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4 09: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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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基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一种商业保险行为，是以排污单位发生的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在这种保险机制中，排污单位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预先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保险公司则根据约定收取保险费，并承担赔偿责任，即对于排污单位的事故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直接向第三人赔偿或者支付保险金。随着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存在的局限性，即使是正常的生产作业也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而环境污染责任的认定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就形成了污染企业对受害人的侵权之债。但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往往会造成近天文数字的赔偿金，侵权企业常常无力负担，为了适当转移和分散这种污染赔偿责任，从而既使污染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也确保生产单位的经营活动能够继续进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制应运而生。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构建的理论支持
1.环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济到社会化救济
由于当代社会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不论是侵权行为法遇到的理论困境还是现实问题，都导致在解决纠纷、填补利益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要摆脱上述困境，就必须超出“损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担，要么由受害人自担”的狭隘眼界，构筑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即环境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再由加害人独自承担，而是还要由国家、社会、法人组织或者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来分担赔偿责任，使“传统的自己责任、个人责任原则下的损失转移转化为现代的社会责任原则下的损失分配、损失分散”[1]，将环境侵权行为所生损害与责任保险、社会安全体制等密切衔接，从而使环境侵权损害的填补不再是单纯的私法救济，既及时、充分地救助环境受害人，又避免环境加害人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破产。
2.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
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需要有效地解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国家通过环境法来为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设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更加抽象的社会正义。
3.和谐社会实现的保障
发展保险业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着眼于方方面面，对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实现是其追求基本价值之一。如前所述，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是对复杂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合理机制。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可以分摊污染者的赔偿责任，避免他们因无力赔偿而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损害一发生时就及时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迅速获得理赔，以填补其遭受的损失。这样既节省时间和金钱，又避免了求偿无门的情形，还能减轻司法诉讼量，及时解决法律纠纷，从而实现高效诉讼的价值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范围需明确的问题
（一）关于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能否纳入承保范围
目前在各国理论和实务中，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属于承保范围已成定论。难点在于对于渐进性或累积性污染事故是否应该承保的问题。
1.从理论上探讨对于持续性污染是否属于可保风险的问题。
依照我国保险法律和保险实务，“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持续性污染，从无限制的长期来讲，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发，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的保险合同一样，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会在合同中约定保险责任期间。在该期间保险事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危险的发生并非保险人和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完全可以确认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险的发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时，累积性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性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这符合可保风险的偶然性特征。
2.实务中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否可行
当然，将所有的环境侵权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项法律制度的实际效果，既与其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有关，更与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执行程度有关。考虑到中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所依托的相关法律规范并不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进程，再加之中国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条件尚不具备。
（二）关于生态损失是否应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有以下几种：第一，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坏、灭失而产生的损失；第二，因环境污染事故而产生的救助费用和诉讼支出，以及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第三，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被保险人的财物损失；第四，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第一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的范围是毫无疑义的。从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第二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范围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但是，对于第三、第四中损失是非应当乃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呢，目前尚未有定论。
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的思考
（一）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的思考
环境污染的发生形态有突发性和持续型两种。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在发生前没有明显的征兆，一旦发生损害立刻显现，受害人的受损程度的认定也较为容易。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侵权持续时间长，侵权原因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的结果。受害人对侵权行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至对侵权行为何时发生、侵权人为何人都不知晓。因此，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是较为困难的。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将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都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鉴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的现状及相关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仅将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是较为适宜可行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承保范围[5]。这类似于法国“分步走”的做法。当然，扩大承保范围是大势所趋。但这势必会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使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为了避免和鼓励保险公司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对此中国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做法：（1）注入保险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环境责任保险集团以分担承保的风险；（3）效仿法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环境责任保险的机构；（4）建立一个法定的环保监测部门，专门从事对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内的环境侵权行为的监测，分担保险公司在辨别、确定理赔范围时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及人力等资源，减轻保险公司的业务负担，使其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隶属部门专为环境责任保险这项保险业务服务，发挥其良好的补充减负之功效。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思考
对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种损失”，笔者认为，根据责任保险的特征原则上应该属于除外责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险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财物损失，以及由于环境事故而导致工厂全部或部分停产而引起的损失，被保险人自己的损失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从企业财产保险的险种设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对于自有场地污染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其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纳入到损失赔付范围之内。美国的判例一般认为公众的健康与安全较保险单的任何明示约定更为重要，当被保险人污染了场地而又无力治理时，损害的又会是公众环境权益了，所以从环境法的公益性出发应该将自有场地污染纳入到环境责任的赔付范围当中。
至于生态损失，笔者认为目前尚不宜纳入损失赔付范畴。当然，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法律体系的渗透，以及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环境权的日益关注，生态损失的赔付将会成为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当然考虑到我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才刚刚起步，不顾及实际情况将所有损失不加区分都纳入赔付范围很容易引发保险人因资金缺乏而无力支付巨额赔款的支付机制恶化，这不仅使环境责任保险无以为序，而且也极容易引起保险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所以对于生态损失的保险赔付要依托于相关理论的进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发达的保险业。
参考文献：
[1]周珂,杨子蛟.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J].法学评论,2003,(6).
