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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形态多样。丰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的结晶，是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开辟的文明发展道路，突出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把握其基本特征，对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从精神文化的视角，综合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多种界定，我们认为，传统文化是由三个层次的涵义构成的综合性概念。第一个层次也是最基本的层次的涵义，是产生于过去的一切精神文化的总和；第二个层次的涵义是，产生于过去，但是对现在的社会生活仍然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的诸多精神文化形式的总和；第三个层次的涵义是，产生于过去对现在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并且也对未来的社会生活发生作用的诸多精神文化形式的总和。综上所述，我们所谓的传统文化，就是产生于过去，其中有一些对现在的社会生活仍然发生影响、作用，并且对未来的社会生活也会产生影响和作用的精神文化的总和。
传统文化是产生于过去的文化，对此观点，学界无人置疑；那些过去产生的，但是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影响的文化还是不是传统文化，对此，学界争论很大，争论的焦点在于实际作用是否是判断传统文化的唯一尺度。如果把对现在社会生活发生实际作用作为判断是否是传统文化的唯一尺度，我们就要问，我们是如何知道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的东西对现在的影响和作用呢？作为传统的精神文化，它完全可能内化为支配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信念、理想、思维方式甚至于积淀成为我们无法察觉的深层的“集体无意识”。至于一种文化能否对现存的社会发生作用和影响，也不取决于这种文化本身，还和现实的很多因素有关。我们要探讨传统文化必须以承认传统文化的实体性存在为前提，而不能以传统文化是否具有现代功能为前提，肯定产生于过去的文化是传统文化就是肯定了传统文化的实体性存在。
传统文化是随着时间流逝而在成分和结构上不断地变化，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对现在的社会生活发生影响和作用的传统文化被整合进现代文化之中，成为现代文化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现代文化中对未来的社会生活发生影响和作用的一部分又被整合进入未来的文化结构之中，成为未来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概念的外延来看，传统文化的概念结构呈现为一个倒三角的结构，其中第三层次的涵义是传统文化内涵中规定其本质的方面，它是对传统文化前两个层次的涵义的综合，体现了传统、现在、未来的联系。
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角度看，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由中华民族创造、继承和发展，在中国范围内产生、生长，从古代延续到现代的文化所构成的文化整体。
传统文化因其文化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东方文化有东方文化的传统，西方文化有西方文化的传统，希腊文化有希腊文化的传统，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的传统等等；中国传统文化和欧洲的传统文化不同，欧洲的传统文化和美洲的传统文化又不同等等。传统文化不但因文化性质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且其自身也有时间上的差别。就西方文化而言，传统文化有古代传统文化、中世纪传统文化、近代传统文化；就中国文化而言，传统文化有先秦传统文化、两汉传统文化、隋唐传统文化等。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在空间上是延伸的，传统文化是一个融时空规定于一体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它开始于中华民族创造文化之时，是一个由古代延续到现代的文化。从空间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化。从时空结合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创造、继承和发展了的，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从古代延续到现代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主体，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所以传统文化是多元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从古代向现代的延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如印度的佛教文化、近代西方文化，这些外来的文化虽然不是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们当中的一部分经过中国化过程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包含着内与外、新与旧、积极与消极的矛盾。从传统文化的结构上看，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精神等构成传统文化的内核，而语言、文字、概念、理论等表现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精神的外在形式则构成传统文化的部分，内核部分相对稳定，部分则相对易变。传统文化因为和现代的时间距离不等，也有新旧之别，旧传统和新传统不但和现代的距离有远近的差别，而且对现代的作用和影响也不一样。一般来讲，新传统在一定的程度上扬弃了旧传统，在内容上比旧传统要丰富，因而对现代的影响也较大，旧传统远离现代社会，其对现代社会具有更强的诱惑力。从传统文化的作用上看，有积极和消极的差别。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不同派别的内容庞杂的文化总体。我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把中国传统文化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从学科的角度，传统文化可分为传统的哲学、传统文学艺术、传统宗教、传统科学技术等；从学派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传统文化分为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佛家文化等；从文化的社会地位的角度可以把它分为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或显文化和隐文化；从文化和社会阶层的关系的角度，又可以把传统文化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或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所体现的人生态度和追求的意趣上来看，传统文化可以分为山林文化和庙堂文化；从主体的角度上，可把传统文化分为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
二、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时间跨度大，成分复杂，学派众多，覆盖的范围广泛，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并且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新、旧传统的对立，因此，在理论上概括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也比较困难。从整体的文化品质和作用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双重特征。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既主张“天人合一”，又主张“人定胜天”。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人对自然的了解与尊重，注意在人与自然之间寻找一种协调和平衡。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庄子提出了“太和万物”的命题。中国传统文化又强调人对自然的驾御和改造。儒家学者荀子主张对“自然” 应去利用它，应去征服它，主张“制天命而用之”。
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既主张“和”、“爱”，又强调“差别”、“等级”。中国传统文化主张贵和，贵和的思想所提倡的是，万物讲平和，讲和解，讲团结和睦，讲和谐统一。在此基础上，强调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施之以“爱”。《国语》有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为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左传》也说，“和如羹焉”。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中庸》说：“中者天下之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夫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和”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以此为前提，孔子提出了“仁爱”的思想，“仁者爱人”，用“爱”来实现人于人之间、人与社会的“和”。墨子提出了“兼爱”的思想，主张“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若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为彼犹为己也。”（《兼爱下》）通过“和”“爱”实现人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天下太平。中国传统文化在强调“和”“爱”的同时，又十分注重人之间的等级差别。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关系都是围绕着等级和差别而展开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观念、差别意识是传统文化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和意识。
在治理国家上，传统文化既主张“德治”，又强调“法治”。传统文化中，“德”成为天地本体所具有的内在特征，具有至高无上的本体地位。儒家学说的使命就是整顿伦理纲常，制定伦理规范，赋予“礼崩乐坏”的社会以一定的道德秩序。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为政》）用德来治国，统治者就会像北斗为众星所拱卫着那样，为民所自愿归顺。他又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认为，用“德”和“礼”来治国，要比用“政”和“刑”来治国更高明，更有效。与儒家不同，法家则强调“法”，极力主张用法来治理国家。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就主张“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他得出结论，要“重刑而少赏”“以刑去刑”“以刑致刑”。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虽然被历代统治者所实际使用，但在思想界和封建意识形态上的影响远不及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的影响大。
