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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05&ZD006)《世界经济周期与非周期波动与中国经济预警机制建设》的阶段性成果，课题项目负责人李天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导、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
中图分类号：F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1-0028-04 收稿日期：2007-10-23
一、相关研究综述
石油危机或剧烈的价格波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家间经济波动进而导致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如美国战后的经济周期、几次经济危机，多数是和石油危机相关。据OPEC估计，油价每上涨10美元，会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25％。在OECD和IMF资助下由IEA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油价从25美元/桶上涨到35美元/桶时，总体上将使同期OECD的GDP减少0.4％。
自1970年的石油危机引起世界经济危机后，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的研究得到高度的重视。国外研究观点认为，石油价格波动会导致世界经济波动，因此更多研究集中在油价波动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反应方面。Hunt、Isard、Laxton(2002)和Huntet.al(2001)在研究的基础上从三方面利用IMF的多国模型(MULTIMOD)实证模拟了油价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是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对持续不同时间的油价冲击的反应，二是对比分析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对短期和较长期的油价冲击反应，三是微观经济个体对改变他们真实工资产生非对称反应的过程，该研究进一步解释了Hook(1996)和Hamilton(2000)研究发现的存在与油价和宏观经济行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Hunt等人的研究还表明，不同国家对油价的冲击有明显不同的反应，基于油价变动而采取的国别货币政策会影响到油价上升对经济的冲击作用。Bemake.Gerher和Watson(1997)发展了一种基于VAR技术的、能够把一个给定外生冲击引致的总体经济影响分解到对具体部分影响的方法，并利用其研究了石油价格对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外生的油价冲击引致的经济衰退不是完全源于实际的油价上升，内生的货币紧缩手段是重要原因。由于各国际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各国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供给结构的差异，也有从分析油价对具体经济发达国家影响进而评估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效用，如Jimenez-Rodrigue和Sanchez(2004)利用计量方法把油价对实际GDP的冲击分析扩展到几个OECD国家和G7国家，研究发现除了日本外的所有国家的产出增长率与油价的上升呈负相关关系，对GDP的最大负作用出现在冲击后第四个季度，除了法国和意大利在第三季度外，而且所有冲击效应在三年后完全消失；油价上升100％对GDP产生累计负作用具体到美国和德国是5％左右。意大利是4％，法国3％，欧元区整体是2％，加拿大是1％。目前就石油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分析很少。孙执中(1991)讨论了第三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三次石油危机加剧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和波长等。
二、研究方法和内容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更多地是由世界经济内在因素引起的，由其引致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也显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如何判断世界经济的某次波动是否周期性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加以判断：第一、某次带有全球性或对世界主要大国有极大影响的因素发生的时间在合理时滞范围内是否有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形成；第二、这次事件或因素与本次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形成有无因果关系，由此推断此次事件或因素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形成的影响。油价波动如何影响了与其有同步关系的世界经济波动周期，可采用比较方法分析，因为在1971～2005年发生的大的石油价格波动有三次，同期有多于三轮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故可以对比受油价影响的三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余下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在形状图形上的区别，以期发现这种影响。需要说明的几点：
第一、考察第一个标准时，考虑石油价格波动是通过对影响具体国家的经济而作用世界经济，因此在时间序列上分析波动轨迹时要考察石油价格波动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以及选取的同期世界主要大国经济波动关系；第二、采用基于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等方法分析第二个标准；第三、本文采用数据均为真实数据，石油价格数据是以1973年为基期且剔除汇率及通胀影响，经济数据以1980年为基期；经济数据均来自IMF2007年3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WEO)，石油数据来自IEA。
三、三次石油危机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在时间上的关系
(一)、本文以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典为样本，其经济增长率数据见表1，图1为八国经济增长率走势，图2为世界经济增长率和石油价格波动走势。
(二)、结合图1和图2分析，1970～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显示有六轮周期性波动(峰―峰判断)，在每轮周期波动内，所选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波动显示出高度的同步性，故可判定发生了六轮世界性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即1971～1976、1976～1984、1984～1988、1988～1994、1994～2000和2000～2004)。对图2的比较，发现在时间上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石油危机有关联。1973～1974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同期发生(1971～1976年)了第一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这次石油危机正发生在世界经济的衰退阶段(1973～1975)；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在1979～1980年，且发生在第二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衰退阶段(1976～1982)；始于1990年的第三次石油危机发生在第四次世界经济的衰退阶段(1988～1991)。石油危机产生前的石油价格剧烈波动到石油危机的形成的累积效应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衰退阶段正好吻合，故可判断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石油危机在发生的时间
上存有同步性。
四、石油危机或价格波动对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影响的分析
显然，石油危机或价格波动对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是存在的，我们通过理论和实证，从油价波动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或非周期性的影响。
分析采用真实的油价变动率(ROIL)和世界经济增长率(RWORLD)。考虑到世界经济增长率受油价变动影响的滞后，故采用滞后两期的世界经济增长率(RWORLD2)。
第一、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虚拟回归，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结果表明变量OILR和WORLDR均为平稳的。
第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依据ACI和sc最小准则，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故分析二者Granger因果关系时滞后阶数取2，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关于油价增长率不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243，表明在98％的置信水平下，可认为油价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表明油价变动率确实影响到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对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的形成有影响。
第三、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此处借助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来进一步考察影响路径。VAR模型考察变量间关系时不受先验经济理论的限制，直接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本身的特性进行研究。
选取RWOLD2和ROIL建立VAR模型：
其中，C；为常数项，bjk代表各变量的系数，uit为各变量残差项，P为滞后项，根据ACI准则和SC准则取3。
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若u。发生变化，不仅导致各变量的当前值发生变化，而且会通过当前值影响其未来取值。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描述这些影响的动态轨迹，显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怎样通过模型影响到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可反馈到自身的过程。
结果显示，由于初期受油价上升导致开支扩张，世界经济增长率受油价变动率冲击后第一年即刻就有弱的正向反应，到第二年后变为负向反应，且强度在逐渐加大，在第四年达到最大，第六年后影响逐渐减弱并消失。这表明油价变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具有先增强后减弱的递减趋势。油价变动率受世界经济增长率冲击后第一年就有正向反应并在第二年后达到最大，此后减弱在第四年转为负向反应，第七年反应消失。
五、结论
以上分析证实了石油危机或价格波动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波动关系，由石油危机或价格剧烈波动引发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变动也必然会引起表现其波动规律的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的改变。通过上述分析、对图2的观察及对比受油价冲击的三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余下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石油危机或价格剧烈波动加深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
三次石油危机均发生在所在轮次世界经济衰退阶段，而受石油危机冲击的三轮世界经济衰退阶段波幅均比余下轮次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波幅大。第一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1973～1976)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从1973的6.9％降到2.4％，降幅高达4.5％，第二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1976～1984)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降幅高达4.1％，第四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世界经济增长率降幅为3.1％，第三、五和六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世界经济增长率降幅分别为1％、2.3％和2.3％。
钢包精炼炉是生产洁净钢的重要设备。在炼钢生产中，精炼炉具有脱硫、气体搅拌、合金化、升温、调节连铸节奏和控制夹杂物形态等功能。目前，精炼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以LF炉为主体的非真空精炼，可实现搅拌、均匀钢水成分和温度;脱氧去除钢中夹杂;实现微合金化和成分精确控制;渣洗，脱氧脱硫;喂线，实现夹杂物变性处理;调整温度(包括升温和降温)。二是以RH为主体的真空精炼，可实现搅拌均匀钢水成分和温度;脱氧和微合金化;吹氧深脱碳;喷粉深脱硫;温度调整等［7］。
连铸工序对钢的纯净度影响很大，采用保护浇注、中间包冶金、新型中间包覆盖剂、调整保护渣性能及设置电磁搅拌等手段还可继续去除及控制夹杂物，降低废品率。此外，电磁搅拌技术和轻压下在连铸工序得到了广泛应用。当今世界上有400多台方坯连铸机安装了电磁搅拌装置，电磁搅拌已成为先进方坯连铸机的标准配置:许多板坯连铸机也安装了电磁搅拌和凝固末端轻压下设备。电磁搅拌和轻压下技术可改善铸坯内部凝固结构、扩大等轴晶区，从而减轻中心偏析和中心疏松。目前，奥钢联的动态轻压下和新日铁的面压下是较先进的轻压下技术［8］。另外，在连铸板坯表面和内部产生的缺陷与连铸过程中的钢液流动现象密切相关。特别是在为了提高生产率而增加拉坯速度时，容易产生这种缺陷。因此要实现高速连铸而又不损坏铸坯质量，就必须引进以前没有的新技术。
1洁净钢传统生产工艺与新工艺的对比
1．1传统工艺
传统洁净钢制造流程如图1［9］所示，主要采用铁水脱硫预处理－传统复吹转炉冶炼－LF炉精炼与RH真空精炼－全连铸生产工艺。虽然可以生产出高洁净度的钢水，但由于工艺流程长，生产工艺和原辅材料的波动造成钢水质量不稳定;钢水提纯主要依靠炉外精炼，造成能耗高、成本高、CO2排放量高。
1．2日本新工艺
