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6 09:20:43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银行如何高质量发展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一、引与文献综述
1720年的南海泡沫导致的英国商法革命;2001年安然事件暴露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重大缺陷;2008年金融危机中金融巨头倒闭引发金融监管的思考。这些都使得理论界和业界意识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委托关系，是公司治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注册会计师审计也产生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目标是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帮助其作出合理的决策，这与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一致的，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审计与公司治理研究一直都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在国外，jensen和meckling( 1976)认为由于委托人和人追求的目标不一致，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较大的成本。这种成本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审计通过鉴证可以降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外部审计构成公司治理机制的一部分( deangelo,1981 )。在国内，韩东京(2008)的研究成果表明:上市公司是愿意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的，但整个审计市场质量还不高，还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而针对公司治理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影响，余宇莹基于系统论的视角，研究公司治理系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发现公司治理系统越好，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越小，审计质量越高。
上述研究成果是从审计与公司治理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两者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一个角度分析不能体现其相互作用的机理;二是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大型商业银行及集团公司的出现，审计对公司治理在作用机理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基于以上两点，本文利用博弈论的观点分析公司治理完善程度与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会促进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提高也会促使公司治理日趋完善;公司治理程度低，公司没有动力聘请高质量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低，不利于激励公司完善治理。文章最后以商业银行为例，分析当公司具有众多的分支机构时，如何利用注册会计师审计完善公司治理。
二、注册会计师审计与公司治理
(一)注册会计师审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将风险评估、风险应对与审计程序联系起来，注册会计师审计对商业银行治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了解商业银行的性质以及内部控制成为风险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也将公司治理环境作为风险应对的考虑因素。这不仅是公司完善治理的内在动力，同时公司治理层同注册会计师进行沟通，对相关内部控制环节进行再设计，以完善内部控制。二是注册会计师在实施控制测试与实质性测试时，会将交易的内部控制目标与关键内部控制联系起来，这将有助于公司相关交易所涉及人员在业务流程中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比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会计基础工作薄弱，账户设置不合理，入账时间不合理，未按规定更正入账错误等，注册会计师审计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使公司治理趋于完善。
(二)公司治理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影响
公司治理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完善的公司治理会导致审计委托关系的异化，从而损害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部分上市商业银行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而非上市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不完善，在审计委托关系上就表现为企业的经营者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审计委托人，这样的公司治理模式下产生的审计委托关系将会降低审计质量。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影响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来影响审计质量。公司治理是会计信息的第一层过滤器，完善的公司治理能有效地防止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是由于可能存在公司组织结构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监事会失效的情况，企业的经营者就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和财务舞弊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使会计信息质量低下。而对其进行审计的注册会计师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及审计要求的“合理保证”，不可能发现公司所有失真的会计信息，而作为审计需求者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只关注审计报告的结果，二者之间的“期望差距”使得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满足这些审计需求者的程度不高，即审计质量不高。
（三）注册会计师与公司治理相互作用关系
公司治理与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相互作用是公司经营者与注册会计师博弈的过程，其收益矩阵如表1、表2所示。m代表公司经营者;a代表注册会计师。
1.不存在审计合谋，相应的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健全
由于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健全，因此当公司治理不完善，注册会计师质量低时，注册会计师将承担法律责任和法律诉讼的风险。则该博弈唯一的纳什均衡是(公司治理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高)。
2.存在审计合谋，相应的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不健全
由于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不健全，因此公司治理不完善时，注册会计师将综合考虑或有收费、可能失去审计客户以及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诉讼的风险，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出具不实的审计意见。则该博弈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分别是(公司治理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高)、(公司治理不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低)。
商业银行治理越不完善，越会对注册会计师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使注册会计师可能屈从于客户的压力而出具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从而影响审计师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的提高，出现“公司治理不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低”的“恶性循环”状态。如果商业银行将审计视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弥补内部审计存在的不足，那么注册会计师审计将有助于公司完善治理，出现“公司治理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高”的“双赢”状态。
注册会计师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在公司治理不完善时，注册会计师可以选择不与公司进行审计合谋，严格按照审计准则展开审计工作，促使公司必须完善公司治理;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不高也会给管理层舞弊、粉饰财务报表提供机会，注册会计师审计没能起到很好监督的作用，这将不利于公司完善公司治理。
三、商业银行治理与注册会计师审计
注册会计师审计在商业银行治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监督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的规范化治理和保证财务数据真实、可靠性方面考虑，商业银行需要重视内部控制以及管理信息系统。但是由于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受内部审计模式、内部控制受经营者观念的影响，效力有一定的局限，必须引入独立的第三方注册会计师对这些分支机构财务报表开展审计工作。注册会计师将分支机构存在的问题与治理层进行沟通，治理层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商业银行综合利用内部控制与注册会计师审计达到完善公司治理的目的。
商业银行审计与一般公司审计有所不同，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商业银行审计本身就具有较大风险。由于商业银行机构庞大、分支行众多，注册会计师不能对其进行全面审计，只能选择部分分支机构进行抽查，又由于审计抽样的局限性以及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及定性的审计评价，使得商业银行审计具有特殊性。二是商业银行业务复杂，由于不断扩展和创新，每个业务都包括大量的信息资料，给审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审计人员很难全面掌握商业银行内部经营管理情况，而且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现有审计人员专业素质、知识结构不能完全适应审计发展的需要，审计技术方法滞后于金融业信息化的步伐。
四、结束语
商业银行审计对于商业银行治理的重要性和商业银行审计又存在上述的问题，这两者的矛盾如何解决，商业银行如何更好地利用注册会计师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如何提高审计质量，达到商业银行治理与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双赢”的结果?
