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2 09: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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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师从事的是学校体育工作，学校体育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他们的劳动价值，只有正确认识学校体育工作的特点和体育教师劳动的特殊性，才能正确评价体育教师的劳动价值。
一、学校体育的地位和作用
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途径。我国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有协调的发展，学校体育在其中承担着重要的教育责任。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个性品质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或长或短都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的学校生活，在这阶段，学生的身心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以充沛、旺盛的精力从事文化学习，以健康的心态进行各种交往，还影响着学生今后能否很好地面对社会迎接各种挑战，适应紧张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体育教育能实现这一功能，它不仅能增强学生体质，而且能培养学生勇敢顽强、团结互助、热爱集体等优良品质，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另外，科学实践证明，体育锻炼能增强大脑的功能，培养敏锐的反应能力，灵活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以及良好的注意力和记忆力，使人变得更加聪明，有利于学习和运用科学文化知识。
学校体育是促进群众体育发展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战略措施。体育分为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是民族强弱的标志，竞技体育是国力盛衰的体现，而学校体育是二者的基础。学生身体的生长发育水平和体质水平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体育锻炼是影响他们最积极最重要的因素。青少年学生在我国人口总数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学校体育本身就是普及我国群众体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学生在学校不仅能通过体育运动增强体质，还能了解体育运动知识，掌握运动技能，并养成“终身体育”的态度和习惯，成为终生热爱体育运动的一员。另外，系国魂于民心的竞技运动始终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而竞技运动的基础也在于学校体育。许多优秀运动员都是经过学校体育打下的基础，最后才攀登上竞技运动的高峰。所以说，学校体育工作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竞技水平的高低。
二、体育教学的特点和体育教师劳动的特殊性
体育教学的特点和体育教师劳动的特殊性是相对于其他学科教学而言的。其特点在于其他课程的教学主要是通过思维活动使学生掌握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技能，而体育教学虽然也要传授知识，但它主要是通过各种身体练习来进行。学生在反复练习中，通过身体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紧密结合来掌握体育知识、技术和技能，并在练习中得到发展身体、增强体质的成效。这样，在体育教学中就具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高度结合和理论与亲身实践的高度结合这样两个显著特点。
体育教学的特点决定了体育教师的劳动特点。一般的教师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而体育教师的劳动从表面上看主要是由示范动作、保护帮助、组织训练等体力劳动所构成，但是构成这些表面形式的实质基础却是颇大的脑力消耗。知识技能的传授，技战术的演练，示范保护的完成，在教学中对不同学生各类情况的分析和处理，对教学方法、手段的选择和灵活运用等等，都是分析、判断、记忆、思维、想象等大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以脑力劳动为基础，以体力劳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一种特殊劳动。
体育教师的劳动也具有一般劳动的三种形态。即劳动的潜在形态、流动形态和凝结形态。体育教师的劳动在这三种形态中与其他学科也有不同的特点。首先，体育教师除作为潜在形态劳动所必须的知识、技能的储备外，他们还必须不断地为维持和提高这种水平而付出新的劳动。诚然，其他教学也有这种需要。但却远不如体育教师表现得那样明显、突出和迫切。体育教师为了适应新形式下的体育教学的要求，一方面必须不断地补充新的学科知识，另一方面还必须努力保持一定的体能储备。人到一定年龄后，体力必然下降;锻炼停止一段时间，动作就呆滞，技术就生疏，平时不进行身体运动的备课，课堂上就再现不出应有的示教水平。这些因素决定了体育教师潜在形态劳动的特点。
其次，由于学生身体素质、性格和运动技能的明显差异，因此，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在考虑学生共性的同时还必须特别注意个性的特点。做到因材施教、因人制宜、个别辅导、区别对待。与其他教学相比，体育教师在这方面所花去的劳动量要大得多。另外，体育教师的劳动场所多在室外，他们除了要面对不同的学生外，还要经受风雨寒暑等恶劣环境的考验，这较之其它课任教师不能不说要辛苦许多，这是体育教师劳动过程中流动形态的表现。体育教师劳动的凝结形态(劳动成果)，如前面所述，也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和特征。
再从体育教师劳动范围的广度和劳动作用的深度来看，在同等条件下，体育教师的劳动比其他教师的劳动有着更多的教育效应。这是因为体育教师的劳动范围大大超过了其他学科教师的劳动范围。他们除了校内的“两课两操两活动”外，还有校外的各种体育竞赛、交流辅导等各类工作。仅就校内来看，他们的劳动范围就比一般教师大20%左右。从体育教师劳动的作用深度来看也是如此，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勇敢顽强、坚忍不拔、吃苦耐劳、机智果断、乐观活泼等优良品格，以及娴熟的技巧、健壮的体魄、优美的动作都将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尤其是体育本身的竞技性、娱乐性等特点与青少年的心理需要是相适应的，这既是体育引起他们关注和追求的原因，也是体育教师劳动的作用深度所深化的原因。所有这些对学生的作用和意义都是重要的，也是体育教师劳动效应的客观反映。
三、体育教师劳动价值的评价
从上述分析，可以归纳出体育教师的劳动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体育教师的劳动价值表现在学生体质的增强上。这种价值在通常情况下既可观察得出，也可用定量的方法测量出来，这是一种有形的价值体现。
2、体育教师的劳动创造了大量的潜在的无形价值。吃苦耐劳、勇敢顽强、机智果断、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高尚思想品德和情操。这是一种以意识和能力为表现形式的.无法进行测量的无形价值。
3、体育教师的劳动影响着未来一代社会劳动力的质量。
4、体育教师的劳动促进了我国竞技水平的提高。
5、体育教师的劳动价值也表现在学生智力的发展上。体育教师的劳动不仅通过学生体质的增强而间接地作用于他们智力的发展，而且也直接培养他们智力的发展。
四、结论
二、新疆高等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
高等教育作为正规教育系统的顶端和劳动力市场高级人才的输出口，对社会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只有进入劳动力市场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培养规模和结构，当两者相协调即供需平衡时，高校毕业生能够在合适的工作岗位发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促进。[2]高等教育结构是指高等教育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排列组合和结合方式。具体来说，高等教育的结构包括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层次结构、布局结构和形式结构。[3]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可知，2011年，研究生培养机构12所，研究生在校生人数14099人；本科院校11所，本科生在校生人数141763人；专科院校21所，专科生在校生人数116956人，成人高等学校8所，成人本、专科生在校生人数59609人。实践表明，经过多年的发展，新疆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
（一）新疆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调
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既要遵循一定的内在逻辑，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对不同人才类型的需求，是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不断调整的外部动力，因此，新疆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新疆高校的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不相适应，随着制造业、房地产业、信息通信、旅游业、餐饮等行业的发展，急需大量实用性较强的专业人才，而高校学科建设脱节了市场需求，造成研究型、理论型人才偏多，实用性技术人才严重缺乏，加剧了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其次，新疆高校的专业类别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某些专业设置重复导致高校培养的专业人才类型雷同，致使在某些行业出现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超越了岗位需求，超越了社会产业发展的实际容纳能力，进而出现了教育过度的问题；再次，专业口径划分过细，法律、计算机、管理学等传统学科专业设置过多，如生物医学、生物信息学、电子商务等新兴、交叉、综合学科专业发展缺乏力度，基础理论型学科较多，应用型学科偏少，造成高校毕业生难以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4]
（二）新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失衡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疆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发展，使经济结构不断趋于合理，有利于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人才结构需求。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金字塔”型的高、中、低层次人才结构更能促进经济腾飞。目前，新疆经济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劳动力结构特征表现为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知识、技术密集型为辅；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表现为以职业教育为主，以研究生教育为辅；劳动力需求类型表现为以实用型、技术型为主，以知识型、研究型为辅。然而，在高等教育扩招的大背景下，新疆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存在失调现象，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2》可知：2011年，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在校生人数比例约为1:10:8，呈现出典型的“腰鼓型”人才发展结构，也说明近年来，新疆专科教育规模偏小，特别是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仍然比较薄弱，本科、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本科层次的教育规模偏大，发展过快，使得整体就业压力增大，研究生教育与本、专科教育相比，比例仍然偏小。
