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6 09: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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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基本含义是：经济量的、能力的扩张与经济结构的转变或高度化。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依靠大量要素投入的增加来提高产出水平的增长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主要依靠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提高产出水平的增长方式。所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是指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我国现阶段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要努力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要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1.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由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运行机制和体制决定的。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或工业化实现以前，通常为粗放型经济增长，而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或工业化实现以后，则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我国建国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选择了以优先重工业为中心、高积累、高速度的发展战略。随着经济向前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和总量之后，就产生出一系列的问题：经济效益低下；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缓慢、生产工艺落后、产品质量差、附加值低;重复建设现象普遍； 在生产建设和流通等各个领域里资源耗费高、资金周转慢、损失浪费严重、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等等。因此我们必须改变目前这种增长方式，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进入一个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集约化时期，这是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
2.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适应国际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趋势，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还在进一步加大，国内市场正逐步同国际市场接轨。但目前国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国要想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就必须提高我国产品的品质。如果我们不改变当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从较低层次上升到较高层次，我们就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
3.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缓解资金、能源、原材料供给矛盾的良方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如果继续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必将造成资源的过量开采，加剧破坏生态环境。并且财政和银行能用于建设的资金有限，扩大利用外资也需要相应的国内配套资金。只有改变现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方式转变，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才能有效缓解资金、能源的供需矛盾，使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
1.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使企业真正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体，实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强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压力，在技术改造、技术开发、技术引进、成果转化工作中真正做到自主决策、自筹资金、自担风险、自求发展；充分考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变化，建立重要商品的国内储备制度和市场风险基金制度，培育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功能，同时也增强国家对市场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财税、金融、外贸、投资等宏观管理体制等等。
2.优化产业结构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非常突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过快；第二产业（主要是加工业）的低效率过度扩张带动需求膨胀的压力；第三产业产业的增长速度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和现代化，使产业结构从低级水准向高级水准发展，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有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向第二、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2）产业结构中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3）产业结构中有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
3.发展循环经济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依赖资源的高消耗来实现，导致资源的约束矛盾突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加剧。在我国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如果继续沿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将难以为继，环境将不堪重负。必须倡导循环经济方式，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状况，要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这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又一重要途径。
4.推进科技进步
我们必须坚持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继续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从而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机制。在经济发展中，我们要逐步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坚持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实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
一、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代表人民并按人民的意志行使国家权力，政府占有并支配的国家资产实质上为全体人民所有，包括各种税收或其他形式取得财政收入，那么一切以人民名义取得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配置、消耗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从而才能保证其真实、合理、有效，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
二、惩治腐败、打击，建立高效、精干、廉洁的政府机构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飞速发展。伴随着公共支出大幅度扩张，由于规划不当，经济责任不清和铺张浪费等原因造成的公共资金浪费日益严重，在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中突出存在几个严峻问题：一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管理效率低下；二是严重，腐败盛行，这种现象在经济上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和浪费。开展绩效审计，提供公共资：金使用方面信息，加强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已成为当务之急。要使政府有效的使用资源，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关键是要提高政府管理官员的责任感、责任心和法律政策水平。政府绩效审计审查的就是政府管理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评价政府的责任履行情况，发现不足，提出建议促进提高效率，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确保国家职能发挥的需要
