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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政治宣传工作重要性
1.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在先进团队塑造中的重要性
一直以来思想政治工作依靠着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人们进行先进教育，我党依靠着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能够制定出更加具有保障、更加可靠的实施方针，能够团结各个内部团队，能够给予团队凝聚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支持。煤矿企业是我国重要的传统经济发展企业。现今，煤矿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若想使煤矿企业的发展得到恢复，使经济得到增长，应该将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作为重要的支持力量。煤矿企业的发展，若要做强、做大，需要具有一个能吃苦、肯吃苦、能干事儿、敢干事儿、求上进、思进取的先进团队。但是该先进团队并不会自身存在，需要人为制造。制造的过程中，需要利用的首要手段便是思想政治宣传工作，通过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能够良好的解决职工思想方面出现的思想意识较差，安全意识不强、不求上进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能够培养职工具有更强的实际操作技能，具有更高的个人素质。由此便能够创建出适应现今时展的优秀团队。
2.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在构建企业文化方面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对于企业文化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可以将其称为构建企业文化的重要有效有段。通过思想政治宣传工作构建的企业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能够为职工提供思想方面的指导和行动方面的动力。企业在构建企业文化时并不能够仅仅依靠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亦需要进行相应的文化建设，只有将二者进行完美的结合，方能够成功。煤矿企业的发展中，竞争除了表面上的竞争以外，亦包含了背后重要的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但是企业的管理工作以及技术工作均需要先进的企业文化作为重要支持。经过大量调查可以发现，现今各个企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均具有不同的企业文化，依靠不同时期的企业文化支撑企业不断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煤炭企业在进行思想整治宣传工作的过程中，一需要发挥自身的优势，突出企业自身的特色。就煤矿行业而言，与其他行业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具有一定特殊性。重点表现在具有地域性。企业在构建文化时应该因地制宜，根据企业自身所在的地域，根据自身发展的特色制定相应的思想文化宣传方式，构建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文化。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者要重点向职工宣传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突破难点的毅力等，使职工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工作。另外，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中需要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对职工的思想状态进行把握，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避免出现严重的思想错误。
3.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灵活性对煤矿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并不已成不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煤矿企业的经济增长以及企业发展中，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能够围绕着企业建设的总目标，对煤矿工作中地面以及井下两个重要的工作系统进行恰当分析与安排。同时，能够为矿井的投产提高标准，为矿井的建设打下良好基础。由此可见，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能够宽度广、深度深的为煤矿企业建设提供实际有效的政治工作点。更加能够稳定煤矿企业中职工的工作，提高职工个人的素质以及工作能力。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十分有利于煤矿企业的各类项目建设。
引言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对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中央把粮食安全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已列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首位。农田水利是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综合能力和农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提高粮食产量和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支撑，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是加强农村基础建设的重要措施，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如果我国农业不能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产业，那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认真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以巩固农业这一经济基础，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是农村工作的当务之急。首先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是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农村水利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产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只有进一步发展壮大，才能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一、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认识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重点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对农产品品种和质量结构的调整,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达到适销对路,增强国内外市场竞争实力,并增加农民收人;二是调整生产要素结构,合理配置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三是使农业区域分工和布局更加合理,充分发挥各具特色的专业化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投人产出效率,使农业全面转人优质、高产和高效,促进现代化发展进程。所谓优质农业是以经济上高效、技术上先进、环境上可持续为特征,包括农产品的优质化和生产流通过程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合理化,特别是优质农产品要实行科学化、区域化、基地化、产业化的生产和经营。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状态可以用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科技进步贡献率、生产要素利用率、规模经营效果等指标(或指标体系)来综合测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是调整顺利进行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河南省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在集约经营程度、科技含量、生产要素利用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在面对加入WTO之后，农产品竞争市场将日趋激烈的国内外新形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基础设施条件差、农业劳动力滞留现象严重、农产品品种和质量优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十分突出,特别是水资源紧缺问题已成为全省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以水利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十分脆弱,防抗灾能力不强,难以支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深人进行。
二、农村水利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现阶段,河南省农村水利已成为一项围绕农业和农村中水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问题,服务于农业、村镇居民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兴利除害事业。就其内容而言,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一是基础性支撑作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节水灌溉、灌区建设与管理、牧区水利建设等可以在农业结构调整中为改善农产品品种、区域化布局、水资源科学配置等方面创造基础设施条件;城乡供水和农村饮水改水则可为推进村镇城市化和农村经济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农业、农村生活和生产中水利条件的改善,农村社会经济基础的稳固,高效用水和节水的实现,可以有效缓解水资源紧缺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城市用水,有力地支持大中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是促进和保障作用。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不仅有效缓解了农业水资源紧缺状况,而且使广大农村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供水、农村饮水改水事业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滞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非农”转移 ,进而打破了城乡“二元”经济格局 (即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 );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已使农村水利行业体现出市场经济特征,理顺了管理,活化了经营,有效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基层水利站、浇地公司、用水户协会等基层服务体系建设,在普及农村水利科技,促进农业科技推广,提高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服务保障作用。