日本学者认为:传统的洁净钢生产工艺流程存在着生产成本高、能耗高、CO2排放量大和产品质量不稳定等缺点。为改进这些缺点，提出采用分阶段冶炼工艺，并经过20年的发展完善，形成了洁净钢制造新的工艺流程，如图2［9］所示。传统洁净钢生产工艺为欧美等国家及我国大部分钢厂所采用，用全量铁水脱硫预处理－转炉冶炼－炉外精炼工艺，以炉外精炼作为控制钢水洁净度的主要手段。如此以来不但流程长，而且耗能，还容易造成回磷、回硫，也是造成钢质量不稳定，生产成本高、能耗高的主要原因。日本开发的洁净钢生产新工艺流程强调采用全量铁水“三脱”预处理工艺，实现转炉少渣冶炼，通过铁水预处理控制钢水洁净度，达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目标，与传统工艺相比减少了渣量;缩短了转炉冶炼周期;减少了吨钢铁耗;减少了吨钢铁合金消耗［10］。目前，世界金融危机使全球钢铁业进入萧条时期，降低洁净钢制造成本、降低生产能耗和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成为今后全球钢铁业市场竞争的焦点，因此，日本新工艺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2洁净钢生产前景展望
提要：“利他主义”可以分为“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三种形式，对前两种利他行为，生物学和经济学已经给出了较为圆满的解释。但本文认为，要对“利他主义”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这点是不够的。本文提出了利他基因的“隐性遗传”和行为偏好的“广义效用”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了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解释。
关键词：亲缘利他 互惠利他 纯粹利他 隐性遗传 广义效用
一、利他主义的表现形式
利他主义有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第一，“亲缘利他”，即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作出牺牲，例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一般情况下，这种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利他行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称为“硬核的利他”（hard-core altruism）。但生物学的研究业已证明，“亲缘利他”对生物个体来说并非没有回报。根据“亲缘选择”理论，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Hamilton，1963）因此，“亲缘利他”不仅在人类社会，而且在整个生物世界都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普遍的行为模式。例如，当幼鸟遭受攻击时，许多鸟类父母都会挺身而出，用伪装受伤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脱。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父亲或母亲虽然可能因此丧生，但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从“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则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雏得以逃生，父亲或母亲作出的牺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虑到年幼子女丧生的几率远远超过经验丰富的父母，这类行为对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所以，无论在人类社会或生物世界，“亲缘利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动人和充分。而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亲缘利他”的强度也会逐步衰减。生物学家甚至设计出所谓的“亲缘指数”，并根据它来计算“亲缘利他”行为的得失和强弱。（Hamilton，1964）在这方面， 生物学与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相当一致：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象设法使某一“目标函数”最大化。有人曾经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某种现象，然后再作出统计检验。(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回报而相互提供帮助。生物个体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竞争力帮助另一个与已毫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因为它们期待日后得到回报，以获取更大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惠利他”类似某种期权式的投资，所以有人把它称为“软核的利他”（soft-core altruism）。例如，一种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连续两昼夜吃不到血就会饿死；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频临死亡的同伴，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馈赠血液。(Wilkinson ，1984) 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律”，当施惠者与受惠者互相换位时，同样数量的血液将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用，从而使这类行为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含义。不过，由于施惠与回报存在着时间差，从而使这种期权式的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种较为长期的重复博弈关系中，而且还要求形成某种识别机制，以便抑制道德风险和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虽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纪晚期才由博弈论专家阿克塞罗德建立起来，(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却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论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时，就被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了。
第三，“纯粹利他”，即利他主义者不追求任何针对其个体的客观回报。例如，汤姆逊瞪羚（thomson’s gazelles）的利他主义行为：当狮子或猎豹接近时，往往会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跃向同伴们发出警告。生物学家观察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方式，它只发生在最早发现危险的汤姆逊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为原则，最早发现危险应该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汤姆逊瞪羚的“英雄主义”却放弃了第一时间逃生的机会，并以此代价向同伴报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这一行为看上去颇似我们前面提到的母鸟保护幼鸟的行为，但它们的内涵却有明显的差别。因为汤姆逊瞪羚所保护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亲属，对个体来说这是一项没有任何收益的投资。这一行为与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着更明显的区别，对个体来说这一行为的投资风险与预期回报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识别机制来剔除那些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搭便车”者。因此，有些生物学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书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对汤姆逊瞪羚的行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释：高高跳跃的瞪羚是在向突袭者昭示——你瞧，我的体力有多棒！别来打我的主意，否则你会一无所获的！还是去追杀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们吧！(道金斯，1998a）我认为这个解释非常勉强并令人怀疑。且不说把这种只有人类“超级智慧”才想得出来的“炫耀式欺骗”强加给汤姆逊瞪羚是否公平，就是从进化论角度看，其破绽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种行为真有效，当遭受猛兽袭击时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汤姆逊瞪羚跟着一起“跳舞”呢？
显然，要对利他行为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亲缘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纯粹利他”作出解释，而这正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的。
二、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言语内容总是靠一定的言语形式表现的，当学生知道文本“写了什么”，我们还要引导学生探究文本是“怎样写的”。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对言语表达形式只能处在一种感性的领悟阶段，只能就具体的言语内容谈言语形式。因此，在教学中，我们不妨给学生自主探究发现的空间。如魏星老师在教学《寓言三则》时，最后设计了这样一个环节：
师：看来，三篇课文都与这个“谎”字有关。葡萄架下狐狸的谎言，是为了安慰自己；牧羊孩子的谎言是为了捉弄别人……下面默读课文，看看这三篇课文之间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看谁发现得多。
生：这三篇寓言的结尾都有一个道理：“有些人无能为力，做不成事，却偏偏说时机还没有成熟”。
师：这样的道理像不像人生格言？
生：像。
师：咱们把这样的结尾取名为“格言式结尾”……
（出示三篇课文的结尾，学生齐读。）
师：在我们的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
生：有。
师：其实，我们的心中也住着狼，住着狐狸……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不要让不好的一面出来呦。我们接着交流。
生：我发现每个故事的主角是动物。
师：也就是采用拟人的手法写的。
……
这个教学片段精彩之处在于首先让学生在比较中自主发现寓言的文体特点。其次，教师结合学生的发言，做适当的点拨提升，将人文性的获得与工具性的训练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最终在言语形式时，仍不忘记在得“意”中得“言”。
二、练说中内化句式特点，关注自我生活实际
薛法根老师在教学《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时，是这样结课的：
师：儿子说了那么多理由，爸爸为什么还是要坚持让儿子放掉呢？
生（齐读）：不管有没有别人看见，我们都应该遵守规定。
师：喜欢这样的爸爸吗？为什么？
生：喜欢，他有爱心，爱护野生动物，在爸爸的影响下，我也会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
生：喜欢，因为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严格遵守规定。
生：不喜欢，因为他是外国爸爸。（众笑）
师：汤姆有遗憾吗，后悔吗？
生：不。
师：一条鱼和做人的道理哪个更重要？
生：做人的道理。
师：哪一句话会铭刻在汤姆的记忆里？（板书：铭刻）
生：不管有没有别人看见，我们都应该遵守规定。
师：生活中哪些规定要自觉遵守，请你用上“不管？……都？……”。（板书：不管？……都？……）
生：在校园里，不管有没有老师看见，都不能随手乱扔垃圾。
生：过马路的时候，不管有没有警察看见，都不能闯红灯。
生：喝了酒，不管有没有警察发现，都不能开车，否则，后果自负。（众笑）
师：生活中，有许多规定，不管有没有人看见，都应该自觉遵守。
阅读中，积累固定的句式，并尝试运用，是帮助中年级学生快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有效途径。显然，对“不管……都……”言语范式的内化积累，是语文课的第一要义。通过机械枯燥的造句训练，显然不是最优方法。薛老师高明之处在于让学生在文本语境中反复朗读，并通过角色体验帮助学生在不脱离文本语境情况下，联系上下文，链接生活，关注自我，浸润心灵，深刻感悟理解，而非望文生义、浅尝辄止。
三、拓展中阅读，提升文本主旨认识
《夜晚的试验》结果促使超声波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恩惠。课后习题“斯帕拉捷为什么能够解开蝙蝠夜行的秘密？这对你有什么启发？”是教学难点所在。教学中采取“多元选择”的导读策略引导学生明白“善于思考”是揭开蝙蝠夜晚飞行秘密的主要原因之后，适当拓宽学生阅读视野：
师：善于思考，勤于思考是优秀的科研品质。老师这儿还有一个小故事。请同学们读一读。
生（自由读）一天晚上，卢瑟福走进实验室，当时已经很晚了，见一个学生仍俯在工作台上，便问道：“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呢？”学生回答：“我在工作。”“那你白天干什么呢？”“也在工作。”“那么你早上也在工作么？”“是的，教授，早上我也工作。”于是，卢瑟福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思考呢？”……卢瑟福教授会经常对他的学生说：“……”
师：说些什么？拿起笔写下来。（生动笔写）
师：谁来读一读？
生：他经常对学生说：工作不思考就相当于才吃饭不消化……
