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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上海金融学院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在“十二五”期间应实现三个转变:
1由缺乏特色到金融特色鲜明转变
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虽然国内绝大部分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仍无突破性变化，但已经有部分高校进行了非常务实的探索。例如，大连海事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注明为“港航行政管理方向”，突出航运特色，旨在培养满足航运企事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2］。浙江海洋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的全永波提出，海洋类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完善可以将海洋行政管理人才培养作为一个重要方向，开设海洋科技概论、海洋管理学、海洋法律、海商法等课程，体现海洋特色［3］。东北林业大学的刘百惠提出，农林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应突出农林公共管理特色，应与农业、林业紧密结合，依托农林学科优势，以农村事务管理为主要发展方向，培养具有农林特色的行政管理人才［1］。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也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开设的相关课程有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WTO与行政体制、比较政治制度、涉外经济法、国际商贸制度、国际政治学等，充分体现了学校特色［4］。金陵科技学院的行政管理专业设有“行政法”和“高级秘书”两个方向。根据上海金融学院校情，按照错位竞争的要求，应打造金融特色鲜明的行政管理专业。目前，我们已经在课程设置、论文选题、科学研究等方面迈出了步伐，今后还需在师资力量、教材建设、科研方向等方面进行探索。
2由重理论知识学习到重实践能力培养转变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强调学生对宏观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忽视实践能力的锻炼，“用非所学”现象比较突出，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相脱节，行政管理专业也存在这一共性问题。目前，上海市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具体到行政管理专业，根据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及用人单位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实践能力包括沟通能力、执行能力、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其中，沟通能力(包括书面写作和口头表达)是最基本、最核心的能力;创新能力是对学生的最高要求，而学习能力贯穿在沟通能力、执行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之中//图1。
3由以公共行政管理人才培养为主向以企业行政管理人才培养为主转变
从社会需要出发，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应当从行业和职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着眼，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不能囿于公共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应当放眼于社会对文员、行政助理、商务秘书和人事行政等管理类人才的需要。从专业发展来看，行政管理的英文名称叫PublicAdministration，即公共行政，公共行政管理和企业行政管理原本就具有共同的渊源。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管理”最初并不是应用在企业上，而是应用在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里;经理人(manager)这个名词……最初也不是应用在企业里，最早被称为经理人的职业是城市经理人。但是在美国大萧条时期之后，因为对企业的敌视和对企业主管的不满，管理与企业管理才开始有所区分。为了不与企业界挂钩，公共部门的管理开始自称为“公共行政”，主张不同的原则———在大学里自成科系，有自己的用词、自己的升迁方式［5］。随着20世纪末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由于管理本身具有相通性，西方国家在行政改革实践中广泛引进企业管理的方法，并用企业管理的理念来重塑公共部门的组织文化，把源于私人部门管理实践的项目预算、绩效评估、战略管理、顾客至上、人力资源开发等融合到公共部门管理中去。在这一背景下，一些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不断强调打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界限，已经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PublicAdministration”(公共行政)。例如，山东经济学院的行政管理专业偏重企业行政管理，主要特色是在政府管理与企业管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既研究政府的“企业化管理”，又研究企业的行政管理［6］。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把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为:掌握扎实的现代行政管理理论知识、具备较高职业素养及组织管理协调能力和较强英语应用能力、熟悉商务运作规则和法律规则的外向型和复合型企业行政管理人才［4］。有学者也提出，“我国的财经类大学可以侧重于企业行政管理”［7］。这样的转型也符合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提出的能在“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以及科研工作的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在实现“三个转变”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学科”与“专业”的关系。“学科”与科研密切相关，“专业”与教学和人才培养密切相关。因此，不应当以学科渊源来要求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系统掌握公共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不应当以它们的学科体系来架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8］。当然，根据“复合型”人才的要求，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就业方向也不能囿于行政管理方面的岗位。
实现金融特色鲜明的应用型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的措施
人才培养模式从根本上规定着人才特征，它不仅直接反映着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和工作思路，决定着专业发展和就业方向，而且关系着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实现金融特色鲜明的应用型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需要在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师资队伍、教学方法、教材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1完善课程体系
为适应社会变化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上海金融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0年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在课程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综合性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沿袭了传统的课程设置，课程的“公共”色彩(或“政治学”色彩)明显，如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西方政治制度、行政法学等课程都属于专业必修课，而我校把这些课程设置为专业选修课。相比而言，我校行政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行政”色彩(或“管理学”色彩)突出。目前我校开设了公共管理学(双语)、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和公共部门项目管理等打通公私界限的公共管理类课程，并开设了公共关系学(双语)、组织行为学、领导科学与艺术和管理沟通等跨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一般管理类课程，同时也开设了秘书学、行政文书写作、社会统计与社会调查方法、公关礼仪、档案管理学等实务技能类课程，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在体现金融特色方面，开设了财政学、财务管理学、金融学、投资学、金融法学、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市场学等课程。在未来的课程设置上，要注重引进企业实训课程、职业资格证书课程和国外的课程。同时，要紧盯学科发展前沿，及时更新、补充、优化教学内容。
2突出实践教学
为了充分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行政管理人才，我们已经形成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目标，以课内实践和校内实验为基础，以社会实践和第二课堂为重点，以公民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为特色”的全过程、全覆盖的实践教学体系//图2。目前，校内实验室开设有办公自动化与电子政务、人力资源管理实务、SPSS和ERP沙盘课程。在社会实践方面，组织大一、大二的学生深入社区进行调查，到福利院、民工子弟小学进行志愿服务，让学生有机会将理论应用到实践。大三结束后的暑假，我们积极为学生联系暑期专业实践。进入大四后，安排学生进行毕业实习。此外，根据专业的特点，我们成立了瞻远行政人协会，以协会为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包括演讲比赛、策论大赛、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大赛、公益创业计划大赛、瞻远论坛和社会调查等，同时鼓励学生参加学校和其他学院组织的第二课堂活动，注重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执行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
3优化师资队伍
没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保证。目前，行政管理专业的师资队伍虽然学缘结构、专业结构比较好，学历层次比较高(全部为博士)，但还存在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一是缺乏高职称、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二是缺乏“双师型”的教师，这给整个专业的发展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带来了挑战。今后，一方面可利用各种进修、培训、见习和挂职锻炼的机会，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另一方面教师也可积极做好科研和教学工作，争取多拿课题，多出成果，为职称评定和团队建设打造奠定坚实基础。在做好“内部提升”的同时，也需要做好“外部招募”的工作，一方面可以聘请实务部门人员做兼职教师，为学生开展专题讲座;另一方面也争取引进高职称、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优化职称结构。
4探索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连接教师和学生的“桥梁”，是教师把自己的知识“渡”给学生的“船”，是教师锻造学生能力的“工具”。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积极探索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组织形式，并积极采用案例教学、项目教学、情景教学等教学方法。近两年，已经发表了《项目教学法在高校创新创业课程中的应用》《LBL—CBL—PBL—RBL四轨模式在管理教学实践中的整合与运用》等教改论文，承担了“高峰体验理论在创业课程案例教学中的应用”、“人才培养创新考核方法研究”等教改课题。今后仍需对案例式、启发式教学进行深入研究，并举行教学研讨，把各种教学方法纯熟地运用于教学之中。
5抓好教材建设
一、美国次债及其衍生产品的金融结构解析
美国的次债实际上是一个由次级房屋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经过一系列金融衍生过程形成的系统链条。从图1可以看出，基础资产经过NBS(抵押贷款支撑证券)－CDO(担保债权凭证)-CDS(信用违约掉期)和其它高级衍生产品这一链条，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基础资产的形成主要由“房贷人的每月还款现金流”构成(图1①)。但随着抵押贷款公司(如：两房公司)将基础资产的证券化，为了保证投资人利益(即投资人的投资权益实现不能完全依靠单个房贷人的还款现金流)需将基础资产进行资产池的配置重组(图1c)，这一过程的理论基础是保险学中的大数法则，即通过不同信用等级、不同区域的住房抵押贷款的汇合，将以其为担保支撑发行的债券风险分散化，达到总体违约率可计算并接近正确。通过这一过程，抵押贷款公司和贷款商业银行实现了债务转移，同时获得现金得以进一步扩大贷款业务。接下来投资银行(例如雷曼、美林等)将其从不同抵押贷款公司购入的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再次汇集成资产池(图1D)，标准化、小额化后，生成CDO。进行分级(Tranehe)后，得到高品级CDO(Senior Ixanche)和低品级CDO(包括Mezzanine和Eqmty)。其中的高品级CDO获得AAA评级从而得到信用增强。投资银行此时通过设立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图1 F)，购入高品级CDO(图1③)再由SPV向机构投资者(图1④)销售。针对低品级CDO，投资银行通过设立独立的对冲基金(图1G)，自己进行投资(图1⑤)。投资低品级CDO的对冲基金由于业绩优良，能够获得商业银行(图1J)的贷款进行继续投资。投资银行又因以投资已买入CDO的对冲基金收益作为保证金，成立了专门用来投资CDS(CreditDefault Swap，简称CDS)的基金(图1E―H)。由于发行机构有保证金的吸引，该基金被投资者热烈追捧，最终发行规模以超出其保证金数量的几十倍之多，保证金杠杆的作用已基本丧失。
二、信息的溶解性扩散――次贷及其衍生产品市场的本质特征