当然,由于目前河南省农村水利中还存在着“基础设施脆弱、防抗灾标准低、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低、科技含量低、农业水资源利用率低、水环境生态持续恶化以及管理体制及经营体制不活”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大面积农田因旱减产或绝收现象时有发生,全省农村还有几百多万人的饮水困难问题尚未解决,超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机井报废现象严重,农业和农村用水 日趋艰难,从而制约和影响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三、发展壮大农村水利 支撑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为进一步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全省农村水利建设要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现代水利、以供定需等现代治水思路和理念,面向“三农 (农业、农村和农民)”,针对“干旱缺水、突发性洪水、水环境恶化”三大问题,认真贯彻“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和依法治水”三大主体战略,狠抓保障性生活用水,促进农业高效用水,协调生态需水,推进社会节水。要使农田灌排体系日益完善、村镇供水饮水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城乡水资源调度调控更加科学高效、富含现代水利科技并能够实现良性运行。要以经济发达地区的设施农业建设、信息化建设为重点,稳步推进农村水利现代化。使全县的104万亩耕地得到有效灌溉，发展旱涝保收田面积91.24万亩，发展节水灌溉面积21.15万亩，把20余万亩背河洼地变成了鱼米之乡。实现节水能力几亿m3,;解决农村几十万人以及数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在全省多处大型灌区，实施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实施乡镇供水工程项目、增加供水能力; 建设集雨节灌等微型水利工程,提高蓄水能力。
四、解决农村饮水困难人口的既定目标。重点做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是节水灌溉工作。优选项目,多方筹措资金增加投人,保证年度目标的顺利实现;通过试行改制,加强管理,提高节水效益;要结合农田高效用水实验或科技推广,采取技术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制手段相结合,强化水资源统一管理,限采地下水,促进全民节水。二是农村供水和城乡供水工作。根据《农村饮水工程规划,按照“先难后易”的原则,与计划、财政、扶贫等部门密切配合,将国债、财政、以工代贩、扶贫等多方面资金统一使用,逐一解决特困村或困难村的饮水困难问题，解放农村取水劳动力。城乡供水要按照《河南省乡镇供水 2 010 年发展规划,进一步争取银行贷款,加强工程建设;结合水价改革,狠抓供水工程的运行管理和经营,提高收益,滚动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三是灌区建设管理工作。根据《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划》,围绕“两改两提高”(工程改造、体制改革和提高水的利用率、提高经济效益),抓好项目建设和管理。结合水价改革,积极探索灌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革,在条件适宜的灌区推广用水户参与管理模式,促进灌区支渠以下范围内的自主经营。四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要积极探索农村税费改革后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具体办法和组织形式,在落实各项惠民政策的同时,探讨建立新的投入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认真总结全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进规范化发展。
五、结束语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负责试点工作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负责人、部分新闻媒体代表参加会议。
10个试点地区负责人分别就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特大镇体制改革和特色镇建设、智慧城市等五个专题做了经验介绍。
安徽省合肥市通过大幅降低落户门槛、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让农民工在城市里进得来、住得下、有保障，使其安心“扎根”城镇。
福建省晋江市不断丰富居住证制度市民化待遇内涵，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外来人口“进得来、融得入、留得住。
重庆市扎实推进基础设施领域PPP模式，努力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有效解决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融资问题。
湖南省株洲市通过设立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大力推行PPP模式，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格局。
广东省东莞市以创新理念推进“三旧改造”，在操作主体、改造业态、资金来源、利益分配、开发方式等五个方面探索多元化模式，有效地促进了城市更新。
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以农村住房置换城镇房产、农村宅基地复垦增量为核心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有效激活了城乡实体经济，拉动了城市消费需求。
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以特大镇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通过实行县级单列管理体制、科学赋予县级管理权限、推行“大部门”制改革等举措，扎实探索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设市模式。
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以发展电商产业为突破口，激发农民创业热情，提高农民创业技能，并通过完善各种配套，用“城”为“产”做支撑，打造“以城促产”的特色小镇。
湖北省武汉市通过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拉动大量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
广州市番禺区以智慧城市为突破口，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精准、高效的新型城市管理服务体系，形成对公众记录一生、服务一生、管理一生的常态化城市管理方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推动试点地区带动全国城镇化进程，更好地发挥城镇化作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的黄金结合点作用。
今年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一年，必须树立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快工作节奏和步伐。
一是试点地区要“闯”。锐意创新、率先突破，按照试点任务要求，明确时间表、路线图，集中力量、调配资源，尽快在市民化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方面取得突破，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目前有部分学者对开发性金融从理论上加以定性说明(白钦先、曲绍光1993;王伟2002,2005;陈元2000;程伟2005;罗学军2005)。也有部分学者从实证角度,试图检验开发性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温守义2005;苏纬、梁士涛2007;李志辉、张晓明2007),但是他们对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以及相关的度量指标,都是直接沿用一般金融的分析框架,并没有从本质上体现开发性金融与一般金融的差异,因此计量结果与开发性金融实践有一定偏差。
本文引用动态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对开发性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借鉴一般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衡量指标,构建符合开发性金融本质特征的衡量指标;最后,基于相关数据对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进而结合开发性金融改革实践提出相关建议。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简单评价
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早在1912年,Schupeter就指出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随后,Gurley和Shaw(1950)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Patrick(1966)从“需求跟近”和“供给引导”两个方面论述了金融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关系;Hicks(1969)详细考察了金融革命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作用。
1919年,Goldsmith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做了开创性研究,首次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并用其来衡量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启了量化的先河。通过对35个国家1860-1963年的数据归纳和分析,得出关于金融与经济增长的10个结论,其中包括金融与经济增长平行发展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看法,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Mckinnon和Shaw(1973)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主张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并给出了用货币化率来衡量经济的金融深化程度。随后Kapur(1967),Mathieson(1980),Fry(1978,1980)等相继对金融抑制理论进行了延伸和推广。
1993年,King和Levine改进并弥补了Goldsmith研究中的不足,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做了突破性研究。他们运用1960-1989年的数据,对80个国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系统控制其他长期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检验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过程,并建立了一些新的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广为后续研究者使用。同时他们对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可以预测长期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随后Boot和Thakor(1997),Durra和Kapar(1998)以及Greeword和Smith(1997)等人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以及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如何伴随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等问题给出了最为规范的解释。国内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谈儒勇(1999)首先借鉴国际惯用指标———金融深化指标和银行重要性指标等,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金融中介总体规模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存款货币银行重要性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结论。他认为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可能适合我国情况,并且指出金融的不发达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随后,其他一些学者也展开了相关研究,李广众(2002)认为国内现有的对金融研究的衡量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金融现状,提出应该根据中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指标体系。冉光和(2006)研究表明我国西部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不存在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而东部则有双向长期和短期因果关系等。
综上所述,一般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虽然日渐成熟,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对于一类独特性质和特殊职能的金融———开发性金融,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又将如何呢?本文借鉴一般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框架以及衡量指标的构建和改进方法,对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
