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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010-02
一、前言
（一）闽南童谣以其丰富的内容对少年儿童起着极高的教育价值
曾几何时，闽南童谣广泛流传于闽南地区，是这个地区每一个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闽南童谣这一个优秀的传统非物质文化，其内容极其丰富多彩、充满着天真童趣，例如有些闽南童谣，将儿童少年最为熟悉也是最感兴趣的那些长在闽南地区的树木和动物、生在闽南地区的山水、建在闽南地区的房屋以及形成于闽南地区的那种季风气候具有独特的天气和气候特点融为一体；有些闽南童谣则是刻画逢年过节那种最为喜庆的场面；有些闽南童谣则是反映闽南地区那种特有的亚热带田园风光和虽是繁忙但充满乐趣的农家生活等等，所有这些童谣内容都凸现了闽南童谣极其亲近大自然，与周围大自然的山水、动植物是极其和谐相处的。由此可见，闽南童谣中不仅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知识，还蕴含着我们闽南人勤劳勇敢的传统美德以及我们闽南人的人生智慧，在闽南童谣中处处充满着我们闽南人长期以来形成的那些特有的生产和生活气息，几百年以来闽南童谣都是闽南地区每一个家庭对儿童进行学前教育和人生启蒙的一种重要辅助手段，教儿童学闽南童谣，让儿童唱闽南童谣，不仅可以让他们增长很多知识，了解我们祖先世代相传的是生产生活情景以及我们闽南地区的悠久的历史发展轨迹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还可以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以及保护大自然的良好习惯和高尚情操。
（二）如今闽南童谣的现状——日渐淡出孩子们的生活之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功利思想的日渐滋生和逐渐流行，促使原本曾经伴随着我们几代人成长的闽南童谣，在如今孩子们生活之中却难觅其迹，具有逐渐淡出如今孩子们生活之中的趋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曾有记者对泉州市区的几所小学和幼儿园进行调查和采访，结果让人非常惊讶地发现，在这些市区小学和幼儿园中，能够完整用闽南话吟诵出闽南方言的童谣却没有几个孩子，不要说吟诵闽南童谣，很多孩子甚至连最基本的闽南话都说不准，也说不好。这不得不让人倍感担忧：曾经传唱于几代人之间的这些闽南童谣，是不是真的就要消失于我们如今这一代孩子们之间？之所以使得原本流传于几代人之间的闽南童谣出现如今这种状况，主要有以下这几种原因：
第一，如今校园不流行闽南方言童谣。根据相关调查，现在的很多幼儿园、小学在进行教学校园歌曲时，一律采用普通话进行，没有哪个学校有开设闽南语教学课堂，自然就不存在用闽南方言教学生吟诵闽南童谣了。
第二，现在的年轻父母不会唱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学闽南童谣。众所周知，对孩子们进行启蒙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就是孩子们所在的家庭，而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正是自己的父母亲，跟孩子们接触最多、了解最多关系最为密切的也正是孩子们的父母亲，所以在对孩子们进行启蒙教育父母亲们有着天然的巨大优势，但现在正面临着这一种奇怪现象，现在年轻的父母亲，不要说他们会不会闽南童谣，他们甚至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们学用闽南方言唱的那些童谣。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用闽南方言教孩子们学唱闽南童谣，这会极大影响到孩子们今后的皮通话的标准发音，以致让孩子们今后普通话讲得不标准，还有在他们看来，如今的孩子们功课紧张，课外作业多，学习要紧，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学那些闽南童谣。
第三，现在的书店很难找到有关闽南语童谣的教材。关于学唱闽南童谣对于孩子们健康成长的重要性，也有一部分有识之士包括学生家长能够意识到，也很想为孩子们购买一些闽南童谣的教材和音像制品。但问题是时下的书店、音像店很难找到这些跟闽南语童谣有关的物品了。
此外导致这些流传上百年甚至更久远的闽南童谣日渐消失在我们耳边甚至出现断层也跟闽南童谣本身所固有的时代强烈气息以及如今这个社会对内大力普及普通话、对外提倡学好外语的这个大背景也有着密切关系。为此，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抢救闽南童谣，发展和继承闽南童谣，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和发展闽南童谣，使之成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闽南童谣在新时代的出路
一、国内外现状
1.国外现状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有三十个州的法律明文规定，学校必须开设包括本州的历史、文学、语言等内容的乡土文化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很多教师提倡学生走出学校和课堂去亲身“感受”身边的乡土文化，他们经常把他们的课安排在社区博物馆，并组织学生参观本地区的古战场、古工场的遗址、古旧建筑、古代桥梁，观看过去遗留下来的生活用品、衣服等，以增强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感。在美国，大多数较大的社区都有针对地方社区或州历史开办的展览，尤其欢迎学校团体去参观，地方博物馆还伴有导游指导。此外，几乎每个社区都会有一位或几位老人把他们的大量业余时间花在研究地方文化上，学校鼓励并提供多种机会使学生和他们相接触，这些研究者不仅负责向学生们讲述社区过去的故事，而且还能够指导教师去关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教学资源。
2.国内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语文教学大纲目标体系虽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但乡土文化资源仍存在着被严重的边缘化的倾向。我们曾把厦门市同安区六所学校的学生和语文教师作为初试对象，发放500份调查问卷进行检测。通过调查可以看出，三分之一的教师对闽南乡土文化知识并不是特别关注。在语文课堂教学的实践中，教师很少在教学中融入闽南乡土文化知识的内容，即使有关的课文可以很好地结合闽南乡土文化知识加以拓宽和加深，教师也由于时间的限制或者应试的心态而舍弃。67%的学生对闽南乡土文化知识的了解都比较少，54%的学生的知识只限于课本上的内容和课堂上教师教授的内容。学生们对麦当劳、肯德基越来越喜欢，对粽子、年糕越来越陌生；对情人节、愚人节很推崇，对七巧节、端午节不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可能正在无声无息地消逝，或被以欧美的方式“改写”。
二、闽南乡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运用现状的主要成因
1.应试教育是其主要原因
应试教育导致教育目标的狭隘化。语文教学注重工具性，忽视人文性。“重知识传授，轻思想教育；重习题训练，轻生活实践；重分析讲解，轻形象感染。”这样，学习范围局限在课本的框架内，孤立于自然生活和生活之外，学生所学知识普遍脱离生活实际。其次，应试教育不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在应试教育中，学校成为按固定模式改造人的“教育机器”。人的个性发展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为学生提供的只是一个封闭禁锢的、狭窄高压的“牢笼”，这样培养的结果，充其量只能是一些操作型人才，而不是创造型人才。
2.教学评价体制的导向
现行的教学评价体制还是以分数的衡量作为主要标准，在这种评价体制的引导下，学校和老师为了考试取得高分，为了提高整个学校的教学成绩，只是强调考试内容的学习和巩固。而很少或者根本不教授课本以外的知识，即使它们对学生的语文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形成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三、闽南乡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运用的对策
1.闽南乡土文化在语文教学上的运用应得到各级政府教育部门的充分重视
目前，发掘乡土文化的语文资源，重视把乡土文化融入语文教学重要性在国内的语文教育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厦门市政协委员、农工党市委副主委林成德在十一届市政协三次会议上的建议对我市中小学语文教师进行闽南文化和闽南语培训。他认为语文教师担负着语言文学的教学和传播文化的任务，如果能在语文教学中向学生灌输闽南文化知识，培养学生对闽南文化和闽南语的兴趣，对闽南文化的传播和闽南语的保护有很大的帮助。在语文教学中引入闽南方言，用它来辅助教学，往往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学校应加强校园人文景观的建设。校训、标语、文化墙、知识走廊都可以和闽南文化相结合。提倡课堂讲普通话，课外讲闽南话并帮助外来学生学习闽南语；可以邀请专家或退休老教师开设闽南语讲座，营造浓郁的学习闽南文化氛围。笔者所在的厦门同安第二实验小学校长陈少敏牵头利用同安丰富多彩的教育字眼开发了以同安风情为主要内容的校本教材——《同安风情丛书（全六册）：同安儿戏童玩、同安儿歌童谣、名胜古迹、方言典故、传统饮食、民间故事》，旨在传承、弘扬闽南文化。笔者所在的学校厦门市五显中学也开设了《答嘴鼓》校本课程。