次债及其衍生品，其实质是以“信用信息”为基础的金融性合约。笔者通过深入研究，发现该类合约的交易信息随着衍生路径的多样化，衍生环节的流转，发生了两种效应：溶解和扩散。我们将其定义为“信息溶解性扩散”。扩散效应是不断衍生的必然结果，其与金融系统的效率和风险同时呈正相关性；而溶解效应导致扩散效率的提高，同时加大了扩散效果的取样和定量难度。
(一)次贷衍生品的信息溶解性扩散
1 次贷证券化：信息的输入、溶解性处理和初步扩散。在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形成MBS的过程中，基础资产主要由“贷款人的每月还款现金流”构成(图1①)。因此，我们可将房贷人的信息称为“基础信息源”(具体由购房人的信用状况、还款能力及违约概率等因素构成)。显然，原始的基础资产是离散的、非均质性的。资产池的汇集和均质化(图1C)实际上是对基础资产的溶解性处理，使基础资产由固态离散状态转变成可溶性状态。这种性状的转变，使得流动性的产生――资产的证券化和流通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之后的次第衍生提供了物理基础。随着基础资产溶解效应的发生，众多单个“基础信息源”在资产池中被“溶解”，并与其它“信息源”发生共溶，最终达到均质化。这是资产池被数量化、标准化、小额化后成为标准的投资产品合约的前提。随着债券的发售，基础资产信息实现流动扩散，到达下一级――投资银行(图1②)。
2 衍生环节(CDO、CDS等)：信息的逐级溶解性扩散。从CDO、合成CDO以及其它各衍生产品的形成来看，它们都有一个标的资产池的形成和证券化后向外发售的过程。显然，每一个环节都与MBS的形成类似，都是一次溶解性扩散的发生。基础信息源经过MBS，在其后的每一次衍生过程中，被逐次溶解、互溶、扩散。
CDS的情形有些特殊。它汇集的不是CDO资产，而是CDO的违约风险。其本质上，汇集而后扩散的是“基础信息源”经溶解互溶后扩散到CDO的违约风险信息的部分。当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购买这种CDS合约的时候，违约风险信息得到扩散。
3 金融机构内部的溶解性扩散。从图1的流程来看，在信息的溶解性扩散过程中，任何一级金融机构都会有暂时或投资性持有它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又会发生向金融机构自身资产的溶解性扩散的效应。而这种效应主要发生在信用层面上。因此，当房地产市场上升时，基础信息源表现出风险低而收益好的特征，拥有低品级COO的对冲基金也可以轻易获得贷款，CDS成为投资的热门产品；但是当次贷市场违约率提高的时候，大量持有CDO、CDS的金融机构便遭到市场的抛弃。
(二)溶解性扩散的风险效应
溶解性扩散提供了流动性的同时，也使这个市场具有了独特的特征：
1 随着基础信息的溶解均质化，任何一个单个信息源的劣质化都会导致整个资产池品质的下降。当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信息源违约率提高时，资产池不能通过对问题信息源的隔离处置来维护整体的安全性，只能面临整体品质的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当故障率预期提高而且不能确定时，整个资产池品质下降的程度也变成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风险的分散(从而降低风险程度)的目的不能达到，而风险分布广度却因为溶解性扩散增加了。对于已经出售的资产池，也只不过是实现了风险的转嫁而已。随着信息向下一级的流动扩散，这种下降和不确定性的风险必然感染更进一步的衍生产品。这是引发系统风险的原因之一。
2 由于基础信息源已被溶解和混溶而不可复原，并在之后的逐步衍生过程中又被反复溶解和扩散。信息逐渐呈现出完整性的缺失。这种缺失不仅仅是针对终端投资者的，金融衍生产品的评级机构，甚至作为衍生产品创设机构的投资银行也可能无法掌握绝对完整的信息。这种状况下，证券化或衍生产品的创设机构作为人，在利益驱使下发生道德风险的基础已不再是所拥有的信息优势，而是基于对所有市场参与者都缺乏充分信息的认识，从而萌生赌博、冒险或者侥幸心态。由于可以实现风险转移，这又进一步对人的道德风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抵押贷款银行为追逐更高利益而放松对授信主体的信用风险考量，盲目扩大贷款范围和贷款规模就是证明。由于这样的道德风险导致市场的逆向选择，追求高收益而忽视风险控制成为大多数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通病。
3 溶解性扩散造成的信息完整性的缺失并不是信息的丢失，而是稀释和支离，但其信息的总量是没有变化的。基础信息源的总量在逐级溶解性扩散的过程当中不会增加也不会流失。因此，资产证券化和衍生产品市场不可能实现风险的降低，而只是风险的转移或转嫁。最终的风险接受人就是位于流程终端的机构投资者。所谓的风险分散，也最终会在终端汇集。
(三)溶解性扩散的理论抽象
通过上面的分析，对次债及其衍生产品市场的特点和本质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这里，我们可以将其简化为如下的系统，见图2。
该系统由信号输入端(A)、输出端(z)和中间溶解性扩散环节(B、c…G、H…)组成。该系统具有以下特征：(1)终端信号的质量依赖于输入端的信号质量；(2)在输入端信号正常的情况下，输出端信号一定正常，中间环节工作正常；(3)当输入端有异常信号出现，中间环节马上被污染，并逐级传导，导致最终输出端信号的异常；(4)中间环节对输入端的异常信号无法识别；其投资决策只能依赖机构评级数据。
须知，衍生杠杆化的作用并不是对基础信息源的放大，而是基础信息源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的溶解性扩散。整个资产池都会被基础信息源的信息感染，即使浓度会很低。但是由于定量的难度，基础信息源更可能在信用层面发生作用。例如，当次贷违约率提高时，通过金融衍生的一系列通道，问题信息源逐步被溶解、扩散到投资者手中。但此时问题信息源头已无从追溯，这一过程是完全不可逆的。但最重要的是，整个金融流程的设计却要完全依赖信息源头的现金流来供给，一旦信息源出现违约，投资者站在多环资产池的尽头，手持一小份资产池中的资产合约并不清楚池中所发生的一切，更无从考证自己合约不能兑现的问题源头，因为问题信息源已被资产池溶解，而参与“信息溶散”的金融机构及中介机构又因自有资产的溶解，购入资产被信息源的风险传染而出现资金压力，同时无法追溯责任方。纵观整个流程，风险得以弥漫性散开，分散风险的同时是风险共担。
三、金融衍生品法律监管的制度设计思考
面对信息风险的溶解性扩散特性，笔者认为从监管理念上，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应着重在创新与安全中寻求平衡。正如沃尔克所指出的，“法律规则应该支持和鼓励金融创新和竞争，同时应该为市场经济带来合作和信心”。…就具体制度设计而言，监管机构的监管着眼点应从源头抓起，保证进入“资产池”的基础资产的“源头活水来”，同时树立系统性监管和全局监管的法律思路。突出金融机构因其利益相关人的不特定性，要肩负起保证公众投资者利益的社会责任。最后对于存在的法律监管真空带，应该加以改进和弥补。“在今天，要不要监管已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降低新成本，使监管规范市场行为的收益为正。”
(一)信息源的监管
前文研究发现，CDO、CDS的设计推出使得房屋贷款不再只是贷款银行和房贷人之间的事情，在将投资者的资金和房贷者对于资金的迫切需要进行快速配对的同时，它也引入了更多中介机构。这一过程中，房贷人的信息因金融技术规则需要而逐渐被多次溶解性扩散。由于投资者购买产品时依赖专业评级机构和中介机构，对于风险的定价，高度专业化的金融市场使房贷者和投资者之间隔着多个资产池的溶散环节。因此，对基础资产及房贷者的信用考量逐渐被技术细节所取代，投资者手中所持有的标准化投资合约已无从体现其基础资产的配置状况及房贷者的信用状况及还款能力。资产的流通、利润的共享、信息的流转通过衍生品得以实现，但金融市场的孪生兄弟――风险也得以传递。次贷衍生品客观上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致使风险无限累积，最终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因此围绕次债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笔者认为对基础资产的监管即资产池质量的监管是抓住源头的重中之重。须知次债衍生品市场的信息溶散特质对于每个参与主体的影响是全面彻底的。所以纵观整个过程，把握了基础资产在防止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防止不正当金融行为的同时，也把握了资产池的基本违约率预期计算接近正确，这正是建立资产池的初衷。
由于证券化后的次债衍生品应属于“准公共产品”，因此可供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类型、品质以及范围必须作明确界定，实现信息源的审批许可制，杜绝“次级信用”资产的证券化，从源头上控制风险。同时用来支撑证券化的资产池也必须做到信息的可显现与可抽样。对于为了追求高收益或恶意脱产者，操作中将不良资产证券化损害投资人财产权的金融机构，应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要责任人应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二)衍生流程的监管
衍生品的创新实践操作主要来自金融模型的理论支撑，但模型中每一个参量在现实状态下的轻微不均衡变化都可能使信息源随着模型的推进和衍生的溶解性扩散过程最终彻底改变标准模型的重要结论，产生不可估量的金融风险。所以金融风险的偶然性、传导性决定了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挖疮补肉的处置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国家应有一套完整、系统而又给处置突发性风险留有余地的预案。具体到监管技术上应确保每一个衍生环节中所采用的模型能够充分反映前一资产来源的风险信息，达到从理念到技术的全局性、系统性监管。
针对金融产品衍生环节中的风险，监管机构应通过设定标准进行模型和流程监控。对于国际金融机构所公认的且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三个关键指标：流动性、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法律监管者必须关注这些金融衍生品风险的关键信息，结合衍生品自身特点进行监管。做到对基础资产的形成，到资产池的汇集，再到资产池流向的信息进行充分完全的监管。从而达到动态监管的立法目的，做到资产池风险信息可动态显现，可追溯，可取样，可测算。最终实现把风险识别和风险承担的责任交给投资者，把信息揭示的职责交给监管机构。
(三)衍生环节权限的监管
本文作者：孙锐工作单位：吉林省能源局
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特征日本金融厅作为日本金融监管的最高行政部门，对日本金融市场实行统一监管，全面负责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工作。除此以外，日本成立了以不同监管职能为主的专业监管部门，由日本银行负责执行货币政策的实施与制定，根据法律规定，日本银行有权与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签署检查合同，有权行使其职能，检查市场金融机构，对其经营中潜在的各种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力求在实现职能监管的基础上，保留分业监管的优势。日本金融厅与日本银行的分工不同，业务重点不同，但双方具有协同性，各自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实现机构改革的平稳过渡，也就使得银行监管具有了双头监管的功能。为了加强工作的协同性，法律规定，受金融厅长官节制，日本银行应允许金融厅职员查阅相关资料，并向金融厅出示检查结果。这种协同机制在实际工作中加强了信息共享，建立了沟通平台，双方工作人员通过日常的互换信息，形成了相互配合的密切关系。为减轻下属金融机构的负担，协商机制又发挥了重大功能，监管机构不干预金融机构的具体业务，主要通过增强居民的风险意识、信息披露等服务机制实现对金融体系的监管。
德国金融监管体制特征德国金融监管局是德国金融监管的最高机构，主要职责是保证德国金融产业正常运行，确保金融机构、保险企业和银行的清偿能力。德国金融监管局下设三个专业部门，分别监管银行、保险、证券三种业务，同时还设置有三个交叉业务部门，专门负责处理交叉领域的问题。德国银行监管对从业机构资信有严格要求，银行开展业务前必须符合充足的资本要求，同时还要有至少两个专业、资信水平高的管理人员。有资格提供银行服务和产品的机构必须具有良好管理水平和偿付能力。银行监管部门进行持续监督，资本充足要求和资本充足的流动性是检查的重要内容，还必须检查银行是否存在大额风险暴露，未提足坏账准备以及违反审慎监管标准等问题。在监管方式上，监管部门聘请外部审计师对开展证券业务的信用机构和金融服务机构进行外部审计。此外，德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是咨询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了消费者保护协会、金融机构代表和学术团体等咨询服务机构，主要作用是提供建议，提供如何提高监管水平的策略等。
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制建设根据中国金融业发展趋势，应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界定金融监管当局的权利和义务，制定和出台金融监管的相关办法，严格规定金融机构的市场认定制度，对于符合资本条件的机构允许经营金融产品，对于不符合资本条件和流动型要求的机构严格控制。强化金融执法，进一步赋予银监会、证监会等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重大权力，并保证其在运作上的独立性。大力整顿金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机构，严禁任何非法金融活动。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金融监管不仅涉及一国金融行业，中国金融业已经逐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协同效应开始逐步增强，市场的需求决定了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必须加强跨国的金融监管合作和政策协调，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必须深化人员交流、信息共享、风险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实现中国金融监管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对接。立集中稳定的金融监管机构越来越多的混业金融集团出现，使得现行的“一行三会”制度和协调机制无法从根本上对其实行有效监管。因此，成立一个长期稳定的金融监管机构迫在眉睫。介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现状，在具体实施监管的过程中，三会仍然按照各自领域各自分工，但遇到交叉领域或者重复监管的领域时，要由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协同三会进行监管，由固定人员和在三会中临时抽调的人员组成监管团队，并在监管过程中行使主要权力。现行机构之间要有效沟通，并且要定期由金融监管机构牵头组织一行三会的联席交流会，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金融监管机构作为一个长期并稳定的有效机制，可以更好地与国际进行合作与沟通，加强我国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的地位，对我国金融国际化有长远的意义。
一、国际金融监管模式比较
1.自由开放的监管模式
世界上对于金融市场几乎不加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行政管制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主要凭借其发达的金融信用信息系统实现对金融体系的监管,美国目前正在使用的监管信息系统主要有两个:全国检查数据库系统和银行机构全国桌面系统。全国检查数据库系统属于美联储国家信息中心的一部分,该系统专门服务于监管职能,因此,只有美联储的监管人员能够进入和使用。银行机构全国桌面系统的最大特点是数据的共享性强,通过一些新的功能设置能有效地增进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同时有助于监管人员对不同机构的同种业务类别和风险特征进行比较分析。
