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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high investment growth and credit growth in 2009,explores the future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possible paths of the system optim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Basic conclusions are: first, rapid public investment growth in 2009 reflects the private nature of public goods-earnings received by some groups but the cost has dropped from a greater group. Hence,it is a rational choice for individuals to grab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as much as possible. Second,the central bank did not carry outthe excessive loose monetary policy,but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promotes the excessive credit delivery. At the same time, the output efficiency of credit continued to decline. As a result,we are faced with systemic credit risk and the continuing pressure of the asset price bubble,and drag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to the trap of low interest rates. Third,it is necessary to withdraw the positive fiscal policy firstly,in order to obtain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then withdraw loose monetary policy,and carry out structural adjustment,promot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ystem reform.
Key Words:public investment,excess liquidity,macroeconomic regulation,economic growth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2-0003-06
一、引言:2009年的体制复归
在任何一个经济体,收入、财富分配或私人产品的再分配是永恒的争论内容,并主要与经济体的制度特征相关联。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所不得不采取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似乎是一个与中长期制度结构无关的短期调控问题①,但是,有两个宏观经济典型事实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美国与中国采取了完全相同的货币政策(低利率与数量扩张相结合),但是中国出现了货币乘数大幅度提升并推动广义货币增长率快速上升的局面,而美国则面临货币乘数下降近一半,广义货币几乎不增长的状态(见图1)。更有意思的是,自2008年9-12月,中国人民银行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后,在整个2009年并未再度采用更为宽松的数量或价格型工具,反而自2009年7月起,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基础货币约7000亿元。尽管如此,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依然呈过快增长态势。于是,我们需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美国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货币供应量不出现显著增长;而中国在相对适度的“宽松”政策下,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同样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了不同的货币效果。显然,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猛增背后一定存在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制度背景――其直接体现是政策对金融资源的动员力,或者说,尽管经过了金融体系改革,但投融资体制并不具备真正的市场化特征。
第二,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2009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2.5%,净出口为-44.8%;如果消费和净出口体现为对中国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新增需求,那么两者相抵所形成的净贡献效果为7.7%。换言之,在8.7%的年度GDP增长中,真正的终端需求所提供的经济增长为0.7个百分点。那么,剩余的8个百分点增长来自何方?表1显示,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达92.3%,占8.7%的增长中的8个百分点。亦即仅靠投资,我们实现了GDP“保八”的基本目标。
我们当然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上述两大经济事实,但真正的理论思考或许应该集中于从政策传导到政策效果的一系列安排。第一,为什么中国的商业银行似乎在2009年具有不可遏制的投资和信贷冲动,且此种冲动让人直接联想到1993年之前的状态?一个经历了股份制改造及具有良好风险管理制度的银行体系,显然不应该出现非审慎行为。第二,什么外部力量推动了投资和信贷的超高速增长?如果银行体系的行为是审慎的,那么一定存在某种强力投资需求主体,至少让银行认为――客户是优质的,信贷是安全的。第三,即便银行体系认为其金融资源配置是安全的,是否可能存在预期偏差?即是否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未来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显然,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发现两点,第一,不是货币政策导致了投资和信贷旺盛,那么我们只能得出财政政策推动信贷和投资高增长的结论,且银行有理由作出某种假设:还有哪种信用比(政府)信用更令人信服呢?第二,相信政府信用的另外一个前提是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既然终端需求只提供了0.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那么实体经济部门的违约率显然更高,信贷资源向政府部门集中,推动财政投资和“铁公基”项目上马就是合理的选择。但是,一旦政府信用凌驾于实体经济部门,其结果是显著的体制复归。
二、公共产品与再分配:对投资和金融资源的瓜分
结合2009年的投资和信贷状况,其均衡结果显然符合Romer(1975)、Roberts(1977)以及Meltzer和Richard(1981)的典型再分配模型:第一,对于给定的财政政策,个体最优化其决策变量――投资项目上马多少,信贷投放多少。第二,在个体最优化基础上,个体行为加总构成了整个经济体的财政和信贷规模。Safire(1978)以“猪肉桶”(pork-barrel)理论很好地描述了抢项目行为――各地方当局会象“从猪肉桶中多抓一些猪肉”的方式尽可能多上马地方公共工程项目,获利是本地,而财政成本却由全体居民承担。
(一)投资项目的私人性及再分配效应
在研究公共投资的学者中,Lowi(1964)、Wilson(1989a、1989b)以及Shepsle和Weingast(1981、1984)证明,公共投资项目属于“非货币化再分配”,具有“利益由一个小集团享有,但成本却由一个大得多的集团来分摊”的均衡结果。且由于非货币化再分配具有非透明性,往往会造成项目总经济成本高于其社会经济效益的净结果,即所谓的“无效率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2009年的财政政策行政决策者偏好财政投资甚于货币性转移支付――如减税和直接的民生领域开支。在理论上,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很难具有完全的公共产品性质。公共产品的性质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这仅仅是微观经济学关于公共品供给和消费性质的描述,即公共产品在供给上不存在厂商竞争,在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上不存在排他。但事实上,公共项目投资显然在供给上存在竞争――如不同的承包商对高速公路、铁路和基础设施合同的竞争;在消费上存在排他――如全国性财政资源支持某一段或若干段高速铁路、引水工程,但可能绝大多数消费者从未享受过高铁或引水福利。
由此形成的再分配效应有二。一是投资领域的国进民退。从2009年开始,国有部门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速(见图2),结果是公共财政资源进一步向国有部门倾斜,即所谓的体制复归。
二是轻重工业增长结构失衡。自2000年以来,重工业增加值增速与轻工业增加值增速差异并不大,但在2009年,增速差达到了10个百分点(见图3)。其内在原因是,财政性投资快速上升拉动了对投资品的需求,即主要形成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
(二)金融资源的失衡配置
但是,由于投资、信贷和货币交易具有跨期性质②,我们还需要叠加另外一个因素,未来的成本由谁来承担。或许,2009年的投资和信贷还必须从通胀预期中得以解释。
一是在并未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出现流动性严重过剩。从历史看,2009年是流动性过剩最为严重的一年,超过了1986和1990年(见图4)。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并非特别宽松,从政策操作事实看,存贷款基准利率在2008年9-12月经历了疾风暴雨般的5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亦相应下调后,在2009年没有任何放松性政策出台。相反,自2009年7月起,中央银行反而大力度在公开市场回笼货币,应对外汇储备的再度上升。2009年1-9月基础货币增长率仅为13.7%,而2007、2008年两年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分别高达30.6%和27.5%。那么,中国30%的广义货币增长率从何而来?显然,来自货币乘数,2009年前三季度为4.39,而2007、2008年全年分别为3.97和3.68。这说明了商业银行具有不可理解的信贷冲动――根据2009年第四季度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到2009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42.6万亿元,同比增长33.0%,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5.1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10.5万亿元,同比多增5.5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为40.0万亿元,同比增长31.7%,增速比上年高13.0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9.6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全年贷款多增额相当于2007、2008年全年的贷款投放额。
图5显示,在2003-2007年间,广义货币(M2)增速与信贷增速并不完全吻合,但在银行改革后的2007年1月-2009年12月,M2与信贷增速基本同步。
二是中长期贷款推动信贷增加额至历史高位。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来自货币乘数,货币乘数来自信贷增长,2009年信贷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中长期贷款,而信贷增长来自财政投资项目。2009年,仅企业部门的中长期贷款年度增加额就达到5万亿元,恰好相当于贷款的多增部分。换言之,如果没有上述中长期贷款,2009年的信贷和货币将回归正常年份。那么,是什么因素拉动了中长期贷款?首先是“铁公基”项目贷款。根据《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本外币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制造业。2009年,主要金融机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投向这四个行业的本外币中长期贷款分别为2.5万亿元、6404亿元、6013亿元和5025亿元,占全部产业新增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分别为50.0%、13.1%、12.3%和10.2%。其次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年度个人贷款同比多增的1.8万亿元主要为中长期住房抵押贷款。
综上,2009年的投资项目和信贷恰如“猪肉桶”里的肉,尽可能多抓一点成为所有现实和潜在借款人的理性选择。
三、信贷生产率:要素产出下降与危机
(一)信贷生产率:系统性信用风险
根据上文对信贷总量以及中长期贷款扩张所隐含的问题有二。
一是系统性信用风险上升。我们用同期的GDP比同期贷款增加额作为“信贷生产率”,以此观察信贷作为金融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结论是令人担忧的――自2001年以来,GDP/信贷比(信贷生产率)逐步降低,大致从7倍以上下降到5倍左右。而2009年的信贷生产率降到了历史低位――GDP为33.5万亿,信贷增量为9.6万亿,则信贷生产率降低到了3.48倍(见图7)。低信贷生产率意味着产出无法抵补要素投入成本,或者说信贷作为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极低,违约概率相应较高。
二是资产价格压力。我们之前对比了中国和美国在扩张性宏观政策效应上的差异,事实上,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美国金融体系处于“去杠杆化”阶段,而中国恰恰处于“增杠杆化”时期。从借款人的负债率角度看,必须提高资产价格才能形成(公允价值计算)自有资金,并撬动信贷增长。这就形成了当前的资产价格循环――在税收压力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只有依赖非税收入才能继续推动地方政府投资,土地价格必然成为其中的关键变量,即土地价格走高才能形成可继续拉动信贷增长的“自有资产”,土地价格走高必须依赖房地产市场繁荣,而房地产价格走高却造成抵押品价值处于高风险状态(当然也会形成居民对生活成本上升的不满)。问题在于,几乎所有的危机故事都在描述同样的场景:金融杠杆推高资产价格,在某个时点出现资产价格的崩溃。
(二)挤出效应与低利率陷阱
一方面,由于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政府主导的“铁公基”项目和国有部门,需要后续资金配套跟进,这意味着2010年非国有部门投资将被部分挤出。基建项目一旦上马就形成了对资金的持续需求。这对于信贷供应方构成了考验。如果不持续投入信贷,则借款人因项目难以为继而出现违约;如果继续投入,则在经济复苏进程中必将难以形成足够的信贷资源支持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需要。这一问题显然延续到了2010年第一季度。从图8可见,2010年1月中长期贷款增加额超过了2008、2009两年同月的总和。
另一方面,中国货币政策很可能陷入低利率陷阱,即中央银行由于2009年的天量贷款而很难上调基准利率。原因在于加息既会进一步挤出非国有部门投资,还会加大已经进入“借款俱乐部”的各类基建项目融资方的利息支付压力,导致违约风险上升。实体经济(特别是政府部门)的过度负债导致2010年付息压力巨大。2009年底中长期贷款余额22.24万亿元,按中长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7%计算,年利息支出为1.27万亿元。如果利率在2010年出现上调2次(如果利率上调0.54个百分点),则利息支出将增加1200亿元。于是,我们将再度面临中央银行利率政策成为利益调节工具的问题――加息则基建项目借款人不堪重负,不加息则债权人(银行和公众存款人)受损。一个最为可能的结果是,为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提前爆发,为维持已经上马基建项目得以顺利投产,在中期实施低利率政策。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的理论分析――基建投资和金融资源在公共投资面前具有非货币性再分配效应,只要在2009年获得尽可能多的融资并上马项目,就是最优选择,且融资成本不会迅速上升,而社会成本则由债权人承担。
(三)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
即便金融资源推动投资持续增长和资产价格上升,在理论上并不一定意味着泡沫化,只要投资回报率持续上升。稳定的经济增长等于就业人口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之和;人均增长率则仅仅等于技术进步率。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就业人口不增长就只能依赖技术进步,如果技术进步不能立竿见影,就只能依靠资本积累――即2009年的高投资和高信贷。问题是,资本需要回报,于是资本市场必然虚拟出某种“预期”回报。一个例子是关于房价的。房地产投资是资本投入,预期回报依赖于城市化,意味着有人进城,并以其终身收入买你手头的二手房。且不论其合理性(诸如是否新的资本剥削劳动形式),但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进城?因为有就业。为什么有就业?因为有预期收入。如果收入低于预期呢?那就有自愿或非自愿失业。因此,“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的麻烦,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则资本无法得到回报,投资就是灾难性的③。反之,就业导致收入,进而形成总需求。
四、结论性评价:如何获得可持续经济增长