（三）不合理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加剧了新疆劳动力市场分化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从发达到落后的三级阶梯分布，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方面存在差异，在人才需求总量和类型方面也不尽相同。与此相呼应的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较少，质量较低，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成为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呈现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集中了大部分高等院校，这种局面的出现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的社会经济因素。新疆地域广阔，南北疆在自然条件、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南北疆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北疆高校数量多，类型齐全，分布较广，培养出了类型多样的高层次人才，促使经济快速发展；而南疆高等教育数量较少，类型较单一，致使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加剧了南北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此外，南北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也使得就业人员在地域、产业、职业等方面的分布不均。
（四）新疆高等教育形式结构割裂，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高等教育形式结构必须主动把握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积极推动自身结构的合理配置，而不是消极等待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再作调整。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形式结构也决定着人才培养的层次和质量，影响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疆高等教育形式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由于实行“国家集中计划，政府直接管理”的体制，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办学、管理等方面影响着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专科教育及成人教育的发展，制约了各层次高校的办学自主性，致使高等教育体系内部比例失衡、发展失调。其次，由于体制、高等教育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民办高等教育融资困难，办学力量不足，大部分民办高校只能在公立高等教育的夹缝之中寻求生存，致使民办高等教育质量难以保障，社会认可度较低。再次，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办学目标趋同现象严重，部分高校在发展过程中，目标定位不准确，脱离自身实际盲目攀比求高，致使专科院校为“升本”需要，过多、过度进行理论教育，而忽视职业、技能、实用教育。[5]
三、优化新疆高等教育结构的应对之策
在高等教育大幅扩招的背景下，新疆高校毕业生供过于求的局面随之出现，加之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劳动力市场相互分割，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在分析新疆高等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不相适应的基础上，从推进新疆高等教育改革的角度出发，构建适应劳动力市场需要的高等教育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优化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适应
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不仅遵循其内在规律的制约，还受到高等教育体制、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市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必须适时调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改革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增强科类结构调整的方向性和前瞻性，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应进一步落实高校的办学自，将对高校的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使高校充分享有学科和专业设置、调整的自。为适应新疆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多元化的人才需求，新疆高校应结合自身的办学特色开设复合专业和交叉学科，切实拓宽专业面，培养基础扎实、职业技能过硬的复合型人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加大发展偏实用性、应用类专业。在十二五规划中，新疆明确提出“三化建设”的总目标，涉及到了化学化工、生物技术、信息科学、现代农业等行业领域，必然对理、工、农、医等学科类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增大。新疆高校应在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调整现有的学科结构，减少专业设置的重复率，增设市场需要的新型专业。其次，借助外力支援，开设新型学科。随着对口支援工作的深入，支、受援高校数量逐渐增多，新疆高校应该充分利用对口支援契机，克服自身办学条件的不足，通过联合培养、插班学习、教师支教等方式，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借助名校的师资、学科、实验室等优势，为高新技术产业培养一批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再次，新疆高校应从自身的办学水平和能力出发，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逐步建立与市场需要紧密结合的学科调整动态机制，在原有的学科专业、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科布局，凝练学科特色，突出专业的特色性和不可替代性。
（二）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体系
目前，新疆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培养院校、本科院校、专科院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本科院校规模较大、人数较多，致使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呈“腰鼓”型，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因此，调整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满足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层次规格的人才需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合理调整本、专科和研究生教育间的比例关系，随着新疆产业结构的调整，高新技术企业的产生，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需要大量高层次创新人才，也需要一大批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因此，在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同时，还应把大部分增量主要用于高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发展，逐步控制本科教育规模。其次，明确不同高校的办学目标和定位，新疆高校应明确自身的办学目标，本科院校要以建设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大学为目标，侧重于培养高技术人才和创新人才，并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专科院校不盲目跟风，凝练自身的学科特色，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和技术，培养留得住、下得去、干得好的实用性人才，形成多种层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各类学校的人才培养功能。
（三）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推动南北疆经济协调发展
南北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新疆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北疆集中了全疆绝大部分的高等院校，聚集了大多数高校毕业生，某些专业人才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而南疆高等教育水平较落后，急需大量高级人才，致使“马太效应”的发生。为提高南疆人力资本水平，加快南疆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应统筹协调，立足现有基础，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政府可以综合运用经济、行政等宏观调控手段，加大对南疆高校的资金投入力度，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重点建设一两所特色鲜明、水平较高的高校，能够很好的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并在新建高校、学科布点和扩大高校办学规模等方面对南疆地区重点扶持。其次，南疆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努力建设特色学科和专业，着重培养技能型实用人才，借助兄弟院校的优势，通过联合培养、教师支教等形式为南疆培养紧缺的高层次人才，进而支持南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政府应重点在南疆地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远程教育，适当扩大当地生源的招生人数，满足当地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劳资关系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劳资关系是否和谐是新型社会主义发展推进的一个重要表现。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体制的改革，劳动关系的变更，劳动者与资方或管理方的冲突日益明显，劳资冲突不断升级。在不同的企业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劳资冲突问题，而在近几年的劳资冲突事件中，民营企业的成为了劳资冲突的主要场所，国内主要的重大劳资冲突问题都集中在私企和外企等民营企业中。
