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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听爸爸说，漓江的生态环境也曾被破坏过。上世纪80年代，江里却出现了大量的塑料袋、白色泡沫盒之类的浮物，有些工厂还直接把污水排入漓江，使一些河段出现了半边黑半边清的状况。漓江也太变化无常了。当她涨水时像一条发怒的巨龙，横冲直撞地奔向大海，淹没了土地，冲毁了庄稼；而枯水时她则是一条涓涓细流，游船根本无法正常运行，根本不像“漓江”，更像是一条“漓河”，甚至是一条“漓沟”了。现在，经过多年努力，桂林漓江的生态环境又开始渐渐变好了。
散文《春》是朱自清先生脍炙人口的名篇,许多选本都将其选入,多年来也一直是初中语文课本必选的散文示范篇目之一,不知熏陶了多少少人对春的热爱、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文学的热爱。那么,这篇散文究竟魅力何在呢?除了朱自清先生一贯的充满诗意的情趣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因素呢?其中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这篇散文中的景物描写既符合自然规律,又契合人的心理感受,将客观写照对象融入主观心灵之中,既如实描写了自然之春,又饱含了作者的内心情感,做到了景、情、理的有机统一,谱写了一曲人与自然的和谐乐章,所以才显得格外动人心魄。
一、拂面怡人的春风
《春》的开篇说:“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这一句话虽然简单,包蕴却并不简单。首先它道出了一个自然现象:当尖厉的西北风悄悄转为轻柔的东风,严寒渐去,草木复苏,也就意味着春天的到来。所以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东风”的第一条解释就是“春风”。那么,为什么是“东风”而不是南风、西风呢?这可以用周汝昌先生解释宋代词人宋祁《木兰花》的首句“东城渐觉风光好”来作注解。周先生说:“且道词人何以一上来便说东城?……寒神退位,春自东来,故东城得气为先,――正如写梅花,必曰‘南枝’,亦正因它南枝向阳,得气早开;此皆词人诗客,细心敏感,体察物情、含味心境,而后有此诗心诗笔,……古代春游,踏青寻胜,必出东郊,民族的传统认识,从来如此也。”(《唐宋词鉴赏辞典》)故历来写春天多有写“东风”者,中国古典诗词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秦观《满庭芳》写春天的景致是“东风里,朱门映柳,低按小秦筝”,辛弃疾著名的《青玉案》第一句说“东风夜放花千树”,用东风催百花来比喻元宵灯会的火树银花,从另一个侧面表示发东风与繁花似锦的春天的关系。所以朱自清先生在《春》中说“东风来了”,后面衔接“春天的脚步近了”,既是北半球季节、气候变化的自然常识,又表现了作者体物之细的敏感。两个“盼望着”的重复,显示了诗人内心对春的渴盼的急切,而春天似乎也知道诗人急迫的心情,体贴而慰藉地先遣温和的东风来报个信,东风和春天似乎是作者盼来的,呼唤来的。所以“春天的脚步近了”这一句话充满了渴盼之后的欣喜之情,有一种温暖的人情味,仿佛作者真的听见了春天越走越近的脚步声,而不仅仅只是一种“拟人”修辞手法的运用。
二、稚嫩可人的春草
当春天真的已经到来,又该向何处去寻找它的踪迹呢?作者的目光首先投向了春天的草。小草得地气之先,最早从冬之枯萎中复苏过来,露出纤纤绿色,因此最能体现早春的景致。唐诗中写早春常写到草,大诗人韩愈有两首写早春的诗都是这样,《春雪》云:“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早春呈水部十八员外二首》其一云:“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后一句尤其为人所称道,可见以写草来写早春完全符合春天随时序一步步发展的自然规律,同时也可看作是一种文人传统。朱自清先生写道:“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这正是草色遥看的情景,仿佛漫山遍野都是一片新绿。而当人与草近距离接触,在上面“坐着,躺着”时,原先眼中大片的绿反而不突出了,人的触觉感受上升了,所以此时说“草软绵绵的”。同样的,这里既是真实的早春图景,又是作者感受到的早春印象。
三、芬芳诱人的春花