一、引与文献综述
1720年的南海泡沫导致的英国商法革命;2001年安然事件暴露的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重大缺陷;2008年金融危机中金融巨头倒闭引发金融监管的思考。这些都使得理论界和业界意识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委托关系，是公司治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注册会计师审计也产生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目标是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帮助其作出合理的决策，这与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一致的，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审计与公司治理研究一直都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在国外，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由于委托人和人追求的目标不一致，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较大的成本。这种成本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审计通过鉴证可以降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外部审计构成公司治理机制的一部分(DeAngelo,1981)。在国内，韩东京(2008)的研究成果表明:上市公司是愿意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的，但整个审计市场质量还不高，还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而针对公司治理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影响，余宇莹基于系统论的视角，研究公司治理系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发现公司治理系统越好，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越小，审计质量越高。
上述研究成果是从审计与公司治理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两者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一个角度分析不能体现其相互作用的机理;二是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大型商业银行及集团公司的出现，审计对公司治理在作用机理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基于以上两点，本文利用博弈论的观点分析公司治理完善程度与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会促进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提高也会促使公司治理日趋完善;公司治理程度低，公司没有动力聘请高质量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低，不利于激励公司完善治理。文章最后以商业银行为例，分析当公司具有众多的分支机构时，如何利用注册会计师审计完善公司治理。
二、注册会计师审计与公司治理
(一)注册会计师审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将风险评估、风险应对与审计程序联系起来，注册会计师审计对商业银行治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了解商业银行的性质以及内部控制成为风险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也将公司治理环境作为风险应对的考虑因素。这不仅是公司完善治理的内在动力，同时公司治理层同注册会计师进行沟通，对相关内部控制环节进行再设计，以完善内部控制。二是注册会计师在实施控制测试与实质性测试时，会将交易的内部控制目标与关键内部控制联系起来，这将有助于公司相关交易所涉及人员在业务流程中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比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会计基础工作薄弱，账户设置不合理，入账时间不合理，未按规定更正入账错误等，注册会计师审计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使公司治理趋于完善。
(二)公司治理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影响
公司治理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完善的公司治理会导致审计委托关系的异化，从而损害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部分上市商业银行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而非上市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不完善，在审计委托关系上就表现为企业的经营者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审计委托人，这样的公司治理模式下产生的审计委托关系将会降低审计质量。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影响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来影响审计质量。公司治理是会计信息的第一层过滤器，完善的公司治理能有效地防止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是由于可能存在公司组织结构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监事会失效的情况，企业的经营者就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和财务舞弊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使会计信息质量低下。而对其进行审计的注册会计师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及审计要求的“合理保证”，不可能发现公司所有失真的会计信息，而作为审计需求者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只关注审计报告的结果，二者之间的“期望差距”使得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满足这些审计需求者的程度不高，即审计质量不高。
（三）注册会计师与公司治理相互作用关系
公司治理与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相互作用是公司经营者与注册会计师博弈的过程，其收益矩阵如表1、表2所示。M代表公司经营者;A代表注册会计师。
1.不存在审计合谋，相应的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健全
由于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健全，因此当公司治理不完善，注册会计师质量低时，注册会计师将承担法律责任和法律诉讼的风险。则该博弈唯一的纳什均衡是(公司治理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高)。
2.存在审计合谋，相应的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不健全
由于审计法律责任履行机制不健全，因此公司治理不完善时，注册会计师将综合考虑或有收费、可能失去审计客户以及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诉讼的风险，选择低质量的审计，出具不实的审计意见。则该博弈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分别是(公司治理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高)、(公司治理不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低)。
商业银行治理越不完善，越会对注册会计师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使注册会计师可能屈从于客户的压力而出具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从而影响审计师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的提高，出现“公司治理不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低”的“恶性循环”状态。如果商业银行将审计视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弥补内部审计存在的不足，那么注册会计师审计将有助于公司完善治理，出现“公司治理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高”的“双赢”状态。
注册会计师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在公司治理不完善时，注册会计师可以选择不与公司进行审计合谋，严格按照审计准则展开审计工作，促使公司必须完善公司治理;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不高也会给管理层舞弊、粉饰财务报表提供机会，注册会计师审计没能起到很好监督的作用，这将不利于公司完善公司治理。
三、商业银行治理与注册会计师审计
