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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音乐教化思想简述
礼乐教化思想在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本文以以西周时期与孔子的音乐教化思想为例简述这一思想的要义。
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音乐的教化功能。《尚书・舜典》中记有：“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神人以和。”由此段话可知，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注重音乐教育的道德教育功能，通过学习音乐使贵族子弟达到个性正直温和，宽大谨慎，刚毅而不粗暴，简约而不傲慢的境界，这是周代礼乐教育思想的先声。到了西周时期，礼乐教育开始作为治国方针被提上日程，并且成为西周音乐教育的主体，具有伦理化、政治化、宗教化的性质。这一时期的礼乐教育也具备了审美教育的性质，在具体的实施上礼乐教育互为表里，各有侧重。在教育活动中以音乐为手段，但德育在当时是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是音乐教育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非为了提高人的素质，始终是统治者用来教化人们的工具。以后的朝代大多沿袭西周的礼乐制度，看重音乐教育功利性的作用，这必然会忽略其对于人自身的锻造作用。
孔子是乐教思想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开创私学，在学校中开展“六艺”教育，《论语・泰伯》中有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的完成看做是整个教育完成的标志，礼乐教育是孔子音乐教育内容的主体。但孔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所谓“礼乐 礼乐”，礼始终摆在乐的前面，实施乐教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辅助礼制治国，音乐教育不是作为一门艺术来发展的，即使在当时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也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单纯的以育人为目的也更无从说起。不论是对待西周的礼乐制度还是孔子的音乐教化思想，都应该辩证的看，挖掘出适合当展的精华部分加以适当的修改以适应当今音乐教育的发展。
二、礼乐教化思想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影响
近现代时期的音乐教育史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也是在这一时期内，西方的音乐教育思想传到中国，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教化思想发生碰撞，同时也是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与当今音乐教育的过度连接部分。
前面已经提到，在我国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中，德育是其主要的目的，所以才有“明人伦”一说。所有的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优秀健全的人，人之所以比动物高级就是因为人能有意识的遵守一定的社会规则，如何去做人使得德育在任何教育中尤为重要。这里又要提到，在我国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中，德育育人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整个音乐教育的价值导向仍是功利性的即维护封建统治，这也是与西方音乐教育思想中德育作用的最大分歧。在西方音乐教育中，音乐的德育作用是为了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最终提高人的素质。近现代历史上一批早期的音乐教育家开始倡导西方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丰子恺、萧有梅等，将音乐教育思想的重心放在美育上。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美育思想的发展与我国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仍有密切的关联，古代礼乐教化思想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设，那么在近现代时期如何扬弃这种附加在音乐教育上的巨大的功利性政治性目的呢？那就是进行美育。
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到：“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但“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从这段话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美育在培养纯洁高尚的人这方面独特的优越性。美育以提倡无人我、超利害为宗旨，音乐教育作为美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是超越实利主义的，所以才能摒弃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中的功利性因素。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也可以理解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即音乐教育是最终实现育人任务的手段。美育思想在刚刚引入的近现代时期是最纯粹的，也是最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审美的音乐教育尽力排除功利性、政治化的因素。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却含有巨大的功利性目的，那就是对人的培养，只不过这是一个隐性的、长期的过程。
无论是实现音乐教育本身的教育目的还是实现辅助德育的目的，音乐教育都必须发挥音乐艺术本体的特点。我们应该看到音乐教育的德育作用，但是要清楚两者不是从属或者包含的关系；通过音乐达到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音乐的任务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任务。在现代社会中，其所含的功利性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艺术具有普遍性，要看到其反映的普遍性的东西。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达到思想情感上的潜移默化，培养高尚完全的人才是音乐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三、礼乐教化思想对目前音乐教育的启示
在分析过古代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中与西方教育思想的融合后，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音乐在育人方面的优越性，所以对它的发展应该谨慎规划。音乐教育发展至今，音乐教育必须以审美教育为核心的理念基本已经得到认同，但音乐教育同时也应该肩负其他的责任。音乐教育不仅应该姓“音乐”还应该姓“教育”，它是音乐和教育德统一体，既肩负着实现音乐本体价值的使命，又承担着实现他教育性的责任，即实现育人的目标，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和谐的人。苏霍姆林斯基曾多次表明这样的观念：“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同时也要看到音乐教育所含有的除了审美价值之外的实用性价值。保罗・哈克就说过：“一个仅仅为自身而存在的，仅仅为自身而有用的学科，例如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教育，无论是从可能性还是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被视为学校的基础学科的。”这实际与礼乐教化思想和近现代五育并举的思想有共通之处：看到音乐教育的其它功能，但是也应该坚定的以育人为根本出发点。
作为审美的音乐教育，审美与音乐的关系亦是相互的：强调音乐教育审美性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实现其教育性；音乐教育的审美性和教育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审美性是教育性的前提，教育性是审美性的目的之一。当人们把美作为目的和理想来追求的时候，就可以在真与善、认识与道德、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架起由此达彼的桥梁。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音乐教育的教育性只有以音乐为本，才能实现其与德育、智育等方面的教育价值，且这些教育的实现是一种隐性的、潜移默化的过程。音乐教育的核心是音乐美育，通过美向德、智、体等诸多方面渗透影响，而不应该离开美育这个核心，超越音乐艺术本身的规律，片面的追求它的德育和智育功能。