紧接着,春天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了。百花齐放的景观当然是对春天最绚烂的注解,即使最不留心的人也可以看到百花争艳的热闹,所谓“春城无处不飞花”(唐・韩愈,《寒食》)。所以文中下一段就开始写春花绽放的情景。桃李争春、红杏闹春是最常见的春花景象,就像石榴花之于初夏、腊梅之于严冬一样,是自然的造化,也造就了这样堪称经典的搭配。古诗有云:“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唐・白居易,《长恨歌》)“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唐・王维,《桃源行》)“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宋・叶绍翁,《游园不值》)“红杏枝头春意闹。”(宋・宋祁,《木兰花》)朱自清先生也很自然地写到桃花、杏花、梨花:“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一般从正常的视觉效果而言,放眼望去,首先看到的是花儿竞放的热闹场面,所以先写整体印象是“都开满了花赶趟儿”;再仔细分辨每一种花的不同,于是有色彩上的分别,“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但作者并没有停留于视觉感受,紧接着又调动其他感官去体验,说“花里带着甜味儿”,这里的“甜味儿”既是嗅觉上的香甜,又是由此而引发的味觉上的刺激,并激发了作者的想象,由花开时的情景联想到果实满枝情景,从而反过来又衬托了这些花给人的美感。这些正面描写之后,再用蜜蜂和蝴蝶的飞舞来侧面烘托花的美,可以说是全方位、多角度描写。
当看惯了开得如火如荼的桃、杏、梨之后,人们的视线开始转移,去寻找别有一番情趣的野花,所以先从不同角度写桃花、杏花、梨花,再写不为人注意的野花,完全符合人的欣赏习惯和心理。“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这一句虽然简单易懂,包含的信息量却多,从各个角度写野花的不同情态。“像眼睛”写个体的野花,是凝神观照;“像星星”写群体的野花,散在大片广阔的草地上,就像星星散布在广袤的宇宙中;“还眨呀眨的”既承接前一句“像眼睛”,又承接后一句“像星星”,颇得古诗真髓,而且以动态的“眨呀眨”写静态野花,赋予了野花一种灵动的风韵。杜甫《秋兴八首》之一有诗句云:“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开”既修饰前面的“菊”,有开放之意,又修饰后面的“泪”,有泪花滚滚、珠泪盈盈之意。“系”既修饰前面的“孤舟”,有系住一叶扁舟之意,又修饰后面的“心”,将思念故园的心系住。这种用法历来为诗家和评论家所称道。
四、春催人勤,人春相融
当春草、春花、春风、春雨都循着步骤一一到来后,已经春满大地,人们蜷缩了一个冬天的筋骨和精气神儿也开始活动和复苏起来了,所以紧接着就开始写人的活动:“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在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最后,用热烈的语言赞美春天:“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第一个比喻着眼于春天的新兴气象,具有无限的生机;第二个比喻着眼于春天的美好景象,给人以美的享受;第三个比喻着眼于春天的力量,鼓舞人们精神抖擞地生活。三个比喻各有侧重,从不同角度赞美春天。但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点,即以人来比拟春天,而且时序上也丝毫不乱,第一句用充满生命力的娃娃来象征春天的新,这种新既是初春的新喜,又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新生;第二句用小姑娘美丽的容颜和勃发的活力来象征春天的繁盛,既是百花盛开、花枝招展的真实图景,又是春天不断向前推进的象征说法,同时一反以花喻人的惯例,以人喻花喻春天,平添一份“反其道而用之”的新奇;第三句用英武健壮的青年来象征春天对人的心灵影响的力量,春天不仅有催生万物的力量,而且用这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滋润人们干涸了一个冬天的心灵,使人们生活充满健康的希望。三句之间暗含春天的自然发展阶段,在象征物的选择上也遵循人的自然生长规律,分别写娃娃、小姑娘和青年,看似普通的比喻句,其实也包含着作者一丝不苟的精心锻造。而这种以人喻春天的写法可以说正是客观对象主观化的非常明显的例子。
由此可以看出,朱自清先生写春天,是完全遵循着自然规律的一步步发展变化而一一写来的,从草到花,从风到雨,最后写人,同时这种规律又融合在作者一颗细腻体味自然的心灵之中。朱自清的《春》,景、情、理三者交融,让我们读起来字字动人心魄、句句韵味无穷。可以说,《春》既是朱自清先生精心描写的自然之春,又是经过他的心灵投影后折射出的心灵之春,是一曲歌颂人与自然的精美华章。
参考文献:
[1]洪宗礼主编.新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初中语文.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6.