2.适度约束的监管模式
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属于这一模式,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从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已经过渡到放宽管制,甚至完全取消管制。
a.英国金融监管
在0多年的经济变革浪潮中,英国金融监管体系始终书写着三国鼎力的鸿篇巨制。面对金融市场的动荡,被推向风口浪尖的英国金融监管体系在改革的压力下,终于迈出了向“中央集权靠拢的艰难一步。
新的监管体制改革实现了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统一。他认为,英国现行的金融体制是在混业经营潮流中树立起来的,其益处在于能顺应当时混业经营潮流,有利于英国金融业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中增强国际竞争力;其弊端则是政府放松了管制,“亲商变成了放纵,导致金融业败德行为泛滥,英国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策源地。英国央行对金融集中监管,有利于及时准确地获取和反馈信息,避免了多方监管的低效和疏漏,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加大监管力度,并降低金融风险。
b.日本金融监管
日本传统的金融监管制度侧重于事前限制,从而形成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的监管机制,随着金融监督厅的设立和运营,金融监管将转变为注重事后监督,以国际统一会计标准和法律规范交易行为促进竞争的机制,真正建立起透明、公开、公正的金融市场。日本金融政策的制定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原来均由财政部负责,权利过于集中,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997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金融监督厅设置法》及其相关法案,进行一元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财政部的官方金融检查部和证券交易等监督委员会以及银行、证券、保险各局的监督、检查职能分离出来,统一集中于金融监督厅。其目的是增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增强风险管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3.严格管制的监管模式
这一类国家大多实行外汇金融的严格管制,对贸易、非贸易项下的外汇使用都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且几乎毫无例外地实行资本项目下的货币不可兑换。这些国家存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一般历史上都经历了或仍处在资金短缺的阶段,金融监管体系较为僵硬,不容易适应国际新情况,相应的配套法律及设施也很不完善,需要加强和改善的地方很多。中国也曾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分析学习这些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于我们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匈牙利原来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的分配呈集权状态,因而整个金融体制以中央计划为基础,在金融结构方面,实行大一统的银行制度。最近几年,外国资本在匈牙利银行业的股权已经占到了65%左右,保险部门中外资参与程度达到了90%,70%的投资基金受外资控制。在匈牙利,外资控制金融机构已经完全合法化。这对匈牙利金融监管形成了极大的挑战,消除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也就变得更加重要。99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最大的警示之一就是:只有运用综合的、有弹性的、有预防的手段进行金融监管,才能适应金融产品创新和机构交叉的新形势的需要,从而促进金融和经济有序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导致了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规则的变化。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政策建议
目前国际现行的金融监管方式主要有四类:分业经营、混业监管,如韩国;混业经营、分业监管,如美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混业经营、混业监管,如英国和日本;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这是中国内地采取的模式。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行为的金融监管必须获得法律法规的明确界定,以保证金融监管本身能够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程序执行,以杜绝随意性,维护客观性和公正性。另外,我国普遍缺乏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措施,监管成本较高。在现行金融监管中,“重审批、轻管理、“重国有银行、轻其它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重外资、轻中资的倾向十分突出。对此,笔者拟提出为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六点建议:
1.直接组建统一的监管机构,实行功能型监管;
2.要建立金监委、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与人民银行之间的定期会商机制;
3.要加强金融业的自律作用;
4.完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
5.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杜绝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真空;
6.建立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机制,加强社会公众的监督,深入开展有关市场规则、金融意识和知识的教育,增强人们的金融风险意识、社会信用观念,遏制非法金融活动的社会基础。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在历经25年缓慢发展并且成型不久,便已经开始面临新的挑战。现在提出的成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否被接纳,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用了25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还是与我国金融的发展程度和监管的水平相适应的、相符合的。这次的改革,应该会于当初的“一行三会的分离改革和当前的“分久必合一样,同具“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改进监管方式,提高监管质量的性质,因为不论结果如果,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高效运行,才是金融监管改革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 赵晓. 英美金融监管体制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当代金融.2009
(一)金融结构的变迁决定金融监管体系的变迁方向
从金融结构的变迁来看,基本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从金融业经营体制来看,基本经历了初期的混业经营到分业经营再到混业经营的过程,而金融监管机构也伴随着金融结构的变迁而不断发展,从初期的中央银行,再到后来的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到最后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部分统一监管组织架构、统一监管组织架构,无不显示出金融监管体系顺应金融结构变迁而进行变迁的历史。总结起来,金融结构变迁决定着一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变迁,各国金融业发展历程基本相同,这使得金融监管体系变迁具有阶段性的特征,但各国金融业结构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各国采用的金融监管体系具有差异性。
(二)金融监管体系影响金融结构的变迁
由于监管目标存在着双重性,则金融监管重点存在着效率和稳健的替换问题。每一时期根据不同的监管重点,提出不同的监管目标,基本呈现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相交替的局面。当以效率性为主时,就会出台自由化法案,放松管制,此时金融业会获得发展,金融业的效率性提高,稳健性降低;当以稳健性为主时,就会严格管制,甚至对金融机构进行国有化,此时金融业的发展会受到影响,金融业的效率性降低,稳健性提高。
(三)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体系的相互作用
通过金融创新进行推动,正是创新与监管的不断博弈共同决定了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体系的演化。金融创新改变了一国的金融结构,进而导致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的匹配程度下降,由此造成监管的调整,将创新后的金融机构行为重新纳入新的监管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新一轮的创新。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之间的作用以金融创新为起点,以严格监管为终点,呈现螺旋式变迁的轨迹。
(四)由于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不断博弈,使得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变迁呈现宽严交替的局面
从监管法律法规发展的历程来看,基本经历了监管宽松-严格监管-放松监管-加强监管的过程。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金融监管法律法规未来发展的趋势是进一步加强监管,限制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对金融交易和金融产品进行更进一步的限制。
(五)统一监管是未来金融监管发展的方向
从金融结构变迁的历史来看,各国金融结构呈现出由简单到逐步复杂的变迁过程,同时金融业经营体制经历了早期自然混业经营的时期,到严格分业经营的时期,再到逐渐融合混业经营的时期。在混业经营的体制下,统一监管组织架构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统一监管是未来金融监管发展的方向。
二、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系变迁历程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逐渐加深,中国分业监管组织架构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从内部来说,随着金融业混业化的加剧,监管盲区、监管交叉也大量存在,这客观上对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要求,从外部来看,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且随着国际化的不断深入,中国金融业客观上也需要自由化改革,否则将会丧失竞争力,因此中国金融监管该如何应对各种挑战,也是一大难题。以史为鉴,可知兴衰,通过对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系变迁历程的考察,得到对中国的启示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变迁的趋势是走向统一监管
从金融监管体系变迁的规律来看,金融结构决定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变迁的方向。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金融业由完全国有逐渐向股份制转变,同时金融业规模开始增大,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开始增多。由于金融业国有化程度依然较高,且金融业混业程度不高,因此,2003年以后中国建立的分业监管组织架构是比较符合国情的。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特别是股票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中国的金融创新逐步活跃,混业化经营的趋势逐渐显现。从金融产品来看,以投资连结保险、银行集合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为代表的一批金融产品已经具备跨行业的特征,从金融机构来看,以平安集团、中信集团、光大集团、银河金控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已经基本具备金融控股公司的特征,且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在朝着综合化经营的方向发展。日趋活跃的金融创新进一步改变了中国的金融结构,随着金融业规模的不断增大,中国金融业的效率性有所提高,稳健性有所降低。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应对混业经营所导致的金融结构的变化,目前中国金融监管组织架构有向统一架构转变的内在动力。
(二)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变迁应当循序渐进
虽然中国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变迁的趋势是逐步走向统一,但由于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变迁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中国不能盲目进行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变革,而应该切合中国的体制因素、金融因素、治理因素走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逐步走向统一监管。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由于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变迁还受到金融因素和治理因素的影响,目前中国虽然出现了金融混业化趋势,但混业化程度并不高,且统一监管需要较高的治理水平,但中国目前由于监管经验的缺乏、信息披露的缺失等原因,治理水平还较为低下;二是中国金融监管组织架构改革应该走循序渐进的道路。从短期来看,面对金融业逐渐混业经营的趋势,中国应该逐渐加强金融监管机构联席会议机制,增强三个监管机构的沟通协调,避免信息沟通不畅进而影响监管效果,防范监管套利。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中国应该采取渐进的模式走向统一监管组织架构,先借鉴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经验,建成部分统一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其转变为统一监管组织架构。
