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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是一种在正规金融融资以外的信用行为，一般在民间的企业以及个人之间发生，用来解决资金借贷的问题。民间借贷是金融机构的补充，具有灵活性和快捷性、方便性的特点。因为在法律方面缺少法律规章制度的监管，民间借贷经常出现高利贷以及高息集资的种种现象，若是得不到及时的监管就会危害金融市场，出现较大的风险。
一、 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分析
(一) 借贷的规模呈现扩大的趋势，参与人员增多
民营企业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市场上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由此民间资本迅速积累，资金的总量不断扩大。中小企业的大力发展需要大量的融资，但是正规金融机构的数量以及其他方面并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由此导致民间资本市场诞生。例如，根据资料显示，南方某城市早在2012年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就超过1200亿，这表明该城市的民间借贷利率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年综合的利率水平在25%左右。市场上多数企业参与过民间借贷，这足以显示民间借贷主体向着广泛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前，多数民间借贷只是发生在一些熟悉的人或者有血缘关系人身上，但是现在借贷主体涉及到的行业比较宽泛，例如，企业法人、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担保公司和典当行等等。借款人也从单纯的因为生活困难扩展到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由此也导致了全国各大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不断增加 。
(二) 借贷向着职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金融机构出现信贷收紧情况以后，企业的融资需求没有发生变化反而出现继续增长的情况，这样民间借贷就从最初的小规模扩展到职业化和规模化方向。并且因为行业环境的需要，民间借贷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展、升级，例如，典当公司和投资担保公司的出现，这些企业在金融方面得到审批，但是却没有相关的金融资质。以上这些民间借贷机构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吸纳公众的资金，然后再通过拆分和组合的方式将这些资金提供给贷款人员，由此获取利益。伴随互联网的兴起，民间借贷也开始实行网络贷款，由此网上借贷平台风起云涌，民间借贷市场开始向着更加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法律风险就是常见问题之一 。
二、 民间借贷的法学法律缺陷
(一)民间借贷的立法缺陷
我国的民间借贷的发生到盛行，缺少关于法律方面的规制，很多学者和经济学家认为，民间借贷其实属于一种不合法的行为，被归结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但是，实事上并非如此，我国的法律条文中有涉及到民间借贷的一些规范，在法律中也承认民间借贷这种民事行为的合法性，在法律上民间借贷依然存在诸多的缺陷，具体表现内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我国法律中没有对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民间借贷由此成为一种非正式的信用形式，一直处于法律中较为尴尬的地位上，监管方面往往是行政管制和刑事惩罚两个方面，协调能力下降。
其次，法律规范之间不够协调，有时会出现冲突。也就是借贷双方的借贷行为并不能充分的将借贷双方的真实意思体现出来。
(二) 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的缺失
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缺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监管的主体并不明确，另一方面是监管体系的严重缺失。从这两方面的缺陷中可以看到，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非正式的金融组织，没有让人们意识到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简单的说，民间借贷并没有自己的金融地位。正是这种认识上的缺失性，导致了在当前情况下，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定位出现问题。P2P借贷平台已经普遍流行起来，但是因为P2P借贷平台可以让民间借贷实现规模化的经营，由此更加容易有系统的风险性 。
三、 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分析
(一) 民间借贷法律风险概述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金融形势，在运行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那么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可以简单的总结为在法律法规中对民间借贷的这种具体行为有一定的否定性评价，也就是借贷的当事人，对于法律否定的这部分，不能实现其价值，也不在法律的保护范围之内。一种具有合法性的行为，所需要遭受的风险大小，和它可能逾越的法律可能性有直接的联系。那么，民间借贷因为自身的缺点，所需要面临的法律风险可能与其他金融行为相对比，要稍大一些，更加需要予以规制，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去维护借贷双方的根本利益，才能让民间借贷的风险降到最低。
(二) 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分类
1.民间借贷的法律缺失性。 民间借贷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法律行为，其中可能产生的风险有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两种，所谓商业风险就是在民间借贷这一行为产生的时候，一种随之而来的自然属性;法律风险则是指借贷的具体活动中，因为操作所产生的人为风险，因此可以最大程度的去规避。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对于民间借贷和非法借贷这两种金融行为的区分非常困难，这样最后就导致民间借贷在制度层面上存在较大的风险。因为法律制度和经济发展不能够同步，出现滞后的现象，那么专门性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完善，出现缺失的状况，因此不能正确的引导民间借贷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法律法规中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定也呈现出不合理的状况，并且没有从市场规律出发，使用自己的强制性去限定利率的高额度。 2.借贷参与者的借贷行为认知性缺失。参与民间借贷的一般为普通的百姓，在这种经济和法律行为当中，对于借贷主体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及民事权利并没有过多的限制，民间借贷主要是货币，我国对金融的控制比一般的民事法律更加严格，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法律法规当中因为主体的认知性有限，并且对违法行为也认知不足，给民间借贷法律风险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例如，从民间借贷的利率出发去看，从现有的法律以及司法实践上讲，若是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而民间借贷的实践过程中，一般借贷的利率都会高出法定标准。在《合同法》中规定，利息可以在本金交付的过程中提前扣除，但借贷的本金以实际交付为准，然而实践中，利息在交付本金时即提前扣除的方式也是民间借贷的一种常见方式。在借贷人员一对多的情况，若是已经不在既定范围内，那么就是非法集资，但是在法律中，包含刑法，都没有对这个范围进行界定，缺少明确的法律标准，因此作为普通百姓更不清楚其中的法律风险所在 。
3.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民间借贷一般是借贷双方自行发生，被称为自治，借贷双方对于资金的来源和借款所用也没有过多的监管，在我国的法律中对于借款有规定，那就是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等等，那么这种借贷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但是这种活动的监管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很难得到监管，也无从落实。民间借贷过程中，因为借贷双方存在一定的强弱地位，借款人不能证实贷款人的资金来源是合法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些“洗钱”行为。
4.民间借贷与刑事犯罪。在民间的借贷活动当中，一般出现的法律非罪有非法集资和集资诈骗，在我国的法律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会受到金融管理的处罚，这也被看成是一种扰乱管理秩序的行为。
四、 民间借贷法律风险的预防措施
(一) 民间借贷立法体系的完善
法律的产生要适应需要，并且法律的变化也需要从借贷本身的发展状况来看。要充分的去完善我国的民间借贷立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
首先，清理好现有的法律法规，由此维护好现有法律的协调性，以此保障民间借贷的顺利进行。创新和改革一些与现代金融市场发展不相关的经济金融理念，废除一些金融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活动和非借贷活动进行清晰的界定，让民间借贷能够在一个清晰的法律范围内运行，让民事主体实现意思自治。立法可以让民间借贷有自己的位置，发挥正规金融的作用。例如，对新的借贷法律的学习，一些民间的借贷纠纷发生以后，经过人民法院的立案，发现了其性质是民间借贷但是没有构成非法集资，那么人民法院就应该按照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来处理。一般概况下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需要以形式案件的审理为基本的依据，若是有涉嫌非法集资的内容，要交予检查机关处理。
其次，采用民商分立的思路，作出借贷的相关规定。在金融管理之中加入民间借贷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分析，例如，民间借贷的资金用途，风险的防范和税收等等，都要在一个活动平台中进行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二) 民间借贷监管体系的完善
