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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韩映雄.培育学习团队 转变居民角色[J].成才与就业（终身教育与学习），2014（10）：11.
【关键词】社区获得性肺炎;经验性治疗;大环内酯类;喹诺酮类
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是指在医院外罹患的感染性肺实质(含肺泡壁,即广义上的肺间质)炎症,包括具有明确潜伏期的病原体感染而在入院后潜伏期内发病的肺炎。本病通常急性起病,以发热、咳嗽、咳痰、胸痛为最常见症状。绝大多数CAP患者在有条件医疗社区均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但CAP仍然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常见疾病,是患者住院的常见原因之一。患者住院后医生应根据临床表现,估计各自可能感染的病原体,首先给予经验性抗炎治疗是很关键。我科自2008年1月至2009年7月收治了177例CAP住院患者,给予经验性抗炎治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所有病例均符合1998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订的《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1]诊断标准,且按中国CAP指南病情评估方法与Fine危险分层[2]三级～五级的住院患者177例,其中男性101例,女性76例,平均年龄(58±18)岁,Fine危险分层三级40例、四级89例、五级48例。
1.2 分组方法第一组:90例,男性52例,女性38例,Fine危险分层三级22例,四级45例,五级23例,选用阿奇霉素静脉滴注,严重者选用头孢塞肟钠+阿奇霉素静脉滴注。第二组:87例,男性49例,女性38例,Fine危险分层三级18例,四级44例,五级25例。选用左氧氟沙星静脉滴注,严重者选用头孢塞肟钠+左氧氟沙星静脉滴注,疗程3～7天。
1.3 数据收集体温、呼吸频率、血压、心率、意识状态、实验室参数(血常规、血钠、钾、氯、血肌酐、血二氧化碳结合力、动脉血气分析、血糖、肝功能),心电图、胸部X线报告(肺部受累范围及结果)。
1.4 观察方法详细记录患者治疗症状及体征(咳嗽、咳痰、呼吸频率、体温、两肺呼吸音及音)等变化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并观察胸部X线片结果。
1.5 疗效判定标准显效: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完全恢复,胸片提示肺部炎症完全或大部分吸收;有效: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明显好转,X线胸片提示肺部炎症部分吸收;无效:病情无变化或加重。
1.6 统计学方法采用四格表X2检验及Ridit分析,P
2 结 果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见表1。
3 讨 论
从本组临床观察资料提示,阿奇霉素单用或联用治疗CAP的效果明显不及左氧氟沙星单用或联用。由于CAP的常见致病菌是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氏菌,但也要重视非典型病原体(以肺炎支原体和肺炎衣原体多见),它已成为CAP的重要病原菌,而大环内酯类和喹诺酮类都具有抗非典型病原菌,所以治疗CAP时被广泛应用。由于肺炎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耐药率逐年上升已高达70%[3],若继续单独或联合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作为经验性治疗CAP的选择药物,势必会造成治疗失败率增加。由于喹诺酮药物的不断更新,喹诺酮类药物同时覆盖CAP常见的G+(肺炎链球菌)、G-(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等)以及非典型病原体和部分厌氧菌,所以喹诺酮类药物对CAP治疗更具有优越性[2]。经验性治疗大多数CAP患者可在3天内能获得临床疗效,当患者咳嗽、咳痰和呼吸困难减轻,无发热(间隔8小时测量2次体温小于37.7℃),白细胞计数下降,胃肠道功能正常,可改成口服同类抗生素治疗,如果其他临床指标较好,即使患者发热,仍然可改用口服同类抗生素治疗。对大多数患者而言,除非临床病情明显恶化,在72小时内不应改变最初的抗生素治疗。在有条件的医院,得到细菌培养结果后,应给予针对致病菌的敏感抗生素。对于Fine分层五级的患者和老年人或有基础疾病患者常规联合用抗生素。CAP一旦诊断,在患者的处理过程中,医生需要做出一系列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初次地点和抗菌药物的选择,由于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未能普及且有误差,不能及时准确地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经验性治疗仍然是最普通和最及时的治疗措施。在基层医院设备条件差、患者多,经验性用药尤其重要。
【参考文献】
关键词：免疫机理；免疫识别；危机预警；阳性选择机制；阴性选择机制
中图分类号：R47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52-0010-02
目前世界各国对社区安全预警机制的研究均较为薄弱，现有的社区安全预警机制存在较多问题。若利用社会仿生学的知识，模拟人体免疫系统对疾病的预警去理解、构建社区预警机制，就可以建立一个与免疫系统相似的、具有较高预警效率的社区预警机制。
一、社区安全预警机制存在的问题
1.社区应急的人员培训机制不合理。培训机制不合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对相关知识掌握不全面；缺乏医疗、自保、防恐等应对常识。
2.社区应急后备人员的选拔机制不完善。缺乏科学的社区应急后备人员的选拔制度。
3.社区危险的识别机制不健全。现在有一些识别机制预警能力弱，不能及时地进行风险识别，导致危机发生时社区处于被动应急的局面；但有的预警机制又过于敏感，尽管能有效预测，但虚警率较高，动辄提高预警级别，造成社区不必要的恐慌，久而久之会降低社区对预警机制的信任，得不偿失。
二、基于仿生学的社区安全预警机制的构建
本部分重点阐述免疫监测的相关功能，通过仿生，构建与免疫监测系统相似的社区安全预警机制。
1.社区系统的构成。人体机体与社会系统都属于复杂系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机体内存在的神经系统与社区内存在的处理社区信息的信息系统；机体内存在的血液循环系统与社区内的生产系统和外贸系统；机体内存在的免疫系统与社区内存在的危机应对系统等[1]。当机体发生疾病时，机体的免疫系统会产生免疫应答，免疫细胞分泌的抗体会对各种病毒（抗原）进行识别、攻击直至消灭抗原，最后将抗原清除出体内；社区的危机应对系统在政府的组织下，存在应对危机的部门、组织以及各部门为了应对各种危机而制订的各种预案以及当危机发生时根据预案而应对危机的各种动员活动。
2.社区安全预警机制的构建。下面就通过分析免疫系统具体的免疫机制来构建社区安全预警机制。
（1）阳性选择机制。①阳性选择机制的意义。阳性选择机制是细胞依据是否与自己MHC分子有亲和性，有则与之结合，进行克隆增殖，反之则会直接死亡。将这一机制类比到社区系统中，社区系统中的法律法规相当于人体内免疫系统中的MHC分子，未发育成熟的T、B细胞相当于未经训练的危机应对部门的工作人员，阳性选择就相当于危机应对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相关的危机应对部门的执行人员进行培训与演练的过程。在社区危机预警系统中，阳性选择机制的过程应该这样描述。危机应对部门要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也必须有相应的信息侦察部门、信息传递部门和具体应对部门的人员进行不同的分工。信息侦查部门就相当于T细胞，信息传递部门就相当于提呈细胞，危机应对部门相当于B细胞，危机预案就是相当于B细胞上的基因组。在应对危机前，危机应对各部门人员进行“阳性选择”。②社区应急后备人员培训机制的构建。社区应急后备人员的培训是非常必要的，这既为社区安全增加了一道防线，又为危机来临时的快速反应和及时应对赢得了时间。第一，制定安全法规并进行普及。应急后备人员是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的一个重要群体。安全法规的制定与普及，可以让他们在危机来临之时，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做违背安全法规的危险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失误带来的损失。第二，进行安全常识的普及。应对危机之时，安全第一。这就要求对社区应急后备人员进行安全常识普及，让他们能在保护自身的同时，也可以保护他人。第三，制定不同的安全预案。对于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特征，所以要制定不同的应急预案对“”进行针对性的预防。让应急后备人员进行各种安全预案的学习，提高他们应对危机的能力和灵活性。第四，进行安全预案的实际操作。要对应急后备人员进行安全预案演练，让他们熟悉操作流程，提高操作技能，这样才能在真实的危机应对中，做到稳而不乱。
（2）阴性选择机制。①阴性选择机制的意义。在免疫系统中，经过阳性选择的T细胞还需要通过阴性选择才能发育为成熟的T细胞。阴性选择是指早期T细胞与早期B细胞与细胞自身抗原作用结合，并导致自身反应性T细胞与B细胞克隆死亡并被清除，或克隆存在但受抑制不能活化的现象。在社区安全预警系统中阴性选择机制相当于危机管理部门在训练相关人员时，首先经过“阳性选择”，将不具备法律法规知识的人员淘汰，但剩下的危机应对人员也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还必须进一步培训和演练。因为合格的危机预警人员应该具备按操作规范识别、监督和处理危机的能力，所以“阴性选择”机制就是培养后备危机应对人员的这些能力。②社区危机应急人员选拔机制的构建。人的能力、素质各方面都有不同的差异，同样的培训得到的效果也千差万别。因此要建立一种选拔机制。第一，对想要参加应急后备培训的人员进行选拔。第二，对参加过安全法规及安全常识培训的人员进行选拔。第三，对参加过应急预案及实际操作培训的人员进行选拔。第四，对晋级人员进行公示。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晋级人员及考核成绩进行公示，使考核过程和考核结果完全透明。
（3）免疫识别机制。①免疫识别机制的构建。社区安全预警系统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通过对系统薄弱环节造成危害的程度进行评价。通过建立基于危险识别理论的社区安全预警系统，尽量量化检测到的警报信号，使预测警报更加严密。但是，阈值设置不合理也会导致警报错误。按照系统中受到异常破坏的节点与正常原因而受到破坏的节点的比例产生的危险信号来建立危机预警模式来识别风险。识别风险的过程一般先根据风险级别来设置危险信号和危机爆发的阈值，危险信号由异常受损节点的数量与正常受损节点的数量的比例来确定，同时根据危险信号与危机爆发的阈值两者之间的平衡来影响社区危机预警检测系统的激活状况。②社区危险识别机制的构建。通过对“阳性选择和阴性选择”的社区危机应急人员进行合理的编组，采用分布式将社区危机应急人员布置在社区的各个“方位”，构建社区危机识别节点。当危机入侵时，受到危机入侵的节点中的相关专业应急人员要及时对危机进行识别和判断，并马上上报危机入侵情况。危机识别节点还要找出危机的特征和类型，以便正确做出应对的方案并实施。所有危机识别节点由一个指挥控制中心控制，当节点上报危机入侵情况后，指控中心要对上报的危机进行分类统计，实时掌握被同一类危机入侵节点的数量。一旦被同一类危机入侵节点的数量超过阈值，则判定未来将有这一类的危机发生。并把信息到全社区，社区所有成员一同做好准备。同时指控中心调集社区力量，对将要出现的危机进行排查，将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