生：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第一，“亲缘利他”，即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作出牺牲，例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一般情况下，这种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利他行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称为“硬核的利他”（hard-corealtruism）。但生物学的研究业已证明，“亲缘利他”对生物个体来说并非没有回报。根据“亲缘选择”理论，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Hamilton，1963）因此，“亲缘利他”不仅在人类社会，而且在整个生物世界都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普遍的行为模式。例如，当幼鸟遭受攻击时，许多鸟类父母都会挺身而出，用伪装受伤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脱。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父亲或母亲虽然可能因此丧生，但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从“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则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雏得以逃生，父亲或母亲作出的牺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虑到年幼子女丧生的几率远远超过经验丰富的父母，这类行为对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所以，无论在人类社会或生物世界，“亲缘利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动人和充分。而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亲缘利他”的强度也会逐步衰减。生物学家甚至设计出所谓的“亲缘指数”，并根据它来计算“亲缘利他”行为的得失和强弱。（Hamilton，1964）在这方面,生物学与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相当一致：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象设法使某一“目标函数”最大化。有人曾经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某种现象，然后再作出统计检验。(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回报而相互提供帮助。生物个体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竞争力帮助另一个与已毫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因为它们期待日后得到回报，以获取更大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惠利他”类似某种期权式的投资，所以有人把它称为“软核的利他”（soft-corealtruism）。例如，一种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连续两昼夜吃不到血就会饿死；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频临死亡的同伴，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馈赠血液。(Wilkinson，1984)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律”，当施惠者与受惠者互相换位时，同样数量的血液将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用，从而使这类行为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含义。不过，由于施惠与回报存在着时间差，从而使这种期权式的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种较为长期的重复博弈关系中，而且还要求形成某种识别机制，以便抑制道德风险和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虽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纪晚期才由博弈论专家阿克塞罗德建立起来，(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却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论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时，就被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了。
第三，“纯粹利他”，即利他主义者不追求任何针对其个体的客观回报。例如，汤姆逊瞪羚（Thomson’sgazelles）的利他主义行为：当狮子或猎豹接近时，往往会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跃向同伴们发出警告。生物学家观察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方式，它只发生在最早发现危险的汤姆逊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为原则，最早发现危险应该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汤姆逊瞪羚的“英雄主义”却放弃了第一时间逃生的机会，并以此代价向同伴报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这一行为看上去颇似我们前面提到的母鸟保护幼鸟的行为，但它们的内涵却有明显的差别。因为汤姆逊瞪羚所保护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亲属，对个体来说这是一项没有任何收益的投资。这一行为与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着更明显的区别，对个体来说这一行为的投资风险与预期回报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识别机制来剔除那些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搭便车”者。因此，有些生物学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书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对汤姆逊瞪羚的行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释：高高跳跃的瞪羚是在向突袭者昭示——你瞧，我的体力有多棒！别来打我的主意，否则你会一无所获的！还是去追杀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们吧！(道金斯，1998a）我认为这个解释非常勉强并令人怀疑。且不说把这种只有人类“超级智慧”才想得出来的“炫耀式欺骗”强加给汤姆逊瞪羚是否公平，就是从进化论角度看，其破绽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种行为真有效，当遭受猛兽袭击时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汤姆逊瞪羚跟着一起“跳舞”呢？
显然，要对利他行为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亲缘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纯粹利他”作出解释，而这正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的。
二、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事实上，许多生物学家，比如劳伦兹（K·Lorenz）、威尔逊（E·Wilson）、爱得华兹（W·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义上给出了“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解释，他们的理论在生物学中被称为“群体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遗传进化是在生物种群层次上实现的，当生物个体的利他行为有利于种群利益时，这种行为特征就可能随种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进化。（Wilson，1975）但“群体选择理”论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它无法解释导致个体生存适应性降低的“纯粹利他”行为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保存下来。因此，在主流生物学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恰恰是与之对立的“个体选择理论”。“个体选择理论”认为，“纯粹利他”行为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反比（只要想一想那只以生命为代价向同伴报警的汤姆逊瞪羚就可以了），而利己行为却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正比；一个利己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生存下来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这些后代都有继承其自私特征的倾向；只要前者的生存适应性低于后者，不管这种差别在初始状态多么微小，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生存适应性较低的生物性状也会被无情淘汰掉。以至于里查德·道金斯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认真地研究了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等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道金斯，1998b）
但“个体选择理论”并没有解决由汤姆逊瞪羚所引起的深层矛盾，我们不仿把它称为“汤姆逊瞪羚悖论”：一方面，现代生物学认为，只有交互繁殖的种群才能保持相对恒定的基因库，所谓进化是生物种群的进化而不是生物个体的进化；（陈阅增，1997a）因此，“纯粹利他”行为作为一种符合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在生物长期演进过程中保存下来是符合进化论自身逻辑的；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所有生物学的实证研究似乎都证明了，生物进化必须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才能实现；有利于个体生存适应性的生物性状，才会在遗传进化中得以保存并不断强化；而与个体生存适应性无益甚至有害的生物性状，其有效信息最终都会在遗传进化中丢失和湮没；因此，“纯粹利他”行为是不能从生物学意义上得到解释的。(道金斯，1998c）“汤姆逊瞪羚悖论”给解释“纯粹利他”行为提出了两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1、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保存下来？2、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得到必要补偿和激励？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不但可以回答，而且答案已经包含在现存的生物学知识框架之中。
“个体选择理论”显然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生物的遗传性状与遗传介质之间是一种直接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我们不能不设问：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一种间接的、非对称的遗传关系？事实上，现代生物学已经观察到许多非对称的遗传现象：两种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生物性状，通过同一基因介质实现遗传；随着其中一种被自然选择，另一种也同时保留下来。最著名的例子是引发镰状红细胞贫血病的隐性基因：镰状红细胞贫血病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适应性的生物性状，但生物学家发现，带有这一基因杂合子的人却具有较强的抗疟疾能力，因此在非洲某些恶性疟疾流行地区，这一隐性基因的出现频率就很高。（陈阅增，1997b）以此推论，“纯粹利他”行为虽然对生物个体是非适应性的，但它对生物种群却具有很高的生存价值；因此，在生物长期演进的过程中，它可以与某些利己行为一起借助于同一个基因介质以“隐性遗传”的方式保留下来，这恰恰体现了生物性状对生存环境高度的适应性。为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遗传模型来说明这一假说：假设AA与Aa为利己型基因，aa为利他型基因；在Aa中A为显性的等位基因，a为隐性的等位基因；如果利他行为的生存适应力低于利己行为，那么根据自然选择原理，aa型的利他基因最终将被淘汰出局；但由于在Aa型利己基因中含有隐性的a，它并没有随aa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当Aa型基因与Aa型基因通过减数分裂进行繁殖时，根据“哈迪-温伯格定律”，仍然有可能复制出AA（占25%）、Aa（占50%）和aa（占25%）三种类型的基因，从而实现利他行为的隐性遗传。
“纯粹利他”行为在“非零和博弈”条件下对生物个体生存适应性的损益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般推断，两个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生物个体更容易营造一种协作氛围；与两个只有利己倾向的生物个体相比，它们可能具有更高的生存适应性。如果这一猜测是正确的，则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博弈方阵来解决“纯粹利他”行为的补偿和激励问题（叶航，2001a）：
--------------------------------------
||利己主义者|利他主义者
--------------------------------------
|利己主义者|-5，-5|12，-2
--------------------------------------
|利他主义者|-2，12|5，5
如果我们以X代表利己主义者，以Y代表利他主义者；根据以上假定则利己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5X12Y，利他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2X5Y；当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为7：3时，每个个体的适应性都是一样的（-5X12Y=-2X5YX：Y=7：3）；如果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大于7：3，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减少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增加；反之，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增加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减少。因此，在生物种群及其个体行为模式中“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将以某种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时存在。它说明，“纯粹利他”行为是能够通过补偿激励机制得到进化的。事实上，这一结论的依据正是现代生物学中的ESS理论。ESS理论是英国著名生物生态学家梅纳德·史密斯1982年创立的，它在现代生物学中被称为“自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建立以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道金斯，1998d）ESS是生物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sbrstrategy）的缩写，如果生物种群在进化过程中能够形成某种稳定的策略（行为）均衡，这种策略（行为）就是ESS。显然，“利己”和“利他”都是在生命世界长期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稳定的生物行为。必须指出，用基因的隐性遗传和ESS理论解释“纯粹利他”行为不是向“群体选择理论”的回归。这一分析仍然是以“个体选择理论”为基点的，但是它又与传统的“个体选择理论”不同，它把解释的重点放在有利于群体利益（当然，归根结底它也有利于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生物性状怎样才能通过个体的基因介质实现遗传进化，从而在现有的生物学知识框架下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符合实证要求的解释。
三、纯粹利他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现代生物学的进化和遗传理论认为，物种演进的目标是“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这一结论所包含的逻辑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完全一致。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推论，所有生物都会按照“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要求来“理性”地计算和规划自己的行为。事实上，进化的“理性”最初是通过“情感”、“偏好”等感性形式“殖入”生物的遗传基因并成为生物个体的“自觉”行为，我们不妨把它称为理性的“本能”。（Wright，1994；叶航，2002）对生物个体来说，“本能”所表达的正是生物进化内在的逻辑要求：所谓“理性”的行为，只不过是经过自然严格筛选后留存下来的、能够被我们观察到的、相对稳定的生物行为罢了。（贝克尔，1995）
