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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以英国工业革命为例进行说明。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发展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被称为“世界工场”。正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和其他国家相比最为充分地具备了工业革命发生所需要的种种条件，所以工业革命就首先在英国发生了。而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条件，通过上例，我们又可以把它初步概括为资本(资金)、技术、劳动力、资源、市场、政治环境条件六个要素，这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须具备的六大要素。但这一特征目前仅能看作“个例”，是否可称为“规律”，尚需做进一步的验证。
以美国为例，19世纪晚期，美国成为工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关于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教材是这样论述的：“美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优越，资源丰富;西部领土的开发，为美国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原料和更为广大的国内市场;源源而来的欧亚移民，不仅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和经验;内战后的美国政治相对稳定，大量欧洲资本涌入。这一切都促进了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段话说明了美国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有四点原因，对四点原因逐一提炼、简化，会发现，这里说的仍是六大要素，把它们按顺序排列出来，分别是资源、市场、劳动力、技术、政治环境、资本(资金)要素。
再看一个中国史的例子。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关于原因，教材是这样表述的：“究其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地主和富商将赚来的钱大量买房置地，严重影响到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封建国家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这一段文字分别说的是：国内市场狭小(农民贫困);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不足(资金用到买房置地上);国家政策(对内“重农抑商”，对外“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不仅使产品缺乏必要的国外市场，而且阻碍了中外文化技术的交流，从而不利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因此这里说的仍然是六大要素。
通过对以上诸多例子的分析，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这六个方面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须具备的六大要素，六大要素共同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这是教材在对有关这一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时的规律。
为使大家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和应用更具体、更明确，下面我们对六大要素分别作进一步的分析：
(1)政治环境要素，包括国内、国际两方面。一般而言，国内政治环境涉及到国家政权的性质、政策的倾向性、政策的连续性、政策与国情的适合程度、社会环境的稳定程度、国家统一与分裂状况以及国家力量的大小、强弱等方面。国际环境包括国家力量的大小、国家外交状况、周边环境以及国际形势的影响等。
(2)市场要素，包括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二者都受当时、当地消费习惯、消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国外市场的有无与大小，与国家对外政策的倾向以及国力的大小都有关系。有些国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有些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又分为友好的对外开放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两类。
(3)资源要素，一般而言，包括原料和燃料两大部分，主要涉及到二者的有无与多少的问题。
(4)技术要素，主要指社会科技发展水平及其在生产中实际应用的程度。这又取决于多种因素(这一问题特别复杂，如19世纪晚期的英国与日本的技术状况)。
(5)资本要素，主要指资金的多少与资金的使用方向。无论是原料、燃料的购买，还是技术的开发(或引进)、推广，还是劳动力的雇佣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6)劳动力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数量的多少和素质的高低两个方面。从数量上看，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内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是一定的;从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上看，科技越发达，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高。素质的高低又与教育的发展程度以及人们的行为习惯有关。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规律，高考历史复习中，这一规律有助于大家对下列常见知识点的记忆，这一规律还有助于大家对以下知识点的理解：英国圈地运动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法国小农土地所有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什么说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等。
[中图分类号]D0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4-0107-06
循环经济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近年来在政策、机制、技术等方面实现了突破，并在区域、园区、企业等层面构建出发展典范。现阶段，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资源能源短缺与生态环境脆弱形式更加严峻，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循环不经济、经济不循环”的问题越发凸显；同时，我国国土面积辽阔，自然资源特征较为复杂，各省域因地理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禀赋、产业结构分布等条件差异所反映出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及制约因素也有很大差异。[1]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类型进行划分，分析不同类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问题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省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以推进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协调发展。
一、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涉及自然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基于整体科学性、系统层次性、动态可比性的设计思路，遵循循环经济发展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优先”的原则，参考国家发改委、统计局等制定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2]，从资源减量、循环利用、防污减排、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等五个层面，构建起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评价过程
通过查找《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收集2005―2013年的相关指标原始数据，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因受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的制约，未将、台湾、香港和澳门纳入研究中。将收集到的2005年―2013年30个省市的24项指标数据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构成（30×24）×9的全局样本数据表并进行正向化和标准化等处理，利用多元统计分析软件SPSS16对样本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假设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变量间偏相关性的KMO统计量数值为0.793，球形假设检验的结果显著性水平为0.000，样本数据适合用于全局主成分分析。在此基础上，计算标准化数据表的特征根、特征向量以及贡献率，并提取前八个全局主成分作为新的综合变量（累积贡献率达81.085%），根据主成分负荷矩阵、特征值和贡献率可计算出2005年―2013年我国30个省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如表2所示）。
表1 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三）评价过程结果分析
从全国来看，2005年以来全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高，30个省份的综合得分每年都有不同幅度地增长，全国均值水平从2005年的―0.70提高到2013年的0.78，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加大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投入、制定执行循环经济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开展循环经济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综合成效。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东北和中部地区较为接近，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较低。2005年―2013年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前8名的省份均集中在东部地区，排名后7名的省份均集中在西部地区。从各省份循环经济发展变化态势来看，2005年―2013年前8位和后7位的省份排名相对稳定，排名9―23位的省份变化较大。内蒙古和重庆的综合得分有大幅提高，2013年排名分别比2005年上升了11位和9位；海南、黑龙江、四川等省市增长幅度相对较慢，排名分别下降了13位、11位和9位。
二、我国省域循环经济的类型划分与发展形势分析
为分析我国不同类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存在问题，根据2005年―2013年我国30个省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的平均值，运用四分位分类法，将30个省市循环经济发展分为四大类型：领先型地区、挑战型地区、追赶型地区和后进型地区（见表3）。
表2 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及排名变化
（一）领先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优势与挑战
领先型地区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典范，具有经济社会条件优越、产业结构相对合理、市场化程度较高等优势条件，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资金、人才、制度等方面的支撑。在2005年国家提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之时，领先型地区就已经开展循环经济实践工作，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天津等省市陆续被纳入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单位，依托循环经济项目、企业、园区（基地）建设，初步构建起了以资源节约集约和废物循环利用为特征的循环型生产方式，“三废”资源的处理率和回收利用率不断提高。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雾霾等新的资源环境问题形势严峻，循环经济发展的外在压力逐步加大；同时，以政府财税政策支持为主的循环经济动力结构不够合理，尚未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动力机制，导致领先型地区循环经济技术研发能力较弱，循环经济市场化程度较低，部分企业出现“循环不经济、经济不循环”的现实问题。因此，领先型地区必须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在循环经济发展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任务，成为我国循环发展的先行示范区。
（二）挑战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不足
挑战型地区是我国煤炭、铁矿等矿产资源集中的区域，重化工业特征突出，能源、钢铁、有色冶金、机械、化工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依托资源优势有力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同时，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通过实施循环经济项目综合利用重化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余热余压、工业废水和固体废物，初步建立起了以矿产资源为核心的循环型重化工业生产体系，增强了各产业间的横向耦合度，推进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日益协调。挑战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突出表现为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率较高、污染物排放强度较低，但资源消耗量偏高、资源产出率较低、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受资源有偿使用、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损害赔偿、生态价值补偿等制度因素制约，在资源型城市循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难以突破的瓶颈。因此，必须以制度设计为突破口，持续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三）追赶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条件与问题
