法、法律诊所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法律咨询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不断运用于法学教学中。然而我国法学教育教学方法依然处于探索阶段,如何使培养的学生适应社会需要仍然任重而道远。我在从事刑事法教学的过程中,认为将模拟法庭教学法引入刑事实体法教学中不失为一种比较适用的实践性教学方法。
一、刑事实体法中模拟法庭教学的内容与特点
模拟法庭,又叫假设法庭,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运用所学知识,借助一定设备,模仿法庭审判的一种自主性、实践性活动。模拟法庭教学法因其显著的实效性受到各法学院校的青睐。根据调查,凡法学高等院校及开办法学本科专业的非法律专业类的高校,均不同程度地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法,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相对于传统教学方法更良好的效果。模拟法庭教学法和其他教学方法相比具有实践性、公开性、知识性、综合性、表演性和观赏性等特点。①刑事实体法中的模拟法庭与刑事程序法中的模拟法庭同属于法学教育中的实践性教学方法,因此,在教学目的、内容、过程、作用等方面具有诸多共同点。
此外,两者也存有差异。刑事实体法中的模拟法庭以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环节作为主要内容,尤其以法庭辩论作为重点,就案件的定罪和量刑这一刑法的基本内容展开对抗,法庭辩论也不拘于正式开庭中一轮或两轮的有序辩论,允许学生就争议问题展开多轮辩论。同时辩论内容除了围绕案情本身展开以外,还可以就案情本身涉及的实体法问题进行理论和学术的探索和争论。因此,刑事实体法中的模拟法庭注重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它不以诉讼程序的完整和流畅为目标,无需走完全部诉讼程序;而作为刑事诉讼法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模拟法庭,它主要偏重于让学生熟悉和掌握刑事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更注重诉讼程序的技巧训练,其过程一般分为宣布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陈述、合议庭合议和宣判等五个环节。虽然刑事实体法教学中的模拟法庭没有刑事程序法教学中的模拟法庭那样有较多程序操作上的要求,但就实验内容的复杂程度和对法律运作的难度而言,前者并不亚于后者,因为不论刑事诉讼程序的过程如何,最终都是为了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有无和大小。
二、刑事实体法中开展模拟法庭教学的意义
1.丰富和完善实体法的实践性教学内容。由全国法律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定的我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中实体法有10门,实体法构成法学专业的知识核心。在实体法的教学过程中,实践性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案例教学。大多数情况是由教师进行一些简明扼要的讲解来达到所期望的教学效果,也就是常说的举例教学。也会在刑事实体法课程教学中安排专门的案例分析课(即案例讨论),由教师将案例提供给学生,然后学生对该案例发表分析意见,学生有一定的主动参与,但主导者依旧是任课教师,离学生全面而主动地参与案件实例分析尚有一段距离。而实体法中的模拟法庭教学是将未经剪接的原生态案例提供给学生,由控辩双方根据自己的角色定位,提出对事实的认定依据和分析意见,在此基础上对被告人的定性发表意见;如果控辩双方对是否构成犯罪或构成何罪没有分歧,接下来就是对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开展辩论。与一般的案例讨论相比较,模拟法庭的综合程度高,难度系数大,学生的参与性更强,由参与人员发现其中的问题、困难和矛盾,并找出解决的途径和依据,教师在其中充当观察员和评论员的角色。并且由于模拟法庭极具对抗性,可以避免案例讨论中的冷场,是一种高水准的实践性教学方法。
2.提高刑事程序法模拟法庭教学效果。在现行的实践性教学体系中,模拟法庭在刑事诉讼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进行,是该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方法,而不是或一般不是作为一门实践性课程来开展(据我所知,将模拟法庭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开设的并不多)。模拟法庭是学生熟悉掌握刑事诉讼程序环节和步骤的一种手段,学生更多地关注程序是否正确、是否完整与流畅,而对实体法方面的内容的关注则较少,经常会出现“重程序轻实体”的现象。而教师因为课时不够或研究方向等原因,也会偏重于对模拟诉讼中程序的关注,淡化对实体法的运用。同时,程序法模拟法庭所用的案例在实体方面大都案情简单、难度较小、争议不大,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模拟法庭的教学效果。
