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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样例十一篇

时间:2023-08-20 14:39:44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篇1

从1952年11月,云南省首家农村信用社——宜良蓬莱农村信用合作社成立至今,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走过了60年风雨历程。2005年3月28日,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成立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服务“三农”的宗旨,践行“诚信服务、合作共赢”的服务理念,始终发扬信合人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勇于拼搏的精神,从较小较弱的“草根金融”发展成为云南银行业中机构网点分布最广、存贷款规模最大、支农服务功能最强的金融机构。

篇2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广告业发展状况

我国广告业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全速发展,全国广告营业额从1981年的1.18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1,57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由0.024%增长到0.75%;人均广告费由0.118元增长到119.67元。我国已经成为广告增长最快的国家(或地区)之一。广告业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行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起着显著作用。同时,广告业对国民消费的发展,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我国国民消费状况

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消费需求的快速持续增长成为我国改革三十年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带动力量。在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增长过程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要素)始终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强大动力。在我国支出法GDP构成中,最终消费占GDP总量的59.69%,经验表明,只有当我国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在10%左右时,经济增长才能维持在7%左右。例如,在“十五”计划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6%,高于“十五”计划中年均增长7%的目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00年的3.9万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6.7万亿元,年均增长11.4%,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1.1%;“十一五”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实际增长约11%;可见,保持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在未来中长期经济发展中,在总需求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中,消费需求仍将是经济增长最重要、最稳定和带动能力最强的力量。因此,必须鼓励消费。

鼓励消费。一要增加居民收入;二要生产适销对路产品;三要引导消费,不断培育消费热点;四要对影响消费支出的改革把握好出台时机,不要过于集中;五要启动与扩大消费信贷;六要为消费创造外部环境。而其中,第一、第三点与广告业的关系更为密切。甚至可以说,广告与这两点的互动关系已构成了拉动我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与独特的方面。众所周知,广告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广告费在GNP的比例问题,一直是现代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广告业近年发展之快,世界罕见。联合国世界银行的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我国广告业连续多年的高持续发展,特别是广告费在GNP的比例问题,作为非常重要的动力性因素。同时,全国广告经营单位已由1981年的1,160多家发展到2007年的15万多家,全国广告从业人员共达105万多人。由此可见,在广告的诸多功能中,最大的功能,莫过于广告在市场经济中强烈的扩张作用。随着媒体的多元化,广告对消费者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与消费者的生活越来越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应当在此前提下,深入地研究我国广告业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具的“引导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等重要作用。

三、我国广告业发展必须迅速向多种消费形态转化

我国广告业的发展有没有一个市场导向问题?我国广告业的发展有没有一个产业导向问题?应当是有的。国际间对广告业的发展研究,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例如,国际间关于市场消费形态与广告的关系研究;产业形态与广告的关系研究都是十分突出的例证。就我国广告业目前的发展来看,实施我国广告业向多种消费形态的转化,是一个紧迫的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将逐步形成一些新的消费热点,演变为新的消费形态。我国广告业如何追踪新的消费热点,如何转向新的消费形态,已成我国广告业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首先,我国广告业要适应从生存型消费形态和数量型消费形态向质量型消费形态的转化。经济学的研究分析表明,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正在明显降低。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实现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必须有一个必要的生存型消费时期,即以食品类消费为主时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情况正在改变,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4%降到2005的36.7%;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7.7%降到2005年的45.5%。虽然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没有摆脱生存型消费,城市低收入人群也没有摆脱生存型消费,但从生存型消费向质量型消费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城乡非食品类消费,特别是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重正在逐步增加。此外,我国广告业还要适应居民消费从数量型消费形态向质量型消费形态的转化。广大的消费者开始追求商品与服务品牌、名牌。在大的商场已从大类销售转向品牌销售。服务消费更追求服务质量与文化气氛,这在国外称之为“软消费”的消费,与广告的关联度就更高。在这种“软消费”中,产品的实用性大大降低,而产品的感情基准和文化含量将急剧提升,市场的形象导向性越来越强。这些无疑都为广告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我国广告业要促使消费者从短期消费形态向长期消费形态转化。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消费需求上的问题,通过短期消费政策调整,虽然可以部分缓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扩大消费需求必须长短政策结合,标本兼治。在实施短期政策调节的同时,应着手建立符合国情的、合理的中长期消费政策体系,促进消费结构调整,正确引导居民消费,使消费需求合理增长,进一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这一问题上,我国的广告业如何根据消费者从短期消费形态向长期消费形态转化的特点,制定卓有成效的广告战略,是我们要加以认真研究的。

再次,我国广告业应着力于开拓农村市场,努力适应农村居民的消费形态。我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比为50.3∶49.7,二者基本持平。随着“十五”期间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农民收入大幅提高,由此带动了农村消费的增长。一些地区农村市场增幅远远超过了城市市场增幅。就农村而言,实物消费在目前来说,仍是最主要的消费形态。就实物消费中家用电器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来说,农村居民家庭按户计算的拥有量还比较少,目前仅大体相当于城市居民家庭在1995年前后拥有的水平,滞后十多年的时间。今后,农村2.3亿户居民家庭也会像城市居民家庭那样拥有更多的电视机、影碟机、收录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安装更多的电话和电脑,并逐步普及化。但是,我们的广告业在如何对待农村消费的问题上,存在大量的问题。这主要在于:一是广告面向农村的力度大大不够,往往仅局限在电视、户外等传统媒体的硬性宣传上;二是缺乏对农村消费形态的深入研究;三是广告的定位、创意、制作乃至传播,都过于“城市化”,缺少本土性和贴切性。真正适合引导农村消费的广告太少,对农村市场的关注度远远不够。娃哈哈的“非常可乐”,当年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促销策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广告在消费诉求上,注重了农村消费意识。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篇3

江苏海陆兼备、通江达海,我们在新一轮沿海开发中坚持把联动发展作为重要途径,突出抓好“四个联动”开发,在更广范围、更宽领域集聚发展要素,提高沿海开发的综合效应和层次水平,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开放合作新局面,有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江苏特点的沿海开发新路子。

坚持陆海联动开发。陆海统筹、发展海洋经济已经成为国家新一轮沿海开发的战略重点。我们充分发挥沿海地区海洋资源丰富、内陆腹地广阔优势,以交通主轴线为纽带,推动岸线开发向纵深拓展、产业项目向园区布局、城镇建设向沿海推进,以海洋经济大发展带动内陆腹地的大开发、大开放。推动苏中、苏北腹地巧打沿海开发牌,借船出海,借力,在与沿海互动发展中实现共同繁荣。推动苏南主动策应沿海开发,在更大范围内加快结构调整,在转型升级中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推动海陆产业统筹布局、资源要素统筹配置,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努力抢占海洋经济发展制高点。

实施江海联动开发。江苏沿海地区处于黄金水道与黄金海岸的交汇处,具有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随着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的加快建设,江海联动优势凸显。目前,苏南和沿江地区普遍面临发展空间不足的制约,而沿海地区土地岸线资源十分丰富,开发前景广阔。我们统筹规划苏南的转型升级与沿海的产业集聚,加强沿江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融合互动发展,加快建设一批南北共建沿海产业园区,全力推动沿江产业向沿海地区转移,坚定不移地把大石化、大冶炼、汽车、造船、风电与海工装备等临港产业向沿海地区布局,促进资源高效配置、产业优化布局,实现沿海“筑巢引凤”、沿江“腾笼换凤”的无缝对接。

