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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疾病，即治未病。《黄帝内经》指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其含义有二：①未病先防，是指人还没有生病的时候要及时养生调摄预防疾病[2]。人生活在大自然中，不正常的气候和有害的致病因素，经常会侵袭人体，以致正邪相争，阴阳失调，脏腑、气血、经络功能失常而发病。人体自身是一个整体，内在五脏“肝、心、脾、肺、肾”和外在的五体“皮、肉、筋、骨、脉”是通过经络联系的整体，故内在脏腑、气血、经络功能失常的病变则可能发于体表，上攻颜面，影响美观。如：盛夏不慎感受湿热之邪侵袭人体后，湿热蕴结中焦，阻滞肝胆。以致肝失疏泄，气血瘀滞发于颜面，则形成淡褐色或咖啡色的色素沉着，即黄褐斑[3]。热蕴肝胆，火热上攻，发于颜面形成丘疹、黑头粉刺、脓疱、结节、囊肿及瘢痕等多种损害，即痤疮[3]，损及美观。只有顺应四时气候，起居有常，饮食有度，精神内守，法于自然，保持自身与自然的统一性，才能及时地避免邪气侵袭。这个未病重防的思想就是以整体观念的指导，认识到人和自然的整体性的体现；②既病防变，是指在疾病初期就要重视并及时治疗防止疾病的传变以及疾病的复发[2]。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疾病一旦产生就会变化，而变化就导致了疾病的传变。而构成人体的“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经络”、“气血津液”等，这些组织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这些组织之间紧密的联系，在病理状态下就为疾病的传变提供了途径。例如：外感病初期，邪气在表时候，若不及时治疗，一旦邪气内传，由表入里，由浅及深发为里证，故当疾病早期应及时治疗，防其传变，否则必贻误时机，预后不良。治疗肝病结合运用健脾和胃的方法，治肝当先实脾[2]。就是因为肝病易传之于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之源。一旦肝病及脾，气血无源，血不上荣，则肌肤无华，爪甲色淡，颜面肤色暗淡无华。更有甚者，日久血虚生瘀，以致面部生斑。故健脾和胃的方法即是预防疾病传变的体现。
通过上述“治未病”的两个含义可以体现出，在预防损容性疾病的时候，必须考虑四季气候和地理环境对人体的影响，整体预防疾病，防止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这些都是“天人统一”整体预防思想的体现。
2 整体观念在中医美容诊断疾病中的作用
中医美容受中医学的影响，诊察疾病的基本方法是“四诊”的望、闻、问、切。由于疾病的各种病理表现都是对其本质的反映，所以临床诊断疾病时，必须结合疾病的内外因素，运用四诊进行全面考察，对疾病所产生的任何症状，都不应孤立地看。以此为依据，在诊断疾病时必须“四诊合参”。“四诊合参”含义有二：①指望、闻、问、切四种诊察方法同时运用，全面完整收集病情资料；②指对四诊收集病情资料，必须综合分析、参照互证，以全面准确地做出诊断[4-5]。要完整全面地收集、了解这些病情资料，应该联系到四时气候、地方水土、生活习惯、性情好恶、体质强弱、年龄性别、职业特点等。因为这些因素引起的好发病是不一样的。例如：春天多风，易引发风痒。夏天多暑湿，易发毛囊炎、脓疱疮、湿疹、接触性皮炎及色素斑等[3]。饮食偏于辛辣者，易患热证，贪食生冷者，易患寒证。素体健壮者，易生实证。素体衰弱者，患病多虚。青年人气血旺盛，易患实证，老年人气血亏虚，多患虚证。四诊的望、闻、问、切是从不同的角度了解病情，认识疾病，各有其独特的意义，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可以相互补充而不能彼此取代。而疾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表现是多个方面的，因此，对四诊收集来的病情资料就必须全面分析、综合判断，互相参照，才能全面了解病情，为诊断提供依据。
以整体观念为指导，采取普遍的、联系的方法，认识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现象。采取直观的方法收集病情就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即“司外揣内”，通过观察、分析患者的外部表现，就可以测知其体内的病理本质。是古代哲学观点 《孟子》“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在诊断疾病方面的应用。这个观点说明人体的内部和外部，是辨证统一的整体，生理、病理状况都会在体表有所表现[4-5]，所以，通过对体表外部进行望面色、观毛发、望爪甲、听声音等外在观察，就能推测出身体内部脏腑病变的的各种状况。比如：通过体表的汗出情况，皮肤的润泽程度，就可以测知血液及津液的盛衰，因为人体的血液、津液、汗液是同源且相互转化的，即津血同源，血汗同源。“见微知著”是运用整体观念采取直观的方法收集病情的另一基本原理，通过人体局部的、微小的变化，来测知全身的、整体的病变。这是因为人是一个整体，局部和整体都有密切联系。某一局部的病理变化，往往与全身脏腑、气血、阴阳的虚实盛衰都有联系。通过舌像就可以测知脏腑气血的整体情况，因为舌为心之苗，脾之外候，与其他脏腑经络关系密切[4-5]。这两个诊断原理的出现就是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采用普遍的、联系的、整体的观点来认识疾病的本质。由此可见，中医美容诊断疾病时，收集病理资料的具体方法和基本原理，都离不开整体观念的指导。
3 整体观念在中医美容疾病辨证论治中的重要性
中医美容运用“四诊合参”的方法，完整的、全面的收集病情信息后，在中医辨证理论的指导下，对病情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判断、辨别，从而认识疾病本质。在辨证分析中依据体表寒热及肿块的有无，轻重、大小的不同，可以判断疾病属性的寒热、及阴阳的盛衰以及邪正的盛衰。比如：面部痤疮红肿高大，灼热疼痛，根盘紧束，易脓易溃，疮口易收，属阳证、热证、实证的表现。反之患部晦暗塌陷，麻木少痛，漫肿无边，未脓难消，已脓难溃，疮口难收，属阴证、寒证、虚证。形体肥胖而喜静懒动、嗜睡者属阴藏人，易感寒湿之邪，冬天易生冻疮，受邪后病多寒化。形体偏瘦而喜动、亢奋者属阳藏人，易感暑热温燥之阳邪，皮肤易生痤疮，患病多为实证，热证。这些辨证方法的应用就是整体性为依据，在人与自然一体的情况下，感受阳邪则导致阳盛阴衰，发病为热证、阳证。反之感受寒邪，则阴盛阳衰，发病为阴证、寒证的具体表现。
在辨证分析疾病时经常会用到到不同的辨证方法，比如：六经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因为这些辨证方法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条件下形成的，因而各有其归纳的内容、理论的特点、适用的范围。有的抽象、笼统，有的具体、深刻，有的以病位为纲，有的以病因病性为纲。虽然各有特点，但不全面，不能相互替代[4-5]。如肝失疏泄和脾肾阳虚均可导致肥胖症，用八纲辨证判断病位时，都有脏腑症候，都是里证，只有结合脏腑辨证，才能判断清楚具体病位。这些辨证思想是以人体脏腑、气血津液、经络的生理功能及其病理变化作为理论依据，而作为依据的这些组织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这些辨证思想之间也就有必然的联系，构成了一个辨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以八纲辨证为辨证纲领，以脏腑辨证为核心，结合病因辨证探求病因，以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探求病性，以气血津液辨证求病机[4，6]。由于人是以心为主宰，以五脏为中心的一个整体，所以，脏腑辨证成为所有辨证最后的落脚点。从这一点说明，中医美容辨证分析疾病也离不开整体性的指导。
中医美容治疗疾病时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确立了“三因制宜” [1-2]，即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治疗原则。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则考虑到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四时气候和地域环境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的影响，以确定治疗方案的方法。如夏天湿热之邪亢盛，易生湿疹或痈或疖。治宜清热燥湿，选择苦寒之药，不宜选择温燥之药。冬天严寒，易生冻疮、阴疽。理应少用寒凉，以防伤及阳气，而多用温热之药。我国西北地区，地势高而严寒，且多风沙，起病多寒燥，制宜辛润；东南地区地势低而湿热多雨，其病多湿热，制宜清化。西北之人皮肤坚硬，腠理闭塞，用药宜重。岭南之人，肌肤薄脆，腠理开泄，用药宜轻。因人制宜考虑到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等的不同，确定的治疗方法也不同。比如脾肾阳虚之人肥胖，治宜补益脾肾，温阳化湿。脾肾气虚之人肥胖，则治宜健脾益气，淡渗利湿[7]。中医美容治疗疾病也注意人体自身的整体性，比如：面部雀斑的治疗，由于肝肾阴虚，虚火上炎，郁于孙络血分，发于颜面则成雀斑，故可用补益肝肾，滋阴降火的方法治疗[6]。颜面痤疮发于前额或口唇周围者，属阳明经脉胃肠病变，而胃肠属六腑，多生实证、热证，故制宜通腑泄热，消痈散结。
4 小结
本文通过人体自身的整体性以及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说明人体的局部和整体，内部和外部之间在生理情况下会相互影响，病理情况下会相互传变。所以，中医美容在预防、诊断疾病以及辨证论治疾病时，必须重视这种联系，以整体观念思想为指导，运用联系的、整体的、普遍的观点认识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诊断治疗过程，使得这一辨证法思想贯穿于中医美容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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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医学理论将人的心理活动称之为心神,“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神的活动是由“五神”“五志”表现的。所谓五神指神、魄、魂、意、志,为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素问•宣明五气篇》),五脏又生五志,“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由五志生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
1 情志与五脏的关系
人的情志与内脏有着密切关系,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此五脏五志之分属也。”张景岳《类经•疾病类》中曰:“喜怒思忧恐惊悲畏,其目有八,不止七。然情虽有八,无非出于五脏。”
2 情志失调与疾病发生的关系
怒、喜、思、悲、恐、忧、惊是人对外界刺激的正常反应,但长期、强烈、持续的情志刺激,一旦超过机体的调节能力,则可导致脏腑气血紊乱,阴阳失调而发病[1]。
2.1 情志失调直接累及脏腑而致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与《素问•五运行大论篇》均曰:“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由此可见,失调的心理变化成为病因,直接影响脏腑功能而致病,情志过激可损内脏,不同性质的情志过激可损及不同的内脏。
2.2 情志失调可致气机紊乱而致病所谓气机是指气在人体中的基本运动形式,气机的正常运动构成了人体的生命活动,情志异常不仅可直接伤及脏腑,还可使机体气机升降失常,从而引发多种病证。
2.2.1 过度愤怒可使肝气失于条达,疏泄失常,横逆上冲,血随气逆,并走于上,临床可见面红目赤,青筋怒张,呕血,甚至眩晕卒倒[2]。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所说:“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
2.2.2 狂喜过度导致心气涣散,推动血流作用减慢,使心神失养,出现心悸不寐,精神不集中,重者甚则失神狂乱,大汗淋漓,气息微弱,脉微欲绝[2]。
2.2.3 过度悲哀,可致肺气耗伤,宣降失常,出现垂头丧气,意志消沉,叹息不止,少气不足以吸等症状[2]。《素问•举痛论篇》曰:“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
2.2.4 过度恐惧致使肾气不固,气陷于下,可出现二便失禁,坐卧不安,甚则遗精。突然受惊使人气机逆乱,气的升降出入失常,导致心神不定,临床常见惊悸、不寐、痴呆、神志错乱等[2]。如《素问•举痛论篇》曰:“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
2.2.5 忧思虑过度伤心脾,导致脾失健运,心神失养而出现胸脘痞满,食减纳呆,健忘,心悸等症[2]。《素问•举痛论篇》曰:“思则气结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
2.3 七情内伤,气机逆乱,津液运化失常而生痰瘀七情损伤使脏腑气机逆乱,进一步影响津液输布和血液运行,而化生郁痰;又可因情志失调,五志化火,炼液成痰。情志失调所致气机不畅乃生痰之源。同时,气滞则必然导致“瘀”,痰、瘀可相互渗透,相互为患。如《灵枢•百病始生》篇云:“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腑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痰邪形成后,可随气机之升降,而无处不到。《类证治裁•痰饮》曰:“痰随气升降,遍身皆到,在肺为咳,在胃为呕,在心则悸,在头则眩,在背则冷,在胸则痞,在胁则胀,在肠则泻,在经络则肿,在四肢则为痹,变幻百端。”
