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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近年来，科左后旗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着力打造一流干部成长平台，加快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在扩大民主、竞争择优、严格监督、能上能下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推进了干部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进程。
一是建立科学的政绩考评机制。制定了《领导班子及成员年度工作实绩考核配套制度》和《党政领导干部年度工作实绩评议制度》。在考评标准上，把财政收入、招商引资、农牧民收入增幅等指标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在考评方法上，通过任前考察、届中考察、换届考察、试用期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和掌握干部的政绩；在考核结果运用上，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升降去留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全旗共有67名年轻干部因考核优秀得到提拔重用，26名政绩平平、无所作为的干部被降免职或改任非领导职务，初步形成了凭实绩用干部的良好用人机制。
二是进一步拓宽选人渠道。一是加大民主推荐力度，严格把好民主推荐关。采取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实行推荐职位、推荐标准、任职资格三公开。20__年以来，共对全旗53个部门的135个（名）空缺职位和领导干部进行了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和民主评议，参与干部群众达1643人（次）。严格实行领导干部署名推荐制度，去年以来，共有27位县处级领导干部署名推荐科级领导干部人选56人。二是大力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20__年，旗委完善公开选拔办法，扩大公开选拔的范围和层次，采取“一推双考”的方式，公开选拔8名科级领导干部。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的中层职位实行竞争上岗，并以此为辐射，推进全旗各级各部门、苏木乡镇普遍在股级职位中开展竞争上岗，年初苏木乡镇机构改革中一般干部都实行了竞争上岗，加快了全旗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四是公开推荐科级后备干部。研究制定了《民主推荐领导干部制度》，按照“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公开选拔、动态管理”的原则，在全旗范围内首次公推科级后备干部310名。在旗委全委扩大会议上，对县处级副职后备干部进行了公开推荐，公开选拔县处级副职后备干部24名。五是实行差额考察和考察预告制，每一职位确定不少于2名考察对象，实行差额考察。把考察工作的目的、要求、条件、程序、纪律及与考察工作相关的信息向群众公布，实行开放式考察，增加考察工作透明度。
三是完善干部选任工作机制。研究制定了《20__20__年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旗委常委会讨论任免干部投票表决制》、《任用苏木乡镇党政正职实行全委会投票表决制》、《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制度》、《干部管理暂行规定》、《干部选任工作实施细则》、《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考核办法》、《关于在领导干部中实行回复和诫勉暂行规定》、《关于定期召开干部监督工作联系会议的意见》、《领导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度》、《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初始提名办法》、《加强试用期干部教育管理的意见》、《党政领导干部离任职交接制度》、《科级领导干部谈心谈话制度》、《科级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管理制度》、《干部试用期满公示暂行办法》、《干部工作“五卡”制》、《“五综合”考察干部暂行办法》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和文件，有效地促进了干部选任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1）002-0146-04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1.02.省略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situation of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prisoners'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their mental health.Methods:Twenty left-behind children of prisoners who were selected from one prison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we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Twenty ordinary left-behind children who were selected from 406 primary and middle students were used as control group by maximum matching method.The two group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the Mental Health Diagnosis.Results:The scores of anxiety to others and physical symptom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risoners' behind children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10.23 vs.4.70，11.50 vs.5.50,Ps＜0.05］.As for the Prisoners' left-home Minor Children,support utilization w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predictor for mental health(β=-0.51,P=0.021).Conclusion:The mental health situations of the prisoners'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not as good as the ordinary left-behind children.To enhance the utilization of the social support may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situations of the prisoners' left-behind children.
【Key words】 prisoners;left-behind children;mental health;social support;controlled study
（Chin Ment Health J,2011,25(2):146-149.）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不但面临着家庭的不完整，生活生存的压力，而且在心理上承受着比同龄人更多的压力。报道显示［1-4］，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具有更多的心理问题，如，自卑感强烈，过分敏感，人际交往存在问题等。但关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实证研究却不多。白丽英等以福建善恩园中劳教人员未成年子女为研究对象，发现劳教人员的男性未成年子女的人格特征为偏内向、情绪不稳定、社会化水平低；女性未成年子女的人格特征为偏内向、情绪不稳定、倔强孤僻、社会化水平低［5］。薛雷在2009年以西安某儿童村中服刑人员孩子为研究对象，发现服刑家庭儿童青少年情绪问题突出、自信心不足；服刑家庭儿童青少年个性倾向内向，情绪过于敏感、易冲动，情绪稳定性差［6］。以上研究重点关注慈善机构中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人格特点，未对留守家中，与母亲或其他抚养人住在一起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理状况进行实证研究，也未探讨该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与其他影响因素（如社会支持）的关系。
社会支持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直接的、普遍的增益作用［7］，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帮助个体应对应激，减少应激对个体的伤害，或者促使个体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对心身健康起到缓冲器的作用［8］。但是也有的研究显示社会支持与压力、心身健康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是一种复杂的交互作用［9］。而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这一特殊群体面对特殊的压力，他们的社会支持状况如何，其与心理健康具有怎样的关系，这也是本研究所关注的。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研究组：2009年5-7月在山东潍坊市及其下辖7个县市区，根据山东潍坊监狱提供的有7~17岁子女的服刑人员名单（本研究考察父亲服刑对孩子的长期和稳定影响，所以均选用已服刑3年以上）98户，通过监狱现场发放（由母亲带回家，受试答完后寄回。共发放48份，回收13份）和邮寄（直接寄回受试家中，答完后寄回，共50份，回收7份）两种方式共发放问卷98份，获得监狱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有效问卷20份，其中农村小学学生7人（男3人，女4人），农村初中学生9人（男6人，女3人），城镇初中学生4人（男3人，女1人）；年龄7~17岁，平均（13±3）岁。与母亲在一起生活17人，与祖父母等一起生活3人。
对照组：同年6月从本地区一所农村小学、初中随机取样四、五年级各1个班，共92人；初二2个班83人。另外随机选取一所城镇小学四、五年级2个班118人、初中二年级2个班113人。从中采用最大限度配对法（考虑城镇和农村、年龄、性别等因素），选取父亲或父母均在外务工的学生（留守时间在3年以上）20人为对照组，年龄10~15岁，平均（12±2）岁。其中17人的父亲在外务工，他们更多与母亲在一起；3人的父母均在外务工，他们与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等在一起。
1.2工具
1.2.1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ental Health Diagnosis，MHT)［10］
共100个项目，包含8个内容量表（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和1个效度量表。每项以“是”或“否”回答，分别计1、0分。总分为8个内容量表得分累加，得分越高，说明该被试心理状况越不好，每个分量表的得分越高，说明所测试方面的问题越严重。
1.2.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scale，SSRS)
原量表［11］共10项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刘霞等［12］对量表中的一些条目进行了改动。改动后的量表共包括11 个条目,其中第1～5 题、9～11 题选择1~4 项分别计1~4 分；第6 题从A、B、C、D 四项计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1~4分；第7、8 题如回答“无任何来源”计0分,回答“下列来源”者,有几个来源就计几分。修改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4 ［12］。
1.3统计方法
应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非参数秩和检验（2 related-test）、斯皮尔曼相关和逐步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两组受试心理健康诊断测验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评分比较
因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所以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结果显示：研究组在MHT的对人焦虑、身体症状维度上得分均高于对照组（表1）。2.2 研究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相关分析显示，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支持利用度得分与MHT总分及学习焦虑、过敏倾向、恐怖倾向、躯体症状分量表分呈负相关，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支持分与MHT的孤独倾向分呈负相关(表2)。
进一步以MHT总分为因变量，以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分为预测变量，用逐步进入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进入回归方程的只有支持利用度（R=0.51，R2=0.26，R=0.26，β=-0.51，P=0.021）。回归方程为：心理健康=-0.51×支持利用度。
3 讨 论
3.1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状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留守服刑人员子女对人焦虑倾向高于一般留守儿童，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父亲的服刑，使他们在众人面前感到不安，对人际关系没有信心。同样，在躯体症状方面，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比一般留守儿童更多地表现出心跳异常、脉搏混乱、想呕吐、食欲不振、肚子痛和失眠等问题，可能是因为他们通过躯体的症状来表达父亲服刑带来的压力，避免直接面对父亲服刑所产生的痛苦。国外关于服刑人员子女的研究也证实了他们具有更多的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13-14］。
岳蕙兰等［15］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集中表现在恐怖倾向、身体症状和对人焦虑上，而本研究显示，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在对人焦虑和身体症状维度上得分均高于对照组。提示，相对于普通孩子，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对人焦虑和身体症状也是突出的心理问题。
在本研究中，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在总分与一般留守儿童没有差异，可能是因为本研究所关注的服刑人员子女是与自己亲人（主要是母亲）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的心理健康情况与救助机构（如太阳村）的孩子相比要乐观［5-6］。参照国外的模糊丧失理论（ambiguous loss theory）［16］，两组没有呈现差异还可能是因为一般的留守儿童与留守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都经历了家庭结构中父亲或双亲的模糊丧失，虽然这种模糊丧失与一般意义上的丧失不同，但同样会给个体带来一些创伤，而这些创伤又会对个体产生应激，从而最终表现出心理问题。
3.2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社会支持状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留守服刑人员子女的社会支持总分及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方面与对照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说明父母服刑这一因素没有影响到孩子的社会支持。可能原因是，虽然父亲入狱，但有其他亲属的照料和关心，有周围环境中老师、同学的帮助，所以无论现实的支持还是感受到的主观支持，留守服刑人员子女并没有缺少。