“情感”与“偏好”是触发生物行为的按纽。当“情感”与“偏好”得不到满足时，建立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基础上的生物内部平衡系统便会受到破坏，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上的压力。这种压力超过一个阈值，生物个体就会产生行为的动机，进而通过一定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需要，以便消除和缓解身心的紧张状态。因此，生物行为的遗传首先表现为一个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系统及其触发机制的重构与再现，本能或者由本能冲动所引导的生物“理性”行为可以看作是该系统由不平衡向平衡的运动过程。“理性人”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预设。按照该预设，一个人的行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所谓“效用”只不过是“偏好”的一个函数。（瓦里安，1997）经济学不研究“偏好”是如何产生的，那是生物学、进化论、也许还有心理学的任务。经济学的任务是在给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与“偏好”序列下研究行为主体如何“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如果生物学业已证明，“纯粹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一样具有进化优势，生物个体能够通过基因介质把触发这种行为的“偏好”保存起来并遗传下去；那么，只要给定这一“偏好”，我们就可以对“纯粹利他”行为做出标准的经济学分析。
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集（consumptionset）X也可称为选择集（choiceset）X，通常假定集合X是k维实数空间Rk中的一个非负子集。如果行为主体对集合X中的选择束具有偏好关系，而这些偏好关系又能满足完备性、自返性、传递性和连续性的假定（事实上，这些假定已经包含在“理性人”的预设中），则偏好关系就可以用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来表示：即存在一个函数u：XR，使得x1﹥x2，当且仅当u（x1）＞u（x2）。如此，我们就可以把行为主体内含的偏好关系转化为一个函数关系：
U=u（x1，x2，…，xn）（1）
我把上述函数称为“广义效用”函数，因为其选择集X中的偏好项xi可以用来表示包括经济偏好、道德偏好（我们可以把“纯粹利他偏好”包括在“道德偏好”中，因为“纯粹利他”是道德行为最显著的特征）、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甚至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在内的所有偏好，只要这一偏好是相对稳定的、可观察的。（叶航，2001b）如果行为主体的资源总量为I，实现广义效用所需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分别记作p1,p2,…,pn，则其资源约束可以表示为：
p1x1p2x2…pnxn=I（2）
可以证明，只要目标函数是连续的，约束集是闭的并且是有界的，则以式（2）为约束条件的广义效用最优（最大化）解就是：
MU1/p1=MU2/p2=…=MUn/pn=λ（3）
式中MUi=du/dxi，即xi的边际效用；pi为i种偏好（x）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i=1，2，…，n。
根据式（3），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有意义的推论:
第一，在广义效用最大化过程中，行为主体将依据一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和偏好序列使自己的行为呈现出形态各异的“价值”取向。
举例来说，如果x1代表具有利己倾向的经济偏好，x2代表具有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则当MU1/p1＞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才会偏重经济选择，表现出利己倾向；而当MU2/p2＞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将偏重道德选择，表现出利他倾向。特别地，当MU2/p2＞λ且MU2/p2＞MU1/p1时，行为主体将为了利他目的放弃或部分放弃自身的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叶航，2000）因此，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主体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私自利”或“钱迷心窍”的人。人们的行为将取决于他们的偏好。事实上，在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学家就已经关注过“优越感”、“荣誉感”、“自豪感”、“成就感”、“责任感”、“道德感”等等纯精神领域的偏好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对“闲暇”和“炫耀”的研究，则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第
二、就某一特定行为来说，行为主体的行为倾向取决于某一偏好的“成本—效用”比，即MUi/pi。
举例来说，如果x2代表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当pi和λ给给定时，MU2越大，人们的行为越偏重道德选择。事实上，伦理学所谓的“良心”，从广义效用的角度看，就是道德行为在一个人心目中的效用水平。它表现为一个人未采取某种道德行为时所感受到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以及采取某种道德行为后所体验到的内心解脱与愉悦。如果MU2和λ给定，则p2越小，人们的行为越偏重道德选择，我们可以把p2称作“道德成本”。值得指出，“道德成本”是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甚至被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所忽视的范畴，其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任何一个行为主体在进行道德决策时都有权力考虑自己的“道德成本”，而社会则应该努力营造一种降低“道德成本”的机制，以促进个人道德偏好的形成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第
三、当其他条件不变时，λ的值越小，行为主体的非经济偏好越强。
由于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λ越小，体现广义偏好的行为倾向就越强。但其中的例外是，由于经济行为具有资源再创造的特殊功能，其效用水平与λ成正比。因此，λ越小经济行为的效用水平就越低，从而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就相对越强。事实上，当物质资源相当匮乏时，一个人很难产生出非经济偏好；反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质资源越丰裕，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比如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等等，就越丰富、越强烈。显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学说支持这一结论。(马斯洛，1987)
有专家指出: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起源表面上看是因为美联储运用货币工具不当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当前世界一次能源日渐枯竭,不能满足世界经济发展需要而引起的能源危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中期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能源管理等多方面遗留的痼疾,使中国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大的能源压力。
一、前言
“脱钩”理论来源于西方,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理论产物,其理论基础主要是包括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区域经济等现论。“脱钩”对应的英文单词是Decoupling。而英文中“decoupling”一词是缘于“coupling”(中文是 “耦合”)提出的。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及发展水平类似于60年代～7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脱钩”研究对于解决中国能源问题,推动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关联分析
1.能源消耗总量分析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快速增长速度。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也在迅速增长,2008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高达28.5亿吨标准煤,仅次于美国,成为为世界能源消耗第二大国。以90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中国GDP变化情况来看(图1):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整体稳步上升,但其增速低于中国GDP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差距并且越来越大,两条曲线呈现出喇叭口形状,表明中国已具备了“脱钩”理论图形的基本特征。
2.能源消耗弹性分析
根据西方学者“脱钩”研究经验来看,单纯以能源消耗总量作为“脱钩”研究的惟一指标显然不太科学,还需要另外一种或几种衡量指标来界定,本文还采用能源消耗弹性 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指标。从图2可以看出,1991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耗弹性数值位于-1与2之间,显现出震荡态势。其中1990年～1997年,1998年～2002年,能源消耗弹性位于0到1之间;1997年和1998年能源消耗弹性数值小于0,能源消耗弹性很好地反映了二者的脱钩情况。
综上说述:同时使用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耗弹性两个因子作为脱钩研究的衡量指标,更有利于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联和影响,更便于对“脱钩”类别和特点加以区分,GDP总量、能源消耗总量、能源消耗弹性和脱钩类型如表所示:
三、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脱钩”的具体措施
虽然中国经过20余年的努力,在调整产业结构、节约能源、循环利用、技术创新以及管理优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要实现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脱钩”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为此,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1.改革能源管理体制
目前,中国的能源管理采取的是低级别分散式的管理体制,能源管理机构众多,各部门分而治之,而且这些能源管理机构普遍属于低级别部门,宏观调控能力不够。因此,应将分散于各部门的多种能源行业管理权集中起来,从欧美国家能源管理的先进经验来看,在中国设立国家能源部,统筹电、石油、煤炭、核能等多种能源的管理和利用是实现中国能源脱钩的体制保障。
2.促进产业结构转变
不同产业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不同。一般来说,三大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耗普遍较低。因此,应大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减小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权重,鼓励和推动符合减量化和非物质化的第三产业发展;同时以推广绿色经济为契机,开发推广节能环保的绿色产品,用低碳生产、低碳生活替代现有的高能耗生产、生活方式。
3.调整能源消耗结构
中国的能源消耗主要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为主,相应水电、核电、风电比重较小,但相对欧美国家来说,中国能源消耗结构十分不合理,严重制约中国能源利用效率,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需要对现行能源消耗结构加以调整,增加可再生能源比重,同时注重对新能源的开发和推广。
4.发挥技术创新作用
国内外众多理论均认为技术进步是解决资源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作用并非单向和无条件的。随着技术的进步,极有可能带来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也有可能带来更广泛的能源需求。针对具体的节能目标,开发有针对性的绿色技术,以减物质化和非物质化理念来引导技术创新。
5.普及节能减排教育
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宣传教育工作,不但要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节能减排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思路,而且要在全民个人生活中树立节能环保意识,养成珍惜能源、爱护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强化节能观念,树立环保意识,增强参与节能减排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总之,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只有充分认清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能源消耗特点,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最终达到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才能突破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相对脱钩”乃至“绝对脱钩”,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引言
房地产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是最缺乏道德诚信的行业，被称为“高利润率、低信用度”的行业[1]。消费者对商品房的投诉频率远高于其他行业，2006年全国关于房屋的投诉达到23172件，2012年315晚会投诉总结数据表明房地产行业投诉已跃居各类投诉第一位，如何解决房地产行业失信行为，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良性发展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房地产行业存在的失信行为
1.1 营销过程的失信行为
虚假广告
我国房地产市场中，许多开发商歪曲利用观众或听众对电视等媒体的注意力，吸引众多的投资者的“眼球”，在售房广告上实施“注水”和“吹气泡”，把不真实的信息当作真实信息传递给消费者，蓄意夸大或欺骗消费者。
合同欺诈