促进东中西联动开发。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是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开放门户和最便捷的出海口。促进陇海兰新线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国家赋予江苏沿海开发的战略任务。我们抓住国家在连云港建设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的重大机遇,加快在徐圩先导区建设进口资源和出口产品加工基地,推动大陆桥沿线省市共建、共用连云港港和东中西示范区,促进江苏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优势互补、联动发展。进一步加强与长江三角洲核心区、东北亚的合作交流,加快实施南北、苏沪沿海合作共建园区,为推动东中西部地区双向开放、共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推动“三港联动”开发。港口、临港产业、港城互为支撑、联动发展是世界主要港口城市成功建设发展的重要规律。沿海城市主城区普遍离海、离港较远,坚持“三港联动”、形成集聚效应对江苏沿海新一轮开发显得尤为关键。我们在推动以港口为龙头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更大力度加快港城规划建设步伐,在做大做强三大中心城市的同时,着力打造一批临海、临港新兴城镇,在临海一线加快人口、产业集聚,城乡面貌得到大幅提升;更大力度加快沿海产业布局,着力推进落实临港大项目,在临海一线形成产业集聚优势,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港口、港城、临港产业联动开发,打造一批重要开发节点,进而形成沿海开发的若干增长亮点。

二、江苏沿海开发已成为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的强大引擎

在沿海开发战略的带动下,江苏沿海地区迎来了“黄金发展期”,步入了后发先至、又好又快、跨越发展的新阶段,为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沿海地区发展明显提速,区域增长极化效应日益显现。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沿海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幅持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7%,高于全省1.5个百分点,2012年突破9000亿元,占全省的比重提高到17.2%;固定资产投资每年跨上一个千亿级台阶,2012年达到6108亿元,增长22%,高于全省1.5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收入年均增长31.3%,高于全省9.3个百分点,2012年达到941亿元。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趋完善,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辐射带动效应逐步增强。累计完成交通建设投资686亿元,沿海港口群整体功能提升。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一期工程建成通航,进入了全国十大深水港口序列,30万吨矿石码头建成使用;南通洋口港10万吨级航道和10万吨级LNG专用码头建成使用;盐城大丰港已具备10万吨级通航能力。连接长江三角洲核心区的苏通大桥、沪崇启大桥建成通车,贯穿江苏沿海南北、全长521公里的临海高等级公路建设进展顺利,连盐、沪通铁路即将开工建设,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开工建设,连接沿海与沿江的连申线航道整治项目加快推进。连云港在郑州、西安等中西部腹地重要节点城市布局了一批内陆无水场站,相继开通了连云港到阿拉山口和连云港到霍尔果斯两条连接东西的海铁联运大通道,增强了对东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新特产业发展势头迅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示范效应逐步显现。沿海新型工业化快速推进,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壮大,2012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6000亿元,是2009年的2.2倍。连云港新材料、新医药、新能源和高端装备四大产业加快集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约60%,中石化连云港炼化一体化项目已上报国家待批。盐城汽车、光伏、风电和环保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东风悦达起亚汽车2012年产销突破48万辆,年产30万辆整车的第三工厂开工建设。南通船舶与海洋工程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产量超过全国的1/3。沿海现代高效农业占比达40%以上,港口物流、口岸服务、滨海旅游、研发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

滩涂围垦科学有序推进,土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效应开始形成。编制下发沿海滩涂围垦开发利用规划,将国家规划提出的270万亩海域滩涂围垦任务落实到21个具体区块,明确功能定位和围垦开发时序。部省合作滩涂围垦六大工程全面启动,预计匡围完成67万亩,新增耕地10万亩以上。以省为主实施的条子泥匡围一期(10.55万亩)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成为大面积滩涂围垦和渔民补偿的样板示范工程。盐城百万亩滩涂综合开发试验区战略规划及深水港建港论证研究加快推进。

小康社会建设进程快于预期,沿海开发惠及民生的社会效应加快彰显。国家规划明确,到2012年,江苏沿海地区整体上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在沿海开发战略引领下,沿海地区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小康社会建设进程明显加快,人民群众富裕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幸福感明显增强。沿海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3.6%、15.4%,2012年分别达到24245元、11835元,增速分别高于全省0.9、2.5个百分点。南通市2010年以县为单位全面实现省定小康指标,盐城东台市、大丰市、建湖县、亭湖区、盐都区2011年均达到了省定全面小康指标,2012年,阜宁、射阳、东海、赣榆等县全面达小康。

三、江苏沿海开发的基本经验

突出组织推动,保持强势推进。江苏省委、省政府每年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动员,先后出台了贯彻国家规划的实施意见和五年推进计划以及促进沿海开发的15条具体政策;中央财政从2012年开始,连续五年每年拿出6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江苏沿海开发。省级层面成立了强有力的组织推进机构,中编办于2010年专门同意设立了正厅级的沿海地区发展办公室,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统筹推进沿海开发。

坚持规划先行,引领科学开发。以高起点规划引领高水平建设、高效益开发。依据国家规划及实施意见,先后编制下发了《江苏沿海滩涂围垦开发利用规划纲要》、《江苏省“十二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等四个专项规划,以及交通、工业、环境保护等九个三年实施方案,实现了规划的全覆盖,将“三极一带多节点”的空间开局落到实处。

推进重大项目,增强发展后劲。紧盯央企和跨国公司,加大招商推介力度。2009年,先后在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和上海、北京本地举办了大型招商会和合作发展恳谈会,累计签约100多个大项目,总投资达5000多亿元。2012年3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在京举行转型发展汇报会,共签约重大项目合作协议49个,其中,沿海开发签约项目15个,占30%。2011年,按照目标化管理、项目化推进的要求,筛选了“十二五”时期沿海地区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180个重点骨干项目及20个储备项目,总投资超过1.5万亿元。每年开展专项督查,确保重大项目按时序推进。

搭建载体平台,汇聚发展资源。投融资平台方面,成功组建了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了产业投资基金公司管理组建方案和意向募集,有序推进沿海发展银行前期筹备工作。园区建设方面,把沿海开发与接轨上海、南北挂钩合作有机结合,大力推进沪苏江海产业经济园、苏盐大丰合作产业园等园区建设,盐城、南通综合保税区获批建设,盐城经济开发区、海安经济开发区和海门经济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平台建设方面,大力推进中科院(连云港)能源动力研究中心、中科院(南通)海洋研究院和江苏豪森(医药)研发中心、华锐海上风电研究院等研发平台建设。

篇4

摘 要:中原城市群不仅是河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也是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增长极,其他城市以环形将郑州紧紧围绕,形成“弱核牵引”“小马拉大车”的经济发展柱石.现阶段,中原城市群面临着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两大基于,分析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有利于抓住机遇提升中原城市群的竞争力,促进其良性发展.

关键词 :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4-0151-03

1 中原城市群发展的优势要素

中原城市群包括郑州、开封、新乡、许昌、洛阳、平顶山、济源、漯河、焦作在内的九个城市.由于周边城市到郑州的通勤半径基本为1小时,又称1小时城市群.

1.1 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

河南是全国铁路网的中心,铁路通车里程居全国第一.郑州位于京广铁路、陇海铁路的交汇处,洛阳位于陇海铁路、焦柳铁路的交汇处,新乡、商丘、南阳等均是重要铁路干线的交汇点.2003年以来,河南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高速公路得到快速发展.河南还有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为依托.

1.2 丰富的资源优势

中原城市群拥有铝土、铁等金属矿产,蓝晶石、珍珠岩等非金属矿产,在中原城市群的西南部,拥有煤、石油、天然气三大优势能源,同时由于地层较为齐平,资源开发便利,节约了大量的开发成本,便利的交通条件又为矿产资源的运输提供了优势因素.