3.3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本文相关分析结果提示，社会支持有利于留守服刑人员子女的心理健康，体现了社会支持对生活应激的缓冲器的作用［8］。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只有支持利用度进入回归方程，解释量为26%，说明支持利用度对其心理健康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17-19］一致。这说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如果善于倾诉困难并主动求助，社会给予的帮助能够其利用，会有利用他们的心理健康。
综上所述，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与一般留守儿童相比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对人焦虑和躯体症状方面的心理问题较一般留守儿童突出。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获得的社会支持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他们获得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其心理健康，而提高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将更有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健康。但由于服刑人员留守未成年子女群体小、取样难度大，加上对该群体的研究经验有限，所以样本例数少，限制了对该群体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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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的大为增强，社会保险已经由单纯城镇职工扩展到全民社保，其项目和保障的方面也在增加。与此同时，社会保险的管理和执行提高到了法律的角度进行规范和强化，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工作实现的一次跨越式的发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现代化事业建设的杰出成就。然而，从目前来看，虽然实行全民社保，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所参加的社会保险有着明显的区别，并且目前这两者之间还没有一个相互转化的方式和渠道。
1.现行城乡社会保险制度简介
将于2011年7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下文简称《社会保险法》）是规范社会保险关系的专门性法律，规定我国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及失业保险等，以保证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生育及失业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取物质帮助的权利。在承认现行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基础上，《社会保险法》明确提出，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统一执行。
现行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各省根据实际情况有些补充性规定和差别，基本是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辅以大病医疗互助等；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也根据各省推进情况而有所差别，现已实行的有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城镇社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险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和两种保险制度之间的兼容问题，这对劳动力流动有一定的限制，也直接影响到流动于城乡之间劳动力的保险待遇享受问题。
2.城乡二元社会保险机制对劳动力流动产生的不利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中对产业工人的需求日益增加，受到需求及分配因素的影响，数以两亿计的农村户口人员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城镇从事非农业工作，成为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通常称之为农民工。从其身份来讲，社会上认定的为农民；但是从其工作生活的区域和方式来讲，与城镇居民类同，但又缺乏相对稳定性，流动是其主要的表现特征。现行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险机制对于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尤其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带来了明显的限制和不便。
2.1 保险缴纳依据和续接不对口
一般而言，社会保险缴纳应按照社会成员参加社会工作的形式来进行，但如何界定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方式方法呢？在倡导“同工同酬，同岗同酬”、“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等构建和谐社会的形势下，如果按照农民工户籍身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农村社会保险，那么如果农民工想实现其入城定居并实现产业化工人身份转变将遭遇尴尬；如果给予农民工按照务工所在地城镇人员相同标准参加社会保险，如果其在城镇中务工时间较短而又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其社会保险账户将如何处理？在政策规定和实际执行过程中，会出现脱节或执行缺乏依据的情形。
2.2 流动中的劳动力保险待遇落实难度大
虽然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需要承担如时间、体力、心理压力所造成的成本，但是政府在引导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个人因流动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在现实中，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过程中，其社会保险待遇核实及落实存在一定的难度。以农民工被迫终止合同为例，农民工非自愿终止劳动关系与城镇居民的失业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又存在不同，城镇人员失业将意味着丧失收入来源，而农民工却可以去掉工字，直接转换成农民，在其承包的土地上进行生产活动，也有农民工被迫终止合同后滞留城市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的情形。如何界定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在很多地方执行过程中，即使同样标准缴纳失业保险，但是在遭遇失业时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在失业待遇领取上存在很大的不同，农民工的失业待遇低于城镇居民，这是社会保险制度执行中的一个有失公平之处，但确实又受到现实状况找不到更好的解决途径。
3.缓解城乡二元社会保险机制的思路
3.1 探索城乡社会保险制度统一的可执行性
《社会保险法》对城乡现行二元社会保险制度给予承认，但是也提出在法律框架内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城乡社会保险制度的统一。这是我国社会保险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在统一过程中受到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生产经营模式的限制，又随着产业化进程的加剧，不断出现城郊失地农民等社会时代性问题。在充分尊重历史、现实等各因素的前提下，进行城乡社会保险机制的统一是城乡二元社会保险制度带来诸多问题的根本解决之路，除此之外的其他措施都是针对特殊问题的暂时性缓解措施。
3.2 自愿原则下的可选择方式参加社会保险和差异补贴执行
在充分考虑城乡劳动力流动实际的情况下，采取自愿原则提供可选择的参加社会保险形式。仍以农民工为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由农民工根据自身考虑和发展进行参加社会保险方式的选择，计划长期居住城镇的农民工可以倾向性地参加城镇居民社会保险；而短期或临时性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倾向于保留农村社会保险，并给予适当的差异补贴。
3.3 针对城乡区别的商业保险补充
对于城乡身份有明显差异对待的社会保险，可以辅以无身份差别的商业保险进行补充。
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保险体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地调整和规范，在现实执行的过程中只有从实际出发解决突出矛盾，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保障功能。
对企业本质特征的熟悉是企业治理理论的基础，企业的基本单元及其抽象是什么，不同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治理学派均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比如社会系统论观点、规模经济和交易理论观点、人与组织互动观点等，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企业本质分析及其相关治理问题提出了各种解答。其中基于流程的视角是近些年来快速成长的一个观点，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尝试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企业的整体和组成、企业的物理基础设施和抽象的信息、参与企业运作人和所有运作资源、以及企业间的关系统统归结为流程，即全面流程治理思想。在这一思想体系下企业的一切皆是流程，从最高层的全行业完整的多组织价值链，到中层的各种运营治理，直到底层的操作活动，均被看成是不同层次、不断交户、具有移动特征的流程。企业的竞争力被看成具有差异化优越特征的流程及其治理能力。在更为激进的观点中，原来意义上的产品和服务统统被看成是流程的副产品，而流程才是企业真正的产品，竞争能力的产生就是依靠流程并产生流程（forprocesses,byprocesses）。比如Microsoft之所以在桌面软件领域取得无以伦比的竞争力，并非因为制造了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系列套件，而是因为它拥有产生这一软件的卓越流程；GE公司之所以取得电气行业的一流地位，并非其制造了某个具体的产品，而是因为其拥有了具有不断创新能力的价值增值流程，或者说是拥有以可持续价值增值流程为表现的企业能力载体；在服务型企业，流程视角更加轻易理解，服务本身就是一种流程，外包服务本质上就是提供流程租借。部分流程基因观点还认为流程好比生物的基因，基因与生物环境交互从而决定了生物的特征，而流程（企业基因）与企业环境交互则决定了企业的绩效表现，核心价值链流程相当于企业的关键基因；非核心流程则被认为是产生企业非本质特征的辅助基因资源，比如基础设施或一些行业共享资源的相关流程。流程视角的支持者们认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必须建立在优越的流程资源动态交互组合基础上，价值链流程是所有其他流程的演化依据，或者说是种子（seed）流程，其他流程围绕价值链流程并响应环境变动因素演化出新的流程，即流程变革或流程优化，企业的生存就是流程互动演化进程。基于全流程治理的观点，尽管目前未必会被所有治理理论和实践者所完全接受，但这一视角至少为进一步深入熟悉当今组织灵敏互动、边界模糊、快速变革环境下的企业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概念思考方法，正如物理学的大统一理论未必可以直接用于设计制造汽车，但却从根本上影响了整个物理学理论的演进。基于全流程视角的治理理论认为企业的各种运作均被统一于“流程”概念，尽管这一全流程治理理念未必需要在企业实际运营的每个具体的日常活动中当作标准化的思维模式，但却至少为高层治理提供了一种战略思维演进依据。基于波特价值链模型思考的企业价值形成分析方法是现代基于全流程治理思想的一个标志性起点。在此基础上，流程思想向外延伸到企业间协作关系，向内深入到具体的底层运作分析。国外部分研究机构,比如BPMI组织正在尝试研究解决如何克服中间层企业元素的复杂性问题，试图将高层的波特价值链流程模型与底层的RobinMilner移动流程演算体系相结合，参照关系数据治理系统原理，建立全面的流程治理系统，被认为具有严密数理逻辑基础的流程观点。尽管过去认为严密的数理逻辑并不一定导致有效的企业治理，但缺乏数理逻辑必然是现在很多治理理论的硬伤。事实上目前的数理逻辑之所以难以直接支持企业高层治理，是因为环境的复杂性和决策的紧迫性，支持能力的瓶颈在于计算能力和环境分析能力的不足，随着IT技术的不断发展，数理逻辑方法与高层治理的距离正被不断拉近，严密的数理逻辑方法被认为是未来治理的潜在趋势之一。
目前引入基于流程的新型思考模式并非企图采用大统一方法完全取代以前所有的经营治理理论，一般认为流程思考模式为以往的经典治理理论提供一种新的诠释视角和优化思维方法。比如，流程治理思想将原来的资产治理进一步深化理解为“流程资产”，企业的人、财、物、基础设施和知识积累均可以被归纳到不同的流程中，企业的资产治理就是流程的治理，企业之间的兼并运作就是企业间各种流程的交互合并或演进过程，用学术化的词语表达，即：“流程演进(processevolving)”，企业的各种要素被进一步被抽象为：移动流程（mobileprocess）。企业的流程资产通过各种流程移动获得资产积累和快速变革能力。基于全流程的治理理论尚未完全形成体系，本文仅尝试探索在全流程治理思维模式下如何进行企业流程资产治理，既考虑环境变革促动下的流程创新，又兼顾保护和发掘现有流程资产的潜力。这一思路的实现一方面起源于经济环境需求的拉动因素，一方面是流程支持技术能力的推动作用，企业需要有能力以根本性的全局价值链增值流程为基础导向，对作为企业能力载体的流程资产进行交互演进和动态创新。文章先回顾了业务流程资产治理的演进历程，然后分析新型电子商务的经济与技术环境下企业流程资产治理的新需求的和技术可能性，最后展望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以及未来可能的趋势，旨在为治理理论研究者和企业实践者提供一种新的审阅企业流程资产治理战略实施的参考型框架。
二、业务流程治理思想及其支持技术的演进
业务流程治理本身并非新概念
，从广义的业务流程概念来说，自从有了社会组织形式就有了治理，也就有相应的业务流程以及对业务流程资产优化组合及其相应的治理，业务流程是对组织内外各种资源间运作逻辑的抽象和视图刻画，企业所有运作资源均分别分布于各种具有动态交互能力的流程上，流程是各种资源资产最自然的动态有机组合方式，流程更加强调了是资源组合的动态特征。正式成为治理理论的流程治理思想则起始于以追求作业效率为首要目标的泰勒和福特时代，这一时代采用手工化的流程资产治理及局部优化为主要实现手段。流程治理理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而日渐丰富，信息技术逐渐成为流程治理的重要支持手段使在信息时代初期[4]，信息技术先是作为流程资产自动化协作的使能器(enabler)，将原来部分依靠手工实施的流程治理转化为自动化流程。随着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和企业运营环境变迁，流程治理目标逐渐向追求流程资产的价值效果提升转变，出现了以客户为导向、以企业价值增值分析为主要手段的业务流程资产改善与重组技术，但这一阶段的流程治理技术仍然停留于流程固化集成思想框架下，而非柔性集成，流程资产的动态优化能力不足。当市场需求出现高频率波动甚至市场方向发生根本转变时，流程固化集成技术的弊端逐渐显露。进入21世纪，由于信息技术能力初步显示成熟期特征，并逐渐成为可迅速供给、日趋廉价的普通商品，同时企业间跨组织流程交互活动更加频繁复杂，企业意识到单凭信息技术对流程资产进行自动化改造和固化集成都难以应对市场波动和来自更广范围的竞争，企业间协作伙伴关系顺畅化治理难度陡增，这些问题均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因此目前的流程资产治理及技术方法均期待着新的突破，企业治理者和理论研究界正努力探索适合多方参与者、跨业务平台、高动态协作环境，且可直接支持战略的高效可灵敏扩展型流程资产治理技术，新型的流程治理技术还被要求对既往流程资产进行新环境下的价值挖掘。业务流程治理在目前的环境中出现了全新的特征。2003年NicholasG.Carr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指出现在的时代是“ITdoesn’tmatter”[16]。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企业新型竞争力的来源？第三代流程治理技术的倡导者HowardSmith和PeterFingar认为“ITdoesn’tmatter，BusinessProcessesdo”[9]，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载体是卓越的流程资产治理能力。回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流程治理，当时以IT支持下的流程资产变革治理为主线，在取得以BPR理论为代表的理论突破之后，却又迅速遭遇阻碍，高达70%的BPR失败率促使研究者们对流程资产治理与优化变革理论本身进行反思[3]，预示着流程变革理论及其支持技术自身同样需要重大的优化和变革（reengineeringthereengineering）。流程治理的演进历史到目前为止可以概括为三大阶段：
1、泰勒和福特时代的流程资产治理技术：局部流程的手工化结构改善.