[2]杨春时.审美意识系统.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生态文明，一个闪亮新鲜的词汇，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震聋发聩，举世关注。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我们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这是党执政兴国理念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大创新，表明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文明形态，它与我们长期提倡的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等概念相比，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评论称生态文明是文明的整合与超越，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是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重塑。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我们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是因为我们已经切身感受到了生态危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之初与大自然的距离为零，但社会不断发展之后，人类逐渐从畏惧自然、崇拜自然、顺从自然、依靠自然，到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最后力图征服自然、驾驭自然、主宰自然。我们居住的星球，早已不是纯粹的自然生态，处处都有人为化的痕迹。当人类陶醉于自身的征服能力时，接踵而至的却是大自然的报复与惩罚。短短200多年的工业大发展，破坏了自然界几百万年来的生态平衡，这种牺牲环境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只换来少数资本掠夺者的幸福，却形成了全球12亿的贫困人口和8亿食不果腹的饥民，饥民人数超出了农业文明晚期(1700年)的全球总人口。
气候是人类活动最重要的自然环境条件，而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着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导致环境、资源承载力发生变化，而有些变化是难以恢复甚至不可恢复的。如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资源，一部分是不可再生的，比如矿产资源；另一部分虽然可以再生，比如粮食、水果、蔬菜等，但它们的增长要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同时气候变暖导致我国旱灾明显增多，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加剧，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增加。气候变暖还可能导致流行病和传染病增加，传播范围扩大，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如何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尤其是应对气候突变，创造一个人类生存的良好自然环境受到各国政府、科学界与社会公众的日益关注，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和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一项世代功业。始终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放在重要位置，当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大课题，在不懈的努力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社会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的生产、生活资料和舒适的生活、休闲空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只能是一定的。人类需求的增长必须与自然界所能提供的各类资源相适应，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以最小的环境和资源代价来进行。在维护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当通过维护自然界的平衡，无限制的掠夺自然，会造成资源的枯竭，森林的破坏和减少，土地的退化、荒漠化和沙漠化，水资源的减少和污染，最终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这不仅实现不了发展的目标，还会使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无从谈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无从谈起。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以保证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共处。近百年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其引发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上升趋势，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并构成严重威胁，将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持久和难以逆转的影响。
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口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少的国情不会改变，非再生性资源储量和可用量不断减少的超势不会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也必然越来越高。从长远看，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对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务必高度重视。”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同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统一。当前，需要从以下几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
“韩流”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但人们对其背后真正意义上的韩国文化尚且知之不多。换言之,韩国文学还远没有像韩剧那样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幸的是中韩文学界为两国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付出的努力和实践日渐活跃和富有成效,韩国文学的中文翻译工作方兴未艾,使得韩国文学在中国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扬,韩国女诗人卢英守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在中国亮了相。
卢英守出生于1949年。1998年,她作为家乡韩国蔚山的《每日新闻》撰稿人从事文笔活动,当年就获得月刊《兰与生活》的“读者栏目奖”。之后,她一发不可收地步入诗歌创作领域,先后获得了韩国多个文学奖项。2002年,诗人获得了中国沈阳市朝鲜族文学会《辽东文学》杂志“优秀作家奖”,随后又陆续获得了《延边文学》杂志“尹东柱文学奖海外特别奖”和《长白山》杂志社“梦都美文学奖”。
卢英守在韩国被人们称为“自然环境诗人”,译成中文应该是“亲和自然环境的诗人”。“亲和自然环境的诗人”这一称呼,从另一个角度浓缩和概括了诗人诗歌世界的内涵,围绕这一特点去考察诗人的作品,无疑会更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诗人的情感世界。
世界人口无节制地增长、工业化程度不断加速、人类消费水平无约束地提高，带来了森林大量砍伐、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大气CO2浓度不断提高、不少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等等恶果。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关注的三个热点。
1.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对于人类来说，生物多样性具有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潜在使用价值。
直接使用价值：自古至今，野生动植物都是人类重要的药物来源，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生物多样性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在基因工程迅速发展的今天就更加重要。生物多样性还有美学价值，可以陶冶人的情操，美化人的生活，激发人的文学艺术创作灵感。
间接使用价值：是指生物多样性有重要的生态功能。无论哪一种生态系统，野生生物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野生生物一旦减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要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就要受到影响。
潜在使用价值：野生生物种类繁多，人类对它们已经做过比较充分研究的只是极少数，大量野生生物的实用价值目前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具有巨大的潜在使用价值。
2.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我国生物物种资源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是世界上生物物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有高等植物3万多种，居世界第三。据初步统计，中国的植物种数占世界总数的11％，哺乳类、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的拥有量也占世界总量的10％以上。同时，我国生物物种资源的特有程度高，在3万多种种子植物中，中国特有属就有246个，特有种约1.7万种；在600余种栽培作物中，起源于中国或在中国种植1000年以上的就有289种。我国的生物种类正在加速减少和消亡。我国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达4000―5000种，占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740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我国占189种，为总数的1/4。据估计，目前我国的野生生物物种正以每天消失一个的速度走向濒危甚至导致物种灭绝，农作物栽培品种数量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还有大量生物物种通过各种途径流失海外。