总之，本文为社区应急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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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213-02
一、农业高职院校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必要性
实现科教兴国战略，高等教育责无旁贷。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建设方面，高等学校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在当今时代，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高校办学水平高低、社会影响力大小和对社会贡献度的重要指标。同时，社会发展对高校的依赖性变得越来越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各类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提出要探索走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靠加强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科技研发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才能实现。在此背景下，农业高等职业院校的科研能力建设、科研队伍培养、科研经费投入、科研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必须适应中原经济区建设发展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是农业高职院校不可回避的现实。由于近几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过快，很多学校存在科研基础薄弱、科研条件差、科技投入经费不足、科研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致使农业高等职业院校参与科研项目机会少，科技创新能力弱，服务能力跟不上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为了增强农业职业院校的适应性和为“三农”服务的能力，以部分涉农高职院校为对象，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策略和建议，为农业高职院校乃至其他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农业高职院校的科研现状及存在问题
1.对科研工作不够重视，缺乏科研意识
有些教师对科研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只要完成教学任务就行了，搞不搞科研不重要，或者认为科研是普通高校和专业科研机构的事。客观上讲，与普通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相比，高职院校的科研工作存在基础薄弱、科研条件差、课题数量少、课题层次低、科研业绩认可度不高等现实问题，导致一些领导和教师，对科研工作重视度不够，甚至缺乏参与科研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消极，很多学校缺乏良好的科研氛围和开展科研的动力，承担科研项目不主动，很多人只是迫于评职称的压力或攻读学位的硬性要求，才承担课题和开展科研。
2.科研队伍素质不高，科研工作不能持续发展
部分高职院校是由中专学校升格而来的，教师普遍缺乏参与科研项目研究的基础与经验，没有经过科研工作的历练。在申报科研项目时往往无从下手，选题随意性大。加之教师的教学任务过重，特别是中青年教师，一面忙于备课上课，一面忙于进修、考试、攻读学位，根本无暇顾及科研。此外，由于学校办学经费不宽裕，允许教师参加科技交流和科研培训的机会不多，因此，教师获得科研信息有限，科研视野相对狭窄，对本领域科技发展热点捕捉不准确，科研选题针对性差。多数高职院校没有组建有明确研究方向的科研团队，即便是能参与一些课题或项目，也是临时找几个人凑在一起，项目结束就各奔东西了，这些因素均导科研工作发展缺乏持续性。
3.科研投入不足，制约科研能力的提高
多数高职院校在发展过程中把重心放在教学上，重视教学设施的配置，轻视科研场地和设备的建设，用于科研的经费与教学经费比例失调，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甚至没有专门的科研经费。据统计，目前农业高职院校年科研经费50万元以上的占20%，30万―50万元的占10%，10万―30万元的占20%，不足10万元的占50%。可见，多数农业高职院校存在科研经费紧张的状况。短缺的经费投入与高职院校科研工作需求相比，只能算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支撑工作能力的提升和增强。
4.科研管理机制不完善，不利于激发积极性
科研管理机制是开展科研工作的保证和支撑。多数高职院校的科研工作起步晚，机构设置简单，管理制度不健全，专职管理人员职数较少；有的院校甚至没有专门从事科研管理的工作人员，更谈不上设立专门的科研管理机构。由于人手受限，科研职能部门对课题的管理无法达到全面规范管理的要求，对课题只注重立项和结题而忽视过程管理，对论文只追求发表数量而忽视质量要求，对纵向课题只起到公示的作用而忽视对院内科研力量有机的整合，对科研的类型只注重纵向课题而忽视横向课题的承接。对科研业绩的评价和认可机制也不健全、不合理，许多教师的科研工作得不到应有的认可。科研动力仅仅来自于评定职称的需要，而不是源自于内心对科技创新的追求。教学的科研积极性难以调动和激发，也很难达到以科研促教学的目的。
三、提高高职院校科研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对科研重要性的正确认识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工作的意见》中有指出，“教学与生产、科技工作以及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的基本途径。”对高职院校提出了“要积极开展科技工作，以科技成果推广、生产技术服务、科技咨询和科技开发为主要内容，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要求。高职院校已占居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理应树立“质量立校，科研兴校”的办学理念 。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经验表明，一所高校的社会影响力，关键靠科研和科技服务水平；一个教师的社会影响力，关键靠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因此，高职院校领导和教师都应树立科研强校，引领未来的观念，应充分认识到科研工作是高职院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领导应从管理高度突出科研的重要地位，教师应积极参与科研，从科学研究着手驾驭知识，用科研工作的成果丰富或创新教学内容，促进科研和教学相互提高，为推动农业高职院校发展和服务现代农业能力提高提供有力支撑。
2.准确定位，量力而行
农业高职院校的科研应立足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立足于培养应用型农业技能人才的目标，要有鲜明的特色，要能发挥农业行业优势，而不应与综合型大学、科研型大学和科研院所等盲目攀比。农业高职院校的科研内容要与“三农”相结合，紧紧围绕服务现代农业发展，围绕中原经济区提出的“三化”协调的目标开展科技创新研究，推广农业及相关领域的科研成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强农业高职院校办学实力。
3.改善科研条件、加大科研投入
科研经费是科研工作正常开展的必要保证，除了高职院校本身应保证投入一定数量的科研经费外，还应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科研任务，也可采取校企结合的方法争取企业科研项目，多途径解决经费问题。高职院校首先要完善院内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建立健全科研经费资助机制，扩大科研经费资助的范围，加大科研经费的资助力度。同时，高职院校还应搭建科技平台，为高质量完成科研项目服务建立信息平台，积极为教师提供获取新信息的条件，如开通网络数据库，提供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进修机会等；建立科研实施平台，提供必要的科研场所和科研设施与设备，保证科研的正常进行；提供科研成果应用和推广平台，与企业建立广泛合作，加大科研成果推广力度，使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最大。
4.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努力拓宽项目来源渠道
高职院校由于自身职业教育的属性，普遍与企业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教师从事实用技术和高新技术应用研究以及技术创新成果的转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农业高等职业院校，多年来与“三农”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学院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加强校企合作，及 时了解“三农”的需求，把最新、最实用的技术和措施送到企业或农民手中。在校园内要构建多主题、多层次、多形式的学术交流平台，营造浓厚的学术探究氛围，加强学院内外的学术切磋探讨，促进学院与兄弟院校、学术界的联系沟通。
5.完善管理体制，提高科研工作的管理水平
科研管理对高职院校的科研工作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学校应建立健全科研管理机构和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课题申报评审中期检查结题和推广等管理工作，努力提高科研专项经费的使用效率；建立科学合理的科研激励机制，以调动和激励广大教师参与科研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工作动机，并且不断地提高教师及科研人员整体素质，推动科研不断创新与发展。这些将对促进高职院校科研工作的开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为科研管理人员提供必要的进修、学习机会。科研管理人员应树立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熟悉科研管理业务，并具备一定的公关能力。学院要不断完善科研管理工作体系，结合高职院校本身的特点，创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和办法，做到既有利于工作，又有利于教师开展科研，逐步使科研工作规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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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3939/ki.zgsc.2015.08.