三、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分析
纵观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过程,金融发展类型大致分为两类:需求跟进型和供给导向型。需求跟进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式本质是指实体经济的增长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产生更多额外需求,金融部门为满足经济增长需要而迅速跟进的金融支持促进金融发展。该理论是一种传统且成熟的金融理论,强调经济发展对金融的决定作用,多适用于一般性金融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实证检验(Kapur1967;Mathieson1980;Fry1980等),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更为显著。其基本路径可表现为:
经济增长金融需求金融供给金融发展
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表现为金融发展的主导性、超前性。通过现代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以及对经济的渗透,为经济增长和其他金融发展提供条件和动力。其发展模式有两大功能:资源转移和企业孵化。该理论符合开发性金融本质特征,开发性金融本质上是一种供给导向型金融(谢家智、周振2006),基于此,我们可以用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式来分析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路径。
现在引入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遵循Feder(1983)、Odedokum(1996)、Wang(2003),同时参照赖明勇、谢小晓、包群(2006)进一步拓展的动态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型,来描述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假定整个经济活动只有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两部分组成。生产函数为:
Ft=Ft(lFt,KFt)
Rt=Rt(LRt,KRt,Ft)
Yt=Ft+Rt
其中Ft,Rt,Yt是指t时刻金融部门、实体经济和社会总产出;LFt,LRt,KRt,KFt是指t时刻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所雇佣的劳动力和使用资本。值得说明的是,由于金融部门外部性作用存在,实体经济不仅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也是金融服务的函数,改进Rt得:
Rt=Rt(LRt,KRt,Ft*)
F*t代表t时期金融服务的外溢因子,度量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外溢效应。在此基础上同时引入适应性预期模型和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性因素,并且假定某一部门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与全部经济范围人均产出存在线性关系①:
RL=β·(Y/LK),RK=α
假定金融部门通过不变弹性ω影响实体经济产出,现对期望外溢因子F*t进行动态迭代,并利用几何滞后变换,可得如下动态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发展模型:
dYt\Yt=θ·δ/（1+δ）·dFt/Ft·Ft/Yt+θ·ω/[1-(Ft/Yt)]·dFt/Ft+αθ·dKt\Yt+βθ·dLt\LKt+(1-θ)·dYt-1\Yt-1
其中θ代表金融部门外溢效应在当期预期外溢效果与前一期实际外溢效果之间的选择:0θ1;α,β代表某一部门资本,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与全部经济范围人均产出存在的线性系数;δ代表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不变弹性ω代表金融部门产出的增加带动实体经济部门产出的增加。该模型反映了供给导向型金融部门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其一是金融资源生产率的提高,即模型θ·(δ/(1+δ))·(dFt/Ft)·(Ft/Yt)部分,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资本利润
率、资产利润率、投资转换率、资本形成效率、规模效应等因素;其二是金融部门的巨大外部性作用,这也是开发性金融的本质体现,即模型θ·(ω/(1-(Ft/Yt)))·(dFt/Ft)部分,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产品的创新外部性、金融市场建设、金融制度健全以及金融生态等因素。
四、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检验
基于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路径分析,本文从开发性金融运行效率、开发性金融资本形成效率、开发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三个方面构建开发性金融衡量指标。
(一)开发性金融衡量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国外研究者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金融衡量指标大多采用金融相关率(FIR)、金融深化程度(DEPTH)、存款货币银行重要性(BANK)、金融信用私有化程度(PREVATE)等几个指标。国内研究者主要借鉴国际惯用指标,同时根据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相关衡量指标进行了调整和改进。基于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路径分析,本文选择能够同时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生产率和金融资本形成效率的金融深化指标,以及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银行重要性指标。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比较的客观性以及开发性金融显著特征,本文对上述两个指标重新进行了精炼和改进。
第一个指标为调整后的开发性金融深化指标LOAD:本文不使用通用的金融深化指标DEPTH=(M2/GDP),该指标所衡量的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偏高,甚至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处于高位。贷款指标在国内外实证分析中经常使用,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能体现金融中介的直接经济意义,并且(M2/GDP)指标不能直接衡量开发性金融深化水平。考虑以上原因,本文采用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国家开发银行季度贷款余额与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季度实际GDP之比来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生产率和金融资本形成效率。季度贷款余额CDB,选取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共计24个数据。因为国家开发银行从1998年开始进行改革,其前后变化较大,统计口径难以同一,而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运营相对比较稳定,计量分析更加可信。贷款数据均来源于国家开发银行年报。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选取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共计24个数据。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整理。
第二个指标为调整后的开发性金融重要性指标CDB:借鉴存款货币银行重要性指标的计算方法,本文尝试采用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季度贷款余额与经过季节性调整的货币当局季度债权之和的比值来反映开发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里使用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国家开发银行季度贷款余额近似代替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国家开发银行季度债权之和,是因为国家开发银行债权的80%,甚至80%以上来源于国家开发银行基础性贷款②。货币当局季度债权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季度数据整理。
(二)经济增长衡量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选择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长率GY作为经济增长衡量指标。为了使得各季度的GDP具有可比性,模仿King和Levine(1993),本文首先计算各季度实际GDP,然后对实际GDP进行季节性调整,消除季节性因素影响,最后利用GDP环比增长率公式(GDPt-GDPt-1)/GDPt-1计算GDP环比增长率。季度GDP来源如前,零售商品价格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季度数据整理。经济增长有时可能会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所以检验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变量具有现实意义,有必要控制一些变量,限于数据等原因,本文仅选用季度通货膨胀率作为控制变量。根据一些研究者的实证经验(谈儒勇1999)以及本文的实证检验发现,季度通货膨胀率始终不显著地进入回归方程,说明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独立。
(三)计量经济模型的选择及说明
鉴于本文检验的开发性金融衡量指标、经济增长衡量指标以及控制变量均为时间序列数据,具有非平稳性,本文选择了比单方程更加可靠的多变量VAR模型③,来检验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多变量VAR基本模型:Yt=A1Yt-1+…+ApYt-p+BXt+Et
经过一阶差分的内生变量中各序列均平稳,所以只有构成ΠYt-1的各变量的是I(0)时,才能保证新信息是平稳过程。
五、结论分析与相关建议
(一)结论分析
无论是供给导向型金融经济模型还是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都表明,开发性金融明显不同于一般金融,它具有更高的金融资源生产率和更大的经济外部性,能在市场框架下充分利用组织优势开拓市场、建设制度,主动引领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长期支持效应。
第一,开发性金融具有更高的金融资源生产率。在制度设计方面,开发性金融无论是贷款期限、利率水平,还是其融资方式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能够有效避免一般金融贷款期限不匹配、利率不匹配等缺陷;在金融发展类型方面,开发性金融属于供给导向型金融,可以相对超脱于即时经济运行,主动弥补市场失灵、信用缺失,从市场建设角度构建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大大提高了金融资源的运行效率和配置效率。
第二,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实体具有更大的经济外部性。开发性金融资金投向隶属国家基础性战略性生产领域,具有强烈的乘数传导效应和巨大的经济溢出效应。与此同时,开发性金融作为重要的宏观金融工具,肩负着开拓市场、建设制度、贯彻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使命,经济外部性显著。
第三,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支持效应。开发性金融强调基础性建设和发展平台的搭建,注重“开发”、“拓展”、“创新”,着眼于经济未来的发展态势,尤其体现在它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以及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上,所以开发性金融资金投放规模巨大、运作周期较长,具有明显的长期支持效应。
(二)相关建议
基于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以及开发性金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同时结合开发性金融改革实践现状,提出三点建议:
一、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其实，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一、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