传统文化既追求“守常”，又承认“变易”。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追求形而上的文化品格，喜欢在变化中，扑捉不变的东西，在短暂易逝中留住永恒，既承认不断的变易，又追求恒常。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周易》，就是一本关于变化、变易、生成过程的著作，中国古代哲学提出了“变化日新”的重要命题。关于“变易”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其产生的时间比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还要早，其发展水平也达到了人类朴素辩证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变易思想成为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基础，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恪守先王之道，因袭古制旧礼，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事实上承认变化，但在心理上却反对剧烈的变化，普通百姓也追求安逸、闲适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在思维方式上，传统文化既强调“内省”，又注重“外求”。中国传统文化充分表现出反向主体自身，向自我内心世界寻求知识，提升境界的内倾性的文化趋向。儒家提倡“君子求诸己”、“三省吾身”；道家也主张“心斋”、“坐忘”，中国佛教也强调“识自本心”，体现在认识论中，传统文化把“内省”作为一种有效地认识事物的方法；表现在道德方面，“内省”是一种道德休养的方法。传统文化也并非一味地向内追求，它也要发之于内，表现于外，注重外求，体现出注重实践理性的精神。孔子提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传统文化所谓的“行”主要是指道德实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经世致用”的主张却培养了国人敢做敢为的实践品格。
参考文献：
一、我国的传统文化
所谓传统文化，既是指由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征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特征。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连绵不绝，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生活。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封建思想中成长的。从历史时间上说，在民国之前，我国处于封建社会时期，我国在那种时代特征下形成了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我国的传统文化充满了宗教色彩，如封建社会时期，人们相信万物都是有灵魂、灵性的，灵魂不死，任何生命都会轮回周转的，人的灵魂在千变万化中可转变为各种动植物。人们的这种鬼神观丰富了古人的思想，从而使我国的古代艺术更加丰富多彩，也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只是单纯的认识，而是一种体验、感知。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陶瓷肌理装饰是其文化特征的物在表现之一，在艺术表达中呈现出许多与这种文化相一致的装饰特征。
二、肌理
所谓肌理，就是指物体表面给人在视觉上或触觉上有所感受的组织纹理结构。
我们生活在一个千姿百态的自然界中，世间的万事万物是构成视觉形象的基本要素。物体表面都有一层“肌肤”，在自然的造化中、人为的影响下，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结构。有的粗糙斑驳、有的平滑光洁、有的轻软疏松、有的厚重坚硬，世间万物的这种表面组织、纹理的变化、即是我们常说的肌理。所以说，任何物体都有它自己特有的肌理，只是给人的视觉效果有所不同罢了。
肌理有两大主要形态。一种是自然肌理，一种是创造肌理。自然肌理就是自然形成没有经过加工的现实纹理；创造肌理则是在原有的材料表面上经过加工改造，通过各种工艺进行排列组合而形成，产生与原有在触觉上或视觉上不一样的一种肌理形式。
三、传统文化下陶瓷器皿中肌理装饰的特征
1、肌理装饰的抽象性
中国的文化思维与抽象艺术有着很深的默契。如书法、中国画中的大泼墨等，都有很强的抽象性。抽象性是中国艺术特性的表现之一。回顾陶瓷装饰的产生和发展，人们会发现，抽象的装饰在审美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原始陶器上的刻划纹、螺旋纹、几何纹，黑陶上的弦纹、绳纹，明清之际的锦地纹、回纹等各种装饰，都属于抽象纹样。这些抽象装饰，都是由工艺过程中无意留下的自然纹路发展而成为有意的纹饰加工。
如兴起于盛唐的三彩陶器，以多种渗透交融的釉色作装饰，其中以绿、褐黄、蓝三色为主。唐三彩以流动的色彩形成抽象的装饰，唐朝时期的瓷枕，用白、褐两色瓷土绞糅成波斓起伏状的纹理样式，再将瓷枕通体施以稀薄黄釉，上面再饰流动的绿、褐两色，其表现出的效果就像水面上泛起的彩色波光，增添了瓷枕的艳丽光彩。另外被誉为中国陶瓷发展的高峰，以釉饰为主的宋瓷，可以说是一种抽象装饰。宋代有一种“ 冰裂纹”瓷器，又称开片，是指釉层中的裂纹，裂纹本来是陶瓷生产中的一个缺陷，而古人利用这种形象表现的肌理达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它是任何具象艺术都无法取代的。宋代是中国艺术的成熟期，艺术表现更加贴近自然，无论山水画、花鸟画都呈现出成熟的面貌，抽象装饰艺术也发展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瓷器上抽象装饰的进一步发展，除去审美观念方面的原因，还与瓷器制釉技术的进步分不开。如宋代的窑变色釉，绚丽多彩地展现出釉的抽象艺术风采，宋代瓷器以不透明的蓝色乳光釉为基本釉色，从中透出还原焰烧出的霞光般的铜红釉。2、肌理装饰的象征性
在中国古人看来，太阳的东升西落、大海的潮起潮落、草木的春生夏长秋黄冬谢，天气的阴晴雨雪，以及花开花落等，无不是和人一样，都是一种生命现象。这样，放眼大千世界，自然万物莫不有生、莫不有灵。于是在这种直观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万物有生、有灵的观念。“万物有灵观”是原始人类的生命本体论，也是原始人类的灵魂存在观。
“万物有灵”集中表现出原始思想的象征性。我国传统文化下肌理装饰的象征性则是由这种思想引发的。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彩陶是一种彩绘的陶器。是运用红、黑、白等色画出各种装饰纹饰，其装饰纹样一般是几何纹样，另外还有动物纹、植物纹等。彩陶就是充分提炼纹饰的象征性。不论写实与几何形纹饰，不论有形与无形纹饰，象征性是彩陶的第一要义。象征性是彩陶装饰构图的基础，也是其装饰播散的内在动力。彩陶纹饰的象征性，是通过纹饰的简化、分解和重组实现的。在此基础上，后来逐渐以相关联的几何形作预定的象征符号，并不断地化简，不断地分解，又不断地重组，不仅经历了多次的逻辑思维过程，而且经历了反复的艺术加工过程，在经过了这样的创作过程以后，一些主要的象征符号成为大众接受的符号，象征艺术也已经是人们接受的艺术，人们通过这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心灵的沟通与文化的交流。彩陶的象征性思维方式不仅影响了新石器时代艺术发展的轨迹，而且至今还在左右着艺术家、文化人的艺术思维模式。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传统文化下肌理装饰的特征具有强烈的象征性。
一、宏观居民消费波动的“阶段性消费”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居民消费呈现出的特点是“居民不是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其消费支出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所经历的几个消费阶段，可以看出“1980年左右、1988年左右、1994年左右、2004年左右”，这些时期是国内居民消费的高峰期，而在这些时期之间，则表现出显著的居民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倾向，从而整个的宏观居民消费曲线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消费”集中释放的现象(见图1)。
余永定和李军(2000)把存在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现象描述为转轨经济下“中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叶海云(2000)则根据存在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现象，提出了中国居民的“短视消费模型”。沈悦(2001)则进一步测算出我国居民实际消费支出规模存在周期波动现象，其平均的波长为8．10年。但是，这些研究对于“阶段性消费”现象，给出的解释都是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大多是站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进行讨论，缺乏把居民作为活生生的“社会人”来展开的微观行为分析。本文下面所进行的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视角，在微观个体层面，对呈现出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特征给出具体分析。
二、微观行为分析：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
根据余永定和李军(2000)描绘出的中国居民“阶段性消费”模式图，可以把国内居民“阶段性消费”特征概括为两点：(1)阶段高峰表现出“居民消费集中释放”；(2)阶段周期内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低消费倾向”。第一点，阶段高峰表现出“居民消费集中释放”，可以从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来进行分析。
“从众消费”行为是中国现实市场中消费者个体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指“消费者接受到他人的产品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的信息后，改变了自己对产品的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努力使得自己与其他人保持一致”。这一消费行为在中国消费者身上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大范围且显著化”，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谦逊、内敛、谦让、低调”。儒家认为“谦逊、内敛”是为人的内在品质，做人的一条基本要求；“谦让、低调”则是外化的待人做事的基本态度；谦是道德之心的把持者，是任何德行的入德之门。而老子的“无为”思想在操作上也体现出鲜明的“内敛”取向，倡导“以谦逊的态度，自守其德，修养自身”。在这样的文化长期熏陶下，中国人的性格普遍有一种潜在的“内敛性”，不喜欢个性的自我张扬，以及行为的超前尝试。
但是，同时中国人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是“面子”。“面子”是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面、命、恩)中最有力量的一个，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最细腻的标准。Yau(1988)提出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中，关系导向方面主要由4个价值构成，而“面子”则是其中首要的一个构成内容。Qian，Razzaque和Keng(2007)认为，中国文化规范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国文化中突出方面主要包括了：家庭导向、关系、缘分、面子、人情和互惠。根据Li(1999)的研究，中国文化重要的价值主要包括“社会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长生命与同化”；多做“得面子”的事情，避免“丢面子”事情的发生，维持自己的“面子”成为中国人行为的一个价值取向。这种“面子文化”，导致中国人不喜欢自己的行为落后于大众和周围群体。
这样，一方面注重恪守为人“谦逊、内敛”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自己“面子”的维护，在这两方面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影响下，其结果就是大部分人选择了“中庸”的行为方式，即以“群体导向”来安排自己的行为，既不发生行为的超前尝试，也不让自己的行为落后于大众。根据Hofstede(1993)的研究，“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群体意识较强，重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愿意服从群体的利益和群体规范”。李东进等(2009)也把中国文化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特点总结为：注重面子和群体导向，中国人为了规避不确定性和产生归属感愿意让自己的行为服从群体规范¨儿；并且指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下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差序格局”下形成的不同道德规范是“群体导向”产生的根源。