1.3 强大的教育基础

中原城市群集聚了河南省大部分高等院校,就2012年而言,中原城市群九个城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全省的77.7%,成人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占全省的77.1%,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全省的64.9%;技工类院校学生数占全省的80.7%,强大的教育基础为中原城市群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高素质优秀人才,中等类专业学校以及技工类学校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以及技术人才.

1.4 经济发展的深厚积淀

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历年来在河南省都是位居前列的,依据2012年河南省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得出,中原城市群九个城市的GDP占全省的58.67%,其中第一产业GDP占全省的36.8%,第二产业GDP占全省的62.1%,第三产业GDP占全省的61.1%,河南省各城市GDP排名前五位的城市中,中原城市群占了4个,郑州更是以经济增长极的身份处在省内经济发展的前列.

1.5 前所未有的机遇

2011年3月17日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点推进中原经济区等区域的发展,2011年10月,中央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将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2012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包括建设郑州航空港在内的《中原经济区规划》,政策倾向为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2 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实证分析

2.1 指标的选取

虽然学者关于城市竞争力概念的定义存在差异,但是对城市竞争力的内涵却持一致的看法,由于城市竞争力的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了社会、经济、科技等方面,笔者结合城市竞争力的内涵,同时遵循科学性、可操性、可比性、层次性以及结合实际的原则,选择了经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开放、科技、教育、文化、环境六个方面具体34个指标来反映城市的竞争力,具体见表1.

3.2 主成分分析过程

主成分分析法就是将原来的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彼此无关,即信息互不重叠的新的综合指标,并根据一定原则和实际需要,从中抽取较少的几个综合指标来反映原来指标所携带的信息量.

3.2.1 数据标准化

根据《河南省统计年鉴》的原始数据,将原始数据录入spss19.0,通过分析、描述统计将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数据.

3.2.2 主成分的提取以及特征值的计算

将标准化的数据进行降维、因子分析,得到初步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前四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2.3%,符合特征根选择>85%的要求,因此提取前四个主成分分析城市竞争力:

3.2.3 主成分得分矩阵

分别将4个主成分的主成分表达系数命名为Fi(i=1、2、3、4),然后构建主成分得分模型为:

Z1=0.20*ZX1+0.11*ZX2+0.22*ZX3+……+0.20*ZX35

……

Z4=-0.03*ZX1-0.04*ZX2-0.05*ZX3+……-0.05*ZX35

其中Zi(i=1、2、3、4)表示每个主成分的得分,ZXi(i=1、2.....35)表示标准化后的数据.

通过主成分得分模型,计算得到主成分得分矩阵如表3所示:

3.2.4 城市综合竞争力得分

根据相关资料以及所提取的四个主成分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得到四个主成分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建立有关于四个主成分之间的城市竞争力目标层判断矩阵,通过Mathpro软件计算得到各主成分的权重指标.根据层次分析法对判断矩阵的要求,对目标层的4个主成分进行一致性检验,判断矩阵以及一致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的一致性检验结果看出,CR=0.042<0.1,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构造城市竞争力综合得分的模型为:

Z=0.638*Z1+0.182*Z2+0.104*Z3+0.076*Z4

其中,Z表示城市竞争力的综合得分情况.

计算得出城市竞争力的综合得分以及排名情况如表5所示:

3.2.5 中原城市群城市分类

在表6中得到了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的综合得分以及排名情况,在对城市竞争力综合得分分析的同时,利用spss19.0对中原城市群的九个城市进行聚类分析,

根据其结果将中原城市群的9个城市分为竞争力强的城市、竞争力较强的城市、竞争力一般的城市和竞争力弱的城市,如表6所示:

3.3 结果分析评价

依据以上对中原城市群的城市竞争力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中原城市群各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中原城市群包含了以郑州为中心的九个城市,但是城市综合竞争力得分情况表明,九个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且差距较大,郑州综合得分7.87,排名第一,洛阳排名1.49,排名第二,前两名之间的得分差距较大,由于郑州是省会城市,无论在经济基础、发展政策上都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竞争力最强.洛阳与焦作、许昌与开封等位于临界点之间的城市综合得分差距也相对较大.这表明,在中原城市群城市之间发展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其次,中原城市群各城市内部发展不均衡.从反映各个主成分得分的表3来看,每个城市的四个主成分得分中(除郑州之外)得分都有正有负,这表明代表不同指标的主成分对每个城市的竞争力的相对重要性不同且重要性差别较大,正是由于城市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主成分得分的差异.例如开封在客运量和旅游收入载荷相对较高的主成分F3的得分相对高于其他三个主成分得分,这与开封是一个历史名城,旅游业相对比较发达是相一致的.

再次,经济基础对城市的竞争力影响较大.从表5的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排名来看,郑州遥遥领先居于首位,同时从表3的各个主成分得分情况分析,郑州城市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基础指标载荷相对较大的主成分F1.洛阳由于其拥有基础较好的重工以及机械工业,在城市综合竞争力中,主成分F1在洛阳城市竞争力中拥有最大的贡献率.在一般竞争力的城市中,由于其各有发展特色,但是经济基础相对不是特别雄厚,所以城市竞争力相对不强.在弱竞争力城市中,开封以及漯河,城市规模不大且经济基础较为单一,基础竞争力不强,因此城市竞争力相对较弱.

4 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对策

4.1 把落脚点始终放在促进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上

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实现一体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中原城市群的良性发展给单个城市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目标和落脚点.中原城市群的九个城市,由于发展基础不同,再加之政策对于一些地区的倾向,导致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4.2 统筹兼顾,充分发挥中原城市群城市之间的示范、互动效应

郑州在中原城市群城市的发展中处于领头羊的位置,加强同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郑州的模范带头作用.其他各城市之间应加强联系,应积极学习其好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结合自身实际,合理应用到自己的发展当中去.

4.3 着力增强城市经济基础实力以及对外实力

分析表2、3、5,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基础实力指标和对外贸易指标在主成分1上占有较高的载荷.表3和表5表明,最终综合得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成分1的得分,因此经济基础实力和对外实力对于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排名第1/2的郑州/洛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成分1.

参考文献:

篇5

当前,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把发展不平衡,创新能力不强的传统企业带入产能阶段,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同时还须意识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本质上涉及的是资金的融通,通过资金流动机制使得资金成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强大动力。

一、概述

1.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的定义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不断的丰富和补充,其本质需要金融总量的扩张、金融体系的改善以及金融效率的提高。当然金融的发展不可避免的需要金融理论作为支撑,比较典型的金融理论有金融深化论和金融约束论:金融深化论偏向于讨论利率压制问题,通过持续扩张金融规模的发展、优化创新金融体系与金融工具、不断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手段,再结合本国具体国情制定符合本国的金融政策,从而更有效地推动金融业发展,可持续地完成经济增长与繁荣的伟大目标。

2.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既可以称作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一种产业之间的数量关系Y构和技术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分析为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比例结构关系。生产、需求、贸易和其关联机制的变化集中反映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包括政治、历史等非经济因素以及需求、供给、国际投资贸易、政府经济政策以及市场变化等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共同影响和决定着产业结构。

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是产业结构理论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涌现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产业结构演变理论:由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而刺激产业结构演进的佩蒂-克拉克定律;解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产值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之间重要关系的库茨涅茨人均收入影响论;由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化情况和产业间的比例关系概括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经济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关键动力的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

3.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金融发展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其传导方式是通过资金形成、资金导向和信用催化三种内在机制来传导。对于产业资本来说,它的形成关键在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而产业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取决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金融的发展必然带动金融体系不断为产业扩张累积发展资本,才能持续地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输入稳定长久的资金支持,更好地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资金导向机制则是指产业资本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转移。

