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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138-02
相比之前的分散立法，我国于2010年颁行的《侵权责任法》专章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立法的空洞。笔者下面将以第65条与第66条为背景，讨论有关环境污染行为的“违法性”要件与环境污染责任的免责范畴。
一、“违法性”要件的理解
（一）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关于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我国大陆的民法学者大多持“四要件说”，即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因果关系与主观过错。当然，关于这一理论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各国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法国的包含有过错行为、损害与因果关系的“三要件说”，德国的包含有行为、违法性、过错、损害与因果关系的“五要件说”，英国的包含有注意义务、义务的违反与损害的三要件说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主张的包含有行为、责任能力、过错、违法、侵害权利或法益、因果关系以及损害的“七要件说”[1]。从其中可以看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按照自己具体情形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来规制侵权行为，这当然也就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有适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才是最优的法律。在我国大陆主张的“四要件说”中，对于“违法性”的采纳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根据我国的法学理论特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采“三要件说”，即将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过错”拿掉，其余均适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特殊侵权行为之所以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要件，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可能是不可预见的，或者发生概率极低的。①
（二）环境污染行为的“违法性”
《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国大陆民法学家主张的“四要件说”关于“违法性”应不应当适用仍存在着分歧。笔者倾向不适用“违法性”的一方。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的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字里行间中并没有关于违法性的规定，且侵害行为本身并不一定具有违法性，其所侵害的权益也不问合法或是非法。举一网络侵权案件说明，某甲上某网站其所见所闻，对其中涉及某乙的行为进行了言语攻击，后某乙向法院主张其名誉权。某甲的这一行为符合其言论自由权，但是在行使其合法权利的同时侵犯到了某乙的名誉权，此案中侵害行为本身是合法的，如果要求其具备违法性，那么某乙的权利将向谁主张呢？由此可见，法律上的这一规定使得一般侵权行为的覆盖面增大数倍，对于保护受损人的合法权益起到有益的作用。
一般侵权行为尚且如此，特殊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更应该采用的是“侵害说”而不是“违法性”。以环境污染责任作为一例说明情况：企业按照环保部门制定的排污指标排污，造成了周围居民的人身和财产损害，居民控告至法院，主张企业赔偿。如果环境污染这一特殊侵权行为采纳了“违法性”，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其完全可以凭借其没有违反国家环保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主张不构成侵权行为。一旦这样，那么有关环境污染责任的案例如何处理将成为一大难题。笔者认为，于本案之中，关于环保部门等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政策与合同法、侵权法等民事法律法规出现适用重叠时应当做出适用领域区分。环保部门将企业的排污量化是为了将其管理成本降低，提高行政办事效率，这样的行为无可厚非，而且我们也很希望看到。但是，对环保部门来说，其和企业一样，对于居民能够承受多大的污染而不受损害这一问题都不是专家，对此只能执行一般人注意标准。那么当企业满足了环保部门的排污标准仍然造成民事领域的侵权损害，这时适用的不应是行政法规标准而是民事法律标准，在没有免责条款的情况下因为排污而造成他人损害势必要承担责任。
笔者在这里做一个类比，以产品责任为例：在产品责任领域经常会出现一组名词，即产品质量不合格、产品瑕疵与产品缺陷。当这一组词汇在具体个案中形成交叉时，我们应当如何来认定责任？产品质量不合格是质监部门制定的关于产品制造行业的类似于行规的最低强制标准，设置这一标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市场上流通的产品质量进行管理。产品瑕疵是合同法领域对于产品交易中交易一方对于另一方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而产品缺陷是适用在侵权法领域的专用名词，产品缺陷的法律后果是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的连带无过错责任。因为质监局等行政部门并非专家，因此即使产品质量合格，同样会出现产品瑕疵甚至是产品缺陷。这时，如果企业主张产品合乎行政部门制定的标准而主张不构成违约或者侵权责任，这显然对于交易对方或者受损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可见，这几个名词都有各自适用的部门领域，即使在个案之中出现交叉的情况，只要我们厘清其中的头绪，就能够正确处理法律问题。同样的道理，也能够解释环境污染责任的相关问题。
二、免责范畴的评述
《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一）关于不可抗力
“当某行为已经构成了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是为什么却没有承担侵权责任？”这正是免责事由存在所造成的结果。“如此的规定对于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有何作用呢？”免责事由的存在使得致害人不会因为一些外界因素或者是轻微过失而承担与之不相适应的责任，这也有助于实现民法上的公义精神。
关于无过错归责免责事由通常说法是包含三类：不可抗力、受害人故意与第三人过错。其中关于不可抗力能否作为无过错归责的免责事由还是有相当争议的。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认为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也应当适用于无过错归责。但笔者更加倾向于反对者的声音。理由在于：无过错归责的适用时不论行为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侵害事实与侵害行为之间构成因果关系，排除免责事由的情况下，就可构成侵权行为并承担责任。不论是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的前提下，不可抗力的存在不足以视为免责事由。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时不适用的理由，笔者将于下文中阐述，此处不赘述。行为人于主观上无过错时，不可抗力的存在也只是加重了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的程度，而与最后承担责任与否毫无关系。
（二）环境污染责任及其免责范畴
结合环境污染责任，可以得出，第三人过错与不可抗力并不当然地成为污染者的免责条款。依照《侵权责任法》第68条，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并不免责，而是与第三人承担不真正的连带责任。依照《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3款的规定，即使污染完全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的，污染者也只有在及时采取合理措施的前提下仍然不能避免的，才可主张免责。笔者认为，有关环境污染责任的免责事由的规定尤其是关于不可抗力条款的适用上，相比于其他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的规定更具备合理性与科学性。
《侵权责任法》第72条规定：“占有或者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占有人或者使用人的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关于这类高度危险作业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归责。由法条可知，在此种情形下免（减）责条款有三：受害人故意、不可抗力与重大过失。我们假设一种情形：高度危险物品的占有、使用人本身就存在有重大过失，只不过适逢天灾降临，使得侵害行为发生。按照第72条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占有、使用人可以免责。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天灾没有发生，占有、使用人的重大过失已经足以造成侵害的危险，仅仅是因为碰巧天灾发生了，而其能够因此而逃过一劫，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这种情况和刑法上关于因果关系认定中的中断因素很类似，如果要一一对应的话，那么因是占有、使用人的重大过失行为，果是造成的侵权后果，中断因素是天灾（不可抗力）。这在刑法上来说，构成彻底中断，原重大过失行为因为不可抗力独立导致侵害结果而与侵害后果无关，也不用承担刑法上的责任。这于刑法原理上是能够说得通的，但是适用于具有私法性质的侵权责任法上却不为理解。相比于刑法的缜密与严苛的罪刑法定，侵权责任法起到的更多的是补偿性质的平衡作用。因此，在保证双方利益均衡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障受损人的民事权益才是其最终目的。而类似于第72条的诸多条关于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的适用将这一目的生生摧毁。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188-02
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具体因素，随着社会环境意识的提升，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污染成本，不仅加剧了环境治理难度，也给社会发展带来负向影响。据统计，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整个GDP的10%，尤其是工业企业污染所占比重更大。在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中，除《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5条提及“恢复环境原状”外，其他法律尚无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适用条款说明。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侵权责任法》第15条中，对于传统民法中的损害赔偿方法，有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两种途径。反观当前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界定，有学者提出向《侵权责任法》并轨的建议，但对于环境污染损害与救济途径，缺乏适用性。如重金属环境污染，其损害结果具有多种形式，而对于恢复原状的责任承担，则无法适用。
一、环境污染侵权与恢复原状的法学关系
从法学研究中来看，对于“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虽然两者都是一种损害的赔偿途径，但其价值与定位存在差异性。“恢复原状”是基于对被损害者的利益，旨在提供对被损害者权利或法益完整性的保障；而“金钱赔偿”则是从价值利益时尚来补偿被损害者的权利或法益[1]。从传统民法视角来看，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是相互排斥的，当恢复原状足以救济受害者损失的，则不予金钱赔偿；反之，则为了实现补偿功能，以金钱赔偿方式来保障受害者权益。可见，在环境污染侵权场合下，恢复原状更具有权益维护、功能恢复、全面补偿的特性。
（一）有助于维护受害者的利益完整性
恢复原状是传统民法中最符合损害赔偿目的的方式，如同损害事故未曾发生一样，而非对受害者的财产利益的等价赔偿。恢复原状在法学解释中，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保护，还包括对精神利益及其他主观利益的保护。在《侵权责任法》中，对于侵权损害，需要课以损害赔偿义务来填补损害结果，并让受害者恢复到没有损害的状态（原状）。所以，恢复原状具有保障受害者完整利益的功能，而等价金钱赔偿仅代表宏观上的财产损害。在环境污染侵权中，既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又表现出对受害者健康权、财产权的损害。因此，从保障受害者利益完整性上，将“恢复原状”运用到环境污染侵权中，更能够彰显完全赔偿功能。