早在上个世纪初，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治理学派就开始了对企业流程优化治理的理论探索，当时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底层作业流程资产运作效率的提高，提倡以科学明确的治理规程替代过去的经验治理，将流程中原来分散隐性的经验资产集成提炼。同时代的福特在泰勒单工序过程活动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单一化大批量生产的特点，对汽车制造流程进行并行化协调优化，首先创建了第一条大规模生产流程（流水线作业模式）。泰勒和福特时代的流程治理技术旨在解决企业内较低层次的车间操作控制流程问题，主要方法包括：减少产品类型，以较少数量的流程实施大规模生产；通过零件标准化提高互换性，降低流程治理的复杂度；通过流程的专业化分工，固化流程内专业知识，如车间职能专业化、机器工具专业化、工人作业专业化；采用简单反复的作业与工序，组合成较大规模的企业内机械结构类型自动化流程。泰勒与福特时代的流程治理标志着现代高效率工业的开始，这一时代的探索为今天的流程治理技术积累了不少有效的基本思想与方法，如隐性经验知识向显性流程知识转化、流程细分、并行协调、反馈控制等思想至今仍然有效，并被后续的研究者逐步理论化。由于技术背景的局限性，尤其是缺乏信息技术的支持，当时的流程治理能力非常有限，期待着突破性技术的出现，计算与通讯技术的发展是泰勒与福特时代流程治理向信息时代流程治理的主要推动因素，带来了流程治理能力的一次阶跃。
2、信息时代初期的流程资产治理技术：从流程自动化到流程再造
上世纪中叶计算机发明，标志着信息时代开始，计算、存贮、通讯和微控制等技术迅速发展，信息技术很快被引入流程治理领域，这个时期的流程治理强调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流程的自动化改造，从底层的车间操作流程自动化逐渐延伸到中层的部门级运营流程集成、参谋部门辅助流程集成、再到高层决策与协调流程集成。信息时代初期60年代的业务流程治理并未改变当时广泛流行的阶层制组织结构，流程治理边界主要局限于阶层型组织的各级单元内，以单元自动化为特征，信息技术的主要作用是将单元流程内原来依靠手工完成的计算、信息传输、工序编排等作业任务逐步自动化，以高效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获得某个局部领域暂时相对的效率优势。例如当时闻名的Sabre系统用数据实时更新技术突破性地实施了对美国航空公司订票流程的自动化改造。70年代流程治理开始出现跨部门信息共享特征，如IBM采用多部门共享的公共制造信息系统，辅助其计算机制造的组配流程，大大缩短了制造周期；而美国AHS（AmericanHospitalSupplier）的ASAP（AnalyticSystemsAutomatedPurchasing）系统则利用了当时相对强大的远程通讯能力在采购治理领域首先实施电子化和自动化改造，ASAP可支持分布式采购流程治理，取得了长达将近10年的竞争优势。随后由于信息技术在这些局部流程治理应用中所取得卓越绩效的示范作用，信息技术被很快引入更广范围的流程治理，数据处理系统被提升为治理信息系统，并试图对各种业务流程进行信息化改造。这一时代出现的主要的信息化流程治理技术，如MRP、MRPII等被应用于车间调度、库存治理、猜测项目治理、质量治理、服务中心批处理等局部流程领域。到了80年代，信息技术逐渐向全企业战略级流程支持能力发展，出现了以信息技术支持下的JIT、TQC、FMS、CAD/CAM等计算机集成制造系
(CIMS)为主导的流程治理支持技术；跨组织流程的信息则出现了EDI支持技术，以电子化商业语言的标准化沟通方式协调企业间业务流程协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Hammer等提出了业务流程重组（BPR）思想[7]，这一理论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流程治理理论的飞跃和创新，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当时的流程资产治理领域进入了瓶颈阶段，紧迫需要变革。起因是全球化经营环境巨变使得一些原来沿用多年的流程基本逻辑本身已经过时，信息技术单凭对原有流程资产的自动化和模拟型优化已经难以满足环境变革因素造成的对新型柔性动态多参与方业务流程治理的实际需求。业务流程资产重组要求重新审阅过去曾经代表着高绩效、被沿用多年的流程逻辑，通过分拆原有流程组件的逻辑交织关系进行创造性重新组合，以价值增值为目标，删除不利于整体价值增值的环节，增添新型流程联结机制和新的流程组件业务逻辑，寻找解决流程失效的新方法[6]。BPR理论一般只被认为是一种思想，或者说是用于指导流程治理变革的一般性原则，而并无具体的实施体系。BPR理论出现的目的是希望能解决流程治理实践需求与理论缺乏之间的冲突，旨在对企业现有流程资产运作的合理性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的再设计，以组织和信息技术为使能器，以求企业整体运营绩效指标得到巨大和突破性的改善提高。然而在实际BPR项目实施中，高达70%的失败率，促使更多地研究者对BPR这种反思理论本身进行反思。大多数BPR项目失败的原因一般被归结为在实施中难以处理与“人”有关的因素，同时该理论本身作为一种剧烈型变革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却同样缺少严谨的理论支撑体系，尤其是它忽视了对既往流程投资的保护和再利用，这些既往投资被称为legacyprocess,这些流程包括了以人为中心活动因子的财务、基础设施、运营知识等重要的企业竞争力基础资源。与BPR理论同时出现的还有业务流程改善（BPI）、全面质量治理（TQM）、SixSigma等，这些理论可以被看成是防止BPR高风险的补充形式或风险弱化形式，以缓和渐进的方式从局部领域开始，逐级对流程资产进行优化。90年代流程治理实施技术以ERP为代表，早期的ERP属于局部流程固化的企业内部集成技术，在模块选择与参数设置方面已经具有微动态柔性特征，ERP的实施一般需要在BPR的辅助下推进。BPR理论的发展是信息时代初期结束的标志，虽然BPR理论被许多企业所抵触，然而BPR理论的失效现象却意味着新一代流程治理技术的诞生。
3、流程治理技术第三波的兴起：以流程资产重用技术为基础的流程创新
90年代ERP系统进入鼎盛时期，而互联网技术也同时迅速在全球普及，企业以ERP系统作为内部流程资产集成的主要工具，全球大多数先进企业进行了适合信息时代加速期运营环境特性的流程调整或重构，互联网强大的全球通讯能力使得复杂型跨组织流程成为可能。到了90年代末期互联网成为全球通讯技术的基本标准，称为“全IP化”(everythingoverIP,IPovereverything)，基础设施的一体化互联促进了业务流程在全价值链范围(end-to-end)柔性动态集成治理设想的实施。企业间的流程联结系统在通讯底层尽管实现了无缝流畅互联，但由于在过去30年，企业各自为了形成竞争优势而建成的各种应用系统之间却存在巨大差异，形成了中间层各种多样的异类应用系统（heterogeneoussystems），它们之间存在不同的技术与业务语义本体（ontology）差异，其互操作连接成为高层流程集成治理的主要障碍，甚至在单个企业内部由于系统实施的时代和技术选择差异也同样存在异类系统的集成难题。针对这一问题，先后出现了middleware,EAI,Workflow等系统或流程集成技术。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或部门间的协作型流程集成则以基于服务的SOA（ServiceOrientedArchitecture）结构为基础，出现了WebService、Biztalk等技术与语义标准。在具体的行业或业务类型领域还出现了企业间流程的接口标准或参考体系，如电子器件行业开始的RossettnetPIP标准、供给链治理领域参考模型SCOR等。这些新兴技术、标准和参考体系部分解决了特定的异类系统和流程间的集成问题，但仍未从根本上消解异类动态型流程的集成问题，缺乏普适性和动态柔性。在企业内部流程集成方面，ERP、EAI等技术，尽管声称具有柔性，它们只是相对于过去非组件化的信息系统是一种飞跃，这些系统的柔性仅仅体现在实施之前，即在实施之前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特征柔性地选择实施模块、灵活设置模块和系统的技术与运营参数，但这种柔性在系统实施之后则基本消失，被PeterFingar等称为“湿混凝土型一次性柔性”，因此不具备灵活动态的流程资产重用能力。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曾试图以循环反复的BPR加以解决，但实际上每一周期的BPR的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投资，尤其是对既往流程资产投资的破坏作用巨大，企业难以承受如此伤筋动骨的不断巨变型改造，因此BPR快速反复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很小，企业只能在基本框架流程不做重大调整的前提下进行BPR之后的BPI，仅在局部对流程进行微调，或者对流程的部分参数进行重设置，这些调整尽管起到了局部绩效改善的效果，却难以从根本上在全价值链范围取得灵敏适应动态变化的柔性能力，难以既保护过去的流程投资又能及时响应客户需求的最新变化。针对这些涉及组织内外动态协作环境变化因素的流程治理新问题，国际上众多流程治理研究者和机构分别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新一代流程治理体系被PeterFingar等研究者称为“流程治理的第三波”[8]，实现以流程资产重用为基础的流程创新，相关研究正在全面推进。按照Gartner等组织猜测，新一代较为成熟BPM技术将在5-10年内出现，HowardSmith认为现在BPM的发展将决定今后50年IT在企业治理中的应用趋势。
三、新型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全流程资产重用与价值再现
在全球化经营和互联网逐渐普及和能力提升的今天，企业运营所处的社会和技术环境发生巨大变革。市场需求因素是新一代流程治理技术产生的根本拉动因素，如全球化、大规模客户化背景下，客户需求多种多样、波动因素复杂，企业难以猜测市场变化、难以实施平缓治理、跨组织协作关系频繁、参与者关系多变、需要在全价值链范围进行流程资产的动态治理，依靠旧有技术难以有效协调。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新一代流程治理技术产生的推动因素，如：更高
的计算与存储能力、更强的网络沟通能力、以及新型信息资源治理技术、平台技术、流程智能技术、流程元模型技术、系统集成与多方动态协调等技术的出现，使得市场因素带来的新型流程治理难题得到可能的解决方案。正因为新型业务流程治理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和信息技术支持体系能力的提升，未来的业务流程资产重用技术至少需要具备如下几种能力特征：
1、直接支持企业战略目标的流程资产治理能力
按照哈佛学者诺兰（RichardL.Nolan）的信息技术被业务系统吸收演进模型[12]，由于信息技术支持能力的渐进性，业务流程治理技术的发展历史遵循着由底向上逐步延伸集成的演进模式，即最先从车间层具体作业流程的自动化开始发展，先后经历了部门内集成、跨部门流程集成、企业内全局流程集成、再到目前跨组织流程整合，因此以前大多数流程治理支持技术在起源上存在缺乏全局思考和难以直接支持战略目标的局限性，缺乏战略资源的思考理念。尽管企业在进入全局流程集成阶段以后，流程资产治理已经开始日趋强调客户导向和企业价值增值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仍缺乏有效的实施技术支持。在过去普遍流行的阶层制类型组织结构体系环境下，流程治理与企业战略的对应方式通常是：高层战略目标按照阶层型组织结构逐级向下分解到底层流程的运作目标，而后再由底向上沿着组织结构的框架逐级组配集成，组织结构中的中高层战略治理层与底层运营层之间的层次距离造成具体流程与企业总体战略对应上的间接性，这种非直接的对应形成方式使得具体流程的实际运营状况与企业战略存在脱节风险。因此新型的流程治理需要具有从企业战略到业务流程的直接转化能力，并可支持实时动态的流程资产变化与重用治理。
在流程运作与企业战略之间形成直接快速对应能力改造的初期，企业流程治理实践开始试图突破原有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的限制，按照企业战略目标、对企业内的价值链增值环节进行分析、直接设计出一些按照客户价值导向为依据的跨部门流程。一开始企业内这些按照价值链设计的跨部门流程的运作依靠多部门间的协作参与完成，企业原有的组织结构可能会作适应性调整，但并不需要作根本性的变革；而后随着企业跨部门间流程的数量增多和交错关系复杂化，导致原有的阶层型组织控制结构难以同时为多条复杂交错并行的价值链流程提供有效的资源支持和能力协调机制，企业中高层治理重点逐渐转向了基于价值链能力的战略治理，原有的部门界限被逐步模糊化，组织结构需要按照价值链的自然形式重新划分整合[22]，而非过去层次型组织结构中的按照职能的专业化划分。这也转变也正是大多数BPR项目的主要任务和难点。与跨部门间价值链交错复杂化趋势相伴随的是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企业组织可视性结构的扁平化是企业内价值流程优化整合的外在表现，扁平化分布结构是信息技术支持下企业价值链流程动态能力整合的结果也是其后续改造的基础。组织扁平化最重要的贡献是企业高层战略目标与底层运营能力单元的距离被拉近，能力单元自身即为流程或企业总体流程的组件，企业更加有效地实施基于战略价值的流程资产治理，战略与流程的对应直接化。在21世纪，这种组织部门单元间的边界模糊化趋势扩展到企业级组织间的边界模糊化，跨组织运作关系由原来零碎的简单信息沟通和孤立的交易转变为正式完整的跨组织流程，企业间多角色协作战略的实现同样需要企业间的跨组织流程具有迅速直接与之对应的能力。