金融体系的健全完善带动产业资本的流动逐渐演化成各类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自由流动,同时利用金融市场的竞争性来优化分配储蓄资源在不同利益率的投资,并引导产业部门向适应市场的方向发展,促使资金能够按照经济效益原则在各产业之间分配,推动产业资本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信用催化机制是通过扩大货币量来加速资本形成和实现经济增长,合适的信用扩张有利于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步伐。

当然,金融业的繁荣发展能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会为金融的发展推波助澜,带来新的机遇与活力。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够有效地集聚当地生产要素,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来活跃资本市场,增加金融市场信贷回报为金融发展提供内在动力,有效地促进了金融体系的优化升级与完善。

二、安徽省现状

1.金融发展

近些年来,在金融总量方面,安徽省的金融规模不断扩大,各项存贷款增长率波动平凡,而存贷款规模总量的规模越大金融发展规模则越大;同时安徽省的金融相关率也在波动上升,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强,可以得出金融业发展一直在摸索中前进着;在金融业增加值方面也表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不过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不是很高,体现出安徽省金融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还需改善提高。

在金融结构方面,不论在资产总量还是在机构数量、从业人员上,大型商业银行的综合实力都是最强的,稳稳的占据着银行业的龙头地位;虽然安徽省证恍幸翟诓欢戏⒄梗公司通过二级金融市场来融资不仅提高了筹资,还推动了证券市场制度的健全完善,但是在经济贡献度方面还是略显劣势;安徽省保险业的实力在“十二五”期间得到了有效地增强,保险的区域覆盖面也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但就全国保险业发展水平来说,安徽省目前的保险业规模和实力亟待进一步的提升。在融资结构方面,安徽省企业融资主要还是通过金融机构存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很少通过股票和企业证券融资方式,这导致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调,表现出安徽省证券市场的体制不健全和市场运行不稳定。

2.产业结构

改革开放至今,安徽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均得到了优化,但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还是有很大上升空间,而现阶段安徽省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有:产业结构的水平不断提高,但横向比较差距较大,安徽省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安徽省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人员的结构不协调,这一不协调将会导致劳动力资源在三大产业间的配置不合理,同时也反映出安徽省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发展水平较低,表现在农业科技化水平低,没实现大范围的农业机械化操作;在劳动力资源上,农业第一产业吸收过多的劳动力资源,第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折射出当下安徽省农村现代化程度偏低、城市化进程落后,影响了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程。

三、影响及优化建议

1.影响机制

通过整理归纳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理论分析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安徽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相互影响机制表现在:金融影响产业结构通过资金形成、资金导向和信用催化三种机制来传导,同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反推动金融的发展,迫使金融机构更好的完成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从安徽省的金融发展现状来看,虽然金融总量规模和金融结构方面均有突出的进步,但是还是存在金融投资方式简单,金融融资单一化现象严重等不利现象。同时产业结构水平有了提升却存在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层次,使得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不相匹配,无法很好的达到产品结构优化升级。

2.优化建议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关系密不可分,根据调查实践以及相关理论的重点理解,研究出来安徽省通过加快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的指导建议。

一方面通^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变原有的大型国有金融机构一家独大的弊端,尝试去发展非国有制金融机构,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促进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鼓励证券公司建成全功能性的现资银行,发展更多区域当地性质的金融机构,以实现多层次、高水平、优质量的金融机构体系,更好地推进安徽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由于安徽省总体金融结构是以银行类金融机构间接融资为主,较低的直接融资比例使得融资效率低下。这就需要安徽省积极大力的扶持企业证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拓宽更多的直接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通过资本市场股本融资使得能在国民储蓄中更大比例的进行股本融资,仅促成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发展;推动金融创新,完善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金融政策。

积极鼓励金融创新,营造自由稳定的金融创新环境,完善金融创新的监管机制,预防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通过制定相宜的支持产业发展的金融政策来发展金融在产业政策实施中的重要性以更好地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四、结语

虽然现在安徽省金融业规模以及市场机制慢慢走向成熟,但不乏存在金融结构不合理、效率不高等现实问题。因此,调查研究安徽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现状、影响及优化意义对于我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实现促进金融发展与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有重要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永剑.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1.

[2]王晓清.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分析[D].南京:南京财经大学,2009.

[3]管海艳.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以安徽省为例[D].合肥:安徽大学,2012.

[4]余源源.安徽省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支持作用的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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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灿,广西东方外语职业技术学院副董事长,在读博士;欧文权,张迎明,杨琳,马祥琼,广西大学商学院2005级MBA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0-0079―03

广西提出要加快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开放开发的战略举措,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坚持从广西实际出发,直面困难与挑战,努力开拓创新,立足更高站位和更宽视野作出的抉择,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要求,对于广西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加快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开放开发,不仅是对广西改革开放20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创新,也是广西乃至整个北部湾经济带加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越来越由彼此孤立和隔阻走向相互联系和依存。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经济区域化,使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呈现出高度依存性,并以若干个增长极通过产业关联、技术扩散与辐射效应带动其他区域跟进发展。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

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资源大规模跨国流动,各国经济都被卷入史无前例的国际分工协作之中。同时,遍布全球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日益加强,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已较为成熟,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正渐入佳境。经济区域化是当今时代的主要潮流,并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这两种并行不悖的时代潮流,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在国内,以区域经济板块为特征的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形成,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加快推进经济一体化,珠三角和港澳经济日趋融合,海峡两岸经贸交流保持良好势头,西部大开发使得以重庆为核心的“西三角”正在崛起,振兴老工业基地使东北经济区重新焕发生机。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现实及未来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以区域经济为格局;一个国家、地区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利,必须积极参加区域经济的整合,而这又需要以打破行政区域界线、改变垄断部门独家控制资源的状况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战略也应进行根本性转变,即由传统的只注重从自身的角度考虑发展、各自为政等,转向注重发挥区域优势、激活区域经济,实现互利共赢。

当前,广西面临着经济总量偏小,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高,沿海、沿边及相关资源优势尚未充分发挥作用等挑战。从内部格局看,由于现行管理体制和行政区划等原因,发展仍旧局限在各个行政区域内,尚未形成有机统一的发展整体,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各自为政,缺乏全区“一盘棋”的思路,由此造成区域内部产业结构出现低层次重复,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区域内相关单位无序竞争,造成区域资源浪费和发展成本上升,发展的协调性和流畅性受到不该有的制约。因此,打破阻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组建统一开放的大市场的要求日益强烈。

广西过去最大的不足就是沿海开发,没有把这个最大的区位优势发挥出来。但也确实有客观原因。早在党的十五大之后,广西的区域经济战略中就提出了北部湾“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的发展问题,但由于当时广西全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太低,贫困面很大,首要的任务是在发展中解决吃饭问题;其次广西整体基础设施薄弱,沿海地区开发也不具备相应条件。随着沿海一线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两廊一圈”的构建、中国一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泛珠三角经济区建设进程加快以及中国一东盟“M”型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实施等多重机遇的叠加,加快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开放开发的各种国际国内条件已水到渠成。国际国内的实践经验表明,沿海地区大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重心,起着“领跑”和“龙头”的关键作用,广西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把沿海这个最大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发挥出来,努力加快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开放开发。

二、从经济全球化视野来审视广西发展。从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大局来把握广西定位,从抓住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契机来考虑区域生产力布局。准确把握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内涵和外延