（二）有助于确保受害者权利的继续
从恢复原状的外在表现来看，实现了对物的功能、状态、使用价值的维系，便于确保被侵害者权利的继续。在德国法典里，将“完整利益”称为保持利益。以被损害的汽车为例，通过修复可以使汽车的使用价值得以延续，如果该汽车承载了特定的情感，其所负载的特定主观价值也实现了维持，这与等价值的金钱赔偿相比是无法实现的。同样，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恢复原状不仅发挥了承担责任的方式，也实现了对被损害者权利的继续功能。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责任承担方式被认定为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虽未实现损害赔偿法上的恢复原状，但却是实现受害者完整利益保护的重要责任方式。以某重金属污染案件为例，由于重金属污染所带来的土地污染经济赔偿，只能补偿现实中的经济损害，但对于农民及子孙来说，金钱赔偿无法实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维护，而因土地污染所带来的脱贫、致病等问题，则无法给予保护。另外，对于土壤污染后的修复与治理成本更高。
（三）有助于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环境污染侵权的危害是巨大的，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甚。同样以重金属土地污染为例，由于重金属本身具有一定毒性、生物累积性、持久性、远距离迁移性等特征，使得重金属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危害，对人类身体健康及周围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因此，面对因环境污染带来的侵权救济案件，不能仅停留在当前的人身及财产损害方面，还要兼顾未来可能的不特定人群、财产和生态危害。当前，在《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第85条及《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中，有提及对生态损害赔偿的条款，新修正的《环境保护法》第64条也提及对“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的追究，这些都体现了对环境污染侵权所带来的完整利益的保护。
二、当前环境污染侵权中恢复原状面临的适用困境
（一）恢复原状在保护私权损害中遭遇可行性论证难题
从法学损害赔偿中恢复原状的适用条件来看，一是有原物存在，而对于原物不存在则只能转化为损害赔偿责任或其他形式；二是原物损害具有可恢复性，即可以通过技术性修复来保障恢复原状；三是恢复原状具有经济性，即恢复成本不能巨大或不具有可操作性[2]。可见，由于环境污染损害案件中对“恢复原状”的适用性存在现实，如缺乏恢复原状的参考标准，特别是一些重金属污染案件，本身对环境的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恢复原状几无可能。再者，对于可恢复性难以认定，如一些重金属污染可能带来的化学、物理、生物变化等，其直接危害、间接危害涉及范围较广，且难以评定。还有对环境污染中的“恢复原状”不具有经济性。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将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成本放于最高位，其恢复原状的代价是高昂的。
（二）恢复原状难以对环境损害提供合理救济
从《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中“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解释来看，一是包括人身上的伤害、死亡、财产损失等；二是环境上的损害，即环境私权、公权侵害。由于在学界Α八鸷Α钡慕缍还不统一，一些观点将“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行为界定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而从《侵权责任法》来看，环境污染侵权主要是由污染物对大气、土壤、水体等环境要素超出其自净能力，使得人身、财产损害的行为[3]。因此，从立法层面来看，对于环境污染侵权损害的救济，尽管新修订的法典也提及了“破坏生态环境的侵权责任”，但对于环境损害赔偿及救济体系还不完善。如最高法指导性文件及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提到了对“环境污染损害生态环境”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但在侵权责任及保护环境利益救济渠道上存在缺位，使得恢复原状陷入难有作为的尴尬。
（三）恢复原状被环境污染修复责任所取代
保护环境，维护生态，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一些老旧重污染企业的关停、外迁所留下的污染场地越来越多。由于企业污染物排放而导致的法学上的“污染场地”，其对人类健康及环境修复都带来严重危害。2014年环保部出台《污染场地术语》《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等文件，逐渐加大对污染场地的调查、风险评估和监测。但在污染场地恢复治理上，对于恢复原状责任方式，往往被环境修复责任所取代，特别是一些企业因歇业、倒闭、关停、破产等无责任承担者，使得国家负有公众利益保护的职责。
三、恢复原状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变革建议
（一）分类构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及恢复原状标准
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不可逆转性来看，在应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上，结合污染物对环境的危害及威胁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恢复原状标准体系。强调对私益损害的保护，在明确人身及财产损害的同时，还要明确对土壤、水体等环境有害污染物的清除标准，如《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等，对于无法彻底清除的，需要修订各类污染物质量控制标准，来进一步保障人身、环境安全。如借鉴德国、英国、日本基于风险各类的污染场地管理办法，来实现对被污染场地的修复目标，促进其可持续修复。
（二）引入恢复原状技术可行性分析
从环境污染案例中面对“恢复原状”的技术可行问题，如某重金属污染在技术上不具有可行性，则给周围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带来危害。对现行法学框架下“生态破坏侵权”责任方式进行完善，当面对无法修复障碍时，以最佳可得技术来进行可供选择。比如在环境围绕修复技术上，常采用组合修复技术，如螯合剂――植物修复技术、基因工程、微生物修复技术等，来降低和减少环境污染。当然，在协同最佳可得技术制度建设上，一方面借助于环境损害评估机制来进行可行性论证，另一方面通过司法裁决方式来确保环境修复方案的可行性。
（三）制定恢复原状经济合理性的例外规则
考虑到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危害多样性、严重性，多数国家的立法、司法中对生态损害的恢复责任实行例外规则制定。如德国法典中将“环境责任”纳入《环境责任法》；意大利民法典第349号法律第18条专门明确了“环境损害赔偿规定”；美国超级基金法明确了“严格、连带、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责任，对污染场地的修复责任可溯及、无限、连带责任，企业股东或管理者应该承担支付修复费的责任。2014年我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显示，全国土地总污染超标率达到16%，主要污染物有镉、镍、铜、砷、铅等。对于“污染者负担责任原则”，当污染者灭失或主体消失时，国家成为履行治理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因此，应该考虑到恢复原状的例外规则。
（四）保持环境修复责任的独立性
从环境污染侵权表现上，一方面是环境污染侵权导致第三方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是环境损害，对周围土壤、大气、水体等环境带来结构性、功能性破坏损害；再者是企业在经营中带来的污染场地问题。对于不同环境污染侵权的“恢复原状”，其环境修复责任应该适用不同的损害。从立法上明确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及污染者修复责任的性质，界定清环境治理中的公权、私权、公法责任、私法责任界限，才是推进生态保护的基本法律要求。
参考文献：
随着经济的发展，输变电工程引发的电磁辐射污染越来越常见。电磁辐射引发的侵权属于环境污染侵权的一种，因果关系极为复杂，损害结果很难确切认定。在输变电工程建设引起的电磁辐射污染案件审理中，笔者注意到污染的判定往往集中在电磁场强度是否符合《500千伏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等电力技术规范。行业技术规范中的标准仅为推荐限值，能否成为认定污染成立与否的标准？本文结合输变电工程引发的电磁辐射污染的两则案例，探讨输变电工程引发的案件纠纷中行业技术规范的效力以及电磁辐射侵权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输变电工程、电磁辐射、行业技术规范
在原告江苏省电力公司姜堰市供电公司与被告季某排除妨碍纠纷一案中，原告在建的220千伏高田线开环入沈星变线工程中2支塔相距被告季某的鸽舍太近。被告咨询相关人员后得知高压输变电线路引起的电磁辐射影响鸽子的繁殖，遂以原告行为不合法为由阻止原告施工。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行为合法，被告阻止行为不当。
通过查阅类似的输变电工程引发的电磁辐射污染的案例，笔者注意到基本都是电力部门胜诉。法院往往以输变电工程属于基础建设项目、有立项批准、环保部门的环评批复、规划部门的规划红线许可等认定电力部门的行为合法，而以输变电线路符合相关的技术规范来认定不存在辐射污染。由于在环境污染侵权中原告行为合法仍应承担责任，所以问题的关键就集中的能否以输变电工程符合行业技术规范认定辐射污染不存在。
笔者通过两个案例浅析输变电工程引发的电磁辐射纠纷的问题。
一、案例介绍
浙江首起电磁辐射案：杭州市电力局架设的萧山电厂至萧山变电所的4根110千伏高压线从萧山徐某的房顶经过。徐某以他们长期遭受高强度工频电磁场辐射影响、身体健康受到威胁和损害为由，要求杭州市电力局赔偿3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该输变电工程是经政府立项批准、合法建设的高压输变线路工程、各监测点工频电磁场强度均低于《500千伏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中推荐的数值，架空线路与徐某房屋的最近距离也满足《110～500千伏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规定的安全标准。据此，驳回徐某诉讼请求。
江西首例电磁辐射案：九江供电公司220 千伏浔妙ii 线从市庐山区莲花镇某房屋上架线通过。四年后，该房主胡某种植在他家屋后近2 亩地的竹林、茶、果树等经济物干黄、枯死，其父患癌症去世。胡某以此为由，将九江供电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和消除高压电磁辐射造成的损害并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安全距离符合《110～500 千伏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胡某家生活场所电场强度和电磁感应强度两项指标也均符合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据此认定九江供电公司在此案中无过错责任，驳回原告胡某的诉讼请求。
二、电磁辐射纠纷中行业技术规范的效力
这两个均是由高压线路引发的电磁辐射案件，不同的是浙江的案件中尚未出现损害结果，而江西案件中胡某农作物受损并且其父亲患癌症死亡。但两个案例中法院均是以输变电工程符合《110～500 千伏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和《500千伏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而判定原告败诉。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两个电磁辐射侵权的案件中，法院认定电磁辐射能否造成污染与电力部门的行为是否符合行业技术规范有关。《110～500 千伏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和《500千伏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等行业技术规范对输变电线路的安全距离、辐射强度等规定了限值，符合该限值是否就可以认定电力部门不存在侵权责任或不存在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其他民事责任？笔者认为应以造成损害后果与未造成损害后果两种情形来分别讨论。
当没有造成损害后果时，无损害结果便不构成环境侵权。此时仅能以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方式来处理此类纠纷，以现有的科技水平，我们无从认定输变线路将会导致损害，普通居民很难提出证据来确切证明输变电工程会产生电磁辐射污染的危险，而输变线路符合输变电工程的行业技术规范，无疑有力地排除了电力部门的责任。
当出现损害后果时，输变电工程便可能构成环境侵权。行业技术规范规定的标准>文秘站:
三、输变电工程构成环境侵权时的因果关系证明及举证责任分配
