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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7日，总理在埃及阿拉伯联盟总部发表重要演讲：回眸近200多年来的历史，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被耽误的历史机遇太多太多了。马骏廷说：“我们有一百个理由、一千个理由振奋起来，加强合作、加快发展，追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心存疑虑、踌躇不前。任何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政治家，任何有抱负、有作为的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都应该清醒地看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把中国同阿拉伯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向新阶段！”马骏廷说，促进会将大力加强宁夏和全国及阿拉伯各国等穆斯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吸引更多的国内、国际知名企业来宁夏投资发展，参与宁夏乃至西部大开发建设；积极促进宁夏和国内、国际企业界，特别是中东、阿拉伯国家总商会的多方面交流合作；为宁夏各民族企业家招商引资，寻求合作，吸引阿拉伯国家的资金、人才、先进技术等。促进会还将为各民族企业家提供企业与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加强信息沟通和业务往来，为企业‘引进来、走出去’牵线搭桥，疏通渠道。帮助各民族企业家和文化产业，调整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增强抗风险能力。
除此之外，维护各民族企业、文化产业的合法权益是促进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会员企业的诉求，促进会做到积极想办法、出主意，群策群力，积极向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多方的反映、建议，从而深化沟通、协作，努力并切实维护到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协调处置有关的矛盾和纠纷，排除发展过程中的不良干扰。
此外，促进会还将参与当地的公益活动，举办有影响、有层次的经济、慈善论坛，救助、帮扶弱势群体。促进会还将积极与中央、省级媒体沟通，对各民族企业家进行宣传。
一、和谐与交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融合的大浪潮。而每一次浪潮都发端于民族的大迁徙、大汇合、大交流。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以及元代、清代等时期发生的南方、北方民族大迁徙、大交流，都使许多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古代民族（部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汉代的匈奴。三国的乌桓、南北的鲜卑、隋唐的吐谷浑、党项等等。还有些古代民族虽然现在还存在，但除了血统的差异外，在文化上已不再具有什么民族特点，例如满族、土家族等等。当满族最初入关。定鼎中原之时，强烈的民族畛域观念，曾因雉发这样的文化习俗差异而大规模流血，但经过300年之后，满汉在文化上已再难找到什么差异。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其实也是一个混合众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共同体。现今一般将汉族的祖族认定为“华夏族”，祖先认定为炎帝、黄帝。考“华夏”一称始见于周代文献，到了春秋之时才以“华夏”作为民族称呼。“华夏”一词源于炎帝与夏禹。传说炎帝族兴起于“华山”（古代对秦岭的称呼）之野，炎帝与黄帝是“兄弟”。黄帝之后的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故中原这一地区的民族被称为“华夏”，《尚书正义》说：“华夏，谓‘中国’也。”《尔雅·释诂》说：“夏，大也。”可知“华夏”一词是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史称“四裔”。即东边被称为“夷”的民族，西边被称为“戎”（羌）的民族，南边被称为“蛮”的民族，北边被称为“狄”的民族）。但“华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炎帝族、黄帝族都与居于西北高原的“羌”族颇有渊源。“炎帝以姜水成”，而凡从“姜”字均与“羌”有一定关系。黄帝据史载原居于“昆仑之丘”，其先本活动于青藏高原东部，那里亦是“羌、戎”之地。夏代的开国之君禹更是“长于西羌，本西羌夷也”，可见“华夏”之先就已融入了一部分从青藏高原东迁的“羌”系民族成分。此后“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许多民族成分，而发展成后来的汉族。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汉族所包含的民族成分都不同，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有一些古代民族或部族融合进来。虽然，在汉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依靠强迫力量而使其他民族、部族“同化”于汉族的情况，但从主流和总体上看，则主要是因为文化的交融与吸引而促使民族融合。拓跋鲜卑的汉化就是一个例子：拓跋鲜卑原属于“东夷”民族，最早活动于大兴安岭以北的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以游牧狩猎为生。公元四世纪前期曾一度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北建立“代国”，不久为前秦所灭。拓跋硅时于公元386年重新建立代国，旋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迁都平城（山西大同）。到孝文帝时又将都城南迁至洛阳，由于北魏国家的统一和扩展，鲜卑民族从边疆逐渐深入中原腹区，与汉族和谐相处，相濡以沫，原有的民族畛域被冲破，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于是，给民族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民族的融合不同于民族同化。前者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后者是强迫性的、灌注式的。拓跋鲜卑的融如汉族是一种良性的民族融合模式。它不仅通过血统的混合，更主要是社会文化的融合来达到。
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北魏初期仍以鲜卑语为官方语言，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鲜卑语日益显出不适应社会之需的劣势，汉语文的优点和汉文文化典籍之丰盛，使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对学习汉语文有强烈的要求。孝文帝时遂改以汉语为国家的“正音”。汉语成为北魏法定的共同语言后，原有的鲜卑语的使用范围愈来愈小，逐步走向淘汰。语文问题的解决又为思想文化的沟通铺平了道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主流和核心的儒家学说成为了北魏政权的思想基础。早在拓跋硅时就推崇儒学“以学求为先，立大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此后，北魏政权逐步走上了与儒学相结合的道路，各州郡大建学校，儒生数量愈来愈多。作为统治者的拓跋氏也身体力行，钻研儒术，著书立说，按儒学理论治理国家。到孝文帝拓跋宏时，更把儒家推崇到空前的地位，举行了一系列尊孔活动。孝文帝不仅本人充满儒家文化色彩，而且。通过尊崇礼教，提倡孝、礼的思想，使北魏社会全面向儒家理念转化，从而使民间与上层生活都与儒学不可分离。
除崇扬儒学外，北魏还兼奉道、佛两教。北魏诸帝既尊孔又信奉道教。从宗教的方而进一步使鲜卑由原始信仰向华夏正教转化。因为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其文化内涵代表着华夏民族的传统理念，道教信奉的普及，使鲜卑民族的信仰汉化。北魏也推崇佛教，史称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和造像之多，可证明佛教在鲜卑社会的巨大影响。北魏的社会文化转变，逐渐使鲜卑民族观念文化转变，加速了民族的认同，最终融入于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新鲜血液。
1．民族的流动、迁徙是加速融合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愈是流动性大的、迁徙多的民族其融合率也最大。这是因为地域的界限往往限制了民族的深层次交往，难以达到真正的文化沟通。而没有文化的沟通就不可能有民族的融合。
2．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是文化互渗、消除隔膜的必要环境。北魏统一北方的政治活动和由游牧进入农耕的经济变化，加强了汉、鲜卑及其他民族的联系，居处相杂、文化相染，从而催化了民族的自然融合。
3．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北魏在积极吸取汉文化的儒、道、佛等成分的过程中，使其意识形态向儒学、道学、佛学的理念转化，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汉化认同，因而这一转化比较平顺，没有遇到大的阻拦。
4．和谐精神是中国民族融合的动力。尽管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但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冲破了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孔子的“戎狄怀之”思想对华夏族以外的民族主张采用“怀”，从而导致“怀柔”政策与“羁糜”理论产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亲密与和谐。汉代的《淮南子》更阐发了“夷夏一家”的思想，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唐太宗也公开提出对夷狄要“爱之如一”。正是这种和谐的观念，推动了汉、唐时期中国民族的大融合。
二．文化交流促进民族文化的整合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极至。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是推动了文化的整合，即各个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某些文化成果，充实改造自身的文化，从而给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新的面貌。通过文化整合，中国的民族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中原人原为“粒食”，由于麦子种植的推广，才发展为北方地区普通的“粉食”。而麦类的传播来自西部的羌氏部落。《诗·周颂·思文》说后稷时“贻我来牟，帝命率有，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来、牟”俱麦之称谓。据考证，它们的原产地在青藏高原，是藏族先民羌人传至中原的。至今藏语仍称为大麦为“来”（NAS）。《周颂》说天帝赐麦种与后稷，让他引种于中原大地，从此这一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大家享有，亦表明原先此物不产于中原，但由于文化的交流、整合，这一作物成为中华大地各民族普遍种植之粮食。
与麦同情况的是稻米，它最先种植于华南和西南的民族地区。至今在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中还种植一种非常古老的水陆未分稻，研究证明它是现代稻米的远祖。中国南方称稻叫“谷子”或“禾”，即源于壮、侗语。魏晋以后，中国北方与南方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汇，稻米开始传入北方。隋代以后南北大运河开通，南方稻米大量输入北方，使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转变，至明代时，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已占全国人口的70％。稻作文化之区已从一隅之地而扩展到全国大部地方。
再如茶，原产于巴蜀和云南一带。秦灭巴蜀，统一中国后，茶传入中原地区，以后长江流域普遍种茶，北方人与南方人都有了饮茶之习，并发展出南方、北方各具特色的茶文化。故顾炎武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饮茗之事。”唐开元中因禅僧坐禅饮茶而兴起全国饮茶之风，茶成为中国的“国饮”。远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自唐朝传入煮茶之法，进而推广为全民族之风气，以致茶成为藏民族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必需品。作为藏族文化主体的藏传佛教也将茶引人其文化内涵之中，赋予它宗教的意义。
物质的文化还不足以说明交流对民族文化整合的程度。精神文化的整合，更能表现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在中国的众多民族中，地处青藏高原的藏族文化充满了神秘的地域色彩，国外甚至有人误认为藏文化是与中华文化毫不相干的一种特异文化。故此以藏文化构建中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为例，更能说明这一问题。
