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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已经有诸多的高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但对诊所法律教育的内涵、意义、性质及与传统教学方法和理念上的差别认识仍然不够清晰，导致各大高校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各具“特色”，五花八门，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效果不太理想。此外，部分高校将诊所法律教育的功能误认为主要是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将学生的职业技能培养作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忽略了对学生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教育，掩盖了其法律援助的社会功能。此外，有些法学专业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存在误解，在自身法律基础知识不牢固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选修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进行知识“恶补”，以弥补法律专业基础知识不足的缺陷。而事实上，诊所法律教育的目标主要是在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弥补传统单一知识教学的缺陷。故试图通过诊所法律教育弥补知识缺陷，是对诊所法律教育目标的重大误解，且从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来看，对提升法学基础知识的作用并不明显。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课程单一
我国当前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师指导学生以律师诉讼业务实践为依托，开展法律咨询、调解、案件等活动。这种课程设置，缺乏法官、检察官的参与指导，课程内容过于单一，也很少有非诉讼业务的实践教学，导致学生无法选择多样性的实践课程。此外，一些高校过于强调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将课程仅设置为教师指导学生办案，缺乏必要的课堂讲解、讨论、总结和反思，明显违反中国诊所法律教育项目和专业委员会公布的《法律诊所课程开设的基本规范》（指南）中的相关指导性要求，学生的职业技能学习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三）诊所法律教育的经费和案源难以保障
诊所法律教育的资金支持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极少数高校可以获得如福特基金会的支持等，或者有多渠道的收入来源，大多数高校的诊所法律教育经费来源于本校的支撑。但实际上，由于整体上国家对高校教育的投入不足，高校自身的经费有限，再加上学校的发展定位和学科建设方向等因素的影响，对诊所法律教育的投入非常少，造成其办案经费紧张，有些高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所需的交通、通讯、打印等基本费用都是教师和学生处理的。这严重影响了诊所法律教育的实施，挫伤了教师和学生参与诊所法律教育的积极性。诊所法律教育的案源也十分有限。由于学生在学校生活和学习，难以接触到很多案件，有些案件也不适合学生进行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教学，单纯依靠指导老师提供案源是十分困难的。我国相关法律也未规定在校法学学生具备“准律师”的身份，导致学生在诉讼案件中的身份出现尴尬，甚至遭遇到法院不允许其出庭，或公安、检察院拒绝其会见、阅卷等现象。此外，司法部门的法律援助也没有和高校进行联合合作并提供适当的案源，加上当事人对学生处理案件的不信任，导致学生能实际参与的诊所法律教育的案件并不多。
二、完善我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建议
诊所法律教育是实现法学职业教育的有效途径，对法学学生的职业技能、法律思维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法律职业道德、法律援助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应对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进行完善，以更好地发展诊所法律教育。
（一）加深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识，充分发挥其功能
在诊所法律教育中，要深入分析诊所法律教育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以加深对其认识，防止偏离诊所法律教育的教育目标。既要注意诊所法律教育的目标，又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高校在开设诊所法律教育课程时，应建立在学生已经掌握基本的法律专业基础知识之上，注意与传统教学方法的差别，注重学生对案件的参与和实践，但同时也要注意对课程的总结、反思和强化对学生的指导。通过学生参与实际案件的处理和法律活动，参与诊所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从事实际法律工作的能力和综合素质。同时也要注重诊所法律教育目标的多元化，让学生了解和树立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树立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培养社会责任感。诊所法律教育强调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是将法学专业知识和实践合为一体的法律实践过程，故应充分认识到诊所法律教育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法学专业基础知识之上，进行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是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律思维能力。法律专业基础知识对诊所法律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在进行诊所法律教育前，应加强学生的法学专业基础知识的教学和训练，学生对于基本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要牢固掌握。此外，在遴选参与诊所法律教育课程的学生时也要注重对其法学专业基础知识的考核。因此，应注重法律专业基础知识在诊所法律教育的前置性培养，以更好地发挥诊所法律教育的功能。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丰富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
诊所法律教育所能接纳的学生数量受指导教师、经费和案源的影响较大，而且考虑到学生的兴趣等因素，应设置为选修课，适当控制人数，保证实践性教学的质量。在指导教师的配备方面，可以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法官、检察官或其他专业法律人才等作为指导老师，丰富诊所法律教育的学习内容。在课程安排上，法律诊所课程一般应当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部分是课堂上的教学活动讲授、讨论和分析总结部分；另一部分是实际案件处理并提供相应的法律实践的，即由学生实际参与各种法律咨询、协商、调解等非诉讼法律服务，或参与诉讼等法律活动，指导教师针对学生参与的案件作个别指导。课堂讲授部分与案件处理部分应当在讲课内容和进程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学生提供系统的理论和实践的训练。此外，还应兼顾案例教学法、传统的理论讲授等，使学生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进一步提高其法律职业技能和水平。
（三）保障诊所法律教育的经费，扩展诊所法律教育的案源
基本的经费保障是发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基础，诊所法律教育的经费应坚持“内挖外引”。“内挖”是指，一方面整合法学院系的教学资源为诊所法律教育服务，如办公场所、教师配备、实践活动等，将司法实践课程和实践活动整合到诊所法律教育中以解决部分经费问题；另一方面要向高校积极争取法律人才培养经费，通过相关课题等方式获得部分经费支持，还可通过学校发展的相关政策扶持中获得资金支持，如高校的重点学科发展政策支持、教育部的卓越法律人才计划政策支持等。“外引”是指诊所法律教育的经费要坚持来源渠道的多元化，充分发挥法学院系师生的能动性，争取社会各方的资金支持。法学院系教师可以通过法律讲座或业务培训获得资金支持，可以通过校友会或社会捐赠等获得一定的教育资金，还可以和司法行政部门联合进行法律援助，争取司法行政部门提供基本的办案经费等。
一、英美法律教育的学徒制传统
要说到诊所法律教育在美国的起源，就不能不谈到普通法法系的学徒制法律教育传统。普通法法系的法律教育一直采取职业教育的形式，英美法的过程当中，以法官为主的法律职业者而不是学院里的法学家起了主要的作用，法律职业者阶层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利益集团，他们一直企图把对法学教育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形势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法学院才取得了对法律教育的主导地位。英美的法律教育起初都是以学徒制职业教育的模式发展起来的。
英国法律教育在中世纪就形成了一种学徒制或是行会式的教育，培养法律家的工作都不是由大学而是由出庭律师的行会性组织“律师公会”（Inn）来担任的。[1]直至上个世纪中期，律师公会一直是垄断性的法律家培训机构，在其中讲课的都是高级出庭律师或法官，而不是大学教授。法律教育的培训对象是律师，法官是从开业多年并取得显著业绩的出庭律师中挑选出来的，大部分的律师和法官都是在律师公会法学院（Inns of Court School of Law）中接受法律教育，而并不需要大学学历。大学里起初只教授罗马法和教会法，教授普通法始于1753年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 1723-1780）爵士在牛津大学开设的英国法讲座。此后，大学中的法律讲座开始兴盛起来，大学中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法学家。1839年，伦敦大学授予了英国第一个普通法学位，但大学法学教育的发展还是未能动摇律师公会对职业法律教育的垄断，要取得律师资格，必须在律师公会接受培训。以法官和出庭律师为主要成员的英国法律职业者阶层，为了维护其职业集团的利益，宁愿维持封闭的行会式法律教育，不愿使职业法律教育成为可以向普通人开放的领域，而大学法律教育的发展显然使他们感到了威胁，“英国律师或者出庭律师逐渐变得厌恶他们那些经过大学训练并成为真正竞争对手的同行们”。[2]
在长达五百年的时间内，英国一直保持着大学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并存的双轨制，大学法学院培养法学家和教师，律师公会培养法律实务人才，法律职业者对法学家的经验一直持冷漠的态度。这种形势直至上个世纪下半业才有所改变，1971年，根据奥姆罗德（ORMROD）法律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应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通常拥有一个法律学位，或者在获得一个非法律的学位后再一个两年变型性的法律生课程”。[1]（P347）这一报告才正式确立了在法律实践性教育开始之前必须先在大学接受法学教育，从而将法律学术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有机地衔接起来。现在在英国要取得出庭律师资格，必须在大学法律教育之后进入律师公会接受职业培训，结业后通过出庭律师资格考试方可执业。取得事务律师资格必须通过事务律师资格考试，可以不受大学法律教育而在法律协会承认的其他学校接受教育，但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可以免除参加某些专业课程的考试，
美国早期的法律教育也采取了学徒制的教育。独立战争以前，法律教育并不普及，学习法律采“学徒制”，学习法律的人通常是上流的有钱人家。弟子跟着一个师父学习，等到出师才能执业，学习的教材是由老师自己撰写或前辈相传留下，没有法律书籍。[3]18世纪，随着殖民地、文化的发展，各殖民地才开始大规模地接受英国法，而人民也意识到可以利用英国普通法来反抗英国专制政府对殖民地的剥削，保护自己的权利，于是法律职业开始受到社会的欢迎，初步形成了以律师为中心的法律职业者团体。许多律师和法官被送到英国接受专业培训，但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法律教育，律师们缺乏系统的教育，[4]也缺乏专门的职业培训场所，法律教育是在律师事务所内部进行。1765年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出版以后，才开始有了真正的法学书籍。此后法律教育才逐渐结束了学徒制，慢慢有了自己的法学院、法律系，法律教育才得以普及。“在整个十八世纪，学徒制教育逐步让位给设立在学院或大学中的正式的法学教育”。[2]（P36）
二、美国本土法律教育的发展历程与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
（一）兰德尔的改革与学徒制法律教育传统的终结
18世纪后期以来，尽管美国大学中已经普遍设立法学院，但实际上法学院中教授的都是英国普通法，教学采用传统的“讲义教学法”（lecture method），教师站在全班学生面前讲授法学著作中的理论，学生们既不需要亲身参与实践，也不需要自己思考，只是被动地接受教授所讲的理论。[5]在早期美国的法学教育中，教授的讲义往往是是不出版的，因为担心学生互相借讲义而拒绝交学费。[6]法学院也没有完全起到输送法律职业人才的作用，直到1920年，大部分律师仍然是在执业律师的律师事务所中接受职业培训。[7]法律教育的这种不发达是同美国法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独立战争以来，美国法律界经历了起初排斥英国法、后来又逐步回到英国普通法轨道的曲折历程，但要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美国法体系，还需要假以时日。182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本土判例、法学理论的发展以及本土法律职业的逐渐规范化，才开始形成真正的美国法体系，而这势必对法律教育的发展提出改革要求，即法学院必须教授真正的美国法而不仅仅是教授古老的英国普通法，从而为本土法律职业提供的职业技能训练和从业标准。[8]
美国本土法律教育的真正发达始于十九世纪末期，而它实际上是南北战争后美国本土产生的形式主义（formalism）法理学的产物。其时英国法理学的实证主义思潮波及到美国法律界，形成了所谓形式主义思潮。形式主义者认为特定领域的知识是由相互关联的、逻辑上可证明的基础原则所支配的科学，[9]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从具体事物中归纳出一般性的原则。形式主义法理学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即是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C. C. Langdell，1826-1906），1870年，兰德尔在哈佛大学对法律教育实行改革，推广所谓“判例教学法”（case method），编写案例教科书，上课时就案例的，老师提问，学生回答，引导学生从案例中归纳出一般的原则。这种教学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记诵法律，教师的主要任务不是教授，而是启发学生自己思考。教师的课堂教学采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法”（Socratic method），[10]“教师问一系列有关案例的问题，改变每一个问题的假设条件，要求学生再思考每一个答案”，[3]（P407）而学生的回答又构成了下一个问题，这样一步一布引导学生在论辩中获得真知。[11]
判例式教学法使得美国法学教育奠定了与众不同的经验主义模式，照理说判例式的教学是为了教会学生象律师一样思考问题，是与法律实践密切相关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兰德尔和他的后继者在带来了判例教学模式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英美法传统的“律师执教”的概念。他们认为教授法律是一种独立于实践法律的职业，法律理论要向学生传授的是作为科学的法律，而不是实践的法律，而法律科学在那些并未从事法律实践活动的理论家手中肯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12]因为他们置身事外，能够进行价值中立的客观观察和理论。自兰德尔改革以后，美国的学院法律教育就走向了一条与学徒制教育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法学院中执教的教师并不必须有执业律师的资历，教学的材料基本来自高级法院（upper court）作出的经典判决，教师只是要使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去发掘判例中的一般原理。
（二）兰德尔教育模式的不足和现实主义法学对诊所法律教育的倡议
兰德尔式判例教学法的确立渐渐使学院法律教育得到了美国法律职业者的承认，从而终止了在律师事务所培训律师的学徒制教育传统。但判例教学法因其严重的形式主义特征，从产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法律职业界和法学院教授们两方面的各种批评。综合起来说，判例教学法的主要弊病包括这样几点：首先，判例教学法是高度法院中心的，教学材料只来自于法院作出的判决，这忽视了学生对立法过程的了解，也忽视了合同谈判、起草这些私人法律秩序的形成，[13]而后者在法律生活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次，兰德尔引入判例教学法是借鉴了当时科学教育中的实验室教学法，即反对传统讲义式教学法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式教学，而主张引导学生从特殊个案中归纳出一般原则。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图书馆就是教师的实验室，教师从判例集中寻找典型判例，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对其进行科学的归纳。但是“兰德尔的教育方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因素：实际操作的实验，兰德尔式的法律科学家缺乏临床经验（clinical experience）”。[4]（P17）再其次，判例教学法选择高级法院的判例作为教学材料，这一方面忽视了来自初审法院的法律实践经验，一方面则因为高级法院多是进行“程序审”，不涉及对事实的认定，也使得学生对于“发现事实”技巧的了解成为一片空白。[14]