合同欺诈属于房地产行业较普遍失信行为，消费者在签订购房合同时往往很难发现开发商在合同中设的“陷阱”，如房屋面积缩水、更改户型图等失信行为，也有的开发商虽然提供的是合同示范文本，但往往会在合同后面附自己编制的对自己有利的不公平条款，如交房时发现裂缝、空鼓等安全质量问题的通病，乙方同意不拒绝接房。
1.2 房开企业的短期行为
我国很多房地产开发商没有注重企业的持续发展，对品牌和信誉没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信用意识不强。开发商为了节约成本而私自降低建设标准、使用不合格材料。此外，开发商为了追求最大利润或最多的销售额而乱开空头支票，私自承诺了一些不打算兑现的“服务项目”。
1.3 预售制度缺陷引起的失信行为
付款与接房的不同时
我国现行的房地产销售制度是预售制，给房开企业的融投资带来了极大便利，却造成了房地产行业的诸多失信行为。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或付款时不能立即接收房屋，因此在预售以后开发商可能不按设计施工、降低配套设施标准或造成房屋出现质量问题等失信行为。
政府对预售资金监管不严
近年来，房地产开发商为盲目追求规模效应，把预售房款挪作其他项目使用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在一些大城市还出现开发商将商品房进行再抵押后携款逃逸的情况。对预售资金监管不严进一步纵容了开发商的失信行，已成为扰乱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
缺乏信用管理
当前，我国对房开企业的管理，主要采取主管部门对开发商的资质进行年检的做法，这种做法属于事后监督。因缺乏信用监管，一些开发商曾经的违法失信行为没能得到评价与记录，只要其符合预售商品房条件的仍能取得预售许可证，而他们曾经的信用情况没有成为其能否获得预售许可证的约束条件。
信息的不对称
由于消费者与开发商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某些缺乏诚信的企业利用排号登记、内部认购到最后签订合同的时间差制造楼房紧缺的虚假氛围，进而操控房屋的供求关系，人为囤积并抬高房价。同时，预售房屋这一制度使消费者买房时看不到现房，只能通过广告、样板房及房地产商提供的宣传资料等获得相关信息，而这些信息或多或少都存在虚假的成分。
1.4 房地产行业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导致的失信行为
国内只有对企业信用评价的研究，且基于狭隘的信用概念，广义信用包含经济及社会和道德层面的含义，导致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评价大多缺少系统性、综合性，这些不足以全面评价一个房地产企业的社会信用状况，有的房开企业为了取得社会认可，增加开发机会，只重视信用评价中涉及到的指标，却忽视社会和道德方面的指标建设，进而导致房地产行业失信行为的恶性循环。
2.房地产行业失信行为解决途径
2.1 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信用法规体系
房地产领域要根据国家信用法规，结合房地产行业特点，颁布和实施相关的信用法规和条例，如《信用法》、《公平交易法》等法律，另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严惩失信者，迫使其为失信付出巨额成本费用，以保障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建立和完善失信的惩罚机制。
2.2 建立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机制，强化房地产信用体系建设
建立房地产信用体系，必须使失信成本大于守信成本，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惩戒机制，综合运用道德、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来严惩失信行为。在行政上，采取记录、警告、处罚、资质降级、取消市场准入、依法追究责任等行政管理手段，而且让失信记录依法保留多年，使失信者在一定期限内付出沉重的代价。在经济上，要加大经济处罚力度，使失信成本大大超过预期收益。在法律上，建立和完善对失信行为司法处理，依法量刑做出司法性惩戒。按照惩戒与激励并重的原则，对诚信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在竞标摘牌、市场准入、资质升级等方面优先考虑。
2.3 建立和完善我国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系统
加快建立房开企业和从业人员的信用档案，公示企业信用情况，使守信企业和失信企业均大白于天下；统一数据平台，使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系统信息商业化、社会化、市场化；行政主管部门和企业要及时报送有关信息变动情况，及时更新；公布投诉电话，为用户提供企业信用查询，接受社会各界的信用监督；培养一批专业化的档案管理人员。
2.4 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形成房地产信息传递平台
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形成房地产信息传递机制。对于房地产需求信息、供给信息、企业及从业人员的信用信息，应在指定媒体上定期如实披露，建立与社会公众沟通的信息平台，保证房地产信息传递。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资源的优势，以房地产电子政务系统、行业协会自律管理系统和企业经营管理系统为基础，形成覆盖全行业并通过中国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实现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协会网站的互通，构成房地产信息传递网络，形成房地产信息与社会沟通的平台。
2.5 推行行业协会，监控失信行为
房地产行业协会除了履行服务、协调等职能外，重点是充实管理职能，制定行规、行约，加强自律管理，应着手于营造与规则想匹配的优良环境氛围，使更多的企业能加入到行业协会来，真正形成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共讲诚信的行业局面。
2.6 加强企业信用文化建设，树立企业信用品牌
当前企业要切实加强自身的信用建设，形成 “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强化企业自律行为规范，才能树立企业品牌。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的阶段，强调企业的诚信经营尤为重要，广大房地产企业要着眼长远，克服“短期意识”，从典型案件中吸取教训，同时认真学习业内先进企业的宝贵经验，举一反三，牢固树立诚信经营理念，真正筑起自己的职业道德防线，将诚信二字入心、入脑、入行，努力打造企业诚信形象。
3.结束语
“诚信”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是真心诚意；“信”是不欺、信用之意。诚信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综合作用的产物，是一个单位或个人是否成功、成熟的重要标志；诚信是企业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更是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内在要求。诚信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它需要长期在规范的经济秩序中进行，进一步加强房地产行业诚信建设，仍是我国面临的一个沉甸甸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次级债危机可能成为美国经济周期的拐点，次级债危机反映了本轮经济周期中美国房贷和金融市场累积的风险。2007年美国住宅存货继续大幅上升，价格回落。2008年美国次级房贷还款仍处高峰，房贷市场风险仍未充分释放，次级房贷危机有引发全面次级信贷危机的可能。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急剧调整和布什政府的经济拯救方案难以改变美国经济周期性走势。
美国本轮经济增长动力已基本释放。美国经济扩张进入第七年，经济扩张动力已基本释放。私人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从2006年的2.2％降到2007年的2.0％，4季度进一步降到1.4％。住宅和汽车业的萎缩对美国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短期经济调整的幅度和范围，住宅投资连续8个季度呈现负增长，交通设施投资过去7个季度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为负0.14％。2007年前11个月出口增幅仍然高达12.3％，但进口增速已明显回落。2007年底美元兑欧元、日元和英镑分别贬值69.5％、19.7％和40.1％，2008年美元对欧洲主要货币贬值空间将变得非常有限，可能出现拐点。
工业生产屡现负增长，企业利税波动较大。美国工业生产自2006年3季度出现负增长以来，频繁出现负增长。2007年工业生产1月、3月、5月和10月份不断出现负增长，12月份为零增长。工业生产不足主要表现为最终消费品生产不足，制造业生产疲软。2006年4季度到2007年3季度生产企业利润和公司收入出现较大波动。2006年4季度，企业利润、企业流动资金、公司所得税和非金融类国内企业利润大幅减少；2007年1、2两个季度呈现回升的态势；但3季度又全面下滑。
就业增长继续减缓，生产和制造领域就业大幅减少。2007年美国就业连续50多个月保持增长后，2008年1月首次出现萎缩，失业率也保持在4.9％的较高水平。2008年1月份非农就业减少1.7万人，制造业的就业已连续3年出现负增长。
美国服务业出现近5年来首次收缩。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关于服务业活动指数1月份降为44.6，过去58个月以来首次低于50，出现全行业收缩。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活动比重超过80％，对经济和就业具有重要影响。1月份只有3个服务行业实现增长，14个出现收缩。服务业收缩是整体经济降温的迹象之一。
次贷危机也在蔓延到美国消费信贷，信贷紧缩可能转变为消费紧缩。美国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72％，约50％是信用消费，20％是负债消费。美国银行估计，无法偿还的消费者贷款可能占其放贷总数的20％。经济面临衰退、房产价格下跌和失业人数增加，将使无力偿还信用卡债务问题进一步恶化。
2007年受美国经济减速拖累以及私人消费、资产投资增长放缓的影响，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也出现了明显放缓的趋势。欧元区国家2007年2、3季度增长速度由1季度的3.4％下降到2.5％，日本2007年2、3季度增长速度由1季度的2.8％下降到1.9％。OECD预计，欧元区和日本在2008年经济增长将放缓到1.9％和1.6％，而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很难改变全球经济增长减速的基本趋势。
(二)全球资源价格总体在高位震荡下行
次贷危机将引发对资源产品总需求增幅下降。美国经济增长减缓不仅导致其自身需求增速萎缩，也导致其对进口产品需求增速下降。油价继续大幅上涨可能性不大，金属市场铜的基本供求情况已出现逆转迹象，氧化铝供求近年基本处于平衡状态，锌已出现供过于求局面。
资源价格与美元结算短期分离趋势开始显现。美元面临又一轮危机，其储备、结算和交易的国际货币地位受到影响。美元长期大幅贬值，各国抛出美元，甚至准备用其他货币替代美元作为国际市场的交易结算货币。近期，美元贬值幅度过高，短期内跌幅有限，难以支持资源产品价格进一步走高。
全球流动性收缩将使资源产品投机炒作降温。2006年6月以来美联储高利率政策增大了炒作资源产品的成本，主要资源产品期货价格高位震荡，个别产品价格大跌。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流动性过剩逆转，对部分资源价格炒作热度下降。当前，只有煤炭、黄金和铁矿石维持升势。2008年以来美联储大幅降息，国际资本炒作资源产品成本又有所降低。尽管投机资金在全球金融形势动荡和资源价格进一步上涨幅度有限的预期下可能做空，但资源价格降低幅度有限。
(三)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加大
主要货币利率走势差异明显。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压力上升，主要经济体通过降息刺激经济与加息反通胀之间权衡难度加大，货币政策存在短期化倾向。美联储年内政策基调仍是降息，但随着1月将利率大幅降至3％后，继续下调空间缩小。欧盟货币政策重点仍是反通胀，追随美元降息的可能性不大；日本的通胀紧缩有所改善，增长放缓，利率仍将在低水平徘徊。
国际货币体系的无序状态仍将继续。长期对货币纪律的遵守，使得欧元价值尺度职能进一步完善，欧元的国际地位逐步增强。市场和各国货币当局对货币格局变动心照不宣，在是否持有美元问题上“只做不说”、“多做少说”。一旦石油出口国采取特殊举措(如原油欧元报价、贸易欧元结算)，可能加速美元地位下降。当然，美元地位下降并不意味美元汇率持续贬值，不排除下半年美元对欧元反弹的可能。
全球资本市场年内将可能再次发生类似于“黑色星期一”的调整，但震荡范围仍在可控界限之内。首先，从1月22日的紧急降息时机选择看，美联储显然已将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短期给市场注入强心剂，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其次，欧盟等经济体货币当局应对危机态度积极，美元、日元的低利率为流动性维持提供动力。最后，全球私募基金、财富基金等新兴投资主体接手证券资产意愿强烈，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资产价格。
国际银行业发展面临较大调整。美国运通集团估计，全美无法偿还的消费者贷款达20％。目前美国信用卡债务规模超过9000亿美元，汽车及其他消费债务超过1.5万亿美元，还有超过10万亿美元的私人抵押债务。如果次贷危机引发美国信用消费体系出现问题，不仅整个行业将重新洗牌，也将进一步拖累美国经济。
全球失衡格局有所缓解，“逆差一资本回流”机制仍起作用。美国经济减速、消费支出受到抑制、美元贬值、新兴市场出口放缓四大要素具有收敛失衡的作用。虽然资本流动方向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流动方式、投资品种有所调整。二级市场对国际金融机构、著名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明显增多。有关国家可能采取非市场化手段干预市场，防范财富基金的所谓“跨国国有化”。
二、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的影响
(一)对我国出口有一定负面影响
2001－2007年我国对美出口增长率与美国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82。相关研究表明，在人民币升值3％、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2008年经济增速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我国出口量仅会增长13.1％，比2007年增速回落10个百分点。我国与发达经济体有很高的经济互补性和依存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发达经济体进口萎缩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2007年美国经济明显减速，前11个月美国进口同比增长仅有5.63％；货物进口增速大幅回落4.9个百分点，服务贸易进口增速回落1.3个百分点。同期，美国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增速下降到3.63％和5.94％；从日本进口则减少了1.58％；但是从我国进口增速同比高达12.19％。我国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国。
(二)全球经济下滑可能会降低对我国通胀的压力
部分出口商转销国内市场，从而缓解价格压力，但是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由于生物燃料继续维持大规模生产和粮食供应存在压力，加上南方雪灾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冲击，粮食价格可能继续上涨，加上国内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是存在。目前的价格管制只是一种临时性干预，在目前财力比较充裕情况下，建议通过适当财政补助，保证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
(三)对产业的影响
