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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832 文章编号：1009-2374（2016）22-0082-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22.040
1 我国空气污染治理的现状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我国空气污染问题凸显，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方式，是造成城市空气污染的原因之一。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来治理空气污染问题。2012年9月，国务院批复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应急方案（试行）》，2013年9月，国务院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年1月1日执行的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对于污染物排放等各方面都有了更为明确和严格的规定。通过与法律配套的节能减排、新能源的应用等一些政策的推行，空气污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空气质量有所好转，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2 空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
2.1 空气污染治理还需加强
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治理空气污染，但在空气污染治理相关法律法规、激励政策等方面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完善的空气污染治理制度能够调动各方参与主体相互配合、共同治理，然而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对各方的约束力不够。我国近年来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大气污染防治标准、达标规划、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等方面作了规定。但是，我国的大气污染相关法律法规还需要不断地细化、扩充、修订。目前关于空气污染治理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给实际的执法过程带来了一些困难。目前对违法排放的惩罚以行政执法、罚款等手段为主，没有形成长效的制约机制。此外，对企业自主节能减排的激励机制不够完善，通过税收、贷款、政府采购等手段能够激励企业自主节能减排来治理空气污染，但我国目前以经济为主的污染治理机制还不完善，企业缺乏从内部提升技术水平，减少污染的动力。目前，政府在空气污染治理中开始尝试区域联防的治理方法。空气在地域之间的流动性也给空气污染的监督和管理带来了困难，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对区域内的重大环保相关项目的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对区域内空气污染事件实现联合执法，通过政府合作实现区域内对空气污染的协同治理。对空气污染的协同治理还处在起步阶段，对于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权责划分还要有相关的法律为保障，建立合理的制度体系，推动区域联防治理空气污染治理。
2.2 治理技术有待提升
空气污染的治理需要技术的支持，需要先进有效的空气检测技术及时监控空气质量指标，目前对空气污染的检测经常受到资金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未采用最先进省时的设备和技术，影响了检测的时效性，不利于执法部门及时采取措施处理违规排放行为。
空气污染的治理和改善不仅需要政府的外部监管，更需要企业内部技术的提升，通过先进的技术，提高材料的利用率以及对于废气的处理能力，实现企业节能减排，这对企业在资金、科研能力和科技人才方面都会有比较高的要求，需要企业投入大量时间和人力到技术研发中去，同时技术研发、引入国外先进的废气处理技术以及吸纳优秀的科研人员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一些中小企业由于规模比较小，缺乏足够的人力和资金进行技术的研发和改进，靠企业自身实现技术提升困难比较大，很难通过技术的改进提高能源利用率来减少废气的排放，这些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2.3 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不足
空气污染问题的治理还需要完善和有力的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对企业的监管仅仅靠政府的行政监管是不够的，更需要社会的力量。通过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对企业污染排放的监督是改进企业污染的有效方式，特别是借助新闻媒体平台，公众的意见可以更加快捷有效地传递，可以对相关事件展开充分的讨论，表达对于空气污染相关事件和政策的看法和见解，这有助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对空气污染的监督。但由于信息的公开程度的不足，向环境组织和公众公开空气质量信息的制度不健全，公众获取空气质量的信息并不容易。同时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公众对于违法排放企业的监督效果有限，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公众监督的力度。
3 治理空气污染的对策建议
3.1 健全空气污染治理相关法律法规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3.21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3-0099-04
Abstract： The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s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air pollution on labor supply by constructing the 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improving air quality on labor supply time depends on the tradeoff of the “income effect” and “substitution effect”， but the latter plays a dominant role， and air pollution will indirect impact on the labor supply by impacting labor productivity. Then empirical examines on the a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labor supply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by impacting income and labor productivity， empir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is greater than the income effect， air pollution will reduce labor supply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Finally，it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inhibit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labor supply.
Key words： air pollution； labor supply； the 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 labor productivity
中的空气污染问题备受关注，特别是“雾霾”已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凤凰网报道称，大气污染的扩散性使得其无法被隔离，对所有人都造成消极影响，比非典等传染性疾病还可怕[1]。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消极影响也在逐渐显现，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更加明显，甚至出现了“逃离北京”的现象。
国外关于空气污染对就业影响的研究较早，Ostro以1976年美国健康调查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空气中颗粒悬浮物增加1%，劳动者误工天数显著增加0.44%[2]；Hausman等使用相同的数据，通过控制不同城市个体效应，实证表明颗粒悬浮物增加1个标准差会造成误工天数增加10%[3]。Hanna和Oliva采用类似自然试验的方法研究了墨西哥的一座大型炼油厂二氧化硫排放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表明前者每增加1%，后者会降低0.61%[4]。Carson等以孟加拉国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砷暴露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暴露区的劳动力供给状况较非暴露区的劳动力供给低7.9%[5]。Zivin和Neidell采用Orange Enterprise公司的TET数据分析臭氧水平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认为臭氧每上升10ppb单位，会减少17分钟的劳动时间，但这一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6]。国内方面，李佳以我国199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二氧化硫排放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认为前者每增长1%，后者将减少0.028%，并且这种影响存在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7]。这篇文献对该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未考虑空气污染从工资、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对就业的间接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除考虑空气污染对就业的直接影响外，还从空气污染影响工资、劳动生产率方面考察了空气污染对就业的间接影响。
1 理论分析
1.1 基本假设
假设1：消费者效用函数为u=u（c，lp），c是消费水平，l是劳动时间，p是空气污染状况，由于空气污染状况外生，该式表达为消费者在既定的空气污染状况下决定自己的消费水平和劳动时间，如果消费者无法忍受空气污染可以选择离开。此外，借鉴魏翔的思想[8]，假设存在uc>0，ucc
假设2：外生的空气污染对消费者效用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通过劳动供给影响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好的空气质量有利于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能够增加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存在ulp>0；二是通过消费影响劳动者的效用水平，但这种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好的空气质量可能会促使劳动者更愿意外出消费，二者互补，存在ucp>0；另一方面，良好的空气质量会减少劳动者在某些药品和锻炼器材方面的消费，二者相互替代，存在ucp
式（3）表示空气质量p对边际收入φ的影响，由ull
式（4）表示空气质量p对劳动时间l的影响。由于ull0，所以这一边际影响主要取决于φ/p的大小与符号。将式（4）中ulp和（φ/p）w定义为空气污染状况对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的含义是空气质量的改善会通过降低负效应而正向影响劳动力供给；“收入效应”的含义是空气质量的改善通过增加边际收入而减少劳动力供给。当φ/p>0时，“收入效应”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增加（l/p>0），也即“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一致造成空气质量改善与劳动供给时间的正向关系；当φ/p
1.3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上述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劳动生产率不随空气质量发生变化，但实际中空气质量的改善也会改进劳动生产率，Graff和Neidell认为环境污染可以在不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前提下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9]，Clay等发现使用铝材料管道的城市，更加严重的铝污染显著降低了劳动生产率[10]；杨俊和盛鹏飞认为环境污染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在环境污染规模较低时会增加劳动生产率，但随着环境污染规模的增大，环境污染会抑制劳动生产率的增加[11]。本文假设空气质量p会影响以工资水平代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为：
