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09:27:22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简述德育的内涵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在分清庙宇建筑的类型同时，也要了解重庆地区庙宇建筑形成的时间。以宗教建筑为例，佛教建筑传入中国大约是在汉代，从北方渐次传到南方。巴蜀地区早期佛寺大概是在蜀汉晚期。道教是本土宗教，源于春秋战国，东汉时期出现了各种道教组织，巴蜀地区的道教则是由五斗米道于东汉时期首先扎下根，重庆早期道教场所的代表有三清古洞。基督教在中国传教有四次，第一次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第二次为元朝，第三次是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第四次是在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后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传播发展开来，重庆天主教堂的代表是始建于1893年的若瑟堂。伊斯兰教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信奉的宗教，传入中国的说法很多，隋唐时期国家开放，丝绸之路为伊斯兰教的传播打开了大门。重庆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较少，在主城最具代表性的清真寺是在明万历年间侍郎马文升主持修建的，原分三寺，中兴路寺院为西寺，另有南寺(今重庆剧场址)、北寺(今江北区域内)。1940年，南寺被日机炸毁，1982年对清真寺进行了全面培修，建筑更具特色。宗庙、会馆性质建筑的形成时间大多跟移民潮有关。由于战乱、政权变更等原因，中国历史上有几次人口大迁徙。重庆历史上的移民分别有巴人移民建立巴国政权，僚人大迁移，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湖广填四川，抗战移民，三线建设移民以及当今的三峡大移民等。据考证，重庆地区历史上属巴，被中原人称为蛮夷，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早期移民的可能性较小。而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特别是明代张献忠屠川，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
移民当中以湖广行省、贵州行省等地最多，还涉及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人口达到百余万。这几次移民是重庆地区宗庙、会馆性质建筑的始端。因为贸易等原因，很多古镇成为这些移民的聚居地，从而建设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庙宇建筑。重庆古镇的形成和庙宇建筑相互依存，因果相连。古镇的形成是因该地建有寺庙，寺庙是聚集人气的地方，开始是香客前来烧香礼佛，随之在庙宇的周边便有了各种商业行为，成了人们交流和沟通的地方。而有些庙宇则是随古镇的形成而形成的，这些庙宇建筑多建于古镇之中，基于便民的原则建造起来。现在重庆全市开放的寺庙共83座，道教活动场所13处，天主教教堂57处，基督教教堂50余座，伊斯兰教清真寺8座。
二、重庆古镇庙宇建筑的文化艺术内涵
重庆古镇庙宇建筑的文化有内在艺术内涵和外在艺术内涵。内在艺术内涵表现在精神方面。建筑艺术是社会某一时期人类思想、生活、艺术等在建筑实体上的凝固。艺术影响宗教、伦理等，这些生活理念又投射到建筑文化之中。艺术有个性，艺术作品往往体现的是建筑师的哲学观念、建筑艺术、内在审美和建筑形成的过程和思想，人类智慧与艺术结合产生了适应时代潮流的建筑。建筑并不是简单的建房子，而是一种艺术方式的表现，建筑风格的变化也是艺术风格的变化，展现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气息与重庆地区建筑艺术气息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
外在艺术内涵主要表现在物质方面。建筑和艺术是不可分的，建筑是艺术的外在表现与载体，建筑综合了各种艺术，包括绘画、雕刻等，还融合了历史、政治经济、音乐、物理化学等，生存环境、方式及建筑技术材料都影响着艺术的表达方式。重庆古镇庙宇建筑因其生存环境的不同，所采用的原材料也不同，使建筑艺术有了更具特色的外在表现。重庆古镇的庙宇建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建筑中的文字、绘画、传统技艺上，超脱了功利是非，是对人生、社会现实清醒、冷静的理性思考。在讲究秩序协调、怡然自适的同时，又包含积极进取的精神。明清后思想自由受到束缚，在建筑上的表现便是中规中矩。审美艺术从由简向繁、由繁向简的过程，是功能的需要，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重庆古镇庙宇建筑在宗教政治经济上的需要让人有了想象的空间，艺术作品的精神不可能摆脱环境的影响。其次表现在居住环境的风水艺术上。风水现在被理解为环境科学，分为自然环境和人的心理环境。在居住上追求和重视环境保护，正所谓“山水养人、人养山水”，现在来看，这其实就是朴素的生态学。
重庆将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相结合，在江河湍急的岸边山上修建寺庙，有利于对航行的人起到警示安慰作用。藻井在寺庙中的运用，饱含着古人的智慧。中国古建筑的色彩、装饰构件、群组方式等，追求自然和谐，天人合一，尊重环境，因利择宅，就地取材的原则，与音乐、绘画、诗词等相契合，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想象、领悟、意会空间。“意境”是中国古建语言独有的，追求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的境界，通过宗教的形象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激发人的想象，营造出建筑语言的艺术空间。这种意以象尽，得意而戽象的理念，使人与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物质与精神相互转化、互为影响，将文化与建筑，抽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体现得彻底、涵盖得广泛，散发人文气息。
三、重庆古镇庙宇建筑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数学简洁美蕴含多元素的和谐统一
亚里士多德曾说：美的主要形式就是秩序、匀称和确定性。在数学学科领域就是特指数学内在规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变与不变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放之四海而皆准可度量可陈述的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数学美是一种完美和谐的、抽象形式的艺术美，是自然美在数学中的反映。
现实世界最完美的数学公式——欧拉公式之一：eπi+1=0。在这个极其简洁的数学符号所建立的公式中，自然对数的底“e”含于其中；最完美的平面对称图形圆中所隐含的圆周率“π”，也是研究圆最重要的常数含于其中；部分到整体求和的重要运算符号“+”含于其中；最公平的数学关系符号“=”含于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元“零元0”和“单位元1”含于其中（也是构建群、环、域的基本元素）；使数轴上的问题扩展到平面的虚数单位“i”含于其中。通过运算规律和法则将具体运算与形式运算合为一体。
二、数学简洁美内化于以简驭繁的过程中
朴素、简单是其外在形式，只有淳朴清秀，又底蕴深厚才算得上美。美，本质上是简单性。
数学理解和运算中许多的复杂关系都归结于神奇的“1”。1是自然数的基本单位，学生在理解自然数列时，发现连续自然数每相邻两个自然数之间相差1。学生启蒙阶段认识自然数时是与实物一一对应一个一个地数出阿拉伯数字；在认识小数阶段时，把一个整体平均分成10，100，1000，……等份，从每一份的小数基本单位0.1，0.01，0.001，……作为认知的逻辑起点；在认识分数阶段时，把一个整体大到宇宙万物，小到层子均可视为“1”，即自然界的一切物体均可数学化为“1”；在计量空间图形大小时，均从长度单位：1m、1dm、1cm、……，面积单位：1m2、1dm2、1cm2、……，体积单位：1m3、1dm3、1cm3、……；角的度量单位1°开始。寻找“1”个单位量，我们便可以量化世界万物量的多少和空间大小，对大量的感知需要转化不同的单位量进而在比较中认知（对200000秒的认知可以转化为约几个“1日”体会时间的长短），当人们认知领域不断拓展后，会寻求更高级别的单位量进行刻画，例如，把巨大空间的两个星球之间的距离用“1光年”作长度单位。
数学问题的解决表面复杂但其本质存在简单的一面，多角度多层面寻求简洁解法给人以心旷神怡的愉悦之感。
案例1：比赛场次问题——有12人参加乒乓球比赛，人人见面共比赛多少场次？面对这类数学问题时，因个体差异可能会采用“推算”“估计”“操作”等不同思考角度尝试解决，经历足够的思考过程后，产生“从简单入手，寻求规律”这一有效策略方法。例如：采用以下画图方式发现“比赛场次等于从1起到比参赛人数少为1的连续自然数之和”的规律。运用图示推理思维方式构建找规律模型，形成以此类推的穷尽思想方法。在整个过程中体会“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哲理（如图1）。
案例2：连乘问题——每个方阵有5行，每行有4人，3个方阵一共有多少人？犹如韩信点兵，可任意调度布阵而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如图2）。
方案一：按3个方阵布阵，先算每个方阵人数，再算三个方阵人数（如图3）。
方案二：按A、B、C列变行不变列合并1个大方阵，形如图4：
方案三：按A、B、C行变列不变，行合并1个大方阵，形如图5：
表面形式演绎复杂，但其数学本质则呈现出简洁“行×列”的乘法意义。几何直观的表达为后续长方形面积认识作了数理铺垫。
三、数学简洁美凸显于协调一致的外形上
部分与部分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协调一致就是美。黄金分割（黄金定律）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比值是0.618揭示了人体外形美以及按黄金定律设计建筑物的外形美。
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美丽的图案，透视其数学本质都归为对称性。例如美丽的蝴蝶图案、平静湖面荡起的圆纹图案等。
数学本质核心是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数”；二是“形”。这两个方面既保持独立属性，又存在一种完美结合，数依赖于形而直观，形依赖于数而微观。
点阵中的规律揭示出平方数的奇偶性和对称性（如图6）：
满足勾股定理的一组数：a2+b2=c2，a，b，c均可用Rt直观地呈现出三者间的关系。达到数形的完美结合（如图7）。
作者：刘林 刘诚香 单位：四川理工学院体育部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除了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外，人自身的身心和谐发展是根本，人的心理状态是生理功能的内在表现，对生理的改造过程必然导致心理的发展。大众健美操融生理学、解剖学、人体造型学、体育美学等多学科理论于一体，已真正融入现代人的日常休闲生活。进行大众健美操锻炼时，脑部血液和氧气供应充足，体内各种酶活性增强，血糖水平增高，有利于加速疲劳的消除，使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精神焕发，不仅能全面提高群体的身体素质、增进健康、塑造健美形体，而且使人的心灵和性情得到陶冶和改善，情绪愉快而稳定，身心得到全面、协调和健康的发展，是使“身心合一”的完美体现的较佳途径之一。
通过大众健美操运动，可以提高练习者的工作和学习效率，开发人的潜能，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塑造身心和谐发展的优秀公民；有助于适应当今社会高频率、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带动社会步入一个健康、和谐的发展轨道，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身心合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人本精神”与“和谐文化”的辩证统一性。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体育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思想，使运动价值从群体的政治需要转向人类自身的根本需要；从社会的强制性功利需求转向个体健康幸福生活的主动需求。“以人为本”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这种伦理价值取向是构建和谐社会体育伦理价值的基石。这种主流文化价值正是和谐社会建设中所积极倡导的，其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人体自身的和谐，包括躯体、心理、智力与道德之间的和谐。