建立起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明确监管的主体。民间借贷是一种非正规的金融表现形式，和正规的金融一同构成完善的金融体系，因此需要二者有统一的监管主体，在当前的民间借贷领域中，并没有完善的监管，因此小额贷款公司一般由政府管理，典当机构有商务局管理，这样就非常容易造成高风险性。因此监理民间借贷的监管体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有区别的对待。对民间借贷的主体和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区分，在民间借贷中更多的要展现借贷参与者的意思自治，在监管过程中，让双方都有自己的空间，给民间借贷监管的同时予以一定的自由和活力 。民间借贷中，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其次，在民间借贷中，参与者包含了借贷双方和借贷中介。每一个角色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不同，因此监管需要有侧重点。
(三) 建立民间借贷的信用体系
建立起民间借贷的信用体系，需要有一定的信用判断准则，把这些判断准则放入到社会生活以及民间借贷工作中去，个人和企业的民间借贷情况可以在信用体系中更好的表现出来，无论是企业信息还是个人信息都罗列在诚信社会当中。诚信体系还要有服务机制，让大众和社会承认民间借贷，让民间借贷成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资源，借款双方及时的了解诚信信息，以防出现不必要的借贷法律风险 。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传统的融资方式，长期以来活跃于广大城乡金融市场，其具有期限灵活、手续简便、发放及时、双方相互信任、自担风险等特点，对个体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资金短缺进行了有力调剂，对银行信用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同时，民间借贷活动的趋于活跃，在很大程度上，收集和释放了一定量的社会闲余资金，有效地缓解了银企业和银行间的资金供求矛盾，尤其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央行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投放，银行资金筹措能力吃紧，基层商业银行大幅收缩信贷规模甚至无资金可放，民间借贷对于提升个体经济实力，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效果。
一、民间借贷的发展动向
首先，借贷主体多元化。民间借贷的主体情况十分复杂，不仅包括城镇居民、个体工商户，而且涉及较多的中小企业。其次，借贷手续趋向书面化，现在大多数民间借贷要签订书面借款协议，协议条款包括担保方式、保证人、借款金额、借款期限、违约责任、违约金等内容，借贷手续也逐步趋于规范化。大多数借贷活动都有正式的借据凭证，有的还有中间人担保。再次，发展呈现职业化趋势。一些有钱人从实体经济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食利阶层。由生产经营转为专门从事资金借贷，逐步形成“私人钱庄”，使风险更加集中。更重要的是民间借贷的借款利率长期居高不下。年息一般在20%至30%之间，有的甚至达到60%以上，高于同期银行利率几倍甚至几十倍，大大地扰乱了金融秩序。
二、民间借贷市场快速发展的原因
民间借贷迅速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一是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操作快捷。贷方对于借方情况一般比较熟悉，借方如果需要资金，在较短时间内双方达成一致签订借款协议，很快就得到所需要的资金。相对于向银行申请贷款，这一借贷形式比较，审批时间短，限制少，条件要求低，资金使用较为方便快捷。二是一部分人理财意识发生转变，逐步增强。在当前存款利率较低，其他投资渠道受限条件下，炒房地产投机受控、股市近期形势低迷风险大等情况，部分商户把闲置的资金转向民间借贷以获得高收益。三是私营经济资金市场需求不断增大。银行金融机构对这些私营企业因经营管理落后、信用较差、固定资产少而确定的贷款额度较小且期限较短，不能满足私营企业生产经营所需。据统计银行贷款只占企业所需资金的很小比例，大部分还需要企业向社会筹集。四是银行贷款审批手续较为复杂，条件要求较高。一般人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要先对其经营情况、家庭收入、资信状况、借款用途、还款来源等进行贷前调查和信用等级评估；找合适的资产抵押或第三人担保后，逐级审批同意后签订借款合同，方能发放贷款，所需时间较长，相对严格的贷款程序，使大部分有短期资金需求者被自动排除在银行大门之外，无法获得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
三、民间借贷的主要弊端
民间借贷活动存在不规范和盲目性，不利于区域的经济的结构调整，亦不利于一个地区的社会稳定。
首先，民间融资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十分不利。因为很多中小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的同意，除了受到国家总体宏观政策的限制和银行信贷投放总量控制等很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外，还与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关，存在着管理水平落后，产品结构单一、科技含量低等无法克服的问题，这些不符合当前国家产业政策的因素，自然制约着银行贷款的成功率和贷款规模。原本因产业政策调整属于应该产业升级改造或关停的企业，由于民间借贷的力量，为其继续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因此弱化了企业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等调控动能，经济发展就会出现盲目性和非理性的倾向。
其次，民间借贷行为规范性差，法律约束力弱，很容易出现经济和民事纠纷。因为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严重不规范，贷方缺乏对贷出资金的有效监督能力，加上民间借贷利率较高，很容易致使借款到期后没有办法归还，从而造成债权和债务纠纷。
再次，民间借贷对企业、银行的冲击。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对企业无异于饮鸩止渴，加重企业负担，直至支撑不住破产倒闭，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造成很大的冲击， 也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扩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性系统风险。
四、民间借贷的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由于民间借贷脱离了国家宏观的调控，借贷双方的行为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度比较小，因而呈现随意性特征，结果使民间借贷存在着大量风险。首先，个体民营企业一般存在着管理水平比较低、财务体制不完善、员工综合素质差、信用评价等级较低的情况，随着民间融资规模的不断壮大，民营企业渐渐成为民间借贷的主体，结果就会使资金运用的风险系数更高；另一方面，民间借贷的利率大多在高位运行，很多借款利率都是大大超出了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的水平和借款方的实际还款的能力，增加了资金借方的资金财务成本，大大压缩了获利的空间，很容易就造成亏损，忽视了资金的安全性，最终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另外民间融资的方式手续非常简单，程序极不规范，也决定了借贷双方道德性风险的潜伏，因为民间融资的出资方并没有一套类似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比较成熟完善规范的信贷管理办法，如果借款方利用这种漏洞，设计圈套，诈骗钱财，就会使资金供给方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同时，由于民间借贷普遍存在高利率现象，民间借贷活动的法律制度保障不很健全，这就会加大造成借贷的法律风险。在实际借贷活动中，很容易产生矛盾和纠纷。
五、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民间借贷存在诸多问题，必须合理引导和加强管理，防范和化解其风险发生。
1.努力改进金融服务，积极发挥金融对经济的助力作用
对于因为经济发展迅速、银行不能提供足够信贷资金等原因致使民间借贷增多等现象，要采取多种措施，千方百计防止资金的无序外流，努力壮大地方金融机构的资金实力，从根本上解决资金供求矛盾问题。要加快金融创新，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对符合贷款要求的中小企业银行应设立“绿色通道”，尽量简化贷款的各种手续，从中小企业的合理信贷需求出发，设计方便快捷安全的操作模式和规范；并加快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审批步伐，大力扶持规范其业务的开展，扩大其市场占有份额，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加强政策和产业引导，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管理部门，运用各种有效行政手段，规范民间融资的各种行为，从而改变当前民间借贷的混乱状况。各级地方政府要以国家产业政策为依据，从本地实际出发，实现民间借贷的有效引导和周全服务，有目的的选择那些市场前景广阔、可持续发展的项目，达到优化民间投资结构的目的。国家和有关部门要加快讨论和制定《民间借贷管理办法》或者《民间借贷法》，以法律的高度，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运行方式和操作规范，在法律层面上，加强指引，为民间借贷参与者双方构建法律的保障。并对借款方式、利率区间、资金使用、出现纠纷的处理途径和征收税收等行为，加以明确规范 。
3.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于民间融资的监控，努力规范民间借贷的行为
要使民间融资的日常监测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定期的收集民间借贷活动的相关信息数据，关注民间借贷主体、借贷资金和借款利率的调查，另一方面，加大金融法规的社会宣传力度，充分宣传有关的政策、法规和高利率诱惑下的民间融资的风险性，让广大群众避免由于利率偏高、投资决策失误以及资金出现过度密集投向而产生聚集的风险，减少借款方错误判断而产生的损失，更不能让变相搞非法集资有生存的土壤，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严厉打击高利贷等严重违法行为，确保经济和社会金融环境健康运行。
参考文献
[1]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2]岳彩申.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创新与完善―以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研究[J].经济法论坛,2009（4）.
