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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均衡发展的理论依据
非均衡发展理论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后来在区域经济领域，为了发展经济，改变落后区域的状态，非均衡发展理论就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理论基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以及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等。
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增长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而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他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
增长极理论忽略了时间变量，威廉姆逊首次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提出了倒“U”型理论，即经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间趋于非均衡增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当经济发展到某一点之后，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区域间趋于均衡增长，区域经济差异将会缩小。
二、从安徽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安徽亟需非均衡发展
安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的势头强劲，发展速度较快，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安徽在2004年到2009年GDP的平均增长率在12.8%，高于全国GDP增长率10.5%，在经济总量绝对值上，安徽GDP在2009年达到了10062.82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2.9%，成为全国第14个跻身“GDP万亿俱乐部”的会员。安徽人均GDP也在2000到2009年的这十年里增长了两倍多，从4779元人民币上升到了16408元人民币。以上的数据都充分的说明了安徽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其本身来说，在量和速度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全国，相对于东部发达省份来说是相对落后的，2009年，安徽GDP与其相邻的江苏、浙江两省相比，只有江苏的29%，浙江的44%，而人均GDP只占江苏的37%，浙江的37%，全国的64%。
同时，就安徽内部经济，南北经济差异较大，主要呈现出南富北贫的局面。安徽皖北地区，包括亳州、宿州、阜阳三市及沿淮的五河、固镇、怀远、凤阳、寿县、霍邱六县面积4.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近3000万，分别占全省的33%和50%，而2009年皖北地区的生产总值2169亿元，仅占全省的21.6%。与皖北形成鲜明对比的皖江城市带，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称九市及六安的金安区和舒城县，土地面积7.6万平方公里，人口3072万人，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6733亿元，分别占安徽全省的54%、45.22%和66.91%。虽然南北经济的差异已经显示出了安徽经济区域的非均衡发展，但是，皖南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皖江城市带作为首个获批复的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将皖江经济提高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对于安徽经济来说，是一次发展的重大契机。皖江城市带，作为我国最为活跃的长三角经济圈的腹地，不仅具有非常有利的区位优势，是长三角向中西部地区实施产业转移和辐射的最佳区域。而且具有产业基础好、要素成本低、配套能力强等综合优势，在资源方面，皖江城市带具有突出的资源要素比较优势，岸线资源丰富。非均衡发展理论强调，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作为增长极的地区和产业，通过其扩散效应对整个区域的经济起到带动作用，设立皖江城市带正是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
三、发达省份经济发展的借鉴中，安徽需要非均衡发展
作为与安徽最为相邻的两个东部沿海省份浙江和江苏，从他们的经济发展轨迹来看，其经济的高速的发展，都是以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为代价。
将江苏按照苏南（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苏中（扬州、泰州、南通）和苏北（徐州、淮安、盐城、宿迁和连云港）分为三大区域，从人均GDP看，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尤其是苏南和苏北，1990年苏南的人均GDP是苏北的2.6倍，到2000年达到3.6倍，2009年苏南的人均GDP是苏北的2.9倍，比1990年更大。
将浙江按照浙东北（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和浙西南（温州、台州、金华、衢州、丽水）分为两大区域，其人均GDP的差异显著，在1990年浙东北的人均GDP是浙西南的1.9倍，2000年达到了2倍，十年后的2009年，浙东北的人均GDP仍是浙西南的2倍。
通过皖苏浙三地区的近几年来的人均GDP与GDP总量比较（见表1），不难看出，安徽的经济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与苏浙地区。从这两省的发展经验中可以借鉴，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江浙的区域差异还是相对较大的。而安徽不管是在经济总量上，还是在人均GDP上，都还没有达到江浙地区的发展水平，更谈不上经济上的高速发展的阶段，安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还是不遗余力的发展非均衡经济，加速培养区域经济增长极，通过大力发展增长极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所以，现阶段，安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不仅在理论上是有理可依的，在现实经济条件下，也是安徽摆脱落后状态，实现经济上飞跃发展的必然之选。
参考文献：
1、王成周.安徽区域发展总体布局探析[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0(3).
2、姜炎鹏,沈玉芳,贾利娜等.安徽区域经济的空间发展战略选择[J].中国集体经济,2008(3).
[分类号]G350
1 引 言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实现软件与信息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为推动我国各地区信息服务业发展，我国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各种信息服务产业发展政策。本文将借助对各地区信息服务业政策发展阶段系数这一新指标的引入和分析，探讨我国地方政府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具体定位。
2 信息服务业各产业领域的经济环境分析
信息服务业是典型的生产行业，它一般是通过信息的收集、存储、加工、传递、交流，向社会提供各种信息产品或服务。因此，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与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密切相关。与之对应的，不同地域的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也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在文献[2]中，通过对我国各地区信息服务业的“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内容分析，解析出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发展信息服务业的24个热点区域。为方便进一步分析，首先计算各产业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如表1所示：
其中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及“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的7省市(北京、黑龙江、湖北、江苏、陕西、上海、浙江)，2007年人均GDP分别为57 431元、18 463元、14 733元、32 985元、12 843元、65 473元、35 730元则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这一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为其算术平均数33 951.14元。
文献[2]将信息服务业24个发展热点领域按照东中西部省份的关注程度不同以及产业层次的不同，通过层次聚类分析划分为5大类，即“东部应用类”、“中西部应用类”、“网络基础类”、“政府基础类”和“数字内容产业”。通过表1可以看出，东部应用类和中西部应用类所涉及区域的人均GDP差别最明显，分别位于表的前后两端。网络基础类和政府基础类处于中段，但网络基础类所涉及区域的人均GDP依然普遍高于政府基础类。基于表1的数据，进一步使用每一类产业领域中各热点领域GDP的平均水平估算了5类热点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值。表2显示了上述4个类别所包含的产业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情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即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人均GDP高的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传统信息服务业领域，如物流信息服务、中介信息服务等发展已具相当规模，同时，这些地区已普遍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后期阶段，北京、上海等地区更已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在这些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已初具雏形，本地区的经济水平和产业布局决定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能够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软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具有高渗透性和高附加值特点的软件信息服务业和金融信息服务业等成为地区信息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与此同时，我国大多数欠发达省份还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初期或中期，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尚占据较大成分，因此，旨在推动农业和制造业发展的三农信息服务、物流信息服务、地理信息服务、科技信息服务、信息咨询与信息中介等产业领域成为地区发展信息服务业的迫切需求。此外，受到中西部地区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居民信息素养不高、可获取信息资源有限等实际情况的制约，大力发展社区信息服务以及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成为这些省份制定信息服务业政策的考虑因素之一。3各地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的政策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提出的发展信息服务业热点领域，与本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发展信息服务业的政策侧重点具有明显差异。这提示我们，信息服务业各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这一指标，在很大程度上指示了这些领域所处的信息服务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进一步从政策分析的角度估算各地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阶段系数。具体方法是，用各地方省份的产业政策中涉及的信息服务业领域的人均GDP的均值，表示该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指数。从这一指标的具体含义来说，一个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越高，说明这一地区的信息服务业热点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水平越高，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与高度发达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相近。
在之前的研究中，通过对“十一五”规划中相关政策表述的内容分析，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中的热点区域列举，如表3所示：
将各产业热点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值代入计算，可以得到各地区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如表4所示①：
从表4可以发现，就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而言，从地区间横向比较的角度看来，当前我国各地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阶段系数并不相同，反映出各地区间信息服务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的差异比较显著；从地区内部经济运行情况与产业发展阶段系数的对比来看，我国各地区的信息服务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有些地区的信息服务业滞后于经济发展，有些地区则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以下使用定位图的分析方法，并以发展阶段系数为纵轴，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为横轴，描述我国不同省市自治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阶段系数和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的比较情况，如图1所示：
图1中，四个象限的划分以我国各省市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阶段系数和人均GDP的均值为界限。由此，可以将我国各地区的信息服务产业发展政策制定策略划分为4类：
第一象限中，一些发达省市，包括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5省市，经济发展程度和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都很高。表明这些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和经济发展处于一个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发展状态，即经济发展的高水平推动高附加值、高感应度的信息服务业领域，如软件信息服务业、金融信息服务业等的发展；而这些产业领域的发展，又会促进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和产业升级。
第二象限中，少数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如重庆和湖南，其经济发展程度不高，但是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很高。这些省市的地方政府制定的信息服务业规划中，信息服务业发展的热点领域更加偏向于第一类发达省份。这说明，这些地区的政府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采取了一种超前发展的策略。其目的在于：通过超前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相同或相似的现代信息服务业，创造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良好环境。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可以通过优先发展高精尖的信息服务产业领域，达到提升本地区产业层次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发展与东部产业集群相匹配的信息服务业，营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吸引东部发达省份和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入驻本地区。
第三象限所包含的省市区个数最多，这些省份大多为我国中西部较不发达省份，且其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也比较落后。其中，四川、湖北、河南、黑龙江、安徽、山西、陕西、海南8省市的策略非常接近，在图中形成了一个密集区域(虚线圈出)，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非常接近，其政策指定的基本导向也与重庆和湖南两地相似，即试图通过大力发展先进信息服务业，创造产业升级和招商引资的良好环境，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
刘世锦：增长是量的描述，发展是质的规定，高增长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国际上对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也有不少讨论。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有些国家就曾经出现过“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要论断，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记者：当前，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呢？
刘世锦：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增长率已经近30年了。从工业化历史上看，能够在40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平均7%以上增长率的经济体只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所经历的时间是不同的。工业化先行国家所经历的时间长一些，但平均增长速度相对要低。二战以后，世界出现了一批增长速度较高、但时间相对缩短的经济体。总的看来，能够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并不多。一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陷入停滞状态，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即便是被视为成功典型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遭遇了1997年严重金融危机的冲击。再早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也都曾因经济危机和战乱，而使其发展进程中断或受到重创。
上面提到的在40年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3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尚无先例。在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快速增长，总量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出现一些正面或负面的议论，比如“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等，是有其必然性的。就中国经济本身看，近几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具有转折含义的重要变化。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连续4年达到10%以上。2006年，经济总量超过了21万亿人民币；人均收入在超过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达到了2000美元；财政收入新增部分超过7000亿人民币，接近于10年全部财政收入。但是，必须看到，在总量规模变化的同时，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也更为显著。
记者：那么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具体有哪些呢？
刘世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些变化和矛盾：
――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增长迅速。例如过去曾认为中国的钢产量1亿多吨就够了，而2006年钢材产量则超过4.6亿吨。
――环境压力空前增大。如果说资源可以通过进口和替代有一定调节空间的话，环境容量由于其不可移动性，没有多少调节余地。