新农村建设核心是解决农民的增产、增收问题,故发展农村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而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的筹集和使用主要通过金融活动完成,熊彼特(Schumpeter)认为金融服务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间关系决定了新农村建设的效果。根据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表现为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金融体系的关键在于金融功能的实现,而这离不开金融发展。
自熊彼特提出的金融发展重要性之后,麦金农和肖通过深入研究在1973年建立了金融发展理论。国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主要由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构成,且理论分析主要局限于研究初期。谈儒勇(2004)将金融发展界定为金融体系朝好的方面变化,所以,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是金融体系是否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功能,即主要用于论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后期该类研究主要在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下就金融拟制和金融结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中观层面,其立脚点是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大都基于金融服务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假设下或计量验证影响因素。后期研究开始由理论研究转向实证分析,Levine(1997)以作用渠道为研究目的进而证明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而Granger提出的因果分析方法被大多数学者用于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国外的研究成果为国内学者研究该类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有全局、区域和农村,其中基于农村的视角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或农民收入增长)间的关系在随着新农村建设提出得到更深入研究。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路径中,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可分为农村金融深化和农村金融中介发展两种。其中,基于金融深化框架下研究主要探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村经济的贡献,通过数据分析找出重要影响因素并得出相应结论。而农村金融中介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研究则突出农村金融功能发挥,试图解释金融服务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具体研究中,张春喜、孙伟(2007)从金融演进的内在关系及更长的历史视角下以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为背景和李政(2009)用实证的方法证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关系,并通过因果检验得出相应的结果。而方金兵、张兵、曹阳(2009)基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选取农民收入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替代指标,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两者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并指出扩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李广众、陈平(2002)利用我国1952-1999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对于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多变量VAR系统研究分析了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提出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效率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丁晓松(2005)研究1986-2002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采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方法,同样认为金融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有存在双向作用。姚耀军(2004)从金融发展的视角根据1978-2002数据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利用因果检验法做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影响到农村经济增长。
二、模型构建
由以上分析可知,现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主要从实证角度进行,尽管视角不一,但均得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因此,在现有经济体制下为更好的建设新农村,通过金融发展支持农村经济增长是最优选择。然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是十分有必要的,若想通过金融发展支持农村经济增长应先确定两者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模型构建则探讨两者之间均衡的可能。
(一)分析方法及指标设计说明
1.分析方法。由于单方程的OLS法会出现自变量内生性问题,加之在非平稳变量上的OLS法可能出现伪回归问题,而李广众、陈平(2002)和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的方法能较好的解决OLS法的不足。因此,本文在分析方法采用上借鉴李广众、陈平(2002)和姚耀军的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就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2.指标设计。一般研究,将两者关系置于资金供给、需求和成效角度上进行。所以,在设计指标时主要考虑农村经济增长衡量和金融发展的供给及需求。具体研究中,设计农村经济增长指标、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结构指标和金融中介支持效率指标等四个指标。在对指标界定中:将农村人均GDP(RPGDP)作为衡量反映农村经济增长状况的指标。哥德史密斯在研究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时指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IR),随着农村金融发展研究深入,我国大部分学者开始计算我国农村金融相关率指标(RFIR),其中张兵等(2002)在农村FIR与农村经济增长将农村FIR确定为农村金融资产和农村GDP之比。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指标(RLTL)鉴于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位置,本文设计了反映农村贷款结构的指标作为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即RLT/RL,其中RLT是指乡镇企业贷款余额, RL是指农村贷款余额,将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简记为RLTL。王志强、孙刚(2003)认为,可以用储蓄与贷款的比值来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故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RLD)可定义为农村金融中介将农村储蓄转化为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增长、促进农民增收的效率。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指标(RLTL)鉴于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位置,本文设计了反映农村贷款结构的指标作为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即RLT/RL,其中RLT是指乡镇企业贷款余额, RL是指农村贷款余额,将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简记为RLTL。将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比率衡量金融发展结构规模。
(二)模型说明及数据处理
1.模型说明。安翔(2004)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出发,以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创建农村经济增长模型,并得出农村金融深化是解释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结论。同样的方法还被王莹(2006)和邱杰、杨林(2009)所采用。本文主要就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性,目的在于判断两者之间的均衡关系及影响方向,故直接设置若干个指标进行衡量。
2.数据处理本文数据均来自各年的《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未能获得完整数据针对部分数据缺失的事实,在实际处理中仅选择1988-2007年份数据且主要分析1993-2007年数据。同时考虑到农村经济的根本是农业,本文在指标计算中利用所得的数据进行一些替代操作。如在计算农村人均GDP时,在未能获得足够可信的农村人均GDP数据下,本文采取了用农业GDP除以农村人口进行替代,张兵等(2002)同样采用农业GDP代替农村GDP。受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实影响,我国农村金融资产主要是农民在银行的存款,所以,在处理RFIR时用农民存款与农村GDO之比计算。农村存款余额和农村贷款余额在1978-1986期间主要在已给出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加总计算,在计算金融中介支持效率指标时受条件所限,数据来源主要是《金融年鉴》和《统计年鉴》的数据未能完全描述农村金融机构的贡献。
三、基本分析结论
通过运用EVIEWS5.0处理相关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农村人均GDP逐年增长。但与RLD、RLTL之间并未有之间的线性关系,剔除掉替代、CPI等影响本文认为两者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均衡关系至少在93-07年间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但农村经济增长却对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显著的影响。
尽管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得一定的成功,基本上形成以国有正规农村金融机构为主,非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补充的体系,从农村经济增长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看,虽然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但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金融发展状况的格兰杰原因,这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增长,证明了邱杰、杨林(2009)的观点。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看,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姚耀军,2004)。实证得出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将会严重制约农业结构调整,进而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已成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
