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2 09:27:08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跨国投资的方式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企业跨国投资已经很普遍，我国的矿业企业更是如此。跨国投资可以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也蕴含了巨大的风险，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和规避这些风险，有可能使企业蒙受巨大的损失。目前，我国矿业企业对跨国投资风险的监控和防范能力不强，却又投资频繁，面临着特殊的投资风险。对于我国具有跨国投资背景的矿业企业来说，进行良好的风险防范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中国矿业企业跨国项目投资风险特征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逐步开展，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应运而生。基于中国矿业企业的行业特征，对在境外拥有投资项目的矿业企业，投资风险具有以下特点。
1、非系统风险的可控性。跨国投资风险是潜在的，不一定转化为现实的风险，而且如果其从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风险也需要时间和条件。人们可以通过努力防范或化解这类风险。
2、行业固有的收益脆弱性。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受到行业特征影响，诸多因素会影响矿业企业的投资收益。例如矿产价格的波动性强，矿业投资规模大，成本高，投资期间长，投资的经济效果受市场价格变动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大等等。
3、社会经济环境的震荡性。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属于资本外延式扩张，其直接后果是中国矿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人员的急剧膨胀。规模扩大造成管理层次增多、管理幅度加大、决策机制不灵活，并有可能形成垄断，从而导致中国矿业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下降，尤其是缺乏互补性的投机性并购，往往导致股价轮番上涨，形成价值泡沫，造成社会虚假繁荣，而没有一定的实际效益作支撑的泡沫经济迟早要随着大规模的经济调整而破灭。因此，中国矿业企业跨国并购后规模的扩大是以企业的运行效率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作保证的，没有一定的运行效率和市场规模作保证的跨国并购规模不但造成规模不经济，而且还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资源浪费和社会震荡。
二、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源及传导机理
1、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源。对于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风险源，可以从外部环境与内部系统两个方向进行解析。外部环境风险源又可划分为跨国投资风险源和矿业项目开发风险源。内部系统风险源对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而言主要包括财务风险源和管理风险源。
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与其他工业项目既有共性，更有其特性。根据这“二性”可以将其诸风险来源归纳为以下七大方面（如图1所示）。
（1）政治风险源P。主要来自政局稳定性的影响，政府对项目干预的影响，法规政策的影响，财税制度的影响等。
（2）经济风险源E。主要来自利率的影响、外汇汇率的影响，矿产品价格和有效需求量的影响，通货膨胀的影响等。
（3）社会风险源S。主要来自社会文化风俗的影响等。
（4）自然风险源N。主要来自地质资源量的影响，矿石品质的影响，不可抗力和环境保护的影响等。
（5）技术风险源T。主要来自矿产勘查技术的影响，开发技术影响和外部建设条件的影响等。
（6）财务风险源F。主要来自筹融资的影响，资金回收周期的影响等。
（7）管理风险源M。主要来自人力资源的影响，组织结构的影响等。
2、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传导机理。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风险流从风险源释放后，会依附于风险载体，沿着特定的渠道和途径开始在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各流程、功能节点流动和传导，我们把风险流流动、传导所经的路线和途径称为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的传导路径。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风险源存在于矿业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系统之中，为跨国投资项目风险提供了滋生的温床。随着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过程中外部环境和内部系统的不断变化，蕴含在风险源中处于静态的风险流开始发生变化，一旦为风险事件所触发，风险流的积累和变化速度将突破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风险承受限度，即冲破风险爆发的临界值，形成对矿业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真正影响。爆发释放后的风险流会依附于物质、资金、信息等各种风险载体在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内部开始动态流动和传导，它会沿着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的各种业务流程链、利益链和价值链等传导路径流动、传导到各业务流程和功能节点并与节点相结合，发生风险性质的变化，形成不同属性的风险流。若把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传导视为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的话，风险流与不同功能节点相结合所形成的各种属性的风险集便是构成这一系统的各风险子系统。在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传导过程中，各风险子系统之间会因各自系统的存在状态、对应功能节点间的关联度以及风险性质间匹配度的不同而发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进而引起传导过程中风险“流量”和“性质”的变化，最终导致风险损失，给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带来重大的损失和影响。
三、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识别方法
对于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识别方法和工具主要有以下两种。
1、基于PEST的宏观风险因素分析。PEST分析是对影响企业与行业的主要外部因素进行分析。对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对比分析是为了把握有利机会、规避风险，提升企业的快速应变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企业的创新变革。该分析方法主要包含四个方面，即政治和法律环境（主要通过政治、制度、法律三个层面分析）、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技术环境。
2、基于SWOT的风险分析法。SWOT分析法的基准点是对企业内部环境优劣的分析。在了解企业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判明企业外部的机会和威胁，然后对环境作出准确地判断，继而制定企业发展的战略和策略。
SWOT模型的分析矩阵及步骤：将外界的条件和约束同组织自身的优缺点结合起来，随环境变化作动态系统分析，识别项目或企业所处的位置及存在的风险，并把分析的结果填入模型分析矩阵。
四、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防范资料库的建立
虽然每一种风险对投资项目都有影响，但就风险而言，有些是企业可以采取措施控制的，而有些是企业难以预测的，有较大的风险防范难度。在确定风险防范方法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影响投资项目的各种风险都要有具体的分析与认识，科学评价各风险的可防范程度。就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而言，可以建立如表2所示的项目风险资料库。
五、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防范路径
1、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防范一般路径。矿业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时建立跨国投资风险防范体系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对国内政策、经济环境以及国外市场、法律和政治等环境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才能使工作逐步完善。
（1）寻求政府支持策略。跨国投资项目风险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要取得好的防范效果，需要母国政府的支持。母国政府应该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区域性组织的多边投资保护协定，将跨国投资保护工作纳入国际保护体系。目前，中国已与106个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的发生概率要远小于发展中国家。
同时，矿业企业还应充分利用国际上现行的有关跨国投资风险的投资保护保证体系，包括资本输出国跨国投资保证制度、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有关投资保证的双边协定以及国际多边投资保证制度。对于矿业企业投资项目，投资者要争取获得东道国政府的投资总额无条件担保，如果后续政府改变承诺的话，项目投资者就有权在外国法庭对东道政府与第三方的任何商业交易采取保障行动，从而保证企业跨国投资的权益，降低损失。
（2）企业自身采取风险防范策略。跨国投资项目风险大致可以归类为三种，一是政治风险，二是外汇风险，三是项目经营管理风险。如图3所示。
矿业企业政治风险防范主要包括：加强政治风险的评价与预测，签订投资谈判协议、保证企业的利益，风险分散策略，控制策略，投保策略，补救策略。
矿业企业外汇风险防范是指投资企业通过对汇率变动情况的预测，对外汇管理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适当措施，以达到避免损失增加收益的目的。外汇风险防范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风险报告策略，经营多元化策略，净额结算策略，货币保险策略，妥善利用外汇风险策略。
矿业企业项目经营管理风险防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项目准备阶段。主要包括：做好东道国的社会环境评估，传播良好的企业形象，做好矿业市场的风险预测，分析我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加强员工跨文化培训。
第二，项目建设阶段。主要包括：实行当地化经营策略，制定合理的融资策略，建立风险预警系统。
第三，项目投资风险爆发阶段。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最终发生时，企业要积极采取风险缓解策略，尽可能地降低和弥补损失。要充分了解我国和东道国对跨国投资的矿业企业保护的法律法规，争取和利用双边、多边投资保护协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等措施保护投资企业自身的利益，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
2、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风险防范关键路径。本文认为针对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企业可以根据风险资料库来确定风险防范关键路径，分别为：法律风险P3、社会风险S1、融资风险F2、汇率风险E3、技术风险T1、管理风险（M1、M2、M3）。
（1）法律风险防范。矿业企业要进行跨国投资项目，必须要了解相关的法律。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项目的规划时，应该列出法律方面的支出预算。在投资的过程中，除了按我国的有关法规办事外，还应该考虑到跨国企业的建立应符合所在国的法律规定，以保证企业的权益能得到所在国法律的保护。
（2）社会风险防范。社会风险的防范主要是社会风俗习惯风险的防范，它主要反映在管理文化和风俗习惯差异上。矿业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之前，要对东道国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进行全面详细地了解，认清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究竟存在哪些差异以及这些差异的主要表现，同时分析这些差异对投资项目的影响。在项目开始之前，需要对所有项目参与人员进行跨文化培训。
（3）融资风险防范。融资风险的防范需要企业财务人员事先做好财务预测与计划。根据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以及短期经营活动，预测出对资金的需求。同时，要认真分析、评价融资的各种因素，制定合理的融资战略，选择综合资金成本最低的融资结构来进行融资。
企业融资风险防范途径主要有：加强员工培训，提高“防患于未然”的风险意识；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融资战略；做好必要的风险转移计划。
（4）汇率风险防范。汇率风险存在于任何一家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外币资金的企业，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也面临很大的汇率风险。其主要防范途径有：第一，实施灵活的经营战略，提高产品附加值，规避或消除汇率风险。第二，灵活运用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第三，建立汇率风险预警和管理机制。主要包括：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认真制定汇率风险管理的战略目标；强化汇率预测工作，建立汇率风险动态监控机制；加强财务管理人才的培养，提高企业汇率风险防范的水平。
（5）开发风险防范。开发风险指开发过程中，由于开发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产生的风险。不同的矿床开发技术条件，将直接影响矿山开发中对开采方式、开拓方法、采矿方法、防治水、选矿工艺、生产能力、装备水平等一系列重大的技术经济方案决策。矿业企业可在项目执行之前具体分析投资项目的预期开发难度，结合企业自身的技术条件，请专业人员对开采进行相关调查并提出建议，或者与国外企业合作，利用国外先进开发技术与装备水平，做好开发风险防范工作。
（6）管理风险防范。矿业跨国投资项目的管理风险主要体现在项目规划阶段外派人员的选派、项目运营阶段人力资源的管理与项目运营阶段的日常活动风险管理与控制上。矿业企业在选定外派人员时要全面考虑项目对人员的要求，进行矿业跨国项目时，项目内部要形成一个适应项目发展需要的组织结构，加强项目参与人员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能力。
六、结语
跨国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跨国投资方式的不断发展，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也愈来愈多，风险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愈来愈大。因此，在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高识别风险和管理风险的能力。要了解跨国投资项目风险源及其传导路径，然后对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做好良好的风险识别与监控，建立风险资料库，并最终针对风险的可防范等级，做好风险防范工作，降低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带来的损失。
（注：本文系湖北省会计学会2009年重点会计科研课题（鄂会学发[2009]2号）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杨龙：基于PEST和SWOT的重庆市电力公司发展战略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2009.
