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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奥肯(Okun,1962)首先用公式进行了表达,这一关系因此被索洛(Solow,1962)称为“奥肯法则”,如式(1):
其中:ut是当期失业率,ut-1是上期失业率,是实际增长率,是潜在增长率。
它也可以表示为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与产出缺口(即实际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的关系,如式(2):
其中Y是实际产出,Y*是潜在产出。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如何呢?由于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我们对中国1979-2007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实证分析结果
ut-ut-1 =0.0045×gt - 0.1428
(0.161)(-0.510)
R2=0.0013(-0.0486);S.E=0.3997;
D.W=0.802;F=0.0258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回归模型系数下面括号内的值是该系数的t统计量。
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城镇失业率之间都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因此,从中国的统计数据来看,现有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关系的论断与中国的实际很不一致。
我们认为中国的失业数据的确可能存在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断定真实的失业数据能满足 “奥肯法则”。另外,该方法在潜在产出水平的估计上值得商榷,因为潜在产出的估计需要假定一个自然失业率,但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是什么,是多少都不好解决。如果假定它为城镇的非加速通货膨胀时的失业率,那么在既定的城镇失业率下,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而使产出增加,是潜在产出的增加,还是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如果通过估算农村的隐性失业率而得出一个总的失业率,那么自1979年以来,该失业率基本处于单边下降的过程,那如何知道什么时候实际失业率偏离了自然失业率呢?所以我们认为用该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并不合理。
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与现有理论的不一致,不是现有理论本身的逻辑有问题,而可能是现有理论假设前提在中国不适应。因此,要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必须将现有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
二、形成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原因
如前所述,虽然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但就业却并未与之相应增长,而是出现了就业率下降的局势,虽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体制转轨就是带来大批农村和城市失业队伍的重要原因之一。原有体制下我国农村的过剩的劳动力在户籍制度的掩护下一直没有显现出来,呈隐性失业状态,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户籍制度的淡出,农业富余劳动力开始显现,而城市过去在“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下也掩盖了失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富余人员分离出来成为了现实的失业人口,农村和市场的两支失业队伍加在一起就大大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
此外,造成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内生”性的,如: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就业率的相对下降。一方面,有些传统产业已不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逐渐走向衰落,从而出现失业增加的局面;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这些产业均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就业弹性低,就业需求相对下降,这些原因带来了就业压力的双向增加。第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造成就业率下降的“内生”原因。我国近年来正处在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就业队伍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管理水平也日趋上升,这也是造成管理者失业、下岗增加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的几点原因中可以看出,我国近年的经济增长与知识积累、人力资本开发、科学研究、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学边干等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因为技术的进步、资本的深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正是“内生”增长的直接表现。虽然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我们可以通过企业研发费用投资水平、产业技术结构的转换及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能力等方面水平的提高来反映内生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篇幅有限,在此,我们仅以研发费用投资情况为例来说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据国内权威研究机构的统计调查数字显示,近年来我国行业、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认识普遍提高,不断加大研发投入,1998年前500家企业集团的研究开发费用比重为0.75%,2001年为1.04%,2006年继续提高到1.05%,分行业看,计算机应用服务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研发费用比例为9.28%,其他几个较高的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3.58%,武器弹药制造业3.3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26%,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03%。研发投入的增加为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增添了后劲。
一、前言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社会环境就是这众多因素中的一个。社会环境因素包括社会传统、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明程度等等。它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一个政局稳定、经济秩序与治安状况良好、文明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意味着企业经营者有着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是区域发展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人们由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转向追求文化娱乐、环境质量等精神生活需求。由此，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等方面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而每个人的变化从国家或地区的角度上看就意味着社会传统以及文明方式等等的改变。而上述这些方面的改变又会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社会环境因素也会随之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对社会环境因素的研究将会日益得到重视。
二、内蒙古发展环境的改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蒙古得以成功实践，自治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区域社会环境所包括的内容繁多，本文拟从内蒙古发展环境、社会事业的发展和内蒙古社会大局等几个方面对内蒙古社会环境的变迁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明显
自实施五年规划以来，在国家的扶持下，在自治区政府的不断努力下，内蒙古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较大的成效。目前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结束后，内蒙古的综合运输体系已初步形成。而“十一五”期间内蒙古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上一层楼：新增公路里程33万公里、铁路运营里程3100公里，新增民航机场3个，建成8条500千伏电力外送通道。全面加强公路、铁路和电网三大通道建设。累计完成公路建设投资1470亿元，建成赤峰至通辽、呼和浩特至大饭铺至东胜等一批高速公路，开工建设赤峰至承德等9条连接区外的高速公路，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157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2365公里，12个盟市全部有了高速公路。累计完成铁路建设投资555亿元，建成临河至策克、包头至西安等30个重点项目，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0789公里。开工建设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赤峰至锦州等35个重点项目，在建铁路总规模5980公里。累计完成民航机场建设投资50亿元，建成鄂尔多斯、二连浩特和阿尔山机场，机场总数达到12个。为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生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在内蒙古经济发展初期生态环境的破坏度较低，随着内蒙古经济的不断发展，内蒙古的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自治区政府历来都把生态建设作为最大的基础建设来抓，从而使生态总体恶化趋势趋缓。经过多年的努力内蒙古的生态建设去了明显成效：重点治理区明显改善，森林覆盖率提前完成20%的规划目标，草原植被盖度继续提高。“十一五”期间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资金3228亿元，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重点生态工程，草原建设总规模5亿亩，禁牧休牧面积78亿亩，林业生态建设总面积5000多万亩，6000万亩农田和8000万亩基本草牧场受到林网保护。开工建设海勃湾水利枢纽等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完成134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解决了农村牧区581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500万亩，节水灌溉面积3500万亩。加强重点区域、流域和行业环境治理，淘汰了一大批落后产能。加强国土综合整治和地质勘查工作，煤田灭火取得阶段性成效，新增煤炭资源储量5500亿吨。
三、内蒙古社会事业的发展
（一）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得到加强
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同，内蒙古在经济发展之初，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作为社会建设重点工作之一的“民生工程”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作为自治区政府重要工作内容之一的“民生工程”建设得到了加强。具体体现在：