近年来，以四川、江西为代表的追赶型地区逐步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发展方式正处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渡阶段。但受工业化程度不高、高新技术发展缓慢等多种因素制约，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第一，部分内蒙古、山西的县市属于资源丰富地区，在资源开采和利用过程中过度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循环利用；第二，工业化发展程度不高，企业规模不大，产业集群程度不够，难以形成高度关联和有效互补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尤其是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不足；第四，节能环保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发展较慢，污水、垃圾、固体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率和回收利用率较低，环境治理能力不高。因此，追赶型地区必须以产业循环为主导，加快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快速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四）后进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循环经济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资源环境作为支撑。后进型地区集中于我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较为薄弱，同时受生态环境相对较为脆弱、法规政策支撑不足等多种因素制约，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首先，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大多省市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产业结构以“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为基本特征，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其次，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森林草原退化、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严重，这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后进型地区发展循环经济提出了更高要求、再次，政策法规的激励与约束力度不够。一方面，政府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监管缺失，对于滥用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处罚力度不够，造成整体污染排放较高，资源循环利用率低；另一方面，政府财政资金有限，对循环经济的投资强度小，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滞后，企业缺乏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应用、设备改造更新、人才培育引进的积极性。因此，后进型地区必须以政府引导为重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三、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协调发展的提升路径
围绕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遵循“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的设计原则，综合考虑各类型地区所处阶段以及发展形势，以系统化、差异化理念有针对性地引导不同类型地区选择和制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一）领先型地区：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引领循环经济发展
1.创新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加快转变以政府政策为主导的动力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高度重视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要素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逐步形成以节能量和排污权交易、合同能源管理、清洁发展机制为重点的循环经济市场体系。首先，加快建立节能量和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和完善节能量、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法规，明晰节能量和排污权归属，科学合理确定地区节能和排污上线；完善企业节能和排污数据监测体系，建立信息数据库。其次，大力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出台更多激励政策鼓励节能服务公司发展，支持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建设；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拓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融资渠道。[3]再次，积极建立碳交易市场。加强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不断吸取国外清洁发展机制运作的先进经验；完善清洁发展的申报机制，简化审批流程，推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加强碳排放的监督管理，建立碳排放交易平台，为建立交易市场提供信息服务和平台支撑。
2.构建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
坚持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思路，以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要方式，以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生态环境修复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等方面的技术研发为重点，构建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4]依托沿海地理区位优势和基础条件，加强与国外先进地区技术交流合作，引进循环经济先进技术。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和平台建设，鼓励组建以企业为主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的循环经济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技术联合开发中心，设立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研发项目，集中优势资源对节能减排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技术、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等开展联合攻关，形成以关键技术为核心的循环经济技术链、产品链和产业链，提高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效益。制定循环经济技术推广目录，建立循环经济技术推广应用的网络平台，促进循环经济技术成果转化与推广。
（二）挑战型地区：以制度设计为突破加快循环经济发展
1.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是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核心。一方面，政府应加快资源性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积极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开展资源的全成本定价，让资源以价格的形式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5]另一方面，对于重要的资源性产品，收取高于同一时间、同一地区、同一市场均衡条件的环境补偿费用，加大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生产成本，使其价格利润不能弥补企业的环保成本支出，倒逼污染型企业开展技术改造、产品更新和生态化转型。
2.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以土壤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为重点，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优质的生产、生活环境。首先，建立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制度。遵循“谁开采、谁修复”的原则，要求修复主体综合采用风险评估技术、工程修复技术、化学与生物修复技术等手段，制定严格的生态修复标准，开展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其次，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大对重点污染排放企业的监督管理，对于超标排放或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依托第三方机构对污染情节和影响程度进行评估，科学合理确定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对于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企业，要加大环境损害赔偿力度，并严厉查处。再次，建立跨区域协同治理大气污染制度。针对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成立跨区域协同治理机构，统一部署、科学决策，协调相关省份之间的行动安排。
3.建立生态补偿制度
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发展为目标，以省域间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方式，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推进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根据生态保护者投入、生态受益者获利、生态破坏恢复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科学合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16]成立流域生态补偿管理委员会，综合协调各省份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民主协商生态补偿的重大问题。建立生态补偿纠纷协调制度，以生态利益至上为原则，协调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地方利益、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建立省域间信息通报制度，加强各管理机构的交流沟通，促进流域生态环境等相关信息的互通共享。
（三）追赶型地区：以产业循环为主导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1.选择性承接沿海产业转移
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充分把握好沿海产业向内陆转移的机遇，积极发挥土地、劳动力、市场的优势，科学规划产业空间布局，有序、有选择地承接产业转移。在项目引进上，要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必须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范围内围绕主导产业有选择地引进项目，不断延伸主导产业链条，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严格审查项目的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节能环保指标，严禁引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项目。在空间布局上，对于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新开发的产业园区，要以物质流和产业关联性为切入点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居住布局、绿地布局，充分发挥产业集群和循环链接效应，避免盲目、无序开发。
2.因地制宜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加快发展壮大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根据产业发展特色因地制宜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高效方向转变。围绕项目间、企业间、产业间的物质、能量、信息流动态势，以纵向闭合、横向耦合、循环共生为总体思路，重点加强对煤炭、能源、化工、冶金、建材等产业的物质循环利用和能量梯级利用，构建水资源回收利用、废物资源循环利用、余热余压梯级利用、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等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建立一批循环经济示范项目、企业、园区（基地）。加强农业、工业、服务业、社会领域等层面的共生耦合，逐步构建工农业复合、工业与服务业协同、工农与社会互补、多产业共生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多领域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3.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是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必须将其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快建立和完善节能环保产业生产运营体系、技术创新体系、管理服务体系和政策标准体系，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市场化和规范化发展。[7]加快发展高效节能电动机、新型节能材料、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照明等节能产业；大力发展大气治理技术装备、污水处理技术装备、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等环保产业，推进环保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积极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重点加强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旧轮胎、废旧汽车、废旧电子产品的加工处理和再制造。加快建立和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守一批“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推进废物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
（四）后进型地区：以政府引导为重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1.充分利用好国家政策扶持的机遇