虽然我国财政支出规模连年增长，然而财政支出占CDP比重却呈现下降趋势，且连续出现亦字，财政状况不佳，这就要求我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经济有效地使用资源。目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还很不合理，财政支出绩效不高，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及改善投资环境的支出相对较少，人员经费成为财政支出的主要方面，许多地方财政主要是吃饭财政。更有许多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还存在重收入轻支出，重开源轻节流的理财观念，这种低水平的财政支出局面已经严重制约和影响政府职能的正常履行，而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的低下更是雪上加霜。对财政支出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检查，有利于促进各部门、各单位加强财政支出的控制，提高财政支出的绩效。
四、适应集约型经济发展的需求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渐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时代，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扩大企业经营规模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而且生产效率极为低下，存在很多问题，并不能真正起到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国有企业已经逐渐意识到企业成本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企业管理者也越来越重视企业精细化成本管理在企业中的运用。
一、国企成本精细化管理概述
随着企业管理成本意识的提高，成本精细化管理作为新兴的管理思想已经受到企业管理者的重视，并在企业管理中得到发展运用。成本精细化管理，主要通过细致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各项管理措施，运用多种集约化的技术手段，来达到企业各部门、各工作单元之间高效率、持续规范化的运行。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将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可最大限度的降低企业生产经营中资源浪费问题，有效节约企业生产成本，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持续而重要的支持。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国有企业要获得持续高效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收益，增强企业竞争力，进行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已经变得非常重要。
二、国企成本精细化管理的出现的问题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处于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虽然不少国有企业管理者逐渐意识到成本精细化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在实现成本精细化管理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转变的过程漫长而又艰辛。
（一）缺少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专业人才
虽然大多国企管理者已经意识到成本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发现缺少专业的管理人才。在我国，国企成本精细化管理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缺乏专业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而且极度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目前，我国对成本精细化管理人才培养上还缺乏相应的机制和对策，需要不断改进完善培养人才机制，进行相应的人才教育。只有培养大批量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专业人才，才能够适应国企对成本精细化管理人才的需求。
（二）国企对成本精细化管理执行能力较低
由于国企长期沿用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国企存在投入与成本问题严重不足，生产效率低下，企业发展缓慢。而成本精细化管理则可以从根本上对成本进行管控，从产品生产到销售等环节进行有效把控，可以大大降低企业资源浪费、并提升企业成本效率。但是虽然国企引入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还是不能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流程进行有效把控，还是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
三、国企成本精细化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策
（一）加强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的观念
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虽然在企业发展中非常重要，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国企并不重视。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以及企业执行者树立全新的精细化管理观念，重视国企成本精细化管理，强化每个成本管理者对成本精细化管理的理解和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执行方案。观念的转变和发展，才能更好的迎合市场以及经济发展的要求，树立正确的成本精细化管理观念，才能更好的坚持实行并不断改进方式方法，将成本精细化管理贯彻实施在国有企业管理之中。
（二）提高财务管理队伍素质
在国企成本精细化管理中，财务管理工作是重中之重。财务专业人员不仅要具备专业的财务管理知识，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并且具备较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进行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中，财务人员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熟练运用相关计算机软件，掌握先进的管理方法。国企管理者更要注重企业财务人员培训工作，只有掌握相关的管理方法，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才能够切实推进国企成本精细化管理进程。
（三）制定科学有效的成本精细化管理制度
国有企业在开展成本精细化管理工作的同时，除了培养专业的财务管理人员，还需要制定科学有效的成本精细化管理制度。在制定新制度时，需要对企业资产进行精细化风，进一步加强企业资产核算，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需要的工作人员职责进行精细划分，责任到人，并且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在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发现并能提出积极有效的改进措施。
（四）改革创新完善成本管理模式
国有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基础阶段，需要企业在实行过程中不断摸索进步，改革创新。在国企执行成本精细化管理过程中，摒弃原来不利于企业成本管理的模式，探索适应企业发展的新模式，并不断探索创新改革，逐步完善成本精细化管理系统，创新基础上进行成本精细化管理，需要国企针对自身实际情况去进行相应的改革模式，只有这样国企才能真正实现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和整体实力。
四、结束语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国有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想长期保持自身的地位，就要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如何使企业的运作更为有效，低成本、低消耗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上来，所以说国有企业成本精细化管理是当前国有企业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特征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甚至根本转变，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个国家长期面临的共同任务。从经济发展理论来分析，从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历程以及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综合判断，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即艰难性、长期性和战略性。只有充分认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艰难性、长期性和战略性，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逐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甚至根本转变。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艰难性。经济发展源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源于制度激励，源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总体来看，由科技的重大革新而导致的产业革命只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产业领域发生，而对于基础产业、主导产业或支柱行业来说，其技术进步不是跳跃式，而是渐进的，特别是产业技术瓶颈制约问题不可能在短期轻易地获得突破，这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有在逐步克服产业结构刚性、劳动力技能低下、就业结构刚性、产业技术水平低、制度演进缓慢的基础上才能慢慢地实现。西方国家在自然资源不存在稀缺、生态环境压力较小、全球温室效应不明显的工业化时期以及中国在封闭经济环境下发展经济，几乎不存在要推进或者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和现实性。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期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不仅是艰难的，而且是很艰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是与整个工业化进程相一致的。在工业化的初期、中期和后期，基本上都是粗放型的或者比较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为主，到后期才逐步转变为以消耗资本和技术为主，由“先污染后治理”转变为“边污染边治理”最后转变为“先保护后发展”。不仅产业发展有路径依赖，而且经济发展方式有路径依赖，相应的制度变迁也有路径依赖。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性。经济发展是由粗放型、集约型、粗放与集约结合型等多种增长方式同时起作用而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同时存在的多种增长方式共同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是某一种经济发展方式作用的结果，只是其中某一种方式可能发挥主要的推动作用。即使是当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也还同时存在多种增长方式，并不是其所有的经济发展全部是由单一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的。