1.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城镇累计新增就业114.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控制在4.2%以内，基本实现了“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就业的目标。
2.财政用于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累计达1048亿元，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430.7万人和886.4万人，230.9万职工纳入失业保险。优抚对象、农村五保户生活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200多万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3.全面启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累计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投资689.4亿元，建设保障性住房78.5万套。内蒙古还建立了被征地农牧民和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出台了“五七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以及灵活就业人员、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农牧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基本实现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和失业、工伤保险盟市级统筹的目标，6个盟市实现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盟市级统筹。
4.制定了养老、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以及异地就医政策，自治区本级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全部纳入工伤保险统筹。
5.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累计投入建设资金30613万元，如期完成了“九五”、“十五”、“十一五”各个阶段的工程建设任务，实现了20户以上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任务目标，解决了295万农牧民群众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的问题。各项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使自治区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内蒙古的各项社会事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着力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内蒙古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前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稳步推进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进度居全国前列。民族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中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高等教育质量稳步提高。覆盖城乡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得到加强，城镇社区卫生和蒙中医药事业发展迅速。大力实施人才强区战略，深入推进人才储备制度建设，组织实施“草原英才”工程，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认真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妇女儿童、老龄、残疾人、气象、人防、档案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
（三）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从自治区成立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内蒙古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也得到了大力发展，进而内蒙古的精神文明建设日益深入，内蒙古的文化氛围日趋浓厚。据了解，“十一五”期间，内蒙古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增长率达28%，高于自治区同期GDP增速。目前内蒙古已拥有4个国家级、21个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草原文化整体形象和实力明显提升，涌现出一批具有草原文化特色的艺术精品，其中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在以“节庆展示城市软实力”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节庆产业年会上被评为“十大品牌节庆”。其次《蒙古学百科全书》出版发行，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健康发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公民文明素质不断提高。
四、内蒙古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
从成立之初，自治区党委就深刻认识到内蒙古在国家稳定大局中的重要地位，紧紧围绕构筑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战略目标，以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为抓手，扎实推进平安内蒙古建设，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创造了良好环境。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全国综合考评中连续6年被评为优秀。
（一）社会矛盾化解深入推进
自治区党委、政府非常重视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自治区党委、政府多次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和矛盾化解工作会议，对涉及政策层面的18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推动化解工作扎实开展。各地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抓手，实施惠民工程，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养老、医疗、住房、就业等问题，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二）社会建设管理成效显著
加快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文化站、卫生服务站建设，普遍建立起一站式服务大厅，开展政策咨询、就业指导等多种便利服务。加快苏木乡镇（街道）职能转变，逐步强化基层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职责。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工队伍建设，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大力加强社会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服务管理，在协同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狠抓公共安全管理工作，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有力地保障了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三）平安创建活动深入开展
加快基层综治组织和服务平台建设，全区苏木乡镇（街道）普遍建立起综治工作中心，嘎查村（社区）绝大多数建立起综治工作站。深化平安创建活动，激发社会各界参与平安建设的积极性。坚持不懈地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确保全区社会治安形势持续稳定。
（四）政府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自身的建设也在不断加强。自治区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区进程，加强行政立法、执法监督和普法教育，努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自觉接受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认真听取各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政务公开取得积极进展，政务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重视源头治理，规范资金运行，勤政廉政建设取得新成效。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不断加强，军警民共建和双拥工作取得新成绩。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真做好宗教工作，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来，自治区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和谐内蒙古摆到重要位置，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各族人民谋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自治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不断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积极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全区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内蒙古社会环境的日益改善也必将对内蒙古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从而为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基础。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23-0145-01
西北民族地区地处内陆腹地，环境复杂，地广人稀，能矿资源丰富，畜牧业发达，民族成分众多，但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同其他民族地区一样，也是一个典型的“富饶”与“贫困”的二元结合体。西北民族地区是我国历史上与欧洲友好往来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目前又为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因此有可能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明星之地。
一、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生态破环问题日益突出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人们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对环境的破坏使生态系统的退化成为普遍现象。近年来，西北民族地区生态破坏日益明显。2000年，西北民族地区治理面积占全国的10.39%①，2012年降为10.28%。而盐碱地面积2000年以来呈上升趋势。此外，西北民族地区还面临着严峻的荒漠化、草场超载和退化等问题。
（二）农民生活水平依然偏低
2000年到2012年，西北民族地区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上升趋势，但纵观全国，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53.42②元。西北民族地区中，宁夏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为1724.30元，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甘肃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63.4%。2012年，全国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916.58元。西北民族地区中，新疆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甘肃的最低，为4506.66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3409.92元，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56.9%，与上海相比，只有上海的25.3%，不足1/3。由此看出，西北民族地区的农民生活水平依然处于较低状态。