目前，国家层面已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支持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城市矿产”基地等项目建设。后进型地区应积极了解国家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精神，制定省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或实施方案，确定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领域、工程和重大项目，争取国家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支持。国家层面应针对后进型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薄弱等实际情况，专门制定后进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每年划拨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循环经济项目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2.完善循环经济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紧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围绕各行政区域循环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加快出台节约能源、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法规条例，并研究制定水土流失治理、土地荒漠化治理、森林植被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废旧家电间收、污水处理与回用、垃圾排放与处理等方面的地方政府规章，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和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提高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意识。
3.健全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建立以政策激励为主、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循环经济政策体系。第一，制定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落实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严格淘汰生态功能保护区、水源地及其汇水区、城市中心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内的企业；引导企业入驻产业园区，积极构建循环经济产业园，实现废物资源的集中治理、处理与排放。第二，制定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每年安排循环经济专项资金鼓励企业和园区的节能技术改造、环境治理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建设；针对企业在循环经济科技研发、推广应用项目给予税收优惠，对投资“减量化、资源化和再利用”项目的企业实施税收抵扣。第三，制定后进型地区政绩评价考核政策，切实转变以GDP为核心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价考核体系[8]，加大资源综合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与修复等评价指标的权重，以更加全面、综合的视角评价地方政府绩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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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丽，张攀，朱庆华. 基于生态劳动价值论的资源性产品价值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11）.
[6]才惠莲.我国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J].中国行政管理，2013（10）.
[7]王宁，薛维梁，韩晓丽，王永昌. 山西省节能环保产业制度体系的创新与完善――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措施[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8）.
[8]申亮. 实施节能减排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J].经济评论，2011（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ype Analysis and Paths of Provincial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
Xi Yongqin Ai Liangyou
以可持续发展方式分
按是否可持续发展可以分为：可持续林业经济发展模式和不可持续林业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可持续林业一般理解为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种林业发展模式，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实现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保持生态环境的相对平衡，才真正可能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林业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以人类的最大经济利益为核心，掠夺式开采森林资源，而忽视了森林资源的生态和社会效益，从而使森林资源面临枯竭局面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资源配置方式分
按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分为：林业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和林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共有三种资源配置方式：第一是自然经济；第二是市场经济；第三是计划经济。自然经济已经成为历史范畴，现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在生产上实行强制的指令性计划，分配上实行严格的工资控制，消费上实行全方位的票证制度，流通中实行全面的价格管制。我国采用计划经济进行资源配置，实践已经证明条件并不具备，应该重视市场经济的作用。
综合交通枢纽，一般指交通网络的中枢或重要节点，是载运工具流产生、汇集、交汇的关键区域，在研究和具体应用上，综合交通枢纽有微观和宏观之分。微观的综合交通枢纽概念主要指衔接多种交通方式、承担运输作业相关功能的场站和设施。宏观的综合交通枢纽指交通网络的交会城市或某一区域范围，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概念。
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是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以航空货运为主导，汇集多种运输方式，在全球航空运输网络中具有重要中转集疏功能的机场。由于研究目的是为河南省构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在政策和操作上提供参考，因此侧重于微观层面的分析和比较。
当前，除北、上、广、深等全国性中心城市外，其他区域性中心城市也都在积极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多数机场有重客轻货的倾向，对航空货运发展还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支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航空物流企业的发展。因此，深入研究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发展经验和启示，促进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建设，对加强河南省对外开放、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分类
（一）市场主导型
市场主导型航空货运枢纽主要依靠自身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当地强大的经济基础，形成了对周边机场的竞争优势，并依托集聚效益快速壮大。在全球排名前十位的机场中，此类机场较多。这类枢纽机场一般位于全球（区域）中心城市，是传统的产业中心、金融中心或政治、文化中心，当地经济发展对航空的需求较为旺盛。除航空货物运输外，这类机场往往也是客运枢纽，其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外部经济环境都很好，在国际航空网络中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节点作用。
（二）基地公司主导型
基地公司主导型航空货运枢纽主要是依托大型航空货运企业发展起来，其典型代表就是孟菲斯和路易斯维尔机场，前者是FedEx的基地，后者是UPS的基地。1973年，FedEx从阿肯色州小石城迁至孟菲斯，此后，孟菲斯机场的货运业务便迅速提升。1992年以来，孟菲斯国际机场一直是世界最繁忙的货运机场，其中联邦快递公司的货运业务就占机场货运总量的90%以上。2012年，其货运量略少于香港机场，居全球第二位。这类机场之所以被货运航空公司选择，是因为相对于其他机场来说，这类机场区位优势明显，具备较好的陆路运输条件，在发展初期，人工、土地甚至税收等方面的成本相对较低，发展潜力较大。
（三）政府推动型
政府推动型航空货运枢纽具备一定的区位优势，但由于当地经济不发达或某些政治原因，在发展初期客货运量较小，相对于周边机场不具有竞争优势。但随着形势变化，借助于当地政府的强力推进，这些机场迅速起步，发展成为全球性的货运枢纽机场。在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的引导和支持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迪拜和韩国仁川机场可以归为此类。
三、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发展经验
（一）利用或创造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有三种：一是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例如孟菲斯基本上处于美国的中心地带，法兰克福处于欧洲的中心地带，仁川机场处于东北亚地区通往北美和东北亚地区通往欧洲的航路交会点，地理位置优越。二是经济优势产生的对周边腹地的辐射优势，这带来了规模经济优势，例如上海浦东机场、巴黎机场等。三是由于在局部网络中具备一定枢纽地位后而产生的路径依赖，吸引其他机场开通至此机场的大量航班。例如迪拜处于亚洲与非洲的航线网络中心，航班较多，虽然该地并不处于欧洲至非洲的网络中心，但仍然吸引了大量的欧洲至非洲航班在此经停中转，成为欧、亚、非三大洲航线网络的枢纽。
航空运输是网络性经济活动，利用居于中心位置（具有区位优势）的节点构建航线网络，可以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随着全球航线网络加密和节点增加，需要更多的节点发挥枢纽作用，以便降低运输成本。因此，从航空运输的活动规律来看，构建航空货运枢纽不仅是地区发展的需要，更是航空运输网络建设的需要。这为其他机场发展成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创造了发展空间和条件，但只有充分利用或创造出区位优势的机场，才能在竞争中逐步凸显其中心地位。
（二）高效优质的服务
这是枢纽机场取得相对竞争优势的保障。枢纽机场一般都有强大的基地公司、充足的运力和中枢航线网络作为保障，确保货物快捷集疏。枢纽机场都装备了世界先进的仓储装卸设施，不断提高货运作业效率。最重要的是，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机场很注重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设计服务流程。例如香港机场连续多年保持全球货运量第一。与广州、深圳等机场相比，香港机场的手续和单证处理快捷简便，加上保安严密，吸引了我国珠三角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航空货物很多都到香港机场转运处理，在香港机场经分拣、并箱、汇集，完全可以在指定时间转运至欧美大城市交付，成为保持竞争优势的有力手段。
（三）政府可以创造航空货运枢纽
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支持或参与建设管理，在全球航空网络中创造出一个枢纽机场。这一经验在仁川、迪拜机场的发展中体现得较为突出。仁川机场在发展初期就秉承国家战略，将韩国的航空运输需求集中到该机场，并通过补贴等方式鼓励国际航班在此经停转运，短短十年间客货中转运量就超越日本成田机场，成为东北亚的国际航空枢纽。
四、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发展经验对郑州机场的启示
（一）郑州机场具备成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基本条件
郑州区位优势较为突出，对外交通网络发达。其地理位置与美国孟菲斯类似。孟菲斯地处美国中南部，传统上就是商贸城市，最初依赖于密西西比河良好的运输条件。随着铁路的出现，孟菲斯又成为美国中南部的配送之都。美国州际公路网的发展给孟菲斯带来又一个机遇，使其成为地面交通运输的枢纽。相比来看，郑州的陆路运输条件更加优越，完全有条件发展成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
（二）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是郑州成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必要条件
郑州、西安、武汉等城市所处地理位置相当，都具备一定的区位优势。而西安、武汉在经济总量和产业国际化程度上，比郑州优势更加明显。如果在国内与之竞争，郑州会处于不利地位。但放在全球航空网络中，郑州机场与周边机场的劣势并不明显，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结合政府创造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经验，依托持续的政策支持，吸引周边货物在郑州集疏转运至其他国际航空枢纽，逐步形成路径依赖，是构筑郑州机场竞争新优势的有效方式。
（三）注重提高郑州机场服务水平
引言
经济系统是一个演化着的复杂系统，具有复杂的层次结构。近年来，系统科学理论的进展为研究经济系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对资产发展方程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经济系统是人参与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功能归根到底是为了生产和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个生灭系统，生产过程代表了生的过程，为居民提供消费品并且为再生产注入新的资产；消费过程和生产过程中的资产消耗代表了灭的过程。生灭过程在客观世界中是广泛存在的，如生物种群的繁衍，人口的出生和死亡，森林的开采和种植等。本文从这个思想出发，应用系统科学和控制论方法，引入双变量的连续函数，既考虑资本与时间的关系，又考虑资本的役龄，用积累率控制投资规模，建立如下资产的连续发展过程的线性模型：
（1）
其中Ω=(0,am)，Q=(0,am)×[0,T]，p(a,t)为时刻t资产按役龄a的分布密度函数，μ(a,t)为时刻t役龄为a的资产相对折旧率，r(t)为时刻t资产的积累率，b(a,t)是按役龄的资产产出率，它与劳动力构成和技术以及管理水平等因素有关，p0(a)为初始时刻资产按役龄a的分布密度函数，N(t)为时刻t的资产总量。