――过去构成中国经济增长低成本优势的诸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据东南沿海一些地区调查，普通劳动力工资近年来年均增长15~20%；土地价格涨幅更大，有些地区仅生产性用地涨幅也达一倍以上。
――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地区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有些方面还在扩大。在地区发展差距的背后，主要是城乡发展差距。
――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由拆迁、征地、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干部和腐败等引发的时有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
――中国正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介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近两年的贸易顺差超过千亿美元，国际贸易摩擦增加，贸易不平衡构成很大挑战。
以上列举的当然不是新变化的全部。就这些现象而言，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称其为“新变化”，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转折点”。需要考虑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我们是否正在或已经进入与以往有较大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如果是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的话，现有的发展方式能否有效应对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可以给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对这一新阶段如何概括，还可以探讨；这一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二、以自主创新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记者：近年来，我们党非常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那么提出这一战略有何重要背景？
刘世锦：近年来，我们党提出加强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以后，持续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需要培育起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均收入越过一千美元关口，现在又达到两千美元，当然是好事，同时也是“双刃剑”，因为这既是收入水平提高，也意味着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也相应减弱了我国劳动力的国际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在各地都逐步表现出来，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一些对低成本敏感的企业开始向外转移，留下来的企业则要通过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渠道等环节的努力向产业链中高端升级。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产业中长期竞争力，因而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记者：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含义？
刘世锦：我们把自主创新概括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与过去关起门来搞研究不同，这几种类型的创新都是在日益扩大的开放条件下进行的。如何认识自主创新，近年来也有一些讨论。有的行业围绕“合资企业进行的创新算不算自主创新”展开争论。对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全局和战略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资金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纯粹内资的企业将越来越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实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结构，其中包括引入外资。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基础行业，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中的国有大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境内外上市。所以，按照企业资本来源来界定，不符合开放经济的实际，也存在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比如，某企业的直接投资者是内资，但再从这个投资者向上追溯，可能会找到外资踪迹。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到中国来，虽然会对内资企业形成竞争，同时也有技术信息扩散、人员培训、促进产业配套条件形成等积极作用，总体上说利大于弊。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多年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内外资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可以有两个要点：一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的转移。当然，前一个要点是重点，我们讲自主创新，立足点和重心都是内资企业。有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技术，仅仅靠开放是拿不到的，必须靠自己来搞，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但是，这与鼓励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不矛盾。这两件事情是互动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外资企业是在中国仅仅搞加工制造好呢，还是把研发能力也转移到中国来好呢？还是应该鼓励它们向中国转移。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们讲自主创新，这个“自主”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大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所进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活动，都应该得到鼓励，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划入“自主创新”的范围。这是一个宽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义。这样看问题，对提高我国经济总体创新能力有好处，也正是新时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更加关注人均实际收入水平
记者：我国经济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地区发展不平衡，那么，今后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逐步缓解这种状况？
刘世锦：这些年通过实施地区重点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但尚不足以改变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近年来影响地区发展格局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大的城市带、城市圈的形成，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城市圈，内地沿大的交通通道形成的城市带等。二是产业的区域集中加快，过去一个新产业出来，各地都要搞，遍地开花。一些年来通过市场竞争，产业的区域集中度显著提高，如彩电生产，过去一度20几个省都在生产，现在大部分集中到珠三角地区；汽车生产也正在逐步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区域。城市带的形成与产业区域集中往往是重合的，产业集中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支撑。这些变化总体上说符合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是积极的、可持续的，但必然影响到原有的地区发展格局，不仅表现在大的行政区划之间，也表现在这些行政区划内部。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出现了某些有利于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趋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产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长，拉动了具有资源优势和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中西部与东北的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如，东南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业开始向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地区转移，部分国际转移产业也将承接地更多地转向要素成本较低地区。这些趋向或因素的稳定和增长，将会对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发挥更多的基础性作用。
记者：评价地区发展平衡一般采用什么指标？
刘世锦：对地区平衡发展有一个正确理解和评价的方法问题。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率先发展，吸引各种资源向这些地区集中，其中包括人员流动。劳动力由落后地区流动到发展快的地区，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减少了落后地区的人口基数，落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提高。反之，发展快的地区人口基数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下降。我们讲地区发展差距，所关心的是这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是一个适宜的比较性指标。这个指标除了关注货币收入外，还考虑到剔除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差异后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在劳动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动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将逐步趋于缩小。我们要注意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差距、不同地区户籍人口货币收入差距等指标，更需要关注不同地区实际生活和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指标的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将有助于正确观察和理解地区之间关系发展的动态过程。
记者：地区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那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城乡隔离状态被打破，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是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我们的各种政策，不论产生于何种背景，都应当促进而不是延缓这一进程。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早期工业化国家曾经历上百年时间。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50%，大体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至少还需要30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促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使之“出得去”、“留得住”，包括拓宽就业渠道，改善农村人口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仍然居住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之与城市人口，包括已转移至城市的原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至少要让他们“过得去”。近年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更好发展来解决
记者：这些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社会问题和矛盾却有所增加，在有些方面甚至激化。您对此怎么看？
刘世锦：这种反差很值得深思。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后，也同时进入经济和社会结构、重大利益关系剧烈调整的阶段，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数量增加，有些领域的矛盾趋于尖锐，处理不好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当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社会上较大比例成员进入所谓“中产阶级”状态后，社会的稳定程度将会显著提高。现阶段我国总体上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矛盾增加的时期，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例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征用农民土地、城市拆迁、水库移民等所引发的矛盾；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下岗和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等引发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权力腐败、干部等引发的问题等。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立足国情和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应当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解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历史已经证明，吃“大锅饭”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当然，我们讲进一步的发展，不能是短期化、片面化、高代价的发展，而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同时要比过去更多的精力重视社会发展；要集中力量抓紧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从源头上治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既要重视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也要重视通过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多年来我们所倡导和实行的发展观的一个拓展和完善，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进步。
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应该和能够有所作为的事情也不少。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在解决一些问题时不致于引出更多的问题，如何在处理一些矛盾时，既要照顾眼前，更要有利于长远，还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则。
记者：这些原则主要有哪些呢？
刘世锦：一是既要治标，更要立足于治本。比如扶贫工作，通过转移支付等办法给贫困人口一些补贴，是必要的，但更重要是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就业培训，使他们获得通过就业增加收入的机会，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是既要有承诺，又不能脱离现阶段国情，作不切实际的过高承诺。比如养老、医疗保障，城乡、地区之间差别很大，是全面保障，还是在农村先做到对困难者救助，即使全面保障，保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能脱离现阶段的实际。承诺过高，兑现不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还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欧洲福利国家保得过多，也在寻求改革。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研究和汲取。
三是既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注重制度建设。对短期内的突出问题，如困难人口救助、调解，需要采取某些短期措施，以稳定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好的制度建设以稳定的可预期的程序处理问题，可以提高效率；不是针对个别事件和少数人，而是对所有人具有普适性；不仅要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要治理产生矛盾的根源。
五、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如何深入理解这一论断的深刻涵义？
刘世锦：这一重要论断已为我国近30年来的实践所证明。我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是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背景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活力和制度基础。毫无疑义，没有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改革走出一条独特而富有成效的道路，形成了一些有意义的经验。例如，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在改革国有经济的同时，放开一块，鼓励发展多种类型的非国有经济；鼓励不同改革方式的试验和竞争，先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把改革与开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放引入新的体制要素而推动改革；保持党对改革过程的坚强领导，把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为改革和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改革和发展进一步促进稳定，等等。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解决新阶段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体制上的。体制上的问题，部分属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部分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新出现的，还有的是由于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这几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使问题相当复杂。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在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一些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GDP增长、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等倾向。如何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指标和行为机制，是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又如，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要求由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向初次分配按劳动和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再分配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但由于多方面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突出起来。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起来，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并逐步趋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是体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图分类号：F123