一、劳资关系问题的相关界定
劳资关系问题是多个学科交叉研究的问题，经济学，管理学及社会学都对劳资关系进行研究，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和界定。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劳资关系问题有以下的界定：一是马克思的劳资冲突论。马克思认为劳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关系，劳资双方主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二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论。崇尚自由竞争的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加任何限制的劳动力市场会提高生产效率，并能使劳资双方的利益和谐一致。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秉承了这种市场自发调节的观点，认为工会或工会运动对市场机制的运行和发展具有负作用或反面影响。三是劳动力经济学制度学派的工会作用论。一种观点认为，现实中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有许多缺陷，工人常常被迫接受在自愿选择情况下不可能接受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因此工人们需要联合起来，通过工会和集体谈判等机制抵制雇主的专横和不合理行为。应用在现代的企业之中，企业主与雇工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现阶段民营企业的劳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互利合作关系。这种观点认为，现阶段的劳资关系:一是在政治上平等。民营企业主与雇佣劳动者都是国家公民，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不存在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问题。二是新型雇佣关系。民营企业的职工一般都有自己的财产，他们在民营企业单劳动既是维护自己和家庭成员生活的需要，又有增加个人收入的因素。在管理学方面，早期的查尔斯・巴贝奇提出通过“利润分享计划”争取工人的合作；费雷德・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认为劳资双方的注意力不应放在盈余的分配上，而应放在发现和应用科学管理的“自然规律”上面，通过合作产生最大盈余；梅奥的行为科学理论则强调工人士气等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揭示了劳资关系冲突并非是单一的经济动机导致，与此对应的冲突管理对策也应多样化。在社会学中，劳资关系主要是针对劳方与资方的冲突。在这里劳方所指代的劳动者具有社会人的性质，劳动者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都被考虑进去，如年龄特征、性别特征、素质特征、所有制特征、产业特征、职业特征、地区特征、身份特征等，劳动者的行为是由动机引发的，动机是由劳动者的内在需要唤起的，人是复杂的，人的需要是各不相同的，人性也是因人而异的。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职业声望对劳动者择业的影响、劳动者的社会心理状态对工资决策的影响、人际关系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等。这些社会变量，例如职业声望、人际关系等，会涉及到他人的评价、态度与看法，他人的这种评价、态度与看法的产生过程，以及劳动者获得他人的评价、态度与看法的过程都离不开劳动者与他人的互动。
二、社会分层、流动与劳资关系问题
中国目前正处在两个转变之中：一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这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也有学者将这种结构变迁视为是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即中国由一个总体性社会向一个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转变；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结构转轨同时并进、相互推动，这成为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一大特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是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社会分层结构是决定整个社会运行和变迁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构成社会不平等、形成社会认同和社会运动、决定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同一类社会现象所作的两种视角的分析和描述。社会分层是从静态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质变过程，而社会流动是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两边过程。社会分层研究和社会流动研究互为表里、不可或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构成了社会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社会分层与劳资关系问题。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的生产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不联系劳动者本身所处的社会阶层、社会环境研究其社会关系，那么就会失去其根本。许峰（2004）则对民营企业劳资关系的特点作了深入的分析。一是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具有层次性。在民营企业中，业主、雇员、雇工是垂直性的分层结构，在劳资关系上，同样呈现出较强的层次性。二是民营企业劳资关系总体上具有一致性。业主、雇员、雇工二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取向。三是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具有不平等性。从表面上看，业主与雇员、雇工的组合是自愿的，但由于日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企业业主在用工上有更多选择权，雇员更多的是被迫的合作。四是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具有不平衡性。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大企业中，利益关系相对比较协调，各方利益能较好实现，而在小企业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业主与雇员利益冲突较多，有的甚至比较激烈。劳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其形成和社会分层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一，在经济实力上，劳动者处于经济实力弱，社会地位地下的阶层；而资方（管理方）处于有利的主导性经济地位。在现实社会中，每个社会的阶级阶层都有其相对独立的群体利益，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快速而剧烈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各阶级阶层之间必然会产生各种利益的摩擦、矛盾和冲突。不管人们称不承认，这些摩擦、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应当对此进行科学的分析。两个阶层在经济利益上造成了最大的矛盾分歧，资方希望获得最大的效益和利润，而劳方则追求自身的劳动实现应有的价值，得到相应的回报，并且在劳动过程中，得到自身劳动价值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因此，两阶层的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导致最终劳资冲突的爆发。其二，在社会地位上，从民营企业中来看，劳动者主要来源于农村地区，不论是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或者是当今的第二代农民工，从来源的实质上讲，二者都属于农民阶层，与解放初期界定的工人阶层在地位上而言，经历了一个地位由高到低的下滑过程。在社会转型时期，从纵向比较看，他们由工人到农民阶层经历了较大的“地位落差”；从横向比较看，民营企业劳动者与社会中上层的“地位差距”在加大，上行遇阻，流动几率变小。就分层制而言，从长期趋势看，市场化因素是影响劳动者地位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但是在现阶段，“权力与市场混合体制”则是塑造工人阶层的地位的最重要的结构化因素。此外，从动态方面看，“权力与市场混合体制”的不同形态在不同的时期给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带来一定的可变性。但是在现阶段，工人地位相农民地位的下滑导致了，权力与市场利益的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劳动者的地位的上升变得更加的困难。其三，在意识形态上讲，劳动者的出身及地区来源就决定了在意识和知识的储备量上，比起管理层或者是其他阶层的人员，其对自我权力和维权意识的不了解。劳动者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对于自我的保护和关注都是在遭受到绝对的不公平和外界对于其处境的关注时才会意识到，而自身能动性和维权意识的调动是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获得发言权的主要途径。其四，从自我实现人的角度，不同的知识水平的个体，对于自我实现的需求不同。而对于劳动者而言，其个人实现具体化就是在工资、在企业中所获得的归属感等，如果劳动者不能在企业中获得相应的报酬和自我的实现与归属感，对于企业的满意度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2．社会流动与劳资关系问题。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总体说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流动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改革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得社会流动的渠道逐渐开通，社会流动的速度加快。在劳资关系问题中，笔者将流动分为企业外部流动和企业内部流动两个方面：在企业外部流动，说到底也是劳动者在社会中的阶层的流动，向上或者是向下的流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力量，推动社会结构的分化，促使后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影响逐渐扩大，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能力主义原则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日益显著。费兹曼学者主要采用职业收入分析法对市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分层研究，他认为劳动者靠市场竞争生存，但受教育不足限制了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他们认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是水平的社会分工，而是垂直的社会地位分层，但受教育不足使他们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后来成为企业经营者，日常工作也不总是很体面。在民营企业中，劳动者本身的受教育程度限制其向上的流动，即使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之下，其流动速度与流动的机会均低于其他阶层。因此，其社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受阻，劳动者为争取其向上流动的机会与平等待遇，与资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的发生。在企业内部流动方面，企业内部流动主要在于劳动者职位的晋升。职位晋升作为对劳动者进行激励的重要手段，职位的晋升能够促进劳动者更加积极主动的投入到劳动过程中，创造更高的劳动价值。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者的精神压力。针对我国当前的民营企业的企业晋升制度的现状，基层劳动者的晋升到达一定的程度便会静止，如车工晋升到车间主任或其他，而进入管理层则具有更多的困难。而部分民营企业的家族制，对于普通劳动者的晋升更是增加更大的障碍，基于种种不平等的流动机制，同样也会造成劳动者与资方矛盾的恶化，从利益的不平等到地位的不平等，甚至机会的不平等，使得劳资冲突更加的凸显。