显然，电磁辐射引发的侵权属于环境污染侵权的一种。电磁辐射是能量在空间中传播时会以电磁波的形式向四周辐射，超高压线路上传递巨大电能，因此输变电线路无时无刻不对周围造成电磁辐射。当电磁辐射累计到一定程度，会对人体产生负面效应，导致头疼、失眠、记忆衰退、血压上升或下降、心脏出现界限性异常等症状，这种的侵权的发生无声无息、无形无迹。在这个科学尚未完全知悉的领域，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像一般侵权那么明晰。如果在实践中一味推行必然的因果关系证明方法，受害人获得的救济基本为零。日本曾发生的一个环境侵权案例，该法官指出：“众多居民疾病的发生是由于排放的化学物质所引起的，这其中涉及到高度的自然科学知识。如果严格要求被害者科学地证明构成因果关系的每一环节，那么岂不是从根本上断绝了用民事审判方式救助受害人的途径？”[1]
在因果关系认定上，应适用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我国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了环境污染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2]，这实际上将举证的负担转移给了污染者来承受。[3]《侵权责任法》采用了因果关系倒置的原则，由致害者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4] 在发生污染时候，首先就推定了因果关系的存在。如果污染者否认不了因果关系，那么他将承担环境污染责
任。[5]然而一些人错误的认为因果关系推定意味着原告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6] 在实践中，不可能存在只要原告举出损害事实，电力部门就必须证明自己架设的高压线路没有侵权。
从国外主要的因果关系推定学说来看，受害者仍然是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的。因此，《侵权责任法》第66条虽然采纳了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但所有的举证负担并非都转移给被告，原告仍负有初步证明的责任。[7] 对于电磁辐射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证明，笔者认为应当采取以下步骤：
首先，受害者应当具有初步证明义务。即便是采用因果关系推定，也并不是说受害人一点不承担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原告要就初步的因果关系进行证明。电磁辐射的受害者应当证明其遭受的损害与电力部门架设的高压输变线路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在电磁辐射侵权的证明方法上，宜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学说中的疫学因果关系学说（epidemiology）[8]，来证明污染行为与造成损害之间存在的可能性。即受害者需要提供证据证明：一是输变线路架设在损害事实发生之前；二是输变线增多或电流强度频率增强，则损害加重，输变线减少或电流强度频率减弱则损害减轻（该污染物质增多或者效用增强，则患者便相应增多；该污染物质减少或效用减弱，则患病患者数量减弱。[9]）。在证明程度上，原告达到低证明标准就可推定因果关系存在，低证明标准可以采用盖然性规则中的“初级盖然性”层级。如被害者可通过对比输变线远近不同距离农作物的产量，也可结合家族病史及高压线路架设前后自身的健康状况等加以证明。
其次，电力部门应当提供证据以排除其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告可以如下几个方面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一是，电力部门没有架设高压电力线路；二是，高压电力线路不会导致损害；三是，高压电力线路虽然会导致损害，但是不会导致受害者所受的损害。[10] 被告在证明程度上应当达到高级盖然性，也即是说，致害人的反证要达到高证明标准，才能排除因果关系的存在。[11] 这里的高证明标准显然不仅是行业技术规范。
第三，法官综合各方面证据情况来认定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一是，受害者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达到初级盖然性程度，法官就不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二是，受害者提供的证据达到了初级盖然性程度，法官推定因果关系存在。法官再考虑被告的反证内容是否足以推定的存在。如果反证的内容不足以推定的存在，则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四、结语
笔者认为在电磁辐射导致的纠纷案件中，《110～500 千伏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和《500千伏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等规范是证明电力部门行为合法的依据。电路的架设符合这些技术规范，电力部门便有充分理由反驳担心受电磁辐射的而没有遭受实际损害的居民。然而，这些技术规范不宜用来作为判定侵权事实的标准。在电磁辐射侵权的因果关系证明中，采用疫学因果关系说比较适宜，在证明程度上，对受害者适用初级盖然级标准，而应课以电力部门高度盖然级标准。
[1] [日]野村好弘：《日本公害法概论》，康树华译，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出版1982版，第337-338页。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3]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__版，第82页。
[4]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以及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5] 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__版，第335页。
[6]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__年2月第1版，第494页。
[7]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__年2月第1版，第494页。
[8] 疫学因果关系说参考陈国义：《民法因果关系、概念及举证责任在德国环境损害赔偿事件的适用及其转变》，载《法学丛刊》，第160期。其中电磁辐射可以致病这一步骤受害者不需再证明。
一、生态侵权的提出背景
(一)强烈的全球化趋势和我国生态侵权问题的严重性
外来物种入侵具有灾难性,它会使某个生物圈食物链单一化,破坏生物多样性。此类生态问题带来严重利益损害,且随对外交往频繁而加剧,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一百种最具威胁的外来生物中,中国已发现五十多种,成为遭受外来生物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益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已不可逆转,迎接挑战,做好事前预防、事中规制和事后处理成为必须。
(二)我国的相关立法现状与动态
我国关于外来生物入侵的法律法规没有形成体系。现行立法主要集中在防止入侵上,立法基点相对片面,对于生物入侵事后定性、治理和救济无明确规定。立法目的主要基于公民健康、生产安全以及对外经济贸易考虑,缺少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的表意。同时,由于缺少综合性的基本法和各方面的单行法,地方性的生物入侵立法不配套,防治生物入侵立法的效力层次较低,各种规范多是附带性规定,司法可操性差,多通过行政手段解决。
生态伦理学的大量论证指出了生态法益的重要性,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用的直接列举具体权利结合“等人身财产权益”的模式扩大了侵权法的保护范围,却使环境侵权中的生态法益成为遗漏。
从生态侵权发生上看。其作用机理不同于一般环境污染侵权。一般的环境污染侵权,其作用机理为“排放——(环境要素)——人”。即排放造成环境要素本身的损害。然后再造成人身、财产等损害,或排放直接造成人身、财产等损害(如噪声、辐射污染)。而生态侵权的作用机理则是外来物种——地区生态平衡和地区食物链——人,且由于破坏了上游食物链条,这一致损机理是不断循环的,比一般环境侵权的后果发展更不易被消化和阻止。生态利益本源和终局有特殊性,《侵权责任法》没有对环境这一概念做细致区分,也因此未对生态侵权与污染侵权做出明确区分,使生态侵权案件的界定和处理、受害方的权益填补成为问题。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语境下的环境应包括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生态侵权是环境侵权中后发的、具有特殊性的一类,环境侵权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不能涵盖生态侵权,有必要做区别论证和重新定义,进而提出有所区别的原则和制度设计。
二、确立生态侵权责任,以《侵权责任法》为主规制生态侵权行为的适格性
(一)生态入侵符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因果关系、损害事实”责任构成三要件说
1.生态侵权的概念和特征
(1)环境与生态的区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森林、草原、土地、矿藏等。而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百科词条显示,生态环境(ecnlogical environment)就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的简称,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生态环境不等同于自然环境,只有具有一定生态关系构成的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仅有非生物因素组成的整体,虽然可以称为自然环境,但并不能叫做生态环境。由此可见,生态环境实际上是环境的下位阶概念。因此,笔者认为应将《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解释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2)侵权法语境下环境侵权与生态侵权的区分
但是,文意上的从属关系并不能使生态侵权成为环境侵权的分支。环境与生态在文意解释上有着极大地区别。《汉语大词典》中生态的解释是:1.显露美好的姿态;2.生动的意态;3.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可以发现,生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生态的定义更侧重于生态圈(biosphere)内各物种之间的联系。生态好比一个链圈,是互相联结、不断循环的一种状态。生态侵权破坏了生态圈各物种的之间的联系。人在生态中,是其链条的一部分,生态与环境影响人的方式是不同的。
(3)生态侵权的界定与特殊性
综上,生态侵权应定义为:民事主体由于经济文化等类型的交往活动使本不属于本地生态系统的物种(即本地具体生物链之外的物种)流入本地生态系统使本地生态系统失衡,导致人身、财产以及生态安全等环境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及用益丧失,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其中,一个群落中的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和周围环境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的整体称为“生态系统(ecosystem)”,它是指一个占据一定空间,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借助自我调节和外部控制不断演替变化,趋向相对稳定状态,它不断循环、较为稳定,具备完整性、连续性、平衡性。而“本地”概念具有相对性,在具体案例中必须具体界定,不能做明确划分,只要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就可以认定为构成一地的本地生态系统。“生态平衡”是指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态系统之中,各种对立因素互相制约而达到的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在定性上,笔者认为应严格审查是否使一地生态失衡。例如某些导致外来生物入侵的案例中,当地恰均具备其上下游天敌,能够经过生物链自我运动,又形成新的完整生物链进行有机循环的情况,上下游物种只受到短暂的一般影响,虽然导致生态系统改变,但未致失衡,一般不会至损,这种特殊情形属于一般生物系统运动,为一地所接受,不宜上升至生态侵权行为。主体方面,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侵权人和行为人两个概念上的模糊,在外来物种流入、生态失衡和至损过程中提供原因力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国家机关均可成为侵权主体,又由于比一般环境侵权具备更大的潜在至损可能,生态侵权的受害人可以扩展至不特定的多数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环境侵权案件也涉及生态损害,其侵权责任应与生态侵权责任区分,比如海上
石油污染案中因石油污染物使某些物种过度繁殖或被抑制而影响生物链条致损。这类情况符合环境侵权构成要件,在对《侵权责任法》的适用上不存在问题,不属于生态侵权责任。
本文主张的这种界定看似狭窄,但却是周延的。在实践中,生态致损往往后果严重,利益极不易得到平衡,这种保守的立法模式有利于提高保护力度和制约功能。其次,随着保险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发展,在人身损害赔偿领域侵权法的功能日益降低,甚至再也不介入。侵权责任法的出发点是风险由所有人自己承担,有且只有当发生归责事由时才能发生侵权责任,这是侵权法和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的本质区别,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进而归责。所以笔者认为生态侵权责任的定性只能限定在由生物入侵导致的本地生态平衡破坏范围内。有些学者提出《侵权责任法》中环境侵权一章没有囊括进生态破坏侵权,认为应当修改之,其范畴不同于本文的生态侵权,而是着力于区分环境污染和生态污染。