北部湾(广西)经济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载体。建设一个能有效实现区域协作和市场扩张,增进国际、国内经贸技术互补,多角度、全方位对接联动的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势在必然。区域的优势在于整体而非局部,在于协作而非单干。加快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开放开发,意味着区域内各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划必须与区域总体规划相结合,行政区划要与经济区划、生态区划相结合,区域分工、专业分工要更加明确,区域内产业链布局要更加合理,生产要素要实现优化配置与有机整合,区域内部利益要协调平衡,生态环境治理要协同高效,逐步构建一个区域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的公共平台;意味着要通过依托区域内快捷的交通体系,完善南宁、钦州、北海和防城港四市的城市功能,形成分工合理、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城市群,使城市群在该区域发挥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平台作用,集聚产业和人才,实现海陆空经济联动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北部湾经济区涵盖了中国广西、广东、海南及越南北部。北部湾(广西)经济区是指由广西沿海地区北海、钦州、防城港市及南宁市所辖的行政区域为主组成的经济区,总人口1220多万,区域土地面积4.25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500多公里,是北部湾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环北部湾经济圈的中心位置,是我国西部唯一沿海的地区,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的重要桥梁和基地,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岸线资源、港口资源和土地资源,环境容量大,经济腹地广阔,劳动力成本又很低,开发潜力巨大。经过多年建设,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港口、公路、铁路、桥梁、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城市发展初具规模,其中防城港是全国拥有20万吨级码头的九大港口之一和沿海主枢纽港,使该区域成为我国依托大港口发展临海重化工业不可多得的重点开发地区。该区域沿海港口开发潜力达年

吞吐能力2亿吨以上,2005年仅实现港口吞吐3456万吨,尚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尤其是在“M”型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新格局下,北部湾(广西)经济区以其独特的区位、丰富的资源、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受到中外各方的关注。“十一五”是该区域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关键阶段。

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区域分工和交换不断深化与完善的过程,任何区域的产业结构对全国而言都应是专业性和辅的。同样,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并非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它的发展和吸引力、竞争力的增强,必须同珠三角这个国内实力最强、增长最快的经济区域联系起来,依靠相邻发达经济区的带动来加速发展;必须同工业发达、资源丰富、优势突出的内陆省份联系起来,推动我国南部沿海地区连片繁荣和东、中、西部地区互动发展;必须进一步密切与港、澳、台、东盟及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加强经济往来和技术交流,承接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吸纳与消化、生成与自主创新能力;必须积极融入“M”型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谋求新的、更大的发展。这就要求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定位,既要立足和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引进大公司、大项目,培育自己的产业集群,带动中小企业的全面发展,又要充分考虑与华南、西南和东盟三大经济圈的全面对接与互补,在区域合作与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不断增强自身综合实力,力争经过“十一五”时期的努力,使北部湾(广西)经济区成为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港口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产业布局初步形成的一体化经济区。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最终把该区域建设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城市群,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域性加工制造中心、物流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造就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之后引领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第四大经济圈”。

三、加快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开放开发。是积极进行改革创新、逐步消除体制障碍、努力实现协调发展、有效追求后劲持续、全面建设富裕广西的过程,真正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加快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开放开发的关键,是如何增强抢抓机遇的意识,增强抢抓机遇的能力,把机遇变成推动区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果;是如何摆脱行政区经济的羁绊,从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及整合发展的思路出发,推动区域资源的合理流动及跨地区的经济合作,从而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为此,我们应抓住机遇,抓好关键,多管齐下,积极推进。

1.积极进行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和动力是改革创新。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少深层次矛盾,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因此,必须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贯穿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不断破除旧的思维定式,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树立强烈的改革创新意识,拓宽工作思路,进行开发模式创新、管理方式方法创新、机制体制创新,为加快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开放开发开辟道路。

2.坚持对外开放。行政分割问题是困扰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要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方封锁,制止不正当竞争,推进跨所有制、跨地界、跨行业的全面开放,清除阻隔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加快推进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促进产业整合及企业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重组。要充分考虑区域产业未来在广西、全国乃至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及作用,避免片面追求在本地延伸产业链条及自成体系的项目布局,努力在区内、区际、国际汲取经济发展的资源,走融合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之路,实现互利共赢。北海、钦州、防城港市的港口能不能有机整合,形成合力,对该经济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应按照市场化、公司化建设现代化组合港,以资产为纽带,来推进港口资源、铁路资源的整合。

3.突出抓好规划建设。科学规划是先导。要认真抓好“南北钦防”城市群的规划建设,在“M”型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新格局下明确各城市的发展目标、开发方向、功能定位和分工,并做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优化政府投资项目的布局。要把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发展规划放到整个环北部湾经济圈的大格局中去考虑,放到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大背景中去考虑,注意做好该区域发展规划与国家有关区域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的衔接,立足长远发展和加快发展,高起点、高标准地搞好各项规划的编制工作。要将规划上升为法律意志,维护规划的严肃性,避免沦为“墙上挂挂”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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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3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在青岛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表示,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将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

而2007年3月21日,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也表示,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在中国消失。

支撑中国经济二十多年快速增长的最重要支柱已经开始倾斜,未来我们该如何应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渡过艰难的高少儿抚养比阶段之后,会出现一个高劳动力人口比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尚未为自己的衰迈做任何防御的青壮年劳动大军十分庞大,但却没有对少儿或者老人过重的赡养负担,他们可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所谓“人口红利”。有研究显示,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因素的贡献比率在1/3-1/2之间。

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和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在近二十年内人口结构开始变化,劳动力人口比重增大,人口抚养负担较轻,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这种人口结构为社会供给了充足的劳动力,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大量廉价、有纪律的年轻劳工投入社会,投入建设,使全社会工资长期保持低水平状态,全球制造业由此源源不断转移到中国;而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进入生育期、储蓄期,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制造出43%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带动高投资,资金不断投入生产性支出,从而带动了GDP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化从轻工业蔓延到电子业,近年更进入重化工业。在1980到2000年间,这种人口红利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8%,超过四分之一强。

在这样有力的人口红利的支撑下,中国实现了近二十年来飞速增长的奇迹。在中国制造业不断崛起的二十年中,实现了对整个行业的重新定义,世界制造业版图出现了再分割,全球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也因此而改变,“中国价格”成为影响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以说,欧洲用了1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同样的过程,在中国仅经过一代人便实现了。欧洲经过了100年的变迁,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样的进程,在中国也仅经过一代人便完成了。就在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企业主还沉浸于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喜悦时,人口老化、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阴影已开始悄然笼罩中国社会。

刘易斯拐点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表示,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我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预计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同时,研究还发现,我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中国家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届时,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到2050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特征会越来越明显。

就算最为乐观的估计,十年之内,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中国将出现“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这种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的转变,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拐点”。事实上,“十一五”期间,中国会出现这个转折点。从总量看,2004年至2009年,是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将持续下降。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将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趋势性的、总量的,从劳动力市场变化也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而这一趋势,实际上也是中国原本扭曲的劳动力价格转变的信号。长期以来,由于就业队伍的庞大,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劳动市场,这些源源不断、廉价高效的民工,造就了中国制造业的辉煌,但是,这些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却只是马来西亚工人的1/4,是美国工人工资的1/40。而在这种国际劳动力价格不平衡之下,中国国内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城乡居民的收入逐渐拉大。长期劳动力价格的扭曲、人力资本的漠视,使得中国的劳动力群体缺乏有效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在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及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支出乏力的现实语境下,内需迟迟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环,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对外贸易和公共投资,内外经济失衡一步一步地加剧;与此同时,劳动力整体素质差和缺乏可持续发展最终又反过来弱化了人口红利的兑现。

这种种形势,都在向国人表示,靠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在中国已经走到了末尾,在人口红利即将终结的转折点,中国必须寻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未来经济增长靠什么

其实,“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究竟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这个转折的到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好这个转折,还取决于我们在政策上如何应对这个转折,是建设和谐社会还是继续剥夺劳动者。

在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中,应当摈弃此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经济发展多快而工资都不会涨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给不再无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谋求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