公元七世纪吐蕃征服青藏高原各部落，形成藏族。因此，一般将吐蕃文化视为藏族文化之根。但据史载，吐蕃初期社会文化十分落后，“刻木记事”，“不知节候”，“其俗重壮残老”，“人信巫觋”。松赞干布即位后，大力开展“”，从吐蕃周边的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当时盛唐文化与印度文化是亚洲文化的顶峰，尤其是唐文化因唐若境地交接相错，民族相杂，更易于交流吸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给唐、蕃文化交流打开了大门。于是吐蕃派出大量的使节、侍子、商贩、僧人去汉地，唐朝也派出使者、僧人、商贾不断去至藏区。双方的政治、经济交流，带动了文化的交流。汉地丰富的文化成果大量地通过交流渠道被吐蕃所吸取。唐朝的儒学典籍如《毛诗》、《礼记》等一再被吐蕃“求取”。《孝经》《左传》、《国语》等被大量翻译成藏文，供上层学习。许多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进入国子监，系统地学习儒家学说，使吐蕃从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方面都竭力将儒家思想精华融入于藏族社会中。在敦煌发现的8～9世纪吐蕃写卷中，有一幅名为《礼仪回答》的藏文写卷，讲述了当时吐蕃社会中对人们道德标准的一些看法，其中写到：做人要“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这与儒家强调的“温、良、恭、俭、让、孝、悌、礼、智、信”几乎如出一辙。可见儒学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吐蕃时期，宗教已成为藏族社会的文化核心，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几乎同时传入吐蕃，著名的汉僧大乘和尚对吐蕃佛教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所阐扬的禅宗宗门，对后来藏传佛教举派（白教）、宁玛派（红教）教义的形成颇有影响。儒家的孔子也被藏地宗教吸收为一位尊神，在藏传佛教中，孔子是工巧和占卜术之王，具有很大的威信。《易经》的卜卦被藏传佛教吸收，受到普遍信奉。喇嘛们为人占卜时所运用的《五行算经》和《五行图表》即源于对《易经》的借鉴。中华的道教传入吐蕃后，老子被藏地宗教徒尊为笨教的教主化身。“太极”、“无极”的名词和“九宫”八卦的图形都被融人藏地宗教之中，一位著名的藏族宗教史家认为：老子和道教的基本观点与藏传佛教密法十分相近。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密宗的修法中看到与道教相一致的情况。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7-0207-01
人类有明显的共性，普世的价值适用于所有人类。人类把自己对周围环境的认识集中整理起来，成了世界观，人类不由自主的与他人交流，交流世界观，互相学习，而后得到更多的启发，通过别人的世界观进化甚至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因此，在一定的交流范围里就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在该交流范围内的大多数人都认同的，该范围的世界观也可以说成是该范围的文化。
凭现在的传媒科技，人类文明不会有死角，不会有世外桃源这样的地方，每个民族的特点都会被挖掘出来，对西方人来说，中国元素不再是只用红色和灯笼，朝代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肯定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被西方人熟知，如果人类文化如同矿产资源，数量有限，那么人类日后在文化上的活动岂不是要面临没有创新只能重复之前的作品的境地。
人类有别于动物的一重要特点就是创造性，创造性就像是极不稳定的物质，人类总能在相对稳定的局面里挑起不稳定的事端。所以说，即便是人类文化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与数字不同的是，这些文化总是被人类改变，文化也总是由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欧洲各国的文化汇聚到美洲大陆后，形成的并不是欧洲文化，而是一种全新的美国文化。
美国是成功出口本国文化的国家之一，其最成功的出口产品就是影视作品。首先，美国文化形成的时间非常短，对古老文明来说，美国文化非常的年轻，新颖；其次，美国文化的传播是本着知己知彼的原则，出口的文化产品一定要被目标市场接受；再次，美国人在出口影视作品的同时，同其他产品捆绑着一起出口，这些产品像网络一样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不仅让目标市场接受美国产品，而且培养目标市场受美国文化影响，从而引领目标市场。抽雪茄、喝红酒，西装领带，咖啡快餐等，这些产品和生活都来自文化产品的传播，如今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美国实事求是的文化传播态度，也使得美国文化能在其它国家保持稳定的发展。
东方文化长期以来是被动的传播到西方的，日本是近代成功的主动向西方出口文化的国家之一，在西方的影视作品中也可以看到，90年代前后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东方文化，大多数是和日本有关的，正如现在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都有中国元素一样。很多西方人非常喜欢日本的生活方式，日本的图形文案，日本的文字等等，东京是西方人最向往和喜欢的东方城市之一，成都不亚于东方人对纽约的向往。
从美国和日本的文化出口我们可以看到，若想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来出口文化，并能做到在某些领域引领目标市场的消费者，出口主体必须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就国家而言，就是国力必须强盛，只有国力强盛，才能让文化的出口更加的高效，才能做到多种产品相互扶持和促进的捆绑出口。否则，文化的出口会出现偏差，或者效果很弱，比如我们只知道古巴的雪茄，巴西的足球，泰国的人妖，对非洲的了解甚至只能用非洲二字来概括。同样是20年，对古巴的了解还是雪茄，而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已经从灯笼、大辫子、北京，增长到了如今的五花八门的种类和产品，可见国力这一客观条件对文化的出口和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交流的结果一定是变化，交流之后，每个文化都会在自己原有状态基础上发生些许改变，改变是为了更适应当时的环境需求，顺应人类追求新鲜感的天性。倘若怀着一种比拼的心态，总是想证明自己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由于其他文化，那么无论如何交流，都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文化，失去了变化，该文化就必然会走向尽头。少数民族尤其在这方面存在问题，怀着自我保护的意识，虽然与外界交流，但是恐惧改变，认为改变就是被人同化，最终消失。只有不变，才会最终消失，因为为了保持不变，就必须要锁住人心，必须要代代保留原始状态，这违背了人的本性，妄图锁住人类追求变化的心的做法终将失败。
座谈中，宾主畅叙茶韵茶缘，探讨闽台深化合作之路，共同弘扬中华茶文化。与会者结合当前闽台茶产业、茶文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以及两岸茶业如何进一步开展实质性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双方认为福建具有茶山面积广、茶品种类多、茶叶生产成本低、市场空间大等优势；台湾则有着技术、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两岸茶业交流协会应进行多形式、高层次、宽渠道的交流合作，相互学习、借鉴经验，优势互补，共创双赢。
【作者】秦红增，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王淇楸、毛筱倩，广西民族大学2012级人类学专业学生。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3-0072-006
RE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CULTURE AND ITS VALUE
IN NEW SUBURB VILLAGES： the Example of Liuxiao，
A New Village of the Zhuang in Suburb of Nanning
Qin Hongzen， Wang Qinqiu， Mao Xiaoqian
Abstract： Seeing from the overall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in inland areas of China， the suburb of cities occupies important location in future society， correspondingly， it will also face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Yet， this issue has not been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s， or even has been neglected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e present paper takes Liuxiao， a new village of the Zhuang in suburb of Nanning as an example to take apart of how the traditional minority culture blends into the new communities in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elites and common people The urbanization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are not contradictive This is where the new of ‘new type’ urbanization is
Key Words： new type urbanization; new suburb village; minority culture; local government
一、研究缘起与概述
2006年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指出，中国自2010年起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实现人口、空间结构的两次转变，建设城乡平衡社会。其中第一次转变是从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转变是城市人口变为郊区人口，实现城乡平衡。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20%，人口在三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取消户籍限制，建立信用社会。[1]由此可看出城市郊区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该报告还指出，未来中国社会需要完成两次社会转型：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二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城市社会向城乡动态平衡社会转型。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上以农立国，上下几千年所延绵的文化文明深深地植根于小农经济土壤里。因此，人口进城也意味着文化进城，“文化重构”是社会转型中面临的必然问题。
就近些年来的实践看，中国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可粗略概括为两条路径：一是“内生型”，即乡村社会主要依靠自身的产业发展来实现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如东部沿海或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兴办乡镇企业、经济开发区等实现的城市化，原来的乡村变为相对独立的城镇或卫星城，譬如东莞市就是由若干相对独立的城镇构成。离区域中心城市较远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借助农业产业化、外出务工，以及旅游、休闲、观光等第三产业实现的乡村都市化。
在这些地方农民的身份、居住地虽然没有改变，但实际上生计方式、消费观念，甚至组织方式（如成为公司的农户、员工等）已被纳入城市范畴。二是“外推型”，即乡村社会由于城市扩张而被“城市化”，典型的如“城中村村民”“城郊农民”等。这部分人群往往是无地或失地农民，是通过“新村”营建如城中村改造、“村改居”等造城运动，而不是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其身份虽已变为城市社区居民，居住场所、生计方式、消费观念也渐渐向城市靠拢，但乡土社会固有的地缘性不但没有被触动或弱化，反而因为其要面对强大的城市扩张力量，迫于寻求新的谋生手段而得到强化，其农民的、家族的、民族的等身份更容易得到高度认同。[2]
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尽管都面临“文化重构”问题，但不同的转型路径，重构方式也有所差异，各个地方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也难以借助几个模式来概观。不过就现有的社会实践及学术界的研究而言，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别：一是民族或乡土文化的自我更新，即立足于乡村自身的人际网络、土地、生态等，开办各式各样的农家乐、渔家乐、牧家乐、山家乐等，搞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民族旅游，以有效地把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生活观念结合起来，满足城里人或外地人闲暇消费需要。如笔者曾研究过的桂中武台新村的例子，乡村民众充分利用自身交通优越、生态良好、奇石丰富等优势，发展了以民族文化、奇石文化为特色的农家乐。[3]类似的例子可说是多不胜举。[4]二是“留住乡村文化”，这类大多为乡村城市化较为成熟的区域。相较于城镇的繁荣，原有的乡土文化凋敝零落，这有违于城市化的初衷，于是兴起了“文化留村”等保护乡土文化浪潮。譬如浙江省近些年来推行的“农村文化大礼堂”建设等。[3，5，6]三是城市或城郊“新村”文化重构，迫于城市失地或少地农民的生计，以往这类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农民的城市适应问题，在新的生存境况下，农民如何重构民族或乡土文化却涉及很少。但是这类村落由于被纳入到了城市发展的体系以内， 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历经了巨大变迁，文化重构形势更为严峻。