1.前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也随着蒸蒸日上，体育作为一种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同时，对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对教育的关注和研究也更加重视。随着社会关注度的增加，体育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在日益激发。面对这样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我国古代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的阐述与分析，运用其对现代体育教学的价值意义，进而提高现代体育教学质量。
2.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研究现状
2.1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我国体育伦理思想方面就已做了研究工作。经过学者们多年的努力，出现了一批极具价值的研究成果。通过分析整理所有文献资料，并按内容进行归类，内容涉及如下：
2.1.1体育伦理的基本概括
所谓伦理，按其字面理解，是指事物的次序和条理。体育伦理是指人们在从事体育运动过程中所构建起来的人伦关系，以及人们在处理这种关系时应该遵循的原则。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体育伦理具有不同的思想实质和理论形态，反映不同的时代精神。古代体育伦理学思想滋生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明确体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的思想。既有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又有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既包含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又含有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等。
2.1.2 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发展概述
中国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在古代大致历经了先秦时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封建社会前期（秦汉至隋唐五代）、封建社会后期（宋元明清）三个时期。
西周奴隶主、贵族对其子弟进行的“六艺”教育，其中“射”是军事体育，同时又被认为是培养思想道德、礼仪的教育手段。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提出“动，偏祭从者，户枢免瑟”，积极倡导“动以养形”的养生思想。道家重人贵生，追求“生存与享受”，它对于人的健康表现了极大的热情[1]。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文德不如武备，习礼不如讲武，这是他的军事体育思想的主流。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他选士练兵有一个特色就是注重教育与训练结合，不仅重视身体的训练，更重视思想上的教育，他说：“即戎之士，不可不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2]
隋唐时期的武则天首创武举开始，为朝廷选拔将才，武举的科目主要有“长垛”、“骑射”、“马枪”、“步射”、“筒射”、“翘关”、“负重”以及“材貌”、“言语”，每项都有具体的考试方法及标准。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教人习武艺，积极推动民间的习武之风，大大提高了武举水平。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体育伦理思想，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张载，他特别重视体育中的教育，并提出：“智、仁、勇，天下之达德”[3]，重视智、德、体全面发展，同时也重视体育活动时道德礼仪教育的作用。
2.2现代教学思想
学校体育学中最新教学思想有四点：以发展学生身心健康，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已发展学生兴趣为中心，即兴趣先导；掌握一两项体育专长项目，最终达到终身体育的思想；教师要做到主导作用，学生为主体，即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作用。无论国家颁布什么样的文件，目的都是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但是还是需要在以下方面有所加强： 教学观念的转变；学生兴趣和终身意识的培养；评价方法多样化。
2.3 中国古代体育伦理学思想对现代体育教学的价值意义
2.3.1 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爱人修己”的思想对促进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尊重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怎样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呢？通过以下几点：
体现创新思想，落实主体地位；加强学法指导，激发主体参与；实行科学评价，维持主体意识；尊重个性差异，强调多元解读；挖掘体育潜能，感受体育乐趣；用自身情激学生的情，让学生主动求知。
2.3.2 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体教结合”的思想对要求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有重要的意义
学校创设各种条件，开齐备门课程，开展多种活动，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以达到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怎样做到全面发展？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
（1）无论哪一个学科，都可有机地培养、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各个学科都有其共性的地方，通过学科教学助长这些共性、素质的发展；
（3）德育可渗透于各个学科的教学之中，在各个学科中发挥德育的功能；
（4）教师通过教研互相学习、交流，由实践上升到理论，在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实现教师自身的全面发展。
2.3.3 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培养学生兴趣有重要的意义
培养学生的兴趣目的是要使其掌握一两项技术特长，并为以后走向社会的终身体育做准备；教学过程中才有多种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吸引学生“乐学”；多开设一些项目，让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满足。
2.3.4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六艺”的思想对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思想有重要的意义
学校体育是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最重要的一站，是进行终身体育教育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其中在学校体育中实施终身体育教育必须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培养学生自我锻炼能力、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怎样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呢？分别从以下几点方面着手：
（1） 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情、兴趣、爱好。实践之后，学生自然会选择适合自己的体育项目和锻炼方法，对体育的认识相应提高，为实施“终身体育”教育奠定了基础。
（2）根据教学内容培养学生自我锻炼能力。锻炼内容应多样化，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
（3）通过理论讲授可使学生加深对体育的认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明确体育锻炼的目的，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使体育理论成为学生终身坚持体育运动的健身指南。