（三）人口数量多，受教育程度仍然较低
2012年，西北民族地区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为3599.0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2066.83万人，占自治地方总人口的57.4%。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实行较宽松的特殊人口政策，因此，人口出生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西北民族地区人口数量结构来看，少年儿童抚养比（少年儿童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即0-14岁人口占 15-64 岁人口的比重）高于全国水平22.2%，老年人口抚养比（65岁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低于全国水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对比重较低。
建国以来，我国制定了许多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西北民族地区的受教育年限也普遍提高，但受教育程度仍然偏低，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四）地区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仍然偏低
由于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虽然民族地区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始终保持着高速发展，但是总体上仍然处于不发达的状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计算，西北民族地区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7390.34亿元，仅占全国GDP的3.4%。从产业生产总值来看，西北民族地区的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从产业结构来看，西北民族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过高，远高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较低，工业化水平低下；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全国和东部地区。
二、西北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
（一）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
对于草场退化严重、年径流量减少的地区，可以采取保护植被、水源和生物多样性等综合手段。如青海湖的水位近年来持续下降，鸟类栖息环境受到严重破环，鸟类数量和种类都在减少。对此可以采取治理沙化土地、保护水源等有效措施来缓解水位下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对于草场严重过牧、水土流失、盐碱化、沙化和森林开采量过度等地区，我们要对当地的环境承载能力给予正确的评估，以便以草定畜，合理的控制载畜量，防止水土流失、盐碱化和沙化。如柴达木盆地，青海的重要工业基地，在其发展过程中给周边城市带来了许多污染，致使周边土地荒漠化和盐碱化面积日益扩大。对此，应该尽快调整城镇建设，改善工业生产条件。
（二）建立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机制
在生态环境本已脆弱的西北民族地区，必须建立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如开展经济活动的资源环境评估政策，以减少对生态的人为破坏；建立和完善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管理机制和决策机制，使资源环境和经济共同发展。对重大的开发建设项目必须进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如果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话，要事先做好处理方案，包括资金预算等；对那些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明显破环、且又没有很好的处理方案的项目，不予批准项目建设，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破坏问题，促进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三）推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
西北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首先要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青海、宁夏、新疆和甘肃民族地区的农牧业是当地的优势资源，应该改善生产设施和条件，以农牧业产业化经营为核心，力争发展出优质化、多样化的高原特色农牧业产品。如利用西北民族地区四省份的药材、野生动植物等，发展中药材有效成分制剂、山蘑菇种植采集、野生动物保健品等产业[2]。
其次，要培育、提升第二产业。不能只靠初级资源的输出和开发，而要实行初级资源的就地加工，提高加工的深度和广度，延长产业链，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深化加工程度。这样才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补偿因资源开采而造成的损失。
最后，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西北民族地区要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突出发展旅游业。如青海省的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占GDP的比重还很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高原生态旅游胜地、避暑胜地无不为发展的重点。
（四）注重西北民族地区人口素质和教育的发展
西北民族地区的落后，根本上是人的落后，思想的落后，所以必须尽快提高民族地区人口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
首先，要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要向群众灌输人才观念、生态环境保护观念以及生态破坏对人类造成的危害等，让群众有生态危机感，提高群众的觉悟，素质随之提高。向群众灌输新观念时，最好通过示范、培训等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以达到理想效果。
其次，充分发挥政府的工作能力，制定各项特殊优惠政策，吸引外来人才和当地人才来西北民族地区工作，尤其是高科技技术人员，他们不但自身资源丰富，经验也相当丰富，吸引他们来西北民族地区工作，无疑对当地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可以对当地人员进行“逆向输送”。即将当地人员输送到科技发达的城市去学习，不断的提高民族文化素质。这对提高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力度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经笔者处理。
②文中没有特别标明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和《中国统计年鉴2013》，有的经笔者处理。
中图分类号：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2－0125－05
一、我国城市经济发展、能源消耗、环境之间现状分析
我国近年来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城市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同时也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体，其发展正面临着交通拥堵、资源匮乏、环境退化等一系列问题。
(一)相关理论基础
国内外学者对于经济发展与能源、环境之间的相关研究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脱钩理论。
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曲线是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20世纪90年代，在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Krueger和Grossman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环境污染趋于恶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环境污染达到转折点，在该点以后环境会逐渐好转，整个曲线呈现倒u型形态。但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某个国家或地区在达到转折点之前如果不注意环境的保护，为了经济的发展无限制地滥用资源、肆意破坏生态环境，那么它就很容易遇到“倒u形陷阱”。这就要求在经济发展早期就要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并且防止对资源的滥用，以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脱钩理论“脱钩”(decoupling)源于物理领域，是指使两个或多个物理量间的响应关系尽快分开。国外一些学者通过长期动态观察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消耗总量在经济发展之初随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在以后的某个特定阶段发生反向变化，出现经济增长而物质消耗总量不同步变化的实质。该理论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世界经济进行定性或定量化研究，为世界经济与管理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学者王虹等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近20年来经济发展与能耗、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均在“弱脱钩”后出现“扩张性复钩”，主要原因是CO2排放量增速过快，因此改变我国的能源消耗结构是关键所在。
(二)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按可比价格计算，以1978年为100)，比世界同期经济增长速度高出6个百分点，2010年GDP达到了39798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0497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86481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71005亿元。从GDP构成来看，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40％，说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同期，我国城市化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0年的47.5％，平均每年以9.2％的速度增长，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在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125个属于大城市，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122个，城市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当年全国GDP的62.7％。城市化促进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有效拉动了市场需求，提高了经济增长活力，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广州、上海、深圳和天津成为2007年至2010年全球各大城市经济增长活力的前五强，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增强。