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劳动者拥有绝大多数的人数，却得不到大多数的权利和地位的平等机会，这是促进劳资关系问题爆发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协调劳资关系方面，对于劳动者社会阶层地位和社会流动的关注，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劳资冲突，建设和谐的劳资关系，需要政府、工会、企业及社会其他各个阶层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汤美芳．近年来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综述[J]．宁波党校学报．2006（5）
[2]刘美君．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所研究的劳动力的区别[J]．网络财富．2008（4）
一、引言
和谐是社会发展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和谐社会的内涵是丰富的，劳动关系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我国劳动关系已经进入劳资矛盾冲突高发的时期，如何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加强和谐劳动关系建设，有效协调解决劳动关系问题、化解劳资矛盾冲突，实现员工体面劳动和幸福工作，已成为学者、政府和企业共同关注的问题。
幸福管理是前沿的管理理论，幸福管理以企业员工幸福为导向，施行幸福管理的企业期望充分发挥和利用企业中每个人的智慧和优势来实现企业的发展并反过来满足员工不断提升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以增进组织利用相关者的幸福最大化。提升员工工作幸福感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也是构建和谐企业以及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
二、我国现阶段企业劳动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和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艰难前行，而频发的劳动争议问题也在火上浇油。一些企业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员工需要，势必会引发矛盾，以至于劳动争议频发，劳动关系紧张。本文再收集文献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企业劳动关系存在以下问题：
（一）以劳动合同管理代替劳动关系管理
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劳动者法律意识的提高，企业也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完善劳动合同管理，按照法律规定员工入职签订劳动合同。而企业劳动关系和谐度并没有因此而达到较高水平。劳动合同只是保障了劳资双方的基本权益，并未满足劳动者的高层次需求。不能奢望一纸合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升员工的工作幸福感。
（二）收入分配不合理引发争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员工的收入水平也逐步提高。但是收入分配问题仍然是员工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关键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业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人口，经济转型初期，进城务工人员打工的主要目的还是挣钱回家养老婆孩子，基本经济来源还是务农收入，农闲打工收入用来补贴家用。雇主待遇的好坏决定的主要是去留问题和打工时间长短问题，即使不满意也很少发生劳动争议。但是新时期，随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文化水平更高的年轻一代打工者进入城市，面对城乡生活的巨大差距，他们也有移居城市的梦想，不愿做在城乡之间迁徙的候鸟。他们更希望获得公平合理的收入，以解决买房置业、子女教育、医疗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员工合理要求与一些雇主落后观念与短视的做法必然引发劳资矛盾。
（三）企业与员工之间缺乏信任
企业对员工的不信任，导致企业不放权，员工权责不对等，工作缺乏自主性，员工自我价值无法实现，进而产生工作倦怠等问题。有的企业害怕培训后员工流失，而不组织员工培训。一些家族式企业，任人唯亲，对于有能力的“外人”却不提供发展空间。
员工对企业的不信任导致员工工作积极性低、流失率高。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基，要想留人用人首先要取得人才对企业的信任与忠诚。信任问题应引起企业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幸福管理策略
劳动关系和谐与否是社会关系和谐与否的晴雨表，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也是政府和企业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幸福心理学视角出发，通过幸福管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员工积极心理能量（工作幸福感）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的作用。针对劳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从影响劳动关系的关键变量入手提出以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幸福管理策略。
（一）转变管理理念、引入幸福管理
企业管理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经验管理，凭借管理者经验进行作业和管理的阶段；科学管理，将科学引进管理领域，依靠监督、协调、指挥等发挥管理作用；人本管理，把人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通过共享的价值观、愿景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管理；幸福管理，以提高员工幸福感为核心的快乐化的全新管理模式。极力推崇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企业目标，把员工视为创造财富的高级工具而不考虑员工心理感受的管理不可能真正实现企业的和谐稳定发展。而能够使员工获得幸福的企业自然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劳资矛盾的困扰。幸福管理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提供了新思路，将提升员工工作幸福感作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一个基础，可以从本质上改善企业与员工的关系。
（二）打通职业发展通路、实现员工自我价值
对自己的发展前途缺乏信心是获取工作幸福感的一大障碍点。企业必须努力清楚障碍为员工打通职业通路，使每个员工都有机会获得提升和发展，进而提升个人发展信心，使其在清晰的职业规划的指引下完成自己的职业生涯。尤其对于具有较高学历刚入职不久的年轻人，除了福利待遇条件，发展前景也是他们非常在意的一个择业条件，因此能够为他们制定良好发展前景蓝图的企业，能够更好的吸引和留住这些企业的新生力量。企业为员工打通职业发展通路的同时，也应该帮助员工提高自身素质。在岗培训学习可以为员工的职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通过培训方式提升员工自身素质，辅之以完善的升迁制度，员工在工作中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工作幸福感也会随之提高。在岗培训学习与职业发展通路的相辅相成最终将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局面，使企业和谐发展。
（三）改善薪酬制度、提供心理保障
现阶段我国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主要依靠市场来调节，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工资水平还普遍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提供有市场竞争力的工资水平和具有吸引力的员工福利是增加员工获得满足感的有效方式。
在提高整体福利待遇水平的同时，应该做到薪酬制度的公平合理。薪酬作为员工福利待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员工留在企业的主要动机之一，公平合理的薪酬在维护员工心理平衡方面作用显著。有了公平，收入有差距心理也会平衡，没有公平，共富也会生出矛盾，也会产生不满。企业提供的具有特色的员工福利，如带薪休假、节日礼金、员工帮助计划等，是许多员工梦寐以求的，可以使员工感受到企业对他们的关注，增强员工幸福感。尤其对于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完善的福利也是吸引员工的重要条件，应予以重视。
（四）建立互信机制，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
企业可以从以下角度培育员工之间的信任：（1）企业文化导向。强调互信的企业文化，鼓励员工之间相互关爱，反对员工之间不管不问；（2）建立奖惩机制。贬义惩处员工不诚信行为，赞美奖励员工诚信行为。温馨的人际关系，还要培养员工的知恩感，使员工理解他人的照顾，感谢他人的照顾，这对于员工心理和谐、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之，和谐劳动关系构建要真心以员工幸福为中心，从幸福管理角度入手，关注员工心理需求，使最大多数的员工获得最大限度的工作幸福感。
参考文献
[1]刘林平，崔凤国.转型社会的劳资关系：特征与走向[J].中山大学学报，2012，3.
[2]卢福财.构建基于和谐劳动关系的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新体系[J].经济管理・新管理，2006，10.
[3]姚先国，郭东杰.改制企业劳动关系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4，5：97-107.