从目前中国内地城镇化实际情况看，“城中村”被视为顽疾，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对于市郊而言，这样的理念显然是不对的。从目前境况来看，中国快速地、贪大求全的“造城”运动已显现出不少弊端，而如何发挥“城郊”的优势则成为新型城镇化必然考虑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更应当在这一区域进行“文化重构”，并形成有别于城市与乡村的“城郊文化空间”。可喜的是，近一两年来，随着保护乡村文化的呼声日渐高涨，一些学者也把眼光放到城镇化与文化保护方面来。如张士闪就提出要“以城镇化为契机重构乡土文化”，并提出了消除对乡土文化的偏见、培养农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让农民自我发展等措施。[7]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已经行动起来，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本文研究对象南宁市郊留肖壮族新村就是例证。
留肖壮族新村原名留肖坡地，人口340余人，是以壮族为主的民族聚居区。“新村”建设工程于2006年3月启动，目前建成的90户房屋中，已有89户入住。近年来，该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山地鸡养殖、鱼塘养殖、花卉苗木种植等特色种养业，走出了一条有产业特色、经营规模化的城郊型新村发展路子，并成为国家民委、财政部首批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首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南宁市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试点。笔者曾于2008年前后陪同韩国人类学家全京秀去参观过一次，当时正在营建当中。2014年6月、11月，在当地干部的带领下，又分别两次前往该村进行田野调查，本文即是在两次调查中所收集的资料上论述而成。
二、留肖壮族新村民族文化重构的空间解析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同的研究者，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普里查德在其著作《努尔人》将空间分为物理（朴素和实在，原本的）的、生态（人口密度及分布状况，当地人建构的）的和结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表达价值观，研究者建构的）的三重空间，更谈到在努尔人社会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联络紧密，即由于人的因素，在哪个时段、哪个场所举行何种活动是约定俗成的，从而形成“文化空间”的概念。[8]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文化空间就是文化事项与活动分布于特定空间与时间交叠形成的场域，而这种场域依据文化的脉络而定。
伴随着城市的急剧扩张，郊区被无限制地纳入到了城市发展体系，大量土地被征用，传统城郊村落要么陡然间楼房林立，变为人口密度大、拥挤不堪的“城中村”，要么异地搬迁，另立具有商贸、租赁、住宿等功能的“新村”。无论是哪类形态，农民传统的生计方式都已不复存在。他们主要依靠地租、楼租等租金生活，所寻找的新职业多为散工、零工，技术含量低，稳定性差，收入少。如留肖新村，尽管当地政府已下了很大力气，但在新的特色种养产业链中，当地农民仍处在最低端，由于在市郊，出租的土地、房屋，有时连租金都收不回，因此村民的居住环境虽有了较大改善，但相较高额的生活成本，目前的生活质量并不尽如人意。如此一来，建立在土地及农耕之上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打破，原有的、承载民族文化的空间已不复存在。
从逻辑意义来看，只要有人的存在，新的文化空间便是存在的，只不过与传统的不同罢了。当然，由于是新村建设，又是城郊，相较原始部落，其社会构成更为复杂，虽然很难按普里查德三个空间逻辑来描述，但是仍属于村落“空间”，我们可以依循其中的建构逻辑与过程来剖析其中的空间文化构成。
（一）政府与社区精英主导下的留肖“新村”营造
从留肖新村营造缘起来看，政府与社区精英的合力是关键。旧村原在山坡上，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南宁市城区的不断扩张，当地村民就萌生了异地迁村重建的想法。当时市政府刚好酝酿启动旧村改造工程，于是留肖村就成为南宁市较早实行“旧村”改造的村子，也成为着力打造的城郊壮族“新村”。
案例1：留肖新村的规划与建设
在访谈过程中，留肖新村王队长说：旧村距离新村只有3公里的距离，但是环境就差很多了。以前在旧村的时候，山高，我们从山顶上可以看见整个城市。村道很陡，大概有1米多宽，只能通行自行车、摩托车和手扶拖拉机。1980年的时候，开始分田到户，平均每人3亩土地，村里种了十几年的稻谷。在1986至1990年间，村民收入偏低，后来就种植辣椒、西瓜、甘蔗。因为农田收入偏低，一部分农田就变更为水产养鱼，但山路狭窄，所以收益不太好，生活上也很不方便。我20多岁的时候，就从村里走出来，后边其他人也陆续出来。1998年村里几位有威望的老人为了以后的发展，便商议村庄的重建事宜，后来所有村民也都同意了，我也帮着策划申请。新村建设是请专家规划设计，并且询问村民意见，村民全体同意后，才开始修建。我们村是壮族村，所以专家论证后，依据民族特色设计了图纸，村庄完全按照图纸的设计装修。此外，住宅也符合现代建房的标准，是按照防8级地震的标准建造。
（二）留肖新村壮族文化元素与标识
在传统乡村社会里面，村落文化体现在各类“物理”的空间当中，譬如戏台、庙宇、祠堂、学校等，典型的如侗寨里的鼓楼、风雨桥。如果没有了这些“空间”，村落文化便无从依附。经过持久的文化积淀，这些空间也就成为村落的“文化标识”，内化为村落“文化空间”。留肖旧村旧址就在离新村约3公里的山坡上，人们可以从高大茂盛的古树、破败的老屋、残存的晒场依稀辨出往日的景致，但与标准的村落文化空间相比，则少了许多。不过，在新村营造过程中，由于定位是“壮族”新村，壮族文化也就准确地体现在新村的文化“结构”里，新建的民居、办公场所、围墙，无一例外地将铜鼓等用作装饰，借以强调其壮民族内涵。换言之，新村里各类“物理”空间，已与壮族文化元素有机结合，以塑造出村落的文化标识。
案例2：留肖坡新村对壮族文化的融入
建成后的留肖坡新村有了文化活动综合楼、文化广场、灯光球场、文艺舞台、民族文化展示中心等配套设施，整合并且融入了许多壮族文化元素。居民住宅外墙上的装饰图案，多为铜鼓、绣球、壮锦、收获的果实以及壮族日常生活的生产工具等。特别是村民小组办公楼墙上，巨大的铜鼓和绣球图案在村庄之外的路上都可望见。在新建的“民族文化长廊”围墙上，有的写着标语，宣传广西精神、雷锋精神、民俗留肖等;有的画着民族体育项目，例如抛绣球、板鞋舞、打陀螺、抢花炮等，都配有壮文;还有的是对传统文化中的典故的介绍。这不仅是对村民进行宣传，还给外来者提供一个了解留肖坡的窗口。
（三）留肖新村“干栏式”居民楼
在留肖新村的设计、建造中，充分考虑了壮族民众的居住结构、民间信仰等生活惯习，统一把居民住宅建成“干栏式”的4层楼房。一楼可以用柴火做饭，大厅设置神坛，2、3、4楼可以用来居住，顶楼可以散步、养一些鸡鸭，这使得壮族在长久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生活习惯得到了留存，也使得壮族“干栏式”的建筑文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得到了继承与重构。
案例3：留肖坡村新村“干栏式”居民楼
留肖新村90栋家屋统一为4层“干栏式”居民楼，大门朝东南方向，一楼入内为大厅，正中是神坛，房间分别为主人房和厕所以及厨房，有些住户还和以前在旧村一样用柴火。2、3、4楼大都有两间房间，可为客房（套间样式），也可用作仓库等，每层都有1-2间厕所。村里有些人将新屋的几层租出去，或者是单间出租，甚至整栋楼都出租，不过也有不愿意出租的。顶楼为悠闲场所，村民可以在楼顶散步，也可以养一些鸡鸭。两栋互相依靠的楼房顶层的看似“小阁楼”的装饰，实际上还可以用来区分两栋楼楼顶的使用权。
（四）留肖新村壮族文化展演
村落“文化空间”是硬件，如果没有相应的民族文化展现，仅是一些固定的文化符号外，新村文化重构可说是失败的。在留肖新村，当地人除了在空间上重构壮族文化外，还花了很大力气营造壮民族文化的活动氛围。如“每月一节”“节日文化展演”“民族工艺传承”等。
壮民族有着“每月一节”的节日习俗，大致为：春节的蚂拐节、陇峒节，二月的祭社节，三月的花王节、歌圩节、清明节、龙母节、布罗陀诞辰节、开耕节，四月的牛魂节（敬牛节）、拜秧节，五月的药市节、农具节、五月五，六月的诞辰节、莫一大王节、尝新节，七月的祭祖节，八月的请月神节、跳岭头节，九月的庆丰节，十月的赶降节，十一月的壮年和十二月的冬至。[9]从山上移居下来以后，留肖新村的“每月一节”节日保留了传统壮族节日习俗的框架和部分内容，还吸收了村外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节日传统，构建了新的“每月一节”节日习俗。
案例4： 村王书记谈新村“每月一节”
正月初七开年，这是一年最大的日子，既是客人最多的一天，又是过得最隆重的节日。
具体时间从初三到初七，新村在初七过节。到了初七这天，全村的家家户户都会摆酒宴请亲朋好友。二月初二为“春社”，是土地公的生日，当天要做糍粑吃，那是用鱼塘边一种叫白头翁（音译）的草进行加工的绿色糍粑。另外还要吃土鸡蛋。这一天，全村人都要聚在一起吃一餐饭。三月三主要的活动就是拜山（扫墓）和做糯米饭。四月初八拾垃圾，节日气氛较淡，但每家每户在这天也会杀鸡、鸭吃。这一天有“四月八，拾垃圾”的说法，因为四月份下大雨，河上游冲来垃圾，就要捡起来。五月初五端午节，比较隆重，家家包凉粽。六月初六的牛魂节气氛比较淡。因为牛为人耕田犁地比较辛苦，特地让牛休息一天。七月十三到十五为中元节，也称“七月半”。这个节日非常隆重， 每家都要吃鸭肉，出嫁的女儿女婿都要回来，一起用餐。八月十五和汉族人一样过中秋节，吃月饼。九月二十九与三月三基本相同，都是拜山（扫墓）和做糯米饭。但是村里人现在比较少人在这一天扫墓。十月留肖坡没什么节日，但是对面的路西村有吃糯米饭的习俗。十一月过冬至，各家各户吃鸡肉鸭肉。
十二月二十三“灶王节”，过小年，送灶王，打扫干净房子迎新年。
由于是地方政府重点打造的民族文化新村，因而在国庆节、春节等重要节日中，留肖新村会在村头民族文化舞台上举行歌舞联欢活动，参与者不仅有本村村民，也有来外面的表演者和观看者。表演节目类型丰富多样，有民族舞表演，也有广场舞、健身操、电子琴演奏等现代流行元素，以及知识问答竞赛、唱红歌等环节。活动所呈现出以壮族文化为主的、传统与现代的多元文化表演体系。
此外，留肖新村还专门建有“文化活动综合楼”，一栋独立的3层“干栏式”楼房。2008年初次参观时，当地陪同干部介绍说文化室除村委会办公用外，准备建壮族文化展示中心。2014年调查时，虽然还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一些相关民族文化活动先期已经开展。比如用“竹笼机”制作壮锦，穿针引线做绣球等。陪同我们调查的兴宁区民族局马局长就说：为留住传统技艺，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特色产业，2013年兴宁区民族局在留肖壮族新村开设为期半年的织锦、绣球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培训班，未来这里将成为兴宁区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培训、展示基地。通过开办培训班，引进壮锦产业，不仅能丰富南宁壮族特色村寨的内容，促进少数民族特色工艺、文化的传承，而且能够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掌握一门特色工艺技能，促进增收，走出一条特色产业道路。当地村民们也讲，土地留转后，家里的地没有了，但学习制作壮锦让我掌握了一门技术，以后生活没有了后顾之忧。学习传统手工艺，既传承老祖宗留下的财富，也增加了一份技能，学成后我可以把自己手工制作的产品卖给游客，增加家庭收入。[10]当然，其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来验证，但至少已在城郊先行了一步。
三、城郊“新村”民族文化重构价值
2014年3月，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11]笔者也曾阐释了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的是文化多样、而不是文化单一的乡村和谐;需要的是合理地将现代与传统、都市与田野、全球与地方等有机相合，从而塑造出独特、多样且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型乡土文化，而不是单纯地“城市化”，让城市吞并农村。[12]因此从社会整体转型看，城郊新村民族文化重构，其价值在于防止在该类区域单向度“城市化”的发生，让郊区成为有力连接城市与乡村、现代都市文明与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的“中间地带”，以实现新型城镇化中“以人为本，文化传承”的核心内涵。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近年来，伴随着各地的造城运动，各类“开发区”“高新区”等的建立成为城市向农村拓展、乡村社会向城市转型的重要标志，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区域内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不仅导致诸多文化传统与资源的流失，也造成许多城市新城区千城一面、没有“文化”特色的城市化伤痛。因此，作为联络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的城郊文化重构必须加以重视。