第一,如上文所论证,由于中央银行在2009年并未实施过度放松的政策,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总需求萎缩的进程中,中国事实上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由于公共投资在事实上具有私人品和非货币性再分配性质,“多抓一点”成为公共投资部门的抉择,其宏观后果是信贷和投资增幅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第二,为确保2009年高投资和高信贷所伴生的潜藏危机不爆发,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先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退出。尽管2010年的外需好转和国内消费需求稳定有利于民间投资复苏,但财政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在2010年上半年仍将保持过快增长,导致面向国有部门的“定向”宽松政策无法退出:一是2010年的中长期贷款仍必须向已经投放的中长期项目倾斜,否则将因项目缺乏后续资金而造成不良贷款,因而数量从紧无从谈起。二是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越发艰难,2009年末已达22万亿元的中长期贷款的利息负担过于沉重,这造成了对货币政策的牵制效应。对国有部门融资的定向宽松意味着对民间投资的进一步挤出――银行可贷资金日益收缩导致即使基准利率不变但利率上浮趋势明显,挤出了原本可获得融资的非国有项目。中国的特定经济运行风险分担机制决定了财政货币双松政策退出必须遵循财政政策转向中性,货币政策滞后退出的的操作逻辑。2009年的信贷高速增长事实上体现了货币信贷仍然是财政政策的配套工具――中长期贷款进入国有及国有控股部门,扶持地方政府项目投资。只要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不转型,则货币政策很难退出宽松状态,否则将出现银行部门最终承担所有基建投资项目损失的局面。据此,首先应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比例,把可盈利投资项目向民间转让;其次应逐步减少新开工政府投资项目,重点确保2009年上马项目不烂尾;最后应建立土地出让金运用制度,避免形成高地价、高房价、抵押品价值高估的信用风险循环。当前,轻重工业增速依然保持失衡态势,工业产出面临从政策短期拉动向中期依赖发展。轻工业增速依赖于国内消费和外需两大终端需求,而重工业则依赖于轻工业旺盛或政策拉动形成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由于消费需求增长稳定,外需温和复苏,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将直接造成重工业以及整个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然而,继续维持财政投资的后果将是上中游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及持续提高的银行部门信用风险。
第三,调结构是获得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手段。只有民间投资繁荣、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上升、终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才可能形成真正可持续的总需求,并降低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
注:
①如中国与各国类似,采取了经典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而凯恩斯主义仅仅属于宏观经济学的政策调控,与制度无关。
②即当前的贷款在未来是否会演化为不良,投资是否具有良好回报或烂尾,都具有跨期性质。在中国的财政投资决策中,还存在一个行政跨期问题――新官是否理旧账。
③美国2007年的金融风暴与2004年起出现的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显著相关,中国200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3%,而经济增长逐季上升,亦具有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态势。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0年2月.
[2]Lowi,T.,1964.“American Business,Public Policy,Case Studies,and Political Theory”,World Politics,16: 677-715.
[3]Meltzer,A.,and Richard,S.,1981.“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9: 914-27.
[4]Roberts,K.,1977.“Voting over Income Tax Schedul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 329-40.
[5]Romer,T.,1975.“Individual Welfare,Majority Voting,and the Properties of Linear Income Tax”,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4: 163-85.
[6]Safire,W.,1978. Safire’s Political Dictionary,New York: Random House.
[7]Shepsle,K.,and Weingast,B.,1981.“Political Preferences for the Pork Barrel: A Generaliz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5: 96-112.
根据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口转变通常要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第二阶段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高自然增长率；第三阶段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低自然增长率。如果按照这一自然趋势发展的话，中国可能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持续处于第二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则使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到本世纪伊始，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0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2 Revision"，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ited Nations
目前，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一般为2.1)以下。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o,2003年略高于6％0,2004年进一步降到6％0以下。
相应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上升到7％。按照联合国确定的标准，2000年，中国已基本进入老龄化阶段。而根据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测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进一步上升到8.58％。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型，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型。而根据联合国人口局的预测，2050年按照年龄结构刻画中国人口金字塔将是一个倒置的形状(图1)。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年 Population DivisiOn．龄较轻，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导致城乡老龄化程度差异已经逆转。以往人们认为，农村的老龄化程度低于城市，所以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可以“削峰填谷”，在一定时期内延缓城市老龄化速度。实际上，2000年人口普查是按照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所在地进行的城乡分类，该次普查数据显示，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8.1％，已经高于镇(6％)和城市(6.7％)的老龄化比率。这表明，迄今为止，人口流动已经填补了城乡老龄化程度上的差异。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因素，农村比城市有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二、未富先老影响劳动力供给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收集了全世界129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非参数估计方法，给出了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与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关系。非参数估计是一种强有力的描述性分析工具。这种估计方法事先不对函数形式做出任何假定，而是让数据“自己说话”。非参数估计有几种不同的估计方法，我们这里运用的是LOWESS估计法，选择的带宽(bandwidth)为0．75。
图2中的左图，给出的是200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在图中，我们标出了中国所处的位置。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在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较低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上升而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逐渐下降。图2中的右图给出的是205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从图中可看出老年人口比例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现这样一种关系：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提高，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提高，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
如果中国的老龄化过程不是由于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而提前催生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从政策措施上看，我们只需参照已经出现老龄化的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即可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经历的老龄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政策挑战。
从图2的左图和右图看，中国都处于拟合线的上方，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不仅说明中国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而且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也提早上升。这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使得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急剧降
图2 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注：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001年数据，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为2000年数据。资料来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lndicators，Washington D.C，2003．低，老年人口比例相应迅速提高。在一定时间内，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在图2的左图和右图中，中国都恰好大约处于拟合线斜率开始发生变化的位置。这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上升。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
通常，人口老龄化不仅表现为老年人口比例的
提高，还表现为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动态。观察图2中显示的整体趋势也会发现，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会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10亿人左右，然后会逐渐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同样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13年左右达到最高值72.1％，从绝对数量看，在2016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为9.97亿人左右，随后将逐年下降。
如果将劳动年龄人口细分为四个小组，即15―24岁、25―39岁、40―54岁和55―64岁组来观察也可以发现，2000―2030年，15―24岁和25―39岁组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持续下降，与之相反，55―64岁组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40―54岁组的比例则是先升后降。也就是说，不仅中国的人口整体上趋于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呈现老龄化的趋势。此外，由于15―24岁组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接受高等教育，55―64岁组也有一部分会退休，也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所有的预测结果都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变化，将不同于长期以来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从动态的角度看，劳动供给状况不容乐观。这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劳动力所产生的需求构成了明显的矛盾。
三、劳动力需求将继续增长
中国30余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结果，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了人口总量，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劳动力资源丰富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最基本的优势之一，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成为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比较优势指示的方向进行的。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和城乡就业人口始终保持庞大的规模，并不断扩大。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不断增加，经济活动人口由1978年的4.07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68亿人，城乡就业总量也由1978年的4.02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52亿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乡劳动参与率保持在80％一90％的水平上，高于大多数国家。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王德文、蔡防、张学辉，2004)。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借助于人口红利的直接证据。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和商品基本能够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依然困难，而中国的比较优势恰恰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服务业和制造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两大部门，有着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因而对劳动力有着很大的需求。此外，其他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也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平均在0.2左右，意味着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大约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就业弹性并不令人满意，也反映了经济增长终归要形成对劳动力的需求。
根据我们对“十一五”时期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和城市劳动力供给之间匹配关系的观察，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下降且有加速的趋势(图3)。在设定的高位非农经济增长率和高位非农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其他各种假设下，2010年之前，也将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量数量的情况。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填补出现的缺口，但是，这个趋势表明，中国遭遇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资料来源：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提供给世界银行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报告