线性系统模型（1）忽略了企业与社会环境间的制约关系，而环境制约在动力系统中普遍存在。对于企业的发展过程而言，环境制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受科技进步的影响，企业资产除了物理磨损外，还存在着精神磨损的问题，也就是企业的部分资产在报废前脱离生产过程，其实际使用年限低于其物理使用年限；二是由于受消费总量的制约，企业在一定时期会出现生产负荷不足，部分资产长期闲置、转让或改为它用，也就是脱离其原来所在的生产过程。这就使得企业的生产规模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从长期观点来看，呈现非线性发展趋势。
设f（N(t)）为t时刻单位时间内退役的资产与企业资产总量的比值，称为环境制约函数（俞迎达，1997），它是仅与资产总量N(t)相关的非负函数，f(x)≥0为定义在[0,+∞]上的连续单调增加函数，且f(0)=0，将环境制约函数引入到方程（1）中得到如下非线性非定常企业资产发展方程：
（2）
半离散逼近法是求用抛物型方程描述的物理和工程问题的数值近似解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利用半离散逼近法可以把一个抛物型偏微分方程化为一个矩阵常微分方程，而后者在许多问题上都可以作为原问题的近似，半离散逼近方程还保持了原问题的许多重要物理意义。本文利用此方法将经济发展系统中的一类非线性模型（2）化为一类具有广泛意义的半离散模型，该模型是按时间连续役龄离散得到的，本文证明半离散模型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这为今后经济决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半离散模型
在本文中，假设μ(a,t)∈C(Q)，r(t)∈C(0,T)，b(a,t)∈C(Q)。对资产分布密度函数p(a,t)关于役龄a离散，保持时间变量t连续，用半离散逼近法求经济系统（2）的半离散模型。
首先，对区间[0,am]作如下划分：0=a0
由（其中），可得 （其中）。
其次，对方程（2）中第一个等式的两边从ai到ai+1积分，可得：
(i=0,1,…,n-1)。
即，所以，。
记，略去高阶项，可得：
记X(0)=(x1(0),x2(0),…,xn-1(0))T=X0，如果定义范数：，则，对方程（2）中的边界条件离散化：（其中bi(t)=b(ηi,t)，ai≤ηi≤ai+1)，所以，
由公式（3）、（4）、（5）可得方程（2）的半离散模型为：
本文引进向量与矩阵表示，令X(t)=(x1(t),x2(t),…,xn-1(t))T，X(0)=(x1(0),x2(0),…,xn-1(0))T，则有：
半离散模型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
当f(N(t))=0时，可建立如下的线性半离散模型：
对方程（8）进行分析，有如下结论：
定理1：设r(t)，bi(t)，μi(t)(i=1,2,…,n-1)为t≥0的连续函数，则方程（8）对任何初始状态X0都存在唯一古典解。
证明：任给T>0，取状态空间H=C([0,T]；Rn-1)，选择Rn-1中的通常范数，令，定义映射，则
（其中）。
类似地，可得 ，一般地，，因此，对任意正整数n及0≤t≤T，有 。
现在，取n充分大使得，则由Banach压缩映像原理（张恭庆，1978）知，F在C([0,T]；Rn-1)中存在唯一不动点X(t)，满足，两边求微分可知X(t)是方程（8）的解。
由T的任意性，对t≥0，方程（8）存在唯一古典解，定理得证。
定理2：方程（7）有古典解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非负连续函数N(t)，使得（其中Nq(t)=y0(t)+y1(t)+…+yn+1(t)，(y0(t),y1(t),…,yn+1(t))T是（8）的解）。
证明：记。若X(t)是方程（7）的解，则 ，易证
yi(t)是方程（8）的解。
因此，
，从而，即。
反之，若存在一个非负连续函数N(t)，满足，则，易证X(t)是方程（7）的解，定理得证。
定理3：若f是非负单调增加连续函数，则方程（7）的解是唯一的。
证明：由定理2可知，方程（7）存在古典解。
假设X(t)=(x0(t),x1(t),…,xn-1(t))T，Y(t)=(y0(t),y1(t),…,yn-1(t))T都是方程（7）的解，则N1(t)=x0(t)+x1(t)+…+xn-1(t)，N2(t)=y0(t)+y1(t)+…+yn-1(t)。
由定理2可得， 与都是方程（8）的解。又由定理1可得，=
，从而=
若xi(t)>yi(t)，则N1(t)>N2(t)，从而>，这与（9）式矛盾，所以xi(t)>yi(t)不成立。
若xi(t)
定理4：若f满足Lipschitz条件，则方程（7）的解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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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表明，学前儿童集合概念的发展一般可以被描述为四个渐进的阶段。
1.笼统模糊的知觉阶段
大约3岁之前，儿童对集合的感知是笼统模糊的，往往没有明显的集合界限，即在感知集合中的元素时尚不能精确判断其数量，对集合的范围和界限没有形成意识，例如，如果有人在一堆物体中拿走其中一个，他们往往不会有知觉。
2.感知有限集合的阶段
3岁以后，儿童通常能逐渐在集合的界限之内感知集合的整体。在这个时期，儿童往往会关注集合中排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的物体，而对排列在中间的物体则较少关注，如让儿童在画有5个盘子的卡片上对应摆放苹果时，他们往往不会遗漏第一和第五个盘子，可能会疏漏处于中间位置的盘子。同时，儿童在分放物体的时候，往往习惯于用右手放右边的物体，用左手放左边的物体。同样，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来说，相比直线式排列的集合数图，他们更容易将空间封闭排列的集合数图作为一个集合来感知。
儿童集合概念的发展由笼统模糊的知觉阶段到感知有限集合的阶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出现在3岁左右，但并不是说每个儿童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3.感知集合元素数量的阶段
4岁儿童已能关注到集合中元素的数量问题，这是儿童对集合数量从不精确的感知到精确数数的一个跨越。此时，儿童已能通过点数等方式较正确地数出集合中元素的数量。此外，儿童还能对一个集合中的元素与另一个集合中的元素进行比较，一一对应的能力也在这个阶段得到了发展。
4.感知集合包含关系的阶段
一般说来，两个集合之间存在着包含关系或相等关系。儿童对于包含关系的理解往往要晚于相等关系。集合间的包含关系是关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涉及对类包含观念的理解。相对而言，小年龄幼儿对全集和子集之间的类包含关系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困难，如桌子上摆放着一盆花，有4朵白花、2朵红花，如果问一个4岁左右的儿童“花多还是白花多”，他很有可能会回答是白花多，因为在儿童的头脑中尚不具备对花与白花之间的类包含关系的抽象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类包含关系的理解能力也在逐步发展。4岁左右的儿童还不能理解全集和子集的包含关系，5岁儿童能初步理解，但准确率不高，5岁以后，儿童对类包含关系的理解能力会逐步发展与提高。
二、儿童有关“分类”核心经验学习与发展的特点
学前儿童分类能力的发展一般来说会经历如下三个阶段。
1.能根据事物表面的、具体的和简单的特征进行分类
一开始，幼儿会倾向于按照事物的具体特性进行分类，如把具有同样颜色或形状的物体放在一起，而不是把具有共同性质的物体归为一类。例如，幼儿会倾向于把苹果和皮球放在一起，而不是把苹果和香蕉放在一块，原因是苹果和皮球都是圆的。在知觉特征和概念特征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对于幼儿来说，知觉特征往往会成为占优势的分类标准。
2.能根据事物内部特征对事物进行抽象概括，但脱离不了具体的情景或功用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分类经验的积累，4岁以后幼儿一般能根据事物内部特征来进行分类。例如，有幼儿会把“飞机”和“火车”放在一起，显然他们是从两者的作用去分类的，当然也可能会有幼儿把“飞机”和“鸟”放在一起，因为“它们都有翅膀，都会飞”。在此，成人要特别注意不要简单地认为只有符合成人标准的分类才是对的。幼儿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分类，分类的依据也会不断改变，因为幼儿分类标准的确定往往受其认知经验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例如，幼儿常常会把蜘蛛和蜘蛛网归为一类，而不会把蜘蛛和小甲虫归为一类，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儿童就是按照这种功能关系将有关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在功能关系和概念关系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功能关系往往会成为幼儿采用的占优势地位的分类标准。
3.开始根据本质属性对事物进行分类，能够抽象出事物的多种属性或特征
幼儿对分类多样性的理解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虽然幼儿也能根据较上位的标准进行分类，但是他们对一个物体可以同时属于多个类别的理解较困难，如婴儿的手套既可以归为婴儿装也可以归为冬装。对事物多种属性或特征的理解水平往往要随着幼儿分类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思维抽象性水平的不断提升才能慢慢得到提高。
三、支持儿童获得“集合与分类”核心经验的策略
幼儿集合与分类能力的学习与发展，需要教师积极有效的支持。
1.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机会，引导幼儿发现事物的共同特征，培养他们的抽象概括能力
生活中有各种机会可以作为幼儿学习集合与分类的契机。在设计有关集合方面的数学活动时，教师应当联系幼儿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具体问题或情景为背景开展活动，而不是进行概念教学。例如，可利用“鞋子对对碰”“木偶在谁那儿”“抓鱼”“猜猜我是谁”等活动组织幼儿开展有关集合与分类的学习。首先，这类活动的材料需来源于幼儿的生活；其次，这类活动要分别聚焦于集合与分类核心经验的某个要点，但不必像集体教学活动那般结构化、系统化，要允许幼儿通过重复游戏慢慢体悟、逐渐提升。
总之，教师可以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合适机会让幼儿开展有关集合与分类的学习：可以是随机性事件，可以是教师预设的活动，可以是幼儿自发的游戏活动，等等。
2.根据幼儿不同的年龄特点开展适宜的集合与分类教学活动
一般来说，小班幼儿可要求他们按事物的外部特征或量的差异进行分类，因为这些特征比较容易被观察到，并且小班幼儿通常对事物特征的辨认先于归纳概括，因此，教师可以让小班幼儿先开展匹配活动，然后再进行分类活动。在设计活动方案时，教师应注意与幼儿的生活经验相联系。例如，在“熊来了”的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请一名幼儿扮演大黑熊，当“大黑熊”走进森林时，教师发出指令，所有幼儿赶快回到各自的“家”，“女孩子（或戴帽子、穿皮鞋、扎辫子、戴眼镜的小朋友）请躲到红家”，“男孩子（或不戴帽子、穿运动鞋、不扎辫子、不戴眼镜的小朋友）躲到黄家”……最后，教师启发幼儿分别观察同一个家里的人都有哪些共同特征，可以提示幼儿仔细观察性别、衣着、饰品等外在特征。通过游戏活动，幼儿初步感知到，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对象可以形成一个集合。又如，集体活动“抢椅子”将一一对应的方法巧妙地结合在游戏情景中，幼儿可直观而具体地感受一一对应的方法，并借此比较两组物体的多、少或一样多。
比较是数学学习中最常用到的方法之一。对学前儿童而言，感知集合及其元素、学习分类、分析两个集合之间元素的一一对应及其关系都需要有比较的过程，因此，在设计有关集合与分类的数学活动时，可有意识地引导幼儿学习比较的方法。
当然，除了游戏，操作也有助于小班幼儿感知和学习集合与分类。教师应尽可能为小班幼儿提供人手一份的操作材料，并在活动中遵循以幼儿参与体验和操作为先，以教师归纳和提升为后的原则。
对中大班幼儿来说，分类活动的重点可以放在“按照几种特征来分类”“按照事物内在的、物理的特性来分类”以及“感知集合间的包含或相等关系乃至两个集合间的交集、并集”等方面，随着幼儿经验的积累，也可以尝试引导幼儿学习同时按两种标准分类，如要幼儿找出既是红色又是木制的纽扣。例如，在集体教学活动“动物分家家”中，教师提供幼儿熟悉的各种动物（有陆生的、水生的、两栖的，还有鸟类等）卡片，帮助幼儿通过区分动物特征归类为不同类的动物命名感受不同类动物的共同特征感受交集动物等步步深入的活动，感受和理解交集的概念。
感知集合间的包含或相等关系以及两个集合间的交集、并集等概念对幼儿更好地理解集合概念以及学习数的组成和加减运算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幼儿理解集合间的抽象关系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在教学中，重点是帮助幼儿感知，而不是直接讲解概念。无论是游戏还是操作，教师都可通过设疑或小结的方法帮助幼儿将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知识，这方面需要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加以设计。
3.提供可从多维度感知的操作材料，以引导幼儿的分类学习
1、聚焦“防输入、防扩散、防输出”，继续严格管控重点环节和关键部位，实施网格化管理、地毯式排查，严格查控外来人员，实行重点监控人员动态管理和信息共享，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2、取消赤峰市入境及市域内全部公路卡口，运用“大数据+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实施车辆抵达地末端查验，切实做到“不漏一车、不漏一人”。车辆抵达地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嘎查村、社区要负责做好司乘人员信息登记、体温检测、消毒消杀工作，并将人员车辆信息报送至旗县区指挥部，对于有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人员要及时上报并按有关程序办理。
二、有力有序地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3、认真落实自治区出台的支持防控疫情重点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中小企业健康发展15条措施，在全面调查疫情对我市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经营管理和运行影响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加快制定针对性强的援企稳岗扶持政策。
4、对已开复工但存在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对有开复工意愿但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主动开展帮扶和服务，一企一策制定解决方案，切实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5、加大金融支持企业力度，启动驻赤金融机构助力中小企业抗击疫情、复工复产、健康发展专项行动。
6、加强疫情对服务业领域的影响评估论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有序放开生活业和生产业，畅通企业复产复工链条。
7、高度关注房地产业发展，抓紧制定中心城区土地出让计划、商品房线上交易方案、在建楼盘复工方案。
三、抓好春季农牧业生产
8、切实加强农资储备供应，将种子、苗木、化肥、农药等农资生产企业全部纳入复工复产企业名单，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基础上，鼓励农资门市正常开业，多渠道联系货源，千方百计保障春耕备耕。疫情期间，推行农资企业与经销商统一集中送货上门服务。
9、推进春季畜牧业生产，全力保障种畜禽、饲草料、兽药等物资供应和调运。
10、加强农牧业生产服务，及时气象信息，组织科技人员开展线上生产指导、种植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等技术服务。
11、全力抓好设施农业建设，加强正在生产的温室大棚管理，推动闲置温室大棚恢复生产，制定鼓励设施农业发展的扶持政策，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畅通市场销售渠道，防止农产品滞销。
四、统筹抓好其他重大传染病防控
12、全力做好非洲猪瘟、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布病、鼠疫等疫情防控应对准备工作。
五、保障人流、物流有序畅通