中图分类号：B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8/09-0005-05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推进人的解放的关键时期，理论界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空前的关注，这是令人十分欣喜的现象。《唯实》杂志2007年第4期所载乔翔先生《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一文，把“人的解放”定位于马克思全部理论的“出发点”，这一关于理论的价值论定位，切中了传统理论把人及其活动的目的固定为外在于人的价值论虚设的要害，读来令人获益匪浅。但是，在关于人的解放的道路问题上，文中却设定了一个现代市民社会的“低谷”。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谨此提出商榷。
一、现代市民社会的主要原则
市民社会尽管在历史上曾经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它仍然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的原则和一般性规定：
首先，私人的利益和需要，是市民社会存在的条件，利己原则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市场交换是市民社会的主要运作方式和人们的基本活动样态。这就意味着，市民社会是私人活动的领域，实现私人利益是社会成员追求的根本目的。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价交换体现了市民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平等的关系。
其次，市民社会的主体即作为个人的市民，他们在实现自身利益中生成和丰富自身的主体素质和能力，不断提升着自己的“本质力量”。市民社会中的个人通过利益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纽带，彼此结成现实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成为市民社会成员的重要主体规定。
再次，私法自治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规范。在私法自治的活动领域内，每个人均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私法事务，形成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关系表现为个人对其私有财产可以自主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这既是市民社会的个人获得私人利益的条件，又是市民社会的重要法律基础。
最后，在理论上，市民社会是对私人活动领域的抽象，它与作为对于公共领域的抽象的政治国家相对应。区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就是要把民事活动与政治活动区别开来，实行所谓的“政民分开”。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独立的个人同时担当着双重角色：他既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又是政治国家的公民。一方面,市民法通过设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秩序，明确划定政治国家不得随意进入和干预的私人活动空间；另一方面，按照政治国家活动的法制刚性原则和对于市民社会的集中体现方式，明确划定一般市民不得随意进入和干预的政治国家的活动空间，从而既体现了政治国家尊重、保护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精神，又体现了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与法制、伦理意识相统一的主体素质。
总之，市民社会的基本主体单位是独立的个人,个人是市民社会活动的基础,私人权利是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在利益驱动下的市民活动，有时会服从于感性的个性冲动，做出社会所不允许的行为。此时，政治国家则以公权力为原则，以法治秩序校正市民的有失理智或有违正义的行为。
与市民社会不同的是，非市民社会的特征是“领域合一”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依靠绝对的“政治活动中心”得以促成和维护的，“政治活动力求将经济、文化活动限定在一个不会妨害社会秩序生产的范围内”［1］。比如，在我国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的“政治活动中心”留给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活动空间是十分狭小的，它给人的刚性导向就只是“应该做什么”的指令，以至于农民在田地里种什么、怎样种，都要严格受政府指令的框定。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来，我国当今的市民社会建设，本身就是一次带根本性的人的解放过程，完全不存在市民社会需要“被克服”的问题。［2］
现代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实际上总是同个人的发展程度、独立程度紧紧连在一起的。在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经济因素的发育之所以那样艰难，就在于政治国家的活动范围无限制地扩展，覆盖和渗透到了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切领域。于是，个人对于自己的劳动和生活，没有任何独立自主地作出决断和选择的自由，人的个性、人格、尊严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个人需要和个人活动完全被统摄和消融于国家和集体的需要与活动之中。高度统一的政府意志或意识形态，以纯粹理想化的良好愿望，既没有给个人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留出相对独立的可能性空间，也没有给有别于政治国家的社团活动留下足够的存在余地。特别是在“”的中，岌岌可危的个人以及昙花一现的所谓群众组织，不可能成为政治国家的真正基础；表面上高度统一的国家形式，却乏于个人和市民社会的有机内容和基本支撑，以至于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濒于崩溃，在政治上也同样十分脆弱，思想文化上的“空场”或“荒漠化”更不待言。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目前，理论界仍然有人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社会状态主要地视为或仅仅归结于“自由人的联合体”，并据此断言：市民社会不但不利于人的解放，反倒是弱化了人的解放。乔先生的文章就认为：“市民社会使人变成了‘非人’，人性沦丧为兽性、物性”。因此，市民社会中的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2］。按照这样的理解，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克服”市民社会。鉴于我们的传统社会历来十分强调国家的集中统一，强化政治中心，而市民社会所突显的个性原则和相对独立的社会公共领域，则长期处于严重缺位或空场的状态，所以，在政治强势的中国，类似于乔翔先生这样的认识，恐怕并非是少数个例。
二、市民社会价值选择的个性化
现代市民社会也就是规范的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换关系，使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空前地增强了，它使每个人必须依赖于他人（劳动）才能得到需要的满足，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市场、生产者与消费者、买方与卖方、服务提供者与顾客之间的相互依存，表征着在分工与交换的中介链条上，人们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内发生着“相互需要、相互创造、相互交换其活动”的密切联系。在这种新型的社会联系中，充满了个体自主的多样化选择的机遇，外力的干涉减少了，个人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选择的作用日益强化和提升。在这里，“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3］。
当今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从“人的依赖关系”为主导的社会体制走上市场经济体制之路，多半是为历史潮流和时展的大势所迫，或由于外部因素的强势干预和外来市场规则的渗入。即是说，对于这样的国家，市场规则大多是“舶来品”，并非属于自身发育成长起来的社会因素。面对这样的现实，解决的办法或根本出路只能是把主体的选择与历史逻辑统一起来。我们不能把市场规则当做与己无关的纯粹外在的东西“排斥”、“清除”、“净化”出去，重新复归到前市场经济社会，而是要着眼于未来发展，着眼于本国、本民族的“内功建设”，从提高人的自身素质、主体能力，特别是从提高人的精神文化素养做起，赶上时代步伐，在规范市场经济的原则下逐步“消化”、“吸收”一切外来的积极的市场规则，向着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一步步地靠拢和迈进。
放眼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正呈现出如马克思的“社会形态三阶段论”所预见的那种发展趋势。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倘若有人非要固守滞留于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即热衷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或者纯理想化地企图跳过人的个体独立性的市场经济阶段，从“第一个阶段”直接飞跃到“第三个阶段”，到头来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里透射出人类历史过程深层的“人性”依托，即：人性发展到何种程度或采取何种存在样态，社会也就会发展到且只能发展到与之相应的一定阶段。人们决不能从主观想像出发去预先设计一种“普适”的人性模式，然后把它框定到每个人身上去。究竟是个人及其活动决定社会形态，还是社会形态决定个人及其活动，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至于人性的内容，自然有其不同的历史形式。但是，就一般意义而论，人性既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对立统一，又是人的个性、群体性和类属性的对立统一。只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人性的具体存在样态及其侧重点会有所不同罢了。比如，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特别是在原始社会，人性的一般特点在于缺乏个体性和精神属性，尽管其自然属性和类属性处于强势，但整体上的人性只能是贫瘠的或稀薄的。到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体独立性”阶段，人的个体性和精神属性增强了，个人在占有了一定的社会信息之后，可以相对独立地疏离其群体性和类属性。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人的个体性未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十分低下和片面，那么，他同社会的关系就“互为偶然”，个人将随时随地有可能被社会分工所抛弃。因此，这时人的群体性和类属性虽然处于弱势状态，但人的个体性的发展却是人性的关键性内容和突出特点。不过，得到一定发展的人的个体性不可能长期地、绝对地疏离于人的社会性和类属性，否则，它将退化成根本否定人的异己力量。于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人的个体性伴随着精神属性的丰富和发展，又必将向着人的社会性和类属性实现历史的回归，逐步达到“自由个性”的新的历史形态。这“第三个阶段”既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高度统一，又是人的个体性、群体性和类属性的高度统一。
鉴于非市民社会对于人的个性的严重压抑和随意侵犯，从而导致个人与社会的双重颓势，现代市民社会建设的首要条件和根本目的，就在于发展人的个性，促使每个人的素质、能力、需要和价值选择得到多样化的全面发展。在这里，人的多样化的思维能力、认识活动、实践活动、价值追求和整个生存样态，都应该是充分开放的、自觉自愿的、多样并存的、差异趋同的，都应该受到尊重，得到宽容和理解。可见，现代市民社会的兴奋中心在于呼唤个性独立，崇尚多元选择，鼓励公平竞争，提倡开放宽容，期盼求异创新。在现代市民社会中，商品交换的物－物关系成为人－人关系的现实依托。经过物的依赖关系的中介，人的依赖关系的链条松开了，一种商品的所有者只要用自己的产品换到另一个商品所有者的商品，或者用自己的产品换到货币所有者的货币，他的需要就可以有条件地得到满足，而无需考虑别人对于自己的选择或需要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4］。这时候的个人，既可以在经济领域中自由地竞争和选择，又可以在精神文化领域中自由地思维和创造，而不必限定于统一的经济活动模式或听令于来自政治领域的刚性指令。因此，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统一，既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又是人的解放的崭新阶段，而决不是如乔翔先生所言：“在市民社会私有财产制度下，人的现实片面性生存遮蔽了本质的全面性，抽象人性的观念形态消融了现实的压迫。市民社会使人变成了‘非人’，人性沦丧为兽性、物性。”［2］
三、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意义
马克思在前人的基础上，特别是扬弃了黑格尔的思想成果，提出了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其要点包括：
第一，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来把握市民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马克思认为，随着阶级利益分化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而产生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终将随着阶级和阶级社会的消失而走向消亡。他指出，在旧的市民社会中，特别是在中世纪的市民社会中，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同一的，这种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5］334。在专制权力成为绝对中心的封建主义社会中，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之中，个人淹没于等级、公会行帮、特权的包围之中。以法国大革命为典型的政治革命，把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消除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从而真正开启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过程。