2.把闽南乡土文化资源引入到语文课堂教学中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幼儿园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和问题。在艺术领域的内容和要求中，又明确指出要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激发幼儿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在这阶段中教师注意收集相关材料，对舞种进行分析，拟订系列活动的实施方案和步骤，为幼儿丰富相关的知识经验，通过谈话、观看图片、录像参观等系列活动，让幼儿认识自己的家乡，初步了解家乡的一些名胜古迹、特色小吃及简单的闽南风俗习惯，借助踩街等民间活动激发幼儿的兴趣。在欣赏闽南舞蹈车鼓婆时，幼儿都能很认真地观看，但由于 DVD的画面不够清晰，而且画面变化速度较快，因此幼儿不能很好地感受舞蹈《车鼓婆》的音乐美和舞蹈动作美，虽然在第三环节跟着图片学习动作时，幼儿能很好地跟着图片学习动作，但是在音乐感受上还不强，以至于虽然教师在下面的环节中借助服饰和推选“小小车鼓手”等形式让幼儿反复练习动作，但幼儿在跟着音乐表演动作时，不能很好地按音乐的旋律、节奏特点做动作。将在下阶段活动中，继续研究在舞蹈教学中如何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使得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二、挖掘闽南民间舞蹈中幼儿乐于接受的教育因素
在闽南地区，每逢重大节庆或民俗节日，闽南人民都会组织隆重的庆祝仪式，活动经常以载歌载舞的形式吸引观众，这些歌舞就是闽南的民间舞蹈。
闽南民间舞蹈的内容很多，如开展的“车鼓队”。在幼儿对自己的家乡有所认识的基础上，借助元宵节的喜庆气氛让幼儿认识“车鼓队”，幼儿非常感兴趣，又由于“车鼓队”的表演形式和平日里幼儿的节奏乐有点类似，所使用的乐器音色高亢、响亮，因此，对“车鼓队”系列活动的开展幼儿是乐于接受的，而且非常投入。大班开展的舞蹈《骑驴探亲》，教师把舞蹈内容编成故事引入，充分引导幼儿想象、创编故事情节，并迁移幼儿的生活经验，创编相应的舞蹈动作，使幼儿的表现力、创造力、想象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教师又进一步引导幼儿自己动手制作舞蹈道具，体验制作的乐趣并从中获得成就感，提高幼儿舞蹈的积极性。在舞蹈《骑驴》中，幼儿不但能够惟妙惟肖的模仿出民间艺人表演的舞蹈动作，而且能够迁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经验，创编出了许多具有情节性的动作组合，使整个舞蹈的内容更加饱满，舞蹈的表现更具活力。
品德学科需要大量的教学辅助资源，传统单一的教材难以激起学生智慧的火花，也难以将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机结合。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教师不必按部就班，把教材中的生活事件、课程资源当作必须实施的教学内容，而应根据学校实际状况、学生发展和教学活动的需要，结合自身的教学特点与个性，大胆调整教材顺序，合理删除对学生益处不大或者学生不易理解的内容，努力激活文本；通过拓展教材资源传承闽南文化，将其渗透到品德与社会学科的教学中。
例如，教学北师大版《品德与社会》第十册《不要忘记》一课，考虑到学生对产生的背景、过程、后果知之甚少，课前教师可安排学生搜集有关历史资料，内容尽量丰富详实，课中再运用多媒体技术手段引导学生走近那些令中国人民永远无法忘却的历史画面。通过交流资料、观看视频学生的情境体验比较充分，能够正确认识历史，对日军暴行感到愤慨。此时，教师可以引入本地的教学资源，出示厦门五通万人坑的图片并播放相关影视资料，以此加深学生的情感体验，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二、挖掘教师资源，彰显主体特性
教师的主体性一方面表现在能依据学校课程开发的实际需要及学生的个性特点开发课程资源，另一方面表现在教师本身就是课程资源，教师的知识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决定了其对闽南文化资源的鉴别层次、开发深度和利用的广度。在教学中教师要精心选择有效的教学内容，有序地开发和利用闽南文化资源。
例如，教学北师大版《品德与社会》第十二册《地球属于谁》一课，教师可安排“了解食物链”“了解地球的过去和现在”“探究物种灭绝的事实和原因”“叙述厦门白海豚保护区的故事”等学习内容，拉近学生与生活的距离。把中华白海豚引入课堂教学内容中，意在激发学生保卫环境、爱护地球的情感，这样的设计水到渠成，润物无声。
三、发掘学生资源，链接现实生活
教学活动中最关键的是学生活动。学生的心智水平、知识结构、生活背景等都是课程活动中最基本的资源。我们开发与利用课程资源应该考虑学生的生活体验，贴近学生的思想实际，关注学生的道德需求。教师要以学生为主体，始终将学生置于“发现者”的位置，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自主探索。
例如，北师大版《品德与生活》第四册《我们的好朋友》一课的教学应遵循儿童的心理特点和认识水平，将儿童的现实生活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通过创设情景、小组探究等方式，引导儿童在生活中认识小动物。白鹭是厦门市的市鸟，也是本课教学中可利用的课程资源，它既具有地方特色，又贴近学生的生活。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渠道搜集关于白鹭的资料，观察白鹭的外形及生活习性，以此增进学生对白鹭的了解，感受白鹭的可爱，提升学生爱护动物、爱护家乡的情感。
又如，北师大版《品德与社会》第七册《乡音乡情》一课，教材中呈现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戏剧、歌曲和乐器，教师可以结合本课的教学内容，立足于学生的生活实际，努力挖掘地方课程资源，如鼓励学生走出课堂，体会乡情，聆听乡音，感悟家乡人的性格和“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实质。教师也可以在课堂上带领学生诵读古诗，品味乡音乡情，激发学生传承闽南文化的责任感。
福建简称为闽，闽南即指福建的南部。闽南总人口约千万。海内外使用闽南方言的人将近6000万人。健康管理中心是医院的服务窗口，作为首批健康管理示范基地之一，我中心服务的体检对象大部分是闽南人，由于地方文化底蕴较深厚，受教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体检对象使用的是闽南语，特别是中老年人，文化程度不高，语言沟通交流困难，因此在闽南地区导医掌握双语更为重要。双语导医成为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
双语导医的职责包括：迎宾服务职责、导诊职责、咨询职责、管理职责、安全防范职责、信息收集反馈职责、护理观察职责等，是方便体检客人，配合各种检查的有效手段。同时也为普通话沟通困难的者提供更多方便和情感上的信任感与安全感，通过“闽南语、普通话”双语进行导医服务，大大的缩短了体检客人的体检时间，充分体现人性化服务，以“客人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提高客户满意度的同时，促进我中心的发展，提升我中心的信任度，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现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对“闽南语、普通话”双语进行导医服务在健康管理中心的应用探讨如下：
1 服务对象
只懂听、说闽南话人群
2 双语导医人员的素质要求
掌握闽南语，具有高度爱岗敬业精神和主动服务理念，良好的职业举止和较高水平的双语语言能力，思想上确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真正做到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帮病人之所需，掌握沟通技巧，提高语言的艺术性，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相关的专业知识及医学边缘知识。
3 双语导医服务形式与内容
双语导医人员不仅要对每位客人进行分诊、导检、管理，护理观察等工作，并且要面对不同的体检客人的咨询，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还要用闽南语来给予恰如其分的解答，用清晰明了的语言使体检客人了解想要的诸多问题。如：您做检查是需要做哪些准备？您接下来要做哪些项目？等等。双语导医用温馨的两种语言为等候的客人介绍相关体检流程，尽可能缩短客人检查等待时间，做好耐心细致的疏导工作，虚心听取客人对我中心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针对不同体检客人需求改进工作。
4 体会
4.1双语导医的重要性
在工作的过程中，面对闽南本地人较多，体检客人的多样化、多层次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由于他们对医院的恐惧，再加上语言不通，更加需要双语导医的的热情服务，因此双语导医服务是减少客人投诉和不满的重要服务之一。客人在体检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医技水平高超的医生检查，而且还需要有热情、周到的双语导医为他们服务。当今经济的竞争是技术与服务的竞争，优秀称职的双语导医工作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减少工作中出现的差错。通过双语导医的引导，不仅为体检客人提供了便利，而且在她们的帮助下缩短了客人与医护人员沟通的差距，满足体检者的需求。
4.1双语导医的有效性
高质量、全方位的优质服务是健康管理中心赖以生存的基础。在工作的过程中，更好的将闽南语和普通话相结合进行导医导检服务是今后导医工作的重要服务之一。将双语导向，咨询、分诊、健康宣教贯穿于体检过程中，让来我中心体检每位客人及家属有一种安全感和亲切感。增强双语导医的责任感和质量意识，减轻了体检客人在体检过程中焦虑不安的情绪，为客人的要求提供优质的服务。制定体检客户满意度调查，定期对体检客人进行满意度调查，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双语导医和体检客人的沟通，及时化解体检者的不满和焦躁情绪，同时护患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才能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有效的预防不满投诉和不必要的纠纷。
参考文献：