1 城市社区志愿服务激励机制概述
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0243万人，占总人口14.9%，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161万人，占总人口9.7%。[1]预计205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健康状况佳的老年人占41.3%， 中等的占41.4%， 70岁以下身体健康且具备劳动能力的低龄老人占70%以上， 依赖性老人仅占1%。[2]在老年福利需求日益增加而服务供不应求的现状下，城市社区中的老年资源却不受重视。
城市社区志愿服务是社区服务的一部分，老年人志愿者又是其中更细小的分支，他们参与走访、调解等志愿活动，并表现出独有的特征和优势。城市社区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激励机制，限定了激励的客体是城市社区老年人志愿者，手段是政府、社会、公众、志愿者组织等相关群体对其一系列激励制度设计等。
2 相关激励理论及要求[3]
激励理论主要分为内容型激励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和综合型激励理论。三者各有侧重，特征鲜明，可为完善城市社区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对策提供指向性参考。
内容型激励理论主要研究是围绕如何激发动机因素和满足需要来开展的。过程型激励理论主要研究动机从产生到采取实际行动的心理过程。综合型激励理论认为，激励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包含组织成员的努力程度、工作绩效、奖酬、满足感四个主要变量。
内容型激励理论启示我们，针对志愿者不同的动机采取不同的激励手段和方法。过程型激励理论告诉我们应协调好各群体间的激励利益关系，注重他们的博弈关系，努力提高老年人志愿者的公平感，通过内在激励的方法调动其积极性。综合型激励理论启示我们，有效激励老年人志愿者就要不断增强其角色认同，挖掘其潜能，增加其内心满意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夕阳红的余热，再次实现他们的社会价值。
3 城市社区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激励机制的发展困境
3.1 激励意识淡薄
受传统人事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城市社区对于激励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意识淡薄，束缚了低龄老人展示夕阳红的魅力，弱化了他们继续实现社会价值的能力。总体来说，退休老人对物质欲望呈边际效率递减的趋势， 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富有和社会的认同感，这是激励老人参与志愿服务很好的切入点，不会掺杂较多的功利心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此外，相比其他在职的社会群体，老年人拥有更专业更扎实的知识、更熟练的技能、更充裕的时间、更独到全面的见解、更宽阔的胸怀等优势，能够大大降低在服务过程中发生冲突的概率。所以，应让退休老年人主动、自愿参与志愿服务， 实现退休前后生活的对接，弥补社会组织系统发展中志愿者服务中的不足。
3.2 激励制度的缺陷
第一，缺乏针对性的培训机制。现有的城市社区志愿组织未能较好地综合考虑老年人志愿者退休前的岗位特点、专长优势和知识水平等方面，针对大致情况甚至想当然地制定“一刀切”的培训计划，导致培训制度缺乏针对性和目的性。
第二，奖励制度落后。城市社区志愿服务的奖励形式不过种种，主要是表扬、表彰等精神层面的鼓励，缺乏有效的物质奖励，如提供适当奖金和补贴等。自愿服务不代表无偿，虽然老年人志愿者有积蓄或者养老保险，但是我们不能一味依靠老年人自己无偿出资，有的人可以出资但因各种原因无法身体力行，有的愿意出力但资金有限。现有的奖励方式没有针对老年人志愿者需求的差异来采取灵活的奖励方式，不能很好地满足其多元化的需求，久而久之可能降低其长期参与服务的期望与热情。
第三，政府主导，缺乏民主管理的氛围。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志愿组织非个人所有，而是由多人参与的组织，形成的基础是志愿者共同的价值观。受“自上而下”管理观念的束缚，我国城市社区志愿组织仍采取“家长制”的管理方式，导致老年人志愿者服务组织的独立性与自治性较低，实质上变成了准政府组织，这与志愿服务组织的初衷相背离。[4]其实，注重精神追求的老年人更希望通过志愿服务与周围人沟通，缓解内心的空虚而不是被居委会强制安排任务，缺乏自主性的命令式管理只会压制他们的积极性，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长期的束缚会导致志愿服务效果不佳的恶性循环，一旦陷入了这样的怪圈，就很难再以旁观者的姿态抽离。
3.3 缺乏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一，专门性的社区志愿服务法制建设缺失
1999年，广东省率先制定了全国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广东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随后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等十几个省市相继颁布了青年志愿服务条例。但青年志愿者不能完全等同于社区志愿者，更不能代表城市社区的老年人志愿者，城市社区老年志愿服务有其服务的重点领域及组织运用的特殊性，忽视这些特殊性容易造成志愿服务的随意性、盲目性和无序性。[5]
第二，对老年人参与城市社区志愿服务的社会认同感缺乏
我国城市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历史较短，加上老人年志愿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被全面了解，产生许多误解和偏见，质疑他们的参与目的，舆论压力使老年人不愿投入到志愿服务中。
4 完善城市社区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激励机制的对策建议
城市社区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健全与否，直接影响着老年人志愿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影响着城市社区志愿服务的科学化、常规化、规范化发展。
4.1 宏观方面
4.1.1 走出传统的认识误区，树立正确的现代城市社区志愿服务价值理念
现有的志愿服务组织大都有一个通病，即青年志愿者没有固定的时间，无法经常处在城市社区中参与服务，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组织体系，积极性充沛而行动力不足，相比之下老年人机动的活动时间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在提供走访、调解等志愿服务方面有更好的环境适应性。
4.1.2 健全城市社区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激励制度
首先，健全培训制度，根据内容型激励理论的要求，应加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全面性，力求符合老年人志愿者的需要。考虑到老年人工作经历、经验和培训意愿的差异性，削减对其熟悉领域的培训，更加注重合格志愿者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并定期进行心理辅导，让他们提供服务的同时也能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其次，丰富组织的奖励制度。应坚持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精神鼓励已相对多样化，物质奖励的方式主要有：一是少量的经济补偿，提供一定的物质成本费、交通补贴费、餐饮补贴费和通信补贴费等；二是实物性奖励，发放一定的服装、食品饮料、荣誉证书等；三是无形的物质形式，运用志愿服务的时间储蓄制度、等时储蓄制度和道德银行形式，保障其未来受到同等待遇，以实现“助人自助”的效果。[6]
再次，健全民主管理机制。一健全参与机制，二注重工作自主性并适当授权。[7]让老年人志愿者有被信任和成就感的感知，充分发挥个人能力。
4.1.3 优化社区志愿服务激励的外部环境
第一，加快立法进程。首先应加快全国性志愿服务法律建设工作，确保志愿服务组织能够在社会上获取足够的地位和权威，保障此类志愿服务的资金来源；其次，制定城市社区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专门性的法规。
第二，营造宽松积极的志愿服务氛围。为此，应发挥政府人才政策的导向作用，积极鼓励和支持离退休等具有高素质和专业技能的人才从事社区志愿服务，扩大城市社区志愿者队伍，引导退休低龄老人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
4.2微观方面――建立并完善自我激励机制[8]
首先，坚持自我激励。克服外界偏见的干扰，坚定为大众服务的信念，这是提高志愿者自身认知、保持志愿人才服务热情的内在动力和基本要求。
其次，加强自我学习。城市社区志愿老年人志愿者要保持主动学习、自主成长的精神追求，本着“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努力学习城市社区志愿服务相关知识，主动参加有关的教育培训，增强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而实现自身的持续性成长。
5 结语
本文主要着眼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市社区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激励机制的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文章概述了相关激励理论及要求，指出城市社区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现状和发展困境，包括激励意识淡薄、激励制度不健全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应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包括宏观和微观方面，宏观方面主要涉及树立正确的激励理念、健全相关的激励制度、采取相应措施优化激励环境；微观方面主要指老年人志愿者的自我激励，从学习知识和技能到心理状态的自我调试。建立健全城市社区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和谐社区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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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7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5）07（b）-0113-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n semi-open group management on quality of life in community patients with serious mental disorder. Methods 112 patients with serious mental disorder treated in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Huizhou City from January 2013 to February 201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56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56 case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hile control study was applied. On the basis of drug therapy， totally enclosed management mode was taken for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and the semi-open management model was used for observation group， the questionnaire was made based on SF-36 scale and the survival qua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management were compared， the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wo groups within two kinds of management patterns were analyzed， the social function defect screening scale （SDSS） and ability of daily life （ADL） scale were used to test the condition of two groups， and the patients were assessed by self-made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Fugl-Meyer score was used to evaluate athletic ability of patients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SF-36 scale scor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with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 > 0.05）. After treatment of three months， SF-36 scale scores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Before treatment， SDSS and ADL scale scor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pectively， with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 > 0.05）. After treatment， SDSS and ADL scale score of both groups were decreased in some degree， improvement degre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90.91%）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69.57%），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 = 10.26， P < 0.05）. After treatment， athletic ability between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χ2 = 7.21， P < 0.05）， athletic ability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Semi-open group management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in community patients with serious mental disorder， helps to improve social function and self-care ability of patients，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clinical research.
