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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006-02
理学经济伦理是适应并维护封建生产方式和扼制、反拔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义农耕文明基础之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从总体特征来看,它与商品经济伦理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它在中国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适应并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之长期处于稚嫩状态。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明代中叶的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并不算落后,生产力仍在发展,这期间理学起着维护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理学经济伦理还能适应并促进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因而具有进步性。明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萌芽,面对新的社会变化,程朱的后辈理学家们不是努力建设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更新社会、国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导、培育日益苏醒和增长的新经济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坚持天理的封建说教,企图以扼止“人欲”为代价,用强化道德秩序的办法来达到稳定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理学经济伦理对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日益显露出来。也就在这时,中国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开始充分暴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趋于落后,中国封建制度仍在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上继续缓慢行进,走向烂熟。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由先进滑向落后,经济伦理没有突破是一个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显。历史事实证明,理学经济伦理不可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存在,与封建王朝一样被抛到时代的后面去了。
理学经济伦理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价值在于:促进封建小农经济发展,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中期以前主要起着积极作用,在明代中期以后主要起着消极作用。
从总体上看,理学经济伦理对封建小农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特点,维护和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法家族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唐代中叶以来的社会变革使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多层次的经济结构:从土地所有制结构来看,形成了封建国家经济、地主经济、小农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和皇帝、皇室宗亲、官僚贵族、官(乡)绅地主、自耕农、佃农等多层次的社会经济群体;从社会生产结构来看,形成了以耕织一体的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条件下的农业与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部门之间的特殊联系以及农民与手工业者、与商人的经济联系;从分配结构来看,形成了国家赋税徭役、官吏俸禄、地主地租、工商业利润以及农民劳动所得基本衣食生活资料等多层次经济利益分层。理学经济伦理把社会伦理问题与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活动纠缠在一起,将经济与伦理相重叠,最后完全从这一思维背景中提取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信息和方法,将政治和经济等各种矛盾作宗法伦理的化解和处理。这样,理学经济伦理一方面像一块模板塑造出符合封建政治和伦理规范的经济人格;另一方面又像一条坚硬的河床规范着经济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以防其肆意泛滥。它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纳入它的人伦道德之网,不仅给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又加上一条伦理纽带,而且把政治上的等级关系和多层次性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体化、集权化和稳固化,从而具有极大的调节和聚合作用。
第二,适应了宗法制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基础。理学经济伦理竭力推崇家庭和家族的地位,强化家族血缘宗法关系,相信这是一种最合理的生产组织形式,由此推而广之,可以达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和谐稳定。正是中国的宗法小农经济与理学伦理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经济的繁荣。西方的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追求私利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恩格斯也强调:“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类卑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 但是理学的公利主义由于找到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基础,因而在现实中发挥着巨大的正面作用。这个基础便是宗法制小农经济。因为在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之间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一般会更重视情感心理的需要,集体感与凝聚力都是非常强的,家庭或家族的公利确乎具有极高的地位。应该指出,小农在一定的时期是具有很大创造力的。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指出:“小农的经济行为在传统农业的范畴内,他们是一种富有进取心并能对资源作最适度运用的人。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效率很高,它渐趋接近一个‘均衡’的水平。在这个均衡之内,生产因素的使用,较少有不合理低效率的现象。总之,小农作为一个经济人,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2] 可以说,对于宗法制的小农经济,只要政府能“为政以德”,努力扶植并加以保护,至少能给一条生路,他们就能够使社会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理学经济伦理的愿望。然而,尽管统治阶级都希望有这样的经济繁荣,但其贪婪的剥削本性使其不可能真正持续做到“为政以德”,天灾人祸总会把宗法制小农经济推向绝境,于是农民们铤而走险,揭杆而起。
第三,适应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状况。这突出地表现在重农主义、均平分配原则和崇俭黜奢消费观方面。“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3] 中华民族属于农业民族,和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历来重视农业生产。重农主义作为封建国家干预和调节社会分工与产业结构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在宋代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宋代以后,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一些思想家们不加分析地一味抑“末”,则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宋代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生产力都是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没有新的科学技术的刺激,新的生产方式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社会财富的日趋集中和由此引起的贫富自发两极分化,只能使财富进一步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集中在既不劳动又不经营的寄生性的地主阶级手中,农民失去土地之后,除了做佃农或沦为乞丐外别无出路,因而不仅不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反而会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更大破坏。理学的均平分配论对当时社会财富的集中和贫富两极分化趋势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有助于把社会各等级分层的财产占有等差距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从而保持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对稳定,促进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暂繁荣。
“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4] 生产力越落后,消费水平就越低,社会越贫穷,消费结构就越简单,反之亦然。中国古代社会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生产形式,它只能提供粮食和衣料。这种小农经济的能量即使在太平盛世又能有多大呢?吃饭曾经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温饱问题至今在不少地区仍未得到最后解决。可以设想,中国古代在这个问题上会是多么艰难,正像经济史告诉我们的,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也只不过是勉强解决温饱,仓库里有一点余粮,而大部分时期,除少数人以外,难免啼饥号寒。历代思想家又有多少不是以温饱作为太平盛世的根基、礼乐文明的前提呢?因此,以温饱为社会消费目标,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崇俭黜奢的消费原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情所决定的,以此作为消费伦理是明智与现实的。它缓和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稳定了国民经济;确保了积蓄,备战备荒;有利于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抑制统治阶层的奢侈性消费。
第四,适应了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需要。自从有了社会分工就有了商品交换,商业是封建自然经济必不可少的补充部分。理学经济伦理虽然轻商,但并不否认商业存在的合理性,其经济伦理思想广泛地涵摄商业行为规范。在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水平低下,市场规则不完善,加之受到种种封建特权和其他因素的干扰与阻碍,价值规律不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对商品经济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的商品交换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甚至欺诈性。理学提出的伦理道德法则作为一种作用于人的心理,作为实现社会经济心态协调统一的力量,自然有利于维持封建商业的正常秩序。商人们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促使买卖的公平进行,也愿意接受理学伦理道德教条的约束。例如封建社会后期,民间商业运行中形成的组织严密的“伙计”制度,就是我国商人利用理学经济伦理关于“人和”的文化资源,将传统的宗法家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的一项创举。商业“伙计”制度的产生,不仅给日益发展壮大的商业补充了力量,带来了利润,而且也增强了商界的凝聚力和稳定性,从而促进了古代商业的发展。不仅如此,理学经济伦理还以一种特殊方式作用于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商业行为,这就是商人们大都同理学有着世代相沿的“血缘”关系。他们中不少人自幼熟读朱熹集注的科考教材《四书》,深受理学伦理的熏陶,从小就树立了践履儒学理想的抱负和志向,只是由于在科场中累试不第,或因家庭牵累,才弃学经商,弃儒为贾。商人与理学的这种特殊关系,足以表明商人与理学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所以,商人们尽管埋头于苟苟营利的生意场上,却并没有遗忘理学的谆谆教诲,而且当他们在商场上发迹之后,其中不少人跃跃欲展少年志,弃商学儒或捐钱入仕。这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种社会荣誉,一种事业成功的装饰,又是一种难得的资本,会给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带来有形或无形的利益。单从伦理动因来看,正是因为理学既不否定商业的存在而又轻商抑商,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商业才长期处于稚嫩状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宗法制小农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极限。理学经济伦理对当时社会运行机制无条件的维护无疑会阻碍新的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从而妨害社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事实上,自唐宋以后,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开辟新的土地和提高集约化的程度来实现的。到了明代中叶,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就明显地受到了边际效用递减律的影响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中图分类号：F2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2-0051-04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我国合作社发展而言，存在着两个路径选择：一是保持合作社性质，并不断发展和完善；二是由合作社发展为股份合作型企业。合作社向股份合作制型企业演进的机理是，合作社面临资本的挑战，一人一票和资本报酬限制原则将制约其吸引资本的能力，而采取股份合作制，可以吸引外来资本（股金之外投入的额外资本）和社会资本（非社员的资本），这也正是合作制在新的条件下的创新。有的股份合作型企业还会向公司型企业转变。我国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民群体的弱势特点，决定了股份合作制如同合作社一样，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潜力。但是，对于非农产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种过渡性组织形式，这是由其产权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所决定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与合作社相比，允许资本参与分配，增强了吸引资本的能力，这是合作社向股份合作制企业演变的动因；同时，由于我国农村人均资源的微小化，使得股份合作制具有事实上的妥协困难①。这种演变，是伴随着相关法律和法规建设进程而进行的。因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制度变革需要以强制力的规制形式确定游戏规则，从而保障以产权明晰为根本特征的市场要素配置,而这些制度保障都是针对合作经济的不稳定性（脆弱性）而设计的。