[1] 张莉，杜修春.门诊导医咨询护士的设置作用及素质要求.川北医学院学报，1999，1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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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闽南地区从事英语教学数十年，深深感到提高英语成绩的任务十分艰巨，影响学生英语学习的因素很多，但通过观察、了解和个人的教学实践，笔者对本地区男生学习英语的兴趣、策略、方法有了较清晰的认识。
一、影响闽南地区男生英语学习的主要因素
（一）家庭因素
闽南地区历史文化底蕴较深，经济发达，社会繁荣，泉州曾被称为“东方第一港”。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更注重经济的发展，相当一部分家庭借助国家政策的优惠及海外华侨的帮助，迅速成为富人，因而部分家庭淡化了文化，“读书无用论”盛行，同时家族意识浓厚，重男轻女的思想还较为严重，女孩子上不上学不重要，甚至个别家长还认为生了女孩就是“赔钱货”，有相当一部分女生高中教育空白；而男孩子自然就成了家庭的顶梁柱，甚至成了家庭兴旺的关键，读书无法直接获到真金白银，从而导致部分男生弃学从商。周围邻居的孩子都不用上学了，那在校的学生还有心思学习吗？
闽南地区的男孩子在家从小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洗衣做饭、拖地板与男生无缘，甚至部分孩子上高中时家长还为他们打扫、清洗宿舍地板，代替值日，试想，他们有亲自实践的机会吗？能吃苦耐劳吗？记单词、识语法等枯燥无味的英语学习能否吸引他们呢？当然，也有家长想从娃娃抓起，让男孩子从小参加各类培训班，如乐器、武术、作文、奥数、英语等，不管孩子感不感兴趣都得参加，这样一来孩子的兴趣从小就被扼杀了，完全按照家长的意志行事，孩子学习还有乐趣吗？上中学时沉重的作业负担、考试及升学压力和家长、老师对分数的期盼又怎能让孩子有学习英语的兴趣呢？
闽南地区茶文化、酒文化渊源已久，经常有亲朋好友到家品茶、饮酒，孩子在家无学习环境，更不用说听录音学英语了。再者，随着社会的发展，计算机已进入平常家庭，男孩子无人管束常常打游戏，无心学习。甚至个别家庭开设赌场，影响自家及周围邻居家孩子的学习。
（二）社会因素
闽方言是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是国家给予保护的语言之一，它同样影响着学生英语的发音及思维方式，部分学生在学校上课时经常用闽南语的思维习惯思考问题，如“做还没有完”英语就表达成了do have not finished, 而正确的表达方式是，...have not finished doing it.
近期，新一轮“读书无用论”再次影响到闽南地区的教育，社会上出现了几百人考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大学专科的录取分数极低，以至于部分高校无法招满生源，学生对找工作出现了恐惧心理，特别是个别大学生在大学里没有学到真才实学，进入社会后又不需要英语。
（三）学校因素
闽南地区小学英语的开设还只是近一两年的事情，因此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还较落后，师资力量还很薄弱，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仍然存在诸多难度，学生对英语还存在恐惧感。
教师的专业素养还有待于提高，个别教师的语音极其不准， 教学手段单一化。目前教学模式是“教师教单词―学生记单词―教师听写单词―教师教语法―学生记笔记―教师考语法单选题”，周而复始，学生学习效率极低，学习兴趣荡然不存，严重脱离了语言学习规律，无法实现“听说领先，读写跟上；词不离句，句不离篇”。
（四）学生因素
如今，学生依赖性较强，没有家长的督促及教师的强制就不知道要学习，学生学习英语的内驱力没有，何谈学习英语的方法策略呢？一方面是个别学生家长没有认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因此不会督促学生学习英语；另一方面就是家长过分重视学生学习，恨铁不成钢，拔苗助长让学生对学习失去了浓厚兴趣，更何况是不熟悉的英语呢？
同时，学生怕苦、怕累的学习现状致使个别学生记不住单词、句型、语法结构，理解不了篇章结构，长此以往，学生知识欠缺、遗漏就不言而喻了，即使想学好英语也难了。
二、解决闽南地区男生学习英语积极性不高的对策
（一）积极进社区、家庭宣传学习英语的重要性
学校利用走进社区、老友会、家庭召开会议，大力宣传知识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迫使青年学生要紧跟时代步伐，不能掉队。历史证明：落后就会挨打。只有整个社区、家庭都重视了，学生对于学习才会更加投入，学习才会有效果。
（二）利用讲座、班团队会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
笔者所在学校曾经邀请李阳疯狂英语宣讲团来校讲座，利用每学年新生入学时安排本校教师开设英语学习方法介绍专题讲座，利用班团队会安排英语学习成绩优秀生介绍学习策略，班主任每周班会一总结，从而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激发学生之间的竞争；让学生之间互帮互学，共同提高。通过多种方式的引导，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培养，学习方法得以更新，学习效果显著提高。
（三）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1.从学生兴趣入手，倡导“乐学”英语
教师要根据学生年龄、生理、心理特点，在教学中注重创设情景和语境，把游戏、表演、竞赛、猜谜等引入课堂，把枯燥无味的学习变得有声有色、趣味盎然，从而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学习效果。同时还可以把学习延伸到课外，如，结合课文教学布置学生上网收集资料、制作英语广告，收集歌星、影星、球星等名人的英语资料，还可让学生“亲身”体验外国文化，让学生通过感官与心灵接触外国文化气息，感悟其文化内涵。
教师应当充分利用教材和课堂时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带着快乐、兴趣进行学习，在学生乐于接受、乐于学习的状态中进行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内在动机，使学生能够保持长久的学习英语的兴趣。
2.从学生的自信心入手，倡导“赏识”教学
教学中的赞赏是对学生良好行为的一种肯定，通过表扬让学生具有成功感和成就感。教师在教学中要尊重个体差异，适当控制作业的难度，不要每错必纠，要多用鼓励性的语言，帮助学生克服焦虑、抑制、害羞、胆怯等情感障碍，让学生尽可能地体验和积累积极的情感，从而增强学生学好英语的自信心。
3.从学生的情感需求入手，构建和谐氛围
构建和谐、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是新课程实施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更是学生成长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良好的教学氛围应该是一个可以沟通、互动、合作与分享的学习共同体，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努力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多项互动，人人参与，平等对话，共同合作，实现教学相长。
4.从学生自主、合作学习入手，优化教学方式
教师利用教材设计任务型教学和小组合作学习，倡导自主探究性学习方式，结合相关的教学内容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合作探究。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学习空间和交流空间，主动经历探究的过程，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而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转变教师的教学模式，鼓励师生互动与心灵对话。
5.从学生学习语言技能入手，培养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听”的教学：教师要对学生的语音、语调进行训练，做到精听与泛听、训练与娱乐相结合，可以适当组织观看英语电影，收听英语广播节目等。特别要指导学生预测、推导、抓要点、注意关键词、语气及语调、边听边记等听力策略。
“说”的教学：提倡在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多向口语交流，注重学生个人的情感表达，提高学生的口语运用能力。可采取：看图说话、语境对话、角色扮演、英语角活动、演讲比赛等。
“读”的教学：阅读有助于巩固和扩大词汇量，丰富语言知识，提高语言的运用能力；要注意语法的讲解，指导学生无声阅读、按意群阅读，培养其快速查找信息、乐于猜测词义的良好习惯。
“写”的教学：写作技能训练应着重对学生的语言基本技能和语篇能力两个方面进行训练。写与听、说相结合；写与阅读相结合；写与教材教学相结合，引导学生欣赏教材中篇章结构、名言佳句及词语运用。
6.从学生的学习策略方面入手，提高课堂效率
在培养学生的学习策略方面教师应尽量利用日常教学向学生渗透认知策略、调控策略、交际策略、资源策略。调动学生积极用英语进行真实交际，克服交际中语言障碍，借助手势和表情等非语言手段提高交际效果；有效地使用词典等工具书，通过图书馆、网络等获得广泛的英语信息，扩展英语知识。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35-0164-01
一、符号学与建筑装饰语言
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把符号分为标识符号、图像符号、象征符号，其中对象征符号的解释往往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是普遍观念与具有形象意义内容的结合。建筑独有的雕饰纹样向人们传递着文化意义和时代精神的讯息，当符号学方法被引入建筑设计中，人们十分关注建筑装饰图案所代表的符号意义，既是构成建筑艺术风格的重要元素。建筑纹样在某个时代下形成的图像符号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即代表了幸福、平安、长寿、高贵等美好愿景。建筑中的雕刻装饰做工精细、色彩艳丽，主要用于外装修，雕刻形式有浮雕、线雕等，图案为几何图案、花鸟、人物等。红砖厝文化也很好地将中西方文化融于一体，石雕中的鱼尾狮可以看出受到南洋文化的影响，山花艺术透出伊斯兰艺术的气息。“饰中有意、意必吉祥”是建筑纹饰内在的发展动力，同样体现了纹饰符号象征意义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