我国对美国出口最大的前10类商品占中国对美出口的75％以上。其中，与美国GDP增长相关系数超过0.6的分别是钢铁制品(0.96)、电机、电气和音像制品(0.88)。而电机、电气和音像制品由于国内加工贸易占相当比重，人民币升值影响相对较小，中间成本的变动直接影响到这些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这并不是内部所能控制的。相对而言，玩具、家具以及纺织品等与美国GDP的相关系数相对较小，意味着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的是受到来自内部成本上涨所带来的冲击。
(四)对就业的影响
全球经济增长减速，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对我国就业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影响与国内的贸易政策调整同时发生，严重影响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成本上升等因素，广东有2－3万家中小企业已经破产，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五)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增多
我国贸易摩擦既包括纺织服装等传统产品，也包括高技术产品贸易；既涉及南北矛盾，也出现南南冲突；既面对反倾销、特保等传统措施，还面对反补贴、技术壁垒、绿色贸易等新方式。全球经济减速，贸易摩擦只会进一步加剧。2007年美国以产品质量和安全为借口，对我国食品、玩具和轮胎等一系列出口产品进行质量指控。
(六)全球资源价格高位运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全球资源价格高位运行对我国经济有很大负面影响。一是对我国国内资源价格形成了强大上涨压力。二是增加了我国产品生产成本，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出口企业利润下降，制约研发投入和贸易方式转变，不利于我国自主创新；很多中小加工企业生存日益艰难，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三是从外部输入了通胀，加大了国内通胀压力。四是引发了我国国内投资过热，不利于我国宏观调控。全球资源价格高位运行通过市场手段来逼迫国内企业节约资源和降低成本，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创新型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此外，次贷危机导致全球流动性紧缩和制约了投机资金炒作资源产品，有助于减缓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上述压力。
三、政策建议
(一)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方向
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过热和通胀压力有所缓解的情况下，我国货币政策方向不应因美联储降息而有所变动。南方雪灾后，农产品及某些居民消费品价格可能大幅上涨，通胀压力将进一步上升。货币政策除采取数量型工具外，仍要敢于采取价格型工具。考虑到本轮通胀的成本驱动特征，要加强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更多采取区域性、行业性政策，加强窗口指导实施精确调控。近期尤其是要加强对南方地区灾后恢复、农业抢灾救灾、煤电油运领域的信贷支持。
(二)切实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人民币汇率
美联储大幅降息进一步加强了美元对主要货币的贬值压力。人民币对美元1％的正利差给市场提供了新的无风险套利机会。2年多来的持续升值没有实现汇改的预期目标，金融领域某些矛盾甚至有所激化，但爬行升值确实没有对实体经济造成大的负面影响。年内只能是考虑切实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汇率调节，不追随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进一步贬值，尝试维持对欧元等强势货币汇率的稳定。中长期看，可以考虑系统性改革方案。
(三)以中性政策为主，应对证券市场波动
境内外资本市场变动的相关性和因果性已经显著上升，2008年内国内外资本市场交相大幅震荡在所难免。应采取中性政策加以应对：一要坚持货币政策不针对资产价格，不迁就证券市场的要求，不因市场波动而变动；二要进一步放松证券市场自身的管制，适时加快基金审批等，给市场以一定利好；三要及时调整税收政策，在出现严重恐慌时，可考虑印花税回调至2006年的水平。
(四)强化资本项目管理，密切关注FDI项下短期资本流动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7—0064—10
1 引言
環境问题从边缘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议程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旅游业迅速发展过程中，旅游地所面临的各种環境问题也备受关注。资料显示，旅游业排放的CO：大约占CO：总排放量的5%，该排放量所造成的影响大约可以达到全球温室效应的14%。鉴于旅游业与環境和气候的密切联系，旅游业被认为是一个脆弱和具有高度气候敏感性的经济部门。作为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之一，饭店企业在传统的“资源一产品一废物”线性开放式运行模式下，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特点，是旅游产业中能耗强度高和碳排放密集行业，因此，各旅游城市和旅游目的地環保部门都将饭店企业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世界遗产地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目的地，生态建设和環境质量是其旅游业得以永续发展的生命线。长期以来，相关部门采取了大量措施保护遗产旅游地的生态環境，但这种以政府规制为主的传统污染控制手段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思考与实践，使得環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显著降低，環境管理成本也随之增加。有鉴于此，本文从微观动力学角度探讨世界遗产地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的倾向性及其驱动因子与影响机制，寻求促进企业改善環境行为的最优方式，以期为政府制定有效的環境政策和旅游企业環境管理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依据。
2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2.1旅游企业環境行为研究
企业環境行为是指企业面对来自政府、公众和消费者等方面的压力，基于自身条件及发展战略所采取的对環境产生影响的措施和手段的总称。旅游企业既是旅游活动得以实现的重要介体，又是環境保护的责任主体。在不同的環境政策和旅游市场需求约束下，旅游企业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而旅游企业的行为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其環境表现，进而影响旅游目的地環境质量。因此，对旅游企业環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当前摆在业界和学术界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
西方发达国家对旅游企业環境行为问题关注较早，介于旅游行业结构的特殊性，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其中的饭店企业而展开。凯米里亚和哈塞瑞博（Khemiria&Hassairib）对突尼斯饭店的能源使用效率与节能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卡西姆（Kasim）探讨了中小型饭店環保理念与实践的影响变量，并进一步预测其環境行为；阿尔瓦勒兹和伯格斯（Alvarez&Burgos）量化分析了饭店企业积极環境行为与经营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埃尔多安和托森（Erdogan&Tosun）构建了饭店企业環境行为指标体系，并以土耳其格雷梅国家公园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波丹劳威茨和马丁兰克（Bohdanowicz&Martinac）通过对欧洲184家连锁饭店的调查，对比分析了分属于高端和低端市场的两类饭店资源消耗总量及其影响因素。可见，国外学者对旅游企业環境行为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和系统化，运用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占据主流，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支持。
国内旅游企业環境行为问题的研究尚处在初步探索阶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十分有限。学者们对饭店企业環境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環境管理体系构建、绿色饭店打造、绿色营销等宏观层面的定性描述，部分研究涉及饭店企业节能减排潜力核算及其外部影响因素分析。但是，从行为主体的角度系统分析遗产旅游地饭店企业污染控制、清洁生产等環境行为的动机及其驱动因子的研究成果当前还极少见诸各类文献。
2.2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有关旅游企业環境行为的理论分析，结合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7个假设，并据此构建出遗产旅游地饭店企业環境行为及其驱动机制的分析框架。
H1：饭店档次越高，其環境行为表现越积极；
H2：高星级饭店、低星级饭店以及社会旅馆在環境行为表现上存在显著差异；
H3：饭店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对饭店企业環境行为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H4：管理层環境意识越强，饭店企业就越有可能采取积极的環境行为；
H5：受到的環境规制压力越大，饭店企业采取积极環境行为的倾向就越强；
H6：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形象及其環境管理绩效越关注，饭店企业的環境行为就越积极；
H7：社会责任驱动因素对饭店企业的環境行为倾向有直接、积极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3.1研究案例
本研究以张家界市旅游饭店等住宿设施为调查对象。张家界是我国首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所在地。近年来，在“旅游立市、产业兴市”战略的推动下，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迅速。2010年，全市旅游景点接待人数达到2404.8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5.32亿元，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51.67%，旅游业已成为张家界真正意义上的支柱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交通运输、餐饮住宿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数据显示，张家界的饭店数量从2001年的381家增加到了2010年的452家，平均每年新建饭店13.4家，其中，星级饭店和待评星级饭店有143家，经济型饭店26家，社会旅馆283家，共拥有客房床位数5.3万张，旅游接待能力空前强大。随着旅游者和旅游企业活动强度的增加，张家界面临的環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尽管近年来環境整治力度不断加大，但张家界的酸雨频率仍然高达76.9%，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等废气排放、城市区域環境噪声等均处于轻度污染水平，環境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控制。初步测算表明，旅游饭店和交通运输企业是张家界碳排放和環境污染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環节。
3.2量表开发
本研究充分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世界遗产地旅游企业環境行为的特殊性进行量表开发。为了提高量表的针对性、适用性与科学性，笔者咨询了饭店管理领域的有关专家，并对张家界20位饭店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前期结构性访谈，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分析设计测量指标。根据预调研结果对问卷进行反复修改与增减。问卷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饭店基本信息，主要包括饭店等级、规模和接待旅客类型等统计指标；第二部分则由饭店環境行为测量指标组成，包括6个度量项目共计33个测量指标（参见表2）；第三部分为饭店環境行为影响因素，包括15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级尺度度量法进行测度，即依据对各测量指标认同程度的强弱划分为5个等级，1至5依次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相关人员据此进行打分。
3.3样本结构
本研究将张家界绝大部分星级饭店都列入调查范围；其他按抽样法选取其中代表性较强的饭店企业进行调查。数据收集工作分3次进行：第一次利用笔者所参与的《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总体规划》课题组2011年2月27日～3月2日在张家界考察期间收集研究资料和发放问卷；第二次借助该规划项目市场调查之机于2011年“五一”小长假期间作了有针对性的补充调查。两次共发放问卷280份，有231家饭店同意提供信息并完成问卷的填写，剔除回答不全、填写不完整以及存在明显逻辑错误的问卷14份，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17份，占回收问卷数的93.9%。为了增强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本文第二作者结合学位论文的外调工作，在适度对量表进行微调的基础上，于2012年元旦期间组织12名本科生对上述调研对象饭店进行了回访和补充调查，并逐条核实、校对前两次的问卷调查内容。
全部调研对象饭店按照等级高低分为3组：四星级及以上饭店为A组；三星级及二星级饭店为B组；未参与评星的经济型饭店以及社会旅馆为C组。接受调查的217家饭店中，五星级饭店10家（4.61%），四星级饭店21家（9.68%），三星级饭店32家（14.75%），二星级饭店59家（27.19%），经济型饭店22家（10.14%），社会旅馆73家（33.64%）。A、B、C三组饭店的比例大致为1.4：4.2：4.4，与张家界市饭店企业的档次结构基本一致，也与我国主要旅游热点城市的饭店档次结构特点大致吻合，调查样本在我国同类旅游目的地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4数据处理
回收问卷经赋值后将结果录入计算机，经人工核对确保录入信息无误后，采用集中趋势和指标平均分析方法，即先确定研究量表中每个指标的均值，然后根据各个指标均值确认每个指标大类的组均值，通过分值的大小对张家界饭店企业的環境行为表现进行系统分析，并对本文的研究假设1和假设2进行检验；以张家界饭店企业環境行为评价指标得分均值，即環境绩效（EP）为因变量，以企业環境行为的驱动因子为自变量，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二者进行回归拟合，以实证结果检验假设3～假设7。
4 实证分析结果