注册会计师审计在商业银行治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监督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的规范化治理和保证财务数据真实、可靠性方面考虑，商业银行需要重视内部控制以及管理信息系统。但是由于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受内部审计模式、内部控制受经营者观念的影响，效力有一定的局限，必须引入独立的第三方注册会计师对这些分支机构财务报表开展审计工作。注册会计师将分支机构存在的问题与治理层进行沟通，治理层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商业银行综合利用内部控制与注册会计师审计达到完善公司治理的目的。
商业银行审计与一般公司审计有所不同，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商业银行审计本身就具有较大风险。由于商业银行机构庞大、分支行众多，注册会计师不能对其进行全面审计，只能选择部分分支机构进行抽查，又由于审计抽样的局限性以及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及定性的审计评价，使得商业银行审计具有特殊性。二是商业银行业务复杂，由于不断扩展和创新，每个业务都包括大量的信息资料，给审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审计人员很难全面掌握商业银行内部经营管理情况，而且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现有审计人员专业素质、知识结构不能完全适应审计发展的需要，审计技术方法滞后于金融业信息化的步伐。
四、结束语
商业银行审计对于商业银行治理的重要性和商业银行审计又存在上述的问题，这两者的矛盾如何解决，商业银行如何更好地利用注册会计师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如何提高审计质量，达到商业银行治理与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双赢”的结果?超级秘书网
那么，被认为是高质量会计准则的IAS是否提高了在金融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商业银行的会计信息质量了呢？根据Barth等（2006）和肖泽忠（2008）的文献梳理，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可通过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以及及时确认损失等反映。Edmondo（2009）、Stergios（2011）、Gunther（2011）和Mariarosaria（2011）等通过欧洲银行的考察得出股价与收益价值相关性增强、银行盈余管理行为得到抑制结论，但JesusSaurinaSalas（2006）却发现IFRS的债务损失准备条例并没减少西班牙银行的收益变动性，Gunther（2011）认为信息的及时性没有得到提高。国内如梅孙华（2009）、HuSiyang（2011）、郭斌等（2012）通过商业银行证据表明CAS执行后银行的会计信息质量得到提升。的确，公允价值计量和贷款损失准备对商业银行会计信息质量产生重大影响。但由于研究对象资料获取困难、研究窗口较窄，国内有关CAS在银行业执行效果的考察略显不足，且主要围绕公允价值计量展开，涉及贷款损失准备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于会计准则与金融资本监管冲突和协调的理论分析，缺乏经验证据。可对于大多数商业银行来说，采用摊余成本而非公允价值计量的贷款依然是其传统且最主要的金融资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业已公布的2013年银行信贷收支统计数据，贷款在银行资金运用中仍处于绝对优势。可见，有关贷款损失处理将对银行的报告盈利及对市场释放的信号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贷款损失准备入手，考察当前“已发生损失模型”是否抑制银行盈余管理行为，从而反映会计信息质量情况，为CAS在银行业的考察提供证据。贷款损失准备被视为是银行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之一，国外学者如Anandarajan（2007）、Stergios（2011）已证实，当预期盈余水平较高时，银行会通过对贷款损失准备的管理来降低报告盈余的波动性。林川等（2012）通过前景理论解释了我国商业银行存在通过呆账费用进行明显盈余管理现象。据此提出假设：H1：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与盈余水平正相关。
CAS执行后，我国银行对贷款损失准备的提取方式由原有依据监管当局规定的按照贷款分类和固定比例计提转换为根据信贷资产减值迹象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来确认，刘玉廷（2010）认为，新准则能如实反映信贷资产减值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银行业高估资产、虚增利润、信息难以真实公允等问题，具有更高质量。潘秀丽（2012）指出，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直接影响银行的财务业绩，但因其具有较大主观性，会影响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许友传等（2010）发现，新的贷款减值计提方法会降低报告盈余波动性，抑制银行盈余管理行为。据此提出假设：H2：执行CAS后，银行减少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Mishkin（2006）指出，如果金融机构能够控制或者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命脉，其运营失败或倒闭会在金融系统里引发危机。为避免这种系统性风险，政府会试图在这些银行濒临破产前就采取措施，而不是任其倒闭。这种银行业“大而不倒”会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即鼓励了银行进行投机和冒险。因此，以金融稳定为目标的金融监管部门尤其关注商业银行可能出现无力偿还到期债务、失去清偿能力以及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破产风险，对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和贷款损失准备都提出严格要求。而商业银行则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来规避金融管制。高质量准则能够抑制这种利润平滑行为，类似于Gunther（2011）研究，提出假设：H3：CAS执行抑制了无清偿能力风险较大商业银行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此外，叶青等（2012）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探讨，考察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首登富豪榜所带来的政治成本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研究发现，为避免政治成本，上榜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显著下降。可见，备受公众关注的公司承担着较高的信息披露成本，因此具有更强的动机来进行盈余管理以减少波动性，达到规避公众关注目的。而采用高质量准则的目的就在于抑制这种行为。根据CAS对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描述，本文将备受公众关注的银行界定为上市银行，并提出假设：H4：CAS执行抑制了备受公众关注的银行（上市银行）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本文选择截至2012年底我国16家上市银行以及国家开发、广发、恒丰、浙商、渤海、上海、江苏、徽商、杭州和天津等共26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选择的2005年—2012年银行数据来自国泰安研究数据库以及对财务报表的手工收集，剔除信息披露不全样本。
（二）研究方法银行业考察的特殊性在于其面临的双重管制，即根据会计准则提供财务报表信息以及满足金融监管部门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前者主要向股东和债权人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后者防范银行业违约风险。正如Scott（1997）指出的，大部分企业都会试图通过降低净利润波动性和违约风险来实现利润平滑。贷款是银行的主要资产，贷款损失直接影响银行净利润。CAS对贷款损失准备更为客观的要求被认为可以抑制银行盈余管理行为。因此，银行盈余管理行为在高质量准则执行前后的变化可以反映会计信息质量情况，从而间接体现准则质量。此外，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也使得银行需要在获利和避险之间进行权衡，这也会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类似于Ster-gios等（2011）对欧洲市场检验，本文建立以下模型。RLLPt是t期贷款减值损失与贷款余额之比；REBTLt是t期未扣除所得税和贷款减值损失前的利润与资产总额之比；CASt是t期执行准则的类型，执行IAS或与IAS趋同准则取1，否则取0；Rt是银行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标，风险大银行取1，否则取0；Listt代表样本在t期是否是上市银行，是取1，否则取0；RCAPt是t期资本充足率与法定资本充足率之比；RNPLt是t期不良贷款率；LnAt是t期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如果银行试图通过贷款损失来进行利润平滑，则RLLP与REBTL显著正相关，交叉项反映CAS的执行对银行通过贷款损失进行盈余管理的影响。RCAP、RNPL反映银行资本率监管指标和不良贷款率对贷款减值计提影响。Stergios等（2011）认为银行可通过多元化投资以形成高回报低风险的资产管理，因此认为衡量银行资产规模的LnA应与RLLP负相关。由于银行盈余波动会对其无清偿能力风险产生影响，故选取Liang等（1991）提出的银行无清偿风险指标IR2，该指标越大代表风险越高。对各银行IR平均数进行排序，将大于均值的银行视为“无清偿能力风险较大银行”，R参数赋值为“1”，否则为“0”。预期高质量准则可以抑制盈余管理行为，风险较大银行应表现明显。此外，预期上市银行具有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新准则可以抑制这种行为。