二、多彩绚丽的红砖古厝图饰
1.墙身图饰。红砖在烧制的过程中侧表面会规律性的烧出两到三条黑色纹理，称为“烟灸砖“。这是建筑图案的一种代表性符号，使得人们第一眼就知道这是闽南红砖古厝独有的视觉形象。空斗墙的组砌方也是闽南红砖厝的一大特色，是用红砖的侧面和平面交替筑成空心墙体，具有省料、隔音性强等优点。用空斗组砌的手法，配合两种色彩且规格不同的红砖组成的吉祥图案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和特点，红砖组成的符号也代表着不同的意义，砌成的几何图形有六角形、八角形、钱币形、葫芦形等图形，六角形符号代表“六六大顺”;八角形符号代表“八方如意”（图1）;钱币符号代表着富贵财运;葫芦与“福禄”音似，葫芦图形又有福气的意思等等。砌成的文字图形有“福”、“帧薄“寿”（图2）等，代表着一种美好的愿景。大小不同的红砖砌成的福字，从符号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分析出该图案的符号代表物是“福”，诸如此类的墙饰符号丰富了建筑立面的多变效果。
2.梁架图饰.闽南红砖厝梁架装饰以木雕为主，从精致的雕饰可以反映出木雕技艺之高，当然梁架雕饰的多少跟居民的经济状况和地位有关。斗拱、柱头、梁架、门楣这些部位雕饰的主要内容是花、鸟、龙、凤等等，中国自古就以各种吉祥符号的象征意义来表达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追求，并融入自己的文化。民间多以喜鹊喻喜气吉祥之事，“喜上眉梢”又是一种文化的延伸，“喜”是喜鹊，“眉”与“梅”谐音，因此喜鹊与梅花这种图饰在梁架处常见。龙凤是富贵、祥瑞的象征，龙有喜水、征瑞、示威的神性，凤有喜火、秉德、示美等神性，将两种神物雕刻在梁架处，便是“龙凤呈祥”，寓意一派祥和之气。鱼有富足之义，在檐边经常可见雕刻精致的石鱼，（图3）张着嘴巴，表情凶猛，身上雕花装饰，也有赈灾辟邪之义。这种装饰同时具有功能性及是一种排水系统，雨水可以通过鱼嘴排出，防止雨水淤积在高处。
3.规尾图饰.闽南红砖厝屋脊多为马鞍脊和燕尾脊，燕尾脊主要用于主厝，装饰相对华丽，马鞍用于护厝，两种形式相结合形成红砖厝独特的视觉风景线。在屋脊下鸟踏线以上的山尖称为“规尾”，规尾的装饰多为灰塑做成的浮雕，灰塑古称灰批，原料以石灰为主，是汉族传统的装饰工艺，色彩丰富，装饰题材广泛。灰塑的装饰呈对称性，图案较为复杂，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常见的有八宝图纹：元宝、珍珠、如意、葫芦、书卷、花篮、灵芝、云龙。从规尾的装饰图饰可以反映出居民的家况，如果一家规尾的图饰分别为书卷和长琴，可大概判断这家为书香门第，若规尾的图饰为元宝、云龙，大可断定此宅为官氏所居。规尾的图案装饰性极强，多有火纹、云纹为次，突显主体，有的时候会用长丝带将对称的图饰连结起来，复杂又不失美感，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红砖厝的规尾装饰图案繁多，雕刻精美，是闽南装饰雕刻技法的一大特色。
4.门窗图饰.门窗雕饰形式多样，按照材质来分主要有砖构、石构、木构。宅内面对庭院的窗子，一般为圆雕形式的石构窗，也称作什锦窗，有扇形、六角、八角、圆形等多种形式，这些石窗可以使宅内空间层次丰富，装饰图案多为花卉符号，花卉藤蔓缠绕在石窗的柱子上，象征园内如春，一派生气。一般普通的民居会在院内设置砖构窗，也就是通过错落地摆放红砖，使之透气、透景，红砖本身具有黑色纹理，因此这种方法垒成的窗户也具有装饰效果。砖构窗在马鞍脊建筑多为存在，和居民本身的经济状况也有关。
三、结语
【关 键 词】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宋元闽南/施坚雅/诺思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专著力作，汗牛充栋。其中，体制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都是中国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探索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两个概念：空间与制度。我希望透过对闽南案例的论述，引出一些研究方向的，就正于方家学者，期收抛砖引玉之效（注：本文讨论取材于我的近著《刺桐梦华录》（Billy K.L.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
一 的框架
我对闽南经济发展的这项研究集中在宋元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闽南成功超越了其他海洋中国的区域而真正脱颖而出。研究的框架由三个相关主题组合而成，即繁荣、区域及制度。繁荣是经济表现成功的象征；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谈经济表现同样不能脱离了相关的制度。所以贯穿这三个主题的就是关乎一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现象。
众所周知，宋元中国经济十分发达。重要的表现包括农业和手生产力的提高（注：最近对宋代经济发展的质疑，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的检讨》，《中国社会》2000年第1期。）；币交易的普及化；广泛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人口剧增；地区生产专门化；运输的进步；国范围的贸易流通；日益复杂的商业手段等。上述的各种现象，不一定与海上贸易有直接关系，但海洋中国的繁荣，不特对促进宋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前缘部分。
作为宋元海洋中国佼佼者的闽南经济，包括泉州、漳州及兴化军三个州军。地区的经济核心集中在泉州。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论上海或香港，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典型，而是代表某一时代海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巅峰特例。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经济也是一样。
回到上述的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宋元闽南经济表现可视为一个演变过程，分作四个阶段，各具特征。在考虑这些特征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以前的繁荣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提出了所谓“多元繁荣”的理念来说明这过程里最理想的表现。可想而知，这种有关繁荣性质的讨论，无从量化，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已，而且使用的史料不少属印象性描述。虽然如此，若能结合各种史料而建构出多元的面相，配合经济的诠释，或能作出新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与经济表现息息相关，在讨论经济过程时，也必需引入政治层面的因素。
第二个主题涉及空间理念。过去30年来学界受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影响不少。他指出了空间结构对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努力建构一套由中心地理论发展出来而于中国的宏观区域理论（注：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 pp.3-34；24∶2，1964，pp.195-228；24∶3，1965，pp.363-399；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residential Speech：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1985，pp.271-292.施氏多年来进行一项庞大项目，将1990年人口统计的很多数据输入一套地理信息系统，以量化的方法说明各变项间的关系，也证实了他的宏观区域理论。希望他的成果很快面世。）。施氏理论目的固然包罗文化社会政治诸层次，但框架却建基于市场及城市系统之上，因此对理解宋元闽南地区经济作用甚大。我利用他的理念考察这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注意到许多前贤未发之义。此外，我提出“内部整合区域”的概念，用以表述闽南的空间情状，也深受施氏模式的启发。
最后一个主题涉及经济学的新制度论观点。在经济学及经济史领域内讨论长期经济表现时，制度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受注意。对宋元闽南经济的分析，前贤较少关注体制的解释，今日补上这一论述层面，或可开启新的视野。自科斯（Ronald Coase）以还，新制度经济学名家辈出，但最关注历史因素的莫过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 C. North）（注：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3， 1994，pp.359-368；Lee J.Alston，Thrainn Eggertsson，and Douglass C.North（eds.），Empirical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他的理论出发点，正是试图建构一套解释处于不同时空的经济体系何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也可能较主流经济学理论更适用于与西方社会文化差异颇巨的中国历史情况。诺思认为，制度即游戏的规则。此定义甚广，由正规法律以至伦理规范，皆包含在内。所有经济行为，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制度结构而运作。而制度与表现的关联，则在由制度整体（institutional matrix）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看法大致上是，一个经济若能有意或无意地催生一套更有效率的体制，减轻交易成本，则此经济亦能鼓励人才及资源投入具有增长潜力的经济部门，从而维持长期的良好表现。在试图解释闽南经济史时，交易成本分析不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更紧密地融合经济表现与其他重要的社会生活面相。