4.1问卷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最常用的Combaeh’s a系数评估测量的信度。检验结果显示，问卷总信度为0.813。其中，问卷第二部分6个饭店企业環境行为指标组的Combach’s仪系数基本上均大于或接近0.70；问卷第三部分的饭店行为影响因素的信度为0.821，表明各度量项目的测量指标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可以认定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本研究的量表设计基于相关文献，并根据案例地实际情况和前期访谈结果对相关评价项目进行了反复修正，尽量使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构造效度主要通过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体现。使用LISREL8.54软件分别对各度量项目进行确认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所有测量指标在各自计量的变量上的因子负载都高度显著，各变量的AVE值大于0.5的临界值，而且AVE的平方根都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问卷的会集和判别效度较好。
4.2饭店企业環境行为总体特征
饭店企业環境行为6大类度量项目及其33个测量指标的均值、组均值以及总体均值的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据此从整体上分析张家界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的现状特征。
（1）绿色建筑设计建筑是饭店整体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结构与外观对饭店经营绩效以及企业形象影响巨大。表1显示，绿色建筑设计5个指标中，“建筑风格与周边環境相协调”的均值最高（2.33），说明张家界在近30年的旅游产业发展中已逐步形成了景观保护意识，相当一部分饭店的建筑风貌吸收了本土民族文化元素，实现了建筑与周边環境的共生相融；同时，基于成本节约的考虑，部分饭店的建筑设计也考虑到了自然采光与通风，并通过外墙颜色设计或改造来减少能源消耗（1.90，1.84）；但是，大部分饭店在建造过程中新型環保材料使用率较低（1.33）；一些星级饭店的建筑设计过于注重外表的富丽堂皇，多采用玻璃幕墙等制造视觉效应，忽视了建筑材料的保温效果及声光污染等问题（1.69）；实地调查中还发现，许多新建高档饭店片面追求天井式大堂，这不仅造成了空间浪费，也加大了饭店营运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量。
（2）节能管理
由表1可知，张家界的饭店企业中，室内声控或人体感应节能灯、智能节电高压开关系统和低能耗设备等普及率较高，3个指标的总体均值分别达到了2.71、1.92和2.18，其中，A、B、C3个组别的饭店在“室内使用声控或人体感应节能灯”这一指标上的得分都超过了2.0；但只有少数高星级饭店在公共区域安装了智能调光系统，并配备了中央空调变频节能装置、太阳能多功能系统以及对门窗玻璃进行了节能保温改造，这4个指标的总体均值相对较低，分别为1.36、1.35、1.78和1.55；另外，由于技术和设备要求较高，锅炉等设备的废气余热再利用技术在张家界饭店行业尚未得到推广，该指标总体均值仅为0.75，在节能管理8个评价指标中得分最低。能源管理是饭店企业节能减排的核心领域之一，但张家界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的节能管理度量项目总体得分并不高（1.70），这一现象值得引起关注。
（3）节水管理表1中数据表明，测度张家界饭店企业节水管理状况的6个環境行为指标中，“控制有害污水排放”和“废水处理后回收利用”的均值都达到了2.00左右，这说明随着遗产旅游开发中環境问题的凸显和政府環境规制的日益严格，多数饭店已开始注重排污量的过程控制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也应该看到，多数经济型饭店和社会旅馆没有使用锅炉和空调冷凝水回收装置以及智能感应式节水控制系统（0.38，138），许多饭店清洗布草和食材的技术滞后（1.61）；此外，3组饭店在“征询客人意见减少布草换洗频率”指标上的得分都很低（1.13，1.14，1.91），其中，高星级饭店所在的A组均值竟然在3个组别中最低。从访谈中得知，减少布草换洗频率以及对客人设定用水限额等措施可能会影响到人住旅客对服务质量的评价，因而饭店企业很难在水资源管理与顾客满意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4）废弃物减量统计结果显示，张家界饭店企业废弃物管理指标组的总体均值为2.02，在6大类環境行为度量项目中得分最高。而且A、B、C 3组饭店在多个指标上的得分均超过2.0，说明资源节约已成为张家界饭店业界的共识，且已付诸实际行动。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张家界近年来環境整治的绩效。但是，部分低星级饭店和多数社会旅馆均未实现在局域网内无纸化办公，办公耗材浪费较大（1.49）；在赢利动机的驱使下，大部分饭店在倡导简约务实消费方面也表现较差（1.60），说明张家界旅游业在与国际接轨上还存在理念上的差距。实地访谈中得知，很多中低档饭店均未及时对废弃物进行分类处理，造成可利用率下降；部分社会旅馆没有配设专门的封闭式垃圾房，垃圾随地露天堆放，造成空气和视觉污染。这些现象都与世界自然遗产地環境管理规范和環境质量要求存在较大的落差。
（5）環境管理沟通从表1可知，“環境管理沟通”是张家界饭店企业環境行为6大类度量项目中得分较低的一项，总体均值仅为1.59。除部分高星级饭店在员工環保培训和对客服务沟通等方面做得稍好以外，多数饭店均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環保管理体系（1.38），也大都没有扮演好遗产旅游地企业本应承担的環保知识宣传者角色（1.65）；饭店之间環境信息与環保经验交流较少（1.25）。良好的企业環境行为要以企业上下一致的環保意识为依托，行业内各企业之间的横向沟通也十分重要。饭店规模和设施配备的不同必然导致能源消耗和排放总量上的差异，如果行业内部缺乏经验与信息交流，管理者就难以判断本饭店的能耗与排放是否合理，从而导致饭店企业在環境管理工作中无所适从。
（6）環保知识掌握国内外相关環境管理标准以及国家環保政策法规等是遗产旅游地饭店企业实施環境行为的重要依据和保障。统计分析表明，“環保知识掌握”在6大类環境行为度量项目中得分最低，总体均值仅为1.43；而且，A、B、c 3组饭店在各个评价指标上的得分无一超过2.0，可见调查对象饭店对環保知识和政策了解甚少。其中，3个等级的饭店除了对ISO 14001国际環境管理体系相对熟悉以外（1.97，1.41，1.82），对于《绿色饭店实施细则100条》和《旅游饭店节能设计标准》两个国内環保标准的了解程度都较低，其中尤以B组和C组饭店为甚，得分均值都未超过1.5。
整体看来，张家界饭店企业6个環境行为度量项目的总体均值较低（1.72）。其中，除了废弃物减量指标组的组均值得分达到2.02以外，其余5个指标组的总体均值得分都在2.0以下。6大環境行为度量项目中，饭店環保知识掌握最为欠缺，组均值仅为1.43；其次为環境管理沟通（1.59）。此外，作为饭店企业节能减排重点板块的水资源和能源综合利用与管理两个指标组的得分也不高，分别只有1.63和1.70。由此可知，张家界饭店企业環境行为总体上表现欠佳，仅部分饭店确立了清晰的目标和行动计划，并据此调整其资源管理和環保设计以改善其環境行为。
4.3饭店企业環境行为差异分析
从表1可知，张家界3个不同档次饭店企业的環境行为总体均值分别为2.21、1.65和1.32，A、B、C3组饭店在環境行为表现上按照档次高低呈现出一定的梯度差。但是，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ANOVA）对33个環境行为测量指标进行检验时发现，只有12个指标在3组饭店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
为了进一步厘清张家界不同档次饭店在環境行为表现上的差异性，本文运用邦弗朗尼（Bonferroni）多重比较检验方法对33个测量指标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上述12个環境行为指标中，A组饭店较其他两组的得分整体偏高，而且基本都高于B组和c组1分甚至2分以上，c组饭店的指标均值得分在3组饭店中最低。其中，“建筑门窗采用隔音设计减少噪声”、“合理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中央空调安装变频节能装置”等3个指标的组间差异最为显著，尤其是A组和c组饭店之间，均值差异系数均在2.0以上（2.29，2.48，2.18）。相比之下，A、B两组饭店的環境行为指标差异略小。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3组饭店得分差异较大的12个指标大都指向当前饭店业节能减排的高新技术领域。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而成本过高是制约企业实施节能减排的关键因素。相比较而言，高星级饭店在融资、人员配备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能更敏锐地感知到饭店企业发展对技术进步的依赖性；低星级饭店大多规模较小，受限于新技术设备的高成本以及管理层的環境意识水平，推广节能技术的积极性不高；社会旅馆对環境行为的认知大多停留在表层，甚至将能源与资源节约简单地等同于“节俭主义”，多数业主更关注眼前利益，而且这类饭店的实力也不足以支撑整个高新技术体系，因而对上述12个環境行为指标的响应较弱。
4.4饭店企业環境行为驱动机制
如前所述，由于企业规模、技术水平以及管理层環境意识等的差异，饭店企业的環境行为表现也不尽相同。企业如何根据外部環境和自身条件合理地选择環境行为？这就需要在明确企业環境行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展开研究。本文正是基于张家界饭店企业面临的各种外部压力和内部动机，构建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的影响因素量表，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的驱动因子，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
4.4.1因子分析
在提取環境行为驱动因子之前，首先对饭店企业環境行为影响因素样本进行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检验。其基本原理是，KMO越接近于1，表明数据越适合做因子分析。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733，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统计量为488.694，相应的概率p值为0.000
4.4.2回归分析
为了探究各驱动因子对张家界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的影响机理，本研究采用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方法，首先对本研究建立的因子内部结构关系进行初步判断，得出5个環境行为驱动因子与環境行为绩效的相关系数矩阵（表4）。从表4可以看出，5个驱动因子都与環境行为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后，以5个驱动因子为自变量，環境行为绩效为因变量进行一般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各驱动因子对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绩效的影响程度。在分析过程中，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造成的估计偏差，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循序导人自变量，通过检验确认后，剔除效应不显著的自变量，从而得出最优方程。
通过拟合优度检验发现，饭店企业環境行为拟合优度（R2=0.661）较理想，且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残差D-W值高达1.894，表明残差不存在自相关的可能性。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F检验统计量值为58.078，p值为0.000
根据上述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对前文提出的假设3～假设7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下：
假设3成立。利润动机对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且贡献率最大（0.699），说明利润动机对张家界饭店企业環境行为绩效的影响最为显著。作为“理性经济人”，饭店企业所做出的任何行为选择都是以追逐经济利益为首要目的。面对有关部门在水、电等能源费用征收上的双重标准，张家界饭店企业长期以来在高成本下运营，饭店企业本着“节约的就是利润”的理念，必然要采取相应的環保措施以减少经营成本；另一方面，采用環保新技术可以获得创新优势、效率优势和先动优势，并在中期或长期内能够实现成本节约，这也是许多高档饭店采取自愿環境行为的重要动因之一。
假设4部分成立。管理层環境意识与環境行为绩效呈现正相关，但其t检验结果不显著（0.103），表示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饭店企业在应对環境压力时，经过一番预算和成本收益分析，更倾向于利己的環境决策。
假设5成立。政府環境规制压力与企业環境行为绩效在0.002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539，仅次于利润动机，说明饭店业节能環保的推广离不开政策引导与有效激励。饭店企业受到的環境规制压力越大，其采取积极環境行为的倾向性就越强。但实地调查中发现，张家界在相关環境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重“惩治”而轻“激励”，事前预防和事终控制难以到位，因而相关環境政策在饭店企业中的实施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假设6成立。“其他利益相关者压力”是最后一个进入回归方程模型的因子，回归系数为0.294t，检验结果显示在0.013水平上显著，说明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形象及其環境管理绩效越关注，饭店企业的環境行为就越积极。饭店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環境行为选择；饭店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对各饭店企业的環境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竞争对手的環境行为取向也会对饭店企业产生示范作用。
假设7部分成立。事业动机与環境行为绩效呈现正相关，但t检验结果不显著，假设7只获得部分支持，说明张家界饭店企业管理层的環境意识还没有真正上升到道德层面，远未达到将環境行为纳入履行社会责任范畴的思想高度。
5 结论与讨论
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实际上就是精准、公平以及客观的评估和核查领导干部在职期间承担的经济职责等情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领导干部离任审计机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变得越来越完善，已是构成我国干部人事机制的核心内容，对打造干部团队、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保证经济秩序以及加强权力监管都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要进一步增强监督以及管理重要领导干部实施权力的力度，另外还要保证审计监督以及行政监察的规范性。在现阶段，如何完善和健全领导干部离任审计机制依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前提就是完善领导干部离任审计机制
这几年，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人民群众和政府都树立了责任政府、透明与服务以及法治政府等思想，另外还在现实生活中得以落后，所以就表现为各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中就包括领导干部离任审计机制。尤其是，其对建设公平、公正、公开的服务型政府，保证政府人员能够自觉遵守法律政策以及对于领导干部铲除“”都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另外还有利于预防政府。
二、开展领导离任经济事项交接工作的重要性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管的过程中，主要是对其任期经济职责的监管上还面临着很多问题，所以必须对其给予足够关注，一般反映为下面几点：
（一）新官不重视旧账