(三)随着金融综合化经营的不断发展,中国在监管过程中要重视宏观经济的稳定,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是金融监管机构利用公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而金融监管法则是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我国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法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规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最有力工具。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进行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
二、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法所确认并反映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另外，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有别。它往往与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金融政策目标等密切相关，是一国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我国对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说法不一，但是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介绍我国金融监管法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统一监管是宪法依法治国理念和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在金融监管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监管，就是监管法定，是指金融监管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监管包括监管主体的法定性、监管内容的法定性﹑监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监管权力的法定性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七条与《保险法》第九条也分别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依法监管原则要求合法的金融监管主体利用合法的监管职权，遵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法定的监管行为。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地接受监管；①第二，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进行监管活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第三，金融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职权的取得，范围和程序都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第四，金融监管应有平衡制约机制，必须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然法律赋予权力，就应同时对权力加以限制，避免滥用。
（二）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Quintyn And Taylor（2002）在2002年发表的“监管独立性与金融稳定性”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监管独立性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这一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包括监管机构相对于政治干涉的独立性和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行业俘获”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能得到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才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性。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按理论讲，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三）合理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即适当。行政执法不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场合理、适度的监管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适度监管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维护公平竞争，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根据适度监管原则，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第一，金融监管必须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基础，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应让其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介入。第二，监管者应避免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容易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侵犯，抑制市场活力，监管者应尽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场失灵、金融行为不当时，应该能及时应对、运用适当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第四，应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级分类，区别监管，运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公开、公正原则
公开原则或称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含义是金融监管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根据公开原则，有关金融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以保障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知情权。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公正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要按照公平、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公正原则要求监管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平等对待金融市场上不同的被监管者。公开、公正原则不仅是金融监管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其他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
安全与效率是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金融安全原则要求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金融安全关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也是金融监管的根本出发点。而金融效率原则是指监管者应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作用。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防止金融监管过度所必需。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体现和终极目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体现了这一原则。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监管应讲求经济效率，即金融监管不应导致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和鼓励等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二是金融监管应讲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监管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化的金融监管目标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则和金融效率原则并重，才能最好的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保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185-03
一、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改革
1.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1）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2）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负责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3）强化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4）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以防止金融机构倒闭再度拖累纳税人救助。（5）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6）赋予联储更大的监管职责，同时对其实施更严格的监督。（7）美联储将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以确保高管薪酬制度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
2.英国金融难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包括三个新机构的建立。第一，英格兰银行成立一个独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以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掌握宏观政策工具。第二，英格兰银行成立一个下属机构——审慎监管局 （PRA），以促进金融公司的稳定性。第三，成立一个金融行为监管局（CPMA），以保护消费者和管理金融市场。2011年6月英国政府还了《金融监管新方法：改革蓝图》白皮书，对英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明确了新成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将专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将金融服务局原有的微观监管职能划分给新成立的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承担，同时着重规定了各类法定监管机构间的协调机制。
3.日本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1）促使金融机构加强全面的风险管理。要求金融机构要给与风险管理部门应有的地位和优先性；更加关注金融机构资产风险状况与资本充足率适应性；督促综合性金融集团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2）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的约束和改进不恰当的激励机制。强化了对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审查。提出基于金融风险的薪酬调整机制，避免金融高管过于重视短期利润而忽视长期金融风险。（3）加强信息披露，增强市场诚信度和透明度。特别是增强证券化产品的透明度，加强对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改进会计准则。（4）扩大监管范围，着眼于系统性风险。改变以往注重保护储户利益，重点监管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做法，将监管范围扩大至保险证券银行等所有金融机构。（5）实施全面审慎性监管，并加强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
4.欧盟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内容。（1）创设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设立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ESRB），其主要由成员国央行行长组成，主要职责包括控制欧盟信贷总体水平和抑制“泡沫”，监测整个欧盟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及时发出预警并提出应对相关情况的措施，以确保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的金融危机。（2）建立超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成立三个超国家金融监管局：一是欧盟银行业监管局，责对银行业的监管。二是欧盟证券与市场监管局，负责对证券行业的监管。三是欧盟保险与雇员养老金监管局，负责对保险业的监管。（3）把保护消费者作为金融监管的中心目标。欧盟金融改革法案成功将消费者保护列为欧洲金融监管局工作的绝对核心。
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特点
纵览各主要国家、经济体和国际金融组织推出的监管改革措施，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市场主导原则和市场自由发展仍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从各改革方案的内容来看，其主要目的在于弥补监管漏洞，纠正由于市场过度自由而导致的市场参与者之间、市场与监管之间的失衡状态，而非对市场自由做出严格限制，市场主导原则和市场自由发展的环境仍然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