未来30年,是确保低生育水平稳定、实现人口由缓慢增长到零增长再到负增长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要素时,将引致资本报酬递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

第二,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实际上,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潜力。从城市来看,改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环境,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可以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最低工资制度等政策手段的运用,应立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不应成为人为助长市场低工资水平的扭曲力量。

第三,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促进劳动分配公平。国家应当通过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增强承包土地的流动性、深化普通教育和加强对外出劳动力的培训等一系列措施,扩大城市劳动力供给、抑制工资过快上涨,延缓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为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同时,要改变城乡劳动力价格差距,逐步实现全国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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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由西方学者西奥多·莱维特提出来的,然而,对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却众说纷纭,到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局限于各个不同国家疆域内的诸多经济活动、制度正在冲破国界的局限而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全球化是自由市场、民族国家和信息科技前所未有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相互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这就要求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法必然受到其一定的影响,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国际经济法变革的几大动力

(一)国家

国家是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者,在当今它仍是国际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主体。经济全球化要求尽量扩大市场规律的作用范围,尽量减少政府对国际商业交往的限制,这就使国家行使的范围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某些在传统上一贯被认为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事项进入了统一的国际经济法规则调整的范围。例如GATI和WTO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通过谈判来降低关税并约束关税,这无疑就是一种国家经济的让渡。其次,国际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扩大,将越来越多的各国国内政策纳入其视野。WTO协定从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投资措施就是国际经济条约调整各国国内政策的表现。最后,经济全球化导致单个国家无法单独对某些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借助于国际性组织协调管理,这样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WTO的作用日益凸显起来。

诚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的确在向市场让步,适当放松了其对国际商业交往的管制。但是,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也不能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如果缺乏国家对市场进行有效调节和控制,资本的扩张不一定能带来综合的社会发展,相反地,会使财富的集中程度进一步提高,这是不利于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因此,国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要积极探求建立某种有效的调节机制,以减少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还应当意识到,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不同,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其在国际组织的发言权也不同。一般说来,国民经济最强大的国家总是要求最迅速、最广泛、最强烈地推进贸易、资本、人员、服务流动的自由化。如果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则会处于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境地。

(二)商人

在目前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商人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跨国公司。经济的全球化实质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那么商人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了追求最大的商业利润,商人会冲破各种限制,将价值规律推向全国,进而也推动了国际经济法向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商人可以编撰统一的商事规范并使其得到普遍运用和政府的承认;另一方面,商人还可以借助国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创设他们所需要的法律规则。为了保障他们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影响国家赋予其更加优惠的投资条件,进一步放松对商品、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并对本国商人的海外利益给予更为严格的保护,要求本国政府对来自国外的竞争加以限制。

(三)非政府组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协商和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及不同群体的利益。于是,代表着国际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为了使这些全球化问题的解决能反映其利益和愿望,就在国际社会上作为“压力集团”来发挥其影响,特别是在国际人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方面。转三、国际经济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尤其是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的国际经济法,必须作出相应的回应,有新的发展。

(一)国际经济规则统一的进程不断加快

经济全球化首先意味着跨国经济交易的增多。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跨国交易设立规则,特别是推动世界范围内规则的统一。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首先,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主体的商人(尤其是跨国公司)通过自己的机构创设或统一了大量的商法惯例。国际商会近几十年来,主持修订了各种商事惯例,它们将商人们实践中所形成的习惯做法确定化,成为统一的商事惯例,来便利商人们所从事的跨国交易。

其次,各国国内商事立法的趋同,一些国家制定出与多数国家相一致的商事法律规范,也推动着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运作的基础。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

最后,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还借助于调整跨国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迅速发展。最初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只涉及国际货物贸易的政府管理问题,而且主要是规定关税问题。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总协定条约体系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至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体系已从国际货物贸易扩展到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在贸易管理措施方面,已具体到反倾销、反补贴、政府采购、海关估价等各个领域。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

(二)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管理的弱化

规范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管理的法律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这部分法律规范在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呈弱化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国家对商人的跨国交易的限制在不断放松。其原因主要是:(1)商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要求市场规律突破国家疆界的限制(事实上是各国的管理措施的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2)各国政府认为扩大的对外经济交往从总体上是有益于本国的发展的。

(三)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加激烈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财富在大量增加,但财富的集中程度也大为加速。据统计,1960年全世界20%的最富有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占人口同样比例的最贫穷国家的30倍,而30年后,这一差距已扩大到60倍。由此可见,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需要首先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只有最终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使经济全球化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环境下发展o

(四)电子商务对国际经济法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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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达国家,由对金钱的困惑而促使对金钱进行广泛研究的学者大有人在,著名的像马斯洛(Abraham Maslow ,1908―1970),他是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和比较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快乐来源于心理需求的满足。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

生理上的需要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如吃饭、穿衣、住宅、医疗等。若不满足,则人的生存受到威胁。这就是说,它是最强烈的不可避免的最底层需要,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延续的强大动力。安全的需要有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免于灾难、未来有保障等。

安全需要比生理需要较高一级,当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以后就会产生这种需要。每一个在现实中生活的人,都会有安全感的欲望、自由的欲望、提高防御实力的欲望。

社交的需要也叫归属与爱的需要,是指个人渴望得到家庭、团体、朋友、同事的关怀、爱护和理解,是对友情、信任、温暖、爱情的需要。社交的需要比生理和安全需要更细微、更难捉摸。它与个人性格、经历、生活区域、民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都有关系,这种需要是难以体察、很难度量的。

尊重的需要可分为自尊、他尊和权力欲三类,包括自我尊重、自我评价以及尊重别人。尊重的需要很少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但只要基本上的满足就可产生推动力。

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等级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这是一种创造的需要。有自我实现需要的人,似乎在竭尽所能,使自己趋于完美。自我实现意味着充分地、活跃地、忘我地、集中全力地、全神贯注地体验生活。

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的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的需要是从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

在高层次的需要出现之前,低层次的需要必须得到适当的满足。任何需要都是在下一个层次被满足以后,才会进入到上一个层次当中去;如果下一个层次没有被满足,上一个层次的需要就会被压制。

马斯洛还认为,在人自我实现的创造性过程中,产生出一种所谓的“高峰体验”的情感,这个时候的人的心情激荡,是人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这时的人有一种欣喜若狂、如醉如痴的感觉。

既然我们理解到有钱首先是一种感觉,而非简单的数字,是一种需要被满足的心理状态,那么,理财的目的决不应是简单的获取钱财(以数量来表现),而是应该配合人类自我实现过程中的需求层次,逐一地满足:家庭财务健康―家庭财务安全―家庭财务自主―家庭财务自由的成长过程,从而满足家人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身心健康,并且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使人生更加卓越。

一般的财务规划课程就是提醒人们要规避人生风险,以实现人生目标。它的内容包括:收支规划、借贷规划、投资规划、保障规划、税务规划、退休规划、员工福利规划、遗产规划。它可能会告诉你哪只股票可以赚钱,哪只股票可能不赚钱,不过这些都是技巧,学习它只能帮我们获得钱财,但是你获得了钱财以后可能还是不会感觉幸福。

今天,我引领大家要学的不仅是这些技巧,更是整个家庭财务规划的目的和真谛,能够帮助大家开启一条经由“财务健康―财务安全―财务自主―财务自由”的创富路程,帮助我们人生成功、关系圆满,能够获得更加幸福完美的人生。

满足人生需要的理财层次判断标准是:

满足人生第一层需要――生理的需要,对应的财务状态是――财务健康:

收支平衡有盈余

资金储备能应付紧急需要

投资保本、增值,有抗风险的能力

资产负债结构合理,没有隐忧

达成已知心愿

能满足可预见之未来开支,包括疾病、子女教育、退休等问题的安排

满足人生第二层需要――安全的需要,对应的财务状态是――财务安全:

财务安全保障人生所有,无惧突然变故的风险。

家庭风险的防范

职业生涯的规划

合理的财务投资规划

儿童教育金的准备方法

养老金的准备方法

满足人生第三层、第四层需要――社交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对应的财务状态是――财务自主:

财务自主是一种能满足爱心责任和学习成就的状态,是一种对生活充满信心的状态。

可以投资家庭建设,尽情享受喜欢的房子、车子

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开始合理安排投资组合,学会使用如股票、基金等各种金融投资工具,进行长期、中期、短期的投资布局

可能获利的机会更多,即使出现投资风险也对家庭生活影响不大

满足人生第五层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对应的财务状态是――财务自由:

财务自由就是创造丰厚的现金流,摆脱财务拘束及限制。

建立商业系统及投资系统,获利超过生活所需,不为钱工作

更有时间,更能享受

不愁衣食,不惧风险

更有能力,更高收入

生活富足,自由自在

当人的一生完成了以上四个层次后,就会以回馈社会为己任,注重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从而在内心获得自我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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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杭州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市经济总量连续17年呈两位数增长,1997年突破千亿元,2003年达2092亿元,2006年达3440.99亿元,2007年更是突破4000亿元大关。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2001年、2005年分别突破3000美元、5000美元,2007年超过8000美元,按常住人均逼近7000美元。综合实力呈快速提升势头。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看,杭州经济发展周期总体为7年,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周期有延长的趋势。第一周期(1975~1982年):经过前三年的经济回升,1978年起全市经济出现高速增长,1982年进入相对低谷;第二周期(1982~1989年):1983年经济开始回升,并于次年进入增长高峰期后开始逐步走低。第三周期(1989~1999年):1989~1992年持续回升,1993~1995年持续增长。因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洪涝灾害影响,于1999年达到了增长低点。第四周期(1999年至今):经济回升并稳定增长,2002~2007年生产总值连续出现13%~15%增幅。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看,“八五”时期出现高增长,年均增速达23.4%;“九五”时期处于发展调整期,年均增长12%;“十五”时期出现稳步增长,平均增速达13.6%。“十一五”时期,已实现良好开局,2006~2007年GDP增速均超过14%。目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走低影响,初步呈现增速放缓趋向。

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较为稳定,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1978年,全市三次产业比例为22.3:59.6:18.1,以1982年后农产品出现“卖难”为标志,杭州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1985年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17.6:57.6:24.8。以1989年小家电产品出现“卖难”为标志,杭州工业步入由轻转重阶段,1990年产业比例为16.3:50.7:33,1995年农业比重下降至9.3%;1996年能源、原材料出现“卖难”,工业开始由重化转向重加工升级和服务业加快发展阶段。2002年产业比重调整为6.3:50.7:43。2007年,杭州三次产业比重达4.1:50.2:45.7。纵观30年杭州经济发展过程,工业总量多次翻番,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8204.8亿元,增长19.4%,工业成为推动杭州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杭州服务业比重30年增加27.6个百分点,年均增加0.92个百分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经过30年的发展,在区域、城市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杭州的经济总量处于全国大中城市第8位、全国副省级城市第3位、省会城市第2位。杭州连续被世界银行评为中国城市总体投资环境最佳城市第1名,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第1名,被新华社《望东方周刊》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第1名,民生质量综合得分居全省首位,还荣获联合国“最佳人居奖”,被世界康乐组织评为“国际花园城市”,被世界休闲组织授予“东方休闲之都”称号。相继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治安最佳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等多项荣誉称号。

发展方式持续转变,产业转型升级加快

从区域发展模式来看,世界各国(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可分为资源驱动型、资本驱动型和知识驱动型三种。从世界生产过程的总体变化来看,西方工业化国家在经历了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阶段后,已进入技术智力密集型阶段,即知识经济时代。

改革开放30年来,杭州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资源和劳动密集型阶段(1978~1992年)。激发了农业生产力的解放,至1992年,全市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仍在10%以上。各级党委、政府鼓励与扶持乡镇、村和农民个体积极从事各种形式的加工工业和家庭工业,至1991年底,全市乡镇个私工业企业为3.6万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9.64亿元,集体工业企业达1.06万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56.6亿元,占全部乡镇工业总产值的88.86%。在1998年前,杭州公有经济比重占76.9%,国家、集体投资及运营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基于区位资源配置的国有工业仍是经济发展主驱动力。这一阶段仍具有较强的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及产品的计划调节色彩,创业与投资仍处于初始阶段,产业具有明确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以及工业化进程的起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这一阶段发展的持续推动力。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初始阶段(1993~2003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加快。在这一阶段,以市场取向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包括商品流通体制、企业股份制、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经营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等,为加快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提供了重要条件。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杭州商品市场迅速发展,短短几年内,城区出现各类商品市场百余家,成为个私经济的市场聚集地。早在1992年,市委市政府就把要素市场发展纳入工作重点,相继成立了人才、科技、产权交易等要素市场,商品市场流通体系快速形成。1995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9.3亿元,比1990年增长204.9%,2000年比1995年增长71.9%。

从1996年起,杭州在乡镇加快“以明晰产权关系、实现投资主体重组”为内容的产权制度改革,大力推进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实现向民营、股份制变革的转变。到2000年,全市乡镇企业转制面已达96%,个私工业企业已达5.8万家,占乡镇工业企业的93.28%;实现工业总产值1098亿元,占全部乡镇工业企业的67.85%。同时,杭州在全国率先积极推进以产权制度和用工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有力地推进了国有资产优化和战略性重组。到2002年,市属工交、商贸、园林、旅游和农口系统279家国有企业基本完成改制;除授权企业集团和公用行业外,全市国有企业已基本改制为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

制企业,扭转了亏损局面,激发了企业活力,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奠定了工业兴市的体制基础。按照同一口径计算,改制后企业实现利税总额从2000年的15.9亿元提高到2004年的41.6亿元,年均增长27.2%。

随着政府一系列扶持措施以及改制的深入,企业更加注重技术引进、研发和改造,从而推动工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方向转型。2001年杭州形成了食品、化工、机械、轻纺、电子仪器、医药等主导产业。此外,内资投杭州的主要产业有:房地产、通讯电缆制造、医药等。到2003年,全市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6120家,实际吸收外资56亿美元,外商投资主要分布于机械、电子、化工、医药、食品、轻纺等产业。而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房地产业,在1999年和2000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均居于首位。因此,这一阶段,杭州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特征十分明显。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萧山、余杭撤市设区,对杭州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优化产业布局创造了新的契机。

资本、技术、智力融合并驱阶段(2004年至今)。这一阶段,商贸等传统服务业得到提升,旅游、金融、电子信息、文化创意、现代物流、房地产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医药化工五大优势主导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量的59.6%。工业技改投入加快,2007年市级重点技改项目增长13.6%,工业投入增幅同比上升近15个百分点,资本及技术投入促进了传统优势产业的提升发展,推动了汽车整车等新型重化工业的加速布局,更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由点到面发展,当年新产品产值增长49,5%。与此同时,城区产业集聚和转移升级步伐加快,下沙开发区、高新区(滨江)、萧山开发区、临江工业园区、钱江开发区、余杭开发区加快发展,2007年主城区市属企业搬迁达12家,全市新建标准厂房319.9D-平方米,盘活存量土地505万平方米。