大众健美操运动恰恰蕴藏了“人文和谐”的哲学内涵，她的内涵是精神的健美，使练习者懂得用欢乐的运动规律来超越法则的束缚，娱乐身心、缓解压力，在心理境界提升的过程中，能正确审视自己的优缺点，扬长避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保持与促进生命和谐发展的积极意识与健康行为，并在健身健心的同时也提高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水平，增进了人际情感交流。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与“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在指导人的发展过程中，有殊途同归之功效。
这种多元价值观逐步形成和谐社会建设中所倡导的和谐文化，指引人们的运动意识、运动动机及审美情趣熔铸到和谐社会建设中来，通过各种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使人的思想和行为在潜移默化中反馈到生活、工作中去，能动地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因此，大众健美操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时尚运动，更是一种和谐文化，在其适应本土文化和个体需求的融合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和谐体育文化特色，促进人文和谐发展。健美操运动中体现了从立足个体为中心的增强体质和美感体验价值观上升到以群体和社会为中心的社会需求和伦理道德价值观,同时也是服务于个人的和谐心理和对身心健康的知性探求。健美操能在我国开展、流行并且盛行的众多原因中，其蕴含的体育哲学内涵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12）-0041-04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资源分布、城乡差异、市场规模等空间差异构成了区域金融存在的客观基础。基于此，众多学者对我国区域金融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迄今为止并未形成系统的区域金融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区域金融更多是以概念的形式出现在学术研究当中，而且对于区域金融内涵的理解也未形成统一认识。基于此，本文在综合分析国内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区域金融内涵、研究框架和主要研究内容作进一步梳理和探讨。
一、区域金融的内涵界定及其演变
我国区域金融研究正经历从现象描述到内因探讨、从单一主题研究到多视角研究的繁荣过程，迫切需要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尝试，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的研究以张军洲（1995）为代表，主要关注区域金融差异和空间分布。他指出，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需要从空间差异、金融结构差异、吸收和辐射功能差异、环境差异四个层面掌握区域金融的内涵。此后，殷德生（2000）、支大林（2002）、刘仁伍（2003）、杨德勇（2006）等从不同角度对区域金融展开了研究，但是，在对区域金融内涵的理解上基本沿用张军洲提出的观点。这一时期区域金融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差异和变动规律，金融结构差异、差异互补和相互关联是这一时期区域金融关注的焦点。
第二阶段的研究以郑长德（2005）为代表，他将大国背景、区域经济特征等要素作为区域金融研究的基础，认为区域金融是“大国经济条件下，一国金融结构与金融运行受区域经济运行和宏观金融政策影响而形成的若干具有不同层次、不同形态、不同功能的金融运行区域，这些不同金融区域具有明显的区域经济特征”。与早期对区域金融内涵的理解相比，这一界定涵盖范围更广，研究视角更宽。首先，在区域金融的划分标准方面，突出在大国经济条件下与区域经济相结合作为区域金融的划分标准，突破了之前单纯以金融（空间）结构差异作为单一划分标准的方式，区域经济成为区域金融划分标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强调了宏观金融政策的区域效应，将金融政策的区域效应纳入区域金融研究范畴，拓展了区域金融的研究视角。第三，在研究框架构建方面，基于对区域金融内涵的理解，从区域金融差异、区域资金流动、区域金融成长等九个方面系统总结了区域金融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指出区域金融差异、区域金融合作和区域金融成长是区域金融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无论深度、广度都更进一步。
第三阶段以蒋三庚（2014）等为代表对区域金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们主要从区域的内涵入手，认为区域金融的空间结构要突破传统的地理空间范畴，将经济空间、货币空间、资本空间和金融空间纳入到区域金融研究框架中。此外，他们从核心问题（应用层面）、基础问题（理论层面）、关联问题（跨学科的潜在问题）构建了区域金融理论研究框架。在核心问题层面，主要涉及金融空间结构、金融流动、区域资本市场、区域金融中心和区域金融合作等相关研究课题；在基础问题层面，主要研究区域金融的新兴形态（产业金融、互联网金融等）、区域金融制度、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区域主体行为、货币流动主体的微观作用机制等；关联问题层面主要关注区域金融与地区利益协调、金融支持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二、区域金融研究内容和框架设计
综合既有文献可以看出，区域金融并不是“区域”和“金融”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将区域与金融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观察，分析其产生、发展、运动的规律。从区域金融的研究范畴来看，区域金融既要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资源、结构和运行在空间上的静态分布和现状特征，更需要探讨金融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和动态演变，在准确认识和掌握区域金融现状特征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为促进区域金融发展、实现区域和谐提供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相比研究区域金融的静态表现而言，对区域金融的影响因素、金融空间差异的内生形成、未来发展趋势演变等更应成为区域金融研究的核心热荨
在研究框架设计上，尽管众多学者按照不同的逻辑尝试构建了区域金融研究框架，但是在分类的科学性、研究视角的完整性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本文认为，从区域金融发展的自身表现、动力机制以及影响效应三个层面构建区域金融研究框架，可以尽可能丰富区域金融研究内容，并明确区域金融的研究边界。自身表现层面，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区域金融差异的客观存在与现实表现、区域金融要素的空间分布、区域金融实力评价、区域金融中心的区位选择、区域金融相关制度等静态问题；动力机制层面，主要研究区域金融现状特征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从而对区域金融未来的发展做出正确研判，具体包括区域金融差异的内生形成及影响因素、区域金融差异的演变趋势、金融空间结构的形成原因、金融集聚和金融中心区位选择的动力及影响因素、金融政策区域效应的产生原因等；影响效应层面，主要研究区域金融发展演变过程中对其它经济变量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和路径机制等，比如对区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等的影响效应和路径机制。
三、区域金融研究的主要视角及进展
（一）区域金融差异的形成与测度。区域差异的存在是区域金融研究的逻辑起点，主要围绕以下三个角度展开：
1.区域金融差异的测度与评价。在区域金融差异的评价指标方面，学者们大多是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层面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而在实证文献中或是通过具体指标研究区域金融差异时，金融相关比率（存款或贷款与GDP的比率）得到广泛应用。在分析方法上，普遍采用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层次分析、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熵值、灰色关联度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区域金融差异进行具体测算。在研究范围上，针对省域层面的研究较多，也有部分学者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分别进行实证分析。
2.区域金融差异的形成与决定。在一个非均衡发展的大国经济体系中，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制度环境、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都会造成不同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概括而言，区域金融发展差距的成因可分为外部因素和内生因素两个层面，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府行为、法律制度等。内生因素主要指随着各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而变化的各种因素。就转轨经济而言，我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形成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即区域金融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为、制度安排和政策选竦取2还，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的参与行为短期内促进了区域金融发展，但政府行为的不适当和边界不清晰，不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需要调整地方政府的角色和功能，确定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合理边界。除了研究政府行为对区域金融差异的影响外，法律环境、宗教、文化、地理等外生因素也受到关注。
3.区域金融收敛的形态与实现机制。大部分研究结论支持区域金融存在收敛趋势，只是在具体的收敛形式方面有所不同。赵伟、马瑞永（2006）认为中国区域金融差距总体上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即呈现“倒U”型收敛态势。陆文喜、李国平（2004）的研究则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具有阶段性、区域性和俱乐部三大收敛特征。孙晓羽、支大林（2013）认为我国区域金融差距变动具有收敛趋势，且收敛速度较慢。黄桂良（2011）对区域金融收敛的实现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将区域金融收敛的实现机制总结为三条路径，即区域内部资本流动机制、金融创新扩散机制和金融制度创新机制。
（二）金融的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金融的空间结构是区域金融研究的前提和突破点，也是当前区域金融研究的核心问题。一般而言，金融的空间结构包括金融机构空间分布、金融资本空间流动、金融系统空间状况等结构。在传统观点的基础上，蒋三庚、宋毅成（2014）突破了对金融空间结构的常规认识，从区域金融的角度拓展了金融空间结构的内涵，指出区域金融的空间结构还应包括经济空间以及金融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机制。