[2]CodeofFederalRegulation,Title40,Chapter1-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SubchapterI-SolidWaste,264.140.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基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一种商业保险行为，是以排污单位发生的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在这种保险机制中，排污单位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预先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保险公司则根据约定收取保险费，并承担赔偿责任，即对于排污单位的事故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直接向第三人赔偿或者支付保险金。随着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存在的局限性，即使是正常的生产作业也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而环境污染责任的认定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就形成了污染企业对受害人的侵权之债。但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往往会造成近天文数字的赔偿金，侵权企业常常无力负担，为了适当转移和分散这种污染赔偿责任，从而既使污染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也确保生产单位的经营活动能够继续进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制应运而生。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构建的理论支持
1.环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济到社会化救济
由于当代社会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不论是侵权行为法遇到的理论困境还是现实问题，都导致在解决纠纷、填补利益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要摆脱上述困境，就必须超出“损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担，要么由受害人自担”的狭隘眼界，构筑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即环境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再由加害人独自承担，而是还要由国家、社会、法人组织或者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来分担赔偿责任，使“传统的自己责任、个人责任原则下的损失转移转化为现代的社会责任原则下的损失分配、损失分散”，将环境侵权行为所生损害与责任保险、社会安全体制等密切衔接，从而使环境侵权损害的填补不再是单纯的私法救济，既及时、充分地救助环境受害人，又避免环境加害人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破产。
2.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
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需要有效地解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国家通过环境法来为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设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更加抽象的社会正义。
3.和谐社会实现的保障
发展保险业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着眼于方方面面，对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实现是其追求基本价值之一。如前所述，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是对复杂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合理机制。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可以分摊污染者的赔偿责任，避免他们因无力赔偿而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损害一发生时就及时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迅速获得理赔，以填补其遭受的损失。这样既节省时间和金钱，又避免了求偿无门的情形，还能减轻司法诉讼量，及时解决法律纠纷，从而实现高效诉讼的价值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范围需明确的问题
（一）关于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能否纳入承保范围
目前在各国理论和实务中，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属于承保范围已成定论。难点在于对于渐进性或累积性污染事故是否应该承保的问题。
1.从理论上探讨对于持续性污染是否属于可保风险的问题。
依照我国保险法律和保险实务，“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持续性污染，从无限制的长期来讲，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发，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的保险合同一样，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会在合同中约定保险责任期间。在该期间保险事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危险的发生并非保险人和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完全可以确认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险的发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时，累积性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性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这符合可保风险的偶然性特征。
2.实务中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否可行
当然，将所有的环境侵权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项法律制度的实际效果，既与其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有关，更与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执行程度有关。考虑到中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所依托的相关法律规范并不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进程，再加之中国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条件尚不具备。
（二）关于生态损失是否应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有以下几种：第一，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坏、灭失而产生的损失；第二，因环境污染事故而产生的救助费用和诉讼支出，以及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第三，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被保险人的财物损失；第四，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第一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的范围是毫无疑义的。从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第二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范围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但是，对于第三、第四中损失是非应当乃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呢，目前尚未有定论。
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的思考
（一）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的思考
环境污染的发生形态有突发性和持续型两种。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在发生前没有明显的征兆，一旦发生损害立刻显现，受害人的受损程度的认定也较为容易。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侵权持续时间长，侵权原因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的结果。受害人对侵权行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至对侵权行为何时发生、侵权人为何人都不知晓。因此，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是较为困难的。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将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都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鉴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的现状及相关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仅将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是较为适宜可行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承保范围。这类似于法国“分步走”的做法。当然，扩大承保范围是大势所趋。但这势必会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使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为了避免和鼓励保险公司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对此中国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做法：（1）注入保险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环境责任保险集团以分担承保的风险；（3）效仿法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环境责任保险的机构；（4）建立一个法定的环保监测部门，专门从事对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内的环境侵权行为的监测，分担保险公司在辨别、确定理赔范围时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及人力等资源，减轻保险公司的业务负担，使其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隶属部门专为环境责任保险这项保险业务服务，发挥其良好的补充减负之功效。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思考
对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种损失”，笔者认为，根据责任保险的特征原则上应该属于除外责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险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财物损失，以及由于环境事故而导致工厂全部或部分停产而引起的损失，被保险人自己的损失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从企业财产保险的险种设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对于自有场地污染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其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纳入到损失赔付范围之内。美国的判例一般认为公众的健康与安全较保险单的任何明示约定更为重要，当被保险人污染了场地而又无力治理时，损害的又会是公众环境权益了，所以从环境法的公益性出发应该将自有场地污染纳入到环境责任的赔付范围当中。
至于生态损失，笔者认为目前尚不宜纳入损失赔付范畴。当然，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法律体系的渗透，以及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环境权的日益关注，生态损失的赔付将会成为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当然考虑到我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才刚刚起步，不顾及实际情况将所有损失不加区分都纳入赔付范围很容易引发保险人因资金缺乏而无力支付巨额赔款的支付机制恶化，这不仅使环境责任保险无以为序，而且也极容易引起保险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所以对于生态损失的保险赔付要依托于相关理论的进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发达的保险业。
参考文献：
[1]周珂,杨子蛟.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J].法学评论,2003,(6).
[2]CodeofFederalRegulation,Title40,Chapter1-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SubchapterI-SolidWaste,264.140.