二 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946—1087）：起飞
这时期前30年，闽南尚在地方割据势力留从效与陈洪进的先后控制之下。他们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推广海外贸易不遗余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成功地发动本地商人参与这种一向为蕃商垄断的商业活动。自宋朝统一南方后，虽然失去了地方政权的支持，但当地舶商仍继续在海外贸易方面努力，和其他海洋中国历史性外贸中心如广州及明州进行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在此阶段，闽南的海上贸易还是以转口为主，将南海的珍货香药等转运至华北以及朝、日等国牟利。与此同时，闽南商人也由中国其他地方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他们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背后，却没有相应的入口商品本区销售市场，也谈不上什么主要的本地出口商品。他们在闽南惟一的经济助力，可能就是生产力日渐提升的农业部门而已。（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2章。）
（二）第二期（1087—1200）：整合的多元繁荣
这120年的时间，可能是闽南经济史的黄金时期（注：感谢苏尔梦（Claudine Salmon）提示今日海南岛所见族谱，不少提到其祖先12世纪由闽南移民至此。我没有看到这些材料，待考。不管如何，当时泉州与海南贸易往来不少，移民不足为怪。除非这批材料可以证明他们12世纪移民此地，是因为闽南出现经济不景气。）。闽商的国内外市场均已大为拓展，包括朝鲜、日本、三佛齐、占城、大食等主要海外贸易国家。贸易模式也由转口为主发展成转口兼出口。出口商品包括本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南宋开始定居本地区及邻近的福州的宗室国戚为数众多，为南海输入的奢侈品提供了重要的销路。此地区在南宋时兴起的外贸瓷产业，足以见证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估计在生产高峰时，此产业可能为泉州7％以上的人口提供衣食。其他生产部门的商品生产现象也十分明显，高比例的经济作物如糯米及大麦，支持了本地输到海外的大量商品酒。连稻米生产也出现区内分工的情况，让某些地区得以集中生产外销商品，同时支持高水平的城市人口及其生活。当然12世纪两浙及广东能够长期向福建输出价格廉宜稳定的食粮，也是闽南地区可以长期维持高度商品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种较平衡的发展之下，闽南越来越多的地区及人口可以从商业繁荣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在其他海洋中国的港市，外贸所得往往为蕃商巨贾所垄断。海外贸易在闽南构成一种资源的凝聚力。商人的来源，除了本地人外，也有不少落地生根的蕃商，他们不久被接纳为闽南社区的成员之一（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
（三）第三期（1200—1276）：不景气与地区经济的政治化
政治因素在五代后期闽南经济刚刚起飞时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归宋之后由于中央上述的开放政策，政治因素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到了13世纪初当地经济出现问题时，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性质，我为经济上的不景气以及区域经济的政治化。造成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包括若干海外市场的衰落或调整，农业商品化走过了头，本地区越来越受到全国性纸币通货膨胀的冲击等。这些接踵而来的困难，令海外贸易部门的调节更加举步为艰。在外贸萎缩而出口锐减的双重打击之下，本地区经济难以消解日繁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竞逐，也无法生产自足的粮食。但吊诡的是，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海外贸易整体呈现萎缩的时候，田地价格及国内贸易却节节上升。对于那些尚未破落的舶商而言，如何广置田地并且增强在本区的政治势力以保障自己的不动产财富，变得日益重要。因而，争取权力取代了经商致富而变成了他们的首要之务。对于当地的精英家族而言，12世纪疏于争取本地政治势力的日子遂成为过去，大家开始结党夺权，占地谋职。这一种新的发展，体现在国家权力的本地化。在南宋末年，泉州实际由两大当地精英管治，一位官至知州（田真子）；一位掌市舶司（蒲寿庚）。这种发展造成社区严重分化，外贸机会由少数人垄断，精英集团间矛盾日深，后果严重。最后在鼎革之际爆发了总清洗，以宗室为核心的一批被屠杀过千，取而代之的是以蕃商为核心的一个新精英集团，他们聚合当地的汉人士大夫精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4章。）
（四）第四期（1276—1368）：垄断性的海上贸易繁荣
入元以后，以外族为核心的本地精英集团继续主导闽南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在垄断状况之下，虽然泉州的繁荣很快超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广州，成为全国不争的第一大港，这种经济表现却谈不上平衡，仅为少数人带来巨量财富。由于经济机会不均，加上移民等其他因素，泉州人口下降三分之二。内部矛盾及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终于引起元末一场十年战火，整个地区及其经济均破坏殆尽。闽南从此失去当日在海洋中国的领先地位。（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章。）
三 十二世纪闽南地区的整合
（一）区域的内部整合
在12世纪的闽南，海外贸易的力量把当时相当大的一个地理空间的人力、生产、资本以及商业凝聚起来。这种内部整合的模式可以从空间上考察得到。我指出州县治所城市的格局虽在宋初已经形成，但城镇的受贸易较明显，不特出现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市镇聚落，也有例如沿海的安海一类与海上贸易产生直接关系的远距离商业市镇。闽南泉、漳、兴化三地户口的分布，前者因为全区海上贸易中心，户口常占其半，明初始减至三成而为漳州所越。乡村聚落分布结构亦有所分化，大体上与市场关系越密切如晋江和南安等县，密度较高；反之则较疏，如莆田县。泉州城本身的都市型态，也说明了虽然城市结构取向仍以中轴的衙门区为重心，宋元泉州城的型态扩展动力，却无疑来自南郊的商业中心区。此外，从劳力及生产价值等角度看，外贸瓷产业不特在本地区经济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区内扩散分布甚广。广东海外贸易同样蓬勃，但同一产业分布模式非常集中，与闽南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总合起来，呈现出闽南经济发展的一种整合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高度内部整合的区域经济。（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6-8章。）
（二）国家与闽南地区经济
在这个经济整合的过程里，国家角色相当重要。就海外贸易而言，宋元两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鼓励更多本土华商积极参与其事。这总的政策方向，一则为民间创造了很大的致富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央以致地方的政府，开拓了重要的新财政收入来源。最终这种海外贸易的本土化，制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和多民族多文化的海洋社区。对闽南而言，政府政策最重要的体现是元祐二年（1087）在泉州成立了市舶司，从此容许闽商在家乡直接合法地申报出口及入口清关。虽然不能说成立市舶司就造成了闽南海外贸易发达的局面，它至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制度条件。事实上，国家因外贸蓬勃也的确碰上诸如铜钱外流等困难，但它同时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有关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得财政上的益处，所以12世纪在闽南地区国家与舶商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见得严重，而且还不乏互相合作之例（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韩森提到官方记录不少走私的指责。参看韩森（Valerie Hansen）对拙作的书评（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4，Dec.2001，pp.1130-1131）。若将这些记录的也加以考虑，会发现最多出现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后期，而不是在12世纪。）。国家对这时期的闽南海上贸易，没有太多的干扰。即使在蔡京权倾天下之际，也不闻他对家乡泉州有何不法骚扰（注：参看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对拙作的书评（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6.1.Spring 2002，pp. 220-223）。若蔡京曾作任何非法之举，必难逃南宋初时人史家的评劾。）。
四 体制结构与交易成本的