除此之外，金融空间结构或布局的形成机制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王辰华、王玉雄（2005）将我国金融机构空间布局的形成原因归结为金融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和我国区域金融差异由外生化转向内生化的集中反映。吴朝霞、王沐钒（2011）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地区经济市场化水平、二元经济与一元金融调控政策的矛盾、金融支持的地区差异、金融微观主体的效率原则几个方面阐述了金融空间分布不均的深层次原因。王认真（2013）认为区域间初始要素禀赋决定了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如果区域间初始要素禀赋、市场消费规模、贸易成本、技术和开放度是不对称的，则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呈现非均衡。
（三）金融集聚的决定因素与影响效应。金融集聚是金融流动的必然结果，金融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将形成金融集聚区，一个组织健全、功能完善的金融集聚区，对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金融集聚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集聚水平测度、类型、动因及效应等方面。茹乐峰、苗长虹、王海江（2014）认为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是我国金融集聚最为显著的区域，全国金融集聚态势正从金融集聚中心向邻近区域扩散，并逐步向中部和近西部地区城市传播。在金融集聚的形成动因方面，黄解宇（2011）认为金融集聚是产业集聚的伴随物。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地理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人力资本、信息外溢等都被证明对金融集聚产生显著的影响。
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献较多，相关研究结论基本支持金融集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在具体的作用机制上，金融集聚的扩散效应、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常被涉及。在实现路径上，全要素生产率、工业生产率等被证实与金融集聚关系密切。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收入分配等角度。
（四）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金融中心是金融资源在空间配置而形成的一种集聚状态。早期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路径上，普遍认为，资金集聚和配置功能是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金融集聚和辐射功能是其核心功能。冯德连（2004）系统研究了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动因，他指出金融中心成长的动力主要是由两种拉力、三种推力和政府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两种拉力是指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三种推力则是指供给因素、历史因素和城市因素。金融中心的区位选择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潘英丽（2003）运用区位选择理论分析了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并进一步分析了金融机构对金融中心的积极效应，不过她并未指出地理区位对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具体影响机制。陈祖华（2010）进一步指出由地理位置所产生交通优势、时区优势、地点优势和政策优势对于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作用，但是他认为区位因素只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外生变量，金融集聚因素才是决定金融中心能否形成的关键内生变量。
在近几年的国内研究中，学者们开始重视政府和制度创新在区域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杨长江、谢玲玲（2011）指出政府在创立启动机制、强化良性循环、退出低效“闭锁”等方面对金融中心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闫彦明等（2013）分析认为政府、市场这两只“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金融中心长期演化与发展的过程发挥核心作用。
（五）金融政策的区域效应与差别化调控。货币政策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长期以来具有相对独立性和高度统一性。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地区经济差异愈拉愈大，整体经济同质性逐渐被地区经济差异性所取代，由此引起了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广泛关注。张晶（2006）、蒋益民（2009）等证实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客观存在。更多的研究则是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解释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原因，普遍认为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
关于区域金融调控政策的研究大多关注货币政策差异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大致形成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为解决金融调控政策区域异质性问题，在坚持统一性的前提下，金融调控政策应该保持适当的区域性和差别化操作（孙天琦，2004；范祚军，2005；冉光和等，2007；郭立平，2013）。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从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协调发展角度解决金融调控政策区域异质性问题（王维强，2005；刘明、陈秀枝，2007；黄飞鸣，2011）。第三种观点提出了区域货币政策的单一解决方案效果并不理想，要将货币政策区域性操作融入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思路。
（六）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上。孙晶（2013）从区域金融发展的溢出效应角度分析了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她指出区域金融发展的溢出效应可分成本地溢出和跨区域溢出，二者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各不相同。本地溢出效应主要通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机制、信息管理机制、成本管理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四大内生微观机制作用于资本e累和技术进步，从“质”和“量”两个层面共同推动本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区溢出效应通过区域金融发展中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地区金融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在区域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上，并未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郑长德（2003）、马瑞永（2006）、董绳周（2007）、杜云福（2008）等研究结论支持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艾洪德（2004）、王景武（2005）等的研究则表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相互抑制的关系。华晓龙等（2004）、陈茹s（2007）、陈正凯（2007）等通过研究得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不明显的结论。
四、总结评述与展望
总体来看，目前并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区域金融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相关研究呈现出“重现象描述轻理论探讨”、“重实证研究轻逻辑思辨”、“重借鉴利用轻自主创新”等特点。具体来讲，理论体系建构层面，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的思想创新，主要停留在对区域金融现象的描述和单纯的政策建议上，未能建立区域金融研究的理论架构，对区域金融差异演进规律、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等研究不够深入和细致。比如，由于我国还处于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随着利率的放开，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区域金融市场的资金价格、金融机构行为的区域差异等亟需进一步研究。在实证研究层面，虽然大量的数据和前沿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工具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因此，对方法选取的适用性、模型的合理性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对同一问题的分析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影响了对区域金融现象的理解和区域金融理论体系构建。
参考文献
[1]崔光庆，王景武.中国区域金融差异与政府行为：理论与经验解释[J].金融研究，2006.（6）：79-89。
[2]黄解宇.金融集聚的内在动因分析[J].区域金融研究，2011，（3）：26-30。
[3]蒋三庚，宋毅成.金融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动态，2014，（8）：97-105。
[4]茹乐峰，苗长虹，王海江.我国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与空间格局研究[J].经济地理，2014，（2）：58-66。
[5]孙翠兰.论区域金融存在的主、客观基础[J].区域金融研究，2010，（5）：4-9。
[6]吴娅玲，潘林伟.区域金融发展中地方政府干预的行为边界及影响[J].当代经济管理，2016，（1）：64-68。
[7]杨长江，谢玲玲.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政府作用的演化经济学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99-108。
[8]赵伟，马瑞永.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成因及政策建议[J].中国软科学，2006，（2）：94-10。
The Connotation Evolution， Framework Construction and Main Progress of the Regional Finance Research： Domestic Literature Review
CHEN Xiaolin 1 LV Fang 2
（1 Lanzhou Provincial Sub-branch PBC， Lanzhou Gansu 730000；
审视二分模式 促进教学改革
大学的功能无论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服务，文化建设都应渗透其中、贯彻始终。然而，艺术院校的专业课与文化课二分分化的历史由来已久，重“专业（技巧）”轻“文化”的现象在各个艺术院校都明显存在。每当谈及艺术类学生的人文素养时，很容易将问题转向对文化课教学的追问与反思。当其他高校在试图强化学生人文内涵的积极行动中纷纷向艺术世界求源头活水时，艺术院校更应当超越长期沿用的二分模式所形成的思维格局，在反思文化课教学的同时，积极彰显艺术专业自身的人文内涵与魅力，梳理与建构注重人文底蕴的支撑与活化的专业能力培养模式。