随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从立法的基本层面界定了困扰我国基层合作社关于产权、组织等方面的法律问题，为农村合作经济主体进入市场确立了制度保障；同时，也为我们确定了符合经济人假设前提的边界。那么在合作经济逐渐趋于市场化并整体转好的当前，其主体企业内外因素是否协调趋于稳定了呢?如果是，又通过何种模式理解并解释这些现实因素对股份合作联合体的影响？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内容。下面我们试图以影响供销社企业财务结构质量的内部财务运行因素、组织结构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文献回顾
工业化以前，小农经济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和地区。恰亚诺夫（Chayanov，1925）提出农民家庭经济单位的“劳动―消费均衡公式”。在他的“劳动―消费均衡论”里，均衡点是不确定的，它受到影响劳动辛苦程度和影响家庭需求的各种条件的限定，亦即家庭农场主的个人效用的难以测量性。这里如果换个角度思考，不妨认为恰亚诺夫是想表明农民家庭经济具有一定的低效性。我们不难发现，现实的小农经济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小农经济及其合作经济体内存在着不稳定性。
刘易斯（1988）的“二元经济”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其中的传统部门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及简单的、零星的商业和服务业，其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存在着大量的隐蔽失业。从生产方式上看，传统经济部门是“维持生计”的产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的任务就是为工业输送剩余劳动力，以廉价劳动力为工业部门创造利润，累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始终处于停滞状态。从刘易斯的理论不难得出农业及其经济体是工业的附庸这样悲观的结论。
但是，舒尔茨（1964）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农业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对于农业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台强大发动机，已不再有任何怀疑了”。但是，他强调只有现代化的农业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而使用传统要素的农业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舒尔茨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
故而，大家可以知道小农经济的弱项――脆弱性，难以妥协；也知道小农经济的发展前途――适度的集约，现代化。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我国的现实情况：我国农村的基本国策是家庭承包制，而且保证30年不变，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经济仍旧没有跳出小农家庭经济的圈子。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促使小农经济变化的一个因素――合作经济。我们知道，任何资本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需要依靠生产资本的集约和商品流通的，这同样适用于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而合作经济以及供销社基层社和农村的天然联系，无可退让地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从合作经济在我国发展的近况来看，合作经济的实体企业已逐渐在适应市场经济，并借助我国对于农村的倾斜政策，获得新的发展，而这种新的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效应，就是促进农村商品物资流通、扩大人员的就业和提高农村产业深化和现代化。
在看到合作经济的优点时，我们也要看到合作经济的弱点，那就是因为基层社的主体还是农民或面向对象是农民，所以基层社本身还带有一定的“脆弱性，难以妥协”倾向；另外，由于制度等因素的惯性制约，基层供销社本身还带有“低效”性质。
当前涉及财务结构质量的研究较少涉及合作社企业财务问题，近期文献中，李心合、葛志兴（2000）指出财务结构的合理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但财务结构分析一直局限于几项传统指标的浅层次分析，远远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多角度分析的需要。此外，张新民、王秀丽（2003）提出与企业财务状况质量特征有关的概念体系至少应该包括资产质量、资本结构质量、利润质量和现金流量质量，并从上述方面对企业财务状况的质量特征进行了研究。
我们注意到，就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看，尽管有些研究也涉及到了合作社企业财务问题，但大多不够深入或局限于传统财务指标的定性研究，其背后隐含的深层联系并没有揭示出来。
三、对影响合作经济企业财务结构质量因素的分析
我国合作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与其他国家不同，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其发展经历了“三上三下”的曲折路程。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合作经济便遇到了重大挫折，20世纪90年代，全供销社系统曾经连续8年亏损，直到1999年，供销社系统的经营状况才开始逐渐好转。我们认为，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供销社系统的经济实体会成为真正的具有市场特征的运行主体。
（一）样本选择
近年来，尽管我国合作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相对较好的时期（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倾斜），但是，从其转型的时间和效果来看，还存在着不稳定性，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主要考察供销社系统内各省的汇总情况，选择样本的期间定在全系统经济稳定发展时期。由于相关因素限制，我们仅获得了全国供销社系统2004年和2005年的统计数据，共获得以省供销社系统为对象的60个样本。
（二）指标说明
企业的财务结构质量表现在很多方面。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更主要是出于对供销社系统企业财务结构质量稳定性考虑，在进行变量选择的时候，主要是从内部财务运行因素、组织结构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进行选择。
财务质量（CWZL）：以基层社的全国平均值设置哑变量，超过平均值为1，否则为0。
利润(LR)：考虑到基层社的实际情况，选用传统的利润来进行表征。其中按照基层社业务的分类设计其辅助指标农资利润和棉麻利润来计算利润总值。
内部财务运行因素：一般情况下，企业的财务运行稳定应当是实际资产利用程度高，长期资金比例适宜。这里将相关因素分为两组：待处理流资损失(LZS)、不用固定资产(BYG)和流动负债金额(LFZ)、长期负债（CFZ）。我们认为，由于合作经济的业务周期等客观因素以及相关制度的影响，这些指标能比较现实地从短期和长期资金的结构反映其运行的财务稳定性。
组织结构因素：供销社系统的资金结构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供销社资本、社员社股金和社员股金，这里我们把社员股金同供销社资本的比例称之为股权集中度（JZD），并以之来表征供销社组织结构中的股权控制倾向。供销社的社员股金从单个资本量来看都是比较小的（其中基层社中净资产基本集中在10万～50万元之间），很难产生简单再生产的规模效应，所以社员股金比例的加大，无论从产权的意义，还是从利益分配权的索取，及至经营机制的转变，都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
外部影响因素：对于以往和现在的供销社基层社而言，来自制度的因素始终存在并一直影响着其运行。这里将收到的地方资金（CZJ）和地方收取的费用（DFF）作为外部影响因素。
（三）研究方法、结果及探讨
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内部财务运行因素、组织结构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因素使用SPSS软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
财务质量和利润、地方财政资金、地方收取费用、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在0.05水平上显著，这些都支持了我们在设置这些变量因素时的逻辑方向；但是我们同时注意到它们的相关系数都不大，这可能同宏观统计数据归聚后信息量减少有关。
长期负债和所有因素关系都显著，这说明长期借贷资金的比例是影响财务结构质量稳定的重要因素。就现实状况而言，供销社系统的平均权益比例2004年、2005年分别为1.695和1.013，这从事实上证明了这点。
地方资金和地方收取的费用是我们提到的影响财务结构稳定的外部因素，它们的存在表明了制度的影响。在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的现状下，对于合作经济主体的政策支持力度（资金的供给和索取），事实上直接影响着合作经济主体的生存和发展。
更为突出的是股权集中度同财务质量、利润、长期负债和地方收取的费用在0.0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经济主体企业的宏观运行稳定同股权的控制倾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充分说明了我国从规制层面确定产权主体的经济意义我国合作经济法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为合作经济主体赋予了法律上的保障，这里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四、结语
上述研究表明，在经济转型的现实国情下，合作经济企业运行的稳定性是同其主体企业内部财务运行因素、组织结构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等主要方面紧密联系的。尤为显著的是股权的明确对于合作经济发展稳定的重要性日益显示。对地方资金和地方收取的费用的分析表明，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要逐步巩固既有的改革成果，要充分认识到现代企业的产出功能除受制于投入要素的功能外，还受制于系统自身结构状况和外部因素影响。
总之，在企业乃至整体产业投入向产出的转换过程中，结构状况必然会影响其转换效率，进而引起系统产出功能的非线性变动。因此，重视结构研究，改善结构质量，才能提高系统产出功能，才能进一步优化合作经济的结构质量，增强合作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李心合,葛志兴. 2000． 财务结构分析的新思路［J］． 浙江财税与会计 (6)．
刘易斯． 1988．二元经济论［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42．
舒尔茨． 1987． 改造传统农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04-106．
张新民,王秀丽.2003． 企业财务状况的质量特征［J］． 会计研究 (9)．
CHENNERYED H B． 1988． Development economics manual［M］． London：288．
The Stability of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Operation in China:
Study of Quality Factors of Financial Structure
ZHANG Heng LI Changan2
在金融与经济的基本关系问题上，首先表现为经济发展对金融起决定性作用，金融是依附于商品经济的一种产业，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商品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同期的金融状况，金融只有为经济发展服务并与之紧密结合，其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因此，探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轨迹，必须深入剖析我国农村经济演进的属性、特点及规律。而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属性，应以该领域成熟的理论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著名学者林毅夫、温铁军、费正清、张杰等的研究成果和国外经济学家如贝克尔的理论等作为研究的指导。
由于我国的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因此家庭才是当地政权生活中负责任的成分。因此，对我国小农家庭的研究就成为分析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一个基础性因素，换句话说，不了解和掌握我国农村家庭的属性和特点，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农村借贷制度变化的根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家庭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农户，特别是中西部经济落后省份的农户；另一种是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已实现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村镇农户。本文以前者为研究对象。
农村家庭的生存经济特征与农贷格局的形成
我国农村问题有其特殊性，现有的主流理论无法予以整体解释。几百年以来，我国农村社会长期维持着小农格局，农户的普遍心态是保持温饱无忧，大都倾向于自给自足，当家庭预算出现赤字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赚取非农收入即佣工收入，其次是谋求熟人借贷，最后是国家对小农家庭提供的信贷支持。国家其所以要为农户提供信贷支持，是因为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都依赖于增长缓慢的农业剩余，农民以这种剩余为生存基础，国家靠这种剩余而运作，国家政权攫取与小农生存之间维持着脆弱的均衡关系。
当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对剩余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或国家政权的周期性扩张对农村剩余攫取压力不断上升以后，一旦遭遇天灾人祸，这种均衡关系的脆弱性就会显现，此时，维持小农温饱无忧的生存状态，以防崩断国家与小农之间的微弱均衡关系，这正是国家农贷体系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自西周以来，数千年间国家农贷体系周期性废止与重立但其性质与格局却没有多大改变的主要原因。可以推断，小农家庭追求以生存与安全为目标而不是产出最大化，这种生存经济决定了大部分农贷只能由熟人或国家来提供，一般的金融制度安排是无所作为的。
农贷供求结构的特征与农贷供给渠道的决定
我国农贷需求的非生产性特征
我国家庭自古以来就崇尚宗族和崇拜祖先，维护小农家庭稳定性的成本绝大多数体现为对祠堂的修缮以及婚礼丧俗费用的支出。今天的我国农村因婚丧支出而告贷的家庭不在少数。改革以来的情况同样表明，即便是致富了的农民，也把大量资金用于购置修缮房屋、修建祠堂以及其他宗教建筑，而不是投资生产。对于许多农民而言，收入增加以后，大多倾向于寻求炫耀性消费（一般为非生产性支出），以便引起乡村和家族中其他农户的羡慕，这种炫耀性消费在农村的普遍流行说明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尚处幼稚或不成熟时期，与之相适应的农贷制度也必然是初级的和不成熟的。这同市场经济与现代金融制度是不相关的，因为后者崇尚效率与节约（成本最低）。我国小农家庭资金需求的非生产性特征决定了农村信贷的互、友情性和高利贷性质，民间的高利贷多半不是以改良生产条件或以保障良好的生产过程为目的。这种农贷资金是不可能通过正规或商业性金融来满足的。
我国农贷供给结构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正式与非正式的信贷市场十分狭小。一方面，正式贷款被严格限制于生产用途，其期限与生产周期相近，这种生产性信贷供给约束无法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另一方面，非正式贷款几乎都用于突发、大额以及明显的特殊消费如丧葬婚嫁等，贷款提供者一般为亲朋好友，属于友情借贷，一般不计息，非正式贷款通常不增加农业贷款中的净流动资金。而正式农贷资金的缺口又不能由非正式信贷提供，这就是我国农村信贷市场上长期延续的供求结构，这种正式与非正式信贷市场的分割是我国农贷供求结构的最主要特征。由于友情借贷等非正式信贷占据了绝大部分农贷市场份额，又主要用于非生产性用途，因此，我国农贷市场长期以来是一种非生产性市场。
农村家庭收入等式
我国小农经济的收入等式是农业家庭收入加非农佣工收入，后者是前者不济时的产物和补充，且非农收入倾向于增加农业的流动资金，同时与农户的借贷倾向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这种情形再一次证明，我国小农经济的性质和小农的行为特征决定了农户的金融缺口(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资金需求)的弥补，只能依赖非正式借贷、非农收入的增加以及国家的正式借贷支持，如目前的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贷和政府的小额信贷，这些信贷相当于古代国家的赈贷，而商业性质的正式借贷在我国小农经济基础上不存在发展的条件。