于是，以“群体导向”来安排自己的行为，具体表现在微观个体的消费行为上那就是：个体消费行为的随大流、从众化，很少发生超前消费尝试，也不愿落后于大众消费潮流，形成了鲜明的“从众消费”特征。根据Pool(1998)提出的人们服从群体规范，进行从众消费，有三种动机：准确动机、自身相关动机和他人相关动机。准确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个体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合适的、成功的行为提示；自身相关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个体采取从众的行为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他人相关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他人和他人可能带来的结果(包括奖励和惩罚)。所以，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最容易发生在购买那些“产品或品牌的社会可见度高、品牌差异可感知度高”的产品身上；当购买的产品是体现一定身份或地位的商品而不是必需品，或者当产品是在公共场合消费而不是在私下消费的时候，参照群体对购买者的影响更大，从众消费行为更为显著。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的几个典型高峰期，可以看出每一个消费高峰期的出现正是伴随着在发生整个社会流行的一些消费。诸如：1980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机械手表)”的添置；1988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向“新三件(黑白电视机、单门冰箱、双缸洗衣机)”的转变；199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高档耐用品(彩电、双门冰箱、滚筒洗衣机、空调、摩托车、电话、录像机、组合音响等)的添置；200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整个社会由温饱迈向小康，出现了购房热、购车热、旅游热、电脑热。从罗列的这些购买商品上，可以看出大多数商品正是“社会可见度高、品牌差异可感知度高”的商品，引发了整个社会鲜明的“从众消费”热潮，从而出现了这些典型的宏观消费高峰期。
三、微观行为分析：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
对于“阶段性消费”特征的第二点：阶段周期内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低消费倾向”，可以从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来进行分析。所谓“保守消费”是指“居民的当期消费支出常态性的低于其当期的收入水平，在消费支出安排上持有一种保守、谨慎的心态”。这一消费行为也是中国现实市场中消费者个体普遍存在的现象，且有着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根据文化差异理论，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化是高语境文化，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低语境文化，两种不同语境的文化下，在思维方式、社会取向、风险感知和风险承担、责任、冲突等方面都具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权力差距、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女性化、规避不确定性、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等这5个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有着很严重的“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倾向”，小农经济下人们追求的是男耕女织的平静生活，不喜欢追求冒险或者刺激，在观念中重视整体、集体主义，并不注重个性化需要的追求。中国人容易产生对自己现在生活的不安全感，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全感，对后代生活的不安全感，从而寻求保障、建立保障的心理特别强烈；而当前国内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制度性缺失加剧了居民的不安全感和风险感知压力，促使人们依靠个人的储蓄努力来为自己建立一个长久的保障。
另一方面，以儒、道、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道德学说特别强调“节俭”，认为这是人类美德善政的具体表现”。孔子在《论语》中提倡“节用而爱人”明确地把节用爱人作为治国的重要内容；墨家则把“节俭”与“兼爱、非攻”一起视为其核心价值和道德规范。更有无数的格言：如“俭，德之共也”(《左传》)、“俭开福源”(《魏书》)、“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资治通鉴》)等，强调居家节俭，把节俭视为持家的主要标准和生活美德。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24-0069-02
自秦朝建立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境内的各民族间一直保持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交流，互相之间进行着学习、借鉴和融合。同时，少数民族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特质，从而使我国的法律文化体现出多元性的特征。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主要通过习惯法的方式存在并发挥其作用，是国家法之外的客观存在，是国家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正如千叶正士所言：“不认真对待法律的社会文化基础，就不可能成功地实现法律的现代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特质的研究和探索，是认识和理解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部分。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进行论证和总结。
一、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以习惯法为核心内容
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经世代相传、不断发展，为本民族所信守的部分观念形态和约定俗成的群众生活模式的规范，它一般靠盟约等方式来调整个人之间和部落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达到维护本地区社会秩序的目的。习惯法是少数民族社会的基本行为范式，特别是在纠纷解决、维护社会秩序等领域具有主导性、持续性。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制定法不是至高无上和无所不包的，而仅仅为治理的手段之一，甚至处于次要的地位。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立足于社会和谐并强调人的习惯道德力量的特殊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以少数民族习惯法为主的“民风有序” “路不拾遗” “憎恨偷窃” 的法律文化观念。首先，习惯法的形成是由习惯演变升华而来。瑶族的民谣有：“石牌（习惯法）大过天。”彝族民谣说：“山林有清泉，彝家有尔比（习惯法）。说话一条线，尔比是银针。”其次，习惯法与当地当时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再次，同样的道理，居住在林区的群众，有保护利用树林确定林权的习惯法。缺水地区，特别注重用水灌溉的习惯法。习惯法有的源远流长，世代相传，有的公众认可，视为神圣。这种传统的力量和意志，个人的权威是很难使它改变的。
二、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以禁忌、习俗为具体体现
民俗、禁忌是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内化为少数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少数民族习俗禁忌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为了保护少数民族聚居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实现民族的长远发展，许多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保护环境的日常生活禁忌，这些禁忌规范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生活在云南的布朗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等，他们都有相关的狩猎规则和禁忌，他们一般忌春天狩猎，忌捕猎怀崽、产崽和哺乳期的动物；藏族和蒙古族实行的轮牧制度，有效地防止了过度放牧的出现，藏族还禁止打死猴、鱼、蛇、青蛙等；纳西族通过村民大会推举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老民会”，制定全村的村规民约，他们指定专人组成管山员或看苗员，对有乱砍滥伐、破坏庄稼等行为的人，由“老民会”依照村规民约进行处罚，还禁止在水源旁大小便，禁止在河里洗尿布，禁止向河里扔垃圾废物，禁止堵塞水源，夏季他们会进行封山，禁止毁林开荒等。
第二，少数民族习俗、禁忌调整人们之间的交往。少数民族习俗、禁忌在人们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宗教活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农耕习俗到饮食习惯等，都有各类礼俗活动。例如内容丰富的饮食禁忌：藏族忌食乌鸦、秃鹰等动物，认为它们吃动物和人的尸体，具有神性；另外，藏族还忌食鸟、骡、马、驴等，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动物的生理机能与人相近，食用了这些动物的肉会影响人的特性；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忌食大肉；苗族忌吃狗肉等。总体上，饮食禁忌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生存防范意识和行为准则，破坏食物禁忌就会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如卡西尔所言：“禁忌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少数民族还有风格各异的丧葬习俗。例如藏族的天葬、火葬、水葬、树葬和土葬等，这些丧葬习俗反映了藏传佛教对他们的影响；回族则禁止火葬，采用土葬，回族的土葬不用棺椁，不起坟头等。这些禁忌、习俗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社会、家庭、宗族关系为主的强有力的多维度调整少数民族交往的法律文化传统。
三、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具有极强的乡土性和鲜明的民族性
习惯法是熟人社会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少数民族习惯法形成于乡土的熟人社会，具有典型的农业社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少数民族习惯法围绕少数民族乡土社会中的婚丧嫁娶、生产生活等日常事务，以符合当地传统的简便而又易于操作的行为模式和规范方式，引导人们行使自己的行为，由此来维护本地区或本民族社会关系的稳定，确保人们生命、财产和家庭的稳定，同时保护当地环境和公共财产不受外界侵犯。
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是伴随着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来，为少数民族民众反复使用后所逐渐选择、认同和积累的，其根植于民族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中，反映了少数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同时体现了少数民族的思想感情、心理发展等。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成员受本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在处理问题是会选择他们本民族的习惯法进行解决，离开少数民族，习惯法就不具有存在的土壤和使用的前提。