在中国美术学院社科部副主任葛加峰看来，当下艺术院校具体的文化课教学现状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面临着一些困境，其中，最突出的是专业与文化二分模式中发展的不平衡。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艺术院校专业学科建设深化与拓展力度很大，特别是艺术学升格为门类，更是推动着新一轮的艺术学科建构。而文化课程教学基本沿用半个多世纪以来惯有的课程拼盘模式，课程设置和建设的结构性创新显得不足。第二，由于专业教学改革的深入和时代的新要求、新课程的不断增加，以及专业建设创新所形成的新的教学机制，使文化课的教学课时数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特别是一些人文核心课程课时与上世纪相比有不同程度的压缩。第三，相比于专业教学积极回应时代需求，不断拓展与创新，由文化课程设置而形成的文化课教师队伍，对艺术和艺术教育发展的敏感性略显不足，加之一些自我设定或外在设定的局限，在探索艺术院校文化课教学形式与内容上的革新难度不小、力度有限。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助理吴杨波，站在艺术与文化的关系上对此进行了解读。在他看来，艺术院校的文化课教学确实是一个令人备感艰难的课题。自西方文艺复兴，艺术有了“学院（academy）”这样的教学研究机构之后，艺术院校就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大多数人被艺术本身的内在实践性和自由度所吸引，专注于艺术自身的形式语言逻辑；另一些少数派则忧心忡忡，他们深知艺术若不与其他人文学科相联系，不能用其他学科听得懂的文字语言表述自身，艺术家就会有沦为工匠和杂耍艺人的危险。艺术学院的建立，恰恰是后者推动的结果。在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人正是后者的代表。在早期的艺术学院内，广泛邀请人文主义学者和艺术家做讲座、讨论人文课题，是艺术学院保持活力和持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在当代，中国的艺术院校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诸如“科研”“学士学位授予”等人文学科通行的方式构成艺术院校日常运行的一部分，这无疑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但是，艺术语言的特殊性在于其不能被文字语言所直接描述和理解，两者的转译至今仍然是重要的和悬而未决的美学和哲学命题。从艺术院校受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既然文字语言和线性思维不能帮助解决艺术内部的实践问题，那么以文字语言为基础平台的文化课教学被冷落和被边缘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尤其在信息时代，人文学科知识和认知体系的更新日渐加快，日益固化僵化的文化课教学自身存在着不变革就走不下去的窘境，更何况要让那些本来就对用文化课来滋养艺术专业实践不抱希望的学生强打精神坐在课堂里，用类似记考勤和修学分等规训手段强制学生就范，这为难了学生，也为难了那些教文化课的教师。
针对艺术院校中专业课与文化课的二分化模式，长期从事一线教学的长春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李树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目前艺术院校的“文化课教学”在各校本科人才培养计划的安排中，从“计划”制定者方面看有五点需要关注的问题：第一，在“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在“文化”水平提升方面，至少与“文学”门类的“标高”比较，还缺乏主动、积极的“集体意识”；第二，在以往特别是当代全球文化交流频率加快、形式现代化（如互联网）、波及范围日益扩大等的形势下，我国“艺术人”对文化的民族性、艺术人的文化性缺乏认识、行动上的自觉、自立、自强；第三，“艺术人”对自身“文化”基础/高度（水平）的自省意识不够，“惯性现象”是40岁前把精力都用在专业技巧的反复加强、提高上，轻专业理论，遑论专业外的“文化课”；第四，随着专业负责人的老、新接力，根深蒂固的“专业思想”周而复始轮回、难以自我革新和升华，常想的是“‘专业课’应提前安排，第一学期就得安排专业课，不然‘专业课上得太晚，学生在四年里学的东西也不够’”，安排“文化课”的理念不明晰；第五，“文化课教学”的教师对各专业的了解不同、不够，使得教学活动与学生所学专业的联系与互动状况参差不齐、难尽“艺意”，更导致艺术专业师生长期对此不重视。
导致这些现象的成因则要从更深层次来探究。在过去和当下，我国高考文、理分科，艺术考生对“大理”是彻底抛开，对“大文”则是低于文科考生的要求去学习；在学生阶段和青年时期都是“重艺轻文、轻理论重创作”；往往是在专业上有所成就，或成为艺术家后才去加强自身“人文”的东西。此外，一些艺术院校在长期的办学中形成了重专业、比技巧的风气；艺术类专业的师生对现状习以为常，且在“读书”上有欠缺，受专业宽度的自我局限。因此，在这种氛围下，艺术院校积极提升学生的专业技术技巧难免忽略人文内涵建设。
二分模式融合 彰显人文魅力
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仅仅依靠每周一两节文化课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明显是不够的，通过专业课程输出文化知识，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并借此作为一种提升学生文化内涵的教育方式，在记者的采访中得到很多肯定的回答。
在教学中，李树君注意引导学生树立“没有文化，哪有创意”“艺术设计人一定是合格的文化人”“中国艺术设计人首先要懂得祖国才能在世界‘设计与文化’中找到‘自我’”“中国当代艺术设计人应该为百年后的子孙们留下既具有时代意义又有中华民族自己特征的设计文化符号”“艺术设计人才的文化修养要从青年时做起”等理念；同时，在教学内容上把文化、民族文化、文化的知识点与设计现象、作品结合起来，如解析作品的不同维度、把我国古代诗文的语言表达引入、要求学生研究设计现象和作品时加入文化思考。
在“田野考察”教学中，李树君把对中国艺术设计文化的考察分成了站在东北向南望的“黄、绿、蓝三条线”进行了教学探索实践，北线“黄河设计文化”以“丝绸之路”“黄河文明”“黄土地”为主的线面展开，中线“长江设计文化”从长江下游上溯至川滇黔，以徽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等为主的线面展开，东南线“海洋设计文化”是对沿我国东部海岸线，从辽东、胶东、东海到南海的各省区代表性的城市和乡村的系统观照。对这“三条线”的教学考察活动，北线做得比较多，中和东南线主要集中在代表性的地方。这种“田野考察”的教学方式，无论是专业教学还是人文素质的提升，师生的收获是比较多的。
吴杨波所在的广州美术学院，艺术类学生的文化课成绩逐年上升，现在基本上达到普通二本高校的水平，除了艺术实践外，学生对人文学科的求知欲旺盛。如果遇到在文化课教学中有锐意革新的教师，这一代学子还是很愿意从文化素养上提升自己的。广州美术学院的文化课设置属于主流，但会给教师教学改革和提升以很大的自由度。文化课教师研究心态明显，积极性较高。吴杨波在油画系常年开设一门课外读书课程，每个月精读讨论一本西方现当代人文经典，并结合艺术专业学生的创作，让学生进行主题讲演。吴杨波坚信，这些人文素养的培养也许不能直接在作品中体现出来，但必定会在一个长时段中赋予青年艺术家更为开阔的思路和更为缜密的思维方法。
中国美术学院文学课程教学从建院始开设，虽几经变化，但其致力于艺术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之目的一直不变。葛加峰认识到，诸如学生的人文内涵等问题，只要提及，就常常隐含着一种焦虑，并以一种怀疑性，甚至以否定性思维加以审视。这种反应本身是一种现代性的反应，即在反观中，常常强化为当下的危机或衰落，同时美化了过去。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将今天的学生与过去的学生比较，看到差异，而不是比较优劣，才能有效地形成问题，并寻求当下的对策。当下艺术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在知识构成、感知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与过往有着深刻的差异，针对差异，寻找改革与创新是必然的选择。就现有课程格局来说，顺应变化的自适性调整张力明显不够。中国美术学院目前的文化课程设置情况与其他艺术院校可能大体一致，就课程性质来说，含必修与选修两部分，必修部分包括思政、文学、外语、体育、计算机、美术理论和中外美术史等，选修内容则相对多样，但教师队伍及学科、教学安排等原因，张力还是有限的。他在《文之悦：中国美术学院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步》一文深入探讨了艺术院校文学课程的改革目标、内容和关键问题，他指出，（艺术院校）目前主要存在着教学内容与课时不足的矛盾、内容的精英品格与学生当下感性接受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后者，已然成为当下文学教学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难题。借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的《文之悦》的书题，指其内涵已将学院营造“四通”成才之境、会通履远之格的要求融于其中，围绕“读”“写”“悟”“养”四字展开。
对此，葛加峰认为具体应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1.回归语言本体。无论文学的形式如何多变，其本质仍然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立足之本，同时也塑造和规定了文学的特性。所以，文学课程需回到语言本身。2.重建阅读空间。文学离不开新鲜的感受、心灵的碰撞、灵魂的触动，但这一切需建立在对“文学”本身的阅读之上，包括对作品的阅读、对作家人生的阅读、对于所反映时代的阅读。3.内化写作自觉。语言的回归与文学的阅读同时表现为写作的能力，文字是思想、情感、逻辑的载体，通过文字的写作，融学识、情志、思辨于一体。因此，写作能力的提高不在于通过简单的训练来实现，而是要使学生认识到写作关乎人的整体能力，通过教学不断内化写作的自觉。4.贯通文心艺理。创造是文学的特性，也是一切艺术的共同本质。对于美院学生，更应该发扬其艺术底蕴与创造特长，实现文学与美术的相互渗透。5.体悟生命律动。“文学即人学”，文学与人的外在感知和内在体悟息息相关。与文学的接近从“由此及彼”的体验交融开始，借助作品营造的种种情境、透过作家勾画的激越人生、亲历时代营造的波谲云诡，由外及内、由表及里。6.彰显人文魅力。文学是人文精神充分呈现的一种形式，涵盖情感与理思、智慧与决断、道德与欲望、世故与人情，其外延涉及人物、历史、哲学、政治，甚至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因此，课程不囿于“文学”一隅，从而激发学生人文热情和潜移默化的人文养成。
各种调整均为适应大学发展的新规模与新要求。葛加峰认为，艺术院校专业与文化二分教学模式，很自然地将人文内涵的养育职能主要指派给了文化课教学，这种思维如果不改变，难有突破性的发展。这里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人文本身的认识，即不是在纯粹的人文知识上的教育，而是一种与人相关、与物相关的人文情怀的形成与执守，专业教学无疑应该有这种人文的自觉，换句话说，艺术院校专业教师的学者化程度有待进一步强化。二是多学科对艺术学教学体系的内外支持功能与可能的探讨，艺术学体系既是稳定的，也是开放的，如何将人文核心内容由内而外整合，而不是简单的专业与文化二分逻辑，才能更加积极、有效地以人文激活专业教学。当然，具体的实践难度肯定不小，其中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机制上的问题。
加强德育建设 弘扬正能量
人文内涵建设的内涵还包括引导艺术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给大学生德育带来巨大挑战，艺术类大学生德育形势更加严峻。新时期，艺术院校大学生德育建设工作面临新的问题。
“挑战”在历史上总是存在的，只是时代、内容的不同。艺术类大学生、人才之“德”的确立在历史的大时空里看，应该是弘扬“真、善、美”、为人类文明传承和发展输出“正能量”，那些彰显“假、恶、丑”“负能量”的行为、作品都是人类所不齿的，这个本质性的问题不能偏离。在新时期艺术类专业的大学生德育工作中，李树君提出应注意以下六个问题：一是“艺术人”应该比一般“社会人”的品行更美好；二是“艺术人”的个性应该是优点的代名词而不是缺点的张扬；三是“艺术人”的“文化风骨”应该更好、更阳光；四是“艺术人”对社会道德建设的责任应该更多、更直接；五是“艺术人”的家国、民族情怀应该更正确、更健康；六是“艺术人”对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应该负有特殊的责任。解决了以上问题，就应该可以让社会对“艺术人”重新评价、更为尊重，“艺术人”的道德水平、个人魅力、社会价值就会大大提升。