式（9）为工资方程，因变量为平均工资水平lnwage，采用平均工资指数进行调整，剔除物价的影响；空气污染变量为烟（粉）尘排放量lnsoot，采用烟尘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的加总表示；X为控制变量，包括实际人均产出lnpergdp，采用GDP平减指数调整后的真实人均GDP表示；人均税负水平lnperrev，采用整体税收除以人口数表示；城市化水平lnus，采用城市人口（部分年份为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表示；教育水平lnedu，采用受教育年限表示，计算方法参考李秀敏采用的方法计算[14]；老龄化趋势lnold，采用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式（10）为劳动生产率方程，因变量为全员劳动生产率lnolp，采用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就业人数表示；S为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lnstr，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技术水平lntech，采用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表示；还包括城市化水平lnus、教育水平lnedu和老龄化趋势lnold。式（11）为劳动力供给方程，因变量为劳动力供给lnls，采用年末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为考察工资水平与劳动力供给间是否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本文将工资水平的平方项（lnwage）2引入回归方程中，Z为劳动力供给方程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税负水平lnperrev、产业结构lnstr、教育水平lnedu以及老龄化趋势lnold。本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样本为中国大陆地区除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为分析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分三大区域①进行分析。
式（12）中，右边第一项表示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直接影响效应；右边第二项表示空气污染通过影响平均工资水平对劳动力供给的间接影响效应；右边第三项表示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对劳动力供给产生的间接影响效应。因此，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效应取决于三者的权衡，影响系数为θ1+α1（θ2+2θ3lnwage）+β1θ4。
3 实证分析
3.1 回归结果分析
3.1.1 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对工资方程进行回归，如表1所示。通过4个回归方程的AR（1）检验、AR（2）检验和Sargan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系统GMM模型的设定较为合理，能够反映真实状况，检验结果具有说服力。
由表1可知，空气污染增加了工资水平，所有相关系数都在给定的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空气污染每增加1%，工资水平分别增加0.027%、0.043%、0.014%和0.012%，东部地区工资水平对空气污染状况的弹性系数要远大于中西部地区，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使得居民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后，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空气污染程度的加重使得居民需要更多的工资来补偿这一部分损失，而中西部地区居民所需要的补偿却相对较小，但仍然需要给予一定的补偿。
3.1.2 劳动生产率方程回归结果
表2为劳动生产率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空气污染变量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显著的负影响，空气污染每增加1%，劳动生产率水平分别降低0.057%、0.114%、0.045%和0.035%。空气污染会对劳诱叩墓ぷ骰肪场⒐ぷ餍率和有效劳动时间产生影响，如因空气污染带来的工人病假以及高素质劳动力“逃离”现象，这都会导致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下降。此外，与工资方程回归结果相似，空气污染对东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影响远大于中西部地区，这也表明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效率的影响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样具有空间差异性。
3.1.3 劳动力供给方程回归结果
表3是劳动力供给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空气污染降低了劳动力的供给，影响系数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空气质量改善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假设相符，工资水平与劳动力供给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在工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增加工资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劳动力供给增加，而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者对生活质量（空闲）的追求高于对工资的追求，此时增加工资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了就业人数，这是因为生产效率与劳动者需求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效率越高，劳动者需求越低，因此，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会伴随一定裁员，导致部分劳动者失业，降低就业人数。
3.2 空气污染的劳动力供给效应计算
由于间接影响效应和总效应的大小还取决于平均工资水平的自然对数，这里按照各样本组内人均工资水平的均值水平计算，根据式（12）可计算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直接影响效应、间接影响效应和总效应，如表4所示。
可以看出，空气污染除直接降低劳动力供给外，还会通过影响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间接降低劳动力供给，以全国范围内的样本为例，当空气污染程度增加1%时，劳动力供给直接减少0.045%，间接减少0.034%，空气污染通过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使劳动力供给减少0.079%。分地区来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造成了空气污染对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影响效应都越大，如东部地区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效应为-0.082，而中西部地区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025和-0.022。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将空气污染引入劳动力供给的局部均衡模型中，在理论探讨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机制之后，以我国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为例，从空气污染直接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效应和通过影响工资水平及劳动生产率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双重视角考察了空气污染的劳动力供给效应。实证结果也表明空气污染除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外，还可以通过增加工资水平和降低劳动生产率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这些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总效应为负，印证了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理论结论。实证分析还表明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抑制效应存在空间差异性，会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空气污染对劳动力供给的抑制效应越大。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逐步控制并缓解空气污染状况，从源头杜绝空气质量恶化对劳动力供给的抑制效应，关于如何控制空气污染问题，学术界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可行的政策，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种：“末端治理”政策和“前端控制”政策。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应以“前端控制”为主，“末端治理”为辅，完善环保技术研发和引进激励机制，逐步加大环境污染排放的惩罚力度，双管齐下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二是建立健全空气污染危害身体健康的监测机制和预警机制。政府应对空气污染状况进行监测、整理，准确评估空气污染的危害程度，在危害之前提出预警，以便相关部门和劳动者做出预防；三是政府部门和民间环保组织还应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预防空气污染对身体危害的技术和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水平，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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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Q988；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5-0050-08
[作者简介]谢 丹（1978—），女，江西宜黄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法理
学、环境法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青年项目“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机制研究”（1314）的阶段性成果。
2013年在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历史上将具有特殊的意义。今年伊始，我国爆发了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主要以灰霾为表现形式的重度空气污染，涉及全国多个城市，其中京津冀地区最严重。历史表明，人类往往在重大灾害性事件发生，危及生命健康时，才会真正重视环境问题的存在。如果没有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没有受烟雾影响造成一万多人死亡的促使，英国《清洁空气法案》在1956年未必能出台，英国走上环境立法，治理大气污染的历史进程或许会推后很多年。与英国发生伦敦烟雾事件后再立法治理大气污染不同的是，我国在此次灰霾事件发生前，1987年就已经颁布《大气污染防治法》，后历经1995年、2000年两次修订。虽早已制定相关法律，我国城市空气污染形势却日趋严峻，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是否取得相应效果？我国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机制是否存在问题？此次灰霾事件引发的公众高度关注，将为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新的契机。
一、我国城市空气污染发展状况及其特征
城市空气污染与人类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自我国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一直相伴而行。上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问题就已显现。1974年夏，兰州市石油化工基地西固地区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天气晴朗的中午前后，空中就笼罩上一层薄薄的淡蓝色烟雾，空气很糟糕，气味很难闻，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眼睛受刺激，一些植物也出现叶面褪绿、长银白斑点等受损症状，这些现象经环境科研人员研究后确认为光化学烟雾污染。①西固地区的光化学烟雾主要由石油化工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造成。②