生态入侵问题在我国民法体系中存在的脱节,《侵权责任法》也没有填补这个空隙。分析整个生态侵权的行为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事先预防、审查和监管以及一旦造成生态灾难结果,损失的触目惊心和影响的深远都导致了相关行为的高成本。上文已经论述了其他法律规范或形式对生态侵权进行规制和救济的不适格以及侵权法规制的适格,那么侵权法就需要通过责任的运用来填补漏洞,将这些外部性内部化。
把生态入侵问题纳入《侵权责任法》,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比新立法或者修改其他法律更合理和简单易行。在我国侵权法已经单立的前提下,通过《侵权责任法》等私法途径为主的法律规制是我国最为现实的应对之策。
(二)制度设计上的公私法权重
首先,我国未来将建立以民法典为框架的较为完善的民法体系,私法将获得巨大发展。在维权、确权和处理各种问题时,选择私法渠道成为趋势。其次,理论上。行政救济机制的启动权应该在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手上。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惜牺牲受害人的法律利益,主动介入环境纠纷事件的分流解决,采用多种手段影响当事人。第三,在损害赔偿上,私法途径更专注于各个受损人的损失,比公法途径的整体目的性更人性化。排除我国现阶段关于环境权定性的争议,在我国,可堪完善的对生态权益的规范体系应由宪法和法律共同完成,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属于民法规范部分,是私法基点下正义能够伸向生态权益这一具有公权私权双重性质的尚未类型化的利益的第一双援助之手。第四,侵权法不向处于风险之中的人进行赔偿,只在风险发生时赔偿。这源于判例法的本质以及欧陆法律文化对自由的追逐所致的填平原则,这些受害人只能等待许多年后损害发生时才能去,未来损害要依赖行政法上的安全规章来获得救济。而《侵权责任法》突破了这点,因此在我国,生态侵权的规制可以降低公法权重。同时,民法责任又由于自身局限需要公法协助。作为把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工具,侵权法还需要其他政策工具的协助,需要通过公法尤其是行政法以命令、禁止、负担和税负等方式找到更有效率的解决方案。侵权法规制所产生的行政费用几乎只在损害发生时才产生,而公法规制会使相应的制度、人事等系统始终存在并持续运作,如果权重过大,将产生很大的行政费用。
因此,我国生态侵权问题的处理应逐步改变为以私法途径为主,公法途径为辅。
(三)保险救济手段的瑕疵
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一般适用于侵权行为，而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例外。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住宅电梯噪声污染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侵权行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噪声污染，是指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住宅电梯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噪声，一般而言，这些噪声都在人体的忍耐限度内，但如果排放的噪声超出了人体的敏感度和耐受性，即使噪声不具违法性，也不能据此否认噪声的危害性［1］，进而否认噪声污染的产生。
（二）住宅电梯噪声污染侵权责任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侵权人以污水排放达到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住宅电梯属于特种设备，有专门的法规与规程，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电梯监督检验规程》《电梯技术条件》和《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等，但这些法规与规程均是电梯质量相关规定，并无电梯噪声排放标准与限值的规定，且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使电梯质量合格，噪声排放符合电梯设备运行标准，也不能免除电梯噪声侵权的法律责任。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依照《民法典》第七编第七章的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据材料证明下列事实：侵权人排放污染物或者破坏生态的；被侵权人造成的损害；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二次污染物、生态破坏与损害之间存在相关性。”按照这一规定，居民如主张住宅电梯噪声侵权，必须举证证明住宅电梯噪声存在、噪声给居民造成的损害以及噪声与损害之间的关系，噪声可以通过鉴定作出，损害也可以提供医疗检测报告或医院诊治记录，但如何证明噪声与人体所受伤害存在关联却是个难题。噪声对人体生理造成的直接危害并不明显，与人的身体状况和心理承受能力密切相关，是一种感觉性损害［2］，如将该举证责任交由居民，显然是极大地增加了举证难度，会使噪声侵权的主张很难获得法律支持，有损特殊侵权无过错责任的立法原旨。笔者认为，应当参照《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二百三十条【环境污染、生态侵权举证责任的规定】“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发纠纷，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行为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只要居民能够证明住宅电梯噪声的存在、自身受损，则应根据噪声会导致人体受到伤害的科学理论以及一般社会认知，认定损害系由噪声导致，如侵权行为人不能举证证明噪声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就构成特殊的环境侵权，应当依法承担侵权民事责任。这一观点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法院的认同与支持，直接将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侵权行为一方。①
（三）住宅电梯噪声污染侵权责任主体
开发商通常为住宅电梯噪声侵权责任主体。开发商对其开发建造的住宅建筑及配套设施负有保障责任，应当按照《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的强制性标准采取隔声、减震、降噪措施的作为义务，保证其所选定的设施不对业主产生噪声污染，故开发商应当成为住宅电梯噪声污染的一般侵权责任主体。电梯设备制造商虽然是电梯的设备制造和安装主体，但一般是受委托安装电梯，并非电梯设备的产权人和管理人。如住宅电梯的设计、建筑、安装、验收均达标，即符合《电梯技术条件》《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等的要求，则电梯设备制造商一般不应成为电梯噪声污染的侵权责任主体。作为住宅物业管理服务的提供者，物业公司，是否承担电梯噪声侵权责任要看其对于噪声的产生在管理上有无过错，且其是否为电梯设备的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如在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中约定了小区电梯的运营管理维护事宜由物业公司负责或者概括约定物业公司对小区进行管理服务，则物业公司管理上就可能构成过错，进而成为住宅电梯噪声污染的侵权责任主体。
二、各地法院对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的适用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是确定住宅电梯噪声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并未规定对住宅建筑中电梯产生的噪声进行评估的明确标准，因此在司法审判实务中，对住宅电梯所产生噪声适用的环保标准主要依据行政机关所的规范。这些规范主要有《民用建筑设计隔声规范》《声环境质量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等，而各地法院在审理电梯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时，对于上述规范的适用往往持不同立场，裁判尺度不一，甚至有的法院采用的噪声排放标准被另一法院直接裁定不予适用。下文，笔者将结合法院的具体裁判，对此作简要介绍和分析。
（一）参照适用《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2018）闽0104民初4985号《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就明确指出，《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是对民用建筑隔声设计制定的相关标准，无论涉案房屋的验收是在该标准出台前还是出台后，都应当接受该标准的调整和约束，在该标准出台前验收的房屋不符合该规范的均应当整改至符合该规范规定的标准。
（二）参照适用《声环境质量标准》
（2014）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828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武汉市洪山区环境监测站对涉案房屋的监测报告，涉案房屋噪声排放均未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的相关规定，故涉案房屋的噪声污染值也未超过国家允许的噪声污染最高值。
（三）参照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2020）浙10民终520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为，案涉电梯使用过程产生的噪声超出GB22337-2008《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相关标准限值要求，而噪声对人体会产生损害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故相关责任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四）参照适用《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019）鲁0502民初2330号《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为，法院依法委托的鉴定机构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以《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为鉴定标准对案涉房屋的电梯噪声进行了检测并出具鉴定报告，该鉴定报告程序合法，事实清楚，法院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纳。
（五）排除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2020）粤01民终8580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指出，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住宅建筑生活服务设备噪声适用环境保护标准的批复》，无论是《社区噪声排放标准》还是《工业企业边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均不适用于对安装在住宅建筑内为该建筑内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设备（如电梯、水泵、变压器等设备）产生的噪声进行评价。因此，社区噪声排放标准不适用于本案例。
三、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的法律适用规则
虽然各地法院认定住宅电梯噪声污染的标准不一，但大量的审判案例也表明，只要居民能够证明存在环境污染行为、环境污染损害事实，且提供了电梯噪声鉴定报告，电梯噪声侵权责任一般可以认定。因此，如何选择和识别噪声排放标准，进而认定构成住宅电梯噪声污染，是住宅电梯噪声环境污染侵权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一）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应当适用《声环境质量标准》和《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声环境质量标准》是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防治噪声污染，保障城乡居民正常生活、工作、学习的声环境质量。因此，毫无疑问，本规定适用于住宅电梯噪声污染的排放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系为提高民用建筑的使用功能，保证室内有良好的声环境，而特别制定，住宅小区作为民用建筑和电梯噪声污染的选择以《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为准，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的立法逻辑和立法目的。