商人的牟利动机是闽南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闽南商人的作为表现得相当理性，虽则这种理性不会脱离所谓“制约式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规范（注：参看韩森的书评。她认为我的分析属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论。我这里用的制约式理性来自也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心家西门（Herbert Simon），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是对立的两种出发点。Herbert Simon，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in Robin M.Hogarth and Melvin W. Reder，eds.， Rational Choice Contrast Betwee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40；Karen S.Cook and Margaret Levi，eds.，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但是牟利并非闽商所独好。故此嗜利之心并不足以说明何以闽南商人得以成功。以下分析一些诺思式的制度与交易成本，以为前面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一种阐释。
（一）正规的体制
我认为在闽南执行的一些宋元官律，包括市舶条例、产权法及契约法，可以在上减低海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条例清楚开列出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规矩，让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纪时曾经执行。海上贸易涉及大量动产产权（物货以致船舶）以及相当复杂的物主身分确认问题，当时法律对这些产权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复杂而长期的海上贸易运作，否则交易成本会变得极高。我考察了三种契约法律与海上贸易：第一种是出口货的赊贷契约，法律规定借贷累积利息不得过倍，也适用于这里；第二种为预购式生产契约，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垫付部分以助生产开支之用；第三种属租船契约，对高风险的海外贸易非常重要，创造了分散风险经营的可能性，让小商人也能组商队航行，分享商机。以上的法律机制，更重要的是执行。从材料来看，地方政府对执行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相当认真的，这与政府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不难理解。不单有明确的政策宣布，鼓励商人将案件送官审理，而且连理学大师朱熹在闽南当官时，也鼓励百姓碰上遭人违约受害时应该挺身而出，在法庭讨回公道。这与一般所谓无讼传统的理解，不无差距。
简言之，至少在12世纪地方政府仍未腐败时，闽南的法律体系对海上贸易具有积极意义。这并非意味着走私绝迹，无人毁约，或动产产权明确，毫无争议。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当时运作中的法律，有助减轻交易成本，因而形成一套诱因及机会系统，无形中促进了某种比较平衡的海外贸易型态及其出色表现。（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0章。）
（二）非正规的文化与制约
商业行为除受正规法律的规范，也为非正规的文化社会变项所制约。在闽南可以讨论的例子包括儒家伦理、宗教信念以及社会关系。关于第一项，我特别注意在此地区影响甚深的儒家和理学的商业伦理问题。我的论点是理学虽然无意鼓吹利润挂帅，但也没有否定营商致富，条件是不违背道德伦理的规范，也避免过分剥削他人。与此最息息相关的伦理便是涉及交易和产权的诚信问题。有关的言论可见于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字。至14世纪中，更出现士大夫为信誉卓著的泉州商人撰写行状，并美其名为义士。可见在此地区儒家主流所倡导的伦理系统，可以巩固商业诚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注：这个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商人诚信受正统文化所重视和推许，而并非证明中国商人如何诚实。见韩森前引书评。）。
就宗教信仰而言，我特别注意报应的信念，并以为这种信念对商业行为可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类似的例子有三，包括袁采世范、太上感应篇以及合伙契约格式所独见的神明罚则条款。若进一步考察与航海密切相关的妈祖及显惠侯信仰的教义，也可以梳理出商业伦理制约的影子。
最后是社会及血缘的网络。学界一般认为，虽然近世中国宗族的典型早在北宋时已确立，但普遍盛行则在明代。在闽南地区，南宋时已出现相当具组织性的宗族现象如祠堂、族谱以及族产等机制。这些家族血缘性凝聚力相当强固。族产一般仍以契约形式交由寺庙管理，但受到官府的充分承认，成为一种免赋税的私人资产，而后代亦不得任意变卖或分家。这些家族的成员有长期出仕者，有金榜题名者，亦有不乏务农经商之徒。由于舶商申报抽解以致缔订合约时均需要保人，此类社会网络对提供公私信用无疑起积极的作用，可以减少对财产担保的依赖。（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1章。）
五 地区和国家权力与制度变迁
近年有关诺思的探索，越来越重视权力的。近世海洋也不能例外。但在闽南的个案所见，选择及其效果，无法完全用权力因素来加以解释。当代的经济学理念如理性选择以及制度变迁，到复杂纷纭的中国空间时，不能削足适履，必须适当地加以调整。根据诺思的研究，正规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常源自有关精英因私利所趋而产生的理性动机。这点宋末元初闽南叱咤一时的西域人蒲寿庚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如真德秀等，本着爱民之心而促进了制度的转变。这就不是用牟利动机可以解释的了。
不管动机如何，正规毕竟由国家权力所确立并推行。在闽南的分析中，不妨将国家权力进一步划分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当然，对百姓而言，两者不易区分，都是代表皇朝的国家权力。在北宋时期及南宋中叶以前，中央控制地方较严密，则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取向落差不甚明显。当形势开始逆转时，国家政策及法律在地方上执行的情况差异加大，造成地区制度实质的不同趋势。所以考察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应该注意执行的层面。
至于非正规的制度变迁就复杂得多。三种有助减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即儒家商业伦理、民间宗教及宗族组织，虽然源远流长，但俱是南宋间闽南地区的新兴事物。从所见，固难证明它们与同时兴起的海外贸易有何直接关系。学界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上溯至明代。故诺思以家为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在此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非正规制度的变迁，都是无心插柳的发展结果。即是说它们形成的出发点大多与牟利无关，彼此也不一定有重要的关联。但是演进的结果，却产生了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制度条件。当然，同样的非正规制度，也见于闽南以外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却缺少了海外贸易的诱因和动力，因此没有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于两浙和广东，海上贸易历史虽更悠久，但同类的制度现象仍有待明清时期始普遍展开，可不幸地，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政策已基本上逆转，不再如宋元般积极鼓励本土舶商参与其事。故此同样的制度，亦不会带来相同的交易成本效益。明末清初的一段时期则是例外，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六 空间里的制度与制度的空间性
最后是空间分析的制度层面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空间。上述已说明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对讨论闽南地区经济的帮助，它们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经济、、法律、意识形态、社会以至人口的各个领域，从而探究长期的经济表现演变。在区域理论视野里，我们也可以更有效地观察事先清楚界定好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这种空间进路，可以有助于建构或阐释复杂历史现象。若将制度观点及空间进路结合，是否可以用两者互补不足之处而催生新的视野？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里，空间概念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的实证研究，常专注某一制度、产业或机构，不然就是讨论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前者使我们深入了解微观层次的个别制度及其经济意义；只有后二类研究，才在宏观层次上针对整体制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对个别经济体系的理解。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理论出现了局限性。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前近代的法国、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分析它们不同发展道路的制度涵义，可以很有启发性，原因是它们的地理空间都较小。诺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史是很重要的推进。但假设12世纪的中国经济体系，亦如那类西方国别经济一般，内部大致齐一，可以作为单一的个别经济体来考虑，则可能没有像研究西方历史那般具有建设性。施坚雅等人早已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不宜视作没有分化的单一经济整体。中国的历程也可视为各地区发展历程的总和。这些个别地区的发展本来就快慢不一，无法同步，并且不断互动。不少制度的因素都带有空间效应，如法律运作的执行性格，地方性的法律，地方民间宗教及机制，地方的社会等。这些变项都有地理空间意义的核心区或实施区。在此范围内，制度对行为的制约最大。由此范围外延，控制效力渐小。在宋元的海洋中国，广州与泉州的制度整体便有分别，盛衰轨迹亦不一致。换言之，研究幅员辽阔、各地千差万异的中国经济时，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更多考虑空间的因素，并且发展更有效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