80年代，我国经济加速发展，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我国城市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污染，呈现煤烟型污染特征，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和烟尘。烟尘包括总悬浮颗粒物TSP和PM10。1989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564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398万吨，北方城市烟尘污染较重，南方城市二氧化硫污染较重。③受二氧化硫污染影响，我国出现局部的酸雨区，主要集中在西南、华南地区，并有扩大的趋势。
单一的煤烟型污染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1995年，我国城市大气污染出现新的特征，氮氧化物已成为广州、北京冬季的首位污染物，表明我国一些特大城市大气污染开始转型。④据《1995年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公布，近年来北京市机动车数量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交通环境汽车尾气污染严重，大气中的氮氧化物一直呈上升趋势；非采暖期大气污染物中60.6%的一氧化碳、86.8%碳氢化合物、54.7%的氮氧化物来自机动车排气。⑤《1995年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珠江三角洲以降尘和氮氧化物污染较为严重，广州氮氧化物污染已居首位，达0.124毫克/立方米，超过日平均二级标准；佛山、中山、深圳也分别达0.081、0.075、0.073毫克/立方米，这表明珠江三角洲大、中城市氮氧化物污染严重，呈上升趋势。⑥到90年代末，我国城市空气污染虽仍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酸雨问题依然严重，但部分大、中城市已出现煤烟与机动车尾气混合型污染。
进入新世纪，颗粒物成为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部分地区二氧化硫污染较重。我国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2010年11月，环保部《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2010年度）》，首次公布了中国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情况。年报显示，中国机动车污染日益严重，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中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臭氧污染和灰霾问题日益凸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灰霾频发。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已经演变成为以高浓度细颗粒物（全年）和高浓度臭氧（夏秋季节）为特征的典型“双高”型污染区域。⑦我国整个大气环境污染呈现区域性、复合型特征。
二、我国城市空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问题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在治理大气污染中起到基石的作用。我们首先必须认清大气中何种污染物，达到多少浓度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质量造成影响，再对这些污染物采取具体措施进行治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在限定的时间内，对环境空气中污染物的最高允许质量浓度给予的规定。①污染物及浓度值的确定建立在分析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环境质量影响的科学判断基础之上，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主要空气污染物都应纳入标准范围。大部分国家在治理空气污染中都首先设立空气质量标准。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颁布前，1982年已实施《大气环境质量标准》（GB3095-82），后经1996年、2000年、2012年三次修订。从我国空气污染形势日益严峻的现状来看，我国原有空气质量标准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标准未真正体现保护公众健康原则
制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目的是为降低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提供指导。标准的设立主要考虑污染物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确立公众健康能够承受的浓度值范围。经济成本和技术可行性等因素会影响空气质量标准的实现，但这些因素可在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时予以考虑。美国《清洁空气法》要求国家空气质量标准（NAAQS）完全建立在公众的健康基础之上，在足够的安全范围内保护公众的健康。环境质量标准直接告知公众，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质量需要什么样的空气质量。标准对规定的污染物设立两个级别标准：一级标准是保护公众健康，包括最敏感群体，例如老人和小孩；二级标准是保护公共福利，包括空气能见度，植物，动物和建筑物。而我国1982年大气环境质量标准虽也强调保护人群健康，但把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人为分为三级：一级标准为保护自然生态和人群健康，在长期接触情况下，不发生任何危害影响的空气质量要求；二级标准为保护人群健康和城市、乡村的动、植物，在长期和短期接触情况下，不发生伤害的空气质量要求；三级标准为保护人群不发生急、慢性中毒和城市一般动、植物（敏感者除外）正常生长的空气质量要求。与美国空气质量标准相对照，我国只有一级标准才完全符合保护人体健康需求。二、三级标准离保障公众健康需求还存在一定距离。
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还出现修订后反而宽于原标准的现象。2000年标准在1996年标准上予以修订，二氧化氮二级标准的年平均浓度限值由40微克/立方米改为80微克/立方米；日平均浓度限值由80微克/立方米改为120微克/立方米；小时平均浓度限值由120微克/立方米改为240微克/立方米，标准大幅度降低，臭氧一、二级标准的浓度限值也有所放宽。而事实上，从1995年起，随着城市机动车数量的增加，以二氧化氮为主的氮氧化物在空气污染物中的比例开始上升，甚至成为某些大城市冬季的首位污染物。同时期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准则》二氧化氮的准则值是年平均40微克/立方米，小时平均200微克/立方米。2000年标准的放宽可能是为提高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并非为了保护公众健康。
2.标准未及时反映大气环境状况的变化
继2000年标准后，我国长时期未对空气质量标准予以修订，直至2012年新标准颁布。而这一时期，我国大气环境状况发生显著变化，颗粒物已经成为主要污染物。2000年我国部分城市开始空气质量日报，空气质量日报依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及《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技术规定》，采用统一的空气污染指数（API）的形式报告，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PM10日均浓度值为基础，计算全市平均污染指数。然而，只以三项污染物为评价因子计算出的空气污染指数与人们生活中实际感受的空气质量存在差别。特别是在PM2.5成为主要污染物的地区，能见度下降这一明显空气受污染的特征，由于PM2.5未纳入评价因子，未能在空气质量日报中显现。我国2006年就已在一些城市试点监测PM2.5和臭氧，并不存在监测技术方面的困难，而迟迟未将其纳入空气质量标准和强制监测的污染物范围，据环保部门的解释是，如果制定实施将PM2.5的纳入监测范围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将大范围超标。①这种鸵鸟思维方式，极大阻碍了空气污染的治理。直至近些年空气污染事件频发，迫于公众压力，2012年新标准将PM2.5纳入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范围，与新标准同步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新增一氧化碳、臭氧和PM2.5为空气质量评价因子。
（二）单一污染物、单一地区治理方式
我国城市空气污染治理长期以来采取单一污染物治理方式，如针对烟尘，设立烟尘控制区，安装消烟除尘装置；针对二氧化硫，制定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综合防治规划，限制高硫煤的开采和使用，重点治理火电厂污染，削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防治化工、冶金、有色金属等行业二氧化硫污染排放，大力研发二氧化硫污染防治技术和设备，在山东省、山西省等部分城市进行二氧化硫总量控制和排污交易试点等；在氮氧化物成为一些特大城市主要污染物时，开始进行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分阶段实施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等。单一污染物治理方式对于由二氧化硫等一次污染物引起的空气污染有一定效果。然而新时期以灰霾、臭氧为典型的空气污染，除了直接排入大气的工业粉尘、机动车尾气、道路扬尘等一次污染源外，更多的是来自CO、SO2、NOX、VOCS、NH3等气态污染物在一定大气条件下，经过一系列物理化学反应形成的二次污染。原有单一污染物治理方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式下复合空气污染问题。
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单一地区治理方式，是我国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的产物。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制定规划，采取措施，使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的标准。因此，我国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以单一行政区自主治理的方式为主。如北京于1999年以大气污染防治为重点，全面开展环境整治，分阶段采取多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推广燃煤锅炉改用天然气，对燃煤电厂进行脱硫、脱氮和除尘治理，调整搬迁首钢，淘汰老旧机动车，实行全国最严厉的机动车排放标准等。然而，北京周边作为全国两大重要煤化工集中区域的山西、内蒙古以及承接北京转移出去的相当一部分工业产能的河北排出的污染物吞噬了北京的治污效果。北京频发的空气污染事件证明，在流动的空气面前，局部性、区域性的努力难以取得成效。
（三）处罚过轻
我国对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行为处罚力度过轻，不足以达到威慑的目的。对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行为，一般予以罚款处罚，且有上限限制，不得超过一定数额，最高不得超过五十万元。对拒报谎报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拒绝环保部门或者其他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或未经批准擅自拆除、闲置污染物处理设施以及超标排放污染物等直接影响空气污染治理效果的行为，最高仅处以十万元以下罚款，一般低于排污企业违法所得，造成企业宁愿交纳罚款也不愿遵照相关规定进行排污。而且，处罚一般只针对排污企业，对相关负责人没有相应处罚的规定。处罚过轻实际上助长了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
三、治理机制
（一）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是治理区域性空气污染的有效手段。我国现阶段区域性空气污染，依靠原有单一行政区各自为政的治理方式难以取得成效。区域联防联控的实践始于北京奥运会前，为保障奥运会期间空气质量，北京市联合周边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山东五省市在扬尘、机动车、工业和燃煤污染方面采取治理和控制措施。通过六省市联动，实施各项污染控制措施，奥运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此后，为确保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空气质量，环保部先后组织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开展区域联防联控，取得积极成效。在总结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颁发《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区域联防联控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重点区域、防控重点和措施提出了指导意见。《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创新区域管理机制，全面提升联防联控管理能力，我国对区域联防联控的规定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政策性文件中。《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区域联防联控尚未有相关规定。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具体实施过程中需对以下难点作进一步探讨：
1.统一规划应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