对兰德尔学院教育模式的最激烈批判来自于新兴的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国内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从各个角度冲击着传统的、经济、法律体制，尖锐的社会矛盾需要国家机器采取积极互动的政策来平衡社会利益。法律现实主义即是适应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严格地说，法律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派，只是一些彼此之间并无组织联系但观点有家族类似的学者大致可以归属的思想潮流。[15]现实主义者对兰德尔创立的学院法律教育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现实主义者的领军人物弗兰克在对判例教学法的批判中提出了“诊所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的改革设想。弗兰克指出，兰德尔式的法学院是“高级法院的法学院”，它以高级法院的书面判例集作为材料进行一种“模仿式教学”，而根本无视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无视实际操作的法律过程。“这些‘图书馆法学院’（library law schools）必须把自身从判例集传统中解放出来，变成‘律师的法学院’（lawyer schools）”。[4]（P136）弗兰克主张这种新型的律师的法学院应当主要选任至少有五年从业经验的律师作为教师，教授书面理论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只能居于辅助地位。学生对高级法院判例的学习只需要六个月左右的课程就足够了，剩下的学位课程必须投入到诊所法律教育中。[16]
在现实主义者的猛烈批判之下，学院法律教育模式开始进行改革，哈佛大学等重要的法学院都设置了课程改革委员会，推进对判例教学法的改革，增设了一些新的实践性的课程，但判例教学法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弗兰克的诊所法律教育的倡议也没有正式提上日程。
（三）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及其发展
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深受法律现实主义的批判法学又继续对传统的法学院教育模式提出批判，认为法学院逐渐被一些不具备法律实践经验、空谈法律教义的理论家所把持，不利于培养具有熟练实践技能和社会责任感的毕业生。 许多批判法学家们都指责经院气十足的教授们独占了法学院的讲坛，并积极参与到诊所法律教育的改革中来。布鲁克林大学教授、批判法学家施奈德（Elizabeth M. Schneider）批评政府对这种教育方式的限制和干预是对学术自由宪法原则的践踏。卡莱尔则认为诊所法律教育向传统课程设置的不足提出了最根本的挑战，是未来若干年中导致法律教育改革的希望所在。[17]诊所法律教育的具体实施方案是在法学院中设立法律诊所，每个诊所由一名执业律师作指导教师，参加诊所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本地真实的当事人办理真实的诉讼。它的一般宗旨是“把学生引入到实践活动的事实的、程序的、伦理的和人性的复杂状态之中，包括会见当事人、同其他人打交道、参与社会制度的谈判，以及从复杂的和不完全的事实中发现法律问题”。[5]（P70）1968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全美律师协会成立了职业责任法学教育委员会（CLEPR），实施诊所教育课程。该委员会总共花去了一千万美元以资助一些法学院设立诊所式课程。到1990年止，超过80%的全美律师协会所认可的法学院设立了以真实当事人为对象，由法学院教师指导和学生参加的诊所式法学教育课。根据全美律师协会的统计，到1990年止，在其调查的119所法学院中，共有314个法律诊所，每个法学院平均具有2.64个诊所；其中89%的诊所包括课堂的面授；中等类型的法学院（600-1000名学生）大约雇用5.8名从事诊所教学的老师；中等类型的法学院中的诊所教育的开支的75%是由学院提供的，25%由院外其他渠道提供的；在诊所教育中师生的比例为1∶8.41，每个诊所的学生为24名。[18]
三、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律教育差异的法理学分析
（一）法律知识的本质与法解释共同体的分化
诊所法律教育在美国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继判例教学法以后对法律教育重心从学徒制职业教育向学院式教育转移的又一个回应，它在法理学层面重新凸显了关于法律知识特性的争论：法律知识更多的是一种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技巧？19世纪英美法学界受到来自于欧洲大陆的实证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认为法学也可以象自然科学一样构建成一门逻辑自足、体系完整的真正的科学，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律作为一种人造物，人的有意识行动必然在其中起到复杂的作用，而人的意识并不具有象自然现象一样的可复现的客观。这种对法律知识认识的不同导致了法解释共同体内部的分化，法学家（jurists）往往更强调法律知识的理论理性的一面，而法律职业者（legal practitioners）则更强调法律知识的实践理性的一面。这种认识的不同也导致了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对法律教育控制权的争夺，从学徒制教育到学院式教育再到诊所法律教育兴起的历程，充分说明了这场法律教育控制权争斗的激烈。在英国经过1971年的改革以后，学徒制教育实际上仍然和法学院的教育双轨并存，在美国则是彻底终止了学徒制教育。尽管在法律教育的控制权斗争中，法学院已经战胜了执业律师群体，但这种斗争却一直以另一种形式在法学院内延续：即实践性与理论性两种教学方法的继续斗争。学院派的教师与那些出身执业律师的教师们一直都互相攻击对方教育方法的不足，甚至彼此漠视对方的教育理念。诊所法律教育的兴起说明法律教育的现有模式并不是社会对法律制度的需求的真实反映，而是法学教授和法律职业者争夺法律教育控制权的人为的结果，它充分说明“法律解释共同体本身已经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它正在变得不那么同质化和更加的多样化”。[6]（P207）在这场话语操纵权的争斗中，也许最终决定结果的不是哪一方的势力强弱，而是法学学生的真正需要，他们并不需要一种单一形式的教育，而是对两者有机的结合。
（二）纸上法律的确定性与行动中法律的不确定性
自兰德尔改革以来，判例教学法就成为美国法学院的标准教育模式。这种注重掌握判例法要素的学院式教育固然可以通过传授清晰有条理的知识而使学生迅速掌握法律制度的主要元素，但在操作纸上规则直面法律事实时必须熟练掌握的与当事人沟通、收集与辨析证据、法庭上抓住要点的陈述与论辩等门径，传统学院式教育所能做的就十分有限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兰德尔式教学法因其严重的形式主义特征而日益遭到有识之士的诟病，这种教育模式把法律看作是逻辑自足的制度体系，可以为每一个案件自动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而实际上现实中的法是极具不确定性的，法的运行受到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律师在实践中要想提高胜诉率以赢得更多的当事人，仅仅掌握判例法理论要素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熟练地与当事人、法官各方进行沟通，处理诉讼当中很多难以预料的程序步骤，分析影响案件的各种复杂社会因素，甚至还要有丰富的人事经验，知道如何挑选对自己方有利的陪审员，如何用不同的说话技巧来说服不同的对象。而这些技巧对法学院学生来说无疑是同样重要的，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要去从事实际的法律职业而不是理论研究。学生离开学校后固然可以在律师事务所里摸索学习这些技巧，但如果能对传统的教育模式加以改革，增加一门系统的实践性的课程，帮助学生较快地系统掌握这些技巧，当然要比走出校门后在事务所里就事论事地零碎摸索要便当得多，而且这样一门实践性的课程还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刻地从理论上把握法律的要素。而诊所法律教育就承担了这个填补传统学院教育缺陷的使命，“学徒制教育废除的结果造成了法学教育进程和专业发展中的一个空白，而填补了这方面的缺失就能使法律专业学生成为兼具专业能力和责任感的专业人员”。[7]（P68）
（三）与法律人人格的养成
在美国诊所法律教育不仅承担实践法律教育的功能，同时它也是美国法学院一个重要的服务窗口。通过使诊所的学生参与法律援助以及社区服务等实践活动，法律诊所还很大地缓解了法律援助社会资源的不足。诊所法律教育在美国之所以主要依托于法律援助，主要因为实践性教育需要接受教育的对象亲身参与实践活动即司法活动，而在校学生参与司法活动的身份只有在法律援助案件中较易解决，再加上美国政府给法律援助的资金有限，法律援助资源稀缺，在律师收费高昂的美国，法律援助当然不能主要依靠执业律师们来提供。一位美国的诊所教育同行提到，里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政策是一分钱都不给。而在由执业律师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中，由于没有收费驱动机制，很多执业律师对案件的办理怠于职守，不尽力去为当事人争取利益最大化的法律论证。相应地，由在校的法学院学生来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一来他们为了巩固所学的知识会有较高的热情，二来也比较具有社会责任意识。更重要的是，诊所教育通过让学生亲身参与法律援助的诉讼活动，可以通过生动活泼的手段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养成健康的法律人人格。在真实的诉讼活动中，学生通过同真实的当事人接触，了解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了解到因为社会制度的某些不公正所造成的真实的人的疾苦，可以很好地养成他们对法的正义追求的信念。
四、诊所法律教育在法律教育改革中的意义
我国法律教育改革开放前受前苏联法律教育模式的，课程设置比较陈旧，近十年以来才逐步与欧洲大陆的法律教育模式接近。但法律职业规范化的道路却走得相对比较缓慢，2003年才正式实行统一司法，至今尚没有统一的司法研修制度。虽然在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都有短期见习的制度，但都是在机构内部以较为随意的方式进行，没有规范可循，对于见习者的结果也没有客观的评估。以现行我国的律师实习制度为例，实习律师在实习期没有收入的保障，基本要靠自己找案源养活自己。也没有制度化的研修安排，虽然有名义上的指导老师，但实际上很多指导老师都是采取“放鸭子”形式。实习律师能不能迅速掌握诉讼实务的基本技巧，完全视乎指老师自己的责任心和业务情况。[19]总体来说，我国法律教育在学院期基本没有实践技巧的训练，从事法律职业后也只能靠自己边干边学、慢慢上道，在法律职业者群体中普遍存在对法学院教育与实践脱节的抱怨。[20]
从某种意义上说，诊所法律教育引入中国之际我国法律教育的现状，和美国诊所法律教育兴起时美国法学院的情况至少有一点是类似的，那就是法律职业界以及法学院学生对传统法学教育不足之处的不满。传统法学教育对于迅速掌握法律的基本元素固然是十分便利的，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却益处甚少。教师讲授学生记诵的老式教学习惯于向学生灌输正确答案已经确定、无需提问的知识，很少关注学生对教育效果的反馈、关注学生在学与思的过程中是否有能力提出自己的疑问，这也束缚了学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的能力。
当然造成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脱节的原因不仅在于法学院自身，由于我国司法官专业化程度不高，司法机关一直忽视法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对科班出身的法律专业人才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也阻碍了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融合。作为法学教育工作者，在深入司法实践时我们往往会发现我们思考法律问题的视角与法官们、检察官们有很大的歧异。理论工作者往往是从维护个人权利的角度来案件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司法官们往往却首先考虑社会利益的协调。这两种不同的视角本来其实都不存在偏颇，问题在于以何者为先。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彼此漠视对方的经验，深层的动因是我国法律职业的非规范化造成了理论界与实践界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有共同是非标准、职业伦理和职业荣誉的法律共同体，而是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各自集团利益的不同妨碍了彼此的相互交流与合作。[21]英美法学教育的历程证明，两个利益群体之间的争斗人为地延缓了法律教育的健康发展。在中国法律教育未来的发展中，法学家和法律职业群体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法学教育以什么为侧重点决不能演变为一场争夺话语霸权的斗争，而取决于法律教育的消费者——法学院学生的选择。他们为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更高层次的实现，为了在法律职业激烈的择业竞争中脱颖而出，会对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作出相对更为客观的选择。
根据北京大学法律系1995年关于法学教育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对象主要是国家政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合作制律师、学校教师和在校的生），答卷者普遍认为：（1）法律教育只能起一个入门的作用，而主要靠在实践中学习；（2）要求增加机、公文写作、模拟法庭等非常务实的课程；（3）认为中国的法律教育的道路应当更加务实；（4）认为现在法学院的学习缺乏学常识和社会知识的了解；（5）主张编写案例配合教科书教学。[22]实际上自80年代以来，法学界对于传统教育模式的种种不足也已经有较为深刻的体察。在法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已经有很多弥补这些不足的措施，例如实习、案例教学、社会实践、模拟法庭以及以案例为主题的辩论等。2000年以来诊所法律教育引入中国，首先遭遇的即是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诊所法律教育如何同我国法律教育中已有的这些实践性课程区别开来，而使其自身成为具有独特性的法律教育模式。如果它不成为一门对实践技巧全面涉猎并作理论概括的系统课程，它可能就只会成为一种概念的包装，而其实质只是对国内已有实践性课程的重复设置。
诊所教育显然不同于案例教学，后者并不需要学生亲身参与法律实践，也只是对书本理论知识的具体化和深化，不可能涉及过多的实践。它也不同于实习，具体表现为：1、实习使学生作为旁观者去协助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办理案件，诊所教育中则是学生充当主角负责整个案件；2、实习不是一门正式的课程，缺乏必要而有效的指导和监督，在诊所课程中老师的指导是有针对性的、经常性的、深入性的和具有理论高度的；3、实习往往是听凭遇到的案件，学生也往往在案件没有结束时就离开了，而诊所课程的案件是有针对性和一定范围的，学生也能够自始至终地办完案件。[23]至于其他形式的课堂实践性教育，诸如模拟法庭、辩论等，均不以真实的当事人为对象，其实践意义是远远不及诊所教育的。当然但仅只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是不够的，前文已经指出，诊所法律教育要想真正在中国生根，它就必须同法学院已有的零散的实践性课程区别开来，它必须成为一门对实践技巧全面涉猎并作理论概括的系统课程，才可能被正式纳入中国法律教育的体系。
国内诊所的课程设置，基本仿效了美国诊所的课程模式。以西北政法学院司法诊所的课程安排为例，共分为诊所课程与诊所法律教育、接待当事人的技巧、证据方法、策略选定、法律研究、案件陈述、法律文书、观摩审判、庭审程序、谈判、法律职业道德、法律诊所教学反馈十二个流程。课堂教学方法也采用了提问式、对谈式、互动式、模拟训练、个案分析等多种多样的形式。美国诊所教育已经发展了四十余年的时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该说其课程的体系安排、教学手段的多样形式都是具有一定性的。但移植到中国不能仅仅只注重其形式，要发展成为成熟的诊所，国内诊所教育还需要一段时期来积累经验，尤其是要形成体系化的诊所教育学理论，编写水平较高的诊所教育专用教科书。如果做好这些工作，国内诊所教育完全可能发展成为一门全新的、全面探讨法律实务技巧并符合教育学循序渐进的系统的实践性课程。
诊所教育在中国同传统教育相遭遇，它要承担的更为重要的使命是为中国法学院注入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即课堂不应只是教师的课堂，而更多地是属于学生的课堂。通过一种全新的教育实践，它要改变传统教育中学生只作为被动的知识容器的现状，而使他们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者，成为自己发现问题、勇于独立解决问题并且从不停止发现新问题的求知欲持久不衰的学习者，而无论将来他们走出学校要从事哪一种职业，这种积极主动的思维习惯都会使他们受益无穷。在每一次诊所的课堂上，尤其是在大脑风暴的教学中，几乎每一个学生都会提出一些老师们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而在传统的课堂上几乎每节课老师都要使出浑身解数来说一些学生没有想到的问题，但这辛苦的工作往往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学生自己没有亲身参与的主人翁感觉，就很难保持对知识的新奇感和好奇心，教师就必须不断刺激他们，因为新奇感和好奇心是求知的最重要动力。而如果亲身参与课堂，主人翁的感觉就能提供持续的求知动力。传统教育除了这种教学方法的陈旧之外，还潜藏着一种压抑独立思考的权力运作，我们习惯了向学生传授无需提问的绝对公理，讲授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大而无当、不痛不痒、好像什么都说了其实什么都没有说清楚的体系，而构成这些体系的元素其实是每一个个别的独立思考的结果，体系并不能解答学生在把知识从普遍下行到个别特殊事物时会遇到的每一个疑难。诊所教育的课堂中师生都很少感觉到彼此间那种威压与服从的关系，在这种轻松的心态下，课堂里的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互相碰撞思想的火花，自己去一个一个地发现个别的问题、想出最合理的解答，再把这些解答汇集成自己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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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律师公会也有译作“律师学院”的。共有四大律师公会，分别是林肯律师公会（Lincoln‘s Inn）、格雷律师公会（Grey’s Inn）、内殿律师公会（Inner Temple）和中殿律师公会（Middle Temple）。13世纪后期，由于法官和律师的崇高社会地位和丰厚收益具有强烈的社会吸引力，在上相对较难进入上层的中小贵族特别是骑士家庭的子弟都希望跻身法律职业而出人头地。他们云集在伦敦西区王室法院的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厅，通过阅读法规法令和法律著作、帮助诉讼当事人起草常规性法律文书、旁听法庭辩论等方式学习法律基础知识，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法律学徒”（apprentice）阶层。他们自由结合，寄宿于法庭附近的某一客栈或酒馆（inn），聘请开业律师讲课或辅导。居住在一起的一批法律学徒便自发地组成一所简易法律学校。从法律学校中脱颖而出的律师们又组成了自己的行会性组织公会，继续承担提携后辈的教育之责。14世纪以后，其中的4所脱颖而出，形成了后来的四大著名律师学院。律师学院由著名律师组成的主管委员会（benchers）负责管理，至少在学院中学习7年（后来改为5年），经学院主管委员同意后，学徒才有可能成为辩护律师，取得出庭资格。参见程汉大主编《英国法制史》，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33-137页。