农村商业化非正式信贷供给困难
同其他欠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的商业性非正式信贷交易不发达的原因之一是私人贷款者的地位在法律上一直没有确认，多数情况下被视为非法；另一原因是对大多数农户而言，缺乏可作为抵押贷款的财产，最主要的土地租约的转让还未得到官方认可。因此，我国农村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有私人性的农村金融的普遍出现，或者说我国的家庭经济支撑不起商业性的农业信贷。从理论上讲，与私人性农村信贷相适应的农业经营方式应当是经营性的，而不是生存性和安全性的家庭经营，因此，我国农户的信贷需求仍将长期遵循以下逻辑次序：在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时，首先寻求非农收入增添家庭流动资金，其次则是友情借贷和国家信贷支持，最后在迫不得已时求助于高利贷。而标准的商业性农贷对于我国的绝大部分农户而言则仍然是一种不可及的金融制度。
农村家庭的有效保险与农贷制度决定
在我国农村，由于不存在常规性的家庭外社会保障体系，家庭仍在很大程度上对其成员提供着保护，以抵御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家庭仍然是一个相当有效的保险机构，因为家庭组织中的利他主义要多于其他组织。
对我国小农家庭而言，这种利他主义是维系其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小农家庭的利他主义特征和西方现代经济制度的利己主义难以兼容，但我国现存小农家庭制度实际上是人们长期权衡了破与立的机会成本之后的一种理性选择，虽然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是现代经济制度的一种激励源泉，但他需要更多财富与收入的支持。可以推断：当小农家庭的财富与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时，人们之间相互依赖就会下降，小农家庭的保险功能也会随之消失。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能够确认农村的正常金融需求是以个人主义行为和利己主义动机为基础的话，那么政府需做的就是想方设法让农民积累财富和提高收入，让他们逐步具备提出正常金融需求、从而有能力利用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条件。而目前农村家庭的有效保险与低收入水平只能与传统的金融需求和信贷制度如官方借贷、友情借贷以及高利贷相伴随。
以上分析得出结论：我国农村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需要以农村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的转变及正常金融需求为基础。因此，当前我国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性、缺乏产出最大化的市场经营性、农村经济增长的缓慢性和农地制度改革的困难性，决定了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渐进性变化轨迹，即在农户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时，农户会寻求非农收入、友情借贷和国家信贷支持，甚至在迫不得已时会求助于高利贷，只有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积累更多的财富，标准的商业性农贷才具备产生的条件，才能谈得上正常的农村金融制度的确立问题，金融制度安排才有必要。因此，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道路慢长，不可能一步到位。从根本上看，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进程取决于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对农村经济的实际促进作用的发挥程度，最终取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制度实施的经济效果。
参考文献：
1.林毅夫.中国的农业信贷与农场绩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另一些人设想，既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劳力替代资本，既然中国有应付人口资源失衡的传统办法，有否可能以传统小农经济的行为准则为主实行中国现代化道路呢？
答案仍然是行不通。小农经济在我国的古代封建中，是一种对生存挑战的最佳适应方式，但这绝不等于说小农经济是一种完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组织形式之体现。恰恰相反，这是生存环境极为严峻，庞大的人口争夺有限生存资料这种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传统小农经济虽有适应国情的诸多优点，但也有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诸多缺陷，约可归为：一，受家庭生产要素微小规模的限制，每个小家庭的生产能力很小。单个农民家庭除有简单劳动的生产要素优势外，其他如资金、技术、生产资料等均相当匮乏，往往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难以扩大再生产。二，农民家庭的文化、水平极低，保守、闭塞，生产技术难以提高，也难以接受先进技术。三，每个小农家庭作为单独的经济单位，只从家庭利益出发行事，且往往只顾眼前之利，不顾（或无法顾及）整体与长远利益。整体小农经济内部、小农家庭之间如一盘散沙。农民的分散个体商品生产，难以适应新的市场需要，也难以与含量高的产品在市场上的有力竞争。四，小农付出的劳动极为艰苦繁重但收益甚微，生活水平低下，这既严重制约了它的产出力，又严重制约了它的消费水平。总之，传统小农经济很难凭借单个家庭的力量改进自身处境，更不可能去实现和全社会的现代化了。我国的农村改良事业的前辈曾将小农的特点归为“愚、贫、弱、私”，真可谓切中要害。
正确的取向，应该是学习利用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先进生产力和组织形式之长，又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经济及其行为准则的优点，改进其不足之处，行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具体而言，即必须用现代工业、科技、组织、管理的改造传统小农经济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的一面，重建农民家庭经济。在这种改造中，发展和壮大现代工业，实现大工业和农业的互补、协调发展和一体现代化；在这种改造中，实现劳力密集优势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与互补。这个思路绝非凭空想像，近代的丰富经验和惨痛教训，已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借鉴。以下仅从经济组织形式和适用技术两个方面，以近代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历史经验检讨之。
1 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相互关系与协调发展
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不同类型的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相互关系所引发，出现过小农经济得到局部改进，大工业和农村经济一体近代化发展的雏形。虽然这些工农关系的形式尚处于远不成熟的“初级阶段”，常常被旧事物所遮蔽乃至摧残，但对中国现代化来说其意义重大。这些形式可归纳为：
第一种形式，近代工业与小农户通过市场，形成产品相互供求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大机器工业—纱厂和用机纱织布的农户间的经济联系。对纱厂而言，农民是自己最大的主顾；对农民而言，纱厂是家庭生产原料的供应者。农民用机纱织布，大大提高了土布的生产数量，改善了产品规格，明显增加了市场的竞争力，使土布在数十年时间内有力地与洋布进行了竞争，避免了农民破产。而农村土布之发展，又大大增加了对原料机纱的需求，直接促进了纱厂的发展。
第二种形式，商业资本介入土布生产。不再由生产者而是由商人大批量地购买机纱，发放给农民；农民按商人要求生产，产品交给商人，领取工资或实物。最后由商人将布分类整理，投放市场，这大量存在于江阴、常熟、常州、无锡等地。在一些地区，商人还将织机发给无财力织布的农民按其要求定织，以扩大生产。
第三种形式，近代纱厂与手工织布工场、农民个体织户、近代机器染织厂组成的新型产业组合。纱厂向织布手工工场或小型织布厂出售特制的“盘头纱”，工场直接发给农户，这可以用省去农民一道工序，直接上机织布。分散的农户将布织成后交给工场初步整理，最后送至城市上的大型染织厂精加工，上市销售。这种形式以江阴至上海之间最典型。各地亦不乏由手工工场加工后直接上市者。
第四种形式，由地方绅士、商人、农民等共同组成农村农副业生产运销合作社，集体购买部分生产资料或设施，共同生产共同销售。这种形式广泛存在于吴江等地的蚕桑业中，在农村织布业中亦可见。
第五种形式，由大纱厂发起，向社会各界集资，组成垦殖公司，招募农民，以公司加农户的经营形式垦荒植棉，为纱厂提供原料，这体现在淮南盐垦事业上。
第六种形式，缫丝工厂直接改进农村蚕桑业，以期获得优质蚕茧。这体现在无锡的永泰、乾甡等大丝厂扶持建立蚕种场、培训各类蚕桑改良人员、控制茧行、大力组织农村蚕桑改良合作社等举措上。
第七种形式，各界人士（地方政府、士绅、农村改良机构等）共同组织农民，成立蚕桑丝改良生产合作社，在农村建立最先进的机器缫丝厂，形成从原料到精加工工业的近代合作生产组合。这体现在江苏女蚕校对吴江震泽开弦村的改良事业上。
第八种形式，农业改良机构租赁、改良丝厂，使其成为专为农民服务的，并代农民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这体现在江苏女蚕校对无锡玉祁、吴江平望、吴江震丰三所丝厂的改造事业上。
从以上近代企业与农户生产的不同形式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农村传统经济向现代过渡的一个由“低”向“高”的演进过程。这里所谓“高”“低”，系指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的变化和整体功能的强弱。
在农户以独立生产者身份在市场上购进机纱并自行加工出售的阶段，农民与大工业企业是在市场上相遇的，两者之间仅仅是一种出售购买关系。尽管农村手织业的兴衰在总体上与纱厂的赢亏密切相关，但二者并无生产组织上的任何直接关系。个体农户会因各自的资金多寡、农业丰欠等原因，形成对机纱购买量的诸多不稳定性。在商人资本介入织布生产后，尽管纱厂仍然不能直接施加于农户，但商人批量购纱，又批量收布，使纱厂与农村土布间的关系增加了稳定性。特别是许多地区出现的纱商布商系于一身的现象，使纱厂售纱、商人购纱与土布生产几乎联为整体。当发展到农民织户、手工工场、染织工厂与机器纱厂间的生产联系时，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大工业与农民手工业、城市与乡村组成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的雏形，小农家庭生产已被纳入了现代生产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并对这个体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丝厂改造农村蚕、桑、茧生产，是另一种类型的城市—乡村构成的纵向一体化生产雏形。与上述形式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工业、农副业之间的一体化。大工业资本为了获取优质原料，将工业资本直接用于改造千百年来的传统生产方式，以工业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经营“统分结合”的方式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产品。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值得深入的颇具特色的经济形式。
在张謇发起参与的淮南盐垦事业中，我们看到了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以现代大工业企业为核心，聚集大量社会资金，以小农为基本单位，组成垦殖公司开发沿海滩涂，种植棉花为大工业生产原料。这可以说是长江三角洲出现的第三种类型的工农业一体现代化的雏形。在这种生产形式中，工业企业、农垦公司、农户之间不仅在经济利益上而且在生产组织上已联为一体，小农户已成为近代工业和农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细胞。这种一体化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为工业企业本身的利益而设计之，而是考虑到为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提供一个生存途径，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精华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民本、民生精神。当然，并非所有垦殖公司均抱如此目的，各公司的经营最后亦颇不成功，但客观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仍有意义。
无锡、吴江等地出现的由政府、社会各界、科技机构等各种力量组织农民进行合作生产，并引进先进设备为农副业服务，更多地具有“横向一体化”的工农业生产组合色彩。这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也具有开启意义，实际上已成为我国今日工业“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的前驱。
虽然形式、层次不同，但我们可从各类大工业与农户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内部挖掘出一些共同特点，这就是：利益互补，利于民生；生产要素互补，实现生产的最佳组合；工农互补，城乡共同发展。
经济的基础是农业，人口的主体是农民，这既是中国的历史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到当代的基本特征。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农民、小农经济的现代化问题。长江三角洲虽是历史上较有发展区域之一，但农民生活仍然贫困。为了谋生他们在农业之外发展起各种家庭手工业和副业，但生产方法的陈旧和资金的短缺，工副业发展颇为局限。只是在近代，在国外先进机器工业导入中国以后，依靠先进原料如机纱，依靠先进技术去养蚕植棉，再依靠生产组织的改进，才使农民的家庭工副业得以进展。没有大工业的推动，这种历史性变化是难以发生的。
就家庭生产这种中国古老的经济组织形式来分析，也是在不断改进和发展的。从江阴、常熟、南通、常州等地的事例中可看到，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经济已发生了重要变化。仅从纺织业看，它早已突破了自种棉花、自纺自织的古代模式。在产品的物质构成上，由全系家庭内部生产物构成，变为利用大工业品为原料。在生产要素的取给上，由基本由家庭内部解决，变为必须部分经过市场交换，或通过商人、手工工场发给。在最终产品的完成方面，由家庭独立完成，变为与工场或工厂共同完成。在生产组织形式和经济关系上，由纯粹家庭形式变为家庭与工厂面手工工场的某种联合。尽管上述变化只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家庭纺织已融合进了社会化的生产和交换之中，突破了家庭经营范围的局限性，成为兼取传统与现代之长的经济形式的雏形。
大工业在带动农民家庭经济发展的同时，本身也获得了立足发展的条件。农村手织业的发展过程为近代纱厂造就出广阔的市场，而蚕桑业的改进和棉花种植的改良，又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优质原料。市场和原料是企业生存最基本的外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农业、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的发展，中国近代工业的生存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2，重视适用技术、中间技术，大力推行节省资本、能源、又能充分吸收劳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广可由家庭分散进行的技术与行业。
日本的小野旭教授将后进国的技术引进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引进先进国家所开发的最新技术设备。但后进国一般劳动力丰富，工资低而资本短缺，使得这类以密集资本代替密集劳力的高技术难以发展，其经济、社会效益都不佳。这导致了第二种技术的引进。其特点是，对最先进技术加以改进，并将某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以重新组合，使之能适应后进国的资源配置，这种改良技术或改良设备，资本~劳动比例和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第一类技术，但由于充分利用了后进国低工资和充裕劳力的资源优势，从而节约了大量资本，其获取的利润反而较大。第三类，针对后进国的生产力实际水平和可能接受的价格水平，选择外国先进技术或设备中的某一部分予以引进。这类引进技术设备本身无从发挥其原设计的整体效用，但对后进国向适于国情的新技术之转化、改进生产效率会起重要作用。由此看来，对于所谓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特定阶段，适用技术的含义是，向世界先进学习，吸收最有利于自己的、与自己国情最匹配（要点是适应本国的资源与生产要素状况）又能发挥本土优势的技术，根本优点是能够以最低代价取得最大效益。