中图分类号：X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683（2013）05002905
历史上松花江曾受过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如20世纪50-70年代松花江汞污染十分严重，后经对源头的控制和江水的自然净化作用，重金属污染水平有所下降[1]。但是，城市化的加剧及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可能会影响重金属的污染源结构。张凤英、阎百兴等[2]研究发现，目前松花江部分江段沉积物中的Pb等重金属仍处于中等以上污染水平。因此，在沿岸人类活动（如采砂活动、工程建设）的影响下，沉积物中重金属可能会二次释放，鱼体内很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金属蓄积。本文对Cu、Zn、Cd、Cr、Pb、As和Hg等7种元素在松花江水系的不同江段中鱼体内的残留情况进行分析，研究7种重金属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历史数据确定其时间分布特征，通过单项污染指数法和综合污染指数法，对3个特征江段中的鱼类体内的重金属污染情况进行评价，为松花江水环境保护提供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样品采集与选取
本文研究的样品均采自松花江流域31个采样点（图1、表1），样品分4个批次采集：2009年7月10日至2009年7月28日、2009年10月5日至2009年10月23日、2010年5月13日至2010年5月26日、2010年7月11日至2010年7月30日。样本来自不同种类、不同年龄段的鱼类。首先测量分析样本的生物学指标，然后取样本的背部肌肉进行测定分析。
1.2样品测试
样品测试使用的药品包括：浓度1 000 μg/mL的Cr、Cd、Cu、Zn、Pb等5种标准试剂；浓度为1 000 μg/mL的Hg和As标准试剂；电导率为18 MΩ/cm的去离子水；70%优级纯HNO3；30%优级纯H2O2。利用1 mol/L的硝酸将7种重金属的标准试剂配制成1 000 μg/L的储备液，用以配制系列标准试剂。
样品测试使用的仪器设备包括：WX4000微波快速消解系统、ELAN DRCe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
样品测试步骤为：取分析样品背部肌肉1.5±0.5 g（干重）放入微波消解罐，加入HNO3（优级纯）6 mL和H2O2（优级纯）2 mL。微波消解完毕后放入冰箱中冷却。同时做空白对照实验[34]。最后，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仪，针对7种重金属的系列标准试剂和经过预处理后的样品，依次测定其中的重金属含量。
1.3质量控制
试验所需化学试剂均为优级纯，整个分析过程使用去离子水作为溶剂，试验所用的玻璃仪器及聚四氟乙烯消解罐，在使用前经2.5%HNO3浸泡6 h以上并用去离子水冲洗。每次测定之前先绘制标准曲线，在拟合度达到99.99%以上时进行测试。在样品分析测试过程中，随机抽取6%～10%的样品进行3次重复测试，以检验试验的重复性，结果显示相对偏差均小于6%。
采用国家鱼肉标准物质（GBW10029）对Cu、Zn、Cd、Cr、Pb和Hg的测定方法进行验证，结果显示5种重金属的回收率范围均在96.0%～104.0%之间。
2结果与分析
2.1鱼类重金属污染的时间分布特征
利用本次测试结果，结合相关文献及历史数据[59]，得出松花江鱼类重金属污染水平的历史演变过程，见图2。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至2006年间，松花江鱼类体中Cu、Zn和Cd的残留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其中Cd的变化幅度最为明显；Hg的残留量在20世纪70年代末大幅下降，到1992年下降至最低水平；而Pb残留量的变化规律与其他重金属相反，呈大幅上升趋势。2006年-2010年间，Cu、Cd残留量没有明显的变化，Pb残留量有下降趋势，而Zn和Hg的残留量呈上升趋势，尤以Zn最明显。
总的来看，2010年的Cu、Hg、Cd的污染程度较20世纪90年代有所减轻，但Zn残留量明显上升，有毒元素Hg则小幅上升。Pb的残留量虽比2006年降低，但仍处于高水平状态，成为影响松花江水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2.2鱼体内重金属残留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由于各采样点的鱼种类存在差异，为了减少不同种属鱼类体内重金属富集的差异性影响，对31个采样站位采集到的样品不分种类但分区段进行统计分析，确定松花江流域不同江段鱼类体内7种重金属的平均含量，并以此为基准值，求得7种重金属含量的差异系数（用各江段鱼类体内7种重金属元素的平均含量除以基准值），根据差异性系数的大小来判断各江段的污染状况。
由表2可知，松花江流域鱼类体内7种重金属的基准值由高到低依次为Zn、Cu、Cr、As、Pb、Hg和Cd。比较各江段的重金属含量可以发现：Cu、Zn、As在第二松花江中的差异系数大于1，即含量高于基准值，在嫩江和松花江干流中的差异系数小于1。Cd、Pb在第二松花江和松花江干流的含量较高，差异系数均大于1，在嫩江中的含量低于基准值，其中Pb在第二松花江中的含量是基准值的1.550 3倍，在松花江干流中的含量是基准值的1.811 1倍。Cr在3个江段的含量差异系数均大于1，差异系数最大值（第二松花江）为1.503 9。Hg在第二松花江和嫩江的差异系数都小于1，在松花江干流含量较高，差异系数为1.258 7。
松花江沿程鱼类体内的7种重金属含量分布特征见图3。由图3可知，除Hg元素以外，6种重金属（Cu、Zn、Cr、Cd、Pb、As）的含量高值区均为Z08（霍家渡口）、Z11（畜牧场）、Z12（西大嘴子）和Z13（泔水缸）等江段，低值均出现在Z06（庆岭镇松花湖）、Z14（饮马河）、Z15（新立城水库）、Z30（敦化市沙河村）和Z31（镜泊湖）等江段。
为了研究各个江段鱼类受多种重金属的综合污染程度的差异，对各江段鱼类体内重金属残留量进行系统聚类分析[10]，结果见图4。可见，Z01、Z08、Z11、Z12、Z13江段鱼类体内重金属残留量特征均与其他江段表现出较大差异。这与上述分析基本吻合。
综合表2、图3和图4的结果，可以确定第二松花江中下游（Z08、Z11、Z12、Z13）的重金属综合污染程度相对较高，而其上游和支流（Z06、Z14、Z15、Z30、Z31）污染程度较轻。因此，初步认为第二松花江沿岸的重金属排放对整个松花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水平贡献较大。
为了进一步准确把握松花江流域鱼类体内重金属污染水平，本文采用了Pearson相关分析[11]对松花江鱼体内7种重金属的沿程分布含量等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Cd含量与Pb、Zn的含量在P
Cu、Pb、Cr、Cd、Hg、As的评价标准按照农业部的行业标准《无公害食品 水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标准》（NK 50732006）计算[14]。由于此标准不含Zn，因此Zn的评价标准依照《食品中锌限量卫生标准》（GB 131061991）进行计算[15]。目前国内尚无明确的污染等级划分标准，一般认为，PI
松花江流域的第二松花江、嫩江和松花江干流等3个江段的鱼类体内重金属残留量污染评价结果见表4。从7种重金属的综合污染水平来看，Cu无超标样品，Cd和Hg虽有部分超标，但其残留量指数I均小于1，说明这两种重金属的单一污染程度均较低；而Pb、Cr、As和Zn的超标率都很高，Cr和Zn的残留量指数接近于1，Pb和As的残留量指数I则远大于1，说明第二松花江、嫩江及松花江主干流均受到了较严重的Pb和As的污染。从不同河段污染水平来看，第二松花江重金属综合污染指数超过1，处于重污染水平，嫩江和松花江干流的综合污染指数分为0.920 4和0.945 4，处于污染水平。
3结论
本文系统分析了松花江流域鱼类体内重金属残留量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变化趋势，并采用单项污染指数法和综合污染指数法对鱼类受重金属污染状况进行了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1）霍家渡口、畜牧场、西大嘴子和泔水缸等江段的鱼类体内Cu、Zn、Cr、Cd、Pb、As的残留量比其余江段高，而庆岭镇松花湖、饮马河、新立城水库、敦化市沙河村和镜泊湖等江段鱼类体内重金属残留量则比其他江段低，长白山区域除Cd和Zn含量为沿程的较高值外，Cu、Cr、Pb、As、Hg等5种重金属含量均为沿程的偏低值。
（2）松花江鱼类体内Cd、Pb、Zn、Cr、Cu与As等6种重金属的来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3）2010年鱼类体内Cu、Hg、Cd的污染程度较20世纪90年代有所好转，但Zn残留量明显上升，有毒元素Hg残留量有小幅度的上升，Pb的残留量虽较2006年较低，但其残留量仍在一个高水平程度上。
（4）松花江鱼类体内重金属Pb、Cr、As和Zn的超标率很高，其受Pb和As的污染较重，第二松花江受重金属的综合污染程度比嫩江和松花江干流严重。
参考文献：
[1]于常荣，于宏兵，王炜.松花江上游鱼类甲基汞污染研究[R].吉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1990.
[2]张凤英，阎百兴，路永正，等.松花江沉积物中Pb.As.Cr的分布及生态风险评价[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08，27（2）：726730.
[3]Aurore Boscher，Sylvie Gobert，Cedric Guignard，et al.Chemical Contaminants in Fish Species from Rivers in the North of Luxembourg：Potential Impact on the Eurasian Otter[J].Chemosphere，2010，78：785792.
[4]Vlatka Filipovi Mariji，Biserka Raspor.Metal Exposure Assessment in Native Fish，Mullus Barbatus L.，from the Eastern Adriatic Sea[J].Toxicology Letters，2007，168：292301.
[5]刘永懋，王稔华，翟平阳.中国松花江甲基汞污染防治与标准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6]吉林省环境保护局.吉林省环境质量报告（19962000）[R].长春：吉林省环境保护局，2001.
[7]苏伟，刘景双，李方，等.第二松花江干流重金属污染物健康风险评价[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06，25（6）：16111615.
[8]于沛芬.松花江水系鱼体中痕量重金属锌、铜、铅、镉的监测[J].水产学杂志，1994，7（2）：9697.
[9]于中盛，刘玉青，王晓军，等.松花江水系水体环境背景值研究[A].区域环境研究文集[C].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1106.
[10]J.A.Grande，J.Borrego，J.A.Morales，et al.A Description of How Metal Pollution Occurs in the TintoOdiel Rias（HuelvaSpain）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Cluster Analysis[J].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2010，46（4）：475480.
[11]Mariusz Rudy.The Analysis of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Age and the Level of Bioaccumul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Tissues and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heep Meat from the Region in SE Poland[J].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2009，47（6）：11171122.
[12]杨婉玲，赖子尼，魏泰莉，等.北江清远段水产品铅含量调查[J].淡水渔业，2007，37（3）：6769.
[13]马成玲，周建民，王火焰，等.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方法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典型县级市常熟市为例[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06，22（1）：4853.
[14]NK 50732006，无公害食品、水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标准[S].