13、严格执行“三不一优先”“一断三不断”交通管控要求，全面放开市内货物运输，研究制定有序恢复市内公路客运班线、城市公交的实施方案，取消中心城区道路交通管制措施，实现市内非重点人群自由流动。
14、对进入我市的外地车辆，取消公路卡口查验环节，一律实施车辆抵达地末端查验，做好相关登记；
对我市赴外地车辆，简化程序发放通行证，确保过往车辆便捷通行。
15、做好农牧民工等重点人群返岗的对接服务，全面支持市内非疫区人员返工返岗，制定具体工作方案。
16、切实推动物流枢纽正常运行，准许物流企业在落实好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
六、做好民生保障工作
17、积极做好重点人群就业服务，制定高校和用人单位网上供需对接、开展线上专项招聘、精准服务用工紧缺企业等政策措施。
18、做好市场保供，加强市场监测调度，切实抓好蔬菜、肉蛋奶、粮油等生活必需品供应。
19、稳定市场商品价格，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制假售假、囤积居奇等违法犯罪行为。
20、聚焦攻克脱贫攻坚战最后堡垒，制定今年全市脱贫攻坚指导意见，明确目标，突出重点，细化措施，落实责任，确保脱贫攻坚战决战决胜。
21、加强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结合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今年工作任务。
22、落实“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要求，制定线上授课、线上辅导、线上答疑、线上自习的实施方案，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学校正常教学的影响。
23、针对医药卫生领域在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短板，研究制定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管理机制、强化卫生领域基层基础建设、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用设备采购和物资储备等具体措施。
七、加大稳投资力度
24、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列出今年拟实施的重点项目清单，建立重大项目包联机制，逐个项目协调解决开复工前困难问题，确保在具备条件时及时开复工建设。
25、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梳理前期项目清单，推行投资项目承诺制和部门代办制，利用线上平台推行“不见面”审批，有序组织开展实地勘察、现场查验等线下前期工作，切实做到快审快批。
26、做好地方债券争取工作，加大地债前期工作力度，积极推动地方债券尽快落实到项目建设上。
27、加强重点项目储备，结合“十四五”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编制，动态谋划储备一批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增后劲的高质量发展项目。
八、稳定促进居民消费和外贸外资
28、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制定我市扩大消费、振兴服务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加快释放各领域的消费潜力和需求。
29、围绕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功能定位，加大专业市场建设，尽快出台我市中心城区专业市场布局规划和今年专业市场建设计划，打造区域性物资采购中心。
30、营造良好对外贸易发展环境，支持外经贸企业尽快复工生产，加快跨境电商交易，稳定外资外贸。
九、引导稳定社会预期
江苏省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之一。2012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54058.22亿元，占全国10.4%，省内经济发展与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差异格局有着相似之处，大致呈现出“苏南—苏中—苏北”的阶梯状发展态势。截至2012年，全省共有13个地市、48个县(市)和931个乡镇。农村人口2929.89万人，其中，从业人口2620.82万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2202元，其中，苏北地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0502元，苏中地区为12877元，苏南地区为17160元。全省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0.37，农民生活水平处于我国上游水平。其中，苏北农民生活恩格尔系数为0.40，这说明苏北地区农民生活水平总体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1.2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
1.2.1数据来源。本研究以江苏省1∶50000地形图为基础图形数据，属性数据来自于《江苏省统计年鉴(2001—2013)》、《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1—2013)》。由于1990年代中期以来，江苏省县域行政区划有过多次调整，为保持样本的可比性，以2012年县域行政区划为标准，对相关年份的数据进行归并处理，共有61个分析单元(包括13个地级市市区和48个县市)。由于市辖区数据无法准确获取，暂用各市平均数据代替。而事实上由于市辖区农村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故市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市平均发展水平。经整理，以该省61个县(市)的2000，2006和2012年3个时相的统计资料建立属性数据库。
1.2.2指标体系。农村经济地域差异最集中表现在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上。因此，本研究遵循系统性、典型性、可得性和通用性等原则，建立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由于农村的发展通常是以产业为载体，因此，可以采用产业发展来刻画某一地域的农村发展状态:通常情况下，如果某一县市的一、二、三产业中某一产业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超过全体样本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之和，则该产业无疑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规定，如某一县市其某项指标超出该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之和，即判定该县域的农村发展状态为某类指标因素所主导。据此，构建农村产业结构的评价指标。
1.3类型划分的方法
由于农村始终处于动态性的演变过程之中，影响农村发展的各要素对农村发展的贡献程度及其交互作用难以定量把握，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对农村发展的类型及其所处阶段判断的难度。模比系数法是一种较为简便、直接的衡量经济发展类型的方法，本研究采用模比系数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从而进行经济发展类型的划分。江苏南北跨度较大，各县(市)的产业结构类型多样。本研究选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的方法对江苏61个县(市)的经济发展类型进行命名。(1)选取各产业结构总产值，通过确定某一县市的一、二、三产业中某一产业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超过全体样本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之和来确定该县(市)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2)利用模比系数，通过给所选取的指标赋予权重来评判某一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3)在产业结构的基础之上划分农村经济发展类型。
2结果分析
2.1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异及演化
基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模比系数的测度值，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可将3个时相的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分成5种类型:经济发达型、经济较发达型、经济中度发达型、经济欠发达型和经济不发达型。
2.2农村产业结构的分异及演化
比较各县市三次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与61个县市的平均值、标准差之和，可将3个时相的江苏省农村产业结构分成4种类型: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第三产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
2.3农村经济发展动态分析
2000—2006年，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从农村经济发展类型上来看，2006年农村经济不发达和欠发达类型的县(市)个数相对于2000年来说明显减少，尤其是苏北地区最为明显。而经济较发达的县(市)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在分布上也呈现出向北移动的趋势，尤其以东部沿海地区为甚。从产业结构来看，农业主导型的县(市)个数也有明显减少，但仍集中分布在苏北地区。而第三产业主导型地区的数量则有一定增加，且主要分布在苏南广大地区。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尤其是“十五”规划以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发生了变革。农业生产目标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品质和效益;农村经济结构也由过去的以农业为主转向非农业为主，尤其是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足利用，产业结构向多样化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农民生活得到了保障，从而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2006—2012年，江苏省农村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经济不发达型县(市)的个数有了明显减少，主要分布在苏北内陆地区，苏中和苏南广大农村地区则主要以经济发达型和经济较发达型为主。从产业结构来看，农业主导型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苏北内陆西侧和东部沿海等农村地区。而苏南地区工业主导型县(市)的个数则明显减少，相反，第三产业主导型县(市)的个数明显增多。这主要由于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投入，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使得农民创收方式多样性，从而促进了多种产业的发展。
2.4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域类型划分
基于对各县市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定量分析，选取2012年的评价结果，采用“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分类方法，最终可将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分成四大类、12小类。从图中看出，农业主导型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比较落后，其中不发达县(市)的数量占了绝大部分;而工业主导型和第三产业主导型地区的经济则处于发达和中度发达之间;均衡发展型地区所包含的县(市)数量最多，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农业主导型县(市)主要分布在江苏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工业主导型和第三产业主导型县(市)大多数分布在江苏的南部和中部地区，很少或几乎没有分布在北部;均衡发展型的县(市)在省内均匀地分布着，其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从图中可知，宿迁、沭阳、淮安、阜宁、连云港、靖江等9个县(市)属于均衡发展经济欠发达型，沛县、徐州、邳州、赣榆、如皋、句容等14个县(市)属于均衡发展经济中度发达型，建湖、盐城、宝应、宜兴属于均衡发展经济较发达型，大丰、如东、启东、太仓4个县(市)属于均衡发展经济发达型。从分布来看，均衡发展类型中，苏南地区经济发达的县(市)的数量高于苏北地区。据此得出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类型形成原因与发展对策。
3结论
中图分类号：F061.省略
一、科学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发展方式
笔者认为，科学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系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增长与效益。因为没有发展也就无所谓转变，因此新的指标体系中应当包含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二是民生福利。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于切实地改善民生状况［1］。三是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被证明是得不偿失的［2］。四是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均衡的需求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上述四个方面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标，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
长期以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被量化和评价，是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构建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评价体系，是有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量化评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选取指标使其更科学地衡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体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标较多，如何选取绩效评价指标是衡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绩效的首要任务。沈露莹选取了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和以人为本六个领域的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内涵［3］。刘春宇和闫泽武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农业发展方式、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事业和民生、文化产业和对外开放等八个方面选取指标以构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4］。李志平和刘世奎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技术的进步两方面选取指标［5］。以上研究所选取的指标尽管范围较广，但仍未涵盖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的几个方面。二是如何选取科学的方法对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直接赋权法、专家评分法、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直接赋权法和专家评分法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测算结果的信度和效度难以把握。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的计算相对较为科学，有较强的客观性。