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发展的内外条件，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背景，为我国制订符合实情、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客观判断。
一、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一）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变
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未来十年，我国人均GDP将迈向1万美元。根据历史经验，通过推进工业化、市场化和经济开放可以使一个国家迈出“低水平陷阱”，即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二战以来，只有少数的后发国家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大部分国家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未来十年，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将面临转变，经济转型的任务更加艰巨。
（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加速
我国工业化处于从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持续提高；二是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和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步提高；三是制造业结构中，接近世界技术边界产业低端工序产品的比重开始提高。未来十年，我国工业化将进入后期阶段，根据一般理论和历史经验，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服务业比重逐步提高；二是工业将向深度加工化阶段转化；三是接近世界技术边界产业核心工序产品比重大幅提高。因此，未来十年，我国工业化将继续深化，产业间结构和产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进程将逐步加快。
（三）进入城市化中期加速阶段，深度城市化趋势凸显
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左右，按照阶段划分，已经进入中期加速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城市化质量不断提升，城市发展逐步适应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需求。对于我国而言，未来十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0%左右，处于向城市化后期迈进的关键阶段，如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以及缓解城市人口增加与城市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个阶段推进城市化面临的主要任务，深度城市化趋势日益凸显。
（四）商品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要素市场化改革任务仍然较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基本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主体基础，产品市场化的历史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构成市场经济基础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仍然处于非常滞后的状态，生产要素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主体权属和功能存在根本问题；土地生产要素属性存在内在矛盾；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远没有形成市场配置的基础；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未来十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要素市场化程度将逐步提高，但改革仍然处于攻坚阶段。
（五）经济开始重塑内外平衡，结构调整步伐开始加快
金融危机后，全球进入了经济“再平衡”阶段。对于中国而言，面对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更多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和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新的情况，过去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模式难以长期维系，如何实现依靠内需和外需双向引擎拉动经济发展，即扩大国内消费、减少对外贸易依存度，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在这种情形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将逐步加快，经济转型的难度也逐步加大。
（六）社会利益关系出现分化，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复杂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类社会矛盾将逐步凸显。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出现了阶层利益关系的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直接表现为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总体贫富差距、区域收入差别和行业收入差别扩大，由于收入差距和其他原因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从而使得社会结构和利益出现分化，而社会结构和利益的分化反过来又加剧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未来一段时间，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分化，社会矛盾将空前尖锐，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将更趋复杂。
二、未来十年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有利条件
（一）经济规模实力较为雄厚，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扎实基础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5.8万亿美元，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超过英、法、德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股东。我国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开始显现，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增大，经济抗风险的能力也得到了增强。
（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渐进加快，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随着我国人均GDP的不断增长，各类经济结构加速转型。首先，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将明显下降，由过去以吃穿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转向以住行服务为主的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其次，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相适应，第三产业的比重将持续上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最后，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城镇化率将超过50%，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质量也将明显提高。这些发展都将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从而为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市场规模增长潜力巨大，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需求条件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我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消费市场。汽车、家用电器等家庭耐用消费品销售量已居世界首位，但人均拥有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增长潜力仍很巨大。住房和服务性消费水平也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也将大幅提升。工业化和城市化深入发展也将对基础设施、城市建设、重大装备、科技研发等产生巨大需求。消费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需求条件。
（四）储蓄率将保持较高水平，能满足经济较快发展的资本需求
我国是高储蓄率国家，目前社会总储蓄率在40%以上。随着人口老龄化、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我国的储蓄率可能将趋于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会太大，仍将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处于较高水平。在投资效率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仍然较为充裕。与此同时，我国继续保持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国际优质资金供应依然充足。储蓄率保持较高水平以及外资持续流入，能满足未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的资本需求。
（五）科技和教育水平逐步提升，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建设，我国科技和教育水平明显提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2009年我国科研人力资源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一，科学论文数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授权量位居世界第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各年龄层次入学率不断上升，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明显提升，科技教育对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六）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坚实依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能源、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为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和便捷、安全、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一次能源生产量已居世界第一，电力装机世界第二，其中风电、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发展速度也居世界前列。电网和油气管网建设加快，基本建成覆盖全国的电力和油气输运体系。交通基础设施迈上了新的台阶，初步形成了以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和管道共同组成的综合交通网络框架。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跃居世界前列，国家高速公路网快速推进，沿海建成了一批大型、深水、专业化的码头，民航枢纽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速。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程度大大提高，为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提供了坚实和优良的物质条件。
（七）社会大局基本稳定，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近几年，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取得一定进展，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互联网管理等社会管理，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实现了社会大局基本稳定，将为我国继续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八）体制活力显著增强，为经济较快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经过不断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财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继续推进，非公有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得到改善。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潜在的制度红利仍然很大，将不断激发经济活力，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进一步带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关键制约因素
（一）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
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攀升，但是累积的结构性问题开始逐步凸显。第一，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投资率不断上升，而消费率不断下降，目前消费率已经不足50%，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水平，由此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效益不高、人民消费水平低以及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受到一定影响。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生产方式还远没有实现现代化；工业大而不强，技术水平、产品档次还较低，关键技术自给率低，高新技术产业占的比重较低，信息化应用不足，产业集中度不高，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服务业发展还比较滞后，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43%，不但低于全球7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51%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服务业还存在着质量水平不高和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影响了我国整体产业的加快转型和持续发展，从而使经济增长中的矛盾更为突出。第三，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区域发展存在着区域差距大和区域分工不协调的问题，地区间分工弱化，低水平重复建设、同质竞争的问题较为突出。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和不平衡，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二）人口结构出现特征性转变，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消失
相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左右，总抚养比的下降可以较好地从人口结构层面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到2013年左右，我国人口抚养比将出现上升的趋势，人口结构将发生转变，劳动力供给将开始减少，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形将发生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衰减，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分工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面临挑战。
（三）技术引进的增长效应递减，经济增长的技术支撑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本，与国内廉价劳动力和软约束的资源环境有机结合，形成了低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相关研究表明，从2000年之后，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递减，近几年递减速度有逐步加快的倾向，而自主创新的贡献率逐步上升。然而，我国自主技术供给能力还比较弱，培育与发展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在国外技术外溢效应消退的情况下，新的技术生产方式又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接续，这成为未来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阻力。
（四）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利益矛盾进入激化期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受改革不彻底、制度不健全、调控不到位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者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由1995年的51.4%下降到目前的约40%，而同时资本所得明显上升，由36.3%提高到了46.1%，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二是人群间、城乡间、行业间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反映收入人群分配不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了0.4，在世界范围内看也属于较高的程度。城乡差距仍在拉大，目前城乡收入差距为3.3倍，比1985年扩大近一倍，同时城镇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拉大。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别扩大，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8倍，扩大到目前的2～3倍，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明显高出合理水平。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社会利益分化严重，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对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形成了障碍。
（五）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经济发展面临更多制约条件
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投入，2009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美国的2.9倍、日本的4.9倍、欧盟的4.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消费的铁矿石、粗钢、氧化铝和水泥分别约占世界消费总量的54%、43%、34%和52%。由于我国自然资源禀赋总体较差，依靠国际市场又面临着种种风险，资源约束明显强化。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也较大，当前很多地区环境污染严重，重大污染事件时有发生，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生态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阶段，我国未来资源环境消耗程度还将保持较高的水平，在全球资源供给偏紧和环境约束强化的背景下，保持国内经济较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四、加快推进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战略调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未来十年，从国内发展条件变化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针对内部条件的变化和发展新阶段的特征，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进行适度调整。归总而言，面对新的内部发展条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进行以下几个层面的调整。