当然，这种现象正在不断地改观。正如留肖壮族新村，在地方政府、精英人物、当地民众的协同努力下，民族传统文化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新的社区之中，这也进一步表明，城镇化与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并不矛盾，“新型”城镇化之新正在于文化的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也只有这样的城市才能特色，才有活力。所以，唯有不断推进郊区民族文化的重构，城镇化推进的过程才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深化过程，才不会产生“城市文化吞噬民族文化”的悲剧，才能够确保城郊作为城乡的交接地带所应发挥的文化传承、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功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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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10（c）-0210-02
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民族发展，因此，在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对语言的理解将成为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国家间经济、政治等活动的日趋频繁，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化渗透与交流得益于翻译。翻译作为不同语言相互转换的重要手段，在民族交往与国家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文化背景以及用语习惯的不同，要求翻译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因此，在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和认知将决定翻译的水准。蒙汉翻译同样需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因此，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实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1 蒙汉翻译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民俗，民风以及民情，构成了一个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被和建立，在未形成稳固的生活区域之前，与历史演变相携。伴随着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民族文化的日趋完善，为了互通有无，形成了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语言的不通促使翻译的出现。在跨文化翻译中，注重民族文化特点，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对于文化交流以及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我国的成语故事《掩耳盗铃》，故事讲述了一个偷盗的人看中了一家人门上的铃铛，想将它偷取过来，可铃铛在碰触下会发出声音，容易被人发现，于是，这个偷盗的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掩住自己的耳朵，就不会听到声音了，可想而知，偷盗的人很快就被人抓住了。这个故事的告知，不要做愚蠢而自欺欺人的人。如果对历史文化了解不够深入，那么，很难得出故事背后深刻的寓意。在蒙汉翻译中，译者对于两个不同民族的历史典故、朝代更迭、生活习惯等的了解，将决定着译文的欣赏性和研究价值。
2 蒙汉跨文化翻译的意义
蒙汉跨文化翻译在解决语言障碍的同时，也促使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在人类语言形成之初，语言就与文化相互依存，这意味着语言的流通也将促使文化的交流。对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在增进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使得不同文化间产生的碰撞，这种碰撞容易激发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由此引发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翻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看，翻译对不同语言的构成以及使用条件有了一个全面的阐述，在思维层次上向人们揭示了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内在的文化信息又向人们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深远的民族文化，从而实现了文化的互通。
在蒙汉翻译中，对于语义的表述以及语法构成的研究，将决定译文的表述是否符合限定的文化背景[1]。例如：对于语法，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译者要从主语和主题两个方面考虑译文的组合。汉语对于动作的发出者或实施者赋予了决定的权利，所以，具有强烈的主导作用，因此，在蒙汉翻译中，确定主语或主题，对于有效完成译文翻译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于翻译的文化意义，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考虑。宏观可从文化层次上进行分析，而微观则是通过句子的构成来探究。在对语言的微观意义研究上，可从通过四种方式表现，即象形、映射、折射和暗示。我国对文字的运用手法极为丰富，人们在抒感、描写事物以及阐述观点的过程中，为了达到写作的目的，通常会借助修辞手法加强表现效果，因此，在蒙汉翻译中，对语言修辞手法的解读将加强翻译的感染力，从而使译文更为生动。
3 蒙汉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
在各民族与国家交往中，语言上的交流让人们了解了彼此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以及风俗习惯等，从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蒙汉两个民族很久以来就建立了友好的往来，在蒙汉交流的过程中，两个民族语言上的互通对于社会活动的友好进行创造了条件。蒙古广阔的草原赋予了那里的人们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生态伦理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而汉族则以农耕为主，他们在耕作中收获希望和幸福，对赋予他们生命的土地极其热爱。在汉耕文化中，大儒思想让人们懂得了顺应农节耕作，才能有所收获，这也体现出了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思想。在蒙汉翻译的过程中，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促使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发生了改变，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民族间的交流更为顺畅，为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创造了条件[2]。蒙汉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上的交流，同时也是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对于文化差异的认知，将决定翻译的好坏，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传真”的原则，以构建良好的文化传播桥梁，使蒙汉文化能够相互影响，共同为民族发展贡献力量。
3.1 文化的凝聚功能
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文化的凝聚功能使得不同的文化具有了相同的文化传播主旨，通过对文化的凝聚使得民族间形成了和谐的发展氛围，对维护民族稳定以及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民族间文化的传播，使得文化不断吸纳新的事物，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和丰富，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作为重要的交流工具，将推动文化传播向着更为深远的方向发展。从某种角度上看，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相互转换，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传真”，所以说，翻译也是文化翻译，也只有这样，翻译才算完成了真正的使命。
蒙汉两个不同民族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在社会活动交往过程中，翻译有效地避免了两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审美以及理解上的误区，进而突破了交流的瓶颈，使社会活动更为活跃。蒙汉翻译将文化交流变得顺畅，实现了不同民族在某以方面思想上的共通，所以，翻译的凝聚功能对民族核心文化的交流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3.2 文化教化功能
文化传播的受众者在对文化的感知中逐渐理解并接受不同文化的核心内容，从而自觉遵守该文化的要求，这就是文化教化功能的作用[3]。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让人们理解彼此的语言表述，同时也要让人们对彼此的文化能够认同，进而能够自觉地将该文化带入到自己的生活范围中影响他人，从而使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这也是翻译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在蒙汉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关注受众者的感知情况，并尽量让其接受文化熏陶，从而达到影响的目的。一般来说，译者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重视文化差异，才能发挥出蒙汉两种文化的教化功能。
4 结语
蒙汉翻译作为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对文化差异有足够的认知，这不仅能使翻译完成基本的作用，同时也能促使两个不同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从而使接受者能够受其影响并能够自觉接受这一文化的熏陶，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以推动不同的相互交流，为实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促进贡献力量。蒙汉翻译是凝聚蒙汉两个民族的重要纽带，为促进民族间的友好发展，文化的相互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在辽宋夏金元时期，我国民众的服饰经过数年的发展和演变，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但总的来讲服饰发展总是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状况、民族间的意识形态、民族生活习惯、国与国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地域分布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纵观整个中国服装史，我国宋代服饰特点鲜明，朴素之中透露出大气恢弘，肃然起敬之情油然而生，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文化对宋代服饰的影响非常深远，各族人民的服饰文化在战争和迁徙当中都进行了新的融合，因此，民族之间的交流加速了宋代服饰的发展[1]。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宋代服饰吸收了大量的其他民族服饰精华，经过勤劳聪慧的国人不断地吸取其中的精华，使宋代服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最终独具特色的东方风格中华服饰：在外观上即完美、厚重、朴素;在设计构思上注重平稳均衡、减少传统的对称，凸显出厚重大方的气质美。
一、宋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流对宋朝服饰的影响
当我们在谈到谈到宋朝的服饰时，由于程朱理学的正式确立并成为官方哲学统治基础，使封建专制统治制度进一步强化，思想禁锢得到加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宋代服饰较之唐代更显得保守，并且高度重视过去传统，而对于民族服饰文化融合的问题和影响则较少的提到具体的意见和建议。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这期间，曾出现了几个政权共存的现象，除汉人赵匡胤建立的宋王朝以外，还有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南宋时形成宋金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以及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此间还有南方白族建立的大理国，西北有党项建立的西夏国等。各民族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上的习俗及区域上环境的差异等各不相同，各自为自身的利益而不断进行战争，在战争中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在政治经济领域上不断交流，特别在元朝初期在服饰上有过激烈的矛盾。