基于此，本文从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选取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标，构建科学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系统地对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状进行客观评价，指明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全国各地区所处的位置，并据此判断辽宁省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二、经济发展绩效评价指标的选取
为构建科学的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我们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城市化率、居民消费水平、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人均教育投资、人均卫生机构人员数、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每GDP废水治理设施数、每GDP废气排放率、每GDP固体废物排放率、就业人员规模、资本形成总额、最终消费支出、电力消费量、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城镇登记失业率、投资消费贡献协调率、投资消费协调率等十九个评价指标构成我们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上述指标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指标数据均来自于各类公开出版的统计年鉴，数据均真实、可靠；二是上述十九个指标基本涵盖了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内容；三是上述指标中许多指标具有相类似的经济含义，且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如地区生产总值与电力消费量、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等。基于上述特点，为了更好地架构起经济发展绩效评价体系以及对辽宁省经济发展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本文将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上述指标体系进行分析。
由于上述指标中，某些指标年鉴没有直接给出或不具有正向性（越大越好），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前期处理。其中反映经济协调发展的投资消费贡献协调率与投资消费协调率分别反映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协调程度，以及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协调程度，两者越接近则越协调，即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相同则投资消费结构越协调。因此为将这两个指标变为正向指标，我们对其做一下处理为：
X
其中，I和C分别代表投资和消费，X为协调率指标，其在I和C越接近时越大，即投资消费结构越协调其越大，越失衡则越小。
由于城镇登记失业率、每GDP废气排放率和每GDP工业固体废物排放率三个指标为负向指标，即越低越好，因此我们对其取倒数Y*1/Y，从而变为正向指标，即越大越好。
此外，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和生产总值能耗两个指标的数据缺失，进行数据分析时，采用SPSS的相邻点的均值替换缺失值的方法对缺失值进行替换。所选用数据的来源为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三、指标体系的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就是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具有在众多观测变量中寻求数据基本结构以及数据简化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基于主因子得分对样本进行客观绩效评价分析。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将原来的多个测量指标综合为少数几个能充分反映信息的公因子变量。在进行因子分析前，需要对指标数据进行信度检验，以验证被测特征的真实程度。借助SPSS16.0统计软件，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克伦巴赫信度系数法，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表明：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克伦巴赫α值系数为0.807，大于0.7，说明可信度很好。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值为0.638，巴特利（Bartlett）球型检验显著性为0.000，符合因子分析要求（如表1所示）。
表1KMO和巴特利球型检验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因子。从表2可以看出，特征值大于1的主因子一共有四个，其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83.039%，其所代表的信息量已经能够比较充分地解释并提供原始数据所表达的信息。此外各观测变量的共同度也普遍较高，说明各观测变量基本均能被这四个主因子所解释。
表2主因子特征值及累计方差贡献率
正交旋转后主因子负荷矩阵如表3所示。
表3正交旋转后的主因子负荷矩阵
主因子民生福利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居民消费水平0.9520.199-0.0320.069城镇居民所占比例0.9490.103-0.086-0.049人均教育投资0.926-0.0410.2570.025农村家庭人均收入0.9120.295-0.0050.205人均卫生机构人员数0.906-0.1100.031-0.136城镇家庭人均收入0.8720.3280.0510.246人口平均预期寿命0.7440.392-0.283-0.066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0.705-0.1800.034-0.026城镇登记失业率0.5160.2890.2530.070地区生产总值0.2240.964-0.0440.042最终消费支出0.2280.955-0.0560.051电力消费量0.0580.9520.1260.047资本形成总额0.2120.950-0.0820.008就业规模-0.2380.873-0.1920.048每GDP固体废物排放率-0.021-0.0730.9690.034每GDP废气排放率-0.098-0.0960.9630.024每GDP废水治理设施数-0.353-0.011-0.5320.200投资消费协调率-0.019-0.091-0.0330.844投资消费贡献协调率0.1190.218-0.0170.825 注：所使用的旋转方法为方差最大法（Varimax）。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我们最终得到的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评价体系如表4所示。
表4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评价体系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评价
根据四个主因子的得分情况以及其方差贡献率，我们可以计算出各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绩效情况（因子总得分情况），如表5所示。
表5各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绩效评价
从表5可以看出，运用经济发展绩效评价体系，辽宁省总经济绩效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名第9，绩效得分为0.061，说明辽宁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整体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排在全国前十名之内。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辽宁省与排在第8位的天津绩效得分0.168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紧随其后的河南则与我们差距很小，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仍然需要大力推进。
在民生福利领域，辽宁省的绩效得分为0.275，全国排名第6，这充分说明辽宁省在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在经济效益领域，辽宁省取得的绩效得分为0.216，排名全国第8，与辽宁省在全国经济规模所处的水平基本相称。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辽宁省面临的形势则较为严峻，其绩效得分为-0.247，仅在各省份中排名第17，处于全国中等偏下位置，这意味着辽宁省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没能将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控制在一个相对较好的范围内，辽宁省下一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着力实施节能环保的任务将十分艰巨。
在协调发展领域，辽宁省暴露出了更为严重的问题，从协调发展绩效得分情况看，辽宁省绩效得分仅为-0.749，为全国倒数第一。这充分反映了辽宁省近年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投资消费结构失衡问题，过分依赖于投资的增长模式，使得辽宁省经济结构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调现象，这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和警觉。
从上述情况看，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短板在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协调性较差，过度依赖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环境污染程度也较大；而在民生福利、经济效益领域则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因此，下一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心应当放在如何调整投资消费结构以及节能减排方面，切实改善辽宁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协调性。
五、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绩效的比较
为进一步认识辽宁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绩效在全国各省份中的位置，我们对全国各省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绩效进行了类型划分。以因子综合得分（即总经济绩效）为自变量，地区为因变量进行聚类，聚类方法采用组间连接法。为提高分类结果的准确性，分别按3、4、5类进行划分，结果表明按聚为4类的方法较为合理。最终得到各地区在四种类型中的属类情况，如表6所示。
表6 各类型主因子统计指标与代表省份
从表6可以看出，类型一的民生福利因子和可持续发展因子在四种类型中排名第一，其经济效益因子、协调发展因子排名第二，但与排名第一的差距较大，从总体上看，类型一的省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水平较高。标准差项反映同类型之间的差异，类型一中各省份在协调发展方面差异较小，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差异较大。类型二在各省份的优势在经济效益方面，但是该类型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排名最后，标准差表明，该类型的各省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差异最小，表明山东和江苏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均较低。类型三的优势为协调发展因子，在各类型中排名第一，但标准差表明，该类型的各省份在协调发展方面差异最大。类型四中所包括的省份数目较多，多为中、西部地区，各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
从与全国和类型一、三的均值比较来看，与之前因子分析的结果相同，辽宁省的劣势在其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这也是今后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应着力改进的方面；在民生福利和经济效益方面，辽宁省具有比较优势，也是今后继续保持的方向。
六、研究结论
首先，本文基于全国三十一个地区的经验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构建了能够系统评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既不同于以往单纯依靠经济总量的评价模式，也不同于基于缺乏客观数据支撑的主观判断方法，而是一个既全面又客观的全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体系。
其次，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由四个分指标体系构成：一是反映民生福利发展状况的民生福利指标体系；二是反映经济发展规模和效益的经济效益指标体系；三是反映经济发展中节能环保绩效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四是反映投资消费结构的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全新的评价指标体系表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兼顾上述四个方面，才能实现总经济发展绩效的提升。
再次，利用新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对全国31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绩效进行了客观评价，结果表明辽宁省的综合经济发展绩效在全国排名第9，民生福利绩效排名第6，经济效益绩效排名第8，可持续发展绩效排名第17，协调发展绩效排名第31。这说明辽宁经济发展的优势在于民生发展以及经济效益，而亟待改善的在于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绩效。
最后，通过对31个地区经济绩效的聚类分析表明，辽宁省与天津、河北、福建、河南、并归为一类地区，总体处于第三个档次。与先进省份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而民生福利绩效和经济效益绩效则优于第二档次的省份，但低于第一档次的平均水平。
参考文献：
［1］ 课题组.危机应对、增长转型与科学发展［J］.财贸经济,2009,（12）:55-61.