[2] [美]卡尔文·伍达德：《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与英美法》，载于[美]肯尼思·W·汤普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张志铭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3页。中世纪英国存在两种不同的法院系统，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教会法院管辖与神职人员有关的案件，适用天主教教庭的制定法和罗马法原理判案，使用罗马教廷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世俗法院管辖俗人的法律事务，适用遵循先例的英国普通法，使用一种称为“诺曼人法律用法语”（law French）的语言。因此教会法学和普通法法学形成了两套互不相干的体系，不仅法理法意大相径庭，连使用的语言都不一样。而中世纪大学都是被教会所控制，因此英国大学中教授的是教会法和罗马法，而律师公会的法律教育最早是在法院系统内部进行的，培养对象是为世俗法院诉讼服务的法官和律师。参见前书，第72-73页。
[3] 参阅潘维大、刘文琦编著：《英美法导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4] 著名的马歇尔大法官只修习过两个月的法律。
[5] 参阅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Clarendon Press. Oxford（1997）， p.16.
[6] 参阅[美]菲特烈·G·坎平：《盎格鲁-美利坚法律史》（影印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7] 参阅[美]菲特烈·G·坎平：《盎格鲁-美利坚法律史》（影印版），第86页。
[8] 参阅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p.12.
[9] 参阅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p.10.
[10] 在兰德尔之前，已有很多法学院尝试进行教育改革。“苏格拉底式教学法”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Theodore William Dwight于186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率先倡导的。参阅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pp.12-13.
[11] 因为这种教学法来源于柏拉图对话录中记载的苏格拉底与弟子们探讨问题的对话方法，所以得名为“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圣人苏格拉底十分娴熟地运用了名为“辩证法”的技巧同他的弟子们探讨哲学概念的精确定义，所以一些哲学著作中将其称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具体的做法是首先确定讨论的主题，例如“什么是正义”，讨论的目的一般是为某个概念下定义。首先由主持辩论的人引导发问，其他人提出自己的回答并相互问难，主持人再指出回答中的错误或自相矛盾之处，引导发言者修正回答或是提出新的定义，这样一步一步辩论下去，直至得出参与讨论的人都表示认同的最圆满的定义。
[12] 参见[美]菲特烈·G·坎平，《盎格鲁-美利坚法律史》（影印版），第87页。
[13] 参阅Robert S. Summers， Lon L. Fuller， Edward Arnold （Published） Ltd， 1984， p.143.
[14] 参见Robert S. Summers， Lon L. Fuller， p.144.
[15] 参见Roger Cotterrell， The Politics of Jurisprudenc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Legal Philosophy， LexisNexis UK （2003）， p.181.
[16] 参阅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pp.136-137.
[17] 参阅朱景文主编：《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16页。
[18] 参阅王晨光，《法学教育的宗旨——简论案例教学模式和实践性法律教学模式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和关系》，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6期，第40页。
[19] 在德国和日本，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的人一律参加国家安排的统一司法研修，研修期有固定的薪俸，系统的研修进度安排，以及严格的结业考核。通过最后考核后的人才可以从事法律职业。
[20] 苏力教授在他的新著《送法下乡》中曾经提到一位他在基层法院实地调查中遇到的某政法学院毕业的法官，当被问及关于法学教育的知识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用处时，这位法官的回答是：“学校的那点儿东西，我都还给老师了”，“回答时，眼神里还流露出某种轻蔑”。参阅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9页。这位法官的话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在从事法律实践的职业人士当中，这确实是一种很普遍的情绪。
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发展受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法学院的师资力量难以适应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规模，在学术和实践经验上都具备适当条件的教师非常少。我国目前的法学院教师除了在社会上做兼职律师和在政府做法律顾问的以外，大多数都是终生职业教师，他们大多是从法学院学习毕业直接至法学院任教的，某些教师甚至没有机会在法庭露面或客户或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对于这样的法律教师而言，他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课堂走向课堂，一个欠缺实践经验的法学教师是不可能胜任法律诊所教育的。为了适应诊所法律教育的要求，法律教师在进入法学院以前应该具有一定的法律实践经验。“现行的直接从法学院应届毕业生中录用教师的做法应予废止，法学院教师的来源应该体现多元化与多样性，鼓励非法律专业毕业的人士到法学院任教，在教学与实际部门之间应该有一定的沟通渠道，以便利教师获得实际知识和信息，也便利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员到法学院传授知识。”［4］我国目前诊所法律教育发展受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上面所论述的只是笔者理解的最重要的的两个方面，其他原因包括我国法律文化背景下的大陆法系传统、法学本科学生的素质和数量、学生参与诊所法律教育的身份限制、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经费问题等。由于诸多原因，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中尚未成为正式认可的主流课程。
二、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发展的必要性
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它是对局限于教室内和理论体系内的传统法学教育反思和批判的产物。该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弗兰克极力主张法学院的学生应当向医学院的学生一样，要获得临床的经验，并且他还提倡法学院应当聘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官或律师担任教授，要求学生学习法官和律师的实践艺术。现在诊所法律教育在美国法学教育中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社会认同。与美国不同，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法律教育的实践性和开放性要求是一样的，而实践性和开放性的法律教育需要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0 ？摇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9-0043-03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的教学模式受到场地、设备、师资等众多因素的限制，极大地制约着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新兴的虚拟仿真技术在高等学校教学、实验中向着网络化、智能化以及互动化等方向发展，可以发展现代教育思想、提高教学水平、改善实验环境以及优化教学过程，从而增强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虚拟仿真化教学模式可以极大地克服传统教学模式的一些弊端，必将成为现代化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并在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日趋完善和成熟，承担起培养现代化创新人才的重任。
一、虚拟仿真教学平台
虚拟仿真（Virtual Reality，VR）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系统，具有交互性、真实性以及多感知性等特点。其以计算机软件及硬件为基础，相关的技术手段为辅助，通过对己知或未知世界的仿真，使人获得真实感受的一种先进的计算机应用技术。虚拟仿真技术可以依靠计算机的图形处理进行图像再现，与传统的图像再现手段，如电影、电视以及DV等相比，有着本质的飞跃。虚拟仿真技术对于图像的再现不仅仅局限在对实物的再现，它更多地被应用在超现实画面的再现上。随着计算机硬件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虚拟仿真技术已普遍应用于各个领域，如训练、教学、仿真、娱乐、遥控操作以及模拟预测等方面。[4]现阶段，尽管虚拟仿真技术优点诸多，越来越受教育界所青睐，但是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在医学教育领域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如果能将虚拟仿真技术成功地运用到医学教育领域，势必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现代医学教育引入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迫切性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实验室操作和临床实习贯穿着整个教学的过程。实验教学环境的优良与否直接关系到学生们能否掌握好该门课程。心理学家瑞特拉研究表明，同样的知识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呈现时，其效果有着显著的差异，采取对不同感官进行多方面的刺激，所达到的记忆效果会有所不同。因此，现代教育技术有必要把多媒体技术、虚拟仿真技术、网络技术以及控制技术等进行综合运用并引入课堂，虚拟各种实验设备和实训环境；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集成性、交互性和控制性，生动形象地展示教学内容，综合处理超文本、图形、图像、动画、视频、声音等多媒体信息，展现那些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无法实现的教学过程。现代医学教育也是如此，虚拟仿真教学平台正是在现代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使用新技术改进教学方法的尝试。在现代医学教育课程中，医学生只有通过足够的实验室训练操作才能获得必要的综合技能，并初步具备一定的临床实际工作能力。在虚拟仿真技术平台中，教师能够采用“做中学”的教学模式，多种媒介的信息同时作用于学生的各个感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直到形成合适的行为模式以及行为系统。同时，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也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三维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引入，可对现代医学教育起到很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和虚拟课堂系统相结合，能够突破课堂实验教学的制约，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充分发挥学生的自觉性，利用其各自适合的时间在本地计算机上完成实验过程，为学生提供真正“开放性”的教学环境。但是，由于虚拟仿真技术是20世纪末才兴起的一门崭新的综合性信息技术。[7]同时，医学领域又有着极强的专业性，其专业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另一方面，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即使超大型的计算机虚拟仿真系统也与医学的模拟要求有相当的差距。现阶段，虚拟仿真技术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仍处于比较早期的纯画面展示类型，仅仅是将传统的图片、图谱变成了3D动画，缺乏应有的交互性。在少量有一定交互性的使用中，也局限于多角度的观看。因此，有必要在现代医学教学中引入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充分发挥虚拟仿真技术的优势。
三、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在医学教育中的优势
医学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环境是虚拟仿真技术与医学教学实践高级复杂的结合，是信息化教学的高级应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软硬件性价比的大幅度提高，医学虚拟仿真技术正逐渐从科研院所、实验室走向实际的临床教学应用中，有着传统教学手段所没有的众多优势。
1.虚拟仿真教学平台运用计算机全面仿真临床中现实的世界，为医学生提供生动、逼真的学习环境，在虚拟环境中模拟给患者进行操作。例如在口腔医学实践教学中，由于口腔视野狭窄、结构复杂、与颅颌面又是一个整体，学生掌握实验操作技能比较困难。然而医学虚拟仿真技术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利用仿真软件进行现场模拟构建，使教学活动更加生动形象、直观易懂，以此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提高教学的效率。
2.虚拟仿真教学系统能够使学生们主动成为虚拟教学环境中的一名参与者，不仅仅成为教学“教”的工具，也起到与“学”的互动作用。这对调动其学习积极性、突破教学的重点难点、培养学生的临床操作技能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可以解决许多真实实验中实现不了的困难，使学生在虚拟环境中接受多感官的刺激，并进行具体操作、感受和体验，更容易调动学生的情感参与，将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形象化，留下深刻的记忆，以提高学习效率。
3.虚拟仿真教学平台提供开放性的实验平台，能够解除课堂实验教学时间、地点的限制，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充分发挥学生的自觉性，利用其各自适合的时间在本地计算机上完成实验过程，为学生提供真正“开放性”的教学环境。在课堂上没能按要求通过实验的学生可以在课余时间利用网上虚拟仿真系统进行模拟实验，随时随地进行实践操作训练。
4.虚拟仿真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平等的实践操作资源。实验室操作与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进行灵活运用，引导学生掌握规范操作的技能技巧，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动手操作的能力。由于医学院校教学条件依然存在其多变性、复杂性等客观原因，各个学校实验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虚拟仿真教学系统能够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使教学实验资源共享，以弥补实验室资源的不足。
5.虚拟仿真教学系统的应用还能在实验教学中节约相当的成本。在虚拟系统中训练可以为学生在实验室的实践操作奠定一定的基础，能在实践中收获更多，体会更加深刻。其次，虚拟仿真教学系统也可以代替传统实验条件下无法完成的实验操作，或由于实验设备昂贵而难以实现的实验训练。因此，虚拟教学和实验室相结合也是合理地利用、开发教育资源的一种途径。尽管计算机虚拟仿真系统与临床医学中的模拟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但是也可以作为医学实验室操作训练的另一种补充。通过运用形象、直观、生动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为学生们创设学习情境，开拓教育信息交流的新渠道，使课堂教学具有交互性，其组织形式更加丰富和完善，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让他们尽快熟练掌握临床操作技能。