三、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表1样本银行基本指标描述性分析根据表1，新准则执行后银行业扩展极为迅速，尤其体现在总资产扩张和贷款发放增速上。银行总资产扩大一倍多，贷款总额增长94.05%，相应提取的贷款减值损失也随之增加，增速达88.07%。同时，为满足金融监管、加强信用风险管理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和不良贷款的控制也得以增强，资本充足率增长19.38%，不良贷款率下降62.74%。值得说明的是，表1中“准则执行前”和“准则执行后”是根据各银行实际执行CAS或IAS的时间来划分。此外，根据研究设计，对样本银行按无清偿能力风险大小（IR指标计算结果）进行了分类，见表2。
（二）相关性分析对样本银行2005-2012年数据进行Pearson和Spearman参数相关性检验，见表3和表4。贷款减值损失与银行利润显著正相关，与预期相符。贷款减值损失与资产总额显著正相关，虽然这与Stergios等（2011）预期有所不同，但贷款余额与资产总额显著正相关则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还未形成多元化模式、贷款还是银行的主要获益资产。此外，贷款减值损失与不良贷款率显著正相关，不良贷款率与资本充足率显著负相关，均符合预期。
（三）回归分析通过VIF判断模型主要参数，得出多重共线性影响不大结论。故对参数进行模型检验，见表5。综上检验，RLLP与REBTL显著正相关（除G外所有模型），说明贷款损失准备是商业银行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H1成立。RLLP与CAS×REBTL显著负相关（模型B、F），且系数较REBTL系数小，说明当前准则确认信贷资产减值规定抑制了商业银行进行利润平滑的行为，H2成立。RLLP与R×REBTL显著正相关（模型C），说明无清偿能力风险较大银行会通过贷款减值活动来进行利润平滑，而REBTL×R×CAS系数变小则意味着CAS执行抑制此类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模型D、G），H3成立。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上市银行的检验也得到了一致结论（模型E、F、G），H4成立。此外，RLLP与RNPL显著正相关（所有模型），与之前相关性检验结论一致，说明不良贷款率高的银行提取的贷款减值损失准备也较多。在样本整理过程中，本文发现相关数据在金融危机时期存在一定波动性。因此，为证实结论的稳健性，同时出于影响滞后性考虑，剔除2009年数据进行重新检验。模型的综合结论与上述相符，但单个模型的检验结果同样未能完全实现预期。
去年以来，深圳金融业保持稳中向好、稳中加固的良好态势，今年上半年深圳金融业实现增加值2247.85亿元，同比增长6.6%，两年平均增速7.8%，居国内主要金融城市首位，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15.8%。简单说，金融业贡献了深圳全市1/6的GDP和1/4的税收，深圳也跻身中国内地三大金融中心之列。下面本文主要从深圳金融业发展经验以及我区如何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两个方面来为各位汇报。
一、深圳金融业发展经验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助推器”和“压舱石”，本文认为深圳金融业发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特点：一是服务对象覆盖面广，民营经济受益良多；二是创新意识强，注重培育新型信贷业务模式；三是服务意识强，资本市场营商环境好；四是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一是服务对象覆盖面广，尤其注重对民营经济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资金是企业运行的“血液”，没有“血液”的中小企业寸步难行。对深圳来说，民营经济在城市发展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深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让它们得到金融“活水”的灌溉滋养，也是实现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所在。据统计，截至去年9月末，深圳全市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2万亿元，增长38.5%，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25个百分点。同时，深圳金融业始终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忠诚服务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40余年来，金融业为深圳基础建设提供了70%的资金，为深圳企业生产提供了80%的流动资金，为深圳居民大宗消费提供了60%的资金。二是创新意识强，注重培育新型信贷业务模式，高效务实服务实体经济。在深圳，金融从实体经济发展中受益同时，金融机构也在引导资金“活水”的流向，信贷融资结构的不断优化推动了深圳产业转型升级。从信贷结构相关数据来看，去年9月末，深圳制造业贷款余额8511亿元，同比增长14.2%；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5657亿元，较年初增长19.3%；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4558亿元，同比增速大幅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围绕深圳现有诸多新兴行业的发展需求，金融机构也在不断“更新改造升级”，以便于将“金融资本”引导推动实体经济高质发展。从以下两个实例来了解：例一：工行科创中心围绕原创新药行业特点，通过“科创企业债权类投融资风险限额测算模型”为企业核定了风险限额，并按照药品研发、临床试验、注册、上市推广的不同阶段设置了分步提款的方案。这也是深圳工行首个原创新药企业的评级授信，有效解决了生物医药企业在特殊时间节点的用款痛点问题，为深圳生物医药产业的腾飞助力。例二：农行深圳分行创新推出科创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票据，为创投机构、科创企业等民营经济搭建资本市场融资桥梁，开拓出科创企业登陆银行间市场的新渠道。3月，由该行牵头主承销的“深圳易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期定向资产支持票据”（ABN）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发行规模为6亿元。不仅如此，农行深圳分行还联动农银国际、投控资本等机构，发起设立科创企业股权投资基金，撬动各方资本满足科创企业的股权融资需求。深圳科创基金目标规模20亿元，采用市场化方式独立运作，以股权直投方式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聚焦信息技术、医疗健康、先进制造和自动化、新能源、新材料等创新科技项目。此外，深圳的中小微科创企业要在银行间直接发债融资，往往由于信用评级不够达不到发债要求，因此要不断通过证券化结构创新、产品创新、投贷联动等方式，为创投机构、科创企业等民营经济搭建资本市场融资桥梁。针对高新技术企业“轻资产”的突出特点，银行正在淡化传统授信审批所倚重的资产、盈利和担保的“老三样”，转变为对研发能力、核心技术、商业模式、市场前景等“新要素”的考量。三是服务意识强，资本市场营商环境好。据统计，去年上半年，深圳新增A股上市公司24家，数量居全国首位。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股权投资市场对创业企业的支持力度逐渐显现，深圳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也在稳步提升。截至今年8月，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达到1000家，其中深圳企业124家，数量居各大城市第一。上半年，深圳辖区企业通过境内股票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融资合计超过3700亿元，同比增长16%。在支持资本市场建设先行先试方面，深圳大力引领价值投资文化、提升大宗商品定价效率、发展私募股权市场。深圳是科技创新的聚集地，它注重发展、规范和优化私募股权市场，为更多产品、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创新提供更好的服务。目前深圳拥有大量创新型的中小企业，为更好地服务此类企业主体深圳一直在完善多层次资本体系，打造完整的资本服务链条。特别是对处于创意期或者种子期且更加需要资本扶持的企业，支持力度不断加强，发展出以深交所为“链条”龙头，牵引更多的创业资本惠及更多的中小企业，从而推动深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四是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驱动一直是其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而在其创新驱动的背后站着一支庞大的“创投军团”。比如赫赫有名的深创投——深圳市政府1999年出资并引导社会资本出资设立的、专业从事创业投资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深创投”），是国内最耀眼的“官办VC”，投资企业数量位居国内创投行业第一位。其曾在2007年与苏州政府对接合作，设立了全国首个地方政府创投引导基金。而后在十余年期间覆盖了中央级、省级、地市级、县区级四个层次，形成了全国性的基金覆盖网络。由于深创投的创投基金背景，深圳市政府在政府引导基金的探索中充当了双重的角色。特别是在探索阶段，与全国各地政府合作设立政府子基金，深创投作为子基金的管理者参与其中，为财政资金获取收益的同时，摸索了保本+固定收益、特殊奖励、阶段参股、跟进投资、选择回购等不同的引导基金模式。近年来，深圳市政府引导母基金由深圳市政府与深创投合作，该引导基金的运行架构是：由政府独资成立引导母基金，深创投作为受托管理人全面负责母基金的管理工作，母基金再联合社会资本投资专项子基金，进而投资于企业。整体而言，深创投运营基金以市场化为主导、政府角色淡化、投资行业广泛且面向全国。