3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换
中医学中的心理治疗思想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事实上,在古代中医里并无“心理治疗”一说,更多的称之为“情志致病”并采用相应的“情志疗法”治疗。中国古代情志疗法主要是用五行相克理论来表述情绪之间相互制约关系的经典提法,其基本原理是脏腑情志论和五行相克论的结合,将人体归纳为五个体系并按五行配五脏五志,然后利用情志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来进行治疗的心理疗法,即运用一种情志纠正另一种失常情志。因此,它在心理治疗方法上独具特性。
五行相克理论认为,五行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相胜关系,即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黄帝内经》具体论述了情志相胜心理疗法的基本程序:喜伤心,恐胜喜;怒伤肝,悲胜怒;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
3.1 喜伤心,恐胜喜喜为心志,喜甚伤心气,可致嘻笑不止或疯癫之症。治之以“祸起仓卒之言”或其他方法使之产生恐惧心理,抑其过喜而病愈。
3.2 怒伤肝,悲胜怒怒为肝的情志表达,过怒则肝阳上亢、肝失疏泄而表现出肢体拘急、握持失常、高声呼叫等症状。治之以“恻怆苦楚之言”诱使患者产生悲伤的情绪,有效地抑制过怒的病态心理。
3.3 思伤脾,怒胜思正常的思虑为生理心理现象,但“过思则气结”,可使人神情怠倦、胸膈满闷、食纳不旺、脾气郁滞、运化失常。治之以“污辱斯罔之言”激患者盛怒以冲破郁思,使患者重新改变心理状态达到治疗的目的。
3.4 忧伤肺,喜胜忧悲忧皆为肺志,太过则使人肺气耗散而见咳喘短气、意志消沉等症状,还可由肺累及心脾致神呆痴癫,脘腹痞块疼痛、食少而呕等,治之可设法使患者欢快喜悦而病愈。
3.5 恐伤肾,思胜恐过度或突然的惊恐会使人出现肾气不固、气陷于下、惶惶不安、提心吊胆、神气涣散、二便失禁、意志不定等病理变化。可用各种方法引导患者对有关事物进行思考,以制约患者过度恐惧或由恐惧引起的躯体障碍。其实这就是一种认知疗法,通过树立正确的认知来治疗心理疾患。
总之情志内伤导致疾病发生受到体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先天和后天因素。人先天所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特征,与后天环境的作用逐渐形成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造成了心身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等方面的不同倾向,过激或过久的情志刺激必须作用于特定的心理素质和生理功能状态才能发病[3]。换言之,对于七情是否致病及其所致疾病的种类、转归、预后等,均与社会、时间因素、个体心理素质的强弱、个性及其对实践的认知评价系统有密切关系[4]。而情志致病理论不仅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5],更为现代心身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情志因素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均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现代医学研究证明,情志因素所引起的生理变化可涉及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多个系统和器官,若持续发展则可引发各种疾病。因此,研究情志致病的病机对临床诊治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78.
[2]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326.
1 关于中医心身疾病的概念和中医内科心身疾病分类
中医心身疾病的概念是因郁致病，即因七情因素引起的脏腑疾病，不包括癫狂等精神病。为了便于国内外交流，笔者采用中西医对照的形式加以说明。根据临床实践和国内外资料，笔者认为中医内科心身疾病分为8 大类较为合理。
1.1 消化系统心身疾病
包括胃和十二指肠溃疡(胃痛) 、慢性胃炎(胃痞) 、胃神经症(胃胀) 、溃疡性结肠炎(泄泻、痢疾) 、肠神经症(泄泻) 、习惯性便秘(便秘) 、慢性肝炎(胁痛) 、慢性胆囊炎(胆胀) 、慢性胰腺炎(腹痛) 、食道神经证(梅核气) 等。
1.2 心血管系统心身疾病
包括原发性高血压病(眩晕) 、原发性低血压病(眩晕) 、冠心病(胸痹) 、心律失常(心悸) 、心脏神经症(胸痹) 、心因性晕厥(厥证) 等。
1.3 呼吸系统心身疾病
包括支气管哮喘(哮喘) 、过度换气综合征(喘证) 、神经性咳嗽(干咳) 等。
1.4 神经系统疾病
包括脑卒中(中风) 、癫痫(痫证) 、血管神经性头痛(头痛) 、紧张性头痛(头痛) 等。
1.5 内分泌系统心身疾病
包括糖尿病(消渴) 、甲亢(瘿病) 、肥胖证(痰病) 、心因性多饮(消渴) 等。
1.6 泌尿生殖系统心身疾病
包括前列腺炎(白浊) 、过敏性膀胱炎(淋证) 、尿道综合征(淋证) 、原发性性功能障碍(阳痿、)等。
1.7 骨骼肌肉系统心身疾病
包括类风湿(痹证) 、全身肌肉痛(痹证) 、书写痉挛(振颤) 、局部性肌痉挛(振颤) 等。
1.8 肿瘤科心身疾病
包括胃癌(积聚) 、肝癌(胁痛) 、肠癌(便血) 、食道癌(噎嗝) 等。
2 中医内科心身疾病学临床基础研究
中医心身医学的理论基础，源于《内经》的“形神合一论”、“天人合一论”、“心身合一论”、“脏腑相关论”、“阴阳五行学说”。如《内经》所言:“主则明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不通，形乃大伤”。“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精辟地阐述了心理对生理的影响，是中医的心理病理学。《内经》又指出:“人之有生也，有阴有阳，有短有长，有柔有刚。”因此中医的心理生理又具有阴阳刚柔对立统一的特点，笔者将其归纳为“中医刚柔心身论”(刚柔心理生理学说) 。
美国精神医学会也认为，心身疾病的基本原理是由情绪因素引起的机体功能异常，并表现在各个器官，即由皮肤反应、骨骼肌肉反应、呼吸器官反应、心血管反应、血液淋巴胃肠反应、生殖泌尿器官反应、内分泌、神经系统和特殊感觉器官反应。
关于病因的认识《， 内经》的正(内因) 、邪(外因)学说与西方现代心身医学认识基本一致。内因包括先天禀赋、气质、体质，外因有七情、六和饮食劳逸等，包括心理、社会、伦理、生物、生活方式、行为等诸种应激因素。调查内因可以找出心理素质和生理素质的虚弱所在，即正气虚的表现。调查外因则可找出心理、社会、生物、行为诸种致病因素，即邪气实的表现。
中医心身疾病的病机研究，根据国内外的资料和笔者的临床实践认为，其病位主要在肝，波及心、脾、肺，日久及肾。初期多为肝脾同病，肝心同病，肝肺同病，后期多为肝肾阴虚或肝脾肾的阳虚。末期阴竭、阳亡、阴阳离绝而终。病性为刚柔不能相济，而致疏泄失职，气滞血瘀，痰饮湿困或气逆化火，火热伤阴，升降失司，日久由实转虚，脾虚肝郁或肾虚肝旺，极少有纯虚证。
心身疾病经过及时合理的治疗，多有较好的疗效，但容易因情志因素复发。少数患者因治疗不当可由实转虚，最后阴亡或阳亡而终。另有少数患者可因剧烈的情志刺激、气血暴逆或气血暴脱而精去神亡。
理论基础的建立———刚柔心身论。
刚柔心身论源于《黄帝内经》的阴阳刚柔学说和心身合一学说认为，人可以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种偏性，即两种不同的气质在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又认为，人的精神情绪、心理活动对躯体内脏会产生影响， 既“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
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因此刚、柔二性由肝(中医认为肝主情绪) 所主。
素体阳刚七情过极，则出现疏泄太过而致肝火上炎、阴虚阳亢的肝旺证候，称为刚证。
素体阴柔七情过极，则出现疏泄不及而致肝郁气滞、血瘀湿困的肝郁证候，称为柔证。
心身疾病发病的基本病机在于肝的疏泄失调而引起的刚柔不能相济，表现为气血阴阳失调。
病机演化:情志刺激，首先伤肝，刚者及心，柔及脾肺，终必及肾。治疗应柔以制刚，刚之治柔，使其刚柔相济，心平气和。具体方法为，肝疏泄太过而致刚证者用柔肝法抑制其疏泄，肝疏泄不及而致柔证者用疏肝法增强其疏泄，即《内经》所言“用辛补之，用酸泻之”形成刚柔的辨证论治方法。
中医心身疾病的治疗，历来强调“先治其心，而后医其身”。笔者近10 多年来，把中医的心身治疗方法归纳为9 种，即中医心理治疗、中医行为矫正治疗、中医心理药物治疗、辨证治疗、食物疗法、针灸疗法、推拿疗法、道家松静疗法和药枕浴足疗法。
中医心身疾病的护理，包括心理护理和功能护理，心理护理在心身疾病别重要，重点在于改善病人的情绪，消除心理矛盾和冲突。
中医心身疾病的预防分为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个人方面，应提高个人的心理素质，增强心理免疫力，对易感人群进行心理指导和帮助。社会方面，应建立支持系统，在家庭、学校和工作单位对易感人群进行心理援助，解决实际问题。
中医“治未病”出自《黄帝内经》，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的一大精华。治未病，就是预先采取措施即通过强调整体的干预和个性化的调摄，防止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传变，其含义广泛。
1 “治未病”护理实践思想内涵
1.1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己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于疾病未生之时进行治疗，实为一种预防思想。亦即在平素应注意保养身体，防止疾病的发生。针对以上“治未病”思想内涵，其服务人群为健康人群，实施方式可通过对健康人群的整体指导，从而建立个性化的健康维护方法，该领域服务人群广泛，潜力巨大，根据我院护理工作现状，选择健康人群的特殊阶段(孕、产)实施干预。
1.2 “治未病”思想在护理亚健康人群中的应用，欲病救萌，防微杜渐。《素问·八正神明论》云：“上工救其萌芽”。就是说疾病虽未发生，但已出现某些先兆，或处于萌芽状态时，应采取措施，防微杜渐，从而防止疾病的发生。这也应该属于治未病的内容。该治未病思想内涵在护理中可通过对亚健康人群如肥胖、高血脂等进行辨体调摄，通过饮食、运动和情志、中医调理等措施进行健康干预，从而减少发病率。
1.3 “治未病”思想在护理患病人群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已病早治，防其传变和瘥后调摄，防其复发这两个方面。疾病发生的初期，就及时采取措施，积极治疗，防止疾病的发展与传变及采取各种措施，防止疾病的复发。疾病初愈，虽然症状消失，但此时邪气未尽，正气未复，气血未定，阴阳未平，必待调理方能渐趋康复，这些均应属于治未病的内容。护理工作主要可通过对病人辨体施护以防疾病发展，重点在于并发症的预防及病后提供个性化的康复处方，从而体现了护理工作在“恢复健康，减轻痛苦”中的作用。
2 “治未病”思想在妇产护理临床实践应用
2.1 体质辨证相关理论及应用 体质学说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提出，体质是个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大遗传和后大获得的基础上表现出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质。体质学说的基本原理体质构成论一体质是按时相展开的生理过程。躯体素者的综合体、环境构成论一环境、社会对体质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禀赋遗传论一先天禀赋与遗传是决定与影响体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重要因素瞳’。研究思路：根据医院“治未病”课题申报情况，选择在服务健康人群为主的妇儿中心护理单元开展体质辨识在孕产妇和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的研究。
2.2 具体实施方法 （1）孕产妇：产前产科门诊助产士根据孕妇体质辨识后确定的体质，进行个性化的健康教育，可通过已开设的孕妇学校实施每月2次的教育；产后：妇儿中心病房护理人员结合产前体质进行进一步确认，结合产科护理临床路径进行个性化的健康宣教，包括饮食调护、产后锻炼调摄情志及中药足疗和穴位按摩等护理干预措施，促进康复。出院后：出院前病房护士落实出院宣教和指导，门诊助产士到病房确定产妇出院后居住地点和访视时间。并按时落实2次家访和指导，产后42天产妇回门诊检查。（2）新生儿：出生后：根据母亲的体质和新生儿吸吮、大便等情况进行体质辨识，根据不同体质进行不同的穴位按摩，一般在洗澡后进行，出院前教会家长按摩的方法和喂养注意事项同时发放以图片为主的出院宣教资料，让家长进一步了解新生儿的体质及穴位按摩方法等。出院后由产科门诊助产士落实家访和新生儿黄疸测定等护理。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11-2309-04
Introducation of Regene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 Hanm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bei College of TCM,Wuhan 4300612,Hubei,China)