2.强调金融信息对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重要意义。金融是一个信息行业。无论是金融监管当局还是金融市场主体其工作开展及效果都完全依赖于其所掌握的金融信息。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同以下两方面有关：一方面，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在贪婪的驱使下，在未获得充分的交易相关信息之前就参与了交易，从而产生其无法承担的损失；另一方面，金融监管当局未能充分掌握相关信息，进而未能作出及时反应。因此，各监管改革方案都重点强调了金融信息的收集与处理。
3.通过设立制度化实体机构加强监管协调。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行金融体系中，一般都存在多个金融监管主体。多头监管容易出现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责与权限划分不清，导致监管套利，从而变相地降低了监管标准。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头监管体制也存在很多的优越性：一方面，在金融分业经营格局依然比较清晰之时，分业多头监管的专业性依然具有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多头监管可以形成激励机制，促进监管竞争，为市场提供更有效的监管。权衡利弊，多头监管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各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为此，各监管改革方案都要求加强监管协调，设立实体化、制度化的监管协调机构。
4.强化货币当局的金融稳定职能。各改革方案都着力强化了货币当局的金融稳定职能，这反映了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关系的深化。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银行类金融机构大规模介入资本市场，这就使得后者成为了银行体系的重要风险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如果不考虑金融市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无法建立，货币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实施。此外，在金融机构出现财务困境时，货币当局作为最后贷款人也需要并且最适合于承担救助职责以避免系统性风险。在这一背景下，对于货币当局来说，维护金融稳定就成为了与货币政策制定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职责，其关注的范围和领域也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银行类金融机构，而是涵盖了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5.突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不断复杂化，系统性风险越来越成为金融稳定的重要威胁，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有鉴于此，此次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很自然地将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6.加强监管当局的危机处置能力。在这次危机中，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极为不力，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危机进程和严重性的误判，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金融监管当局缺乏危机处置的手段与能力。为此，各改革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明确监管当局在危机处置中的权限和程序，突出的一点的就是强调建立危机处置的完备预案，同时授予监管当局在危机状态下“便宜行事”的权力。
7.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高度重视。会计准则在反映表外业务风险上的局限性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不透明性是此次危机爆发与恶化的重要原因。各个国家与地区的金融监管改革都对此给予高度关注，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在相应的监管措施上则缺乏具体内容。这还需要国际协调合作与统一标准，而这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8.加强对投资者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本次危机暴露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使得市场微观主体经常难以正确理解产品的特征和对产品蕴含的金融风险作出正确评估，从而无法基于审慎的判断作出交易决策，甚至落入欺诈陷阱。因此，保障投资者与消费者的知情权与索赔权是各项改革方案中的共同内容。
9.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在各项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都提出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国际监管合作不仅是防范外源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有助于统一各经济在金融监管改革上的尺度，避免其他国家和地区较为宽松的金融市场环境对自己国际地位造成威胁。
三、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政策选择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所受的冲击更多地是在实体经济层面而非金融体系层面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性不足避免了外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与此同时，中国的高储蓄率为金融机构提供了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使得金融机构不必求助于高风险、高成本的融资渠道。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于金融服务多样性需求的日益增长，金融体系必将更为开放，金融市场也将更为活跃，从而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中国应借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积极稳妥地推动中国金融监管改革。
1.坚持金融监管全面覆盖的原则。“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是金融监管发展的潮流，不论是较早改革的英国、日本还是危机过后的美国，其金融改革都明显地反映出这种趋势。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一直秉承了全面覆盖的理念，并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更应该付诸实践以有效保证这一理念的贯彻与落实。
2.坚持适度监管，鼓励金融创新。美国金融危机暴露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如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过于松散，甚至缺位。而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都不发达，中国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权利限制过严。虽然这避免了类似于美国金融市场的高风险，但是也严重约束了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阻碍了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和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需求。与此同时，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过度管制很容易削弱本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导致金融资源的外流。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由于担心市场风险而阻碍金融创新，相反，必须将金融创新的主导权还给市场。
3.加快推进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实现金融信息联通与共享。金融监管当局充分掌握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部门的相关信息，对于进行宏观审慎性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推进金融监管信息建设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完善征信体系，在为金融机构决策提供依据的同时，有助于监管当局通过违约率了解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为审慎性监管提供支持。第二，健全支付清算体系及其信息挖掘，汇集经济交易信息，以此反映交易活跃状况、经济景气程度和经济结构变化情况等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侧面，为金融稳定状况的评估提供背景。第三，加强金融监管当局内部及其与各经济部门之间的信息系统整合与共享，在可能的情况下制定明确的、有时间表的金融信息资源整合方案。
4.建立实体化、法治化的监管协调机构，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目前，中国初步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格局，但是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缺乏正式制度保障，仅处在原则性框架层面，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在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应将协调机制法治化、实体化。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组建有明确法律权限、有实体组织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以监督指导金融监管工作。
5.突出消费者利益保护这一金融监管目标。完备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措施是发达金融体系的共同特征，也是构成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如果金融监管只关注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而忽视了对消费者利益的切实保护，就会挫伤消费者的金融消费热情而使金融业发展失去广泛的公众基础和社会支持。所以，要使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对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实行严格监管，促进这些产品透明、公平、合理，使消费者获得充分的有关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信息。
6.加强宏观审慎性监管，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在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金融体系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与传导机制存在着差异。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所处阶段和金融体系的特定结构决定了我国的金融市场并非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但是，随着综合经营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将会与当前发达国家进一步趋同，金融控股公司等大型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会快速发展。为了应对金融业快速发展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新要求，我国应在明确系统性风险标准的前提下，确立监管系统性风险的专门监管机构。根据目前的情况，可以考虑将这一职责赋予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牵头监管”模式，并与其他监管机构密切合作，解决监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盲区”。
7.加强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监管，改进监管手段。随着金融创新的飞速发展，中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及表外业务规模也在迅速扩张之中。为此，中国必须加强资产负债表的监管。首先，完善资产负债表的编报规则，使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风险能够在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其次，监管当局应当及时、充分掌握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变动情况，为微观审慎性监管提供依据。再次，监管当局应该在考虑到金融体系内部复杂联系的基础上，在宏观层面上对资产负债表的总体变化情况进行监控，并据此对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作出评估，在出现问题时发出预警。最后，监管当局需要通过资本充足率要求和会计标准的改进，消除或削弱与资产负债表相关的顺周期性，平滑金融体系运行中的波动，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
8.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与国际金融发展步调一致。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是回应国际社会舆论的要求，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其次，目前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仍然处于酝酿和起步阶段，中国的及早参与有助于争取主动，确立规则，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利益。最后，尽管现阶段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参与程度仍然非常有限，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中国也将面临更大程度的传染性系统性风险，对于这些风险的防范与处置也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主要监管模式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中国经济时报，2012.10.8