［2］ 张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若干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08,（20）:2-6.
农业保险作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增长以及农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的重要制度，也是我国结合国内农业发展实际情况而推行的重要政策战略，在农业经济的提升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农业保险，顾名思义，由保险机构专门开展经营和维护，针对农业生产以及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或者是意外事故等导致的农业生产与经营发展经济损失进行责任承担或者保险赔偿的一种制度和政策，对于保障农业以及农民的生产发展安全有着极为重要和突出的作用意义。在我国，根据农业产业化的结构发展实际情况，农业发展的产业结构主要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林业等结构形式，因此，国家在进行农业保险制度以及政策类型的建立确定中，也是结合农业产业化结构形式建立制定的。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中，按照农业保险承担保险责任的对象以及内容情况不同，农业保险的类型主要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森林等保险项目。其中，种植业类型的农业保险主要是指对于植物性生产保险责任进行承担的农业保险类型，比较常见的种植业农业保险有粮食作物种植与生产保险以及经济作物种植和生产保险、水果果树种植生产保险、蔬菜园艺种植生产保险、其他种植与生产保险等。其次，我国农业生产与发展中的养殖业农业保险项目类型，则主要是指以动物生产发展为主的保险类型和项目，像牲畜保险、水产养殖保险、家禽保险、特种养殖保险等不同保险类型和项目。
2、农业保险的主要模式分析
结合上述我国农业保险的主要结构类型情况，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中，针对农业经济生产发展的灾害事故，通过建立农业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实现以“政府主导”、“财政支持”以及“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的保险模式。其中，“政府主导”主要是指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提升过程中，结合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国家和政府的牵头引导作用，实现农业灾害预防和灾害影响减小控制等保险制度和措施的构建完善，实现对于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而“财政支持”则是指各级财政机构结合国家对于农业保险政策支持以及决定内容，对于农业保险进行一定比例的保险费用补贴，以鼓励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制度和要求规定，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再次“市场运作”主要是指通过农业保险专门经营管理机构对于农业保险政策制度的市场化运作与管理，在提升农业保险经营管理委托机构的经营管理资格同时，实现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完善，以能够支持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农业灾害的预警与灾害影响减小；最后，“合作共赢”则是指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农民以及政府、市场之间的相互合作，以推进农业保险制度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和完善，促进国家农业经济的真正提升和发展。
二、农业保险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相关作用分析
结合上述农业保险的概念含义以及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与具体类型，在具体推广应用与实施过程中，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政府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农业保险制度的完善与推广应用以及农民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利益保障等，也有极大的积极作用和意义。首先，农业保险制度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直接促进了我国农业财政投入资金的功能作用放大化。随着农业保险制度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国家财政机构在加强对于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同时，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提升方面的作用功能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放大效应，使得农业保险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作用影响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其次，农业保险制度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提升也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再次，农业保险制度的推广应用在提升农业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同时，对于扩大农业的再生产融资能力以及维护农村发展的和谐稳定，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也有积极作用和意义。结合我国农业生产与发展现状，农业灾害事故预防与影响控制中，农业保险已经逐渐成为成为我国农业灾后生产恢复以及重建的重要资金来源和支持，对于农业发展的灾后恢复重建以及促进农业发展提升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与保障性作用，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农业保险在为农业发展以及农民增收服务过程中，农业保险机构通过开展农业贷款形式，为农业保险以及相关配套保险政策等提供保障，不仅推动了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互动合作机制的发展推广，在转移农村信贷风险的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和提升农业保险的融资能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章编号：1008-4355（2016）05-0111-0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5.13
经过三十多年高速稳定的发展，我国旅游业总体规模持续扩张，对经济的贡献越发显著，其产业地位由早期的先导产业、20世纪90年代末的支点产业提升到如今的支柱产业，并被多数省份作为主导产业加以扶持，这与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带动性不无关系，与其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不无关系。2012年，我国全年旅游总收入突破2.57万亿元，同比增长14%，中国已然成为旅游大国。但是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极其不均衡，2012年，旅游收入排名第一的广东和排名倒数第一的宁夏相差高达27倍之多，前者全年实现旅游收入多达数千亿人民币，后者仅有200多亿人民币，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可见一斑。
一、文献回顾和相关概念界定
（一）文献回顾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早在1998年，张凌云就对旅游非均衡性增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大尺度的国家层面和省域范围[2]。研究的内容从早期的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到近来更多关注国内旅游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或旅游业总体发展差异。研究主题多集中于旅游经济发展时空差异的特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较少关注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对集中性问题和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分类归属问题。
研究的技术从定性研究逐渐转变为定量研究，研究的方法包括三大类：统计类――早期借助excel对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进行极差、标准差等简单的数理统计，随着spss统计软件的普及，近期研究更多是通过该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计算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区位熵和首位度来衡量旅游经济地区发展的差异和非均衡性；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借助ArcGIS软件对旅游经济地区发展差异进行空间分析和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3]。
研究的结论包括：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普遍存在。总体上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表现为非极化不均衡状态[4]，东部沿海为发达地区、东北沿海和中南部地区为较发达地区、北部地区为欠发达地区、西南地区为不发达地区，具有典型的梯度分布特征。东部地区省间差异明显，对总体差异影响显著，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较高[5]；中西部各省份间旅游业发展相对均衡，但因中西部省份的旅游经济占全国的比重较低，因此中西部省内差异对全国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不高。入境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大于国内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6]。随时间推移，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缩小，均衡性增加。省域内，地区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在波动中缩小。旅游资源的等级、质量和规模，旅游资源的开发阶段与趋势，旅游产品的开发水平，地区的对外开发程度、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商业服务业的发育程度[7]等均会影响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
综上，前人研究对象的选择自上而下，较少涉及小尺度的范围，较少关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类型划分，因此，笔者拟从较小的市域的尺度并基于旅游经济的独霸性来研究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类型的划分。拟采用基尼系数分析法和ABC分类管理法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对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的再研究再解释，提供一种新的旅游经济区域格局认识的视角，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分类管理奠定基础。
（二）相关概念界定
独霸释义为“独自霸占；单独垄断”，强调排他性和垄断性。国际政治博弈中，独霸一词经常被提及，用以衡量某种政治力量的超然地位，诸如“美国独霸世界”、“美国一超独霸”等。区域经济学中，常以集中度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该指标虽能够反映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一定的垄断特征，但不足以衡量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排他性和垄断性。
为了衡量省域旅游经济发展中某个或某些城市的超然地位，拟引入独霸性分析研究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的类型。文中旅游经济的独霸性是指若干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更大尺度区域里所体现出来的具有极强排他性和垄断性的超然的经济地位。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拟采用修正的基尼系数分析法与ABC分类管理法对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状况和城市独霸性进行分类研究。