3.生物多样性危机产生的原因
（1）生态环境的变化。大面积森林的乱砍滥伐，围湖造田，毁林开荒，过度放牧等，破坏和改变了生物生存的生态环境，降低生态多样性。水库、高速公路、铁路的建造隔离了原有整个大面积的生境，造成片断化，从而造成某些生物的生殖隔离，降低遗传多样性。
（2）生物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滥捕乱猎和乱采滥伐。猕猴在50年代因过度捕捉出口，造成种群数量剧减，迄今尚未得到恢复。我国淡水鱼资源由于不断加大捕捞强度和不控制时间，产量急剧下降，种群数量也很难回升。许多传统的中药和经济植物由于长期过量采挖和开发利用，致使种群数量急剧缩减，等等。经统计，在濒临灭绝的脊椎动物中，有37％的物种受到过度开发的威胁。
（3）环境污染。环境污染也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原因之一。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全世界大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我国占有7席，其中北京居第三位。我国每天排放的污水每年以8％的速度递增。有机农药，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通过食物链积聚于生物体内，破坏了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使物种濒危或灭绝。我国渤海、黄海和东海的赤潮频率呈现上升趋势，爆发间隔越来越短，范围越来越广，损失也越来越大，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无可估计。
（4）外来物种侵入。40年代，我国引入一种叫“水花生”（喜旱莲子草）植物，由最先的饲料作物变成苏甫地区的一种恶性杂草，遍及农田、水沟和池塘中。还有“大米草”，过去作为海滩护堤和牧草植物引入国内，现在在江苏、福建等省的沿海海滩蔓延，严重影响贝类等水产品的生产。水葫芦是外来物种，由最先的净化污水变成可导致水生生物灭绝的杀手。
（5）人口膨胀。人与野生动植物争夺生活空间，加大了对生物资源的需求，自1950年以来谷物、鱼类和木材的人均需求量分别增加了40％100％和33％，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加上过去没有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危机，对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造成了目前的危机。
（6）全球影响。地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方面，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酸雨等全球性气候变化造成中国气候的改变，引起一些物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对我国资源的掠夺，比如日本用做卫生筷的木材70％以上来自我国的东北，我国大面积的森林被盲目采伐以换取经济价值，造成生态的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4.保护生物多样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
保护生物多样性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人们对人类与自然依存关系的认识，从而有效保护珍贵的物种资源，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 正 文 】
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几乎都是靠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持的，由此导致全球性环境恶化，以致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做法，又造成了经济上的重负，这是一条无异杀鸡取卵的发展道路。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次提出了一个较为世人公认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样，就将全球性问题上升到了发展观的高度，并凸显其价值观的意义。1989年第十五届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不削弱子孙后代的声明》，声明中不仅强调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更指明它绝不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含义。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对世界各国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对中国的发展更具有特殊意义，它是中国摆脱贫穷、人口、资源和环境困境的唯一正确选择。我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实施，把它既看作是挑战，更看作是机遇。
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它涉及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
一、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旧的发展观是一种片面的机械的发展观——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过去近三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观，就是这种旧的发展观。以单纯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这就使人成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从而造成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也造成了人的单向度的发展，最终造成社会的畸型。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三种变化：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经济增长了近百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二是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本世纪世界人口翻了两番，达到57亿，并且仍以每年8000万以上的速度在继续增长；三是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的双重压力下，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性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世界面临着人口、环境、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严峻挑战。这说明旧的发展观已经破产，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提出，正是时代的要求，它与机械发展观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将发展的中心由“经济”过渡到’人”。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只着眼于暂时利益，其重心在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它没有看到，经济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前提条件或手段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其重心是放在发展“主体”，即人上面的。第一，这种观点认为，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目标。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所得出的悲观结论必然为不少人所反对，但“可以维持”的发展观点，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它为人类如何认识现实和未来，寻求完整的社会发展模式，开辟了一个新的思维角度。第二，人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人是一切发展的策划者、实践者和推动者。第三，人是发展最终的检验者。人的认识和实践不仅仅决定社会能否向前发展，也可以检验这种发展。发展既取决于人们的活动，又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
从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目标及其原则都可以看出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第一，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该建立在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 上。第二，它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持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第三，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则：一是公平性原则。强调本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之间的公平和资源分配与利用的公平。二是持续性原则。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共同性原则。虽然国情不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不同，但公平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是共同的，而且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面临共同挑战，人类只有形成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责任感，采取共同的行动。