基金项目：洛阳师范学院2014年教育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中图分类号：G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情绪劳动（emotion work or emotional labor）一词最初是由Hoschschild（1979，1983）[1、2]提出的，指个人针对内外在情绪进行伪装与管理，以符合组织的规范与要求，进而使组织达到营利的目的的行为。由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如愤怒、急躁），向学生展现积极的情绪（如热情、富有同情心等），因此教学过程是一种深刻的情绪活动，教师是高情绪劳动者[3-5]。
教师教学效能感是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其能有效地完成教学工作、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能力的知觉与信念。[6] 研究发现[7、8]，情绪劳动策略与教学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但在二者的因果关系，看法并不一致，刘衍玲[9]认为，教师情绪劳动是影响教学效能感的重要因素，但孟涛认为教师教学自我效能感影响教师工作时的情绪[10]。因此，Ω咝＝淌Φ慕萄效能感与情绪劳动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完善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
1.被试
通过网络调查及问卷调查的方式在广州、四川、河南、北京等地调查高校教师共350人，其中男性90人，女性260人。助教44人，讲师146人，副教授134人，教授26人。理工农医类136人，文史类134人，艺术类80人。0-5年的共106人，6-10年的共114人，11-15年的共90人，16年及以上的共40人。
2.研究工具
（1）教学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俞国良等人修编的教师教学效能感量表[11]，该量表包括两个维度，即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量表共27个项目，其中16个项目采用了反向计分，量表采用Likert6级计分，1为完全不赞成，6为完全赞成。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7，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4和0.84。
（2）情绪劳动策略量表
情绪劳动策略量表[12]（Emotional Labor Scale）是由Diefendorff（2005）编制的，量表共14个题目，包含三个维度，表面行为、主动深度行为、被动深度行为。量表采用五级评分制，总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79。
3.数据统计与处理
采用SPSS16.0对调查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三、结果
1.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现状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教师的教学效能感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个人教学效能感显著高于一般教学效能感（p被动深度行为>表面行为（p
2.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高校教师个人教学效能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学科性质和教龄方面的差异。男教师个人教学效能感高于女教师；艺术类教师得分显著高于理工类和文史类教师（p
高校教师一般效能感存在显著的性别、职称和教龄方面的差异。男教师一般教学效能感高于女教师；助教的一般教学效能感显著高于讲师和副教授（p
表2结果表明，高校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不存在显著的性别、职称、学科性质差异。不同教龄的高校教师表面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事后研究表明，讲师的表面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助教和教授（p
3.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关系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表面行为策略与个人教学效能感和一般教学效能感均存在显著负相关，主动深度行为与个人教学效能感和一般教学效能感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被动深度行为与个人教学效能感存在显著相关，与一般教学效能感相关不显著。
以情绪劳动的三种策略分别为因变量，教学效能感两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对表面行为和主动深度行为的影响较为明显（3.0%、10.5%），而被动深度行为仅受个人教学效能感的影响（7.8%）。
四、讨论
1.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水平总体较好，个人教学效能感高于一般教学效能感。个人教学效能感是指教师对自己教学效果的认识和评价，即教师具备有能力教会学生学习的信念，而一般教学效能感是教师对教与学的关系、对教育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的一般看法与判断。[11]对个体的积极信念与个体教学过程中的经验及强化有关，而一般教学效能感则与生活中的教育价值观念的承袭有关。
在情绪劳动策略使用的研究发现，教师在使用情绪劳动的不同策略时，主动深度行为和被动深度行为最多，较少使用表面行为策略[13-16]，对特殊教育教师研究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17]。本研究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果。说明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情绪劳动具有较为一致的特点。
2.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与情绪劳动的人口学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教学效能感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这是因为社会文化对男女的角色期望不同，造成了女性对自己能力的低估。另外，女性更为敏感，更注重教学过程中的细节和个体感受，如果教学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完美的细节，就会让女性教师的自我评价降低，造成低教学效能感。
本研究结果表明，教龄因素对教一般教育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有不同的影响。随着教龄的增加，教师的一般教育效能感呈下降趋势，而个人教学效能感表现出上升的倾向。这与俞国良[11]、蒋灵慧[18]等人的研究较为一致。
人口学变量分析结果表明，高校教师情绪劳动在性别、职称、学科性质等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而表面行为在教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与陈晓宁[19]、吴欣[20]的研究部分一致。这与调查被试、研究工具的不同有一定关系，而本研究是对高校教师整体进行了抽样调查，具有整体和全面性的特点。
1、引言
情绪劳动是区别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第三种劳动，它是指个体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以表现出组织所要求的面部和肢体表情的过程(Hochschild，1983)。情绪劳动策略是指个体在情绪劳动的过程中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调节与管理所使用的策略和方法，他包括表层行为策略(个体只在外部表情上伪装出组织所要求的情绪，但内心体验与外部表情不一致)、深层行为策略(个体通过对自己的内心体验进行调节，从内而外地表现出组织所要求的情绪)和自然行为策略(个体的情绪体验与组织所要求的情绪相一致，个体自然地表现很出内心的情绪体验)(Diefendorff，2005)。大量研究表明，具有深层行为策略和自然行为策略的个体具有更好的工作表现和心理健康水平。
关于情绪劳动策略的前置变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表明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对表层行为策略起到显著负向影响，对深层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Johnson，2007；杨林锋，2010)；组织支持对员工的表层表现和深层表现有显著影响(柏乔阳，2006)；情绪智力与员工的深层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汤赵颖等，2009)；正负性情绪会影响到员工情绪劳动策略的采用(柏乔阳，2006)；角色失调对员工的表层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Ashforth，1993)。针对特定群体的情绪劳动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员工、医院医生和护士及中小学教师群体，对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策略研究目前很少。
本研究对大样本的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进行了调查，并定量分析了其与人格的关系，以补充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的研究课题，并为幼儿园招募幼儿教师提供理论参考。
2、方法
2.1测量工具
(1)情绪劳动量表。本研究采用Diefendor等(2005)编制，台湾学者邬佩君修订的《情绪劳动量表》，包括表层行为，深层行为和自然行为三个维度，共14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该量表的信度是0.87，本次研究的信度是0.866。
(2)大五人格量表。1987年由美国心理学家Costa和McCrae编制，由中科院的心理学家张建新教授修订。量表包括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感五个因子。该量表的效度信度是8.78，本研究的信度是8.45。
2.2被试
本研究以幼儿教师为被试。选取了来自陕西西安三所幼儿园，广西柳州两所幼儿园，广西桂林三所幼儿园，广西南宁两所幼儿园，广西北海两所幼儿园和广西梧州一所幼儿园的幼儿教师共计390名。发放问卷390份，回收375份，其中有效问卷332份。已婚142人，未婚190人；农村61人，乡镇102人，城市169人；大学40人，高中97人，大专85人，中专66人，初中44人。
2.3统计方法
对收集到的数据采用SPSS13.0对数据进行分析。
3、结果
3.1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
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检验表明，结婚与否对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策略没有显著影响；年龄与幼儿教师的深层行为策略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34。以学历和出生地为自变量，分别以表层行为、深层行为和自然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学历对深层行为的主效应显著(F=2.51*)，事后检验表明大学学历的幼儿教师的深层行为显著高于初中和中专的；出生地对表层行为的主效应显著(F=5.38***)，事后检验表明出生于城市的幼儿教师在表层行为上要显著高于出生于农村的幼幼儿教师，且学历与出生地的交互作用显著(F=2.37*)；在自然行为维度上，学历的主效应显著(F=2.51*)，事后检验表明，大学生的幼儿教师的自然行为显著高于初中、中专、高中和大专，学历与出身地的交互作用显著(F=2.10*)。
3.2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大五人格各因子的相关研究
表1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大五人格各因子的相关
由上表1可以看出，大五人格与情绪劳动策略之间相关密切。表层行为与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开放性呈显著负相关；深层行为与外向性和开放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自然行为与宜人性和责任感呈显著正相关，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
3.3大五人格对情绪劳动策略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使用逐步回归的方式，探究大五人格各因素对情绪劳动策略的预测作用。即在控制了对大五人格和情绪劳动策略可能有影响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探究大五人格对情绪劳动策略的预测能力。该层次回归分析的第一层变量是学历和出生地，第二层变量为人格变量。分析结果见表2。