统一规划是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首要工作机制。区域联防联控工作的开展首先要把区域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科学分析区域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及分布状况，各种污染源不同排放量的时空变化，以及城市间大气污染相互影响强度和污染物传输规律，再制定相应污染防治措施。①国内外实践均表明，区域联防联控统一规划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珠三角是我国较早探索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地区。2006年，广东省政府与科技部合作启动了“重点城市群大气复合污染防治技术与集成”863项目，委托以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为首的多家科研单位对构建珠三角区域大气复合污染防治体系开展前期研究。②2010年，广东省成立了我国首个区域大气质量科学研究中心，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供技术支持。为确保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达标，北京、天津等六省市在获取大量外场观测、源排放等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数值模拟技术，系统分析污染特征，共同制定、实施治理措施，最终实现奥运会期间空气质量全部达标。③美国针对臭氧区域管理的各项决策也是建立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1995年美国环保署与中西部、南部、东部各州组建了臭氧传输评估组织，致力于研究臭氧前体物的区域传输问题，并于1997年确认美国东部22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氮氧化物排放严重影响了东北部各州臭氧的达标，直接促使了氮氧化物州执行计划的出台。④氮氧化物州执行计划的执行，使美国东部大部分州电力部门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在2003年相对于1990年减少了70%。⑤
2.要兼顾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
区域联防联控的主体往往分属不同行政区（主要指跨省），彼此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无法借助同一行政区纵向治理的模式。我国已有的区域联防联控实践以及出台的区域联防联控指导意见都未要求建立跨行政区的区域大气管理机构，超越行政区划，直接负责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规划和实施。指导意见和“十二五”规划仍强调坚持属地管理和区域联动相结合的原则，即属地仍是区域大气管理的主要承担者。因此，跨越省际的区域主体间实际上是一种平行的横向合作关系，一般通过签署协议共同实施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如果区域主体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大气污染又是辖区内亟待解决的问题，则合作治理污染的可能性更大；但如果区域主体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面临的大气污染问题程度不一时，就存在非合作的可能。①为支持北京治理污染，保障奥运会期间空气质量，北京周边河北、内蒙等五省市关停了部分污染企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这种通过牺牲周边地区经济利益，维护局部地区空气质量的做法并不是一种长效机制。京津冀中的河北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更注重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事实上它也承接了北京转移出去的大部分产业，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而河北氮氧化物、烟尘排放量居全国第一，二氧化硫排放居全国第二的数据表明，其污染物排放影响了北京等周边地区空气质量。要改善北京空气质量，河北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就应限制发展，这就意味着以重工业为主的河北的经济发展要受一定影响。对于承担较大治污成本的河北，空气质量受益者的北京是否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通过何种形式？以货币形式抑或产业拉动，发展互利合作关系，辐射带动河北的产业调整。从这种意义上说，区域联防联控不单纯是治理空气污染，还涉及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
（二）多种污染物协同治理
单一污染物途径是传统治理空气污染的手段。大多数国家在治理空气污染的早期阶段都致力于在一定时期内控制一种污染物。单一污染物治理方式对只由单一污染物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当前大气污染形势日益复杂，灰霾、光化学烟雾、酸雨等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同时并存，且就单一空气污染——灰霾来说，也是由多种污染物协同造成。传统单一污染物治理方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从单一污染物途径转向多种污染物协同治理成为大气污染治理的趋势。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2004年在报告中质问当前单一污染物途径，单独设定六种标准污染物的每种国家大气质量标准，是否真的解决了人们的健康影响？建议发展多种污染物协同方式控制大气污染。②2005年，美国颁布《清洁空气州际规则》（Clean Air Interstate Rule， CAIR），建立一个区域上限和交易计划控制东部28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电力部门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③目的是通过降低前提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减轻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④虽然在北卡罗来纳州诉联邦环保署一案中，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判定联邦环保署在《清洁空气州际规则》中的一些规定超越《清洁空气法》给予的有关授权，应将该规则予以废止，但仍许可生效至联邦环保署颁布新的替代规则。⑤欧洲国家也于1999年在《远程跨界空气污染公约》（Convention on Long-ra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框架内签署哥德堡议定书（Gothenburg Protocol），通过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削减酸化、富营养化和地面臭氧。该议定书于2005年生效，被视为首个基于多种污染物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我国空气污染治理长期以来实施单一污染物治理方式，注重控制二氧化硫的排放，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划定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实施二氧化硫总量控制，试点二氧化硫排污许可证交易等。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对空气污染物只设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排目标。有日本学者在分析多污染物治理途径概念包括强调二次污染物、考虑二次污染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制定政策时直接或间接使用科学分析等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从单一污染物治理方式转变到多污染物治理方式分四步走的战略：第一阶段：治理一种主要污染物；第二阶段：通过一种主要污染物治理复杂的二次污染物；第三阶段：通过多种主要污染物治理一种二次污染物；第四阶段：治理多种二次污染物和有毒物质，并指出中国目前仍处于第一阶段，但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实施多种大气污染物综合控制表明中国有潜力进入更高阶段。①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也逐步转向多污染物治理方式，先后颁发《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的指导意见》、《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强调多污染物协同控制，进一步深化二氧化硫污染治理，同时加强氮氧化物减排，大力削减颗粒物排放，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
多种污染物协同治理发展的最新形式，已不是单纯的空气污染治理方式。最近一些发达国家试行将空气污染治理、能源政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整合，运用三者相互关联的作用，以更少的成本实现更多的共同利益。这种更广泛意义的多种污染物协同治理方式，在帮助空气质量达标的同时，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机构（IIASA）的收益模型研究表明：低碳策略能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细微颗粒物的排放而不增加额外的成本；每减少1%的二氧化碳能减少1%细微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②我国目前多种污染物协同治理方式主要用于空气污染③，尚未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相结合，但从长期来看，这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三）重典治理
我国早在1987年就已颁布《大气污染防治法》，后经两次修订。然而，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形势表明，《大气污染防治法》未能取得有效防治作用，这与其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过轻密切相关。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于2000年，与1987年、1995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相比，新增了一些违法行为的处罚，并对罚款作了数额上限的规定，但总体来说，处罚力度并未加大。立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增长因素的考虑。如果让企业承担过多环保责任，势必影响企业的发展，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但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并不影响经济的发展，反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有效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有数据显示，美国在1970年颁布《清洁空气法》到2005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呈上升增长趋势，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一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等则明显下降。①要有效遏制我国日趋恶化的大气污染形势，现阶段有必要加大处罚力度，用重典治理。
1.大气污染对环境的危害
近年来，大气污染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地区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一些城市较为严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也逐步加快。而城市化的过程中所伴随的环境污染也逐步加剧，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建设的也因此受到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曾作出的估计，在每年，全世界由于大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达到270万，其中，城市占33%[1]。对大气污染的控制已成为一个城市环境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
大气污染一直是一个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空气污染物中，较为多见的包括SO、氮氧化物（ NO） 、CO、总悬浮颗粒（ TSP） 等，这些污染物对于人体皮肤黏膜会产生刺激，还可能诱发呼吸道疾病等多种疾病，甚至是肿瘤[2]。SO是大气主要污染物之一，也是大气遭到破坏的重要标志。长期生活在遭到SO污染的环境中容易形成肺气肿，甚至导致癌症。总悬浮颗粒会使呼吸系统的发病率增高，特别是慢性阻塞性呼吸道疾病。当污染物以氮氧化物为主时，肺则会遭到明显损害。CO则会对血液、神经有害，慢性CO中毒会使人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导致头痛、头晕、记忆力降低等神经衰弱症候群。
2.北京市大气污染现状
北京市（39°N，116°E）位于华北平原西北边缘，属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作为我国政治、文化和国家交流中心，北京市的环境建设尤为重要。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近几年北京大气污染发生了显著变化。市中心区城市发展日臻完善，污染治理力度也最大，而且随着化工企业的外迁，大气污染有所减缓。然而，从整体来看，其大气环境质量仍不容乐观。[3]