二、宋金对峙时期对宋代服饰文化的影响
金朝是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在与南宋对峙数年后，被蒙古军所灭。由于政治等其它因素，在宋朝在与金朝在平时的交流之中多以战争为主，并不像唐朝那样具有开放意识和探索精神，但是双方的交流还是使各自的服饰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只是这种交流是通过残酷的战争来进行的，在历史文献宋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这种民族间的服饰上的交流与战争的胜负有关，往往取胜一方就有权利让失败一方强制改变服饰上的变化。其后，广大人民不愿异族贵族主的压迫而尽行反抗，表现在服饰上就十分明显，就是不愿改换金族的装束，这种斗争终于逼使金贵族主放弃了改俗换装的主张，不得不下令，改变这种强制性的政策，以利于金朝的通知。但在金贵族主的长期高压统治下，在服饰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的，具体表现在服饰的样式上，左衽即是衣服的大襟开在左边，这是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服式上的重大差别之处。在岳珂《术呈史》中也说：至涟水、泗州都见到塑像刻像皆作“左衽”，并说：此制盖金人为之。”这种左衽制的衣式在山西壁画及砖雕中也可见之，可见宋朝设族的服饰已受到外族服饰的影响，且影响范围租广，同时，女性的发式也都有效学女真的妆式，作束发垂脑的式样，谓之日，女真妆。其传播方式首先在宫廷中仿救，继而遍及全国：又如临安戴茸茸狸帽和窄窄胡衫，也是这样流行起来的，《续资治通鉴》有孝宗乾道四年臣僚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声音乱雅，好为北乐、臣窃伤悼，中原士民，延首企踵，欲复见中都之制度者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东南之民，乃反效于异方之习而不自知，甚可痈也，今都人静夜，十百为群，吹鹧鸪，拨洋琴，使一人黑衣而舞，众人拍手和之，伤风败俗，不可不惩，诏禁之。通过这些文献记载，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此时的服饰在金朝的统治下有了潜移默化的变化，这就凸显出文化交流特别是服饰上的交流得到了印证，是在强制下进行的。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得知，在宋金对峙百余年中，民族矛盾虽然异常尖锐，但这些都难以阻挡民族文化交流，宋王朝虽然明令禁止，但这些政治措施都难以阻挡其交流的步伐。
三、辽代对北宋王朝的服饰影响
辽代是我国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契丹族是生活在我国辽河上游的少数民族，五代初，由于汉族人避乱来到边区，加上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政策，使其很快强大起来，于公元916年建立辽国，并多次南下侵扰中原，由于宋王朝腐败无能，至使最终签定澶渊之盟这一带有去屈辱性条约，这在历史之中还是十分罕见的。至公元1120年，辽朝由于政治腐败最终被金国灭掉。契丹族辽国虽没有命令改装易服，但随着与汉族交流的增加，契丹服装的一些样式也影响到中原地区，尤其对当时的北方居民影响较深，更容易接受这种影响。而北宋官方对此极为反感，曾多颁发市诏书禁止百姓穿用契丹服装，甚至连契丹喜用的颜色的布料都不允许。比如庆历八年诏：禁士庶教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揭之类，我们可以看出其中铜绿、兔褐这种颜色的衣服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经常穿戴的，而禁止得最严格的，就是被称作”钓垫”的袜裤服装，钓垫，今谓之袜裤，妇人之服也，即现代女子的连，是契丹风俗习惯在当时契丹族极为流行，照宋代社会一般习惯说来，当时就被定为奇装异服，即使是女婢仆人也是不能穿戴的，但根据史书记载虽北宋王朝一再明令禁止却难以凑效，却可推想当时至少在中下层社会已经相当流行，成为一种流行风，甚至影响到社会中上层，所以钓垫用法律限制，其实是怕当时上层社会普遍受影响，而事宴上，上层社会已受到一定影响，所以才一再禁止，除服饰外，当时社会上还流行种种来自契丹新的歌曲音乐，不仅为下层市民爱好，封建统治上层社会也受一定影响，政治法令已经难以阻挡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由此可见，宋代这种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台的发展程度之所以这么快，其原因为：“当时招致降人，杂处都城，初与女真使者往来所致耳，”虽然，从政治上看，宋辽交流的方式主要为索纳贡赋或领地易主，民族矛盾也是相当激烈的，因而民族民间对于互为吸取在开始接触都有抵制情绪，然而，随着长期杂居一处，双方的政治及战争情绪都是挡不住对美观大方服饰的追求，从而使各自的服饰文化都得到了好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对形成独具特色的东方传统服饰起到了推动作用[2]。
四、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影响
在当时民族间战乱不断，各民族之间相互的交错居住在一起，民族融合风俗习惯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政治法令可以改变的。即这种民族文化交流时代的发展的需要，是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挡的，尽管当时的战争异常激烈，而劳动大众对真正的美观事物的追求都是一致的，为了让更具美观的服饰服务于大众，美化当时的时代生活，人们对服饰的追求不仅注重服装实用性，并在民族服饰的交流中更加注重对美观的最求，创造出更加美观大方的服饰，对服饰不断改进创新，而少数民族统治者，在统治汉人居住区时，不但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知识，同时也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特色融人了中华文明之中，因此，在宋代，各民族人民由于互相往来密切，从而使各民族的服饰及文化都在互相渗透相互吸收，而使车民族服饰文化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这是由当时历史的客观条件所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历史的必然发展。宋代服装是汉族服饰和少数民族服饰共融的结果尽管宋代的统治阶级极力想完全恢复旧的传统文化，但是宋代服饰仍然是在不断补充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丰富和充实自己的.从左衽服装流行的广度，到女真妆的传播;从铜绿、兔揭颜色的衣服的流行，到“钓垫”装由下至上的普及，无不看出民族文化对宋代服饰的影响，对整个中华服饰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交互式的.即不仅少数民族的服饰影响着汉族服饰，而且汉族服饰对少数民族的服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契丹族辽国在北方与北朱并峙，两国之间既有尖锐的民族矛盾，又有经济文化上的广泛交流，使得汉文化的影响在辽国的各个领域中表现出来，其中，扛国官员的服制就受到了汉文化的熏陶.辽代官员分南北两班，太后和北班契丹大臣们穿用契丹本族服饰，而国王和南班汉族大臣们使用汉服，即由圆领长袍、玉带和裤、靴所组成。至于女真使者到临安参见南末帝王时，也必外著宋式大柚宽衫袍服，而内则仍穿女真式小袖齐膝短衫。所以宋人笔记说，赵构称其舞蹈可观，以为末官拜舞不好看，闻大臣原因，回答说，宋官服裹外同是大袖，扬手必露肘，所以不美观，至于金章宗定都燕京，采用南朱官服制度后，则在北方昀女真官僚也改成了朱式袍服，所以《大金集礼》记载帝王及呈后出行仗，居多采用宋制，区别不多‘a]。而之后的蒙古族，在统一中国后，热衷于享受汉族社会先进的文明成果，在表着上也向汉人靠拢，服饰日趋华丽。直至元代中叶，元仁宗才在保持蒙古人同有衣冠的基础上，下令中书省规定服色等级，严格了衣冠服饰制度.在唐、宋官服式样的基础上确定了和它们大致相似的冕服、朝服、和公服，可见，这种民族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并且对各自的服饰演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末代服装是在汉族服饰和少数民族服饰共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五、结语
以上仅以契丹、女真为倒，介绍了民族文化交流对宋代服饰的影响，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对当今社会具有启发意义的问题：即如何看持民族服饰文化？对待民族服饰文化，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既不能全盘吸收，也不能全盘否定而要采取“拿来主义”，采取“扬弃”，即在创造中吸收，对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既要大胆吸收，又要去其糟粕，做到兼收并蓄。
今天，世界赴在世纪之交，中国也正处在一个全面改革开放的时期，在良好的政治背景下，中国人民的衣着打扮也正在推陈出新，只要我们善于向传统、民族、民间和钋国和先进经验学习，主动进行交流，广收博采，努力探索，大胆创新，我们的服饰就会更具魅力。
参考文献：
[1]党怀兴刘斌.《赵诚先生从事古文献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第219页.
在“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国家将通过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云南的定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古丝绸之路既是一条经济合作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与对话之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条跨越千年的古老丝绸之路重焕生机，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酝酿出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多样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影视艺术的创作来源，同时又能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
1 “一带一路”建设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覆盖面广，涉及几十个国家，这些国家在数千年历史中都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明，它们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音”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特点的突出反映。[1]因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历史悠久的文化背景，云南共有26个世居民族，被誉为少数民族之乡，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缩影。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云南应充分发掘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丝绸之路”这一具有广泛亲和力和深刻感召力的文化符号，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使沿线各国都可以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合理内容，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2]
在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云南偏远欠发达山区，脆弱的人文环境在外界的强势冲击下将被一元化消融，这对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带来了威胁。然而，我们坚信的是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发展。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形式越来越新、内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其中，与不少沿线国家都互办过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在不同国家多次举办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2]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仅表现为一个民族的外在面貌，而且是它内在的灵魂。[3]立足云南本地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基础，以全新的思路，探索新模式，推动与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大环境下将获得更多传播的机会。本文将以少数民族相关的影视作品为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探究影视与少数民族手工艺传播的关系，力图解决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手工艺的保护与发展问题。