表2大五人格和情绪劳动策略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在表层行为维度，出生地对表层行为有负向，引入了人格变量之后出生地、外向性和责任感都对表层行为有负向影响。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大五人格所解释的变异量为12％。在自然行为维度，学历的影响显著，引入人格变量之后，学历和宜人性对自然行为有正向影响，神经质对自然行为有负向影响。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大五人格能解释的变异量也是12％。对于深层行为维度，学历对其有正向影响，但引入人格变量之后，并不能解释更多的变异量。
4、讨论
4.1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在人口统计学上的特点
人口统计学指标是探讨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影响因素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发现年龄与幼儿教师的深层行为策略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34。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幼儿教师比年龄较小的幼儿教师对情绪调节和管理更有经验。学历对深层行为的主效应显著(F=2.51*)，大学学历的幼儿教师的深层行为和自然行为显著高于初中和中专的，这可能是因为具有较高学历的幼儿教师比学历较低的幼儿教师，较多的受文化知识的熏陶，对工作和对待幼儿园学生的态度比较端正，所以能较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出生地对表层行为的主效应显著(F=5.38***)，出生于城市的幼儿教师在表层行为上要显著高于出生于农村的幼幼儿教师，这可能是由于环境的原因，导致在农村长大的幼儿教师比在城市长大的幼儿教师更加纯朴，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情绪。
4.2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人格特点的关系
回归分析表明，外向性和责任感都对表层行为有负向影响，宜人性对自然行为有正向影响，神经质对自然行为有负向影响。控制了人口变量之后，大五人格对表层行为的解释量为12％，对自然行为的解释量也有12％。相关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外向性和责任感对表层行为有负向影响，可能是因为外向性人格的性格特点是追求自由，不受约束，所以具有该人格特质的幼儿教师不倾向于伪装出组织所要求的情绪。宜人性对自然行为有正向影响，可能是由于具有宜人性人格特质的幼儿教师更加体贴，善良，有同理心，从而能自然地产生对幼儿园学生的喜爱和疼惜。神经质对自然行为有负向影响，可能是因为具有神经质人格特质的幼儿教师敏感多疑，经常感到焦虑和抑郁，从而很难打开心扉真诚地面对工作和幼儿园学生，很难有自然行为策略。
4.3对幼儿园招募幼儿教师的一些思考
作者简介：江永众，成都理工大学管理科学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地方劳资矛盾日益尖锐，例如2010年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事件、富士康事件等。如何正确处理劳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急迫政治任务。[1]劳动关系在西方通常称为劳资关系或产业关系。劳动关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都对其进行了解释，而这些学科在价值观、基本前提假定、信念、方法论等方面存在差异，远未达成共识。劳动关系学在我国属于“舶来品”，尚处于创设阶段，理论界对于该学科基本概念、学科性质认识模糊，研究非常缺乏。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都将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作为其研究核心，是与劳动关系学联系最密切的学科。但是人们对这些学科关于劳动关系的研究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这严重制约了劳动关系理论对我国劳资实践的指导作用。[2]因此，厘清这些学科的基本术语、基本概念和学科性质，对于我国实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
一、西方劳资关系学的基本概念与核心假定
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的学科范式理论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不同的人对同一领域的现象———尽管可能不是完全相同的具体现象，都会做出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解释”。[3]劳动关系学的学派抗争和方法论的多样性恰好折射了这门学科的不成熟性，因此劳动关系学尚处于常规学科的前科学阶段。但是西方劳资关系学通常采用正统多元论，属于狭义的劳动关系学。相对于学派林立的广义劳动关系学而言，西方劳资关系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为解释劳资问题提供了研究的参照框架和起点。基本概念和核心假定是其理论发展和衍生的基础。
(一)基本概念
作为一门成熟的理论研究学科，西方劳资关系学包括一些基本概念。劳资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劳动者、雇主、劳动合同、劳动就业、工资、集体协商、集体行动、三方机制、劳动争议与冲突、劳动权利等是劳动关系学科的基本概念。[4]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劳资关系的基本概念，例如工作场所规则，规则网络，劳工标准，工会，集体谈判，雇佣关系的公平、效率和发言权目标，[5]结构化对立的雇佣关系，政府规制等。[6]其中，工作场所规则是最基本的概念，是由劳资双方谈判来决定，是劳资关系的焦点，因为工作场所规则一方面能够促进资方的组织战略实施，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工作环境。[7]
(二)核心假定
劳动力附属于人类身上，不是简单的商品，这一思想是西方劳资关系理论产生的动因和基础，是西方劳资关系学的核心前提。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劳工与产业关系学院院长Katz看来，西方劳资关系学的基本假定包括以下方面：[8]
1.劳动力不是商品。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资关系的研究缺陷是将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例如资本、土地、技术等)等同起来，缺少伦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关怀，很难解释和解决社会劳动问题。劳资关系学科的前提假定是劳动力不是商品，具有与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所不同的性质。劳动者在企业中是雇员，是为企业目标服务的人力资源或者生产要素。劳动者同时也是家庭和社会成员，必须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而这些角色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因此，劳资关系学认为劳动力不是简单的商品，劳动者通过劳资关系来满足社会公正、平等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来实现劳资关系的社会福利功能。这一命题是劳资关系政策和制度制定的依据。
2.冲突是劳资关系的本质特征。
从劳资关系的性质来看，劳资关系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基本社会经济关系。雇员为企业提供劳动，服从企业管理者的工作安排和权威，并且以此作为获得薪酬和社会利益，他们要求参与管理决策，得到公平的工资，权益受到保障。雇主雇佣劳动者来进行生产，通过为社会提品和服务，从而获得经济利润。雇主追求的目标包括管理控制、生产效率、灵活使用劳动力、工人不罢工、经济利润等。显然，由于企业利润等于企业收入减去劳动者工资等成本，员工的工资与雇主的利润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劳动者和雇主在经济利益上存在根本的冲突。
3.劳资双方具有共同的利益。
劳资双方通过契约共同组成了一个组织，因此他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组织目标和共同利益，例如组织的生存发展、竞争力、经济效益等。[9]因为组织是由个体、群体等组成，当组织目标实现时，个体和群体的目标才能得到实现，例如当企业的总收入增加时，通常员工的收入也会得到提高；反之，当企业总收入下降甚至破产时，员工的收入必然会减少，严重时员工还会失业。劳资关系系统的目标就是要在解决劳资冲突的基础上，实现劳资双方的共同目标。因此，劳资双方虽然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但是双方也存在一些共同利益(见图1)。
4.劳动者有自由选择工会作为其利益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
根据西方产业民主理论，产业民主要求建立一种劳动者能够表达其所关注事务的有效代表制度，劳动者应该拥有集体发言权。因此，自由的集体协商和集体谈判制度是劳资关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和雇主可以不通过第三方的干预自行解决双方的争议和冲突。政府的目标就是为劳动者和雇主创造公平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保障劳动者权益，使得劳动者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选择工会作为其代表，并且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劳资争议和冲突。
5.政策制定者必须权衡利益相关者的目标。
劳资关系是一个社会子系统，其涉及雇员、工会、雇主、政府、公众等诸多社会成员。劳资关系政策将影响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目标的实现。劳资关系政策的目标至少应该兼顾效率、公平和发言权的平衡。[10]效率是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是雇主最重要的经济目标。公平由一系列就业的最低标准、程序性公平和分配性公平等标准构成，这些标准与劳动者的工资、福利等物质待遇相关，而且标准的制定要体现对劳动者人性尊严和人性自由的尊重。发言权是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中参与工作决策的能力，它强调对劳动者的人性尊严和民主参与，包括个人发言权和集体发言权两个方面。因此，劳资关系研究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在这些带有冲突的目标之间进行权衡。
二、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的比较
由于劳动关系领域研究的目标是要解决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而这些问题具有综合性，因此劳动关系领域的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这一点可以从西方劳资关系学科的创始人康芒斯身上得到体现。康芒斯既是西方劳资关系学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奠基者。在早期，劳资关系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工会、集体谈判、人事管理、劳动法等内容。二战后，西方劳资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工会和集体谈判。近年来，劳资关系学科主要研究与工作有关的雇佣关系，其研究范围又逐渐扩大化，与早期的研究范围相似。因此，劳动关系的研究与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关系密切。其中，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是与西方劳资关系学联系最密切的学科，这些学科都试图对雇佣关系和劳动问题进行解释(见图2)，但是这些学科在基本假定、概念、研究目标和解决途径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11]
(一)劳动经济学与劳资关系学
劳动经济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主要研究企业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其理论前提包括企业、劳动者和消费者都是理性人，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劳动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劳动是同质的商品以及一般均衡等。为了研究劳动资源的最优配置，新古典劳动经济学家将企业看成是一个生产函数，劳动是与资本、土地相似的生产要素，主张由供求力量来决定劳动的价格———即工资，他们反对最低工资制度。当劳动的价格等于企业雇佣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时，劳动资源配置达到最优效率。近年来，劳动经济学开始关注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在现实世界中，企业的劳动力资源并不是全部通过外部劳动力市场进行配置的，相反，许多劳动力资源是通过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进行配置的，因此劳动经济学试图对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原因、特征、方式等进行解释。例如Lazear对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认为市场竞争会迫使企业采取一种富有效率的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但他不赞成对企业内部雇佣关系进行制度干预。[12]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劳资关系问题进行了解释。传统劳动经济学将劳动视为商品，这必然带来资方单边主导劳资关系，以及劳资关系冲突的紧张状态，因此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劳动雇佣问题。