1.环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济到社会化救济
由于当代社会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不论是侵权行为法遇到的理论困境还是现实问题，都导致在解决纠纷、填补利益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要摆脱上述困境，就必须超出“损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担，要么由受害人自担”的狭隘眼界，构筑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即环境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再由加害人独自承担，而是还要由国家、社会、法人组织或者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来分担赔偿责任，使“传统的自己责任、个人责任原则下的损失转移转化为现代的社会责任原则下的损失分配、损失分散”[1]，将环境侵权行为所生损害与责任保险、社会安全体制等密切衔接，从而使环境侵权损害的填补不再是单纯的私法救济，既及时、充分地救助环境受害人，又避免环境加害人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破产。
2.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
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需要有效地解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国家通过环境法来为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设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更加抽象的社会正义。
3.和谐社会实现的保障
发展保险业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着眼于方方面面，对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实现是其追求基本价值之一。如前所述，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是对复杂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合理机制。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可以分摊污染者的赔偿责任，避免他们因无力赔偿而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损害一发生时就及时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迅速获得理赔，以填补其遭受的损失。这样既节省时间和金钱，又避免了求偿无门的情形，还能减轻司法诉讼量，及时解决法律纠纷，从而实现高效诉讼的价值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范围需明确的问题
（一）关于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能否纳入承保范围
目前在各国理论和实务中，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属于承保范围已成定论。难点在于对于渐进性或累积性污染事故是否应该承保的问题。
1.从理论上探讨对于持续性污染是否属于可保风险的问题。
依照我国保险法律和保险实务，“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持续性污染，从无限制的长期来讲，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发，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的保险合同一样，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会在合同中约定保险责任期间。在该期间保险事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危险的发生并非保险人和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完全可以确认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险的发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时，累积性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性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这符合可保风险的偶然性特征。
2.实务中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否可行
当然，将所有的环境侵权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项法律制度的实际效果，既与其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有关，更与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执行程度有关。考虑到中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所依托的相关法律规范并不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进程，再加之中国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条件尚不具备。
（二）关于生态损失是否应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有以下几种：第一，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坏、灭失而产生的损失；第二，因环境污染事故而产生的救助费用和诉讼支出，以及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第三，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被保险人的财物损失；第四，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第一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的范围是毫无疑义的。从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第二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范围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但是，对于第
三、第四中损失是非应当乃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呢，目前尚未有定论。
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的思考
（一）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的思考
环境污染的发生形态有突发性和持续型两种。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在发生前没有明显的征兆，一旦发生损害立刻显现，受害人的受损程度的认定也较为容易。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侵权持续时间长，侵权原因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的结果。受害人对侵权行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至对侵权行为何时发生、侵权人为何人都不知晓。因此，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是较为困难的。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将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都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鉴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的现状及相关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仅将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是较为适宜可行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承保范围[5]。这类似于法国“分步走”的做法。当然，扩大承保范围是大势所趋。但这势必会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使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为了避免和鼓励保险公司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对此中国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做法：（1）注入保险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环境责任保险集团以分担承保的风险；（3）效仿法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环境责任保险的机构；（4）建立一个法定的环保监测部门，专门从事对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内的环境侵权行为的监测，分担保险公司在辨别、确定理赔范围时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及人力等资源，减轻保险公司的业务负担，使其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隶属部门专为环境责任保险这项保险业务服务，发挥其良好的补充减负之功效。
前言……………………………………………………………………………………1
1. 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1
1.1环境污染概论……………………………………………………………………1
1.2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1
2.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2
2.1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3
2.2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归责原则…………………………………………3
2.3制定《公害防治法》促进可持续……………………………………5
2.4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5
2.4.1违法性与否作为构成要件的不合理性………………………………………5
2.4.2污染环境的损害事实作为构成要件的不合理性……………………………7
2.4.3因果关系………………………………………………………………………8
2.4.3.1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8
3.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方式………………………………………………10
3.1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10
3.1.1三种民事责任方式在环境案件中的适用………………………………11
3.2赔偿损失………………………………………………………………………12
3.3恢复原状………………………………………………………………………12
结 论………………………………………………………………………………14
注释…………………………………………………………………………………21
……………………………………………………………………………21
摘