Abstract:Clearly define the regene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integrated using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a subject abou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method and mechanism of the internal or external regulation on tissue and organ regeneration. Its basic principle is that us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integrated regulative function to maintain and control the original regenerative ability, in order to repair and regenerate the organ function. Research not only focus on how to u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control the organism natural regenration, but also focus on the how to u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reduce or protect from the abnormal regeneration. Discussed the theory base of the regene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intenace and vitalitybasic theory,core theory of essence and energy, therapy of integer regulate, feature advantage of preventing disease from exacerbating), research content, research thought and method. Brief commentted the development and tendency of the regene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regene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asic concept；theortical basis
随着现代再生医学与中医药学研究的迅猛发展，新的交叉学科―中医再生医学应运而生，从粗浅的认识，到深入地研究，从不自觉地临床实践，到抓住本质的理论概括，从某一方面的体会，到全面地理解与总结，使中医再生医学渐趋形成。
1 中医再生医学的定义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主要采用天然药物或自然方法，以保护与增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为研究内容的医学科学。再生医学是一门古老而新兴的交叉学科，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研究的飞速发展不断更新，学术分科亦不断增多。目前再生医学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再生医学主要是指：利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等学科的原理与方法，研究和开发用于替代、修复、改善或再生人体各种组织器官的可用于因疾病、创伤、衰老或遗传因素所造成的组织器官缺损或功能障碍的再生治疗技术和产品。广义再生医学主要是指：一门研究如何促进创伤与组织器官缺损生理性修复以及如何进行组织器官再生与功能重建的学科，它是通过研究机体的正常或病理组织特征与功能、正常或病理状态下的损伤与再生修复机制，寻找有效的生物和综合治疗方法，构建新的组织与器官以维持、修复、再生或改善损伤组织和器官功能，促进机体自我修复与再生，减少或防止异常再生。
中医再生医学是在中医药学和再生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属广义再生医学一个新的学科分支。中医再生医学是一门综合运用中医药学和再生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医药在体内外调控组织或器官再生方法与机制的一门学科。其基本原理是利用中医药的综合调节作用去维护和调控机体本来存在的自然再生愈合能力，达到修复和重建器官功能的目的。研究重点不仅在于如何利用中医药调控机体的正常再生修复，而且更关注如何利用中医药减少或防止机体的异常再生病变。
2 中医再生医学的理论基础
中医再生医学除以现代再生医学的理论作为其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外，中医药学理论原没有“再生医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但其基本理念和临床实践包含了较丰富的“再生医学”理论基础和防治经验，主要包含如下内容。
2.1 维护生机的根本理念
“生机”是人体的自我调控和修复再生能力，它是机体健在的根本之所在。“神者，生之制也”，机体的自我调控和修复再生能力属广义“神”的范畴，故《灵枢•天年》强调：“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中医防治疾病的根本理念是：承认、尊重、基于和利用人体的自我调控和修复再生能力。这种维护生机的根本理念是中医再生医学的理论基础，亦是养生防病和健康长寿的基本出发点。
2.2 精气学说的核心理论
《灵枢•本神》指出：“生之来，谓之精”，《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生之本也”，认为精是人体发生发育、再生修复和维持生命的根本。《灵枢•阴阳脉解》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精气禀受于父母，靠后天水谷之精的不断滋养，由肾脏藏而化生，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源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气归精，精归化”，脏腑组织的功能（气）源于精的转归化生，“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肾精（包含具有再生修复能力的精微物质，相当于“成体干细胞”）有促进生长发育、繁衍生殖、再生修复和主宰衰老等重要作用。年少时随年龄增长而盛，中年以后随年龄增加而衰，“年四十而阴气自半”，肾精渐趋耗竭，则生命走向终结。
胚胎干细胞相当于“先天之精”，可以化生所有脏腑组织，“后天之精”除了“水谷之精”外应包含具有再生修复作用的“骨髓之精”和“脏腑之精”，合称“肾精”。因后天再生之精的存在与化生与“肾”密切相关，脏腑组织的再生修复依赖“肾精”化生，即补肾有利于后天再生之精的存在与化生，故又说“肾为先天之本”。“骨髓之精”相当于骨髓干细胞，“脏腑之精”相当于除骨髓外的其他脏腑组织内的“成体干细胞”。具有再生作用的“后天之精”是由“先天之精”转化而来，故中医学非常强调“禀赋”。先天禀赋好的人体，则后天再生修复能力强，不仅健壮不易患病，而且即使患病也易于康复。
虚证的本质是人体再生修复能力不足，精虚是再生修复能力不足的根本之所在，形体衰败是精亏不足的外在表现，补虚的根本在于恢复再生修复能力，填补精髓是恢复再生修复能力的重要措施，精能转化生成、修复衰败形体，形体得以恢复是精虚得以填补的“金指标”。故明•陈继儒在《养生肤语》中指出：“精能生气，气能生神，则精气又生神之本也，保精以储气，储气以养神，此长生之要耳。”
2.3 整体调控的治疗手段
为了形象地比较中医药与化学药在调控再生修复过程中的作用，可用土壤使用天然农家肥料与人工化肥的例子加以说明。在人体内的“肾精”具有再生修复能力，但决定“肾精”再生修复的关键因素是提供何种脏腑组织的环境。如果将“肾精”看作再生修复的“种子”，则特定的脏腑组织就是“种子”赖以生根、发芽、长成的“土壤”。“种子”一定的情况下，“土壤”决定“种子”的生长发育；“肾精”一定的情况下，脏腑组织的特定环境决定“肾精”再生修复。不管是“先天之精”，还是“后天之精”，都只解决了“种子”问题。要完成脏腑组织的再生修复，除了“种子”，关键要解决适合“种子”生长的“土壤”（脏腑组织环境）问题，而“土壤”需要保良或改良，中医药在保良或改良“土壤”（脏腑组织环境）方面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中医药调控再生修复的关键作用就是维持和改善了相应脏腑组织的环境（包括整体的大环境和特定的微环境），在维持或促进正常再生修复过程的同时，要防止异常再生变生其它病证的可能。
土壤施用农家肥料不但保证了农作物生长良好，而且保持了土壤的长期肥沃，因农家肥属“天然肥料”，所含营养物质比较全面，其营养元素常须经过土壤中的化学物理作用和微生物的发酵，分解，使养分逐渐释放，并有利于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使土壤中空气和水的比值协调，使土壤疏松，增加保水、保温、透气、保肥的能力，因而肥效长而稳定。除了这些已知的好处外，还有很多尚待研究的奥秘。化肥是现代科技的一大杰作，其科学数据详实，科学原理明确。因化肥大多易溶于水，施入土壤后能很快被农作物吸收，肥效快而显著。与天然农家肥相比较，除成本较高外，由于人工化肥含营养成分比较单一，不能满足植物生长所需的各种养分，不利于保持土壤的长期肥沃，如果过度或不合理使用，还会造成土壤贫瘠和环境污染。因而现代农业主张在主要使用天然农家肥的基础上，再合理加用化肥。与“人工化肥”不能取代“天然肥料”的道理一样，维持人体正常再生修复和健康长寿，“人工化学药”不仅不能取代“天然中医药”，而且现代医学回归自然的趋势越来越强，呼声越来越高，意义越来越大。
在保良或改良脏腑组织环境（“土壤”）的作用方面，中医药与化学药相比较，中医药好比农家“天然肥料”，某一方面的药效（肥力）较弱，但有效成分（养分）全面，药效（肥力）持久，往往需要炮制、煎煮发生化学反应，须经过人体的消化吸收、代谢转化，发挥整体调节作用，有利于脏腑组织环境保持最佳状态（土壤保持肥沃），以保证脏腑组织再生修复和健康长寿（农作物生长良好）。而化学药好比“人工化肥”，在某一方面的药效（肥力）较强，但有效成分（营养成分）单一，不能满足脏腑组织再生修复（“种子”生长发育）的多方面需求，不能整体维持脏腑组织环境的最佳状态（土壤长期肥沃）。过分或不合理使用化学药，不但许多旧的问题没解决，还会导致众多医源性疾病，使脏腑组织环境更加恶化，就好像过分或不合理使用化肥致使土壤贫瘠和环境污染的道理一样。
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完全是利用脏腑组织的自然愈合能力使脏腑组织的损伤得以再生修复，重建脏腑组织的功能，具有顺其自然，因势利导，逆转病势，整体调节，安全性高和有效性肯定的特点。研究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作用及机制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临床应用价值。
2.4 既病防变的特色优势
“既病防变”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变”的趋势是“变重”或“变坏”，故“防变”主要就是防治“重证”与“坏证”两大类病证。“重证”主要指病情出现损伤加重，给正常再生修复增加困难。“坏证”主要指由于异常再生导致影响功能的组织结构改变或癌变。
“既病防变”对慢性肝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慢性肝病的病程进展中，“急黄”（属重型肝炎范畴）是典型的变之“重证”。重型肝炎是一类因肝细胞广泛坏死，病情急剧进展，可发生肝性脑病、出血、水肿、腹水、严重黄疸、肝脏缩小等最终导致肝功能衰竭的肝病。肝再生是重型肝炎患者存活的生机所在，若在有效的时间内，坏死的肝细胞得以正常再生，则患者存活；若不能及时获得足够的肝再生，则患者必至肝衰而亡。目前治疗重型肝炎主要围绕两大原则采取措施，一是阻止肝细胞进一步坏死，改善已经恶化的肝脏生存环境，为肝再生、恢复肝功能赢得时间和机会，二是促进或调控肝再生。大量临床观察结果表明，采用中医药治疗慢性肝病可减少重型肝炎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已发生重型肝炎配合应用中医药治疗可提高临床疗效、降低病死率和改善生存质量，表明中医药具有一定防治慢性肝炎“变重”的功效。
肝硬化和肝癌是慢性肝病的两大“坏证”，中医药在防治这两大“坏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肝硬化的病因多样，其发病机制各不相同，但都涉及肝细胞坏死、结节性再生和结缔组织增生这3个相互联系的病理过程。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和临床工作者广泛开展了中医药防治肝纤维化（包括肝硬化）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医药具有肯定的抗炎、抗肝纤维化的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在于在维持肝再生的同时，减少了肝纤维化的异常再生过程，从而防止了肝硬化（“坏证”）的发生与发展。
尽管肝细胞癌（HCC）的发病机制并不明确，但目前认为病毒性肝炎的慢性炎症导致肝细胞不断的破坏和再生是HCC发生的重要因素。90年代，随着对细胞周期调控认识的不断深入，一系列细胞周期调节因子被证明与包括肝癌在内的一些实体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1-3]。研究表明，中医药在防治肝癌方面具有一定作用，其作用机制有可能是中医药对肝再生过程中的细胞周期发挥了调控作用，减少了癌变的几率，阻止或延缓了HCC的发生与发展。加强中医药调控肝再生的研究，必然加深中医药对细胞周期调控的认识，从而为维持正常的肝再生过程，防止肝癌（“坏证”）发生与发展。
3 中医再生医学的研究内容