1.基尼系数分析法及修正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拉多・基尼在洛伦兹曲线的基础上定义了基尼系数。它是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数值，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或均匀程度的指标。当基尼系数等于1时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反之，当此值为0时，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基尼系数越接近于0，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接近于1，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见表1。
本文拟引入基尼系数用以衡量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度，具体见上表修正后的基尼系数的涵义。拟采用的公式（高技，2008）如下：
2. ABC分类管理法及修正
ABC分类管理法是经济工作中的一种基本方法，是根据事物在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主要特征，进行分类排队，分清重点和一般，从而有区别地确定和处理。该方法常用于库存管理，实际上它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管理工具，各项事务都可能用到它。实际应用中，学者一般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设定不同的分类标准。
修正后的ABC分类管理法应用到本研究中，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省域中各地级市旅游总收入。
第二步，按旅游总收入由大到小排序并列成表格。
第三步，计算每一地级市旅游总收入占该省旅游总收入的比率。
第四步，计算省域内地级市占比的累计比率。
第五步，分类。库存管理中，常见的分类情况如下：累计比率在0%～60%之间的，为最重要的A类材料；累计比率在60%～85%之间的，为次重要的B类材料；累计比率在85%～100%之间的，为不重要的C类材料。基于旅游经济的独霸性并结合ABC分类管理法，将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6种类型：
（1）一枝独秀型：某一城市年度旅游收入占全省年度旅游总收入的30%以上，且其他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不能与之抗衡。
（2）准一枝独秀型：某一城市年度旅游收入占全省年度旅游总收入的30%以上，但排名第二城市的旅游收入与之相比超过1/3。
（3）双雄争霸型：排名第一第二的城市旅游经济实力接近，排名第三城市不能与之抗衡；且排名前两名城市的旅游收入之和与该省旅游总收入之比接近40%或超过40%。
（4）三足鼎立型：排名前三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接近，排名第四城市不能与之抗衡；且排名前三的城市旅游收入之和与该省旅游总收入之比接近50%或超过50%。
（5）准三足鼎立型：排名前三的城市旅游收入之和与该省旅游总收入之比接近50%或超过50%，排名第四城市不能与之抗衡；但排名前三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差异显著。
（6）群英荟萃型：占比排名靠前的城市中，不少于四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接近。
（二）数据来源
主要旅游城市的数据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其他城市的数据来自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整理而得。研究对象的确定，首先排除没有辖县的四大直辖市，且直辖市的许多区连成一片计量难度大；其次港澳台情况特殊，旅游经济统计独立于大陆地区计算，予以排除；再次，行政区划过少的省份，如海南（2个）予以排除；最后，地区缺乏旅游发展的统计数据，无奈放弃。本文最终选取全国25个省域作为研究对象。
三、省域旅游经济格局类型划分研究
（一）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度分析
依据上文的公式用excel软件计算25个省域的基尼系数，从小到大排序，并依据表1划分的类型将25个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情况分成5类：非常均衡、很均衡、一般均衡、不均衡和很不均衡。计算、排序和分类的结果见表2。
25个省域中，无一省域基尼系数小于0.2，现阶段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市际分布非常均衡的省份还未出现，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较大。若以0.4作为警戒线，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的省域仅有8个，相对不均衡的省域高达17个； 17个旅游经济发展相对不均衡的省域中，基尼系数大于0.5即旅游经济发展很不均衡的地区有7个之多，部分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独霸性强。
东部地区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6省份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389105，低于警戒值0.4，这与东部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然而东部旅游经济发展的翘楚――广东省的基尼系数值大于0.5，旅游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市际差异显著。
中部地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6省份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416055，略高于警戒值0.4。其中河南和湖北两省超过0.5，山西的基尼系数为0.214101。
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53016，区域内差异显著，其中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对地区差异的贡献率高。
西部地区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新疆和青海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477145，接近0.5，区域内大多省域基尼系数超过0.4，这与西部地区经济落后、旅游开发水平低下有一定关系。
综上，我国多数省域的旅游经济发展呈非均衡状态，旅游经济发展市际分布差异显著，其发展集中于省内部分地区的现象普遍。
（二）省域旅游经济格局类型研究
基于对旅游经济独霸性的认知，采用修正后的ABC分类法，将我国省旅游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六种类型，结果见表3。
一枝独秀型的省份有湖北、四川、陕西、湖南、青海、黑龙江和新疆，省会武汉、成都、西安、长沙、西宁、哈尔滨和乌鲁木齐占比分别为53.1%、32.1%、40.4%、31.4%、62.7%、56.1%和53.1%。其中，湖北、青海、黑龙江和新疆4省省会旅游总收入占到全省旅游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可见一斑，省会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独霸性强。
准一枝独秀型的省份有贵州、甘肃和广东。省会贵阳、兰州和广州占比分别为33.4%、31.6%和32.5%，旅游收入与首位城市相比超过1/3的城市分别是遵义（17.3%）、酒泉（14.6%）和深圳（14.3%）。相较一枝独秀型的省份，准一枝独秀型省份中单一城市的占比有所下降。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呈双雄争霸型的省域有广西、河南、辽宁、宁夏和浙江。双城南宁和桂林、郑州和洛阳、沈阳和大连、吴忠和银川、杭州和宁波旅游收入占比分别为41.3%、43.2%、37.9%、84%和40.7%，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集中于两大城市，形成双雄争霸的态势。
三足鼎立型的省份有江苏和江西。苏州、南京和无锡占全省旅游收入的56.2%，上饶、九江和南昌占全省旅游收入的48.8%，三大城市“三分天下”的省域旅游经济格局已然形成。
准三足鼎立型的省份有吉林、云南和福建。昆明、丽江和大理占云南省旅游总收入的48.9%，长春、吉林和延边占吉林省旅游总收入的81.5%，厦门、泉州和福州占福建省旅游总收入的62.6%。
群英荟萃型的省域有内蒙古、山东、河北、山西和安徽。5省中分别有6个、6个、7个、8个和5个城市的旅游收入占比超过8%，且城市间年度旅游收入比较接近，区域独霸性不明显。
四、基于旅游经济独霸性的省域旅游经济格局的类型划分综合上述基尼系数的均衡度分析和ABC分类管理法的聚类分析，得到表4的结果。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非均衡且集中于省会城市的省份有湖北、青海、新疆、四川、陕西、贵州、甘肃、黑龙江、广东，西部地区密度较大，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源向省会城市倾斜有关。湖北、黑龙江和广东3省省会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极强的独霸性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湖南旅游业发展相对均衡，但因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省会长沙因其固有的区位优势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中独领。
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非均衡且集中于两个城市的有河南和宁夏。郑州和旅游城市洛阳独霸性强，回族之乡吴忠和省会银川独霸性强。省会城市因其得天独厚的区位和经济优势在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固然能抢得先机，但其他城市旅游资源禀赋的后发优势也不容小觑。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且集中于两大城市的省域有广西、辽宁和浙江。其中，广西旅游经济发展集中于省会南宁和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省会沈阳和浪漫之都大连在辽宁省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具有独霸性，省会杭州和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宁波在浙江省旅游经济的发展中交相辉映。
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非均衡且集中于三个城市的有吉林、江苏和云南。吉林省三核是省会长春、优秀旅游城市吉林和朝鲜族聚集地延边；江苏省旅游经济的发展集中于人间天堂苏州、省会南京和太湖明珠无锡，其中苏州以其旅游资源禀赋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方面超越了省会南京；云南省的“昆大丽”即昆明、大理、丽江是我国经典旅游线路之一。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并以三核驱动的有江西和福建。江西省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上饶、昌九一体化双核之一的九江和省会南昌独霸性强，福建旅游经济的发展集中于鹭岛厦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和省会福州。
综上，中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显著，部分城市旅游经济的独霸性强。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且不显著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城市的只有河北和山西两省；旅游经济发展不均衡且不显著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城市的有内蒙古、山东和安徽。除上述5省外，其他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格局无论是均衡型还是非均衡型，其旅游经济发展均集中于某一个或某几个主要城市，表现为单核模式、双核模式或三核模式，旅游经济发展的城市独霸性强。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旅游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明显， 25个省份或自治区中，发展相对均衡的仅有8个，多达7个省域旅游经济发展呈极度不均衡状态。
第二，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市际分布中，某个或某几个城市的独霸性强，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集中于省会城市（一枝独秀型的旅游经济发展格局），二是集中于省会城市和历史悠久且资源禀赋的旅游城市（双雄争霸型的旅游经济发展格局），三是集中于省会城市、旅游资源禀赋的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三足鼎立型的旅游经济发展格局）。
第三，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省会城市因其得天独厚的经济、区位和政策优势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中独领。非省会城市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和较好的区位经济优势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中能与省会城市一较高下甚至超越省会城市。
因部分数据获取的难度，本文仅选择了25个省域的静态数据进行分析，不能说明省域旅游经济格局随时间变化而演变的特征与规律。此外，后续研究应就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做量化分析，而非简单的定性解释，以判定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重要因素和一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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