[2] 高兵、贾其海、崔彬：国际矿业投资项目的非技术风险及其防范[J].金属矿山，2009（1）.
[3] 衣长军、胡日东：我国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防范[J].商业时代，2006（32）.
[4] 段秉乾：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的风险管理研究[D].复旦大学，2006.
[5] 孙加韬：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防范[D]．复旦大学，2005.
[6] 吴尚昆：中国矿业外资投资环境研究[D].吉林大学，2005.
[7] 衣长军、胡日东：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预警与防范[J].商业时代，2006（32）.
中图分类号：F426；F830.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57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128-02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日渐成熟，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日渐加快。一些企业通过并购、新建、独资、合资等方式进行跨国投资。在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企业进行跨国投资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对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一、跨国投资理论简介
（一）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由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在196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 后在70年代由C·P·金德贝格进行的补充和发展。其主要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产品市场不完全；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规模经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由于政府的有关税收、关税、利率和汇率等政策原因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二是垄断优势：市场垄断优势；生产垄断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国家的市场进入或退出障碍，导致企业通过跨国投资利用其垄断优势；信息与网络优势。
垄断优势理论为后来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是无法解释不具有技术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也日益增多地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二）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由英国学者巴克利、卡森及加拿大学者拉格曼于1976年共同提出。其主要观点是：企业内部建立市场，协调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跨国公司是内部化经营跨越国界的产物。内部化理论是西方学者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主要从企业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忽略了国际客观的经济环境。
（三）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是由哈佛大学商学研究院迈克尔波特提出，波特的国际竞争优势模型（又称钻石模型）包括四种本国的决定因素和两种外部力量。四种本国的决定因素包括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公司的战略、组织以及竞争。
（四）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由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跨国投资企业要具备以下三种优势：所有权优势即技术优势、企业规模、组织管理能力、金融与货币优势；内部化优势即将企业的资源内部化，以保证企业所拥有的优势；区位优势即东道国在投资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从比较全面与综合的角度研究企业跨国投资，是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但它仍是一种静态的、微观的理论。
（五）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是近年来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其核心思想是任何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由直接诱发要素与间接诱发要素产生的。直接诱发要素是指投资国和东道国拥有的各类生产要素，间接诱发要素是指生产要素之外的政策和环境要素。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避免了单纯研究发达国家的实践而得出结论的弊端，但是此理论仍然是局限于静态上的研究，缺少从动态上对跨国投资的发展进行分析。
二、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现状
（一）跨国投资快速增长。自2002年以来，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持续快速增长期，并呈现出不断加速趋势，近十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8.5%，年同比增长率平均达到43.1%。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年，该类投资比2007年增长了一倍多，达到559.1亿美元，2012年更是猛增到772.2亿美元。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一国对外投资存量与GDP之比，能够反映该国对外投资相对其经济的发展水平。2011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与GDP之比，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不到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的1/2，在金砖四国中也是最低的。
（二）跨国投资目标市场日益广阔。我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地由上世纪80年代集中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扩展到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2008年成为一个分水岭，对亚洲的投资流量占比呈现出明显的“倒V”型，而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变化趋势。2008年后，对欧洲的投资增加也比较明显。
（三）跨国投资行业、领域不断拓宽。我国企业在各个行业均有投资。从具体产业看，以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主，2011年末这三类产业企业数量分别占30.8%、25.3%和12.5%，合计占境外企业总数的68.6%。我国对外投资已由初期的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餐饮等少数领域，拓展到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工程承包、服务业等国家鼓励的领域。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各国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度越来越大，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行业的跨国购并成为推动跨国投资的最重要力量。
（四）跨国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我国对外投资主体从初期以国有外贸商业公司和工贸公司为主，转变为目前已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多种投资主体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优势，丰富国家投资渠道，探索特色海外投资类型。
（五）跨国投资形式日益丰富。我国对外投资从建点、开办窗口等简单方式，发展到投资办厂、资源开发，并开始采用收购兼并、股权置换、境外上市和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国际通行的跨国投资方式。尤其是近年来跨国并购投资明显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金额较2007年增长了379.4%，随后除2009年略低于200亿美元外，其他三年均超过250亿美元，显著高于2007年之前的水平。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中国跨境并购数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占全球并购交易案数的份额2008年为1.0%，2011年提高到2.5%。
三、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跨国公司的管理体制不完善。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还属于起步阶段，管理模式还在摸索。管理体制还不稳定，不完善。大部分企业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对境外企业或管得过严、干预过多，或放任自流、管理失控。高素质、具有跨国管理经验的国际化人才更是匮乏。
（二）东道国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对中国跨国公司形成挑战。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要求日益苛刻，要求企业打破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把对人的关注作为重要尺度，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当今的跨国公司需要承担更多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我国过去长期粗放增长模式下形成的“三高一低”不良形象已成为开展跨国运营的隐形障碍。部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够强，对当地政治、社会、环境关注不够，也亟须改变。
（三）跨国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跨国企业资金规模小，投资领域、行业比较落后，投资模式比较单一，研究与开发能力较弱，投资结构较差。
四、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策略
（一）政府应加大力度，健全和完善跨国投资的制度。政府的大力支持是跨国投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政府应高度重视跨国公司的发展，为其进行商业活动提供一个完善的法律环境。同时与国际市场接轨，调节各类投资主体跨国投资行为、促进跨国投资活动的健康发展。政府应健全跨国投资制度，保护投资主体的利益。督促跨国公司建立内部经营体制，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
（二）培养国际化跨国投资专业人才。在中国进行跨国投资的进程中，人才的培养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才能完成。并且人才的稳定性也是应该注意的问题。通过内部培训，外部锻炼，建立多样化的人才队伍。设立国际化人才培训专项基金，汇聚整合政府、高校、培训机构和企业传播力量，合理分工、有机配合，加强国际化人才培育。
（三）实施发挥比较优势、降低成本的全球化经营战略。实施本地化经营战略，全球一体化经营是跨国公司的一个主要特点，但全球化应该是各国各地区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降低成本的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时，更加重视实施本地化经营战略。要寻找合适的当地人、律师，熟悉当地法律法规、商务习俗，注重在经营管理实践中培养本地管理人员。要进行本地研发，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节约运作成本，研发出有针对性的产品，保持技术优势。要与本地政府建立双赢合作关系，与本地企业建立长期诚信的友好合作关系。让产品满足当地人的需求，经营方式符合当地的法规习俗，经营目标符合东道国的发展战略。通过本地化策略，很好地利用东道国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并强化自身整体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拓展经营领域，更好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
参考文献：
[1] 蓝庆新、张雅凌.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及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启示[J].东南亚纵横，2009，（03）.
[2] 杨正、梁纬.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职业时空，2007，（17）.
[3] 高嵩友.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并购[J]经济问题探索，2003， （09） .
2009年年末，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又随之将其扩大成为欧洲债务危机，向全球经济掀起了巨大的“风潮”。尽管欧盟及IMF对外宣称将投入7500亿欧元来解决这次危机，但这一举措却未能够有效解决遏制住危机的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较多的企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发展景象也是呈现负面形势[1]。国际跨国公司也随着危机的扩散而危机四伏，在对外界进行投资时也是非常慎重，这无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巨大。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的调整
经过欧债危机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战略有了一定的变化，这是中国逐渐融入到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同时中国为了应付欧债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在投资政策上出台较多的优惠策略，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对独资、并购等投资情况的限制也随之降低。因此，尽管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但由于多年来中国对市场经营的熟悉下，中国已经具备充足的应对经验。因此多数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战略体系的重要部分，为此欧债危机后跨国公司积极调整对中国的投资战略是发展的需要。就总体发展趋势来看，这种调整主要表现为：
（一）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行业结构的变化
经过相关数据分析，跨国公司近两年来在中国的行业结构变化非常巨大。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情况来看，其在中国的投资总额有所下降，尤其是在欧债危机发生后，每年的投资实际比例相较于欧债危机前也有所下降，但在危机爆发后却出现了大幅反弹的情况，在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快速上涨的情况，但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制造行业投资金额相应的减少，因此可以看出传统的制造行业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正逐渐降低，尽管在欧债危机中使速度得到了控制。但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批发零售业及商务服务行业等却深受跨国公司的喜爱，在欧债危机后其投资比例也出现了明显的涨幅。同时IT行业和科学性技术行业也逐渐受到了跨国公司的关注，在投资比例上也有了相应的涨幅。
（二）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地域结构的变化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主要投资地域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两大区域，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策的改革，这两大区域在区位优势、基础设施设备等上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这使得他们更加深的跨国公司的青睐，但在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计划下，跨国公司同时也注意到了西部地区的广大市场潜力[2]。根据近年来跨国公司的投资趋势可以分析得出，跨国公司在各地区的投资总额在逐渐上升，但在中西部地区投资总额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但由于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中西部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使得东部地区超越到了中西部前面，这无疑显示出东部的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等方面都远远超前东部地区，但随着我国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视程度上升，投资政策的进一步改善，优惠策略的推陈出新，大多数跨国公司也随之向中西部迈进。
（三）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方式的变化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包含了独资、合资等形式各样的方式，近年来在欧债危机的冲击，跨国公司为了更加便于实施投资管理，在投资方式上也是不断更新。其中非常明显的变化是：跨国公司为了提高对企业的控制管理，多通过对股权结构进行大力调整、运用扩股增资的方式或者利用收购兼并等方式，来进一步提高合资企业的股权结构的独资化。随着欧债危机的推移，越来越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并将总部或者投资性子公司落户到中国，这主要还是由于跨国公司共同营造的一个优越的投资环境。在欧债危机的推动下，使得跨国公司将发展步伐集中到了高端的业务上。
二、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战略调整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
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战略进行调整，对中国的各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影响，就当前中国的产业情结构、市场结构以及贸易结构三大结构而言都受到了影响，而这三方面与中国的经济又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跨国公司战略调整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对产业结构进行及时的优化能够有效对公司进行升级，并且能够有效整合产业结构，是加快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措施。工业化的快速提高可以说是经济总量的有效提升，也可以说是对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随着欧债危机推动跨国公司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的增加，尤其对服务性行业中投资力度，这使得中国的第三产业越来越活跃。简而言之，跨国公司投资整合产业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跨国公司战略调整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随着跨国公司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中国的市场结构得到了有效改善，同时，在国际竞争力日渐激烈的今天，跨国公司的投资无疑对中国的市场进行科学合理的改善。跨国公司在加大对中国投资力度是其调整战略的重要环节。跨国公司凭着其雄厚的条件，结合中国的人力成本等先天优势，在中国的市场中创出了一片天。
（三）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战略调整对中国地区贸易结构的影响