四、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具有厚重的宗教性
我国的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尽管各民族信仰的教别和教派不同，是少数民族行使自己行为的主导和核心，任何民族成员都不得对其侵犯和亵渎。而且，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宗教教义在世俗社会的体现，甚至习惯法仅仅是为了强调和明确宗教教义而存在。例如，藏族习惯法中藏传佛教教义教规占绝大多数，而且习惯法不得与藏传佛教进行相悖；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民族，他们的习惯法内容更是严格遵照《古兰经》的规定，甚至是《古兰经》的重复和照搬。这种以宗教为主导的习惯法文化的特殊作用在于，引导民族成员尊崇宗教的神圣与权威，通过宗教来治理社会，试图建立“无诉”和“息争”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排斥一切与宗教精神不相符合的思想和行为。在这种文化下，法律似乎有些多余，作用显然是有限的。因而形成了薄法厚教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特质。
五、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地位，但国家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合理协调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和国家法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要求我们要正_对待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基本采取“和而不同”的策略，避免“一刀切”，让少数民族按自己的“民情土俗”进行管理和自治，基本形成了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并举分治的基本原则，并且形成了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相互转化的良性互动。
当前，在法学界还有一股质疑法律多元的声音，认为少数民族习惯法是落后的，不利于我国的法制统一，应当在民族地区强行推行国家法律，甚至有学者站在国家法律统一的立场上，认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存在是对国家法制统一的破坏。实际上，这种否定论并不了解法律多元理论的背景和发展趋势，仅仅是一种望文生义的批评而已。苏力教授认为，法律多元现象不但存在于古代、近代，而且还存在于现代。在当代，既然法律多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就不能想当然地人为消除它，要让习惯法与国家法优势互补，共同服务于法治社会。国家法应当给习惯法留下一定的空间来调整社会关系，习惯法也应当表现出对国家法应有的尊重，不能太偏离国家法的原则和精神，否则会被国家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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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动作片（Action Films）又称为惊险动作片（Action-Adventure Films），其类型的起源于埃德温・波特的早期经典《火车大劫案》，该片被称为西部片、警匪片、强盗片与动作片等硬派类型的共同先驱。是以强烈紧张的惊险动作和营造视听张力为核心的影片类型。通常，动作片有着以主角历险作为叙事主线，穿插爱情与友情作为副线的成熟叙事模式，起源于远古神话经典叙事模式。而其中的内核更是最简单的“拳头与枕头”哲学，但是在泰国动作片中，突出放大了“拳头”的一部分，刻意削减了“枕头”部分，也是与其文化特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泰国的动作电影之所以会很短时间内在世界影坛崛起，源于他们对属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复原，使泰国的传统文化与娱乐融会贯通。泰拳、古寺、佛像、人妖等鲜明的艺术形象得以在影片中得到艺术的展示。
1叙事方法：根植于民众心中的信仰
1.1佛教信仰作为叙事内核
《盗佛线》是一个以村中佛头被盗作为起因，寻回佛头作为结尾的历险故事，寻回信仰与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是该片深邃的内核。与《夺宝奇兵》寻找的基督教重要圣物“圣杯”不同，《盗佛线》寻找的是象征该村信仰化身的佛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而村子不可一日无佛，这种潜在的叙事逻辑是依托在佛教文化在泰国人心中深深的烙印，寻回佛头后，村民普天同庆，欢声笑语地举办了佛陀的二十四岁生日，而这富有奇观色彩的仪式正是其文化中对于信仰的尊重。
1.2佛教文化作为叙事元素
首先《盗佛线》的主角的永亭作为一名佛门孤儿，表达了佛门普济众生的思想，同时，寺院也是主角所趋附的母体，从母体中出发，最终回归母体。寺院在泰国文化中是神圣的，僧人受到广大佛教徒的膜拜，僧侣在泰国也是地位优越的，甚至在讨论佛像和僧侣时要用到特殊的敬语，一般信徒在与僧侣相处时，还必须遵循种种原则。在本片中，僧侣不仅是永亭的父，也是永亭技能的传授者与思想的指引者，在当永亭陷入嗔念之时，僧侣及时出现，协助永亭摆脱愤怒的桎梏，成功取回佛头，换句话说，永亭是在“佛”的引导下来取得“佛”在现实意义中的化身，所以整个故事其实是“佛”对凡人的一次考验。
1.3佛教思想作为深邃内核
受佛教的深刻影响，泰国人热爱和平，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他们总是试图阻止和消除暴力，为自己营造和平的生活环境；泰国人更多的倾向于避免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而这种泰国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规范也成为了《盗佛线》主人公的行为准则，影片中主人公的行为一定要有充足的伦理依据。从一开始永亭离村，所赋予的使命就是“寻回”而不是“夺回”，以及故事的前半段，永亭永远不是暴力的发出者，而是不得不使用暴力将问题解决，他在影片中几乎是一个被动的存在，同乡洪力才是牵动他寻找佛像的重要动力，而洪力虽然生性好赌，但是心中仍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最终牺牲了自己，帮助永亭成功取回佛头。
2主旨内涵：男女本无别，性别皆为相
2.1南传佛教对变性的包容
泰国是典型的南传佛教国家，但是民间又同时流行原始信仰，不管是恪守传统的南传佛教，还是朴素的原始宗教，对变性人和同者都有一定的包容度，并没有严格禁止。南传佛教讲究个人解脱，特别重视佛祖亲传的教导和佛徒圣者的经论，并且尊重个人自由和宣扬慈悲宽容的思想。
2.2酷儿理论与自我认同
酷儿理论批判性地研究生理的性别决定系统，社会的性别角色和性取向，酷儿理论认为性别认同并不是“天然的”，而是通过社会和文化出现的。《暹罗之恋》的出现，正是酷儿理论与泰国南传佛教的良好文化底蕴共同影响的结果，而《美丽拳王》正是印证了性别是后天认证的，与大卫・利马实验的失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美丽拳王》更多地讨论的其实是社会学上的问题。
在传统的性和性别观念中，异性恋机制的最强有力的基础在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就决定了他的社会性别特征和异性恋的欲望，异性恋霸权认为的表达是由社会身份决定的，而社会性别身份又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在美丽拳王中，主角心酸的自我认同过程同时也完成了观众与主角之间的和解，在东化妆登上比赛台时，他其实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拳手，不仅仅是下面嘘声一片的观众，也是这个社会整体上对于变性人的歧视与不公。
《美丽拳王》是根据拳手龙唐的真实事迹改编的，讨论变性人的电影中最为温和地，他巧妙地将性别与暴力作为联系点，在传统意义中，女性与黑拳几乎是无法联系在一起的。在经过拳赛的洗礼之后，龙唐依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变性，性别取向在这个男女分别的世界里面总是备受争议，龙唐所遭受的不公和，或者会比电影里面多更多。
3影像风格：以泰拳为核心的动作设计
3.1泰拳运动的电影化表达
动作电影中最令人难忘的不是曲折离奇，拨云见雾的故事，不是生离死别，肝肠寸断的爱情。而是那些异常刺激的身体动作所带来的紧张情绪，泰国动作电影是对泰拳的电影化表达。在电影中延续了泰拳的实战性，尤其是“跃击法”这种泰拳中最难也是最具威力的进攻方法在泰国动作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配合逆光与升格镜头，托尼贾挥洒的血液与汗水配合在画面中徐徐前进的膝击，可以说是泰拳运动与电影艺术最完美的融合。
3.2独特风格的动作设计
泰拳被称为“八体的科学”泰拳这一搏击技术上使用双拳、双膝、双肘进行格斗，实战性与观赏性极强，与我国的形式美不同，泰拳更偏向于写实化，赌上生死的实战搏斗往往比一招一式地缠斗更加让观众血脉贲张，泰国借鉴了好莱坞电影中对暴力的极力渲染，把暴力的动作毫无掩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充满了血腥的气味。因为暴力动作本身就相当刺激，这种看似简单的电影技巧是可以抓住观众感官的最有效的方法。
泰拳注重腿法的运用，刁钻凶狠，变化多端且组合模式多变。在《拳霸》中，托尼贾尽情展现他出神入化的腿法，完美的弧线踢以及飞踢在画面上大开大阖，将人体的美感发挥的淋漓尽致，泰拳的美感就集中在腿上，所以在设计动作时，托尼贾充分利用了泰拳的优点，以腿法为主要动作来编排自己的动作。
泰拳中第二个引人瞩目的技术便是反关节技，与以色列柔术的偏制服为主不同，泰拳的反关节技凶狠毒辣。泰拳古拳法中，针对关节采用搓、缠、别、绞、扭等动作，违反人体关节的活动范围和生理机制的特点。在《冬荫功》中，设计出了一个三分半中的反关节技的场面。将对方的手抓住，直接用膝盖将其的胳膊顶断；把对方的胳膊夹在双腿之间，用力扭动全身，对手的胳膊立刻被折断。这些暴力镜头的全方位展示，也揭示出了泰拳凶狠残暴地特点。如此高密度、高强度地表现反关节技还是动作电影史上第一次，令观众大饱眼福。
4反思与借鉴
中国自上世界20年代的默片时代就开始出现了动作电影，至今已经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洗礼，如今，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动作电影的质量参差不齐，在历史上，我们有过邵氏武侠的辉煌，而现如今，却仅仅剩下成龙与甄子丹两大流派活跃在电影市场上，最近徐皓峰的崛起也成为了动作片的一股潺潺的清流。相比泰拳来说，中华武术博大精深，流派纷繁复杂，且无论是表演性还是实战性都兼具。中华武术不仅有动作上的美感，也有哲学层面的思考，相比起泰拳一味的凶狠来说，我们不仅刚柔并济，且美感十足。但是就是无法融入到电影的创作之中。所以应该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独立创作出有着中国风的不同风格的动作电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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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lso let people'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radi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material, the scholar's research and analysis.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its modelling art and each has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type at its beautiful appearance also contains ric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olk custom and social ethics connotation. In this paper, the folk cul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features are discussed below.