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以人为本，是指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各方面潜能的发挥，促进人的个性的丰满，促进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提高，这些要求既是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也是整个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目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人的活动而遭受破坏，亦可由人的活动来协调。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就需要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使人们建立起尊重自然、减少浪费、保护生物圈的新的发展观、价值观和自然观。价值观的改变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系统调控结构中最深层也是最本质的部分，它直接关系到人类基本原则及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的逻辑与道德基础。实际上，目前大多数人并没有充分了解个人生活方式与缓解贫困、资源利用、保护环境之间的联系，也不了解改变自己的行为对自然和他人有何影响。因此，应该通过各种教育系统、大众传媒，宣传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使大众学习和了解人与自然关系相协调的重要性，特别是要从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危机和教训中学习、吸取经验、思考克服困境的办法，找到正确的行为方式，建立起新的道德观念，使每一个人都按照新的规范采取行动。
佩鲁在《新发展观》中说：“个人的发展属于个人本身的职责，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任何人都不能摆脱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所负的责任。这种要求已被许多文化所公认，并被许多宗教教义所强调。然而，从完全不同的经验观察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同样明显的是，个人的活动是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且是对任何发展形式的最终检验。”（注：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44页。 ）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包括人自身的发展和为人的发展提供保证条件的社会各方面发展两个方面。人的发展是人自身建设的一个过程。在联合国大会开展的名为《发展的目标、过程和指标》研究项目中，提出的定义是：“人的发展是指人在各个生活阶段上的发展，以及个人、社会和自然之间某种和谐关系的构成，保证人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而又不使社会或自然受到损害、掠夺或破坏。”
发展目标经历了从“经济”到“人”的转变，其深层原因在于只有把人自身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才有意义，也只有使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才能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得到发展。人的发展有时可以不作为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直接目标表现出来，但不能把某一阶段的子目标当成总目标而使社会发展误入歧途。
二、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谐
人类自诞生以来，为了生存和发展，就要处理两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处理这两大关系的历史。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既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反思的结果。人类社会要想继续蓬勃地发展下去，就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使之保持和谐的状态，只有人们在观念上发生了根本改变才有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从历史上看，人与自然之间从来没有建立过真正和谐的关系。起初，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对自然缺乏科学的认识，人只能受制于自然，在自然灾害面前没有任何抗拒能力，对各种疾病也没有任何防治能力，人口的增长非常缓慢。以后，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逐渐获得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人变得聪明能干起来，有了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加快了。尤其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经济发展获得了空前的速度与规模，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和日益发达的物质文明。但是，正当人们陶醉于自信人类能够统治自然、驾驭自然的时候，人们发现：人类已过度消耗了自然资源，严重污染了自然环境，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现在，人类正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的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但给当前的人类发展造成困难，而且对子孙后代的生存构成威胁。怎样才能走出困境，人类必须认真反思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教训。从反思中人们认识到，自然与人或人与自然之间都不应该是主仆关系、奴役关系，人是自然的奴隶或自然是人的奴隶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努力在人与自然之
间建立起友好的和谐关系的时代应该开始了。可持续发展的 核心思想正是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理想作为追求的目标，要求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自然系统和谐相处、和谐发展。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的辩证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
首先，人是从自然中分化出来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脱离自然界的人，同脱离人的自然界一样，都是空洞的抽象，现实、事物、感性都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恩格斯说：“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一一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第383－384页。）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 伟人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只不过是大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应该是在平等的地位上，人类之所以能“统治”自然界，是因为我们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规律，而不是去奴役它。
其次，人作用于自然，自然也反作用于人。人依赖于自然而生存，自然为人类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人通过劳动改变世界，同时也在改变人本身，恩格斯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他说：“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如德雷帕和其他一些自然研究家或多或少持有的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第329页。）同样，人类从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出发来作用和改造自然，自然也会给人以反作用。如果人类不遵循自然规律，任意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自然也会予以“报复”。
转贴于 第三，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关系，人与自然的支配和反支配关系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变化与转化的条件是人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人支配自然界的问题上，恩格斯曾有如下著名论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第383页。）因此，恩格斯告诫我们要正确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过程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影响，不仅感觉到而且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一致。
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辩证的自然观的精神实质——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无疑对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和重新定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对人与人关系的哲学反思。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印度诗人甘地说过，自然满足人的需要绰绰有余，但却不能满足人的贪婪。对自然的态度实际上体现的是人类的文明程度。对此，社会公众必须有一个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来节制物欲与规范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综合协调既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整合与协调，后者直接影响到前者。《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提出：“满足人类需求和愿望无疑是生产活动的目的，所以务必要在可持续发展概念中再强调它的中心作用。贫穷往往就是人们不能满足其生存和福利的需求，即使资源和服务是存在的，同时，那些没有陷于贫穷的人们的需求却可能带来重大的环境后果。”（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人与人的关系较人与自然的关系相比，显得尤为复杂。人类本身也面临着一个更高层次的自我发展与自我更新的问题。历史发展到今天，在人类面临种种环境问题及其本身复杂的社会问题困扰之下，要摆脱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