谭氏宗祠大门为门楼式建筑（图1），门楼宽9.3米，进深8米（外部门廊5.7米）。门楼由单歇山檐顶，七层如意斗拱、雕花枋、雕花仿月梁、柱、石础、雕花户对、门框、石鼓门墩（当）、石门槛、门扇及戏台等构成，梁枋、大门上分别镌刻和悬挂着“三策世第”、“谭氏宗祠”匾额。正如楼庆西先生所说，宗祠，作为祭祖议事之处，关系到“保佑子孙的兴旺……要增加全族人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因此，宗祠建筑往往是全族聚居的村落中最美观、最壮丽的建筑。”[1]湘南古民居大门一般辅建有宽敞的门楼、或门罩、门斗等建筑形式，并相互构成为大门的整体。谭氏宗祠既保持着湘南古民居大门建筑装饰的一般特点，与中原的宗祠大门和当地家居房屋大门相比，又呈现出多样性的艺术特色。
其一，深厚的传统底蕴。谭氏宗祠大门的建筑装饰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建筑的精髓。如：谭氏宗祠大门门楼采用传统的木结构“斗拱”建筑形式，宽大的屋顶，厚实的梁柱，榫卯相连，经过曲面、曲线、屋檐两边上翘的处理，结合本体与雕板的装饰，体现出“如鸟斯革，如翠斯飞”[2]的气势与神韵。显示出与传统建筑结构理念的通源性。
其二，独特的审美追求。谭氏宗祠大门在具体处理上与中原的宗祠门楼相比较有明显的不同而体现出独特的风格，表现在：（1）门楼梁柱及结构的差异性。一般门楼为两柱单层进身，而谭氏宗祠门楼为四柱双层，并都有雕板、藻井装饰，流线美感更强。（2）大门位置设计的差异性。其它地方门楼里面“如果有戏台，那么戏台设在正中，大门设在两边，”[3]而谭氏宗祠的戏台设在大门正上方。（3）斗拱细节的差异性（图1局部放大图）。“斗”通常为方斗形，但此处为圆葫芦形，“拱”也由传统的“弓”形变为“挑”状。此外图案和雕刻手法也突出了本地的内容、形式特征等。这种建筑集中表现出“墙倒屋不塌”的寓意，加之厚实的木门框、户对、石门槛与门前的状元石和大门、中门各置的一对抱鼓石及其直通三进的大门形式的映衬，显得精致、雄伟而大气。（4）气势规模和工艺以及结构上的差别。家居房屋大门多为门斗式或门罩式，在规模上追求务实，在形式上追求工整、细腻、灵巧。而谭氏宗祠大门的外观部分，显得梁枋粗壮厚实、结构繁复多变、装饰丰富华丽，雕刻大气（粗细结合），远观气势规模宏大。
其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湘南自古多雨多灾，潮湿、闷热的气候与环境，极易产生“瘴气”。史载：“光绪十四年戊子夏大水秋大疫死数千人。”[4]特殊的地域环境，导致了湘南家居房屋的大门与其它地方相比较，更强调与地理环境的和谐性与实用性。如：大门门槛、门墩高，面子宽而平坦，这就便于人们在闷热和易涨洪水等灾害性气候中坐卧纳凉、遮阳避雨，也为村民交流、休憩提供理想的场所。而结实的门套，高而厚重的门墩、门槛，从形式上展示出宗祠雄伟的气度与威严；从实用上看具有阻挡自然、人为灾害（猛兽，虫蛇，山洪、泥石流、匪患等）的功能；从意识上还体现出挡“煞”的思想理念。因为频繁的灾难，使湘南先民们产生了“信鬼神好谣祠”[5]的思想、行为，具有强烈的辟邪求吉的愿望。如：户对直接采用辟邪卦图图案，这在其它地方宗祠建筑中还未曾见过。这种追求也体现在谭氏宗祠大门及村寨选址与朝向上。宗祠由谭氏秀才创建，坐北朝东南位于高坡上（门前空坪高丈余），高地有利于观察和防御各种灾害；朝东南有利于采光，调整室内空气和防寒；同时大门朝向还具有引领村寨房屋风水方面的道家色彩。古有“南王北臣”之说，宗祠的正南方有突兀的高山相堵，大门为此朝向偏了东方，为勘正方位，谭氏宗祠门楼斗拱安置了木雕朱雀（图1局部放大图），朱雀代表南方，《楚辞•惜誓》就有“飞朱鸟使先驱兮”之说，因此，朱雀之设，具有“为我先导”的朝南引领的意味。
二、家国思想与宗族观念的和谐统一
中华民族之所以源远而流长，长盛而不衰，与其家国思想和宗族观念密不可分。
宗祠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写照。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儒家倡导的“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深入国人骨髓。这在宗祠大门的建筑装饰上也有鲜明体现。如：谭氏宗祠门楼额枋的“三策世第”牌匾及其宗祠门楼下的抱鼓、状元石，便充分体现出谭氏宗族的历史荣耀和“立家”思想。谭氏家族曾有人官拜靖国大将军，多人中进士、武举人，“世第”即是对此殊荣的高度概括；所谓“三策”应源自传为董仲舒所论的《天人三策》，即儒家的治国之道。“三策世第”标示着谭氏家族乃国家的世代良才，它既是家族荣耀的彰显，也是“门风”、“家训”的概括。
宗祠是家族地位与权势的象征。按当地习俗：一个家族有人科举及第时，会装修宗祠或按朝廷的等级要求在大门或其它处设立标志。依朝廷规定：“高级武官的门楼，摆放抱鼓形狮子门墩；低级武官的门楼，摆放抱鼓形兽吻头门墩；高级文官的门楼，摆放箱子形狮子的门墩……”[6]谭氏宗祠壮丽的形式规模和其间的抱鼓、状元石、匾额等这些看似普通的内容，其实质显然是谭氏家族文化的符号，“显示出一个宗族的地位与权势。”[7]还体现出通过实力、权势的彰显对对立的势力取得威慑作用的性质。湘南历来战乱频仍、匪患不断，人口迁徙严重，史有“四川填湖广”之说，谭氏正是因战乱而由赣入湘的。因人口混杂，环境恶劣，匪患及宗族间的利益冲突、纷争、械斗时有发生，抗匪及防乱便是湘南宗祠建筑的重要考量。谭氏宗祠门楼边房上方的圆窗和周边配有的三座碉楼便是这一功能的体现。
三、农耕生活与地域文化的综合体现
湘南地域相对闭塞，特别是东南部基本处在山脉中，居民自古“事农务本，不习工艺”。交通、商业、手工艺都不发达，文化相对落后，过着自产自给的生活。先民们最关注、喜好的是身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并把它们作为艺术表现的直接对象。谭氏宗祠大门的门窗雕板及石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出这一鲜明的文化特征。如谭氏宗祠大门正面楼梁枋木雕，除有龙凤麒麟外，梁头上突出的是牛、猪等家畜。这种把家畜与龙凤、麒麟等神物同供一处的形式，在其他宗祠大门中未有所见。宗祠大门的后面（里向）部位及周边更雕刻了许多耕种场景，如（图2、3），钓鱼，挑柴、坐卧，聚集一桥亭间；孩童骑牛在前，父亲背犁赶牛呵护在后。两图周边刻有居民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环境，特别要强调的是木雕图中所描绘的建筑形式与生活环境同当地生活都十分吻合，画面展示出浓烈的湘南乡土农耕生活气息。
此外，谭氏宗祠大门的装饰中还体现出戏剧文化的影响和湘楚文化的元素。湘南有传统昆剧、祁剧、花灯，其中昆剧传入郴州已有四百多年历史（万历三年前），今郴州还有湘昆剧团。谭氏宗祠花板中的人物形象、服饰以及某些场景多取材于这些戏曲，而带有戏曲色彩（图4）。
谭氏宗祠大门的雕板、窗花、石雕在造型上体现出楚文化擅于奇思妙想的特征。与中原雕刻相比，南秀北雄的特点鲜明。与安徽的民雕比较，也有明显区别。安徽木雕造型较注重写实性，刀法显得圆润精细，木雕布局缜密均匀，但透雕层次不多。而谭氏宗祠门楼木雕造型更为夸张，富有装饰性；刀法流畅，刀痕翻转自如，锋芒毕露，线条更具抽象性；布局自由奔放，想象丰富，不求形似，只求神韵，乃致禽兽难分，羽毛与树叶不辨，且许多木雕层次丰富，里外相互穿插，画面更具灵动性。
注释：
[1]楼庆西：《中国古建筑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页。
[2]同[1]，第6页。
[3]冯骥才、陶友松：《古风―中国建筑艺术•老祠堂》，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4] 《宜章县志•事纪》，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印刷，1986年版，第25页。
[5] 《宜章县志•风土志（传记旧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印刷，1986年版，第9页。
中图分类号：G807.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10-0075-03
在体育课程改革中，“健康第一”的体育教育思想已经成为体育工作者的普遍共识，随着体育课程改革的深入，改革的焦点已聚集在课程的执行者――中小学体育教师身上，即中小学体育教师应具备什么样的技术技能才能实现体育新课程的基本理念。
为了推动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各国都在明确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基本技术技能标准。美国1987年成立了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制订了美国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在首次公布的22种标准中，设立了幼儿及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教学标准和初、高中体育教师专业教学标准；在俄罗斯联邦，随着利亚赫博士等人研制的临时性“体育课程的国家标准”(草案)的制定，体育教师的基本技术技能标准问题也在研究之中。2002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教育部与昆士兰州教师联合会联合制订了教师专业标准，并尝试开展试点培训，以获取相关信息，发现问题，并修订昆士兰州教师专业标准，其目标在于捕述教师为学生群体提供相关、有价值的学习经验所展示的知识、能力与技能，并得出了教师只有专业化才有社会地位的结论。日本、英国、我国的台湾地区都根据各自的实际，制定相关的体育教师专业化标准。可见，研究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基本技术技能标准不仅是世界体育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体育教师的现实需要。
1 中小学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的内涵
在实施体育新课标的过程中，明确了健康第一和运动技能教学为核心的体育教学理念，那么，作为中小学体育教师如何规范地进行运动技能教学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明确的就是中小学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的内涵。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技术技能标准是体育教师在中小学体育教学活动中运用知识经验规范地完成体育教学任务的动作方式或心智活动方式。要具备这种活动方式，必须具备以下3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应具备足够的体育知识和技能；二是应具备能够清楚地描述如何获取要求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三是在体育教学活动中传递应有的基本价值观。
掌握足够体育知识和技能是中小学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的本体规定。知识分为陈述性和程序性知识，体育的核心知识作为程序性知识，都具有操作性的特点。根据知识和技能之间的关系，足够的体育知识，经过系统编码以后，可以外显为体育技能。例如，篮球项目中的传球、接球、运球、投篮，游泳项目中的身体姿势、腿部技术、手部技术，体操项目中的短翻、倒立、手翻、空翻等作为动作技能表现出来，是以足够规范的体育知识编码形成的。掌握足够的体育知识和编码规律，形成标准的体育运动技能是中小学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的核心内容。
能够清楚地描述如何获取要求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是中小学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的发展方向。光有体育知识和技能是不行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也掌握体育知识和技能，但是，教练员和运动员仍然不是合格的体育教师，教练员和运动员以追求竞技体育的成绩为目标，体育教师的目标就是为了学生的发展，完成应有的教学任务。要有效完成应有的教学任务就应该具有能够清楚地描述如何获取要求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本领，根据体育知识具有操作性的特点，中小学体育教师对教授学生的体育知识和技能应达到能够标准示范和规范的解读，在示范和解读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运动技能本身的体系和特征，而且，也要考虑学生已有的体育知识和技能基础，更要考虑学生的接受方式。这成为中小学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的发展方向。
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应传递的基本价值观是中小学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的基本功能，由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的目标所决定。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目标的3个维度是运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3个方面是在体育课堂教学活动中都要实现的，否则就窄化了体育的功能，体育教师忽视自己的专业特点，单纯地传授运动知识和运动技能，不利于人格的健全发展，在体育教学活动中，让学生体验到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是运动知识背后更有价值的东西，要实现这个目标，体育教师必须具备基本的价值观，并在体育教学活动中有效地传递出来。
2 构建中小学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的意义
中小学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是中小学体育教师对理想体育教学的追求。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技术技能标准产生于人们对体育课堂教学的理想，希望中小学体育教学能使学生在认知、情感、方法和态度等方面得到充分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在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性等学习领域的任务和目标，这是中小学体育教学任务的目标，也是中小学体育教师在教学中的理想追求。要达到理想这个理想的追求，中小学体育教师必须掌握体育基本技术技能标准。
中小学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是对体育教学规律的客观认识。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技术技能标准是中小学体育教师解决体育教学任务时的动作活动方式和心智活动方式，对教师而言，是一种内化的结果，但是，它经过编码以后，会在教学行为中表达出来，形成教学行为的“硬核”。根据建构主义的教学思想，教学过程是建构和解构的过程，中小学体育教学中运动技能的教学也不例外，一个完整的运动技术动作，无论对于教师的解构，还是对于学生的建构，都有一个运动技术规范的问题，只有建立起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技术技能标准，中小学体育教学的规范性自然能明确清晰地表达出来。
中小学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使体育教学工作有明确的质量意识。按照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中小学体育教师在学生的运动参与、运动技能、社会适应、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5大领域促进学生的发展，这些领域的发展都要发挥学生的的主体性，但是学生主体性的发挥是师生传授体育运动技术技能的过程，不是无原则的放任自流，这种原则和界限就是体育的基本技术技能标准。教师首先要掌握这个标准，这个标准作为质量意识，既是课程管理的标准，也是教师课程实施的规范。从管理的角度而言，体育课程的管理者要认识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的重要性、必要性，并对标准的意义有比较全面的理解，按照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形成的规律进行组织管理；作为体育课程实施的规范标准，目的在于规范体育教师的教学行为，避免由于课程实施者、管理者、学生，因标准的缺失而产生过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建立中小