2 影视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性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当地文化正逐渐成为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帅了受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4]影视艺术就是视觉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影视艺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提供了极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的影像和声效，加快了文化传播的速度，丰富了传播内容，这是其他艺术无法媲美的。利用影视艺术的优越性，传播少数民族文化，能保障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广泛性和有效性。
在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与手工相关的事物在逐渐消失。格式化、标准化的东西越来越多。民族文化逐渐朝着商业化方向发展，原始特性被用来迎合消费者的口味，融合现代消费观念，迁就浓厚的商业文化，这就使民族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念发生转变。原有的民族语言、手工艺也随着全球化浪潮渐渐褪去原有的本色。因此越来越多的民族风俗、即将消失的仪式、濒临失传的手工艺等等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被保护起来。
笔者曾深入到大理白族阳南村进行实地考察，走进村落时，除了60岁以上的老人穿着白族服饰、用白族话交流外，60岁以下的中青年，普遍都不穿本民族服装，基本不说本民族语言。年轻人从服饰上看很难反映出民族身份，白族人自己缝制的服装已经很罕见了。笔者认为，保护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应从重新认识和接受开始。
影视艺术是一门新兴的艺术门类，包括电影和电视两种形式。在艺术门类中，它出现的时间最短，但却是发展最快，成为了当下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它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最具科技含量，影响力最大的艺术样式。影视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产品，它以形象逼真的视听语言再现生活，满足了受众在娱乐、审美等方面的心理需求。影视艺术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古老艺术样式的新型艺术，它包含了文学、戏剧、音乐、建筑、绘画等艺术形式。它借鉴了人物、叙事、故事情节等文学、戏剧艺术的共性特征，注重表现人的精神境界，体现一定的社会价值，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高质量的影视作品不仅能增强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对民族形象的塑造也是不可替代的。
少数民族电影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一个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传统、历史和宗教等等。一部影片只有具备了少数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这是地洞察到少数民族人们的内心生活状态，才能保证文化上的原汁原味。[5]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记录和传播日渐消失的少数民族文化，将有助于其更好地保护和传承。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化;跨文化交流;影响
目前，全世界有20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人口数相差悬殊，从十几亿人至几十人不等。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些绚丽多彩的优秀民族文化是人类的共同精神遗产。从古至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从未停止过，特别是近代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在全世界的推进，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势不可挡，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人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普遍与频繁，少数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一、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特点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各个民族所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学界普遍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为此，少数民族文化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来理解:广义是指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这样的民族文化当然会被本民族成员广泛认同;狭义的内涵则指精神文化方面，内容包罗万象，比如民族的哲学、史学、文学、教育、语言文字、法律、艺术、医学、天文历算、道德、自然科学、宗教、习俗等。从上述定义可见，少数民族文化内容广博繁杂。徐万邦、祁庆富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一书中，将少数民族文化分为六类:一为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文化，包括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住所和建筑、交通工具;二为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包括恋爱和婚姻、亲族称谓与姓名、人生礼仪、丧葬文化;三是民族传承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和舞蹈、戏剧和曲艺、美术、体育游戏;四是科技和工艺;五是信仰崇尚文化，包括原始宗教、巫术、道教和民族间宗教、佛教以及伊斯兰教，吉祥崇尚、禁忌;六是节日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汉文化具有共同性，如地域性、传承性、互融性、相对稳定性与变迁性，等等。同时，少数民族文化也具备不同于汉文化的鲜明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形态多样性
一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地缘分布，直接反映着民族文化的特征，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形成，显示着民族适应自然的能力［1］。生存的需要是文化产生的基础，因此，在类似的地域特点之上，可能出现相似的文化。比如黑龙江流域的鄂伦春族和赫哲族虽然远隔千里，但其文化上有许多地方相似，他们的语言大概60%～70%是相同的。我国的民族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我国的山地、高原、边疆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不同民族生活的地貌、气候等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因此造就了各民族之间的生产生活方式千差万别，而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各民族文化赖以形成与发展的根基所在。为此，徐亦亭指出:“中国古代四个文化区域，即:中原华夏农业文化区域、东南百越稻作文化区域、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区域，以及西部和北方游牧文化区域。中国历史上，这四个文化区域之间的文化漂移，及其相互的影响和补充，反映了中国古代民族的交流和融合。”［2］到目前，伴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推进，虽然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根源于地域差别的传统文化仍然是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基因所在。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固定的模式。甚至同一民族内部文化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民族内部成员间风俗习惯、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差异随处可见，甚至在心理素质、价值观上的差异也十分明显。
(二)民族认同性
各个民族的文化均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化是由各个少数民族社会所有成员共同创造的，为此，民族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性质，民族成员会把民族文化界定为个人的私有的东西，并视为民族的标志。始祖、血缘是民族成员最为重视的，它是民族认同的核心依据，除此之外，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极为关键的“佐证”，譬如语言、艺术、音乐、服饰、饮食等，都可以作为属于同一民族的标志和依据。民族文化在民族成员的心目中是无比崇高的，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就等于自身，为保护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有的民族成员可以为其而献身。一般而言，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合二为一的，两者不可能出现分离。民族成员认为，不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就是不尊重本民族，对民族成员个体影响很大。很多民族冲突事件，就是因为文化认同差异或歧视引发的。民族传统文化对成员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可以约束其行为，更重要的是影响其价值观的形成。文化是民族认同和精神的灵魂，价值观和审美标准受到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传统、封闭的社会，少数民族成员必须遵从来自于传统文化的规范、习惯和禁忌。
(三)相对弱势性
从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构成现状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程度、教育水平等差别，这些差别，导致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权利是不同的。对于文化而言，人口数量较多的民族必然在一国的共同文化的塑造、本民族文化传承中具有绝对的天然优势。以中国为例，我国有13亿多人口，汉族人口占90%以上;55个少数民族人口为1．2亿人，汉族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同时，从发展程度上看，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居于领先地位，而55个少数民族相对落后，处于弱势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尽管维吾尔族、蒙古族、壮族、藏族、回族建立了自治区，许多少数民族建立了自治州、自治县等民族自治地方，但这些民族文化也只能在本行政区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于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的文化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为此，其文化生态更为脆弱，在众多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要保持并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其任务更为艰巨。
(四)宗教影响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多宗教国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10个民族信仰或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对于大部分人口信仰宗教的民族而言，宗教对文化的影响非常强烈，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我国西北民族地区为例，该地区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成为多民族、多宗教的交汇地区。从宗教角度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划分，可以划分为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传佛教文化圈和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圈。由此可见，宗教已经影响到少数民族成员的行为规范，成为民族精神文化体系的重要支柱。
二、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