Key words: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Folk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中图分类号：TU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中国的传统建筑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和演变，其积累的历史文化更是丰富多彩，这也使得传统建筑等同过于一个艺术品。在这些品种多样的传统建筑物中，中国传统文化也因此得以展现，其包含的社会伦理、社会文化、时代观念和民俗文化等也成为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
1、建筑装饰与民俗文化的关系
中国的建筑装饰是一种艺术文化的表现，其自身也与民俗文化联系密切。例如一些农舍门户上面的雕刻着的细致精美的砖雕，这样的作品当然可以堪称为艺术品。然而，在这些艺术品的背后，却蕴含了中国传统时代的伦理道德和民俗文化，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诸如“桃园结义”、“二十四孝”、“福禄寿”、“八仙过海”等等中国传统文化故事，这些都在传统建筑装饰中有所体现。一些建筑装饰品还表达除了对家宅的繁荣富强的美好愿景，因此饰有蝙蝠、双鱼和如意等的建筑装饰品也有很多。其中“蝙蝠”的谐音为“变福”，双鱼和如意更是象征了家族的和谐美满，这些传统装饰品将民间的传统文化展示得淋漓尽致。建筑装饰的艺术性也有所体现，例如蝙蝠在外貌形态上都是较为丑陋的，而应用于建筑装饰中却被美化； “八仙”装饰图案中，经常以八位仙人的八种神器作为暗示，也一点也是建筑装饰艺术性的体现。
建筑色彩本身也属于建筑装饰中的一个环节，建筑物的自身色彩更是具有伦理性和民俗性的特点。中国的建筑色彩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得十分紧密。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法则。所谓“五行”，就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自然元素，后来“五行”所表示的内涵也开始被人们赋予。比如五脏、五音、五色、五味、五方等等，这些都对应与“五行”元素有所联系，例如五脏的肝、脾、肾、肺、心；五音的商、角、羽、徽、宫和五色的白、青、黑、赤、黄等等，这些都与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一一对应。元素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也开始出现，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木……和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等一些说法也开始盛行开来，这种五种自然元素也渐渐到了传统的建筑装饰中。例如一般传统建筑的屋顶经常以黑瓦进行砌筑，这是因为黑色象征着五种自然元素中的水元素，水能克掉火，所以是处于对建筑的安全性着想。
2、建筑装饰中象征手法的体现
中国的传统建筑装饰与民俗文化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象征手法在其中的应用更是十分广泛和常见。例如动物中的龙和狮子，这两种动物在传统的建筑装饰中经常可以见到，龙在这之中象征着帝王，狮子则象征威武和力量。在民宅的建筑装饰中更是得到了广泛应用，威武和力量的狮子也成为了驱邪避灾的重要装饰物。植物在传统建筑装饰中也是经常见到的，例如荷花、竹子、松树、梅花、牡丹、桃子等。其中，荷花代表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思想品质，松梅竹则象征了高洁的人品；牡丹则代表了高贵的气质。一些建筑装饰中还将多种植物进行了组合搭配，将两种植物的象征内涵融合一体。例如将象征长寿的松树和仙鹤搭配在一起，象征“松鹤长寿”；将象征富贵的牡丹和象征长寿的桃子结合搭配，则象征了“富贵长寿”。
除了这些动植物形象象征之外，建筑装饰中对于谐音的应用也是十分广泛的。例如狮与“事”、鱼和“余”、蝙蝠和“变福”等。这些形象在建筑装饰中有着各自应用，例如装饰图案上有两只狮子，则是代表了“事事如意”的意思，狮子与长绶搭配则是象征“好事不断”的意思，加配钱纹则是象征“财事不断”的意思。在这之中，鱼的象征意思极为丰富。首先，因为鱼与龙都在水中生存，而龙象征神兽，鱼象征为凡物，因此鱼的第一种象征是表示凡物进入朝门之后福禄兼得的意思。另外，鱼是一种卵生生物，产仔数量多，因此也有子孙满堂的象征意思。鱼还与汉字“余”发音相同，因此蕴含多余的意思，象征人们多福多财多寿的愿景。由此也可以知道，鱼在建筑装饰中广泛应用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传统建筑装饰中，“八宝图”更是体现了象征手法的应用。所谓“八宝”，指的是和盒、玉鱼、鼓板、磐、龙门、灵芝、松和鹤八种，这些八宝也经常在建筑物的门楣、门扇、厅堂和屏风上得到应用。八宝中，每一样都有着自身的意义和作用。和盒，其实是一种六角形的盒子，图形中有两个仙童，一个手拿荷花，另一个则手拿和盒，其代表是指财源滚滚的意思，也有象征夫妻和睦的意义。玉鱼则是指双鱼，在之前，玉鱼代表的是丰收和兴盛的意思，到了后来，又表示成夫妻和睦和子孙满堂的意思。鼓板即拍板，一般用来表示生活节奏协调，生活平安顺利的意思。磐是一种打击乐器，一般表示男女老少相处和睦，家庭和谐平安的意思。龙门在古人眼里是一种超度化生神功的灵物，代表了一种对仕途和地位的追求的精神。灵芝是一种名贵药材，在古人眼里更是一种仙药，因此它表示的是人们对健康和长寿的追求。松是一种长青树，因此是表示长寿的意思，也有严肃庄重的涵义。鹤也是表示长寿安康的意思。由此可见，八宝图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中和盒、玉鱼、鼓板、磐代表了夫妻和睦、家庭好合、子孙满堂、财多常乐的意思，龙门则表示工作顺利、功成名就的意思，灵芝、松、鹤则表示了长寿安康、飞黄腾达的意思。八宝图的装饰物也经常应用在居室和家用器具上，是传统建筑装饰中的一个主要内容。
3、建筑部件装饰中的民俗文化体现
一、引言
西南地区包括青藏高原东南部，四川盆地、秦巴山地及云贵高原大部。对应的行政区划上大致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自治区的大部以及陕西省南部（陕南地区）。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现有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彝族、壮族等少数民族种类29个，民族人口四千三百多万，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 52%。具有族群含量大，人口密度高等特点。当地独有而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并促进了该区域形式多样、
丰富多彩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特别是民族文化自觉程度的提高，我国各级政府逐渐加大了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力度。
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分析，以该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属性、功能及使用器械等为标准，对其进行分类并归纳其特征，以期为今后深入挖掘与合理开发利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丰厚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促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有所启迪和借鉴。
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分类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各种实践与改革，民族传统体育逐渐与西方的体育模式相似的体育文化，这类体育文化自身除了竞技性外，大多融体育与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并充分体现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主要项目包括：舞龙舞狮以及抢花炮、蹴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摔跤等。板鞋竞速是壮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在壮族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关于板鞋的传说还有一段激动人心的故事：据说，明朝嘉靖年间，广西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曾经以板鞋作为“秘密武器”，训练士兵之间的团结性以及协作能力，士兵的素质大大提高，斗志高涨，所向披靡，从而在战场上大败倭寇，为壮乡人民立了大功。后来，壮族人民模仿瓦氏夫人练兵方法，开展三人板鞋竞技活动自娱自乐，流传至今。2005年，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将“板鞋竞速”项目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此外，抢花炮也是一项竞技十分强烈的体育运动，在侗族、壮族、仫佬族、土家族等民族中盛行。据考证，此项运动至少有500年的历史，被称为“勇敢者”的运动。[1]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通常都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项目竞技性强，场面十分激烈，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二）益智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本身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健心、娱乐、益智等功能较为突出的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大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浓郁。益智类体育文化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体育文化项目有九子棋、三子棋、三虎棋、梅花棋子等。娱乐类体育文化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蒙古族的“那达慕”节日大会、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此类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在推动人们精神文明中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民间具有广大的民众基础。
（三）健身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以中国传统体育修身养性、保健强身作用为目的的传统体育文化。其竞技性弱、养生健体性强，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体育文化项目主要包括：瑶族的跳八音、苗族的爬竿、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等。京族的跳竹竿是一种古老独特的活动，也是一项令人陶醉的文艺体育运动。它不但姿态优美，富于节奏，而且气氛非常欢快热烈，吸引众人。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等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在人民群众中具有为数众多的推崇者与潜在受众。
（四）游憩类传统体育文化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游憩活动十分丰富，如果从参加者的年龄和性别来分：有少年儿童开展的游憩活动，有青年参加的游憩活动，有全体社区群众参加的游憩活动，有男性参与的游憩活动，有专供女性参加的游憩活动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游憩活动无论哪一种类都以娱乐、健身为根本目的，竞技性不十分明显。其往往与民族的社交、礼仪等活动密切相关。如：壮族青年男女的抛绣球就是一种社交活动，瑶族“丢花包”也是青年人的一种交往活动。抛绣球是壮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项目，人们在茶余饭后互相抛接以娱乐身心，起到沟通感情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壮族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方式。游憩类的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中往往伴有对歌、说唱，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活动。
（五）其它传统体育文化类
其它类型的传统体育，如藏族的放风筝，闯马城、骑马、壮族的狩猎、土家族的“赶仗”、门巴族的狩猎等。壮族的狩猎是壮族原始的生存方式。土家族的“赶仗”，门巴族的狩猎也是民族古老的狩猎活动。“赶仗”是土家族的狩猎活动，土家族人善于狩猎，每年冬春的“赶仗”已成为历史的传统习惯。土家族人的“赶仗”，主要不是为了猎食野兽肉，而是为了驱逐害兽保护庄稼和纪念猎王的一种娱乐活动。这些集体进行的狩猎活动都有体育活动的诸多要素，从古代军事体育的训练，最后发展为跑、跳、投、射弩、射箭等现代体育项目，其影响是深远的。