中心地理论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石，以此用来说明中国的城市或市场结构，创获不少。但当这套模式被应用到非经济的层面去时，有很多争议。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框架在建构经济与非经济元素的理论关联时，主要立足于人口的密度。资源密度虽然对社会各方面不少，却不足说明商业行为的许多选择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是将经济及非经济的因素整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从理论上把它们纳入一个制度整体来加以观察，并且从交易成本出发，分析它们在经济表现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架构结合了施氏的市场体系和城市层级，也融入诺氏的制度整体分析，或许可以提示一个理解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方向。
七 跨学科视野与多重标准的一点感想：兼回应克拉克（Hugh Clark）的评论
上述讨论引申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带来的多重标准问题。简言之，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理论与框架，可是这些分析工具大部分是西方近代学术发展的结果，其实证基础也主要来自西方的
经验。当应用在中国国情中时，大家都清楚不可以削足适履地硬套，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怎样才算是适当？尽管众说纷纭，但完全归于主观的见仁见智，未免失诸笼统，不符合历史学严格学术训练的要求。不同学科如实证的历史学与经济学，学术的标准绝不相同，前一领域常用的一些举证，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一领域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会感到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不过，既然跨越了学科的藩篱而拓宽了视野，就应该融会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要达到这目的，有两个可能的取径，一是要求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而不管它们落差有多大。第二种方向是让读者各取所需，即写历史时要满足历史学的实证标准，论经济解释时要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对我来说，第一种方向力有不逮，只能战战兢兢地走第二条路。但就算在这种自我约束的规范里，亦不免遇上读者错置的困境，即不懂历史学的无法欣赏历史的史料论辩，缺乏经济学素养的却混淆了史实论述与经济解释。对笔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两难之局。但我相信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在最近几十年学术领域统整过程里，必能面对并解决这类难题，从而开拓历史学在本领域以外的广阔人文空间。
在台湾和闽南渔区，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传说里的鱼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深得人们喜爱。我国特有的中华白海豚，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惹人喜爱的吉祥物，它是威慑鲨鱼，保护人类的海鱼，每年农历三月廿三妈祖诞辰期间出现较频繁。因此，渔民称之“镇港鱼”、“妈祖鱼”。海豚的头部颇像个巨大的鹅头，闽南和台湾渔民俗称白海豚为“白鹅”，自古以来，“白鹅”在台湾海峡受到保护，没有人去钓捕、伤害它们。渔民们不钓捕海豚来自一段历史传说：南宋末期，宋幼帝赵在闽南沿海逃往广东途中，遇大风翻船，君臣都掉落大海。幸被一群游弋的海豚发现，把君臣们托上岸，海豚成为救驾有功的“大恩人”。因此，宋帝赵便赐封海豚为“义鱼”，并授予“绫网缠不住，钓钩钓不起”“圣鱼”称号。台湾和闽南渔民之所以不捕海豚，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因为海豚的牙齿非常锋利，渔民作业时，偶尔渔网缠上它们，便会被它们咬得破破烂烂，就连其他鱼虾也逃得无影无踪。久而久之，不捕海豚成为渔区一种习俗。闽南东山岛东南部海域自然环境优良，是中华白海豚等珍稀海洋生物繁衍、栖息的最佳海区，联合国全球环境保护基金会和计划开发署的官员经过实地考察后，列为“联合国海洋生物多样保护示范区”。
台湾和闽南盛产丁香鱼，传说鱼名由来与明末著名书法家、理学家黄道周有关。黄道周小时候在东山岛塔屿潜心攻书，有一日，一个渔夫模样的人进入黄道周读书生活的石室，他自称“无腹子”，苦苦要求黄道周收留他，说他无父无母，单身一人，愿意不计报酬为黄道周效劳。黄道周辞不了他，只好把他留下。有一次，连日台风，海上船只无法通航。身居孤屿的黄道周一连几天粮草接济不上，但是每天三餐无腹子却不知从哪里弄来鱼儿供黄道周享用。起初黄道周没有察觉，一天，他走出石室，看到外面狂风大浪，根本无法捕捞到鱼虾，不禁心里起疑，决定弄个明白。做午饭的时间快到了，黄道周蹑足走向“厨房”，眼前一幕使他目瞪口呆：但见无腹子双手拿着一张细目鱼网，在空中一边挥动，一边念念有词，顷刻间，一条条鲜活的小鱼儿在鱼网里噼里啪啦地跳跃。紧接着，无腹子把鱼儿倒进锅里，开始煮鱼。柴火都断好多天了，用什么来烧煮？黄道周仔细再观察，忽然更加惊人的一幕使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灶膛里的柴火竟是无腹子伸进去的大腿。此情此景使黄道周禁不住喊叫起来：“无腹子，你原来是仙啊！”话音犹落，无腹子忽然不见了踪影。黄道周把“厨房”搜索个遍，总寻找不到无腹子的蛛丝马迹，黄道周惊叹不已，这时，只听空中传来无腹子的声音：“叩谢黄圣人赐封！”相传，鱼精欲成仙必须有圣人赐封才能上界。黄道周这才知道自己无意中为无腹子提供了成仙的机会，同时也为无腹子给沿海人带来美味可口的小鱼儿感到十分骄傲。从此，他把这种无名的小鱼儿称为“丁仙鱼”，意思是与他相处这么一段时间的家丁是仙，因其“仙”、“香”谐音，再加上这种鱼清香爽口，后来人们便称作丁香鱼。
节庆中的渔风渔俗
追求大吉大利、万事如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台湾和闽南人美好的愿望、善良的祈盼。在古代，人们就善于选取一些符合欣赏要求的海洋水族作为吉祥物，每逢节庆婚喜摆之挂之，歌之舞之。游览寺庙道观等古建筑，更有水族吉祥物跃然其中，如鱼跃龙门、双龙戏珠等吉祥壁画。人们经常看到的八卦阴阳图就是用抽象的鱼形为图案。僧道人打节奏的器物也叫鱼鼓、木鱼。传统年画的题材最受人喜欢的莫过于连年有余（鱼）。渔家人过新年时，特别钟情那些喻福喻祥，大吉大利的鱼画。年夜饭上，一盘完整的鱼必不可少，而且一般不能吃，以寓意“年年有余”。“鱼”与“余”同音，比喻生活富裕，家境殷实，表达了两岸渔家人追求年年幸福富裕生活的良好愿望。
逢年过节、喜事庆典，民间的灯会总离不了具有海洋特色，令人赏心悦目的龙灯和鱼灯。在闽南沿海地区，流行节庆踩街活动，在浩浩荡荡的踩街队伍中，有一种名谓“海底反”的水族舞特别引人注目。这种具有浓郁渔区的特色娱乐形式，撷选海洋中螺贝鱼虾等水族，用人扮饰表演，娱乐性、观赏性很强。新春正月，闽南和台湾沿海地区还有舞“鲤鱼”的习俗。“鲤鱼”用纸糊制，画上金黄色的鱼鳞，鱼肚里两条长各1.5米左右的竹子。路过居家、店铺门口时，舞“鲤鱼”者一边舞动“鲤鱼”，一边念着“鲤鱼来、鲤鱼来，你家今年发大财……”舞完“鲤鱼”，舞者随即打几套观赏性强的武术，用以表示驱邪纳吉和增添热闹气氛。然后，舞“鲤鱼”者又举起“鲤鱼”连舞三下，表示再次把吉祥、财运和福气带给此家。
水族中的鱼，还常常跃现在台湾和闽南民间吉祥画中。鱼与戟或磬同图，意指“吉（戟）庆（磬）有余（鱼）”；鲶鱼与桔子同图，意指“连（鲶）年大吉（桔）”；鱼与莲、磬、祥云同图，意指“吉祥如意”。民间年画和剪纸中常有娃娃抱鱼莲图、娃娃骑鱼图、鱼串莲花图、双鱼爆竹图、击磬举鱼小儿嬉戏图等吉祥图案，也寓意“年年有余（鱼）”的口彩。鱼又是祈穰庆丰的文化题材，尤为渔家人所喜爱，他们喜欢用于装饰的图案有鱼串莲花、鱼散钱籽、鱼穗合体等类型。有不少海中水族虽然没有吉祥物头衔，但在人们心目中早已是能避凶化吉的瑞鱼，如传说中的鳌鱼，性好吞火，所以常见于古今建筑物的屋脊上。无独有偶，在今天一些建筑物上，还有一种历史悠久的悬鱼饰物。悬鱼是传统建筑中悬于山墙人字形博板正中的建筑饰物，古代人担心木结构的房屋失火，认为鱼为水中之物，象征水可克火。建筑物悬鱼观赏性好，又含有避火之意，成为当地的一大建筑特色。悬鱼多用厚薄不等的木板雕制成鱼形图案，由于台湾和闽南海边建筑物使用传统木雕“悬鱼”不耐腐蚀，因此如今大多采用陶瓷烧制取代木雕，也有的以砖砌或直接粉绘于建筑物。
饮食中的渔风渔俗