人们可能会认为，对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而言谈不上什么主动引进适用技术问题。但如果从农村手织业技术改进的整体发展过程来看，经过一个从无意识的甚至被动的到主动和有意识的过程，确可发现存在着密切结合国情的适用技术引进推广的趋势。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民放弃土纱用机纱织布；织机的改进；手纺与纺纱工具的变化和改进。
近代中国农民放弃自纺土纱而用机（洋）纱织布，国内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大机器工业对小农经济家庭手工业破坏的第一步，其实国内外早有学者提出异议[1] 。笔者亦认为此说不尽妥当。当机纱刚开始进入中国时，确使农民手工纺织业受到冲击，但以后的进展，与其说农民自纺土纱是由于洋纱排挤而衰，不如说是农民主动放弃自纺，欢迎机纱。原因是，机纱较土纱更利于农民织商品布。在农民自纺土纱时，一个农妇用纺车一天至多可纺纱半斤，“每三小时至四小时所纺之纱只能供一小时之用”。[2] 而一架织机织布除需纱外，还至少要一个人做辅助工作。如此，若要连续织布，这已超过普通农户全家主辅劳力的利用的最大限度。土纺成为能否连续织布的最大瓶颈。当织布完全利用农闲时间，而土布市场需求量不很大时，纺纱与织布的矛盾并不突出，农户可在农活多时少织布，当纱供不上织时，也可以停机。但当市场需要旺盛时，农户的商品布生产力就受到重大限制。土纱还有不利于织布之处，“抗张力薄弱，用作经线时长度有限，因而所织之土布每疋长度都很短，织工为了短短的每疋布就要经过调纱、穿综、度经等费事的工作，不胜其烦”。而这一切问题在使用机纱后均可解决。也正因为如此，农户使用机纱后，土布生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极大提高。直至抗战前，尽管外国纺织厂和中国纺织厂的机织布生产能力和产量已极大增加，但农民手织布产量仍在全国的布匹总量中占73%左右[3] ，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极大。
农村织户放弃千百年来自纺纱使用机纱，在我国技术史上有划的意义。它表明，只要运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就既可以充分发挥中国本土资源之特长，又可以提高传统生产的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将大工业直接搬到农村中去，而是农民经济和城市工业的结合，小农的传统家庭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和近代先进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的有机地结合。它不仅使充分利用劳动力的优势继续得以发挥，而且提高了棉布的产量和质量，以最低的经济成本，最少的社会代价，取得了最大的效益。
机纱得到广泛应用后，在农村纺织业中紧接着发生了织布机的技术改良。在织布机的改进和推广应用方面，也直接体现出可以以适用技术与传统生产组织相结合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力，即新技术与劳动力密集相结合，利用家庭生产优势，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又充分发挥了人的劳动能力。
中国历史上使用了数千年的旧式织布机，是一种双手投梭的脚踏木机，一般称之为投梭机。这种织机生产效率低，一人一个工作日平均只可织布一疋，布面规格大体限于门幅一尺左右，长度二十尺左右。约1896年前后国内开始出现改良织机—手拉机（投梭机）。它把原来的投梭机从双手投梭改成一手拉绳投梭，另一手执筘打纬。用手拉机织布，布幅宽度不受手投力限制，布幅可至二尺。手拉机出现后在不少地区很快推广应用。[4] 投梭机改为手拉机的过程及其在中国的普遍推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旧式织机的改良是在机纱于中国广泛应用后才开始的，除手拉机外，国内有多处改造旧式织机的事例，几乎同时出现；手拉机的推广得到了官方半官方和商会等方面的帮助；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在土布的市场广为扩充时被大量使用；这些都大致说明，手拉机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使用机纱后农户织布工效提高、市场需求扩大、而旧式织机不能在量与质方面满足新需求的产物。其二，手拉机对旧式织机的改良是针对中国国情，有选择地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结果。手拉机的来源途径尚须详考，据现有资料，一途是由中国人从日本引进，另一途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在学习国外的基础上发明创造而成。不管哪种渠道，都是针对中国国情的人力丰富而又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迫切需要：“近更有参究西法独出新意者，即如鄞县王姓精于织造之学，能以旧机作新式东洋等布，专用女工，不籍汽力”[5] 等类记载，透出了发明者的创新意图和社会作用。手拉机对投梭机改进的关键是增添一个装置—飞梭，飞梭节省了人力的无效劳动，却更好地发挥了人力的技巧，增加了人工生产的功效。手拉机在中国出现时，动力全铁织布机早已从国外进入，并在大城市的纺织厂中开动了。它没有也不可能在农户中使用。连稍后出现的脚踏铁轮机在农户中的使用也远较手拉机为少，这是手拉机适于中国农民需要的证明。中国引进飞梭手拉机的情况几乎和当年日本引进织布机飞梭时如出一辙，日本学者将其作为引进适用技术的成功案例：京都府派了三名见习生赴法国里昂学习，他们于1873年回国时带回了佳卡德飞梭。值得深思的是，他们并未将最新式的动力织机带回国，带回的是已经发明了140年的过时的飞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人当时的判断标准是，回国后自己能否制造。动力织机的制造在当时的日本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木制飞梭由木匠就可以简单制出，且可以将它安装到日本传统工艺的织机上。[6] 其三，若纯用机纱作原料，手拉机工效较投梭机提高50%~100%，[7] 该机价格低廉，20世纪初年大约每架5~6元[8] ，比旧式木机只高出少许。农户一般可能买得起。[9] 正因为方便价廉，手拉机推广很快，19世纪末20世纪初仅江南织区就有宁波、硖石、江阴、常熟、松江、上海等地出现手拉机织的改良布。[10]
手拉机兴起不久，在1900年~1905年间，又出现了铁木机（即脚踏铁轮机）。铁木机是由日本传入的，后国人广为仿造。与手拉机比较，铁木机的特点是工效更高出50%~100%，用双脚踏板带动织机，所有织布工序都靠铁轮转动带动。所以它也是适宜中国国情的技术引进，受到欢迎。但铁木机的价格较昂贵，1906年在湖北的售价要银元60元[11] ，后几年在高阳50元左右[12] ，较手拉机高出10倍左右，普通农户难以问津；此外，铁木机织布较手拉机费力，一般妇女难胜任；这些，都影响了它推广应用的程度，农村中主要在北方的商品布生产中心的部分农户中得到使用。在南通，它的推广主要在30年代后，亦限于近城郊区。铁木机主要用场是城镇中的手工工场，乃至在织布厂中与动力机器混合使用。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种改良手拉机，或称之为改良扯梭机。它何时出现不确知，可能会在铁木机之后。它的工作效率较手拉机又提高三分之一。这大约是进一步适应家庭资金、劳力规模较小，难以使用铁木机的农户的技术改良。
最后看看手纺与纺纱工具的变化。尽管大机器机纱生产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手纺，但仍有问题值得注意。在广泛使用机纱后，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运输等有颇多差异等因素，直至抗战前，手纺仍相当规模地存在。即便在一些靠近大城市和纱厂的商品土布中心，手纺纱也远未消灭。手纺纱之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本条件下劳动力的充分利用。据30年代河北省定县的调查，农村从事纺纱者多为妇女，从十余岁到七十余岁均有。青年女子纺纱是为了赚些体己钱，老妇则是为了解闷，消磨时光。对不能干或无活干的妇女来说，纺纱是一种最合适的工作，，她们不干也要吃饭，能赚一文总比不赚好，如此“干活”，自然不较人工与时间支出 的费用。只要卖纱线的钱多于买原料棉花钱，就是赚了。以自己种的棉花纺纱成本更少。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这种家庭副业没有任何成本上的限制，不管产品的售价低到何种程度他们还是可以和国外生产的机制产品进行面对面的竞争。[13] 对纱厂主来说，机纱价格不可能低于原料、工资、利润和流通费用。赵冈等还指出，“自从机纱流行以来，乡间的三锭及四锭纺车便绝迹不见，而最原始的单锭纺车反而有人继续使用。”[14] 而这，也与单锭手纺车的使用与农户以最低成本充分利用劳动力有关，“效率最低的单锭纺车能够存留是因为它适合于那些没有机会成本的边际劳动力，而效率较高的多锭纺车，因所需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核算太高，反遭淘汰。”[15] 不过，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并不限于家庭这一种形式。抗战时期，由于机器纱厂生产能力受到影响严重，急需解决纱的生产供给困难，于是使用广泛使用人力纺纱。此时多锭人工纱机发挥了优势。1929年，海门邢广世曾发明新式纺纱机，“用人力，每人可使200锭，同时可容一人至二十人工作”[16] 。但未获推广。抗战时在四川的手工工场中大量使用了“七七纺机”。浙江余姚则大量使用“余姚式纺机”。余姚机锭子从64至120锭不等，每天可纺纱4至7斤。[17] 这表明，在必要时，使用适用技术，人工纺纱也有潜力可以发挥。
适用技术在近代中国运用的更有说服力的例证表现在缫丝等手工业中，有学者已有精湛研究，恕不赘述。[18]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劳动与资本在生产上的替代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关系极大，我国有些学者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但在不同的行业中，以及在同一行业中，资本与劳力如何替代，何种比例的替代为最佳点，是应深入研究的问题。从中国近代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技术变化中，初步看来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一定的适用技术，资本与劳动力相互替代确实产生过，并对生产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这种替代不是简单的资金与劳力的分配划分问题，而是建立在传统积极因素的充分发挥及正确吸收世界先进文明的基础上，这使两者能在中国国情中最有效地自然融合。其核心作用是利用了传统小农经济合理性，又利用外来先进对之改进，提高了它的生产效率。三是这种替代是同时从几个途径、几个层面进行的。在各方谋求自身利益的驱动下，通过市场，大工业和小农经济、商人商业资本与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本身产生了经济关系，由此产生出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生产要素配置的生产组织间发生原料、产品等的交换，适用技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长江三角洲近代化过程的经验，概括而言，就是外来先进事物和本土优势相结合，通过双方的相互适应、相互改进和相互配合补充，最终达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和“一体近代化”。所谓“一体近代化”即：对小农经济而言，既能充分发挥传统优势，又能在经济组织形式上作适应新形势的改良，采用适用技术，实现劳力密集生产下的生产效率提高。对城市大工业而言，是在以农民和农村经济为原料和市场的经济交换过程中建立和壮大自己的发展基础。可大致归纳为四点：
一，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中国国情下形成的生产要素的特长，尤其须重视世界上数量最多、价格极廉的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而绝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将其视之为阻碍“生产率提高”的负面因素。我国传统的工业、农业密切结合的“兼业型”家庭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值得高度重视的形式。其优点是，第一，家庭成员从事家庭劳动是不计工资代价的，由此可实现劳动力的最廉化。第二，家庭劳动可以用合理安排处理日常生活和农业、工副业之间的时间安排，以获得在单位时间内的最大量产出。第三，家庭劳动有利于节省工业生产用地和高额能源耗费。第四， 家庭经营不存在处理失业、劳资纠纷、社会福利等社会性问题。农工兼业，可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其中一业不景气所带来的损失，将经济失利造成的巨大风险和社会矛盾消解在无数个兼业家庭之中。
二，上述家庭兼业经济当然不是回归到古代的颇大程度“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营中去，而是以现代的工业、技术、组织、管理的办法改造、重建农民家庭经济。近代史上发生的大工业与农户，大公司大企业与农户，城市与农村经济间的“纵向一体化”，各种形式的协调与组合等新型经济形式，是值得重视的。它们可以发生在原料生产与产品制造部门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产品的初级加工与精加工之间。可以发生在农副业与工业的范围内，也可以在纯工业纯农业的范围内。在农村内部、农户经济之间，还可以实行生产、加工、销售的“横向一体化”，通过纵、横一体化，将农户经济纳入大工业、大农业、大商业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去，使千家万户以极低成本核算生产的初级产品经过精加工，输往国内以至国外市场。
三，重视适用技术、中间技术的发展，大力推行节省资本和能源、又可较多地吸收劳动力、并有可能分散生产的技术和行业，而不能一味贪大求洋。历史上大工业以先进设备生产机纱，经过农民用改良织机加工制成布，仅为一例。
四，近代大工业将为农民和农村服务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业务之一，而不是相反，以“盘剥”农村经济求得一时发展。只有这样，在中国这个农业文明社会中，工业才有长远发展前途。
然而，极其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适应国情的殊为珍贵的初级形式和经验，但最终并未发展壮大，形成一条为国人所公认和共同致力的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其原因大致为：一，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两方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产生直接的破坏作用。近代中国的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互补关系，是建立在对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间的加工（如机纱与手织布，手织布与精染加工布），或同类产品不同层次的产品（如低档手织布与高档机织布）关系上，共同的市场或互补的市场使双方均能获益，是协调关系的基础。但外国列强凭借在华掠夺的种种特权，既霸占了很大部分的机器工业品市场，又霸占了很大部分的农村手工业品市场。洋货对技术含量低、更新换代慢的手工业品破坏尤大。导致我国农村手工业首遭重创后，机器工业联带受到影响，造成“一损俱损”之局面。明显的例子，是土布受洋布冲击后，民族纱厂工业的机纱销路大受影响，迫使纱厂改变经营方向，将产纱为主改为兼营织布，使机器纺织工业与农民手织业的互补协调关系变为排挤和竞争关系。而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特别是日本1937，全国陷于战火之中，直接打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二，农村封建土地制度造成的土地分配关系严重不均，使广大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缺乏问题更形尖锐。小农经济提高生产、改善生活的难度大为加剧，农村手工业难以大规模发展，并必然造成大机器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和农村手工业市场同时狭小、互相制约的局面。
三，国家缺乏正确的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合理的经济政策。后，中国丧失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是使历届政府无从对国家行使有效经济管理职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外国砲火轰击下中国国门被强迫打开，数千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农业国家的方略无法继续，在经济的巨变中政府不知如何处理完全不同的新形势。但新出现的农村经济与大工业的相互关系，若无国家产业政策的协调、经济政策的支持保护，在外国机制品的冲击下必难以持久。不妨和日本作一简略比较。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由于要发展新兴资本主义工业的需要，确定了“以土养洋”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依靠传统产业生丝等的出口，换取外汇购买国外新式设备。从1870年起在50~60年时间内，生丝一直占日本出口商品总额第一位，为进口机器和原料提供了约40%的资金，对其经济向现代化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而日本生丝产业的发展，得力于国家力量、教育科技界力量。蚕丝产销业力量紧密配合，其中国家的正确引导之功尤大。在生产组织上，形成大工业与小农生产的纵向一体化，以及小农生产之间的横向一体化；在生产技术上采用适度技术；而政府的各项政策保障和扶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 反观中国政府，在一个世纪的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未确立起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不知怎样结合中国国情和优势，吸取外来先进以发展自己。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世界生丝出口主要国家。直至1905年以前，中国生丝出口量及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均明显超过日本。但由于没有相应产业政策的保障、支持，1906年后，中国被日本超出，丧失了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1905年，中国生丝尚占世界主要产丝国生丝出口的59. 46%，至1930年只占21.76%。日本则由40.54%上升至68.04%。[20] 中国无锡、吴江等地虽然也出现在过出丝厂与农户间在原料、加工间的纵向联合，但它的出现要比日本晚数十年，此时中国蚕丝质量已有严重问题，在世界市场上已远远落后于日本。而这种联合，完全由民间自发形成，丝毫看不到政府的作用，其影响作用是很局限的。