[Key words] Semi-open group； Community； Serious mental disorder； Quality of life
精神障碍是一种持续的、长期重大精神类疾病。该病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临床表现为在行为、情感、思维等方面障碍以及精神活动和周围环境的不协调[1]，主要影响患者正常思考及心智功能，进而影响患者行为，表现为一系列不为周围人所理解或与环境不协调的行为。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不断发展，近年来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社会多方面的广泛关注[2]。传统的精神科病房为完全封闭式管理模式，住院周期较长，导致与社会多方面脱节。本文主要探讨群体半开放管理对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月～2014年2月在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112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46例，躁狂抑郁症36例，情感性精神障碍30例。采用对照研究，将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观察组（56例）和对照组（56例）。观察组男32例，女24例，平均年龄（31.05±2.96）岁；对照组男30例，女26例，平均年龄（30.18±2.87）岁。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①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予诊断标准（第3版）”（CCMD-Ⅲ）严重精神障碍诊断标准[3]；②患者有固定的居住社区；③所有患者及家属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排除标准
①合并严重躯体疾病的患者；②有精神病史或在近期服用过抗精神病药物的患者；③无法完成整个随访过程的患者。
1.4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药物治疗，对照组患者采取全封闭式管理模式，患者只能在病房区内活动，不允许离开社区病房区域。观察组患者采取群体半开放管理模式，建立惠州市、县、镇、村四级社区严重精神疾病技术管理指导网络，对严重精神障碍管理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且不断查找、确诊惠州市社区严重精神病患者，并将患者信息录入《国家重性精神疾病基本数据收集分析系统》，对患者实施半开放管理，建立精神疾病报告机制，并对患者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与指导。应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量表）为依据制订调查问卷，比较管理前后的生活质量状况，分析两种管理模式对两组生活质量的影响，采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和日常生活能力（ADL）量表对两组进行测评，并用自制的满意度问卷对患者进行评定[4]。
1.5 效果评价
根据SF-36量表，分别从8个方面评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生活质量：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身体疼痛、总体健康、活力、社会职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每项采用百分之评分法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说能生活质量越高，反之则越低[5]。
以Fugl-Meyer评分对患者运动能力进行评价：包括上肢-坐位功能和下肢功能评分，每项得分分为0、1、2分，最后计算总分。轻度障碍：96～99分；中度障碍：85～95分；明显障碍：50～84分；严重障碍：
ADL量表包括进餐、洗澡等共10个项目，每个项目单独评分，最后计算总分，得分越高则生活能力越低。总分≤16分判定为正常；总分>16～22分判定生活能力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或出现部分障碍；总分>22分则为明显障碍。
SDSS内容包括婚姻与职能、职业和工作、社会性退缩、父母职能、家庭内的活动过少、家庭外社会活动、个人生活的自理、家庭职能、责任心和计划性、对外界关心与兴趣。每项评分分为3级，分值越高则功能越差，总分≥20分判定为有社会功能的缺陷。
满意度调查使用自制的满意度问卷，包括对管理人员、管理方法、管理设施等的调查项目。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SF-36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3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SF-36量表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DSS和ADL量表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SDSS和ADL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SDSS和ADL量表评分均有一定程度下降，观察组患者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的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观察组因不配合或其他原因无法完成问卷12例，对照组10例。见表3。
2.4 两组患者治疗后运动能力比较
治疗后，两组运动能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运动能力情况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4。
3 讨论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大多表现为主动性差、生活能力减退、运动能力低下，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6-7]。相关研究表明[8-9]，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会功能缺陷发生率高达77.85%，此结果与患者长期脱离社会环境、生活单调乏味等因素有关。现如今大部分精神类科室停留在封闭式管理模式，将患者的活动范围局限于病房内，此措施是为了减少精神类患者的攻击性及潜在的危险因素[10-12]，但此类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患者的康复进度，应多开展有利于患者康复的文化生活、社交活动、自主学习等活动，建立有利于促进患者身心健康的生活行为和方式，可将精神障碍患者的痛苦降到最低，提高患者的社会功能。
群体半开放管理是近年来许多学者[13-14]提出的对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新型管理模式，对患者病房实施自主化管理，患者在病房内可以进行一些有益于康复的活动，如看电视、打扑克等，在病房内可以养花、贴画，每个病房内建立一个宿舍长，制订各种活动规则和规章制度等[15-17]。在每天上午8∶00～11∶00，患者可以在社区内自由活动，鼓励患者在社区院内做一些益智游戏，有助于患者之间交流沟通，互相促进。每周可由社区医护人员带领做户外活动及超市购物等项目，促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与社会的交流沟通[18-20]。可自由打电话与家人、朋友沟通，使患者情感上有寄托。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群体半开放管理模式，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SDSS、ADL量表、Fugl-Meyer评分均有一定程度改善，提示半开放管理模式的优越性，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交能力，减轻精神残疾的程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马斯洛人的基本需求理论表明，此管理模式满足了患者自我实现和自尊心的需要，使患者得到享受劳动成果所带来的快乐。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半开放管理模式给了患者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患者的情绪往往不受控制，容易发生一系列意外因素及暴力事件。此外，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较少，样本量不充足，故不能全面反映患者长期康复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的探索研究。
综上所述，群体半开放管理对提高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生活质量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提高患者社会功能及生活自理能力，但相应存在一些弊端，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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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1）-0077-04
一、引言
自由贸易区通常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相互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绝大多数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开放投资，从而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共有1200多个自由贸易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建设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作为我国深化改革的实验田和桥头堡，上海自贸区在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提供着难得的范本和经验。与此同时，陕西省正值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以及“关天经济带”、西咸新区国家级新区建设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本文通过对上海自贸区一年来金融改革开放特别是外汇管理政策方面的实施政策和经验成效梳理，为探索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自由贸易实验园区（以下简称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发展所需外汇管理政策支持提供思路，为探索内陆地区开放开发新模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情况
（一）上海自贸区基本情况
上海自贸区是我国在上海设立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该实验区于2013年8月22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9月29日正式挂牌开张。实验区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核心）、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2014年1-8月，上海自贸区（企业）进出口货值达到5004亿人民币，同比增长9.2%，其中，进口3700.4亿元，同比增长8.9%，出口1303.6亿元，同比增长10.1%。截至2014年9月中旬，区内共新设各类企业1.2万余户，新设企业注册资本（金）总量超过3400亿元。经过一年的发展，上海自贸区在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引领和带动作用，成为我国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实验田。
（二）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情况
为保障自贸区内各项金融工作进展顺利，人民银行协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各部门出台了多项支持自贸区建设政策，明确了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总体方向，共同构成了金融支持自贸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总体政策框架。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9月末，上海自贸区新设金融及类金融机构等超过3000家，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累计51条金融支持自贸区的意见和13项实施细则（如表1）。
（三）上海自贸区外汇管理政策主要内容
为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要求，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外汇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该细则按照服务实体经济、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有效防范风险、“成熟一项、推动一项”原则，实施经常项目、直接投资、对外债权债务、企业集团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结售汇管理等外汇管理政策创新措施（如表2）。