要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指因人(公民、法人)的活动，致使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受到污染，从而损害一定区域人们的生活权益、环境权益或其他权益的行为人所应承受的民事上的后果。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属于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在我国古代就有萌芽，国外许多国家法律中都有详细规定。本文通过比较中外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提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应坚持“二要件说”，即“行为违法性”不作为构成要件之一。指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弊端，建议完善无过失责任原则。针对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提出制定《公害防治法》，明确规定举证责任转移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另外，将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作为《公害防治法》的几种主要民事责任方式，并提出对污染受害者进行救济的几种途径。旨在预防和防止环境污染，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无过失责任原则；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前 言
环境问题己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与环境污染行政责任，环境污染刑事责任并称为当代三大环境法律责任体制，其中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最薄弱的体制。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立法目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责任方式、救济途径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中外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指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中存在的缺陷，本文将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抗辩事由、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等进行上的探讨。
1.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1.1环境污染概论
环境，按照《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环境污染，则是指由于人为的原因致使环境发生化学、物理、生物等特征上的不良变化，从而影响人类健康和生产活动，影响生物生存和发展的现象。随着的增长，环境污染越来越成为全球问题。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实现人类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及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1.2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环境污染涉及面广，危害十分严重。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海洋、噪声等污染，严重危害了当代人的健康权、生命权、环境权、财产权等，同时还会影响胎儿发育、动植物生长，造成基因突变，直接威胁着后代人的生存。
本文认为，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完成这一系统工程，需要运用、经济、、伦理、法律等多种手段来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进行综合保护。其中，法律无疑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环境保护工作应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而保护环境的法律手段也是综合的，需要运用全部法律手段对环境资源进行综合保护。刑法、行政法在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仅靠刑法与行政法来保护环境是不够的，因为刑法和行政法在防治污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刑法只是保护环境的辅助手段，它既不能消灭危害环境的根源，也不能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环境法中有关环境行政方面的法律规范其着眼点是环境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应依法行政，主要执行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在侵权受害时，无法回复和填补受害人被损害的权益，民法在防治环境污染中可以弥补刑法与行政法在环境保护中存在的局限性。
民法在环境保护中有其独特的作用，主要表现为:(1)在环境保护方面，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污染致害而引起的民事关系，解决一部分人污染环境导致另一部分受到损害这一社会问题，通过追究加害人的民事责任，实现社会公正。(2)通过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使污染行为得到及时制止，污染危害被停止，排除，受污染的环境尽快得到恢复。(3)通过对侵权者进行惩罚增强事业单位的环境保护意识，广大群众，使全体公民更加自觉地保护环境，使环境保护真正成为公民的一项义务，从总体上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4)通过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既可以排除环境污染危害，又弥补了受害人的损失，实内公平、代际公平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民法在调整因污染致害而引起的民事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民法中某些规定在司法实践的处理环境污染案件中难以把握尺度，其中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常用过错责任原则代替无过错责任原则处理事件，使污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本文将从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入手进行研究，借鉴国外经验，对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提出完善性建议，期望有益于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
2.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指因人(公民，法人)的活动，致使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受污染，从而损害一定区域人们的生活权益、环境权益或其他权益的行为人所应承受的民事上的法律后果。
民法理论将民事责任分为两大类，一是违约责任，二是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第三节侵权民事责任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可见，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属于侵权责任中的一种，但与一般民事责任比较，它属于特殊侵权民事责任。
与国外相比，我国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以过错责任原则代替无过失责任原则处理环境污染案件，使受害人的损失无法得到赔偿，也不能很好的预防污染的发生。对于我国环境污染防治法中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民法学者多有论述，本文也将着重论述这二个方面问题。
2.1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归责的涵义，是指行为人因其污染行为致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之后，应依据何种标准确认和追究污染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这种法律价值判断因素，即是法律应以行为人的过失还是应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从而使行为人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填补。
归责原则在整个侵权法中居于重要地位。侵权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对受害人所受损失的填补，因而如何解决损失的分担问题是整个侵权法的重要问题，而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根据和标准，是侵权责任的核心，决定着侵权行为的分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负担、免责条件、损害赔偿的原则和、减轻责任的根据等等，可以说，侵权行为法的全部规范都基于归责原则之上。[1]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侵权责任的一种，因此，确定合理的归责原则，建立统一的归责原则体系，对确认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十分重要。
2.2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归责的弊端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4-0143-02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与环境保护法为了实现其立法目的，不仅规定了防止环境污染及环境污染破坏的法律禁止性事项，还规定了对违反法律规定者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环境刑事责任、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是当代环境污染法的三大重要的法律责任形式，其中，对环境民事责任的研究在我国是最薄弱的。但是，经济发展在改善人们物质水平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现今中国处在法治的大环境下，因此，对于环境污染进行适当的法律规制是可行也是必要的，法律责任是保障法律实施的手段之一。我们知道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中都引入了法律责任制度，这样我国的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便由此而产生了。本文限于研究目的和篇幅紧紧围绕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展开论述。
二、环境污染民事责任释义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指污染者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污染，造成损害，依法不问过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方面的法律后果。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特征是区分它与其他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一般来说，有如下三大特征：其一，该责任是一种是民事侵权责任。环境污染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并无契约上的权利义务，因而不存在违约责任一说。因此，环境污染所引发的民事责任在性质认定或者说划分上是侵权责任，而不可能是违约责任，因为基本是施害人与受害人两方的主体，也不存在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情景发生。故而环境污染的民事责任之诱发来自侵权，而非违法契约的义务。其二，该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既然是特殊侵权责任，那么在环境污染民事责任认定时当然地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换句话说，责任的认定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其三，它主要是一种财产责任。民事责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通过物质赔偿的方式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填补，最大程度上使其回复到未受侵害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主要是承担财产责任的形式。