(三)能源消耗状况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对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年来，我国能源消费从1990年98703万吨标准煤上升到2010年324939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6％以上，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占世界总量的20.3％，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家。从能源消费构成来看，2010年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性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68.0％、19.0％和4.4％。我国以原油为主要能源的城市较少，绝大部分城市是以煤、原油为主或仅以煤炭为主，能源消费状况直接影响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未来能源需求仍有较大增长空间，并且可以预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煤炭仍然是我国最主要的能源消费。
(四)环境压力状况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城市环境面临一系列压力与挑战：城市水资源短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污水排放量和生活垃圾产生量大幅攀升，但是对污水的集中处理率不高，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效率低下，造成污染严重；机动车保有数量大幅攀升，造成交通拥堵，其排放的污染物严重影响空气质量；虽然实行了“退二进三”战略，减轻了中心城市的环境压力，但工业污染问题却对周边地区和中小城市的环境产生巨大影响；城市用地增长过快，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系统，降低了城市环境承载力。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当然也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体，由此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还会为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二、低碳经济对于城市建设的促进作用
(一)低碳经济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按当年价格计算，三次产业的构成1978年为28.2％、47.9％、23.9％，2010年为10.1％、46.8％、43.1％，即由最初的“二、一、三”结构逐渐演变至今天“二、三、一”结构。在工业结构内部，重化工业所占比例较高，而重化工业必然大量消耗化石能源。低碳经济要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走出一条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从重化工业阶段向发达经济转型，将原来高耗能的工业生产能力转为更为高效的制造业，打造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产业、生物技术和医药产业、新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二)开发低碳或无碳能源，能够提高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
由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随着人类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能源危机不可避免。为了提高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开发低碳或无碳能源，即积极开发核电、太阳能、风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
(三)调整能源结构能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我国目前能源消耗结构很不合理，煤炭、石油与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比重占绝大部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不足，造成环境污染，影响城市生态环境。发展低碳经济，调整能源结构，严格控制消耗高、浪费大、污染严重的产业发展，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大力实施节能减排，能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对于我国大部分城市来说，核电装机容量、风电资源量都很少甚至是空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所占的比重非常低，为了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迫切需要突破发展瓶颈，调整能源结构，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四)低碳经济能够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近年来城市化发展速度很快，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也得到了相应改善，但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以大量消耗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发展基础和条件，必将陷入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为继的困境之中。这就迫切要求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生态城市，将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建立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为主基础之上，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比重，从而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提高低碳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能够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已经把重点放在节能、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技术开发上，投入巨额资金，积极研究开发新一代节能技术、核电技术、太阳能、风能、氢能技术、电动汽车等。为了在新一轮的技术竞争中不被淘汰，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加大研究开发力度，集中力量对关键核心技术进行联合攻关，提高相关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抢占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夯实低碳城市建设的技术和产业基础，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是全世界的必然选择，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大力发展低碳经济，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排放，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三、城市低碳经济的发展
路径――以iN安市为例
在全国区域经济布局上，西安具有承东启西、东联西进的区位优势，是西部地区重要的金融、商贸中心和交通、信息枢纽，人口、交通、工业相对集中，重化工业特征明显，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具有一定的区域带动作用。
(一)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从西安市目前的经济发展、能源消耗等实际情况来看，短期内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1.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十一五”时期是西安市历史上经济总量扩张最大的时期，2010年人口数量达到846.78万，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十二五”期间，西安市会进一步加大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力度，积极做大经济总量，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预计到2020年末人口总数量将达到1070万人。由此可见，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西安市的发展水平必将进一步提升，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是碳排放的重点领域，况且城市化水平越高，对资源环境的索取必然就越多，资源环境所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虽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城市必然伴随着各种环境生态问题，不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
2.能源消费总量稳步增长，人均碳排放量增速较大西安市几乎没有一次能源生产，二次能源生产比较单一，仅有电力、热力和原油加工，况且对外依存度较高。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西安市能源消费总量逐年平稳上升，2005年能源消费总量为1353.35万吨标准煤，2006年比上年增长9.31％，2007年比上年增长8.93％，2008年比上年增长8.57％，2009年比上年增长8.13％。其中：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集中度偏高，从行业大类看，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等五大行业，占规模以上能源消费总量的70.7％。同时，西安市人均碳排放量总体上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在1996--2002年间增长缓慢，但在2002年后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人均碳排放量呈现增长态势。
3.在低碳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瓶颈为了应对能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制低碳技术，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低碳技术具体包括可再生能源技术、新能源技术、煤炭洁净高效利用技术、节能技术、温室气体的减排技术、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化工、石化、冶金等部门。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我国经济实力不够雄厚，在技术创新特别是核心技术研发方面缺乏人才，研发能力有限，科技水平落后，发展低碳经济存在制约瓶颈。比如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方面，虽然已经掌握了诸如大型风力发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生物质能技术和氢能技术等，但是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整体技术水平偏低、利用成本较高，使得我们的产品竞争力还比较弱。
4.市民低碳意识模糊，存在不良消费习惯
据市场调查发现，西安市很多市民虽然对于低碳经济有所了解，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一些不良的消费习惯，如夏季会把空调温度调得较低、经常使用一次性杯子和筷子、家用电器经常处于待机状态、出行时自己开车者较多、对废旧物品再次利用者较少等等。另外，在住房、汽车等高碳排放领域的消费过程中，由于传统文化习惯的影响，存在“过度消费”的问题，攀比心理比较严重。以上这些都说明目前普通市民低碳意识比较模糊，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和引导的力度。
(二)西安市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