三、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特征决定其路径的选择。中国特别是处于中部地区的湖北省，要想尽快走出“发展方式陷阱”，以促进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主要思路有：
1.从思想上长期树立持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观念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艰难性、长期性和战略性，不要急于求成，不要企望在短期很快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伴随着整个工业化发展过程的，当工业化的基本目标实现之时，就是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基本实现根本性转变之日。由于经济发展是在同时存在的多种增长方式共同推动下才得以实现的，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根据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客观要求来逐步推进，不能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在多种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并存的条件下应该采取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主要标准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样包括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科学认识。这需要深化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认识，以科学的产业发展观、科学的经济发展观来指导产业发展，以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这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的思想前提。
2.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结合起来，在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但是传统工业化、城化发展路径又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它们二者之间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矛盾，因此，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以最小资源消耗为标准、以不损害环境或者改善环境为标准； 建设节能型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积极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严格控制并逐步减少高耗能行业的发展，强化工业、交通和建筑节能；协调扩大内需与节约资源、减少资源消耗之间的矛盾，将消费方式的转变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内容。
经济发展有其特有的经济发展规律与过程，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在给社会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难题。生产结构的不合理、生产链条的初级阶段、生产资源的浪费与整合都是新一轮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作为目前可行的发展方式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武汉城市圈等经济区域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与实践。实行区域生产力一体化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提高经济竞争综合实力。
一、区域生产力一体化的发展过程
生产力发展往往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受制于特定的生产条件生产关系，发展过程呈现出特有的生产形态。就劳动者和劳动对象而言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劳动者依然是人，劳动对象也基本是大自然，而劳动资料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最初的石器发展到现在的机械化生产，生产资料的改革带动生产力的变革，构成了上层建筑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以珠江三角洲为例，早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分散型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城市建设相对落后，。进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珠江三角洲面临发达国家第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契机，借助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城市建设基础，开始建构大珠三角城市群。通过城市之间的比较沟通，整合地区资源，发展集约型经济，从而大大提高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竞争力。简单来说，生产力一体化的发展得益于城市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通过城市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制定统一的发展策略，由分散型经济发展到集约型经济，实现生产劳动力、结构、规模、市场的统一，实现生产力一体化目标。
二、生产力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生产结构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要想实现生产力一体化目标，需要各个组成部分的配合与适应。生产力结构大致由五个方面组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也由最初的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方向转变。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释放了资源，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提升了发展空间。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差异，比如长三角发展模式与苏南发展模式，各有其独特的发展条件和限制条件，因此在做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要结合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了低端生产状态，将科技转化为第一生产力，改变了以往靠消耗资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低效益、高污染局面，有效缓解了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劳动力、资源市场的调整，就劳动力而言，以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正在慢慢消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和科技人才。资源市场的转变改变了以往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将资源的能量释放出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二）生产规模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生产规模一体化过程其实也是集约型经济发展的过程。小规模的经济发展状态不利于发展地区优势，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目标。生产集团的吞并与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整合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生产集团规模的扩大，从内部来讲，分工的细化优化，可以有效的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发展速度；从外部来说，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形成统一有效的市场，商品销售，人才培养都具备了相应的市场供应，统一的市场一旦形成，地区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地区的投资环境，拉动海外投资市场的扩大与增长，这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三）生产力布局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生产力布局一体化过程往往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的产物，经济效益的提高要求生产的集约化与效率的提高。因为资源利用成本、劳动力成本的增加，生产商为了减少成本，更有效的利用有限的公共设施资源，会自觉的发生进行集聚，发生集聚效应。加上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同产业的生产布局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与限制性，这些都促使生产力布局朝一体化方向发展。生产力布局一体化不仅可以有效的节约生产成本，还有利于加强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形成统一的销售市场，增强地区经济竞争实力。