2.1 国家空气污染指数分级标准
空气污染指数就是将常规监测的几种空气污染物浓度简化成为单一的概念性指数值形式，并分级表征空气污染程度和空气质量状况。我国目前将空气污染指数分为5级。空气指数在0-50时，空气质量属优，人类可正常活动；空气指数在51-100时，空气质量属良，人类可正常活动；空气指数在101-200时，属轻度污染，如果接触这种环境过久则会轻度加剧易感人群的症状，对于健康人，则会导致刺激症状的出现；空气指数在201-300时，属中度污染，定时间接触的话则会明显加剧心脏病、肺病的症状，降低其运动耐受力，对于健康人群，出现症状的情况普遍；空气指数大于300时，属重度污染，会降低健康人运动耐受力的同时还会导致强烈的症状，并且使得某些疾病提前出现。
2.2 北京市大气污染与其他城市对比
根据中国2010年统计年鉴数据，笔者将2009年全国31个主要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进行了整理。结果表明，在我国31个主要城市中，北京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为285天，明显低于平均值3211，排在倒数第4位。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环境适于人正常活动，也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适合居住的标准，而北京适合人正常活动的空气指标仍达不到全国标准。北京市仍然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是少数的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天数少于300天的城市之一。
2.3 北京市大气污染整体情况
根据我国空气污染指数分级标准，笔者对中国环境保护部统计数据进行处理，经整理得出北京市2008年至2011年空气力量分级情况。结果表明2008年度，北京市空气质量属于优的天数为62，占比1649%。空气质量属于良的天数为212，占比5792%。其他时间则处于被污染状态。其中84天为轻度污染，占比2294%；4天为中度污染，占比11%；4天为重度污染，占比11%。即北京全年有25%的时间处于污染状态，在这部分时间内，北京市不适合人正常活动，或者说会对人的健康造成一定影响。到了2011年，空气质量属于优的天数为76，占比2088%。空气质量属于良的天数为209，占比5742%。74天位轻度污染，3天为中度污染，2天为重度污染。可见，北京市的空气质量在转好，但仍然属于空气污染较重的城市。
3.北京市大气污染对人体造成的损失
3.1人力资本法
关于人力资本法，其不是对于生命价值的评价，而是在不同环境质量的条件下，人因为发病或死亡对社会贡献的差异，以此作为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经济损失[1]。人力资本法在环境污染引起人体健康的经济损失上，可分两部分，即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包括预防和医疗费用，以及死亡丧葬费。间接经济损失则包括病人、非医务人员护理、陪住影响劳动人工时造成的损失。
3.2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损失的估值
3.2.1 评价对象
1引言
近些年城市空气污染已经成为社会公众的热点话题，尤其是区域性的灰霾天气已经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能否对空气质量作出准确全面的分析评价关系到城市环境治理方案的制定及实施。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评价环境空气质量的方法，例如多指标可拓综合评价[1]、权重综合污染指数法[2]、模糊马尔可夫预测法[3]、分形模型[4]、橡树岭大气环境质量指数[5]。相对来说，空气污染指数（Air Pollution Index，API）是目前普遍采用的评价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指标[6]，将自动化监测的几种常规大气污染物简化为单一概念指数值[7]，同时划分环境污染及健康危害程度指数区间，以此表示空气质量等级。
在过去的文献中已有较多关于空气污染指数的研究，陈雷华对兰州市2001～2007年逐日API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该地区的首要污染物是PM10，冬季和春季污染最严重，采暖期污染日更集中[8]。段玉森应用经验正交函数和小波分析方法揭示全国47个环保重点城市API的时空模态区域分异规律，表明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污染特征[6]。李小飞也指出我国由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不同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7]。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空气污染的时间分布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来探讨的，对于单一城市[8-11]或者大区域城市群[6，7，12]的讨论较多，而对于小型经济圈的分析较少。本研究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广佛肇经济圈的空气污染问题，为市民生活出行提供参考指南，也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提供科学依据与数据支持。
2材料与方法
2.1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广州是我国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佛山是广东省的工商业重镇，随着这几年肇庆不断接收广佛地区的产业转移，广佛肇成为珠江三角洲最大的经济圈。本研究收集了从2003年3月1日到2012年2月29日广州、佛山、肇庆3个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形成三大时间序列，每个列向量含有3288个样本数据。所有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环境信息GIS综合平台的城市空气质量日报（http：///EQPublish/CityAirQuality.aspx）。
2.2研究方法
我国的空气污染指数分为5个等级（0～50、51～100、101～200、201～300、301～500）7个档次（优、良、轻微污染、轻度污染、中度污染、中度重污染、重污染）[11]（表1），API越大，污染级别越高，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也越大。
本研究使用Excel 2003分别绘制3个城市API的季节和年际变化曲线，分析SO2、NO2、PM10的季节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比较广州、佛山、肇庆不同污染物的污染比重，对近十年的空气污染级别进行总体评价。
3结果分析与讨论
3.1API的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
广州、佛山、肇庆位于南亚热带，通常按照气候划分季节，即3、4、5月为春季，6、7、8月为夏季，9、10、11月为秋季，12、1、2月为冬季。从2003年3月1日到2012年2月29日广佛肇经济圈的API季节、年际平均值变化情况分别见图1和图2。
图1API季节变化
图2API年际变化
从总体上来看，3个城市近10年API的季节变化趋势大致相近，冬季污染指数较大，夏季污染指数较小，表明冬季空气质量较差，夏季空气质量较好。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李小飞计算中国46个城市的API季节变化[7]，显示空气污染指数为冬季（88）>春季（79）>秋季（73）>夏季（63）。因为空气污染与气象条件关系密切，夏季大气边界层对流活动较强，空气扩散条件好，并且雨量充沛，对污染物有较好的清除作用，所以夏季空气质量较好。由于冬季供暖导致能源消耗量较大，污染物排放量大，同时冬季大气边界层逆温现象出现的几率较高，容易造成污染物在大气中累积，故冬季空气质量较差。
近10年广佛肇经济圈API总体降低，表明环境空气质量有变好的趋势，与孙丹研究北京、天津、石家庄的结果一致[12]。2004年广州空气污染天数较多，2005年后由于亚运会而加强了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工作，空气质量持续好转，到2010年污染指数达到最低。佛山2003年API较高，从2006年开始不断得到改善，也是到2010年亚运会期间空气质量最好，这与近几年燃煤脱硫除尘是分不开的。肇庆从2003年到2007年环境空气质量有变差趋势，这段时期主要引进了广佛地区的产业转移，污染物排放量增大。随后环境保护部门加大了污染防治力度，空气质量改善效果显著，到2009年平均API只有44，近两年又有小幅回升。
3.2SO2、NO2、PM10的季节变化
对于主要污染物SO2、NO2、PM10的季节变化，图3、图4、图5分别列出了3个城市主要污染物在不同季节的污染天数分布情况。近10年广州和佛山的大气SO2污染主要集中在夏季，分别约占全年SO2污染天数的54%和58%，冬季和春季则较少见SO2污染。肇庆的SO2污染季节波动较小，在春季和秋季的SO2污染天数相对较多，分别占全年的37%和30%。
统计近10年大气NO2污染天数，广州有132d，其中58%出现在冬季，春季和秋季分别占20%和23%，夏季未见NO2污染。佛山只出现19d的NO2污染，其中有13d分布在冬季，夏季同样未见NO2污染。肇庆在近10年只出现2d的NO2污染，冬季和春季各占1d。以上表明NO2污染最容易出现在大气扩散条件较差的冬季，广州NO2污染天数分布较多，已出现汽车尾气污染型的特征。
广佛肇经济圈属于颗粒物污染主导型，表现出常年污染性特征。3个城市的PM10季节分布较均匀，基本位于20%～30%上下浮动，夏季相对低一些，秋季的PM10污染天数相对多一些，总体上季节性变化不大。
图3SO2季节变化
图4NO2季节变化
图5PM10季节变化
3.3广佛肇空气污染总体评价
图6显示近10年广佛肇经济圈大部分天数的API处于优良级别，广州无污染天数占267%，轻微污染天数只占70%，只出现1d重污染（2003年11月2日）、11d轻度污染天气，全年API大多位于51～100。佛山API良好级别占699%，轻微污染天数偏少，近十年只出现一天轻度污染（2005年3月17日），未见重污染天气。肇庆的环境空气质量较好，API优良级别占了979%，轻微污染只有21%，未发生重污染现象。
从图7可以看出，3个城市都以颗粒物污染为主，广州PM10占了有污染天数的833%，SO2占112%，NO2占55%，呈现出煤烟污染主导型同时伴随汽车尾气影响的特征。佛山PM10占了有污染天数的927%，SO2占65%，NO2占08%，由于佛山陶瓷工业发达，工业染料中的煤和重油比例较大，燃烧排放大量烟尘，导致空气中PM10浓度较高。肇庆PM10占了有污染天数的983%，SO2占16%，NO2只有01%，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处于工业化前期的肇庆并非排污大户，其空气质量总体上较好，颗粒物污染比例较大是受到了广佛地区污染物输送的影响。因此，建议佛山重点加强燃煤的脱硫除尘，广州还应控制汽车尾气排放，广佛肇经济圈应形成区域性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机制。
图6空气污染级别分布
图7主要污染物比例
4结语
（1）广佛肇经济圈冬季污染指数较大，夏季污染指数较小，表明冬季空气质量较差，夏季空气质量较好，空气污染与气象条件关系密切。近10年API总体降低，表明环境空气质量有变好的趋势。
（2）近10年广州和佛山的大气SO2污染主要集中在夏季，冬季和春季则较少见SO2污染。肇庆的SO2污染季节波动较小，在春季和秋季的SO2污染天数相对较多。NO2污染最容易出现在大气扩散条件较差的冬季，广州NO2污染天数分布较多，已出现汽车尾气污染型的特征。广佛肇属于颗粒物污染主导型，表现出常年污染性特征。3个城市的PM10季节分布较均匀，夏季相对低一些，秋季的PM10污染天数相对多一些，总体上季节性变化不大。
（3）近10年广佛肇大部分天数的API处于优良级别，广州全年API大多位于51～100。佛山API良好级别占69.9%，轻微污染天数偏少。肇庆的环境空气质量较好，未发生重污染现象。广州呈现出煤烟污染主导型同时伴随汽车尾气影响的特征，佛山陶瓷工业是空气中PM10浓度较高的主要影响因素，肇庆空气质量总体上较好，颗粒物污染比例较大是受到了广佛地区污染物输送的影响。
（4）建议佛山重点加强燃煤的脱硫除尘，广州还应控制汽车尾气排放，广佛肇经济圈应形成区域性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机制。
2013年5月绿色科技第5期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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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11-0085-01
引言
随着工业的高速发展，空气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制约着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空气污染控制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目前处理废气有很多种方法，生物法是一种有效的、费用较低的、没有二次污染的方法。
污染空气的物理化学处理方法
污染物质可以通过热处理、活性炭吸附或化学洗涤从污染空气中除去。热处理包括直接燃烧和催化氧化，当有机污染物的浓度高时，热处理的方法是有效的，然而，当有机物的浓度低时，热处理的费用将很高，原因是需要的燃料较多；活性炭吸附中，有机污染化合物被吸附到炭表面，从而产生清洁空气。每单位质量的炭的吸附数量同空气中污染物质的浓度有关，浓度低时吸附率低。因此，当污染物的浓度降低时，吸附每单位质量的污染物所需的炭量将变得很大；洗涤作用对于去除许多有毒气体和其他高溶解度的化合物有效，但是运行费用高。
一、污染空气的生物处理方法
污染空气的生化处理系统属于一种环保友好技术。相对于上述的物理方法，生物法更加适用于处理低浓度的有毒空气污染物质，且具有投资运行费用省、维护管理简单、不产生二次污染等特点。在欧洲，燃料费用较高，关于恶臭的规范也很严格，所以广泛采用生物法去除恶臭气体。