二、探索我区金融服务经济高质发展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我区金融发展面临诸多问题。诸如受担保圈、恶意逃费金融债等不良因素影响，整体金融信用环境较差；区内企业上市积极性不高、政府引导推动企业对接资本市场阻力较大；区内现有园区产业基金未能真实有效运转，政府引导基金整体发展未有实质性进展等等。对此，借鉴深圳发展金融经验，本文总结了对我区如何引导金融服务经济高效发展的几点思考。1.进行金融信贷模式转型升级目前，为处理银行信贷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的恶意逃费金融债等问题，政府大多处于协调引导角色，如全力压降不良贷款，做好重点风险企业化解工作，市县两级合力推进银行向上争取处置资源，向市法院集中推送重点不良贷款，加快司法进程等等措施。效果是：1—10月份，全市银行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贷款259.94亿元；10月末，全市不良贷款余额180.83亿元、不良贷款率5.39%，提前完成全年不良贷款率压降目标。但仅靠政府引导，政府压力仍然较大，对此，借鉴深圳经验，“解铃还须系铃人”，将银行与企业的问题交还于银行、企业来处理，建议从市场化的角度处理此类问题。具体来说，引导支持银行创新其业务运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化吸收其现有“不良信贷”问题，效仿深圳农发行、工行等上述做法，创新自身模式，真正“围绕各种产业、不同规模企业所需”量身定做金融产品，而不是固守“重资产、重担保、重规模”的信贷老套思路，创新业务模式，更加贴合经济实际发展所需。2.探索先进金融运作模式，激活区内产业基金目前，我区成立了政府引导基金，各类园区公司也成立了产业基金，但面临着可投项目少、基金平台不成熟、缺少专业人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本点是缺少实质运作的动力，建议可尝试深创投使用的利益绑定机制——跟投机制。跟投机制，是指在基金运作开展过程中，由参与决策、运营的核心层和骨干成员与企业一起共同投资，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分享收益的一种机制，本质是一种投资行为，但由于其有足够强的收益且风险对赌锁定，激励约束统一，实现了有效的激励效果。据了解，深创投的强制跟投项目投资额的1%；项目激励机制，公司净利润的10%奖励给全体员工，净收益的4%奖励给团队；投资制度十分完善，从项目挖掘—立项会—各类尽调—预审会—投委会—投后管理—决策退出；投资退出机制灵活，能投能退，能退能投。以深创投为例，373个项目已退出，其中：196家已上市，177家非上市退出中有16家并购、112家回购、27家转让、22家其他方式退出；资本活跃，投资市场成熟，国企主动让利，社会资本活跃。而这套成熟流程中，有一个我们值得去尝试的环节，用它来撬动整个基金运作的突破点——“跟投”机制。实行项目激励，投资收益按比例奖励投资团队；投资制度，完善投资制度，探索市场化投资机制，尽职免责，充分利用直投、基金投、租金换股权等投资方式；退出机制，重点做好投后管理，全方位扶持企业做大做强，视投资周期、企业业绩等择机退出；寻找开发区的让利模式，激活社会资本，提高投资意愿。3.加快内部潜力挖掘，引导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我区目前已有20家企业纳入上市挂牌后备资源库。其中重点上市后备企业5家。今年我区新增7家上市挂牌后备企业，目前累计已有18家企业报至省级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库。上市后备资源整体占比偏低，在区内重点上市后备企业中，威玛、新大上市挂牌也是进展整体缓慢。可以说，我区资本市场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深圳资本市场助力企业发展，将金融资本与实体产业相结合，彰显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力。对此，建议我区进一步深化引导区内企业提高对资本市场的认知度，拓宽中小企业融资途径，改善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的现状。今年9月初，书记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指出要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我们更应顺应这种金融发展趋势，全力支持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建立健全创业投资与资本市场等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机制，也可为私募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创投管理机构提供一种可投资项目退出渠道，助力形成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机制。
让信贷再度流动起来，是全球复苏的关键所在。但是，复苏仍然依赖于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的刺激，并且仍未创造出为其带来动能所需的工作岗位。在现阶段，要兼顾更高的金融稳定性和更好的全球增长前景，最好的方法是保持一个清晰的焦点，专注于实施已经商定的、并已启动的全球改革措施，而不是去增添一些新的举措。
《巴塞尔协议III》展现了监管改革方面迄今已取得的重要进展。一旦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III》将促成体系中资本数量的巨幅提升。当下，那些在世界范围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已经将它们的普通股权资本较2009年末提高了5000多亿美元。这些资本的质量也已显著改善。计算风险加权资产的方法更为严格，在国际间得到了更好协调，而且正在首次引入可资比较的流动性标准。
在逐步积聚更高质量、更多资本并提升流动性的进程中，为了使得整个体系更加安全，已经开展了其他影响深远的监管改革。然而，对于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来说，任何调整都需要付出代价。在欧洲，银行资本比率的提升来自于资本和风险加权资产的减少，这两个因素的贡献基本相当。而为了实现后者，银行已经采取的手段包括从资本密集的企业贷款转向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业务，例如政府贷款。这是个要紧的问题，因为在欧元区，银行贷款在企业的整体融资中占到80%。尽管对于有着合理信用评级的大型上市公司而言，发行债券也是一个选项，但是这对较小的企业则不可行。因此，提升银行的资本状况，有可能与在经济中对创造工作岗位来说最为重要的那些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的愿望发生冲突。与之相似的是，长期融资也受到监管收紧的抑制，这影响到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而基础设施项目对于发展中市场和发达市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世界各地的决策者们应当对此有所警惕。
我们可能将亲眼目睹这个问题的恶化。近来的监管议论实际上瞄准的是重新塑造巴塞尔协议框架，即便该框架仍未得到妥善实施。这些议论提出从风险敏感型的监管方式，转为一种更生硬的、由杠杆比率和标准化模型所主导的方法来计算资本要求。
杠杆比率是体现银行资本对比资产的一种简单方法，但是丝毫没有考虑到那些资产的风险程度。如果杠杆比率要成为主导的资本要求指标，它可能变成束缚借贷的主要因素。随着银行面对新规则而调整它们的资产组合，杠杆比率会在中短期内导致用于抵押贷款和企业借贷的信贷进一步缩减的风险。
明尼苏达大学的玛丽·本纳（Mary Benner）认为，分析师倾向于低估那些和激进的创新科技相关的战略，偏爱那些在现有技术上进行拓展的战略。结论显示：资本市场习惯性地低估那些拥有复杂和独特战略的公司。
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公司战略市场遭受了著名的“柠檬问题”（柠檬在美国俚语中代表次货——译者注）。在这种市场环境中，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无法直接观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二手车市场（近几年变化巨大），买家通常不知道车的质量，但卖家知道，并可以利用这一情况，卖出质量很差的车。而高质量车的卖家，却无法在市场上自证，因此高质量车的卖家都压货不卖，直到市场上只剩下质量较差，价格较低的“柠檬”。
管理层在向资本市场兜售他们的战略时，也遭遇了相同的问题。人们很难评估一个战略的质量，即使对提出这一战略的管理者来说也一样，我们只能看到未来实现这些战略需要做的事及结果。因此，管理者至少能暂时将低质量的战略伪装成高质量的。而那些提出高质量战略的管理者，则难以说服资本市场。因此，对资本市场来说，在评估这些公司的战略质量时，传统的核算方法难以提供确凿的根据。结果，分析师就将重点放在了为数不多的“绩效”计算方法上。
如果企业管理者认为自己的判断比市场正确，可以采用两个方法来从根本上纠正“柠檬问题”：第一，让市场更容易获得战略信息；第二，寻找具有长远眼光的投资者。公司可以根据问题的极端性，选择合适的方法。
一、《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
（一）更严格的资本金要求
《巴塞尔协议Ⅲ》规定最低总资本充足率仍为8%，但是提高了核心资本尤其是普通股的占比，即要求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由4% 提高到6%，普通股最低标准由2%提高到4.5%，并可于2011 年到2015 年分阶段达到要求。
（二）建立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
《巴塞尔协议Ⅲ》中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由扣除递延税项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权益组成。如果商业银行的资本留存缓冲比率达不到该要求，监管机构将限制银行拍卖、回购股份和分发红利等。这项规定将于2016年1月起适用，并于2019年1月开始生效。同时，该协议还规定定银行根据自身情况建立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巴塞尔协议III》关于过渡期安排，从现阶段银行资本状况，以及对银行盈利情况和为经济发展提供信贷支持等方面考虑，将过渡期规定为2013 年1 月1 日到2019 年1 月1 日，在此期间分阶段达到《巴塞尔协议III》的相关规定。
（三）系统性重要银行额外资本和应急资本机制
通常系统性重要银行也被认为具有“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因此，需要对系统性重要银行建立额外资本，通过这一规定使得系统性重要银行具有较高质量的资本，具有更强的损失吸收能力得以稳健的发展。建立应急资本机制，如应急可转债，当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银行濒临倒闭时，通过债权人参与共同承担损失，因而不但能够减少对纳税人的影响，还使得银行得以继续经营。