（一）战略思路由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变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过去30多年，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依据要素禀赋的特点，遵循比较优势的理论原则，实施适度赶超的发展战略是这个阶段我国主要秉承的战略思路。然而，随着劳动力等充裕要素供给速度放慢，我国固有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转变，要素禀赋关系变化与充裕要素成本上升将弱化并最终改变我国原有的比较优势。因此，我国以劳动力充裕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参与全球贸易分工的阶段已经正在走向尾声。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战略思维，通过技术创新等内生路径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加快提升要素的总体质量，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资本存量质量，推动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为在全球国际分工中逐步转变“低端”生产角色做好战略储备。
（二）战略目标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转变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都追求一个“快”字，实施赶超战略，试图在较短的时期赶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我国也不例外，过去30年实施了赶超战略的增长目标，单纯追求 “快”的数量型增长，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粗放型的战略目标。这种发展方式与我国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环境相适应，如工业化的总体水平低、市场竞争不激烈、环境和资源约束较为宽松。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单纯追求数量型的增长目标导致了我国经济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包括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等，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且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片面追求“快”的数量型增长的战略目标必然要走到尽头。因此，必须重新设定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实现战略目标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转变，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注重经济的平衡、协调和包容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战略模式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较低的优势，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形成了“低成本竞争”的发展模式。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模式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随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显著加大，这种战略模式实行的空间越来越小。由此，我国需要对一个持续了30多年的发展战略模式做出实质性的调整，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转变，即由过去低成本的规模扩张向提高效率转变，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降低能耗，走自主创新之路、新型工业之路、农业现代化之路和城镇化之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四）战略要素由资源环境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转变
如上所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战略要素条件是低成本的资源和较大的环境容量，因此以资源环境消耗为战略要素的发展模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层面。鉴于此，和很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使用强度较高，环境问题较为严重。然而，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由于资源稀缺程度上升，各国对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资源民族主义”上升，中国获取资源的成本将逐步提高；同时，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程度的不断加深，加之面临气候变暖这一全球环境问题，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由此，我国战略实施的要素方式应该由资源环境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转变，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保护，增强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战略重点由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型转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出于经济赶超的我国战略实施的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经济导向型的战略重点。但是，随着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特别是我国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类社会矛盾逐步凸显。首先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出现了阶层利益关系的失衡状态，收入财富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显著提高，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步伐大大加快，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出现了分化；与此同时，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不足，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教育、医疗、社保、文化等社会领域发展还比较滞后，人民能够享有的公共服务数量有限、质量不高。现阶段，收入差距大和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使经济发展丧失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增长有可能因此而停滞。因此，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应该由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型转变，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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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内的很多人会将孕婴童门店的发展分为初期、中级、高级三个阶段或者干脆用单店、区域性连锁或者全国性连锁来进行划分，而笔者则乐意用互联网式的词语“流量红利、价值红利、服务红利、粉丝红利”等术语来描述孕婴童门店的发展阶段。同时，我们还发现，这几个术语可以更加准确的描述不同时期的孕婴童门店发展的阶段，并能够让我们准确的抓住不同时期孕婴童门店所应该采取的经营策略。
在电子商务中，有一个“流量红利”的术语，即“随着访问流量中新客户不断增加与用户平均销售额不断增加，所产生的销售红利”。
孕婴童门店的初始经营阶段，行业竞争还不激烈，也存在这样一个阶段，即只要门店选择好，客流量大，消费者进店率高，门店营业额就高，营业额高，经营毛利就高。
门店“流量红利”阶段的一大特点就是：进店率决定竞争力，营业额决定利润额。
基于这一特点，在流量红利阶段，孕婴童门店的选址非常关键，“门店选址”成为这一时期的孕婴童门店竞争的核心策略。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孕婴童门店多开在医院与妇幼保健院附近或者人流量比较大的核心商圈。
随着行业发展的成熟，孕婴童门店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大大小小的孕婴店开了不计其数，门店为了保证合理的经营毛利与发展需要，门店开始注重品项管理与品类管理，开始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
门店开始真正的关注哪些能够为自己带来经营价值的客户与产品，笔者将这一阶段定义为“价值红利”阶段，即你能够抓到一个购买力强的初生儿客户远比维护几个没有什么购买力的婴幼儿已经成长为儿童的“过季”客户要强；销售一款高毛利的新兴品牌产品也远比销售几款通路货要强。
门店价值红利阶段的特点就是：门店开始向精细化管理与品项管理要效益，价值客户的数量与高毛利产品的销售决定了门店的盈利能力。
基于这一特点，在价值红利阶段，门店开始注重会员管理与会员建设，开始建立自己的会员体系；同时，门店开始关注高毛利产品的销售占比，开始寻求并拥有一些自有品牌（即直营品牌，直接与厂家合作、区域独家经销）的产品。
对于孕婴童门店的竞争冲击，远不止来自于同行之间的竞争，还包括电子商务的竞争，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门店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消费者开始习惯购物以前，通过手机了解一下产品信息，对比一下线上的产品报价；门店已经进入了同质化的竞争时代。
同质化竞争时代，客单价决定营业额，营业额决定利润额，顾客进入门店，能否让顾客产生连带销售，直接决定了门店的竞争力。而连带销售的产生核心在于门店店员的专业性的推介能力；门店必须通过给顾客提供更多的咨询顾问式服务去赢得顾客，这就是门店“服务红利”阶段的经营特点。
在进入门店服务红利阶段，门店必须注重团队建设，因为为消费者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打造专业性的团队是关键，那个团队更专业，那个团队就将赢得这场竞争。
当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企业与门店开始关注这方面的建设，例如圣元在通过“木兰决”提升其全国营养专员的服务能力，全国更多的孕婴童连锁门店开始要求店员报考“营养师”以便于更好的服务消费者，育婴博士更是联合众多行业专家成立了“育博商学院”服务广大孕婴童门店向“服务红利”阶段转型。
门店的服务正在精细化，但是如果你认为仅仅提升了门店的服务质量就可以让你的门店一劳永逸的站在婴童门店的竞争前沿，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孕婴童门店在由“流量红利”、“价值红利”阶段向“服务红利”阶段转型的过程，同时也在向“粉丝红利”阶段转型。
移动互联网时代，“粉丝经济”一词正在风靡全国，它是泛指架构在粉丝和被关注者关系之上的经营性创收行为。最初多基于“明星、名人”等，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变了，一个“逻辑思维”的微信账号，开设一年，一次性募集会员上百万，营收据说达到了800万；一个卖龙虾的小店（魅惑小龙虾）与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店铺（黄太吉煎饼）都可以做成巨无霸的生意；社会已经完全进入了粉丝红利时代。
婴童渠道下一次的变革不是连锁规模、也不是电商，而是粉丝经济与粉丝所带来的经营红利。谈到粉丝经济与粉丝红利，很多人就认为只有互联网企业才可以做，只有名人才具备粉丝效应，其实不然。
门店“粉丝红利”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向回头客要效益，向转介绍要增量，口碑、顾客忠诚决定了门店的竞争力。
这个阶段，门店必须关注消费者的互动与反馈，粉丝红利阶段，消费者需要的是参与感、存在感与被尊重，它需要以固定的话题或者活动为载体。
苹果、小米手机都是粉丝经济的鼻祖，他们通过与消费者的互动与参与，形成了大批量的粉丝与忠诚消费群；孕婴童门店也可以做到。
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家对西部建设投资力度加大的影响,出现了中东部产业西进、人才西流现象,这将促使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产业升级再次加速。西部地区开始借调控契机,利用其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展现出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巨大潜力,经济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理论界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和测度方法做出了大量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统计模型以及钱纳里的“标准产业结构”模型。
一、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及钱纳里的标准产业结构理论概述
1、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其代表作《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研究了现代经济增长问题,根据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全过程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了国民生产总值、生产效率、产业结构、人均收入水平等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的变化,总结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条件、方式、内容、趋势和规律,见表1。
2、钱纳里的标准产业结构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其中,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的“标准结构”最具影响。钱纳里利用101个国家1950―1970年间的统计资料进行归纳分析,构造了“世界发展模型”,并以此模型求出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即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具有的经济结构的标准数值。从而为分析和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组合提供了参照规范,同时也为不同国家或地区根据经济发展目标制定产业结构转换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见表2。
二、研究区概况
按照我国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方法,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重庆等共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71.5%,人口36298.0 万(2007年底),占全国的27.9%(如图1)。
西部地区各省近年来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2003年,实现地区国内生产总值22954.7 亿元,占全国的16.9%,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6306元;到2007年底,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47864.1亿元,占全国的 17.4%,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3212元。5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约108.5%,而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09.5%,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经济发展总体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如图2)。
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统计测度
本文将利用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框架,并结合钱纳里的标准产业结构,具体分析西部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具体数据资料参考了《中国统计年鉴2008》。
1、人均收入水平
西部地广人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较大。2007年统计数据显示,在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以人均GDP排名计算,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内蒙古、新疆和重庆,排在后三位的分别是贵州、甘肃和云南(见表3)。
西部人均GDP按当年人民币汇率计算为1738.42美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90.01美元。根据表1中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中的标准,对照分析可知西部地区的经济处于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显然这并不符合西部地区的现实。这是因为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中的人均收入的数据是1985年的标准,没有做相应的调整。但根据钱纳里的统计标准,西部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第二阶段的初期发展阶段。因此,综合分析,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库兹涅茨模型中的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进入了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2、西部地区产业结构
近年来,随着国家宏观政策调整以及西部开发带来的机遇,加上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作为内陆的西部很好地承接了新一轮产业转移,各省区根据自身的区域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产业结构得以不断调整优化。
如图3,1998年以来,西部三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由1998年的25.4%下降到2007年的16.0%,下降了9.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稳中有升,由1998年的41.0%提高到2007年的46.3%,提高5.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上升,由1998年的33.5%提高到2007年的37.7%(如图3)。总体上产业结构呈现出二、三、一的产业序列。
2007年,西部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7864.1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实现产值7645.08亿元,第二产业产值22172.11亿元,第三产业产值18046.94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6.0、46.3、37.7(见表4),第二产业比重为46.3%。根据库兹涅茨的统计模型中的数据,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即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3、劳动力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