第二，高度评价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政治意义。马克思首先揭示了政治制度发展的动力：“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5］283如前所述，在中世纪，一切私人领域都具有政治性质，政治广泛地渗入到私人的几乎所有的生活领域，从而也就成为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亚洲的专制制度中，政治国家只是一个人的独断专行，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一样都是专制王权的奴隶，私人和私人生活领域几乎没有任何独立性和自由发展的余地。马克思强调，当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或专制权力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并获得独立存在的时候，代议制民主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
第三，指出了在市民社会诸领域中，“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或经济关系的领域具有基础的决定性意义。马克思认为，在“需要的体系”中，个人的物质利益、物质需要居于首要的地位，其他利益和需要都是以它的满足为前提的。为了满足这种物质利益和需要，人们必须从事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正是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物质交往形式，构成了其他一切历史活动和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6］
由于传统社会历来都过分地张扬政治国家的集中统一和对于整个社会的绝对主宰，所以，中国社会特别缺乏个性原则和相对独立的社会公共领域，也特别需要警惕对于传统政治定势的过分依赖，以免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政治国家过多的干预市民社会的权力，忽视和削弱现代市民社会应当具有的独立性。尽管我国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研究还很不充分，个人和市民社会在实际上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意义对于许多人来说还很陌生，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逐步趋于规范化，必将给越来越多的人们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没有个人的独立发展，没有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我们的政治国家不仅难以得到正常的发展，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而且，它将被一些它本不该干预或管理的众多私人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拖累得疲惫不堪。而这样的结果，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四、现代市民社会建设与人的解放
在人的解放的道路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不仅对人的政治解放作出了特殊的界定，而且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历史趋势也作出了科学的预见，即：不是逐步巩固和拓展政治领域的地盘和威力，而是逐步缩小以至于消灭它的地盘和威力。在马克思看来，所谓政治解放具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确立真正的国家；二是广大的市民获得解放。他指出：“政治解放同时也是人民所排斥的那种国家制度即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5］441。封建专制主义权力的被打倒，本身就是那种直接奴役人的社会的解体。而政治国家被界定为普遍事务，则意味着它从私人领域中的撤离，私人领域由此获得了与公共领域相分离，并且不再受公共领域、特别是不再受国家的非法干预和绝对支配的独立地位。政治解放的另一个积极成果就是“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5］441，“粉碎了束缚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精神的羁绊”［5］442，从而使市民社会获得自由的发展。在这里，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的被摧毁，意味着封建专制主义规范的排除；消灭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则意味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有效排除政治国家所强加于它的限制和约束，并彻底变成了私人事务和特殊利益的领域。因此，在这一领域中，既不以需要（即自然因素）为原则，也不以政治为原则，而是以消费和消费能力为原则（实际上是以金钱为原则），以利己主义为基本精神，并要求摆脱束缚这种原则和精神的种种羁绊。马克思在揭示市民社会的基本性质时中肯地指出：“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彻底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5］345。
马克思在对于阶级、国家和阶级斗争理论所增加的三点“新内容”中明确指出：“（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3）这个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7］明确规定政治所“不能干预”的私人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从而为个人的解放和发展创造越来越宽松的社会氛围。马克思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决不是永恒存在且永远发挥作用的绝对神圣的历史形式，在实质上说来，它不过是通向“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如果人们肯放眼看看马克思所预见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历史趋势，就不难理解，正是人类社会中政治领域地盘的日渐缩小，才是向着“无阶级社会”的真正趋近，个人也才有可能冲破阶级的狭隘局限，向着广义的“自由个性”发展。有了这样的“富有个性的个人”，人的“类存在”才可能具有更加生动和真切的现实内容。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中，深刻地包含着历史过程论思想，即生活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们，总是依据一定的具体条件，不断地从“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下获得解放，而广义的“人的解放”还同时包括“精神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三大形态”的依次更替，每一次都是人的解放的重大步骤，即“物的依赖关系”下的个体独立性的人，是对于“人的依赖关系”下的个人的一次历史性超越；“自由个性”的人，又是对于个体独立性的人的再一次历史性超越。因此，今天根本不存在所谓爬出个体独立性的“低谷”的问题，不是像乔翔先生所说的那样：“人类的当代使命决不仅仅是使人的独立性奠基于‘对物的依赖性’，而是必须使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把‘物’的独立性真正地变成‘人’的独立性即人自身的全面发展。”［2］相反，人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真正达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无论是从生产力水平还是从国民素质来看，都还需要走过一段相当长的道路。有鉴于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是“克服”市民社会的问题，而是认真地建设市民社会的问题。而建设市民社会的真正主体，正是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政治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非塑造与被塑造、培育与被培育、建设与被建设的关系，当然更不是渗透、干预、限定、钳制的关系，而是政治国家如何认可、包容、依托市民社会的问题，是政治国家如何从环境氛围上为市民社会的生成发育提供法制支持和政治保障的问题。
当然，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本身同样是一个历史过程。到了后期，马克思把人的解放从物质生产领域转向精神领域和审美领域，深刻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8］现在看来，人的物质生活的需要、精神生活的需要、自身生产的需要以及生态环境的需要必须同时得到满足，才有可能真正接近人的解放的自由王国。
参考文献：
［1］王南.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165.
［2］乔翔.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J］.唯实，2007（4）：29－3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2.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一)民间借贷是一种古老的信用行为
自古以来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自发、内生的便利融资方式早已存在。在农村存在的因居民建房、结婚、升学等,在亲友之间的“赈酒”现象,其经济本质并非宴请亲友吃喝,而是一种融资,是居民个人缺钱办事而向亲友求援,在长期内是亲友之间的一种集资、借贷行为,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朴实的基于亲戚、朋友相互信任和帮助的民间借贷。
(二)正规投资渠道狭窄是民间借贷兴起的潜在动力
当前,由于城乡居民普遍资金富余,而现有投资渠道狭窄,银行存款利率不高,加上征收利息所得税,公众的利息收入进一步下降。多数具有风险偏好、手头有较多盈余的居民,在市场供需两种力量的推动下,通过发放高利率的民间借贷以谋取较高的利息收益,民间资本的趋利性使他们在一系列条件制约下,只能选择具有一定道德约束和信用基础的民间借贷。
(三)手续简便、期限灵活是民间借贷繁荣的根本原因
民营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资金需求的季节性、风险性使正规金融机构或不能及时满足、或因风险难以控制望而却步,而民间借贷一定程度上正好填补了正规金融的“真空”。一是满足了民间资金需求的季节性特点;二是满足了一些高风险和受限制行业的资金需求。在国家政策限制或银行抵押、担保等问题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民间借贷,这是目前其繁荣的最根本原因。
(四)交易成本低与隐性担保机制完善是民间借贷活跃的外在保障
民间借贷感情投资成份较多,双方在借贷活动中比较注重亲情、个人品质和自身信用,加之借贷成本低,信息较对称,大多数借款都能够及时还本付息,这形成了民间借贷的一种隐性担保机制。
二、民间借贷的主要特点
(一)民间借贷行为具有一定层次性
民间借贷行为一般分三个层次。一是“温和型”:主要用于亲友之间、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互助,一般不收利息,期限长短不一,体现的是一种团结互助关系;二是“理智型”:一般表现为亲戚、朋友合作做生意,却又缺乏时间管理,便以长期借款方式借出资金,收取适当利息,利率等于或稍高于市场,体现一种长期投资关系;三是“冲动型”:一般用于短期回报较高的行业,投机氛围浓厚,风险较高。
(二)民间借贷方式灵活
民间借贷为了缩短资金到位的时间,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多以现金交易为主,交易方式灵活,一般没有抵押物,近年来企业单位通过民间融资手段来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行为逐步正规化,大部分借贷双方订立书面借款协议,且协议内容较为完备。
(三)民间借贷的公开程度逐渐加强
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直接融资规模的逐步扩大,利率管制的逐步放松,市场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渐增强,民间借贷的内外部环境有所改善,社会的接受和认可程度逐渐提高,一些民间借贷融资方式已由原来的隐蔽状态向半公开化甚至是全公开化方向转变。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一)借贷双方存在道德缺失
民间借贷常出现的问题是信用缺失。一是当事人在借款之前就知道自己没有偿还能力;二是当事人没有按照双方在借款时的约定使用借款;三是当事人为了骗取出借人的借款,订立自己无法按期履行归还义务的还款期限。这些人在借款后或以种种理由推托,不主动偿还,或没有偿还能力,根本不打算偿还,使以诚信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市场秩序混乱。
(二)民间借贷多为短期行为,不利于企业自身与地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民间借贷一般只用于弥补短期的资金缺口,资金供给和使用依附于短期的经济关系。在资金需求方,借款人可能只考虑弥补当前资金缺口,对于资金按时还本付息并没有作妥善安排。在资金供应方,贷款人借出资金,没有将借款人的债务偿还能力充分考虑。
(三)监管制度不到位
我国没有关于民间借贷的市场准入法规,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来规定民间借贷的合法参与主体,审批条件,程序及相关法律责任。目前,虽然也有农村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一些特定的金融机构让民间资本得以合法进入,更多的私人钱庄及其他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等仍不能合法进入金融市场。在退出机制上,我国缺乏相应的规范市场退出的规定,没有一个事前的完备的援助、退出、清算程序,这非常不利于民间借贷市场的稳定。
四、发展民间借贷的建议
民间借贷是一种复杂的金融现象,国家关于民间借贷的管理应该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不能简单的用同样的办法应对各种民间借贷行为,应视具体情况来采取办法规范民间借贷市场。
(一)加强规范引导,正确对待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信用补偿形式,有其积极的一方面,应该为民间借贷提供一定的生存空间。建议国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给正常的民间借贷以合法定位,引导其“阳光化”,在条件成熟的地区鼓励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活跃基层经济体直接融资渠道,依法打击限制民间“高利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二)加快立法,完善民间借贷政策法规,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相对银行信贷而言,民间借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自发性,交易方式多样、交易主体广泛,随着经济发展日趋活跃,在整个社会融资领域地位日益突出。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放弃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通过建立与完善相关金融法律制度,来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制度化与法制化,实现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
(三)建立利率定价机制,遏止民间借贷中的“高息”投机行为
民间借贷常被人误认为是“高利贷”,掩盖了其拓展融资渠道、灵活汇集社会闲置资金、活跃市场经济的积极效应。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民间借贷的利息回报要与其承担的资金风险相对等。因此需要通过建立预警机制,民间借贷行为指引,规范民间借贷利率定价,遏止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行为。