跨国公司加大对中国的投资总额，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推进，增强了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同时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并且在对各地区的出口上也有了明显的调整，使得中国企业更加接近国际化轨道，使得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0-127-02
1964年，美国学者汉斯和威廉把人的主观因素引入到风险分析之中，其在研究报告中表示，风险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且对同意环境下的所有人都是以相同的形式存在，但对风险的判断是主观的，对风险判断的不确定性造成个体对风险认识的不同。上世纪80年代初，日学者在吸收之前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理论后，提出了对风险的重新定义：“风险是在特定环境下和特定时期内自然存在的导致经济损失的变化。”
跨国投资又称国际投资或海外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主体，将其拥有的货币资本或产业资本，通过跨国界流动和营运，以实现价值增值的经济行为。跨国投资面临的风险首先是外汇风险。外汇风险是指一个金融的公司、企业组织、经济实体、国家或个人在一定时期内对外经济、贸易、金融、外汇储备的管理与营运等活动中，以外币表示的资产（债权、权益）与负债（债务、义务）因未预料的外汇汇率的变动而引起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的可能性。另外，企业在经营中的经营风险也不可忽视。经营风险也会加重财务风险。经营风险是指公司的决策人员和管理人员在经营管理中出现失误而导致公司盈利水平变化从而产生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的风险或由于汇率的变动而导致未来收益下降和成本增加。
一、跨国投资风险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为了拓展市场以及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许多企业都选择涉足海外市场。但是考虑到不同东道国所对应迥异的政治和法律环境等差异，跨国投资包含着比国内投资更大更难以预测的风险。吴洪臣在其《国际直接投资》中谈到：“海外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在特定环境和特定时期内，会给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带来损失。”为了保证跨国投资活动的稳定进行，怎样高效地预测风险，控制风险甚至规避风险，是中国跨国企业在海外站稳脚跟的当务之急。
有学者在对跨国风险进行辨识时将其细分为政治风险、国家风险和外汇风险。
有一些学者重新定义了国家风险的定义，认为国家风险可定义为企业在东道国由于东道国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进而对企业投资行为造成损失的不确定风险，所以把国家风险直接定义为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的总和。周郁朋（2014）在研究报告中主要从企业内部控制这个角度进行分析，将跨国投资风险细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两大类；或者从企业控制能力的角度将风险分为系统性风险和财务风险。丁君风（2006）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需要一整套完善的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包括投资过程中出现风险的一系列具体处理措施。在当今的许多研究著作中，政治风险的影响力正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甄炳禧（2014）认为，中国应该研究借鉴西方成熟国家的跨国投资有关经验。从制度上完善中国的跨国投资行为，同时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保险制度维护中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利益，深入健全领事保护和服务，改善境外投资信息不对称的被动局面，最终形成多位一体的政治风险防范体系。
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市场较为成熟，跨国投资起步较早，所以对跨国投资行为的风险研究也较为完善。Click（2013）通过对1982-1998年，美国在近60个不同国家进行的关于海外投资风险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总体风险=政治风险+金融风险，即投资企业面临的总体风险等于政治风险加上金融风险。Smith和Stulz（1981）研究海外投资时将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汇率风险划分为交易风险、划算风险、经济风险三种风险。通过套期保值等方式一般可将换算风险和交易风险进行有效管理。Geert hofstede（1980）率先构建了国家文化模型。在当今，即使对跨国投资风险的研究愈发深入，国家文化模型依然是国际上众多学者在研究企业跨文化管理时的重要理论依据。Ramamurtia（2011）采用定性分析法研究了亚洲及欧洲部分发展中国家跨国投资的潜在风险。考虑到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具有的强垄断性，而且其产品是不易交易的，所以很显然会存在国家管制。可以预见到的是，在投资基建项目时投资方很容易受到东道国的政策风险，使得投资企业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海外市场选择
对海外市场的评估非常重要，某种程度上关系到跨国投资的成败，对海外市场的清醒认识和分析是在投资行为发生前将投资风险降低的很高效的手段。有企业将其分为三类。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品可以选择不同的市场级别。
（一）一类市场
主要包括欧美的发达国家和中国邻近的日本、韩国，客户群包括SBC，Verizon，Orange等全球跨国运营商。这些国家的市场空间巨大，消费水平很高，在全球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市场空间占全球总体市场空间的60%。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投资能够取得巨大的回报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同时其市场基础建设较为成熟，新兴力量要抢夺市场份额难度较高，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存在着很高的技术门槛，所以一类市场的投资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同时由于北美和日本的政治壁垒，大大制约了我国企业进入主流，这也使得在最初几年的跨国投资中效率不高，始终止步于短名单阶段。
（二）二类市场
主要为东欧，拉美，北非及亚太地区等中等发达国家。其中以俄罗斯、巴西、南非等用户大国为重点。这类市场存在市场开放度不同的特点，拉美及东欧开放程度较高，亚太、非洲地区由于其经济水平有限，其国内的主流运营商多为国有企业，基本垄断了国内市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其行业技术基本成熟，技术水平多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内人口多使得需求量大，这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是早期最具备发展潜力的市场类型，可以依靠自主研发的移动运营技术和成熟的销售手段，可以以较小成本与当地运营商合作，或取而代之。
（三）三类市场
三类市场针对的是欠发达地区，主要包括非洲南部，南亚和亚洲中部等国家。相比市场壁垒较高的发达国家，欠发达地区的投资风险甚至更高，因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发展落后，经济基础很差。不同企业在这地方，结果不一样。
三、中国企业在跨国投资中的风险应对
在21世纪初期，中国参与跨国投资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矿业和服务业。一类是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等国营企业，另一类则是密集劳动性项目和低层次简单交易的经营方式如餐饮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即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中国企业参与跨国投资较少。投资行业的分布严重失衡导致我国海外投资的效率低下，且跨国投资风险更大，这同样影响着国家对跨国投资的法律制定不完善，特别是对于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信，金融的跨国投资，由于法律指定的滞后性，普遍承受着较高的风险，无法摆脱后顾之忧。
企业在跨国投资时往往会带有其所处的国家环境或经济环境的通病，主要有三点会在整体上给投资行为带来额外的风险。
（一）应对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我国与被投资国的经济，政治等关系发生变化时，或被投资国发生或社会动荡时引起对外的政策变化，导致对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所以怎样选择投资国以及投资顺序对于政治风险的防控就非常的重要。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企业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巨大的政治风险。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可以选择了合作式的解决方案，即听从投资国建议，以减弱其对自己的敌意，博得投资国的好感。
（二）应对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指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所带来的风险。“入乡随俗”对于跨国投资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无形资源主要集中在技术资源和商誉资源部分，技术资源是指公司拥有的专利和公司整体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拥有成熟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可以使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占据主动。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心科技，在开拓海外市场时甚至只能沦为国外企业的代工工厂，容易在“技术仗”中败下阵来。如今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已不在中国，以廉价劳动力换来的价格优势已不再明显。选择不断发展自己的研发能力，在科技层面压制住市场上的对手，这是把企业风险降到最低的有效途径。
（三）应对企业风险
即使两个企业在同一外部环境下发展，但是每个企业的发展状况还是不一样的，这就会牵扯到企业内部的风险。企业风险主要包括企业资源和企业能力两个方面。
1.企业资源（Enterprise Resource）。企业资源主要有两大块，分别是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有形资源里面我们主要分析实物资源和人力资源。实物资源指企业跨国投资所在地的地理环境和一些硬件设施。应对企业风险，应该重视培养员工，使他们提高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培训手段上可以引进一系列国际先进的教学手段如CD-ROM、Video Training、Audio Training，使未来的员工能完美达到工作标准。使得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将企业风险降到最低。
2.企业能力。企业能力主要分为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营销能力、决策能力等部分，而营销能力则是企业能成功在海外市场立足并迅速占据市场份额的关键因素，甚至其强大的营销能力更在其研发能力之上。以创造客户价值拉动营销的纵深发展的营销战略。围绕着“为客户创造价值”进行。正是客户的需求反过来指引企业的研发方向。这是一种几乎“自然选择”的决策方法，在保证企业在营销层面上尽力让客户满意，又在研发层面上实现与消费群体的对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研发，也降低了研发新技术与客户之间脱节造成的商誉及资金上的风险。在海外拓展的过程中，主动招标，参加大小的博览会，世界论坛，争取每一个机会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也争取和很多国家进行官方合作的机会。与政府绑定在一起的营销策略带来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国家政策上容易获利，能够比其他没有依靠的企业花更小的代价取得某些地区的权或赞助权，某种程度上成为“官方运营商”；其次，一般来说政府的总体环境相对稳定，由政府决定的投资决策一般不会轻易更改，这对减小企业因为环境波动带来的投资收益亏损有利，而在海外投资中，稳定的投资环境是谋求发展的基础，而能够取得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总是利大于弊的。营销能力的提升在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进行跨国投资时，能有效提升投资的使用效率，减少在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时所面临的企业风险。
（四）应对市场风险
投资国的不同，会带来消费观念的差异，如果企业不做好对市场的准确预测，一旦无法把握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产品的销量以及公司收益会受到影响，很容易造成投资行为的无用功。比如在东道国总体经济形势乐观时，或其市场容量大时，某商品的替代品数量相对较少，互补品数量变多这时企业只要平稳投资即可；当东道国经济不景气或市场接近饱和时，其替代品数量相对较多，这时则需要企业以刺激市场为目的寻求投资决策。针对市场风险所做出的防控措施首先是增强自身的市场敏感性。作为投资国需要持续地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估，对于东道国市场的需求做出迅速反应，投入研发团队和营销团队以应对当地的消费偏好的变化。
市场风险防范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要遵循分工协作原则。即将生产的各个环节放置在多地多国，将各环节的生产工厂安置在其最适合的地区。比如根据自然资源的分布等，以分散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同时多管齐下的生产模式也可大大削减企业的生产成本。
参考文献：
[1] 欧阳俊，邱琼.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N].学习时报，2015
[2] 本报记者胡俊刚.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要避免――“跑步前进”和“齐步走”[N].中国审计报，2012
[3] 祁欣.当前企业“走出去”形势分析[N].经济日报，2014
大型跨国公司是我们发展跨国经营的“旗舰”。面向21世纪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如何从我国大型跨国公司的特点出发,制定其风险管理的战略,是当前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目标定位与风险防范
我国大型跨国公司资金、技术力量较雄厚,在相关产业发展中具有优势,因而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在海外投资的发展目标上,应定位在较高的层次上,我国大型企业集团跨国投资的目标应是:努力占领全球海外投资的行业制高点,逐步扩大地区性全球战略布局,不断提高我国跨国企业的国际综合竞争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面对21世纪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幻及其动荡特点,应制定出相应的风险管理战略。
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在跨国投资中不应仅仅着眼于一个个单独的项目风险管理,而应该着眼于全球整体性的风险;不应仅仅着眼于消极被动的风险规避,而应该着眼于未来的市场机遇和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应着重对中国经营企业的上、中、下游产品和对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各个相关环节进行系统的风险管理,以防范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在融资主体方面应实施多元化策略,如邀请国际银团、外国银行、大型财务公司以及东道国政府、银行、企业入股等形式以分散融资风险。其中,各类政府贷款、BOT承包工程、出口信贷是国际项目贷款的惯常形式。由于贷款银行得到国家政策性利差补贴,可以提供较资金拆借市场利率更低的贷款,从而降低跨国企业的融资风险。
二、地区选择与风险防范
东道国的环境直接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后的经营状况及其今后的发展。它包括东道国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经济市场环境等。我国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地区应侧重选择自然资源丰富、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如可耗尽的矿产及原料,石油的分布及其蕴藏量)。资源污染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有可能带来污染的产业投资加以限制,另一方面,污染控制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一个不愿花费的奢侈。
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在分析东道国政治与法律环境时,应侧重考虑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如该东道国的国家政治体制未来的趋势、东道国的民族主义及反政府组织的态势,东道国政策的连续性及其长期倾向如何?外国企业的产品、服务等在东道国会不会引起政治性的保护或排斥?在分析政治风险时应侧重分析未来国有化征用的可能性。
我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地区选择,除了考虑上述基本因素外,还必须考虑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东道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城市化程度、基本设施状况、增长趋势和国际收支等。
总之,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在跨国投资地区选择上应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对面临的风险和机遇进行权衡,本着有重点、有步骤、分层次的原则,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以较少的成本完成跨国发展的市场进入,努力获得长远的利益和实现其全球性战略目标。
三、行业选择与风险防范
我国大型跨国公司投资行业的风险选择有两条标准:一是应选择与东道国相比具有优势的行业进行跨国投资,即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必须符合国际资本流动的规律,通过自身的产业优势占领国际市场;二是应选择能促进企业内产业结构、产品供求关系链长的行业进行投资。
投资行业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项目投资的风险。我国大型企业跨国投资涉及的行业领域极为广泛,主要包括:林业、渔业、石油化工、冶金、轻工、电子、机电、承包工程、房地产、交通运输、建筑工程、金融、保险、医疗卫生、餐饮、旅游咨询服务、工艺美术、服装加工、技术服务等行业。目前集中在资源开发和制造加工业领域。据不完全统计,投在资源开发领域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近年来,我国大型企业的海外投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出现了“交叉进入”或“跨行业进入”的多样化趋势。首先,外贸专业公司的对外投资领域从单纯进口扩大到海外制造加工业,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在发展海外贸易分支机构的同时逐步向生产领域扩展,在美国购买了一家炼油厂、一家化肥厂,在泰国兴办钢铁企业之外,其经营领域涉及到机械工程设计、航运、海产、服装和综合贸易等多个不同的行业领域;此外,以劳务输出、承包工程为主的各地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逐步向轻工和机电行业拓展。
四、技术选择与风险防范
我国大型跨国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有相对成熟的技术,应加强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所谓技术风险是指国际企业在限定的时间范围内能否开发新产品的不确定性。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风险。技术风险的防范对大型跨国企业尤为重要。东道国各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甚至彻底改变其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我国跨国投资的行业选择应注重对其技术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和分析,为以最低成本实现技术开发创新成功提供有较大安全保障的创新环境。