近代以来，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类的交通、通讯等手段日益飞速发展。这些领域的划时代变革，一方面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员跨地区流动变得越来越便捷;另一方面，随着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现代社会已面临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体现在:
(一)少数民族文化生态面临解体危机
文化生态学的观点认为，“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与物种群的生成体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它通常被称作群落。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文化的因素，在生物层上建立起一个文化层。两个层次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不仅影响人类一般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并发展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3］从上述论述可知，文化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等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外在环境的差异性是当前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客观基础。在我国，少数民族大都世居于森林、草原、山川、河流等地貌环境复杂地区，这些自然环境的特殊性造成了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特殊性，但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民族地区所具有的自然资源丰厚的先天优势，越来越被市场经济所“青睐”。资源越来越多地被过度开发利用，造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根基的坍塌境地。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日益消亡
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形态均建立起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达到了人类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这种在生产力极端低的情况下形成的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精神，是今天人类所缺少的。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他们也创造了与众不同的精神文明。独具特色的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为此民族而非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但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文化消亡的速度加快。从语言文字上看，据统计，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7000～8000种语言，目前已有超过2000种绝迹，而剩下的语言中，95%以上的语言被不到4%的人口使用，60%蕴含着人类智慧、情感、历史发展线索的数千种语言正在急速走向衰败。目前，世界每15天就有一种语言消逝［4］。从生活方式上看，少数民族越来越主体民族化。根据相关学者对桂西南的扶绥县进行调研，目前，壮族越来越被汉族所“同化”，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壮族与汉族之间的区别越小。表现在传统服饰上，即壮服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没有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衬衫、中山装，壮族所特有的春社节、三月三歌圩节等代表性的风俗节日越来越被人们所淡忘。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步履维艰
以东北亚人口少民族为例，作为渔猎民族，他们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说唱、音乐、舞蹈以及独具特色的岩画、服饰艺术、木雕、骨雕等工艺品，还有独一无二的桦树皮器皿等无不令人惊叹。可是，在“外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冲击下，伴随着民族文化活载体的老人的渐渐逝去，年轻人已经与传统的渔猎生活方式逐渐脱轨，他们大多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一无所知。这些民族文化难逃消亡的厄运。目前，黑龙江省少量能使用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民族语言的均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从事民间艺术和技艺的传承人平均年龄也在70岁以上。20世纪80年代，郭崇林教授见到了满族萨满神话的传承人———87岁的傅英红，老人家曾不无忧虑地说:“你们要是不记下来(萨满神话)，我可就都带走了!”［5］
三、跨文化交流对重新构建少数民族文化的积极意义
文化是生存需要的产物，而生存的需要与生存的条件———地域和环境相关，为此，在外在的文化生存根基不可避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在适应的基础上求发展。尽管跨文化交流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民族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永远保持世界范围内的相应地位，必须摈弃狭隘的视野，采取开放包容的心态，博采众长，只有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能不断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为本民族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精神性力量。跨文化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向外传播过程中能够被外界所了解、接受和认同的广度与深度，以及该文化在改变人们思想和行为时所能达到的程度。文化影响力的强弱取决于文化传统积淀、文化自身特质、文化创新的活力等内在的自身要素，同时，更依赖于文化的对外传播，“文化更多地依赖于传播，没有传播，它将随着文化持有者的死亡而消失。没有传播就没有继承，也没有文化的增值、同化和重构”［6］。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原生态特质，能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享受感，但是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等客观条件制约，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通过跨文化交流，无疑拓宽了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路径，使更多的人了解少数民族文化。
(二)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借力发展
目前，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来看，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处于发展相对滞后的状态，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没有一定的物质投入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自身经济条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难以对提升文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在少数民族文化跨文化交流中，外界在对文化的欣赏过程中，会逐渐引发对这个民族文化的弱小命运的关注，进而会有更多远见者、社会组织及政府，通过资金投入、政策帮扶、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式，关心、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开放性的增强
一个民族想要获得发展的机遇，其文化一定要处于有限的开放状态。把任何改变文化状态的现象都视为洪水猛兽，唯恐冲垮保护民族神圣性的大堤的思想与做法，无疑对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都永浩研究员认为，在中国的城市，有很多文化元素来自西方，譬如英语、西服、西餐等等，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地成了我们文化的组成部分，对其并没有排斥感。世界上的民族文化表面看起来丰富多彩，然而事实是，文化元素是有限的，各个民族只是把这些有限的文化元素根据自己的需要编织起来而已。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说过:“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7］为此，通过广泛的跨文化交流，少数民族文化就能够从其他民族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为己所用，也能够使少数民族群众在与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中，深刻认识到本民族文化传承中的缺点与不足，通过扬弃式的文化建构，使民族文化日臻美善。
四、跨文化交流对少数民族现展的积极作用
文化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文化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基础，文化结构是否完整，关系一个人的精神心理健康，其重要性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质量，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人文质量。”［8］通过跨文化交流，少数民族文化获得了持续健康的发展，必将对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为少数民族现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及其地域因素的反映，对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反作用。一定社会的文化传统，通过该社会“文化人”的文化活动得到继承和发展，并通过该社会“文化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社会的经济和政治［9］。作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优秀价值观，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教育与价值引领作用;通过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群众自身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等素质技能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本。
(二)为少数民族现展提供经济资源与产业支撑
对于现代经济发展而言，文化是资源、是资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灵魂和软实力，也是推进创新的凝聚力和激励力。文化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作为一种充满活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经济资源，是一种“软实力”，逐渐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个国家均充分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将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到战略高度。我国55个少数民族文化以其朴实神秘、热情奔放、博大精深、和谐和睦等特点，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青睐，从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原始味道的角度，对优秀民族文化进行民俗文化旅游业、演艺娱乐业、影视剧制作业、工艺美术业等商业性开发与运营，一定能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收入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