伴随着经济的大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西部地区各省就业状况逐步好转,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逐年变化(如图4),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从图4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最大,且呈逐年下降趋势,由1998年的63.6%下降到2007年的51.4%,下降幅度12.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相对最小,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从1998年的13.3%上升到2007年最高的17.9%。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相对较小,但比重呈缓慢上升趋势,由1998年的23.1%上升到2007年的30.7%,提高近8个百分点,并且从1998年起比重一直超过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总体上,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依然过大,第二、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比重相对较小,劳动力产业结构呈现为一、三、二序列。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发展演变规律看,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还很不协调,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
2007年,西部地区的三次产业劳动力就业结构为51.4、17.9、30.7,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为51.4%,根据表1可知,低于库兹涅茨统计分析模型中的工业化准备阶段的63.3%,处在46.1%～63.3%之间。2007年城镇人口比重为36.96%,高于表1中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的32%,处于36.0%～49.9%之间(见表5)。因此,通过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就业构成和城市化水平综合分析,对照库兹涅茨统计模型的经验数据,可知西部经济发展已经突破了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处于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四、结论
伴随着西部大开发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正确认识西部区域经济增长阶段,一方面有利于发挥西部地区不同阶段的比较优势,成为确定未来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重点的依据和出发点,另一方面对于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保持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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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一）经济发展更趋协调
上半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2320.7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21.2亿元，增长6.4％；第二产业增加值1240.8亿元，增长23.4％；第三产业增加值958.7亿元，增长13.9％。
从区域发展看，呼包鄂地区继续保持领先，东部地区增长加快。1－8月份，呼包鄂三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区的比重达到54％，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1.6％，地方财政收入达到53.7％，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区的比重均在半数以上。东部五盟市财政总收入同比增长45.5％，增幅高出呼包鄂地区12.2个百分点，高出盟市平均水平5.9个百分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37.7％，增幅高出呼包鄂地区14.4个百分点，高出盟市平均水平8.5个百分点。前8个月，通辽、赤峰、锡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6.2％、33.5％和33.5％，高出全区平均水平4.9个、2.2个和2.2个百分点。
从产业发展看，经济运行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3.9％，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地税收入增长41.1％，比第二产业快7.2个百分点。建筑业增加值增长10.6％，完成建筑工程投资1015.4亿元，完成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61％。6月末全区共有建筑企业1047家，其中一级以上企业41家。非公有制和中小企业发展加快，上半年中小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373.8亿元，同比增长45.3％，比大中型企业快了21.1个百分点；非公有制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525.8亿元，增长36.8％，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快了11个百分点。
从需求方面看，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更趋合理。投资增速高于消费增速的幅度进一步缩小，1－8月份全区城乡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项目完成投资2831.8亿元，增长26.8％，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了9.7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84.4亿元，增长17.8％，增幅提高了1.9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稳定增长，1－8月份海关进出口总额完成48.9亿美元，增速虽然比上年同期下降了5.3个百分点，但仍达到26％的较好水平。其中，进口完成30.2亿美元，增长35.4％；出口完成18.7亿美元，增长20.8％。
（二）质量效益显著提高
集中体现在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等方面。
工业企业效益大幅增长。1－5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262.5，比上年同期提高56.4点；实现利润154.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2.6亿元，增长88.6％。煤炭、有色金属等资源型产品价格和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国家调高供电价格，带动了这些行业效益大幅度提升，前5个月煤炭、电力、冶金、食品加工等行业累计实现利润127.2亿元，占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82.3％。
财政收入增长继续加快。1－8月份，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620.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175.3亿元，同比增长39.3％。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93.6亿元，增收75.9亿元，增长34.8％。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完成情况较好，累计增收44.8亿元，占一般预算收入增收额的59％。
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044元，同比增长17.8％，其中人均工薪收入4561.3元，增长21.1％。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2418元，增长19.4％。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325.6元，增长28.7％；人均出售农畜产品收入1821.2元，增长18.4％；人均转移性收入175.1元，增长14.3％。
（三）活力和后劲持续增强
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土地、矿产等要素市场发育逐步完善。1－8月份，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土地1648.8公顷，占到土地出让总面积的43.3％；通过竞拍方式转让探矿权220宗，交易金额达到2.5亿元。
二是资金自筹能力进一步增强。一批国内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投资继续向我区转移，1－8月份累计引进国内（区外）资金到位1031.9亿元，同比增长22.9％。前8个月，各类自筹资金累计达到2255.9亿元，同比增长30％，占全部资金来源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4.3个百分点；中央预算内资金和国内贷款388.8亿元，增长8％，占全部资金来源比重较上年同期下降2个百分点。
三是资源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截至6月底，全区累计查明煤炭资源储量6583.4亿吨，贵金属岩金资源储量106.8吨、银资源储量21344.8吨，煤炭和贵金属储量双双跃居全国第一位。石油、天然气勘探实现重大突破，苏里格气田累计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5336.5亿立方米，预测远景储量4万亿立方米；海拉尔盆地探明石油地质储量8968.2万吨，年产石油从最初的7000吨上升到2006年的49万吨。查明和预测铁矿资源储量26.5亿吨，与2003年相比净增加2.9亿吨；10种有色金属矿产查明资源储量总计2539.5万吨，与2003年相比净增加663.1万吨。
（四）节能减排力度加大
今年我区认真落实国家关于推进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全部取消了对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电价政策，对部分企业实行了差别电价，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各项节能措施逐步到位。一是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加大。上半年淘汰小煤炭360万吨，小钢铁141.6万吨，小水泥30万吨，铁合金、电石各10万吨。关停小火电机组进展顺利，到7月末共关停50台总容量103.2万千瓦，超额完成了今年的目标任务。二是节能工程建设加快。围绕国家“十大节能工程”和自治区节能“三百工程”，在电力、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煤炭等重点耗能行业，已组织实施了工业余热余压利用、燃煤工业锅炉改造、区域热电联产等项目64项。三是重点企业监管得到加强。对85户重点耗能企业实行了挂牌督办制度，完成了对国家确定的35户重点耗能企业的能源审计和节能规划评审工作。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开展了全区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清理检查工作。初步测算，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增长25.2％，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4.75％。
主要污染物排放首次出现“双降”局面。根据国家8月下旬的《2007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指标公告》，我区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上年同期下降2.26％、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0.57％，进入了全国“减排”第一序列。在化学需氧量减排方面，加强了对现有污水处理厂运营能力的监管，严格控制了企业污染物超标排放，加之上半年又新投入运行了2个污水处理厂，与去年同期相比净削减COD排放0.3万吨，降幅位列全国第2位。在二氧化硫减排方面，电力行业减排成效显著。上半年在发电量增长33.9％的情况下，通过实施关停小火电机组、现役火电机组脱硫改造等措施，净削减二氧化硫排放0.41万吨，抵消了其他行业的排放增量，降幅位列全国第17位。
（五）民生工程扎实推进
今年以来，全区各地加大为民办实事力度，认真落实“七件实事”，大力实施“十项民生工程”，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农村牧区通路、通电、通信、安全饮水工程全部开工建设，已争取到国家通乡油路建设资金9亿元、农村牧区广播电视工程建设资金1.37亿元，落实通电工程建设资金3亿元。解决了38.9万人的安全饮水和767个自然村的通信问题，分别占全年计划的64.8％和42.6％；新增沼气用户4.67万户，占全年计划的78％。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步伐加快，累计向8658户低保家庭提供了廉租住房补贴。城乡医疗保障工程加快推进，年初确定的303个苏木乡镇卫生院、18个旗县医院、20个旗县妇幼保健所、14个旗县蒙医医院全部开工建设。教育资助工程已累计向2.2万学生发放国家助学贷款1.3亿元，向48万寄宿制贫困中小学生发放补助9600多万元。社会救助工作积极推进，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平均提高20元，惠及73.5万人；农村牧区低保覆盖人口扩大到60万人，补助标准由去年的360元提高到今年不低于438元。农民工转移和维权工程取得新进展，农牧民转移就业163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81.5％。扶贫救灾工作稳步推进，1－8月份共投入三项扶贫资金8.82亿元，累计下拨救灾资金5130万元，救助灾民112万人。
总的来看，今年以来我区经济承接了近年来好的来势，继续保持在高位上平稳运行，并呈现逐步回落的态势。
经济保持高位运行，表现在增长速度位居全国前列。上半年，我区GDP增长速度达到18.2％，增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7个百分点，这是我区自2003年以来，连续四年多保持18％或更高一些的增长速度，远远超出全国同期10％－11％的平均水平。我们预计，今年我区增长速度将保持在18％左右，仍可能位居全国第一。
经济呈现平稳运行，表现在GDP增幅波动较小。从季度数据看，去年以来的六个季度，我区GDP增幅最大波动仅为0.8个百分点。其中：2006年四个季度分别增长18.5％、18.2％、18.1％和18％，季度间最大波动为0.5个百分点；今年前两个季度分别增长18.8％和18.2％，波动为0.6个百分点。
增长呈现逐步回落态势，表现在GDP增长速度出现稳中下降趋势。自2002年我区经济增长达到13.2％的全国第一以来，增长速度逐年加快，2005年达到了23.8％的最高点。去年以来，我区经济增长开始呈现理性回落。主要原因有：一是去年粮食播种面积达到6690万亩，总产量341亿斤，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依靠扩大播种面积增产的余地不大，单产提高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二是经过近几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能源、冶金、农畜产品加工三大行业的主导产品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去年以来煤炭、钢铁、液体乳产量增速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三是全国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焦炭等行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受到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强力约束，上半年全国电石产量增速回落了17.9个百分点，铁合金回落了15.5个百分点，焦炭回落了5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全国GDP一季度增长11.1％、二季度增长11.5％，呈现稳中趋升的态势；我区GDP一季度增长18.8％、二季度增长18.2％，呈现稳中趋降的态势。我们认为，经济增长呈现理性回落，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要求，是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目标相一致的。
二、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这些年来，我区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运行中某些领域和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结构调整整体进展缓慢
近年来，我区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主要得益于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2001－2006年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37％提高到了56％。但是，这些年来，产业结构中存在的不协调因素和潜在风险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与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产业延伸、产业多元、产业升级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一是服务业发展缓慢，与整体经济增长不够协调。2006年第三产业增长14.5％，增幅比第二产业低10.9 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38％，比第二产业低10.6个百分点，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二是工业结构单一，产业发展存在潜在风险。工业经济总量主要集中在能源、冶金和农畜产品加工业，2006年三大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82.2％。这样高度集中和单一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分散市场风险，一旦市场供求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整体经济增长将受到很大冲击。
（二）农牧业增产和农牧民增收压力较大
一是今年部分地区旱情和病虫害偏重，赤峰、通辽等粮食主产区降雨偏少，加之今年粮食播种面积增长不多，给粮食增产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二是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增长后，畜牧业开始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今年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较上年有所减少，主要畜产品产量增长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6月底全区牲畜存栏比上年同期减少108.6万头（只），牛奶产量增幅回落15.6个百分点，肉类总产量增幅回落2.1个百分点。三是饲料价格上涨，较大幅度地压缩了养殖业增收空间，特别是给奶牛养殖业带来较大困难。过去三年玉米价格基本上翻了一番，今年上半年的销售价格又上涨了19.4％。四是农牧业补贴的政策效应有递减趋势，上半年全区农牧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增长14.3％，增幅较上年同期回落了34.2个百分点。
（三）节能减排任务艰巨
根据国家下达我区的主要污染物削减目标和我区“十一五”规划纲要，到2010年，全区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1.86吨标准煤，比“十五”期末降低25％，年均下降5.6％；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在140万吨以内，削减率为3.8％，年均减少0.79％；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在27.7万吨以内，削减率为6.7％，年均减少1.4％。2006年，我区万元GDP 能耗下降了2.5％，二氧化硫排放量增长了6.96％，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增长了0.34％，均没有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全面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后四年万元GDP 能耗必须年均下降6.3％，二氧化硫下降2.6％，化学需氧量下降1.8％，任务相当艰巨。从节能方面看，今年的形势仍十分严峻。一是受市场需求拉动，高耗能产品产量增长仍然较快。1－8月份焦炭产量增长42.7％，增幅较上年同期提高35.2个百分点；电解铝增长61.7％，提高31.9个百分点；钢产量增长18.5％，提高12.4个百分点；电石、铁合金分别增长30.4％和39.1％，增幅虽有较大幅度回落，但仍处在高位状态。二是当前我区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工业增长快于GDP增长，重工业增长快于轻工业增长，实现结构性降耗的难度较大。另外，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技术水平，实现技术性降耗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测算，今年全年万元GDP能耗将下降2.5％，降幅与去年基本持平，仍不能完成今年的目标任务。从减排方面看，燃煤电厂是二氧化硫排放的一个重要来源，目前关停小火电机组容量已超额完成了全年任务，年底前还将有超过600万千瓦的机组建成投产，依靠火电减排的余地很小；化学需氧量主要来自生产和生活排放的污水，上半年我区对造纸、制药等3家排污大户采取了限排措施，下半年这些企业将恢复一部分化学需氧量排放，另外年底国家还要将生活污水与工业污水排放统一核算，COD减排难度仍然很大。
（四）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还不够合理