三、结语
生产力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产业规模、产业布局的调整与统一规划，并通过打破行政界线，组建城市共同发展圈的方式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整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二、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深入研究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正确认识和评价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作出定量的分析，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本文以青岛市为实证研究的对象，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速度方程”相结合的生产函数法就青岛市科技进步对第三产业的影响进行了测算。
一、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
丁伯根改进的C－D生产函数模型的形式为：
Y=A0emtK?琢L?茁?滋
其中：Y表示产出量，A0为初始科技水平，m为科技进步参数，t为时间，emt称作综合科技进步因素，K表示资本投入，?琢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L表示劳动投入，?茁表示劳动的产出弹性，?滋是随机误差，代表了估计的误差水平?琢+?茁=1（0
将丁伯根改进模型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1nY=1nA0+mt+?琢1n（K/L）
又由于产出弹性存在关系：?琢+?茁=1，可令?茁=1-?琢，代入上式则有：1n（Y/L）=1nA0+mt+?琢1n（K/L）
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M・Solow）从技术变革和总量生产函数中提出的估计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经济计量模型（即“索洛余值法”），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科技进步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在世界各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索洛增长速度方程为：?琢=y-?琢k-?茁l
其中：y表示产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琢表示科技进步速度；k表示资金投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l表示劳动投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二、测算指标的确定
产出量Y是第三产业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各年增加值；投入的资本量K是第三产业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出来的各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投入的劳动量L是第三产业各年的从业人数。
测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必须首先确定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琢、?茁。根据有关资料，目前确定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系数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经验估计法。依据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1992年联合的《关于开展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工作的通知》要求，首先将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琢设定为0.3，然后再利用公式对其进行修正，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茁则利用关系式?琢+?茁=1导出。此法比较简单，但是由于全国各地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规模报酬形式不确定，?琢值会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准确性较差。二是回归法。直接应用C－D生产函数（包括丁伯根改进模型），运用计量经济学原理对?琢、?茁进行回归估计，这是最经典的方法。三是比值法。利用与资本投入量和劳动投入量有关的数据计算两者的比值。如，从收入法的角度看，国内生产总值由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四个部分组成。劳动者报酬为劳动的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可以看作是资本的收入，而生产税净额则为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的收入。假定生产税净额中资本和劳动的贡献份额分别为?琢和?茁，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茁＝劳动者报酬/（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但是该方法涉及的数据以往统计部门未进行统计，不便于使用。对上述三种方法进行对比，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即回归法来估计产出弹性系数
三、青岛市科技进步对第三产业贡献率测算的实证分析
本文所采用的各项数据资料主要来自青岛市各年度的《青岛统计年鉴》。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0-2005年。在测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必须对产出和投入指标做出统一规定，消除价格变化的影响，保证统计数据口径的一致和结果的可比性。本文将产出和投入的数据都换算成以1990年为基期不变价的指标数据。
参照《青岛统计年鉴》，选取1990-2005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得到表1。
对表1中的投入与产出数据按照上述数据处理原则，进行相应的可比价格调整，并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回归方程为：
经检验，回归方程通过了所有的统计检验。于是，青岛市第三产业增加值的生产函数模型为：Y=2221.638e0.084tK0.148L0.852?滋
索洛增长速度方程为：
?琢=y-0.148k-0.852l
根据年平均增长速度计算公式和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测算出各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见表2）。
四、结论与分析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逐渐由原来的物质要素转向科技进步因素，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的进步和创新。在国际经济理论界，通常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如果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综合，即该指标大于50％，则可以认为该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相反，则被认为尚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根据本文测算的结果，青岛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对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50％，达到了55.8％，说明青岛市的第三产业已经进入了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
根据测算结果可以发现，1990-2005年间青岛市经济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并不稳定，十五时期与九五时期相比存在较大波动。对于一定的经济增长，当投资大幅度增加时，科技进步贡献率就会迅速减少；相反，当投资减少时，科技进步贡献率就会增加。十五时期通过快速增长的投资规模来拉动经济增长，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但是却压低了科技进步贡献率。十五时期青岛市第三产业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6％，低于50％，说明青岛市在十一五时期应该适当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
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科技进步对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已超过了50％，表明第三产业已经进入集约型经济增长时期。从不同时期来看，九五时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十五时期出现了下滑，说明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必然带来降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副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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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潘德均：技术进步与经济效益德科学测度方法[J].科技进步与对策，1993（2）.