四，严重缺乏对中国最主要的特点—占有量居于全球22%的人—的作用的重视和对策。这里只讲对农民的教育。人口既是一种消耗资源的主体，又可以成为一种生产要素，重要条件之一是劳动力要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和知识。传统小农经济的改进不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大约只有很少数人对此有充分认识，并在几个县范围内进行了农村改良试验，作用十分有限。
五，社会经济认识的重大不足。对改进小农经济和农村手工业的重要性，对农村经济对全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近代中国的某些经济学者和社会改良及教育界人士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进行过很高质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和社会实践工作。可惜这些认识和作法没有在教育、研究、经济、政府及各界形成共识。在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途径上，缺乏一个有巨大影响的、能为多数人接受的理论。占主导地位的，似乎是相反的观念：小农经济、农民家庭手工业是现代化的对立面和障碍物，只有破坏它才可能建立现代大工业。这类观念，在当时的报刊中屡见不鲜。显然，这对在革新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宏扬其积极因素，建立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有机结合是十分不利的。在民国时期的政府经济建设政策中没有相应措施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取决于多种复杂因素。本文对长江三角洲部分地区近代经济演变过程中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初步讨论，目的是认识我国早期现代化的本土特色，并尝试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探索现代化道路与国情的关系。由于仅仅涉及有限方面，自不能以偏代全，成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概括。应该看到，在不同时代，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社会经济水平的不同，“传统”与现代经济、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相互关系的联系渠道和具体形式会变化。能够与农村、农户发生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只能是部分的。以高资本代替劳动的“高精尖”产业对提高我国经0济实力，加强国际竞争力亦必不可少。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也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们在高度重视并极力推行最发达国家经验和模式的同时，仍需对一向被视为落后的、甚至是当作现代化阻力的我国传统经济的积极因素予以充分注意，注意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问题，注意工农业的协调发展、高技术产业与普通技术产业、劳动替代型产业与资本替代型产业等的互补问题，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今天的国情。今天的国情尽管较历史上有所变化，但在一些根本特点上是一脉相承的。而传统正是国情的某种沉淀和体现。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重复一些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所走过的老路，何况愈来愈多的西方人士也正认识到，需要对已走过的路进行反思，更何况当前中国的生态环境已不允许我们再走类似之路。
最后，我想以一位先哲—梁漱溟—在60余年前的一段话作为结语。我想，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梁先生的一些主要思想仍对今天极富启迪意义。他在谈到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时，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传统式的、又不同于西洋式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村都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这正是中国今后一定的路线，自然而然要走上去的。......我敢断定，中国工业要在农村复兴中兴起，而今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于都市者，必无好转之望......中国的工业化，必将走一条不同的路，他是要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叠为推引，逐渐以合作的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社会化的进程中，同时完成分配的社会化。”[21]
注释
[1] 参见赵冈 陈钟毅〈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史》第二卷，导言。
[2]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页195。
[3]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65页。
[4]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397。
[5]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401。鄞县王姓是否确为手拉机，还是一种其他改良织机，尚待考。
[6] 参见：[日]南亮进：《日本的发展》，对外贸易出版社，1989。
[7]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404~405。
[8]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406页。又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页198，铁木机价格约值洋10~15元。
[9]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页198。又
[10]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398页。
[11]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
[12] 吴知：《乡村织布的一个》，第11页。
[13]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1页。
[14]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
[15]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
[16]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卷，第683页。
[1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四卷，第322页。
[18] 参见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三章；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论工场手工业》等。
儒家思想是贯穿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的重要思想，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法制建设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典型的就有“春秋决狱”“悯囚制度”等，礼与法的碰撞与融合造就了古代法制的独特魅力。儒家思想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不仅对古代，对现代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对刑法的影响
1.先礼后刑,重礼轻刑。礼法并用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重要举措，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为什么说礼的作用重要，是因为礼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调整社会的多方面，其中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婚姻、司法等方面。在诸多学说中，儒家最为推崇礼的作用，因此在儒家大师的文章中对礼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其中《荀子•荣辱篇》曾说：“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得其宜。”在《礼记•曲礼》中也曾有这样的论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可见，礼的作用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社会中产生巨大的影响。相反，如果礼在古代社会中得不到维护，那么社会秩序就会陷入混乱，犯罪频发，社会的稳定性根本得不到有效的保证；婚姻之礼受到破坏，夫妇之道不存，之事频发；丧葬之礼受到破坏，则贪生畏死者众矣；君臣之礼受损，则诸侯割据，国家分崩。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古代一直倡导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在国家社会中的作用。从这一侧面就可以看到礼在社会中的巨大作用。古代就有“礼防”的论点,主张的是礼在禁止犯罪方面的作用，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古代的学者也十分重视礼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礼在社会中之所以地位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礼是为了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可以在广大民众的心中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可以更好地预防犯罪，即可以起到“禁于未然之前”的作用。而法律则更注重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通过严酷的手段对犯罪者进行惩处，即“人心违于礼义，然后入于刑法”。礼和法虽然都是行为标准，但在儒家看来，二者有先后与重轻的区分。刑用于规制人的行为，通过严酷的刑罚让人产生惧怕之心而不敢去违背法律；而礼虽然也可以规制人们的行为，但是却不如刑对人们有那种威慑力,旨在强调人们自觉自律，主动遵守社会规范。在礼、刑到底适用谁的问题上，儒家学者继承了三代时期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观点，即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在犯错之后适用的惩罚制度是不同的，贵族适用礼,庶民适用刑。同时从亲属间的犯罪的规定来看，儒家思想认为亲属之间应该互相包庇，在汉律中的“亲亲得相首匿”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宣帝四年的诏书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道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不只儒家大师提倡容隐原则，连皇帝也支持下属官员互相容隐犯罪，看起来荒诞悖理，但是合乎中国古代家、国相通，君、父、忠孝相连的传统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礼在历朝历代中都有着体现，法律所容隐的范围被不断发扬光大。2.对古代刑法典的总体渗透。儒家的刑法思想主要是通过儒家经典巨著而渗透到刑法典中去的。儒家经典巨著对古代刑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是指利用儒家的仁爱思想，渗透到刑事判决中来，以其作为量刑的依据。其次是“引经注律”，就是依据儒家的经典巨著对法律条文进行注释和解析。单纯地从时间上来看，上述两者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随着汉代以来儒家思想的发展，“春秋决狱”在整个社会正在被广泛的应用，而且也进一步促进了据经解律的兴盛及别具风格的法律制度的深度发展。东晋之后，个人注释法律的行为正在逐渐的缩小，但是在此前包括据经解律在内的诸多法律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促进了唐朝《唐律疏议》和明、清律学进一步发展，导致一些重要律法方面的著作的出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使儒家思想在以后朝代的立法中越来越受到了重视。再次是“纳礼入律”，指通过对法律进行修订，把儒家经典中和法律相关的原理和其对法律的基本看法,渗透到法律编纂中去。这种做法其实早就已经有了，持续的时间很长，但是到了唐朝以后这样的做法才被真正的完成，但是并没有因为《唐律疏议》的问世而结束。在唐朝以后,特别是程朱理学出现之后,将儒家的思想直接写入法律中还在持续的发展和进行，但是《唐律疏议》的完成基本上标志着“纳礼入律”的完成。刑法的儒家化在唐朝达到较高的形态，同样法律理论也在唐朝达到了最高，以后的朝代都在仿效唐朝的刑法模式，自己创新的并不多,在刑法思想上也是大致相同。儒家思想对刑法的渗透最主要是因为修订法律的学者本身受到儒家思想巨大的影响。他们掌握建立篇章规制、修改法律制度的时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将儒家经典的精华思想渗透到法律条文中去，直至儒家思想将法律制度全部渗透。
二、儒家思想对经济制度的影响
1.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经济的被动性。儒家思想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认为，所有的利益、富贵都是不可追求的，是否富贵在于天命，而不在人为。这种观念的产生与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相关。我国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下，人们的经济状况会因为天时和地利的影响而变动。“岁美则穰，岁凶则恶”。这种观念的形成，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2.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经济增长动力。儒家的“禁欲主义”不支持人们去追求财富，对经济利益和富贵都持否定的态度；这种禁欲主义也使人们对劳动成果并不珍惜，不能完成大量的资本原始积累，进而再生产。所以，就造成了经济增长缓慢，人们并不热衷于追求更大的财富，而是满足于现状。儒家的禁欲实际上是经济发展动力的绝弃。3.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经济文化。我国最早发明了造纸术、指南针和其他具有里程碑式的技术，并且我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但是，我国一直未能形成发达的货币经济。儒家文化影响下，人们一直不太注重经济效益，很少有机会成本的概念，很多都以道德来衡量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很少有人认识到小农经济造成的巨大浪费，为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发展而促进新经济现象诞生的社会土壤十分贫瘠。
参考文献：
[1]谌琦.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影响[J].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1(1):112.