2.何德旭等.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新趋势及启示.上海金融，2011（1）
3.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改革对中国的启示.中国证券报，2009.10.20
近年来,国际金融领域显现出几个突出特点:金融全球化,金融混业经营和信息技术广泛而深入的运用,它们给整个金融监管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相互作用也加剧了金融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使防范金融业的系统风险成为各国金融管理机构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轮完善监管制度的改革。1998年,英国率先设立了独立的中央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简称FSA),并在试运行三年后又修订了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从2001年12月1日起开始实施,从而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了FSA中央金融监管机构的地位。在过去几年的实践中,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对英国和全球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正在进行金融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研究英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对我国金融法律的立法及其调整具有重大的意义[1]。
1.英国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背景
1.1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
1988年巴塞尔协议就要求签约国监管各银行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运营情况,同时要求各签约国扩大监管范围,纳入市场风险监管。1992年欧洲统一市场形成后,欧盟又为银行与金融业制定了许多新的规定,包括银行自有资金情况、偿债能力的比例、资本构成情况(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等。另外,欧盟拟通过一种互相承认监管的制度来避免双重监管。英国虽然没有加入欧元区,但伦敦金融市场上的欧元交易却是最大的,提高金融交易效率与安全性有利于保持英国伦敦独特的金融市场地位。
1.2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的国内背景
1.2.1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程度不断加深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型化、多样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改变了英国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发生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之间的业务彼此渗透,使英国金融业多元化混业经营的趋势加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业并购浪潮,使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实现了跨行业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间的业务界限愈来愈模糊不清。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机构也开始经营金融产品和业务,混业经营的日益发展,使英国成为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1.2.2金融业分业监管的缺陷日渐暴露
1998年6月1日之前英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共有9家金融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分业监管虽然表面上无所不包,但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受几个监管机构政出多门的“混合监管”,不仅成本增加,效率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容易产生争议,而且某些被监管者可以钻多个监管者之间信息较少沟通的漏洞,通过在不同业务类别间转移资金的方法,转移风险,人为地抬高或降低盈利等方法,以达到逃税、内部交易甚至洗黑钱等目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分业监管有效性的降低,使英国朝野上下对改革金融监管模式,逐渐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1]。
2.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
2.1成立新的金融监管机构
英国政府决定将10家机构合并,组成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这10家机构包括证券与投资管理局(SIB)、证券期货协会(SFA)、私人投资监管局(PIA)、投资监管组织(IMRO)、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司(SSBE)、注册互助委员会(RFC)、房屋协会委员会(BSC)、互助合作委员会(FSC)、由贸易工业部划转到财政部的保险监管司以及伦敦交易所的英国发行上市监管部(UKLA)。1997年10月,证券投资局更名为金融监管局(FSA),1998年起,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责移交给FSA,FSA依法行使监管权力。FSA虽然要全面负责对拥有一百多万员工的英国金融业的监管,但其机构并不庞大,现有雇员仅二千多人,这主要依靠其先进的监管手段,因此使得监管机构降低了成本,效率却反而有所增加。
2.2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
英国曾实施过较长时期的自律式监管体制,改革放弃了伦敦金融市场行业自律管理体系,重建全行业的金融服务监管体系。2000年6月,英国女王正式批准了《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这是英国自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关于金融服务的法律,它于2001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后,取代了此前制定的一系列用于监管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堪称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明确了新成立的FSA和被监管者的权力、责任及义务,统一了监管标准,规范了金融市场的运作。
2.3制定新的金融监管规则
根据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的授权,FSA已经制定并公布了一整套宏观的、适用于整个金融市场被监管机构的监管条例,主要内容有:(1)被监管者经营业务一定要诚实;(2)被监管者一定要尽职细心地以应有的技能开展业务;(3)被监管者在适当的风险管理机制下,一定要负责和有效地采取适当的谨慎态度组织和管理其业务;(4)被监管者一定要保持适当的金融资源和财力以应付可能的危机;(5)被监管者一定要遵守相应的市场行为准则标准;(6)被监管者一定要公平对待其客户,并对客户的利益给予应有的考虑和重视;(7)被监管者一定要对其客户的信息需求给予应有的重视,提供给客户的信息应该明了、公平、不能误导;(8)当被监管者对其客户的资产负有责任时,一定要做出适当的安排以保护这些客户的资产;(9)被监管者必须以公开及合作的态度接受法的监管,及时向FSA通报必须报告的情况。
2.4确立新的金融监管理念
FSA成立之初就表示将要采取崭新的监管方式,FSA负责人也十分强调FSA管理的“崭新性”。与昔日英格兰银行、证券与投资管理局等9个金融监管机构不同的是,FSA在监管别强调以下环节:节约有效地使用资源进行金融监管;管理层是否尽职尽责;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尽可能不压抑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鼓励被监管的金融机构之间开展有序的金融竞争;保持英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及其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特征。另外,在监管目标方面FSA将通过积极关注金融发展动态,实现瞻前监管,帮助客户达成公平而合理的交易。
2.5建立新的金融监管制衡机制
由于在新监管体制下,FSA拥有的权力非常之大。因此,英国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监管制约机构“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FSMT),并于2001年12月1日与FSA同时开始运作。该法庭主要审理发生在FSA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且经双方协商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法庭对金融监管案件的审理采取闭门(对公众保密)审理、公开审理两种方式,并以公开审理为主。“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的成立,无疑能够促使FSA认真进行监管,有助于提高英国金融监管甚至整个金融业的法制水平。此外,鉴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密切联系及相互影响,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去后,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与FSA负责人交叉参加对方的理事会,实行互相介入,以保证二者之间的有效协调。这种安排能保证FSA负责的金融监管与英格兰银行负责的货币政策,在重大的宏观层面上的决策能够保持较强的互通性[2]。
3.英国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尽管中英两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差距很大,中国不可能照搬英国的改革实践。但是,英国改革金融监管体系的经验还是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为我们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3.1考虑未来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
此次英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是一种很有前瞻性的制度创新,是为了应付金融业全球化发展趋势及保持英国金融业在这种趋势中的领先地位的一次改革。所以,中国在设计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框架时,应该提前把未来世界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与中国市场的关系、中国金融业及金融监管发展的方向等因素考虑进去。
3.2开放资本市场
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资本市场必将开放。面对外国公司的竞争,中国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要保证业务发展与应有利润,必须加强自己的实力,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因此企业的重组、兼并,实行混业经营已不可避免。因此,我们应提前考虑按功能而不是按企业类别建立新的金融监管框架。
3.3统一分工与协作
英国传统的金融监管体系中有8个监管法律、9家监管机构,致审批程序多、监管政出多门等弊端。为克服上述弊端,英国在FSA成立不久就了《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局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为英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后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局之间分工协作建立了制度性框架。同样在我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建立稳定的信息沟通机制和双边及多边紧急磋商机制,这对顺利推行货币政策和开展金融监管具有重要意义。为了防止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协调机制流于形式,应当将协调机制通过立法的方式有效固定下来[1]。
3.4提高金融监管人员专业素养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储蓄的增加,中国消费者会逐渐走上金融市场去多元投资,会有更多的银行资金流向资本市场。散户投资人占据着中国股市的9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群体,他们最容易置身于泡沫,也最容易为泡沫所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强金融业的监管力度,建立保护小投资者的规章制度,以防市场混乱动摇人们的信心,出现系统危机。英国统一金融监管的好处之一是集中了懂金融专业的监管人员,严密跟踪各种投资机构的金融投资,防微杜渐。中国市场未来的金融产品发展会很快,需要越来越多的懂金融专业知识的监管人员,如果管理机构重叠分散,管理成本会大大增加,管理人员的培训更加困难。
3.5尝试建立货币政策制定者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对话机制
银行介入保险、证券业后,对货币政策(利率)的反应会更强烈,我们应该考虑建立一种货币政策制定者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对话机制,以便更稳妥地协调、制定货币政策,保证经济增长不受通货膨胀与金融企业流动性危机互相干扰的影响。
3.6加强各部门权力制衡
金融监管的权力制衡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权力必须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当被监管单位对监管部门的处罚不服时,应该有不同系统的单位受理申诉,而不应该由金融监管部门的上级受理,以确保执法的公平、公正、公开;二是针对农村信用社归地方政府减少来自地方政府对金融的行政干预。
参考文献:
[1]许菁.英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及我国之借鉴[J],管理科学,2006(2).
[2]吴凡,张本照. 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及其启示[J],现代管理科学,2007(1).
[3]李亚培,鄢斗.近期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动向、特征及其启示[J],改革与开放,2008(10).
[4]江学时.论英国的金融监管[J],欧洲研究,2009(6).