（四）在风险资本框架之外，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
新协议规定了最低3%的权益资产比指标，以控制银行的杠杆融资规模。但是，由于银行经营模式的不同，杠杆率指标与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巴塞尔委员会建议从2011年1月1日起，各国监管部门开始对杠杆率指标进行监控，以观察其与资本充足率框架的契合情况。2013年为正式实施期间，所有与杠杆率相关的信息披露应从2015年开始执行。
（五）流动性监管指标
金融危机爆发的又一重要原因是银行流动性监管不足，全球银行业缺乏统一的流动性监管标准，此次，《巴塞尔协议III》引入流动性监管指标。首先提出流动性覆盖率（LCR）监管指标，衡量在设定的严重压力情景下，优质流动性资产能否充分满足短期（一个月） 流动性需要，规定要求不低于100%。于2011年开始进行检测，于2015 年实施。其次提出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监管指标，用于度量银行较长期限内可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对其表内外资产业务发展的支持能力，规定要求必须大于100%。于2012 年开始进行检测，于2018 年实施。
二、《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资本充足率指标的影响分析
短期来看，核心资本充足率提升对我国银行业影响不明显。中国银监会目前规定国内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下限为11. 5% , 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7%, 而《巴塞尔协议Ⅲ》中这两个指标分别为8% 和6%, 即便巴塞尔新协议马上执行, 国内资本充足标准仍高于国际标准。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业务主要以信贷为主，以利差收入作为主要的利润来源，信贷业务为资本消耗型的银行业务模式。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正处于快速发展时候，以及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将快速发展，对于信贷的需求将会增大。再加上提出了《巴塞尔协议III》资本要求，我国银行业将面临资本监管压力。其次监管资本中普通股所占比例的增加，普通股被认为是高质量的资本，因此其资本成本也最高，这将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成本。
（二）对建立资本留存缓存和逆周期资本缓冲影响分析
根据《巴塞尔协议III》的规定，商业银行根据自身情况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 2.5% 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协议规定资本留存缓存和逆周期资本缓冲由普通股和其他高质量的资产构成。根据目前我国监管当局对资本留存缓存和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要求来看，尚不足《巴塞尔协议III》中2.5%的要求。《巴塞尔协议III》提出的更高的资本要求，这将会使商业银行的再融资或者使得其未分配利润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
（三）对系统性重要银行额外资本和应急资本机制的影响分析
《巴塞尔协议III》规定银行体系需建立系统性重要银行额外资本和应急资本机制，使得对于系统性重要银行计提风险准备，当发生重大风险或者经营失败时，通过额外资金进行风险补偿或启动应急资本机制，从而使银行能够得到稳健的发展。由此可见，系统性重要银行额外资本和应急资本机制的建立对于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
三、我国银行业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一）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调整经营模式
长期来看，我国银行业将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国需要建立健全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如通过调整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将普通股资本补充方式同内部资本积累补充方式相协调，以实现高资本补充低成本。还可通过创新混合资本工具等，通过开发创新型金融工具以增加银行资本。
同时，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努力调整经营业务模式，减少资本消耗型业务，增加资本节约型业务，进而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以最小的资本消耗尽可能获取最大的经营效益。
（二）结合现实国情，合理安排过渡期限
如何在贯彻《巴塞尔协议III》的前提条件下不影响经济各部门的稳定运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更严格的资本定义，更高的资本持有水平，更广泛的风险覆盖范围等，都是我国银行业在下一阶段工作中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过于仓促地实施新资本框架势必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太长的执行期间又会削弱新准则的政策效果。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寻找一个时间上的制衡点，以合理的速度对我国金融系统进行改革。只有这样，中国银行业才会获得长久稳定的发展。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11-0042-03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广告促销是银行最常用的一种促销方式。银行业运用广告手段来促销金融产品或服务是近半个世纪的事，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以宣传银行声誉和实力为主的阶段(1950-1970)。在这一时期，由于银行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的事件时有发生，致使银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佳；由于多数银行在客户心目中缺乏明显特色，致使客户无法对银行做出选择。因此，此时银行通过广告来建立信誉和突出实力。(2)以宣传银行产品或服务为主的阶段(1971-1980)。此时西方银行处于金融创新浪潮之中，各银行纷纷推出新产品，新产品层出不穷。但是，也存在银行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难以形成品牌、客户对银行忠诚度低等问题。因此，此时银行在加大宣传新产品、特色产品力度的同时，也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为实力雄厚、功能强大和服务全能的银行。(3)以宣传银行整体形象为主的阶段(1981-)。银行发现，上述两个阶段的广告促销并没有为银行创造出全新和具有特色的银行形象，而最终能在公众心目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银行整体形象。因此，此时银行改变了广告策略，通过广告来宣传和塑造银行整体形象，以形成银行这个大品牌。从银行广告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自上世纪50年代营销观念被引入银行业以来，广告促销就在银行营销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发生作用的内涵随着银行经营环境和经营目标的变化而变化。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广告促销主要处于第二阶段，广告正成为我国银行业宣传产品、塑造形象和提升竞争力的首选手段。
二、模型的提出
Kaldor(1949-1950)和Bain(1956)通过研究认为，广告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广告通过生产产品主观差异性来提高品牌忠诚度。相反，自Stigler(1961)和Telser(1964)强调了广告具有传递产品信息功能以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多。例如，Grossman和Shapiro(1984)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广告的信息传递功能将加剧价格竞争。Nelson(1974)、Milgron和Roberts(1986)研究了广告如何传递产品质量信息。近年来，Von der Feher、Stevik(1998)、Block和Manceau(1999)研究了在双寡头竞争市场中，存在产品水平差异性条件下，劝说性广告对产品销售的影响,Tremblay和Martins-Filho分析了在同样市场条件中，在存在产品垂直差异条件下，劝说性广告对产品销售的影响。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研究过在产品没有真实差异性的条件下，劝说性广告在其中的作用，本文欲做一尝试。
本文通过博弈模型来分析广告在银行营销中的作用。具体说来就是在双寡头竞争情形下，当银行产品差异性表现为纯粹主观差异而非客观差异时，广告如何影响产品价格竞争。由于金融产品没有专利保护且技术含量低，极易被模仿，从而出现金融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严重的问题。而如何把自己的产品与其他银行的产品区分开来，以形成自己的特定客户群，从而提升市场竞争力，是银行营销决策中面临的最主要困难。在实践中，银行往往运用广告促销来解决此问题。在模型中，我们假定银行产品是完全同质的，但是通过广告宣传可以使银行产品在客户心目中产生主观水平差异性(产品质量相同但特征不同)和主观垂直差异性(同类产品质量不同)。在第一个模型里，我们分析广告使客户产生产品主观水平性差异问题。在第二个模型里，我们分析广告使客户产生产品主观垂直性差异问题，即通过广告宣传使客户认为，广告宣传力度越大的产品其产品质量就越高，而广告宣传力度较小或不做广告的产品质量就低。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中，中国建设银行的“乐得家”抵押贷款业务是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之一，建行通过大量而有效的广告宣传，使该产品成为客户心目中的“规范、安全、保证与承诺、讲求效率和高品质”的高质量品牌。因此，“乐得家”是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市场中较具竞争力的品牌，深受客户欢迎。