“合作”一词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指成员之间的共同行动或协作行动的意思。
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人类要生存，要与做斗争，就需要合作，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欲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暑湿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也。”
合作的范围是广泛的。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合作。
合作的收益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合作会增加物质性的收益。主要表现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规模，有助于产生规模效应；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间容易产生外部性等，从而有助于实现聚集效应。另一方面，合作会增进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前提条件；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类精神上的某种不确定性，团队使人具有了某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分工是产生合作的基本前提。分工有不同领域的分工。经济领域内的分工是产生经济合作的前提；社会领域内的分工是产生社会合作的前提；知识领域内的分工是导致知识专家们合作的前提；等等。不同类型的分工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合作；不同水平的分工也会导致不同水平的合作。人类的合作水平最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社会化大合作的前提是社会化大分工。
由于分工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所以，选择合作是人类理性的最终体现。一方面，人类会面临分工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人类应不断推进合作。分工和合作共同构成了人类演进的两大动力。
但分工并不必然会导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产生，这里关键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设。约翰·泰勒指出：“认为分工为经济共同体的契约提供了充分原因则是社会最深的错误观念之一。分工并没有为经济共同体的契约提供原因。它仅仅描述了需要契约的条件。两个人合力架一根横梁要比一个人单干容易得多，但两人并不会因此就会一起架梁，除非有一种情况，即每个人都承认对方对于架好的棚屋拥有一部分权利。”约翰·泰勒所强调的是：要实现合作，不仅要求能够通过合作增加合作者们的总收益，而且能够保证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体内部应充分认可成员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二，应充分尊重成员间的相互需求。
合作具有传承性。马林诺夫斯基说：“一切组织和一切协调行为都是传统的绵续性的结果，并且在每个文化中，都有其不同的形式。”①苏珊·温认为：“建立社会组织所根据的概念构成任何一群人的认识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遗产代表关于如何组织生产的好几代人的知识，因此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有的、用来追求经济的‘资本’的最有价值的形式之一。”②
合作的难度与成员个数成正比例。奥尔森指出：“组织成本是集团中个人数量的一个单调递增函数”。③诺思和托马斯也指出：组织“费用多寡往往直接与必须参加协议的人数有关”。④
诚信是保证合作有效性的重要条件。诚信的维持在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自律靠灵魂的自觉，而灵魂的自觉又需要灵魂的恐惧感来维持。他律靠制度，社会的法治化是提高诚信度的有效途径。人治的随机性本质上是破坏诚信的，而法治才是诚信建设的根本。
合作的路途有：血缘、地缘、业缘，其中血缘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血缘合作是人类最早期和最初级的合作形式。血缘合作可以渗透到地缘合作和业缘合作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血缘合作方式也会不断得到改进。但基于地缘和业缘的合作将会更加广泛化。
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家庭合作不仅仅使家庭成员获益无限，而且也使社会获益无限。所以，家庭的出现实是人类合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等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是合作形式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未来社会，人类的合作形式会更加多元化。
合作的最根本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但合作本身又是总体性原因的结果。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将综合合作本身的演进形式。经济是合作的基础条件，制度和体制是合作的保证条件，文化是合作的灵魂和实质。
中国农民合作难，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
中国农民合作难是真命题的理由是：首先，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天然缺乏社会化的大分工，社会化分工的缺乏必然导致相应社会化合作的缺乏；其次，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和相应人治的传统并不能使契约关系得到普遍发达，从而弱化了分配的激励功能；再次，儒家伦理文化所体现的现世主义风格使人的精神趋向一种短期情结，从而也不利于合作的长期化和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中国农民合作难是假命题的理由是：首先，虽然小农经济天然缺乏社会化大分工，但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式的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这种分工有助于合作的家庭化趋势；其次，乡村熟人社会和人治传统使合作更具家庭化特征；再次，儒家伦理文化更有利于培植家庭合作。
中国农民的合作是中国农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个层面是生产者自身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一个层面是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技术创新。一个层面是生产组织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合作化。
另外，农民的合作是解决农民分散的根本手段，所以，合作会改变中国农民的弱势，从而最终会使社会结构向更加均衡化方向发展。
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重点应在流通领域。，中国农民的生产结构仍是以小农经济生产形式为主。这种生产形式的最大特点是规模小，分散和生产结构的同构，类似于分散的细胞。要建立现代化的生产合作，就必须改造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形式。但在中国，这种小农经济结构的改造仍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所以，中国农民要建立现代化的生产合作形式也就更为困难和缺乏经济基础，这也就客观决定了应将流通领域内的合作成为合作建设的重点。另外，从目前中国“三农”的现状看， “小生产”和“大市场”如何对接也是一个突出的。所以，一方面，顺畅的流通系统会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的有效性，最终会使社会各方受益；另一方面，流通又直接刺激生产，促使生产形式的变革和发展。
他组织应成为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合作建设有两条路径：自组织和他组织。自组织是指合作自发生成，由内生的因素决定。他组织是指合作靠外部力量推动，由外生的因素的生成。一般来说，组织成本越小，合作越倾向于自组织。其中确定性是影响组织成本的重要变量。因为确定性是形成预期稳定的关键，而预期的稳定性又直接影响着合作的有效性。生产和流通相比，生产的确定性要高于流通，所以生产的合作更倾向于自组织，而流通的合作更倾向于他组织。由于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决定了中国农民的合作重点只能在流通领域，这也就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只能是他组织。
政府应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一般来说，他组织主体主要有三种类型：政府、社会服务组织、优秀的个人。从中国目前发展的现状看，三种他组织主体，只有政府相对具有较大的规模优势，同时，又具有先进的手段；所以，政府应成为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同时应辅之以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在将来，随着合作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的他组织主体地位可逐渐让位于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转向符合化大生产的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缘为主，而是以契约为主）。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对中国的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自有其许多独特的优势。但血缘毕竟属于熟人社会的范畴，市场本质上是陌生人的世界，有的只是契约和货币。所以，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对这种以血缘为主的合作形式及传统进行改造。但传统又具有遗传性和惯性，同时，任何传统的改造又不能脱离现实的生产力基础。对此，中国农民的合作，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传统以血缘为主的合作的优势，并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应积极促进传统合作形式向现代合作形式转变，并且这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农民的法治化是推动农民合作建设的必要制度条件。法治化导致规则化和有序化，规则的有序导致合作预期确定化，而预期的确定化又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证条件。人治只导致不稳定和随机，其后果只能是合作走向短期化和家庭化（血缘化）。
以文化创新推动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对合作的作用学界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合作。一是中国的礼治传统。他们认为法治建立在人与人相持之势上，而礼治建立在人与人相系之情上。而相持就是不合作、或有条件的合作，相系就是合作，或无条件的合作。二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儒家社会强调义务，而不强调权利，教人相容不要相违，不用规定人际关系，不拿刑罚做事后消极制裁。三是中国上就存在类似的合作的组织。戴蔼庐在谈到历史合会组织时，指出：其起久行远，行之数千百年而不弊，此类组织无南北，咸甚发达。至合会之制，则具勤俭储蓄之性质者有之，相互保险之性质者有之，扶危济困之性质者有之。其信用之稳定，组织之密，之巧妙，今日合作制度未敢多让。而其名目则因地而异殊为繁多：如集合、邀会、聚会、请会（山东）、打会（安徽）、纠会（浙东）、约会（湖北）、做会（广东）、赊会（云南）等。王宗培认为：合会制度肇始于中产阶级，并由其推广至无产阶级，已成为中国社会最通行的合作。基于上述情况，法国人戈蒙（Jean Gaumant）甚至认为“各国合作组织所代表的合作思想，与孔圣人的教训是一致的，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世界合作的道德。”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一定有利于合作运动。梁漱溟指出：“可是就中国人的性情说，他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团体生活习惯，缺乏组织能力，不会商量办事。所以对合作社不甚合适。中国人顶爱关门过日子，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中国人顶现想的社会；这就与合作不合了。”⑥ 任子正等人则认为中国的民风和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也对普及合作动动产生负面。这里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只有利于中国农民的传统合作，即以血缘为主以及衍生的各种合作，而不利于以契约为主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对熟人是诚信，对陌生人是机会主义。所以，中国要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要引导农民走向现代合作形式，就有一个文化适应。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一份有机的“套餐”，三者只有相互适应，才能和谐发展，才能使社会在均衡中演进。对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应大力吸收有利于农民合作的西方文化。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改造传统文化，使之取得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盲目清高，应当充分吸收一切先进的文化成果，以推进中国农民的合作建设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文化创新上，应坚持：一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大胆放弃一切不利于中国发展的陈旧观念和落后传统；二要实事求是，应当符合中国国情；三是要体现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而不是其它；四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既是中国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中国问题的归宿。
以民主化推进合作化。合作的前提是平等，同时，合作本身又体现着成员间权利和义务的一种约定和分成。所以，民主化是合作的重要条件。这里的民主化建设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应建立和健全合作组织内部的民主化管理制度；二是应为合作组织的成长提供一个民主化的环境；三是应完善基层政权的民主化管理程序。
大力加强中国农民的诚信建设，这是解决中国农民合作难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农民具有天然的机会主义情结。从历史传统来看，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人天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农业中人与的博弈不同一起人与人的博弈，缺乏反向的互动制约，从而间接有利于产生一种“抢收抢种”的机会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机会主义心态；另外，严酷的生产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条件也容易诱发农民的机会主义心态。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传统也是滋生机会主义的温床。再次，中国文化的现世主义风格又进一步强化了机会主义行为。从现实中国社会的发展看，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阶段，转型本身就是一个秩序的重造过程，所以转型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序，而混乱和无序又会更进一步加剧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诚信的死敌，所以，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是一项总体性和系统性的浩大工程。
公正观对农民的合作有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利益。从总体上看，中国农民应是理性的利益追求者。所以，合作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贺雪峰在谈到中国农民合作问题时，讲到如下一个例子：在荆门调查农田水利的时候，遇到一个村民小组因为有农户不出亩产10元的抽水钱，而导致亩产减产20%（有的田块减产更是超过50%）。对此，他得到的结论是：“农民不是根据自己实际得到好处的计算，而是根据与他人收益的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这就构成了农民特殊的公正观：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我的行动中额外得到好处。而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总是会有极端自利的少数和极端无私的少数，这两个极端不能代表农民的平均水平。构成农民平均水平的公正观，大致就是以上特殊的公正观。这种公正观无力处理极端自私的少数人（即以上实例中不愿出钱抽水的农民），因而就无力解决农村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搭便车行为将公益破坏掉了，所有人都受到损失。”⑦对此，笔者认为，农户不愿出抽水钱可能与上述贺雪峰所说的公正观有关，但这样的公正观又确实让人想不通，实在是一种非常愚笨的表现。所以，更多的原因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能与农民社会的低信任度有关，把钱交给别人是不放心的，“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二是可能有些农民不是不想获利，而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缺乏理性的计算和判断；三是还要看反映情况的人的有关背景，是否存在有意扭曲信息的情况，这种情况也是不能排除的；四是具体组织者是否存在腐败，如有则会引发农户的抵触情绪；五是可能也与收益的分配制度不健全有关；六是上述事例只能代表特殊情况，并不能据此得出一般结论，现实中也有许多与此相反的事例。总之，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利益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观念是为利益而服务的。观念对行为有一定的反作用，但观念本身又是行为追求利益的工具。公正观对利益的追求有影响，但利益本身才是农民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所以作为一个理性的农民，选择合作，还是不合作，利益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观念则次之。而解决利益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
注释：
①[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90页，北京，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②[美]奥斯特罗姆等：《制度与的反思》，1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③[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38页，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5。
④[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农业的发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土地流转是推动农业发展和规划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经过土地流转，土地规划会更加合理化，土地的流转也在一方面促进了人才的流动，所以土地流转对农业和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笔者通过对土地流转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了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的大致情况，提出了新时期农村土地流转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逐一分析解决措施，对土地流程的完善和农业发展提供价值。
1.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分析
土地流转现象在政府划分土地后一直存在，发展至今，已经基本形成了统一的规模和形式。笔者通过分析研究，发现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租赁普遍成为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
以租赁形式进行土地流转是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最基本的现状之一。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这无疑推进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途径。而外出打工的收入不仅高，更不会因天气等人为不能控制的而减损，相比较而言工作具有稳定性，所以极大部分劳动力流入城镇。大量的土地被搁置，只能通过租赁方式转租给其他人，从中获取一定的租金。这一方式对比变卖更具有灵活性，所以成为了土地流转的主要途径。
1.2 土地流转的价格更加合理化
近些年来，随着农业的发展，土地流转的价格也更加合理化。土地租金的上涨，一方面体现了土地资源的重要性，也能提高农民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如果价格过低，则会导致劳动力对土地资源不够重视，不会精心地对待农业耕作，会导致农业发展缓慢，而上涨土地流转的价格则会提高农民对农业发展的关注程度。但是如果价格过高，又会打击了农民对服务第一产业的积极性。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的价格较为合理，能够使农民重视农业发展并积极地参与其中。这对农业的发展进程和效率都会有积极作用。
2.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分析