1 有关金融监管
(1)金融监管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
(2)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
(3)金融监管的必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金融监管不仅是我国金融体系内部完善的迫切要求，更是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规范、实施必要监管，保护国内金融体系，顺利完成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
2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对策
(1)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创新。①根据我国金融调控和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合理确定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根据权责一致原则，界定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尽快建立由人民银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解决监管主体混乱的问题，理顺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金融监管中的一些重大问题。②改革现有的监管制度，实现监管手段和方式由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加快金融立法，将金融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监管制度创新，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累积，保证金融体系高效稳健运行。
(2)树立维护稳定与提高效率的双重金融监管目标。随着我国加入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业同境外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优势，维护金融机构合法稳健运行将不再是监管的单一目标，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积极扶持金融机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成为新形势下对金融监管的迫切要求。在依法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尽可能降低监管成本和资源的占用成为实行高效监管的新观念。
(3)利用网络，践行金融电子化监管。实施金融电子化监管对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降低金融监管成本，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提高金融监管质量，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作用。①提高金融监管的持续性、有效性和全面性。②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能力，实现全过程的动态监管。③实现监管数据的共享。利用金融电子化监管系统使监管过程的大部分工作实现自动化，从而可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提高监管的效益，降低成本。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financial internationalization's rapidly expand， the financial derivation transaction has become in the money market most to have the vigor and the influence financial product. In view of financial deriv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o on transaction's complexity， high release lever， hypothesized， noble character danger， various countries' government and the related international finance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takes each measure in abundance， improves the financial derivation market law supervision asthenia diligently the condition. Although our country's financial derivation market still occupied the development initial period， but the market supervision question actually may not belittle，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develops our country finance derivation market to choose the unification supervision pattern.
key word: Financial derivation market unification supervision supervision pattern
一、统一监管模式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内生需要
金融衍生品是对未来某个时期特定资产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安排的金融协议，按照其自身的交易方法和特点划分，其分为远期合约、期货、期权和互换四种形式。其产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降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基础资产的各种风险，在性质上属于风险转移和风险管理的工具。金融衍生品贡献巨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致于被美誉为"改变了金融的面目"[01]，促成了金融交易活动的日益虚拟化。然而，由于金融衍生品涉及多个金融领域，系运用多种技术的"金融合成物"，因此，对其实施有效监管的法律制度就必然具备跨市场、跨行业的综合特征，那些将"混合物"分拆成"基本元素"分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法必然会损耗金融监管效率。对"基本元素"实施监管的有效性并不必然导致对"合成物"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换句话说，它们不是机械地拼合在一起，而是发生了合成作用的"化学反应"，事物的本质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无论是金融分业经营，还是金融混业经营，抑或是我国高层强调的金融综合经营，其对金融衍生品的需求和应用无不对市场监管提出了挑战。一方面，随着金融改革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不断发展，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借助层出不穷的新型金融衍生工具，通过各种资产组合，使其经营风险特征和传统银行的风险相似，从而使针对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安全运行而设置的各种金融监管效力大大降低；同时银行借助于这些金融衍生工具使得对银行实施的审慎监管要求同样形同虚设。所以，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必须针对"金融合成物"本身的性质特征来设计。在此过程中，加强对"基础成分"的分别监管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集团化趋势日渐明显。以英国为例，英国八家最大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范围都涵盖所有五种应接受监管的金融业务，而不再像20多年前，即使是最大的金融机构也只经营其中一种金融业务。这些都使得单一监管或称分业监管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中出现诸多不适应症，从而使统一监管的实施显得十分必要。金融衍生品创新经验表明[02]，统一监管模式已成为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内生需要。
二、统一监管模式追求制度结构的内在统一和组织体系的相互协调
笔者认为，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立足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在单一制监管组织结构基础上，以有效实现确定的金融监管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是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组织及其业务等实施多层次共同监督和管理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该种监管模式强调通过明确统一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协调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自律组织、金融机构等各层次的监督管理行为和业务活动，同时通过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监控的国际合作，以有效实现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管目标。
实际上，统一监管的制度结构和单一制监管结构有着相似之处，前者吸收了后者所主张的单一监管机构理论，在监管主体组织制度上也主张设立一个监管机构负责金融衍生品市场及从业机构和人员的管理。但是，统一监管和单一监管毕竟不同，表现为单一监管制度在一个监管机构之下，仍然按不同的金融行业来分而治之；而统一监管制度则是主张以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导向来组织和建立金融监控法律制度体系。正如伦敦经济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古德哈尔特（Goodhart）所指出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围绕监管目标设置，把不同目标合并到一个监管机构中，会产生理念和行为的冲突，从而抵消单一监管结构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而统一监管模式以监管目标为基础配置监管职权，较好地解决了这种冲突和损耗。
从制度结构上看，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追求金融监管的全面统一，其不但强调监管组织形式上的监管机构统一，而且强调制度结构以及监管目标的统一。具体说来，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机构的统一。即基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特性，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全面负责监管金融衍生品市场，有效监控金融系统风险。同时，为避免产生权力巨大的垄断监管机构，滋生官僚主义，在设置一个监管机构的基础上，要通过经济责任制对具体的金融监管权限进行划分，并通过设置听证会、咨询程序等法律制度对该金融监管机构行使监管权力的行为进行监督，从制度上有效防止权力滥用或怠于行使权力的发生。统一监管机构主要负责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整体决策、市场准入、信息披露、检查监督等全面监管工作。
二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目标的统一。即统一监管机构在设置各个监管部门时，应当遵循部门监管目标一致的原则，减少所谓"摩擦损耗"；同时，通过内部协调合作机制的强化，将外部监管机构间的冲突通过内部机制予以消化。
三是多层次金融监管的统一。即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对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立体监管，注重金融衍生品监管当局和行业自律组织监管、金融机构自控的合作和协调。尤其是在具体市场交易监管中，要为实现有效地监控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系统风险而分工协作。
四是国际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合作和统一。即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系统风险监控中，加强国际分工与合作，具体内容包括各国监管制度的协调、国际监管标准的统一等。国际监管合作和统一适应金融衍生品跨国界、跨市场、跨行业的特点，在世界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发展迅速。近年来，金融衍生品交易频繁引发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统一监管的前进步伐。
从组织体系上看，统一监管模式以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导向来构建自己独特的组织体系。直观地看，统一监管模式的组织结构呈现出一个金字塔结构，最上端是统领金融监管全局的金融监管机构，其内部根据不同的金融监管目的可以分设金融系统风险监管部门、审慎经营监管部门、金融商业行为监管部门等金融监管职能部门，而基础层面上大量的自律组织管理和通过金融机构预先承诺等形式进行的自我约束，也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一监管模式下，政府设立的单一监管机构通过各种责任制与金字塔下层的各个监管机构联系在一起，共同发挥监控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职责。
一、风险防范与控制渐趋成为金融监管立法核心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而金融领域又是竞争最激烈，风险程度也最高的领域，加之金融行业自身的脆弱性，没有风险就没有金融活动，风险与金融形影相随。因此，金融风险的积攒和蔓延，势必对全球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当今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金融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的核心和焦点。风险监管作为新的监管理念，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可。
(一)金融全球化与风险监管
金融全球化使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金融市场主体的日益国际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的提高。这都促使国际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使风险得以蔓延和扩张，并难以得到防范和控制，金融全球化中的任一环节一旦发生问题，将直接对全球经济形成巨大冲击，从而加剧金融风险。金融全球化还直接导致任何单纯一国监管的低效，加之金融业自身的脆弱性，在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金融风险跨国感染和蔓延的机会大大增加。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已迅速蔓延和扩展，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充分说明了，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与稳定，建立和健全以风险防范与控制为核心的风险监管法律制度作为依托和保障至关重要。
(二)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
风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随着信息技术以及统计学的不断进步，人们认识和预测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强，缩小了不确定性的范围，减少了不确定性的程度。于此同时，由于各种各样新事物和新制度的涌现，人们还来不及了解其影响时已不得不去适应它，因而，又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新的潜在风险，正是因为大量不确定性的产生和存在，人类始终面对着一个充满挑战、机遇及危险的世界。随着当今金融全球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快以及金融创新的日益很活跃，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金融创新浪潮已涉及金融的各个领域，不仅包含金融工具的创新，同时也包含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组织、范围和功能的创新。金融创新一方面大大提高了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使金融市场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大大增大。模糊了传统的金融业务的分类，对传统的金融分业监管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分业监管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需要，不但不能实现对风险的有效防范和控制，反之，是对金融创新发展的制约和束缚。金融监管需要在金融创新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变革和加强。金融创新是传统的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对日渐深入的全球化金融服务业中管制因素和管理体制的变化所形成的日益激烈竞争的反映。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全球化无疑也为金融创新提供了规模效益，两者的相互促进形成了金融业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激烈的竞争，导致了金融业务更加复杂、金融行为瞬息万变、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风险防范和控制的任务更加严峻。