生物技术的特点大致有[1]：①以生物为对象，不依赖地球上的有限资源，而是着眼于再生资源的利用；②在常温、常压下进行，过程简单，可连续化操作，并可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③开辟了生产高纯度、优质、安全可靠的生物制品的新途径；④可解决常规技术和传统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⑤可定向地按人们的需要创造新物种、新品种和其他有经济价值的生命类型
二、生物技术在污染空气治理的应用
（一）固定化微生物技术是指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将游离的微生物与特定的载体相结合，使其固定在某一空间区域内，以提高微生物细胞的浓度、保持较高的生物活性并能反复利用的方法[2]。微生物被固定后，载体为微生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3]。载体作为一种屏障，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土著微生物带来的竞争压力、削弱原生动物的吞噬作用.
（二）生物强化处理技术 为了提高处理的效果，从自然界中筛选的优势菌种或通过基因组合技术产生的高效菌种，以去除某一种或某一类有害物质。主要强化方法有：生物-活性炭法，综合利用微生物氧化能力和活性炭良好的吸附能力，使二者产生协同增效作用。在该系统中，每g活性炭去除 1～3gCOD ，分解毒性能力明显增强，同时提高脱氮水平。
（三）生物反应器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现代化的新型生物膜反应器，其共同特点是反应器内装有比表面大的载体，有利于微生物附着生长形成生物膜，供气或供给的其他反应条件优越，污染物具有充分的时间与微生物接触，有利于增强微生物的分解代谢能力。所利用气态污染物的生物反应器设施可按为微生物的存在方式和水分、营养的添加方式的差异，可分为三类典型的净化技术：生物滤池、生物滴滤塔和生物洗涤器，其优缺点如表1：
表1
（四）影响反应器性能的因素
填料、营养物、温度和pH值等因素都对反应器有一定影响。对于填料的选择一般基于以下原则：最佳的微生物生长环境、较大的比表面积、一定的结构强度、高水分持留能力、高孔隙率和较低的体密度。氮、磷和微量元素（钾、钠、钙、镁和铁），一般它们的比例是BOD：N：P=100：5：1。一般的生物反应器可以在25～35℃下运行，很多研究表明，35℃是好氧微生物生长的最佳生长温度。
三、目前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在运行过程中很容易堵塞，所以填料的选择、填料表面性质的提高及其使用寿命还有待研究。
（二）筛选并鉴定出适合与特定有机物降解的细菌种类、接种方法和保存方法。
参考文献：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递交了一份《关于提升车内空气质量、防范车内环境污染》的提案。
提案的背景是，2012年3月1日，由环保部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的《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国家标准GB/T 27630―2011正式实施，但遗憾的是标准只是作为推荐性标准而未被强制执行。
为此，李书福多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大力倡导应该重视车内空气质量问题，还专门对两会记者和其他未能上会记者组织了两场新闻会。
《汽车商业评论》杂志、汽车商业评论网联合搜狐汽车、腾讯汽车、网易汽车、凤凰汽车联合发起网络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车内空气污染并不是一个新事物，接近9成的被调查者都听说过或者了解车内污染，但多数人对此并未重视过。在车内空气污染问题曝出后，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迅速提高，并且超过8成被调查者将会在下次购车行为中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
但车内污染物到底程度如何？如何来判断它是否超过对人体有害的标准，被调查者希望能够有专门的检测机构提供权威数据，并以此来强制要求厂家达标，以保证消费者的健康需求。
同时，超过8成的被调查者认为，如果不同厂家或产品在车内空气质量上差别较大，那么车内空气质量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汽车营销中的一个新卖点。
老题新解
对于大多数买过车的人来说，都有一种共同的经历。当新车回家后，车内会有明显的异味。人们往往需要采取通风、放炭包等各种手段来消除它。而这样的时间至少需要3个月以上。
其实这就是车内空气污染。
在本次调查中，超过9成的调查者对此都深有体会，但车内空气污染之所以长期没有受人关注的原因是，消费者不知道这些异味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它包含哪些成分，更不知道它可能给人体造成怎样的伤害。
当人们知道了所谓的污染物是哪些化学元素，了解了它的危害，消费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度便空前提高，特别是涉及到人身健康和安全，这一问题更显得尤为严重。
因此，在调查中，超过8成的被调查者表示今后购车时，车内空气污染将会是他们的一个考量因素，更有超过5成的被调查者表示，如果车内空气污染严重，无论车辆外观、性能有多好，他们都可能会放弃购车。
未公开的数据
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虽然我们知道了车内空气有污染，但是这些污染物到底程度几何？怎样的车内空气质量才算达标，才不会对人体有危害？
至少到现在，市场上还缺少这样的鲜活数据来证明，人们对它的判断更多还是在固有的印象和感知上。
在本次调查中，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对于哪家企业的产品车内质量更好无法形成结论。而在合资产品和自主品牌产品的比对中，更多人认为合资产品的车内空气质量更好，但是这样的结论缺乏科学依据的支持，也最多是停留在人们对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的整体印象上进行判断。
因此，人们迫切地希望能够有权威部门对车内空气质量问题进行检测，并且对这一关乎人身健康的指标同燃油消耗指标一样在销售环节进行公开，给消费者以知情权，并进行选择。
而厂家如果在检测中发现不合格或可能造成污染的配件，接近6成的被调查者认为，无论是否可能导致车辆成本上升，企业都应该出于社会责任予以更换。
或成新卖点
随着中国汽车社会向成熟迈进，人们对于车辆安全问题的关注也正在日益提高。对于车辆安全，人们不再仅仅关注碰撞数据、车内有多少安全气囊。轮胎、车内视野、空气质量这些细节都成为了人们购车时考量的因素。
当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出现有的汽车产品在车内空气质量上的差距如何，但一旦有相关的数据公开，不同厂家或产品间的数据差异较大，超过8成的被调查者认为车内空气质量一定会成为汽车营销上的新卖点。
引言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一直稳步的增长，所以现代工业相关的能源消耗问题也在不断增加，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深化，而且机动车数辆也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从而导致城市空气污染作问题倍受人们的重视。随着大气污染治理中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飞快发展，空气自动监测站也越来越多，自动化空气质量监测站对于监测过程中环境质量的控制保证这一环节也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对城市大气环境中出现的主要污染物质进行连续或定期地检测，判断大气环境质量是否达到国家制定地大气质量的标准，而且做到全程空气质量监测尤为的重要，为此本文对城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1 空气自动监测站质量控制监测系统的介绍
空气自动监测系统是由中心计算机室、监测子站、系统支持实验室和质量保证实验室等部分组成，如下图1所示。其中中心计算机室的主要任务则是通过无线或有线通讯设备，处理各子站的检测所得数据和机器设备的工作状态信息，并对收到的检测数据进行准确的判别、检查与储存；对采集到的监测数据进行合理的统计处理和分析，同时还对对检测子站的一些检测仪器进行远程的诊断和校准。而监测子站的主要任务是对环境的空气质量以及气象状况进行不间断的自动监测，还包括采集、储存和处理监测的数据，再按照中心计算机的指令随时或定时向中心计算机传送监测所得的数据以及机器设备的工作状态信息。关于系统支持实验室的主要任务：则根据机器设备的正常运行要求，对系统的仪器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和保养，还会对发生故障的机器设备进行准确的检修或更换。最后关于质量保证实验室的功能： 它对系统所用的检测设备进行标定、审核和校准，还对检修后的一些仪器设备再次进行校准以及一些主要技术指标的运行进行考核，质量保证实验室还会制定和落实有关检测的质量控制措施。
图1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2 大气污染以及空气自动监测的优点
大气污染按照国际标准的定义为“大气污染指的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或是自然过程中引起某些有害物质进入大气，当呈现出了足够的浓度以及达到足够多的时间，并因此而危害到人体的健康、舒适或环境污染的现象”。污染城市空气质量物质主要包括硫氧化物、一氧化碳、臭氧、氮氧化物以及可吸入一些颗粒物（pm10）等。通过对大气质量的监测而获取具有完整性、连续性的分析数据，这些数据为政府的管理部门和职能部门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信息，相关部门以此数据为根本依据制定出大气污染控制和管理的相关法规和政策。
还没有空气自动检测的设备之前，检测主要是通过人工的采样，来分析和处理数据。这种原始的方式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测得数据的连续性也比较差，人工环节的一些不确定性还会导致数据出现不准确现象，因此不能做到实时的监测，不能及时的反映出空气的污染状况。空气自动监测则可以很好的避免以上的各种缺点。空气自动监测是以空气质量检测自动分析的仪器为核心,并且运用一些现代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传感技术、自动控制技术、自动测量技术以及通信网络与相关的专用分析软件综合组成的自动监测体系。空气质量的自动监测系统分为干法和有湿法两种方式。其中湿法则是根据导电法和库仑法的测量原理，其设备的操作方式很复杂、维护的费用也比较高、测量数据往往偏差会比较大等诸多缺点，已经被逐渐的淘汰掉。而干法则是根据物理和光学的测量原理，其设备的操作相对比较简单、维护的费用往往较少，所以干法慢慢已经成为了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的主流。在现阶段，干法空气自动监测站则主要是由空气自动分析仪、样品采集、动态自动校准系统、气象参数传感器、传输系统和数据采集以及条件保证系统等各部分组成。
3 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中空气自动监测站的应用
当下工业废气的超标准排放是我国大部分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工业工厂排放到大气中的一些污染物的数量巨大，而且种类还繁多，其中包括氮化物、硫化物、卤化物、有机化合物、各类金属以及非金属粉尘等。虽然工厂会按照国家法规来配备必须的排污处理设备，但是很多工厂为了更多的降低成本，经常偷偷的关闭排污设备或者仅仅启动小部分部分排污设备，直接将很多没有处理的废气排放到大自然当中，而工厂的排污设备仅仅成了应付上级检查的工具。在工业厂区的附近设置空气自动监测站，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做到实时监控，一旦有工厂关闭排污设备将没有进过处理的废气排向大气或排向大气的污染物超标，大气自动监控站就会第一时间的监测到，政府的相关部门就可以对该违法违规企业进行相应的处罚，并且要求该企业立即开启排污设备。大气污染的实时监控就可以对一部分试图钻法规空子的不良企业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从而很好的保证了城市空气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交通事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导致私家车的数量也呈几何倍数飞快的增长，这样也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汽车会排出含有氧化氮、、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多环芳烃、铅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的尾气。而在市区中设置空气自动监测站就可以准确的监测到大气中有害气体的含量，这样可以很好的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提供准确的科学依据，在城市中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地方，还可以实行机动车辆禁止通行区的方法，从而减少了汽车尾气的排放量，而且还可以控制私家车的数量。
4 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中空气自动监测站应用的注意事项
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中空气自动监测站应用时，要严格的根据空气自动监测的数据来了解城市大气受污染的现状以及未来几年的污染趋势，来计算出城市中不同目标区域内允许的最大有害气体的排放量或必须消减的废气排放量，从而制定可持续发展、科学的的空气污染治理方案。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时，还要了解城市能源消耗的结构、工厂企业布局和交通道路情况，根据空气自动监测站来准确获取污染数据，从而确定大气污染物质中影响范围最广、浓度最高、对人身体伤害最大的有害物质。只有全面、准确的了解城市大气污染的现状，政府部门才能更好地制定符合本市科学有效的、实际情况的治理政策。通过调整工业场地的布局，合理利用大气环境的最大容量做到大气自身的出力，从而使生态平衡。还要注意加强对企业废气排放的管理和监督工作，降低城市污染物的排放量，一旦超标排放要严厉的惩处。随着国家和人民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空气自动监测将会在未来的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中做出更多的贡献。