今年以来，我区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平稳增长态势，增幅虽然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回落，但仍处在合理区间，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总体上看，当前我区固定资产投资仍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资源加工型领域，1－8月份煤炭、电力、钢铁、水泥等国家宏观调控重点控制的产能过剩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30亿元，占了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0％；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重点支持的装备制造、节能减排等行业和领域的投资严重不足，1－8月份装备制造业完成投资80.1亿元，占工业投资总额的5.5％，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行业只完成投资2亿元。这样的投资结构，不利于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产业延伸、多元、升级的结构调整方向，不利于争取国家的投资支持，不利于保持固定资产投资长期稳定增长，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五）价格总水平上涨较快
今年以来特别是进入5月份以来，我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8月份，全区CPI同比上涨3.6％，其中5－8月份当月分别上涨了3.8％、4.5％、5％和6.1％。农村牧区价格上涨明显高于城镇，前5个月至前8个月城镇消费价格分别上涨了1.9％、2.3％、2.7％和3.1％，而农村牧区分别上涨了4.1％、4.2％、4.4％和4.5％。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主要是受全国性肉禽蛋类价格大幅上涨影响，由食品价格上涨推动的。8月份全国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49％，鲜蛋价格上涨23.6％；我区食品价格上涨19.2％，涨幅高于去年同期17.7个百分点。应该看到是，这次食品涨价是在我国农业生产健康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工农和城乡之间利益格局调整的正常表现，食品涨价总体上对提高农牧民收入是有利的，初步测算上半年因农畜产品价格上涨使我区农牧民人均增加收入154元，占收入增量的39％。但是，价格上涨也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增加了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上半年城镇居民因价格上涨多支出103元，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城市低保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牧民负担，上半年农村牧区消费价格涨幅较上年同期提高2.4个百分点，农资价格涨幅提高0.5个百分点，初步测算这两项就使得农牧民人均支出增加了72元。
总的来看，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是近期新出现的，有的是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全面分析、冷静对待，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做到趋利避害，促进问题的解决。
三、下一阶段的发展改革工作
做好下一阶段的发展和改革工作，关键是要落实好科学发展观，这是统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针。总书记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落实科学发展观，既要突出发展这一主题，又要把握科学这一内涵，切实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具体工作中，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更加注重科学发展。近几年，我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主要得益于资源优势的发挥，得益于优势产业的发展。但由于产业层次不高，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资源开发的效益还比较低。特别是一些地区还存在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的现象，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长此下去，我们的资源、环境就难以承载这样的速度，也就难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增强科学发展的意识。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加快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产业发展层次；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和技术创新，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使全区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二是更加注重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高度重视、认真解决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近年来，我们遵循经济非均衡发展规律，提出优先发展重点地区、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和重点工业园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但同时，也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必须在加快优势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努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特别要解决好东部地区工业化基础薄弱的问题，加快推进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要把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城镇化、农牧业产业化，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牧区劳动力转移，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路子。
三是更加注重和谐发展。和谐发展，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要大力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进一步理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关系。要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首位，更加注重就业和民生问题，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使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城乡群众，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相互促进。
四是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主要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道路。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倍加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不断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建设低投入、少排放、可循环的国民经济和节约型社会，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关于近期的发展和改革工作，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继续抓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工作
近年来，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作用下，我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呈回落态势，2004年比2003年回落19.3个百分点，2005年回落1个百分点，2006年回落21.9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我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1％，与全国26.7％的水平基本持平，但我区的生产总值增长18.2％，比全国高6.7个百分点。从理论上来讲，与全国基本相当的投资增长速度不足以支持高出全国近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前几年投资快速增长滞后效应的反映。当前的投资将对后几年的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对此我们必须进行科学评估。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与保持一个适度的投资规模并不矛盾，关键要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关于今后的投资工作，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是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突出抓好化工、能源、交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的新开工项目和竣工投产项目。对已经进入审批程序的项目，要积极落实建设条件，争取早日得到批复。已经核准或批复开工的项目，要抓紧落实各项建设条件尽快开工建设。今年计划竣工投产的建设项目要倒排工期，在保证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确保年内建成投产。
二是抓紧明年投资计划编制和项目申报工作。今年国家发改委于4月份部署了明年中央政府投资计划的编报工作，目前自治区发改委已基本完成了计划的编报，下一步关键要与国家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做好项目和资金的盯办落实，力争使更多的项目进入国家投资滚动计划。各盟市发改部门要加快投资计划的编制，争取10月份完成明年投资计划的编报工作。
三是加强资金和项目管理。大家知道，继新丰电厂事件我区被国家停止建设10个电厂之后，今年国家环保总局又通报了我区10个违反环评项目，国家林业局通报了1个违法占用林地项目，国家发改委、安监局、煤监局三家联合通报了10个未经核准的煤炭项目。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还是我们对项目的把关不严，执行国家政策的力度不够，这影响我区在国家的形象，也影响到我们审批项目和争取资金，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对国家责令停建的违规电厂建设项目，要积极落实恢复建设的各项条件，争取国家早日批准建设；对今年国家通报的环保违规项目以及在最近清理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认真进行整改；对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要按照国家的要求，认真进行检查清理。要严格项目审批，按照节能评估审查、环境影响评价等“六项必要条件”要求，严把市场准入关，提高项目质量，优化投资结构。
（二）继续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
节能减排是当前的一件大事，用中央的话来说，是“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和当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促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我区节能减排的任务较重，发展改革系统的同志们一定要有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下更大的决心，用更大的气力、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切实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一是停止审批和建设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对电石、铁合金、电解铝等高耗能项目一律停止审批，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一律停止建设。严格执行新建项目节能评估审查、主要污染物总量前置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格项目核准程序，并建立项目审批问责制。在停止“两高”项目审批的同时，各地要谋划新上一批节能减排项目。前段时间我们向国家发改委建议用集中供热项目替代采暖小锅炉，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肯定。能源处要会同相关地区做好前期工作，并加强与国家能源局的联系，配合国家搞好专项调研，力争取得大的突破。
二是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按照自治区政府出台的《全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实施方案》，分解落实水泥、焦炭、电石、铁合金、平板玻璃和钢铁等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确保完成今年确定的工作目标。力争全年淘汰小钢铁产能287万吨，小水泥产能110万吨，煤炭产能600万吨，焦炭产能390万吨，铜产能4万吨，铅、锌产能各1万吨。
三是限量生产高耗能产品。对电石、铁合金等高耗能产品，实行限量配额生产制。根据市场、产能、耗能等情况，制定高耗能产品产量控制计划，按地区分配限量指标。今年电石产量严格控制在500万吨以内，铁合金产量控制在300万吨以内。
四是全面落实二氧化硫减排“双五条”措施和化学需氧量减排“四条”措施。加强脱硫设施建设，年内确保完成15台562万千瓦和两个热电厂6台锅炉的脱硫改造，对冶炼、有色、烧结、焦化和以煤炭为燃料生产化肥、玻璃、化工产品要加快安装烟气脱硫装置，新建电厂要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脱硫设施，同步通过运行测试，火电机组要在年底前全部建成在线检测。加快在建的37个污水处理项目和11个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建设步伐，争取尽早投入运行。
（三）全力抓好“三农”工作
“三农”工作既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又是我们工作的薄弱环节。今年以来，全国性副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暴露出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农业的基础不稳固，抗市场风险能力弱。市场供需一旦发生较大变化，就表现出供需矛盾突出，价格大幅波动的现象。加上农业的生产周期长，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滞后，对农产品供需进行调控需要的周期也比较长。因此，农牧业工作必须做到未雨绸缪，必须摆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上，切实改善农牧业的基础条件，稳定农畜产品供给。关于近期的
一些农牧业工作，我强调以下几点：
一是加快推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进一步完善新农村新牧区建设规划体系，突出抓好产业发展规划和嘎查村建设发展规划。开展农牧业功能区划，在禁止和限制开发区，突出抓好人口搬迁转移；在优化开发区，突出抓好农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现代农牧业。做好农林水利项目的前期工作，积极争取国家用于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投资和新增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加强生态建设以及安全饮水、乡村道路、清洁能源、农村电网等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全年要力争完成32个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
二是扶持畜牧业持续稳定发展。进一步做好相关基础工作，落实好国家扶持生猪生产和母猪补贴的各项政策，实行免费强制免疫，支持规模化养殖。国家正在着手研究奶牛养殖的补贴制度，我区是奶牛的主产区，我们的意见对国家的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各级都要积极进行调查研究，向国家提供更多的政策性建议，争取国家尽快出台支持奶牛饲养的补贴制度，出台扶持奶牛养殖小区和优质牧草基地建设的投资政策。
三是落实好各项农牧业补贴制度。认真兑现农牧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以及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各项补贴政策。加快兑现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年内要确保完成23.1万移民人口的政策兑现任务。
四是加强防灾抗灾工作。进一步加强防灾减灾工作，加强动物疫情防治和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积极组织灾区群众的生产自救，加大劳务输出，争取将灾害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
（四）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区以煤、电、农畜产品加工等为主的产业结构，产业链条较短、结构单一、结构性风险较大。要按照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推进产业多元、产业延伸、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一是促进非资源型产业加快发展。从项目前期工作入手，努力增加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领域的项目储备。从下半年开始，自治区和各盟市都要对项目储备情况进行认真清理，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要从项目库中清理出去，及时把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补充进来。及时调整招商引资方向，把招商引资的重点转移到非资源型产业上来，今后自治区不再重点支持火电、煤炭、电石、硅铁、焦化、造纸、钢铁、电解铝、玉米加工等领域的招商引资项目。
二是改造提升传统资源型产业。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要求，有序推进能源、冶金等传统资源型产业发展。积极调整能源结构，加快大型风电场和太阳能发电试点项目建设，逐步提高新能源比重。新上火电项目，单机容量要以60万千瓦为主，热点联产项目以30万千瓦为主。煤炭资源开发要控制开采规模，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把加快发展煤化工产业作为产业延伸的突破口，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已批准建设的煤化工项目尽快落地开工。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审批煤化工项目94个，批准甲醇生产规模3200万吨，但开工项目仅31个，开工甲醇规模710万吨。对此，各地要引起高度重视，特别是对批准后两年内还没有开工的项目，要责成项目单位给出明确答复。冶金工业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突出发展精深加工产品。当前重点抓好钢铁工业“上大压小”工作，为新上扩能改造项目创造条件。铝业要加快初级产品向硅铝合金、铝箔等方向延伸发展。
三是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第三产业。积极研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配套文件和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实施意见，引导、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提高素质，转变增长方式。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对国家鼓励发展的服务业，在财税上实行优惠，在用电、用水、用气、用热上实行与工业企业基本同价。
（五）努力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今年以来，在副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带动下，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较大，1－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3.6％，其中8月份上涨6.1％，创1998年以来单月上涨最高水平。价格指数的持续上涨已成为当前影响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和工商物价部门要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调控。这里我强调几点：一是严格控制政策性调价政策的出台。根据当前全区物价走势，下一阶段自治区在实施国家统一调价政策之外，严格控制出台新的价格上调政策。
二是抓好副食品的生产供应工作。国家要求各省区抓紧成立副食品调控应急领导小组，我们要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要采取有效措施扩大生猪饲养规模，增加猪肉调入量，同时增加区内牛羊肉和禽蛋供应，稳定副食品价格。做好应对粮价继续上涨的准备，切实组织好秋季粮食收购，增加粮食储备。
三是稳定农资价格。加强对化肥、农药、生产用电用水等价格的监管，贯彻落实好国家关于扶持化肥生产运输的各项优惠政策，继续执行化肥生产企业出厂最高限价和化肥经营环节差率控制的各项规定。