（四）上海自贸区外汇管理政策的启示和借鉴
一是大幅度的简政放权。从具体内容看，不仅简化了区内主体和境外之间经常项目交易单证的审核，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的手续，还率先在全国实行外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赋予企业结汇选择权，规避汇率风险;同时，还取消了相当部分的债权债务行政审批的手续，促进了跨境融资的大幅度便利化。在改进外债风险管理的前提下，赋予了微观主体更多的境内外融资的自主选择权。
二是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通过深入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上海自贸区投资管理制度更加开放透明。据了解，2014版负面清单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190条减少到139条;负面清单以外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制和企业合同章程审批制全部改为备案制;企业准入由“一个部门、一个窗口集中受理”;服务业23项开放措施全面实施。
三是促进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的发展。通过改进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外汇资金池及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各项试点的政策，大幅度放宽试点企业的条件，简化审批流程和账户管理，有利于总部经济在自贸区大面积的集聚。
四是积极支持融资租赁业务在自贸区快速发展。允许非金融类融资租赁公司境内收取外币资金，简化飞机、船舶等大型融资租赁项目预付贷款手续。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极大地便利了区内融资租赁业务开展，促进区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五是对系统风险的零容忍。加强统计检测的分析预警，严格履行外汇数据信息报送义务，督促银行、企业等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主动报告异常或可疑情况，防止异常跨境资金的流动;完善外汇收支预测、预警体系，对银行和企业的可疑情况进行提示;依法开展现场核查和检查，实施分类监管;在出现重大风险时，可以及时调整政策，采取临时性管理措施。
三、外汇管理政策支持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建设的借鉴与探索
近年来，陕西省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已经获批建成西安综合保税区、西安出口加工A区和B区、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西咸空港保税物流中心5个海关特殊监管区。2014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西咸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新区。5月，《西安国家航空城实验区规划》获得国家民航总局批复，空港新城成为全国首个国家航空城实验区。2014年10月17日，陕西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西咸新区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整合空港新城和西安国际港务区功能，依托西安海关特殊监管区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国家海关口岸，积极申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区;设立空港新城海关特殊监管区，开展国家跨境电子商务试点，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物流枢纽，建设国家航空城实验区。从国家战略到陕西省的决策部署，以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为承载，大西安、大空间的地缘优势不断被深入挖掘，陕西推动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建设逐步深入。
（一）借鉴上海自贸区经验，前瞻性开展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建设外汇政策设计
一是研究与贸易自由配套的外汇支持政策。进一步简化经常项目业务流程。建立前台“一站式”外汇业务服务体系，简化经常项目收结汇、购付汇单证审核流程。支持企业集团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汇与轧差净额结算。督促银行按照“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尽职审查”等原则办理经常项目收结汇、购付汇手续。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施主体监管，对园区内重点企业建立一对一定点联系制度。探索差异化管理方式创新，鼓励园区内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便利跨境贸易。
二是研究与投融资便利配套的外汇支持政策。进一步放宽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及变更登记下放至银行办理，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探索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有效途径，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与创新，推动中国-新加坡第三个政府间项目在陕西落地，探索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金融中心，推进丝路基金在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战略能源中发挥作用，促进陕西与中亚各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贸金融合作关系。
三是研究支持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发展的外汇支持政策。结合陕西企业发展特色，鼓励西电集团等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改进外币资金池及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政策，放宽试点企业条件、简化审批流程及账户管理。便利金融机构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
四是研究支持融资租赁业务的外汇支持政策。取消区内融资租赁公司办理融资租赁对外债权业务的逐笔审批，实行登记管理。融资租赁类公司开展对外融资租赁业务，不受现行境内企业境外放款额度限制。鼓励合格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租赁外债业务，促进园区内企业通过开展设备融资租赁获取先进技术设备。允许非金融类融资租赁公司境内收取外币租金，解决货币错配问题。简化飞机、船舶等大型融资租赁项目预付货款手续。
五是研究促进外汇市场发展的外汇支持政策。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要求调整辖内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政策，鼓励园区内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加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进行即期结售汇和衍生产品交易。便利银行开展面向区内客户的大宗商品衍生品的柜台交易，帮助企业规避大宗商品价格风险。
（二）深入外汇管理改革，创新性开展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外汇管理机制建设的探索
一是建立新常态下以负面清单为主的外汇管理政策取向机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外汇管理也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形势，采取负面清单的政策取向，对现有外汇政策进行有效整合，打破经常、资本等条块分割的外汇管理模式，实现包涵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国际收支申报等全口径外汇业务的企业主体管理，探索建立以负面清单为主的外汇管理政策取向机制，进一步减少市场主体运行成本，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为涉外主体创造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二是建立跨部门监管政策配合的协调机制。自贸区建设涉及商务、海关、工商、税务、财政、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多个部门，部门之间的政策不协调和沟通不畅将导致自贸区管理的盲点和空白。在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建设中，一方面应推动跨部门监管政策协调的顶层设计，联合国际海事、各地海关、港口、税务、公安等部门搭建第三方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形成监管合力;另一方面，在推动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建设中，应更好地协调商务、发改委、税务、海关等多个部门，探索建立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区建设跨部门联合监管协调机制，减少政策冲突和监管冲突，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提升对企业的管理和服务的执行效率。
三是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机制。通过将现有的多个外汇信息系统进行有效整合和连接，探索丝路经济带西安自贸园区内数据集中采集和集中监测体系。通过设计科学的指标校验关系、合理的指标预警值和判断风险的指标编制，进一步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机制，加强对园区内企业统计监测与预警分析，有效防范外汇收支风险。指导督促银行切实履行代位监管职责，主动报告异常或可疑情况并积极采取措施，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强化非现场检测与现场核查检查，实施分类管理，将外汇违规信息纳入金融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加大违规和失信惩戒力度。进一步探索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汇管理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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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Fei
[中图分类号] R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5）07（b）-0015-02
视网膜静脉阻塞作为临床上的一种常见视网膜血管性疾病，据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其患病率仅仅落后于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临床上多表现为静脉扩张迂曲，静脉分布区域处的视网膜往往伴有水肿、出血、渗出等情况。以往，临床上该病多予以传统治疗方法，服用抗凝血药物或活血化淤药物，虽可诱导网膜血液快速吸收，但难以彻底消除黄斑水肿，无法改善患者视力，不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近年来，诸多研究报道提示，玻璃体腔注射曲安奈德联合眼底激光疗法在黄斑水肿治疗中可获取较为满意的临床效果。为了深入探究对视网膜静脉阻塞患者推行玻璃体腔注射曲安奈德联合眼底激光治疗的临床效果，该文主要对该院2012年2月-2015年2月收治的64例（64眼）视网膜静脉阻塞患者进行对照研究，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整群选取自2012年2月-2015年2月该院收治的视网膜静脉阻塞患者64例（64眼）为本次研究对象，以完全随机数字表法为依据，将这64例划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32例（32眼），女性10例，男性22例，年龄（48.26±2.67）岁。实验组32例（32眼），女性9例，男性23例，年龄（47.28±3.02）岁。两组患者基础性信息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
①均经眼压、视力、眼底莹光血管造影等检查证实为视网膜静脉阻塞；②视网膜伴有大面积出血现象，形成无灌注区，伴有黄斑水肿；③临床资料齐全，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排除标准
①严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者；②严重高眼压者；③青光眼者；④黄斑囊样变者；⑤玻璃体机化者；⑥不配合该次研究者。
1.4 方法