而刑事诉讼中对案件的处理,既要由刑法等实体法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又要有刑事诉讼法来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因此,在使用模拟法庭作为刑事诉讼法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手段之前应该有一系列的专门性训练。实体法教学中的模拟法庭以法庭质证(事实上也是辩论,只是局部而已)和辩论为主,而法庭质证和辩论对参与各方来说都是庭审活动的一个难点和重点,对控方而言能否搞好此阶段的辩论关系到公诉的成败;对辩方而言,则关系到辩护的成效如何,对审判长而言则影响判决质量。通过在刑事实体法教学中开展模拟法庭教学,可以为刑事诉讼法教学中模拟法庭的质量打下良好的基础。
3.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尤其是表达和辩论能力。辩论,是持不同观点的双方为达到某一共同目的(如证明真伪、明辨是非、形成共识、达成妥协或争取支持等),在双方认可的前提下(如同一法律体系、公认的学术理论、相同的事物背景等),运用公认逻辑规则进行的举证和辩驳。典型的辩论场合如选举辩论、立法辩论、法庭辩论、学术辩论、决策辩论等。②分析和辩论法律问题是学习法律的起点和归宿,虽然表达能力和辩论能力并不是法律专业工作能力的全部,但却是做好法律专业工作必备的素质。在对抗制的诉讼模式下,刑事案件尤其是一些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良好的表达能力和辩论能力对庭审结果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有效地影响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然而我们现行的教学中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训练。一个不善表述的人,在法庭上不可能表现很出色。实体法中的模拟法庭以法庭审理中的辩论环节作为重点,通过辩论环节的强化训练,在加深实体法知识掌握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双向思维、立体思维,提高其表达和辩论的能力。
此外,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去向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我国的法学教育所培养的学生将来不仅可能从事各类法律专业职业,而且可能从事非专门性的法律专业工作。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逐年扩大,法学这一相对热门专业录取的学生人数将会更多,法学专业毕业生从事非法律专业工作的比例将会更大。在某种意义上,法学专业教育或许对学生来讲只是一种就业的教育资历证明③。因此,实体法中的模拟法庭教学因其涉及的知识面广,参与的人数多,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学生多参与这样的活动,可以促进知识与能力的全面发展。
三、刑事实体法教学中模拟法庭教学的建构
1.适用范围。刑事实体法中的模拟法庭既可以在刑法学教学中运用,又可以在刑事证据法的教学过程中运用,还可以在法律文书和律师实务等课程的刑事部分进行。适用时间和次数,既可以在这些课程教学的中间针对某个专题进行,又可以在这些课程即将结束时进行;次数的多少可根据需要而定,一般专题性的模拟法庭可以进行多次,涉及知识点多、综合性强的模拟法庭考虑到活动效果,一般以一到两次为宜。
2.案例的选择。刑事诉讼法教学中的模拟法庭由于兼顾实体法和程序法等多方面的需要,一般不选择难度大的案例。否则就会因为需要考虑的因素多而影响模拟法庭的审理效果。而实体法教学中的模拟法庭,一般应当选择那些可辨性较强的案例,尤其是那些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刑罚的适用等方面具有较大争议的边缘性刑事案例。以这种边缘性的非典型性刑事案件作为实体法模拟法庭的素材,可辩论的内容多,拓展空间大,参与的各方学生都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学生既能阐述法学的基本原理,形成学术上的怀疑和批判,又能发现刑事立法的缺陷和不足,提出改进之建议。
3.具体步骤。实体法中模拟法庭的一般程序是:第一,布置案情。案件材料的内容一般只是提供案例情况和双方的基本证据,不必完整。第二,组织准备。案件材料分发后,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自己安排时间表,确定相关人选。在此基础上分析案情、寻找争议点、把握事实、寻找适用的法律、准备开庭的各种材料。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事后的总结与点评。第三,开庭辩论。刑法学等实体法课程在刑事诉讼法课程之前或同时开设,因而与程序法教学中模拟法庭有所不同,实体法中的模拟法庭主要是对实体法内容展开,侧重于实体部分。同时,作为刑事诉讼模拟法庭的铺垫,在模拟庭审中,一方面要遵循正式开庭审理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要体现出实体法模拟法庭灵活、方便、耗时少的特点,庭审中不必强调程序的面面俱到,重点是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内容,通过开庭审理的形式厘清相关的实体法问题。第四,庭后点评。点评是模拟法庭必须环节。在教师点评前,可以由参与者自己分析总结,也可以同学间相互点评判断,教师最后点评总结。第五,教师的定位。模拟法庭不在于最后的结论正确与否,也并不一定需要有确定的答案,重要的是使学生获得识别案件事实的能力、把握刑事案件关键点的能力、确定刑事案件性质的能力、运用法学原理适用法律条文的能力。教师在模拟法庭中的角色是设计师、领导者和监护人。教师不宜过多参与其中,否则便容易造成学生“学而不思、做而不思”。