企业竞争优势有生化（vitalization）并非来自于战略本身，而是如何执行战略，即具有准确有效快速直接战略对应能力的流程资产治理，以应对大规模客户化情景（scenario）和复杂动态环境下，客户价值变迁、流程导向转变、参与者更换、运营资源变化、流程结构变更等多方面的“实时变革”（changeonthefly）问题。相关支持技术刚刚起步，理论和实践上均期待根本性的突破。在一些支持流程治理与战略直接对应的治理技术与工具研究中，尝试先在扁平化组织、网络化组织内提供支持高层战略对流程运营体系的直接操控治理能力，而非过去手工化漫长的逐级流程治理意图传递与分解。中高层在流程治理系统的辅助下，可以根据企业战略意图设定，利用流程资产积累与创新，直接自动部署具体的业务流程排布；在其成熟之后还将可以依靠流程治理系统屏蔽组织结构间的差异，对各种类型企业进行战略到流程的直接排布，并积累不同环境的流程知识。目前出现的部分探索性实现策略与技术包括：高层视图技术、高层流程监控接口技术、流程外包决策支持技术、流程设计与实施并行工作技术、流程组件低耦合热插拔技术、基于Pi-calculus的流程移动交互行为表达技术等，而其核心引擎为流程治理系统(BPMS，BusinessProcessManagementSystem)。同时为了避免底层具体的常规化非战略性流程干扰高层战略流程的决策，底层将通过透明化公共流程规范化将底层的复杂度屏蔽，避免底层非关键复杂度因素上浮到高层流程与战略决策。好比赛车手主要关注于提高驾驶能力而并不需要具体了解汽车复杂的发动机制造技术一样，企业治理者将可以专注于战略的中高层治理，而并不需要知道底层通用的非战略流程的实施细节。这一机制的实施主要依靠底层流程的专业化外包或产业的公共流程服务体系，租借外部流程资产实现。BPMI组织于2000年起，开始以业务流程资产重用与协作为出发点对这种基于BPMS的流程治理技术进行了探索，2001年公布BPML（BusinessProcessModelingLanguage）草案，2003年公布了BPQL（BusinessProcessQueryLanguage）草案，正寻求更广范围的探索改进，目前尚未完全成型，这种技术设想的起源是受关系数据库技术(RDBMS)对关系数据治理原理的启发，BPMS用流程（过程）演算数学体系表达流程间复杂的交互行为和状态变迁，并对高层透明。BPMS作为流程治理引擎，对流程资产进行全面治理，支持高层流程设计与底层流程布置的直接并行工作，通过提供高层视图对战略语义进行转换，旨在实现流程战略表达对流程直接实时操作的动态治理。该方法具有对流程资产进行动态灵敏实时地发现、设计、布置、优化、变革等多方面直接并行操作等能力。这一技术目前尚处于试验阶段，相关的流程语义等技术标准需要产业间多方漫长的协商方可建立，其核心引擎需要进一步优化，真正实现流程资产的灵敏重用创新，并与企业战略进行直接对应还需多年的努力。
2、支持流程资产的全价值链全生命周期治理
全价值链流程资产治理：波特的价值链模型为企业价值与客户导向的战略级流程资产集成提供了参考性思考框架，企业熟悉到局部流程资产的优化未必带来全局的价值优化，单纯的流程运作效率不等于运营效果。在信息技术促使企业扁平化的趋势之下，企业业务流程资产集成逐渐突破部门界限，企业内跨部门的全企业范围流程资产整合成为克服过去企业内信息与流程孤岛危机的主要手段，下一步将继续迈向整个产业相关范围的跨组织流程的互联互操作整合，以追求协作化网络绩效为导向，把产品（或服务）的最初原材料供给商到最终客户的整个价值链参与者有机整合起来，产业价值链范围成为流程治理的新边界。未来的企业运营需要更多地考虑产业全局价值链因素。在整个产业价值链上运作的流程治理，需要充分利用客户、各级供给商、协作伙伴、分销商的以各类流程为载体的核心能力资源（尤其是信息资源）。各方通过流程资产能力的有机整合，应对客户动态需求变更，降低整个价值链的波动风险，并以此作为流程资产价值增值的主要手段之一。BPR理论的发起者Hammer等在近两年发表的文章中均指出了在跨越整个产业价值链范围实施流程治理的紧迫性、Champy在2003年则提出了X-engineering的概念，强调企业应围绕客户需求拉动为核心，从整个价值链、需求链上进行流程治理，以更低价格，更高质量、更好的服务满足客户动态的需求。随着价值链的交错延伸，企业实际运作在价值网之内，在网状企业协作关系环境下，还要求流程治理系统具有网络化流程治理能力[17]。尽管波特的价值链模型在企业价值形成机制的高层描述了企业全局流程资产分析的基本框架，但这仅仅有助于企业在高层形成非常抽象概括的增值流程思考的参考模型，如何将高层概念化的价值流程模型具体化为可操作的运营流程，并自动转化，是未来流程治理技术需要解决的又一重要问题。全生命周期流程资产治理：未来的流程资产治理在要求流程治理在具有综合性、全局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时效性、动态性，以获得对环境变化因素的灵敏响应能力。因此流程治理不但需要实现空间坐标上的全价值链流程（end-to-end）整合[13]，而且要在时间坐标上实现流程生命周期内(lifecycle)的价值整合。在对全价值链流程的全生命周期治理中，流程的跨组织、跨地域、跨技术种类特性均已成为流程治理的常态特征[23]，处于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各种流程系统之间需要进行频繁的并行协调。以往的流程治理以由内向外的延伸集成为主要步骤，而在全价值链环境下，流程的参与者更多、更复杂，并且由于分布在各处的各个参与者流程资产可能具有各自独立的产权属性，过去在“一致所有权”环境下的流程资产集成与重组方法部分失效，流程治理呈现以由外向内协调治理为主的趋势。一般认为未来的流程分布与集成模式是：在高层价值链治理上的集成化，在底层价值增值环节的分布化。面对这一趋势需要在底层实现流程资产的组件化，形成具有柔性和移动特征的流程能力单元，能力单元之间表现低耦合特征，方便实时无延滞的动态重组（changeonthefly）；在高层则完成各种流程能力单元之间的协调型有机整合，通过高层整合并实施实时化的动态调整，取得整个价值链生命周期的动态适应性，满足多变的大规模客户化需求。克服以往的ERP系统仅仅具有流程实施前柔性、而缺乏实施后柔性的缺点，实现全价值链全生命周期的柔性能力特征。流程资产的生命周期治理包括：在全局流程范围内进行流程发现、流程设计、流程部署、流程执行、流程交互、运营、优化和分析。新的流程治理技术必须能支持生命周期各阶段并行工作（designbydeploy）。
3流程资产重用和潜力挖掘
多年来在流程治理领域同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又具有互补特征的治理方法：以TQM、BPI为代表的渐进型流程改善和以BPR为代表的扬弃型流程治理。BPR强调直接以高层价值链导向为目标进行根本性的流程剧烈变革，彻底否定现有的业务逻辑，因此一般较少保护既往的流程投资。而BPI则以现有的流程资产为依据，在接受目前基本业务逻辑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流程资产的局部优化。BPI尽管保护了既往的流程资产却忽略了流程基本逻辑过时情境下的变革需求，难以应对环境的巨变，或者说长期微小量变积累成的环境质变。研究者们努力尝试对两者的优势进行融合，最初的尝试是BPR之后进行BPI，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再次进行BPR，并不断循环。这一方法的确既保护了流程资产的既往投资又考虑了变革因素，但却难以适应高速变革的动态经营环境。在高速变革环境中，这一方法的使用使得BPR周期缩短，结果就变成了以旧式流程技术支持下的频繁BPR，企业难以承担经常性的彻底变革压力，因此使得此方法在快速动态环境中失效。针对这一问题，新型的流程治理技术试图将高层流程变革与底层流程运作分开，称作为透明化的流程变革，即：将企业的各种流程看成能力资源，底层具体的流程单元运作基本不变，当高层出现战略流程重构时，只需对高层流程进行组件化重新排布，包括流程间的切换和流程间连接关系的路由，因此可以充分利用既往的流程资产，在底层的实际操作者甚至感觉不到企业整体流程已经发生的变化，从而克服了BPR中最难以解决的“人”的因素。这一方法运用的前提是：底层运作流程的效率经过多年优化，已经几乎没有进一步可改善的价值，并形成具有卓越运作效率特征的组件化分布流程资产，企业的价值增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高层价值链关系的重设来获得整体经营效果的提升。事实上以往的BPR理论出发点就是高层的价值链导向，然而却缺乏底层可重用高效率分布型流程资产进行支持，原来的BPR实施被迫牵涉到底层流程资产的彻底打乱重建，既往的流程资产投资极度受损。新型的流程治理技术试图将高层流程变革与底层分开，组件化的插拔特征，使得高层可以通过流程资产的重用，直接快速应对环境的变化因素，而底层则可以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在高可控的局部范围进行绩效改善。这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人为的流程变革难题。可支持流程重用的流程资产治理技术已成为市场的迫切需求。
四、新一代流程资产重用与价值再现的支持技新型业
政府流程再造简称GPR，是国家信息化及政府信息化的重要阶段，是在电子政务的环境下，政府部门为了提高政府绩效和服务品质，使政府工作流程更为规范和优化，而对治理理念、工作原则、流程结构、政府行为等进行的改革。
一、武汉城市圈政府流程再造管理体制中的各种微妙关系
1、政府流程再造中的“政府—社会关系”。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是高度集中制，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和活动渗透到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问题日益突出，政府不能再孤立的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同社会公众及其他组织共同管理，才能使社会各方利益达到均衡。所以，政府、社会、公众共同治理模式已经成为现今社会最重要、最合理的治理模式。
2、政府流程再造中的“政府—企业关系”。政府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模式，使社会基础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造成了政企不分的状况。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导致企业缺乏自主性，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无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应重新定位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把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从企业中彻底分离出来，建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现代企业制度，把企业变成市场中独立发展的经济实体。政府的信息化可以高效方便地为企业办理各种业务，武汉城市圈的企业可以在武汉城市圈门户网站上办理企业设立登记、土地房产登记、破产注销等业务；也可随时了解政府颁布的各项政策法规，依法办事。
3、政府流程再造中的“政府—公民关系”。政府流程再造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为公众服务，以民众的利益为归宿，把民众的满意度作为施政目标的政府。政府代表着公共利益，要重视公共资源和行政资源的有效运作，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兼顾公众的参与度。政府流程再造要提倡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借助网络手段把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服务者角色强化。武汉城市圈门户网站的设立，使圈内九个市政府及职能部门提供业务服务比以前更加方便快捷，社会公众获取政府信息更加快速、方便、准确而且价廉，圈内的政府与市民可以双向互动、信息沟通、紧密联系。
4、政府流程再造中的“武汉城市圈九市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政府流程再造提倡“无缝隙政府”，通过一个共享平台，让过去互不关联的团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建立政府机构间的联盟关系，共同合作，共创未来。因此，武汉城市圈内九个城市的政府机构必须消除彼此间的壁垒，在机构之间形成战略同盟，共建“两型社会”，并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新型政府责任体系，严格统一各级行政机关的职权，依法治理。
二、武汉城市圈政府流程再造组织结构设计
传统的行政管理，政府组织机构是科层制，横向按专门职能划分部门，纵向按等级层级结构进行管理，行政管理工具主要以纸质的公文为基础，武汉城市圈内各市政府的行政管理必然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因此，必须对武汉城市圈内政府流程进行再造，利用电子政务建设、武汉城市圈门户网站搭建武汉城市圈政务信息共享平台，推进武汉城市圈的经济社会发展。
政府流程再造是一个借助现代管理学的企业再造理论，以流程为核心，以公众为导向，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打破传统政府组织得以建立的种种前提，对政府运作流程进行彻底的、根本性的反思和再设计的政府创新过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大幅提升政府效率，提高治理绩效。武汉城市圈政府流程再造应以满足圈内市民、企业需求为导向，以整合优化政务流程为中心环节，以提高圈内政府行政效率、“一站式”公众服务为目标，建立圈内服务链。政府流程再造不仅是管理技术的革新，而且还是管理理念的更新。它需将过去机械、封闭的传统官僚体制转变为富有活力、高效灵活的政府组织结构。其在具体改造过程中，必须依托湖北省电子政务建设系统来实现武汉城市圈政府流程再造，该流程再造组织结构图如图1所示。
三、武汉城市圈政府网上办公流程再造技术实现
行政办公实际就是对公文的拟制、审核、传递、处理、保存、销毁、存档的过程。传统的办公模式（见图2）主要以纸质文件为主，依靠人工传递文件，耗时长，效率低，出错率高。武汉城市圈内有九个市级政府，传统的公文流转模式远远不能满足现在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依据省电子政务统一平台，建立比传统纸制公文更加可靠的多种安全保障机制，来保证电子公文在武汉城市圈内的顺利流转，武汉城市圈内政府电子公文传输流程如图3所示。
公文处理流程分为收文流程及发文流程，具体流程如图4所示。收文处理流程：签收—登记—摘编—审核—拟办—批办—承办—注办—组织传阅—催办—查办。办事员收到来文后，在系统中进行统一登记、编号、送相关部门批办，由部门文员（秘书）登记后交部门或单位领导处理，根据来文要求处理完毕后，在文件处理单上填写办理结果，交回部门文员（秘书）整理、立卷，并交档案管理部门归档。发文处理流程：拟稿—会商—审核—签发—编号—注发—复核—缮印—校对—用印或签署—登记—分装—发出。领导授意，起草人拟稿（电子文档），通过OA办公系统协网办公，网上各级部门领导审稿、会签、填写意见，形成电子文件直至最后归档。
四、武汉城市圈政府流程再造案例——企业年检
传统信息高度分割的体制下，信息层级传递，每个部门、每个工作人员只负责自己职责内的业务，当事人需每一环节逐一申办业务。政府流程再造后可实行一站式服务，武汉城市圈内的九个城市可通过共享系统将政府各个部门统一起来，用户（企业、市民、政府机构）利用共享系统的政府服务窗口即可办理所有业务。如武汉市每年都有许多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到登记机关提交年检材料，进行年检。政府流程再造后，武汉市企业可通过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网址：whhd.省略）在网上申报年检，也可到登记机关办理年检，办理流程如图5所示。而外商投资企业在武汉城市圈内的黄石市办理年检手续可根据下面的流程图（见图6）进行，其法定办理时限7天，承诺办理时限7天。