一般而言,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否决该项目:当该项技术在东道国完全缺乏市场需求或市场价值时;当我方企业不能逾越同行业竞争对手的专利障碍时;当技术进步的发展使本项目很快失去技术优势时;当技术开发创新项目超出企业能力之外或存在较多技术难点时;当技术实力远不能完成该项目而又无法通过横向联合来解决这一问题时;当所选择的技术开发项目有可能遭遇东道国法律禁止或对环境产生直接的、不可回避的影响时。
五、产品选择与风险防范
首先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在制定风险管理策略时,应充分考虑本公司的经营产品属于哪一产业部门,一般而言,许可证交易适用于化工、制药、医疗保健品及其他制造业中,如橡胶和塑料等;特许经营投资方式广泛应用于软饮料、快餐、汽车出租、餐馆饮食、商业服务业等;契约合作安排多用于大型工业项目(如采矿、石油开采等)和公共设施项目(如电力、运输、通信等);直接投资则往往集中于技术密集型和广告密集型产业中。
其次,从产品属性方面看,多样化的产品作为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风险防范效果较好,而标准化产品则适于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当东道国市场发生风险时,该类产品比较容易转移,减少风险损失。产品适用性较低的主要采用间接出口。在产品的承受度上,对新产品一般采取出口为主,对外直接投资为辅的原则;随着产品的成熟,可逐步转向以对外直接投资和许可证交易为主。
六、投资方式选择与风险防范
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方式的选择上,应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投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结合投资区域的特点、投资项目的特点以及各种投资方式本身的利弊加以确定。从我国跨国企业的现有实力看,目前尚难以并购发达国家的大中型企业。在世界企业五百强排名中中国仅跻身三家,且没有一家是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业企业。世界排名榜最末一位工业企业销售额比中国首强高出35亿美元。中国五百家大企业与美国五百家大企业相比,在资产总额、年销售收入、可实现利润方面中国五百强企业分别相当于美国五百强的3.6%、4.6%和6.4%。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因资产质量和技术含量有限,大多不是并购目标。因此,跨国并购目前尚不能作为我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从目前我国跨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出发,股权式合资和非股权式合作应该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进入国际市场的首选方式。尤其是在特定区位和特定行业中,灵活地采用诸如契约、合资、合作、联营等非股权安排,对于进入国际市场后的风险防范是行之有效的投资方式选择。此外,应积极参与一些国外大型跨国公司以共同开发研究、互相渗透参股等方式结成国际性战略联盟,或有选择地参加一些可实现优势互补的跨国公司联盟,使我国大型跨国企业能在更高层次上增强风险防范的实力。
我国大型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在不同的地区应有所侧重。例如亚太地区,我国大型跨国集团主产业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又由于该地区地理、人文环境较熟悉,生产和技术向这些国家转移较为容易,因而,独资经营方式一般优于合资经营。对于拉美、非洲、中东以及东欧、独联体等动荡地区,我国大型跨国集团也具有相对的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优势,但从风险防范的角度考虑,合资尤其是合作经营方式较为合适,可以降低直接投资风险和成本,增加投资收益。对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投资,通过多种国际融资和跨国联盟的方式,以此可分散风险、获取高新技术、先进管理经验、资金及国际市场份额。
大型跨国企业在不同行业的投资方式选择上也应有所侧重。例如,以传统技术为主的投资项目应以独资经营或非股权投资方式为宜,以此达到保护企业特有资产和增加投资效益及投资收益的目的;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中,则应以合资经营或合作经营为主要方式,依据技术的不同层次,将特定行业或特定技术环节上的专有技术,通过海外投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参考文献:
服务领域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只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这之前，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级产品，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领域。8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跨国直接投资不断升温，跨国投资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多。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197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占首要地位，其份额达45.2％，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只占31.4％；1985年，在服务产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42.8％，超过第二产业的38.7％；到1990年，服务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一、二产业的总和，达50.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年仅为23.7％，1990年达到了48.4％。相比较来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第二产业。服务产业领域的投资，从1970年到1990年只从23.5％增加到29.5％。说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服务产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明显慢于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中一直呈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跨国并购的大发展，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纪如年代以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加剧，也促进着全球服务市场的整合和服务业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和重组，跨国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由1998年的600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亿美元，一年增长三成，跨国并购额由1998年的4800亿美元上升到7200亿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以收购方计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情况。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收购方）单位：百万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英文版），第251页
表中数据显示，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在不断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为30.57％，1990年上升为45.44％，1999年高达55.76％。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的主要部门是信息、金融等极具增长潜力的产业，而且正向跨行业并购演变。在1999年，金融业的并购占全球并购的份额为23.22％，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达到41.65％，运输、仓储及通讯部门在1999年的并购业绩也不俗，并购额占到全球总额的16.49％，占服务业内部的29.58％。
二、服务业跨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毫无疑问，制造业企业跨国投资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贸易、金融、通讯、运输等生产的支持，对服务业跨国投资产生拉动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制度变革合力的推动。
第一，发达国家国内服务管制制度变革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滞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新崛起，强调政府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同时，微观理论层面，有关政府管制理论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促进了西方国家在金融、电信、邮政、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管制变革。放松产业进入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管制变革的中心内容。进入管制的放松，开始是对国内企业，然后是对国外企业，由此使服务业出现了放松管制与大规模企业兼并相互影响的两股潮流，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1年底，英国国内电讯开始有限竞争，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短短几年内，英国开出150多个电讯经营许可证，1996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1996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现在许多国家，不但在长话和增值业务等部门已经引入竞争，在本地网层次上，数网竞争也被允许。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国际性制度安排的推进。服务业所包含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其中许多涉及国家、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就业等问题，因此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之前，服务业一直没有纳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在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新议题，其最终成果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与生效。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服务贸易的内容包含4个方面，即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商业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场准入与跨国直接投资。《服务贸易总协定》扩大了全球贸易体制的涵盖领域，初步形成了制订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三位一体的全球服务贸易协调与管理体系，对降低或消除各成员方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壁垒，推进服务业国际投资，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服务企业组织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边界的拓展，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企业跨国投资方式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许多服务活动的跨国交易创造了可能性。服务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收集、处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对决策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组织形式的巨大变革，原来的金字塔型的结构，向扁平化的“动态网络”结构发展。一方面，计算机系统取代中层监督控制部门的大量职能，加强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直接沟通，使中层管理的作用大为降低，从而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信息失真，削减了机构规模，提高了管理效率，这是企业规模向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条件。
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网络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股权合作等方式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股权合作方式更为流行，如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方式。这些方式可以让公司的“特殊资产”声誉、品牌形象、积累的经验等，实现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数连锁旅馆或连锁餐饮业都采取了以公司网络方式运行的特许连锁制。这种关系更灵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围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同时集中全力实现“人格化”产品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并做到更好地监督与品牌形象紧密相关的服务质量。从技术手段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企业和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监督其资产发展状况和加强在全球运作的可能。电子信息网络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过一体化管理节省交易费用和减少与这些费用有关的办公费用。
第四，服务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性。随着发达国家服务产业进入壁垒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务性公司为了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致力于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服务营销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务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与顾客有着密切关系和直接接触，因而对外投资在争夺和占领市场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当多服务部门具有网络型产业的特征，如电信、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规模报酬递增明显，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资本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一个公司必须削减或最大程度减少尚处于分割状态的、本质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和面对面直接管理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对某一国际网络的控制。有了这种控制，公司就可以进一步把地方化优势同公司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注：弗郎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三、服务业跨国投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服务产业跨国投资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多重效应。
1.对全球服务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从3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促进全球服务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与重组，从而扩大各国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各国服务企业可以在规模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二是加剧各国服务业竞争，竞争直接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促进服务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同时也促进着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质量的提高。航空运输和某些电信服务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扩散。
以电信业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时间，全世界国际长途通讯时间从333亿分钟增加到680亿分钟，翻了一番多。（注：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ITU），转引自刘吉等《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金融服务竞争产生的发展与效率提高效应也很明显。经合组织银行经营情况统计表明，大部分国家银行的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营业费用与总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国互助储蓄银行，在1979-1984年间，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为69％，1990-1992年间，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为28％；日本大型商业银行，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从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国商业银行这一项目的比例，也从1979-1984年的45％下降为1990-1992年的37％。这是竞争促进成本下降的效应。（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同时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趋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伦敦股票交易市场平均佣金率变化
附图
资料来源：伦敦股票交易所。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2.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市场整合与企业重组，在相当多的领域，大型服务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呈现出寡头结盟垄断的局面。从行业分析看，金融与信息业的市场与企业整合尤为激烈。通过跨国投资与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垄断企业不断在竞争中产生，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1990年，按资产额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银行是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和富士银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经为美国的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所取代。（注：[美]《机构投资》杂志，网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银行并购事件数不胜数。1998年4月6日，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银行公司合并为花旗集团，合并后的花旗集团资产总额近700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占据第一位的东京三菱银行。在业务范围上，花旗集团涉足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投资业等金融业的所有领域，能够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务。规模的巨型化已成为银行业经营的一种趋势。