对于民间借贷含义的界定，学者们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万江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发生于彼此熟悉的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活动（万江红，2006）。宋磊认为，狭义的民间借贷是以私人之间的借贷为主，同时还包括个人向集体企业和其他资金互助组织的借贷。广义的民间借贷是各种民间金融的总称，泛指不通过官方正式金融机构的一切民间金融活动（宋磊，2005）。
民间借贷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通过充分优化配置民间的闲散资金，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居民，个体工商户，以及微型民营企业的资金短缺困难，填补了正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中小企业大量融资需求的缺口，形成了对官方金融的良好补充和延伸，有效的缓解了民间资金供需之间的矛盾，对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并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开展。
一、农村民间借贷行为特征
（一）民间借贷具有显著的自发性、互、社会性。民间借贷大多数发生在亲戚、邻里、朋友、同事等彼此较熟悉的人之间，以关系借贷、信用借贷为主，因而具有较强的社会性[1]。
（二）民间借贷主要用于微型民营企业、私营业主解决生产性经营短期流动资金不足的困难。农户的借贷目的主要在于加大对农业和非农产业的资金投入，如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等，少数也以消费和投资为目的。近年来，农村民间借贷呈现向商业、工业等领域延伸的趋势，借贷用途和形式逐步多样化，服务对象多样化，涉及到农村居民、个体工商户、微型民营企业等多类主体。
（三）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成本低，借贷双方达成口头或书面协议后，短时间内即可完成借贷程序。借贷期限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较好地满足不同居民和企业的融资需求。
（四）亲朋好友等熟人之间不计或者是少计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4倍的部分属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
（五）民间借贷行为逐步趋于理性化。随着借贷方式的公开化、透明化，借贷手续日益完备，借贷双方大部分采取书面协议的方式，少数采取口头协议、担保方式。在借贷额和期限上，呈现小额、中短期趋势，可见居民的风险防范意识有所提高[2]。
二、民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
民间借贷虽然能够有效的缓解个人和微型企业的资金困难，但其不规范化操作和盲目发展也存在一系列的弊端。缺乏科学有效的金融监管和法律监管，容易出现高利贷、非法集资等不法行为，对金融秩序的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正规金融体系。借贷双方容易产生经济纠纷和债务纠纷，甚至引发刑事案件，部分不法中介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而放高利贷，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比如，拖欠借款，口头协议导致证据缺失，不能对借贷行为形成约束效力等。民间借贷资金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循环，银行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控制，导致吸收存款减少，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这些都对农村金融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三、促进农村民间借贷行为健康、有序发展的对策
农村民间借贷活动的发展壮大，从侧面反映出农村居民、个体工商户、以及微型企业的融资困境，政府应以此为切入点，强化宏观调控职能，从多个角度出发，标本兼治，力争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状况。
（一）加大对民间借贷行为的宣传力度，加强对居民和微型企业的风险警示教育，提高其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同时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宣传部门可以通过电视、广播、宣传标语等大众容易接受的渠道在民间进行宣传，让广大居民对民间借贷行为有更深入的了解，有正确的定位和认识。引导居民和企业在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规范下理性借贷，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自觉抵制高利贷等不法行为，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二）完善立法，尽快出台与实际情况相符的相关法律法规条例，提高民间借贷活动参与者的法律意识。相较于城市法律环境而言，农村金融的法制环境还不够完善，制约了农村金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制定民间借贷法律显得十分必要，应该明确规定借贷程序、方式、利率、大额借款的用途、还款方式、违约处理、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使民间借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法律形式上严格区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民间借贷,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高利贷、经济诈骗、地下钱庄等行为，禁止居民和企业将所得的借款用于走私等非法行为，严格遵循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政策，推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合法化运行，引导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健康发展。
（三）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加快金融服务创新步伐，使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步入健康、有序的运行行列。农村金融机构应提高服务水平，增加信贷种类，拓展服务范围，可增加小额信用贷款，不断满足民间大众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信用合作社应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力军作用，推进体制改革，规范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简化手续，真正方便农户和企业贷款，真正发挥合作金融组织的作用[3]。
（四）增加农村资金供给以满足需求是根本，通过大力发展村镇银行、社区银行、典当行、民意信用担保机构等地方性金融机构[4]，增加融资渠道，解决农户、个体工商户和微型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着眼于三农问题，在控制信贷风险的同时，通过采取国家补贴一定利息的方式，要求农村金融机构增加涉农信贷投放量，拓宽资金来源，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
（五）建立健全监管系统，将民间借贷纳入金融监管的范畴，及时掌握民间借贷的相关动态信息，包括借贷利率、用途、额度、期限、还贷等各个方面，实施科学有效的风险控制，加强监督和管理。此外，政府应努力打造农村社会良好的信用环境，建立微型民营企业信用评级制度，对居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其在诚信、守法的原则下参与民间借贷活动。坚持以诚实守信为荣，以遵纪守法为荣，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推动民间借贷活动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秦浩然.对民间借贷的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1).
一、民间借贷概念及其特点
何为民间借贷？根据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即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一方将金钱出借给另一方，另一方到期返还本金并支付利息的民事行为。
民间借贷的特点有：第一，借款用途自由。基于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则，民间借贷的用途由借款人和出借人自行约定，也可以不约定而由借款人自行决定用途。第二，借款期限自由。民间借贷期限长短完全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短则数天，长则数年，甚至不约定期限也是可以的。第三，借款数额自由。民间借贷的数额完全由当事人双方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实际需要来确定。第四，利息相对自由。所谓的“相对自由”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年利率不得超过24%。年利率超过24%不超过36%的部分为自然债权债务，债务人可以不履行。一旦借款人履行了，就不能找出借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约定的利息无效。第五，还款方式自由。民间借贷的还款方式，法律和政策不予干涉，完全由双方当事人约定。
二、典型争议焦点及其解决途径
（一）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
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主要指民间借贷合同的是否成立并生效。
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的几种情况是：1、借款人向出借人提出借款要求，出借人答应借款，并及时提供借款，该民间借贷合同即时成立并生效；2、借款人与出借人就借款事项已经协商一致，出借人口头答应后过一段时间才提供借款的，因出借人口头答应也是一种承诺，所以民间借贷合同自出借人口头答应之日起成立，但未生效；3、借款人与出借人已经订立民间借贷合同，但未提供借款，该合同成立；4、借款人出具借据、借条等交给出借人，出借人答应借款并收受借据、借条、但未提供借款的，该合同自出借人收受借据之日起成立，但未生效；5、出借人与借款人订立的附条件提供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此类合同自订立之日起成立。
民间借贷合同生效的条件有：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民间借贷合意必须出自于借贷双方内心的真实意思，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损害对方利益的情况。一旦发现借款人借款意思表示不真实，出借人就应该停止提供借款，使民间借贷合同不能生效；如果已经提供借款，可以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或者请求撤销；3、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这里的法律是指广义的法律，凡是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民间借贷行为，都不能产生法律效力。4、民间借贷合同的特定生效条件，规定在合同法第210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出借人与借款人就借贷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后，出借人一旦将款项交给借款人，民间借贷合同就即时生效，但未实际提供借款的，民间借贷合同即时成立也不生效。如果是口头借贷合同，虽未订立书面合同，已经实际交付借款的，借贷合同也能生效。
（二）企业间借贷问题
企业之间借贷一直处于尴尬的灰色地带。这也使得人民法院对企业间借贷案件的审判到底采用保守的还是突破的司法理念左右为难。《民间借贷规定》首次确认企业间的借贷效力。该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维护企业自主经营，有利于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有序运行，促进国家经济稳健发展，而且有利于统一裁判标准，规范民事审判尺度。当然，允许企业之间融资，绝非意味着可以对企业之间的借贷完全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解禁并非完全放开，正常的企业间借贷一般是为解决资金困难或生产急需偶然为之，但不能以此为常态、常业。
（三）借贷利率的规制
新的《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可见，民间借贷的年利率未超过24%的，法律予以保护；年利率超过24%未超过36%的，为自然之债，虽为法律所认可，却不受强制执行力保护。如果约定的年利率超过36%，超过的部分约定无效，将会被视为高利贷。
（四）担保方式问题
根据《担保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担保方式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五种。其中，留置不适用于民间借贷债权担保，因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留置对象是动产，但民间借贷合同的标的物只是金钱货币而不是动产，因而不可能出现可以留置动产的情形。即使留置金钱货币作为担保，这样做完全违背民间借贷的目的，所以民间借贷担保债权不可能适用留置担保。定金也不适用于民间借贷担保债权。借款人借款本身就是为了取得金钱使用，出借人如果要求借款人支付定金担保，就等于少支付民间借贷合同约定数额的借款，这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目的。因此，民间借贷适用的担保方式只有保证、抵押、质押三种。
（五）借条与欠条
借条是借贷双方在设立权利义务关系时，由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的债权凭证。欠条是由于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履行债务时，因其自身原因不能按时偿还而向债权人出具的债权凭证。但是能够证明欠条是借贷合同的，也应当认定为借贷关系。借条与欠条的主要区别如下：
第一，借条证明借款关系，欠条证明欠款关系。借款肯定是欠款，但欠款则不一定是借款。
第二，借条形成的原因是特定的借款事实。欠条形成的原因很多，可以基于多种事实而产生，如因买卖产生的欠款，因劳务产生的欠款，因企业承包产生的欠款，因损害赔偿产生的欠款等等。
第三，人民法院进行合法性审查时适用的法律不同。借条适用《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的规定，在钱款借贷中，基于“驴打滚”、“利滚利”等高利贷行为形成的借条产生无效民事行为，不能成为权利主体主张权利的凭证。而欠条主要发生在买卖、赊销等交易活动过程中，欠条载明的权利能否受法律保护，关键是看交易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违背国家禁止性规定从事的交易行为无效。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郭广川：《关于当前民间借贷的状况和对策研究》，《金融视线》，2015年7月版，第73页.