四、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在医学教育中的前景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于医学实验室操作与实践教学的系统也将不断推陈出新，给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带来了机遇、动力和挑战。虚拟仿真教学平台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既先进又灵活的环境，可以锻炼学生的独立构思和设计能力，激发其学习的兴趣，对提高教育技术水平、改善教学及实验实训环境、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率、节约教学成本、加速培养现代化的医学专业技术人才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将推动学科研究，促进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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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以及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理想方式问题的认知与意愿情况。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方式以及传统法律实践教学方式的认证情况以及主观评价，可以作为未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在方式选择上的参考。此项调查的问题是：你所在的学校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形式是诊所法律课程，法律诊所，律师所实习，公检法实习，社区法律服务，义务法律咨询。被调查的60名大学生的回答是：28人选择律师事务所，占46.6%；22人选择法律诊所，占33.6%；有12人选择诊所法律课程，占20%；有6人选项社区法律服务，占10%。哈尔滨工程大学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实际情况是：开设了专门的诊所法律课程，由律师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师专门任教，学生反映非常好，同时可设立了法律诊所、有专用办公室但却很少开展活动。从大学生的问卷回答上看，多数学生还是倾向于传统的律师实务方面的法律实践教学。对诊所法律课程与法律诊所的认知与认同程度还不够高。
大学生多数选择律师事务实习所作为法律实践教学的方式，是因为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学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处理法律实务，直接面对法律现实问题。律师事务所实习的方式，又是传统的法律实践教学方式，可以做为当前的诊所法律教育方式之一。这表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与诊所法律教学，不是没有联系的，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有效方式应当延续。这启发我们，今后还应当加强诊所法律课程以及法律诊所的工作，以获得广大学生的认知与认同。同时，我们也客观地发现，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方式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不准确成分，我们在对大学生的访谈调查中得知，大学生对于已经开展了的诊所法律课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访谈调查中的信息表明，诊所法律课程如果能够理想地开展，在法律实践教学方面会发挥很好的作用。由富有法律实务经历的教师从事诊所法律课程的教学工作，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可取方式，也是在现有的教学环境、教学条件下具有可行性的方式，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大学生所认为的与法律实践教学有关的课程或者实践活动情况。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有关法律实践教学课程的认识与评价，可以作为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参考。关于已经学习过的课程中与诊所法律教育相关的课程问题，受调查的60名大学生中，有36人认为是律师实务课程，占60%；有30人认为是司法考试讲座课程，占50%；有58人选择义务法律咨询，占96.6%。可见，在以往的有关法律实践教学的课程中，学生认为实践性强的课程是律师实务，同时大学生普遍认为传统的义务法律咨询是法律实践的方式。因此，对于律师实务课程，或者与律师实务有关的司法考试课程，应当成为法律实践教学的基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也应当突出实践性。对于已经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可以把律师实务课程作为诊所法律课程之一，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为目标，以实践教学的方式，以真实的案例为素材，从律师的角度认识与处理法律事务。律师实务课程，用实践教学的方式来进行，与其他诊所法律课程并不矛盾，一般的诊所法律课程可以是全方位的法律实践教学，而律师实务课程可以开设为是专项的法律实践教学。对于还没有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院校，律师实务课程，可以作为传统实践教学课程的代表，同样采用实践教学的方式开展。
二、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同
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认同情况，表明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主观意愿与价值判断，能够反映大学生对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态度。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是否认同，是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重要问题。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不应当是教育者的单方面的意愿，更主要的是学生是否意愿接受，我们所采取的教育方式应该能够为学生所接受。我们通过以下基本问题的问卷调查，活动有关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主观认同情况的信息并予以分析讨论。第一个问题：你是否希望所在学校采用诊所法律教育以及是否希望加强诊所法律教育。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选择、基本态度，可以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意愿。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被调查的60名学生中有54人选择希望，占90%，选择都可以的有6人，占10%，没有人明确选择不希望。这种情况表明，大学生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愿望非常强烈，学生的热情很高。学生的意愿、学生的实际需求是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动力。
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普遍愿望，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并且应当在今后的法律实践教学工作中，大力加强诊所法律教学形式的实践教学。同样的问题，我们也对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法学研究生阶段是否希望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问题，受调查的30名一年级法学硕士研究生中，有28人选择希望，占93.3%，有1人选择没有必要。可见，法学硕士研究生也普遍希望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他们对提供实践教学方式来学习法律知识、提供实践能力的愿望非常高。我国目前开展的诊所法律教育普遍是在法律本科层次以及专科层次进行，本科普通法律院校与高职高专院校。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目前国内还没有开展的报道，今后可以探索与尝试。第二个问题：你对诊所法律教育实际意义的评价。这个问题，可以反映出大学生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肯定性或者否定性价值判断，是我们开展诊所法律教育所应当掌握的重要信息。
经过上述中外法律院校的实践，法律赋能诊所这一新型诊所形式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下，这一诊所究竟是否具有发展空间，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建设、如何发展，相关的研究与总结还比较缺乏。接下来，本文将结合法律赋能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相关理论、笔者对这一领域相关实践的具体观察，以及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 法律赋能与法律诊所的关系
笔者认为，法律赋能诊所这一形式之所以得以出现，并且成为富有生命力、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的诊所模式，除了上述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两种理念共同发展、“里应外合”的历史背景之外，其重要原因还包括法律诊所与法律赋能在目的上相互接近，在气质上彼此契合，在项目内容和特点上有颇多共通之处。
首先，作为一种法律教育模式，法律诊所的初衷是给予法学院学生实践机会，在实践中深入理解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执业能力、了解法律实际运行、培养法律人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而“赋能”理念本身很早就在教育领域得到使用，意为改变学生在教育模式中的被动地位，增强学生的信心和能力，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法律诊所中师生关系更加民主和平等，教学中没有标准答案和绝对权威[4]。可以说，法律诊所也是对法学院学生的一种赋能，尤其是法律诊所中常常使用的小组讨论、案例教学、角色扮演、场景模拟等具有参与式特点的教学方法也都是赋能的常用方法。
其次，法律诊所设立的另一个目的是以法学院师生的力量为得不到或很难得到律师服务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10]，促进“正义获致”（access to justice），保护弱势群体权利。尤其是在风起云涌的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下，法律诊所不仅单纯地提供专业服务，还开始注重社会变革、法律变革的议题，以人权、环保、女性权利等特色诊所的形式参与更广泛地推动社会正义的事业中去[11]。而法律赋能提出的一个背景则是，人们注意到要使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必须改变他们在法律实践中的不利地位，使他们能够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改善他们的权利状况，使他们能够获得经济上可负担、质量上有保障的法律服务[2]。因此，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都是为了保障弱势群体权利、促进司法正义、改善弱势群体生活状况、实现普遍的社会正义的尝试。
具体到中国的语境，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相结合亦有其特定需求。第一，中国法治社会尚处于建设阶段，“无讼”、“息讼”、“耻讼”的传统观念仍影响着普通民众在纠纷解决时的路径选择，使得很多人在主张个人权利时不会选择诉讼或其他法律途径[12]。第二，中国高校一般将法律诊所设置在校园之中，在必要宣传不足的情况下，部分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民众也会因信息缺乏而无法寻求到法律诊所的帮助，从而加重法律诊所案源不足的问题[13]。第三，法律服务具有极高的专业门槛，对于从业人员有严格的要求[13]。但是，由于学制的差异，高中毕业即进入法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在学习能力、社会阅历等方面相比进入法学院之前就已至少获得学士学位的美国学生要薄弱；中国的法律诊所教师也多在诊所授课之外兼上其他课程，而非像美国法律诊所教师那样专职授课，因而中国学生获得的教师支持和辅导不够充分。这些限制了中国法律诊所在提供法律服务尤其是诉讼方面的有效性。上述原因都导致传统的立足高校、以诉讼为基础的法律诊所在中国的发展遭遇困境，而立足于社区、不囿于诉讼活动的法律赋能诊所就尤其值得在中国法律院校中推广。
综上，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的结合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是一种对诊所式法律教育和法律赋能项目均有裨益的创新。这种相互促进的益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法律赋能为法律诊所提供了新的思路与主题。自法律诊所为美国法学院创设以来，其主要活动一般为法律咨询、谈判、调解以及作为当事人的人出庭诉讼。法律诊所注意到弱势群体缺乏足够的法律资源，难以享受律师的法律服务，因此，通过法学院学生对弱势群体当事人提供个案的法律援助。法律赋能的理论进一步关注到弱势群体法律知识、法律能力的缺乏，试图通过提升弱势群体的法律知识和能力，改变其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使其获得自己争取权利的力量。引入法律赋能的概念之后，法律诊所可不局限于个案援助，还可以提供法律宣传、教育、培训和社会发展项目等形式的服务。
另一方面，法律诊所又为法律赋能提供了新的路径与资源。无论是联合国、世界银行还是其他的国际组织均有多种多样的法律赋能路径，比如发展商业权关于商业权的解释可以参见程骞《新兴的联合国法律赋能框架》，载《法制日报》2012年5月29日，第10版。、保护非正规经济中工人权利、开展社区法工即基于社区的、向社区成员提供法律服务，但未受正规法律教育、不具有正式法律执业资格的法律工作人员。项目等。而依赖于法学院学生的法律诊所既可以为这些项目尤其是社区法工项目提供支持，还可以成为社区法工项目的一部分或一种形式。法律诊所还能为法律赋能项目提供丰富的资源。比如，诊所教师的专业指导和监督，诊所学生提供的普法、培训、文书写作、翻译、项目设计与执行以及纠纷解决的法律服务，诊所提供的办公场地、器材以及在法律界的社会资源都对法律赋能项目至关重要[3]25。
三、 法律赋能诊所的特点
法律赋能诊所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诊所，具有一些与传统法律诊所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产生于法律赋能理念对传统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形式上，法律赋能诊所多以社区诊所、街道法律诊所等校外诊所的形式存在，但两者之间并是天然的对等关系，不能简单地将社区法律诊所、街道法律诊所和法律赋能诊所混同起来。事实上，构成法律赋能诊所最重要的因素是法律赋能理念的贯穿，也即法律赋能诊所是依照法律赋能理论而建立和运行的诊所：它在价值上重视当事人法律权能的提高；在功能上强调在为当事人维护权利的同时唤醒当事人的权利和法律意识，提高他们的法律能力；在服务理念上反对传统的“为当事人服务”（lawyering for）的救世主情结，而主张“和当事人一起工作”（lawyering with）的平等精神。这些因素才是使法律赋能诊所成为一种新型诊所而与传统的校内和校外诊所区分开来的根本所在。而至于形式，并不是区分法律赋能诊所和传统诊所的唯一标准。之所以法律赋能诊所常常以社区法律诊所、街道法律诊所的形式存在，是因为这两种诊所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法律赋能诊所根植社区、亲近民众和注重公民社会力量的需要。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所有的社区法律诊所和街道法律诊所都是法律赋能诊所。反过来，只要符合法律赋能的理念，校内法律诊所也同样可以成为法律赋能诊所的形式。为了更好地理解法律赋能诊所作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诊所形式的特殊性，下文将重点介绍法律赋能诊所所呈现的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强调采用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和实现正义的多种方式。传统的法律诊所以诉讼型诊所为主，而法律赋能诊所虽不排斥诉讼活动，却注意到诉讼程序成本高、耗时长等对弱势群体当事人不利的因素，注重采用谈判、调解、仲裁等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同时法律赋能诊所不局限于个案法律援助，还注重通过社区法律教育、社区组织、意识唤醒、政策倡导等多种方式解决弱势群体的法律问题，改善他们的权利状况。总之，法律赋能诊所坚信“条条大路通正义”，强调以多种不同的方法促进弱势群体的权利和社会正义的实现。
第二，强调以社区为基础。法律赋能诊所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以社区为基础。所谓社区，是指享有共同习俗、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或居住于共同地域的社会群体。法律赋能诊所扎根或关注的社区主要是弱势和边缘化的社区，包括农村居民、城市贫民、农民工、身心障碍者、妇女、老人、儿童、少数民族等。法律赋能诊所之所以强调以社区为基础是因为社区成员往往面临着共同的法律问题。根植社区，有助于发现和一揽子解决社区的普遍性法律问题。同时法律赋能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唯有长期扎根社区，才能实现对社区的动员和组织，培养社区成员对诊所成员的信任，使社区成员有足够的时间获取足够的知识、技能、信心，形成组织力量，为自己的利益发出声音、争取救济。此外，从诊所的教育需求上讲，“社区环境具有立体性，纵向的历史沉淀和现存的法治运作都比较完整，这种情境创设更为科学，而且社区诊所可以共享社区和大学的各种资源” [14]170。以社区为基础的法律赋能诊所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诉讼、法律宣传与培训等多种服务，其内容可以涵盖婚姻家庭、合同、侵权等多种议题[13]，在为社区提供最大化便利的同时，丰富诊所学生的实践机会。