①对照组行视网膜激光光凝治疗，治疗前充分散大瞳孔，表面麻醉，应用睐特美LIGHTLAS 532激光治疗仪及SYL9000-YAG激光机，角膜表面安放全视网膜镜，区域性光凝，能量在110～150 mW之间，光斑直径处在100～300um，曝光时间为0.2s，在灌注区推行Ⅱ级光斑反应，光斑间间隔光斑直径达1.5～2个；而无灌注区推行Ⅲ级光斑反应，光斑间隔光斑直径为1个；对黄斑水肿区实施格栅样光凝处理，呈I～Ⅲ级反应。光凝时，规避出血浓厚区，吸收血液后予以光凝补充处理。待光凝5min左右后予以复查，一旦出现黄斑区水肿、新生血管等现象，须予以光凝补充处理，待6min后进行再次复杏；②实验组于眼底激光治疗后第二天行曲安奈德（Bristol Myers Squibb Srl，批号H20080261）玻璃体内注射。具体方法：先对术眼行抗生素眼液治疗，维持3d；术前采用0.3%诺氟沙星对结膜囊进行冲洗，滴入倍诺喜（表麻滴眼液），行术眼表面麻醉，1次/min，连续2～3次；待行常规无菌消毒后，采用配置好的溶液（碘伏：生理盐水=1：9）对结膜囊进行冲洗，并借助注射器（1mL）抽取曲安奈德2mg；然后，从患眼6点位角膜缘后4mm部位出发，将针头植入玻璃体腔内，达至4mm左右，注入曲安奈德0.0 mL；待针头拔出借助医用棉签予以止血，行抗生素眼膏治疗，作包扎处理；术后，行抗生素滴眼液点眼4次/d，连续3d。
1.5 观察指标
①应用国际标准视力表，对视力进行系统检查，改善：视力提高幅度在2行以上；下降：视力降低幅度为2行及其以下；不变：视力改变幅度在1行以下。治疗前患者视力在0.1以下，若视力增减至0.02，则为评判标准；②对比两组治疗前后黄斑厚度OCT检测结果；③对比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
1.6 统计方法
对以上数据采用SPSS 19.0软件开展系统性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行X2检验，并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计量资料，予以t检验。当P
2 结果
2.1 两组视力改善情况对比分析
实验组行曲安奈德玻璃体腔注射+眼底激光治疗后视力改善率达75.00%，对照组仅达40.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治疗前后黄斑厚度OCT检测结果对比分析
两组治疗前黄斑厚度OCT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实验组治疗后黄斑厚度较对照组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分析
术后，实验组出现1例（1眼）永久性旁中心视野缺损，1例（1眼）注射后眼压增大（>21mmHg），待行一个月的观察后逐渐恢复正常状态。两组均未见继发性青光眼、玻璃体出血、视网膜脱离及感染等并发症，组间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需要进行一系列观念的更新与重建，其中最主要的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构建一种适应市场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新型治理理念。只有真正更新社会治理理念，尊重各方各类利益诉求，才能认识和把握社会治理创新的意义与作用，带动社会治理方法和手段创新。社会组织对于提供服务，拓展公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实现社区、乡村基层自治，践行新型社会治理理念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要树立社会化的理念，最大限度地依托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等治理主体，尊重自治，推动社会自律，使社会治理政府化转向社会治理社会化，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工作。
一、主要做法和经过
贵阳市观山湖区秉着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构建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三者良性互动的“三社联动”工作机制，在实践中践行“小政府、大服务”的管理模式，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在缓解社会矛盾、融洽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社会服务功能，有组织地引导群防群治，构建社会和谐。
（一）落实发展政策，引导发展方向
贵阳市观山湖区通过深入调研，分类发展，倾斜政策，加大扶持等措施，重点发展志愿服务、社区服务、公益慈善、文化体育和自治维权等五类基本型社区社会组织。截止2015年12月，全区已登记注册社会组织共有79家，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58家，社会团体21家。平均每万人拥有1.6个社会组织。虽然没有超过江苏省现代民政示范区要求的每万人拥有8个的标准，但是全区社会组织业务范围覆盖敬老养老、幼儿教育、文体娱乐与艺术、社区卫生服务、助残助孤、志愿者服务、环保、社会工作等方面。
具体做法：一是降低准入门槛。通过广泛宣传，多层次开展相关业务培训，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以及《观山湖区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园工作方案》和《观山湖区社会组织资金扶持办法（试行）》的要求，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视情继续适当放宽会员数量及开办资金要求，进一步简化手续。对备案组织已达到登记注册的协助其到民政局注册登记；二是扶持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深入各社区调研，指导基层挖掘社区好的服务项目，选好项目带头人，把项目社会组织化，对社会组织中开展活动好的从专项扶持资金给予支持。同时挖掘社区热心公益人士、骨干分子带头成立社区社会组织；三是积极开展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是社会组织生命力的源泉，我区注重引导各社会组织开展贴近居民、满足群众需要的各类活动；四是加大财政投入，对社会组织教育培训、活动开展、基地建设、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支持，社会组织数量和质量得到显著提高，服务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二）实施公益创投，提升能力建设
2015年起贵阳市观山湖区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区公益创投实验活动，依托社区搭建平台，引导社会组织服务，通过创新机制、资金保障、培育与孵化等措施，助力初创期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通过公益项目为抓手，引导社会组织挖掘社区居民需求、设计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并逐步实施满足社区群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与此同时，以项目化管理为抓手，针对社会组织实施开展项目活动经验欠缺大多没有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支持，期望得到更多专业力量的指导的需求，贵阳市观山湖区组织专业社工与实施公益项目的组织对接，全程督导公益项目的活动策划、项目实施、效果评估等，促进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公益项目顺利实现有关项目目标的同时，也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规范化、专业化建设，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水平，扶持壮大初创期社会组织。
（三）凝聚社工力量，激发组织活力
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为解决。
社会组织专业社工人才缺乏这一瓶颈，云龙区民政局采取多渠道，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培养建设社工人才队伍。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唤醒社会组织的活力，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治理功能。
一是提升现有社工队伍能力水平，促进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良性互动。不定期邀请专家、专业人员开展系列社工人才培训、社工户外素质拓展训练、建立成长支持小组等活动，提升现有社工队伍能力水平。组织社工人才与社会组织对接，参与社会组织活动，引导社工能把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运用到社会组织服务中，达到“发展社会工作，增强社工素养，提升服务水平”的目的。
二是加强对社会组织负责人和社会组织团队成员、志愿者的专业化培训，积极引导他们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贵阳市观山湖区积极探索，把开展志愿服务与推进“三社联动”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志愿者注册管理、志愿服务信息收集、记载、保存机制、志愿服务星级评定与回馈激励机制、志愿服务记录信息化等各项制度。将社工与志愿者这两部分人力资源有效结合，实现互动合作，资源互补，以社会组织为平台，“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公益项目联动运作”的方式，推进社工、志愿者、社会组织在公益领域的深入合作，产生“1+1+1”大于3的效能，在全区引导形成了“专业社工引领志愿者、优秀志愿者组建公益性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共同开展社区公益服务”的良好局面。
三是引导优秀社工人才领办成立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以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理论和技巧服务于社会有需要人群和社区，创造最佳社会服务效益，推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专业化进程。
二、经验与启示
贵阳市观山湖区在实践中进行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践行新型社会治理理念，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初步形成了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格局，并探索出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为指导，实施公益项目为抓手，达到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培育发展新的社会组织、培养一批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倡导公益和社会治理新理念的目的。
贵阳市观山湖区在2015年社会治理和群众工作满意度调查中，群众满意度达89.38%，同比增长0.74个百分点，位列全市第一。
由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公共事务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征，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依然面临一些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需要各方协力解决。同时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在民众的心里还不是很清晰，人们还需要一个认知、理解、接受到实践的过程。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不仅要增加社会组织的活动频率，还需加强社会治理理念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培育发展特色品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治理，加强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度等方面做进一步尝试。
通过从实际出发，贵阳市观山湖区结合实地调查分析，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反思不足，提出下一步发展建议，即：社会治理理念的教育宣传常态化，监管社会组织构成要素常态化，弘扬公益精神常态化，社会组织内部结构设计规范化，加强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现代化，培育自筹资金能力强的专业经济协会重点化。以明确理念、大胆设计、开拓创新、突出重点、鼓足精神、合法实践来规划新一轮社会组织的建设，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
随着“小政府、大服务”管理模式、“政社互动”的试行，政府逐步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购买服务，社会组织的发展必将呈现前所未有的内生动力。社会组织扎根于社区的土壤，以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通过“三社联动”，倡导“以人为本，慈善为怀”的社会互助精神，增强全社会“助人、互助、自助”的公益意识，吸引社区居民更多的热情参与，树立了良好的道德风尚，以治理现代化助推和谐社会的构建，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和改变整个社会。
参考文献：
[1]郑琦.社会组织监管：美国的经验与启示[J].社会主义研究，2013（2）.