西安市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在创新产业和创新人才方面牢牢抓住低碳经济，从而提升创新能力、完善创新体系。而低碳经济涉及许多领域和行业，以西安市目前的财政实力和发展情况，必须选择重点领域，争取在短期内有所突破。西安市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以低碳为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近年来西安市的产业结构已经得到了调整，但是在工业结构内部重化工业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以低碳为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面较广，根据西安市的实际情况，应确定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将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因为低碳经济将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以及对传统产业的低碳化升级改造两方面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它们都离不开相关新材料产业的支撑，因此应将新材料产业作为其中的重中之重，培育重点企业，努力将西安建成全国最重要的新材料产业基地。
对于与低碳经济有关的太阳能、生物质能和环保等新兴产业，应增加政策扶持力度，提供融资支
持，比如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新兴产业自主创新平台的建设；对于新兴产业给予贷款优惠；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积极筹建高新技术投资担保公司等等，解决其资金需求问题。同时，对于新兴产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以加快其发展速度。
2.鼓励“产学研金”结合，加快低碳产品和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力度鼓励“产学研金”结合，争取将西安潜在的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产业优势，提升整体产业的竞争力。对于低碳产品和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必须形成统一的资金和政策渠道；深化科研院所改革，打开科技研发的条块体系，形成资源共享的良好氛围，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地方合作，将那些困于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请出来，鼓励他们和企业合作；构建企业为主体、有科研机构参加的产业技术联盟，争取在某些关键领域，突破技术发展瓶颈，依靠自主研发而迅速加入到先进技术的阵营中；加快科技成果的就地产业化力度，将西安的科技优势转换成经济优势。
3.加快新兴产业研发人才的引进以及培养力度，为企业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
由于低碳产品和低碳技术属于各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亮点，对于相关研发人才的争夺一定非常激烈。西安的科技人员数量虽然很多，但是有关低碳产品和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的专业技术人才数量较少、专业配置不均匀，因此，应尽快完善西安新兴产业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机制，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对于现有人才，应通过培训、进修和学术交流等多种途径帮助其加快知识更新速度，提高综合能力。
4.在城市化进程中推进低碳转型，解决城市发展中的能源环境问题
一、我国体育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的问题
1.体育市场主体不成熟。目前，我国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体育产业系，现有体育产业主要是从计划经济下的体育事业改革转轨而来，仍存在明显的双轨制痕迹。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尝试性地使体育从政府行为向企业行为转变，这一举动虽然带动了一定的市场经济成分，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企业在与体育部门联办体育赛事的过程中，往往不能获得足够的自，效益却每况愈下，形成了“居民低收入－政府投资－福利分配－投资萎缩“的经济流程，制约了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
2.体育经济政策扶持力度不足。国家政策缺乏对体育经济的宏观控制和科学的管理造成市场竞争力弱。与发达国家体育产业比较，我国体育产业资产明显处于弱势。对体育部门举办的体育比赛、体育组织接受的捐赠和体育场馆的经营收入不同程度地减免税收，修建体育场馆可以享受土地征用的优惠政策和低息贷款在这方面我国的扶持力度远远不够，缺乏对体育产业发展上的激励制度和优惠政策。
3.缺乏高素的体育经济人才。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化人才流动等需要，迫切需要体育经济专门人才的参与。中央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分别在2004年和2003年开始招收体育经济本科生，西南财经大学2006年开始招收体育经济硕士研究生，上海复旦大学2003年开始招收体育MBA学生之外，到目前为止，其他普通高校没培养体育产业经营人才。由于现有的体育经营管理人员大多数是退役的运动员、教练员，他们一般熟悉体育工作，而缺乏对市运作及其规律的深入了解，缺乏科学的管理和市场的调控，导致了我国体育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4.体育市场管理不够完善。目前我国体育市场管理缺乏高层次立法，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甚至法规性文件很少。虽然大多数省市己径了地方性体育市场管理的法规，但是管理中的重大问题仍需高层次立法予以明确。从目前来看体育市场在存管理权限不明确，法律责任界定不清楚，管理不规范，有的体育项目还存在交叉管理。另一个问题是尚未普遍建立行业管理标准,除个别地区进行尝试以外,全国大部分升范围内尚未启动行业管理标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实现市场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效益化、建立行业服务标准体系,使体育市场管理更加完善。
5.体育消费意识薄弱。我国体育消费意识相对滞后,目前,我国除了北京、上海、深圳、大连等大城市以外,其他城、填居民的体育消费意识不强。据报道：我国城市居民对体育的投入主要是以运动服装等体育用品消费为主，占体育消费支出的81%，有不少青年人情愿把钱花在卡拉OK娱乐场所或者是网吧，却不愿花钱参加体育锻炼。
二、促进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对策
1.狠抓市场的体系建设。要加强我国体育经济的市场竞争力，毕竟市场是体育经济生存的导向和载体，体育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为起点、为目标。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作用来优化配置体育资源，并挖掘体育自身的经济功能，以引导和刺激体育消费为核心，大力发展体育用品市场、劳动市场、人才市场、观众市场、文化市场、证券市场、广告市场等逐步形成一个结构完整，功能互补的体育市场网络。
2.加大政策扶植力度.目前我国经济还处于转型阶段，体制需要不断的创新，产业结构必须优化。除了按市场规律进行发展外，还应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一是要尽快制定体育投资法规，规范财务运作，确保投资者的利益;二是要赋予著名运动员，教练员广告权;三是要规范现有体育产业中的税制，税率及征收年限;四是要在政策上鼓励和支持分散的体育场所，集中建设以利于体育经济的综合开发。
3.加大体育经济人才队伍建设。除了体育院校招收体育经济方向的本科和研究之外，要引进一批高水平的经营管理人才，对现有的体育经营人才进行强化培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管理水平，要广泛的开展国际体育经济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国外体育经济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推动我国的体育产业市场改革与发展。
4.大力推进体育产业经营。要不断拓宽和开发体育产业领域,逐步提高产业的质量和效益。在有形资产的经营方面，商家应认清市场形势，主动进行企业的产品、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发展自己的品牌，在守住国内市场的同时去占领国际市场。在无形资产的开发和利用中，要经营好体育赛事品牌，在中国体育日渐步入社会化、产业化发展的轨道的大背景下，把一个体育赛事经营成品牌产品一样，同样可以获得品牌效应。另外要充分利用体育设施多种经营，让闲置场充分调动起来，趁我国“全民健身运动”的热潮，增添花色，服务对路，实行多种经营，提高场馆的使用率，以满足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需体育场馆可以体育健身经营为主，按市场规律全力开发体育市场走出一条全新的体育产业化道路。
5.加强市场规范运作、正确引导和刺激消费。根据国家制定的发展思路、制定与相吻合的体育经济政策，提高体育部门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加大体育经济人才的培养，使体育产业开发领域不断拓宽，要充分利用各地体育场馆的开发和利用，努力提高其使用效率，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三、结束语
回顾我国体育经济尚处于初级水平的发展时期，要快速有效地发展体育产业，必须狠抓市场体系建设，引导和刺激消费，充分开发体育用品市场、劳务市场、人才市场、观众市场、信息市场、文化市场、证券市场、广告市场，让社会主义市场体育经济与国际接轨。
参考文献:
城镇化进程和我国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反过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也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随着大批的人员流向城市，能够调节城市的产业结构，刺激消费，使城市中的劳动力增加，促进企业实在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提高城市的经济水平，进而提高国家的经济发展，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下面就对城镇化对促进经济发展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进行论述。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影响城镇化对经济促进作用的因素有很多，要想真正了解城镇化对经济发展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就要在两者间建立联系，通过建构经济增长模型的手段将两者建立起间接的联系。在模型建立时要考虑要素投入和结构变革两个因素，投入要素在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是指物力、人力、才学的投入，所以在设定经济增长模型时，要充分考虑资本因素。此外，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在模型建构过程中，要重视产业结构这样要素。其实，文化发展程度、科技水平、道德水平等因素都会影响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所以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
1.2 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的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所有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它能够保证数据的准确度和真实度；还有一部分数据是利用最小二乘法算革变量的具体系数，主要是指将年龄在16周岁以上的就业人员在通过从事社会劳动后取得相应的薪水和经济收入的社会劳动总量。
2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间关系
2.1 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发展呈正比例关系