西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世界的蔓延，也是导致人与人的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佩鲁在《新发展观》中说：“当前的经济学思维正举步维艰、半推半就地摆脱着一经产生就泛滥开来、现已堕落成同其原始形态大相径庭的粗俗享乐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个人功利主义。以当代各种经济学为基础的‘哲学’反映了一种交易心理，这种心理破坏了人们之间的伙伴意识，随之破坏了一切哲学和宗教尤其作为人性来看待的价值观念。”（注：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 第8页。）这种价值观念势必导致人人为我的主导思想，引起人与人关系的紧张。而摆脱旧的价值观念，树立新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对社会发展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国际上最初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要考虑后代人满足自身需求”，后来的重要补充是“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表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人 与人的平等，包括“代际平等”和“代内平等”两方面。第一，体现未来价值取向的代际平等。它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足够公正地对待后代人的发展，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这里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当代人对后代人生存发展的可能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后代人的意见在现代无从得到反映，因此加强对未来人负责的自律意识就显得特别重要。二是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代人为后代人提供至少和自己从前辈人那儿继承的一样多甚至更多的自然财富。如果某一代人给下一代人留下的自然财富少于他们从前辈人那儿所继承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使下一代人的状况变差了。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的是让下一代人的发展比上一代更好。第二，体现空间观念的代内平等，它强调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特别是要注意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需求。这也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在“只有一个”的地球上，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无限制发展的自由，都必须以不给其他地
一 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根源
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一致，内隐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以及当代人对这种不和谐的深深忧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制造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抗，即人类拼命地掠夺和奴役自然界，大自然也对人类每一次胜利都进行疯狂的报复。生态危机作为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标志正在诅咒着人类，威胁着人类的在世生存。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从而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解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正在承受的生态危机苦难，成为时代的呼唤和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意味着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意味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人与自然和谐是一种善，甚至是一种最高的善；相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由于其隐喻或象征着毁灭，所以它是一种恶，甚至是一种大恶。扬善去恶是人类价值追求的目的之一，因而解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将生态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便成为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价值指向。消除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键是确认产生这种不和谐的根本性原因，以便能够为人类找到拯救生态危机的正确道路。尽管对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原因人们有种种猜测和分析，其中也不乏精辟的见解和论道，但笔者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的断裂是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本源性原因，正是在人性方面人与自然发生本质的对立，才在实践行为方面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人类早期观念中，人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价值关系意义上的紧张和分裂，无论是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还是古希腊的哲学自然观，都以各种不同的理解或解释方式将人与自然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之中，人之为人的人性与自然世界之为自然世界的本性在古人那里总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古希腊人的“小宇宙”与“大宇宙”和谐一致的主张，都表达着人与自然本质同一的看法。古人的这种人与自然一体的人性见识，导致了“万物与我齐一”和“顺应自然而生活”的价值追求，形成了与自然宇宙保持和谐一致，千万不要僭越最伟大灵魂为人类安排的这一必然秩序的行为规范。然而，古人的这种存在维度和意义维度却被现代人所遗忘，西方近生的启蒙运动彻底颠覆了古代人的有机论自然观，自然世界由此变成了一台既没有灵魂、也没有生气，完全由力学支配，进行机械运动的机器。自然概念的含义也由古希腊的“生长”、“涌现”、事物发生的“内在根据”，变为了现代的自然界和自然事物的总和。自然世界从一个活的有机体沦落成为死一般的物质世界，人由此也就从自然宇宙中分裂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对立的存在。笛卡尔首开先河，将人与自然界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且平行存在的实体，他们之间互不依赖，互不决定，互不派生。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广延，心灵的根本属性是思维。斯宾诺莎反对笛卡儿的二元对立说，主张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个实体，那就是上帝，而心灵和物质仅仅是上帝这一实体的两个属性；两个属性之间并不发生直接联系，它们互不产生、互不限制。结果斯宾诺莎在建立实体一元论的同时，又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属性二元论。斯宾诺莎以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人也力图克服机械论自然观的缺陷，消弭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但他们却走向了与古希腊哲人相反的道路，把人看作是自然价值的显现根源。如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和“自然向人生成”；黑格尔则把自然世界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属于“主—奴关系”，即人是主人，自然是奴隶。经过现代形而上学的努力，人从自然宇宙中彻底脱落出来并成为与其对立的存在，人与自然从此分别归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存在物属于仅具有广延特征的物质世界和客体世界，人类则属于能够思维的心灵世界和主体世界，“目的王国”和“自然王国”之间从此产生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道德鸿沟。
现代人不再像古人那样，以自然宇宙为背景认识自己与自然的同一性，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不同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志。这意味着，启蒙之后人从本质方面与自然发生了彻底的断裂，或者说从人的本质方面与自然世界划清了界限。人不再是自然世界之中的存在，而是收缩到以自身为参照系统并仅仅向自身认同的独立存在。如仅仅向自身的认识能力认同，从而认为人是理性存在物；仅仅向自己的类特征认同，从而认为人是一个社会存在物。启蒙运动将人从自然宇宙一体中独立出来，似乎解放了人类，争取了人的尊严，但事实证明，近现代人的这种自我启蒙和自我解放在给人类带来自由和享乐的同时，也对人自身和自然环境制造了灾难性后果。首先，近现代人解构了人与自然的存在同一性，从而造成了人类自我的迷失，使人类无法准确确认自己在宇宙中的合理位置，误把对自然界的宣战、掠夺和奴役视为人之为人的象征。其次，人不再向自然认同，而成为仅仅向自身认同的存在物，这势必导致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强势运行。如现代人类完全扭曲了生物进化的意义，把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理性，以及生物进化最为辉煌的一幕——人类的诞生，理解为人优越于自然界和自然物的固有资本。人拥有理性，自在地就具有绝对价值，自在地就是目的，所有自然存在物仅仅是服务于人之目的的工具，成为现代性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引发人类对自然的促逼和宰制，并直接造成人与自然的现实不和谐。所以，人与自然在本质方面发生断裂是人与自然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分裂和对立，这种断裂直接规定了人类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取向，并为人类占有自然和统治自然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合理而正当的理由。作为人与自然现实不和谐标志的生态危机，正是这种本质断裂的直接逻辑后果。