根据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应所存在的均衡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上述关系。这也说明了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已经逐步向依靠金融要素投入的内生式增长模式转变。麦金农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问题,在我国就表现为金融制度变迁主要是政府主导,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模式。鉴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格兰杰原因的事实,加快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在农村经济增长初期,应进一步强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资金主导供给作用,适度放开竞争,逐步建立合理、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消费、投资和出口与GDP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宏观经济领域讨论的热点,学者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分析和研究,根据宏观经济模型GDP=C+I+G+(X-M),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同,它们通过乘数作用,推动GDP的成倍增长。
本文就是试图利用经济模型,找出消费对于GDP增长率的贡献,从而通过增加消费,促进经济的健康、持续的增长。
消费在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三分之二左右,消费可以通过自身的增加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拉动投资间接拉动经济的增长。我们知道对数模型反映的是因变量变化1个百分比,自变量变化的百分比。本文就是用对数模型来考察当消费变化一个单位时,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出对策。本文山东省统计年鉴运用1984―200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一、消费对GDP增长的模型推导
我们知道消费和GDP是相互促进的,消费可以促进GDP的增长,GDP的增加也会增加消费,在本模型中对于消费和GDP增长的关系,首先我们判断消费和GDP的因果关系,对此我们首先要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检验,得检验结果:
我们可以得到消费是格兰杰意义上的GDP的原因,而GDP却不是格兰杰意义上的原因。
由于人均消费倾向比较低,山东省的经济发展主要以投资拉动我们通过模型的估计,求出消费增长的比例与GDP增长的比例之间的关系。由于消费对经济影响的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效应,因此前期消费对本期也有影响,所以在估计模型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当期消费,还要考虑前期消费对经济的影响。由于经济变量本身是非稳定的时间序列,用传统的单方程计量经济模型并不能全面的反映经济变量间的关系,而且直接运用变量的水平值来研究经济现象间的均衡关系容易导致谬误结论。因此,需要进一步建立动态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此我们进行对数参数估计使用的模型为:
参数估计后可以发现前期的消费与GDP的增长为负相关,不符合经济意义,同时DW统计量为1.0695,存在正自相关。对相关性进行检验,可得结果:
经检验存在一阶自相关和一阶偏自相关,因此对方程加入ARMA进行修正。得到新的参数估计方程:
参数估计的个参数都有经济意义,赤池准则通过,DW统计量为1.79,序列相关消除,进行检验,得检验结果:
通过检验可知自相关和偏自相关消除,不存在序列相关的问题。再检验异方差,进行White检验,得结果:
通过检验可知不存在异方差的问题。
可以得到最终的参数估计模型:
LOG(Y) = 0.7457102455*LOG(X)+0.35141219*LOG(X(-1))+[AR(1)=0.731276904,MA(1)=0.6919759081,BACKCAST=3]
二、模型意义说明
通过以上的参数估计我们的到了最终的估计模型: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期消费对GDP增长具有最大的影响,当期消费增长一个百分点,GDP的增长就会增加0.7457个百分点,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扩大内需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我们面对全球性的危机,经济增长的压力增加时,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率使我们面对的突出问题。从消费对GDP增长的带动作用可以看出,对于保持经济增长率,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于下一个阶段的重要性。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于下一个阶段保持经济增长率,增加消费是一个重要途径。从模型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前一期的消费对本期的经济增长也有重要影响,它增加一个百分点,同样会使GDP增加率增加0.35个百分点。所以,消费无论是对于当前的经济增长,还是以后经济的持续增长,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模型的滞后项表明,前一期的经济的经济增长也会对本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前一期的的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本期的GDP会增加0.73个百分点,这正表明了经济增长的惯性。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在一段时期就会持续性的发展下去,可能是前期的投资在本期发挥了作用。我们要想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必须保持经济的增长率,因此必须要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经济缩小与先进省,乃至发达国家的差距。
山东省国内生产总值整体上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5883.8亿元到2007年的25965.91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特别是从年以来,山东经济发展发生积极变化,进入了快速扩张阶段,上升势头强劲,生产总值增长持续走高。从三大需求来看,我省的经济增长属于比较典型的投资拉动型。以“十五”时期的数据为例,我省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5.3%、47.6%和7.2%,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9、6.2和0.9个百分点,其中,2003、2004、2005三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8.1%、54.6%和49.7%,投资己成为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因此,更显出我们下一个阶段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时,这也显示了经济的发展的持续性。
三、消费需求较快增长慢的原因既促进消费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消费对GDP增长的影响分析,促进消费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但一些因素制约着消费:
1.居民总体的收入水平低,而且就结构而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消费低的一个原因在于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收入过低。
2.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磨擦性失业”、企业体制改革中效率追求引起的减员增效、农村科技进步所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的就业压力等使城乡居民就业稳定性减弱,再就业的困难加大等因素,都削弱了居民的消费信心。
3.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薄弱,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即使有些钱也不敢消费。
我们可要采取一些措施促进消费增长,从来带动经济发展。
1.合理调整居民收人分配政策。一是研究使用税收调整手段,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手段, 减轻中低收人者税收负担。二是落实国家财政直补政策,减少农民税费负担,减轻农民负担。三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转移, 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门路。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广先进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工作经验,探索和建立以政府财政为主、社会公积为辅、城乡居民缴纳为补充的保障体系, 适当提高城市低保,完善对城市低收人群体的保障。
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大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农村和落后地区倾斜,改善农村地区水、电、路、通讯等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大对农村电网改造力度、整顿农村电价、降低用电成本。同时大力发展适合农村地区的商品销售和服务网络,让广大农民方便购买, 放心消费。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9BTJ011) 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魏凤.山东省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金融业发展规模与我国庞大的经济总量相比发展相对滞后，与金融业相对发达的欧美国家相比也有差距。为了研究金融业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具体关系，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将指标分解为趋势变量和波动变量，来分析金融发展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
一、指标与数据选择
（一）指标选择
1、经济增长变量指标（GDP）。为了分析的方便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用人均实际GDP作为经济增长的代表变量，记为IG。
2、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D）。我们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为了减轻通货膨胀
带来的失真，在本文中对GDP通过官方公布的全国零售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年)加以调整。
3、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E）。本文用储蓄与贷款的比值来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
（二）数据选择
本文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1—2010年）、《中国金融年鉴》（1986—2010年）以及中国统计局国家官方网站。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并逐步放宽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这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是影响巨大的，因此本文以2001年为标志，将取样时段分为两个区间（1981—2000）、（2001—2009），以分析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利用Dickey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取A IC （k）=min{AIC（k）｜k=1，2，3…m，}，最大滞后量m 取4，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滞后阶数，对上述三个变量IG、FD、FE原序列、一阶差分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通过分析可知，在两个时期内，IG、FD、FE这些变量原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但经过差分后，都是一阶平稳，并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二）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克服多变量小样本条件下Engel-Granger两步法参数估计不足，采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从协整检验的特征根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第一个时期对应原假设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在第二个时期，对应原假设最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由于协整关系度量系统的长期稳定性，因此以上两个时期所定义的经济系统都是稳定系统，说明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第二个时期系统的协整关系为两个，考虑第一种情况，两个时期的协整方程分别为：