四是加强价格监测预警和监督检查工作。密切跟踪监测粮食、食用油、肉禽蛋菜等农副产品价格的变动情况，完善价格反应应急机制，适时启动日报制度和应急预案，严厉查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教育等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整顿医疗卫生部门收费项目标准，加强卫生防疫收费标准成本监审工作，使已经出台的4次西药和中成药降价政策落到实处。
（六）千方百计解决好民生问题
近两年，党委、政府对民生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部署，围绕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的热点难点，扎实细致地开展工作。一是认真落实好自治区确定的“七件实事”和“十项民生工程”。这些工程中，有一些是我们直接主管的，我们要不遗余力地抓紧抓好；有一些是需要我们配合的，我们要主动配合各主管部门，积极开展相关工作。目前，要重点抓好各项工程的检查监督和竣工验收工作，确保通路、通电、通电话、沼气、饮水安全等各项民生工程，年底前全面完成今年的建设任务。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问题，8月份国家召开了全国城市住房工作会议，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要求2007年底前所有设区的城市要对符合规定住房困难条件、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城市低保家庭基本做到应保尽保，2008年底前所有县城要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十一五”期末廉租住房制度保障范围由城市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国家发改委正在会同有关部委研究制定中央预算内投资对新建廉租住房项目支持办法，申请支持的条件：一是所在城市建立了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档案，制定了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工作目标、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向社会公布；二是廉租住房建设项目完成了审批手续，并已正式开工；三是按照年度计划、地方资金已落实。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按照国家的要求，配合财政、建设、规划、土地等部门尽快落实各项条件，同时做好申请补助投资项目的前期工作，争取得到国家更多的支持。
二是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继续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统筹解决好城镇新增劳动力、大学毕业生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扎实开展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行动，确保全年新增就业20万人。配合劳动部门积极做好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工作，进一步抓好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加强对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监督检查。国家近期拟出台支持农村低保的政策，我们要加大资金争取力度，扩大农村牧区低保覆盖面，并考虑适当提高牧区补助标准。
三是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继续推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编制完成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建设规划，分年度逐步解决全区20万中小学生在校外借（租）住问题，今年完成12所农村牧区初中学生宿舍和食堂的建设任务。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建设步伐，完成20所中等职业学校的建设任务。国务院已经决定建立中等职业教育资助制度，我们要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农村牧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完成101所乡镇卫生院、18所旗县医院、3所旗县中蒙医院、16所旗县妇幼保健所的建设任务。扎实推进城乡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完成26个乡镇文化站的建设任务，实施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设施、儿童福利设施、残疾人基础设施、农牧民体育健身等工程。
（七）积极推动东部盟市加快发展
近两年，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断采取措施促进东部盟市加快发展，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自治区发改委也在审批项目和投资安排方面加大了对东部盟市的支持力度。但总体上看，缩小东部盟市与呼包鄂地区的发展差距任务非常艰巨，因此，需要紧紧抓住国家实施振兴东北战略的历史机遇，支持东部盟市进一步加快发展，努力实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有几项重点工作需要我们抓紧抓好：
一是做好规划衔接和落实工作。《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已经出台，我们要研究制定规划实施意见和具体工作方案，把各项任务都要落到实处。要进一步加强我区东部区域经济“十一五”发展规划与《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衔接，搞好各专项规划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争取更多的项目纳入规划，并争取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重大项目布局等领域与东北三省统筹建设。
二是积极争取有关政策。进一步加强与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及有关部门的沟通和联系，积极争取国家根据蒙东地区的实际，在增值税转型、企业历史欠税、剥离企业办社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资源型城市转型、对外开放、厂办大集体等方面，给予东部盟市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同样的优惠政策。
三是加强对东部盟市发展的支持。围绕将东部地区建成新型能源重化工基地、有色金属开采冶炼加工基地和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的目标，全力抓好有关重大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增加投入。抓紧完成《促进东部盟市加快发展若干政策》的征求意见工作，尽快上报自治区党委、政府。协调推动蒙东地区与东北三省建立高层协调会议制度，推动建立东部五盟市包括满洲里、二连市之间的协调机制，协商解决制约区域发展及跨区域的重大问题。
（八）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发展改革部门在促进对外开放方面，要重点做好两件事：
一是抓好招商引资工作。配合有关部门，精心做好全区对外开放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按照国家的统一要求和部署，对全区招商引资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清理，研究提出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和进一步扩大全区对外开放的意见。跟踪落实好 “2007中国民族商品交易会”、“呼和浩特投资贸易洽谈会”、“第二届中国东西互动发展论坛”已经签约的项目，努力提高招商引资项目的履约率和开工率，力争全年引进国内（区外）资金到位1500亿元。
二是推进境外投资工作的开展。在继续支持口岸基础设施和对俄、蒙运输通道重点项目建设的同时，借助“中国－俄罗斯年”各项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推动我区与俄蒙在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积极开展协调服务工作，加快推进在俄罗斯和蒙古国建立“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各项前期工作。继续推动包钢开发蒙古国额仁－达拉策格铁矿、蒙东能源公司开发俄罗斯别列佐夫铁矿等重点对外投资项目。
（九）加强对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
当前，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发展改革部门的同志们要履行好职责，完成好各级党委、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就必须自觉转变观念，不能只盯着项目、盯着投资，要加强学习、注重积累，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要始终坚持学以致用，把理论学习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加强对一些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调查研究，适时为各级党委、政府提出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当前，在继续加强经济运行监测预测的同时，我想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各级发展改革部门给予高度重视，进行认真研究。
一是关于主体功能区划问题。《国家主体功能区划规划提纲（征求意见稿）》已经形成，正在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的意见。国家规划的面积占了国土面积的37.8％，其余的面积由省市自己来规划。因此，这个规划关系到我区经济发展的大局和未来发展的长远大计。我们已经着手开展基础研究，按照国家要求2008年6月形成初稿，年底前完成规划编制工作。这项工作涉及点多、量大、面广，需要大量的基础研究、基础数据和基本情况。因此，各盟市、各旗县都要开展基础研究，配合我们共同搞好这个规划，力争我区在国家的区划中占据有利地位并得到政策支持。
1区域创新系统及其发展阶段划分
区域创新系统是在一个开放的区域内，企业、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等创新单元相互联系和交流，政府宏观引导创新活动的区域创新网络，是一个为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相互作用的创新网络系统，也是各创新主体自身及与环境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一个复杂适应性社会系统。根据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笔者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可以分为创新主体发育、创新主体互动、创新网络形成和创新系统成熟四个阶段。
(1)创新主体发育阶段。区域创新系统在形成初期其组成要素规模小，且体系不完整，系统的发展主要是各创新主体的成长与发展。企业需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加强技术研发投入，努力成为技术创新的真正主体。高等院校在实现人才培养功能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服务职能，充分提高自身依托基础研究服务企业的能力。科研院所也要充分提高自身科研实力，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建设。中介机构此时还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健全机构，充分发挥其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沟通与链接职能，此时的政府科技经费投入是创新经费的主要来源，政府鼓励和激励创新的政策体系还需要不断建立和发展。政府在加大对创新的投入力度的同时，应通过财政开支、税收等政策对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实施税收优惠。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能力、地方性金融政策，加大对区域公共设施和公共社会服务的投资，优化投资环境，间接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从而使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建立合理的创新投入体系，促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从而使创新系统逐渐发展到下一阶段。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的充分发展及环境系统和辅助系统的建设是这一阶段的重点。
(2)创新主体互动阶段。随着创新主体的不断完善，区域生产要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为了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创新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即创新必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紧密联系。因此，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想使自己的科研成果适应市场的需要，就必须加强同技术创新主体——企业问的联系。这一阶段开始由政府单独推动技术创新逐步转变为向市场多元主体共同推动技术创新，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在市场作用下进一步加强，中介机构得到较大发展，企业与创新系统的实力得到增强，表现为新产品不断涌现，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和国产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技术改造速度加快，经济得到较快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快改善。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市场和政府共同推进技术创新。辅助系统的完善与主体系统的构建是这一阶段的战略重点。
(3)创新网络形成阶段。随着区域创新系统中各创新互动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密切，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在创新系统中作为创新单元相互联系和交流，这些创新单元在政府的宏观引导下逐渐形成了进行创新活动的创新网络。中介机构与创新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之间的交流合作，会在区域创新系统内部形成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运行机制，政府的宏观调控促进了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工作，促使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科技经费投入力度，形成合理的投入产出结构。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成为技术创新所需知识、思想、技术和人才的重要来源。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产、学、研等创新行为主体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机制联系起来，加强他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有利于知识、信息、资金、人才等创新资源流动的、开放的创新网络。
(4)创新系统成熟阶段。这一阶段是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高级阶段，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已经充分显示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高校科研机构作为知识创新的源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介服务机构运行良好，创新系统的创新产出和创新人才都能满足社会需求，主导产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也颇具水平。创新系统的对外输出占有突出份额，此阶段的特征是政府的职能得当，发挥宏观调控、充分激励和鼓励创新的作用，使市场在组织、调整、配置资源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2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与指标体系建立
区域创新系统发展阶段不同，其对经济支撑和引领的力度和方式也不同，对应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也不一样。在区域创新系统主体发育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企业等主体规模扩大和资本增加，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积累，经济发展方式以要素积累的驱动为主。在区域创新系统创新主体互动阶段，经济发展逐步转变为依靠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鼓励主体合作、改善经济运行的结构和质量，经济发展方式以经济运行的质量改善为主。在区域创新系统网络形成阶段，经济发展依靠各创新主体进行知识的整合、密切的合作，充分配置区域内的资源，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已经形成技术创新合作网络，合作创新在区域内普遍存在，因此经济发展方式是真正的创新驱动。在区域创新系统成熟阶段，如上所述，这是区域创新系统的高级阶段，其对区域经济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也发挥到最大，知识经济发展模式已在区域内基本建立，主要依靠知识经济和创新网络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为网络驱动。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又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到位的过程。因此，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程度和进程。遵循全面性、合理性、动态性和可行性的原则，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我们建立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主体互动、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等6个方面设立了20项指标，作为考核和评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指标体系。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依据区域创新系统发展阶段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将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划分为要素驱动、质量驱动、创新驱动、网络驱动四个阶段。根据经验数据，给出了20项指标不同阶段的临界值(见表1)。据此，可对某一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定量判断。
3河北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定量判定
3、掌握数的组成阶段，掌握数的组成是幼儿形成数概念的关键。
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这是金融学强调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自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得到了强化，所以当下讨论金融改革问题，必须按照这个理念展开。
中国经济学界可以进一步沉下心讨论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归根到底就是怎么样来推进中国的金融改革。过去有一些金融改革政策由于脱离国情没有成功，现在有些已经得到了纠正。金融改革不能仅仅体现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怎样设置我们就怎样设置，改革必须要符合国情，必须要符合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符合国情不符合实体经济需要的，再好也不能用。所以说，实体经济未来的变化决定了未来哪些改革措施是应当做的，而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其次，对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绩效的问题，是以其是否有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考察标准的，金融发展与改革规划的核心线索是国情和服务实体经济。这两点决定了需要从实体经济的变化来探寻金融改革的路径。
整个经济学体系分为实体世界和货币世界两块内容。在经济学中，实体世界指的由物质资源、人口、产品、劳务、劳动生产力技术等实体因素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货币世界指的是货币资金的运动所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股票、债券、商品期货等衍生的虚拟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由交易展开，凡存在交易就需要有货币世界，就要有金融融通，这就使得货币金融活动深深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以这样的两分法为基础，经济学分为了三个学问体系：关于实体经济的学问体系、关于金融自身的学问体系、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关系的学问体系。