第三，强调当事人的参与，注重对当事人的赋能。法律赋能诊所尤其强调让当事人参与到诊所活动与服务当中，使他们对自己案件的处理享有更大的自主性和影响力。诊所学生不再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而是“和”当事人一起寻找问题的法律解决方案。诊所学生不仅要给当事人一个妥善的解决结果，还要向当事人解释解决方案选择的原因，使当事人能够对案件的办理过程有足够的了解，并能发表自己的观点。诊所学生在办理案件、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还要向当事人提供相关的法律信息、传授相关的法律知识、培养当事人相应的法律技能，使当事人在经历过案件办理之后，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技能得到提升，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得到增强，在以后的生活中愿意、敢于且有更强的能力和资源运用法律维护权利。比如他们在遭遇小的法律纠纷时能够自己查找法律、运用法律为自己的权利进行声辩；而遇到大的法律问题，也能够知道如何固定证据、寻找律师。一个直观的比喻是，当事人和法律诊所学生的关系就如遭受伤病的患者与提供第一时间救援的医护人员的关系。诊所学生也许不足以“救死”但可以“扶伤”，并且使当事人在日后遇到小伤小病时可以自我包扎、自我医治，遇到大病重伤时也有一些急救常识，不至于加重病情、耽误救治这一比喻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张万洪副教授在2013年3月19日于汕头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促进农村司法正义：规则、制度和文化变迁”研讨会上所做的发言“从赤脚医生到赤脚律师：从中国农村医疗服务看农村法律服务的未来”中提出的。。
四、 法律赋能诊所的主体内容（一） 价值目标
法律赋能诊所的价值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具体而言，“两个中心”是指以诊所学生和诊所当事人（社区）为中心。作为一种法律教育模式，法律赋能诊所要以培养法学院学生为目标，使学生通过在诊所的实践学习法律知识、增长法律技能、锻炼法律人的思维、树立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15]。在议题、案件、活动和组织形式的选择上要围绕学生的教育需求，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比如，案件、活动（法律赋能项目）的选择应考虑其难易程度是否适当、时间周期是否适应教学、风险因素能否妥善控制、办理（执行）成本能否承担、经费是否充足、道德立场与议题是否有助于让学生解决道德困境、养成职业伦理等[16]。作为一种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的实践形式，法律赋能诊所要以保护和促进弱势群体尤其是诊所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为目标，力求以最好的师生力量为当事人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并且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法律赋能。在议题、案件和活动的选择上要以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特点为导向，考虑案件、活动（法律赋能项目）能否解决弱势群体最亟须解决的法律困境、能否产生结构性的影响、是否由诊所学生即可妥善办理或执行。
需要指出的是，法律赋能诊所包括其他诊所经常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学生和当事人的利益有时会出现冲突。在法律赋能诊所组织的过程中究竟是以保障教学需求为首要目标还是以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为首要目标？笔者的观点是，在案件和活动的选择时应以教学需求为主，但是当案件已经受理、活动已经开展后则应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利益，因为这本身也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要求。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法律赋能诊所常常以社区法律诊所的形式存在，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中国一般校外诊所常常面临的教师督导不够、社会活动意义多过法律教育意义等问题。笔者认为，解决教师辅导不足的问题可通过发展校外导师和联合导师的制度来加以解决。在校外法律赋能诊所中聘请当地社区的资深法律人，比如律师、法官、检察官、民间法律服务组织的负责人作为校外导师，对诊所学生在驻扎社区期间的法律服务提供指导、进行监督，以补充校内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并且可以通过定期的导师联席会议，沟通、商议对诊所学生的教学计划及指导、评估等事宜。对于“社会活动意义多过法律教育意义”这一担忧，笔者认为，从法律诊所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法律教育从来都不是法律诊所的唯一价值和功能。法律诊所的最初设立就是源自法学院师生对贫困人群难以获得法律服务这一社会问题的回应和担当。虽然法律诊所在兴盛和扩展时期主要是以一种实践法律教育的形式而为法学院所接受，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社会正义”的功能逐渐被重视。因此，即使说社会活动的意义超过了法律教育的意义，法律赋能诊所仍不失为一种值得接受和推广的模式。因为它不应仅被视为法科学生进行实践学习的一种模式，更应是法科学生回报社会、创造价值的一种平台。另外，正如前文所说，诊所学生和社区当事人构成了法律赋能诊所的“两个中心”，这两个中心是可以达到一种相互促进的平衡的。法律赋能诊所的实践性决定了其社会功能越大，对诊所学生的教育意义也越大。诊所学生为社区当事人提供的服务越多，在法律赋能活动中的参与程度越深，他们在技能和伦理上获得的教育也就越多。因此，我们不应仅考虑社会活动意义和法律教育意义之间的对立关系，而应更多地看到两者统一和平衡之处。
“一个基本点”是指以法律赋能为基本点。法律赋能诊所的组织开展应以法律赋能为基础，这包括：（1）议题选择、项目设计要引入权能的视角，注意分析当事人如何被去权，其无权的地位又如何影响他们个人和社区的权利状况；（2）案件的办理和项目的执行要增加当事人个人和社区的权能，提升他们的权能、权利和法律意识，增加他们的法律知识与技能，引导他们参加改变的过程，提高他们的自主性和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力[17]；（3）促使政策和环境的改变，改变当事人社区在权力结构中的不利地位，使他们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拥有同等的接近司法正义的机会与资源。
（二） 主要活动
如前所述，法律赋能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法律赋能诊所可以开展的活动同样不一而足。因各地、各校的情况不同，随着对法律赋能诊所实践探索的深入，法律赋能诊所的活动形式难以尽述。根据笔者的经验，赋能法律诊所的主要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个案法律援助。虽然法律赋能诊所不局限于个案法律援助，但个案法律援助仍将是法律赋能诊所一种重要的活动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赋能诊所的个案援助可能呈现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强调选择具有影响力、代表性的案件，进行“结构性法律援助”、“影响性公益诉讼”，以个案推动政策和制度的变革或者公众态度的转变，从根本上消除当事人社区整体的法律困境。其次，强调以谈判、调解等替代性冲突解决方式解决法律问题，不局限于诉讼这一种途径。最后，强调当事人的参与，通过案件办理对当事人传授法律知识和技能，对当事人进行后续的跟踪、回访，提供持续的支持。
（2）社区法律教育。法律赋能诊所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对目标社区开展法律教育。与传统的“普法”不同，社区法律教育扎根于社区，注重在特定地域和人群中持续、连贯、逐步递进地进行法律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及法律意识的培养。它应采用参与式的培训方法，使社区成员更平等、主动地参与法律知识与技能的学习，通过培养社区成员的自主性提高他们的信心和自我效能。
（3）社区法工培训。法律赋能诊所能够提供的法律援助和法律教育相对有限，应调动更多的力量，通过“帮助帮助他人的人”发挥更大的辐射作用来使更多的人获益。对特定社区而言，法律诊所往往并非唯一的支持力量。社区往往还有一些民间组织、准官方组织、官方组织的法律支持性力量，比如司法所的法律工作者、妇联和残联的工作人员、草根NGO的工作人员等。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发挥着社区法工的作用。法律赋能诊所开展对这些法工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有利于他们向社区提供更优质的法律服务，在解决纠纷时更加符合法律的规定，最终使社区成员获益。
（4）社区法律调研。法律赋能诊所还可以通过对社区的法律问题、权利状况等开展实证研究，来为法律赋能策略提供指导。法律赋能诊所可以通过问卷、访谈、入户调查、小组座谈、案例研究等量性和质性研究方法开展调研活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法律赋能诊所的调研也应尽量采用参与式研究、行动研究，重视研究过程的协同合作、研究结果的即时运用，使社区成员也能得到一定的成长。
（5）法律政策倡导。法律赋能诊所在个案援助、社区调研的基础上，还可以利用这些实践和研究积累的素材与结论单独或和社区一起进行政策倡导，从法律制度和社区态度层面上改变社区的境遇。尤其是诊所支持社区组织或社区成员自主地参与政策倡导和民主程序，是对社区进行法律赋能的一种高级形式。
无论是在开展上述活动还是其他活动的过程中，法律赋能诊所都可以采用、贯彻下列几项原则，以增进法律赋能的效果。
其一，为当事人提供全面、具体的支持。法律赋能的重要特点是将赋能对象作为赋能过程的主体，赋能的议题、路径、方式等都应引入赋能对象一起参与，共同商讨决定。这和身心障碍者权利领域所提倡的“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要做出与我们相关的决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道理相同。法律赋能诊所开展的活动、提供的服务是要给当事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做出自主的决定，增强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力和对支配自己生活的政策、制度的影响力。
其二，向当事人分享有效、简明的信息。法律赋能诊所向当事人提供的支持、传授的知识和技能在本质上有相当部分都是信息。在现代社会，信息本身就构成了一大权力，拥有信息的过程也是赋能培力的过程。在开展诊所活动的过程中，将对当事人有用的法律信息（比如法律规定、权利清单、有关部门的联系方式等等），以及如何查找、搜集这些信息的信息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分享给当事人，使当事人知道他们有什么权利，如何行使和保障他们的权利，找谁来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权利，也是对他们进行法律赋能的重要方式。
其三，帮当事人组织持久、紧密的网络。无论是对社区成员，还是社区法工，建立同辈网络都是进行法律赋能的有效手段。因为这种境遇相同、经验类似的同辈群体通过集体意识的唤醒与资源的分享可以有效地降低他们的无权感[17]。其中社区法工培训中同辈教育的效果尤为明显。以武汉大学公益法中心开展的法律赋能项目为例，其通过对湖北地区关注农民工权利的法律工作者进行持续培训、建立网络在线（如qq组群）、线下（如手机、工作坊）联系网络，成功帮助他们组成了一个同辈群体。在项目开展的数年间，参与项目的法律工作者定期会面、共同培训、持续沟通，相互支持，共同成长，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相关信息可参见武汉大学公益法中心网站相关报道，http：//。。
五、 法律赋能诊所的评估
对法律赋能诊所进行评估主要包括对诊所组织管理、教学质量和赋能效果的评估。评估对法律赋能诊所的意义不仅在于总结法律诊所内部组织的经验和教训、保障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质量，还在于总结、展示法律赋能服务和项目的效果，为未来的法律赋能诊所活动设计、开发提供思路，争取资金。
对法律赋能诊所的组织管理和教学质量而言，评估既针对学生也针对老师。学生方面可通过考察学生上课出勤率、诊所值班（服务）出勤率、提供服务（参与项目）数量等进行量性评估[16]，通过考察学生法律赋能项目设计、法律赋能项目执行、法律赋能服务提供、法律赋能理论知识获取、法律赋能技能（如参与式方法）习得、团队合作能力养成[18]等质量和情况进行质性评估。对老师而言，可通过考察老师上课课时、辅导时间、指导案件、活动数量等进行量性评估，通过考察老师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教学材料、指导意见等情况进行质性评估。评估方法上，可以首先撰写诊所服务指导手册和评估手册，设立评估标准和方法守则，为诊所师生提供参考指引，以确立评估指标和流程；然后建立档案，追溯、监管诊所办理的案件和组织的活动的情况；每学期进行期末内部评估，包括学生自评和教师评估等；最后还可每隔数年以问卷、访谈、对照组等方法对诊所的教学情况成果的评估进行反思和整理，如考察诊所学生是否在之后更加愿意参与公益法活动、诊所学生法律知识和技能是否得到提升等。
关键词:法律诊所教育 知识产权 创新 法律服务平台 公益
法律诊所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新鲜名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所谓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新型课程，又称“临床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人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外，此项教育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热爱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准。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价值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无疑是一种创新，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它将实体法以及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无偿法律援助案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能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教育，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让学生学会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通过法律诊所教学使法律院校的学生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法律、了解社会、体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我国部分高校教师经过充分的探索、研究与论证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 2000年9月相继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尝试运用比较模式进行教学。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到2010年6月1日已发展了130位单位委员。经过10年的推广，法律诊所教育已在中国高校扎根、发展并完善，日常运作管理有条不紊，法律服务活动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参加法律诊所活动的学生在分析法律问题、提高法律实践能力、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环境法律诊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公益法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创立及意义
引人法律诊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势下改进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法律实践教育的重要举措。
(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创设于2005年9月，是目前为止全国高校唯一以“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命名的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由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组成，均具有高级职称、律师资格证书，具有教学和律师执业经验，并经过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门培训，能够规范、专业地指导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和基地实践任务。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学分为课堂讲授和基地实践两大部分。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诊所教育简介，律师职业道德，知识产权法实务，系统技巧训练，接待当事人，参与咨询与调查，仲裁、诉讼和非诉案件的专业技能等。基地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教学基地值班;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起草法律文书初