四、政策调整建议
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古今中外、盖莫能外。然而，由此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会有所不同。在大多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发生时人均收人已达到较高水平，因而资本相对丰富，可以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升级。中国过早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则会导致工资水平上涨，从而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而从人均GDP看，中国尚未进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将不能及时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增长有可能丧失其可持续性。
“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形成一个比较优势真空。因此，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端倪，背后潜藏着动态比较优势危机。为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根据经验，劳动力从过剩到出现短缺端倪的时候，劳资关系、政府立法和工会作用都开始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因此，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构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时机。
1、最大化开发现有的人口红利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在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总抚养比因为被高估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经济负担，其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被打了折扣。例如，城市劳动参与率从1995年的83.1％下降到2004年的71.6％，其中很大一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是由于就业机会不充分，就业培训和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不到位造成的。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未能把现有的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即使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就业问题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得到解决，特别是在中国的失业现象主要由摩擦性和结构性等自然失业构成的情况下，扩大就业仍然有赖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政府、社会的就业服务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中国成功的人口转变，较早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人口结构的优势趋于减弱。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这个人口红利的消失，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从而赢得增长方式实现根本转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时间。而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因此，在发展过程
中，把扩大就业放在更突出的地位，不仅决定着人口红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也是劳动者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过程和创造经济增长持久性的源泉。
2、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
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对于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则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实际上，作为劳动力短缺的信号而出现的“民工荒”，其更准确的信息是“技工荒”。如果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能随着企业技术和工艺的改进提高的话，劳动力短缺问题就会显得格外突出。图4显示了城市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小时工资水平提高。但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是一个关键点，受教育年限一旦超过9年，小时工资水平大幅度持续提高。这种情况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需求是巨大的。
受教育年限
图4 农民工教育回报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1年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
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需要通过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达到。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培养的最主要形式。有效率的教育体制，也是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连接的渠道。中国教育进一步的发展在于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
3、养老保障模式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
迄今为止，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一个现收现付的模式。一般来说，这种养老模式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支撑。而一旦人口进入老年化阶段，这个模式就会面临着巨大的支付危机。与现收现付制度相比，完全的个人积累式养老基金筹集和发放制度，能够通过建立强制性的个人账户，鼓励个人为年老时进行储蓄，通过个人承担风险的资本市场投资使养老基金得以保值和增值，并通过市场选择提高基金的管理和治理水平。针对人口转变的新特点，做好老龄化时代养老的准备，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可持续性的养老保障体系，出路就在于从现在开始，就明确从现收现付制度向完全的个人积累制度的转变方向，并且制定明确的过渡办法。
支撑这个过渡的关键，是增加“新人”的数量和比例，从而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实际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存在这样一批新人，问题在于他们还没有被纳入城市的养老保障体系之中。因此，进行这项改革的过渡办法就是把已经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政策模拟表明，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蔡、孟昕，2004)。
4、清除劳动力流动障碍
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将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减缓的话，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近年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规模逐年扩大，就是对已经出现端倪的城市劳动力短缺的自然反应。然而，迄今为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只能到处流动而不能迁入城市，他们的消费行为、子女教育行为也因此而异常和失范。歧视外地人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的供给等，也都根源于户籍制度。消除这些制度，不仅可以使劳动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动起来，而且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例如，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中国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World Bank，2005)。
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由于非公经济的成长和国企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近年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即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的结果，真正由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改进的贡献微不足道。世界经济发展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人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由于这样或那样特有的原因表现出高速增长的绩效，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在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源泉的惟一出路是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此外，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人口规模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能源、矿产等供给对于目前的高速经济增长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支撑乏力。
由于增长方式是由发展战略理念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政策倾向和手段决定的，转变增长方式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针对中国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一系列发展政策的调整和激励机制的改革，把发展战略转到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上，把增长方式转到具有可持续性的轨道上，增长源泉逐渐转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上面，才可能克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参考文献：
①World Bank，2005，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Factor Markets：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Unit，EastAsia and Pacific Region，Report No.31973-CHA，June 13．
环境污染和能源匮乏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难题。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IPCC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比以前更加严峻，地球大气中CO2浓度在2009年达到387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是历史最高值。①全球石油日消费量已经高达42万桶，按目前的能源消费速度，世界石油40年后将面临枯竭，到2060年核能及天然气也将终结（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对于中国，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更是悬在可持续发展头上的两把利剑，制约作用显而易见。本文研究目的在于，理论探讨环境与资源双重约束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轨迹，力求提出值得借鉴的相关结论。
一、文献综述
有关经济增长制约因素的研究，历经了一个演变过程。从上世纪70年代将可耗竭资源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开始，到90年代将环境污染引入增长模型，再演变为现在关注可耗竭资源、环境质量与持续增长三者之间关系。但从目前文献看，将环境约束和不可再生能源约束同时引入经济增长的分析仍然比较少。一般情况下，在分析可耗竭能源对增长约束的同时，并没有考虑能源使用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如果考虑这一因素，那么原有的分析就可能出现较大漏洞。尽管布罗克（Brock）和泰勒（Taylor）（2005）认为现在大量的研究中关注可耗竭性资源的研究在减少，而关注空气质量、全球变暖和工业生产排污的研究在大大增加。但这并不表明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不存在，只能是表明研究中的一种潮流。
在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在我国国内，尚未见到将能源和环境同时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的建模分析，但在国外，理论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在模型研究方面，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1998）把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引入生产函数，把环境质量引入到效用函数，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的分析框架。比较能源与环境二者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他们认为资源制约比环境污染要小。布罗克（Brock）和泰勒（Taylor）（2005）把能源和环境约束同时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当能源越来越少时，经济增长会变慢；且持续的正增长和降低排放水平二者不再可以相互兼容，直接以降低减排为主的技术进步将是决定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最终结果的核心因素。此外，Grimaud and Rougé（2005）在一个不考虑中间产品部门、包含技术进步的内生框架下，把不可再生资源（R）引入到生产函数中，把污染（P）引入到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中，同时把污染看成是关于R的一个函数，进行了最优均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降低资源使用税有助于均衡路径的实现。
在实证分析方面，关于能源、环境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Say and Yucel（2006）把能源看成是人口和收入的函数，把污染排放看成是能源消费的函数，进而预测土耳其的碳排放量，并认为土耳其的能源消费能够显著的解释其碳排放量。Soytas等（2007）研究了美国能源消费、碳排放与收入三者之间长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在收入和碳排放、收入和能源消费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但能源消费却是引起碳排放的主要原因。Ugur Soytas和Ramazan Sari（2009）建立一个包含能源消费、CO2、人均GDP、劳动、总的固定资本五个变量的VAR模型，对土耳其的能源、碳排放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因果关系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短期内三个变量是显著互为影响的，但长期内能源与增长、碳排放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而碳排放与能源消费之间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碳排放是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原因。总的来看，关于能源、环境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还不多，而且研究结果会因所用数据以及所用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二、理论模型
（一）基本逻辑
本文理论模型的构建基于下述三个基本逻辑。
第一，大自然对于人类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物资资源的提供者，二是人类排放废物的接纳者。对于能源，本文假定：能源（即不可再生类的化石资源）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约束，并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进入生产函数；能源在使用过程中同时排放出污染物，降低环境质量。对于环境，本文假定：环境作为投入品进入生产函数，而污染作为副产品并不进入生产函数；环境的恶化会直接影响到现代人的福利，环境进入效用函数。