三、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法律要件
各个国家基于本国的立法环境、立法要求、立法技术、立法水平的差异，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法律认定要件的立法例势必会有所区别，但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两种立法例，即三要件与四要件的论争。主张该责任适用三要件的认为，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有实际损害的结果发生，加之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能够认定其成立；而主张四要件的除了前述的三个要件之外，还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从笔者的查证来看，法国、意大利、拉丁美洲等法系国家立法采纳三要件说。而诸如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或者地区采纳的却是四要件说，在我国的研究中，也有相当一批学者偏爱这一理论。具体到本文的环境污染民事责任认定上，笔者主张适用三要件。
（一）行为人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
污染环境的行为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类型：大气污染、水污染、环境噪音污染、固体废物污染、海洋环境污染、放射性污染。在考量一个行为是否构成了污染环境之时存在一个判断标准之争论，据此形成两相对立的解释：一是只要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污染物的，就不加其他任何之因素立即构成污染环境之行为；二是虽然符合排污标准但造成了损害的，也构成污染环境之行为[1]。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第65条规定来看，显然立法者采纳了后一种观点。符合国家标准并不得成为减责、免责的事由。
（二）施害行为造成了他人损害
如果只有危害或者妨害的状态，而没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就要求行为人承担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应该是不妥的。环境污染行为只有给他人造成了损害，才可能产生侵权赔偿责任。我国法律上未限制环境污染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类型，因此损害既包括人身伤亡（例如造成他人患病）也包括对财产权（例如因水源被污染造成养殖户的鱼苗死亡）造成的损害。而就财产权而言，既包括直接的损害也包括间接的损失。此外，被污染者因清除污染而支出的费用也应当给予赔偿。
（三）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鉴于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因果关系过程中进行直接认定的操作性难度非常大，因此，应该采用推定的因果关系来替代直接、严格的因果关系的认定，也即是在具体的环境污染案件中，我们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推定因果关系是否成立。采用这样的认定主要基于几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同一个环境污染行为的损害后果可能会由多个不同的行为引起，多个不同的行为共同作用才会使得损害结果产生，对于受侵害人而言，证明简单因果关系的难度已经很大了，何况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环境污染往往是复杂的因果关系，这样一来，受害者承担举证责任显然是有失公平的；第二，因为现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有限，尤其是环境污染的鉴定技术对科学水平的要求很高，这对于我国现有的物质支撑条件来说是无法达成满意的；第三，在环境污染的案件中，多因一果的情况常常会发生，如果要求受侵害人，分别去搜集造成这种结果的不同原因的证据，则更是难上加难[2]。比如我们都熟知的太湖水污染事件，形成如今太湖水质严重恶化的原因复杂多样，工业的污水污染、农业生产过量施肥、养殖业的过分扩张都是太湖水质下降的原因，如果有受害人诉诸法律渠道解决，他的证据搜集工程未免过于庞大，处于保障受侵害人权益的角度，也不能机械地套用一般侵权行为证据采集的方式。
四、环境污染民事的责任承担
从我国《环境保护法》及其相关立法的法律内容来进行观察，归纳出的结论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有两种。排除危害显然是一种对于损害结果事前的阻断或者预防，而赔偿损失则是对于损害结果已经出现的一种补救的方式。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没有明文规定环境污染的民事责任应当采用这样两种责任的承担方式，但从现行侵权责任法的功能来看，事前预防损害与事后填补损害恰好与《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相互印证。
（一）排除危害
排除危害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以及消除危险，这里虽然包含了三种方式，但是要注意的是它们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排除妨碍既包括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危害行为的排除，也包括对实际可能发生的环境危害行为的排除，其目的主要是在于使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环境污染损害归于消灭，同时还会有预防环境污染损害发生的作用[3]。
实践中，常常存在着忽视适用“排除危害”责任形式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在适用这一方式时，我们要综合考虑到环境污染行为的形式、性质，是否有排除的可能性、合理性，污染行为的严重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将造成环境危害的社会效益同受害者所受到损害的社会效益进行比较，如果进行利益衡量后，认为适用排除危害的这种方式合理且对社会效益产生积极的影响，则应会适用这一方式。
（二）赔偿损失
赔偿损失是环境民事责任中最基本的、最为重要的一种承担责任的形式，也是对受侵害人的损害进行弥补的重要体现。在环境保护法中，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赔偿范围主要包括财产损害、人身损害和环境损害的赔偿。
1.财产损害的赔偿。对此无论中外基本上都按照全额赔偿的原则来实际地操作，此原则的要求是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都被纳入其中。具体地，对于财产损失来说又包括两种：进言之，赔偿的范围既有受害人现实的实实在在的物质损失，也包括可以期待（或者称之为可得利益）损失。一是折价赔偿；二是实物赔偿。对于现有财产的损失既可以是实物的赔偿，也可以进行折价赔偿。但是对于既得利益的损害，只能采用折价赔偿的这种方式。
2.人身损害的赔偿。对于人身损害的赔偿范围我国主要是根据人身损害的程度来确立的，一般是人身损害的程度越重，相应地赔偿数额就会越多；而人身损害程度较轻的，则赔偿的数额相应会少一些。其人身损害的具体范围包括必要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收入、残疾生活补助、死亡赔偿金等。而日本的《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对于可能的或者潜伏的疾病也会予以赔偿[4]，由此可见，日本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要比我国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更加有利于被害人，这种规定也是比较合理和较为先进的。
3.环境损害的赔偿。环境损害主要是指环境被破坏或者污染后，影响到了环境的总体质量，损害了人们对安宁、舒适、美好环境追求的权利。由于环境损害赔偿中尚有一些问题未达成共识，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法规基本上都有人身财产损害的赔偿，而没有规定对环境生态的赔偿。而实际上，环境污染行为对我们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长期的。例如环境污染事故造成河道里面的鱼大量死亡了，环境侵权行为人仅仅只是对鱼的损失进行赔偿，却没有清理河道直至恢复其生态服务功能的部分，而恰恰后者才是更重要和更巨大的损失。
综上所述，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虽已基本确立了，为保护环境与资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过程当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直接决定着是否构成环境民事责任，但由于立法的不够详尽，在实践中带来了困难，使受害者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上述问题都需要从立法上加以完善，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为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奠定良好的保障基础，为人们早日创造出一个健康美丽和谐的生活家园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程啸.侵权责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460.
一、法官断案:是固守现行立法,还是造法创新?
2007年4月9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村民委员会、吴高斌、杨正平等与刘国权、汤昌华等环境侵权纠纷案”作出了终审判决。该判决虽然及时解决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使本案受害人也在经历了一审、二审的维权历程之后,获得了民事救济,[3]但是,该案的判决理由却不得不令我们进一步反思。
(一)基本案情
本案是一起因煤矿开采引起的水资源破坏纠纷案件。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受理了原告重庆市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4组村民以梁平县七星镇仁安村村民委员会、高斌煤矿业主吴高斌、高平煤矿业主杨正平等作为被告的民事诉讼。在一审诉讼中,原告认为原告所在地所发生的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位下降、当地水资源流失严重等现象,是由于被告开设煤矿矿井后的采煤行为所致,因而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调查,在对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未果的情况下,作出了“由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每人3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付清;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760元,其他诉讼费25350元,共计42110元”,由四被告承担的一审判决。[4]一审判决后,一审被告人均不服(2006)梁平县人民法院民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人以损害行为不存在、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诉讼程序违法等为上诉理由,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受理了此案,并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在二审诉讼中,二审法院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但终因双方争执较大而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因此,二审法院最终于2007年4月9日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5]
(二)法官造法:创新性地运用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