五大内外变化挑战金融改革
未来实体经济方面大致有五个方面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分别是国际经济、国内经济、中国人口、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
（一）全球经济危机呈长周期化
解决它的实体经济因素是科技进步，而且要是革命性的科技进步。只有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性的科技进步，改造了工业生产的面貌，改变了生产的方式，才能终结危机，所以周期会是比较长的。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许多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均采用了大量的非常规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许会有短期阻止危机急剧下泻的作用，但在客观上有延缓经济恢复，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负作用。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了两难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必须在实体经济、金融和财政等多层面上动大手术。但是，治理债务问题的任何举措，都将严重拖累经济恢复的进程。这使得危机的恢复过程具有了长期性。
（二）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保持了平均9.8%的高速增长，近年来相比过去经济增速显著下滑，进入了较低的增长。李扬把这个状况概括为中国经济开始结构性减速。这种结构性减速是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有两个。第一个结构是产业的结构，以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制造业，现在制造业的就业达到峰值，经济增长开始转向依靠服务业的方向。第二个结构是生产要素的结构。过去农村有过剩的劳动力，在城里发展制造业可以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吸收过来。但是到了现在，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耗尽，人口的快增长已经近乎停止，总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了，这些导致了工资成本的上升。
经济减速会带来一系列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国民储蓄率下降。经济减速进一步的后果是自然利率上升。与储蓄率下降相一致，银行存款增长率将下降，这将抬高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大流动性风险。第三个后果是银行规模扩张的模式将走至末路，金融体系的竞争因素将因此加剧。
（三）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转折
人口结构变化的金融影响是导致储蓄率趋向下降，与此同时，养老压力不断增大，这迫切需要金融体系建立一个稳定且有效的跨期配置储蓄机制。现在的金融业有配置功能，但是跨期配置能力有限，基本是现收现付。将来需要对从20多岁到80岁之间进行跨期资源配置，因此固定收益产品的需求将大大提高，对金融产品收益率的稳定性要求也会提高。与此对应，社会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将下降，债券市场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以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为主的契约性储蓄机构，即在合约的基础上按期、定量取得资金并进行长期投资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将获得较大发展。
（四）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因为要城镇化，所以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还会持续，但是投资领域会发生重大变化，投资的商业性质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投资将占主导地位。因为项目性质发生变化，于是就需要大规模的长期资金，商业模式会变化。与城镇化带来的问题相适应，金融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
（五）积极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
全球危机的持续深化显示，全球经济正进入长期结构调整时期，调整的实质是发动新的科技革命。中国进一步的工业化应该是以创新为导向的。中国正处于高新科技产业化并通过这一过程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的时代。谁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谁就能率先走出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支持创新的体系，因此需要大力发展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并鼓励各类交易市场的发展。
未来金融改革的要点和方向
（一）宏观政策理念应从需求管理转向供应管理
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其次，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已经产生副作用，恰似强弩之末。加之在国际金融范围内都在使用需求货币管理，也就是发行货币债，现在货币债越演越烈，需求管理已经行至末路。供应管理不是产业政策，真正供应管理体制机制的变化，真正的供应管理是加强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一方面，它旨在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让它们承担起变革的责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过解除各种僵硬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效率，借以全面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力。
（二）建立宏观审慎的政策体系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传统微观审慎政策逐渐失灵，宏观审慎政策就成为了新的选择，但因为它没有独立的理论和工具，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宏观审慎政策的应用问题应该归结到体制变化的问题上，也就是要建立机构间的协调机制。宏观审慎有两个要点，一方面，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过程中要有宏观视野，要高度关注各种监管政策的宏观效益；另外一面，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基于对微观结构审慎的理解，并注意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政策传导机制。
（三）完善市场体系
这包括三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培育市场价格基准体系，推进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这两个基本价格的市场化。第二个要点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建立真正的以券商为中心、以经济商为核心的真正的场外市场。第三个要点是，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中国的现状就是缺乏长期资本。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面对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建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体制机制问题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两大政策体系协调配合的主要渠道或者说关键点大致有五个方面。
其一，政策配合态势。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至少有松、紧、中性三种状态。选择何种组合，并使之有效达成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一个既有科学性亦有艺术性的大题目。如此看来，中国行之十余年的“积极+稳健”的提法就显得过于简单了。其二，国债政策。国债作为弥补赤字的筹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但一进入市场，便广泛地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这就成为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控对象。鉴于此，财政和货币当局在国债政策上密切配合当属题中应有之义。其三，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官方外汇储备管理以及相应的汇率政策的责任归属等，历来是一个需要极大智慧方能有效处理的大问题。其四，中长期政策性资金筹集和投资机制。长期资金的筹措相当程度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就是财政政策性，金融单是金融的问题，所以它们之间的配合存在很大问题。其五，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形成前瞻、全面、统一、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并据此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磨合甚至进行斗争。
影子银行
创新的源泉和监管的重点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个新的概念，影子银行体系，突然跃出水面并成为国内外金融界关注的焦点。金融界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近年来货币政策日渐失效归咎于影子银行体系，加强监管的利剑于是很自然地直接指向它们。
深入研究影子银行体系的源流及其运行机制便不难发现：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与金融界多年来一直倡导并引为生命力源泉的金融创新有关。深一步分析，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还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重大战略性转型密切相关。传统金融业长期以融资中介为主要功能，并依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这种业态下，金融部门作为金融产品的供应者，相对于资金的需求者而言，居于占优的垄断地位。现代金融业则完全不同，它全面地转型为服务业。
一是世界发展模式深度调整。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试图改变消费模式,提高储蓄率,减少贸易赤字,提出5年内贸易翻番,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这将迫使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转向内需发展,并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多发和升级。中国外贸出口已占世界份额的9.6%,离10%的天花板相距不远,面对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全球贸易份额的形势,我们必须改变外贸出口方式,学会运用WTO规则解决国际贸易争端。
二是实体经济重新得到重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谋求经济转型和“再工业化”,推动产业回归和振兴制造业,围绕发展高端制造业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由于国际资本流动性减弱,加快“走出去”投资,实行低成本扩张,建立跨国的研发中心、资源基地和营销网络等正当其时。
三是气候极端变化催生新技术革命。面对全球气候变暖,节能减排将成为具有国际性约束的硬指标,这一方面会催生以发展低碳经济为重心的绿色工业革命,促进以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工程为标志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新市场加快形成,并成为各国抢占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对中国及浙江淘汰落后产能、压缩过剩生产能力、限制“两资一高”产品的出口等形成更大压力。
四是国际金融体系面临深刻变革。现行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发生缓慢而深刻的变革,人民币在实行新一轮汇率改革的同时,加快发展跨境结算,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将加快建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将有自己的“世界金融中心”。对此,毗邻上海的浙江加快发展区域性的金融中心面临历史性的机遇。
其二,中国经济进入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但这个转变不是消极的,而是通过大调整大布局大建设实现大优化大发展大提高。目前,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但人均水平还很低,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还不强,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着力解决或缓解长期存在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动力结构,以及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等的失衡问题,由此释放更多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的转换,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仍是中心任务。从市场需求和政策取向看,以下三个方面的结构转换将构成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空间和动力。
一是内需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中国有13.25亿的人口,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人均GDP按照世界银行最近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提出的中上等收入经济体在3706至11455美元之间的标准,已达到中上等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水平,进入具有历史意义的既有消费需求又有消费能力的阶段。按照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国尤其是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开始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及浙江已进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重要阶段,居民消费由一般消费品的普及向耐用消费品的普及转变,对住宅、汽车以及公路交通、各种家用电器、高档食品,教育、文化、旅游,以及品牌和奢侈品的需求大幅增长,由此必然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二是以城市化为主导的城乡结构加速转换。根本解决“三农”问题要靠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城市化是人口、产业和高端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6.6%,浙江城市化率为57.9%,正处于城市化由30%到70%快速发展的中间阶段,是农村人口、产业、资源要素等快速向城市集聚的阶段,也是城乡由分割向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的阶段。去年,全国城市投资占投资总额的86.3%,城市消费占67.9%。如果未来1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就可以维持20年,年均社会消费额就可以从目前的10余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届时,则无论国际市场怎样风云变幻,中国经济也可岿然不动,并且由此可以拉动浙江经济走向由内需主导的长期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轨道。
三是新一轮区域经济布局构筑新的发展格局。区域非均衡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拉开了中国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序幕。90年代末以来,国家逐渐形成东部率先、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完整布局。从2009年起,中央又开始谋划新一轮的区域发展格局,陆续将13个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圈”陆续划定。7月中央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今后10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和任务,提出把西部地区“建成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最近,中央又对经济特区采取重大支持政策,深圳特区面积由现在的395平方公里扩容为1948平方公里,扩大了4.9倍,接近香港面积的2倍;厦门特区的面积由131平方公里扩大到1573平方公里,厦门特区“长大”11倍;珠海特区也扩大到全市,扩容了7.5倍。总体上看,将来沿海省市的发展重心更多转向滨海新区、特区等“沿海地区”;西部省市区的发展重心更多转向地域广阔、资源富集、人口稀少的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如、新疆、内蒙古、青海等省区。这样,就构成了中国未来5年及更长一段时间各省市区“比、学、赶、帮、超”的发展格局,无疑会推动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据此,中国的经济发展版图和人口分布将面临重大趋势性调整。
第三,浙江经济已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面临不转型就不能发展、不发展就会落伍的严峻形势,谋划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空间十分紧迫。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缺少陆域自然资源、缺少国家资金投入、缺少特殊优惠政策的条件下,一路奋起直追,由资源小省发展为经济大省,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创造了中国区域发展的奇迹。然而也要清醒看到,以“轻、小、民、加”为主要特征的浙江发展模式是阶段性的,随着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浙江的发展模式也必然要进行新的探索和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着力破解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资源性和社会性的矛盾和问题,既是浙江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浙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经济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也会退。转型是手段,发展是目的,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面对国家提出的长三角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个率先”的目标,面对“十二五”各省市区加快转型发展的竞争态势,面对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浙江有能力也有条件谋划好新的发展思路、路径和空间。下一步,应着力打造“三个浙江”,开辟浙江发展的新天地。
一是抓住浙江作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的机遇,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丰富的优势,再造一个“海上浙江”。浙江虽是陆域资源小省,但却是海洋资源大省,开发海洋潜力巨大,这是未来浙江与其他地区相比的独特优势。2010年7月,浙江列入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建设港航强省、发展海洋经济迎来历史性机遇。根据国家试点要求,浙江将规划打造我国重要的国际枢纽港、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世界级城市群新型城市化先行区、海洋综合开发体制改革试验区、全国清洁能源和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如果实现这些目标,浙江就能把潜在的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完全可以打造一个与陆域经济总量大致相当的“海上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