4.刑事实体法模拟法庭教学应注意的问题。第一,由于刑事实体法教学中对实体法知识的运用是依托模拟法庭审理的形式进行的,而庭审程序在此时学生尚未学习和掌握。教师应当在前期对学生进行必要的程序知识讲解和辅导,组织学生观看示范法庭,使学生对刑事诉讼程序有初步的了解。第二,刑事实体法中的模拟法庭教学方法对教师的要求更高,教师的付出更多。从模拟审判过程看,案情是内容,程序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又依靠形式表现出来,模拟法庭是将实体法和程序法有机结合的一种教学方法的尝试,虽然实体法中的模拟法庭对程序的要求低于刑事程序法中的模拟法庭,这是对学生而言的,对教师而言,投入的精力会更多,对此,一方面需要教师具有奉献精神,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科学的量化考核机制。
四、结语
庞德说过,法律人才“仅有高尚品格以及对于正义的热诚态度还是不够的。学识必须具备,这要从教育中来,从适用和解释法律的技术而来,并从裁判技术的经验中来。品格、教育与经验是三项重要条件”④。培养优秀法律人才并非易事,实践性教育在培养法律人才方面的功能无可替代。在模拟法庭教学法成为业界公认的实践性教学方法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模拟法庭的质量,值得我们思考。
注释:
①陈娴灵.关于创新模拟法庭教学的理性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186-187.
2002年7月，英国由大法官、总检察长和内政大臣共同签署的政府白皮书———《所有人的公正》正式公布，提出要进一步对刑事司法制度进行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强调对犯罪的控制和案件事实的查明。白皮书指出英国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过于关注技术性和程序性问题，而忽视刑事诉讼的真正目标———查明事实和认定犯罪。文件强调：“我们将确保从犯罪发生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围绕着准确追究犯罪、实现公正来进行。刑事诉讼程序应当被调整为朝着这样的目标：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尽可能及时地判决犯罪人有罪，并且把任何防碍这个目标实现的机会减少到最小限度。”文件明确指出这样的重心转移将以牺牲被告人的利益为代价，因为目前刑事司法体制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太少的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太多的被告人违反保释规定；太慢的程序将他们交付审判；太多的有罪的人被无罪释放；太多的人没有获得应有的惩罚。”
第二，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所有人的公正》关注的焦点，正如其题目所表明的，是纠正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不平衡。该文件主张刑事司法体制应当向有利于被害人和证人的方向重新平衡，确保在控辩双方的权利上实现公正的平衡，并且确保被害人和证人看到正义得到更经常并且更快地实现。
第三，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改革。基于对现行制度赋予被告人过多权利的批评，该白皮书主张对法律实践进行进一步改革。该白皮书主张改变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以使更多的真正有罪的人被判决有罪。禁止双重危险是一种古老的原则，其内容是指人如果已经被判决无罪，则不能因为同一罪行再次受到审判。而政府白皮书主张建立一项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例外，即在严重的案件中，如果存在令人信服的新证据，可以重新审理。
第四，对证据规则的改革。白皮书对证据规则的改革意见还很粗略，提出制定《刑事证据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由一个新的“刑事诉讼规则委员会”具体起草。比如政府主张修改传闻规则，扩大证人书面证言适用的范围，允许证人参考他们的先前的、原始的陈述；被告人先前定罪（前科）也可作为证据使用，除非有正当理由，例如会危害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