稿;在指导老师参与下修改法律文书;与对方当事人或律师谈判;接待来访;阅读、整理案卷;配合执业律师开展业务、参与办案全过程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性质及意义
法律诊所教育通过学校和社会两个场所的实践和共同作用，增加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促使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在活生生的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也能通过和当事人接触得到社会经验等多方面的积累。概言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对学生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对社会是知识产权事业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1.实质上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优势在于该法律课程是在律师事务所真实环境中进行的，并由老师负责指导。这一实践训练平台还具有强调职业道德、注重实践操作和人际关系协调、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等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法学教育过于理论化、学生动手能力较弱的缺陷，让学生保持和社会实际、法律实务接触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在深入理论探讨的同时，学习如何像法律从业者一样工作和思考，培养全面的法律素养、优良的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这一教学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
2.客观上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办案，既是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资源的有益补充，将对我国的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带来冲击和变革，也为我们培养高素质、综合能力的法律通才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如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活动经费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及其民商经济法学院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如美国福特基金)、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其对外开展的任何法律服务活动均不收取报酬。目前，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服务项目主要有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与培训，疑难案件会诊，接受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诉法律服务或者担任诉讼人，接受商标、专利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原告和申请人的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或者诉讼，普法宣传，法制状况调研，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以及其他公益法律服务。
3.为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具有创新意义，突破了学界认为“法律援助是穷人的专利，拥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都是富人，无需法律援助”的普遍观点。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和实践操作，以律师助理身份办案，既能学习律师的各种执业技能，又能为因经济困难，不能支付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和诉讼费用的知识产权人，以及遇到难以解决的知识产权事项或案件的知识产权人提供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学生都能把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学习的机会、社会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与专职律师相比，学生没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专心于此;与社会团体相比，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所以说，法律诊所教育的设立必定会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注人新鲜血液，带来崭新面貌，对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人开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三、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综合各高校开设法律诊所及法律课程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依托学校成立法律诊所，采用“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也各有特色。如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也都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通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设立校外实践基地，指导教师除了进行每周一次的理论讲授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单独指导。法律诊所的教学过程包括“三步”。即对上述环节进行计划、行动、评估，通过讨论、模拟、反馈及单独指导等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实践环节的完整的学习过程，思考贯穿其中。法律诊所需采取双循环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在不断提高熟练程度的同时，能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从全新的角度、有预见性地思考问题。以实现法律诊所教育的日标，即“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及凭借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
(一)明
确性质定位
由于知识产权法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而且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广泛的权利范围，因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实践场所应当是开放的，其服务对象亦应是开放的。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贯彻落实，参照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将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定位于产、学、研合作促进组织，使其成为开放发展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为产、学、研合作组织自身及相关科技创新机构、企业维权等提供专业的公益服务。
(二)创新服务功能
对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模式，拓展与产、学、官、研各界的合作，推动法律诊所承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及知识产权发展与促进方面的工作，其服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y)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法律实务研究课题，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分析、预警以及保护策略研究、品牌战略研究;(2)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进行统计、调研、评估、规范管理及其它相关工作;(3)向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4)开展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以及面向企业、行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实施研究、咨询;(5)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法律策划和预警服务;(6)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投资融资、贸易发展以及海外市场开拓提供法律服务;(7)面向社会提供法律保护调查、相关信息检索;(8)提供其它服务，如维权援助等公益服务。
(三)突出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义务，理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我国地广人多，法律援助机构在现阶段还较难能深人基层农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够胜任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数量太少。为此，我国应寻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方法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显而易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专长，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不失为一条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且与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优越性。
关键词:法律诊所教育 知识产权 创新 法律服务平台 公益
法律诊所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新鲜名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所谓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新型课程，又称“临床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人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外，此项教育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热爱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准。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价值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无疑是一种创新，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它将实体法以及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无偿法律援助案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能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教育，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让学生学会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通过法律诊所教学使法律院校的学生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法律、了解社会、体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我国部分高校教师经过充分的探索、研究与论证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 2000年9月相继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尝试运用比较模式进行教学。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到2010年6月1日已发展了130位单位委员。经过10年的推广，法律诊所教育已在中国高校扎根、发展并完善，日常运作管理有条不紊，法律服务活动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参加法律诊所活动的学生在分析法律问题、提高法律实践能力、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环境法律诊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公益法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创立及意义
引人法律诊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势下改进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法律实践教育的重要举措。
(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创设于2005年9月，是目前为止全国高校唯一以“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命名的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由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组成，均具有高级职称、律师资格证书，具有教学和律师执业经验，并经过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门培训，能够规范、专业地指导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和基地实践任务。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学分为课堂讲授和基地实践两大部分。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诊所教育简介，律师职业道德，知识产权法实务，系统技巧训练，接待当事人，参与咨询与调查，仲裁、诉讼和非诉案件的专业技能等。基地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教学基地值班;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起草法律文书初
稿;在指导老师参与下修改法律文书;与对方当事人或律师谈判;接待来访;阅读、整理案卷;配合执业律师开展业务、参与办案全过程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性质及意义
法律诊所教育通过学校和社会两个场所的实践和共同作用，增加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促使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在活生生的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也能通过和当事人接触得到社会经验等多方面的积累。概言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对学生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对社会是知识产权事业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1.实质上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优势在于该法律课程是在律师事务所真实环境中进行的，并由老师负责指导。这一实践训练平台还具有强调职业道德、注重实践操作和人际关系协调、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等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法学教育过于理论化、学生动手能力较弱的缺陷，让学生保持和社会实际、法律实务接触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在深入理论探讨的同时，学习如何像法律从业者一样工作和思考，培养全面的法律素养、优良的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这一教学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
2.客观上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办案，既是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资源的有益补充，将对我国的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带来冲击和变革，也为我们培养高素质、综合能力的法律通才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如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活动经费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及其民商经济法学院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如美国福特基金)、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其对外开展的任何法律服务活动均不收取报酬。目前，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服务项目主要有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与培训，疑难案件会诊，接受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诉法律服务或者担任诉讼人，接受商标、专利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原告和申请人的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或者诉讼，普法宣传，法制状况调研，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以及其他公益法律服务。