第二，内生增长框架比新古典增长框架更适合用来分析可持续的增长问题。尽管相对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比较成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言，内生增长理论仍然不成熟，但比起新古典理论而言，内生增长理论更见长于解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为它主要关注在面临不断出现的报酬递减情况下经济增长如何持续的问题。况且，新古典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技术进步，而内生增长理论却是试图补充这个解释。
第三，一个合理的内生增长模型必须包含技术进步，没有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型是不合理的。如乔治（George）等所指出的：“特定类型的人力资本是与特定的技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经济拥有1900年的技术并令其保持不变，但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本却不断积累。这样的经济真可能经历长期增长吗？”②因此，本文在构建环境与能源双重约束下的内生增长模型时，除了内生化两个约束因素和资本及劳动之外，还将技术进步内生化。
（二）模型设定
依据上述基本逻辑形成理论模型，推导出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最优增长路径。思路是，假定社会计划者的目标是寻求代表性家庭在无限时域上的效用最大化。本文以总收入为约束条件，寻求消费家庭效用的最大化，最终得出最优增长路径。此处，假设总收入等于总产出，而技术、能源、环境以及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将作为生产的投入因素，影响总产出。因此，本文得出的增长路径为，能源和环境通过总产出作为约束条件的最优增长路径。
根据上述逻辑，首先寻求家庭效用函数。假定人们的福利不仅取决于当前的物质消费流，还取决于当前的环境质量，所以代表性消费家庭的效用在无限时域上取决于消费C和环境质量E，代表性消费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在整个时域上的效用函数U0表述为：
U0=∫0∞U（Ct，Et）e-ρtdt （1）
其中U（Ct，Et）为即期效用函数，表示代表性消费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在给定时期的效用，ρ为消费者的主观时间偏好率。这里Ct为每一家庭成员的消费，由于将社会中的总人口数L标准化为1，所以（1）同时也代表了整个社会在无限时域上的效用。具体即期效用函数的形式采用类似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1998）和Grimaud and Rougé（2005）等人做法，选用加性可分的效用函数为：
ε，ω>0且ω≠1 （2）
其中ε为边际效用弹性参数，是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反映了表性消费家庭成员不同时期转换消费的愿望；ω为环境意识参数，表示对环境质量的偏好程度。
（三）约束条件
对效用函数形成约束的基本条件，依旧设定为总收入，并假定总收入等于总产出为Yt，即为假定在t时刻，同质产品的产出量为Yt。根据本文建模的基本逻辑假设，t时刻的技术存量At、能源使用量Rt、环境质量Et以及资本使用量Kt和人力资本使用量HYt都将作为生产的投入因素，影响产出Yt。为分析方便，这里采用一般标准的生产函数设定形式。因此，总产出Yt为如下公式：
Yt=（1-HAt）α1Ktα2Rtα3Et-α4Atβ（1-θt） （3）
其中，由于产出的一部分会用于减排支出，所以最终用于消费和投资的产出为总产出的（1-θt）倍。同时，假设投入到R&D部门的人力资本为HA，则投入到最终产品部门的人力资本为HY=1-HA③。式中，1>α1，α2，α3，α4>0；α1+α2+α3=1；β>0。
该约束条件包含了环境、能源、技术等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影响因素通过这三个因素来体现。
1、环境约束
E为环境质量，E越大则表明容纳能力越强，环境质量越好。显然E值为正，且存在一个下限Emin，即E≥Emin。当环境质量E小于该下限时，环境的破坏变得不可逆。假设第t期环境质量Et取决于上一期的环境质量Et-1、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η（η>0）以及第t期的污染排放物Pt，所以Et可以表示为：
Et=Et-1+ηEt-Pt （4）
Et≥Emin （5）
环境质量随时间变化的运动方程为：
=dE / dt=ηEt-Pt （6）
对于总污染排放物的影响，本文借鉴布罗克（Brock）和泰勒（Taylor）（2005）的做法，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设定为Ω，令Ω=（P/R）·（R/Y）④，其中P为污染，R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不可再生化石资源，从而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Ω分解为单位能耗的排放强度γ1（γ1=P/R）与能源强度γ2（γ2=R/Y）。假设第t期最终的总污染排放物为Pt，第t期实际产生的污染排放物为P1t，第t期由减排支出带来的污染减少量为P2t，则：
Pt=P1t-P2t （7）
其中P1t=（P1t/Rt）·（Rt/Yt）·Yt=γ1tγ2tYt，进一步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的减排函数为D，且D与总产出Y及减排支出YD ⑤有关，则可令P2t=（P1t/Rt）·（Rt/Yt）·D（Yt，YDt）=γ1tγ2tD（Yt，YDt），将此两式代入（7）式，即有：
Pt=γ1tγ2tYtd（θt）（8）
其中d（θt）=1-D（1，θt），
这里减排技术的进步通过单位能耗的排放强度γ1t的变化来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通过能源强度γ2t的变化来反映⑥，经济规模通过产出Yt来反映，从而实现了引起总的污染排放物变化的三个因素同时在总污染排放物Pt的函数表达式（8）中出现。（8）式中的另一个参数θt为减排支出占总产出中的比重，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环境政策的严厉程度。
2、能源约束
本文讨论的能源约束主要是指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本文借鉴Kolstad and Krautkraemer（1993）、Tahvonen（1997，2001）、Schou（2000，2002）以及Grimaud and Rougé（2005）等人的做法，在引入能源约束的同时考虑能源使用带来的污染问题，并且为了分析方便，只考虑能源使用中产生的污染的流量的效应⑦。
假设能源的有限初始存量为S0，且能源存在一个下限值Smin，当能源存量小于该值时，人类陷入非常严重的能源短缺。再假定t时刻能源的开采率和使用率为R，不计开采成本的情况下，经典的第t期能源存量方程可以表述为：
St=S0-Rτdτ （9）
Smin≤St≤S0 （10）
=-Rt （11）
本文虽然借鉴了Grimaud and Rouge（2005）等人的思路，在引入能源约束时，同时考虑能源使用带来污染问题，但在具体设定污染Pt与能源使用量Rt二者关系时，与他们的做法不同。根据（8）式的设定可知，Rt=γ2tYt，因此有：
Pt=γ1tRtd（θt） （12）
3、R&D部门
研发部门主要负责研究供最终产品部门使用的新技术，其产出取决于该部门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已有的知识资本存量。本文采用了琼斯（Jones）（1995）、罗默（Romer）（1990）、格罗斯曼（Grossman）和赫尔普曼（Helpman）（1991）、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1992）等人所采用的R&D部门生产函数的改进形式，来描述研发部门的生产情况。
借用琼斯（Jones）（1995）的做法，研发部门生产函数的形式可以设定为：
=γAHφAAφ （13）
其中γA>0，0
（四）社会最优均衡分析
通过上述模型设定，可以形成理论模型，推导出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最优增长路径。假定社会计划者的目标是寻求代表性家庭在无限时域上的效用最大化。同时，假定总消费为C，由于能源的开采不计成本，所以资本存量的净增加等于总产出减去总消费。根据（1）式—（14）式，对于社会计划者问题，整个规划可以表示为：
s.t. Yt=（1-HAt）α1Ktα2Rtα3Et-α4Atβ（1-θt）
=Yt-Ct；=γAHφAtAtφ；=ηEt-γ1tRtd（θt）；=-Rt；Smin≤St≤S0；Emin≤Et
最优增长路径的现值Hamilton函数为：
H=U（Ct，Et）+λ1（Yt-Ct）+λ2γAHφAtAtφ+λ3（ηEt-γ1tRtd（θt））-λ4Rt
其中λ1、λ2、λ3、λ4分别为K、A、E、S的影子价格⑨，代入U（Ct，Et）和Yt的表达式，可得现值Hamilton函数为：
+λ1（（1-HAt）α1Ktα2Rtα3Et-λ4Atβ（1-θt）-Ct）+λ2γAHφAtAtφ+λ3（ηEt-γ1tRtd（θt））-λ4Rt
对上述最优化问题进行求解⑩，可得各个变量在最优增长路径的长期增长率为：
（14）
（15）
（16）
三、模型分析与结论
通过对（14）、（15）和（16）式求偏导，可以得出如下表1所示的结果，进而分析出经济中各个经济环境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长率的影响。
结论1：经济中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ρ的增长效应：ρ越大，则长期能源开采的增长率和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会增加，而技术进步的增长率也会增加；当g0Y>0时，ρ越大，长期的经济稳态增长率也越大。
结论解释：消费者这种对当期消费的迫切性，都会促使资源的使用增加，使得最终稳态下资源开采的增长率变大，而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也随之增加，人类为这种“消费的迫切性”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这里，可以从“及时享乐”这一角度来理解性质1，对于一个追求及时享乐的人类社会，虽然技术进步的增长率会提高，经济的增长率可能也会提高，但这种及时享乐的实现，是以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即以资源的使用开采率和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率增加为代价。
结论2：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投入的正的外部性参数φ的增长效应：φ越大，则稳态的经济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越小，而能源开采的增长率和环境恶化的增长率越大。
结论解释：对于结论2存在一个问题，即当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投入的正的外部性参数φ越大时，稳态下的技术进步率是下降的，而并非象正常预期那样提高，这里给出作者一个自己的理解如下：对于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投入的正的外部性参数φ越大，则当期在保持人力资本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技术的进步率会提高，从而使得当期的经济增长加快，这样社会计划者会追加人力资本到研发部门，从而使得研发部门的人员数量增加，这种研发部门人数的快速增加会带来研发部门的无效率（类似重复投入、垄断竞争等）增加，进而降低整个研发部门的创新速度，因此可能使得最终的技术进步率下降。这种长期的技术进步率的下降，最终将导致稳态下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研发部门的这种无效率状况，最终可能祸及能源的使用和开采，使得能源的利用率提高不多，进而使得能源的开采率在长期处于提高状态，而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长期来看也处于提高状态，整个经济的发展最终将难以持续。
结论3：经济中边际效用的弹性参数ε的增长效用：提高边际效用的弹性参数ε，将降低长期的产出增长率；当g0Y>0时，提高ε将降低技术知识的长期增长率，同时也会降低能源开采的增长率和环境恶化的增长率。
结论解释：边际效用的弹性ε越大，则意味着消费者从一致的均衡消费路径上获得的效用越大，所以稳态下的经济增长率降低的同时而能够保持消费者的效用不下降。当g0Y>0时，即经济能够实现持续的增长时，ε越大，则社会计划者将会安排投入到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较少，稳态下的技术进步率将会降低；同时社会将会选择减少能源的使用量，从而降低稳态下能源开采的增长率，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将也会下降。可以借助“知足者常乐”这一观念去理解结论3，对于一个容易知足的人类社会来讲，更容易维持一个低消耗、低增长、技术进步较慢而环境质量较好的“和谐”状态。
结论4：人力资本投入量HA的增长效用：HA越大，则稳态的经济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率越大，而能源开采的增长率和环境恶化的增长率会越小。
结论解释：对于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投入的正外部性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追加人力资本的投入量，可以提高长期的技术进步增长率，进而提高长期经济的增长率，同时使得长期资源的开采的增长率和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得到抑制，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将有望实现。
注释：
①引发世界经济和人类生活灾难的CO2浓度阀值是多少？目前没有确切答案，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David King 建议“我们应该防止大气层的CO2浓度超过500ppm”；澳大利亚科学家Raupach主张550ppm才是浓度极限。而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可能引发危险的CO2浓度阀值为560ppm——相当于工业化前CO2浓度280ppm的两倍。按照当前大气层CO2浓度2ppm为一年增长速度，到2100年560ppm这个临界值恰好被突破。更多的论述参见Warwick J. McKibbin等 鱼和熊掌兼得——中国的发展和规避CO2公地悲剧，经济增长、环境与气候变迁——中国的政策选择[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版：165-195
②Donald A. R. George等，经济增长研究综述[M]，马春文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版，第3页
③对人力资本的这种处理方法，参考了Grimaud，A.，Rougé，L. Polluting non-renewable resources，innovation and growth： welfar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05，27： p113
④这一分解模式同时暗含着的意思是：污染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生产过程中对不可再生化石类资源的使用造成的，即在引入能源约束的同时考虑能源使用所带来的污染问题。
⑤虽然污染的减排和污染的恢复是明显不同的，前者是为了减少污染的流量，而后者是降低污染的存量。但本文这里的减排支出仍倾向于一种较为宽泛的理解，即为提高或改善环境质量而进行的各种投入，而不仅仅局限于为减少污染排放而进行的支出。
⑥虽然用各产业产出占总产出中的比重来表述经济结构更为准确，但这里用能源强度 来反映经济结构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做法，当能源强度 越大时，说明能耗大的产业（工业）在经济中占的份额较大，能耗较低的产业（三产和一产）在经济中占的份额较小
⑦严格意义上讲，能源的使用所带来的污染应该考虑污染的存量而非流量，Schou（2000）和Grimaud and Rouge（2005）等为了分析的方便性，只考虑了污染的流量效应，本文沿用了这一处理方式
⑧这里 为控制变量，通过改变控制变量，我们可以改变状态变量
⑨这里的影子价格是指状态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带来的最大效用增加多少个单位
⑩具体求解过程由于篇幅所限，这里省略。
在很多的内生增长模型中，为了分析的简洁性，研究者都会把这一参数直接假设为1，而不考虑该参数的变化对稳态下增长率的影响，本文作者认为这样的假设是难以与现实相符的，所以对技术进步的假设采用Jones（1995）的做法，尽管这样给对后面的分析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该表述引自Grimaud，A.，Rougé，L. Polluting non-renewable resources，innovation and growth： welfar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05，27：p116
参考文献：
[1]Aghion，Philippe，and Howitt，Peter.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MIT Press，Cambridge，MA，1998
[2]Aghion， P， and Howitt，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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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rock，W.A.，Taylor，M.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2005，1749—1821
[4]Garnaut，R. and Huang，Y.，2007. ‘Mature Chinese growth leads the global Platinum Age’，in R. Garnaut and Y. Huang （eds），China： linking markets for growth，Asia Pacific Press and ANU E Press，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anberra：9—29
[5]Donald A. R. George等. 经济增长研究综述[M].马春文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
[6]龚六堂. 动态经济学方法[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彭水军等. 环境、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实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大宗商品的可持续性
对于全球经济和环境问题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压力，市场正在寻求解决之道。答案可能在于以可持续方法实现全球增长的创新性思考和实践。最近一个月，瑞银分别在伦敦和纽约主办了两场有关可持续性和全球增长的研讨会，主题是“为可持续性进行计划和投资的必要性”及“通过创新实现投资的可持续性”。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纽约研讨会上提醒投资者和企业不要“狭隘地看待价值创造，仅仅追求泡沫中的短期财务业绩的最大化，却忽略最重要的客户需求，罔顾攸关企业长远成功的更广泛影响”。他表示，“可持续创新”可以解决在增长受限的世界中推动盈利能力的问题。