五、结语
武汉城市圈政府流程再造不是一两日可以完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其他因素都会影响城市圈内的政府流程再造。因此，武汉城市圈应加快完善电子政务建设，使政府各部门通过网络实现信息即时沟通，形成新的信息共享机制，从而实现政府各部门相关联的各种业务和管理职能的整合。
一、当前高职院校治理能力建设现状及问题
一是结构不全，多元主体不到位。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行业企业联系最为紧密，最为强调社会服务能力的教育类型，在高职院校治理上本应充分体现校企共建共治。大多高职院校也建有不少行业企业参与的组织、机构，如专业建设委员会等，但实际作用发挥有限，对决策的影响力有限。
二是各自为政，部门协同不到位。一个完整、规范、周密、系统的管理体系，是现代治理的重要因素。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都还在实行部门制，部门本位、政出多头、各自为政、管理孤岛与信息割裂等种种问题不一而足。发展对协同的要求越来越高，部门制却使得政令、办法、方案的出台不是由各合作领域专业人士协商协调，而是从单个部门、单个事务的角度出发考虑的，其结果可能导致出现管理上的混乱、重复、缺位、利益争夺、相互扯皮推诿，执行不力甚至无所适从等乱象。对于涉及面较广的事务，更是会从源头上种下引发矛盾的恶果。
三是机制僵化，深化改革不到位。推进综合改革尤其是关键领域的改革，是激发办学活力的重要途径。现在改革的呼声很高，改革的形式、内容也很丰富，但取得的实质性突破却不多见。如校企合作，看上去热闹，显得紧密、持续、健康，但双方意愿强、效果好的深度合作却少。大部分高职院校名义上都实施了二级管理，但实际上二级学院、系部等更多是作为教学组织存在，而非相对独立的二级办学主体，事权可能下放了，人事调配、分配制度等关键领域则仍是变相的一级模式，在无形中拉长了管理线，扩大了管理面，不利于发挥二级办学单位的积极性。
二、高职院校构建现代治理结构的主要途径与内容
1.建立多元主体组成、多方合作共治的扁平式治理结构
一是建立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决策制度。成立高职院校利益相关方代表参加的理事会，建立由举办方、高职院校党政负责人、教职工代表、行业代表、企业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知名人士代表、社区代表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决策制度。理事会职能可由决策咨询逐步过渡到参与决策，最终成为决策机构。
二是实施由专门委员会制定的校长负责执行制度。改变由单一职能部门主导设计出台制度、策划方案的部门制，而由学有专攻、精通业务、富于创新精神的专家主导，相关业务部门及行业企业、教师学生代表参与，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拟订制度和工作方案，交校长办公室完善批准后，由系部及职能部门执行。专门委员会包括学术、专业建设、校企合作、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发展、资产后勤、综合事务、质量管理等类别。职能部门只作为具体执行部门，负责落实校党委、校长决定，提供相应层面的服务和指导。
三是保证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的落实到位。以高职院校章程为纲，明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边界，落实学术委员会在高职院校治理结构中的应有地位，明确界定其审议、评定事项及咨询范围，充分发挥其在学术事务方面的作用，保障其学术权力。明确教代会、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及派的民主管理参与权。完善学生权益保障机制，确保学生参与相关工作决策，保证出台的制度、政策、工作方案能体现学生意愿，反映学生心声。
四是调整二级学院（系部）及职能部门设置。以专业群建设为依托，调整二级学院或系部设置，明确其二级办学实体、管理主体地位及办学自主权。适应治理结构需要，单独设置校企合作部和质量管理中心，前者统筹校企合作资源，制订规划、建立机制，并协调安排具体校企合作事务；后者负责管理督办、教学督导、绩效考核等事务，主要职责为基于质量诊断与改进整合高职院校内部监督组织和社会第三方质量评价主体，对决策、执行及其过程进行跟踪、监督，采集信息、统计分析数据，做出诊断并反馈改进意见等。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努力，最终形成校党委政治领导、理事会民主决策、校长行政负责、专家学者治理学术，专门委员会策划、职能部门具体实施，质量管理中心监控质量，多元主体组成、多方合作共治，民主、开放的扁平化治理结构。
2.形成线上线下结合、规范高效顺畅的运行机制
一是建立制度、标准、流程管理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建立标准化、精细化的制度体系，重点建立和完善利益相关方参与办学的决策制度、学术权力及民主权力落实制度、考核及人事分配制度、基于诊断与改进的质量监控制度，形成与高职院校章程相配套的制度体系。构建完备的专业、课程、教师发展、学生发展和后勤服务等质量标准，并明确各类标准中的主要质量监控点。建立与制度、标准配套，可嵌入信息系统的工作流程，保障决策、制度、工作方案的落实。
二是开发决策、执行、监督行为共联、信息共享的管理系统。决策、制度、方案、质量标准等的出台过程在系统中完成或加以体现。重要决策和制度的出台，在流程中设置通过率关卡，或以公测等形式刚性保证决策的公开、民主程度。部门、岗位设置与职责及已出台制度、标准与工作流程，全部嵌入管理系统，责任部门及人员通过系统记录执行情况和履职情况；各利益相关方通过系统知情、参与、反馈意见，质量管理中心通过系统掌握情况、统计数据、给出评价、诊断分析并给出改进要求，相关信息公开、共享，数据自动汇总。
三是注重培育自主、积极、真诚的治理文化。为适应新的治理结构、对原有利益体系的改变及多元治理主体的新要求，实现单一行政管理到多元合作共治的转变，要在用制度、机制解决大部分治理事项的同时，注重树立合作共治意识、强化民主管理意识，塑造具有特色的优秀治理文化，通过文化软约束，达成共同治理的共识，增强治理队伍素质，提高治理主体和对象的公共意识和情怀，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协商、调解处理好治理体系中的非刚性部分。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努力，以制度流程标准化管理解决各管理体系间的孤岛现象，实现管理体系一体化、共享化，以系统及流程的不可逾越性、严谨性避免人为操作和情面空间，保证程序的规范性、刚性指标的严肃性；以优秀的治理文化作为黏合剂，形成线上线下结合、规范高效顺畅的运行机制。
3.推进关键领域改革，激发办学活力
一是实施全员竞聘上岗，开展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在加强职位分析、按需设立岗位、明确岗位职责的基础上实施全员分类分级竞聘制度，试行落聘校内降级调整试用办法。结合管理系统改革评价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配合项目工资、任务工资等新型工资形式，形成以贡献定薪酬的分配制度。
二是探索新型合作模式，引入社会力量办学。探索高职院校以师资、场地等资源，企业以资金、设备、实训等资源，合作建设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以项目为载体，以利益为纽带，探索成立以行业企业高级专业技术技能人才为核心成员，以技术、技能等要素参与的股份合作制“技术大师工作室”“能工巧匠工作室”，在教师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和应用技术开发与推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是深化院系两级管理改革，逐步实现治理重心下移。可首先试点推进实质性两级管理。二级学院或试点系部负责人由校级决策层提名3名左右候选人，通过该系部或二级学院全体教职工选举产生；由质量管理中心组织每年对其办学效益和负责人履职情况进行评议，不称职者按程序更换。明确其办学实体、管理主体地位，合理确定其与学校之间的责、权、利，将专业设置、人员聘用、待遇确定、日常管理等职责及相应经费全部下放，并建立相应的宏观监督、考核与奖惩制度，实现院级层面从过程管理到宏观管理的转变，形成符合实际、可供参考的成功经验后推广至其他系部及二级学院。
2016年4月，为深化政务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的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政府在继《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后推出了《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的实施方案》。该《方案》具体阐述了“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的实施步骤与保障措施，大力推进了中国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政务服务不仅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也是系统性的惠民计划。将“互联网+”引入政务服务系统能最大力度的促进简政放权并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对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大数据时代政府服务的趋势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平台的广泛应用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展现出强大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充分发挥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功能。“互联网+”的引入毋庸置疑驱动了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方案》的推出反映出大数据时代政府服务模式的发展新趋势已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大数据作为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资源，随着它的广泛应用，政府服务模式展现出以下几大趋势。
（一）集中化
与手写记录的分散化不同，互联网平台能够将政务服务体系中相关证明信息数据化和集中化，并逐步构建庞大的政务服务信息库。统筹的信息库中将包含人口、地理、证件照等各种基础信息，有利于完善政务信息目录并优化服务质量。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共享平台能够整合跨部门、跨地区的政务信息并实现信息资源的互享互通。
（二）标准化
一直以来地域差异是阻碍政府数据实现标准化的关键。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政府数据公开透明化与标准化的进程，有利于促进行政审批服务系统实现规范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将构建公共服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审核标准化、服务标准化与管制标准化，进而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政府服务。
（三）精确化
随着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政务服务平台的构建，信息平台将彻底落实数据整合与共享。政府部门将原来的被动服务模式转变为主动服务，通过主动地搜集与分析用户业务信息，解决人民群众“找谁办”、“去哪办”以及“怎么办”的难题，并满足他们个性化与多样化的需求。因此，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的运用为政府服务工作提供了新的活力，政务服务将从粗放型供给升级为精确型供给，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
二、“互联网+”对政府治理的影响
（一）有利于实现政府整体性治理
在大数据背景下，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被不断放大，“信息孤岛”现象日益严峻。各级政府、各大部门以及各业务流程间信息资源无法互享互通导致政府重复建设与严重浪费，拉大了各部门间距离。这种缺乏整体规划的政府治理方式正被时代所淘汰，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才是基层群众的期盼。新治理理论的产生是为了解决治理“碎片化”问题，即通过对各大部门以及政府与群众关系的整合，搭建一种新型的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依靠机构间的协调合作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构建一个全新的具备包容性的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的推广消除了政府部门、区域与阶级的限制，为政府业务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一个优化平台。该模式的出现为提供全面、无边界的整体性治理奠定基础。“一网式”平台的构建能有效集中孤立、分散的政务信息资源，真正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全天候受理与“一站式”办理。高效优质的数据共享平台将提高服务效率与水平并实现政府整体性治理。
（二）有利于推动政府开放性治理