（二）住宅电梯噪声一定条件下可选择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虽然《社区噪声排放标准》明确规定，该排放标准仅适用于“商业文化娱乐场所和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向环境排放噪声的设备设施的管理、评价和控制”，但2011年，环境保护部向安徽省环境保护厅了《关于住宅建筑使用生活服务设备产生噪声的环境保护标准适用问题的批复》（环函〔2011〕88号），其中也明确了《社区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不适用于评价安装在居住建筑内为该建筑内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设备（如电梯、水泵、变压器等设备）产生的噪声。但是，虽然这一规定不适用于本案所涉及的环境，但住宅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对防噪的要求比一般环境更高。按照社会的普遍认知，很难说涉案变压器处在对环境噪声要求较高的居住场所时没有危害。现有法律法规并无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的规定，司法审判实践中，如各方当事人均同意按照《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对住宅电梯噪声进行检测，或者一方当事人按该标准检测后其他方不认可但又不按照其他标准重新检测的，根据民事诉讼证据标准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法院很可能会支持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三）住宅电梯噪声谨慎选择适用《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首先，《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将环境噪声污染分为工业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交通运输噪声污染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按此分类，住宅电梯产生的噪声污染属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其次，《环境保护部关于住宅建筑生活服务设备产生噪声适用环境保护标准的批复》（环函〔2011〕88号）明确排除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在住宅建筑电梯设备噪声评价中的法律适用，包括《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和《社区噪声排放标准》（GB22208）。这两项标准不适用于评价在住宅建筑内设置的为该建筑内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设备（如电梯、水泵、变压器等设备）产生的噪声，《噪声法》并未规定该类噪声的适用环保标准。最后，从《工业企业边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名称可以看出，该噪声排放标准适用于一定范围的工业企业。在司法实践中，除非住宅区靠近工业企业，大多数法院在侵权人提出异议后不会采用这一适用标准。
四、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的选择与思考
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应首先选择适用《声环境质量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如一方选择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而对方并未提出异议的，则《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也可参照适用。但是，如居民选择适用《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则应当举证证明住宅必须紧邻工业企业厂界，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适用条件。上述不同噪声排放标准规定的噪声排放阈值并不一致，存在较大差异，适用不同的标准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法律结果。故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的情形下，居民一方或是开发商一方先选择适用噪声排放标准，即选择的优先性，选择哪一噪声排放标准，即选择的确定性，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住宅电梯噪声污染的侵权责任的最终认定。总之，居民的生命健康权应当受到保护与尊重。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目前国内立法尚属空白，出现了很多新的法律问题。如何科学设置住宅电梯噪声排放标准，如何准确认定住宅电梯噪声污染侵权，地方各级人大及政府可以作为立法重点，通过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结合地方实际科学、民主、合理规定，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参考文献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在立法上尚存有不足的地方，归责原则在立法上相互矛盾。关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认定所需要的具体方法和标准，我国立法也尚未予以明确，这使得我国在保护环境、保障环境侵权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以及追究环境侵权行为者的责任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的立法思考显得尤为必要。
一、明确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第一，环境侵权不应以违法性为前提。以行为的违法性作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与无过错归责原则的精神相悖的。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无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只要造成了损害事实并且没有法定的责任承担阻却事由，侵权人都应该承担责任。无过错责任的适用是为了解决其所产生的环境损害问题，以补偿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我国环境立法时，确定其基本原则为”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其目的也是在于遏制和减少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保护公民的身体健康和其他公共利益，由于环境的社会妥当性，立法时用了 “防治”而非”禁止”一词。
第二，无过错原则的适用范围应该扩大。德国《水利法》第12条第1款规定：如果连续的无限制的使用水可能对公共供水造成严重损害，可对执照加以限制或予以吊销。在此情况下，可以判处赔偿。通过对外国法律关于环境侵权无过错原则适用上存在的优越性分析，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与立法现状，我国法律也可以对此予以借鉴，使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在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侵权案例中，同时也适用于生态破坏等自然资源的保护中，这样可以同时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民的环境权益，促成双赢局面。
第三，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应该有明确的条件。环境侵权问题已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各国关于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确定也各不相同，但共同之处在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扩大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无疑可以有效保障受害人的损害得到补偿，但是为了平衡企业生产活动的正当性与受害人的环境权益，有必要对过错原则的适用条件加以明确的限制。结合国外其他国家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规定，我国可以对此进行一些国家的立法，采取区别对待的做法。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一些环境破坏所致的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我国应在民事基本法、环境保护法以及各个单行法中确立归责原则，完善这些规定中一些不足的地方。只有限制条件明确，才能体现法律的明确性、严肃性，从而实现法律对环境的关注和保护。
二、明确因果关系推定方法的适用
学界对于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毫无疑义的，而对此主要的难点是如何确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在民事侵权责任中，因果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客观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侵权行为人就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换言之，无因果关系则无责任承担。在对因果关系进行认定时，传统民法不仅要求受害人对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客观和必然的联系予以证明，还要求其提出证明的同时出示直接的证据。为了公平公正的确定行为人的责任，这种要求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环境侵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的科学性判断不能像传统民事民法侵权责任中那样严密，如果过于追求对因果关系的严密论证，势必会导致受害人得不到及时的损害补偿救助，也势必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行为与导致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存在一定特殊性，要想准确证明这种因果关系，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技术或者专业水平的限制是不能够实现的，因此许多国家都采用推定这一方法来确定因果关系。之所以研究因果关系，是为了环境侵权案件的司法实务中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提供理论支撑。虽然因果关系本身具有客观性，但人类对其认知却是主观的，对具有客观性的因果关系认定时，必然要受到人类认知能力和现有科学技术水平的束缚，立法者进行立法判断、执法者在进行司法判断时，都要受到其局限性的影响。在侵权行为因果关系的认定过程中，法的价值判断自然也无法避免的要惨杂其中。而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理论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试图为侵权行为的主观认定建立客观标准。由于受环境侵权特点的影响，受害人对因果关系的证明存在很大的阻力。因此很有必要确定因果关系推定方法的适用，且应多种因果关系推定方法相结合以适应环境侵权案件的复杂性。此外，还应建立一套相应的判断因果关系的标准体系，以满足环境侵权的特殊性要求。
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成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随之产生的环境侵权问题也愈来愈多，我国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认定在立法与实践中又很多不足的地方，因此会导致很多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经济、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相互促进的共同发展的目的。发达国家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的立法规定与实践操作较我国都有一定的优越性，这对促进我国环境侵权立法的完善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当然，在参考和借鉴西方国家对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立法经验和教训的同时应注意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走向相结合，须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立法进行修正和完善，从而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达到保护环境和保障公民相关环境权益的目的，使社会在稳定和繁荣中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志音.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D].西南大学，2012.