组织和器官再生大致可分为体内再生和体外再生两大类：体内再生是指损伤的诱导和促进组织在体内进行自我修复；体外再生是指在体外形成组织和器官，然后植入体内相应的部位。近年来再生医学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组织干细胞和组织工程学的研究，骨髓来源干细胞的分化潜能为许多疾病提供了细胞移植与再生修复新的治疗手段。组织工程产品如皮肤、骨和肌腱等已经应用于临床，复杂组织和器官制造的研究也取得许多令人振奋的进展。
中医药发挥防治疾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直接作用于病原微生物；二是调控免疫机能间接作用于病原微生物和患病机体；三是减少和防止组织的病理损伤，促进已损伤组织的再生修复，防止损伤组织的异常再生而变生它病。前两个方面近现代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第三方面本是中医药发挥主要防治疾病作用的基本原理和特色优势，但因其作用机理的高度复杂性，尚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目前再生医学的主要热点是组织工程学，着眼于采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组织器官的修复和功能替代，而对于中医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中医药在防治异常再生的作用及机制，尚属研究“冷点”，是未来中医再生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随着中医再生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作用特点和优势将不断突现，必将成为再生医学研究的新“热点”。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研究方向展开研究：①研究中医药对“先天之精”的影响（提高禀赋）；②研究中医药对“后天之精”的影响（增强体质）；③研究中医药对骨髓和脏腑之精正常分化和再生修复的影响（维持和调控脏腑组织正常再生的作用及机制）；④研究中医药对骨髓和脏腑之精异常转化和再生之“变证”的影响（防止脏腑组织异常再生的作用及机制）。
4 中医再生医学的研究思路
总体研究思路主要分系统整理、临床评价和实验研究等几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环节。系统整理主要是采用文献系统分析法，对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相关的研究论文、论著进行全面、系统的质量评估（定性分析），同时对符合条件的研究论文进行Meta评价（定量分析），以较全面准确地掌握该领域研究的现状，继承有价值的理论认识和临床经验，为临床决策或未来研究决策提供依据。
临床评价的关键是建立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目前，因组织再生是人体内损伤修复的生理机制，异常再生的病理机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临床尚未作为一个“病”加以对待，故西医尚没有组织再生相关的疗效评价标准，不可能直接采用西医的疗效评价体系。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虽有现实和潜在的特色和优势，亦非常关注异常再生变生“重证”、“坏证”等相关病证的防治，但由于缺乏异常再生病证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使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疗效和特色优势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有鉴于此，当务之急须开展如下研究：在继承个体化诊疗和辨证论治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循证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与脏腑组织再生相关的病证标准、实验室指标和生存质量测定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评价指标体系，开展中医药临床评价及质量控制方法学的研究，为利用和提供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最佳证据创造条件。
实验研究是探讨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机制的必要手段。急慢性疾病出现的组织损伤需要的再生修复，脏腑组织再生失常导致的“重证”、“坏证”等问题，以微观见长的现代医学，目前尚无有效的方法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调控。中医药注重整体动态调节，长期临床实践表明了中医药有可能通过调控脏腑组织再生以治疗急慢性病证，但由于缺乏现代语言的科学阐释，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家“十一五纲要”提倡自主创新，中医药理论与上千年的中医临床实践经验，无疑是我国医药自主创新重要的灵感源泉与物质宝库，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首先要解决中医药理论的现代传承及临床经验的科学表述。如中医药调控肝再生虽然有大量的临床实践，其中“补肾生髓成肝”调控肝再生亦被证明是疗效肯定的中医药特色疗法，但中医药调控肝再生的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根本原因是肝再生机制极其复杂多变，完全是系统动态地整体调控，而中医药对肝再生的调控又具有多途径、多层次、多方位、多系统、多成分、多靶点、多时限系统作用的特点，给研究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随着现代系统生物学的兴起与不断成熟，给中医药调控肝再生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研究工具，通过找准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突破口，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完全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5 中医再生医学的研究进展
近些年来，中医药调控皮肤、神经（包括周围和中枢神经）、骨再生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若干进展。特别是“烧伤再生医学”以中医药“液化的方式无损伤的排除坏死组织”（减少损伤），以“原位干细胞培植的方式再生修复创面”（无疤痕皮肤再生）是对中医学“祛腐生新”和“既病防变”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在对现代再生医学产生影响的同时，为促进中医再生医学的建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人体组织器官的再生能力以肝再生最为惊人、最为复杂和最为奇特，一直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重点关注领域。在急慢性肝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肝再生与肝损伤在体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保持动态平衡，是维持肝功能正常和影响预后的关键机制。中医药广泛用于急慢性肝病的治疗，其作用机制可能是对肝再生过程的整体调控，但却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内经》中“肾生骨髓，髓生肝”的科学内涵一直未被揭示，甚至连“肝主生发”的功能都未能与肝再生结合起来进行认识和研究。近些年来，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结合肝再生和骨髓干细胞的研究进展，我们首次提出“补肾生髓成肝”的科学假说，开展“补肾生髓成肝”调控肝再生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补肾生髓成肝”至少可通过影响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骨髓干细胞转化为肝脏细胞和肝内环境（包括调控肝再生的细胞因子、肝内干/祖细胞）等3个途径或机制调控肝再生，这就为“肝再生”这一重大的基础科学问题提供更全面和更丰富的实验与临床资料，丰富了骨髓干细胞转化为肝细胞的机制研究和临床运用，阐发了急慢性肝病“髓生肝”、“髓失生肝”、“久病入肾”、“重病入肾”病因病机理论，为提高“补肾生髓成肝”调控肝再生以防治肝损伤、肝硬化和肝癌的临床疗效，提供了科学的实验依据和基础理论支持，推进了中医再生医学的创立与成熟[4-6]。
6 中医再生医学的发展趋势
鉴于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是一个整体动态的复杂系统，采用日益成熟的系统生物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是强有力的技术手段，是今后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在包括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的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基因组学主要研究生物系统的基因结构组成，即DNA 的序列及表达。蛋白质组学研究由生物系统表达的蛋白及由外部刺激引起的差异。代谢组学是研究生物体系受外部刺激所产生的所有代谢产物的变化规律, 揭示机体生命活动代谢本质的科学, 具有整体动态、综合分析等方法学特点, 是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延伸，与中医的系统整体观相通。常用的方法是检测和量化一个生物整体代谢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建立内在和外在因素影响下，代谢整体的变化轨迹，反映某种病理生理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生物事件[7]。从系统生物学的角度看，脏腑组织再生失常是因蛋白质网络和基因调节网络被“扰动”所致，而脏腑组织再生失常过程中出现的“证候”可能是蛋白质网络和基因调节网络被“扰动”后所发生的一种特异性变化状态。这一被扰动网络可通过其分泌到血液和尿液的内源性成分的改变以组、群、谱的特征反映出来，因此，反映脏腑组织再生过程中证候演变规律的“物质基础”将可能是组、群、谱集成的形式。特别是基于高场核磁共振（NMR） 技术的研究方法，并不需要进行样品的提纯，可以无损伤地监测组织代谢表达谱的改变, 动态评估代谢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定位相应的靶组织、作用过程以及生物学标志[8]。因而，对于研究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系统动态变化的规律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技术手段。通过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作用及机理，不仅可显著提高中医药治疗相关病证的临床疗效，而且可以实现中医药理论的若干突破与创新，使中医再生医学成为现代再生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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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的概念和构成
1.体质的概念
体质是指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
2.体质的构成
体质由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三个方面的差异性构成。
（1）形态结构的差异性：包括外部形态结构和内部形态结构。外部形态结构是体质的外在表现，内部形态结构是体质的内在基础。
（2）生理机能的差异性。
（3）心理状态的差异性。
3.体质的特点
（1）先天遗传性：决定体质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2）差异多样性：是体质学说研究的核心问题。
（3）形神一体性：“形神合一”是中医学体质概念的基本特征之一。
（4）群类趋同性：同一种族或聚居在同一地域的人，因为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相同，遗传背景和生存环境具有同一性和一致性，从而使人群的体质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特点，形成了地域人群的不同体质特征，使特定人群的体质呈现类似的特征。
（5）相对稳定性：个体禀承于父母的遗传信息，使其在生命过程中遵循某种既定的内在规律，呈现出与亲代类似的特征，这些特征一旦形成，不会轻易改变，在生命过程某个阶段的体质状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6）动态可变性：先天禀赋决定着个体体质的相对稳定性和个体体质的特异性，后天各种环境因素、营养状况、饮食习惯、精神因素、年龄变化、疾病损害、针药治疗等，又使得体质具有可变性。
（7）连续可测性。
（8）后天可调性。
细目二
体质的生理学基础
1.体质与脏腑精气血津液的关系
（1）体质与脏腑经络的关系
脏腑经络的盛衰偏倾决定体质的差异。个体体质的差异必然以脏腑为中心，反映出构成身体诸要素的某些或全部的素质特征。
（2）体质与精气血津液的关系
精气血津液是决定体质特征的重要物质基础，其中精的多少优劣是体质差异的根本。
2.影响体质的因素
（1）先天禀赋
（2）年龄因素
（3）性别差异
（4）饮食因素
（5）劳逸所伤
（6）情志因素
（7）地理因素
（8）疾病针药及其他因素