过去十年，大宗商品的消耗模式急剧变化，目前中国和印度对大多数主要原材料的消耗量占总量的近50%。在最近于中国香港召开的亚洲大宗商品投资峰会上，几位与会者表示，长期来看大宗商品的吸引力在于，目前全球70亿人口的需求日益增长，以及全球债务不断累积，最终将导致通胀上升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大宗商品供应已变得更政治化、更复杂，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更多似乎限制了供应。在印尼和秘鲁等供应国，新建开采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限制不断显现，当地社区抵制开采的事例越来越多，导致铜矿和金矿的开发推迟甚至停止。预计2011年全球铜供应总量遭受到的中断将创纪录地达到100万吨，占全球铜矿供应量的约8%。
此外，水资源和能源短缺对供应构成直接挑战，气候变化也在发挥着作用。能源可持续性与亚洲煤炭依赖型能源结构的不平衡相关，中国80%、印度65%的发电量为煤电。中印两国2011年都进口了大量热煤，估计净进口量达1.8亿吨，占国际海运热煤贸易量的1/4。估计到2015年，两国热煤总进口量可能提高至占国际海运热煤贸易量的一半。短期而言，煤炭短缺已造成两国出现能源短缺的局面。
为此，中国利益相关方加大了对海外资源资产的收购力度，并购活动频繁发生。最近中国企业以10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焦煤生产商Grande Cache。淡水河谷公司（Vale）也认为，随着全球同业的目标从“较高品级、较易获取”的矿物转向“较难开采的”资源，有必要在可持续资源供应方面进行更多创新。淡水河谷承诺支出5.5亿美元用于研发。
效率和可持续性的平衡
从根本上来说，可持续实践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实现效率和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可持续性是以负担得起的方式实现供应；大宗商品的稀缺性通常通过成本和价格来体现。中国铁矿石为效率-成本-供应的平衡关系提供了一个有趣实例。近几年，得益于国内铁矿石产量增长，中国钢铁行业的铁供应充足，但铁的品级不断下降、成本不断上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剧。过去一年，估计中国开采了国内约20%的铁矿石共计12亿吨，再加上9亿吨铁矿石废料的处理，能源和水资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目前的铁矿石开采策略似乎与其十二五规划相冲突，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的主要持续性目标是在五年时间内，将单位GDP用水量和能耗分别降低30%和16%。
创新决定
近年来，众多学者做了关于可持续性的研究，安徽省也有少数几篇对安徽绿色GDP进行核算的文章，其研究重于对理论的说明，核算过程相对简单，不能够较为准确的说明安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及现状。本文在这种背景下将重点放在安徽经济增长弱可持续性评价指标真实储蓄的核算过程上。
安徽省经济增长弱可持续性评价方法
本文选取基于货币化估值的指标体系作为理论基础，并以其代表指标体系世界银行的“国家财富”来研究安徽经济增长的弱可持续性。世界银行以“国家财富”作为依据衡量各国发展可持续性的方法又被称为真实储蓄法，通过比较净储蓄率与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的折旧率是否满足可持续发展的弱可持续性标准，来确定经济发展的状态。如果所有的储蓄都重新投入到自然资本和人造资产中，且资本存量总值不下降，则可以看作是实现了可持续性发展，满足了弱可持续的发展标准，这也是本文的评价方法。真实储蓄(GS) 的计算如下列公式所述：
（1）真实储蓄=人造物质资本净投资–净借贷+净官方转移支付–人造物质资本折旧–自然资本折旧+教育经费支出
（2）真实储蓄=GNP-消费支出-自然资本折旧+教育经费支出
自然资本通过两种方式折旧：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资源损耗价值为资源的单位租金与资源损耗量的乘积，环境污染价值为污染的边际损失价值和污染排放量的乘积；人力资本投资指的是净教育支出，包括在国民账户中被当成消费而不是投资的当前教育支出，不包括教育支出中用于资本投入的部分。本文的人力资本支出采用的是国民核算账户中的教育经费支出，并排除了其中用于非人力资本的部分。
真实储蓄计算的关键和难点在于自然资本损失的核算，原因是自然资本损失所需的消耗和价格数据都不易得到。本文采用净租金法对自然资本损失进行核算，天然气、石油等的损耗价值直接用定义即消耗量和边际租金计算得出；矿产如黑色金属、非金属、有色金属等则用剔出工业增加值中属于资源报酬部分的间接方法计算，二者的结果结合在一起便得出总的自然资本折旧损失。
安徽省自然资本损失核算
·“净租金”法
在实际研究中，CFM和“净租金”估价法都是比较常用的。净租金计算法下，需要对自然资源建立实物账户，将不同资源的消耗量、存量、开采量进行记录，并根据其净租金，即价格减去平均开采成本，近似地来计算自然资源的损耗价值。在目前实际应用中，由于资源开采成本的数据不易得到，只能用平均生产成本代替边际生产成本来进行计算。
·剔出资源报酬
由于安徽省缺少矿产资源如钢铁、金银铜等生产量和消耗量的数据，本文对矿产的资源损耗采用了剔除资源报酬的方法核算，这也是一种间接的净租金法。工业总产值指物质生产部门的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反映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经营活动的总成果。本文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等矿产资源和煤矿资源的损耗核算采用了对工业增加值中属于资源报酬的部分进行剔除的方法进行核算（因为这部分矿产消耗的数据不够详尽、价格波动大且不易取得）。工业增加值中实际上包含了资源报酬、劳动力报酬及资本报酬等，因此在剔除工业增加值时，要将劳动力报酬和固定资产报酬等排除在工业增加值外。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库兹涅茨为经济增长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根据这种理解，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个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专著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另一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著作是由世界银行的托马斯等著的《增长的质量》，他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以王积业、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维等学者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有影响。王积业从多恩布什与费希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出发，认为“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它们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组因素既紧密交织，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由于这两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经济增长或者以数量扩张为主，或者以提高质量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1953～1990年)生产率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对比。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提出了“增长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对GDP增长速度的平均弹性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胡少维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进行了综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了一些评价，并指出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其余大部分则集中于操作层面，即集中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缺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钟学义等在《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一书中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等)，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戴武堂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亚民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效率、产出结果、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设计的由21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李周为、钟文余通过六个反映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李变花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经济稳定八个方面；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确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的评价理论，对1995～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探讨；赵英才等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的结论；而徐辉、杨志辉则用密切值模型对1995～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评价。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等诸多品质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选择
1.模型指标变量设定
前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进行量化评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理论，运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在参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本文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及含义具体如下：xl——人均GDP指数(1978年价格)；x2——财政收入增长指数；x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价格)；x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x5——投资效益系数；x6——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x7——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x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数)；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1——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2——万元产值能耗率(1978年价格，倒数)；
x13——经济稳定性系数(取倒数)；
x14——城镇化水平；
x15——养老保险覆盖率。
在运用因子分析前，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负向指标调整为其倒数形式，使其成为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变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需要对反映其客观情况的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察，而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用较少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指标之间是彼此不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称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时，用尽可能少的不可测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个变量或指标。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为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为m个公共因子，m小于p，ε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体系转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以上指标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综合指标。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这对分析极为有利。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各指标代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l所示。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应首先检验模型及相关指标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是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
检验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测度采样充足度。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是否足够小。KMO的统计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间，若该统计指标在0.5和1之间则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则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难以接受。
根据相关数据，SPSS给出的相关计算结果表明，KMO检验的结果为0.588(大于0.5)。Bartlett检验统计指标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为相关矩阵为单位阵)。卡方检验结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01.362，p值近似为O，拒绝原假设，即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因此。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适合采用因子分析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SPSSl3.0的输出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表3是因子分析后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后的结果。
从表3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1在指标变量x1、x3、x4、x13、x14和x15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宏观环境因素，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环境影响因子。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在指标变量x2、x5、x6、x8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要素收入的变化，可以作为要素生产率因子。旋转后第三公因子F3在指标变量x7、x9、X10、x11和x12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和资源变化以及竞争力，这些可代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因子。
因此，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可以用F1，F2和F3这3个完全不相关的公共因子来表征，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包含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要素生产率因素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素。
通过对表3的观察可以得出，宏观环境影响因子F1、要素生产率因子F2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子F，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全部变量信息的90.97%，由此可见，这3个因子包含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为了计算各公共因子的综合得分，以便求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的数值，需要对这3个因子进行量化。本文采用回归法(regression)来计算因子F1、F2、F3得分，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历年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Qt，表示为公式：
其中，λi是X的相关矩阵R所对应的特征值。