台湾和闽南许多民俗因鱼而生，人们的生活也因为有了鲜活的鱼儿显得丰富多彩，有情有味。笔者生长于闽南这个功夫茶的故乡，自小在功夫茶的海洋中泡大。因爱喝茶，爱茶及书，从中得知早在宋代，闽南沿海渔民就喜欢品饮功夫茶。渔家人总结了日常吃鱼腥味重，容易引致肠胃疾病，需用功夫茶解腥等经验，天天泡饮，代代相传。
中途分类号：B83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我国的古城
古城，一般就是指历史文化名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国务院已审批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共有110个，像西安古城、商丘古城、台儿庄古城等等。 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泉州古城区文化生态的历史价值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充分肯定, 得到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泉州是闽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核心区, 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泉州古城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丰富的人文景观、 富有魅力的闽南古建筑、 让人迷恋的古街古巷、 多元化的, 形成一个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生态圈, 其中古街古巷是泉州古城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元素,承载着千年古都的历史文化。
2、古城保护的意义
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保护古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文明程度的必然要求社会文明需要新陈代谢，但更新不能摒弃历史，而要在历史基础上发展，是从旧环境中滋生出新的东西。在今日的中国，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裕，相应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古城不仅包括城市原有的物质形态，还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健康的民俗风情以及独特的城市精神。
3、古城保护的现状和策略
3.1、古城保护的现状
泉州古城区古街古巷的历史典故丰富多彩,闽南民居古建筑风姿独特, 历史文物古迹独具价值。但是, 随着时光的流逝, 古街古巷丰富的历史文化元素正在慢慢淡化, 文化生态圈有逐渐消失的态势。
泉州古城区的大街小巷, 特别是中山路、西街、东街、聚宝街及附近的街巷名称大都有一个历史典故或一段历史渊源, 就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散落在古城的各个角落, 展示着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和丰富的文化底蕴。这是泉州古人智慧的结晶, 是泉州古代市井社会的记载, 是一部活着的历史教科书。但是, 随着时光的流逝, 老一代人的先后过世, 了解古街古巷典故的人越来越少,会把古街古巷的典故讲得生动有趣的就更少了,年轻人对古街古巷的历史典故更是知之甚少。
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对古街古巷的保护造成极大的冲击, 这也是位于古城市中心, 特别是老城区的一些古建筑湮没的数量大的主要原因。目前泉州的一些古街古巷中出现了许多与古街古巷原有的风格不相称的现代化建筑, 而且这些现代化建筑缺乏统一规划, 高低不齐, 建筑时代不一, 从而破坏了古街古巷的原有风韵。特别是不少名人故居失去原有的建筑风貌。
散落在泉州古街古巷中的许多闽南民居古建筑日渐破败倒塌。如位于中山路西侧的章奎巷 18号, 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 建筑物是典型的闽南风格, 在如位于市区南门横街 37 号古民居已有 100多年的历史,为五进三开间。但是这些古建筑由于年久失修日渐破败坍塌,失去了原有的建筑风格。聚宝街 150 号已有 110 多年的历史, 是一幢典型的闽南古大厝, 是泉州第一任商会会长苏兴南的故居, 为四进三开间, 大门以及大厅的木门木窗都有非常精致的雕刻。该故居目前仍有其后人居住。但是, 现在只剩下两进, 榉头、 门埕都有改建, 也失去原有的建筑风格。
3.2、古城保护的策略
3.2.1古城控规的定位
根据国外古城保护工作经验以及对国内古城保护工作的问题研究，认为控规是古城保护的有力工具，可以有效的控制古城整体风貌并在管理实施阶段起到重要的作用。古城控规是保护古城风貌以及实施的重要工具。
3.2.2 保护与更新
保护古建筑历史街区，同时也要保证古城的有机更新，妥善处理新旧关系就至关重要。将古城整体保护必定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也使古城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而缺乏活力。因此进行规划设计之前，需要对古城建筑进行全面细致的调研分类，对于有历史价值保存完好的建筑进行保护，对于有历史价值但是有破损的建筑进行修复保护，对与古城风貌相和谐的建筑将其保留，对与古城风貌不和谐的建筑则建议拆除。
3.2.3 与城市设计的融合
古城有着丰富的人文和建筑景观，每一座古城都有自己独特的城市风貌，因此控制性详细规划应该有完整的城市设计层面的思考及运用。由此形成古城的城市意象，从而避免千城一面的规划方案。城市设计涉及许多方面，不只是对古城古建筑的立面研究，他从整体上应该形成一个古城的空间形式，古城的核心地标可以是钟鼓楼，亦或是具有绝对高度的古建筑大殿。
3.2.4 管理实施
动态的管理实施机制是调控古城的重要环节。适时地发现问题，并做出相应的协调政策，是使古城在动态发展中保留历史商业，保护原有居民的最有效的手段。动态管理机制的建立，不单依靠规划设计人员，还需要政府管理部门的协作。
3.3.5 增强民众保护意识
民众保护意识与古城保护息息相关。归根结底，古城的保护，取决于人们的观念。这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民众也应该具备同样的意识。
4、民众保护意识对古城保护的重要性
保护历史文化古城是人类的共同使命，它需要政策引导、法律保障、资金支持、人员配置等多方位的支撑，特别需要全社会具备古城保护意识，即民众应当具有的对历史文化古城的珍视、爱护，对历史文化古城的高度责任感等等。提高民众时历史文化古城的保护意识可以弥补由于政策、法规的不健全而遗留的不足。可以帮助古城保护部门募集大量的保护资金，可以提供古城保护的人才资源，可以减少群众性的对历史文化古城的破坏。古城保护，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与民众的齐心协力。
5、古城的民间保护意识及增强民众保护意识的方法
5.1. 增强民众保护意识的方法
古城保护现状令人担忧。古城遭到破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民众保护意识不强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应该借鉴其他古城保护的经验，从两个方面人手，大力培植民众保护意识。
5.1.1 加强对民众进行古城保护意识的教育
首先，在中小学校开设古城保护的课程。从小就培养民众保护古城的意识。其次，要通过各种乎段包括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手段，让每一位民众认识到保护古城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最后，举办各种形式的古城保护活动，加大古城保护的宣传力度。
5.1.2 引导公众参与古城保护
名城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其实质是让众多的市民能够参加到那些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保护政策和保护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去。市民不仅应参与到各项城市活动中，而且还应直接参与到城市规划、历史保护的实践中。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针对不同类型、级别、价值的文物资源，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运营管理模式（事业化、产业化、准产业化）。在此基础上促进古城内名人故居、特色古建的产业化、准产业化运营；利用现有资源，规划建设如闽南民俗文化博物馆、闽南茶文化博物馆等新的旅游景点，鼓励支持民间资本进入。
第二：保护并复兴传统老字号、传统手工艺、传统地方小吃；建立旅游纪念品、传统工艺品的生产基地和销售场所。对个人及小投资者，政府可用发放小额低息贷款等方式在资金上给予扶持，同时鼓励企业参与。
第三：鼓励居民利用自家居所、庭院，在规划指导范围内发展民宿、工艺品加工出售、民俗表演、餐饮小吃等第三产业的情况，政府可在工商管理、银行贷款、税收上给予优惠和便利。
第四：政府可举办各类讲座和培训，帮助古城居民掌握民俗表演、旅游介绍、外语等多种旅游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第五：搜集整理民间传统艺术文化，建立相应保护机制，在合适情况下鼓励其产业化运营。
第六：以政府组织，民间协助的方式，举办各种宗教大型祭祀活动（如文庙祭孔大典等），扩大泉州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第七：在互联网上建立泉州古城网站，鼓励群众参与共同建立闽南文化资源库。
第八：主动对自有建筑按传统风貌进行整治修缮的居民，政府给予一定经济补偿及技术支持。
6、结束语
古城历史悠久，记载着我国灿烂的文化历史。古城保护刻不容缓，古城不仅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保留了古代文化，使历史永远传承。古城保护有很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民众保护的强弱，只有提高民众保护意识，再运用现在先进技术，相信古城保护会越开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