二、污染事件中环境公共利益的认定
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救济环境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是指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往往从私人利益中抽象出来，能够满足共同体中全体或者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经由公共程序确定并以公权力为主导所实现的公共价值，具有公共性和不特定性等特征。环境提供给人们各种利益，总体上称为生态服务价值或者功能。任何功能和价值的发挥都需要环境整体及其各要素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特性维持在一定的标准以内，这些环境品质和条件是人类共同需要的，即环境公共利益。维护这些环境品质和条件就是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当环境污染和破坏发生，环境条件被改变后，会出现各种损害，包括自然资源、财产和人身的损害。哪些损害属于公共利益损害，哪些损害属于私人利益损害，对于不同损害又如何救济，是司法实践中必须厘清的关键问题，本案的争议点之一是鱼塘污染所损害的公共利益体现在哪里。本案受污染的区域是鱼塘，第二被告反复强调，作为鱼塘的承包人，他自己才是直接受害者，他也想找第一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从财产权的角度看，主要的受害者是财产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但是鱼塘作为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环境的其他要素有紧密的联系，如鱼塘的水和底泥会渗透到土壤和地下水中，捕鱼干塘时，水会流进河流、湖泊，这些生态联系使得鱼塘的污染物影响周围的环境。最主要的是受到污染的鱼塘一直在养鱼，受到污染的鱼流入市场，每一个潜在的消费者都可能是受害者，这是对不特定公众的损害。本案中，所救济的环境公共利益包括鱼塘污染对周围环境的不良影响以及受污染的鱼对不特定公众的不良影响。所以在受污染的鱼塘存在以上不良影响的情况下，不能因为第二被告是鱼塘的承包方，就可以由他自行决定如何处置鱼塘，或是否需要修复鱼塘环境。事实上，几乎每一个环境污染事件都存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损害，这是由环境本身的共享性、公共性、相互关联性所决定的。如在水污染事件中，水体污染、水质下降导致生产、生活成本增加、农作物减产、养殖水产品损失、健康损害等属于私人利益损害；水体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处于循环状态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恶化，水污染对不特定公众人身健康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损害等属于公共利益损害。土壤污染导致农作物减产，房屋价值下降，健康损害属于私人利益损害；土壤污染造成土壤生态系统损害，地下水水量和水质改变，土壤污染给人身健康造成的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等属于公共利益损害。两类损害通常会同时存在，但是在救济方式上，司法途径不是唯一的方式，一些情况下，损害救济是通过自力救济和行政救济的方式进行的，尽管如此，在更多情形下，公共利益损害救济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出现救济的空白，由此，再次突显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的意义。
三、环境公共利益损害责任与被告私人利益损益的关系
在确定被告承担损害公共利益的法律责任时，对于是否要考虑案中被告人私人利益的损害情况及被告人的获利情况的问题，应当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考虑。首先是被告获益与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关系。本案第二被告转租鱼塘给第一被告，原为获得3万元的租金收入，实际上只获得4000元的收入。鱼塘受到污染后，根据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作出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认定，本次事件向鱼塘倾倒不明固体污泥约110车，要恢复鱼塘的养殖功能，必须清除所倾倒的污泥，将底泥挖起清运，同时对池塘内被污染的塘水进治理，达到农用标准。污染物处理费为4092432元。从法院判决的情况来看，并未因被告获得的利益远远少于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可以免除他的部分生态修复责任。财产权和环境权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权利，一般不能相互抵免。生态修复方面责任的大小由生态修复的复杂程度及成本决定。由于我国的民事处罚是以补偿为中心，在环境保护方面没有确立惩罚性赔偿，所以民事赔偿额大小与违法行为的程度、违法行为获得的利益没有关系。其次是被告私人利益受损与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关系。本案中第二被告人自身也是受害者。其私人利益应受到保护，并可以依法向第一被告追偿，但法律并不会因此而免除他对公众承担的责任。基于前面提到的理由，第二被告人的私人利益因财产污染而受到损害，但这不能成为他免于承担修复受污染财产责任的抗辩理由，因为他对于污染的发生也有过错。
四、生态修复案件审理的法律适用
环境污染和破坏发生后，必然会不同程度地造成环境功能和价值的破坏，这也是环境损害，救济环境损害的主要方式是进行生态修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经过多年的发展，关注重点已经从原告资格转变为实体权利的救济，诉讼主要围绕着救济环境损害进行，以修复生态（或者环境）为核心。然而，生态修复作为新兴的、复杂的法律救济手段，司法实践在运用这一手段时面临许多挑战。首先是法律依据问题。目前法院关于生态修复的判决基本上是以《民法通则》或《侵权责任法》有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的规定为依据。但是这些法律责任主要是救济民事权益，是一种私权的救济方式，而环境损害主要体现为公共利益的损害，生态修复主要为公法上的救济。所以在追究恢复原状这一责任时，必须考虑生态系统受到损害的程度，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的基准，环境中公众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说需要一系列公法和技术规则的补充。本案中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同时适用环境保护立法和侵权责任立法的规定，根据环境法的规定来确定法律责任是否成立，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确定承担责任形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法律适用的割裂，例如《侵权责任法》中无法找到救济环境损害的依据，而《环境保护法》中找不到生态修复的内容，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制定环境损害救济特别法和相关技术规范等。
【案例】 作为经常使用六价铬的工人，华某知道它是一种吞入性毒物，不但很容易被人体吸收，且皮肤接触可能导致过敏，更可能造成遗传性基因缺陷，如果吸入则可能致癌，还会引起诸多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可2014年12月7日深夜，上夜班的华某完成工作任务，打扫卫生准备下班时，为图省事，随手将一只装过六价铬的玻璃瓶，用力扔出了窗外，掉入附近居民取水的水井中。华某万万没有料到，就这么一扔，竟会造成次日居民取水饮用后，有47人中毒、6人轻伤、4人轻度残疾，而自己也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点评】 华某确已构成环境污染罪。《刑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一）、（十二）项则已进一步明确，具有“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华某明知六价铬是一种高危物质，却随意乱扔，并已导致47人中毒、6人轻伤、4人轻度残疾，明显属于罪有应得。
违规处置生活垃圾，被处行政处罚
【案例】何某是一家保洁公司的职工，而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负责所在城市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何某的日常工作是驾车将收集后的生活垃圾运输到填埋场填埋。2015年1月初，何某在运输垃圾前往填埋场时，发现有人将垃圾倾倒在途中经过的河里，而该处距离填埋场至少可以省下了一半的路程，于是乎，何某为节省时间，悄悄地将整车垃圾倒入河中。心存侥幸的何某万万没有想到，监控录像记载了整个过程，而自己的“半途而废”行为，竟换来了城管部门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清理并罚款200元。
【点评】何某理当受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条分别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及其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倾倒、堆放废弃物的地点倾倒、堆放固体废物。”“对城市生活垃圾应当按照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在指定的地点放置，不得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第七十四条则已进一步指出，有“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生活垃圾”和“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行为之一的，由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对个人处于200元以下的罚款。正因为何某无视应将垃圾运输至填埋场的规定，擅自在运输途中倾倒、丢弃在河里，决定了城管部门对其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
违法排放污染物质，被判民事赔偿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本文中所指的环境法律风险，可以解释为：由于企业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因而由企业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发生的可能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章第68条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我国法律对环境侵权的规定属于严格责任，即不管是否属于企业的责任，均由其承担责任。企业的过失导致环境侵权必然由涉事主体承受惩罚，第三者侵权导致的间接环境侵权，也可由相关企业承担责任。
一、概念
风险管理缘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我国也在80年代逐渐引入这一新颖的管理模式。环境法律风险管理即：在充分了解企业自身存在的环境侵权风险基础上，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制定开发适合企业的管理规章制度，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充分实施，对潜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侵权风险进行管控并对事后不利后果进行处理的法律事务的全过程。
二、任务和原则
企业风险管理，大多由法律或监察部门进行落实，而最难也是目前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则是环境法律风险管理，尤其是存在高污染风险的石油企业，环境风险管理体系是否完善和健全，足以影响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构建环境污染风险管理体系时，必须明确其主要任务和原则，确保能够沿着一条科学、合理的主线运行。
1.主要任务
（一）全面识别、分析、控制和化解企业面临的环境法律风险。根据《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的基本要求，风险管理的流程应是一个从识别到解决的过程，具体而言，首先应对风险信息进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不仅包括内部信息，即企业可能面临的环境污染风险，同时也应该收集外部信息，即案例和行业信息，通过建立数据库的形式用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其次是风险评估，评估过程包括环境风险信息识别归类、分析和评估，其中应是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结合，通过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等形式进行讨论和分析，以实现评估效果最大化；最后是风险的控制和化解，通过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由执行部门落实。