四、结论
通过对全国1990～2005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结论。
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的相关数据，自1990～2005年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综合质量指数年平均提高约6.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
2.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现象
巾国16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提高(QI)与数量扩张(SI)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虽然中国在16年间经历了QI的持续上升，但是由于中国保持了更高的数量扩张速度，QI的提高并未与SI呈现出较高的同步l生，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能带来同比的质量提高。这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摆脱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低质量增长的窠臼。
3.最近几年扩张不同步系数不断扩大的趋势应引起重视
根据扩张不同步系数的计算结果，自1995年以来扩张不同步系数变为负值，而其仍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就为当前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个警示，即在关注经济数量扩张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这也从实证的角度反映出当前遵循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因素的不同变化趋势应引起重视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主要由于公因子F1、F2和F3的影响。F1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环境的改善；F2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F3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上升；反之相反。
到本世纪中叶，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内的人口数量，将从当前的10亿人增至45亿人。而全球GDP也将在未来30年里在当前60万亿美元的规模基础上翻3倍。
如果新兴市场试图赶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而且采用后者曾走过的路，那么自然资源和环境将受到巨大甚至灾难性的影响。可能会存在一个或数个引爆点，使得新兴市场的高收入之路戛然而止。
如果这一趋势继续，那么结果将是世界上每个国家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所造成的压力都会引发持续性和巨大的全球性挑战，极端的免费搭车问题将蔓延全球。
这一糟糕趋势将在大约十年后发生逆转。这是由于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总数占了全球总数的40％，规模巨大且仍在高速增长。尽管目前两国的GDP之和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还很小（约15％），但这一数字正快速增加。
到本世纪中叶，在印度和中国，收入能达到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人数，将增加15亿（全球将增加35亿）。仅仅依靠这两个国家，就能使全球GDP在未来30年间至少翻一番。
对于印度和中国而言，它们的增长模式和战略，及其在生活方式、城市化、交通、环境和能源效率等方面的权衡和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经济是否能完成向高收入的漫长转型。
此外，中国和印度的决策者、商人和公民正逐渐意识到：简单地沿着先前的历史增长路径前行是没有前途的，因为随着世界经济在目前的规模基础上翻3倍，这样的模式是不可能“同步”翻3倍的。
因此，这两个国家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模式来实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它们规模太大，当不了免费的搭车者，因此，与可持续性有关的激励机制，正在内部化为其国家的优先选择。可持续性必须成为增长的一大关键要素，旧的模式迟早会失去效果。
当然，实现这一目标，需经过发现、实验、创新和创造等一系列过程。前进过程中充满了各种需要权衡的因素。但是，忽略这些问题的激励因素已被消除，不论其他国家选择怎么做，也不论全世界将达成一个怎样的协议。
高速增长的大规模新兴经济体具有一定的优势。将可持续性这个标准整合到其增长战略和政策当中去，这种做法符合其自身利益，与它们长期的发展目标也是一致的。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已经降低了增长预期，以便给解决权益、可持续性和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创造“空间”。寻找新增长模式的大幕已经拉开。
可持续性成为世界上未来最大经济体增长战略中的关键性元素，这具有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因为国家需要、目标和优先级，依然是比国际协议有力得多的激励。
中图分类号：F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2－0004－02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平稳、高速的增长势头，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基本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过渡，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但是，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日益严重。因此，中国能否处理好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及其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创造了又一个“奇迹”。据统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45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1.8％，居世界第10，提高到2009年的33.535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超过6％，居世界第3位。1979―2008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实际增长为9.8％，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着实是极为罕见的。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也由1978年的190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3 266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5 616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由1978年的0，增长到2008年的924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国家的外汇储备，也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23 992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
但是，在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产生了经济失衡这一事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特征。
第一，需求结构失衡。中国经济的增长严重依赖于出口需求来维系，而内需却严重不足，导致外需和内需失衡。
第二，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国内的扩大需求，主要是通过扩大投资的需求，而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第三，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失衡。中国经济增长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二、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源
（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都是以粗放型为主，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这种依靠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是难以持续的。据统计，1999―2003年间，投资拉动GDP从1.8%上升到6.4％；2004―2007年，也维持在4.9个百分点。200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3%，拉动GDP增长8个百分点。而从1999―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74.7%快速降为38.7%。中国现在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6倍。而我国一吨煤所产生的效益仅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据统计，由于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的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低回收”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直接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当前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国民收入分配重点向垄断性资源、资本收益和政府倾斜，而劳动者报酬收入却不断降低。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性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在居民劳动者报酬上，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而在1990―2005年，企业的营业余额所占GDP的比重从21.9％上升到29.6%。造成这种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是：（1）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所以城市居民的收入要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居民拥有更多的贸易机会，所以沿海地区居民的收入要高于内地居民的收入。（2）产业结构与劳动供给结构之间失衡。一般来说，知识性、高技术等人员的报酬要高于一般简单劳动所获得的报酬。（3）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稀缺，造成垄断性资源、资本要素报酬偏高。
（三）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向世界征收铸币税，不断向全球注入流动性保持逆差，导致美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性项目逆差不断加大。二是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的贸易盈余，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支撑了美国的逆差。这种全球经济失衡加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导致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同时对中国这种严重依赖投资、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加大了国民经济的风险。由于内需不足和对出口的过分依赖，致使经济发展依赖国际市场，而一旦国际市场出现震荡，必将造成国内经济的萧条，甚至出现经济发展停滞，严重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的凸现时期。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使中国经济真正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常规发展轨道。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长期以来，这种主要依赖于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给中国资源、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必将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煤炭的消耗为例，2000年，中国的燃煤消费量占世界燃煤消费总量的27%，成为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费国；2007年，中国消耗了21亿吨煤炭，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未来10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将在此基础上翻番，在40年内用光所有的煤炭储量。同时，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给环境也带来了严重破坏。据统计，在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就占了16个；中国70%的河流和湖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近一半的人口缺乏干净的饮用水。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切实转变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合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坚持以人为本，理顺经济利益关系
“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理顺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是维持经济发展动力的核心所在。当前，中国的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过大，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制约了中国国内的有效需求，使消费疲软。因此，一方面，需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政府要为社会各成员提供均等的机会和公平的结果，使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及调整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行为等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积极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转变
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稳定、最长效、最为可持续的手段。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其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普遍在70%以上。而长期以来，出口和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60%，而消费对增长的贡献不足40%，形成了典型的投资与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因此，要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拉动型经济增长，需要政府采取积极引导，推动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外需驱动型增长向内需驱动型增长的转变，实现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消费驱动型增长的转变，这是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和决定性力量。特别是在全球经济衰弱的背景下，中国外贸出口风险加剧，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成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
（四）坚持全面协调发展，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中国走的是“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发展道路，显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将难以为继。这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经济发展上，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社会发展方面，缩小城乡间、地区间贫富差距，健全和完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重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环境方面，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倡导环境文化、生态文明，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参考文献：
[1] 周明生.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年会综述[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8）.