土地流转发展至今虽然形成一定的模式，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仍然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发现问题时解决问题的基础，笔者通过分析，探究出现阶段我国土地流转存在的待完善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2.1 土地流转的程序流程不够完善
我国现阶段土地流转的程序还不够完善，主要体现在土地流转程序和手续不规范。一方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的地区由乡、村组织代替农户越权对外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合同主体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这是造成土地流转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民在进行土地流转时，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只是口头协议，随意性较大。有的虽然签订了流转合同，但条款不齐全，也未进行鉴证和公证。流转手续不完备，将使流转双方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影响土地流转工作的顺利进行。
2.2 土地流转过程中缺少资金支持
由于农业耕作周期长等因素，农民很难积累大笔资金用于投资农业，包括租赁土地，购买种子化肥等一系列费用。经济问题不能被妥善解决，就难以实现农业的发展。现如今缺少资金流动是土地流转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农民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无外乎包括求助亲友以及政府等，而大部分农民的经济水平往往很低，如果因天气等原因制约小农经济的发展，则会使农民完全丧失偿还能力，如此循环农民的经济负担会越来越重，甚至还会引起民间纠纷等问题的产生。
2.3 土地流转使农业趋向市场化而侵害农民利益
土地流转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已经从最开始的一对一租赁，转变为一对多租赁模式，具体表现在一位承包大户会大面积的租赁土地进行农事耕作，而一般说来他们付给的租金也会相对更多，而通过一对一租赁形式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不得不用高价租土地，这虽然会使得土地的市场价值提升，但却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经济负担与压力。土地流转模式的改变使农业不断趋向市场化，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会使农民的利益直接受损，而承包大户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就会陷入一个循环模式。另一方面，农民冒着高风险却赚的微博的收入也会打击农民进行农事耕作的积极性，这样也会阻碍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3.新时期土地流转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对策分析
土地流转的完善对我国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土地流转发展至今存在一些问题，在认清楚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去解决，只有扫除了阻碍其发展的因素，才能使土地流转飞速发展。笔者通过分析研究，列举出以下解决对策，为土地流转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价值。
3.1 加大对土地流转程序过程的规范力度
对于土地流转程序流程不完善问题，政府要加强土地流转程序和登记管理，只有加大管理和排查力度，才能使流程规范化。同时也要要求土地流转的相关人员按照规定的程序做好登记和备案工作。增加人们进行土地流转的安全感，扩大流转规模，同时也可以使政府掌握土地流转的实际情况，便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同时，加强土地流转的合同档案管理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合同档案是土地流转的原始文字依据，必须得到妥善的管理。各地农业承民合同管理机构要对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的内容进行审查、鉴证和指导，同时还要注重提高合同档案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3.2改善实行小额贷款的实施方式用来降低农民的经济负担
农民经济压力过于沉重，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小农经济的发展。而银行出台的小额贷款政策，虽然名义上为了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但实际上农民进行小额贷款过程十分困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抵押是不能进行贷款的。我们知道农民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行交付抵押，由于资金的限制会对土地流转产生阻碍。如果银行能够降低小额贷款发放的困难程度，让更多的农民有能力去贷款进行土地租赁，降低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他们会选用优质的种子和化肥进行耕种，从而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这不仅对小农经济水平的提高有促进作用，也会极大地推动农业的发展。
3.3 对失地农民建立福利保障机制
现如今我国对农民的福利体系虽然已经足够完善，可是大部分是面向全体农民，却忽略了失地农民更需要受到资助。对失地农民单独提供帮助，能够缓解他们的生存压力。例如，为失地农民增加最低保证金的数额，并呼吁社会各界对失地农民伸出援手。加大失地农民就业的机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平台，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生活的经费，这样不仅能够缓失地农民的生活压力，还能使政府减少对失地农民进行资助和管理这方面的精力。还可以增加失业保险这一项目来对失业农民进行经济补贴。
结语
土地流转现象从政策出台后一直存在，也会一直发展下去。土地流转对农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土地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如果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不仅会提高小农经济水平从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也会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经济发展。所以完善土地流转的程序流程，使土地流转过程中各项工作合理化，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让农民更多精力投入到农事工作中去，对促进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新兴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中图分类号： F3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432（2014）-02-58-1
1 农业机械化给农业生产力带来巨大变化
在我国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农民，以前种田靠的是黄牛，上粪用的是背斗，无论狂风暴雨，日复一日的汗流浃背，以至于累弯了腰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但是自1978年我国正式开展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一种新的经营土地的模式。为了更好的去种植自己负责的土地，农民开始关注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农业机械化作为科学技术的典型运用，是农业生产力高低的重要标志。为了大力提升农业生产力，党和政府及时制定并出台了扶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自此农业机械化正式步入正轨。农业机械化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进步，农村经济的强化又提高了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彼此之间相互促进。如今，农业机械化已经成为我国绝大多数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途径。
2 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经济的贡献
农业机械化大大的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与发展，逐步实现了机械替代畜力的目标，比如在农业生产的运肥和耕地、播种和打碾等农作环节中，农业机械的工作效率极为明显，尤其是对大规模收割机的推广应用，使收割和脱粒以及筛选这三项集为一体，与人工对比可提高效率25～30倍。在紧张忙碌的秋收作业过程中展现了巨大的魅力。农业机械的推广运用和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农民朋友们劳动生产效率和质量，而且大大减少了农作业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减缓了农民在农作上繁重的劳动，挖掘出人们农闲时间的剩余价值，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农业机械化使农作物抗御天灾祸事的能力大大提高，保证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以前的农业生产力落后，农民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应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的，生产极为不稳定。而如今，农业机械化的大力发展使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主要表现在抗御天灾以及争抢农时等方面。其中，旱作机械和灌溉机械可抗御旱灾，植保机械可抗御作物病虫害，联合收割机可抗御雹灾和粮食发芽霉变等特殊灾害。另外，类似推土机一类的农业工程机械在农业水利和防护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农业机械化对于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是一个重要前提，农业机械化也是现代农业发展重要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座里程碑。农民是推进农业机械化的主体，加快农业的机械化，可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业的生产率，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经济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农业机械化对于巩固我国农业的地位，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农业机械化将会成为我国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拉动农业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农机产品的质量以及农业技术还不够完善。随着我国经济不断腾飞，传统农业必将转向现代农业，将会不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会加快转移步伐，随着农民努力摆脱繁重体力劳动愿望的加强，必将加大对农机的迫切需求。农业机械化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为农业的规模化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它创造的间接经济效益，大大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加大了我国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大有裨益。
3 我国农业经济未来的发展模式
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必将逐步走向成熟，农业经济必然提倡走生态之路，提倡有限资源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另外，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品种必然会朝着集约化方向发展，小农经济终将淘汰。政府也会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广新品种的研发与推广，也可能会采取入股的方式建立示范基地，使其不断向农业的规模化方向发展。
4 结语
整个农业的建设过程中，农业现代化是与农业机械化紧密相连。我国农业经济正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所以要用一个辨证的眼光去看待发展过程，既要反对不顾客观实际的冒进主义，又要避免消极等待。回首我国农业机械化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包含了失误的教训。在对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我们在认识上要始终保持积极的态度，杜绝回避，鼓励正视解决，绝对不能低估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宋宜清.我国农业机械化现状及发展趋势[J].农业与技术，2010（25）.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月15日
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在几千年的农业发展中孕育和造就了独特的农业文化。农业文化以宗法家庭为背景、小农经济为基础，内涵丰富、贯穿古今，渗透于各个行业、领域和阶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核心。可以说，农业文化所蕴含的思想和价值观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同样也体现在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上。因此，在农产品竞争由产品竞争逐步转化为品牌竞争的时代，如何克服农业文化对品牌建设的阻碍和制约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农业文化的内涵
从狭义角度来看，农业文化指形成于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观念体系，涉及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思维方式、哲学理念、伦理道德、人生态度、国民性格等。其中，农业生产的技术形态（进行农业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和社会组织形式（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的分工与协作关系），构成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
在技术形态方面，人力和畜力的付出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而简单的手工工具则是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在社会组织方面，血缘家庭既是社会的细胞，又是相对独立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使得血缘家庭千年不衰，另一方面血缘家庭的延续又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二者之间相互加强，形成了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而农业文化则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进行的观念建构（张磊，2006）。
二、农业文化对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制约
1、经验性之思维方式的制约。农业生产要有收获，既取决于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又依赖于生产者自身的能力。劳动者在平时生产中所积累的直接和间接经验是以后生产中不可多得的财富及凭借的基本依据。在经验农业基础上形成的经验性思维方式，特点便是注重经验的吸收、借鉴，轻视对事物深层的原因、本质的理性探析和概括。从目前来看，农产品品牌的发展相对落后于工业产品品牌，因而在农产品品牌打造过程中习惯采用工业产品品牌培育的相关经验、成果并受其约束，缺乏根据农产品特点、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以科学和理性的思维研究农产品品牌建设，从而适用性较差。
2、义利对立之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农业社会里，重“义”轻“利”观念作为正统观念长时间得以延续。随着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由于缺乏基于工业社会和商品经济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和商业道德意识，人们追求“利”时往往轻视“义”，突出表现为诚信的缺失。在建设农产品品牌的时候，最具代表性的行为有两种：一是合同履约率低。对农产品而言，生产大多以农户家庭为主体，而销售则大都通过签订契约由中间商进行。农户在农产品市场价格高于契约价格时往往不执行购销约定，私自出售，而中间商在市场价格比契约价格低时则拒收拒购，或者压级压价等；二是以次充好，制假售假。据媒体报道，国内很多“进口水果”其实都是国产的，只是贴着“进口标签”而已。
3、中庸取向之哲学观念的制约。农业生产的典型表现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帝王世纪・击壤之歌》）。人们的活动领域比较有限，交往主要在宗族亲属中进行，重“和”与“仁”的相互关系造就了“中庸”观念，其负面效应是对创新意识的摧残，突出表现为技术创新不足。农产品竞争的核心是技术竞争，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农产品品质是建立品牌的内在要求。我国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由于缺乏冒险和创新的精神，往往强调模仿，致使农产品的科技含量非常低。
4、皇权意识之政治思想的制约。在古代中国，皇权意识作为小农经济的产物构成了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度则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直到现在，政府仍然高度集权，掌握着众多的资源，并通过资源的调控和分配来影响社会中其他主体的价值选择与判断。品牌的实质是生产经营者向消费者传递某种产品信息的自发性的市场行为。但是在我国，农产品品牌培育并不完全是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自发的市场行为，而是缘于政府的部署和推进。在自上而下政治运动式的品牌建设热潮中，创建品牌农产品被各级政府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近些年来农产品品牌数量的迅速增长并不是市场选择而是政府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
5、讲求实用之人生态度的制约。农业生产讲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这种状况使人们的一切行为和思想活动以取得实际功效为目的，由此形成了过于“实用”的心理，注重短期而非长期效益。在农产品品牌的培育方面，很多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认为农业品牌效益优势不明显，投入多且创建难度大，因此他们的理念和行为仍以产品经营而非品牌经营为核心，最看重的仍然是农产品是否能够卖出去。
6、自我封闭之民族性格的制约。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其典型表现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潜夫论・叙录》）。当今农产品竞争，已经由单个产品的比拼转变为与其相关的整条产业链甚至是整个产业体系的比拼。有时，产前、产后环节比产中环节即农业生产过程更重要。而我国的现状是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相互脱节，难以形成合力。同时，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农民合作组织化程度低，使农产品品牌存在一定的分散性和分割性，同一区域一品多牌现象比比皆是，各品牌之间各自为政，甚至恶性竞争，没有抱团形成合力集中打响品牌。
三、推进农业文化创新，促进农产品品牌建设
1、形成科学思维习惯，合理借鉴工业产品品牌建设经验。在分析国内外工业产品品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各地独特的自然资源、悠久的种植和养殖方式与加工工艺、悠久的人文历史渊源，在充分利用农产品“自然”和“人文”差异化的前提下，找出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内在规律，通过与众不同的品牌设计和宣传推广，塑造独具特色的农产品品牌。
2、坚持义利合一观念，以诚信促进农产品品牌发展。坚持义利合一的观念，一方面既要肯定谋利对品牌建设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求自觉地把利益的追求纳入道德的轨道，做到诚信经营。为此，一要将诚信意识渗透到品牌建设的全过程；二要顺应市场经济潮流，从缺乏责任心和商业道德缺陷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挣脱出来，自觉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三要加强与贸易伙伴的精诚合作，重合同，守信誉。
3、改变因循守旧观念，以技术创新为农产品品牌建设提供内在支撑。通过树立激励创新、鼓励探索、包容个性、宽容失败等观念，推进技术创新，逐步提升品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赵兴泉（2006）认为，采取的措施包括：积极推进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为核心的技术改造和技术攻关；引进、培育良种，优化品种结构；积极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农业企业家、农业科技人员、农民的整体素质等。
4、改变“权力本位”思想，明确农产品品牌培育中政府的角色。农产品品牌建设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必须明确政府在其中的角色，避免越俎代庖，以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机制。罗高峰（2010）根据吕鸿德（1996）政府倡导者角色的理念、贾爱萍（2004）政府规划者角色的理念、McCarthy and Norries（1999）政府扶持者角色的理念、埃里克・乔基姆塞勒（2001）政府服务者角色的理念、王玉莲（2008）政府管理者角色的理念，提出农产品品牌建设中政府要起到倡导者、规划者、扶持者、服务者、管理者五大角色的作用，为农产品品牌培育提供完备的扶持系统。