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特征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各民族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孕育而生，又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自身的特色。如果我们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进行全面分析，就会发现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健身性、娱乐性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繁多，运动形式却各不相同，但总体都是以强身健体为目的，他们普遍具有健身性、娱乐性的特点。
这些体育文化活动大都安排在业余时间进行，欢庆丰收、欢度佳节、闲暇消遣，将体育寓于娱乐之中，充分体现欢快的氛围，在愉悦身心的运动中促进人的体能发展和体质的增强，起到强生健体、锻炼意志的作用。如壮、黎、侗、苗、瑶、彝、布依等少数民族都喜爱打铜鼓，铜鼓舞是以鼓手有节奏地击鼓，由鼓点的节奏变化而引起舞蹈者的动作和队形变化的一种舞蹈。其特点动作按其形式有六七种。每种动作各有不同的舞步和节拍，风格不尽相同。铜鼓舞中的集体舞以一种固定的男女青年围成圆圈队形。其队形还有半圆形、一字形、纵形、交叉对跳、四方形等。舞步矫健有力，舞姿粗犷灵活，动作幅度大，情绪饱满。跳至时鼓手还常常伴以欢快的呐喊和激动的呼叫，波澜起伏的情绪和动人的场面，充分体现了壮族人民豪放、朴实的性格，抒发了他们纯洁快乐的思想感情，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欢快气氛。在壮族群众中间流行的抢花炮运动，比赛场面十分精彩，富于表演性，具有浓郁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其技术由各种各样的跑、跳、强截、传递、掩护等技术运动集合而成，它要求队员在训练和比赛中跑得快、跳得高、力量强、强截积极、突破能力强、掩护配合恰如其分等，从而能促进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等身体素质的全面提高。
（二）地域性、独特性
西南地区多为高山谷地。少数民族多居高山、谷地，生产水平不高、交通不便，信息较为闭塞，文化较为落后，同时受当地的宗教习俗的影响，产生的民族体育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在这片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和发展着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如贵州苗族多靠水而居，舟船是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在劳动生产中逐渐形成赛龙舟的体育活动，形成独特的“龙舟文化”。龙舟竞渡之俗，广泛流行于我国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千百年来，赛龙舟已成为民间一项规模宏大的民俗游艺活动。虽然古时赛龙舟不一定在端午时举行，但如今却大都在每年的端午节前后进行，每逢举行赛龙舟活动时，就像一次盛大的节日来临。开赛号令一响，龙舟犹如离弦之箭、出山之虎，奋勇争先，一往无前。
（三）民族性、传统性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产生以来，始终与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信仰相联系，世代相传，具有明显的传统性与民族性。
众多传统体育项目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经过锤炼、升华、继承和发展，形成内容、形式、时间、地点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项目。如著名的武术之乡凯里，苗族同胞男女老幼，每逢农闲时聚集在一起，翻杆子、练石锁、使枪绲、舞刀剑。在春节前后，村寨之间相互比赛，以武会友，联络感情。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容丰富，多姿多彩。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体育项目，每个民族的体育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体育文化受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各个民族的体育文化千姿百态，风格各异，其民族特点十分鲜明。在体育文化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上呈现着显著的民族风格。
（四）差异性、兼容性
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自身的体育文化内容与方式，这些色彩斑斓、具有浓郁区域特色的民族体育文化活动，使民族体育文化有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使民族体育文化具备了在民族间进行交流的可行性。[2]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项目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兼容娱乐、竞技、音乐、舞蹈为一体，各民族间的民族体育文化的交流往来形成了独具特色兼容并蓄的体育文化。如：苗族的踩鼓舞，苗族民间自娱性的《踩鼓舞》，是年节、喜庆集会，尤其是农历三月“姊妹节”时，必不可少的女子“鼓舞”。舞蹈时，先由一名少女边歌边走入场内，然后继续歌唱并击鼓伴之。歌词内容基本为召唤，如姊妹们不要错过时机，快来作舞等。随后，众多盛装的苗族姐妹便聚拢在鼓架周围，面对皮鼓踏节而舞。布依族的舞龙、土家族的摆手舞，虽然名称各异却都是在音乐舞蹈中完成体育竞技动作，它们既强身健体又愉悦身心，达到健身、娱乐、竞技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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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桂滇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调查与开发利用研究》（编号：10XTY007）的阶段性成果。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在今后几千年的发展中，又融合了法家、道家以及佛家的思想，最K形成了以“礼制”为核心的、独特的法律文化。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家族本位、伦理中心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 人们的行为必须维护家族的利益，符合伦理的要求。家族主义是指个人的行为必须以家族和家族利益为目的，个人必须服从于家族。张晋藩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因而宗法血缘关系对于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影响，尤其是宗法与政治的高度结合，造成家国一体、亲贵合一的特有体制。”家法与国法不仅在本质上一到致，而且适用时想通，凡属违犯国法的行为定为家法所严禁，反之，违反家法的行为也必定为国法所不容，由家法与国法共同组成的传统法律，是中国所独有的。伦理中心是对人们在血缘、辈份方面作出的规定， 也是评价人们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人一出生， 就陷入一个由血缘和地缘共同编织的人际关系的网络中， 这个网络构成了人们生活、劳动、交往的大致范围， 亲属关系成为人们主要的社会关系，亲情义务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方面，作为家庭成员，他们在严密的伦理关系的束缚下，几乎是做为家长的附属物而存在，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 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
（二）礼法互补，差序格局
中国古代最早的“礼”是原始社会祭祀的一种宗教仪式，随着社会的发展，“礼”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由于“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卑，确定了“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这样就有了一定的约束功能，因此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经过长期的演变，“礼”就由原来单纯的风俗习惯演变成了规范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人人必须遵循，“礼”就逐渐有了法律的作用，后来就以国家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便有了强制性。可以这样说，“礼”是法的核心内容，法只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社会中的“礼”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因血缘和地缘的不同，“礼”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它是以因人而异的等差性为特征的，它的作用就是论证等差的秩序和结构的合理性，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礼的等差性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际关系中的等差性，人和人的血缘不同，亲疏关系也就不同。这种以自己为中心所形成的有远有近的关系，就形成了所谓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具有极强的伸缩性，会随着位于中心的人的地位而有所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以自己为中心的格局却始终不会改变。
（三）无讼是求， 道德教化
无讼”理念提倡谦和、无争、互让互爱、道德教化，包含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和谐价值。首先，和谐是“无讼”理念追求的最高价值理想，也是调解最终的追求目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社会关系中协调与和睦是第一位的。民众往往以争讼为道德败坏的标志，以无讼为教化有道的标志。其次，古代中国人以讼为凶，以和为贵。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乡土社会为主的熟人社会。民众消极的诉讼观念使人们不愿用国家公权力来解决各种纠纷。在熟人社会中，民众处于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中，而法律所能处理的法律关系只是其中的某一方面或一小部分，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则往往被排除在外。因此，儒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各守本分、和睦相处，不为私利而争斗，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良好的社会秩序所带来的实惠和福利，这种和谐、安定、平静、有序的社会状态一直是中国人所崇尚和追求的。“无讼”作为和谐的表象和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自然也为人们所想往。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研习，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找出其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合理性和曾具有的积极作用，而且也可以从中领会到许多值得现在及将来借鉴的东西。
（一）“重义轻利”与现代社会的义利取向
儒家的义利观集中体现在“见利思义”和“义以生利”这两个观点上。“见利思义”，即是当一个君子面临利益关系时，要以是否合乎“义”为标准，来判断是否获得或占有这些“利”。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自律原则。这就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否则就是“见利忘义”。对于那些损害他人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获利机会，则一个正直的君子应摒弃的。