中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时期，正在强力推进有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这是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确定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任务。按照这一规划，棚户区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城市棚户区，主要是指集中连片棚户区和城中村，2020年以前将基本完成改造任务；二是国有工矿棚户区，位于规划区内的国有工矿棚户区统一纳入城市棚户区改造范围；三是国有林区棚户区；四是国有垦区危房区。在棚户区的四种类型中，城市棚户区是占比最高的类型。
大规模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涉及一亿人的居住环境，棚改新区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社区类型。虽然城市棚户区与国外的低收入居民住区的成因、社区居民群体的社会属性以及改造主体有所不同，但是改造治理的内容与途径有些共同之处，可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完善中国特色的棚户区治理机制。笔者选择日本横滨寿町贫民住区与英国格拉斯哥的贫民住区，是因为这两个案例比较具有代表性，并取得了一定成功。
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和民间团体治理能力的日本横滨市寿町贫民住区治理
为了消除社会不稳定的温床，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和日本的城市都实施了对特定贫困地区的城市更新改造。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贫民窟治理一般是针对特定贫民住区的小规模改造，开发住宅以安置原有低收入居民，注重发掘地区产业资源，为居民提供雇佣机会。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开展了都心以及都心外缘的贫民窟的再开发工程。与以往的针对木质老旧住宅区安全隐患的城市再开发事业不同，这是一种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即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和民间团体治理能力的新型城市化更新。
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济增长，日本已经成为经济高度发达和高度城市化的国家，然而在今天的日本大城市中依然存在着贫民住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横滨市寿町的贫民窟。横滨市的寿町与东京都的山谷、大阪府的釜崎并称为日本的三大贫民窟，紧邻横滨港和国际会展中心所在的21世纪未来港都，与繁华的横滨中华街一街之隔，在步行范围中有山下公园和红砖仓库等著名景区。在面积仅为0.06平方千米的街区中，建有120个“简易住宅设施”，不足5平米的1居室日租费只需50元人民币。寿町居民现有6500人，其中80%为低保对象，居民半数以上为超过60岁的高龄者。
以往的城市再开发事业是政府行政机构认定，开发咨询师邀请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共同规划制定地区再开发规划，建设高层建筑群。而寿町再开发的特色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援下，NPO团体成为推进开发事业以及后期的运营管理的主体。社会团体中包括当地艺术家、学者和市民活动家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深入发掘以往外来的开发主体难以发现的诸如砖瓦建筑以及其它历史文化保护对象，作为再开发的经济资源。这一新型的贫民住区再开发目的不仅仅局限于街区的景观风貌更新，同时特别注重增强地区整体活力，培育地区产业新动力，以实现贫困住区与周边地区的融合发展。“修旧如旧”取代了“推倒重建”的开发方式，封闭的异界空间逐渐向周边地区开放。
正像诺贝尔奖得主・尤努斯所指出的，贫困的根源不是人，而在于禁锢人的自由发展的体制，改变贫困首先要改变没有发挥良好作用的体制。进入21世纪全球化时代，横滨市作为东京圈的新都心把发展目标定位为聚集国际性的业务、商业、文化等多元城市功能，建设以电子信息港为核心的国际信息中心，建设国际会展中心。这一变化为紧邻的寿町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寿町实施了增强地区活力的两大改造工程。一是2005年前后，横滨市作为国际会议中心城市成功举办了一系列大型国际会议，海外访客激增，其中包括大量偏好廉价旅社的各类游客，建设旅社街区的外部环境成熟。由建筑家组建的“横滨旅社村”（YOKOHAMA HOSTEL VILLAGE（YHV））将寿町空置的简易住宅改造成为便于交流、价位低廉的旅社（Hostel），成功吸引了背包客、参会大学生、艺术家、公务差旅者以及考生。观光旅游业的发展给寿町带来了新的人流，提高了街区活力，也给地区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实际上很多游客正是以住宿的形式来支援寿町的街区改造，改变寿町黯淡的街区形象。
另一项改造工程由2008年支援艺术家艺术创作的民间组织“寿另类网络”（Kotobuki Alternative Network）推进。这一民间团体由公务员、艺术家、建筑师以及社会学者组成，把寿町南云二号楼宇改造为艺术家可以居住创作的生活与文化设施，举办各类艺术沙龙，以此鼓励艺术家融入街区生活，发掘当地特有的日工聚集地文化和简易住宅区文化，作为地区发展的新动力。艺术家这一新群体的到来以及艺术节的举办有助于寿町打开对外封闭的大门，让人们体验过去难以接触的另类文化。寿町贫民窟治理的基本经验是，周边都市的国际化成为寿町变化的契机，而民间社团的成功介入使贫民住区向周边社会开放和融入，逐步改善和提升地区形象。横滨寿町作为新的观光旅游地区受到高度评价，成为日本贫民窟升级的成功案例。
注重精准就业指导的英国格拉斯哥贫民住区治理
在整个19世纪，位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一直是英国发展最快的城市。20世纪初期，格拉斯哥市已经是英国第二大城市，也是最主要的工业城市。经济的强劲增长带来了城市人口猛增，城市住房规模得以迅速扩张，但是公寓楼设施简陋，环境质量也不高。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传统产业衰退，新兴的轻工产业集中于郊区，老城制造业岗位锐减，1961-1981年间整个城市失去了14.2万个就业岗位。市区人口持续外流，从1950年高峰期的110万人减少到60万人，旧城出现了大量空置、废弃和污染的土地。城市社区随之衰败，沦为贫民住区，是典型的经济衰败导致社会瓦解的案例。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格拉斯哥市制定了格拉斯哥东区复兴工程规划，开启了城市复兴之路。这是一个多元公共部门共同合作的工程，包括苏格兰开发署、市政府和两个全国性住房机构。通过针对人、地点和企业发展的改造，推进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实施劳动力再培训，提升住房质量以改善居住环境，增强经济活力和交通效率，吸引国内投资。20世纪80-90年代，格拉斯哥公共机构投资改造旧仓储建筑、旧船厂、钢铁厂，代之以博物馆、科技馆、艺术馆、金融中心、BBC以及大型会议中心等公共建筑，开发旅游资源，把城市公共空间形象改变为消费型城市，成功吸引了国内企业家的大量投资。
格拉斯哥旧区改造机制的最大特色是把“人”作为复兴的直接对象，叫响了“人民创造格拉斯哥”（PEOPLE MAKE GLASGOW）的标志性口号，尤为注重人的就业技能提升。人们发现，贫民窟住房更新相对容易实施，然而它只能改变居住条件，无助于人的就业状况改善，而创造获得收入的机会无疑是棚户区治理最困难、最重要的任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贫民窟改造重点转向社会和社区问题，针对贫困人群提供直接帮助。这意味着从宏观上将复兴经济、增加就业岗位转变为劳动力供给侧改革，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个人发展建议与指导、技能再培训和就业指导，可以说是一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式，提供了贫民住区改造与治理的成功经验。
格拉斯哥的经验表明，贫民住区的更新与治理创新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合作，既包括公共机构、私人机构，也包括社区组织。政府的角色是发挥指导作用，确保充足税收，制定区域振兴计划，建立优惠的金融鼓励机制。私营企业以PPP，即公私合作方式参与创造适合于当地居民参与的小型企业，而不是仅仅注重大型企业，其中金融企业以PFI，即私人融资启动方式参与融资，增加对小微企业的小型扶持信贷，提供住房改善信贷。民间团体和社区提供再培训、就业指导，有效提高居民的就业竞争力，提供地方政府扶贫援助基金信息。多元社会主体分担不同的角色与职责，是贫民住区复兴与治理的重要机制。
国外贫民住区治理的经启示
多中心治理是贫民住区改造的有效方式。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是一个不同于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的新的社会治理思维范式。尊重多样性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多中心主体共同合作，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协商机制，制定兼顾各方利益的制度，逐步形成基于信任、互惠的自主合作的机制与网络。2000年以后，地方成为公共治理的关注焦点，“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概念开始流行，主要用于环境治理、垃圾收集、儿童看护、老人照料、治安服务、移民社会融入等领域。这些具有很强的公共性、福利性的社会问题，单靠某个城市或乡村政府组织都无法应对。“地方治理”概念的产生、“地方治理”时代的来临表明政府与企业的作用趋于缩小，但是公共资源使用者的自主参与并不拒绝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相反，政府、企业与用户组织多中心的集合行为是实现地方治理不可或缺的，三者在地方公共事务治理中享有自由、独立和对等的权利与义务。
国外的贫民窟改造越来越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联合国人居署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政府、国际组织、媒体对民间社会的态度转变了。现在人们认为，民间社会可以和国家一起，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进民主化进程起到一个核心作用。”为保证合作的社会行为的有效性和实质性，通常会建立一个基础组织，这一地方性组织为自己的社区工作。社区组织包括社区剧团、休闲团体、体育团体、居民协会、储蓄和信用社、儿童照料组织、少数族裔支持组织以及俱乐部等多种组织，这些组织均反映了贫民窟居民的利益和需要。它们可以以非正规形式存在，完全不受国家的管理，也可以是半官方的，大多数社区组织都是非盈利组织。这些社区组织通常由妇女建立并领导，以满足社区需求为目的，例如供水供电、卫生系统、道路交通、垃圾收集、学校教育、社区保健、社区警戒、犯罪控制等需求。
贫民住区的治理分为居住条件改善与就业能力提升两个不同阶段。来自棚户区的挑战是多方面的、系统和长久的，住房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仅仅是棚户区改造的第一步。棚户区居民的学历普遍偏低，成为再就业的障碍，棚户区居民重返城市经济主流的难度远远高于重返城市化生活的难度。棚户区居民的就业状况改善需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提供创业奖励金，重新培养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劳动技能，获得市场竞争力。在改造住房之后，最主要的任务将是帮助居民提高就业技能，重建生活基础，实现棚改新区的可持续发展。
棚户区本质上是贫民住区，不仅是居住生活空间，同时也是经济生活据点，居民对社区共同体建设有着特殊的内在需求，社区面临着完善公共服务和培育居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双重职责。然而公共事务治理不一定局限于政府以及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组织，公共资源的使用者自主治理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民众自己的手是与政府看得见的手、市场看不见的手同等重要的公共资源治理主体。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探索棚户社区更新模式，将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城市政策与城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规模棚户区改造与新型社区共同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6ASH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联合国人居署编：《贫民窟的挑战――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3》，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要创新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机制以及社会治理绩效评估等，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黑龙江大庆市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魂，从2005年大庆市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启动以扁平化管理，综合执法为特征的公安体制改革，2009年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成立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发挥综合组织协调优势，整合20多个党委和政府部门资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台，2012年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先行先试，将市区原有的29个街道和200个社区重新划分为70个新社区。接连几年的大胆尝试，大庆市的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被总结为“大庆经验”。