IG=624.89+6.768 FD-2.54478 FE （19）
（3.43746） （2.04651）
（最大似然值79.64） （括号内的数值为参数的T统计量）
IG=856.54+1.334 FD+0.86774 FE （20）
（2.37747） （-0.07855）
（最大似然值94.82） （括号内的数值为参数的T统计量）
从以上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在两个时期，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效率指标都是经济增长指标的重要影响因素，从长期来看，三者存在动态的稳定关系。具体来讲，在第一个时期，FD每增加1%，将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增加6.8%，而FE每增加1%，将会使IG减少2.5%，金融发展规模的影响要大于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在第二个时期，FD每增加1%，将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增加1.3%，而FE每增加1%，将会使IG增加0.86%，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小于第一个时期，FE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现正向关系。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我们以稳定的时间序列ECt-1做为误差修正项，对两个时期的变量分别建立如下二阶误差修正模型：
IGt=0.336+0.4067 FDt-0.2154FEt-0.1065IGt-1+0.0532 FDt-1
(4.97) (6.78) (-1.83) （3.565） （4.86）
-0.2156ECt
(-6.76) （24） R2=0.6190 DW=1.96 s.e.=0.051
IGt=0.446+0.2034 FDt+0.0443FEt—0.0928IGt-1-0.0324 FDt-1
(5.42) (8.34) (2.43) （5.296） （3.97）
-0.1657ECt
(-5.423) （25）
R2=0.765 DW=2.34 s.e.=0.046
从以上两个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我国IG 与FD，FE有密切的联系。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 误差修正项系数分别为-0.2156与-0.1657，显著小于零，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表明两个时期我国IG 与FD，FE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第一个时期，根据误差修正模型的参数估计量，FD的变化将引起我国IG的相同方向的变化，FE的变化将引起我国IG的相反方向的变化，而上期IG增长率的变化，也会引起本期IG增长率相反方向的变化。ECM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在第二个时期，FD与IG的变化方向与第一个时期相同，但FD的系数要小于第一时期，这说明，在第二个时期，FD对IG的影响要小于第一个时期。FE与IG的方向与第一个时期相反，这说明，金融发展效率对经济的影响由第一个时期的阻碍发展为第二个时期的促进，这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好现象。同样的，IG的前期对当期经济的影响也是一种反向的作用。
（四）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利用两个时期的数据进行方差分解分析，为了比较的方便，我们都选择滞后期为10，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论是在哪个时期，对经济增长变化贡献率最大的是自身因素前期的影响，但是它对经济的贡献率都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金融发展规模指标的贡献率在两个时期都是逐年递增的，而且其变动对经济增长变化的贡献在两个时期都起到主要作用，但第二个时期相对第一个时期来讲，重要性在下降。金融发展效率指标的贡献率在两个时期也是逐年递增的，但是在第二个时期，其对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却在逐渐增强。综合以上两个时期，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金融发展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前者的重要性在下降，这表明，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
三、研究结论
古典大师通过劳动价值学说确立了人的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性地位。其中配第把武器装备的损失与人类生命的损失进行的比较，被认为是首次严格运用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斯密、李嘉图等阐述过有关人力资本的思想观点，马尔萨斯得出了技术进步和财富的积累将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认为劳动报酬是工资，资本报酬是利润。至多是在比喻意义上认为劳动也是一种资本，但从来没有真正地把它当作资本。承认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但是却反对使用这种方法做任何计算。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人力资本思想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中，资本是指物质资本，虽然没有提到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它引入了技术进步因素，并强调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长期来看可称之为唯一因素，而技术进步从广义角度而言，体现为设备更新、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制度创新等，这些是由于知识的增加及应用所决定，因而教育对促进经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意识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但却把它看成外生变量，理论本身无法对劳动力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做出解释。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不满意于经济增长的外生驱动，开始致力于把索洛模型中的技术进步内生化的一系列新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以罗默的《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1986)和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机制》(1988)为标志，使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20余年的沉寂之后再次焕发生机。新经济增长理论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等等，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将人力资本因素结合进严谨的经济数学模型，使得能像生产函数方法分析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那样分析人力资本，从而提出了一些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在罗默和卢卡斯的模型中，不仅将人力资本纳入进去，并且使其内生化，同时也克服了经济均衡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的缺陷。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中，阿罗、罗默、卢卡斯、雷贝多、阿洪等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四）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增长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更关注于经验含义以及理论与数据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各种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多国范围内研究人力资本是否影响经济增长、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方向等。特点是多采用回归方法进行多国比较或在一个国家和多个地区之间进行比较，试图找到有关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或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
1.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争议的。尽管在理论上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有较为一致的观点，即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实证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上大量证据表明教育能够使收入显著增强，而在宏观层面上Klenow (2000)、 Mankiw (1992)等学者用招生率等相关数据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GDP)有明显的正效应。而和Pritchett (2001)、Spiegel (1994)等发现运用受教育的平均年数等数据却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无关甚至是负相关。即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流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例如， Sala i Martin (1995)发现入学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而平均受教育年份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效应。目前的研究集中在两者的非线性相关方面。Johnson (1995) 以及Papageorgiou(2002)利用回归树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来解释两者的多重关系。Kalaitzidakis (2001)利用半参数估计法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非线性关系。
2.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Judson (2000)研究发现虽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正相关的，但是统计数据证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复杂。Fatimah(1994)通过研究亚洲地区的不同水平的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在发达国家初级教育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的影响，而中级教育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相反在发展中国家初级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而中级教育起着负面作用，高级教育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在发达国家不明显。这说明不同经济水平下，教育投资的作用也不一样。同样Mamuneas 等(2006)通过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得出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图，发现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经济中，其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也较小；人力资本存量处于中等水平的经济中，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提高了；高水平人力资本存量的经济状况下，其投资回报是均衡而稳定的。此外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教育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例如, Kimko (2000) 研究发现, 国际性考试成绩与接受教育的年数相比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当然，也有学者否认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Pritchett (1996) 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变化几乎不能解释跨国经济增长差异；Temple (1999)认为，1960年以前的韩国对教育投资的增加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反却带来了劳动报酬的降低和较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