[2] 刘鑫鑫：《我国民间融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法制与社会》，2015年8月（上）.
(一)以抽样监测为重点。民间借贷又称“民间金融”,其广泛存在于社会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形式日益多样,已由纯粹的个人形式借贷发展到通过诸如典当行、寄卖行、投资公司、互助组织等中介机构进行借贷。但由于民间借贷活动分散隐蔽,难以全面监控,因此,我们采取抽样方式,要求各市州根据当地实际,在辖内各县确定一定数量的样本进行监测。同时,考虑到民间借贷资金贷出方,尤其是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数据难收集等问题,我们从借入方入手,选取发生借贷行为的个人和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作为定期监测样本点,以此推断贷出方有关情况。目前,全省542个样本点资金来源中,从个人借入的占21.2%;从企业借入的占75.9%;从中介机构借入的占2.9%。
(二)样本对象有代表性。各市州立足当地实情,积极选取有代表性的样本。一是地区分布上,基本位于经济较发达、中小企业众多、民间借贷相对活跃的县市;二是行业分布上,涉及建筑、批发零售、采矿、养殖等多个行业,反映了地方经济特色;三是比例上,根据当地民间借贷特点、规模、对地方经济金融影响程度等确定机构和个人的抽样比例;四是管理上,实行动态管理,发生重大变化随时对样本进行调整。经统计,全省542个监测样本点(个人样本点353个、企业样本点189个)分布在全省14个市州44个县(市、区)。个人样本点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占20%,从事制造业的占20%,个体工商户占34%,从事其他行业的占26%;企业样本点中,农业企业占8%,制造、建筑、采掘、冶炼企业占64%,房地产企业占18%,其他占10%。
(三)样本获取方式多样。获取真实、有效的监测样本点是进行民间借贷监测的关键。目前,湖南省辖内人民银行系统已探索形成多种有效的民间借贷监测样本来源方式:一是依托人民银行现有的利率监测平台,利用征信系统“贷款卡年审”和“中小企业档案数据更新”时机,与相关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监测关系;二是借助农村信用社网点集中在农村、对地方了解较深的优势,委托农村信用社选取样本点;三是利用城调队、农调队选点监测上的专业性,与城调队、农调队合作进行民间借贷的选点;四是多方选取混合模式,即以上二种或三种方式的结合。
(四)样本监测内容丰富。由于我们监测的目的是了解民间借贷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而非非法集资行为,因此,我们设计的监测指标比较全面,监测内容更加丰富,具体包括民间借贷利息支付方式(按季、按年、到期一次支付);借贷期限(3个月、3-6个月、6-12个月、一年以上);借贷方式(信用、抵押、质押、担保);操作形式(合同、借据、口头协议);借贷用途(生成、消费、投资)及利率等,以全面反映民间借贷现状。监测数据由样本企业和样本个人按季填报,由各市州按季进行汇总,每半年形成分析报告。
两年多来,各市州加强对辖内民间借贷发展情况的跟踪监测,对于监测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加大反映力度,及时向相关部门提示风险。如2007年我们组织对全省民间借贷中介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专题向省委、省政府做了报告,省委副书记梅克保做了重要批示;2008年撰写的《湖南省民间借贷的现状、问题及建议》在省政府相关刊物上刊发。
二、湖南省民间借贷新动向
截至2010年6月末,全省542个民间借贷监测样本点借贷余额34165万元,其中企业样本点26372万元,个人样本点7793万元。从样本点监测情况来看,湖南省民间借贷呈现以下特点:
(一)借贷活跃度逐步回升,借贷利率呈上扬趋势。上半年,银行信贷与上年度相比有所收紧,民间借贷呈回升趋势。6月末,样本点民间借贷比上季增加2258万元,比年初增加1545万元。上半年,全省监测样本点累计发生民间借贷10899万元,同比增加18.4%。其中,企业样本点累计发生民间借贷7078万元,同比增加10.6%;个人样本点累计发生民间借贷3821万元,同比增加36.3%(图1)。
随着民间借贷活跃度的回升,民间借贷利率呈上升趋势。上半年,全省监测样本点加权平均月利率为1.77%,其中企业和个人样本点加权平均月利率分别为1.79%和1.75%,比上季分别提高0.06个、0.04个百分点(图2)。
(二)借贷资金用途相对集中,以生产经营性为主。以往,民间借贷主要用于解决子女教育、看病和建房等临时性资金短期。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家庭消费一般不再缺资金,目前民间借贷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和投资发展特色经济,如石场、砖厂、养殖场等,用途更加集中。6月末,样本点用于生产经营用途的资金在民间借入资金余额中占比为84.9%,比年初提高0.72个百分点;用于投资用途的资金占民间借入资金余额的12.9%,比年初下降0.31个百分点(图3)。
(三)民间借贷期限灵活,短期化表现明显。民间借贷借款期限比正规金融贷款期限灵活,借贷双方可以随意约定到期日,到期还可以协商展期。从监测情况看,目前,民间借贷仍以短期资金借贷为主。6月末,借贷期限在一年以内的民间借入资金余额25077万元,占全部民间借入资金的73.4%,比年初上升1.67个百分点(表1)。
(四)民间借贷门槛较低,借贷方式以借据为主。民间借贷门槛较低,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的抵押、质押、担保借贷方式,民间借贷更偏好于信用借贷,签订借据是民间借贷最主要的操作形式。6月末,采取信用放款的民间借贷余额占全部民间借贷余额的90.02%,分别比上年同期和年初上升4.81和5.6个百分点;以借据为操作形式的民间借贷余额占全部样本点民间借贷余额的85.23%,比上年同期上升2.51个百分点,比年初下降1.93个百分点(表2)。
(五)民间借贷违约率偏高,但整体呈下降态势。从样本点监测数据来看,民间借贷违约率较高,基本在10%左右,但长期来看,违约率呈下降趋势。6月末,监测样本点民间借入资金中,逾期资金余额为3362万元,占全部样本点民间借入资金余额的9.84%,分别比去年同期和年初下降3.27和0.04个百分点,整体违约率持续下降(表3)。分市州看,湘西州、长沙、郴州、张家界、常德5市逾期率依然维持较高水平,其中湘西州民间借贷违约率高达40.08%,在全省民间借贷逾期资金余额中占比为20.07%。
(六)民间借贷资金贷出方呈职业化趋势,中介性质的民间借贷行为增多。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扩大,个人与个人或企业与企业一对一的借贷模式逐渐难以满足大规模资金需求,专门从事资金借贷的机构开始出现。调查显示,各地的典当行、投资公司等逐步发展成为民间借贷的中介机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专门的民间借贷经纪人。如湖南华容县金鼎担保投资公司年均放款规模约5000万元,主要服务于纺织、棉花加工、养殖、蔬菜加工等企业用于收储、产能扩张等短期资金周转。
三、政策建议
(一)加强民间借贷监测与预警,适时掌控风险。一是在现有民间借贷监测制度的基础上,加强监测样本点信息采集力度,最大限度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可得性,及时掌握民间融资的规模、期限、利率和融资方向等基本情况。二是对民间借贷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新问题、新情况,特别是违约率、借贷利率等与风险密切相关的指标予以高度关注,及时掌握民间借贷发展趋势与变化。三是加强动态监测和重点监测,准确把握风险点,及早采取措施,防止民间借贷风险扩散。
(二)高度关注违法违规行为,严防民间借贷非法化。一是政府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法律法规,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引导民间融资公开登记并规范其合规经营,从而充分发挥民间融资对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二是充分利用人民银行“人民币大额交易数据报告系统”和“金融机构反洗钱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对可疑账户进行重点监测,对监测过程中发现的不规范融资行为及时报告、及时处理;三是政府、银监、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要加强信息沟通,形成合力,有效打击和处置民间借贷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我们选取120家中小企业和291位农户作为样本,对湖南省14个市州(其中长沙市选取辖内浏阳市为样本)县域农村地区2006年至2009年上半年的民间借贷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其呈以下特点。
(一)民间借贷规模逐步扩大。从调查情况看,样本点民间借贷余额从2006年末的17315万元的增长到2009年6月末的33331万元,折合年均增长率约28.72%;借贷频率从2006年的1592笔增长到2008年的2026笔,年均增长约12.81%,且单笔借贷规模有逐步增大的趋势。
(二)资金用途以生产性资金为主。2008年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512.5元,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家庭消费一般不缺资金,民间借贷资金主要投向生产经营领域,如农村石场、砖厂、养殖场等,据调查,2009年6月末样本点民间借贷的资金用途为:生产经营资金占84.41%,家用消费资金占0.99%,投资占13.50%,其他用途占1.10%。
(三)民间借贷期限灵活。民间借贷的期限比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期限更灵活,借贷双方可以协商确定到某一天还款,不必以月或半年度为贷款期限,如果到期还可以协商展期。农村资金主要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借贷期限一般在一年以下,占全部借贷总额的83.62%,其中6-12个月的占全部借贷金额的比例为31.7%。
(四)民间借贷门槛较低,借贷方式以借据为主。民间借贷门槛较低,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的抵押、质押、担保借贷方式,民间借贷更偏好于信用借贷,如2009年6月末样本点民间借贷中采用信用方式就高达82.08%,其次才是抵押、质押、担保借贷方式,占比17.55%。借贷形式主要是以借据为主:企业采用合同文本形式的占10.06%,借据形式占81.83%,口头协议占0.91%,其他形式占7.2%;而个人采用合同文本形式的占4.95%,借据形式占88.03%,口头协议占4.83%,其他形式占2.19%。