本案一审与二审法院创新性地运用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科学地对原告与被告的举证责任进行分配,充分发挥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功能,迅速救济了受害人。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本案一审与二审判决突破了我国现行立法仅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案件作为特殊侵权案件的缺陷,将法学界成熟的环境侵权理论成果运用到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之中,堪称积极学习法学新理论、灵活将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现结合、积极救济受害人的司法实践典范。
1.明确案件性质是环境侵权
在审理过程中,本案一审、二审法院首先明确了案件的性质,并以此作为前提对原、被告的举证责任进行科学分配。具体而言,在一审审理中,原审法院即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中首先对本案性质进行了判断,认为“本案原告主张被告采煤后,煤炭矿层遭到破坏,原告赖以生存的地表、地下水位下降,水资源流失,导致原告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属于因水资源受到破坏而引起的诉讼”,在此基础上,认为“水资源破坏属于环境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为原被告双方举证责任分配奠定了理论基础。一审法院最后以“要求被告举证证明其开采行为与水资源受到破坏无关,但被告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为由而判决被告败诉。在二审审理中,二审法院继续坚持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性质是环境侵权纠纷案件的判断,在阐明环境侵权属于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以及在因果关系方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定上诉人构成环境侵权,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突破现行立法存在的缺陷,创新造法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关于“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1条关于“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的规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第74条的规定,以及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三)的规定等,只有“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才被作为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且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对于破坏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只能按照一般侵权行为处理,且在举证责任方面也只能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进行举证。显然,这样对遭受因具有复杂性、渐进性、潜伏性和广泛性等特征的环境侵权行为侵害的受害人而言,是很难获得救济的。
为了有效救济受害人,对于并非属于“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本案一审及二审法院均突破了其审理案件时现行立法的缺陷,创新性地运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这一法学研究成果,[6]将环境侵权扩展至“水资源破坏”的情形,认为“水资源破坏属于环境侵权”,并进一步阐明“环境侵权属于特殊侵权行为,因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因环境侵权具有复杂性、渐进性和多因性,且损害具有潜伏性和广泛性,故法律规定应由被告对损害事实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川由于被告未能举证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法院认为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被告的采矿行为已构成环境侵权,应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7]本案一审、二审法院通过活学活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理论研究成果,最终实现了积极救济受害人,充分发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功能的效果。
二、立法现状:《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缺陷
如前所述,2009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01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的第八章的规定依然沿袭了此前的立法规定,固守“环境污染责任”的传统规定,在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在第66条中规定只有在“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的情形下,“污染者”才“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可见,《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是对《民法通则》第124条的沿袭,虽然该条删除了《民法通则》第124条中有关“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但由于针对“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所引起的司法实践的困惑,国家环境保护局(现国家环境保护部)早在1991年已通过《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1991年10月10日((91)环法函字第104号]进行了解决;[8]而((侵权责任法》第“条的规定,也只是对2001年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三)的规定的照抄,因此,《侵权责任法》第65,66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原地踏步,并没有克服我国现行立法中所存在的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规定的缺陷。
一、环境侵权
环境侵权从广义上讲是指因生产和生活行为侵害环境并因而对他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等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它也是通过环境媒介产生侵权后果的行为，具有“准行为”特征。1从狭义上讲，环境侵权则指的是对权利主体的环境权及其行使所构成的侵害与破坏。因为环境权本身也可说是一种准民事权利。既涉及人身权与财产权，又超脱于二者之外自存空间。环境侵权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海洋污染、环境噪音污染、能量污染、有害有毒物质污染、破坏自然资源等侵权行为。
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
（一）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内涵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实质上也是一种侵权的民事责任。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因违反保护环境义务，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系统侵犯他人环境民事权益而应承担的民事方面的法律后果。2它是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法律责任，其以行为人污染或破坏环境，且造成环境损害或他人人身、财产方面的损害为前提条件。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也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队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故保护环境是民事主体的法定义务，其造成环境的污染或损害均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即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其主要是指涉及环境污染侵害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而不是人类意义上的环境权利所指向的责任。
三、关于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分析与评价
（一）积极意义的方面
从宏观上看，现有的民事基本法、环境基本法、环境单行法和民事程序法等有关法律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均作了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规定，民法通则确立了我国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制度。此后的有关环境立法，包括《环境保护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均对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因此，可以说，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体系已经随之基本形成，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已经比较严密了。
较为彻底的是我国对于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这一领域的贯彻。因为不论是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还是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亦或各环境单行法，都贯穿着无过错责任的立法原则，并且，该原则不仅适用于生命、身体、健康遭受损害的场合，也适用于财产损害场合。
（二）尚不完善的方面
首先，立法思想被限制。我国目前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各项经济指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等权力主体往往只考虑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忽略了长远的社会利益，仅从发展本地区经济出发，对各种环境侵权行为采取姑息、包庇、纵容的态度，进而影响到环境侵权在司法领域救济乏力，无法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其次，法律体系的不完整。环境法律体系尚待完善。长期以来，我国民法领域不得不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局面：一、未编订统一的民法典；二、尚未将环境权写入宪法；三、仍未颁布独立的侵权行为法；四、现行立法上的矛盾冲突大量存在；五、之前出台的许多环境法律都过于原则化，缺乏相应法规、规章和实施细则的配套，结果导致法律的可操作性差，执法随意和执法标准不一致。
再次，基本原则的不确定。关于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的举证责任转移问题，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至于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则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司法解释。也就是说，对这些重要的基本原则法条上均没有做出明确而详尽的规定与阐释。
最后，救济的途径和保障方面明显不足。损害赔偿责任的保障制度尚未建立，我国环境法中，无论是基本法还是各单行法皆未明确规定仲裁制度，而其相对诉讼，更具有迅速、便利等优势。二是环境侵权的知情权和请求鉴定权尚属空白，这对弱势地位的被侵权人进行举证及请求救济十分困难。三是尚没独立的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进行认定的机构等。