一、我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现状
1.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内涵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指合理有效的利用土地，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利用布局，提高土地利用率，以最小的土地成本满足最大的土地需求，实现经济效益、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最大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要求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从外延扩张型转为内涵挖潜型，从用地粗放型转为用地集约型，因地制宜的采取先进的技术措施和保护政策，以实现真正的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缓解土地供需矛盾、解决城市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体现。
2.我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现状
土地集约利用包括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农村土地集约利用。
2.1我国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用地迅速扩张，造成农用地大量流失，土地资源严重浪费。（1）城市盲目扩张行为，导致用地扩张的速度远远大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种现象既是对土地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2）土地闲置现象普遍存在。土地闲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府过度追求招商引资进度，大面积占用土地，多处圈地建设，但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和研究，导致大量土地被圈后长年闲置，浪费惊人。（3）“城中村”带来的土地问题亟待解决。由于城市扩张速度较快，城市内部的一些地区仍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建设用地所包围之中，形成城乡并存的二元结构，即为“城中村”。“城中村”虽然位于城市之中，有的甚至还处于黄金地段，但其土地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合理的布局，多数依旧采用农村传统的住房方式，建筑密度和容积率都较低。
2.2我国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分析
长期以来，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不够全面，对土地的管理较松散，农村居民点没有统一的规划，造成了农村土地结构不合理，土地布局混乱，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再加上农民对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认识不够深刻，“一户多宅”、建房乱占耕地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如果进行有效的农村土地整理，对废旧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对农村居民点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不仅能达到节约集约用地的目的，实现耕地面积的增加，又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使广大农民受益。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经济增长的方式通常可分成两类，即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包括劳动力）的投入使产品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推动经济的增长；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资源资金利用的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持续迅猛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这种一味的追求经济增长带了很多问题。高消耗、高污染、高成本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损耗和浪费。而我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1.4亩，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土地资源的浪费将会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埋下了隐患。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必然之需，即经济增长的方式向可持续型转变，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向节约集约型转变，向低碳经济型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实现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需要。
三、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资源，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下有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会引起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不同的土地利用结构在不同的区域和阶段也会带来的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土地利用方式也是粗放型的，不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更不利用经济的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节约集约用地既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目标。土地集约利用的一些指标，比如建设用地容积率、工业项目投资强度等，可以有效的控制企业建设用地面积，迫使企业从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以及管理完善等方面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推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现阶段我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潜力非常大，国家将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实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遵守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021-01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当前世界经济的增长进程遭受了强烈冲击和严峻挑战。因此,我们要把握科学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加快现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未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目标。目前,我国正处于由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转型的重要时期,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全力保证生产的高效性,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对生产过程中资源消耗、产能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予以兼顾统筹考虑。
(1)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和优化经济产业结构。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非常突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过快;第二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加工业过度、低效率的扩张带动了需求膨胀的压力;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发展需要。要促进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调整,必须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发展经济的主线,按照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划,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改组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同时,还要加强基础产业和设施的建设力度。各地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区域规划结构,避免各地经济结构都采取以工业为主的模式,形成各自独立具有特色的产业经济体系,并加强区域协作,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确保区域发展进程统筹兼顾。