目前，我国已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的同时，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尽可能地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价值。另一方面，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不协调性，市场经济在发展初期还具有盲目性。市场经济提供的宽松的环境容易导致人们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至等腐败现象的出现。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们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需要重视的。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利”的同时，必须遵循一定的“义”的规范，达到了这个标准的经济行为就是将“义”与“利”统一的行为，就是合乎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行为。
（二）“无讼息争”与现代社会的调解机制
应当承认的是，诞生于儒家背景下的“无讼”思想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古代法学的不发达等等。这些缺陷无疑对当代的法制现代化是不利的，但是其中所蕴含的追求和谐的精神仍具有现代价值。“无讼”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秩序和稳定追求的集中体现。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原有的经济政治体制正在慢慢的瓦解，但是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调节人们之间利益的标准并没有完全的形成，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丛生的时期，因此，稳定就成为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秩序价值就有了现实的意义。
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人民群众的创举，也是我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一种继承和发扬。通过一些社会组织或是有资历的人充当“法院”的角色，进行调解解决一些社会纠纷，不仅可以维护当事人原本良好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压力，节省了司法资源。
（三）“民本思想”与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重民、贵民、安民、恤民、忧民、亲民、爱民等方面。告诫统治者只有以民为本，做一个贤明的君主，才能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尊重，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旦统治者“失德”，就没有资格也不符合“天意'来完成统治，新的、道德高尚的统治者也必然会取而代之。
如今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因此，我们在践行群众路线中要重视发挥传统民本文化的作用，借鉴弘扬传统的民本思想，古为今用，得出有益的启示，用新时代君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待群众，树立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和威信，用真情实感去爱民，启发我们一切为群众着想，重视民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狠刹“”，防患于未然，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我国很多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转变，这一变化有利有弊，文化在发展也会有失传的情况出现，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存在两个显著的问题，内容的多样性减少，传承的时间出现断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状况不容乐观，如果不加以重视，民族体育文化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我们要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研究，才能有效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
民族文化的传承包含两个方面，“传”是以研究对象为基础，并对研究内容充分理解和掌握；“承”是在认识研究对象后，以“传”的价值为基础，“传”主要是研究，而“承”更多的是价值的依据[1]。因此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必须站在历史的角度，准确的把握历史的流变。
二、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状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受运动形式和所处区域的差异而有很大的区别，肖宁根据这一体育文化现象进行划分，比如家族血缘性传承，收徒拜师性传承，宗教信仰性传承和地域民俗性传承。
（一）家族血缘性传承
我国维吾尔族的特色突出且历史悠久，是一种文艺体育项目，表演者多穿戴自己民族的服装配饰，伴奏是维吾尔本民族的音乐。“达瓦孜”的传承中主要是在新疆和田地区的墨玉县，目前“达瓦孜”也得到了有效的传承和发展。“达瓦孜”和杂技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使得“达瓦孜”的艺术性和整体难度都有了较大提高。“达瓦孜”的学习也让它本身走出了家族血缘的领域，而且，这一体育活动对学习者的要求更高。类似的项目还有许多，如太极等。
（二）收徒拜师性传承
“艺”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占相当大比例，比如“武艺”就是一门深厚的学问。而且，还有很多与“艺”相关的体育运动都比较博大精深，如口技技艺中的“艺”等其余形式的“艺”。我国历史中，“艺”也有是为了谋生而不得已进行的活动，如“卖艺”。因此，教授和讲解的内容不仅是一种技艺，也是一种神圣的职业。收徒拜师这种体育文化的传承也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渠道。
（三）宗教信仰性传承
宗教一般都以具体的某些身体活动相联系，体育中也有宗教信仰的起源这一说法。宗教的形式不管是原始的或是现代的，大多在祭祀时都需要借助很多的身体活动，但是也不排除将其作为防身护教的情况。在我国的道教和佛教中对此都有较突出的表现，道教的内丹，佛教的内功等。宗教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一定规范意义的标准下进行传承的，况且原始宗教的一些武术正存在着挑战。
（四）地域民俗性传承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不同地域表现出来的文化习惯也存在着差异，民风民俗中的风土人情和习俗都有不同。比如乡村中的体育文化活动与城市地区的体育文化，偏僻地区与繁荣地段的民风民俗，内陆与沿海的民族传统体育在进行实践训练和发展传承的过程中，就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2]。传统体育项目的表演和竞技一般都能衬托出节日的热闹与活跃气氛。这种传承方式中也存在拜师学艺的情况，但还是大多以休闲和娱乐的目的为主导。
三、如何构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体系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性已经不容忽视，因此维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任务也刻不容缓，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发展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式构建良好体系：
（一）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扩大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优秀的，良好的传统体育文化以文字，图像，音频等方式保存下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历史的沉淀，体现着各个时期的风貌，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最好可以结合时代背景来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体是人民，同时还有必要对人们的心理活动和喜好程度进行有关研究。
（二）学校应该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开设一些课程，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把出色的传统体育文化引入教学体系，让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将具有本民族艺术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引入课堂，使得该地区的民族文化更加丰富多样，同时，也能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完整，有序发展，让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健康传承。
（三）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可参入旅游业的成分，建设有意义的体育文化项目。如把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存于乡土气息浓厚的村庄，在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时，还能促进经济发展。体育文化村的建立让民族传统文化在该地得到一些民族体育文化的熏陶，对村民体育意识的增强和附近地区体育事业的扩大都具有重要意义。设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以让民族传统成为一种流动的文物在民间传承，提高人民的文化保护意识。
（四）在企业或政府下设民族体育文化表演队，可以在某些民俗节日中起到渲染气氛，活跃民情的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丰富的民族文化，需要我们更多的了解和发现，仅保存在乡村是不够的，城镇同样需要了解。通过设立民族体育文化的表演团队，能激发更多人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热爱与欣赏，并宣传企业与政府积极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优秀表现。
（五）在体育院校增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这一内容，以专业的教学方式来增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水平。体育专业生是人民群众中能够对体育文化有更多了解的人士，体育专 业生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了解程度一定意义上影响到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提升水平[3]。因此，高校应对体育专业的学生加设这一学习内容，增强人民体育意识，进而提高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学习水平。
四、结束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祖先留给后世不可多得的财富，怎样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研究是当前必须面对的课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方式是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前提，由此可见传承模式研究的重要性。另外在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式的研究应该注意到我国体育的特点，结合我国实际来考察研究，通过正确合理的方式才能科学，全面的归纳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应用的传承模式也必定有所区别，但是，传承的始终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将其贯穿于整个研究的过程，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7-0109-02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特征与各个民族的社会生存环境、地理自然环境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各个民族表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体育风貌。另外即使是同一民族、同一地区，因为劳动和生活的环境不同，其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会表现出各自的风格和特点。如各种形式的龙舟竞渡以及土家族不同跳法的摆手舞就是例证。因此，我们力求探究影响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演变的自然、社会环境因素，并总结出决定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演化的模式与运行轨迹，以推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可持续的发展。