经过许多经济领域的专业学者研究论述可知，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必然存在一定的直接间接关系，我国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城镇化进程对提高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通过研究我国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的数据可知，经济增长对城镇化进程有带动作用。在1978-1984年之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水平提高1%；而在1985-1995年和1996-2008年两个时间段，分别也是有1%数据的带动，因此，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城镇化水平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水平，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也会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2.2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有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影响极其不明显，可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在研究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时，较多地采用了宏观经济学计量分析的检验分析方法，进而对二者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讨论。首先，对二者关系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有着时间的发展趋势，因而比较不平稳，所以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对单位根进行检验，在检验数据不平稳的基础上，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协整检验。一般情况下，利用ADF的检验方法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进而对检验结果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以确定二者的关系。最后，对二者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滞后期，而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滞后期进行检验，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不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
3 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3.1 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资本因素、人员因素、知识因素等，在探究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时，首先将这些因素分别设为变量，然后将变量投入产出模型中，最后分别对各个变量进行检验，还要对变量和变量间的影响进行分析，为了得到更为准确的检验结果，就要在检验过程中适当的对变量进行调整、研究和验证。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人力因素是最明显的，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做好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管理。
3.2 我国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
要想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需要从人均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机构转化等四个影响因素进行考虑，有效分析四因素与城镇化的联系，以进一步研究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问题。首先，对四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人均物质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均知识资本和第三产业间没有更好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与较多的经济增长因素之间没有更为明显的相关性。
3.3 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关于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主要有两点：首先，选择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一方面，将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信息要素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中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优化城市中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次，加强我国城镇发展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城镇区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以充分发挥城镇化为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平台的强大功能；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区域资源的争夺者，我国采取有效策略将争夺者转化为生产要素配置的组织者，为促进城镇发展和推动城镇化进程提供有利的转型和升级条件。
结束语
通过对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分析显示，两者间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很长的发展时间里，两者的发展是呈均衡发展态势的关系。对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两者关系的探究，我们知道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包括物资因素、人资因素、和知识因素，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物资，但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却是人资，所以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明显的，而反过来看，随着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在不断的提高，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积极探索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杨建翠.川西民族地区旅游业推进城镇化研究[D].西南民族大学，2012.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 》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产品经济形态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证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的表现形式。
一、我国电商的发展现状
电商作为一项新兴网络技术与商业的结合体，其简化的程序、便捷的操作、时髦的方式，在一开始就赢得了很多城市市民的青睐。但是电商的不断发展，却也展现出很多现实的问题。首先是电商下的商家利润低，大部分零售商家利润不足10%[1]。其次是电商将市场供给资源过度集中在沿海一带，导致地方资源严重匮乏，经济发展呈现非良性发展。随着电商将资源过分集中，国家税收来源也受到影响，长此发展下去国家税源会变得单一，加大征税风险程度。所以，网购并非是国家实现商业现代化的治本之术，实体经济依然有它的合理存在价值。
二、我国电商发展过快的原因
（一）政府大力支持。在我国，一个新兴事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现在政府对电商的各项税收优惠扶持，是我国电商过快发展的首要原因。电商每年向政府缴纳大量税负以后，政府利益的短视效应更容易发生，而忽略了整个经济稳定增长的来源，更多的是来自于应用电商平台的无数实体商家所做贡献。由于经济源头利润降低，在长远看来，其对经济总体增长贡献率会不断降低。在国内由于阿里巴巴集团的出现，很多内地大型批发市场开始不断呈现出萎靡，甚至关门倒闭的现象——例如成都荷花池批发市场、南充市光彩大市场、乐山市长江市场等。在政府大力支持电商的背后，是因为要求一系列经济指标达标，而通过电商这种快速进账方式，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忽略了长远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实体经济。
（二）“网购文化”的兴起。现代城市化的标准是数字化，新一代人为了追赶这种潮流，将各种生活方式都向数字化靠拢。电商，正是选中了这一新兴消费群体，将其作为潮流的代表，然后引导整个社会群体进行网购，造就一种“网购文化”，视那些不进行网上购物的行为为落伍。加上人的惯性思维和宣传效应，网购也就开始流行起来。
（三）民众对特殊商品的追求。对千奇白怪的商品的角逐是让电商发展起来的根本动力。特定人群对特定商品的需求（如Cosplay服装道具、特定款式的手链项链等）造就了电商根基的牢固。从过去人们拿票据换商品，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商场超市选购，最后到今天的闭门不出网购。人的需求欲望被无限地扩大，常规商品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内心膨胀的欲望。大部分电商针对人们的特殊怪癖进行设计，然后通过网络渠道联系商家完成交易。
三、电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一）电商造成“懒汉效应”。懒汉效应：是指人因为长期习惯于某一种商品或服务，导致其在今后的商品或服务选择过程中，不愿意去改变这种已经形成的习惯，而养成一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不良效应。不管是电商的B2B服务模式（商家对商家）或B2C服务模式（商家对顾客），都是以快捷方便、送货上门为准则。一旦习惯于网上购物，很难再将顾客购物习惯改变。从小钩针到串珠，从耳机到各类家电，电商的出现不只是吸引顾客，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顾客的购物方式，并养成更多的“城市懒汉”。而这种方式不管证明是否有效，都会被“懒汉”接受而难以更改。有些商品的购买（譬如楼下超市购买一双鞋袜）如果用传统方式购进，可能会节省顾客时间成本也让本地商家有利可图。而如果采用网上购物方式，不但可能会增加社会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如运费），还容易增加购物者所花费的时间并相应降低内地商家的客源。当顾客习惯网上购物以后，不管这种方式是否“理性”，“懒汉”顾客都不再会选择其他更加理性的方式，从而进一步使得“理性人”向“非理性人”的转变而“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出现电商平台的垄断。
（二）电商造成经济发展失衡。经济发展的失衡，是电商带给我国的第二大冲击。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一带，而这一经济的过分集中也离不开电商的推波助澜。“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在电商盛行的今日，仿佛也只是一种空虚的口号。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借助第三产业的大力推进，仅靠第一、第二产业所提供的支撑，难以维持地方的经济发展。而电商却在第三产业上尤为活跃，特别是在小商品经济市场的供给方面，电商平台本身不生产产品，却将无数商家合并血拼，沿海无利而内地也无利就是减价商品在电商平台出现的后果。尤其“淘宝”出现以后，更是将内地小商品经济市场推向崩溃的边缘。而这种现象还会引发经济学的“破窗效应”，即让已经糟糕的状况变的更加糟糕[2]，从东西部地区发展严重失衡。
（三）电商造成过度竞争导致利润薄弱。自古经商，都强调有利可图，一分钱一分货。可电商有意让天下各种商品甩卖，毫无利润可言。全国商品在电商平台不断甩卖，唯一能够分出胜负的就是低价，“劣币驱逐良币”正是电商平台给我们带来的后果。许多商家为了促销，毫不顾忌地生产假冒伪劣货物供顾客选择，其产品质量越来越差，都是因为商品利润过度降低。凡是在淘宝开过网店的商家都知道，质量并不是考虑的首要因素，而如何在已经很薄的利润上再去获利则是优先考虑的要素。不经过中间商，直接通过厂家发货只会出现商品价格更加低廉，最终出现厂家之间过度竞争。过度竞争，并不一定会促进效率反而会导致效率下降。淘宝通过电商平台，将数以万计的同类产品商家整合到一块，然后将同类商品以价格排序的方式呈现给买家。这种信息化完全对称的市场，对于商家来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同类商品的选择，大部分买家都会角逐价格更低的产品。在美图泛滥的虚拟市场，价格的高低很可能决定着顾客的关键性选择，过度的竞争不但不会让价格趋向于商品本身的价值，而可能会让价格低于其本身的价值（如甩卖现象）。小商家为了完成业绩，比大型商家更容易亏本甩卖商品。这样的做法损害了高质量大型商家的利益，让“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断重复发生。这种价格的恶性竞争会跳出原有电商范围，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让整个经济市场毫无利润可言。交易的唯一获利者，只有经营此平台的电商本身（如阿里巴巴集团），难以实现社会公平。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网络零售商家普遍的利润普遍不足10%，乃至于网络零售难以成为解决实体经济的转型之道，尤其是难以解决大型企业、工业、产业集聚地的发展问题。