同时,这一阶段也是服务经济、知识经济加速发展期。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6.1%,占GDP的比重提高了0.6个百分点。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信息软件、数字电视、动漫游戏、艺术交易、商务会展、女装设计等行业优势突出。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在长三角城市中仅次于上海。新增上市公司10家,阿里巴巴成为国内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新一轮旅游国际化积极推进,开展三评西湖十景活动,接待国内外游客分别突破4000万和200万人次,分别增长11.7%和14.6%。

值得注意的是,以知识分子创业、文化人创业为主要特征的和谐创业模式,成为引领杭州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以高等教育为例,在杭高校及学生人数由1999年的18所、8.91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36所、37.36万人。目前全市人才总量已经达到80多万,在长三角各大城市中位居第3位,并以每年11%以上的速度增长;每万人口中人才资源数已达到1200人以上,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高级人才指数,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中,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7位。多年来,杭州不断推进与浙江大学、中国美院等名校大院和国家级科研院所的战略合作,注重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以企业为主体,加强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开发,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杭州科技综合实力和进步水平总量连续10年保持全省首位。2007年,文化创意产值跃居服务业产业之首,实现增加值490.23亿元,增长19.7%,占GDP比重达11.95%,国际服务外包和软件业营业收入达280亿元,软件出口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总额4亿美元。服务外包、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科技研发等知识型、服务型产业快速兴起,增强了杭州经济集聚辐射功能,加速了杭州经济发展方式向技术智力密集型转变。

体制机制改革走向深入,经济活力持续增强

在顺利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1999年以来,杭州其他领域的改革也不断深化,并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改革的重点逐步由经济转向与社会、生态、文化并重:二是政府职能从促发展转变为与造环境、保民生并重,通过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利益平衡机制,推进综合配套改革,不断强化公共服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注重发展战略的前瞻性与全面性。从2004年起,市委、市政府实施“五大战略”,破解“七大问题”,引领“和谐创业”,促进社会和谐。2007年,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的总目标,将战略目标由经济增长转变为与以民为本并重,促进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环境五大品质的同步提升。

注重区域联动发展和城市集聚辐射功能提升。以长三角率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契机,市委市政府提出大力推进杭州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长三角创新创业中心、综合交通物流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和全省科教文化中心建设。从而开始由城市单一发展向区域联动发展的转变。

注重民外合璧,增强经济活力。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积极创造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坚持“非禁即入”,大力消除市场准入的制度障碍。经过多年努力,杭州实现了由省内“国有经济第一大市”向“民营经济第一大市”的历史性跨越,民营企业进入全国民企500强数量连续五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杭州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建立了贸易关系。“十五”期末实际利用外资比“九五”时期增长1.4倍,利用外资结构不断优化,外资进入领域逐步从制造业向第三产业延伸,着力构建公平、公正的多元竞争的市场格局。

注重持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并强化公共服务。1999年,杭州市在全国率先开通了“12345市长公开电话”;2000年,又在全国率先推行市直机关满意不满意单位评选活动,同年10月成立了市投资项目集中办理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2002年7月,开通了96666效能投诉公开电话,接受社会各界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态度和办事效率等不良作风的投诉。在此基础上,2005年起,组建了市行政服务中心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推进区、县(市)和乡镇招投标统一平台建设。还推进了国有资产管理改革,调整并组建了工业、商业、城建、交通、旅游和教卫文体等领域的国资营运机构。此外,还积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申报工作。深入推进乡镇综合改革、行业协会和事业单位改革。基本完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从试点向面上推进,文化创意产业方兴

未艾。经世界银行评定,2006年度杭州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平均时间最短(仅8.1天)。公平为本、公开为重、效能为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格局在杭州加快形成。

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加快杭州产业转型升级

2007年,杭州常住人口人均GDP接近7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标准,已进入中上等发展水平。从国际经验看,预示着经济发展开始向后工业化、知识经济阶段过渡。这一阶段,知识、创意、技术和信息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比重不断提高(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约为80%,生产业占服务业比重为60%~70%左右),并逐渐成为主导产业。而生产业、信息、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及环境、人才的竞争,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重点。因此,杭州要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实现突破。

加快发展生产业。生产业是知识型、科技型、资本型密集领域,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主导方向,是新型城市业态发展的沃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点。生产业需要人才、资本、技术、创新体系的支撑,因此,应重点推进创新、实用、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推进以创业创新扶持、风险投资、直接融资为重点的资本市场的培育,推进政产学研合作等创新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应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省会经济、总部经济、楼宇经济、研发经济以及现代物流、金融、空港经济、旅游综合体等新型城市经济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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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唯物观

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用于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他们称它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1】 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2】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凡是认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社会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历史、社会和历史存在着必然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文以历史唯物观的观点,科学的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的发展历程。

二、宋元时期科技文化发展的原因和特点

公元221年,嬴政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封建专制政治格局。此后两千多年,这种皇权政治保证了在大部分时间中国版图的统一、中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稳定发展。由于长时间地理上的相对隔绝,政治上的相对独立,古代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体系。在中世纪最为耀眼夺目的科技成就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之后,对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整个世界近代文明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马克思曾写道:“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原因:1.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元朝实现了大统一,使社会出现相对安定局面;2.宋元时期的经济继续发展,仍领先世界,经济的高度发展是科技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3.民族融合加强,各族间经济文化交往频繁;4.对外交往有了重大发展,在同亚非欧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吸收了外来文化,丰富了本民族文化;5.文化在隋唐文化高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文明。

特点:1.封建文化高度繁荣,无论在科技、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2.辽、西夏、金随着同汉族经济联系的加强,其文化与汉文化进一步交融,保留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3.科技有突出发展,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传往世界。

三、联系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宋元时期科技兴衰成因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随着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先进的政治法律部门组织与制度、思想、道德文化、艺术哲学与等等。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上层建筑,他们通过不断的改良制度或沿袭制度,反作用于并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

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华科学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就是两宋时期。宋太祖在建国时为避免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悲剧,遂采取重内轻外和崇文抑武的国家政策,以及在军事上采取消极的防守战略。对后世影响长远,其一宋朝内部安定而少内乱,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其二也因此导致武力积弱不敌北方外敌。但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据现代学者测算,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国民总收入是明朝的10倍。【4】

但宋朝因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市场经济无法形成,就没能给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强大的动力。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人物的北宋科学全才沈括,在其《梦溪笔谈》自序表示书中所记录的只是山水之间,纵情谈笑,不关系他人利得失的事。沈括在社会政治制度和人文因素的制约下,无法将其在科技方面的成果完全运用到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当中。由于经济未能在改革社会上发挥作用,导致科学技术无法系统地演进。【5】且不能用于军事国防事业的发展。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宋朝变法失败,上层建筑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能适应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无法做出正确的调整。宋朝的社会形态逐渐走向灭亡,随后被蒙古人用武力所征服,这是落后社会制度代替先进社会制度的战争。

在此历史背景下,本来就无法大规模系统地发挥作用的先进科学技术遭到了破坏。在元朝统一初期,对中原文明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丢弃。中后期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对教育制度的束缚,导致教育落后,影响科技的传播和进一步发展。众所周知,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首要前提是提供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且此阶层需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及言论思想自由。而元朝文化无用思想盛行,使得科技文化的发展受到重创。但元朝庞大的帝国版图为远程贸易提供了保障,却为科技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便利,促进了科技文化的交流。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元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遏制了新社会制度萌芽的发展,最终导致元朝的覆灭。

四.结论

我们用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研究了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发展及衰落的原因。无论是发展还是衰落实际上都是一种基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中国古代科技的成果仍奠定和影响着世界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要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存在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使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条件。对科技史若干问题,有必要立足于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及混沌理论等角度进行深入再分析,换个角度思考才会有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704―705页

【2】《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十一章第278页

【3】邓广铭 漆侠《北大宋史专题课》第一课 宋朝在中国的历史地位 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