根据西方劳资关系理论的前提假定，劳动不是商品，因此将不能将劳动视为同质商品，这样完全竞争市场的供求模型就不能成立。劳动者的工资———即劳动的价格就不能仅仅由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虽然劳动市场力量对个人和企业存在影响，但是劳动者的工资取决于劳动合同，需要通过劳资双方的个别和集体协商来实现。劳资关系理论摒弃了劳动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市场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以及工资和工作条件能够达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理想假说。
劳资关系学不是将劳动视为简单的商品以及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同质生产要素，而是将劳动看成是雇佣关系中人类劳动力的交换和使用，这种雇佣关系是嵌入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和层级制企业之中的。劳资关系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受到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道德规范、历史文化和技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显然，西方劳资关系理论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实用主义思想，主张通过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增量改革，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进行改良和重组，以建立充满效率、公平、人性的雇佣关系，从而为资本主义体制进行辩护。基于劳资关系学的基本假定，劳动经济学与劳资关系学在劳动的性质、生产效率的决定机制、工资决定机制、劳动契约的完备性、交易成本假定、外部性、政府或者制度的角色以及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和劳动问题等方面存在差异(见表1)。
(二)人力资源管理学与劳资关系学
人力资源管理学发端于科学管理时代。科学管理基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将劳动者视为由雇主操纵的机器，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劳动，因此主张通过工作标准化以实现工厂生产效率最优，通过为工人提供计件工资来对劳动者进行经济激励。但是，EltonMayo的霍桑实验发现工人不仅仅追求经济利益，而且还有社会需求，由此导致了人际关系学派的产生。人际关系学派强调企业管理中的人性要素，认为雇佣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学派后来发展成为西方劳资关系学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个分支。随后的行为科学理论从个体、群体、组织心理、工作、技术等方面对组织中的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二战后，人力资源被视为有助于国家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这些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促进了人力资源管理学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力资源管理学从劳资关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与劳资关系学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的独立学科。[13]
人力资源管理学关于员工与管理者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社会交换理论[14]和诱因—贡献理论。[15]这些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管理权威来协调员工关系，促进员工的合作和竞争，从而实现企业内部劳动力资源配置最大化。根据企业资源基础理论(RBV)，[16]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内部优势资源，而不是外部优势资源或者环境，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学的基本命题是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越完善，企业绩效就越高。[17]一些学者的研究检验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18]根据人力资源管理学派的基本逻辑，企业应该不断扩大规模，取代市场。显然这个推论与现代企业理论关于企业性质和边界的解释相矛盾。在现代企业理论学者看来，企业边界是由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成本共同决定，存在一个最优的企业边界。
人力资源管理学和西方劳资关系学从产生之初就联系紧密。在二战之前两者都研究雇佣关系，以及与工作相关的领域。二战后，劳资关系研究范围缩小，主要聚焦工会和集体谈判。而人力资源管理学派则转向组织内部，将员工视为人力资本，以积极的方式进行管理和开发。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工会运动的衰败，劳资关系理论研究也明显进入衰退期。到了21世纪，劳资关系学将员工关系、市场、制度、组织策略和公共政策都纳入其研究范围，试图扩展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联系，以建立一个包括劳资关系和人力资源管理在内的人力资源与劳资关系(HRIR)领域，实现建立基于市场的人性化雇佣关系的目标。[21]这表明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有进一步融合的趋势。
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都赞同“劳动力不是简单的商品”的基本假定，并且寻求解决工作场所的劳动和雇佣问题。但是，两者在劳资双方利益一致性程度、冲突的性质、研究目标、研究视角以及管理者、工会和政府的角色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
(三)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的比较
劳动关系是我国普遍使用的一个中性术语，这避免了不必要的意识形态论战。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以及相关组织在实现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24]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情景下，与劳动关系相关的常用术语还包括劳资关系、雇佣关系、员工关系和产业关系等。人们对这些术语的含义和使用存在许多分歧。从学科性质来看，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关于“劳动关系”相关术语的使用具有其特定的内涵，体现了不同学科对于劳动问题的理论分析差异。
1.劳资关系学。
西方劳资关系学或者产业关系学是以劳动者受雇于资本的所有者，即雇佣关系为前提。狭义的产业关系就是集体雇佣关系，是劳动者集体与雇主之间发生的与劳动条件有关的关系。广义的产业关系可以使用公式来表示：产业关系=雇佣关系+工会和政府干预，即强调工会和政府对雇佣关系的调节和治理。[25]劳资关系学否定劳动者是商品的简单假设，奉行“以人为本”的理念，认为劳动力市场和雇佣关系是一种政治性的结构安排，它决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于雇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资强劳弱)，劳动者需要工会或其他组织的力量来维护其权益，而政府作为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主体，需要通过立法、政策来指导、规制、平衡劳资双方的关系，以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劳资关系理论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经济学，[26]强调社会和制度的因素。劳资关系学认为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企业组织特征、劳动者人口统计学特征等因素影响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因劳动关系不同而存在差异。经济系统与劳动关系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整体的社会系统。
2.人力资源管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学认为企业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可以采用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并且对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当企业内部劳资双方合作程度高时，员工工作满意度增加，员工流动性降低，员工工作积极性得到提高。因此，企业管理者应该采取灵活雇佣实践，以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人力资源管理学一般使用“雇佣关系”术语，雇佣关系是雇员与雇主之间建立的与劳动有关的法律关系。(1)雇佣关系包括市场关系和管理关系。市场关系是指通过市场机制决定劳动力的市场价格，管理关系是指通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直接沟通和管理权威来进行工作场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学更关注雇佣关系的内部管理关系。[27]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学通常也使用雇员关系一词，这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关系，从一体化视角出发，将雇员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其整合到一个雇佣组织中，主张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来调整雇佣关系。
3.劳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家通常使用“劳资关系”术语，例如劳资关系具有超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内涵的广义含义，是各类盈利(营利)性企业中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以劳动合同为纽带所形成的基本经济关系。[28]劳动经济学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扭曲了市场机制，必然带来降低经济效率，因此主张应该尽量实行市场化，即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竞争越充分，资源配置效率越高。由于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劳资关系学的研究对象都涉及劳动和工作场所的雇佣关系，因此这三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交叉发展，相互影响，但是这三门学科在通常使用的术语、研究对象、基本观点、资源配置方式和效率、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性质、人性假设、契约的性质、交易成本和追求的目标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见表3)。
三、结论与启示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正是劳资双方充满合作与冲突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为解释和治理因劳动关系运动而产生的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作出了不同视角的贡献。其中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和西方劳资关系学是与劳动关系问题研究最密切的学科。
(一)基本结论
劳动经济学从劳动力是商品的基本假设出发，主张通过外部劳动力市场机制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往往导致资方单边控制的劳资对立状态。人力资源管理学意识到劳动者需求的层次性，认为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完善程度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因此主张企业应该不断改进内部人力资源管理、不断扩大规模，但是这种观点的逻辑延伸是整个经济将合并成为一个企业，这显然与现实和现代企业理论相悖。