细目三
体质学说的应用
1.体质与发病
人体的体质是正气盛衰偏倾的反映。因此体质强弱决定着发病与否及发病情况，中医学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正交争是疾病发生的基本原理。
正气虚是发病的内在根据，邪气是疾病形成的外在条件。
疾病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正气的盛衰，而体质正是正气盛衰偏倾的反映。
2.体质与病因病机
（1）说明个体对某些病因的易感性：体质反映了机体自身生理范围内阴阳寒热的盛衰偏倾，这种偏倾性决定了个体的功能状态，因而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性、亲和性、耐受性不同，也就是选择性不同，正所谓“同气相求”。因此，体质因素决定着个体对某些病邪的易感性、耐受性。
（2）阐释病变的从化和传变：从化，即病情随体质而变化。
由于体质的特殊性，不同的体质类型有其潜在的、相对稳定的倾向性，可称之为“质势”。
人体遭受致病因素的作用时，即在体内产生相应的病理变化，而且不同的致病因素具有不同的病变特点，这种病理演变趋势称之为“病势”。
病势依附于质势，从体质而发生的转化，称之为“质化”，亦即从化。
3.体质与诊治
（1）指导辨证：体质是辨证的基础，体质决定疾病的证的类型。
（2）指导治疗：
①区别体质特征而治：体质有阴阳、寒热、强弱之分。
②根据体质特征注意针药宜忌
体质偏阳者——宜甘寒、酸寒、咸寒、清润——忌辛热温散
体质偏阴者——宜温补益火——忌苦寒泻火
体质气虚者——宜补气培元——忌耗散克伐
痰湿质者——宜健脾芳香化湿——忌阴柔滋补
湿热质者——宜清热利湿——忌滋补厚味
瘀血质者——宜疏利气血——忌固涩收敛
体质强者——耐受性强——剂量宜大
体质弱者——耐受性差——剂量宜小
肥胖体质者——多气血迟涩，对针刺反应迟钝——进针宜深，刺激量宜大，多用温针艾灸
瘦长体型者——气血滑利，对针刺反应敏感——进针宜浅，刺激量相应较小，少用温灸
1.1牙齿与肾的关系
明·王肯堂《证治准绳》曰：“牙齿属肾，为骨之余，肾之标，骨之所终，髓之所养，固随天葵（是一种促进性腺发育成熟的物质）的来去而盛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
中医学认为：正常人的牙齿洁白、润泽且坚固，是肾气旺盛、津液充足的表现。因为肾主骨，生髓的生理功能，实际上是肾之精气，具有促进机体生长发育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肾藏精，肾精能够生髓，髓藏于骨腔之中，而髓养骨促进生长发育，因为肾精充足则骨髓生化有源，骨骼能得到充分滋养而坚固有力。若肾精虚少则骨髓化源不足，不能营养骨髓，则会出现骨骼脆弱无力。因此，肾-精-髓-骨组成一个系统，有着其内在联系。
因为牙齿属骨的一部分故有“齿为骨之余”之说，即然牙齿与骨同出一源，俨以牙齿也依赖于肾中精气所养，肾精充足，则牙齿坚固齐全。若精髓不足，则牙齿松动，或脱落。正如《杂病源流犀烛·口齿唇舌病源流》中说：“齿者，肾之标，骨之本也。”叶天士在《温热论》中也明确指出：“齿为肾之余，龈为胃之络”。
所以不论是在口腔的保健上还是人体生理的治疗上，都应重视养肾。如果肾精不足，骨髓空虚，骨骼失养，在小儿就会发育迟缓，骨软无力，出现五迟，五软。其中五迟便包括齿迟，即生牙过晚。在成人可因骨质疏松痿软，而见腰膝酸软甚至足痿不能行走，以及牙齿松动、容易脱落的情况。老年人因髓减骨枯还易发生牙齿骨折。
古语云：“百物养生，莫先固齿。”人的天生禀赋不同，牙齿亦然。因为与先天之精——肾精的充足与否密切相关。若先天不足者，即使很注重口腔卫生，各种牙齿疾病也可以发生，因为人体的整个生长、发育过程，均和肾中精气的盛衰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所以中医认为养肾精是护齿所必需的。因为牙齿是依赖于肾中精气所充养，若肾精充盛则骨髓生化有源，骨髓充足则骨骼得养，牙齿则坚固有力不易脱落，所以牙齿与肾以及骨骼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
1.2阴阳平衡与口腔疾病
中医认为，口齿病因除与肾精的盛、衰有着密切关系外，还提出了人体阴阳平衡的理论。用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来分析人体健康和疾病的矛盾，贯穿于中医阴阳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来说明人机体上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
这种阴阳平衡协调关系一旦受到破坏而失去平衡，便会产生疾病，所以阴阳平衡学是人体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健康的标志，平衡的破坏意味着疾病的发生，因此，阴阳失调是疾病发生的基础。
口腔疾病的发生同样是由于口腔环境阴阳系统平衡受到破坏而失去平衡所导致的，在阴阳的属性中又分为正气与邪气。正气是指人体自身存在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人体对外环境的适应能力、抗邪能力及康复能力；邪气是指各种致病因素的总称。正常健康的人其正气与邪气是对称平衡的。
疾病的发生就是正邪斗争的过程。邪正斗争导致阴阳的失调，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理变化，使疾病发生。比如，在口腔的生态环境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细菌（有益菌和致病菌），在这些微生物之间同样也存在着正与邪之间的斗争。在致病菌（邪气）迅速生长、繁殖，有益菌（正气）明显减少的情况下，就出现“邪”盛、“正”弱的局面，使得口腔阴阳平衡系统失调，促使口腔各种疾病的发生。这与现代口腔医学的口腔生态学平衡理论是相吻合的。
从现代口腔医学的口腔生态学的理解与解释，就是口腔组织器官与微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生理平衡和病理的失调之间关系，从口腔生态系统来说是微生物和宿主（口腔）之间存在着复杂食物共生和拮抗关系。当口腔生态处于平衡状态时，宿主（口腔）表现为健康无病的状态，当平衡失调时，宿主就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维护口腔阴阳生态系平衡是预防口腔疾病有效方法。
①牙本质过敏
牙本质过敏，中医学上也称齿滕，引起牙本质过敏症是由于口腔牙体的阴阳平衡系统受到各种条件因素影响，破坏了阴阳系统中的生态平衡导致牙本质过敏。现代医学认为牙本质发病原因是由于：工作环境（酸作业等）影响使牙釉磨损，使牙神经暴露等原因，使一个完整、健康的牙体某些部位受到破坏，使牙本质神经暴露，当受到温度、化学、机械等刺激，引起难以忍受的疼痛。中医学说解释认为口腔“阴阳”环境这种“邪”、“正”相搏中由于“正气”不足（牙齿磨损而神经暴露），受到强盛的“邪气”（温度、化学、机械等）侵犯。在这种“正”与“邪”的斗争中，由于“正”不敌“邪”，则引起牙齿疼痛（牙齿过敏）。
②龋病
现代医学认为龋病、牙周病的产生是因为环境因素的改变，牙菌斑生态平衡失调所致。也就是说在口腔生态环境中主要致龋菌——变形链球菌、乳杆菌等占优势，是导致龋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龋齿，历代医学名称繁多，如虫蚀牙齿、虫齿、齿龋、蛀牙、烂牙等，都是龋齿的别名。隋·巢元方《诸病源侯论》认为龋病是虫食于牙，牙根有孔，虫居其间，亦令齿痛，食一牙尽，又度食余齿。所谓的“虫”是因限于当时条件，把龋蚀牙体的细菌称为牙虫。
从中医阴阳学说的平衡系统来说就是在口腔阴阳系统的环境里，在“正”与“邪”的相博中，致龋菌（邪气）——变链菌等，战胜有益菌（正气），在这“邪”与“正”的斗争中由于“邪气”战胜“正气”致使龋病的发生。《黄帝内经》理论认为，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是否发病主要取决于人体“正气”的强弱和外界致病因素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要看“正”与“邪”双方力量的对比。如果正气旺盛邪气就不会侵入，即使侵入人体也不会使人致病；而在口腔环境中当“正气”相对虚弱，不足以抵抗“邪气”，邪气就会乘虚而入，便发生各种口腔疾病。
2中医学预防口齿疾病的理论
中医学口腔保健和预防口齿疾病的理论强调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因为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的。
由于中西医学形成的理论体系不同，对疾病的认识也各有不同的理论。但他们也有共同之处，即邪、正之间的斗争是导致疾病发生的根源，即所谓“致病之谓邪”。比如，现代各种预防疾病疫苗的发明和使用就是通过人体免疫机制而起作用的，也就是加强这种“正气”就增加了人体的抗病能力。
2.1治未病不治已病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巳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所谓“未病”、“末乱”，就是指疾病前状态或某种疾病的征兆，是从质变为疾病的量变积累过程，也就是说，是处于亚健康状态（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状态，也可以说是第二状态或灰色状态）。亚健康状态的特点是不断的动态变化发展，既可向健康状态转变也可向疾病状态转化，向哪方面转化取决于我们的保健措施。
“治未病”的核心意义就是要求重视疾病的预防，强调在“未病”、在疾病发生前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保健措施以防患于未然。因此可以说“治未病”是中医临床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治疗亚健康状态的理念，两者相当契合。健康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及社会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而亚健康和疾病则是人体的阴阳失衡的结果。
2.2整体观念
中医学说的整体观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①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如气、血、津液、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生理功能活动中是相互协调为用的，在病理变化中是相互影响的。
②人与自然之间也是一个整体，自然间的变化（如四时气候、昼夜晨昏、地区方域等）对于人体的生理、病理均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中医治病时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
2.3辩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又称辨证施治，包括辨证和论治两个过程，但其指导思想是阴阳平衡观念。明确指出人体本身就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就是人体阴阳对立双方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取得平衡的过程。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阴阳两方面是相对平衡的。一旦人体的阴阳关系失调，正常的平衡状态被破坏，人体就会发生疾病。
中医学认为，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都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而致机体阴阳偏盛偏衰、脏腑经络功能失调的结果。因而，药物防病治病的基本作用，不外乎祛邪去因，扶正固本，协调脏腑经络功能，从而纠正机体阴阳偏盛偏衰，使其恢复阴平阳秘。药物之所以能够针对病情发挥上述基本作用，是由于各种药物各自具有若干特性和作用，前人也称之为药物的偏性，意思是说以药物的偏性纠正疾病所表现的阴阳偏盛或偏衰。但古人未能对药物作用的物质基础进行深人的探究，以药物的偏性来解释药物作用的基本原理，只能对药物作用进行高度概括。
3讨论与思考
祖国医学是我们祖先的发明和创造，不仅是中华传统遗产，也是代表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后代巨大无形的宝库。我国口腔医学的发展与中医学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医口腔科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一些理论尚不清晰其科学内涵，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都是从事牙膏生产和应用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肩负着生产、科研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重任，所以我们必须对中药牙膏所采用的中药应有所了解。尽管目前中药牙膏的品质在不断提高，但还存在诸多不足，很多工作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地去研究。
3.1改进落后的传统提取工艺
改变黑、大、粗的煎煮提取工艺。因为这种中药煎煮法，质量低，粗糙，均一性和疗效差。在提取过程中可能因温度及溶液中复杂的化学成分环境使溶液发生物质间的络合、水解、氧化、还原等反应，也可能生成溶液中原来没有的某些新物质，从而影响药物的药效，另一方面严重影响牙膏的口味、香气、色泽和稳定性。
3.2标准化中药提取
对所选择的中药应研究确定其有效部位和有效成分再进行提取，达到“去其槽粕，取其精华”，使其化学性能、药理作用都有明确表达。避免过去中药牙膏的药物用量采取“一锅端”，如散弹打鸟，其药物作用成分、机制等细节无法言明。
【关键词】 回回体质假说;内涵;外延;宁夏回族2型糖尿病;宁夏回族特色药物