电信、传媒业的并购，近年来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成为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成为一家集电视、电影、杂志和因特网为一体的超级媒体公司，它将时代华纳旗下的世界级大众传播、娱乐、新闻及先进的宽带传输系统与美国在线的互联网产业及基础设施（包括商标、网上社区、电子商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行业内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服务领域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发展，使服务跨国公司得到快速发展。在美国《财富》杂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评比中，服务业公司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其所占比重超过了工业、农业跨国公司份额的总和。1999年所占比重达到61.2％（见表3）。
表3服务业公司在“全球500强”中的比重（％）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财富》“全球500”强资料整理
3.服务产业国际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服务产业的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发展晚于农业与工业的全球化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投资增长，意味国际资本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3个产业领域向国际市场全面渗透。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发展，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了促进全球化的重要条件。
通过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更大的服务交易网络，这有助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例如，全球化中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制造业需要更为廉价而又可靠的连结全球的通讯和运输网络以维持出口业绩；同时，由于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及时”生产的采用，国外厂商购买产品对时间的要求日益紧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与运输系统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服务业的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上的扩张，带给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以电信、运输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技术的进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国际服务链的相对成本，跨国生产所需的最小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使得不同生产规模的厂商都可以利用国际服务链进行高效分散的生产，更多的企业参与跨国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全球跨国公司数量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证。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1997年，世界跨国公司总数为53000家，1999年则达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进一步调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务业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首先是强化了它们的垂直分工，即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同时，正在强化它们之间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与生产服务的分工。这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将导致世界财富向服务业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进一步积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服务与加工工序的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充当的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加工基地，影响产品价值链的诸多重要的生产服务环节，如产品设计、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购供应、资金的筹集调度和财务控制等高附加价值的业务，都由发达国家掌握。这种分工，虽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就业、产出增加等效应，但在总体利益分配上，发展中国家只能分配到极少的一部分产品加工所得。而且作为发达国家制成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发展中国家还要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
在国内服务市场开放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促进服务业发展，但由于国内服务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力相差悬殊，本国服务企业的成长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同时，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数据处理等服务部门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表明了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全球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网络中，也在不断加大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外来风险。需要正视的是，由市场开放所引发的外来风险的袭击，是目前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管理与调控能力所难控制的。
四、若干启示
服务领域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只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这之前，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级产品，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领域。8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跨国直接投资不断升温，跨国投资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多。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197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占首要地位，其份额达45.2％，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只占31.4％；1985年，在服务产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42.8％，超过第二产业的38.7％；到1990年，服务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一、二产业的总和，达50.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年仅为23.7％，1990年达到了48.4％。相比较来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第二产业。服务产业领域的投资，从1970年到1990年只从23.5％增加到29.5％。说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服务产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明显慢于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中一直呈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跨国并购的大发展，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纪如年代以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加剧，也促进着全球服务市场的整合和服务业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和重组，跨国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由1998年的600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亿美元，一年增长三成，跨国并购额由1998年的4800亿美元上升到7200亿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以收购方计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情况。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收购方）单位：百万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英文版），第251页
表中数据显示，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在不断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为30.57％，1990年上升为45.44％，1999年高达55.76％。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的主要部门是信息、金融等极具增长潜力的产业，而且正向跨行业并购演变。在1999年，金融业的并购占全球并购的份额为23.22％，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达到41.65％，运输、仓储及通讯部门在1999年的并购业绩也不俗，并购额占到全球总额的16.49％，占服务业内部的29.58％。
二、服务业跨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毫无疑问，制造业企业跨国投资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贸易、金融、通讯、运输等生产的支持，对服务业跨国投资产生拉动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制度变革合力的推动。
第一，发达国家国内服务管制制度变革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滞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新崛起，强调政府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同时，微观理论层面，有关政府管制理论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促进了西方国家在金融、电信、邮政、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管制变革。放松产业进入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管制变革的中心内容。进入管制的放松，开始是对国内企业，然后是对国外企业，由此使服务业出现了放松管制与大规模企业兼并相互影响的两股潮流，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1年底，英国国内电讯开始有限竞争，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短短几年内，英国开出150多个电讯经营许可证，1996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1996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现在许多国家，不但在长话和增值业务等部门已经引入竞争，在本地网层次上，数网竞争也被允许。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国际性制度安排的推进。服务业所包含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其中许多涉及国家、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就业等问题，因此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之前，服务业一直没有纳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在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新议题，其最终成果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与生效。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服务贸易的内容包含4个方面，即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商业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场准入与跨国直接投资。《服务贸易总协定》扩大了全球贸易体制的涵盖领域，初步形成了制订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三位一体的全球服务贸易协调与管理体系，对降低或消除各成员方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壁垒，推进服务业国际投资，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服务企业组织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边界的拓展，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企业跨国投资方式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许多服务活动的跨国交易创造了可能性。服务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收集、处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对决策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组织形式的巨大变革，原来的金字塔型的结构，向扁平化的“动态网络”结构发展。一方面，计算机系统取代中层监督控制部门的大量职能，加强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直接沟通，使中层管理的作用大为降低，从而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信息失真，削减了机构规模，提高了管理效率，这是企业规模向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条件。
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网络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股权合作等方式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股权合作方式更为流行，如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方式。这些方式可以让公司的“特殊资产”声誉、品牌形象、积累的经验等，实现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数连锁旅馆或连锁餐饮业都采取了以公司网络方式运行的特许连锁制。这种关系更灵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围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同时集中全力实现“人格化”产品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并做到更好地监督与品牌形象紧密相关的服务质量。从技术手段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企业和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监督其资产发展状况和加强在全球运作的可能。电子信息网络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过一体化管理节省交易费用和减少与这些费用有关的办公费用。
第四，服务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性。随着发达国家服务产业进入壁垒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务性公司为了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致力于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服务营销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务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与顾客有着密切关系和直接接触，因而对外投资在争夺和占领市场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当多服务部门具有网络型产业的特征，如电信、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规模报酬递增明显，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资本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一个公司必须削减或最大程度减少尚处于分割状态的、本质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和面对面直接管理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对某一国际网络的控制。有了这种控制，公司就可以进一步把地方化优势同公司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注：弗郎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三、服务业跨国投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服务产业跨国投资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多重效应。
1.对全球服务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从3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促进全球服务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与重组，从而扩大各国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各国服务企业可以在规模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二是加剧各国服务业竞争，竞争直接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促进服务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同时也促进着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质量的提高。航空运输和某些电信服务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扩散。