(2)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经济结构的中心环节,它需要进行如下举措: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加大对创业风险的投资力度,开展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服务;完善与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努力引进先进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和相应法律法规等。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要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科技进步是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它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当前,我们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进行经济建设,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长效机制,逐步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增强企业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将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有效结合,实现市场拓展、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的一体化。
(3)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赖对资源的高消耗来实现,这导致资源供应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加剧。如果继续沿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将难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程,导致子孙后代生活环境恶化。因此,我们必须倡导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使用、可循环”的原则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制定税收、贴息、补贴等政策,支持企业开展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改造,逐步淘汰浪费和污染环境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尽快研究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实施强制性能效标准,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现状,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节能减排宏伟目标做出切实有效的努力。
参考文献
在过去的近两千年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逐步拓展与深化，贸易规模稳步扩大，贸易模式也不断发生变化。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
贸易模式的变迁既包括贸易方式的变迁，又包括贸易主体范围与贸易客体结构的变迁。当然，贸易模式的变迁并不是指由新的贸易模式完全取代原有的贸易模式，而主要是指新的贸易模式的不断产生与发展。纵观人类经济的发展历程，贸易模式的变迁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在贸易的广度上，贸易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展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贸易（交换）产生以来，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呈现出不断拓展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大体上表现为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区域）间贸易再到国家间（国际）贸易的变迁路径。
早期部落社会，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贸易行为只是偶发现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产品不断增加，贸易活动变得逐渐频繁。贸易活动的增加与市场容量的扩大，为那些具有一定技艺的工匠专门从事手工劳动提供了可能。随着手工业者从村落中的分离、商人的出现以及他们在空间上的集聚，最终形成了城市。此时，城乡之间的贸易是贸易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受运输等交易成本的限制，贸易半径有限。
技术的进步、运输工具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降低了自然贸易壁垒，使得贸易半径不断扩大。然而，封建割据成为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障碍，城邦（或诸侯国）为贸易活动设置了许多人为的壁垒—捐税、过境税、限额等，这就使得贸易活动很难超出城邦（或诸侯国）的领地范围。当然，随着自然交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城邦与城邦之间的贸易也有所发展。
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打破了封建割据的束缚，贸易活动在国家内部变得活跃起来，贸易半径空前扩大。而国家之间的人为贸易壁垒，成为当时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为了打入国外市场，获取贸易收益，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手段）降低甚至消除他国设置的贸易壁垒，贸易活动变得更具全球性。
（二）在贸易的深度上，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的层次上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品内贸易的变迁路径。
16世纪到18世纪60年代的殖民地开拓，建立了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制成品生产与原材料生产的分工体系；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等少数国家垄断了先进工业，并把落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亚非拉落后国家，逐渐形成了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分工体系；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前，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并将夕阳产业转移到亚非拉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体系。二战前的国际分工主要是以产业为界限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间贸易模式，即不同产业间产品在不同类型国家间的单向流动。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分工领域由产业间深入到产业内部产品间，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产业内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在维护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传统垂直型国际分工的同时，扩大和发展了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国际分工。在国际贸易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逐渐超过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在贸易模式上，则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即同一产业的替代性产品在国家间的双向流动）模式的迅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交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给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空间；而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也为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现实的推动力，跨国公司纷纷将非核心业务分离出去，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以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维持竞争优势。国际分工逐渐从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不同价值链环节之间，出现了全球性的生产协作，原来在一个国家完成的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国家。这种非一体化生产模式也促进了产品内贸易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三）在贸易方式上，由一般贸易方式向要素流动、加工贸易和外包方式的转变