在民族医药蓬勃发展的今天，藏医、蒙医、维医、朝医以本民族特有的体质理论(如：藏医分为：“朗、赤巴、培根”三型;蒙医分为“赫易型、希日型、巴达干型、赫易希日合并型、希日巴达干合并型、巴达干赫易合井型和赫易、希日、巴达干混合型”七型;维医分为：“气质”四型;朝医分为“四象”-太阴型、太阳型、少阴型及少阳型)指导下，结合现医学的相关内容，运用中医体质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在国家对民族医药的大力扶持下，逐渐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诊疗体系。
回族医学是以“四性”、“真一七行”等伊斯兰医学特有的病机理论为指导[1]，以“理气调性”为主要治则，以“香药”和“矿物药”的运用为主要特点，并结合中医药的相关知识，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对疾病进行诊治的一门学科。
宁夏医科大学回族研究所在对回族医学理论进行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和中医体质学的相关内容，力图对“回医体质理论”诊疗体系进行量化、标准化。因此，提出“回回体质假说”，以期形成由“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和“预防”等内容构成的回医诊治体系，为宁夏回族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现对“四性学说”、“回回体质假说”的内涵及意义简述如下。
1 “四性学说”
“四性学说”在回族医学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回族医学的重要医学典籍——《回回药方》中，指导着内伤及骨伤各科疾病的用药。如：《回回药方三十卷·杂证门》中：认为消渴的病机是“禀性衰败兼湿”;肺痨的病机是“禀性衰败兼干”等，即将疾病按禀性不同而做出了区分(干性的、湿性的、性冷的和性热的)[2]。
而这种分类方法的依据为：“天人合一论”、“性智本原论”、“禀性论”和“四性气质论”：
1.1 天人合一论 即：人(小世界)与宇宙(大世界)的统一于“真一”。
伊斯兰哲学认为：“人之本性，乃无极样式，此身之本质，无极虽受真主之命乾坤万物，其生死贵贱之权，必不由无极太极所能自主也。”可以归纳为：“一元论”。
1.2 性智本原论 即：“真一”分化为“性”与“智”。
伊斯兰哲学认为：“人体仿佛一个小世界，‘性’和‘智’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与人形影不离，相伴终生。”“‘性’者：根于大命中之性而起，人之所以然。‘智’者：根于大命中之智而起，物之所以然。”也就是说：性和智被认为是人和物的最直接的根据和本原，可以归纳为：“二分论”。
1.3 禀性论 “性”和“智”与生俱来，与命共生、共存。①“智”的基本特征：思想、意志、信念、情感、智能和知识。②“性”可再分为“真性”和“生性”。《清真指南》[3]中说：“性有二等：一曰真性，二曰生性。真性与命同源，乃仁、义、礼之性，是人的本性。生性因形始具，乃水、火、气、土之性。二者和合则为‘禀性’。”可归纳为：“四分论”。
1.4 四性气质论 即：“禀性”的四种特征。
《天方性理》中说：“一曰安定性，属风(气);二曰常惺性，属水;三曰悔悟性，属火;四曰自任性，属土。”可以归纳为：“四特性论”。
四个理论一步步地分化为“四性学说”，最终形成了回族特有的病因病机理论。
2 “回回体质假说”的内涵
“回回体质假说”由内涵和外延两部分构成，“回回体质假说”的“内涵”是外延的出发点，外延是内涵的具体表现和延伸。
2.1 环境制约论
回族医学认为：环境对体质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回族漫长的迁徙过程中，饮食构成、地理环境、季节变化及宗教信仰等都有一定的影响。如：回族喜食牛羊肉(包括内脏)和八宝茶等高糖高脂类食物造成了回族人血脂普遍偏高。赵玲莉等[4]对回族地区汉、回两个民族1064名中年人血脂水平的调查分析显示：①回族的TC、LDL-C水平高于汉族(P
2.2 禀赋决定论
回族医学认为：体质(禀性)由两方面决定：①先天遗传因素;②后天环境因素;而先天遗传因素在体质的构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既遗传是世世代代的连续，通过“基因”携带的遗传信息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而中国的回族是古代伊斯兰帝国阿拉伯人的后裔。因此，遗传因素对于回族的体质有重要的影响。
2.3 心身结合论
回族医学认为：①“体质”是个体躯体素质与相关心理素质的综合体。②“体质”的躯体素质与心理素质的关系是稳定与变异的统一。心理学认为：任何学派都承认人的气质、精神活动有一定形态学基础。从而证实了“回回体质假说”内涵的基本原理-“心身结合论”的科学性。因此，在坚持“回族体质学说”的基础上，汲取心理学研究成果和方法成为民族医学心理学发展的捷径。
2.4 体质发展论
回族医学认为：①“体质”是一种按时相展开，与个体发育同步的生命过程。②“体质”发展的过程为：从“幼年”到“青年”到“壮年”到“老年”，每个阶段的体质特性也有差异。因此，我们对回族人的体质分为“幼年体质”、“青年体质”、“壮年体质”和“老年体质”，并根据每种体质的特性，进行相应的调整达到保健治病的效果，是回族医学理论指导实践的又一典型范例。
3 “回回体质假说”内涵的意义
“回回体质假说”包括：“内涵”和“外延”。“外延”的基本内容为：通过宁夏回族地区若干个常见/发病率较高，而回族医药确有疗效的优势病种作为突破口，以回族医学理论为指导，结合现代医学的相关内容，借鉴中医体质学的相关方法，建立起一套具有回医特色的诊疗体系，为回族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
其具体内容为：①对特定人群(如：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回族地区发病率较高的疾病)建立起“横断面研究体系”和“疗效评价研究体系”，在符合临床试验的四个基本原则(设立平行的可比性的干预对照组、随机化分组、双盲法和样本含量)的基础上，严格按照统计学的相关方法进行临床设计和评价(DME)。之后在对相关方药进行严格的筛选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大样本、多中心且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②“动物实验”则在临床试验的结果和相关预实验的基础上，对相关回药进行药效学、药动学、毒理学及分子机制方面的研究，以期开发出一种或几种回族特色药物(内服/外用)，形成“回族医学临床与科研体系”，并开发出适合回族体质的保健品，而所有这些研究的开展都要在“回回体质假说”内涵的指引下进行。
3.1 宁夏回族优势病种——宁夏回族2型糖尿病
大量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宁夏回族自治区DM的发病有两大特征：第一，发病率高。①发病率明显高于当地汉族人群。全国两次大型DM流行病学调查发现[6-7]：宁夏回族DM发病率显著高于当地汉族。②DM慢性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国内、外。第二，危害性大。①致残、致死率较高。②医疗经济负担沉重。而回族医学重要典籍《回回药方》(全书共36卷，现仅存残本4卷，由汉语、阿拉伯语、希腊语、古波斯语等写成，是一本包括多种门类的自成体系的回族医学百科全书[2])中记载了一首治疗消渴(糖尿病)的古方——“回回甘松饮”(Hui-hui Gan-song Yin，HGY)，在几百年回族糖尿病的防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回回甘松饮”就是基于回族医学中的“四性体质学说”(针对“寒性体质”)，根据益禀补肾、化痰通络的治则，经过宁夏名老回医—单于德教授多年临证经验的验证[1]，选用撒苔亦忻的(甘松)、忽咱则(枸杞)、木香、阿咱的答剌黑提(丁香)、罗亦那(大黄)等13味天然药物的有效成分配伍组成的复方制剂，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3.2 宁夏回族特色药物——张氏秘传正骨膏
宁夏吴忠市张氏正骨第三代传人张宝清先生，自幼随父张成仁学习回族传统医学正骨术，几十年来扶危帮困，济世行医，为数以万计的骨伤患者解除了痛苦。张氏秘传系列回药对治疗各类骨折、烫伤、骨不连、压疮等伤科疾病独具特色，自制的“回药张氏正骨膏”，在回族“四性学说理论”的指导下，经过近200年的临床实际使用，以其用药方法简单、安全可靠、疗效确切，深受患者好评[8]。
综上，在坚持回族医学理论(四性学说)的指导下，以“回回体质假说”内涵和外延为基本理论框架，建立起回族特色科研体系，针对宁夏回族优势病种进行防治，开发宁夏回族特色药物，是回族医药发展必由之路。而“回回体质假说”的内涵是连接“四性学说”和临床研究的纽带，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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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对照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77.7%，干预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94.5%。两组患者跟骨骨刺治疗效果比较差异显著（P
结论：应用中药熏蒸方法对患有跟骨骨刺的患者进行熏洗治疗过程中实施全面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较在熏洗治疗过程中实施常规护理的临床效果好。
关键词：中药熏蒸跟骨骨刺护理
【中图分类号】R4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879（2012）12-0247-02
跟骨骨刺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中老年多发病，是目前公认的骨科疾病中较为难治愈的一种，导致该类患者发病的原因主要与劳损和退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1]。临床多数情况下采用利美达松、醋酸泼尼松与利多卡因联合进行治疗。但该类药物不适宜对同时合并患有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进行治疗[2]。本院自2010年3月以来，对患有跟骨骨刺的患者在应用中药熏蒸方法治疗时对患者进行熏洗治疗过程中实施全面护理干预，临床效果满意，现报告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本次抽样患者为2010年3月至2012年3月我院就诊的72例患有跟骨骨刺的患者病例，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对照组36例，其中男性15例，女性21例；年龄45至72岁，平均57.3岁；患病时间1至26个月，平均6.2个月；干预组36例，其中男性16例，女性20例；年龄43至71岁，平均56.8岁；患病时间1至24个月，平均6.7个月。研究对象自然资料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两组患者均采用中药熏蒸方式进行治疗。对照组患者按中医护理常规执行熏蒸治疗；干预组患者在熏洗治疗过程中配合实施全面护理干预，主要护理措施包括：①中药熏蒸治疗前护理人员将中药熏蒸的治疗基本原理、相关注意事项、所能够达到的治疗效果向患者进行详细介绍，并对患者进行必要的恢复期康复指导，护理的重点工作是帮助患者充分树立对于临床治疗的信心，使患者能够更加主动配合中药熏蒸治疗。②执行熏蒸治疗时对于初次接受中药熏蒸治疗的该类患者，护理人员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将温度适当的调低一些，待患者充分适应后逐渐将温度调高至患者能够耐受的温度，一般使用温度为50-70度，以防发生烫伤。如果患者出现不适感，应立即将蒸汽机关闭，并通知责任医生进行处理。③在中药熏蒸治疗的整个过程中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的基本表现进行密切观察，对每位患者对温度的实际适应范围、对中药熏蒸治疗的生理及心理实际感受、疼痛症状的缓解程度要进行详细的询问了解，并及时进行详细真实的记录，为整个疗程中对其进行观察和护理提供方便条件。④中药熏蒸治疗的时间通常控制在60min左右，治疗过程中为每位患者提供一条干毛巾方便及时擦汗，并及时为患者更换汗湿衣服，使其保持清沽、干燥，避免患者受风寒，对临床治疗效果造成不良影响。在每次治疗结束后指导患者卧床休息一段时间。嘱患者在接受中药熏蒸治疗的整个过程中应多注意体息，劳逸结合，加强机体营养供给，增加水分或钠盐的补充[3]。对两组患者中药熏蒸治疗效果、中药熏蒸治疗时间、不良反应情况进行对比。
1.3治疗效果评价方法。治愈：局部没有肿痛和压痛症状存在，跟骨关节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有效：关节肿痛症状已经完全消失或明显减轻，但在活动过程中偶尔会出现不适感；无效：症状表现没有任何改善，或进一步加重发展。
1.4数据处理。所有资料均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表示采用均数加减标准差形式（X±S），计数资料进行t检验，组间对比进行X2检验，P
2结果
2.1跟骨骨刺症状治疗效果。对照组患者接受中药熏蒸治疗后跟骨骨刺的治疗效果为：治愈12例，有效16例，无效8例，治疗总有效率77.7%；干预组患者接受中药熏蒸治疗后跟骨骨刺的治疗效果为：治愈15例，有效19例，无效2例，治疗总有效率94.5%。两组患者跟骨骨刺治疗效果比较差异显著（P
2.2中药熏蒸治疗时间。对照组患者接受中药熏蒸治疗的时间为（10.73±1.36）d，干预组患者接受中药熏蒸治疗的时间为（6.27±2.04）d。两组患者接受中药熏蒸治疗的时间比较差异显著（P
2.3不良反应。对照组浅Ⅰ°皮肤汤伤2例，受风寒感冒3例；干预组浅Ⅰ°皮肤汤伤3例，受风寒感冒2例；两组不良反应差异无显著性（P>0.01）。
3体会