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组织亲民、互动与包容，即构建开放性政府。开放性治理的基本内容包括信息透明公开、满足基层群众需求以及吸纳社会公众意见等。“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的落实有助于推动政府开放性治理。首先，“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利于实现政府信息透明公开。信息透明公开是开放性治理的重要前提，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开放往往是建立在公开信息的基础之上。假若群众不能获取政府政策以及执行结果的信息，就丧失了监督权与决定权，因此开放就无法得到彻底落实。其次，“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助于满足基层群众需求。开放不仅要求政府能够主动分享相关信息，还要求政府关注群众焦点，适应环境变化，解决社会问题，承担政府职责。最后，“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利于吸纳社会公众意见。政府决策过程是多方利益博弈过程。政府无权在只考虑自己利益情况下独自做出决策，霸占话语的制高点甚至实现公共资源垄断。开放性治理要求作为中间人的政府协调各方利益，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达成政策共识。互联网平台是获取公民建议的重要来源，也是群众参与政策决定的主要手段。因此，“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助于推动政府开放性治理。
（三）有利于促进政府协同性治理
协同性治理指多元主体针对某一决策能达成共识，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必然条件。协同性治理不仅能够解决中心主义政府模式面临的问题，还能改善制度规则，最大化治理效用。“互联网+政务服务”为实现协同性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依靠互联网技术能建立一个便捷灵活的交流互通平台，确保多方主体间的信息沟通与数据共享，进而实现协同性治理。协同治理打破了“信息孤岛”的限制，还能促进跨部门跨区域合作完成业务。传统政府治理能高效处理固定步骤的简单政务，然而随着科技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业务已经突破部门内协同的约束，业务范围与流程发生了很大改变，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需要各部门间合作完成。单一部门或机构不可能独立提供政务服务，机构间的合作逐渐受到重视。
部门内业务转变为跨部门合作，不变流程转变为可变流程，静态管理模式升级为动态协作模式。动态协作模式是指跨部门跨层级的多系统合作，意味着组织结构分散、业务流程多变。随着静态管理模式升级为动态协作模式，政府业务流程必须引入“互联网+”才能将各行政部门信息互通起来，并进行合作。综上所述，“互联网+政务服务”不但能解决独立的政务服务难题，而且能将公共服务流程的所有环节链接起来，便于上一部门的处理结果自动转到下一个部门，推动不同职能部门的政务合作，提高政务服务效率。
三、对策与建议
《方案》的推出彰显了国家政府大胆摒弃碎片化政务服务的勇气，显示了政府治理走向整体性的决心。为确保《方案》的全面贯彻落实，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一）建立顶层制度设计总框架
在推行《方案》的初始阶段，国家政府应该关注跨层级、跨部门和跨地域业务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各试点城市正式落实《方案》前，政府必需构建顶层制度设计总框架，推出相应的数据共享政策，标准化信息共享环节，规范有关技术和公共服务标准，促进各部门机构的业务合作与协同，领导跨层级、跨部门和跨地域政务服务的紧密衔接。构建顶层制度设计总框架将成为“互联网+政务服务”按预期实施步骤与实施时间全面贯彻落实的关键。
（二）加强试点城市间交流合作
《方案》内容涉及“两年两步走”计划，在两个步骤中，成功完成第一环节肯定是完美踏入第二环节的前提条件。但是，假如各个试点城市只顾自己，闭门搭建本区内部的一窗、一网系统，那么就无法达到协同性治理的目标，不同城市间的证件照电子库、信息交流平台以及政务服务体统将暴露无法兼容的问题，进而《方案》中提到的第二环节很难完成。为防止出现以上问题，政府必须加强试点城市间交流合作。试点城市间良好的交流与合作能有效避免面临各自为政所导致的跨省整合难题以及陷入全国性推广困境。
（三）搭建统一的政务服务信息系统
电子证照库与数据共享平台是建立统一的政务服务信息系统的基础与前提。电子证照库指将社会公众办理公共业务时所涉及的证件、证照、证明等电子化，建立相应的统一数据库。建立数据共享平台的目的是实现跨层级、跨部门和跨地域的数据共享，降低数据搜集、重复建设的成本。政务服务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政务服务信息采集与的电子化，强化各级政府机构间，政府与社会间信息交流与数据共享。从功能来看，电子证照库、数据共享平台与政务服务信息系统存在重叠部分，并且后者的功能既涵盖又多于前两者的关系。因此三者间关系必须严谨处理。电子证照库与数据共享平台作为建立统一的政务服务信息系统的基础与前提理应优先搭建，但当信息平台已整合统一为政务服务信息系统之后，考虑到功能重合问题，电子证照库与数据共享平台应该取消。
综上所述，“互联网+”引入政务服务是大势所趋。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时，应构建顶层制度构建总框架、加强试点城市交流与合作并建立统一的政务服务信息系统。
参考文献：
乡镇农村垃圾治理方法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处理方法及维持治理意义上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政策、措施和程序，可分为软、硬两类方法。软方法主要指经济手段、科技手段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治理除包含垃圾处理外，还包括垃圾管理及政府与社会互动等层面对垃圾处理的作用，软方法虽然不能引起量变，但对后续回收、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都会产生较大影响，应列入垃圾治理方法之一；硬方法主要指垃圾分流分类、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传统上，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指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三类，没有包括分流分类与物质回收利用，前者在以消纳垃圾为首要目的时代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后者因物质回收利用权属经贸部门而未被垃圾处理管理部门纳入垃圾处理范畴。由此可见，目前应综合评估的垃圾治理方法有经济手段、科技手段、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垃圾分流分类、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填埋处置八种。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乡镇农村垃圾治理的主要准则依先后顺序为无害化、资源化、节约资金、节约土地、居民满意和减量化6项。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要求无害化和资源化，尤以无害化处理最为重要；提高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及解决垃圾处理资金短缺需要节约资金；资源节约与保护及经济与城乡可持续发展要求节约土地；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居民满意；循环型社会系统建设要求资源化和减量化。在此先后顺序条件下，利用层次分析法，可以得到经济手段、科技手段、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垃圾分流分类、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填埋处置八种治理方法的权重，并由此得出以下结论：
1、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四种硬方法的权重相当，不存在谁先谁后或谁好谁差的选择问题，只要能落地，其中任何一种或几种都可选用。
2、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分流分类应优先于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考虑到全面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需要举国机制及配套政策，非一座城市更非一个乡镇可以独立推动，当地政府仅能选择性地落实此制度，因此，当地政府的重点是因地制宜地推动垃圾分流分类，为提高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的效率效益创造有利条件。
3、经济手段和科技手段是最为优先选用的治理方法，当地政府应高度重视，出台垃圾收费、奖励与惩罚等经济措施，出台政策鼓励垃圾治理科技创新与进步。
综上所述，乡镇农村垃圾治理应大力善用经济手段和科技手段，优先推进垃圾分流分类，因地制宜地推进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
二、乡镇农村垃圾的综合治理流程
垃圾治理过程包含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有流动就有方向，有必要理顺流程。尽管从处理效果来看，一些治理方法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选择问题，但从物流角度来看，还是存在排序问题的。根据上述综合治理方案，可给出乡镇农村垃圾的综合治理流程（见图1），该治理流程包含三方面信息：一是明确垃圾治理的各个环节及其衔接关系，二是明确各环节的主要内容，三是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和作业主体，没有给出资金等方面的信息。
垃圾治理流程涉及政府、企事业单位、村民和社会组织。政府是垃圾治理的责任主体，同时也可参与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等垃圾处理作业。企事业单位、村民和社会组织是垃圾治理的主要作业主体，应专业化、社会化和产业化。
乡镇农村垃圾治理涵盖源头减量与排放控制、垃圾收集与转运、物质回收利用与生物转换、能量回收与填埋处置五个环节，可能的物流共十八种方式（见表1）。
乡镇农村垃圾治理应建立专门的收运队伍，定时定点收运，大件垃圾及有毒、有害、危险废弃物也可采用电话预约收运方式。垃圾收运由生产者或生产者委托的收运单位、垃圾处理企业指定的收运单位和政府授权委托的收运单位三类承担。生产者或生产者委托的收运单位主要承担农资垃圾包装物和失效农资产品的收运；垃圾处理企业指定的收运单位主要承担无毒无害的一般废弃物的收运（有些地区由事业单位承担）；政府授权委托的收运单位主要承担农药瓶等有毒、有害、危险废弃物及家具、家电等大件垃圾的收运（有些地区由事业单位承担）。
区（县级市）应合理规划乡镇农村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物质回收利用与生物转换设施宜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服务区域，宜以中、小规模为主。热转换（能量回收）与填埋设施宜以一个或几个镇为服务区域，宜以大、中规模为主。乡（镇）政府应保证适当处理能力的物质回收利用与生物转换设施正常营运，区（县级市）政府应保证适当处理能力的热转换与填埋设施正常营运。填埋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应具备一定的填埋库容。
三、落实乡镇农村垃圾综合治理方案的重点工作
（一）建章立制，促进乡镇垃圾治理法治化
建立健全乡镇农村垃圾管理机构，编制乡镇农村垃圾治理规划和管理办法、乡镇保洁与垃圾处理经费管理办法、垃圾计量管理办法、设施建设与营运需求执行办法、垃圾处理服务购买与分配办法、设施建设与营运监管办法、垃圾处理考核办法等，完善乡镇垃圾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理顺区（县级市）、乡（镇）、村委会和居民联动机制，建立垃圾处理服务购买与分配机制，建立行业准入与退出机制，建立垃圾处理考核机制，建立垃圾处理设施监管机制，建立经济激励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促进乡镇垃圾治理法治化，推动乡镇垃圾治理稳步发展。
（二）因地制宜，推动乡镇农村垃圾治理方案具体化
一是建立农资垃圾收运队伍。供销社下属农资公司专营农资，有能力承担农资垃圾的收运，这是农村地区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有利条件。农村地区应理顺城市管理（环卫）部门与经贸部门（供销社）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供销社的优势，引导供销社代表农资生产者回收利用农资垃圾，鼓励供销社代表村民回收利用农产品垃圾。
二是因地制宜选择生物转换方法。可供选择的生物转换方法有饲料化、特种酶制取工业乙醇、蚯蚓（蟑螂）堆肥、堆肥和厌氧发酵制沼。餐厨垃圾饲料化处理的技术较成熟，机械化程度高，占地较小，资源化利用程度高，具有技术优势与经济优势，但生态风险难以预测。特种酶制取工业乙醇目前仍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有待对原料成分、操作参数等进行系统研究，商业化用于餐厨垃圾处理还有待时日。蚯蚓堆肥投资少，简单易行，但土地利用效率低，一般只适用于餐厨垃圾分散处理，1亩地每年只能处理100t有机垃圾，生产2-4t蚯蚓和37t高级蚯蚓粪，蟑螂堆肥也具有类似特点。好氧堆肥技术简单、成熟，广泛用于园林绿化垃圾、秸秆等农林垃圾的处理，但占地大、周期长、臭气难以控制、产品销路不畅，宜控制在中小规模，缺氧堆肥（沤肥）也具有类似特点。厌氧发酵制沼占地小，资源化与减量化效果好，臭气易控制，具有推广前途。各地可根据有机垃圾的产量、性质、土地及资金等情况，选择适宜的生物转换方法，对于人口较多的自然村、行政村或更大服务区域，可采用厌氧发酵制沼，对于人口稀少或偏远乡村，可采用沤肥或蚯蚓堆肥等适合于小规模处理的方法。
三是建立与治理流程相适应的资金流，吸收社会资金参与，控制资金投入，确保资金链环环相扣。
（三）创新突破，建设乡镇农村垃圾治理试点