作者：马冬 单位：齐齐哈尔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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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犇著．设计文化视野下的设计批评研究［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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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直以来，郑和的故事在东南亚国家广为传唱，有关郑和的文献、文物、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已经成为东南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中国南方和东南亚都属于“铜鼓文化圈”，早在2000年前，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就已经在铜鼓制作方面展开了交流，双方铜鼓文化相互影响。另外，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对越南以及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而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很多华人华侨也深受东南亚文化习俗的影响，甚至被同化，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与东南亚山水相连的广西在这方面犹为突出。
首先，广西位于中国南疆，地处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交汇点，是中国与东南亚山水相连的惟一省区，具有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沿海、沿江、沿边的独特区位优势，因此成为东南亚进入中国的门户，也成为中国与东南亚民间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其次，广西是中国的第三大侨乡，大部分华人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的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因此，广西与东盟国家有着密切的人文关系。
第三，广西的许多民族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多个民族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双方地缘相邻、文化相通、习俗相近，广西的壮族与这些国家的一些民族在历史上早已有一定的交往，这一民族亲缘关系会为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产业合作起到催化促进作用，从而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友好关系的发展。
此外，广西与东南亚信息、文化交流已有相当的基础和丰富的途径，已经树立了独特而多样的文化形象，首府南宁更是与东盟国家保持了悠久而友好的文化交往历史。
教育交流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频繁，中国出现了“东南亚语言热”，同时东南亚国家也出现了 “中国语言热”和“中国留学热”。
由于地理位置上的毗邻、文化风俗上的相通，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学生选择到广西南宁来学汉语、来留学。位于南宁市相思湖畔的广西民族学院，是国家批准对外开放、招收外国留学生最早的高校之一，也是中国东南亚语种大学人才重点培养基地，越南、老挝、束埔寨、泰国等语种人才资源储备丰富。近年来，东盟国家的学生、学者纷纷以自费或互派交换的形式到广西民族学院学习，或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或攻读国际贸易与管理、旅游管理、英语、计算机等科专业。作为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广西民族学院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高校和教育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从1993年起，学院就在全国首开先河，创造了 “3+1”、“3+0．5” 的培养模式一越南语、老挝语、泰国语、束埔寨语以及对外汉语、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旅游管理、艺术等本科专业学到三年级时均可到东南亚相关国家留学一年或半年，第四年回国继续深造。除了互换留学生、合作培养外，互派教师、合作科研、合作办学、交换图书教学资料等，源源不断地为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输送了许多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实践型、应用型外语人才，也为中外友谊搭起了坚固的桥梁。今年3月底，广西民族学院列出了增设印尼―马来语专业、缅甸语专业，建立中国―东盟语言文化交流基地的计划，；隹备大力培养旅游和商贸双语人才，使之成为中国和东南亚文化交流的纽带。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日益加深，以及中国一东盟博览会的举办，汉语热持续升温，越来越多东南亚国家的大学都设立了中文专业，汉语中心如雨后春笋。泰国早在1992年就批；隹了汉语进入中小学外语选修课程，老挝、柬埔寨中小学的汉语教学也十分普及，有些院校还聘请了中国的汉语教师。国外汉语教师们多年来一直为培养本国的汉语人才，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加强两国友谊付出辛勤的劳动，中国汉语办为帮助外国汉语教师进一步提高汉语水平，启动了“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 项目、“国外汉语教师来华培训等资助项目。2001年， 国家汉办批准广西民族学院为“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重点学校”，2002年又批准为 “国外汉语教师来华培训资助项目” 执行学校，既积极配合国家汉办派出教师出国支教，又举办汉语培训班，为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培训了130多名国外汉语教师，使得他们在提高汉语水平的同时，对中国文化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面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国和东盟国家悠久的睦邻友好关系，使得人民加强相互交流的愿望非常强烈，从2002年开始，广西国际青年交流学院举办国际青年干部高级研修班，至今已是第三期了。学员来自于东南亚各国，绝大部分是本国青年事务工作者或政府部门年轻的干部，他们在广西进行为期1年的研修，学习汉语、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参与到诸如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南宁国际民歌节等重大活动中来，与广西各族青年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这样的青年干部培训班，为中国尤其是广西的青年与东南亚各国青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机会，它将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使得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由于同根同源、文化习俗有许多相近之处，许多中国学者、东南亚学者开展了长期的学术研究项目，他们深入彼此的国家进行调查研究，以期探讨双方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及发展状况。
艺术交流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艺术交流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一些根据中国古典名著或现代题材拍摄的电视剧、电影被翻译、公演于东南亚国家；中国的流行歌曲风行于东南亚一带，许多东南亚普通民众都喜欢唱已经翻译成他们国家文字的中国流行歌曲；中国的民间艺人开始长住在东南亚地区，与当地的民间艺人亲密交流；而东南亚国家的艺术作品也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来，比如极具东南亚风情的各种舞台表演及影视剧等；有些东南亚国家甚至通过戏剧表演、出版等方式主动将中国文化引进到自己国家。
广西南宁具有鲜明的城市个性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在促进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活动与文化交流上，南宁市特地打造了一个文化品牌，那就是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中的 “东南亚风情夜”。从2002年开始举办的这台晚会，以“乘着歌声的翅膀”的形式，邀请东南亚各国演员登台演出，更注重民族文化摇曳多姿的风韵，不仅让观众领略到了柬埔寨椰子舞、印尼爪哇舞、老挝下寮沙湾拿吉民歌、马来西 亚南洋舞、菲律宾情歌、泰国典雅宫廷舞、越南独弦琴等别样风情，而且以南宁为出发点，与东南亚各国紧密相连，提升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原有的内涵，让更多人了解南宁这个与东南亚交往最便利的区域性中心枢纽城市，以艺术为友谊的纽带，全力打造了广西与东南亚国家文化艺术交流平台。
2004年的“东南亚风情夜”定名为 “风情东南亚――欢聚南宁2004”，这台晚会将注入一批新的元素，主创人员采取边走边收集的方式，请来国内具有国际水平的顶尖艺术家帮忙提炼优秀艺术元素，并与东盟10国的国家级文化机构合作，挑选最具各国特色的节目参加，通过东盟10国的主流媒体把 “风情东南亚”推向世界。同时，会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比如举办东南亚时装周、东南亚电影节、东南亚美食节等，从方方面面展现东盟各个国家风情和兴旺发达的景象，让其不仅仅是广西、中国的一台晚会，更成为东南亚、全世界文化交融的一次盛会，开启东方民族文化的新舞台。
由南宁市艺术剧院创作排演的大型广西民族歌舞《美丽壮锦》是促进广西与东南亚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又一舞台艺术精品，也是特地为迎接中国一东盟博览会而献上的民族文化贺礼。它通过艺术形式塑造广西、南宁的新形象，展示广西、南宁的新风貌，以民族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对广西的宣传。整台晚会精选了历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优秀作品，进行重新演绎，力求以更加精美的剧目和富含山韵、水情、乡梦、飞歌4层涵义的创新舞台艺术向东盟各国展现广西魅力，让世界了解更多的广西文化。
为了给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铺垫文化交流的基础，除了将东南亚艺术引进来，广西还将中国传统艺术推出去。最近，广西歌舞剧院民族音乐艺术团受中国驻越南使馆委托，参加了在河内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前夕的亚欧艺术节演出，极富广西特色和民族韵味的节目不仅让越南观众兴奋不已，也让在越南的各国朋友大饱眼福。此外，艺术团还在越南中越友好协会组织的中国国庆纪念演出活动中频频亮相，与越南观众进行了亲密的艺术交流。
饮食文化交流
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传播
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1.异彩纷呈，交相辉映。
①世界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②文化多样性的表现：A民族节日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庆祝民族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可以领略到不同民族文化的韵味。(删除民族情感的集中表达)
B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有重要意义，对于展现世界文化多样性有独特作用。
2.透视文化多样性。
①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②文化是民族的(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各具特色)，文化又是世界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也有共性和普遍规律)。
3.尊重文化多样性。
①对待文化多样性的正确态度：我们要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既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鉴，。
②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是尊重本民族文化);也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
③要遵循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和睦相处，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
二、文化在交流中传播。
1.生活中的文化传播。商业贸易、人口迁徙和教育是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途径。各国之间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则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文化传播方式;亲朋聚会、外出旅游、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活动都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途径。
2.大众传媒：现代文化传播的手段。
①传播媒介包括：口语、文字、印刷、电子、网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