马克思曾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环境通常是由人来改变的一面，而且强调了人的革命实践的特征：即人改变环境和环境改变人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那么，应该如何实现这二者的一致呢？
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与其他自然存在物所不同的是，人是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实现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的本质。通过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同时也把自然界的本质内化为自我意识，受到自然界的本质——自然规律——的设定，也就是说人化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化。步入现代文明进程中，由于人类自身认识的发展和制造工具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树立的是单纯肯定人的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启蒙运动尤其强调人的自身价值，将自然世界看作供人任意改造、利用的资源或工具。自然世界从一个活的有机体变成为死一般的物质世界，人由此也就从自然宇宙世界中分裂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对立的存在。笛卡尔首开先河，将人与自然区分为两个各自独立且平行存在、互不以来的实体。斯宾诺莎反对这种对立说，但他主张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个实体，那就是上帝，而心灵和物质仅是上帝这一实体的两个属性。这之后，康德、黑格尔等人试图努力改变这种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局面，但他们却把人看作是自然价值的显现根源。
人类的理性之光渐渐揭开了自然的神秘面纱，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就是“世界祛魅”的过程。在工具——目的的理性主义的导向下，步入现代化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是“现代性的危机”。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正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一致性发生了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异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异化，以及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人们为了占有由人与自然关系生化出来的财富，造成了人与人的分裂和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这使人处于一个无情冷漠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社会关系的物化，使人的精神在巨大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无家可归的渺小无助、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人类面临的精神意义失落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支配下，人类奉行的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结果是人类对自然界资源进行了近乎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性、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的索取，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人类排入环境的废物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努力，由此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生态环境发生着某种联系，因此我们要从多层次多角度方面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科学的自然观与社会发展观 。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在工业文明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只要不断地征服自然、扩大消费，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在这种旧的价值观支配下，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提倡无节制的消费和肆意开发自然资源。正是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表征，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自然不是被当作与人亲和、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征服、统治的对象。
其次，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倒退。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科技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只有积极致力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强调对自然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粗暴掠夺和破坏，必须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历史教训，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
（2）构建和谐的生态精神文化。
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现实问题，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
①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是指人民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环境的自觉而清醒的感悟和认识。是人对所处于环境和自身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能动反应。人与自然和谐，要求人抛弃人统治自然的思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要求建设尊重自然的文化，随时从环境的角度，从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思考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②能够直接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莫过于教育。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教育是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核心，以解决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有效参与能力、普及环境保护知识与技能、培养环境保护人才为任务，以教育为手段而展开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过程。
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
在原始社会里，人类生产生活水平落后，生活质量低下，对于生活的各个要求得不到满足。而自然界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资源，人类便萌发了到自然界中索求资源以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思想。于是人类开始大力的开采，砍伐。但由于那时的人类的需求尚未膨胀，在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之内，所以并没有产生自然界对人类的恶性反馈。后来随着人类不断发展，改造和征服自然界的欲望不断增加，自然界的压力不断增加，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开始出现。一开始产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主义思想开始动摇，人类开始研究自然界，试图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并且意识到自然的愠怒和报复，开始树立以自然界为中心的自然中心主义。一切以自然界的原生态发展为前提，尊重自然，合理的控制人类自身的欲望。
在这个时段，产生了自然即神的思想，认为自然界由神统治着，人类的不合理利用触怒了神，所有的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都是神对人类的惩罚。这样，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这一个极端走到了自然中心主义的另一个极端，人类大肆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情况有所收敛，但人类自身的发展开始裹足不前，生产能力开始下降，历史的车轮缓慢前进。直到十九世纪末，人类利用辩证的唯物主义观念来剖析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利用科学的，发展的观念来看待两者的关系，人类才意识到，人类尊重的不应该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所呈现出来的规律，并且在这个规律的制约之下最大限度的发展自身，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在这个关系之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没有被上升到伦理道德价值观的高度，没有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待这个关系，并且从中得到某些处理这段关系的先进的方法措施。