5 结束语
21世纪是信息化与网络化的时代，信息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绝大多数行业。空气污染信息的透明化可以作为城市空气监测发展的一个方向，建设以及完善空气质量的信息系统，提高空气自动监测所得数据的质量，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多用一点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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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较关注室外环境污染问题，而室内环境污染问题则长期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室内环境污染的危害程度并不比室外低，有时甚至比室外更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室内装修已成为新的时尚，但是由于不合格的装饰装修材料的使用，以及过度装修使室内空气污染日趋严重，对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现代成年人70%―80%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老弱病残者在室内待的时间更长，可达90%以上，每人每天要吸入12―15立方米的空气，可见空气质量对于人体健康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清新的空气使人精神焕发、身心舒畅、不易疲倦、工作效率提高，而不洁净的空气可以引发多种疾病。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一味强调室外环境空气质量，而忽视室内环境空气质量是不科学的。有专家认为，在经历了18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煤烟型污染”、19世纪石油和汽车工业带来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之后，现代人已经处于“室内空气污染”的第三污染时期。
为了更好地了解室内空气污染物、污染物的来源及其对人体的危害，我对呼和浩待市几个区进行了问卷调查，目的是想提醒人们重视室内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性。
1.内容和方法
1.1调查对象
在呼和浩特市市区内，以整群抽样为原则，随机选取住户，对常住在家人员进行人口问卷调查（包括居室环境、装修情况、健康状况，以及室内环境污染问题的了解情况的调查）共调查了1000户，3700多人，其中赛罕区（包括宾馆）403户，2100多人，回民区（包括宾馆）201户，408人，玉泉区、如意区、金川开发区共398户，1200多人，男性2000人，女性1700人，平均年龄39岁，高中、中专、大学学历者占有比例较高，初中以上学历者占80%。
1.2居室环境调查
居室环境调查包括一般情况调查、房屋基本结构、装修情况（如门、窗、地面及厨房等装修情况）家更新及材料使用、燃具、家庭中吸烟情况，使用化学品、化妆品情况及入住后的生活习惯（采暖、空调、冰箱的使用情况及饲养宠物）等。
1.3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调查包括一般情况、吸烟史。疾病史，公共学习情况场所人的健康状况，包括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疲劳、头重、恶心、头晕、胸闷、气短）、眼部、皮肤等情况进行了调查。
2.结论
本研究调查了一千户，在被调查的人中，除询问文化程度和经济状况外，还选择了几个常识性问题，回答正确率不高，只有31%的人基本了解室内空气污染的相关知识。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人都认为室内空气污染有害，但是申请检测的人数极少，这种意识与行为的反差，表示市民对室内空气污染有害健康的认识较肤浅，缺乏提高自身生活环境，以保护健康的意识。
本次调查显示市民对相关知识的综合知晓率在60%以上但仍有部分居民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存在认识误区。如有人认为只要选择了环保材料就不会有污染或装修完工没有气味就很安全等。且被调查者关于有害气体对人体产生的慢性、潜在性危害认识不足。被调查者中，大部分人对自家居住的环境表示满意且居室中都不同程度地装修过，家中有吸烟者的占60%。此次还对家中装修情况进行了调查，水性涂料占80%。地面一般用的是瓷砖和实用木板，门一般采用模压门、实木门。家中不同程度地使用化学品、化妆品、洗涤剂、防臭剂，等等，而且有些爱美女士有烫发的爱好，有些人家里喜欢养宠物。调查显示，60%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亚健康状态，眼部不适、干涩、咳嗽、头晕、头重、胸闷，皮肤干等问题普遍存在（不适率比30年前有明显升高的现象）。
3.分析讨论
3.1室内空气污染物的种类
室内空气污染可理解为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引起某些物质进入室内环境，呈现足够尝试，持续足够时间，并因此危害了人体健康，室内空气污染包括，物理性污染、化学性污染、生物性污染和放射性污染。物理性污染是指因物理因素，如电磁波、噪声、振动，以及不合适的温度、风速和照明等引起的污染。化学性污染是指因化学物质如甲醛苯系物、氨、氡及其子体和悬浮颗粒物等引起的污染。生物性污染是指因生物污染因子主要包括细菌、真菌（包括细菌孢子）、花粉、病毒、生物体有机成分等引起的污染。话筒性污染物是指由于话筒性物质所引起的污染。室内空气污染物主要是人为污染，以化学性污染最为突出。
3.2室内空气污物的来源
室内空气污染的来源是相当广泛的，而且一种污染物可以有多种来源，同一污染源也可以产生多种污染物。只有准确地了解各种污染物来源，形成原因，以及进入室内的渠道，才能采取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措施保护室内环境。化学性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日用化学品、人体排放物、香烟烟雾、燃烧产物，如二氧化碳、氮的氧化物、一氧化碳，等等。生物性污染主要来源于室内生活垃圾、室内植物花卉、宠物，等等。话筒性主要来源于地基、建材、室内装饰石材、瓷砖、浴具等物理性污染主要来源于人们使用手机、电脑及家用电器，等等。污染物的来源可以更为细致地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3.2.1来源于建筑装修材料、家具和家用化学品（含有很多有机和无机化合物）
建筑装修材料自身彩旗的有害物质主要有氨、氡。氨产生于建筑施工中使用的混凝土外加剂，释放氡的建筑材料包括建筑材料建筑材料自身氡的建筑材料，包括建筑石材、瓷砖、土壤、泥土，等等，石棉和玻璃作为建筑材料材料广泛应用于学校、医院、住宅和商用的防火隔（吸）声和管道的内衬层。还有一些材料释放有害物质的同时也吸附从其他污染源释放的污染物。室内装修时使用的胶合板、细木工板、中密度纤维和刨花板等人造板材中的胶粘剂等以甲醛为主要成分，板材中残留的和未参加反应的甲醛会逐渐向周围环境释放，是室内空气中甲醛的主体。
3.2.2居室内人的活动
人的生理活动和生活活动也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人每时每刻都要吸入新鲜的空气，呼出人体代谢主要产生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气体如氨、二甲基氨，等等，人在说话打喷嚏时可能将口腔、咽内的微生物以飞沫的形式传入大气。再有就是人类吸烟的过程中可释放上千种化学物质，甚至有较强的致癌作用。人类养花、饲养宠物及各种家用化学品也是污染的来源，室内燃料的燃烧、家庭取暖、炊事活动使用各种燃料、产物多样、家用电器、交通工具及特殊的办公设备。
3.2.3房基地
房基地地层中的可逸出或者挥发性的有害物质，可通过地基的缝隙进入室内，如地层中有的污染气体，由于环境化学的原因在地域的演变过程中造成某一地区某些元素分布过高或是建房以前已被工业废弃物污染，又没有彻底清除而盖建房屋，一些农药、燃料等或者是宅基地中使用那些蓄积性强的农药。
3.2.4来源于室外空气环境
大气污染物可通过门窗、建筑物等进入室内如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的氧化物、烟雾、颗粒物、氨、硫化氢、花粉，等等，这类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工业、企业、交通运输工具、花木树木及住宅周围的锅炉、煤炉、垃圾堆，等等。
3.2.5质量不合格的生活饮用水
除烹饪、饮用外，人们生活在很多方面需要水，如打扫房间、沐浴，等等，而且这些水都可形成水雾。
3.2.6人为地带入家中
人们每天都要进出居室，容易将室外的污染物随身带入室内，如苯、铅、石碑，等等。
3.3危害
室内空气污染物种类多样、来源广泛。下面介绍几种主要污染物的来源及危害。
3.3.1甲醛
甲醇来源于建筑装修材料、家具、各种粘合剂、涂料、合成织品，等等。在日常生活中，甲醛释放入环境或被人体摄入的情况一般是在一些板材（三夹板、刨花板、中密度板）塑料、涂料等的生产和制造过程。在生产过程中，为防腐、防蛀和快干等目的，向这些材料添加了甲醛所以新居室的地板、家具、塑料、贴面等都可能随时向室内释放甲醛气体，造成室内空气甲醛从中释放出的期限可达3―15年。其次甲醛可作纤维助剂，在将棉、人造丝、地毯等加工衣料时的工序中，掺加甲醛，可防止衣物皱折。但是，在洗涤过程中又会重新释放出甲醛。再有在香烟的烟雾中含有甲醛。这些情况呼和浩特市普遍存在，甲醛对人身体健康存在危害，且甲醛已被WHO确定为致癌、致畸形物质，对人的眼睛、鼻子、呼吸道产生强烈的刺激，导致头痛、恶心、失眠、咳嗽、多痰，以及皮肤过敏。甲醛进入人体后，可转化为甲酸、甲醇等，对视力有一定的危害作用，这就是近年来人们患眼病的比率上升的原因之一甲醛中毒严重时，可导致肝功能和肾功能异长，甚至于死亡。
3.3.2氡
氡是唯一的一种放射性惰性气体，被WTO确定为主要的致癌物之一，自然界中有三种同位素，分别来自不同的镭同位素，可能对人体产生放射毒性的是氡222，几乎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受到氡的照射，因为从他们的居室中含有铀、钍的建筑材料中，不断会有氡气体释放出来，而氡衰变后会相继形成一系列放射性子体，氡及其子体对特别有害于人体健康。因为它们可依附于空气中的水汽或灰尘，进入人体呼吸道，沉积于肺组织及其邻近部位发射α射线导致癌变。此外在香烟中也含有氡及其子体，所以香烟致癌的原因也在于氡。
3.3.3氨
建筑施工中为了加快混凝土的凝固速度和冬季施工防冻，在混凝土中常加入高碱混凝土膨胀剂和含尿素与氨水的混凝土防冻等外加剂，这些外加剂的存在造成墙体会向内释放氨，此外人造板材加压成型过程中，使用的含甲醛和尿素成分的粘合剂，人的代谢物也会释放出氨，走了呼和浩特市几家烫发店发现都有强烈刺鼻的氨水味，这也是氨的主要来源。氨是一种具有强烈刺激性臭味的气体，可通过皮肤和呼吸道中毒。
3.3.4石棉
从陶器到建筑石棉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石棉不可燃烧，并且是热的不良导体。因此，用来生产消防员的救生衣和绝招产品，石棉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比如建筑材料、沥青、纺织品、涂料、喷气机部件、防渗漏剂、刹车衬面，等等，与室内污染总是有关的是石棉绝热材料的使用，石棉绝热材料可以向空气中释放微小的纤维，有的比人体细胞还要小。这些纤维不能被生物降解，被吸入肺部后永远地留存下来，长期积累导致肺癌的发生。
3.3.5电磁辐射
电磁辐射人们既看不到又听不着，但确实存在，打开收音机、电视机，空中就有电磁波存在。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很多电子产品、手机，以及家用电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为人类生活带来了方便的同时也给生活环境造成了电磁辐射污染，电磁波具有一定的生物效应，长期接触使机体组织温度上升，从而引起蛋白质变性、酶活性改变、工作效率降低、记忆力减退，长期处于低强度的电磁辐射中枢神经会受到影响，会头晕、嗜睡、无力、记忆力减退。
3.3.6其他
除上述几种主要室内空气污染物之外，不宜微生物、霉菌、尘螨、多环芳香烃、氮的氧化物、碳的氧化物、硫的氧化物，以及一些烃类都是室内大气污染物均对人体健康产生一定不良影响。
4.结语
从本次调查分析的结果看，市民的文化程度越高、经济状况越好，了解的相关知识就越多，对室内空气中的浸染物及其来源了解的也比较多，并知道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什么危害。但是，由于室内空气污染概念新，市民正确认识率并不高，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并不多，为此针对特定对象加强宣传指导，在控制室内空气污染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呼和浩特市市区内污染室内环境污染问题的调查，大部分家庭（70%）对室内空气污染问题了解不够，对于污染物的种类及其来源、危害更是不了解，只是一味地追求装修豪华、舒适的生活，而忽视了室内空气污染的问题，由此引发的室内污染日趋严重。市民对相关知识了解滞后，认识上存在误区，以及本地区的经济水平和市民的文化程度成为控制室内污染的制约因素。随着我国的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技术集约型转变，以及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室内从业人员的比例将大大上升，人们在室内渡过的时间将会越来越长，受到各种室内污染的几率将会大大的增加。为此从人们的健康的长远角度出发实验室内环境的治理已成为必须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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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finition, origin, research objects and related content of the indoor air quality and indoor air pollution, pu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oor air quality, and compares the indoor research situation, IAQ standards and the progress of IAQ evaluation index with that of abroad.