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性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尽管总的来说，经济的稳定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的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造成经济波动乃至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过分看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甚至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结果把许多无可回避、必须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留在了后面，包括：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等。笔者将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几个个概念进行分析，明确其内在关系。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最初人们把经济增长简单地当做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福利就会增加，社会就会富裕起来，认为这就是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经济学家赫里克和金德尔伯格认为，在经济学理论中，增长与发展有时做同义词使用，在某些场合这种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当这两个词在一起使用时，应该区分它们的词义。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1]。
总之，经济发展应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的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即产出的增加；二是结构改善，包括人口结构的城市化、产业结构协调与优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环境的优化和美化、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如果只有产出的增加而无其他的改变那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
因此，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2]。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经济稳定的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微观经济活动充满生机活力；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2]。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过去那种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是一种单纯追求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缺陷在于其仅仅关注发展的手段，却忽视了发展的目的，无视普通民众的需要；把环境当做可无限获取的资源，而没有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延续下去所必须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以及其作为生产资源的有限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们认识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当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续发展，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离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离开协调有序性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衰退乃至危机。为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消除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3]。
综上所述，维护社会稳定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只有极大地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经济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稳定，其内涵应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参考文献：
中国经济一方面经历着令人羡慕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严重地破坏了我国大好河山，环境污染与破坏随处可见。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反思。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思路随之呼出。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法，将能源环境作为投入变量，GDP为产出变量，构建一个GDP绿色指数，以期从定量角度来描述从能源环境的途经出发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结果表明，我国绿色经济增长指数仅仅为10.3%，连世界水平的五分之一都没有达到。对此，作者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一、以生产成本考核为核心
可持续增长的重点在于成本考核，高效的成本考核机制是达到理想成本控制的前提。一些高污染与高耗能的企业要保证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就必须遵从法律与法规，将权、责、利捆绑在一起，对企业领导下生产成本考核任务，依靠严格的成本考核体系来约束企业及企业领导行为。
成本考核应该与企业内部各个部门绩效挂钩，且融入到对领导业绩考核当中，只要达不到相应的目标就予以一定的惩罚，甚至是解决职位。这种考核机制应当落实到个人，要做到奖罚分明，职权清晰。同时，每一个员工一方面是被考核者，另一方面也是企业的主义，要考核的监督者与最终落实者。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通过招投标机制将各类竞争机制引入到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各个环节当中。
生产成本考核的落实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与监督，而政府相关部门不可能让企业具体达到某一生产成本水平，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对企业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所产生的诸如环境污染等等影响进行管控，让企业能够将这种无法影响内化为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企业转变其具体生产经营行为。
二、着力提高企业的综合实力
只有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企业才有动力和期望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增长。
1.企业必须树立诚信意识。一个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就必须提高企业的社会声誉，这种声誉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能够为企业带来其发展所需要的各类资金。企业可以从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入手，对外要履行承诺，遵守合同；对内要构建完善的企业管理与账务制度，确保企业运行的阳光性。
2.企业应当适时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破解企业生产能力低下的问题，也可以同时达到企业良性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与当前的实力相符。因此，企业应该不断加大科技投入与生产模式调整，提高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企业必须及时了解当前最新的科技前沿，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更新自己的生产设备。
三、提升企业管理信息化水平
管理信息化就是企业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类资源的整合，以实现最优的产出和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管理信息化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持续增长有着关键作用，是市场竞争的必须选择。
1.企业应该树立起信息化意识。面对全球化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应当对信息化有充分的认识，意识到这是一种重要的创新方式，引入先进的信息管理技术才可以提升企业的生产经营水平，才能够降低企业的不必要损失，提升企业发展的集约化水平。
2.大力发展企业物流管理信息化。信息化技术是企业物流管理信息化非常重要的一环，发展企业的信息化管理可以提升企业对生产与配送信息的掌控，实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在企业的信息化管理当中，信息化技术的应用需要有完整的技术支撑，即要求企业有标准的信息化处理中心、相应的技术人员以及硬件设备，这样才能够提升企业整个供应链的管理与生产效率。
3.加快企业物流管理人才的培养。只有物流管理人才的支持，才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与效率。因此，全社会，特别是企业必须重视物流信息化管理人才的培养，通过严格的培训，提升人才技能与知识水平，在此过程当中，应该特别注重企业计算机人员的培训，促进复合型人才的形成。
四、积极推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当前，不可否认，是电子商务发展的世纪，不少企业或借助或转变为电商从而迅速成长为大型知名企业，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不少老牌企业，从而实现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下降，生产范围的扩大，认可度的快速提升。
1.国家应该打造电子商务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电子商务发展总体规划及发展是摆在人们面临的一大难题，主要是因为电子商务是一个新事物，其发展迅速较快，所以业务类型还没有定型，这给立法者带来了非常大的立法困难。它要求立法者深入认识到电子商务的本质及市场发展的要求，深入调研，优先制定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
2.加强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成为必须。要想促进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加强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成为必须。主要包括最为基本的网络基础硬件设施、信息传输网络建设、信息安全设备及软件的研发等等，使电子商务的发展在良好的网络环境之上。要确保电子商务的安全就是要保证各种信息数据的完整性及安全性，加强网络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李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2011（5）.
[2]杨玉华，罗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动力源泉及其因素分解――基于中国1952--2011年的实证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4）.
一、引言
目前世界范围内各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着挑战。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了关于《财政未来、公共部门预算改革及其效果》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指出各国正面临着长期财政挑战，包括由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养老金、医疗以及其他服务支出的增加、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导致的风险及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政府项目中包含的或有负债成本以及更换陈旧基础设施的需求等不同因素引致的财政风险。同年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IPSASB）的征询意见稿——《公共财政长期可持续性报告》也指出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众多因素包括人口结构变化、科技进步引起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日益增加以及由于人口老龄化引起医疗、养老支出的增加等等，给各国政府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在2011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约翰·利普斯基在《财政政策与结构性财政挑战》中指出，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均面临着财政挑战。尽管财政挑战不尽相同，但就中长期而言，新兴经济体的政府支出仍可能会提高。许多新兴经济体则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持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在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保持财政长期可持续性是各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主要挑战。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一份《财政监督报告》指出，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之下，大多数经济实体面临着艰难的财政状况，财政可持续性面临着很高风险。同时，IMF强调，由于全世界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医疗保健等方面支出上升，在更长时期内，各国的财政持续性将面临着巨大挑战。可见，财政可持续性已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问题，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已扩展到了发达国家，成为各国政府所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国外财政可持续性评价实践
（一）澳大利亚的代际公告 澳大利亚政府的财务状况一直良好，但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问题引起养老金、医疗支出增加，以及技术进步促使公众需求增加等因素将可能给政府财政带来重大压力，澳大利亚财政部按照《预算真实法案》（Charter of Budget Honesty Act）要求，自2002年开始，每5年一次《代际公告》（Intergenerational Report），预测期间40年。《代际公告》作为澳大利亚政府预算文件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评价未来40年内政府财政政策的长期持续性。该报告根据当前的政策，人口预测和经济发展趋势预测政府未来40年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由于澳大利亚政府支出的一半以上用于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与人口因素、经济发展趋势和技术进步相关的政府项目，因此，在财政支出的预测中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人口变动因素相关的支出项目，如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并分别构建预测模型；另一类支出与人口变动因素无关，按照GDP的稳定比例预测。