在没有实施领导干部离任交接机制之前，最常见的就是岗位交接方式，不过很有可能造成人为割断财务历史问题，或者出现新官不理旧账等现象，也就是组织部门要和相关领导干部加以交流，双方在交接工作时，必须严格遵守组织部门确定的时间。一些是表面上的寒暄，一些是压根不见面，缺少相关的第三方监督以及认证。另外由于很多离任领导干部尚未形成经济职责思想，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存在很多漏洞，从而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突击签字集中报销，在上任初期，领导干部普遍会碰到债务问题，这部分债务数额庞大，不符合单位账面结余。
（二）对社会和谐产生威胁
交接方式太少、交接内容不具体，导致接任者来时不了解各项工作的具体内容，而且原单位也没有化解尚未引进到离任范畴的债务，对待债权人，双方互相推卸责任，从而让债权人常常碰壁，只能越级上访，人为导致了不稳定。
（三）出现腐败隐患
在离任之前，一些领导干部大手笔花钱，一些对奖金进行大量发放，一些对远期债务进行提取支付，还有的领导干部将任期内所有结余资金花光。在离任时，一些领导干部带走了之前购买的相机、电脑以及汽车，从而影响了原单位财务的秩序，而且国有资产也得不到合理使用；领导干部们普遍认为，自己为单位付出了心血，从而霸占了固定资产，或者其他不廉洁的行为，还有个别的领导干部侵占原单位的债权收入。
三、完善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和交接工作的相关方式
（一）指导理念
加强宣传力度，让领导干部树立审计观念思想。从某方面来讲，机制属于内在信仰，为打造优良的制度文化，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离任审计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对离任以及现任领导干部所要承担的经济责任加以明确，进而为领导干部离任事项交接工作的正规性提供保障；优化领导干部监管制度，避免国有资产和资金流失，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二）增强离任审计立法，确立交接工作目标
各地应根据新特征以及新情况对领导干部离任审计文件政策进行调整与改善，另外还要学习和参考各种完善的方式方法。经过交接领导干部离任经济责任事项，对领导干部离任以及现任所要承担的经济职责进行明确，对他们之间工作的正常衔接提供保障，从而不影响单位的正常工作，让离任和现任领导干部清楚自己的职责，尽量控制新官不理旧账问题的产生，尽可能解决好离任领导干部遗留的问题，从而让领导干部的管理能力进一步加强，让其能够承担起自身的经济职责。
（三）交接目标
交接的对象主要是：承担着经济职责的副科级单位领导干部；区直所有单位的正职领导干部；上级领导干部同时是单位以及部门的正职领导，而且拒绝肩负经济职责时，真正承担起本单位常务工作的副职领导干部；区直各单位主持工作超过一年的副职领导干部。在轮岗、调任、退职以及转任前都一定要完成好书面经济责任交接工作，统计单位以及个人使用资金的数据，进而保证离任交接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交接流程
（1）在离任以及现任领导干部之间开展领导干部离任经济事项交接工作，组织部负责引导，而监督和管理任务则由审计局以及财政局来负责；离任交接的工作流程由审计部门来制立。
（2）在开展领导干部离任工作前，组织部门委托审计部门将《领导干部离任经济事项交接通知书》发送给各个离任领导干部。
（3）通常情况下，领导干部应在收到《通知书》的五天内办理好交接手续，安排有关人员统计账面以及盘点财产，另外还要根据相关要求完成《交接表》。如果碰到特殊状况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交接的，在得到组织部门的批准后，可加以延长。
（4）领导干部离任经济事项交接表在转交给接任领导干部后，他们必须在一周内完成核实工作。
（5）《交接表》共有四份，在得到监交人以及交接双方的确认后，交接双方和所在单位分别保留一份，剩下的一份则交给组织部，这是对离任以及接任领导干部经济职责进行明确的核心根据。
在离任审计工作还没有开展前实行交接机制，从而界定离任以及接任的经济职责，干部在生病期间不能上岗，这是为了避免双方推卸责任，从而确保审计部门能够顺利开展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工作，另外从制度上为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评估的精准与公正性提供保障。
2008年,由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短时间内席卷了全球,美国、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受到重创。虽然中国在本次危机中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危机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仍然不可忽视。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全球经济开始复苏,我国实体经济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也均已逐渐回升,至此金融危机步入“后危机时代”。在这个时候,如何正确认识本次危机?如何防止危机反复和经济二次触底?如何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必须关注的问题。
事实上,金融危机是通过减少净出口,引发金融、地产泡沫的快速破裂等多个渠道影响我国经济的,而这些领域在危机未发生时已经显现出若干不和谐的信号,只是这些信号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未能对政策决策者和社会各界起到警示作用。例如,宏观层面上,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对外依存度过大的问题;产业层面上,产能过剩的问题,区域分割的问题;微观层面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民营企业生存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都由来已久,大多已被人们发现并证实,但没有被有效的重视。本文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出现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外部冲击,而是内部矛盾在外部冲击的催化下被突出了。正是因为中国对外依存度过高,才使得美国购买力的减少能快速的打击我国沿海经济;正是由于中小企业在实体经济内生存困难,才使得虚拟经济膨胀,最后出现泡沫破裂的一天。总之,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还是内部问题,金融危机仅仅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反过来考虑,可以说,金融危机对于我们是一次机会,它让我们更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的不足,让宏观和微观决策者有机会在高速发展的间歇中多角度的调整经济结构,使得中国经济在长期内能更好的发展。
一、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是理论界一直关注的老问题。中国过去十年的高增长,主要是靠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拉动,而出口和投资分别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粗放式的资源密集型产业支撑,前者主要包括纺织业、家电业等,后者主要包括房地产业和采掘业。这种增长模式由于地方政府的GPD竞争而被强化,进而形成了当前中国极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正在情况愈加恶化的时候,金融危机发生了,其造成的原材料价格上升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朝不保夕;而房地产泡沫破裂和流动性紧缩又让房地产经济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全球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国际环境保护谈判使得粗放型增长方式显得不合时宜。因此,借势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振兴高新产业和绿色产业是转型时期重要的任务。
在当前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现实下,依靠发展高投入、低附加值的产业来拉动GDP增长的思路已经不合时宜,能源、建筑、原材料生产等行业不应当继续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来发展。此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使国民经济由重工业经济向低碳经济过渡是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培育高新产业,鼓励资本由传统产业向高新产业转移。
高新产业,有别于满足居民日常“吃、穿、住、用、行”需求的传统产业,主要包括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的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利用可再生技术向大自然索取能量的新能源产业;运用新科技改造生产方式,提升全社会福利的生物技术产业和光电子信息产业。这些产业都具有低污染、高科技含量、低成本和高利润的特点。发展和振兴此类产业有助于缓解环境恶化的压力,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有利于我国培养大量优秀科技人才和研发一批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的技术成果,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抢得先机。
二、促进企业模式转型
经济危机发生之后,中小企业生存困难是困扰中央和地方经济工作部门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事实上,此种情形并不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才发生的,而是在2005年前后就已经被学者发现和提出。虽然中国正在逐步深化经济市场化改革,但是能源、交通、电信等垄断行业仍然存在很高的行政进入壁垒。尽管这些行业存在不合理的高额垄断利润,民间资本还是只能远观而不可参与。同时,投资项目的稀少、融资手段的缺乏和产业政策的高度不稳定等原因也使得民营企业的发展道路上布满荆棘。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只是更进一步的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负担而已,让这个矛盾变的更加明显和尖锐。由此,金融危机的发生,同时,还要利用金融危机“倒逼”企业转型。
“倒逼”企业转型主要目的之一是促使中国企业从利用低成本优势打拼市场的模式向运用核心技术控制纵向价值链的模式转型。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企业逐渐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环节,“中国制造”成为中国企业发展模式的象征。当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出口创汇,中国GDP节节攀升的同时,创新“软肋”一直是潜伏在繁荣背后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由于我国大多数企业的关键技术和专利都是从国外进口,而自己又缺乏模仿和创新的实力,我国大部分产业的生产技术受制于人,我国企业靠低成本优势苦苦积累的利润拱手供奉于人。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全球价值链上的蛋糕整体变小,此时拥有关键技术和关键原材料的强势企业可以利用自身谈判优势保住自己的利润空间,而中游的生产企业的利润常常受到压榨。当此之时,危机中转变国人观念,增强企业创新意愿迫在眉睫。
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开发独特产品、发展独特技术和发明独特营销手段的能力,具备门槛壁垒、不易模仿和不可交易等特性。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大多数企业都缺乏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生产必需的产品和技术专利基本上依靠从国外进口。此事实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企业在竞争中缺乏独立自主的地位,在产业链纵向谈判中没有话语权,市场会受到上下游企业的价格压榨。金融危机以来,这些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这给“东莞模式”、“浙江模式”等依靠低成本打拼市场的企业生产模式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首先,要进行金融创新,通过设立创新项目基金等手段,增加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企业R&D投入做好资金保障;其次,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再次,鼓励企业技术联盟,推进产学研合作,健全创新合作机制;最后,要着眼长远发展教育,培养创新所需的人才,从根本上消除我国企业面临的“人才”瓶颈。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金融危机致使大量企业利润缩水和经营困难,劳资关系在此时显得尤为紧张。2007年5月,新劳动合同法在危机发生之前颁布,其对资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和责任,在危机发生之后变的难以执行。许多省市为了保增长、保就业,暂缓执行新劳动合同法的条例,给中小企业以“喘息之机”。事实上,劳资关系不应当仅仅依靠法律手段进行约束,非正式制度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会比正式制度起到更大的作用,而正式制度的出台往往会对原有的非正式制度产生挤出效应。和谐关系关键不是建立在正式制度层面上的,而是非正式制度层面。换句话说,也就是要转变劳资双方的观念、思想和习惯。
关于劳资关系,奈特有过精辟的论述,“工人让企业家承担风险,同时给予其利润作为补偿;企业家得到了利润,同时给予工人稳定的工资作为补偿”。根据奈特的观点,是个人的风险偏好程度决定了各自收入的性质,企业家承担风险,取得的是高额的变动收入,而工人让渡风险,因而获得低额的稳定收入。因此,在经济繁荣时企业主占有了经济利润而只给工人低廉的报酬,那么在经济危机时企业主也必须给予工人“保险”的稳定工资,履行劳资双方的这种“非正式契约”。金融危机下,企业和员工要“抱团取暖”,企业要尽量减少“不道德的”裁员行为,员工要避免“不道德的”怠工行为。全社会应当重构新型劳动关系,为劳资关系注入平等合作的观念。劳动者和企业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互相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企业要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使员工树立“主人翁”意识,减少劳动关系的对抗性,使双方共生共荣,共谋发展。企业自身也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危机中少裁员,或运用灵活工时和降薪等办法代替裁员,为全社会就业率和员工生存福利做出一点贡献。政府也要发挥作用,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财税扶植,对冲劳动合同法和金融危机短期内给企业带来的压力。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不是外部冲击,而是内部矛盾,外部冲击仅仅使得积累多年的内部矛盾尖锐化。目睹了危机发生时我国经济的脆弱表现之后,后危机时代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借机促进经济转型,从多个方面增强经济体的抵抗力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具体的说,应当调整产业结构,振兴高新产业;促进企业模式转型,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等。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