（二）建立、完善环境法律风险防控组织体系。构建法律风险防控组织体系是企业依法经营、诚信经营，依法治企、合规经营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确保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根据《指引》的要求，企业须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通过设立专职部门履行风险管理的职责，这是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而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可以设立专职人员或部门进行环境风险管理，这是组织机构架设的要求；同时，企业应建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确保风险信息的沟通渠道保持畅通，并能够及时传达以便做出快速反应，实现风险管理与业务部门工作对接。
（三）培养和塑造企业环境污染风险管理文化。企业应当把环境风险管理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进行培养和塑造，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氛围，尽管大部分企业管理层和普通员工不需要具备过于专业的法律风险知识和技能，但是树立正确的理念和意识是最基本的要求，通过培训和宣传教育，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时刻保持警觉性，将环境风险管理意识深入每一位员工内心，并促使其转化为自觉行动，从而推动企业建立起系统、科学、高效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
2.主要原则
（一）审慎性原则。所谓审慎性原则，是指承担风险管理的部门和员工，在实务过程中，应秉持全面、细致地收集和识别风险信息的原则，进行科学的分析，进而做出正确、客观的判断。
（二）实效性原则。这是从切合实际、突出实效的角度出发，建立环境污染法律风险防控体系以提升企业整体法律工作管理水平和有效降低和规避法律风险为目的，努力为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有效、可靠的保障。
（三）灵活性原则。灵活性原则的内涵即动态调整、持续发展，企业应根据法律环境的变化，梳理和识别新的环境法律风险种类、性质和表现形式，分析环境法律风险的影响范围和变化的可能性，建立定期评估、动态调整、及时报告的法律风险防控改进机制，确保法律风险防控的准确性、针对性和即时性。
（四）全面性原则。该原则需要企业上下齐动，全员积极参与，达到全方位管理的目标，应将环境法律风险防控作为企业依法经营、诚信经营，依法治企、合规经营的工作主线，贯穿到上中下游经营管理的各领域、各个环节，形成由各级管理者与全体员工共同参与，法律部门与业务部门既分工负责又协作配合，全员防控法律风险的格局。
三、环境事故发生后的几个措施
在环境法律风险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为了将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控制到最小，把法律赋予的权利用到最大最好，建设单位应适时启动相关法律救济程序。
一是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要根据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采取不同的措施。如对己方过错导致的污染损害赔偿，建设单位的法律部门应尽量从减少“讼累”出发，通过和解或行政调处化解纠纷。
二是在得到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行为的告知后，建设单位的法律部门首先应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及时收集证据，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程序性权利，积极陈述和申辩，要求行政机关提供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以争取行政处罚案件的主动权；其次，应认真研究行政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确认行政处罚案件中法律适用是否正确；第三，应确认违法行为是否已过处罚时效；第四，应认真研究有关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以确定行政主体是否适格，是否具有相应的处罚权。在搞清上述情况的基础上，客观评估有关行政行为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从而决定是否采取申请听证或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寻求救济。
参考文献：
目前我国的法律尚缺乏对排除侵害这一要件的进一步界定，而且没有规定“部分排除侵害”（包括限制作业时间）和“代替性赔偿”等救济方式。在我国的现实案例中，作为加害人的企业一旦被判决排除侵害，企业往往会面临减产、停业治理，甚至关闭，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基于这种考虑，法院不得不回避了受害人的排除侵害请求，其结果是令受害人完全承受污染危害，显失公平。
（二）排除侵害与利益衡量原则
在环境侵害的排除方面，利益衡量原则是其最基本的思考方法。所谓利益衡量原则，是指在环境侵害的排除上，综合考虑权利不可侵原则和原因行为的社会妥当性、合法性、有用性、价值性等。其所追求的目标在于维护产业活动、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安宁、生命健康乃至优适环境之间的平衡。利益衡量原则是否可以适用以及适用的程度，可以根据不同的权利类型分别加以考察。
（三）环境侵害排除方式的完善
在环境侵害的排除方式上，“中间排除侵害”、“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赔偿”即“代替性排除侵害的损害赔偿”等具灵活性的理论和制度应运而生，在环境侵害排除中更好地兼顾产业利益和保护社会公众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两个方面的需要。
中间排除侵害和部分排除侵害的方式在实践中应用较广，中间排除侵害的制度是指国家采取立法或司法判例的方式，通过限制责任人的生产或营业时间或排污时间，或采取限制污染产生的措施，甚至禁止部分侵害行为。
部分排除侵害是指法律规定环境行为责任人对其产生环境侵害的行为加以一定的限制（而不是全部排除），同时加大受害者的忍受义务。这项制度在美国、德国比较发达。我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0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在进行扰民的夜间建筑施工之前，必须要经过审批手续，如获批准，方可施工。
二、赔偿损失
（一）损害赔偿范围的拓宽
1．非财产上损害之赔偿
环境侵权非财产上的损害主要包括人身损害、精神损害、环境权益的损害以及危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破坏。环境权益的损害是指环境因素被污染、破坏，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了人们拥有健康、安全、舒适、宁静、优美的环境的权利。生态破坏是指环境要素被污染、破坏，使生态环境遭受到的难以恢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对这两种损害的救济方式目前仅限于排除侵害和恢复原状，只有在无法恢复的情况下才考虑金钱赔偿的问题。
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应包括因严重污染造成受害者死亡而给其亲属造成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也包括环境危害给受害人造成身体伤害甚至残疾，或是公民因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引起的精神痛苦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我国立法上对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未作规定，实践中对因环境污染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法院一般也不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受害人因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遭受到难以弥补的精神损害，但获得赔偿的却很少，这有悖于“有损害就有赔偿”的基本法律原则。日本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便在判例中承认了有关精神利益损失的赔偿，如“大阪国际机场噪声案”。法国的规定也比较早，其民事法院历来承认精神损害，赔偿范围除了人格权、财产权外，还包括诸如生活乐趣的剥夺等精神上的损害。
2001年2月26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1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从而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系列问题，实践中也已经有一些案例据此判决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但该规定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就产生了对“精神”以及“精神损害”的理解上的差异，如何衡量什么样的损害就是精神损害，损害的后果怎样才算是重，这些都取决于法官在审判实践中的自由裁量。
鉴于环境侵权对于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等皆有较大影响，甚至还可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因此，在民法和环境法中明文规定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适当的与必要的。具体做法上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立法经验，如日本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对环境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的救济亦应从这些方面进行规定。
2．惩罚性赔偿
所谓惩罚性赔偿，是指行为人因其恶意、轻率或漠不关心的行为，法院因而判给受害人超过其实际所受损害之赔偿，其目的在于惩罚不法行为人与阻止该行为人与他人在将来从事该类似不法行为。
环境侵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侵权行为往往具有价值正当性，法律不能对其做出完全的否定评价。而对于恶意的、性质严重的污染破坏环境的侵权行为应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针对的是主观上具有重大恶意的环境侵害行为。通过引入惩罚性赔偿，可以比较有效地遏制环境侵权行为，使受害人利益得到最大限度保护的同时，对环境的保护也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
目前，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对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处罚性是公权利介入私法领域的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由国家权利机构予以实施。因此，笔者建议民法中增加环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原则。
（二）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
传统的侵权救济只是简单地在两方当事人间进行利益再配置，而环境侵权损害的严重性、责任者的可负担性、判决的可执行性、赔偿的时效性等问题决定了受害人一时难以从加害人那里得到赔偿，同时对于加害人而言，也会因为赔偿金额巨大导致难以维持自身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更有甚者因不能负担而破产或关闭。环境侵权是社会权益害，其原因事实又具有社会有用性和公益性，某些重大危险性公害事件（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美国三里岛核污染、印度博帕尔毒气外溢）受害地区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这些情况都使环境侵权救济不再是致害人与受害人个别人之间的问题，而成为社会性问题，需要建立社会化赔偿制度。损害赔偿社会化是指将侵权行为发生损害视为“社会损害”，然后根据国家高度设计的损害填补制度由社会多数人承担，实现受害人损失的分散和分担的社会化。目前，我国在这方面仍是空白。
1．责任保险制度
责任保险是对传统民事损害赔偿的补充性救济，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向第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承诺在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负赔偿责任时，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保险。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危及到千家万户的生活，且这种损害多是由于必要的合法活动引起，灾害的发生频率高，危害大，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受害者急需救济，另一方面，如果损失巨大，仅凭加害人的一己之力无法负担全部的赔偿，甚至会因此造成企业停工破产的严重后果，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对此，许多国家都对从事有高度风险的企业进行强制性责任保险。这样，因环境污染侵权而致赔偿责任时，就可通过保险的渠道将巨额的赔偿金分散于社会，从而实现损害赔偿的社会化。这既保障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全，又有利于对受害人的及时救济，避免了各种矛盾的冲突及因之而生的社会动荡。