以电信业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时间，全世界国际长途通讯时间从333亿分钟增加到680亿分钟，翻了一番多。（注：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ITU），转引自刘吉等《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金融服务竞争产生的发展与效率提高效应也很明显。经合组织银行经营情况统计表明，大部分国家银行的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营业费用与总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国互助储蓄银行，在1979-1984年间，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为69％，1990-1992年间，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为28％；日本大型商业银行，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从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国商业银行这一项目的比例，也从1979-1984年的45％下降为1990-1992年的37％。这是竞争促进成本下降的效应。（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同时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趋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伦敦股票交易市场平均佣金率变化
附图
资料来源：伦敦股票交易所。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2.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市场整合与企业重组，在相当多的领域，大型服务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呈现出寡头结盟垄断的局面。从行业分析看，金融与信息业的市场与企业整合尤为激烈。通过跨国投资与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垄断企业不断在竞争中产生，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1990年，按资产额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银行是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和富士银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经为美国的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所取代。（注：[美]《机构投资》杂志，网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银行并购事件数不胜数。1998年4月6日，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银行公司合并为花旗集团，合并后的花旗集团资产总额近700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占据第一位的东京三菱银行。在业务范围上，花旗集团涉足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投资业等金融业的所有领域，能够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务。规模的巨型化已成为银行业经营的一种趋势。
电信、传媒业的并购，近年来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成为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成为一家集电视、电影、杂志和因特网为一体的超级媒体公司，它将时代华纳旗下的世界级大众传播、娱乐、新闻及先进的宽带传输系统与美国在线的互联网产业及基础设施（包括商标、网上社区、电子商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行业内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服务领域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发展，使服务跨国公司得到快速发展。在美国《财富》杂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评比中，服务业公司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其所占比重超过了工业、农业跨国公司份额的总和。1999年所占比重达到61.2％（见表3）。
表3服务业公司在“全球500强”中的比重（％）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财富》“全球500”强资料整理
3.服务产业国际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服务产业的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发展晚于农业与工业的全球化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投资增长，意味国际资本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3个产业领域向国际市场全面渗透。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发展，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了促进全球化的重要条件。
通过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更大的服务交易网络，这有助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例如，全球化中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制造业需要更为廉价而又可靠的连结全球的通讯和运输网络以维持出口业绩；同时，由于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及时”生产的采用，国外厂商购买产品对时间的要求日益紧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与运输系统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服务业的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上的扩张，带给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以电信、运输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技术的进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国际服务链的相对成本，跨国生产所需的最小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使得不同生产规模的厂商都可以利用国际服务链进行高效分散的生产，更多的企业参与跨国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全球跨国公司数量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证。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1997年，世界跨国公司总数为53000家，1999年则达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进一步调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务业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首先是强化了它们的垂直分工，即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同时，正在强化它们之间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与生产服务的分工。这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将导致世界财富向服务业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进一步积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服务与加工工序的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充当的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加工基地，影响产品价值链的诸多重要的生产服务环节，如产品设计、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购供应、资金的筹集调度和财务控制等高附加价值的业务，都由发达国家掌握。这种分工，虽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就业、产出增加等效应，但在总体利益分配上，发展中国家只能分配到极少的一部分产品加工所得。而且作为发达国家制成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发展中国家还要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
在国内服务市场开放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促进服务业发展，但由于国内服务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力相差悬殊，本国服务企业的成长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同时，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数据处理等服务部门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表明了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全球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网络中，也在不断加大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外来风险。需要正视的是，由市场开放所引发的外来风险的袭击，是目前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管理与调控能力所难控制的。
四、若干启示
服务领域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只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这之前，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级产品，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领域。8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跨国直接投资不断升温，跨国投资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多。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197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占首要地位，其份额达45.2％，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只占31.4％；1985年，在服务产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42.8％，超过第二产业的38.7％；到1990年，服务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
一、二产业的总和，达50.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年仅为23.7％，1990年达到了48.4％。相比较来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第二产业。服务产业领域的投资，从1970年到1990年只从23.5％增加到29.5％。说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服务产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明显慢于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中一直呈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跨国并购的大发展，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纪如年代以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加剧，也促进着全球服务市场的整合和服务业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和重组，跨国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由1998年的600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亿美元，一年增长三成，跨国并购额由1998年的4800亿美元上升到7200亿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以收购方计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情况。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收购方）单位：百万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英文版），第251页
表中数据显示，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在不断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为30.57％，1990年上升为45.44％，1999年高达55.76％。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的主要部门是信息、金融等极具增长潜力的产业，而且正向跨行业并购演变。在1999年，金融业的并购占全球并购的份额为23.22％，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达到41.65％，运输、仓储及通讯部门在1999年的并购业绩也不俗，并购额占到全球总额的16.49％，占服务业内部的29.58％。
二、服务业跨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毫无疑问，制造业企业跨国投资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贸易、金融、通讯、运输等生产的支持，对服务业跨国投资产生拉动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制度变革合力的推动。
第一，发达国家国内服务管制制度变革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滞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新崛起，强调政府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同时，微观理论层面，有关政府管制理论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促进了西方国家在金融、电信、邮政、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管制变革。放松产业进入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管制变革的中心内容。进入管制的放松，开始是对国内企业，然后是对国外企业，由此使服务业出现了放松管制与大规模企业兼并相互影响的两股潮流，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1年底，英国国内电讯开始有限竞争，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短短几年内，英国开出150多个电讯经营许可证，1996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1996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现在许多国家，不但在长话和增值业务等部门已经引入竞争，在本地网层次上，数网竞争也被允许。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国际性制度安排的推进。服务业所包含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其中许多涉及国家、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就业等问题，因此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之前，服务业一直没有纳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在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新议题，其最终成果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与生效。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服务贸易的内容包含4个方面，即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商业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场准入与跨国直接投资。《服务贸易总协定》扩大了全球贸易体制的涵盖领域，初步形成了制订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三位一体的全球服务贸易协调与管理体系，对降低或消除各成员方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壁垒，推进服务业国际投资，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服务企业组织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边界的拓展，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企业跨国投资方式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许多服务活动的跨国交易创造了可能性。服务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收集、处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对决策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组织形式的巨大变革，原来的金字塔型的结构，向扁平化的“动态网络”结构发展。一方面，计算机系统取代中层监督控制部门的大量职能，加强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直接沟通，使中层管理的作用大为降低，从而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信息失真，削减了机构规模，提高了管理效率，这是企业规模向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条件。
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网络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股权合作等方式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股权合作方式更为流行，如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方式。这些方式可以让公司的“特殊资产”声誉、品牌形象、积累的经验等，实现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数连锁旅馆或连锁餐饮业都采取了以公司网络方式运行的特许连锁制。这种关系更灵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围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同时集中全力实现“人格化”产品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并做到更好地监督与品牌形象紧密相关的服务质量。从技术手段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企业和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监督其资产发展状况和加强在全球运作的可能。电子信息网络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过一体化管理节省交易费用和减少与这些费用有关的办公费用。