四、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一）坚持全部赔偿与限制赔偿相结合的原则。让企业承担无过错责任在有些合法化的情况下会导致企业的破产并不利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而不全部赔偿受害人，则又显示公正公平。所以，就要坚持此原则，对于二者之间的差价，可以通过另外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或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基金等社会性救济来弥补。
（二）有限度且适时地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在加害者主观上具有恶意的情况下，甚至经过加害者深思熟虑后实施的环境侵权，除了要以行政手段，刑事制裁等途径进行管理和惩罚，还应当适时适用惩罚性赔偿，如我国的《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三）具体明确侵权责任主体。环境法同我国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一样，对环境侵权责任承担者常笼统地定义为“有关责任人员”、“有关单位”，而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也较为复杂，涉及的有关人员也形形。因此，在制订相关法律条文时如能将责任落实到人，视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规定，则更能够达到法律所追求的弥补损失和惩戒侵害的目的。
（四）保障受害人合法咨询和鉴定责任的请求权利。环境侵权很多时候涉及高科技以及专业性极强的业务理论，有关机器设备、使用原料、排放废弃物的种类、数量、迁移转化规律及可能的危害后果、产生侵权的原因、程度，侵害的等级等等都是一般公众所不熟悉和难以理解的。因此，立法应当明确授予受害人对相关问题的咨询权，以及向当地有关环境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责任鉴定的请求权。
（五）确立环境侵权仲裁制度。环境侵权纠纷一般都关涉财产权益，而我国仲裁法就可以对其加以调整。而运用仲裁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不仅能大大节约国家的诉讼资源，提高纠纷解决效率，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社会矛盾，立法理应在条件具备时加以明定。
一、责任保险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应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为承保对象的保险产品。习惯上把责任保险分为以下种类：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和职业责任保险。近些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以及政府和公众环保意识的加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它属于责任保险，具有责任保险的一般特征，承保的是被保险人依法应向第三方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此外，环境污染保险具有其特有的两个特征：1主体的特定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主要是企业，且该企业必须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有自己的财产，能以自身的名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2保险赔付金额的不确定性。环境污染侵权受害地域广阔、受害人数众多且不确定、赔偿数额巨大。一般不确定固定的保险赔付额。有些国家会规定总的赔付上限或者对单一个体的赔付上限。
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功能
当前，我国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一些地方的工业企业污染事故频发，严重污染环境，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特别是一些污染事故受害者得不到及时赔偿。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以下功能，决定了它在应对环境污染事故上的优越性。
(一)分散企业风险
由于环境污染事故影响范围广和损失数额巨大的特点，单一企业很难承受。通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可以将单个企业的风险转移给众多的投保企业，从而使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由社会承担，分散了单一企业的经营风险，也能够使企业迅速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
保险产品和保险公司的职能之一就包括社会管理功能，这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保险公司可以利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杠杆机制来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升环境管理水平，同时也能够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有利于迅速地使受害人得到经济补偿，有效地保护受害者
目前我国对于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的赔偿，主要由国家财政承担，由于权力机构的复杂性，使得受害人不能在最快的时间得到损失补偿，从而甚至激化社会矛盾，而且也会增加国家财政的负担。利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来参与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有利于使受害人及时获得经济补偿，稳定社会秩序，减轻政府的负担，还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三、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强制性分析
基于以上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功能的分析，可以看出该险种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保险产品本身就具有社会管理和保障的功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公众产品，而责任保险的这种职能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责任保险中，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又是其中社会性比较强的险种之一。因此，其具有社会公益性这一事实毋庸置疑。目前来看，环境污染事故频繁发生，公众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而企业方面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赔偿义务，或无力支付，或不自觉不主动不愿意支付：另外，企业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意识还远远不够。因此，环境污染保险的购买就必须带有强制性，特别是对于那些重污染、高风险的企业，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有效地应对企业经营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事故，更好地体现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体现该险种的社会公益性。
四、从国外的经验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日趋成熟和完善。目前，国外主要由三种运行模式：第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第二种是以美国为代表，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为原则的保险制度，该强制责任保险主要针对有毒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可能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第三种是以英国、法国为代表，以自愿保险为主、强制保险为辅的制度，一般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就环境污染责任投保，但对于法律规定必须投保的企业则强制投保。
一、不法性不能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这一规定中可推导出的责任要件只有三项：1过错，即公民、法人实施侵权行为的过错；2损害，即对财产或人身的损害；3因果关系，即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言而喻，法律条文对侵权责任要件的规定与理论的通说产生了矛盾。一是法条未将不法性作为侵权责任要件；二是法条将因果关系规定为过错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非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系。法条的明文规定似乎与三要件说相合。这表明既有的理论阐释于法无据。因此，笔者认为，即使一些法条在立法时或许缺乏理论上充分思考，但倘若这些规定按字面解释又在理论上合理时，我们应按合理的理论作为阐释或理解法条的根据，以完善法律解释，指导审判实践。
我国民法理论一直把“不法”作为侵权责任要件，这似乎不尽合理。一则其不符合现行的民法规定，二则因其不利于操作，易使许多致人伤害的行为人因其行为的违法性难以确认而被免责。这一点在环境侵权中表现尤为明显。在确定当事人的某一行为是否属于污染环境的行为时，是否只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标准才被认为是污染环境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与环保法的规定是有矛盾的。根据民法通则第124条之规定，污染环境的行为应当是“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的行为，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之规定中并无此项规定，正如常见的河流污染案例那样，几个企业都按标准同时向河中排污，结果导致下游鱼苗死亡，这里的违法性要素何在?这种情况能说不是环境侵权?可见，不法性在环境侵权中并不十分必要。如何解决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环保法第41条第1款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24条所称的“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是指我国环保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而不是指具体的某一排污标准；它所解决的是法律适用的问题而不是行为标准问题，即凡污染环境致人损害之案件，应适用环境保护法等专门法律法规；排污超过标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无疑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承担相应的行政和刑事责任；即便排污没有超过规定标准，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也应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上，不法性只是其中一部分行为性质，并不必然具有广泛性。因此，它不能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按照侵权构成要件的理论，笔者主张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有三：1、污染环境的行为；2、损害；3、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污染环境的行为