学体育教师的基本技术技能标准会使体育教学活动达到有序和高效的结果。
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基本技术技能标准是体育工作的管理手段。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基本技术技能标准最初作为中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的基本要求而存在，在中小学体育教师工作中表现为体育教学活动有明确的目标性和完整性，随着标准的成熟，标准已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这种手段执行着检验、组织和管理的职能。首先，通过中小学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去检验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教学质量，用“规范”和“不规范”加以判断；其次，由于运动技能的顺序性、关联性和复杂性，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基本技术技能标准成为动作体系中互为保证的依据，标准成为分解动作彼此依存和连接的纽带；最后，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技术技能标准通过编写组制定，然后由中小学体育教师共同遵守，它就成为一种规则，对体育教师的教学行为产生约束，减少中小学体育教师教学活动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基本技术技能标准是体育工作追求的意境。当体育教师的基本技术技能标准渗透到体育教学活动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之中时，会自然产生标准效应，在这种效应下，会产生较高的体育教学艺术，使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教学活动进入良性发展的阶段。中小学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在实施过程中，也使中小学体育教师的价值得到实现，中小学体育教师的素质得到普遍提高，产生争先意识。
3 制定中小学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基本技术技能标准的制定应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我国中小学体育设施条件差异很大，这些硬件条件影响着体育教师基本技术技能标准的制定，因为，这些条件的改善是以教育均衡化发展为前提，不可能一蹴而就。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部分体育教师未经过体育专业的训练，这些教师对体育教师的基本技术技能的认知还较浅。制定体育教师的基本技术技能标准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体现。
大学生将来是国家建设的骨干力量，只有视野开阔、清醒独立、胸怀天下、品德高尚的人，才当得起改良社会、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重任。由于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既决定着他们自身的成长与成才，也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且“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是党在新时期对我国教育工作提出的重要理念，所以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是素质教育中的的重要内涵。
1当代大学生思想现状调查
笔者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接触了不少在校大学生，并对大学生进入社会以后的现实表现进行了一定范围的追踪调查。通过调查，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脉络和进行了归纳整理，发现了一些问题，梳理如下。问题一，在校学生对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各学校对专业知识之外的其它方面的教育逐渐重视起来，大学生活多姿多彩，各级各类学生活动、竞赛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新生的参与热情也很高，这些活动和竞赛对大学生尽快融入大学生活，提高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与人合作能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从上学那天起就一直强调的德育教育在这些活动中有意无意地被冷落了。大学辅导员和班主任更多地忙于事务性管理工作，对学生的思想状况难以深入了解，对大学生的思想引导就缺乏了针对性。所以，大学生所接受的缺少了德育内容的素质教育是不完善的素质教育。问题二，大学德育教育存在难以深入的问题。大学一直都有哲学课、德育课，但这些课程的有效性这些年来备受质疑。大学教改中，德育教育的改革一直为人所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这些年看来总体还是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对大学生的思想脉络把握不够准确，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切入点定位不够清晰。经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修哲学和政治课都是出于应付心理，对自己课堂上所学的东西并没有、也不愿去真正理解并掌握。我们一直在倡导思想政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前两者应该是基本都做到了，但在最关键的“进头脑”一环还有很多工作去做。问题三，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在大学生身上得到了放大。不可否认，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道德水平产生了下滑趋势。社会不良现象对大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大学生心智不够成熟，易偏激，对这些不良现象缺乏冷静的判断能力，导致部分学生不但不能在一定高度上去批判这些现象，反而引起了他们的羡慕和效仿，这在他们形成健康人格的过程中的影响是极其有害的。问题四，对时事政治不够关心，获取信息的娱乐化倾向比较严重。大学生面对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信息来源多种多样，但学生对所获取信息的吸收却比较单一。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大事缺乏了解的兴趣，对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都持漠视态度。在笔者所做的学生上网行为调查问卷中，发现学生上网行为的发生多数出于娱乐目的，如玩游戏、聊天、看视频等等，即便是浏览网页，其关注点多数是体育娱乐新闻，对影响更大的国内外政治经济事件缺乏了解的意愿。
2树立“人本德育”新理念，实时更新高校德育内容
在当代，高校德育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应大胆创新、与时俱进，树立“人本德育”新理念，实时更新德育内容。
2.1树立“人本德育”新理念，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能力
“人本德育”即以学生为主体的德育，体现的是教育要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观念。坚持人本德育，调动教育对象的主观能动性，使教育对象对自己的品德表现进行自我认识、自我监督、自我克制、自我改正，以提高自己的品德水平、形成良好的行为。只有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不断培养和提高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才能经得起时间及社会复杂环境的考验，才能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自觉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调节自己的行为，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袭。①
2.2实时更新德育内容，提高德育现实针对性
高校德育内容要与时俱进，增强时代感，在坚持指导下，根据新的形势要求，适时增加党的十以来中国梦的主题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高校德育不应回避现实社会问题，应该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靠近大学生的生活实际、贴近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大学生所认可的德育知识应该是活生生的，而不是脱离社会实际的、枯燥无味的道德规范知识。
3开辟德育新渠道，强化高校德育内涵
在大学所施行的林林总总的素质教育方式中，德育教育应该贯穿始终，并对德育教育形式加以适度包装，使大学生喜闻乐见，愿意参与，并在参与过程中收获成长。为此，笔者就多年来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所积累的经验进行了简单总结，简述如下：
3.1加强辅导员的业务素质和理论水平
加强辅导员的业务素质和理论水平，让辅导员实现从单纯的行政管理者到心灵引导者的身份转变。大学辅导员这一个群体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其他专业课专任教师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学生能否在大学里实现道德完善，能否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大学辅导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辅导员的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大学教育的成败，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忽视。辅导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心灵导师，除了做好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之外，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素质：（1）加强自我修养，使自己人格不断完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只有自身具有良好修养，才会在学生中以自身良好形象形成感召力；（2）提高演讲与说理水平，让学生听起来言之有物。只有能够说服学生，才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3）重视了解学生，使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学生的个人情况千差万别，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个性特点、智力水平、家庭背景及情感境界，辅导员应针对不同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因材施教，以期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
3.2打造隐形的“育德场”
一所高校的校园文化是学校的软环境，是学生育德育智的隐形课堂。它包含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科技文化、精神文化，其中精神文化重在育德，高校的精神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形成隐形的“育德场”，对于强化高校德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校园内积极引导学生阅读经典，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中汲取营养，使大学生能够在这些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学到为人处事的道理。大学生作为人类社会中的精英群体，承担着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历史责任，他们中的一部分将会引导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所以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经典文本的阅读与学习训练应该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3.3建设网络德育新阵地
网络的发展即为高校德育提供了新渠道，也为德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把握网络德育的主动权，成为高校德育的一大重要任务。网络德育是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进行的德育，是新形态、新领域的一种德育形式。高校可以建设迎合学生特点的兼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校园网，使该网成为大学生获得健康信息的来源，可以在网上引导学生多关注现实，多关心时事，让他们在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的实例的解读与讨论中提高自身的判断力，做到清醒、理性、不盲从、不偏激，同时，引导学生从更高角度出发去理解和研判国内外政治经济大势，让他们有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明了自己对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中学生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未来建设的生力军和接班人。由于中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初期，对他们正确的引导和培养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达成。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和思想观念，这些不健全的价值观甚至侵入校园，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和身心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思想等理论为基础，包含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等丰富的价值内涵。如何让中学生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中学政治课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简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理论重大创新成果，密切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具体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不仅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更是对肩负人才培养任务的学校教育的要求。中学政治课堂作为青少年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担负着知识教授、思想培养和文化传承的重要任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中学政治课作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政治课程教学的整个过程，这是新时期中学教育的必然要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中学政治课的必要性