第四，服务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性。随着发达国家服务产业进入壁垒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务性公司为了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致力于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服务营销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务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与顾客有着密切关系和直接接触，因而对外投资在争夺和占领市场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当多服务部门具有网络型产业的特征，如电信、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规模报酬递增明显，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资本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一个公司必须削减或最大程度减少尚处于分割状态的、本质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和面对面直接管理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对某一国际网络的控制。有了这种控制，公司就可以进一步把地方化优势同公司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注：弗郎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三、服务业跨国投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服务产业跨国投资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多重效应。
1.对全球服务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从3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促进全球服务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与重组，从而扩大各国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各国服务企业可以在规模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二是加剧各国服务业竞争，竞争直接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促进服务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同时也促进着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质量的提高。航空运输和某些电信服务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扩散。
以电信业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时间，全世界国际长途通讯时间从333亿分钟增加到680亿分钟，翻了一番多。（注：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ITU），转引自刘吉等《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金融服务竞争产生的发展与效率提高效应也很明显。经合组织银行经营情况统计表明，大部分国家银行的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营业费用与总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国互助储蓄银行，在1979-1984年间，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为69％，1990-1992年间，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为28％；日本大型商业银行，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从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国商业银行这一项目的比例，也从1979-1984年的45％下降为1990-1992年的37％。这是竞争促进成本下降的效应。（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同时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趋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伦敦股票交易市场平均佣金率变化
附图
资料来源：伦敦股票交易所。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2.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市场整合与企业重组，在相当多的领域，大型服务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呈现出寡头结盟垄断的局面。从行业分析看，金融与信息业的市场与企业整合尤为激烈。通过跨国投资与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垄断企业不断在竞争中产生，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1990年，按资产额排列的全球第
一、第二名的银行是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和富士银行；1999年，全球第
一、第二的位置已经为美国的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所取代。（注：[美]《机构投资》杂志，网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银行并购事件数不胜数。1998年4月6日，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银行公司合并为花旗集团，合并后的花旗集团资产总额近700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占据第一位的东京三菱银行。在业务范围上，花旗集团涉足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投资业等金融业的所有领域，能够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务。规模的巨型化已成为银行业经营的一种趋势。
电信、传媒业的并购，近年来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成为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成为一家集电视、电影、杂志和因特网为一体的超级媒体公司，它将时代华纳旗下的世界级大众传播、娱乐、新闻及先进的宽带传输系统与美国在线的互联网产业及基础设施（包括商标、网上社区、电子商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行业内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服务领域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发展，使服务跨国公司得到快速发展。在美国《财富》杂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评比中，服务业公司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其所占比重超过了工业、农业跨国公司份额的总和。1999年所占比重达到61.2％（见表3）。
表3服务业公司在“全球500强”中的比重（％）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财富》“全球500”强资料整理
3.服务产业国际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服务产业的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发展晚于农业与工业的全球化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投资增长，意味国际资本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3个产业领域向国际市场全面渗透。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发展，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了促进全球化的重要条件。
通过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更大的服务交易网络，这有助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例如，全球化中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制造业需要更为廉价而又可靠的连结全球的通讯和运输网络以维持出口业绩；同时，由于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及时”生产的采用，国外厂商购买产品对时间的要求日益紧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与运输系统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服务业的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上的扩张，带给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以电信、运输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技术的进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国际服务链的相对成本，跨国生产所需的最小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使得不同生产规模的厂商都可以利用国际服务链进行高效分散的生产，更多的企业参与跨国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全球跨国公司数量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证。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1997年，世界跨国公司总数为53000家，1999年则达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进一步调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务业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首先是强化了它们的垂直分工，即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同时，正在强化它们之间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与生产服务的分工。这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将导致世界财富向服务业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进一步积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服务与加工工序的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充当的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加工基地，影响产品价值链的诸多重要的生产服务环节，如产品设计、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购供应、资金的筹集调度和财务控制等高附加价值的业务，都由发达国家掌握。这种分工，虽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就业、产出增加等效应，但在总体利益分配上，发展中国家只能分配到极少的一部分产品加工所得。而且作为发达国家制成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发展中国家还要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
在国内服务市场开放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促进服务业发展，但由于国内服务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力相差悬殊，本国服务企业的成长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同时，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数据处理等服务部门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表明了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全球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网络中，也在不断加大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外来风险。需要正视的是，由市场开放所引发的外来风险的袭击，是目前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管理与调控能力所难控制的。
四、若干启示
1. 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钢铁跨国投资总量锐减
2002—2007 年，全球粗钢产量保持稳定增长，2007年达到了13.45亿t的历史高点，2008年受危机初期影响，产量微幅下降 1.4%，2009 年受危机深化影响，全球产量大幅下降8%，如果剔除同期中国产量大幅增长的因素，2009年中国以外的全球钢产量的下降幅度实际高达 21%左右。与此相对应的是全球钢铁跨国投资因需求不振的影响而大幅萎缩：2007年全球钢铁跨国投资总额接近1 000亿美元，达到历史高点，2008年约为740亿美元，降幅为24%，2009年进一步下降到大约390亿美元，降幅为47%。
2. 中国成为全球钢铁投资净流出国
中国广阔的市场和持续增长的需求使得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钢铁资本投资的理想目的地，以日韩为代表的海外钢铁企业通过对钢铁制造后端工序的投资巧妙地绕过政策限制，逐步增加对中国的投资。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钢铁跨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国，但是借助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作用，这一现象出现了逆转。这是因为金融危机期间全球钢铁业均陷入了困境，惟有中国一枝独秀。2008、2009 年在全球钢产量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钢铁产量仍保持 2.25%和13.5%的增长——一方面，中国政府继续实行对钢铁业的外资限制政策；另一方面国际钢铁巨头大多因危机而陷于财务困境，大大减少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投资。与此同时，中国钢铁企业借助相对景气及海外资产相对廉价之机，以资源为重点大规模地实施海外投资，如：武钢出资4 500万澳元与澳大利亚WPG公司合资开发铁矿石，参股加拿大铁矿商CLM25%的股份；华菱钢铁出资 5.58 亿澳元认购 FMG16.48%的股份；包钢出资 4 000 万澳元获得澳大利亚矿商 CXM50%的股份；鞍钢与澳大利亚金必达公司合资经营卡拉拉铁矿项目，获 50%的股份；宝钢出资 2.9 亿澳元获得澳大利亚资源公司AQA15%的股份；等等。2009年，中国成为钢铁投资净流出国。
3. 日韩钢铁企业海外投资势头不减，欧美钢厂海外投资陷入低谷
（1）日本钢企聚焦亚洲市场，按部就班推进海外投资。以新日铁和JFE为代表的日本钢铁企业尽管在金融危机期间遭遇了重大的经营困难，但是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的推进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日本钢铁企业以亚洲新兴市场为重心按部就班地以原有的节奏稳步推进海外投资，具体情况见表1。
（2）韩国钢企变“危”为“机”，强化海外发展战略，海外投资力度不减反增。以浦项为代表的韩国钢铁企业具有良好的抗危机能力，充分利用其较强的盈利能力将金融危机作为企业加速国际化布局的一个良机，海外投资力度不减反增。在海外加工中心投资方面，浦项在金融危机期间投产了印度、泰国、日本九州、日本四日、马来西亚、中国芜湖等6家加工中心，新开工印度、土耳其、美国、中国大连、中国天津5家加工中心，还收购了中国辽宁、印尼等两家加工中心；在海外钢厂投资方面，浦项与新日铁合资的越南冷轧厂和墨西哥镀锌板厂相继投产，在越南合资建设型材厂，收购越南小型不锈钢厂，在印度建设镀锌板厂，在马来西亚合资建设彩涂厂，在印尼建设综合性钢厂，谋求在印度建设综合性钢厂、在阿曼合资建设钢管厂，等等；在海外资源投资方面，浦项参与日韩企业联盟收购巴西铁矿公司NAMISA股权，收购南非锰矿项目 11.36%的股权，收购澳大利亚 Jupiter 矿业公司16.65%的股权，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开发钛金属，收购印尼烟煤生产商MRI65%的股权，等等。
（3）安米等欧美钢企在金融危机期间大量收缩对外投资。安米、谢韦尔、盖尔道等国际化比较激进的欧美钢铁公司在金融危机期间对外投资处于“冬眠”状态，2009年安米的全球投资额相对于2006年、2007年的活跃期下降幅度超过50%，另有一些欧美钢企基本处于停止状态。以下是充斥于当时财经媒体的新闻标题：蒂森克虏伯美国阿拉巴马州不锈钢厂推迟投产1年；Corus公司将出售Teesside连铸厂的大部分股权；安赛乐米塔尔印度建厂项目推迟2年；美国钢铁公司关闭部分加拿大生产单元；安赛乐米塔尔关停罗马尼亚无缝钢管生产单元；安赛乐米塔尔暂停并购活动并减少新建项目；安赛乐米塔尔搁置印尼建厂计划；安赛乐米塔尔南非公司搁置扩产计划；安赛乐米塔尔搁置塞内加尔铁矿石项目；安赛乐米塔尔推迟墨西哥建厂项目；安赛乐米塔尔可能出售俄罗斯1座煤矿；等等。
4. 不同的跨国投资方式和领域受危机影响程度不同
海外并购因钢铁市场低迷、产能严重过剩、企业资金链断裂而在金融危机期间深受影响。尽管金融危机使全球钢铁资产泡沫挤净，应该是全球并购的最佳时期，但这一现象再次印证了资本市场“买涨不买跌”的规律；海外新建投资因周期较长，可逆性较差，金融危机对其虽有影响，但影响程度远小于国际并购，只是大量投资项目进一步削减投资规模或拉长建设周期；海外加工中心投资反而受益于金融危机，投资额逆势增长，浦项尤为明显。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下海外销售更加困难，作为营销服务体系的加工中心建设有助于钢铁企业在危机时期加强营销力度，此外加工中心较小的投资额也是钢厂所能接受的；海外原料投资在资源垄断的背景下仍然保持此前活跃的态势，并扩大到铁矿石以外的其他资源领域。
5. 大型综合钢厂新建投资准入难度大，成功率低
由于对亚洲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前景的看好，全球各大钢铁巨头早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就谋划在印度、越南和巴西等国投资建设规模性的长流程综合钢厂，以改变单轧厂投资小打小闹的局面。但是由于受投资所在国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综合性钢厂的跨国投资成功率很低，能够顺利获批并开工的寥寥无几。近年全球主要钢铁企业谋划的海外综合性钢厂项目见表2。
6. 金融危机以来钢铁跨国投资分布情况
根据不完全统计，金融危机期间全球钢铁跨国投资规模锐减，但日韩钢铁企业海外投资势头不减，并且主要集中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致使该地区成为全球钢厂跨国投资的主要流入地，占全球钢铁投资的半数以上。澳大利亚由于其便利的区位优势以及丰富的资源储备，大量新诞生的中小资源公司在打破“资源垄断”的旗号下成为全球钢铁企业集中投资的对象，2009年吸引了全球钢铁原料类投资额一半以上的资本。
二、后危机时期全球钢铁跨国投资发展趋势
1. 全球钢铁跨国投资将领先于全球跨国投资整体复苏速度
全球经济的复苏渐趋明朗，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恢复到5%，其中中国增长率为10.5%。钢铁产业跨国投资对于宏观经济的敏感弹性要远高于其他行业，所以尽管金融危机期间其投资增长的下跌幅度高于全球跨国投资的整体下跌幅度，但同样反弹速度也要快于整体水平（跌得快，涨得也快）。钢铁业的投资规模较大、周期较长，许多投资项目酝酿时间要数年之久，金融危机使许多酝酿中的跨国投资项目暂停，一但外部环境变暖，项目很快恢复。2009年年底以来，全球钢铁业跨国投资出现了明显的恢复性增长态势，一个显著特征是以安米为代表的欧美钢厂全球投资重新活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仍将达到4.5%，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因而有理由相信2011年全球钢铁跨国投资规模可能会超过危机前的水平。
2. 中国将成为全球钢铁投资输出大国，同时也是钢铁资本输入大国
国内钢铁产能的巨量过剩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使我国钢铁产业生存环境恶化，我国钢铁企业国际化发展是未来的无奈选择：一是国内新建投资获批难度越来越大，二是地方保护主义使国内跨地区重组障碍重重，迫使中国钢企走跨国重组之路，中国钢铁企业将实现从“要我走出去”向“我要走出去”的观念转变。此外，中国钢铁产业已完成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撑，钢铁对国家经济安全度的下降，将使政府按照“市场换市场”的原则放松对外国钢铁资本流入的限制，这既有利于国内钢铁产业的充分竞争，对产业健康发展有益，也有利于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保护主义”行为的指责压力，促使全球钢铁资本在中国的大进大出。中国目前接近全球50%的庞大钢铁产业资本未来都有国际化发展的要求，即使流出的比例很低但乘以庞大的基数就能轻易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资本输出国。
3. 全球钢铁原料投资的区域和领域呈多元化趋势