一、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区域性特征源于所处的地理环境
1.东西方地形的区别，形成多样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国的地势自东向西由低到高，地势相差很大，这样的地势构成“三大阶梯”。我国地理环境山脉纵横、平原辽阔、海岸延绵，这样多样的地理环境就形成了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多样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东部有宽广的平原和丘陵，属于第一阶梯，这里水系发达，河流纵横，湖泊遍布，造就了当地少数民族驾船驭水的本领。传统的水上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如傣族、畲族、壮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的捉鸭、龙舟、漂流等。技艺高超。西部高原以东的太行山、大兴安岭、长江三峡等地，海拔多在1000～2000米，属“第二阶梯”，崎岖的山路，交通不发达、不便利使当地的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练就了攀藤附葛、爬山越岭、荡索渡涧的好本领。青藏高原海拔在4000米以上，为最高的一级阶梯。因其地势较高，为了适应气压低、高海拔的环境，当地的藏族等少数民族经常开展“登山”、“达玖”、“朵加”、“碧秀”等对肺活量和耐力有较高要求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2.我国南北纬度跨度大，气候差异显著，形成不同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国气候从北到南有寒温带，也有热带。由于气温的差异使各个名族形成了特色鲜明、风格突出的体育文化差异。比如北方和南方，东北地区气候相对来说比较严寒，冰山项目、冬泳等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体育项目。而南方的体育项目确实与北方截然不同，比如，云、贵、川的各民族地区四季如春，体育项目方式：冬天在广阔的地面上打陀螺；夏天在田坎上、树荫下摔跤、扳手腕、顶扁担；秋天在收割后的稻田里及打谷场上打腰鼓；春天登高踏青；等等。
二、民俗宗教仪式孕育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本体性特征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的宗教活动一般包括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古老图腾崇拜经过时间的推移演化成了祖先崇拜，它体现了人类对远古祖先的敬仰，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意识的进一步提高，是由灵魂信仰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图腾崇拜是发生在氏族公社时期的一种的现象。其崇拜物以动物居多，图腾主要出现在旗帜、族徽、柱子、衣饰、身体等地方。如浙北水乡民族传统体育就具有吴越民族龙图腾崇拜风采。自然崇拜是指人们对飞禽走兽、山河湖海、风雨雷电等一些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的崇拜。根据资料记载证实了彝族体育与本族笃信的原始宗教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彝族以十月历为历法，每到年终岁月交替之时，都要举行祭祀天地神祖的仪式，这些仪式包括打陀螺、跳火绳、跳高脚马、耍狮子等，这些祭拜神灵的祈祷方式，使传统体育项目获得了进一步的延伸。
三、生产方式造就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异质性特征
1.游牧民族体育文化。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游牧民族指的是以这种生产方式而生活的民族。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由于其特殊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一些别具风格的体育项目，他们以赛马、赛牦牛、赛骆驼、赶牛、绳索套马、挥杆套马和甩牧羊鞭等为主，需要人和动物的默契配合，并构成了游牧民族传统体育的主要特征。
2.在中国北方及西部的广阔地带，畜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互相融合生活在一起，农业和牧业交错分布。在这一生态复合体所在区域里，并存着以农业、林业、草业和畜牧业生产力主体的多种生产方式。如在北方生活的满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大多沿袭着畜牧与农耕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这种较动荡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了比较彪悍、勇猛的习俗。充分体现出各民族的独立性和特点。
3.农耕民族体育文化。农耕文化由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主，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逐渐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尤其是贵州的水族是最典型的农耕民族，以种植水稻为主，故民族传统体育也含有浓浓的农耕文化与特色，例如，扭扁担、顶扁担、扳腰等。这些传统体育游戏，多半是在田间地头进行的。或者劳动休息的时间，可以在地上画一个简单的棋盘，随手捡几颗小石头、苞谷、黄豆、草棍之类的当棋子，可以厮杀一番。从以上可以看出水族传统体育活动大多仍与农耕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1.转变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充分发挥民族传统体育的经济功能，打造包装一些表演性强、趣味性高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抢花炮、打陀螺、高脚竞速、摆手舞等，并大力宣传，广邀游客。这样不仅可以使游客游览当地的自然风光，参与当地特色体育活动，体验当地的民族风情，也发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旅游文化事业。
2.挖掘整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对于一些濒临失传、锻炼价值高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资源整合、挖掘和推广，尤其是一些具有明显特征的、民族特点浓厚的项目。如傣族的孔雀舞、象脚鼓舞，蒙古族的马刀舞、筷子舞，苗族的铜鼓舞、芦笙舞等，对一些没有科学依据、落后的，与现代文明相悖以及带有迷信色彩的项目应摒弃，如江湖上流传的吐火龙、油锤贯顶、上刀山、下火海等。
3.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实行产业化开发。文化的发展要提升质量和高度，是以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先进的经济形态能促进先进的文化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多与当地的生活生产相关联，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另外它又与当地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有良好的共生性，利用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共同构成产业开发链。这是在外来文化强烈冲击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一条新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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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172-01
莱芜梆子传统戏经历了二百多年发展演变。从地方小曲发展到今天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保护戏曲。发展过程满足了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需求，在戏曲发展中逐渐融入了莱芜地区的地方语言特点，生活需求、文化教育发展等诸多地方因素。逐渐形成了地方戏的民间艺术戏曲，其来源于群众，地域性强是人们生活中的娱乐方式之一，以广大群众参与为主，具有浓郁的民间传承性，莱芜梆子传统戏的发展在民俗学、社会学、人文学、文化艺术等研究领域中都有着重要的体现。
一、文化艺术特征
从莱芜梆子传统戏的艺术发展看，贯穿着莱芜地区的历史发展，融入了莱芜人民的力量，传统戏的发展离不开莱芜丰富的文化底蕴的积淀，造就了传统戏独特的民俗艺术文化，有着浓郁的地域性发展；从内容看，传统戏曲的内容涉及面较广，分为袍带戏和生旦戏，前者包含皇帝、爱国、清官、忠臣戏等内容，后者包含爱情、人生、伦理戏等内容，用戏曲的形式把社会各个层面歌颂真善美、鞭策假恶丑的社会现象具有社会娱乐性；传统戏的表现形式幽默风趣，大量运用民间歇后语，使语言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郁，有利于人们欣赏理解，加强了观众的观赏性；传统戏建国前共有324出，建国后演出的剧目共有158出，改变移植的传统剧目56出，包含了地方歌舞和说唱艺术形式，与当地人文风俗结合起来，大批的民间剧团成立，加强了地方群众的积极参与性；传统戏的流传形式从形成一直都是口传心授的形式，直到现在大部分民间剧团一直在沿用这种教授模式，自1956年剧团正式成立，才开始抢救性政策，剧团实行曲谱记录剧本。记录老一代艺人的戏曲知识，更准确的学习传统戏曲的精华，具有重要的传承性。传统戏曲独特的地方民间艺术唱腔，丰富了莱芜人民的生活，自2008年申遗成功，成为莱芜人民传承和保护的重要戏曲艺术形式。
二、社会价值
（一）从审美方面，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审美艺术，黑格尔“一部音乐作品的生命实际存在要靠每一次的重新演奏”。戏曲也是这样，戏曲创作者把他的审美思维转化为艺术作品，它的审美价值在戏曲中是一种潜在性的，通过观众欣赏转化为审美功能。传统戏内容来源于生活，包含社会发展各领域。通过戏曲的形式反映当时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对生活的不满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在旧社会人们娱乐的方式很少，戏曲的出现是他们娱乐的主要方式，通过戏曲传播，人们了解并接触审美，从传统戏中最主要的戏词、服饰、表演动作都与当地的方言生活相联系，莱芜属于北方，语言发音比较呆板、平直豪放，不像普通话那样柔和，戏曲语言与地方方言相结合，语言通俗易懂，动作简单易学，在保持了莱芜梆子传统戏曲的特点外，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传统戏曲的审美思想真实体现了当地社会发展。
（二）在文化艺术价值方面，艺术“是人们实现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反应，也是艺术家知觉、情感、理想意念综合心里活动的有机产物。在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类精神领域内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莱芜梆子传统戏经历了二百多年的流变，这种戏曲形式来自于人民生活，也对人们的艺术精神直接产生重要的影响。人们也通过戏曲形式反映他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莱芜梆子传统戏是由当地民间歌舞演逐渐变而形成的，包含了多种地方艺术元素，高亢激昂的唱腔、地方方言与戏曲相结合，表现出了浓郁的地方文化艺术，形成了独特的莱芜地方民间戏曲艺术，代表了莱芜地方的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特点。
（三）在教育方面，莱芜梆子传统戏的内容一般都是颂扬“忠、孝、节、义”方面的道德观，在观看过程中就从潜意识中形成了正确的道德观，形成了正确道德理念，戏曲是一种大众性的戏曲艺术，戏曲题材来自于生活劳作之中，内容丰富、人物刻画的生动逼真，反映现实生活。加强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对错区分，传统戏表演形式风趣幽默，善于表现人们的生活，生动活泼的戏曲语言，巧妙的运用歇后语与风趣的打比喻，是传统戏剧重要的喜剧因素。传统戏说唱口语化、通俗化，贴近百姓生活真实的生活气息。在感情方面爱憎分明，农民的朴实豪迈的性格，形成对感情表达方式的直接性，传统戏曲中很多都是教导人们养成真确道德行为的戏曲，传统戏曲不仅丰富了广大人民的精神的食粮，更引导人们行为规范养成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