建设乡镇农村垃圾治理试点工程，探索垃圾处理各环节及其组合方式的优化，引入市场机制，引进社会资金及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开发与开放乡镇农村垃圾处理服务市场，创新垃圾处理服务模式，积累产业化经验。由试点晋级示范，再到推广，发挥榜样的带动作用，形成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乡（镇）、一乡（镇）带一片的良好局面。
四、乡镇农村垃圾治理案例
（一）长沙市乡镇垃圾治理模式
COBIT—企业IT治理的通用框架
IT治理=IT治理思想+IT治理模式+IT治理体制+IT治理机制，IT 治理是企业的一种制度安排，它通过为 IT 提供必要的领导力、组织结构和相关过程，来保证企业的IT能支持企业战略和实现企业目标。COBIT（信息及相关技术控制目标，Control Objectives for Information and Related Technology）则是IT治理中最通用的治理框架。2012年5月，ISACA官方正式COBIT 5.0，这是COBIT发展16年来最重大的一次变化。CobiT5.0是建立在CobiT4.1的基础上，并通过整合其他重要框架对CobiT4.1进行扩展而成。
与COBIT4.1成熟度模型相比，COBIT5.0提供了一个组织IT治理的端到端业务视图，COBIT5.0的过程能力模型更加注重对于正在处理的过程的关注，通过改善过程能力评估活动及评价的可靠性及可重复性，提高了过程能力评估结果的可用性，以保证实现预期目标，减少了利益相关者在评估结果上的争论与分歧，同时也为将要执行的更正规的、更严格的评估建立基础。COBIT5.0将企业的IT流程分为评价知道和监控、调整规划和组织、构建获得和实施，交付服务和支持、监控评价和评估5个域，并在这5个域中定义了17个通用的IT相关目标，按IT BSC维度分组，划分了37个COBIT5.0流程，依据范围分组。
COBIT5.0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企业业务流程，IT资源投资的基石是企业的业务诉求，根据企业业务流程调整规划和组织企业IT资源，构建获得和实施相关业务流程，交付或支持有商业价值的企业信息与服务，监控评价和评估IT资源被应用于IT流程，其中，评价知道和监控贯穿于整个IT流程。因此，企业需要采用一套系统的IT治理框架来治理与管理IT资源，确保企业提供的信息服务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COBIT 5.0的独特之处在于从端到端的角度关注企业资源的治理和管理。因此，COBIT 5.0将企业IT 治理系统与任何企业治理系统实现无缝镶嵌。
会计组织结构变革理念—基于COBIT5.0视角的一个分析框架
20世纪90年代初，迈克尔·哈默（Michael Hammer）等主张的业务流程管理（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BPM）思想基本成熟，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企业必须革新传统组织结构，建立适应于信息化支撑流程的会计组织。
（一）会计组织结构变革与COBIT5.0：命题的提出
COBIT 5.0基于信息和技术的投资及使用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优化，提出了5个原则，5个原则规范与引领组织建立一套有效治理和管理框架。COBIT 5.0其中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为组织架构，组织架构是企业中决策的关键实体，而会计组织架构变革则是企业IT治理的关键枢纽。
（二）基于COBIT视角的会计组织范式
COBIT 5.0展示出了IT治理在组织中端到端的业务视图，也凸显出IT治理理念在未来信息技术与未来企业组织的集成战略。企业组织结构既要保持开放性和长远性，也要确保其稳定性和延续性。因此，基于COBIT5.0视角的会计组织有如下范式：
1.扁平化会计组织。IT技术的发展对企业的信息过程不断优化，企业信息整合能力也因此不断提升。会计信息系统拓展了传统的会计职能，缩短了会计信息的传递间距。IT治理要求缩减会计管理层次，推行扁平化的会计组织，提升组织结构的效能。为组织IT管理提供导向与支持，把IT治理的相关规范融入到组织的内部控制中。
2.网络化会计组织。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助推着企业会计组织网络化转变，会计组织内外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交流更加依赖于网络。IT治理理念在企业会计组织结构的设计上体现了流程管理的思想，基于网络信息平台，企业会计信息与业务信息将进行集成与协同，企业的资源配置效能不断优化，同时网络化会计组织体系使企业财务管理与其他作业管理环环相扣，会计组织在整个企业管理体系中的核心纽带地位更加突出，会计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职能更加协同。
3.柔性化会计组织。随着IT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企业会计组织设计将更加倾向个性化和柔性化。会计信息处理过程与相关业务过程同步，保证了事中控制和实时决策，对市场信息筛选与竞争动态变化的回应更加及时。因此，在IT技术变革力量的驱动下，企业会计组织设计应当凸显出组织的高度弹性与柔性。
4.模糊化会计组织。企业信息化的不断普及，不仅使得企业组织内部上下级部门、同级部门联系更加紧密，而且企业组织与外部的机构联系紧密度加强，企业组织内部与外部借助计算机化的信息网络融合在一起，组织间的界线逐渐淡化。因此，会计组织设计应当基于整体价值链，消除原有的各部门间的人为界定，从而提升工作效能。
企业会计组织的变革构建：基于COBIT5.0视角的思考
（一）会计组织构建变革的总体观点
1.COBIT 5.0框架下明确区分治理与管理。随着企业经营管理环境的变化，管理者必须更新方式来组织和管理企业活动，会计组织作为企业组织的核心构成部分，也必须适应企业组织变化。企业必须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建立起新的会计组织使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COBIT5.0框架明确区分治理与管理，将治理从管理中分离，同时相对于COBIT5.0增加了一个领域即鉴于治理的角色—评估、指导和监督，基于COBIT5.0的思考，会计组织的构建也要顺应治理模式的变化，在治理与管理之间的一系列相互作用来形成一个切实有效的会计组织治理系统。
2.以业务为关注焦点。COBIT5.0的核心理念是业务导向。COBIT5.0不仅是用户和审计人员所使用的工具，更为会计信息化背景下企业会计组织设计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指南。COBIT5.0框架提供了企业实现其目标所需的信息，企业需要进行投资并采用结构化的过程来管理、控制IT资源，为交付企业信息提供服务，以促进与业务需求的融合。COBIT5.0框架下企业会计组织变革构建的起点也应是企业业务流程，设置的会计组织应与企业业务流程相应匹配，符合与业务流程横向经济关联的全面管控诉求；同时设立会计服务中心用于培养并提供会计专业人员，基于企业业务流程的导向安排相应会计人员，为企业决策提供财务专业的指导与咨询，在纵向上确保企业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的系统性。COBIT5.0框架下企业会计组织设置与运作示意图如图1所示。
（二）企业会计组织机构变革的细化观点
1.企业会计组织构建核心—计划管理。IT治理的核心理念是企业的IT投资与企业战略目标的吻合，从而构筑必要的核心竞争力。为确保IT治理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企业必须借助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大程度地消除企业会计组织构架上出现的问题冲突，使整个会计组织有序运转，提升企业内外资源的最高效用。企业可以借助ERP系统整合其采购生产、销售、财务预算和人力资源等资源，实现企业决策的实时控制。
2.企业会计组织构建导向—流程管理。会计业务流程是企业流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信息技术和企业业务流程再造的挑战，会计组织构架必须以流程管理为导向。
会计业务流程是指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数据进行确认、计量、报告以供各方面决策控制使用的一系列有序的工作活动。基于信息化界面，会计业务流程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一些子流程，对企业业务流程作根本性的梳理甚至是颠覆性设计，以达到现代企业关键业绩指标的巨大提高。因而，会计组织构架应以业务流程重组实施为中心，突破传统的职能部门边界分割，跨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更加融通与协调。依据业务流程管理的标准设立面向流程的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层次应尽量的扁平。
3.企业会计组织构建平台—信息集成。建立一个集成业务处理与信息处理，会计信息与非会计信息的会计组织体系平台，进行信息集成控制，该系统充分运用集成的理念，整合企业资源，加速企业整体效益的提升，使得会计、业务协同真正实现“公司的善治”。企业会计组织变革构建图如图2所示。
构建动态资金管理平台。建设资金集中统一管理体系、网络化的集中结算管理系统，提升企业资金调控能力；充分利用信息化的网络系统，扩大会计组织的延伸服务职能。建立资金集中管理系统与ERP系统、预算系统的接口，实现财务集中管理。
企业信息有效集成。信息化背景下，会计组织设计成会计核算部门、工资管理部门、库存管理部门、生产管理部门等，这些部门借助信息集成系统进行统一的整体规划，带动企业效益的整体提升。会计组织设计中将企业各个环节集成起来，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有效降低因信息孤岛而造成企业管理上的不协调和低效率的状态，以整体优化的视角分析问题，重新组合增值活动。
结论
当前，激烈竞争和技术变革的强势驱动下，专业化的知识以及企业的组织能力成为约束企业增长和战略成败的核心要素。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从资源配置、治理层次的设置、决策程序等多个方面对原有组织模式进行重新架构与塑造。在IT治理环境下，现有的会计组织结构和财务流程已不能满足价值链上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面对信息技术和企业业务流程再造的挑战，会计组织构建必须以流程管理为导向，建立以信息集成系统为支撑的会计组织体系，该系统应该集成业务处理与信息处理，会计信息与非会计信息。准确地获得所需的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实现企业财务业务的一体化。迅速发展的IT技术与不断创新的内部组织结构相适应，一方面深刻影响着企业组织的治理会计与控制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对治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提出了挑战。企业会计组织结构设计与变迁正在朝着新的方向转变。
参考文献：
1.朱冬梅.浅谈平安保险会计业务流程再造.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
2.孙华.在ERP系统下企业会计组织的构建[J].科技与管理，2007（11）
关键词 ：治理；社会组织；能力
一、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内涵
组织能力在管理学中与组织、组织绩效、组织的内外部环境相关。广义的组织能力体现在环境、输入、转化、输出和反馈各个环节；是指社会组织利用资源，形成、制定、组织和有效实施组织的愿景、战略、使命和目标，为社会提供非营利性质产品和服务，形成组织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获得竞争优势，确保组织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潜能和素质。狭义上仅指组织将投入转换为产出的能力，是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能力。为系统了解社会组织能力，本文从广义上理解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从主体讲，既涉及各级社会组织，也涉及社会组织的领导成员、会员；从内容讲, 既指推动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管理能力，也指社会组织履行职能完成任务能力。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包括：组织的基本制度的完善、组织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媒体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和互动能力，应对危机的能力、筹资能力、项目执行能力、公众动员能力，志愿者协同能力等，而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是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关键。
二、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中的现状与问题
表1为香港《大公报》援引清华大学NG0研究所的调查，列举了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主要分布领域。
表1 表现的社会组织的能力：一是一些行业协会承担了部分政府转移出来的行业管理和事务性工作，通过开展行业管理、行业服务、行业自律和行业维权等活动，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缺位，促进了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二是一些学术性社会团体利用自身人才荟萃、信息灵通、知识密集、经验丰富的优势，奉献聪明才智，促进了经济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三是一些社会福利和慈善组织通过动员社会力量，筹集一定社会资金，实施社会救助，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公平，维护了社会稳定；四是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广泛开展社会公共服务，丰富了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五是一些专业经济协会通过开展农业技术和农产品产供销服务，帮助农民增产致富，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国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仍存在很多问题。