二、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观念
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观念体现在和谐发展上面。伦理道德观念本是用来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人与自然的发展过程中引进伦理道德观念来进行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更能容易地看清它们之间的各种转换和融合。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道德观念有两层意义，一是自然环境是伦理道德的“物化”结果，是从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得到的启示；二是伦理道德价值观是自然环境发展状况和潜能的外在表现，它标定了一定的道德尺度来衡量自然发展的情况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健康程度。
首先，从古代社会中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人类一直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应该是统一的整体，双方不可分割，不可战胜，不可改造，应该相互敬重，在看清各自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做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决定。这和现今的伦理道德观念联系起来便是要求自然的发展成果，人类自身的发展都以伦理道德的理念来表述。这种表述方式的提出，其重要的意义在于人类从另一个发展着的，已经成熟的角度来考量两者之间的关系，遏制目前普遍存在环境问题，气候问题，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个广角的视野来解决相关问题。
人类与自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又影响改变着自然，而自然反过来又通过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资源耗竭对人类产生负面影响，制约人类的发展。
人与自然关系反映的是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的和谐状态，到农业社会局部的、阶段性的不和谐，再到工业社会的严重失衡。今天，人类社会表面上的繁荣进步背后，人与自然的矛盾正在日益积累：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消费迅猛增长，而自然资源正在迅速减少甚至枯竭，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废弃污染物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环境容量。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一些地区洪水、干旱的肆虐，沙尘暴频频发威……这一切都昭示着以往作为被征服对象的大自然开始向人类宣战。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或是走向新的更高的和谐状态，或是矛盾迅速激化，大自然的报复可能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不再适合人居。
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不断深化。古代社会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智者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认识，而芸芸众生面对自然力的不可抗拒产生了对自然的神秘和崇拜。近代工业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进步，使征服支配自然的认识在很长的时间里占了主导地位。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日趋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大量的相关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工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的冲突、有限环境与无限增长的矛盾，由此诞生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自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以来，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和国际公约的问世，标志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问世。20__年党的十六大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前不久，同志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讲话中，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这是我们党对人类文明成果兼收并蓄，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而得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结论。
人与自然发展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常说我们以7的土地、8的淡水养活22的人口，这些数字本身就凸显了我国的生存压力。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我国的生态系统比较脆弱，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我国自然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维系人基本生存的淡水、耕地、草地、森林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1/3、1/2和百分之十几，支撑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也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
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我国又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地位，总体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长期沿用传统发展模式以拼资源换增长，不仅造成了资源迅速衰减、退化、枯竭，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水资源短缺和水体污染严重，耕地质量不断退化，草地过牧，森林超采，海洋渔业过度捕捞，自然灾害频繁加剧。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的发展态势。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如今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恶化也严重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据中科院专家测算，20__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人民群众健康也深受生态环境恶化之害。不少专家已经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并不是电力、钢铁供求紧张，投资增长过快等等，而是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新结构危机”。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实际上是两大和谐，即人与人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和谐社会的载体，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谐；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将逐渐失去家园，中华民族将失去生存的空间，其他一切和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将无从谈起。由此，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核心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必须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世界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的国情都要求我们以循环经济模式替代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以3R原则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准则，即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减量化（Reduce）、废旧产品回收再利用（Reuse）、资源再循环（Recycle），力图在不增加甚至减少初始资源消耗、不增加甚至减少污染排放、不破坏甚至恢复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循环经济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使我们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使我们在文明发展的现阶段与自然和谐相处。
发展循环经济，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需要国家、企业和社会联动，但国家意志至关重要。要通过制度创新(包括法律、体制、政策等)和加大投入，推进在工业经济结构调整中，淘汰和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等高新技术产业；推进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中，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降低农药、化肥等农用化学品使用量。以生态链为纽带，统筹规划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市与农村，建设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