3.为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具有创新意义，突破了学界认为“法律援助是穷人的专利，拥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都是富人，无需法律援助”的普遍观点。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和实践操作，以律师助理身份办案，既能学习律师的各种执业技能，又能为因经济困难，不能支付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和诉讼费用的知识产权人，以及遇到难以解决的知识产权事项或案件的知识产权人提供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学生都能把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学习的机会、社会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与专职律师相比，学生没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专心于此;与社会团体相比，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所以说，法律诊所教育的设立必定会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注人新鲜血液，带来崭新面貌，对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人开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三、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综合各高校开设法律诊所及法律课程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依托学校成立法律诊所，采用“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也各有特色。如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也都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通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设立校外实践基地，指导教师除了进行每周一次的理论讲授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单独指导。法律诊所的教学过程包括“三步”。即对上述环节进行计划、行动、评估，通过讨论、模拟、反馈及单独指导等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实践环节的完整的学习过程，思考贯穿其中。法律诊所需采取双循环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在不断提高熟练程度的同时，能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从全新的角度、有预见性地思考问题。以实现法律诊所教育的日标，即“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及凭借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
(一)
明确性质定位
由于知识产权法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而且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广泛的权利范围，因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实践场所应当是开放的，其服务对象亦应是开放的。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贯彻落实，参照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将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定位于产、学、研合作促进组织，使其成为开放发展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为产、学、研合作组织自身及相关科技创新机构、企业维权等提供专业的公益服务。
(二)创新服务功能
对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模式，拓展与产、学、官、研各界的合作，推动法律诊所承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及知识产权发展与促进方面的工作，其服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y)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法律实务研究课题，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分析、预警以及保护策略研究、品牌战略研究;(2)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进行统计、调研、评估、规范管理及其它相关工作;(3)向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4)开展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以及面向企业、行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实施研究、咨询;(5)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法律策划和预警服务;(6)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投资融资、贸易发展以及海外市场开拓提供法律服务;(7)面向社会提供法律保护调查、相关信息检索;(8)提供其它服务，如维权援助等公益服务。
(三)突出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义务，理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我国地广人多，法律援助机构在现阶段还较难能深人基层农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够胜任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数量太少。为此，我国应寻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方法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显而易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专长，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不失为一条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且与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优越性。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4）04-0001-02
一、诊所法律课程的特征及意义
诊所法律课程是当前诊所式法律教学的基本方式，也是法律实践教学的主要方式。所谓诊所法律课程，在当前并非是被普遍采用的法学课程名称，而是在开展诊所式法律教学的部分院校采用的一种以课堂教学的方式开展的法律实践教学。诊所法律课程，可以作为法律专业的正常教学内容安排，纳入教学计划中，也可以作为法律专业毕业班级的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容灵活安排。
诊所法律课程与其他法律课程的不同之处以及其突出的特征，在于实践性。诊所法律课程的教学目标，就是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知识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独立从事法律业务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也是面向学生解决就业问题的现实需要。诊所法律课程，以教学课程的方式开展实践教学，并且作为一种法律课程，不同于其他法律课程的最主要之处也就在于实践性。因此，以实践性为目标的法律课程，可以采用适当的方式灵活安排。在课程的名称上，可以称为诊所法律课程，也可以称为法律实践课程。在教学安排上，可以纳入教学计划，安排在法律本科的大三或者大四，作为正常的法律专业课程严格管理，也可以作为一种灵活的教学安排。特别是作为一种灵活的教学安排，诊所法律课程可以在大三的下学期或者大四的上学期，作为法律实践教学的组成内容灵活安排，可以不受严格的固定的教学时间与教学地点的约束，可以由任课教师采用集中进行的方式开展教学，也可以采用讲座方式，每周几个半天集中授课。
诊所法律课程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关系。诊所法律课程，作为法律实践教学的课程，与传统法律实践教学方式不是绝对没有关系的，而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传统法律实践教学，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案例教学、学生到公检法部门毕业实习的方式。在课题教学中，传统法律课程中，与法律实践教学关系密切的课程主要是过去的律师实务课程，现在也可以是国家司法考试相关的课程。在传统法律实践教学的相关课程中，多采用案例作为教学的内容，通过案例教学，增强教学的实践性。在高校法律教学中，由于各个高校对法律实践教学的安排有很大不同，在有关法律实践教学的课程名称与内容上也有很大不同。有的学校在法律教学计划中安排了律师实务课程，有的学校则没有这门课程，有的学校安排的是其他相关课程。因此，在传统法律课程中，以实践教学为内容的法律课程还不够突出。相比之下，当前开展的诊所式法律实践教学，其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诊所法律课程。诊所法律课程已经成为公认的诊所式法律实践教学的基本方式，被一些法律院校采用。这样，诊所法律课程，与传统法律课程的明显不同也就是实效性。所不同的是，在具体的诊所法律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各个法律院校在教师安排、教师的授课内容以及方式上，在对实践教学的体现上，还存在一定的不同。
诊所法律课程作为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形式，作为法律实践教学的现代形式，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是，这种最初来自于美国的法律实践教学方式在我国的开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实效性不足的问题。由于过于注重诊所法律教育的形式而缺乏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质等种种原因，诊所法律教育方式在我国的实效性还有待提高。诊所法律教育的实效性问题，关系到诊所法律教育能否真正达到理想的目标，能否得到健康发展。对于诊所法律课程的实效性问题，要认真对待，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努力提高诊所法律课程的实效性，成为我国深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必然要求。
二、提升诊所法律课程实效性的策略
当前我国一些法律院校开展的诊所法律课程为代表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实效性不高，在提高法律专业学生独立运用法律知识处理法律实际问题的能力方面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我们通过对已经开设诊所课程的部分高校大学生的调查问卷，也反映出了大学生对诊所法律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在问卷调查中获得的结果是，有70%接受调查的大学生认为诊所法律教育的实效性差。影响诊所法律教育实效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提高诊所法律教育实效性的措施也必然是多方面的。对于诊所法律课程，提高其实效性，应当在课程安排、教师配备、教学内容、教学技术等方面采取改进措施。
诊所法律课程是一种很受学生欢迎，并且又是各类法学院校都适用采取的诊所法律教育方式。我们在肯定诊所法律课程在法律实践教学中的作用的同时，应当重点研究解决如何进一步提高诊所法律课程的实效性问题。对于诊所法律课程，提高其实践教学的实效性，主要的措施涉及到课程的合理安排、教师的合理安排与鼓励等措施。
在诊所法律课程的教学安排上，具体的问题与措施又有很多。首先是诊所法律课程在什么学历层次的法律专业教学中采用的问题，被调查的60名大学生中有56人认为应当在本科采用，占93.3%。对于在法学硕士研究生阶段是否可以采用诊所法律教育方式，有90%以上的研究生认为应当采用。这表明，诊所法律课程作为诊所法律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应当在法律本科教育中普遍采用。至于在法学硕士研究生阶段是否采用以及如何采用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实践上还缺乏有关尝试与经验。从问卷调查的结果上看，法学硕士研究生是普遍欢迎采用诊所法律课程的方式开展实践教学。其次，我们进一步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大学本科阶段开设诊所法律课程，应当在大学的哪一个学年进行。大学生对这个问题的问卷回答是，选择在大二进行的有40%，选择在大三进行的有60%，选择在大一进行的一人也没有，选择在大四进行的只有13.3%。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最希望在大三开设诊所法律课程，法律实践教学也应当尽量安排在大三。至于大四毕业班的法律专业学生，我们习惯上把毕业实习等实践教学内容安排在大四进行，但是，调查结果表明这种安排学生普遍不欢迎。究其原因，应当是因为大四学生面临的实际问题很多，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情把注意力集中到法律实践教学上，他们首先面临每年9月举行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然后又面临着研究生入学考试、各种应聘考试等等实际问题。大四学生面临的这些问题，我们应当理解，应当在教学安排上予以考虑。再次，我们在问卷调查中，也有一些学生提出了加强诊所法律课程的其他意见，有的学生建议增加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时，也有的学生建议增加诊所法律课程内容，这些建议充分体现了学生对诊所法律课程的认可与期盼，对于改进诊所法律课程，提高实效性具有意义。以上关于诊所法律课程安排的具体措施，应当通过教学计划体现出来，应当以教学计划的形式予以确定，以便在教学中执行。
诊所法律课程任课教师的安排与鼓励措施，也是提高诊所法律课程实效性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是由具有什么样条件的教师讲授诊所法律课程的问题，有63.3%的受调查学生选择应当由具有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教师讲授，也有少数学生补充提出应当由责任心强的教师承担。其次，诊所法律课程的教师应当由一人担任，还是由多人担任的问题。在当前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院校中，采用一人担任的情况比较多，由一人任课便于学内容与安排，便于管理。在学校能够胜任诊所法律课程的法学教师不够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样的教师安排。由多名胜任的法学教师共同承担诊所法律课程的教学工作，可以起到优势互补的作用，可以开阔教学的内容。在管理上，由多名法学教师共同承担诊所法律课程的教学工作，需要做好合理的安排与衔接，需要在学时上合理分配。
有关诊所法律课程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技术方面，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与建议。学生建议主要有：课程安排要合理，要分层次、渐进式教学，以大三为重点；开展的时间适当延长，增加所涉及的法律内容；加强实践培训，不应是简单的上课讲座，不应当停留在诊所课程上；要增加学生互动，提高学生参与率；教师授课要轻松，客观、生动的实践教学，能够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增强记忆，调动学生积极性，促进发散思维；完善考试方式。学生的这些建议，都是很合理的，应当为诊所法律课程的教学工作所采纳。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DF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221-03
在美国,广义上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分为四类:虚拟的法律诊所、真实当事人法律诊所、校外实习诊所以及街道法律诊所。目前“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国也发展成多种模式:一种是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为代表的模拟法庭实践教学模式,是在假象环境之下的角色模拟,相当于美国虚拟的法律诊所;另一种是以清华大学法学院为代表的法学专业教育实习,又称毕业实习,相当于美国的校外实习法律诊所;第三种是以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代表的“诊所式”实践教学模式,相当于美国的“真实当事人”法律诊所。第四种是法律咨询与社会调查,相当于美国的街道法诊所 [1]。 前三种在中国实践较多,而第四种街道法律诊所在中国实践很少。美国的“街道法诊所”是指运用角色模拟、庭审模拟、案例讨论等教育方式通过学生深入社区、街道讲授法律知识和运用法律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形式,增加学生的见识,丰富他们在法学院的经历,加深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训练学生利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培养学生作为未来法律工作者应具备的职业责任感和律师职业道德 [2]。“街道法”诊所中,学生就法律如何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处理纠纷的方法等基本法律知识对非法律人士进行指导,意在培养知法、懂法的“积极市民”。鉴于街道法律诊所在锻炼诊所学生职业能力的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法律院校应该开展此种法律诊所模式的研究。本文在吸收美国的“街道法诊所”理念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尝试构建一种符合中国现今法学教育体制的中国街道法律诊所新模式。