1“大庆经验”：社会治理的新探索
“大庆”之名源于石油、取之国庆，闻明于其丰富的能源资源。1959年开发建设，1979年建市，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2005年，大庆市开始实施以“1+5”为基本脉络的公安体制改革。“1”即以扁平化和综合执法为特征的改革，包括纵向管理体制和横向机构改革，变市局、分局、派出所管理为市局、分局两层管理，变分局多部门、多警种、多派出所为“三警种、一部门”。“5”即在扁平化基础上推行警务指挥，社区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等五项深化改革举措。该项创新警务工作机制，不仅大大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同时也更合理的进行了警队配置。从宏观层面观察大庆市的公安“扁平化”改革，打通了公安内部条线管理，处理好了体制和机制的关系。明确了上下级的职责，做到对口服务，资源集中，一对一责任、提高效率，百姓遇到应急问题时能够及时得到相应的服务。
2009年，大庆市又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成立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成立高度集中了社会资源、集中治理，以“解决问题”为核心思路，整合20多个党委和政府部门资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台。在这场改制中，百姓的需求、群众的特性、人的价值诉求被提上日程，正确处理了社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在提倡政府工作做减法，社会治理做加法的今天，大庆市政府减少了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制、管理到服务的重大转变；政府瘦了身，从大政府变成小政府，社会做了加法，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继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成立，大庆市即建立了民情社情政情收集处置反馈系统和“百湖民声”网络问政机制。在丰富了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优化了群众监督的入口，通过问情于民落实知情权，问需于民落实选举权，问计于民落实参与权，问绩于民落实监督权，大庆市以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真正意义上激发了群众主人翁意识，提高了政府解决问题的效率。
2012年，大庆市再次大胆尝试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先行先试，将原有的29个街道和200个社区重新划分为70个新社区。新社区的合并改革了社区管理体制，使管理层级由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变为市、区、社区三级。新社区实行“一委一站一会”新模式。“一委”即社区党工委；“一站”即社区工作站，是政府在社区实施服务和管理的基础平台，内设综合管理中心和公共服务中心；“一会”即居民议事会，是新社区议事协商机构。同时，实行“一社多居”，即在一个社区管理服务范围内设置三到四个居委会，居委会不再参与行政管理事务，而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次改革再次发挥了公民自治组织的主观能动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管理层级多、办事流程繁琐、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不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
纵观三次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从警务工作机制、民生工作机制到社区工作机制，大庆给我们的是一种范本、一种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种启示和印证。
2“大庆经验”：有效社会治理的三个要点
区别于“温州模式”、“深圳模式”的工业化转型道路以及经济服务性的“浦东模式”，“大庆模式”开创了独一无二的资源性城市转型之路。以“浦东模式”作对比，其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准确把握历史机遇、大量吸引高端外资、走开发公司主导下的国家级开发区建设之路。基于现代化的大背景，浦东依托于上海开放城市的环境善于吸收发达国家政府先进管理经验的海派文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从源头开展经济建设。但相比较政治地位特殊的大庆市，最初肩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任，陆续又扛起支撑龙江发展。其完全是主动作为，自力更生，以石油为支撑，以内生动力为驱动，追求经济城市“双转型”的道路。因此总结大庆治理模式中的有效经验作为折射镜，亦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一个良好的参考。
2.1创新社会治理准确定位，做到改体制与建机制同步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体制是一个框架和结构，机制是一种规则和运行，体制问题解决了，机制问题同样要解决好，否则体制就难以发挥作用。大庆市的改革不是小打小闹，是结构性的改革，通过体制再造将人力、物力、财力、权力、注意力下沉到基层。大庆市的扁平化改革符合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入分析、理性定位，切中百姓需要。减少层级，提高效率，零成本零距离的深入基层，将具体的改革落实到社区、公安、公共服务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对于大庆市而言，在科学的框架设计下良性的运转自己的机制，建立规范化的制度进行结构和资源上的转型，以此来形成系统良好的动力机制、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运转机制。动力机制促进保障机制的完善与健全，保障机制的周密使得激励机制更富实际价值与作用，同时带动运转机制的活力，盘活了整个社会治理的生物链。
2.2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公民参与度， 建立互信互任关系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主要环节，是监督政府的审判者与执行者。随着基层民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竞争意识和参政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希望投入到社会治理与基层建设中来。同时，政府在履行职能过程中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如形式主义、的问题、行政审批程序烦琐，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办事缺乏透明度、官员腐败等现象也切实得需要基层群众的民主公正的监督。因此政府与百姓之间应当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政府提供增益，提升公民生活品质的同时保障维持的提供，使公民生活品质不降低，公民在享受公共服务的同时履行公民责任，认真务实的投入到政府监督中，起到规范政府行为的作用。
2.3创新社会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对公众生活的改善，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尊重公众的主体地位。随着人们的需求结构从最基本的温饱需求向高水平高质量的小康需求转变，公民对于公平、正义、人格、尊严等现代需求、价值观看得越发重要。具体体现在户籍制度、高考改革、住房公积金等具体项目上个人利益的争取上，更体现在公民争取政治参与平等观念的转变，每一个人都积极投身于政府活动的监督与管理中。其次，随着人员流动性的加强，逐步从有组织到组织相对弱化，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因此唯有全面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有效管理社会人的同时引导并支持社会人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投身于民间组织的建设中，社会治理才能良性运作。再者，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变得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人们在信仰、道德、伦理方面有着不同的走向，因此加强社会治理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刚性需求的建设开发中，更应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即时调整传统的社会管理指导理念、体制机制、以及方法手段，强调社会治理的本质与核心当是“以人为本”。
3创新社会治理：由权力管制走向多元治理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是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中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参与，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执政者从权利管制走向多元治理。“大庆经验”是成功践行创新社会治理的典范，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应当择其益者，明确政府权力边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执政观念，提供公民更多参与社会治理的权限与渠道，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真正做到在创新治理中夯实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实效。
（1）制度规范问题。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创新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体制等等，这就对公众制度化组织化的参与提出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规范，对公众参与的制度和途径提出了期待。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存在很多问题：参与社会治理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公众参与的代表遴选不科学，程序不明确等等，在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不规范的情况下也就导致了非制度化的参与，诸如集体散步等政治参与行为。因此，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应当完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规范，做到制度公开，程序透明公正，使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获得法律的保障。
（2）理念问题。在传统国家，官民关系表现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而在现代国家，官民关系则体现为“委托与的关系”。在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治理不等同于统治。在治理中，每一个人既是被治理者，又是治理参与者。治理的目的不是过去把人给管死，而是通过积极的参与、沟通、协调、鼓励、规范和阅读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的秩序和状态。政府与公众应当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共同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这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公民与政府的相互信任，限制政府公共权力的无限扩张，维护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权益。
（3）培育与发展的问题。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一定是个社会组织极为发达的社会。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亦是一个政府分权社会增权的过程，即政府的权力从社会领域适当退出，留下的空间由社会组织填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里的发达国家，每万人里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只有3.8个，法国是110个，日本是97个，发展中国家平均10个以上，足见我国的社会力量太弱。现代社会管理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依法对有关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过程，也是社会自我服务并依据法律和道德进行自我规范和调节的过程。党和政府是治理的主体，社会组织和平民百姓同样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平等对待并有效发展才能盘活整个社会的治理能力，真正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夯实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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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 陶建群，王志远.大庆：以人为本创新社会治理[J].人民论坛，201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