随着生产国际化与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为了利用当地相对廉价的丰裕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或者出于绕过他国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等目的，跨国公司纷纷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贸易方式上，表现为产品跨国流动向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转变。为了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经过对自己生产的成本与从外部购买的成本的比较权衡，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将非核心业务环节分离出去，由市场来承担。这在国际贸易方式上也表现为一般贸易方式向加工贸易方式转变。另外，受益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外包方式实施其全球化生产战略，对产品生产工序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把各工序分别外包给最具优势的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就促进了外包业务的快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和跨国外包的新型生产分工与贸易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的原动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决定交换方式。贸易模式的变迁是分工模式演化的体现，而分工模式的演化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通过将外部交易成本与专业化收益的比较，决定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所需，并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专业化。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与贸易模式的变迁，也正是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提高的必然结果，而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的提高又源于科技的进步以及基础设施与制度的完善。
（一）科技进步与基础设施完善降低了自然交易成本
造船技术和航海远洋技术的进步、新的交通工具的发明与改进以及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逐步提高了交通运输的速度和效率，降低了贸易中的运输成本负担；通讯技术的研发与进步，如电话、传真、广播、电视的发明与普及以及计算机、互联网、电子邮件、可视会议等全新通讯方式的出现和改进，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递与交流成本，使得企业能够以较低的通讯成本交换信息，有效降低了业务拓展中的贸易洽谈成本和业务协作中的组织协调成本。
（二）体制的完善降低了人为交易成本
除了自然交易成本外，约束贸易开展的交易成本中还包括各经济主体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带来的人为交易成本。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统一了国内市场，有效消除了地方割据所制造的各种贸易负担，促进了一国内部贸易的开展。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国家（或地区）之间达成了各种形式的优惠贸易安排与协定，有效降低了国家之间设置的人为贸易壁垒。另外，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或地区）不断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这些新兴国家（或地区）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其丰富的资源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专业化分工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一方面，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比较优势效应，实现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经营的规模并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同时，经营规模的扩大带来累计产出数量的增加，这就产生了学习效应，即通过积累经验、提升技能而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的利益。比较优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与学习效应都带来了交易收益的提高。此外，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对降低成本的要求更加迫切，促使企业寻求更加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生产经营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决定了贸易模式的变迁，贸易模式变迁是专业化分工深化的体现；另一方面，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又反过来扩大了市场规模、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
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的不断拓展，通过扩大市场交易主体的规模增加了总的市场容量。在贸易模式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间贸易再到国家间贸易的变迁过程中，经营者所面对的市场首先从一城一乡市场扩大到整个城邦，然后又扩大到整个国家，最后扩大到整个世界，市场总容量不断扩大，这就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提高了企业在其所专门经营的产品或工序上所面对的市场规模。
例如：假设整个世界共有A、B、C三个国家；A国为劳动丰裕国家；B、C两国完全相同，均为资本丰裕国家；三国市场需求均为每年2000辆卡车、2000辆轿车和2000套服装；并假设A、B、C三国分别有两家完全相同的企业供应市场。在不存在国际贸易的阶段，每家企业每年都要生产1000辆卡车、1000辆轿车和1000套服装。在产业间贸易阶段，劳动丰裕国家A国的两家企业分别生产三个国家所需的共6000套服装（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3000套；资本丰裕国家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分别生产1500辆卡车和1500辆轿车，其中三分之二供应本国市场，其余产品供应A国市场。在产业内贸易阶段，A国的两家企业还是分别生产3000套服装；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会专门生产3000辆卡车或者3000辆轿车，企业在特定产品（卡车或轿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间贸易阶段时的1500辆扩大了一倍。在产品内贸易阶段，则可能出现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专门生产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零部件或者装配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情形，企业在特定工序（生产零部件或者装配整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内贸易阶段时的3000辆又扩大了一倍。
（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根源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的增长。
专业化分工程度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深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分工程度越深。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进而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随着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可以将资金和精力集中在越来越细化的特定领域，促进了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实现技术突破。另外，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部门，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对上下游产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相关生产者服务业（如仓储、物流、咨询等）的发展。通过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实现了在更大范围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增长。