三、广告一产品水平差异性模型
在双寡头市场中，有两家银行i和j，他们的产品为同质产品，但银行通过宣传使客户对他们的产品产生主观水平性差异。为简化起见，假定银行产品成本相同且为线性函数，把银行产品成本标准化为O。虽然产品没有实质差别，但由于广告的作用使客户对不同银行的产品有不同偏好。根据豪特林模型(1929)，假定客户连续均匀分布在长度为1的空间里，客户数目标准化为1，空间的每个位置表示在水平特征空间(θ)中客户的理想位置。对客户k来说，用θk∈[0，1】来表示其特征，其购买自己认为位置在θx的产品x，他的负效用为(θk-θx)2。假定客户有单位需求，并且在价格一产品特性的最佳组合下购买某银行产品。假定θi和θj代表客户对银行产品市场位置的主观评价值，产品i和j的市场价格分别为pi和pj。若(θk-θi)2+pi＜(θk-θj)2，则客户k购买银行i的产品；若(θk-θi)2+pi＞(θk-θj)2+pj，则客户k购买银行j的产品；若(θk-θi)2+pi=(θk-θj)2+pj，则客户k购买两家银行产品没有区别。
若两家银行都不做广告，则两家银行在客户心目中的形象是一样的，他们的产品可以相互替代。这时，我们假定客户认为两家银行产品的市场位置为θi=θj=
1／2。若银行做广告，则导致银行产品形象提高，也就是说，客户认为银行产品的市场位置发生了变化。如在我国银行卡市场中比较典型的两种品牌是“长城卡”和“牡丹卡”，在质量和功能基本上没有差别，但是两家银行通过广告来塑造不同的品牌形象从而吸引不同的客户群。我们假定银行的广告投入量等于客户认为银行产品的市场位置发生变化的量，也就是说，Ax=11／2-θxl，x=i，j。广告成本是单调递增函数且显凸性，即c’x(Ax)＞O，c11x(Ax)＞0,c(0)=0。
在给定广告导致产品主观差异的前提条件下，在确定产品价格之前，两家银行首先展开广告大战。因此，在博弈的第一阶段，两家银行同时确定各自广告投入水平；在博弈的第二阶段，两家银行同时确定各自产品价格水平。下面我们来求解和分析博弈模型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解。
如果广告成本为零，也就是，银行可以自由地选择市场位置，这个博弈模型与Aspremont et a1．(1979)分析的博弈模型一样。在本文的模型里，第二阶段的均衡价格随着两家银行间的市场距离增大而提高；在第一阶段，两家银行选择的市场位置尽可能分开，也就是说，位置与1为均衡位置。
在模型里，银行只能通过广告投入来改变其产品在客户心目中的市场位置。正如在Aspremont et a1．(1979)模型一样，第二阶段的均衡价格随着两家银行的市场距离(客户认为的市场距离)增大而提高。如果两家银行都不做广告，则客户认为两种产品是一样的，从而导致两家银行利润都为零的伯川德均衡。随着广告投入加大，只要广告成本不是太高，银行就有可能获得正利润。在均衡里，两家银行将加大广告投入从而使他们的产品市场位置向相反方向移动。假定银行i选择广告投入以使其在客户心目中的市场位置向点0移动，银行i选择广告投入以使其在客户心目中的市场位置向点1移动。根据Airole(1988,p．281)的计算结果，只要c'j(1／2-θi)＜(2+θi)[3(θj-θi)]，也就是边际成本小于边际利润，银行i就会选择广告投入从而使θi=0，同样也可以得出银行j的抉择表达式。因为，银行通过广告可以创造产品差异性，他们就能得到高于广告成本的价格。在均衡里，广告成本低得足以导致正的广告投入，产品被认为是具有差异的，从而银行获得正利润。
四、广告一产品垂直性差异模型
在产品垂直性差异模型里，客户所关心的是自己购买的产品(主观)质量(客户对产品质量的主观评价)。与水平性差异情况相反，在产品垂直性差异情况下，客户根据自己对产品质量的主观评价来选择产品，也就是说，在相同价格水平下，客户会选择高质量产品而不是低质量产品。假定有两家银行i和i，客户连续均匀分布在长度为1的空间里，客户数目标准化为1。客户有单位产品需求，客户将根据(主观)质量和价格的最佳组合来购买某家银行产品。假定Zx代表客户对产品x的质量主观评价值，其中zx≥0，x=i，j，客户k购买产品x的“意愿值”为ΦkZx,其中Φk代表客户对这种质量产品的偏好值，并且其在客户数量区间[0，1]内服从均匀分布。若ΦkZi-pi,则客户k购买产品i；若ΦkZi-pi＜ΦkZi-pj,则客户k购买产品j；若ΦkZi-pi=ΦkZj-pj,则客户k购买产品i和购买产品i没有区别。
尽管产品i和产品j的质量一样，但是广告影响客户对产品质量评价值。我们假定广告投入量等于客户对产品质量的评价值，即zx(Ax)=Ax，与前面的模型一样，假定广告成本是单调递增函数且显凸性，即c’x(Ax)＞O，cx(Ax)＞0,c(O)=0。银行产品成本相同且为线性函数，把银行产品成本标准化为0。
两家银行展开一个两阶段博弈过程。在第一阶段，两家银行同时选择广告投入量，以决定客户对自己产品质量的评价值。在第二阶段，两家银行同时确定各自产品价格水平。考虑到如果两家银行选择同样的广告投入量(产品主观质量相同)，那么客户就会根据产品价格水平来做出购买决策，这时就会出现一个两家银行利润均为零的伯川德均衡结果。如果一家银行，比如银行i投入的广告费用大于银行j投入的广告费用，则客户就会根据价格一质量的组合情况来选择产品。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需求函数为Φi(pi)，Φ为客户购买两种产品没有区别时的需求量，则有：
银行j的利润表达式说明银行j的利润是其广告投入量的递减函数，因此，银行j不做广告。而对银行i来说，只要广告的边际成本不是太大，它就会采取广告投入策略。总之，在均衡中，只有产品被认为是高质量的银行才会采取广告策略来宣传品牌，这样，这家银行就能获得高于竞争对手的市场利润和市场份额。
当然，要熟悉WTO的所有规则并非易事。据说，WTO的法律文件厚达2万页，即将公布的我国对WTO的承诺也是洋洋大篇。但是，决不能因此就等待观望，就不去了解学习。那样，耽误的只是自己，贻误的只能是机遇。
日前，北京弼挚诚职教服务中心和北京职教学会联合举办报告会，邀请外交部、外经贸部、中国银行及清华大学的研究专家向职校校长讲解入世规则，其中期待职教更新观念，加强建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发挥优势，主动竞争之语，情切切，意浓浓：
适应WTO的规则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它是在1948年1月1日生效的关贸总协定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组织机构，目前已有成员方144个。其职能主要是就国际经济贸易问题制定规则、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协调磨擦。人称“经贸联合国”。
加入WTO，是我国通向世界市场、融入国际市场经济的重要通道。我国将在全球信息、生产一体化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与世界市场对接，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
我国入世后，要遵守最惠国待遇原则，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市场准入原则，即在我国对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各成员方同等对待，各国国民同等对待，享受同样条件。比如金融，外国银行将可以做本币业务，外国银行可与中国银行同等待遇；证券将允许合资投资基金；保险开放程度更大，外资将可以在国内建立保险公司。
教育市场也要逐步开放，引进竞争，引进合作。为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将允许境外机构在国内合作办学。引入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将使我国在资金和教学水平方面，在扩大入学机会，提高质量方面有所前进，但也将以法规形式，趋利避害，限制外方单独办学。
专家指出，今后教育市场面临的形势与经济市场一样：优胜劣汰。
找出入世后的变化
经济贸易，包括实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教育是归入服务类的。其贸易方式体现为：跨境交付，比如远程教育；境外消费，比如境外留学或培训；商业存在，比如设立机构和非设立机构的办学；自然人流动，比如教师的全球流动。
目前，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将是我国教育接轨的方向。高等教育，从大众走向普及；某方面有所专长的人才，流动将全球化；教学手段高科技化；教育终身化；教育投资多元化。
专家指出，我国的职业教育是很好的教育形式，入世后很有优势，但现在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职业教育，需要在基础宽厚、技能拔尖方面深化改革，专业设置要灵活，课程改革要综合、更新，学生要能适应将来频繁的职业转换，适应社会转岗的广泛需求。
寻求入世后的发展
入世以后，我国职业教育将如何发展，在哪些方面可以开拓办学，怎样寻找市场点，大有尽早准备的余地。比如贸易保护中，环境保护是重要内容。衣、食、住、行、玩具、装饰等，都要有环保标准，并且与各成员方实行同样的国际标准。环保人才的培养不可等闲视之。
国际贸易竞争，不单是价格竞争，服务水平的竞争将是更激烈的竞争。营销、售后、维修，生产者在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实用人才，如何预测未来消费，如何掌握消费心理，如何营造消费环境，人的智力因素更加重要，在人才的竞争、能力的竞争中，职业教育如何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培养创造思维、开拓思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外资在中国建立企业，将大批聘用本土人才；国有企业将挖掘潜力，降低成本，进一步精简人员。培养“外语+计算机+专业拔尖”的复合型国际通用人才和转岗培训将是重要任务。
一、加强内部审计质量控制的必要性