在中学政治课中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具体指的是在中学思想政治课程中（包括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及教育活动等形式），对中学生开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关的教育。
1.指导中学政治课开展的必然要求
据调查，中学政治课教学中存在诸如“硬性灌输多，学生参悟少”“道理讲述多，情感迁移少”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学生在政治课堂上只是被动地接受，难以激发学习热情和潜力。由于升学目标等客观因素，很多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以考试知识点的讲授为主，很少关注学生知识与行为的结合
，考出好成绩的学生知行不统一的现象也日渐常态化，政治课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引导中学政治课的开展，运用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中学生内化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教育理念，实现中学政治课的育人使命。
2.丰富中学政治课内容的必然要求
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整个社会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提升，民主、法治等积极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同时，西方社会各种思潮，包括极端个人主义、炫富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也正影响着我国人们的意识层面，尤其对于人生价值观还没有稳定，探索世界欲望强烈的中学生影响很大，使得他们认知上产生偏差，呈现出价值取向“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这也使得中学生更容易陷入疑惑和迷惘，更需要进行价值观的引领和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思想、理想、精神、荣辱观等方面明确了当前中学生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魍澈透母锟放的时代要求，
是德育的精神武器，丰富了中学政治课的内容。
3.理想落实到现实的必然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两极分化逐渐拉大，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
社会上很多不公现象、负面事件频频曝光，这给中学生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激发中学生反思并形成自己观点，使他们对从小就接受的讲奉献、追求理想、崇尚道德等价值观产生了怀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的四个方面科学内涵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具有全面性、层次性、具体性，本身就是一个多元价值体系，
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社会多元诉求，
更加贴近百姓生活，更能为中学生所认同和接受。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学政治课的几点注意事项
1.坚持以人为本
中学政治课作为中学生德育的重要阵地，应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不仅要教育人、鞭策人，同时还要尊重人、帮助人。在中学政治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为学生全面发展服务的理念。切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成教条的理论知识点讲授，忽略了学生的心理发展实际和个性化特征及需求。
2.理论与实践结合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努力扩大知识面，善于将理论与学生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提高学生参与互动的积极性和效果，鼓励学生主动参与课外社会实践，在实践中理解巩固所学的知识，深化学生对政治课理论知识的理解，使学生做到知行统一。
例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新闻事件相结合，与学生个人兴趣、爱好相结合；将“中国梦”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革命传统、国情、个人梦想等内容相结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理解“中国梦”的内涵，领会到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紧密联系。
3.打造育人环境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中学生的教育和培养离不开良好的环境氛围。
中学政治课教师要努力整合各种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校园文化建设及宣传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培育符合时代需要、具有丰富内涵和个性的学校精神和文化，让学生在良好育人环境中感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文明风尚的感染，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总而言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中学政治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学校相关部门应当结合本校及当地的具体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措施，在中学政治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中学政治课的育人效果，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 参 考 文 献 ]
[1]邓奇.关于深化中学政治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几点思考[J].德育与心理，2013（8）.
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主要是通过艺术形象去感染学生的心灵，启迪学生的心智，从而去美化学生的内心世界，培养健康的心理品质。如何在音乐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呢？下面我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一、在歌曲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
歌曲教学是音乐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歌曲的艺术形象来感染、教育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高尚情操和良好品德。为此，我在教学中作了如下尝试：
1.直观感知，培养爱国教育
在教学歌曲《红旗飘飘》时，我从2008年中国奥运会人手，拿来一面鲜艳的国旗，直观地展示在学生面前，然后介绍它所代表的意义，利用多媒体出示在奥运比赛中夺得金牌的图片，让学生从多方面充分认识国旗，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在反复练唱歌曲时，让同学们边唱边挥舞小国旗自编动作，有表情地唱着：“红旗飘呀飘，红旗飘呀飘”他们对国旗有了自己特殊的感受。通过对国旗的亲吻、轻抚等动作，使学生的真切感受得到了升华，这样，使初一初二年级学生刚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2.利用真实的素材，渗透亲情教育
音乐教育把那些高度发展的社会理性转化为生动、直观的感性形式。其蕴含的政治思想内容、伦理道德内涵，均使中学生在提高音乐审美感受、表现力的同时，心灵得以净化，道德情操得以升华，完善人格，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例如在汶川地震那个特殊的时期中，在初二年级学习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时，我先利用多媒体，配上悠扬的曲调，借助课件出示关于“汶川地震图片”让学生边听边观察边感受，同学们没有一个学生不为之感动哭泣，当唱起这首歌，学生们的民族责任感油然而生，祖国的命运、荣辱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同时也让他们深刻的知道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使学生了解了生命的意义，感恩自己的父母所给予自己伟大的爱，从而在学习和行为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从而达到渗透德育教育的目的。
3.在教学内容与形式中收获德育。
在中学音乐教育中，教材内容应是丰富的、鲜活的，选择学生宜于接受的教学形式，由浅入深地拓宽音乐教育的空间，不断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同时融入德育内容。如了解作曲家的生平、作品的背景。中国作曲家冼星海的代表作品《黄河大合唱》，是中学生们是早已熟悉的，作品创作于1939年，距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但学生们唱起《保卫黄河》；聆听《黄河颂》时，依然是情绪饱满。冼星海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写到：“一个《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我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惭愧的是自己写得还不够好，还不够民众所要求的量。因此我又写了《民族解放交响乐》和其他作品，但我还要写，要到我最后的呼吸为止”。朴实的一段话表现出作曲家对人生执着的追求、坚定的信念、谦虚的态度。这些好的品德都是学生应学习的。学生在欣赏或演唱这些优秀的音乐作品时，通过体验音乐再次升华跳动的心灵，撞击出一束束音符的火花一一热爱祖国、热爱生活，追求真理。
善于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分析、引导，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歌曲内容，使其在思想上得到提高，在感情上有所升华。如在教唱《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歌》时，不仅要教同学们会唱，还应介绍国旗的作者，创作经过和时代背景，介绍《国歌》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启发同学们思考联想――唱起国旗你想到了什么。通过教学，要让那激奋的歌词、庄严的旋律打动同学们的心灵，使他们懂得《国歌》是祖国的象征、民族的心声。
二、从音乐审美体验中获得了真善美。
例如，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一首广为流传的中国优秀的音乐作品，以故事情节为线索，描述了梁、祝二人的真挚爱情，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愤怒的控诉与鞭笞，反映了人民反封建的思想感情及对这一爱情悲剧的深切同情。当欣赏到“长亭昔别”、“楼台会”二段时，学生被大提琴与小提琴动人的旋律所倾倒，被主人公真挚地情感所感动一一真；“呈示部主部主题”柔美、深情，“副部主题”旋律清新、活跃，使学生体会一种纯朴、善良――善；“化蝶”充满了浪漫与幻想，“一双彩蝶，翩翩起舞，飞向远天……”，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注重情感的体验，从而在音乐中获得了真善美。“音乐是一种毫不虚伪地反映人和人民的道德品质的语言”。
三、讲述音乐家的故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但音乐家都有自己的祖国。古今中外，一个伟大的音乐家通常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因此，适当地讲述一些音乐家的爱国事迹，必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
如：我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以优异的成绩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后，谢绝了法国音乐界殷勤的挽留和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为民族呐喊，为抗战怒吼，并于1939年3月31日完成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在双耳失去听觉的情况下，面对命运的不公毅然创作了举世闻名的“第九交响曲”。同学们被这些生动的故事所感动，深切感到这些音乐家的伟大热爱祖国，不向命运低头的顽强精神。同时让学生展开讨论，利用这些人物和自身做比校，看看自己有那些差距，体现在什么地方，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又该如何去做，使德育渗透触及到学生的各个方面。
音乐教育目标不是把学生们都培养成为音乐家，而是面向全体学生，通过音乐特有的形式、手段，培养出高尚、完美一一追求真善美的现代人，这也是德育教育所要达到的。“音乐教育除了非常注重道德和社会目的以外，必须把美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目的来探究，把人教育成真和善的”。通过不同的教育手段和音乐特殊的表达方式，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永远追求真善美的人，寓德育教育于音乐教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