(五)民间借贷利率较高,以到期一次支付为主要付息方式。农村民间借贷利率与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基本持平,从样本点情况看,企业借贷年利率最高17.5%,一般在0-12%之间;农户借贷年利率最高20%,一般在0-15%之间。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尤其是在种植业和畜牧业等行业中,所获利润必须要等到农作物丰收或牲畜成年后才能收回,生产过程中几乎全是资金投入,因而民间借贷利息支付方式主要是到期一次支付。从样本点的情况看,采用到期一次支付方式的占48.83%,按季、按年付息方式分别占32.47%、13.58%。
(六)中介性质的民间借贷行为逐步增多。调查显示,各地的典当行、担保公司等逐步发展成为民间借贷的中介机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专门的民间借贷经纪人。民间借贷中介的经营模式比正规金融机构灵活,并推动民间借贷发生了“四大转变”,即由零散向规模型转变,由高息向低息型转变,由口头向契约型转变,由单一向多样化转变。
二、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的比较分析
(一)民间借贷相对于正规金融的制度优势
从样本点民间借贷的发展特点可以看出,民间借贷相比正规金融具有一定的制度优势,更容易满足农村资金需求。
1.信息对称优势。民间融资是一种基于血缘、地缘、人缘而发生的直接融资方式,借贷双方较固定和熟悉。贷款人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基础,综合地、深入地对所借款项的去向、投资项目的风险大小、投资项目的发展前景和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解。正规金融由于信息不完全或监督成本太高,倾向于“信贷配给”,有选择的提供金融服务(经常有业务往来的客户或大客户),而农业由于不同于工业的特点,一般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没有稳定的业务关系,导致乡村企业、农户等经济主体排除在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之外。
2.交易成本优势。在农村,大部分农户和乡村企业的贷款需求规模较小,较高的交易成本使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涉足这种农村小额信贷。而民间借贷融资前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融资后的跟踪管理成本很低,甚至可以忽略。在民间借贷中,一般不需要对融资方的“公关”而支付寻租成本。农村民间借贷所具有信息对称优势,降低了调查、审核、贷后管理等交易成本。
3.经营成本优势。农村民间金融一般无正式的办公场所和办公人员,即使是中介机构,其组织机构也很简单,几乎没有管理成本或管理成本很低。没有组织机构就没有固定资产要求,也无需注册登记费用,进一步降低了经营成本。经营成本的低廉使降低农户的借贷成本成为可能,与农业生产利润低的特点相适应,成为农户融资的理想来源。
4.风险控制优势。发展初期的农户和乡村企业主要依赖民间借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股权资本投入,经理人员在对项目的选择上很谨慎,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明显降低。据常德市、衡阳市调查反映,目前该市借入资金的逾期率分别为7.91%、4.34%,均低于当地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逾期率。实践证明,真正由民间借贷主体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往往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和较高的投资经营效率,对于经济主体违约所造成的信用风险,能够依靠熟人社区约束机制对其进行全面借贷冻结,反而可以成为金融稳定的积极因素。而正规金融的借款人往往缺乏有效的道德和声誉约束机制,造成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惜贷”现象。
(二)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于正规金融
在我国,尚无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予以规范,使得民间借贷活动长期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影响了金融宏观调控的效果和借贷双方的权益的保护:一是民间借贷未纳入国家统计范围,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果。调查显示,民间借贷多属“地下”运行,存在着较大的盲目性和逐利性,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引导手段的情况下,民间借贷资金有可能流入小水泥、小纺织、小矿山等受限制行业,从而削弱宏观政策的调控效应。二是民间借贷操作方式不规范,容易引起债务纠纷。来自法院的调查显示,当前民间融资规范程度依然不够,如部分约定利率水平偏高,出现了超过贷款基准利率4倍以上的高利贷行为;违约金约定不规范,部分企业借贷在合约中没有明确违约金或违约金比例过高,易导致法律纠纷,而法院方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也缺乏明确的指导意见,对非法融资活动的打击也往往只能以事后结果下结论,缺乏最关键的事前预防。
三、农村金融服务创新的制度安排
对比民间借贷和正规金融机构的优势和劣势可以看出,解决农村金融抑制问题,既要吸取民间借贷的优点,更要在此基础上加以规范,找准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的最佳结合点,因此,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势在必行。
1.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合理规范民间借贷资金。政府应尽快出台扶持措施,建立风险担保基金,引导各类投资者设立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农村小额贷款公司,鼓励境内外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专营贷款业务的贷款公司。引导民间借贷资金向此类正规金融机构集中,使民间借贷在继续发挥融资作用的同时,逐步向有良好监督管理的新型正规金融机构过渡,解决民间资金难以解决的长期、低息贷款问题。
2.探索农地金融制度,拓宽农民投融资渠道。农地金融是以农地作为信用保证(抵押)而获得的资金融通,农户可用土地使用权证书交存农村信用社作为抵押而获得贷款,农村信用社等机构将全部申请贷款农户的土地债券化,将债券卖给有剩余资金的农户从而筹集资金。农地金融方便了农地进入土地流转市场,若农户贷款到期无法偿还,信用社可将抵押的土地通过农地市场进行拍卖,也可自己经营。国外的经验表明,土地债券是农村金融真正建立的重要标志。建立我国农地金融制度,既要发挥市场流通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政策支持和经济援助等作用,从而扩大民间资金投资渠道,缓解农户融资难题。
3.创新抵押担保机制,提高农村资金使用效率。一是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成立农业信用基金协会。由农民、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政府共同出资组成农业信用基金协会,基金协会接受借款者的债务保证申请,对融资机构出具债务担保,融资机构据此发放贷款。二是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权、农村房屋抵押贷款试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附在上面的建筑物、林权属于用益物权,完全具有抵押物的特征,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推进,应逐步允许其可以充作抵押品。三是将大牲畜用作抵押。牛、马、骡、猪等大牲畜是民间借贷中常用的抵押品,应完善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机制,将大牲畜列入抵押品范围。四是积极推广应收账款、订单、质押仓单、渔权等权利质押贷款品种,增加农村中小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有效抵押物。
四、农村金融服务创新的配套设施
(一)建立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分担机制。一是建立农业贷款风险分担机制。各级政府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因自然风险和政策性风险等原因形成的农业贷款损失给予适当补偿,加大对涉农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处置、核销和剥离的支持力度。二是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政策性保险发展模式,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稳步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和保障程度。要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担机制,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对因重大自然灾害形成的大额赔付,由风险基金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逐步形成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 (二)强化地方政府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当前我国仅
有中央一个金融监管系统,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增多的趋势下,难以真正实现监管目标。因此,要建立以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为主导、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村金融监管新体系。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强对农村中小法人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风险管理和运行规则的监管,引导农村中小法人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行业,加强防范各种金融风险。