国外的环境保险市场发展较早，瑞典在199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65条规定明确了强制保险的政策以及应当办理保险的单位，又在第66条规定，根据保险项目的具体规定。此外，还规定了不缴纳环境损害保险金的后果以及免予缴纳的情况。法国和英国都是以任意责任保险为原则，仅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场合下才实行强制责任保险。总之，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正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并在环境侵权损害填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有成为与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并重的损害填补制度之势。
2．财务担保或担保制度
财务保证制度在有些国家如德国是与责任保险制度结合使用的。它是指由潜在的环境侵权责任人提供一定的资金专门用于对受害人进行及时、有效的救助的制度。依照方式不同，主要有两类，一是提存金制度（或称寄存担保制度）；二是企业互助基金制度（或称公积金）制度。
以上两种制度在公害大国日本得到了较为成功的运用，实际上这是一种通过共同协助的方式将大额赔偿转由污染者逐年赔偿的制度，其既保证了受害人及时获得赔偿，同时又保证了企业的正常运转，而且该种制度也不会将损害赔偿过多地转嫁给社会。但这种制度最大的缺陷在于其仍然必须以加害人的环境侵权赔偿责任的成立为前提，于是就有了行政补偿基金制度的建立。
3．行政补偿基金制度
基金是对污染赔偿义务人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损失或对受害人损失可不予赔偿的部分进行补偿。基金来源一般由从事污染危险行为中获取收益者缴纳，赔偿金额大小按受害人实际损失计算，但不包括难以量化的损失，也要有一定的赔偿限额和免责条件。一般来说，政府以征收环境费(包括排污费、自然资源补偿费等)、环境税等特别的费、税作为筹资方式而设立损害补偿基金，并设定相应的救助条件，以该基金补偿环境受害人,而且在侵权责任人可以确定的情形下，有的基金组织仍得以加害人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为基础，保留其向加害人追索所付补偿金之权利的制度。这一制度以日本最具代表性。1973年日本之《公众健康受害补偿法》就是以“污染者付费原则”为基础，以民事责任为依据设立的对远距离、长期、多重污染所致生命、身体、健康的损害填补机制。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适当借鉴这一立法经验，逐步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制度。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设立基金。
4．社会安全体制
社会安全体制包括社会保险、责任集中和国家给付三种形式，是基于社会福利思想而建立的一种损害填补机制，其目的在于为一国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其偏重于人身损害的补偿。环境损害之所以被纳入社会安全体制内，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环境污染行为的合法性和价值性决定社会在从污染者的生产活动中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帮助其分担风险。目前，世界上社会安全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全都是经济发达国家。
社会保险是国家为了推行社会政策，谋求社会福利而对全社会成员依法强制进行的一种保险，由环境侵权造成的疾病、残废、死亡自然也包含其中。
责任集中，是指在有复数责任主体的场合，法律只规定由其中一个主体承担责任，而其他责任人则不直接承担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该损害赔偿方式主要应用于核能损害赔偿中，如我国台湾地区“核赔法”22条的规定。
船舶碰撞是指船舶之间在海上或者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发生接触或没有直接接触造成损害的事故，它是一种侵权行为。
一、船舶互有过失碰撞油污损害概述
船舶油污损害是船舶污染损害的一种类型，也是导致海洋环境污染最直接、重要的一种污染方式。船舶事故，即因船舶碰撞引发的漏油又可细分为碰撞导撞致一船漏油和两船(多船)皆漏油两种情况。在船舶油污中，碰撞导致的漏油尽管在事件总量上仅占所有船舶油污(包括有意排放)的部分，但其惨烈程度往往都是惊心动魄，导致的油污损害也更为严重和集中。船舶碰撞引起的油污损害的责任主体就是指对船舶碰撞造成的油污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船舶碰撞油污损害赔偿责任主体问题是整个赔偿责任的核心制度，只有明确了赔偿责任主体，油污损害的赔偿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关于互有碰撞船舶所引起的油污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的认定，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一） 互有过失的船舶对碰撞油污损害赔偿责任按比例承担
此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代表案例有：1999年3月24日，造成珠江口有史以来最严重油污染的"闽燃供2"油轮与"东海209"油轮碰撞污染案L5J。该案中"东海209"轮没有漏油。油污染发生后，多个污染受害方以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要求"闽燃供2"轮和"东海209"轮船舶所有人赔偿污染损害。广州海事法院认为：船舶泄漏污染物造成海域污染损害的民事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根据我国民法通则、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我国参加的《1969责任公约》的规定，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闽燃供2"轮漏油造成的损失，由"闽燃供2"轮船舶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
（二） 互有过失的船舶对碰撞油污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代表案例有：1988年2月6日，"符"(VLACHERNABREEZE)轮与"潮河"轮，格伦纳符海运公司所属柯宁莎斯海运公司经营的"VLACHERNA BREEZE"轮与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所属的"潮河"轮在粤东海域碰撞，"符"轮洞穿漏油造成污染损害，污染受害方以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为由两艘船舶的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广州海事法院审理认为："''符''轮与''潮河''轮在航行中发生碰撞，导致''符''轮洞穿溢油，污染海域，致使我国粤东沿海地区的渔业和养殖业造成损害和损失，依据民法通则已构成共同侵权，三被告对此应负连带责任，赔偿原告因油污损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三） 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由漏油船一方承担
此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代表案例有：1998年，广州海事法院在"津油6号"油轮与"建设51号"油轮碰撞纠纷案中认为，油污损害应由泄露柴油的"津油6号"轮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未漏油的"建设5l号"轮不直接承担赔偿责任。1999年，广州海事法院在"''闽燃供2''油轮与''东海209''油轮碰撞纠纷"案的一审判决中支持此种观点。《海环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海洋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造成污染损害的一方赔偿损失"。
笔者认为这三种代表性观点之间的分歧是由于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机制不完善所引起的。笔者首先想到的是问题可能出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
二、船舶碰撞责任下的因果关系考量
船舶碰撞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与民法中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基本是一致的，要求有过失、碰撞事实、损害的事实、过失与损害的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当出现两船发生碰撞导致其中一船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时，责任如何承担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假如有A、B两船，在发生互有责任的碰撞后，载有原油的B船发生了原油泄漏，并因此造成了海洋油污损害，这个时候应该由B船对油污损害单独承担赔偿责任，还是由A、B船就对油污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作为非漏油的A船是不是此侵权案件中的责任主体?就成为争论的焦点。要确定责任主体，首先要确定由碰撞这一法律事实产生了几个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假如认定船舶碰撞的法律事实产生了一个法律关系，即油污损害赔偿的侵权法律关系。则可以根据因果关系的理论分析如下。
（一）必然因果关系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
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学术界主要产生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A、B两船发生碰撞的事实与B船发生原油泄漏的结果没有必然因果关系。也就是说A、B两船虽然发生了碰撞，但这并不必然导致海洋油污损害结果的发生。油污损害是由油类的污染特性决定的，碰撞能否造成污染损害取决于船载货物或燃油，不取于碰撞本身。也就是说，碰撞并非必然产生油污，但漏油必然产生污染。另一种观点则主张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为A、B两船发生碰撞的事实与B船发生原油泄漏的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应该认定A船承担油污损害赔偿责任。虽然海洋油污损害的直接原因是B船的原油泄漏，但其间接原因是A、B两船发生的碰撞事实，A船对海洋油污损害结果有着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油污受害方除了可以要求B船承担油污侵权赔偿责任外，也可以要求A船承担侵权责任。
由上可以看出，因果关系的不同理论将产生不同的结果，并直接影响油污受害方权利救济的渠道。
（二）对船舶碰撞责任下的因果关系的分析
根据必然因果关系说所得出的结论之所以和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所得出的结论不同，是因为混淆了碰撞造成油污损害的法律关系和船舶碰撞本身的法律关系这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此两种法律关系的要素--主体、客体、内容的表现有所不同，在法律适用、归责原则、责任主体、免责事项等方面的结果都会有所不同。如船舶碰撞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双方船舶所有人及船上货物所有人、人员，有时包括遭受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第三人，客体为发生损害的船舶、货物、人身，内容为双方的索赔权利与赔偿义务。而船舶碰撞造成油污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漏油船的所有人与油污受害人，客体是遭受污染损害的财产如海水养殖物、自然资源、海水浴场的损失等，内容是油污受害人的索赔权利与责任人的赔偿义务。在法律适用上，船舶碰撞受《海商法》第8章调整，而船舶油污可能受1969年《油污民事责任公约》、《民法通则》、《海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不同法律的调整；在归责上，船舶碰撞采用过错责任制，而船舶油污损害赔偿采严格责任制。
三、结论
船舶碰撞所导致的油污损害，是一种海上侵权行为。此侵权行为产生了碰撞造成油污损害法律关系和船舶碰撞法律关系，尽管两者都属于债权法律关系，应确定碰撞造成油污损害的法律关系和船舶碰撞的法律关系是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不能将两者混淆。在此基础上笔者倾向于坚持"谁污染，谁赔偿"的原则，在互有过失碰撞时，漏油方承担油污赔偿责任后可以向非漏油方追偿超过其过失比例部分。并且漏油船作为惟一的责任主体有助于利益均衡和节约社会成本，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1]俞伟：《从船舶碰撞油污谈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机制的完善》，上海海事大学优秀硕士论文，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