采用中药熏蒸技术对患有跟骨骨刺的患者进行治疗是一种中药外治方法，具体指的是通过热气以及中药中所含的一些有效成分的药效作用，达到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祛风除瘀的治疗功效，运用熏蒸治疗方法，可以使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的效果更佳彻底，对局部组织发生的病变可以起到积极有利的修复作用，故临床治疗效果令人满意[4]。本组结果表明，在中药熏蒸治疗的过程中对患者实施全面护理干预，可以让跟骨骨刺症状的治疗效果进一步提高，缩短患者接受治疗的时间。
参考文献
[1]杨秀锋，侯爱霞，高喜来.针刀治疗跟骨骨刺25例体会[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12（14）：104-105
只有全身各个脏腑的功能协调配合，也就是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才能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而如果气的运行阻滞，或运行紊乱，或升降失调，出入不利，便要影响五脏六腑、上下内外的协调统一，而发生种种病变，如肝气郁结，肝气横逆，胃气上逆，脾气下陷，肺失宣降，肾不纳气，心肾不交等。
由于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人体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都是气活动的场所，脏腑经络的一切活动，又无一不是气活动的体现，所以说气是人体生命的根本。气的活动正常，就是生理；反之，气的活动异常，就是病理。故《素问•举痛论篇》指出，“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思则气结”。认为外感邪气、情志过激、过劳所伤等各种致病因素，只有在造成人体气的失调情况下才会发生疾病。虽然仅举9种情况为病，实则概括无论外感或内伤皆可导致气的病变，或是气的功能减弱之气虚，或为气的运行失常的气机失调。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能将“百病生于气”仅仅理解为气机失调，如此则无法说明气耗、气消等病机变化。
正是基于“百病生于气”的发病机理与病理观，补益气量的耗损与调整失调之气机，使之恢复正常，就成为治疗疾病的根本目的。如《灵枢•刺节真邪》说：“用针之类，在于调气”，《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从养生的角度而言，保护人体的正气，即是保证健康。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百病生于气”的发病机理与病理观，对后世医家有很大影响，如张介宾《景岳全书》谓：“气之为用，无所不至，一有不调，则无所不病。故其在外，则有六气之侵；在内，则有九气之乱。凡病之为虚为实、为寒为热，至其变态，莫可名状。欲求其本，则止一气字足以尽之。盖气有不调之处，即病本所在之处也”；“所以病之生也，不离乎气；而医之治病也，亦不离乎气。但所贵者，在知气之虚实，及气所从生耳”。因此后世医家在养生、治疗中都强调以调气为要。药物治疗也重在调和气血，以通畅五脏元真。至于调气之法，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论之甚详，“夫所谓调者，调其不调之谓也。凡气有不正，皆赖调和，如邪气在表，散而调也；邪气在里，行而调也；实邪壅滞，泻而调也；虚羸困惫，补而调也。由此类推，则凡寒之、热之、温之、清之、升之、降之、抑之、举之……，必清必静，各安其气，则无病不除，是皆调气之大法也。此外，有如按摩、导引、针灸、熨洗，可以调经络之气；又如喜能胜忧，悲能胜怒，怒能胜思，思能胜恐，恐能胜喜，可以调情志之气；又如五谷、五果、五菜、五畜，可以调化育之气……”。通过调气，最终达到“以平为期”之目的[2]。
九气为病，各有特点，原文“气上”、“气下”、“气泄”、“气结”等，正是对这些特点的高度概括，对临床诊断不同因素致病及其病机特点进而制定相应的治疗法则以及组方、遣药，具有指导作用。如“气上”可出现面红目赤、口苦、耳鸣耳聋、头目眩晕，甚至呕血等一系列肝气上逆的证候表现，治法是平肝降逆；“气下”可表现为面色苍白、少腹胀满、二便失禁、滑精、带下等精气下陷证候，即可补肾固精兼以升举。
气的病变很多，一般可概括为气虚、气陷、气滞、气逆4种。气虚证是脏腑机能衰退所表现的证候。临床表现为头晕目眩，少气懒言，疲倦乏力，自汗，活动时诸症加剧，舌淡，脉虚无力。常由久病、年老体弱、饮食失调所致。其病机主要是元气不足，脏腑机能衰退。治宜补气，方如四君子汤；气陷，常为气虚病变的一种。以气的升举无力为其主要特征。临床表现为头目昏花，少气倦怠，腹部有坠胀感，脱肛或子宫脱垂等，舌淡苔白，脉弱，由于气虚机能衰减所致。治宜益气升提，方如补中益气汤；气滞证，是指人体某一部分或某一脏腑气机阻滞，运行不畅所表现的证候。临床表现为闷胀、疼痛。治宜行气，方如五磨饮子；气逆是指气机升降失常，气上逆不顺。一般多指肺胃之气上逆以及肝气升发太过所致的肝气上逆的病理变化。肺气上逆的主要特点为咳嗽喘息。胃气上逆，则见呃逆、嗳气、恶心呕吐。肝气升发太过，则现头痛、眩晕、昏厥、呕血等。治宜降气镇逆，方如苏子降气汤、旋覆代赭汤等[3]。
在九气为病中，属于内伤的一条即“劳则气耗”；属于外感的有两条即“寒则气收，炅则气泄”；属于情志因素的占六条即“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突出了情志因素的重要性，同时也提示情志因素致病，其基本病机是气机逆乱失调，这就为诊治情志病指出了方向。
中国传统心理治疗思想和理论是随着中医理论的确立而初步形成。早在远古时期的巫医祝由术就是一种原始的心理治疗方法。《素问•举痛论篇》专门论述了七情致病的思想：“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则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了利用情志相胜心理疗法以达到治愈疾病为目的的基本原理，“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至此，中国古代情志相胜疗法及其理论之雏形基本形成。历代医家，或案或论，多有载述，金元明清至鼎盛；河间、丹溪多有建树，张子和登峰造极，原礼、景岳迭出新意。金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繁荣时期，情志相胜心理疗法在此阶段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陈无择《三因极一病症方论》把致病因素分为内伤七情、外感六、不内外因三类，突出了情志因素的致病作用，对七情病机论述较详，对情志刺激引起的脉象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说明，为中医诊治情志疾病做出了贡献。朱丹溪在治疗情志疾病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对郁证尤有见地，认为“人身诸病多生于郁”，自定行气开郁的“越鞠丸”流传盛广。张子和是一位杰出的心理治疗大师，他注意到临床许多疾病都与情志有关。情志相胜心理疗法在明清时代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并被广泛应用。范进中举，因过喜而连叫“我中了”呈癫状，其岳父打了他一记嘴巴而治之，就是运用“恐胜喜”的例子。临床各科医家对七情病因病机更加重视，现存文献中对情志疾病都有论述。《景岳全书》对情志病的病因病机及其诊治均有论述，并指出“以情病者，非情不解”。笔者在临床上根据《内经》理论治疗疾病，取得了很好效果。1例顽固性呃逆的患者，多方治疗，收效甚微。笔者应用恐吓的方法将其很快治愈，就是根据恐则气下的原理，使上逆之气得以下降，达到升降正常，气机协调而使疾病痊愈。
现仅举1例应用药物调气之法。张某，女，42岁。 初诊于2006年8月20日。症状：两胁作痛，头痛目眩3个月。3个前与丈夫争吵后感两胁作痛，头痛目眩，伴有口燥咽干，疲乏无力，眠食俱差。月经不调，作胀。察其舌，见舌质淡红；诊其脉，脉弦而虚。实验室报告：B超诊断：肝胆脾胰无异常发现；CT诊断：头颅CT平扫无异常发现。此乃肝郁血虚所致，法当疏肝解郁、健脾养血，方拟逍遥散加减治之。处方：柴胡9g，当归9g，白芍9g，白术9g，茯苓12g，炙甘草6g，薄荷5g，煨生姜3片，炒枣仁15g，6剂。每日1剂，清水煎服，同时配合心理治疗。
于2006年8月27日复诊，服上方6剂后，诸症大减而未瘥。效不更方，击鼓再进。前方继进9剂。共服药l 5剂，诸症悉除。随访3月，未见复发。
此患者因情志因素而使肝气郁结，肝郁不能疏泄脾土，以致脾失健运，用逍遥散加减治疗。方中柴胡疏肝解郁；当归、白芍补血和营以养肝；茯苓、甘草、白术健脾补中；煨姜和中，与当归、白芍同用，并能调和气血；助用薄荷少许以增强柴胡疏肝解郁的作用；酸枣仁养心肝、安心神。诸药合用共奏疏肝解郁、健脾养血之效，使肝气条达，脾气健运，加之心理治疗而获全功。此调和肝脾之法亦[BW(S(Z,1,2)MD2][WT5”FZ〗中华中医药学刊即调气之法也。加之心理治疗即“以情病者，非情不解”之意也。此患者因“气”而病，通过调气而愈，从临床实践角度证明了“百病生于气”理论之正确。
综上所述，气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中医用以说明脏腑的生理功能，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指导诊断和治疗。升降出入是人体气化运动的基本形式，外感邪气、情志过激、过劳所伤等各种致病因素，只有在造成人体气的失调情况下才会发生疾病，即气量的衰减或气机逆乱失调，所以说“百病生于气也”。补益气量的耗损与调整失调之气机，使之恢复正常，就成为治疗疾病的根本目的。治气贵在于“调”，不仅是用理气药物来调畅气机，而是指通过各种治疗方法来调整脏腑的阴阳失调，使机体重新建立阴阳气血升降出入的动态平衡，而使气的生成正常，气机和畅，升降正常，出入有序。《素问•举痛论篇》从外感邪气、情志过激、过劳所伤之“九气为病”，论述“百病生于气”的发病学观点，认为气机失调是疾病发生的基本机理，这一观点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临床意义。在九气为病中，属于情志因素者占6种，突出了情志因素的重要性。同时也提示情志因素致病，其基本病机是气机逆乱失调，为诊治情志病指出了方向。验之临床，收获颇丰。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温病条辨；扶正祛邪；中医理论
[中图分类号] R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1）11（c）-119-03
The application on the method of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and eliminating the pathogenic qi in Systematized Identification of Warn Diseases
CHAI Xiaoshu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CM,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120, China
[Abstract] The method of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and eliminating the pathogenic qi originates in Internal Classic, and is developed in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Diseases. Wu Jutong wrote The Systematized Identification of Warn Diseases based on the present theories, and developed the "San Jiao" diagnostic method. During the using of the methods of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such as releasing the exterior, dispersing stagnation and purgation, in order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proper treatment of determining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reserving yin by increasing body fluid, cautious usage of purgation and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to prolonged disease. The tonification and purgation in combination of using medicine was applied in formulation. The method of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and eliminating the pathogenic qi was validated through the clinical usage in order to stress the healthy qi and pathogenic qi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 and reveal the diagnostic logic of solving the dilemma of "reinforcing deficiency while releasing pathogenic qi" and "dispersing pathogenic qi while damaging healthy qi", and propos the TCM treatment logic of valuing and treating both healthy qi and pathogenic qi.