一、街道诊所教育新模式概念
街道法律诊所是指“运用角色模拟、庭审模拟、案例讨论等教育方式通过学生深入社区、街道讲授法律知识和运用法律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形式”,这一理念的基础上,我们结合本土法律需求特点构建了一种新的街道法律诊所模式――培训援助式街道诊所教育。培训援助式街道法律诊所是指诊所学生深入社区、街道,职业学校等社会单位,通过培训这一教育形式为弱势群体系统的讲授法律知识,从中锻炼法律诊所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的法学实践教育方式。它之所以称为诊所教育新模式法律诊所,首先在于“培训”形式,“培训”一般来说,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传递、技能传递、标准传递、信息传递、信念传递及管理训诫行为。与传统培训概念相比,新模式法律诊所更侧重于通过“授课”这一有组织的知识传递来实践学生所学的法律知识。培训主体为大学生法律诊所实践课程的法学学生,培训客体为渴求法律知识、急需提升法律素质的社会群体,培训内容是利用街道法律诊所教育平台,通过培训的方式,为广大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系统化、多方位的法律知识教育援助。其次,目前的法律诊所教育侧重于评价学生综合运用法律的能力,其中涉及到对具体法律的运用能力、文书的写作能力、对专为评估而设计的模拟案例的思考和问题解决的能力,以及在“真实委托人诊所”中对学生业务能力的综合考察等 [3],而新模式法律诊所侧重于学生对法律人的职业道德、法律的基本理论、具体法律条文、司法判例、现实案例的深入理解和反思。诊所学生由法律教育客体转变为培训授课主体,成为培训法律课堂的主动参加者和课程的引导者。在这一过程中,诊所学生不但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理解更加深入,还重点培养了自身表达与沟通这一法律人的基本职业能力。
二、街道诊所教育新模式法律诊所特点
1.培训援助式街道诊所教育新模式法律诊所通过法律援助手段实现法律诊所教育,是对法学实践教育形式的再继续和再创新。
法律援助与诊所法律教育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一般意义上的诊所法律教育是倾向于让学生通过实践的方式来学习法律知识,掌握交流、辩护、谈判、等法律实践技巧,养成法律人应有的职业道德并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而培训援助式街道法律诊所新模式更侧重于法学学生对法律精神、法律基本理论、具体法律条文、司法判例的运用,通过知识讲授、案例模拟、角色模拟、庭审模拟、法律咨询等援助手段。培训援助式街道法律诊所教育新模式就是通过法律知识培训这一援助手段实现法律诊所实践教学的教育目标。法律援助作为法律诊所采用的方式之一,可以为学生提供法律实践的机会。新模式法律诊所以法律知识教育为援助手段,即通过授课、讲座、社区咨询、街道服务等多种形式为社会弱势群体无偿提供基本法律知识,提高其法律意识。通过“培训援助”创新了法律援助手段,从已有的个案援助模式走向新的普遍援助模式,使接受法律援助的对象从个体扩大到群体;且从已有的法律诉讼援助模式走向新的法律教育援助模式。
2.培训援助式街道诊所教育新模式法律诊所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援助提升法学学生综合素质,是对法学实践教育内容的再继续和再创新。
首先,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街道法律诊所教育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促使学生积累实践经验仅是其表层价值,这种法律教育模式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思维就是应用法律理论知识分析并解决现实法律问题所需要的能力。在具备了法律理论功底之后,需要准确地把握案件事实问题,从复杂的法律事件中归纳出具有法律意义的内容和要件 [4]。新模式法律诊所中的诊所学生即是在掌握了基本的法律知识之后,准确把握培训客体的需求,从复杂的法律事件中归纳出系统有效的教育方案。新模式法律诊所利于培养法学专业思维技巧,具体表现为收集、整理和研究法律资料的技巧;对这些资料进行阅读、分析、概括的能力;为具体问题提出合理解决方案的能力;进行法律研究确定研究问题并准确清晰阐释的能力;检索最新法律资料的能力。在新模式法律诊所实践的整个过程中,诊所学生运用各种实践方法训练法学专业专有的思维技巧。
其次,培养法律人职业道德。法律职业道德与法律所代表的社会公平及正义紧密联系。新模式法律诊所中,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新模式法律诊所强调参与公共服务的意义,这种公共服务是从事法律专业人士满足感和成就感的一部分。法律援助作为法律诊所采用的方式,对培养学生参与公益服务的意识和职业责任感有重要作用。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感、职业责任心和社会正义感,在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活动中找到自身的价值。
三、培训援助式街道法律诊所教育新模式构建体系
本文构建的培训援助式街道法律诊所教育新模式充分结合了吸收美国街道法律诊所的理念,并特定化了培训授课这一实践手段。新模式体系包括:街道法律诊所教育主、客体条件和课程建设两方面。
(一)新模式法律诊所教育主、客体条件
街道法律诊所教育主体为诊所法律教师,客体为参与诊所课程学习的法学专业学生。为保证最大程度地实现这一法律诊所模式的理论价值,发挥它的教学功能,诊所教师与诊所学生必须使自身具备一定条件。
1.诊所教师必须尽职责完成三个基本工作:准确定位课程目标,有效管理诊所课程,推动学生个性化成长。首先,街道法律诊所课程基本目标应该包括:培养学生与弱势群体或渴求法律知识的相关人群进行有效沟通能力;培养学生对培训授课对象群体的理解能力;培养学生对培训授课对象对讲授内容质疑的处理能力;培养诊所学生在培训授课各项工作中的自我管理能力;培养学生在培训授课过程中展示优良品格和专业素养的能力;帮助发展诊所学生在培训授课过程中的自我认知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其次,街道法律诊所课程管理要求诊所教师完成以下工作,帮助学生适应其法律教师的角色;帮助学生了解培训群体的特点,并使其在这一群体中建立较好的人际关系;帮助学生发现培训对象质疑的关键点;帮助学生用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方式处理法律和现实生活的矛盾;帮助学生从经验与教训中学习,培养学生健康且完整的法律职业性格。最后,学生个性化发展要求诊所教师,注意不同学生的特点、兴趣和需求,帮助学生完成个人的重要学习目标和计划,并在学生完成个人计划的过程中及时给予鼓励、支持和指导。
2.学生加入诊所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包括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形式条件,加入诊所时必须庄严承诺自己将认真、负责并满怀热情的投入到诊所学习和工作中,这种自愿承诺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诊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对己负责,对他人负责的职业使命感和职业自豪感。实质条件按包括:诊所学生一般为三年级法学专业学生,他们必须具备较完整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必须对重要的法律概念等基本问题有全面且完整的理解;诊所学生能够较为全面的掌握法律、法规条文和重要司法解释内容,并能够将法律条文与法律理论紧密联系,熟练运用;学生必须培养自身对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和判例的兴趣和敏感度,及时发现适合培训课程改编的案例和判例。诊所学生应该具备发现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之间联系的能力。诊所学生必须具备团队精神,学会与partner共享信息与资源,学会倾听和了解partner的观点。诊所学生还必须必须具备善良、严谨的职业心理,能够用普通话清晰表达讲授内容。
(二)新模式法律诊所课程建设
培训援助式街道诊所教育新模式法律诊所课程按实施的先后顺序分为四个部分:诊所教师专题讲授,诊所学生培训援助实施,诊所教师与诊所学生培训经验总结,诊所学生实践效果评价。
1.诊所教师专题讲授部分。这部分实践内容的教学主体为诊所教师和诊所学生,诊所教师主要应完成三个教学内容:第一,了解援助对象现实法律需求,督促、辅导学生按援助对象需求制定培训援助教学纲要;第二,引导、帮助学生确定培训课程的基本内容,目前针对援助对象自身特点,培训内容主要应以基本法律概念和法律、法规条文、典型真实案例为主;第三,帮助诊所学生学习和掌握培训授课的方法,例如培训授课的基本顺序应该是案例在先,然后根据案例中的矛盾向学院提出问题,最后引出法律概念和法律条文规定,此外诊所教师还需要在案例模拟、角色扮演的过程中进一步引导学生。
2.诊所学生培训援助实施部分。这部分实践内容的教学主体为诊所学生,诊所学生主要完成两项工作。首先是授课前准备工作。在这一期间,诊所学生分组进行按组设定讲授专题内容,并根据培训援助教学纲要制定具体的授课内容,例如针对盲人按摩学员讲授劳动合同法,就不必讲授或仅简单概要介绍集体合同和劳务派遣这部分内容。关于劳动合同法的讲授编写教学内容,包括将真实的案例进行改编以实现具体的教学目标,例如使改编后案例能够引出基本法律概念和法律条文。其次,诊所学生培训援助对象课程展开,诊所学生将自身准备的授课方案,包括法律概念、法律条文、真实案例讲授给援助对象的过程。最后,诊所教师与诊所学生培训经验总结。诊所学生根据培训课堂的教学效果,不断提出新的培训教学案例,也可能会发现授课准备时忽略的重要法律概念和法律条文,还会发现在培训课堂上诊所学生之间缺乏相互支持等问题。同时诊所教师也会在学生运用法律知识的过程中发现诊所学生的理论不足,甚至会发现诊所学生对原有理论的错误认知和错误运用的情况。这些都是培训式街道法律诊所教学亟待改进之处,所以这些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过程对于这一新模式法律诊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培训援助式街道诊所教育实践效果
按照以上新模式法律诊所的构建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法律诊所师生将新模式理念付诸实践,取得一定实践效果。本次实践主体为三年级法学专业的学生,诊所师生利用2009―2010教学年度法律诊所实践课程的六个教学周实习期间进行街道法律诊所新模式初步实践。本次实践效果主要变现为四个方面:(1)诊所师生总结了这种培训授课的四大特点,第一,成人性,培训对象全部为20~40岁之间的成年人;第二,非专业性、非职业性,授课对象并不以法律为职业,他们需要授课者更多的直接讲授具体的权利与义务;第三,普法性,虽然是普法性讲授,但诊所师生所完成的是系统的、较为体系化的普法授课工作;第四,社会性,需要和不同的社会单位进行合作,例如职业介绍中心、社会保障等机构 。(2)对受援助群体而言,通过系统培训,使他们掌握了劳动合同法基本知识,逐步提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懂得如何用劳动合同法保护自己的基本创就业权利。(3)对学生个人而言,深入社区、街道讲授法律知识及角色扮演使学生加深对原有专业知识的理解,使学生能够将法律条文与法学理论融会贯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诊所学生发现案件中“法律真实”的能力。在街道诊所教育新模式下,学生不但是法律诊所课程的学生,还是弱势群体的“教师”。在探索做好普法教师的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够深入理解专业知识并锻炼过硬的表达能力。(4)对社会而言,无偿法律援助也利于减轻创就业弱势群体的经济负担,降低社会成本,帮助他们在创就业过程中减少矛盾和纠纷、防范法律风险。
五、结语――法律诊所的发展机遇
培训授课式街道诊所教育选择开放的教育环境,尽可能地通过多元教育方式,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新模式法律诊所根据弱势群体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较弱、在现今的法治社会中创就业时易处处碰壁等现状,应以“切实满足对象需求”设置培训授课内容。培训授课内容涉及合同法、公司法、劳动合同、保险、与创就业有关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救济途径等等弱势群体急需的方方面面内容,诊所学生按照法律认知思维使所有内容成体系化,使专业内容通俗化。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尝试设置培训课程内容:(1)合同的订立、效力及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2)公司的设立、组织机构、财务会计;(3)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工作时间、社会保险福利;(4)行政许可、征收、处罚、强制与行政复议;(5)刑法的构成要件、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等犯罪类型;(6)权利救济途径、诉讼程序、诉讼时效等方面,分析诉讼、调解、仲裁等救济途径的利弊。这些法律基本知识能使培训对象有能力认识并解决基本法律事务。
最后,本文无意夸大街道法律诊所工具价值,必须承认街道法律诊所教育的特点决定它无法让诊所学生真实案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锻炼诊所学生职业能力的空间。街道法律诊所的社会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要大于它的教学价值。但若能在更多高校的法律院系推广,并将其与真实当事人法律诊所相结合,将能全面地完成其法学实践教学价值。
参考文献:
[1]甄贞.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91-430.
1.“模拟法律诊所”课程简介
“模拟法律诊所”是一种全新的、实践性强的教学方式，增设该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法学学生在培养过程中实践性课程不足的问题，该课程受到了一致的好评，并且被认为是一种极具推广价值的课程。我们必须重新定位该课程，使其在实践教学课程中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
2.“模拟法律诊所”课程的重要性
“模拟法律诊所”课程是加强实践性教学的一种非常好的形式。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补充了学生知识的不完整性，增强了学生综合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提高了学生从事法律实战的能力。该课程能够成为法学专业的必修课，并形成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进而在我国法学实践教学中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还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3.增设“模拟法律诊所”课程的意义
目前我国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而言，近些年来各高校不断运用各种方式来增加实践课程，究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老师的指导，从而培养学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进行实践应用的能力。但是，效果仍然差强人意，这些实践课程的局限性太大。因此，在我国各高校增设“模拟法律诊所”课程是有其必要性和科学性的。
3.1增设“模拟法律诊所”课程的必要性
（1）我国传统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不足。在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中，主要的教学模式基本是课堂讲授，这就造成了学生仅仅是被动接受，缺乏主动性。不可否认近些年来各高校进行了教学模式改革，重视法学实践，强调案例教学，但这些尝试仍未取得明显的进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法学教学过程中一般是站在法官的立场，这就导致未来将从事律师工作的学生看待问题单一化，缺少以律师为立场的实践经验和技巧； 另外以部门法为主线的法学教学的局限性不利于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综合运用。因此，我认为在法学教学中增设“模拟法律诊所”课程是非常有必要的。
（2）我国法律诊所教学存在的困难。我国在加大推广法律诊所教育的道路上也遇到了困境，从而影响了推广的进程。 虽然已有部分高校申请加入了诊所法律教育委员会，但整体来看，开设“法律诊所”课程的学校并不多，而且，师资力量也不足，该课程的开展需要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但是据了解，该课程指导教师基本上都是现有的法学专业老师，这些老师由于教学和科研的压力投入“法律诊所”课程的精力已经大打折扣，这就造成了实践经验的缺乏；最后，案例来源和教学经费的不足，增加了该课程开设的难度。综上，我国法律教育遇到了严峻的挑战，由此产生了模拟法律诊所，一种具有替代作用的教学方式。
3.2 增设“模拟法律诊所”课程的科学性
（1）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更加关注的是教义化的法律教学方式，可能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有所忽略。而增设模拟法律诊所恰巧弥补了这一缺憾。
（2）增设“模拟法律诊所”课程，不仅学生接触的并不是真实的当事人和真实的案件，而且该课程可以最大程度的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因此，超强的模拟性和目的性可以使学生的全面律师技能得到联系，进一步提高学生综合性法律知识技能的能力。
（3）不需要承担提供真实法律服务中的风险。“模拟法律诊所”课程，避免处理真实的案件，由此产生的法律风险也就不需要承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