(三)金融自由化与风险监管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础，由此也揭开了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的帷幕。与此同时，为摆脱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窘境，主张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成为发达国家金融改革的主流。于是，金融自由化就成为了世界金融改革的主流内容。而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自由化与放松管制一方面促进了金融法创新的发展，活跃了资本，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客观上也导致了金融机构更多的冒险行为，利率自由化、混业经营范围的扩大以及更多的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集中了更高的风险和投机性。这些都引起了金融脆弱程度的增加，容易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而完善且执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法律框架有助于提高一国的制度质量，从而减少金融自由化所引发的金融脆化现象。因此，体现在金融监管领域，就是金融监管法要以风险的防范和控制为核心和重点。建立和健全风险监管法律制度。
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的渐趋完善
(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
回顾百年来金融理论演进和全球金融发展的历史，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剧。现代金融及金融理论的发展与传统的金融及金融理论已经不能同日而语，“此金融而非彼金融”。现代金融表现出极强的脆弱性、结构的高度复杂性、巨大的负外部性、日益明显的虚拟性和独立性，加上金融市场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的开放性、流动性和全球性，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波动与危机迅猛的跨国界传导，传染性与破坏性极强，这都促使了全球金融风险的迅速全面升级。面对这种金融风险全球化的趋势，单个国家面临着日益艰巨和复杂的金融监管压力，单单依靠某个国家内部监管当局的力量越来越难以实现对本国金融业的有效监管，为了避免监管信息采集、检查和处置工作的重复成本，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金融监管无效和失灵，以及由于各国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差异所带来的监管冲突，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就日益凸现出其重要性，并逐步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52届年会讲演上指出：“在许多问题上，各国努力与国际支持相结合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很多困难都超出了各国自行解决的能力范围。”这句话用在金融监管方面尤为恰当和贴切。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建立和健全监管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的价值在于促成全球化利益的实现，体现在金融监管领域，监管的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在于消除或减缓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全球传染效应，在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促进金融业安全和快速发展。因此，在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进程中，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日益得到重视，已成为一个明显趋势。
(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目前，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合作与协调的主要有效实现方式是国际组织的建立及达成的诸多法律文件，各种国际会议和论坛的召开。国际金融监管最初表现为银行监管者之间的双边接触，后来逐步扩展到金融的各个领域。1975年。在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框架内成立了巴塞尔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交流金融监管信息，制定银行监管条例，加强各国监管当局间的国际合作和协调，维护国际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
所说的“巴塞尔协议”)。1997年9月又正式颁布实施了更为重要的《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1984年，证券监管者国际组织(IOSCO)成立，是国际证券业监管者合作的核心，先后发表了《里约宣言》、《监管不力和司法不合作对证券和期货监管者所产生问题的报告》和《承诺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监管标准和相互合作与援助基本原则的决议》。1992年，保险监管国际协会(IAIS)成立，制定和颁布了《新兴市场经济保险规则及监督指南》。为了对有可能阻碍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进行协调，以推进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WTO对金融监管法律也进行了国际协调。1993年12月，缔结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及其金融附件，1995年达成了《金融服务承诺谅解》，1997年达成了《全球金融服务协议》(FSA)等文件。各国际金融领域基本上初步形成了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法律文件。并在不断的适应新的国际金融形势，不断的修改和完善。此外，监管机构之间的双边或多边信息共享与合作及技术性和程序性的安排还是比较普遍的，主要表现为谅解备忘录的形式(MOUS)和金融信息备忘录(FIMOUS)，前者通常规定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条件，通常包括获取彼此所拥有的官方文件和其它信息的规定，而金融信息备忘录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备忘录，规定获取更一般信息的条款，或进一步规定关于国际经营企业风险评估认定的常规报告要求。以上这些都说明，基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维护全球金融安全、健康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已成为大势所趋。但在此方面有两个问题要引起注意：1、坚持金融监管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并不是否认国家经济原则，也更不是对国家原则的质疑和动摇，也更不代表就是现在较为流行的“弱化论”和“让渡论”的拥护者。各国要在坚持国家经济，公平和互利的基础上，本着“双赢，互惠”的目的进行金融监管领域的合作与协调，这样才能真正的维护本国的利益，从而进一步促进全球金融安全与稳定。2、目前普遍认为国际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文件不具有强制力，具有软法的性质，由各国监管当局自由决定是否实施，但绝不能以此忽视，甚至否定这种软法的效力。全球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世界各国的彼此依赖性加大，软法的效力虽然不直接来自于各个单个国家的强制力，但是，国际法制的创设过程也就是国家权力之间相互博弈与较量的过程，其具有规范效力，软法一经形成，相应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守，如果违反，就会遭到舆论的谴责，纪律的制裁，甚至被共同体开除等制裁。因此。国际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文件虽然不具有法的强制约束力。但却对各国有着更高的吸引力，更应受到广泛的信奉、认可和遵守。
三、动态性金融监管和系统性金融监管相结合
(一)系统性金融监管立法
风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动态的运动本质，随着资本和加速运作，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尤其是在金融创新日益活跃的情况下，金融创新形成了以资金链为基础的竞争关系，各金融机构之间表现出更强的相关性和连动性。当一个机构出现问题时。就会迅速波及其它机构，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危机到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此外，金融交易手段的创新，在提高金融活动效率的同时，也伴生出新型的交易风险。如：股票指数交易、期权、期货交易等。这些新型的工具具有显著的杠杆效应，在产生风险时，这种杠杆效应的存在更使风险倍增。金融风险更呈现系统性扩张和蔓延的特征。
所谓的系统性风险，一般就是相对个别金融风险或局部性金融风险而言的，指的是通过单个金融风险的传染和蔓延而形成的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其在规模和性质上，均大于个体金融风险的简单相加，具有跨行业、跨市场、跨地区传染等显著特征，往往会对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致命的影响和威胁，最终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近期始发于美国次贷危机而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使系统性风险监管问题受到高度关注。2008年3月，我国央行、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应该正确处理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金融系统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发展状况，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进一步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有效保障国家金融安全。”这充分说明在金融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的背景下，风险从其一产生，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领域，在金融监管中确立系统性监管的理念，将监管视野扩大，用系统的、全局性的思维去设计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非常重要，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的立法趋势。
(二)动态性金融监管立法
金融监管是个动态博弈的复杂过程，在当前金融风险不断加剧，系统性风险凸现的背景下，与时俱进的重视动态金融监管非常重要。将动态性监管与系统性监管相结合，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立法的趋势。动态性金融监管立法的本质特征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信息化监管。金融市场是信息高度不对称的不完全市场，金融风险又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和蔓延性。因此，大量真实、及时和有效的信息是金融监管部门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其中，信息披露制度非常重要。在金融监管实践中，由于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直接导致了信息供给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监管者就很难做出使监管资源最优化的决策，极大的妨碍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因此，完备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非常重要。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朗曾对信息公开制度作过这样的评价：“公开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与产业弊病的矫正政策而被推崇，阳光是最有效的消毒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鉴于此，为了提升金融监管的信息化，国际社会近年来做出了积极的努力。2001年4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保险业协会及国际证券监管者组织组成的工作小组，出台了《多方工作小组关于提高信息披露的最终报告》文件，对完善金融机构信息公开披露专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与指南。2004年6月26日，在经过长达5年的修订后，巴塞尔监管委员会颁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最终稿。在新资本协议第四部分，即第三支柱――市场纪律中，就明确说明了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并要求通过建立一整套披露要求以达到促进市场纪律的目的，并对相关的要求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2、及时化监管。监管信息，监管措施及政策的实施，都具有时效性，动态监管要求及时的收集监管信息，并及时进行信息的鉴证、扫描与分析，及时编制信息报告，并将监管信息及时高效传递或披露，在第一时间提供给有关的监管决策层并迅速转化为具有针对性的监管行为。时滞的信息以及监管措施，难以真正起到实效，会导致监管成本的增
加。监管低效，甚至对金融风险的积聚和扩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4、持续性监管。金融监管是个动态博弈的复杂过程，应在监管中不断的自我改进和完善，与时俱进，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监管。动态性监管应是持续性的监管，一是应着眼于监管的方案、程序、技术的不断调整与修正，以适应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二是要充分发挥激励相容机制在金融监管领域中的作用，注重金融机构自身对风险与缺陷的持续改善，直到其安全性、稳健性和效益性等指标符合金融监管的需要。
5、预防性监管。金融监管的时滞性普遍存在，监管往往是事后监管，在风险充分暴露，大规模蔓延时才监管，容易导致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率低效。因此，针对当前金融风险与日俱增的客观现实，为了避免金融监管的滞后性，更好的防范和控制风险，维护世界金融的安全与稳定，“预防性金融监管”制度的确立日益重要。金融业“预防性监管”的方法和手段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最初主要是以单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方式进行的。1993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建议使用“标准化监管”方式。但仍然延续了这种行政指令式的特征，1996年，巴塞尔金融监管委员会公布了《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以内部模型监管方法替代了“标准化监管”，但内部模型监管方法却被称作是一种“半刚性”的监管方法，没有完全解决行政命令式监管的弊端，而且在内部模型监管的运用上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随着信息经济学在产业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非对称信息博弈研究和运用的成果，金融监管领域产生了预先承诺方法，体现了动态监管的理念，以实现预防性金融监管的高效为目标，将成为金融监管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