1.内部治理问题
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是由志愿者组成的，对新型社会组织管理者和领导者行为进行内部约束和监控。由于我国志愿者的参与比例偏低，在我国新型社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构成上也存在严重不足。很多民间机构要找到合适人员，形成一个规范的董事会或监事会是较困难的事。志愿参与的不足又进一步扩大了新型社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对组织管理人员行为控制的难度。部分社会组织行为不规范，主观随意性较大。有的社会组织活动不正常，甚至名存实亡。有的不按时换届，长期处于无人理事状态。有的例会制度不健全，多年不开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只有一两个人在苦苦支撑。
2.人才缺乏
我国新型社会组织规模小、资源有限，无法吸引专业优秀人才加盟，相当部分社会组织，特别是学术性学会无专职工作人员、无专门办公场所、无开展活动经费的“三无”，领导班子年龄偏大、组织队伍老化、工作方法老套的“三老”问题突出。人才的瓶颈问题，制约了新型社会组织发展。同时，由于资金缺乏，待遇不优，公益组织还遭遇严重的人才流失。2010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有56.5%的公益机构人员流失。NGO从业者月薪资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约占90%,2000元-3000元段最为集中，无固定收入和月薪资在1000元以下的占18.4%，近四成机构未给员工上社会保险。公益组织或是社会组织成员都缺乏参与社会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无益于新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3.资金匮乏
目前，我国企业、公民捐赠能力和捐赠意识较弱，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政府购买服务的推行力度尚待加强，社会组织普遍面临资金困境。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2000年对全国社团组织抽样调查，“缺乏资金”被列为面临的诸多困难之首。缺乏活动场所、办公设备和人才，实质也是缺乏资金的另一种表现。由于组织身份的瑕疵，新型社会组织资金来源少的问题更为突出。
4.法制观念淡薄
少数社会组织法制观念淡薄，自律机制不健全，有的缺乏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社会服务、社会诚信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且有不当营利行为，社会形象差，公信度不高。
三、加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1.社会组织要加强内部治理能力
内部治理是是区别人员、资金、办公场所、设备等硬件设施的软件设置。内部治理主要包括规范的治理结构，完善的管理制度，科学的业务流程等。它是社会组织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科学、严格、规范的内部治理机制，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组织提高自身能力的主要任务。
（1）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确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是保证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组织架构的重点在确立分工与制衡的组织机制。主要组织架构应包括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
（2）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管理体系。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核心内容。完善的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开展工作的依据，是规范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准绳。抓好社会组织制度建设，一是制订全面科学的管理制度，包括会员意愿反映制度、民主集中制度、重大事项公示制度、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内部矛盾处理制度等。社会组织是社会成员为实现共同意愿而自愿组成、按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会员意愿反映制度，是社会组织真正实现其宗旨的必然要求；民主集中制是实现社会组织目标的重要手段；重大事项公示制度是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有利于规范社会团体内部各参与者，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符合社会团体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内部矛盾处理制度有效处理内部各种矛盾，保证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二是着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三是根据外部环境和工作情况的变化，及时修订组织管理制度。
（3）建立科学合理的业务流程。业务流程设置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重要支撑。科学的业务流程通过项目运行打破部门界线，建立PMO（以项目管理为核心）组织，按流程进行规范化操作、按项目发展配置资源。日常工作中，建立项目管理体系模型，为组织的持续发展和实现战略目标提供管理保障。
总之，良好的自律机制是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内部治理结构是社会组织实现自律的重要内容。通过建立各自独立、协调运行、相互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新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必将日益规范，它的力量和作用也必将日益增强。
2.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
一要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政务公开机制、行政决策机制、社会舆论监督机制。
二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引导与组织。党政有关部门要帮助提高社会组织的政治素质，积极开展社会组织的人才培训，提高社会组织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
三要明确社会组织的法人地位。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规制匮乏”问题突出。虽然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管理条例》，民政部出台了《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等。但社会组织法律体系仍存在数量少、立法层次低、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导致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中，身份不明确，政府与社会管理得不到理顺，社会组织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所以，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大局出发，加快立法步伐，不断完善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
四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一是财政投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投入，包括对社会组织的人力与物力的直接投入，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或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方式间接投入。二是社会募捐。鼓励社会和群众对社会组织募捐。
3.政府和个人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一要实现监管手段多元化。既要有法律手段，也要运用经济、行政手段。比如，完善社会组织的年检工作，建立社会组织年检、评估联动机制、社会组织信息平台，方便社会监督。
二要改革监管体制，逐步建构分类监管、行为控制和资源引导的新型管理体制，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诚信自律建设
三要完善现行社会组织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任何政府管制行为必须置于法制轨道下。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实现法治监管全覆盖，保证社会组织的监管不“越位”“错位”和“缺位”。
参考文献
[1]马庆钰,等.社会组织能力建设[M].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4-1.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8.133
[中图分类号]F830.49；TP31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8-0-01
1 建立数据质量策略
各个应用系统、业务部门都拥有对其运作至关重要的数据，因此，了解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建立数据质量策略与数据治理流程中“了解数据”的步骤紧密连接。首先，在数据治理组织识别了业务驱动的数据治理关键绩效指标后，就很容易确定具有最高价值的数据属性。其次，数据治理组织还需要制定可接受的数据质量水平策略。最后，数据治理组织需要制定处理数据质量问题的策略和规程。
2 建立数据治理组织架构
健全的数据治理组织是全面开展数据治理工作的基础，数据治理组织应包括管理人员、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缺一不可。数据治理组织可以设置三种角色，数据治理委员会、数据治理业务组、数据治理技术组。
数据治理委员会：由组织领导、信息技术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部门负责人组成，委员会负责制定相关制度、目标、规范、流程、标准等，沟通协调，保障数据治理工作的全面顺利推进。
数据治理业务组：由业务部门的业务专家、系统管理员组成，负责业务系统参数、基础数据维护，保证系统正常使用；另外还要负责审核、检查、整改业务数据，保障数据质量在数据产生源头的高度和精度。
数据治理技术组：由信息技术部门的专业IT技术人员组成，包括系统开发人员、数据治理人员、数据库管理员。系统开发人员负责系统数据录入功能符合数据校验标准和数据治理标准；数据治理人员负责开发数据质量检测规则、监控数据质量、批量修改数据等工作；数据库管理员负责系统数据的备份、恢复、审核等工作。
3 设置数据质量基准
数据必须具有合适的质量，才能解决业务的需要。可通过多种方式评估数据集的质量。①效性。数据值具有可接受的格式。例如，员工编号为6位文字数字字符。②唯一性。数据字段中没有重复的值。③完备性。数据字段中没有空值。例如，邮政编码应该始终填入到地址表中。④一致性。数据属性与可能基于该属性本身或多个属性制定的业务规则一致。⑤及时性。数据属性表示没有过时的信息。例如，没有客户合同拥有已过期的有效期。⑥准确性。数据属性是准确的。⑦符合业务规则。数据属性或数据属性组合遵守指定的业务规则。
4 建立主数据中心以实现对主数据的管理
要满足收入增长、成本减少和风险管理等基本战略目标，数据治理组织需要控制业务部门中的数据。这些信息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关于客户、产品、材料、供应商和账户的关键业务数据）常常称为主数据。
主数据十分重要，分散在整个企业的业务流程、系统和应用程序中。数据治理组织现在已认识到了主数据的战略价值，在大部分企业和组织中，多个应用系统、不同部门间需要共享数据的现象非常普遍，建立主数据中心不仅能避免各应用系统相互共享数据形成网状结构，同时能够保证对外提供准确、一致的数据。这其中，凡是需要交换、共享的数据都纳入到主数据范围，形成一致的、完整的、准确的核心业务数据，统一由主数据中心完成对外提供数据的任务。建立主数据中心不仅仅是技术工作，除开发、维护外还需要制定开发规范、管理规范、管理流程，共同规范主数据的使用。
5 实现数据质量管理和数据治理的良好结合
数据质量管理应当是与整个公司组织的数据治理体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数据标准为数据质量管理提供质量检查规则来源，而数据是否符合标准，是一个典型的数据质量问题，通过部署数据质量管理系统，可以对数据标准的落地实施提供监控和检验手段。
元数据管理系统可以作为数据质量管理的一个输入，辅助数据质量检查脚本的自动生成；而数据质量管理系统中存储的检核规则等信息又是一项元数据，应当被元数据管理系统采集。
数据安全管理中定义的数据所有者，是构建数据质量治理闭环流程，确定数据整改权责的重要依据。
6 数据质量管理流程的关键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