传统钢铁资源国如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因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等优势条件成为全球众多钢企资源投资的聚焦地，在抬高投资门槛的同时也引发这些国家的资源开发保护。传统资源国的资源储备呈现垄断化趋势，允许外资进入的空间变小，而非洲及内陆国家虽然运输及基础设施欠佳，但投资门槛较低，投资这些国家有利于减弱对传统资源国的依赖。因此，全球钢铁原料投资区域向多元化发展，非洲及内陆国家可能成为未来投资的重点区域。铁元素的循环利用特性决定了铁矿石供求失衡只是暂时现象。低品位铁矿石开发利用、高炉大型化对未来焦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钢铁中锰、锌等有色金属回收利用的不经济性（或技术不成熟性）决定了这类资源未来也是总体紧缺的。因此，资源投资重点将由铁矿石转向焦煤等其他不可再生性资源。
4. 合资仍将是钢铁跨国投资的主要形式，但不同的投资领域具有不同的特点
合资是化解钢铁跨国投资风险的主要形式。21世纪以来，全球钢铁业跨国投资95%以上的项目是以合资形式实现的，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但可能出现一些新变化：一是资源类投资虽然仍以低比例参股为主，但参股比例显著上升，资源行业稳定的高投资回报是钢厂提高参股比例的主要原因；二是钢厂跨国并购以谋求控股为目的，但并购初期以高比例参股为主，东道国对投资方能力的考察是合作初期不放弃控股的主要原因；三是单轧厂新建投资以控股为主，相对较低的投资额及技术上的绝对优势使这类跨国投资较易获得控制权；四是综合型钢厂投资规模大、建设难度高，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大，投资各方均希望谋求控股权，大多以折衷性的平均股权寻求平衡。
5. 投资保护主义在钢铁领域表现得更为典型，未来针对中国的投资保护更为明显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作为跨国投资的先行者和既得利益者，担忧自身利益受损，对后来者不择手段打压，加大了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对“走出去”战略实施造成障碍。面对这样的现实，无论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实施，还是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都需要讲究策略。
用整体观念指导跨国投资决策
中国既不属“资金饱和型”国家，也不是技术创新领先国家，当前推出“走出去”战略旨在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源、市场和技术不足，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竞争，借以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以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跨国投资主要有三种收益回报，即获取资源、占领市场与获得非市场化的资产。以获取资源为目标，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以更便利地利用东道国及其周边廉价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寻求降低生产成本。以占领市场为目标，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实现当地生产，以规避可能的贸易壁垒，降低运输成本，以更好开拓东道国及其周边市场。以获得非市场化资产为目标的，投资者旨在通过投资东道国，获得无法通过市场进行转让，只存在于东道国本地文化制度环境下的资产。这些非市场化资产对于企业发展、提升核心能力极具战略性，如技术、工艺、创意、管理等知识型资产。
企业决定是否需要“走出去”，首先需要根据自身情况明确跨国投资目的。如果资源是企业发展瓶颈，而跨国投资获取资源的成本低于其他途径，就可考虑以资源获取为目的。如果拓展市场是企业发展关键，而通过跨国投资开拓市场的效率高于其他途径，就可考虑以市场开拓为目的。如某种境外非市场化资源关系企业发展前景，就可考虑以获取该项资源为目的跨国投资。
“走出去”跨国投资是否经济可行，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具备以下优势。一是竞争优势。若企业想要在另一国家进行生产，与当地企业竞争，必须拥有自身竞争优势，而且这些优势足以补偿国外生产经营的附加成本。二是内部化优势。企业对其优势进行跨国转移时，必须考虑到内部组织和外部市场两种转移途径，只有当前者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较后者大时，对外直接投资才可能发生。三是区位优势，即企业把在母国生产的中间产品从空间上转移到别国，并同该国的生产要素或其他中间产品结合以后，能够获得最佳利益时，才会在国外进行投资和生产。优势分析需整体考察与三种优势相联系的各种因素，考察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所具优势相互作用带来的综合收益增加，足以弥补境外投资劣势造成的成本增加，企业才可考虑进行跨国投资。
根据投资目的选择
跨国投资对象
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不同，资源禀赋各异。国家层面上，“走出去”战略面向全球，需针对不同区域确立不同目标，制定对外区域投资战略，做好对外区域投资规划。对企业而言，一旦确定“走出去”，就需根据投资目的，结合自身优劣势，按照政府对外区域投资战略与规划，合理选择投资对象。
对于中国企业，投资美、欧、日最好以技术等非市场化资产获得为目的，不宜以市场占有和资源获取为目的。中国与美欧日之间虽存在一些壁垒，但货物贸易总体上是通畅有效的。而美日欧环境保护和工资福利标准高，在这些国家投资建厂生产商品或者开采资源形成的成本增加远远高于因此绕过壁垒所带来的收益，故此以市场开拓、资源获取为目的对美欧日投资经济上不可行，以贸易方式开拓市场更为便利和经济。
需要提及的是，随着欧债危机应对改革深入，欧盟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下降，以市场开拓为目的对欧（特别是东南欧）投资经济可行性上升。另一方面，美日欧技术创新能力领先全球，是中国企业最重要的外部技术来源。但与货物贸易总体通畅的现状不同，美欧日为保持自身技术创新领先地位，对华设置了种种技术转让壁垒，而技术本身又具有很强的非市场化资产属性，中国企业很难通过贸易获得这类资产，只能通过在当地投资的方式来获取。
东南亚、非洲、拉美都属于不发达区域，都属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富集区，潜在市场空间广阔。比较而言，东南亚劳动力更为富集，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劳动生产率更高，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目的对该地区投资，不仅可降低生产成本，还有助于绕过欧美日对华贸易壁垒，具备较高经济可行性。
拉美、非洲自然资源更为富集，开采成本更低，对其进行投资，可以缓解国际资源能源贸易市场波动的冲击，有助于提升资源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可作为企业“走出去”重点促进领域。其中，拉美较之非洲更为稳定，制度更为健全，更值得中国企业投资。此外，拉美经济整体水平较高，市场空间较大，而拉美与中国距离遥远，运输成本高昂。在拉美投资设厂，可以节省大量的运输成本，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开拓当地市场，还可以就近开拓北美市场。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拉美上升，使得在拉美投资设厂更加可行。
前苏联、中东地区是中国企业另两个潜在的“走出去”投资目标，二者都是全球主要能源供应者，其中前者还是矿产资源出口大国。单纯从经济来讲，对俄罗斯、中东地区进行资源投资无疑是可行的。但是，中东地区面临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俄罗斯对华经济政策多变，对中东、俄罗斯投资将面临巨大的非市场风险，需要认真进行风险收益权衡。中亚国家安全风险相对较小，对华经济政策基本稳定，同样是能源资源富集区，以资源获取为主要目的对其投资风险较小，经济上也具备可行性，可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点促进区域。
建立根据地助力企业“走出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发展初期，企业对国外经营环境不熟悉，缺乏必要境外投资经验积累，跨国投资成本和风险管控能力不足，“走出去”面临很多困难。与此同时，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玩家，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将冲击既有利益格局，导致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洗牌，难以避免既得利益者的猜忌、遏制和打压。面对诸多内外部不利因素，可考虑根据对外区域投资战略与规划，选择一些国家作为“走出去”突破目标，建立一批企业“走出去”根据地，为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支持和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管控投资风险和成本，并借此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采取建根据地的方式推进“走出去”战略实施，动作较小、涉及面窄，较之大张旗鼓地全面铺开、整体推进的方式风险低，受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也较小，相对容易取得突破。
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策略的新变化
加入WTO以前,我国对跨国公司的限制很多,使其只能有条件的进入中国市场。现在,随着我国外资政策的逐步调整,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中国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提升。总的说来,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跨国公司重整在华业务,以提高投资的变革能力。
改革开放初期,跨国公司必须以合资的方式进入我国,或者先建立不能开展业务的办事处,等以后政策允许了,再回购股份。因此对许多早期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而言,分立投资几乎是必由之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跨国公司抓住我国加入该组织后对外商投资政策调整的机会,纷纷重整其已有的过分零散的投资项目,使其在华投资系统化,其跨国投资的变革能力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比如,世界顶级轮胎制造商米其林把沈阳的四家合资公司合并同时以控股70%的绝对优势,与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合资成立了上海米其林回力轮胎股份公司,对在华业务进行整合
(二)跨国公司不断推行本土化策略,以期真正“植根中国”,牢牢占据中国市场。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培育起了自己的优秀企业,海尔、长虹、联想……在与拥有雄厚资金、先进技术、高质量产品、强势品牌以及丰富经验的老牌跨国公司进行的面对面激烈竞争中,他们从根本上说已经毫不逊色。要真正进入中国市场,跨国公司必须“植根中国”。本地化战略的重要性开始为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所认识。主要表现在经营管理本地化、技术本地化、研发中心本地化、采购本地化、营销本地化、人力资源本地化等。
(三)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主要方式发生显着变化。
首先,独资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方式。1998年以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方式主要是以合资、合作为主。?随着中国的投资环境与国际日益接轨、外商对中国具体情况的了解不断加深,外国资本采取独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趋势已日趋明显。美国戴尔公司进入中国没有找合作伙伴,它利用全球的生产和供应链,采用直接销售的方式已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其次,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从以“绿地投资”为主转向并购。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进行投资时常常采用并购方式。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编写的《2001世界投资报告》的资料,跨国公司绝大多数跨国投资是通过跨国并购实现的。2000年,全球跨国投资总额达到创记录的12708亿美元。同一时期,跨国并购总数达到11438亿美元。尽管这两个数字不能简单相比,但是人们也能够看到跨国并购在跨国投资中所占巨大比重。1992年以来,外商在华已经开始在中国参与并购投资。其中最为着名的是中策集团并购中国内地企业案例,以及柯达与中国感光材料全行业合作案例。
再次,跨国公司为了在并购国企中赢得先机,逐步启用战略联盟方式。所谓战略联盟,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一定的目的或实现战略目标,通过一定方式组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型网络组织。近年来我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外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联合。联想与Intel、微软、HP东芝、IBM、CISCO、D-LINR等许多公司都有成绩卓着的合作。1999年,联想独家的东芝电脑笔记本占中国市场的25%;HP、联想激光打印机占中国市场销售的34%;的CISCO网络产品占7家分销营业额的30%以上。
二、我国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策略变化的对策
随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增长及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数量的日增,其可能带来的利弊得失也将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从有利的方面来讲,外资大量进入将带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推动我国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促进国有经济加快战略性重组和改革,改善市场结构等。但面对经济科技实力雄厚、熟悉市场经济运作的外国竞争对手,我国企业和政府也将面临由于跨国公司的进入所带来的人才之争、失业、垄断及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等问题。这就向我们 提出了如何既最大限度的利用跨国公司战略调整中的正效应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使其负效应最小化的课题。为此,特提出以下对策: (一)完善制度建设 制度的建设主要在于按照WTO多边规则和我国的入世承诺,不断清除和修改与这些规则、承诺不相符合的一些制度。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制定各种政策法规,尤其是服务
业利用外资的政策,放开第三产业,放宽在商业、外贸、运输、教育、医疗、金融、保险、电信及各类中介机构等服务贸易领域对外资的投资限制,同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政府相关部门的办事效率及审批速度,改进政府职能,不再利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而是用经济手段来吸引跨国公司。当然,在我们吸引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在制度上逐步做到对跨国公司给予国民待遇的同时,也要逐步把给预其超过国民待遇的部分减少下来制止完全消失。
(二)均衡发展各地区经济
从近年来跨国公司投资的地区结构看,我国东部依然是外商投资重点。入世之初,尽管跨国公司对投资中西部地区给予了更多兴趣,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也明显增多,但东部地区外资增长更快,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比重倒呈下降局面。截止到2001年,中、西部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分别是8.78%和5.26%;而2001年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都低于这一水平,分别是8.75%和4.1%。?入世后外商投资区域结构的变化,与我国区域经济的特点密切相关。我国入世面对的现实经济条件是“两个非均衡”——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非均衡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非均衡,西部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状况还是经济体制改革进展,都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要想吸引更国的外资进入我国,尤其是进入广大的西部地区,打破“两个非均衡”时非常必要的。
(三)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服务业是有较高要求的。以跨国公司采购中心的区位选择为例,跨国公司在设立全球或地区采购中心的区位选择上,对入住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首先,在贸易方式上,跨国公司采购中心一般设立在供应链管理理念比较普及的城市,以使其能够与当地及周边供应商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为价值链的增值努力;其次,是否拥有优秀的、规模庞大的供应商和采购商,也是跨国公司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规模庞大,产品种类齐全,就可以产生积聚效应,使跨国公司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再次,跨国公司在采购过程中十分注重产品规格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化。其认证依赖于第三方质量认证机构,该机构必须为国际公认的权威机构,所执行的标准必须为行业公认标准或者是国际标准;最后,跨国公司的采购还需要有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为之服务。这就要求当地金融市场具备筹资和运用资金的能力,并且资金流动不受国界限制,有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具备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和其他支持业。所有这些服务业的水平如何,是跨国公司评价东道国投资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目前我国各类服务业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因此更多的吸引掌握先进技术的服务类跨国公司前来投资,是改善我国投资环境的重要内容。总之,我们要利用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机遇,努力发展银行、保险、电讯、流通、旅游等服务贸易,使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四)加强对跨国公司经营的宏观调控和管理
1. 完善反垄断法及不正当竞争法。进入中国市场的大型跨国公司大都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比如产品的特异性能、品牌及专利等。跨国公司正是凭借其超越国内企业的优势,来弥补其国际化经营的附加成本,侵占我国国内企业的大量市场份额的。随着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数量的增加,这种竞争不断升温,最终可能导致不正当竞争以及垄断。因此我国政府部门应尽快完善反垄断法及不正当竞争法,以规范国内市场竞争秩序,维护国内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
2. 引导外资投资方向。在产业选择上, 应继续鼓励跨国公司在通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制药等领域的投资,还应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在行业上的平衡发展,鼓励外商积极投资于石油、天然气开发、运输业、汽车制造业、零售业及会计、审计等金融领域。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地域引导政策上,应继续鼓励其向中西部的投资,适当给与政策倾斜,以促进我国经济在地域上的平衡发展。
3. 严格产权交易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明晰的产权关系是规范产权交易的前提,因此要规范产权出让主体,明确产权出让的审批机关,防止国有资产在并购中大量流失。
参考文献:
[1] 王洛林 .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0[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 薛求知 .跨国公司与中国市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 俞毅 .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的新调整及我国的对策[J]. 国际金融研究,2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