3.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度量问题。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那种理论上强烈正相关的关系与实证结论不一致，通常这种实证分析与理论的偏差被认为只是统计测量误差造成的 (Portela，et al， 2004)；然而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变量的测量问题被广为质疑(Judson, 2002)，一些像“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规模”等常用变量并不能反映教学质量的差异性，不同的人力资本度量指标可能会造成不同的结论：Steedman (1996)指出社会受教育程度水平在OECD国家并没有可比性。Mulligan (1995) 认为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指标可能具有误导作用。Krueger (1999)讨论了测量误差问题，认为主要的困难是规范建立一个利用受教育程度变化解释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教育变量的一阶差分将削弱该变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了证明该论点，Krueger (2000)考察了测度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相关系数很低，所以如果利用教育的变化去解释增长往往是低估了他们的影响。
4.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研究。Bits (2000)在验证学校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推导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Toya(2004)为了证明Bits的观点，对两个国家建立了双向因果关系的方程，利用 1960―1990年间登记入学人数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指标，利用自然灾难的作用倾向作为结构变量，通过改进的C一D生产函数估计了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使用结构变量后得到的人力资本积累变量的系数比单纯用OLS方法得到的系数偏大，并且发现人力资本是内生决定的。Glewwe (2004)发现受教育的需求与家庭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存在正相关关系，推导出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关系。
综上所述，从舒尔茨提出一般人力资本理论，到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形成，把对一般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强调变成了对特殊的知识和生产某一产品所需要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分析，使人力资本的分析具体化、数量化了，这给人们在实践中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分析方法。
尽管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已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目前尚能从宏观上定性地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贡献，而定量分析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由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与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力资本原有存量有很大的相关性，因而在实证研究中，要判定人力资本贡献率高低一般应采用横向比较，比较时应取相同方法计量的结果做参照。另外在实证研究时，由于人力资本计量问题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差异而导致结论不一致的情况很多，因此很有必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去开发出一套合理的关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度量指标。
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史，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普遍较关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数量而没有对人力资本投资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我们除了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数量外，更要注重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人力资本投资的技术和制度选择等因素，这些都影响着经济增长的绩效。
参考文献：
一、文献述评
1.关于创新的研究现状
1912年约瑟夫・熊彼特（J.A. Schumpeter）发表《经济发展理论》，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约瑟夫・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阿伯拉莫维茨（Abramovitz，1956）和格瑞里克斯（Griliches，1957）以及索洛研究了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生产率的等等。伊诺斯（Enos，1958）、布朗（Brown），麦克劳林（Maclaurin，1949）对技术创新进行了实证分析。美国学者兰斯・戴维思（Unee Davis）和道格拉斯・诺（Douglass North）则得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的结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的管理》一书出版表明了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经由宏观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渐向微观企业的管理创新转变的苗头。彼得・德鲁克的研究为管理创新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在这里，我们引用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关于创新的定义，将创新界定为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包括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
2.关于增长的研究现状
关于增长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斯密的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提出社会分工等方面的重要性。李嘉图在经济增长方面认为要更加注重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作用。马尔萨斯研究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杨（Young，1928）对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给出了一个内生化的说法。索洛（Solow）和斯旺（Swan）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阿罗（Arrow）、宇泽（Uzawa）和谢辛斯基（Sheshinski）认为知识积累和教育是内生技术的源泉。赫尔普曼（Helpman）和格罗斯曼（Grossman）、巴罗（Barro）和萨拉・马丁（Sala I Martion）以及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从 R&D角度对技术是如何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理论发展趋势是从单要素到多要素，从外生到内生的研究，从注重要素投入到注重全要素生产率，从注重有形资本到注重无形资本。本质上来说，经济增长问题归根结底研究的是什么决定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率。
二、创新对增长的促进机制
基于前文对创新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创新对增长的促进机制的说明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和社会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两个方面展开。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在均衡状态下，生产者获取的是正常利润。利益的驱使之下，生产者追求超额利润，因此进行技术创新。当一部分生产者展开技术创新时，其余生产者也会被吸引，从而进入到生产领域，争相展开技术创新。因此，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持，促进了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也会促进生产结构的变更。技术创新的背景之下，各项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在优胜略汰的竞争环境中，低效率的生产者被淘汰，资源被合理配置到生产技术水平高，生产效率高的行业。
关于社会创新对增长的促进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方面，是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制度创新形成的产权激励制度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强对人才的管理以及对创新成果的巩固，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是管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和物力资源管理的创新通过效应整合实现了经济系统有效资源的放大效应，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中国现行的创新与增长发展模式
美国学者兰斯・戴维思（Unee Davis）和道格拉斯・诺（Douglass North）得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的结论，就是对制度创新重要性的有力证明。我国目前的创新，集中于技术创新层面，对于制度创新的重视不够。然而，技术作为一种公共品，生产成本昂贵但复制成本却低廉。可以通过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来保护那些开发新技术的人或企业的知识产权，巩固技术创新的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此外，我国现行的创新模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创新推动。在这种创新驱动力下，很难获得长久的创新发展。据统计，我国2013年专利申请数量跃居全球第一，这背后是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绩效评价激励政策自上而下的推动。但是在“2012全球创新企业百强名单中”，并没有一家中国公司的名字。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创新推动很难实现创新实质性进展。
以收购式创新为主，本土创新不足是我国创新发展的又一现状。中国企业加大对美国和欧洲的技术投资，在政府鼓励下，它们寻求通过收购技术和人才，达到购买而非租用突破性创新能力的目的。这种通过并购等方式获得最新的技术的方式就是收购式创新，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快速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增长。但是，这种依赖于外国技术创新的并购会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可观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寻求内在创新能力增长和突破，才能为企业发展注入长久的创新驱动力。
参考文献：
[1]刘战礼.创新与经济增长关联性及其贡献变化率测度研究[D].吉林大学，2010.