一、我国城市循环经济管理的主体
循环经济，由于存在着显著的外部收益，也就是不可能被市场主体全部捕获的生态收益、各项规定收益和社会收益，所以，在现有的条件下，循环经济难以自发地成长。而且，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市场机制对这类公共物品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低效率的，因此，要解决环境与资源领域的外部性问题，推进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政府更多、更积极的干预。
1、政府介入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政府介入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主要源于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的外部性理论，也称“庇古理论”。在经济学理论中，按照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当一种活动的成本或效益自动地“外溢”到其他人和厂商时，外部性事件就发生了。由于公共物品既不具有对抗性也不具有排他性，或者说他们的排他性成本相当高而无法实现消费上的排他性，因此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就无法逃避“外部性”问题。
公共问题日益增生的现实和相互依赖日益紧密的事实，使得人类社会逐步孕育出一种超越并高于各个行为主体利益的共同的或公共的利益，这些共同的或公共的利益通过各种各样的公共问题表现出来。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并承认的，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必然带来或存在着一种类似公共物品这样的共同的、整体的利益问题。这些公共利益是不可分割的，是可以被所有或部分成员所共享的。而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或公共利益就无法回避。因为市场机会主义所引发的“搭便车”和外部性原因而产生的供应、维护和延续问题，使得现代社会在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物品的治理上出现集体非理性的后果，这在理论上导致了对政府规制的强烈需求。可以说，相互依赖关系的逻辑，推动着政府规制的形成。只要行为体处于相互依赖的关系中，那么为了维持这种关系，各个行为体就会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各种各样的政府规制，以使彼此关系处于稳定有序的状态。反之，政府规制的目的就在于使在相互依赖关系中的社会成员间行为处于可预测和可控制的运行和发展状态中。政府规制对降低市场制度中的交易费用和实现个体在公共事务领域中的合作，具有一定意义。
2、我国城市循环经济管理的主体
循环经济需要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过程通常会涉及到市场主体利益重新分配。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制度运行的阻力会相当大。循环经济战略的实施不仅强调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重大转变，更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深刻变革。而真正推进循环经济不断向前的，应该也必须是整个社会。但是，我国现有的促进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效力，这将极大地影响循环经济的推动效果。因此，城市政府不应再是管理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全部活动的“万能政府”，而应该实现“划桨的政府”向“掌舵的政府”的转变。政府应该对城市循环经济发展进行宏观控制，从宏观上把握和分析城市发展的总体态势，就像“掌舵人”那样不断引导城市向可持续和循环经济型转变；而对具体的微观领域，政府则应该尽可能地退出，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从而形成以政府为主导，有第三部门组织、营利性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元参与的城市循环经济的管理主体模式。
二、推动我国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策略
在城市循环经济多元主体管理框架中，城市政府是城市循环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政府的行为决定影响着其他城市管理主体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果；第三部门组织和营利性企业则是配合政府推进循环经济建立零排放企业和生态工业园区提供绿色产品的组织，它们的介入可以克服政府包揽管理事务的传统弊端；社会公众则是城市管理主体中的基础细胞，它们的参与使城市管理的机制从被动外推转化为内生参与，是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由此可见，政府组织在城市循环经济管理结构中起主导作用，尽管城市管理框架需要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但政府在循环经济推进中处于核心地位不会因其他主体的参与而有所动摇。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行政机制、企业――市场机制和公众――社会机制以及相对应的规制性政策、市场性政策和参与性政策构筑全方位的政策体系，从而推动城市循环经济发展。
1、规制性政策――政府运筹与规划
政府行政手段的主要作用，在于它的可靠性和制裁能力。目前，在某些情况下，行政手段是惟一可行的手段。例如，对于特别危险的有害物质的控制最好通过彻底禁止的办法。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其推进过程中，既要继续保持资源环境领域效果较好的行政命令和控制手段的运用，例如标准、禁令、许可证和配额等，又要探索在3R原则下循环经济发展各领域切实可行的规制性政策的运用。
（1）制定和完善循环经济各类法律法规。现阶段，我国已经具备较完善的环境保护和防治的法律体系，可以在此基础上逐步制定和修改循环经济的必要法规，目前，我国专门就循环经济进行的立法尚未出现，因此可以借鉴日本和德国的经验，制定《循环经济基本法》、《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法》，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时，明确循环经济法规的调整范围，全面引入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补充修订目前已有的循环经济相关法规和规章，完善配套的法规和规章。
（2）制定循环经济标准规范。政府应该制定各级各类循环经济发展的标准规范，例如，制定行业或企业的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与设计规范。建立终端用能产品的能效准入标准和能效标识体系和动态的建筑节能标准规范，建立动态的建筑节能标准规范，制定用水器具和设备的市场准入相关水耗标准、标识认证制度和淘汰制度，制定中水和雨水利用标准与技术工程规范，逐步制定具体资源再生行业标准等等，以此规范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
2、市场性政策――政府的利益驱动与技术支持
市场经济中价值流动是推动物质流运动的原动力。在改善城市资源环境管理中最为有力的政策是利用市场与价格信号来适当配置资源。我国政府应在法规框架下，运用价格、税收、补贴、押金、补偿费等相关经济手段，从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成本和收益入手，借助市场机制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原有的经济刺激模式，引导其行为，使其自觉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达到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共赢”。
（1）减少或取消补贴。逐步减少或取消扭曲能源、资源价格及其他损坏环境行为的补贴带来的潜在节约可以满足新的城市资金要求，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对能源、道路、水和农业的补贴约为每年2400亿美元，这些补贴导致了对资源的浪费性使用、对环境的过度损害，同时也导致了政府财政的枯竭。
（2）实施环境税。通过环境税可以使城市中生产或消费活动的外在损失内在化。目前中国和荷兰对工业污染排放征收环境税（费），许多国家对能源、水等投入物和最终产品都有征收环境税，这成为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和产生财政收入的刺激手段。
3、参与性政策――政府引导与组织
公众是推动循环经济的社会基本力量，没有公众层面的广泛参与，循环经济的实现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从认识、提出到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公众参与一直受到广泛的重视。但目前我国公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仍然比较薄弱，参与循环型社会建设的行为较少，公众参与度不高，这种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障碍。因此，政府应该对公众参与循环经济加以引导和组织，以快速提高我国公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尽快动员公众参与循环型社会建设。
（1）建立公众参与的信息交流机制。循环型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即时获取信息并做出相应反馈和调整的动态过程。完备的信息系统是发展循环经济所必需的，一方面应形成决策者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机制，提高政府循环经济决策的透明度；另一方面，通过咨询机构和大众信息网络的建立，使公众能够及时适当地获得有关循环经济发展的资料信息，促使公众参与环保事业。
（2）发挥民间团体的中介作用。国际环境保护运动的实践表明，非官方的环保社会团体及其发动的群众运动对环境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和发达国家民间团体不同的是，我国民间团体无论就规模、数量，还是其所发挥的作用来看，都相当有限。因此，各级政府应对民间环境保护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工作给予积极支持和引导，为民间组织参与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建设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技术和资金支持。
（3）引导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转变。公众选择合理的消费模式和适度的消费规模才是对循环经济的正向参与。目前，我国公众的消费已显露出不尽合理的趋向。受发达国家基于享乐主义理念的高消费模式的影响，我国公众以发达国家的消费标准为参照系来选择和规划自己的消费模式，这不仅不适合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情，也有悖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理念。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引导公众正向参与来发展循环经济，引导公众由传统消费观念向绿色消费观念的转变，由奢侈型消费向满足公平型消费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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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人口经济学刚刚在国内兴起。由于处于初创时期，学界多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以对人口经济的理论研究为主，注重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结构体系等。吴忠观（1981）在对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与人口变动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王向明（1982）更是直接对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做出了解释，认为在中国应要高度重视两种生产之间协调性的调整。张国平（1984）从人口的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的角度，谈论了人口与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张文贤（1985）从人口投资与物质投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并将人口投资区分为积极的人口投资和消极的人口投资。彭松建（1987）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理论和人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做出了总结。