5、改变过于追求实用观念，注重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长期性。品牌建设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来讲，是一个长期且非常艰难的过程。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要将品牌经营而不是产品经营作为核心理念，针对目标顾客确立品牌定位，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以提升品牌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6、培育合作观念，共同打造农产品品牌。一方面可以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形式，使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对于区域内一品多牌的农产品，单一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一定要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观念，严格遵循统一的农产品技术标准和相关规范，确保质量统一，抱团宣传和推广，共同打造农产品品牌。
主要参考文献：
一、农产品物流现状分析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政府自然把农业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方面,伴随着我国《物流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的出台,国家同时了我国物流业振兴的九大重点工程,其中,农村物流作为九大重点工程之一赫然在列,作为农村物流核心内容之一的农产品物流随之受到关注。
所谓农产品物流是指为了满足用户需求,实现农产品价值而进行的农产品物质实体及相关信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物理性经济活动。
农产品物流与单纯的城市物流相比环节更多,同时涉及的具体人员的理论与知识结构也更加复杂,因此维持物流链条的稳定性成为了农产品物流顺畅运行的重要前提之一,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农产品物流渠道上下游的各个主体之间大多为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因此很难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另外,国外发达国家农产品物流的显著特征是渠道短、环节少、速度快、成本低、效率高,而与这些发达国家爱相比我国农产品物流链条则显露出中间环节多、反应速度慢、成本高、稳定性差等方面的缺陷。以上这些都决定了现实操作中我国农产品物流体系不稳定的因素较多,这些不稳定的因子也成为了限制我国农产品物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
二、关于稳定农产品物流链条
所谓稳定的农产品物流链条是指通过创新农户组织形式、中间商组织形式的方式,谋求在整个农产品物流链条的相关产业中实行联合,各个节点重新定位各自的功能,积极谋求与上下游交易伙伴的合作,培养长期、稳定的物流链。
三、稳定农产品物流链条形成的制约因子
针对涉农供应链的不稳定性的研究方面,张晟义认为根据对涉农产业链阶段影响的明晰性,不确定源即稳定农产品供应链的制约因子主要可界定为四类:第一类是社会经济因素,包括政治及政策因素,如农业保护政策、农产品保护价、农用物资价格等;第二类是自然因素,包括生物遗传特性、水土光热资源、病虫害源等;第三类为行为因素,涉及涉农链各节点(包括农户)的行为模式和风格;第四类为需求因素。
而在企业间构成的供应链稳定性研究方面,牟政和穆东认为供应链作为一个网链形式的开放系统,其正常运作的关键就是网链上各个环节的成员企业自身运作状况和企业间的衔接状况,具体说来即:整个供应链系统由成员企业组成,因此系统的稳定性由成员企业自身的稳定性和企业间关系的稳定性两方面构成,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若该供应链系统仍能保证满足客户订单需求,则可称该供应链系统是稳定的,否则就是不稳定的。
农产品供应链横跨农业、工业、流通三大产业,起到了打破传统农户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作用,目前已经发展为了一个开放性的网链系统,稳定农产品物流链条形成的制约因子在宏观角度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1.内部环境。所谓内部环境主要包括农产品物流网链上各个环节的成员的内部运营能力以及各个节点间的连接情况。所谓内部营运能力主要是指网链上各个成员自身的软硬件条件,应变的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而各个节点之间的连接情况则主要是指网链成员间彼此的信息传递能力、彼此互信度以及彼此关于利润分配的博弈等方面。
2.外部环境。农产品物流链条作为一条开放的网链,其稳定性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笔者认为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以下四类:(1)社会政治因素,包括政府政策、社会稳定情况等;(2)经济因素,包括经济运行的健康状况、经济发展的潜力等;(3)科学技术因素,科学技术史第一生产力,科技对于产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和天气的影响、自然灾害的频度等。
四、结语
一个国家缺少了稳定难以发展,一个产业链缺少了稳定同样难以成器,为了更好的发展我国的农产品物流,实现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分布在我国农产品物流链条上的各个环节的群体都应将眼光放得更加长远,正确处理好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关系,理性应对内外环境对于农产品供应链稳定的影响,着力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长期、稳定的农产品物流链条,增强物流链条的稳定性以及可控性,这不仅将促进物流链条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长远经济利益的实现,同时也必将对我国新型农产品产业链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促进了整体社会效益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王新利赵宇恒:黑龙江垦区农产品物流发展战略研究[J]. 农场经济管理,2005.(6) [2] 吕玉花: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产品物流问题研究[J]. 中国流通经济,2008 . (3)
城乡一体化是在生产力、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从而促进城乡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变化过程。是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逐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展的过程；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深化农村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然而任何地区在城乡一体化实践过程中，都面临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两个瓶颈因素的制约，只有这两个制约因素得以解决，其他诸如，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产业分工一体化、城乡服务功能一体化、城乡社会事业一体化、城乡社会进步一体化等才能实现。
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是农业生产必需的物质条件和自然基础，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在我国农村，大部分农民没有退休金，其养老保障由其所承包的土地承担，所以就农民来说，土地具有承载功能、养育功能和资源功能，是农民就业保障、生活保障和伤病养老保障。如果土地被征用不仅意味着农民丧失了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料，也丧失了能提供社会保障的基本财产。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对于大量的失地农民来说，在土地被征用后，现行补偿办法主要是货币补偿、招工补偿、社会保障补偿等。每种补偿方式都各有特点，但也有各自的局限性。货币补偿，只是一种生活指向性的安排而非就业指向性安排，而且现行的补偿标准较低，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的分配不尽合理，农民的利益往往会遭受损失；招工安排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安置方式，不适应用工单位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只有社会保障方式才是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最好方式。
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5%，还有5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以中国现有13亿人口计，尚有7.15亿农村人口。近年来由于大批耕地流失，现在还剩下18亿亩多一点的耕地。这样算下来，农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大约为2.5亩。以平均每亩耕地一年带来800元收入，2亩半耕地不过带来人均年收入2000元左右，抵不上城市居民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收入。在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条件下，耕种土地的收入可以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是，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成本高、数量小从而导致其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的竞争能力降低，难以实现高效农业和标准化农业，致使农产品的价格低廉且不稳定。虽然在农村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块土地，但是农民种地之后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尤其是，当农民由于年老或者疾病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其所承包的土地不能满足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导致了城乡之间生活上的巨大差距。所以只有启动社会保障程序才能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这是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前提条件。
近年来，全国各地根据中央要求和国务院安排全面启动了社会保障工作。学术界对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争议颇多。关于如何剥离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是一个老问题，已经有许多理论和政策建议。有些学者认为通过城市化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这个思路合乎逻辑，但是国家现行建立的对城市人口提供社会保障的账户，有的地方能持平，有的地方连现收现付都做不到。这样连继续维持都有一定的困难，又怎么能够为7亿多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客观上指望让政府来给7亿多农民提供保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农业产值只有大约15%，农业人口却是55%。以百分之十几的产值作为财税基础，提供55%人口的公共品需求，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建立村社制度是建立最低成本的保障制度的基础。在实行大包干的时候，国家行使“退出权”的具体方式，是将土地所有权交与村社，同时放弃对农业的支持和对农村公共品的开支，村社是所有权主体和公共品的提供者。村社是财产主体，直接对政府负责，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具体的改革办法可采纳国土资源部现行的试点经验。一是允许村社土地以作股的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把各种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的有长期保证的收益，以股息方式返回村社作为专门的社保资金。二是允许村社土地以租赁方式参与工商业开发，把回收的租金用于建立农民的社保。如果国家需要征地就不应该是对农民征，而是对村社征。村社把所征土地得到的资金用于专门建立村内合作型社保基金。如果在征地制度改革中仍然维持国家垄断一级市场的特征，那就应该把征收和买价之间的差价，交由国家建立“无地农民社保基金”。基金上市或投资产生的收益，专门用于无地农民的社保开支，如果有盈余可以再建立医疗设施。否则农村社保问题无法解决，土地的保障功能问题也只能长期延续。
二、农村现行土地制度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为解放生产力，推动农村乃至全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项制度延续至今，其进步意义逐渐弱化，阻碍作用却日益凸显。传统的小农观念、小农机制、小农模式，已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一是小农观念阻碍了农业技术的应用。二是农业生产时常面临自然灾害和市场竞争的双重风险，抵御如此巨大的风险，对一家一户来说是很不现实的。三是在农业产业化大生产进程中，以土地小块分割占有为特征的小农机制制约着土地潜力的进一步发挥。
从长期来看，我国要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新突破，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土地制度。建立中国现代农村土地制度，探索和寻找土地集体所有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实现形式，必须尽快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从经营体制层面的改革推进到产权层面的改革。土地股份合作制就是将股份合作制引入农村土地经营体制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产权结构和运行机制。
农村土地实行股份合作是近年来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一个新事物，尽管各地的做法不同，但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将村社集体土地与村社集体经营性资产一起折股量化，明确每个农民的股份，经营收益按股分红。它的主要特点是，在村社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的基础上，将农户承包的土地也折股量化，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有的按当地确定的不同类型土地的标准参考价格作为依据，有的是经评估确定土地价值，然后折价作股。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按农业人口无偿配给，土地股份不能抵押、买卖，经董事会同意可以在本村社范围内转让。股东按其所占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股和资产股的总股数参与收益分配，实行一人一票制。二是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它的主要特点是，将原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经营权作股，组建新的股份合作组织，对入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股份合作组织直接经营或者代表股东与企业签定合同或进行租赁。三是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参股。它的主要特点是农户以承包地折价参股。
农村土地股份制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产权分解为土地股权、经营权和使用权，让农民拥有土地资产的股权，集体经济组织掌握土地经营权，土地租赁者享有土地使用权。这种权力制衡关系可实现土地股份制与土地经营租赁制的结合。土地量化为股权，均等分给农民，这样，农民成了土地的所有者；集体经济组织变成了经营者。所有权主体和经营权主体互相换位。过去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双层体制被改良更新为农户所有、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新双层体制。农民凭集体成员身份分享股权这一制度安排，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其生产要素功能分离开来。集体组织把土地作为资产来经营，适应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也是农村土地市场得以发育、成熟的起点和基础。这一新型的土地制度，具有产权清晰、利益直接、风险共担、效益明显、操作简便等特点。因此，以股份制改造后的“集体”，不是对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否定，而是“集体”的新生，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现形式。 股份制改造后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显著不同于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因为农民的集体成员权益或者农民作为土地集体所有者的身份以股权的形式得到了明确表达和实现，集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在价值形态上对集体土地享有可以辩认和流转的份额。股份制改造后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了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生产要素功能的分离。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以效率为原则，创设物权性质的农村土地使用权，这有利于土地流动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
三、现代土地制度的建立
如何推动农村土地产权股份制改革，在我国农村建立现代土地制度，必须坚持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建立现代土地制度要有一个历史过程，我们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尊重民心民意，尊重群众的创造，不断深化配套完善农村的制度。
1、明晰土地产权关系，明确土地产权主体。以法律为依据，将“集体”界定为乡（镇）、村和村民小组三级，保证集体享有土地的所有权，明确集体的法律地位，保障和实现完善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同时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并在集体与农民之间建立新的契约关系――土地承包关系，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进一步明确集体委托与农民的权利与义务。突破传统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经营形式，将传统的集体与农民之间对土地的租赁关系转变为委托关系，并通过合同的形式明确权责，得到法律的保护。通过合同关系，将农村集体与农民的关系定格为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好适应以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环境。
2、应当慎重决定土地股权的界定和再分配问题。土地股权问题是股份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直接决定了农民股份的多少以及公平与否。建议按照集体土地和户籍关系的管辖范围，在村社集体组织内部按人口来界定和分配土地股份权，以体现农民在同一地域内对土地的收益享有平等合法的权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问题，新增的人口如果没有承包到土地的情况下，可以参加集体组织的再分配以保障基本生活。在并不解除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基础上，去世的农村人口不再参加土地股权的分配，从而保证农村土地制度稳定性和收益分配的公平性。
3、促使土地产权的价格化，建立现有农业土地产权的价格市场，引入土地价格的评估机制，通过市场竞争科学地确定农村股改土地的市场价格。股份制改革实际上以资本合作为基础，无论是在决策过程中还是在分配形式上均强调资本本位，符合土地市场发展的趋势。因此，实现土地产权的价格化实质上是土地产权资本化。通过价格评估确定土地产权股份的划分和流转，决定在决策过程中土地资源的流向和收益分配环节中收益分配的问题。
4、在农村中通过股权主体投资成立农业股份制公司，确定土地资源增值的经营主体。明晰土地产权股份、确定产权价格后，通过公共选择将土地划分为适合个体经营以及规模经营两种类型。这样在不宜规模经营的地区可以维持小农经济满足落后地区的需要，逐渐推进改革，以免激进的改革带来负面影响；又可以在适宜规模经营的地方通过土地产权的合理转让建立农业股份制公司，吸引工商业资金投入农业，促进农业与现代化市场经济接轨。允许承包权长期不变并自由转让后，外来资本就会进入农村土地市场，从农民手中购买或租赁承包经营权，集中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进行高效化、标准化运作。
5、保护农村耕地，限制农业用地的用途，保证农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股权化以后的农村农业用地原则上应以农业生产、开发为主。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必须由国务院统一规划、批准，以确保农村土地合理、合法地使用。国家应不断完善土地政策，通过修改《土地法》和《土地承包法》等，对非法征地、低价征地、无偿圈地、以公共利益征地后又改变土地用途或卖给开发商、肆意违反法律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禁止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进入农村圈地，建立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监督体制，确保地方政府严格、有效执行国家的措施。将农业股份制公司的组织形式引入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中，为我国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新的设想，不仅可以建立新型的农村生产模式，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还可以实现农业规模化建设，引入农业高新技术，提高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