第五，对陪审团审判的案件范围和治安法院量刑权限的改革。政府主张，在刑事法院允许被告人享有要求仅仅由法官进行审理的权利。法官自由裁量是否同意这个申请，并说明决定所依据的理由。
政府在白皮书中主张限制陪审团审理案件的范围和数量，在严重、复杂的欺诈案件，某些其他的复杂和时间很长的案件，或者陪审团可能受到恐吓的案件中，允许仅仅由法官进行审理。在陪审员受到威胁的案件中，政府考虑通过立法给予法官决定由他自己单独继续审理，而毋需有陪审团参加的权力。
另外，为了提高效率，政府主张扩展治安法院的量刑的权力，从原来的6个月监禁扩展为12个月，以减少移送刑事法院量刑的案件数量。
按照英国的法律制定过程，《所有人的公正》中提出的改革设想还只是政府的计划，要想成为正式的法律，还要经过议会的立法程序。目前在公众在媒体中正在进行热烈的讨论，公众关注的焦点是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和限制陪审团适用范围的问题。同时，国际上对此改革文件也十分关心，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美国律师协会的杂志评价说：“如果议会批准这些改革建议，这些变化将影响英国普通法体系的一些基石。”
俄罗斯的新刑事诉讼法典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沿用原刑事诉讼法典并对之进行增删、修订，但原刑事诉讼法典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直至2001年11月22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才通过新《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该法典于2001年12月5日经联邦委员会批准，于2002年7月1日生效。其间，2002年5月29日和7月24日又通过了两个法律文件，对新法典作了79条修订。新刑事诉讼法典的重要内容和特色如下：
（一）规定追究与保障并重的刑事诉讼目的。
（二）确立了国际法优先原则。
（三）司法审查原则。
（四）实行控辩双方辩论制。新法典第十五条确立了辩论制诉讼模式，具体规定如下：“1、刑事诉讼实行控辩双方辩论制。2、指控、辩护和刑事案件判决等职能相互分开，不得由同一机关或同一公职人员进行。3、法院不是刑事追究机关，不得参加指控或辩护方。法院为控、辩双方履行诉讼义务和行使其权利创造必要条件。4、指控方和辩护方在法院面前一律平等。”与此相适应，新法典规定控方的参加人包括：检察长、侦查员和侦查处长、调查机关和调查人员、受害人、自诉人、民事原告人、受害人、民事原告人以及自诉人的人。辩方参加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法定人、辩护人、民事被告人及其人。法庭审判的程序也作了重大修改，基本上采取交叉询问的方式。
（五）加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法典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强化了辩护权的保障，规定在侦查中被确定为被告人或被拘捕或受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有权请辩护人参加诉讼；犯罪嫌疑人有权在第一次被询问前单独会见辩护人，会见内容保密；会见次数、时间长短不受限制；辩护人有权参加侦查行为和调查行为，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时辩护人有权在场；辩护人不在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不允许采信作为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无偿得到指定辩护人的帮助，指定辩护人的酬金由联邦预算资金支付。另外，新法典还规定了沉默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调查程序中被询问时，有权“拒绝提出辩解和陈述”、“拒绝作陈述”；在法庭调查时，“受审人同意进行陈述时，才对他进行询问”。
（六）证人作证的豁免权。新法典第五十六条第3项规定：“以下人员不得作为证人被询问：（1）关于因参加办理该刑事案件而可能知悉的刑事案件的情节，不得询问法官、陪审员；（2）关于因参加刑事案件的诉讼而可能知悉的情节，不得询问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的辩护人；（3）关于因提供法律帮助可能知悉的情节，不得询问律师；（4）关于可能从忏悔中知悉的情节，不得询问神职人员；（5）关于由于行使职权而可能知悉的情节，非经本人同意不得询问联邦委员会委员、国家杜马议员。”第4项又规定：“证人有权拒绝作对本人、自己的配偶和近亲属不利的证明。”
（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法典第七条规定：“法院、检察长、侦查员、调查机关或调查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反本法典的规范所取得的证据不允许采信。”为了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现，新法典设置了第一审开庭前的预备听审程序，以解决证据是否被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