[Key words] Systematized Identification of Warn Diseases;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and eliminating the pathogenic qi; TCM theory
《温病条辨》[1]是由清代著名医家吴瑭著于嘉庆三年的一部温病学代表著作。该书创立三焦辨证纲领，由上及下、由浅入深地讨论了温病学理论，并对各种常见温病提出了具体的诊断和治疗方药。对于温病的治疗，吴瑭提出温病过程中一方面要祛除病邪，另一方面要注意顾护正气，强调邪正并重、邪正合治思想的重要性。在运用温病在三焦祛邪如解表、催吐、攻下等方法时，多处条文提出同时扶正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一点是该著作的精华所在，也正符合了中医的整体观念，在临床上体现在治病着眼于人，病去人留的治疗目的。现针对本书中邪正并治之处作出以下分析。
1 上焦感温，解表扶正[2]
《温病条辨》阐述了以三焦为纲的辨证论治体系，临床中根据温病的发病部位及侵入途径，提出“凡温病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对于急慢性外感热病，使用清热、祛湿、理气、化瘀、攻下等祛邪之法，可获速效，但邪热退后，难免伤正，或正虚复感，加重病情。尤其对于慢性外感热病，单纯祛邪，收效甚微。因此在《温病条辨》中，强调解表祛邪的同时，扶正不可忽视。
1.1 源于《内经》，法同《伤寒》
扶正理论源于《黄帝内经》[3]，《内经》提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正虚邪侵发病基本原理，疾病的发生可因正气不足引发邪气侵犯机体，也可因为邪气对机体正气侵害损伤后所致。在此基础上，《伤寒论》[4]则充分认识到扶正的重要性，并渗透在临床的治法上，尤其对于正气不足，复感外邪，或受外邪侵袭之后，因失治、误治而致正气受损，正气既虚，不能鼓邪外出者，强调解表攻邪的同时施以扶正。在《内经》扶正思想的指导及《伤寒论》扶正解表的启示下，吴瑭在《温病条辨》中强调温病发病的关键是正气虚损，在原病篇第二条引用《阴阳应象大论》的“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第三条引用《金匮真言论》的“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及第十七条引述《刺法论》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均提示了正气虚损是温病的主要病因，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为治疗上焦温病的原则，同时吴瑭自注，“若留得一分正气，便有一分生理，”便点出了扶助正气的重要性。此外，原病篇第九条《评热病论》全文对邪正交争的论述及第十八条《玉版论要》的“病温虚甚死”指出，外感温病，邪正交争，若正气胜邪，病向愈，若正不胜邪，预后不良，从而阐明了治疗温病须在祛邪的同时勿忘扶正。
1.2 解表祛邪，中病即止
《温病条辨》中提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其含义在于上焦温病部位最高病偏于表，治宜选用轻清升浮之品，否则药重则过病所或损伤正气。吴瑭在使用汗法治疗温病侵犯上焦时，处处顾护正气，以祛邪而不伤正，如在第二十五条指出“手太阴暑温……重伤其表，暑必伤气，最令表虚……”其中强调发汗只可“微得汗，不可再服”；第二十六条指出“手太阴暑温……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其中白虎汤之中已有甘草、粳米养胃育阴，而在汗多散大为阳气发泄太甚时，须加人参为君，以补肺中元气。吴瑭在使用吐法治疗上焦温病时，同样在使用祛邪的同时提示猛药轻取，中病即止，虚者补气，如上焦篇第十三条及十四条使用吐剂栀子豉汤及瓜蒂散治“邪在上焦膈中”及“痰涎壅塞胸中”时，提出“得吐，止后服”及“虚者加参芦”。上焦篇第五条银翘散的使用别说明“余证悉减者，减其制”，及上焦篇第四条中“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病温虚甚死”等经典节语，充分体现了吴瑭治上焦解表祛邪的同时，勿犯中焦中病即止的辨证论治思想。
2 中焦湿温，畅中扶正[5]
中焦指脾胃而言，是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温病自上焦顺传至中焦，邪从湿化，郁阻脾胃，气机升降不利，故治法上吴瑭提出“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即以平衡中焦枢纽气机升降为治疗的基本原则，治法则予以辛开苦降，辛温药物可化湿解郁，苦降药物可清脾胃热，苦辛并用，与脾胃升降相合，以取化解中焦湿热，通畅脾胃中焦气机之意。然而湿温邪入中焦，易煎灼津液，化燥伤阴，加之辛、苦之剂散气伤阴，故吴瑭强调中焦温病应注重顾护阴津，益气扶正。
2.1 辛开苦降，开结畅中
阳明温病热结中焦，吴瑭书中多处使用辛开苦降法以开结消痞，通畅中焦。中焦篇第三十八条曰：“脉洪滑……渴欲凉饮，饮不解渴，得水则呕，按之胸下痛，小便短，大便闭者，阳明暑温，水结在胸也，小陷胸汤加枳实主之。”因温病已不在上焦，热邪下行与痰湿互结于中焦，故治以辛开苦降之小陷胸汤，方中苦寒之黄连清热解毒，辛寒之瓜蒌化痰行气，辛温之半夏降逆止呕，辛苦之枳实引水下行，四药合用以达苦辛通降、化痰清热之目的。半夏泻心汤作为辛开苦降方药的代表，多次出现在吴瑭治疗中焦温病篇。如中焦篇第三十九条：“阳明暑温……浊痰凝聚，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干姜、大枣、甘草，加枳实、杏仁主之。”暑温邪在心下，方以半夏泻心汤辛开苦降，清热化痰消痞。中焦篇第六十四条曰：“阳明湿温……呕甚而痞者，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干姜大枣甘草加枳实生姜主之。”湿温心下痞结，由于邪热内陷中焦，湿热交阻，胃失和降，故以半夏泻心汤加减宣发胃气，行气消痞。另有中焦篇七十七条疟病胃阳损伤而胃阴不足治以人参泻心汤、第七十四条疟邪结于心下气分致痞的泻心汤、第五十四条湿温邪陷神识如蒙人参泻心汤加白芍、第五十七条湿热气壅为哕证以新制橘皮竹茹汤、第七十九条太阴脾疟热聚心胸证以黄连白芍汤等，均以辛开苦降、调畅脾胃中焦之气机为祛邪要点。
2.2 温病燥化，增液保阴
中焦温病涉及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脾喜燥恶湿，胃喜润恶燥，故中焦脾胃为气机升降及水液代谢的枢纽，温病伤及中焦多由于热邪蕴结于阳明胃经及太阴脾经而发病，易燥化伤阴，因此吴瑭在《温病条辨》中使用辛开苦降法的同时，针对温病燥化致阴虚腑实证创立增液汤，提出顾护阴液以寓泻于补，中焦篇第十一条曰：“阳明温病……不可行承气者，增液汤主之。服增液汤已，周十二时观之，若大便不下者，合调胃承气汤微和之”，此法又被称为“承气养荣汤”，以补药之体，作泻药之用，同时攻邪与防虚，因此在治疗“体虚之温病”与“前医误伤津液、不大便、半虚半实之证”均可使用此方救，疗效尤佳。吴瑭在治疗邪热炽实证及阴虚腑实之证时，考虑到温热本伤阴或下后汗出阴液受伤，故首推增液汤及益胃汤以增液保阴，可见其顾护正气的细心。此外，吴瑭在用下法以祛温热之邪的同时又提出几大禁忌，如第十六条中“阳明温病……止可与增液，不可与承气”、第十四条中“禁连下”等。而第十五条中“护胃承气汤微和之”及第十七条中的“正虚不能运药……新加黄龙汤主之”均是由增液汤加减而来，防止损伤正气，从中也可看出他对顾护中焦阴液的重视。
3 下焦温病，滋阴扶正[6]
温病日久，深入下焦，此时吴瑭提出：“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因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故温邪侵入下焦，必伤及肝肾，耗损精血，虚风内动，因此吴瑭提出“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的原则，正是指治疗下焦温病，须多用重镇药物以潜阳滋阴填精，取其沉降之性以使其直达病所。
3.1 滋阴潜阳，勿妄下热
温病为火热之邪，多伤及津液，温热病重久延不解，或失治误治，由上中焦传到下焦，可导致肝肾阴液耗损欲竭，壮火复炽，导致肝肾阴液耗伤的下焦温病，是温病发展过程中的重笃阶段。在此阶段中，吴瑭认为治法当以育阴潜阳为法，如下焦篇第九条至第十六条中分别详细论述了一甲复脉汤、二甲复脉汤、三甲复脉汤、黄连阿胶汤、青蒿鳖甲汤、大小定风珠等方剂，方中多用龟板、鳖甲、牡蛎等甘咸重镇之品，沉潜下焦，同时配合鸡子黄等血肉有情之品滋阴补精，诸药合用，共达滋阴潜阳之目的。同时，吴瑭强调温邪久羁阳明，多见虚热，指出不可轻易通下泄热，“若再下其热，是竭其津而速之死也”，其中扶正之意不言而喻。
3.2 久病伤正，扶正为本
下焦温病久羁，气血阴阳必伤，吴瑭在《温病条辨》中警示后人久病要扶正为本。中焦篇第八十二条“中焦疟……气虚留邪，补中益气汤主之”提出久病留邪如以气虚所致，须予益气扶正法。下焦篇第六十一、六十二条，分别论述了“少阴三疟”和“厥阴三疟”，提出久疟之气血两虚者用扶阳汤，阴阳俱损者用减味乌梅圆法。下焦篇第六十三条至七十二条文分别对久痢导致的各种虚损进行了辨证论治，如“老年久痢……双补汤主之”、“久痢小便不通……加减理阴煎主之”、“久痢伤肾……三神丸主之”、“久痢伤阴……人参乌梅汤主之”、“久痢阴阳两伤……参茸汤主之”等，以及下焦篇第七十六、七十七条对噤口痢的治疗采用“加味参苓白术散”和“肉苁蓉汤”以补脾益肾。吴瑭对于温病日久，侵及下焦进行了详尽的辨证论治，从其方药的使用不难看出对于下焦温病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的辨证思想。
综上所述，扶正祛邪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源自《内经》和《伤寒论》。《温病条辨》以三焦为经辨证论治，提出三焦分论各种祛邪之法均是为邪去正复而用，祛邪须与扶正合治方显其效，其遣方用药处处渗透着祛邪不伤正、邪正合治的思想，而吴瑭的“留人治病法”值得当前临床医务者深入学习及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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