（二）新西兰的长期财政状况报告 2004年，新西兰《公共财政法案》（Public Finance Act），要求财政部至少每4年编制一份关于新西兰长期财政状况的报告，预测未来40年的前景。2006年新西兰财政部正式了第一份《新西兰长期财政状况》（New Zealand’ Long-term Fiscal Position）。财政部该报告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共财政信息的质量与深度，了解政府收支决策的长期影响并有助于政府在未来几十年内作出合理的财政决策。《新西兰长期财政状况》从分析新西兰未来人口规模、结构和未来经济规模假设入手，通过对历史趋势和当前政策的判断，预测政府的重要支出和收入项目。具体而言，该报告的预测采用了新西兰已有的长期财政模型（Long-term Fiscal Model）。长期财政模型采用“三步法”，首先根据人口统计预测未来人口规模与结构；其次，根据人口预测数据，进行GDP预测；最后，对政府财政收入、支出进行预测。财政收入按照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分别预测。财政支出按照与人口因素是否有直接、明确的关系分为四大重要支出项目（医疗、教育、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和其他支出项目分别预测。医疗支出根据人口因素、经济增长以及其他增长因素等进行预测；教育支出的预测依据人口基数变化、通货膨胀和教师学生比率增长等因素；养老金支出主要根据退休人数增加、人口寿命增长、工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测；其他福利支出是指除养老金之外的社会福利支出，主要包括失业福利、基本生活福利、疾病福利、残疾福利，这些福利支出主要由接受福利的人数所决定。该报告对税收收入和上述四项支出分别构建预测模型，进行长期预测。
（三）英国长期公共财政报告 英国财政部遵循《财政稳定法案》（Code of Fiscal Stability）的要求，从2002年开始每年均要《长期公共财政报告》（Long-term Public Finance Report），分析长期发展及其对公共财政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政府管理公共财政，实现其财政目标。2009的《长期公共财政报告-财政持续性分析》认为：财政持续性主要取决于长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主要由生产率增长和劳动力规模变化决定，生产率增长取决于未来的创新，这种创新由全球化和技术变化支撑。劳动力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人口变化。与以前年度的该报告相比有两点改进之处：一是对财政收支中受到长期挑战影响巨大的项目进行重点预测，二是包含了对英国政府面临的长期财政挑战、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和财政长期预测影响的扩展性讨论。《长期公共财政报告-财政可持续性分析》（2009）揭示了公共财政面临的潜在的压力，促使政府实施财政合并计划，保证公共财可政持续发展和经济的长期增长，进而确保公共财政能够应对未来可能的经济冲击。具体而言，该报告分析未来50年的人口变化、环境变化、技术变化、全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增长对公共财政的影响，认为长期财政预测并不是对所有相关因素的详细分析，预测的主要目的是揭示长期挑战对公共财政的压力，因此对公共财政收入、支出中受到长期发展与挑战影响巨大的项目构建模型进行预测，其他收支项目由于没有受到长期发展与挑战的影响，没有构建预测模型。予以模型化的财政收入项目包括所得税、财产税、消费税和生产税；财政支出项目包括医疗、长期护理、教育、国家养老金和公共服务养老金。该报告认为医疗支出增长压力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疗需求、技术进步促使医疗成本增加；二是人口寿命增长，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是医疗支出增加的主要因素；三是由于更多的公众参与、关注健康问题，将对未来医疗支出有重要的影响；四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医疗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疗技术的发展与进步。长期护理支出是指英国政府提供给那些不能自理、不能管理日常生活的人提供长期社会保健服务，该类支出取决于单位成本以及需求人数。教育支出压力主要来源于人口中儿童和青年人的人数。公共服务养老金是支付给医护人员、教师、公务员、军队、警察、消防战士和司法机关人员。未来人口变化将对公共服务养老金支出带来重大压力。国家养老金是提供给已退休人员的基金，支出压力主要来源于人口结构变化及其人口寿命的增长。该报告认为英国未来财政挑战影响税收收入的方式与影响经济的方式一样，因此，所得税、财产税、消费税和生产税按照占GDP的固定比例进行预测。
（四）美国政府综合长期财政预测报告 美国自2004年开始呈报《社会保险表》（Statement of Social Insurance），简称“SOSI”。SOSI提供医疗等社会保障项目未来75年预期现金流入、现金流出及余额的现值信息，以评价在当前的政策下，美国社会保障项目的持续性。美国联邦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FASAB）2009年9月28日的SFFAS 36——《美国政府综合长期财政预测报告》（ Reporting Comprehensive Long-Term Fiscal Projections for the U.S. Government ），扩展了已有的SOSI。SFFAS 36要求该报告由财政可持续性能力表、补充信息和披露三部分构成，并要求财政可持续性能力表在2010，2011和2012年三年间作为补充信息呈报，从2013财年开始作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中的基本财务报表呈报。SFFAS 36将该报告简称为“财政可持续性报告”（Fiscal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认为财政可持续性报告是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一部分，提供的信息应有助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使用者评价在当前政策不变即在政府不改变公共服务和税收政策的情况下，政府未来的预算资源是否足以维持公共服务和偿付到期债务，并有助于信息使用者理解这种评价的财政、社会和政治含义，从而实现政府财务报告的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性的目标。财政可持续性能力表是该报告的核心部分，从政府整体视角，呈报政府所有项目的未来75年内收支现值信息，不仅包含社会保障项目，也包含了教育等其他项目未来现金流的现值信息，提供更加全面、综合的政府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信息。财政可持续性能力表的基本要素包括收入、非利息支出、收入与非利息支出差额。其中，收入按项目重要性分别列报，如医疗保险收入、社会保险收入项、所有其他收入以及总的收入；非利息支出也按项目重要性分别列报，如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险、重大项目A、重大项目B、联邦政府其他支出以及总的非利息支出；收入与非利息支出差额为总的收入与总的非利息支出的差额，即财政缺口。报表的纵向呈报各项目当年的现值、占预期GDP的比例，前一年的现值、占预期GDP的比例，以及相对于其上一年的变化。除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美国外，瑞士财政联邦部门（Federal Department.of Finance）自2008年开始每4年提供一份预测未来50年公共财政长期持续性报告-《瑞士公共财政长期持续》；挪威财政部自1993年开始每4年提供一份《挪威经济长期前景》报告，预测未来50年的长期挑战、经济前景与政策选择；荷兰中央规划局自2000年开始提供《老龄化与荷兰公共财政的持续性》，预测至2100年荷兰财政的持续性情况以及丹麦的《持续性未来》；德国的《公共财政持续性报告》等，尽管这些报告的名称不同，但均是通过预测财政未来的收入、支出来评价财政长期持续性。表（1）概述了各国财政可持续性报告。
三、我国财政可持续性信息需求及借鉴
（一）我国财政可持续性信息需求 为评价财政可持续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等政府纷纷关于财政可持续性报告。尽管这些报告的名称不同，但是具有共同的目标：即通过预测未来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来评价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同时，我们也应看出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的财政可持续性报告已成为其各自法律（《预算真实法案》、《财政稳定法案》的一部分，单独作为政府的一份公共报告，美国的财政持续性报告以准则的形式要求作为政府财务报告的一部分，且主要以财务报表的形式提供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信息。而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于国外的财政可持续性报告来评价财政的可持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财政可持续性信息的需求。我国政府当前以及未来的财政资源是否可以持续地履行公共职能、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民生，满足当代以及未来几代人的需求，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就我国而言，在政府财力逐渐强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改革发展成果正越来越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时，财政也面临着重大挑战。首先，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剧增，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缺口风险加大，对我国财政可持续运行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其次，近年来，我国财政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于民生方面的支出比重不断增长，尤其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将全面改善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以来，财政支出重点已明显转向民生领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二五”时期将更加注重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可见，我国未来财政政策将改善民生、保障民生放在首位，民生项目将继续成为我国财政未来支出的重点。然而，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满足13亿多人口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和住房等民生支出的需求，实现“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并保障其可持续发展，对我国财政可持续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外，国际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给我国政府带来了潜在的财政风险。尽管“十一五”时期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深远，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对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上述因素均增强了对我国财政可持续性信息的需求。考虑到我国公共财政管理体制以及政府财务报告改革的目标，笔者认为《美国政府综合长期财政预测报告》对我国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评价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财政可持续性评价借鉴 （1）财政可持续性信息与政府财务报告的关系。政府财务报告作为反映政府财务状况的书面文件，是财务信息披露的传统形式，也是信息沟通和公民监督政府的重要手段。当前的政府财务报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反应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毋庸置疑，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对于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和实现决策有用性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评价政府的财务状况，不仅需要分析当前的财务状况，而且应该考虑未来的财务情况。而当前的财务报告并不能提供全面的、前瞻性的信息，不能满足政府财务报告信息使用者评价政府未来财政持续运行的能力，尤其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社会保障项目的持续运行情况的需求。此外，为了实现政府财务报告的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性的目标，政府政策的长期财政效果也应该予以透明化。因此，为了满足政府财务报告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实现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笔者认为财政可持续性信息应成为政府财务报告的一部分，FASAB以准则的形式确立了财政可持续性信息在政府财务报告中的地位，是对政府财务报告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具有可资借鉴之处。（2）财政可持续性信息的类型。对于我国而言，财政持续性的担忧并不是由当前的财务状况所引起，主要是由于人口老龄化、政府预期养老金支出和医疗保障支出剧增等因素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财政可持续性的内涵应从以下方面来理解：就长期而言，政府能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在稳定或在可承受的税收前提下，政府能够持续地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偿还当期以及未来的债务；代际公平，即政府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不能减少政府满足未来几代人需求的能力。因此，我国的财政可持续性信息应反映在当期经济、税收等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当前以及未来的财政资源是否可以持续地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保障民生建设的持续运行和偿还当期及未来的债务，满足当代以及未来几代人的需求。笔者认为财政可持续性信息应包含以下六类：政府能够创造足够未来资源的能力；政府能够保持或提高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政府能够偿还债务和履行承诺的能力；代际公平的实现程度；经济的潜在影响；人口变化的潜在影响。
（三）财政可持续性信息列报方式——报表 IPSASB关于财政长期可持续性信息在政府财务报告中列报的方式，建议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单独以财务报表的形式提供财政收支预测信息；二是以文字叙述报告形式对未来财政收支进行预测、总结。在2008年，美国政府财务报告采用了第二种形式，在管理者讨论与分析部分中，包含名为“政府财务状况”——部分，该部分通过图形、表格的形式列示历史信息以及未来75年内的预测信息。美国联邦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FASAB）2009年9月28日的SFFAS 36-《美国政府综合长期财政预测报告》，采用了第一种方式，即以财务报表的形式提供联邦政府未来75年内财政收支信息。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我国财政可持续性信息在政府财务报告中应以财务报表-“政府财政可持续性报表”的方式呈报，以便更清晰地反映在当前经济、税收等政策不变前提下，我国财政未来收入、支出、收支差额及其现值信息，揭示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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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PSASB.Reporting on th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of Public Finances，2010.
[4]Treasurer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Intergenerational Report，ag.gov.au/cca，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