[2]赵秀丽.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下的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研究[D].山东大学，2013.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项目（2011ZK2037）；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1YBA240）；湖南中医药大学医药经济与管理校级重点学科基金；湖南中医药大学医药卫生改革与发展科技创新团队基金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8月11日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中国政府强力推动“新医改”所面临的财政压力，到英国为了提高卫生投资的效率对已有60多年历史的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进行改革，再到围绕奥巴马医改法案的财政预算争议导致的美国政府停摆，卫生支出问题俨然成了当前困扰各国政府的难点问题。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者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1961）认为，我们称之为消费的许多东西，如教育、卫生以及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而进行的国内移民等均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常常被低估或被忽视。或许是归功于一系列关于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杰出研究（Schultz，1961；Denison，1967；Krueger，1968；Nadiri，1972；Hicks，1980；Wheeler，1980；Easterlin，1981；Marris，1982；etc.），教育的经济增长效应已经被人们所普遍认同，教育投资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与之相类似的卫生支出不管是在理论研究还是政府决策方面，其受重视程度均和教育不可同日而语。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指出的，“不仅是发达国家，而且还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国际捐赠社会都严重低估了卫生领域投资的重要性。”因此，对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二、相关文献综述
经济学界对政府支出（包含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当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够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而新古典增长模型则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学者们对卫生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截然相反的结论。
世界卫生组织（2002）的一份报告指出，即使在采用更多的经济变量来解释跨国增长模式的时候，较好健康情况和更高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也会展示出来。一个时间区间的经济增长是初始收入（由于有条件趋同性）、经济政策的变量和其他经济结构特性函数的结果，其中包括居民健康指数。B Rivera & L Currais（2003）将卫生投资视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变量，分析了卫生投资的产出效应。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卫生支出对经济具有正向影响。David E.Bloom、David Canning & Jaypee Sevilla（2004）构建了一个总体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模型，这个模型包含了微观经济学家们认为的构成人力资本的两个基本组成变量――工作经验与健康。研究结果显示，身体健康对总产出具有正向的、统计上显著的影响。Abu Nurudeen & Abdullahi Usman（2010）运用分解分析后发现，尼日利亚政府的总支出、总经常性支出、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而交通通讯支出、卫生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Sónia Maria Aniceto Morgado（2013）运用1960～2005年葡萄牙的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构建VAR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经济增长是健康改善的原因，但是健康改善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对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相对较少。杜乐勋等（2000）采用与经合组织国家类似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1978～1997年中国卫生总费用数据进行预测和分析。认为相对而言中国卫生总费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收入弹性明显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田成诗（2009）利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实证分析了卫生行业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卫生行业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而且影响显著为正；政府卫生投入对中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卫生行业的非政府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恰恰相反。陈浩（2010）通过分析1993～2008年中国30省份卫生结构演变特征显示，卫生投入结构的失衡是当前中国医疗卫生发展中所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之一，表现为个人比例过高，而公共比例偏低，而借助省份面板协整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其不仅短期内直接降低了民众健康福利水平，构成了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且地区间的卫生结构差距将显著影响到区域健康人力资本长期发展能力，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能力和增长方式转型也构成深远影响。鉴于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实证结果不一，郭平等（2011）在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下，重新探讨了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表现在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是0.0831，对应的投资乘数是6.04。兰相洁（2013）在考察公共卫生服务“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中国200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用于儿童免疫、传染病防治等方面的公共卫生支出赋予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显现；另一方面公共卫生支出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的“邻里模仿”正外部性十分明显。
上述国内外实证研究文献向我们揭示了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复杂性，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然而这些研究并未达成一致性意见，而且还不够深入，因此仍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如从整体上而言我国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我国卫生支出的结构变化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影响，卫生支出主要是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还是通过直接促进社会的消费和投资对经济产生影响等等。这些研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习惯于以经济增长思维来决定预算分配的各级政府而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三、我国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实证研究
从理论上说，卫生总费用、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等变量均可以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正向影响。鉴于这些变量之间具有交互作用，我们选取非结构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进行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于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变量系统是有效的预测模型。出于数据可得性方面的考虑，我们依次选取1978～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卫生总费用（TEH）、政府卫生支出（GEH）、社会卫生支出（SEH）、个人现金卫生支出（PEH）的年度数据，具体数值如表1所示。（表1）
为了更好地分析卫生总费用、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在实证研究时取这些变量的自然对数进行分析。在对模型进行估计之前，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
表2显示，各变量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利用Eviews软件对VAR模型进行估计，根据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将对应的VAR模型表述如下：
为了判断模型是否恰当，我们需要对其残差进行检验。在Eviews软件中要求输出所建VAR模型特征根如图1所示。图1显示，VAR模型的所有的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内，这说明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图1）
为了进一步分析VAR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还要对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以及方差分解。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
表3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TEH能够构成对LNGDP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我国卫生总费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尚不构成对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3还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GDP能够构成对LNTEH、LNGEH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GDP的增长反过来也能为卫生总费用的增长、政府卫生支出的增长提供条件。此外，LNGEH能够构成对LNSEH的格兰杰因果关系，LNSEH能够构成对LNTEH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政府卫生支出的增加能够导致社会卫生支出的增加，社会卫生支出的增加能够导致卫生总费用的增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鉴于我国卫生总费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加大对卫生领域的投资是应对经济金融危机、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众所周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在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下，过去依靠“投资驱动”加“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变得难以为继。而随着生活水平改善，疾病谱的转变，人民群众的卫生需求日益提高。因此，加大卫生投资供给侧改革，提高投资水平，改善投资结构，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需求。
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尚不构成对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并不能成为政府忽视卫生投资的理由。因为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阈值效应”，即政府卫生支出要影响到经济增长，存在着最低量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阈值”。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卫生账户数据库的资料，从2011年到2014年，虽然我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从5.0增加到了5.5，但仍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8.1%），甚至比低收入国家的比重还要低（平均6.2%）。而与中国同在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和印度分别达到了9%和8.9%。2012年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提出，到2020年卫生总费用将占GDP的比重为6.5%～7%。因此，必须切实履行政府职责，提高政府卫生支出，以保障健康中国2020战略目标的实现。
主要参考文献：
[1]Theodore W.Schultz.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Vol.51.No.1.
[2]世界卫生组织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报告.宏观经济与卫生：投资卫生领域促进经济发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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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avid E.Bloom，David Canning and Jaypee Sevilla.The Effect of Health on Economic Growth：A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J].World Development，2004.Vol.32.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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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浩.卫生投入对中国健康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0.2.
[10]郭平，刘乐帆，肖海翔.内生增长模型下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