2 90年代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90年代，人口经济学的视角逐渐聚焦于微观层面，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与80年代大为不同。李建军（1992）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的关系，论证了建国后不同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人口素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的结论。李涌平（1995）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讨论了市场经济背景下，人口数量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认为消费人群会通过市场供应弹性影响需求，因此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消费品计划；并分析了供应弹性在人口与消费关系中的作用。宋楚珠，张友干（1996）利用对陕西农村的调查数据，结合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对被调查地区孩子的历史成本变化做了分析，并得出孩子的效益观会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的结论。郭志仪，卢平（1997）运用人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西北地区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人口素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3 进入21世纪后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人口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涉及领域也得以扩展。姜向群（2001）根据我国1990年简略生命表的人口结构，估计出我国人口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并通过建立模拟量表的形式，观察不同年龄段人口的经济价值，揭示了老年人的价值特征，认为推迟退休年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必然要求等一系列观点。陈楠，林宗坚（2006）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的方程组模型，并引入人口空间分布的因素，探讨了人口数量、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张新平（2008）对传统的效用函数进行改进，建立了一个循环经济效用分析模型，通过分析环境资源状况和物质产品与人们获得的效用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技术进步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口增长会给发展循环经济带来压力等结论。李通屏，郭熙保（2011）从人口与内需关系的角度，对人口因素变化的内需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利用中国1978-2009年的数据和国际银行2008年的数据对消费率的基本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口适度增长有利于扩大内需，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有较大影响。蒋伟（2015）利用1991-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能够对通货膨胀率作出解释；老龄化严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通货膨胀会受到抑制。
四、结论
（一）主要成就。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献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人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学科研究呈现出由浅入深的变化特点。首先，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初创时期我国的人口经济研究多集中于对理论的探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对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人力投资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其次，研究方法更为多样。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人口与经济问题的研究上采取了实证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工具更为先进，研究更加具体。再次，研究与实际结合更为紧密。许多人口经济方面的研究是结合实际问题开展的，应用性更强。
（二）主要问题。虽然我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忽视了理论研究。人口经济学是建立在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而近些年研究过于注重实证和模型，忽视了对理论的探讨，研究成果缺乏理论支撑而显得苍白，这也是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次，对人口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关注度不高。虽然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著作和成果，但从整体的研究情况看，大多数还局限于对现象和问题的探讨，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因此，未来我国对于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加强理论和学科建设的系统论证，弥补发展过程中暴漏出的问题，使之成为一门严谨的学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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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彭松建.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J].人口与经济，1987，（5）：55-61.
[6]李建军.我国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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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楚珠，张友干.中国咸阳部分农村孩子成本与效益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6，（5）：13-22.
[9]郭志仪，卢平.人口因素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经济管理研究，1997，（2）：32-34.
[10]姜向群.对老年期价值变化的人口经济学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7（4）：1-8.
[11]陈楠，林宗坚.人口总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动力学研究[J].测绘科学，2006，31（4）：14-16.
民法的历史较为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罗马法律中，不过表现的比较混杂，即民法和刑法、实体与程序都无法进行分离，不过却为后期各国的民法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当代民法的起源则是在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后来各个进行参考吸取并且不断改进，形成了各种民法体系。而我国清末时期，民法就出现了，主要是由沈家本等修订法规的大臣与日本学者松冈义正进行合作，最后提出的民法，而最终完成于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即便如此，我国早期民法的运用并不广泛，这也与“重刑轻民”的传统理念具有一定的联系。而之后，诸多民法的落实和颁布代表了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快速、高效以及多元化的阶段，所以也需要民法相应进行不断改良和发展 [1]。
2 商法的简介
当代商法的起源也是较为久远的，而且是由最早的海商法演变而来，例如罗德海法以及航海贸易规则等等。而在11世纪左右，则为西方的商业向东方拓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地中海地区贸易的日益繁荣加上一些新兴城市的商贸繁荣，也促成了商人习惯法的形成，这也是最早的商法雏形。而到了后期，随着各大陆的发现，欧洲各国更加注重商业的发展，所以商人与贸易活动的地位也随之出现特殊化，而商法则在这个时期成为了一项独立的法律。而我国商法发展时期却较短，这也是由于我国传统封建制度影响下，农业发展较快，商业发展较慢所致，因为两者不对等，所以商法本身在我国的社会地位并不高，所以直到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商业和贸易活动才得以迅速发展，而相关的商事法律也日益成熟和完善，但是相对已经发展完全的诸多西方国家而言，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
3 民法及商法的价值追求差异
对于民法和商法来说，首先的差异性可以体现在价值的追求方面，即如民法来说，其主要的价值追求是公正；而商法的主要价值追求是效率。所以两者的运用方式和方向也由此出现一定的差别。因为市场经济中社会资源并不能机械能自然分配，而且各类人员对社会资源的使用价值往往具有更多要求，所以只能按照交易行为来保证资源的培养，而交易流程的实现就是让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即从最有效的使用者中进行转移，从而促成大量的交易过程，而更多的需求也形成了一个市场，而且这一过程也会让社会的财富不断积累。当然，要保证社会财富的获取最大化，优先续约提升交易的效率性。而且应当降低交易需要的繁杂手续，同时减少交易的周期。因为交易过程中，交易的效率以及商品流动的速度都是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而且在保证交易安全性以及交易性的法律意义时，应当对导致的法律后果具有充分的考虑，这就需要商法与民法共同发挥其不同的价值[2]。
4 商法的地位在社会中体现的不足
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商法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推进和发展，新的社会问题也在不断产生，而且商法价值中对效率的追求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而西方国家在以往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效率过于注重，虽然保证了诸多资源的积累，但是在社会发展的目前阶段，社会财富的分配往往出现不均等性，特别是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所以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会进一步体现，从而导致社会出现不稳定问题，而且社会的不稳定性又会反向影响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引发恶性循环。此外，环境的逐步破坏也是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障碍，而且往往对社会的持久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性。而我国在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也碰到了与西方国家相似的尴尬境地，而根据商法对效率的追求，对于社会经济的出发点往往经济是从狭义的经济方向思考，而且较民法而言，更具有适用性，不过在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瓶颈阶段 [3]。
5 商法的运用应当在民法适用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