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复杂性、渐进性、多样性的特点。在“污染环境的行为”要件中，如前所述违法性从总体上讲不是污染赔偿的必要条件，但这一因素将影响赔偿数额的认定。作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污染环境行为，一般情况下是违法的，特殊情况下是不违法的。所以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建议《民法通则》第124条在保留原过错推定责任的基础上，补充“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而造成他人损害的，也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由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所以在其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中只提“污染环境的行为”，而未提及“过错”，这点应与普遍侵权相区别。环保法中之所以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源于以下原因：首先，环境污染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即使企业无过错，也会给他人造成损害。污染的后果不仅仅是造成财产或经济损失，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它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其次，由于现代企业的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加上人类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受害人很难证明致害人的过错。第三，从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原则出发，环境污染的行为者大多是企业。从一定意义上讲，造成污染的企业获利是建立在污染环境和给他人造成一定危害的基础上的，故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致害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是公平合理的。同时，现代保险业的发展使得企业可以通过购买保险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从而既转移了自己的赔偿责任，又可保障受害人得到足够赔偿。第四，在环保法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而且可以推动和促使污染单位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防止环境污染，改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二)损害
环境污染中的损害，是受害人因接触或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而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以及财产损失等后果。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其损害的后果既有与其他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相同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共性表现为，它是侵害合法民事权益的后果，具有客观真实性、确定性和法律上的补救性。损害的特殊性包括：1潜伏性，多数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在损害发生时或者发生后不久即显现出来，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则不尽然。只有部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较快显现，而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尤其是损害他人健康的后果要经过较长的潜伏期才显现出来。2广泛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案件，其损害都具有广泛性的特征，表现为受污染地域、受害对象、受害的民事权益十分广泛。关于损害事实的认定及赔偿，从审判实践看，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既有财产损害，也有人身损害，但目前所受理的环境污染致他人损害的案件，大多是有关人身损害及其赔偿。因此，因环境侵权产生的损害赔偿，无论在范围、内容和金额方面，都将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三)因果关系
（一）环境侵权行为具有复杂性、广泛性
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科学的不断发展，工业企业不断扩展规模，生产、生活活动的增多导致污染环境的可能性逐渐增大，然而许多企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污染治理的技术和硬件设施建设没有跟上脚步，农业、生活污染越来越严重。甚至整个社会都处在不同程度的污染之中。在许多情况下，环境民事侵权行为并非一种原因对受害人造成影响，而是通过多种原因、多个环节作用导致人或者物的损害，受害人的权益受损害原因是多方面的，致害人的侵权行为隐蔽性更强。其损害后果覆盖的对象越来越复杂，损害区域越来越广泛。
（二）环境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难以确定
实际情况下，环境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一般都有潜伏性与持续性等特点。其损害往往是通过一定的“媒介”进行扩散，而不是直接作用于人身、财产上，导致受害人不轻易能够察觉究竟是谁造成的。而且部分情况下，其损害发生已经发生，但损害后果却不会立刻显现出来，可能潜伏隐蔽较长时间。实际情况中，即使污染者已经停止污染、破坏环境，但其已经实施的行为已经造成了持久性的损害的可能性，会在以后较长的时间内慢慢对受害人造成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失。如在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后几周仅有几十人死亡，然而却在未来的日子里直接或者间接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患病甚至死亡，危及后代。
二、受害者承担的举证责任分析
在环境污染损害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因此完全减除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其仍然需要针对诉讼的主要事实承担部分举证责任，即应举出盖然性证据。在环境侵权诉讼案件中，发生损害后果的受害人必定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证明污染、破坏确实存在，其有必要提供证据证明致害人的污染破坏行为和自己的损害事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至少要证明致害人的污染行为有可能造成当事人的损害。因而需要承担如下的证明责任：
（一）证明在客观上加害人实施了污染损害行为
污染环境的行为是污染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没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则构不成相应之侵杈。在环境污染民事诉讼中，污染受害者应当对污染致害人确实实施过污染行为举证证明。由于环境污染行为的复杂性，特别是某些污染行为涉及到复杂的专业技术领域，或许只有污染实施者才明白事情的真正原因，污染受害者往往无法准确举出证据来证明导致的污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受害者必须举证证明致害人确实有污染破坏行为实施过，至于污染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责任，则由污染者提供证据加以对因果关系的证明。需要说明的是，受害人提出的此类证据，一般只要具有一般表象证据即可，不必严格到这些证据与加害人的行为之间必然的直接联系，即两者之间只要存在证明的逻辑关系，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即具有诉讼上的法律意义。
（二）举证证明损害事实存在
损害事实是指受害人因接触或者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而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以及财产损失等后果。损害事实的存在是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的前提，没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则请求赔偿无从谈起，诉讼基础不存在，则对方当事人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损害事实一般包括受害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的损害，由于环境污染侵权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具有一定的潜伏性、隐蔽性，受害者往往无法准确、有力地举证，证据证明损失，从而陷入被动，但对于已经确定的损害应当通过必要的手段予以取证证明。
三、致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
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基于抗辩可能成立的前提，加害人应当举证证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责任上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能够证明其行为与对方的损害没有因果关系，一般有如下几个方面需要证明：
1.法律上的免责事由
法律上的免责事由必须是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得到事由，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主要的免责事由包括因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战争或者是第三人原因造成的环境污染等情况。
2.诉讼基础不存在
在环境污染诉讼中，污染者实施过污染行为和受害人确有损害事实是诉讼的基础，如果证明了污染行为的不存在或者是根本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或者是损害事实根本不是污染造成的，则证明了不具有因果关系。但在作出具体判断前，应当注意加害人的行为对损害结果的潜伏性和长期性。这就需要更多的证明方法去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3.科学数据证据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证据的证明力运用数据统计方法达到科学和概率上的相应标准，即可根据数据结论进行认定，比如举出的证据可以证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能不是因为污染者的排污行为造成受害者的损害的，剩余百分之十左右处于不确定状态，那么就可以推断加害人与受害人的主张不存因果关系。
跨国环境污染的主体包括了国家、自然人、法人及国际组织,其损害结果因跨国性、长期性、累积性等特点而具有不确定性,取证较难。另外,它还会影响当事国的其它经济利益甚至政治利益,使国际争端更复杂和难以解决。跨国水污染会引起跨国环境纠纷。我国拥有众多的国际河流,如东北地区有黑龙江等10条界河,2005年底吉林化工厂爆炸引起的黑龙江污染事件导致了俄罗斯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生态损失,其议员提出要中方赔偿:而2001年俄方将数十吨化学品泄入江中污染河流及农田,我国亦提出了抗议。因我国农药原药生产“三废”多’,可能对国际河流下游国造成污染。如约旦河、黑海、恒河、尼罗河流域等都产生了跨界河流污染,号称“粮仓”的媚公河流域沿岸各国就因流经国过度开垦耕地造成环境恶化而导致相关国家纠纷不断。过度经济开发也会引发越境环境纠纷。上世纪前苏联因过度开发土地,沙尘暴导致我国西北地区农田荒漠化。国际间因抓化氢、硫化氢等大气污染和酸雨导致的跨国环境污染时有所闻,如美国与加拿大,瑞典、娜威与德国、法国就因空气污染传播引起的酸雨多次交涉.我国产生的酸雨因空气传播染污日本、韩国,两国多次要求我国处理。外来物种、动植物病虫害因进口商品引入,威胁国内环境安全。云南省在进口商品时,引进了“紫色恶魔”凤眼莲(我国称“水葫芦”,因其疯狂蔓延而被专家称为“生态癌症”,据计算.我国每年因打捞水葫芦的费用多达10亿元,造成我国农业直接经济损失高达近100亿元。发达国家的污染物通过各种贸易方式大量输入发展中国家。全世界每年产生的危险废弃物约3亿t,90%源于发达国家,我国进口产品平均含污量高出出口产品的61%2。因前者环境标准高于后者,非洲处置危险废弃物约40美元It,但欧美需要4~25倍的费用。一些企业为节省成本通过废物的跨境输出来缓解国内的环境压力,我国发生的浙江台州、广东南海等地洋垃圾拼成“名牌电脑”事件,就是发达国家通过直接贸易输出“洋垃圾”的例证。
2解决跨国环境污染的国际法律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