1.内部审计在组织中定位的特殊性和工作性质的重要性有必要加强自身质量控制。内部审计具有独立性和客观性,在组织中处于超脱地位。独立性要求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经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批准并在内部审计章程中做出规定,审计执行主管由董事会任命,并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或其他相关治理机构报告业务工作,内部审计机构在组织风险管理框架中的定位是定期评价并协助其他部门进行风险管理,但不负风险管理的责任。客观性要求内部审计师在工作中不与任何方面达成重大的质量妥协,不能把对其他事物的判断凌驾于对审计事务的判断之上。独立性和客观性是内部审计的必要条件,但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是独立性和客观性的有力保证,也是实现组织目标的有力保证。只有持续地加强管理、改进程序、提高质量才能在组织中树立权威性,达到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被审计单位的认可和满意,从而融洽各方面的关系,更好地开展工作。
2.加强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是遵循《内部审计实务标准》和《职业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内部审计受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或国际参考标准的约束,内部审计机构应促进职业领域内的道德文化发展,内部审计师应熟练掌握专业技术、履行应有的职业审慎性、作为道德倡导者。
3.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是全面质量管理的内在要求。全面质量管理是根据组织向顾客提供最优产品或服务的原则制定的长期战略性措施,是通过诸如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而实施的全部管理活动。它的主要原则是追求顾客的完全满意、不断地改进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全员全过程地参与。
4.高质量内部审计工作底稿是发挥内部审计监督作用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银行内部审计监督的根本目的是促进银行业务经营、内控管理、综合绩效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断提高。内部审计工作底稿质量的优劣、高低,直接影响到内部审计监督作用和效果的有效发挥。
5.内部审计工作底稿质量是衡量内部审计质量的主要标准之一。内部审计部门工作的最终落脚点是为了通过高质量的内部审计工作,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发挥内部审计监督的职能作用。因此,衡量和评价内部审计部门各个方面的工作,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内部审计质量及效果,而内部审计工作底稿质量作为内部审计服务的最基本、最有力的保证,自然也就成为评价和衡量内部审计质量的主要标准之一。
6.保证内部审计工作底稿质量是树立内部审计人员形象的内在要求。对于内部审计人员来说,良好的内部审计形象是开展工作、履行职责的有力保障。内部审计人员只有通过高质量的内部审计工作,才能获得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及员工的认可,内部审计工作的作用和效果是最基本的支点。高质量的内部审计工作底稿是高质量内部审计工作的前提和保证。
二、加强内部审计质量控制的重要意义
1.加强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有助于内部审计活动增加价值、改善组织的经营状况。内部审计的目的就是为机构增加价值并提高机构的运作效率。通过合理的质量控制,可以防止偏差,及时发现错误并予以纠正,确保落实责任制,从而帮助组织达到预期目的。质量控制 贯穿整个审计活动的始终,将质量标准分解到每个具体环节,每个审计人员都应进行自我控制,并由审计执行主管进行监督。它包括事前、事中、事后控制,事前控制主要是审计计划和审计方案;事中控制主要是审计程序的选择与应用、工作底稿的记录与复核、报告的编制与审批;事后控制主要是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包括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工作的反馈意见。内部审计活动范围涉及组织内不同的层次和领域,通过加强质量控制,及时、有效地发现和揭示风险管理漏洞和内部控制弱点,建设性地提出审计建议并跟踪落实,能够把组织的战略层、控制层和执行层上下左右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既支持战略层针对目前需要改进的项目做出科学决策,又合理保证执行层按预定方案进行操作、不偏离目标,最终改善组织的经营状况。
今天大家聊起大数据，都会将焦点集中在部署了多少传感器，数据收集效率提高了多少，建立了怎样的分析模型，通过对数据分析得到了哪些重要结论上。但是大数据的生态仅有收集和分析就足够了吗？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环节被漏掉了？
的确，想要真正将大数据技术利用到位，就需要还原大数据生态中重要程度不输给任何一环的――大数据治理。通过对这一环的还原，我们或许还能从大数据技术中了解更多，更重要的是，你甚至会更加了解你的企业。
每个企业都是大数据公司
互联网是大数据公司，这是业界公认的事实。但在传统行业中，企业的日常业务也会产生丰富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信息都能够为企业带来延伸价值，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企业都是大数据公司。在这一轮的数字化转型之中，比较明显的除了互联网行业还有电信行业和金融行业。
对于电信行业来说，经过多年积累，数据量相当可观，也极具价值。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IT建设，电信行业数据模型在各个省却是不统一的，也没有行业内通行统一的数据标准。如此，高质量的数据也就无从谈起，想要依靠数据获得创新效益，恐怕必须尽快启动大数据治理方案。
而金融行业的情况显然要好很多。今年3月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推出了金融资产管理行业首个数据标准。数据治理梳理出的数据标准可以作为企业开展新业务的蓝本。企业在开展新业务时，直接参考和利用已有业务中的业务定义、系统规范等数据标准，在已有数据标准的基础上拓展新的业务标准，通过新老标准相结合的方式，科学提升企业数据管控效率，缩短业务流程。一方面，在外部监管层面，中国银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印发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监管办法》，此办法明确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需要建设统一的数据治理体系，逐步推进数据标准建设；另一方面，在内部需求层面，企业级的数据标准是企业业务发展和信息化体系建设的根本保证，只有实现了数据的标准和统一，企业的业务流程才能通畅流转，决策才有据可循。
此外，银行业也是较早启动大数据治理规划的。在大数据时代的冲击下，华夏银行意识到，跟随时展，将企业管理高度信息化，将是国内银行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型的必由之路，善于高效运用海量数据的金融机构，将会在未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大数据应用也将成为商业银行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而大数据应用的前提是要具备高质量的数据，要优选高质量的数据，无疑要采用“大数据治理”这一基石和关键平台。
对此，普元信息软件产品部副总、大数据产品线总经理王轩解释，大数据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先决条件，如果想把大数据做好，必须要依赖高质量的数据。随着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和信息科技的日新月异，商业银行积累的数据量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数据来源从传统的结构化数据逐渐扩展到以网络日志、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大数据治理能够降低海量数据带来的各种噪声，解决日益突出的数据质量问题。金融行业光靠自己的数据，不可能分析出来真正的客户需要什么，必须要通过第三方数据的结合，这时候有两个要求：一是自己的数据是高质量的；二是了解第三方数据的质量是怎么样的。因此，真正的大数据治理，是一个全过程和全方位的事情。而在一直备受关注的制造业，现在的问题是传统制造怎么向互联网转型。以前机器卖出去以后业务就完成了，现在机器卖出去以后要给客户提供长期的服务，其实是增加黏性，从一单一单的卖给客户，到未来能够持续给这个客户提供服务，创造新的利润空间，也就是实现互联网金融，如何用大数据的手段分析客户的需求，给客户提供更多的价值。这就必定会涉及到数据交换等应用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也需要数据治理。
政府行业对大数据质量的要求已经迫在眉睫。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或正在规划自己的大数据交易所，数据成为商品被交易，商品需要质量保证，数据不治理何来高质量的保证？
因此，当下每一个企业都有可能成为大数据企业，这些数据都应该得到标准的，有效而统一的治理。
大数据治理应无处不在
人、物、商业数字化连接出现了新的商业模式。很多企业在做数字化转型的时候，需要大数据为他们提供非常精准的分析结果。那么怎样才能确保大数据分析提供的是精准的结果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数据质量要非常高，整个数据的体系是要有管理的，同时这个管理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说，整个数字化转型需要以高质量的数据作为基础。如果哪个企业拥有高质量的数据，就能够加速它数字化转型的过程。
反观现在的大数据生态环境，却经常出现缺失。很多项目分析结果出来以后，发现结果都是错的。但其原因不一定就是出在分析模型上，很有可能是因为数据本身禁不起推敲，这时候就需要用大数据治理支撑整个上层用户。
大数据生态大致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采集。第二，数据。第三，应用。这三个阶段，都是需要有大数据治理的，而且需要大数据治理为他们提供支撑。目前不少最终用户对于大数据治理已经有了自己的要求，反倒是很多提供大数据解决方案的厂商对此认识参差不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