(三)建立健全农村民间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一是健全和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依据,尽快出台《民间借贷条例》和民间借贷市场的指引性文件,打击和防范各种高利贷行为。二是出台《放债人管理条例》、《社会集资管理办法》等,规范民间非正式金融的经营行为。建立民间非正式金融行业协会,加强民间非正式金融的自律。三是加强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测。要明确民间借贷监管部门,完善监测网络建设,建立民间融资信息监测统计网络,为宏观金融管理服务。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超级秘书网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045-02
民间借贷是指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在金融体系中没有受到国家信用控制和监管当局监管的金融交易活动，包括非正规的金融中介和非正规的金融市场。
一、民间借贷的特点及现状
（一）相较正规金融而言，民间借贷具有如下特点
1.参与广泛，地域性强。随着民间借贷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拓，民间借贷主体也从原先的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其主体不再局限在私人之间，而是包含了各个行业的各个层次的人员，这也就使得民间借贷的关系链条复杂庞大，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作为民间借贷基础的民间资本，其充盈程度直接影响了民间借贷的活跃程度，因此地方经济的发达程度及区域金融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当地民间借贷市场的活跃度，这种地域性的特点在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一的情况下尤为明显。
2.资金来源复杂。在传统民间借贷市场中，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城乡的储蓄，生产经营过程的积累，向银行借入或者向亲友借入的资金，该类资金以自有资金为绝对比例。但随着民间借贷市场高利润的投资回报诱惑，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变得越来越复杂，单纯的自有资金己不能满足投资所需，因此向企业借款、银行贷款、非法集资，挪用公款等形式的不正当手段被应用到资金筹集中，从而导致了民间借贷市场中资金来源关系复杂，资金链条脆弱。
3.交易手续便利灵活。民间借贷关系一般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商缘关系等社会网络为基础的信息平台上，双方都有一定的了解，在现实中，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往往更愿意将资金出借给亲戚、业务往来的伙伴等熟人，这样建立的关系受到了道德和合同的双重约束。因此民间借贷的审查程序和手续通常不复杂，完成迅速。
4.自发性、盲目性和趋利性。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在利益趋导下形成的资金流动和投资市场。其产生和资金的来源、投向决定了民间借贷的自发性、盲目性和趋利性。民间借贷自发形成的特性决定了其缺乏法律规制及相应部门监管；而资金流向中的投机心理和盲目心理使得民间大量的资本不能有效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市场，反而流向于各种利益回报丰厚的热门投机产业，如房产、股票，而这样的投资往往伴随着高风险，稍有不慎，投资者将遭受巨大损失。2012年的金融市场的危机即是因为民间借贷资本中的投机市场崩坏，造成资金链条断裂，从而给整个经济市场造成了威胁。
（二）民间借贷市场现状
民间借贷市场的资本流向、投资方向和投机心理促成的民间借贷资金链条复杂而脆弱，其关联产业的动荡直接造成民间借贷资金链条的紧或松。2012年，在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钢铁市场不景气。银监会己多次通知提示风险，导致各银行对钢贸企业的信贷不断收紧，中小钢贸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日益突出。许多钢贸企业因资金链断裂，经营者之间的民间借贷不断增多。
更具典型性的如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民间资本总量超过6000亿元，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根据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报告显示温州市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如此规模的民间融资规模，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和银行政策的调整下，许多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陷入困境，企业破产，老板跑路屡见不鲜。在此情形下，出借人上门要求归还借款，进而导致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资本市场崩溃。
二、民间借贷案件办理难点分析
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办理中发现，民间借贷的主体存在很大的争议，主要表现为借贷关系中以个人借款为表象，而行企业相互拆借之实。由于法律规定集体性的单位是不能相互借贷的，而许多企业便通过“委托贷款、融资租赁”等方式变相进行借贷；更甚者，中小民营企业的负责任以个人名义对外进行借贷，所借款项又用于其企业发展所需。这种形式的借贷已经脱离了民间借贷产生之实现民间资本最大利用和缓解民间中小企业在难以获取正规途径贷款时的资金困难之目的。而现今这种变相的企业之间借贷，资金数额巨大，动辄上千万，再加上企业之间联保，一旦某一企业资金链断裂，势必造成整个担保企业之间的经营困难。而有些合法企业更是违规经营，如小贷公司违反规定，对同一借款人发放巨额贷款，甚至跨区域经营，这种经营模式在贷款人资信不良贷款难以收回的情形下，势必造成企业经营风险。更甚者，某些担保企业还兼营变相的集资融资活动，将担保金集中后，转由其员工或其近亲属向外发放借款。如此形成的借贷法律关系复杂，资金链条繁琐不清，一旦发生纠纷，借款合同的效力和合同相对人的认定都将变得模糊不清。这种模式下的民间借贷市场给市场经济埋下了很大的隐患，也给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在实务办理过程中，民间借贷还在在事实查明难的问题。根据民法的举证原则，民间借贷纠纷举证责任配是：出借人需对双方之间借贷关系存在的事实和借款已经提供给借款人的事实进行举证，借款人需对借贷关系不存在、无效或其已经履行还款义务的事实进行举证。但由于民间借贷的自由性和随意性，民间借贷合同大多采用口头协议、借条、便条等不规范方式运作，对借款的期限、利率、归还方式等要素规定不明确，有的甚至只有出借人单方面记帐而己，因此在诉讼中双方都很难举证。而且在庭审时，被告不到庭，对于原告主张的先进给付的借款是否属实、收款企业是否将欠款交付被告、借款中是否预扣利息以及担保人的签字、盖章是否属实等事实难以查明。此外，不少钢贸企业经营者系亲友关系，对于原告主张巨额借款全部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且被告自认的案件，法院难以查明双方是否存在“手拉手”诉讼的嫌疑。
三、民间借贷案件难点的对策思考
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除了司法实践中造成的实务性困难，主要的争议焦点就在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认定上存在争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放贷人资格 法律对放贷人的资格并没有做出明文限制。但有学者认为，民间借贷的放贷人一方只能是自然人，非金融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能作借款人，依法不能作为放贷人。然根据我国法律并没有将放贷人严格限制为自然人，只要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即有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条中如下规定：公民和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的借贷纠纷，应当作为借贷案件受理。且《合同法》第196条对“借款合同”的定义中也未对贷款人作出限制；另企业作为借贷主体与金融借贷业务不同，其并不具有经营性，而是偶发的，临时性的，因此不应该纳入金融业务的范畴。
对于我国法律之中对贷款人及放款人规定不清问题，在立法上，可参考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和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代拟稿）》，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通过确定注册资金的方式限定主体范围。放贷人作为经营货币的资金密集型行业，其并不具备吸收款项的功能，因此其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普通公司。《意见》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我国的市场制度亦还不完善，自然人作为放贷主体通过申请注册的手续可以适当减低该行业风险。在另一方面，也应该考虑起退出机制及破产制度，缺乏制度保障的自然人放贷主体将无法切实承担无限责任。其二，通过申请人资格审查方式设定主体范围。这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民间放贷行为极容易成为犯罪手段，如洗钱、放高利贷等，因此必须对进入民间借贷市场的主体进行严格审查，以保证民间借贷市场的有序、安全运行。
（二）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认定
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对放贷人规定清晰后，另一个需要认定的问题就是企业之间借贷效力问题。对企业之间的借贷效力，无论在理论观点上还是在审判实践中，一般都认定为无效。究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律规定之不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均作出规定，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然根据2006年1月1日实行的新《公司法》第149条规定之反面解释，董事、高管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并且不违反公司章程，以公司名义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该出借资金行为应属于合法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