针对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的不足，西方劳资关系学从“劳动力不是商品”的基本信念出发，以劳动问题和雇佣关系问题的解决为学科目标，兼收并蓄多学科的理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嬗变，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劳资关系学的范围突破了工会与管理方之间的集体雇佣关系界限，涵盖了所有与劳动、雇佣关系和工作场所有关的各个方面，以及由劳动关系而带来的相关行为和结果，例如工作生活质量等问题。
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交换，所以具有商品性质；但是劳动与其他商品不同之处在于劳动有灵魂，劳动关系具有人性化特征、具有社会福利功能，这是劳动关系学的基本理论基础。劳动关系的人性化特征决定了劳动关系学的多学科和多目标性质。劳动关系首先必须关注雇主的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率；劳动关系也要追求劳动者的利益，强调社会和人文价值关怀。劳动关系政策的目标需要包括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管理的程序和分配公平、工作场所的民主参与、禁止使用童工、劳动歧视、强制性劳动、重视劳动者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机会等，必须平衡企业、劳动者、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二)政策含义
一、职业技术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仅仅依靠传统的劳动方式注定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最终将会被淘汰。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及促进社会和谐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技术的研发需要高端专业人才，而后期真正的投入生产则仰仗于底层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素质。职业教育提高了人才队伍素质，高素质的技能人才支撑了行业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在培养劳动者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能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培养他们对工作的热情，提高对工作的忠诚度，企业非常需要这样热忱度高的技能型技术人才。
纵观当今职业教育整体形势，呈蓬勃发展之势。我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对技术性人才的需求仍将不断扩大，因此职业技术教育仍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我国劳动就业市场以及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我国劳动就业形势
当今就业者就业行业选择多元化，但合理就业的比率则很低，这是由对自身未来工作的要求看法以及自身能力素质决定的。多数就业者趋向于选择自己喜欢或者专业对口的工作，而并未考虑自身的能力能否胜任，因此在求职过程中屡屡碰壁。据最新数据显示，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仅达38%，而研究生就业率仅占三成，这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受教育程度高了，自视也甚高，不合心意的工作宁愿不做，把锻炼自己的机会也一并拒之门外。一方面劳动力的需求还较大，一方面失业待业的人数却很多，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的问题。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形势严峻，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直接影响到很多企业的发展，也波及到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就业市场。裁员，减薪，转行，跳槽造成了劳动就业市场的波动。随着高校扩招，高校毕业生呈逐年递增之势，2009年突破600万大关，供求关系的偏离值正在加大。2010年近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因缺乏技能而离职，表明大学生在大学里所习得的知识大部分并非企业所需，毕业之后自然很难在社会中立足。而与之相反的，是职业技术教育带来的曙光。很多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学生，往往很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甚至成为企业抢手人才。
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就业压力持续增大，到2004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登记失业人数为827万。据有关专家判断，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远不止这个数字，而是已经超过了7%的警戒线。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还没有完成，但劳动力商品化和按要素分配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贫富差距拉大。内需不足依赖出口的局面已经形成，就业问题日益严重。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因为急于求发展，急于赶超发达国家，往往操之过急，很难处理好发展和增长，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处理不好这些基本的战略关系，就会造成各种经济结构失衡，造成产品积压，消费不足，就业岗位短缺，供求不平衡。
三、劳动就业形势与我国整体经济形势关系
随着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水平相应提高，消费需求量和消费需求结构也随之变化，一方面。消费需求量的提升促使企业扩大生产，使产业规模得以扩大；另一方面，需求结构的变化引导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使产业结构不断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发展，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劳动就业的增长。
政治和经济是支撑一个国家的最根本力量，经济形势和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走向。根据上文所做分析，职业技术教育关系着整个劳动就业市场的稳定，而就业形势则关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大势。因此，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职业技术教育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问题，也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仰仗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而具体政策的实施需要整个社会各个部件的协调合作。
四、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
首先，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有助于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就业问题的症结在于供求不平衡，劳动力的紧缺不止表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劳动者的素质上。劳动者如果掌握了一门专业性较强的技术，那就能在寻求工作时多一块敲门砖。“术业有专攻”，有了一门技艺，自然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优势，否则，就很难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职业技术教育是对针对劳动者所进行的文化技术教育，目的简单而明确，就是使劳动者获得一技之长，以适应复杂的经济环境和产业结构调整，尽快就业。
第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仅能增强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劳动者的适应能力。劳动就业问题能否顺利解决，除了与劳动技能直接相关之外，与劳动者的适应能力也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劳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凡是重视职业培训，劳动者素质的国家，适应能力强的劳动者，在就业中往往能更好更快地适应多变的就业环境。
第三，发挥就业培训和职业教育的作用，是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措施。从市场就业情况来看，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还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阶段。这些技术工人才是支撑整个行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能够维持技术行业的良好健康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维持健康的经济形势。
五、结束语
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要同时解决就业问题，又要保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重中之重。职业技术教育能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能支撑技术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能维持经济形势的稳定。因此，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明智之举，也是大势所趋。本文针对职业技术教育和劳动就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一个大致分析，观照了当前中国整体经济形势，以期彰显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促进行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1938年，美国因为大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出台了FLSA法案法令，叫做《公平劳动标准法案》（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核心目的是用尽可能低的工资成本提供大量的岗位，以解决经济大萧条情况下的就业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FLSA法令明确规定了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准杓，通过限制工作时间等以增加劳动人数和解决就业，同时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童工。这个法令由联邦劳工部负责贯彻执行。
2008年，中国的新劳动法才有了类似的规定，比如把工作时间规定为40小时，之前规定的是44小时。这个步伐和美国差距了整整80年。
二、中美两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差距在6.6倍
美国政府网(usa.gov)公布的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显示，美国公民个人年收入低于45060美元或已婚家庭收入低于50270美元的，可以获得税收抵免即免税待遇。按美元和人民币比例1：6.22的比例换算，相当于个人年收入280273.2元、月收入23356.1元是可以免税的，而现在中国的个税起征点是3500元，这个起征点是总收入减去社保和公积金缴纳等之后的数字。中美两国的个税起征点相比差6.6倍，这也是国民收入的差距体现。
三、结论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近年来，一些地区和部门对博士生和在职人员考取硕士生，在学习期间的工龄计算提出一些问题。经研究，现通知如下：
一、国内博士生学习期间计算工龄。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龄计算问题，仍按《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的通知》（国发〔1986〕107号）有关规定办理。
二、在职人员考取国内硕士生，学习期间计算工龄。在职人员出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工作后，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也计算工龄。
三、本通知自发出之月起执行。过去与工龄有关的工资、保险、福利等待遇，不予追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