Keywords: indoor environment; indoor air quality (IAQ); pollution; standard; evaluation methods
中图分类号：B845.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导论
一天中人们会有80%左右的时间在室内度过, 室内空气质( Indoor Air Quality, IAQ) 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理、心理健康。从20 世纪60年代开始,如何保障室内空气品质的优良已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室内空气品质是指在某个具体的环境内,空气中的某些要素对人群工作、生活的适宜程度, 是反映了人们的具体要求而形成的一种概念。这种概念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的, 室内空气品质并不局限于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治理, 还包括室内适宜的温湿度、生活的舒适感和居室的美观性。但在现有阶段, 室内空气污染物仍是影响室内空气品质的主要因素。
1、关于IAQ理论的概述
1．1室内环境
室内环境主要指居室，广义上讲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包括办公室、会议室、医院室等室内环境和饭店、宾馆、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以及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室内环境从它的物理特性来定义，包括空气质量、照度环境布置和噪声等，其中最难的控制的是室内环境的空气质量问题。
由于室内引入能释放有害物质的污染源或室内环境通风不佳而导致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不断增加，并引起任的一系列不适应症状，称为室内空气受到了阿污染。
1．2室内空气质量的概念
IAQ的定义近20年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最初，IAQ几乎完全被等价与某些污染物浓度以及室内热参数，室内空气质量的好坏被理解为室内空气手烟尘有害气体微生物的污染程度，以及空气温度、空气湿度、流动速度等热环境参数。
1996年，美国供暖制冷和空调工程师协会（ASHRAE）新通风标准62－1989R，提出了“接受的IAQ”和”感受到的可接受IAQ“概念”。其中，可接受的IAQ定义为：空调房间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对室内空气质量不满意，并且空气中没有已知污染物达到了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威胁的程度的浓度；感受到的可接受的IAQ定义为：空调房间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因为气味或刺激性而表示不满，它是达到可接受的IAQ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这一定义包括了客观指标和主管感觉两方面的内容。可接受的IAQ标准要高于感受上的可接受的IAQ；因为前者是基于对健康是否有害的客观指标，并考虑了人们的主观感受；而后者只是基于人体感觉的主观评价。
国内有学者认为，室内空气质量是指在某个具体的环境内，空气中某些要素对人们生活 工作的适宜程度，它反映了人们的体要求而形成的一种概念，IAQ的优劣根据人们的具体要求而定。
1．3室内空气污染
室内空气污染的定义：由于室内引入能释放有害物质的污染源或室内环境通风不佳，而导致室内空气有害物质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不断增加，并引起人的不适症状。
室内空气污染具有积累性、长期性、多样性的特点。室内空气污染危害人的身体健康，影响人的工作效率。
1．4室内空气污染的种类和来源
室内空气污染主要有3个方面：室外空气污染，大气中的粉尘、车尾气和工业废弃；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和室内设备等；人类自身活动，人体代谢产物、烹饪或取暖造成的N氧化物、CO和粉尘，吸烟烟雾，清洁剂与杀虫剂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以及可吸入颗粒物等。
室内主要污染物可分为4大类：
化学污染：据统计，至今已发现的室内空气化学污染物约500多种，其中VOC达307种。例如，仅烹调油烟就产生多环芳烃、丙烯醛、颗粒物等200余种成分；烟草烟雾成分更复杂，已坚定出3000多种化学物质。装修型污染物种类繁多，包括甲醛、苯物系、VOC、氨、重金属等数百种化合物。
放射性污染：方剂地本身渗透的氡及其子体以及各种建筑材料中的放射性物质。其中，r射线来自房屋的建材大理石、花岗岩等天然石材，或掺工业废渣的建筑装饰材料、陶瓷砖等。氡及其子体来源于建材如花岗石、砖砂、水泥、石膏以及受氡污染的煤气、水等。
生物污染：细菌、真菌、病菌、花粉、虫螨等。仅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毒有200种之多，这些感染的发生绝大部分石在室内通过空气传播的。
电磁辐射：计算机、电视机、微波炉、电磁炉、广播、电视等。
2国内外室内空气质量研究的现状及进展
2．1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IAQ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制定了职业安全的车间空气质量标准。80年代末制定了公共场所的IAQ标准。90年代以来，由于室内装修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系统的IAQ研究开始展开。由国内60多家室内环境检测机构参加的中国室内环境联盟2003年在京成立。
（1）我国政府于2001年7月开始着手制定相关法规，现已公布并开始实施的有一下4种：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01）.此外，还有《住宅《装修工程施工规范》》（2002年5月1日起实施）、《建筑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2002年3月1日起实施)。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标准》（GB28580～18588－2001），共10项，2002年1月1日起实施。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弟110号，2002年5月1日起实施）。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2002),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卫生部和国家环境总局共同颁布，2002年3月1日实施。
（2）室内各种污染物的检测方法。为保障公众的健康，2001年11月26日，我国公布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01.该规范要求，对于民用建筑工程所用的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除了正常进行物理性能检测外，还必须进行室内环境污染浓度检测。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下：
环境空气中氡的检测活性碳核法
环境空气中苯、甲苯、二甲苯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环境空气中甲醛的测定酚试剂分光光度法
环境空气中氨的测定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3）室内空气质量评价。目前，对IAQ的评价采取客观评价和主管评价。客观评价是采用室内空气 污染物浓度等指标来评价。客观评价的依据是各种污染物浓度、种类、作用时间与人体健康效应之间的关系。主管评价即利用人体的主管感觉对室内环境进行描述和判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时表达对环境因素的感觉，二是表达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主管反映往往较某些客观的评价更具重要意义。目前，我国IAQ 主要评价方法是由同济大学沈晋明提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评价方法。还评价方法的评价过程主要有三条途径，即客观评价、主观评价和个人背景资料。客观评价直接用室内污染物指标来评价IAQ，主管评价即利用人自身的感觉进行描述额判断，最后综合主客观评价，结合个人北京资料作出结论。这一方法提出了评价IAQ及提高IAQ较使用的工作流程。
（5）空气净化技术。目前我国的空气净化技术级别很多。主要是通过分离、净化、过滤三个步骤。开发的新技术有光催化氧化法和等离子体净化方法等。
2．2 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气，IAQ研究在国际上开始受到重视，政府与民间组织、机构、投入两人大量的人力和经费从事室内环境问题的研究。美国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室内环境安全与空气质量，法国成立了室内空气质量检测中心。不少国家投巨资建立了专门用于室内环境研究的受控研究舱，如美国劳伦斯伯克实验室的室内环境系、丹麦理工大学的室内环境和能源国际中心等。另外日本美国等还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室内建筑、装修材料和家庭用品管理的相关法律。
2．3我国IAQ与国外IAQ比较之我观
世界各国对IAQ已有深入研究，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系统的制定出IAQ标准，主要原因在于IAQ管理实际操作中的困难性。作者因时间有限，主要进行了一下两方面的比较：
IAQ标准的比较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室内污染特点不同，人种、体质特性不同，制定标准的目的不同，因此，各国IAQ标准值是有差别的，且多为推荐标准，总体上可以归纳为5类：空气污染卫生基准、职业安全标准、公共场所IAQ标准、居民住宅IAQ指导标准、暖通空调的行业标准。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IAQ标准包含的指标较全面。最新颁布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中全面规定了室内空气4类19个指标的限量值，其中与人们生活和工作长期密切相关的物理性参数4个，化学参数13个，生物性参数1个，放射性参数1个。甚至包括了主管指标。
发达国家的机械通风行业标准一般包括IAQ标准，这类标准多数同时也是职业安群、公共场所或居民住宅的IAQ标准。而我国则在IAQ标准中包含一些暖通方面的指标，如新风量、相对湿度和温度等。
氨在我国制定的多个IAQ标准中均作为一个指标，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北方民用建筑工程冬季施工过程中使用含氨基类混凝土防冻剂导致了室内氨污染。而在发达国家，氨没有被列入IAQ标准。
美国IAQ标准中包括氯丹，美国很多房屋建筑使用大量木材，氯丹常被用于防治损害房屋木建筑材料中的白蚁而成为室内主要污染物之一，国内则无此问题。
室内建筑装饰装修材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标准比较。控制室内主要污染源建筑装饰装修材料是提高室内空气质量一个重要方面。欧美国家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推行产品环境标志计划，不要求企业必须执行，但是获得认证的产品往往受到消费者的信赖，能够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绿色消费。我国的建材限量标准具有强制性，尽管我国在制定建材限量标准方面起步晚，但发展快，因为我国制定这些标准时充分借鉴了上述发达国家的标准和有关国际标准。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