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资源配置可以在更大广度和更深程度上得以优化，从而推动生产效率和产出总量的提高，最终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企业由多产品的全过程经营逐步转向某一产品、某一工序的专业化经营，可以提高经营的集中度并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实现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面对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特定资源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节约资源，相对增加了资源供应数量，进而增加了社会产出总量。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一方面，这有利于打破了相对较小市场上的垄断格局，会使得无规模的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提高了全行业生产效率，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增加了对更加专业性的人才的需求，促进了人才专业技能的提高，使得专门化的企业家和研发人才不断涌现，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另外，吸收外资、技术引进、加工贸易、承接外包业务等贸易方式的开展，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贸易模式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反映了经济的历史、预示着经济的未来，也启迪着经济的今天。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低弥的新环境下，为了继续保持我国经济良好的增长势头，我国必须顺应经济历史潮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收益，推动我国的贸易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以充分享受贸易利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为此，我国需要具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推动科技进步、完善基础设施
贸易活动的开展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交易成本既包括自然原因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又包括社会原因所造成的人为交易成本。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交通运输技术、信息交换技术的进步，有利于降低贸易中的运输、商务洽谈、组织协调等自然交易成本。为了降低自然交易成本，我国要在积极做好立体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大对交通运输技术、新能源技术、通讯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
（二）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
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有利于降低人为交易壁垒，并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专业化分工的收益，使我国企业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下参与专业化分工，并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国内市场分裂的弊端可以从19世纪初的德国略见一斑。当时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尚未建立，各邦国使用各自的货币，对货物流动分别办理过境手续并征收关税。这就为邦国之间的贸易带来了沉重的贸易壁垒负担，严重阻碍了德国内部贸易的开展。为了搞活国内市场，我国首先要消除内部壁垒，建立一个统一而完善的市场体系。为此，政府应该采用积极措施实现国内经济的合理分工布局，避免各地区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同时，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切实实现政企分离，根除地方保护主义。另外，我国还要在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通过贸易谈判方式，达成双边或多边的优惠贸易安排或协定，建立多种形式的贸易组织，以降低贸易壁垒，活跃与这些市场的经贸往来活动，使我国企业能够面对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1.蔡小勇.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因研究.商业时代，2008（21）
2.李娇.东亚贸易模式转变—基于国际生产网络的视角.国际经贸探索，2008.5
3.卢峰.当代服务外包的经济学观察：产品内分工的分析视角.世界经济，2007（8）
4.孙云奋.浅谈国际生产和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经济纵横，2007.10
二、通过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法的互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良好转变
(一)经济法的完善可以拉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它可以使民生得到改善，只要扩大消费需求才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现有的经济法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以及社会保障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都能够有效的保障正常的消费，不断地促进消费的扩大。其中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可以为人们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社会保障法可以消除人们消费的顾虑，财税法是人们的收入分配得到充分的保障，从而增加消费的能力。因此在经济法的保障下才能够不断地扩大人们的消费，进而拉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法的基础上从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转变为以出口、投资与消费共同协调发展的方式。
(二)经济法的完善可以推动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城乡间不协调的发展、区域间不平衡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不协调等现象，存在这种弊端和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缺乏约束力，这样一来就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采用经济法的手段，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利用相关的优惠政策来配合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快我国区域间经济协调的发展，进一步的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向可持续与协调的方向转变。
(三)经济法的完善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
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属于粗放型的方式，存在着许多的弊端和问题，其能耗高、污染高而且投入较高，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以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为主，在不损害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经济的发展，属于一种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绿色和低碳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法中的一些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极大地帮助，在《企业所得税法》里面相关的规定激励和提倡了企业要实施低碳和绿色生产。
三、通过经济发展方式和和经济法的互动实现经济法的完善
经济法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经济法与经济发展方式之间是紧密互动的关系，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弊端中进行分析，才能使经济法不断地完善和丰富，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是金融法，在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美国为了及时的矫正当前的经济模式，就颁布了《金融改革法案》，以促使金融系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稳定和安全，此外还对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进行了限制。由此看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是促使经济法不断完善的过程。第二是企业法，国有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本质主要是为了服务民生、提供公共产品以及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等，但由于近些年部分国有企业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使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垄断市场地位，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为了及时的遏制这种现象，我国对企业法进行了改革和完善，使国有企业的经济性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法的完善。最后是产业法，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了世界的多个国家，我国为了应对此次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在2008年出台了相关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并在此政策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了产业法，国家强制的保证实施。这些都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可以促使经济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