（4）教师可以借助于学生身心发展中的逻辑思维和自我意识的调解能力，借助于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积极引导并启发学生的自我意识，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与良好的个性品质。有了固定的兴趣和自己擅长的体育项目，有利于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对现代体育教学的价值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发展学生身心健康，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以发展学生兴趣为中心，即兴趣先导；学生根据自己爱好，掌握一两项体育专长项目，最终达到终身体育的思想；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及学生的主体地位。
3.2建议
我们现在继承的体育教学理念是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精华部分，既然是我国传统的思想，便也有糟粕之处，如儒家以及汉代的董仲舒都认为应重文轻武，直至今日还影响着我国的有些国民。所以为了学生身心健康协调发展，综合能力的提高，本人积极倡导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体育伦理理念的同时，开设各种娱乐竞技项目，提高他们的兴趣并积极主动参与，为以后走向社会更为终身体育的形成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作为人类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素质教育的观念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与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丰富的儒家文化，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规定了素质教育的观念的主要内容。素质教育的根本点是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弘扬平等自由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主流社会来讲，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理想中的儒家精神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以修身为本、以仁道为重心的人文理想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历史和传统纽带，“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崇德修身”、“建功立业”“整体为止”、“仁爱和谐”。儒学中善的观念是以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为基础的，它以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为灵魂，以“礼”为框架。“仁”的基本精神以孔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爱人”和“忠恕”， 而“爱人”和“忠恕”的根本途径是“克己复礼”，可以说“克己”与“修身”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倡通过个体以仁为目标的道德修养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中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即弘扬人文精神的教育。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三）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契合点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是素质教育应贯穿于专业和课程教学始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以学生的实际和学习需求把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和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理念。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标；把文学作为道德教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文以载道”是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众多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面貌，更真切地记录了他们心灵。在当今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利用文学作品本身的教化作用，全面深入梳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阐释其思想意义或价值，明其所载之“道”，阐释作品包蕴的真善美的光辉，以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能更深一层体会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二、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理念大厦的构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参阅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大批优秀的作家群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理念本身就映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优秀成分，并将这种精神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进行凝聚、传承、强化和进一步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想之塔的构成博大而深邃，精美而瑰丽，千百年来扩散着无尽的阅读、评鉴、感悟的品格张力，不同的文学家、批评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常有精辟概括之词，不尽一致，各领。中国古代文学中映现出来的儒家理想价值体系，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因素。
（一）诗歌
诗歌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已被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所认同。诗歌所蕴含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社会责任的实现与追求。
（二）散文
蕴含儒家思想的散文始终存在，作品反映的基本思想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它的许多经世致用的优质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在《论语》、《孟子》到《荀子》这些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
（三）小说
不仅诗歌、散文蕴含儒家思想，极具教化作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为目地。中国传统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处处显露着对人生存价值的思考和评判。
三、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全经济球化时代对人整体性综合素质的看重，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谐与法治并重、培育理想的人格和人性，而儒家人文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和当代大学教育的努力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提高大学生素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丰富素质教育内容，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弘扬儒家理想价值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弘扬有着重要的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对生命价值精义的阐发，已深深渗透与中华民族的观念、习俗和思维方式之中，是民族传统拥有更多光华，使后人成长拥有更多钙质，为我们国人贮藏着取之不尽的营养。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17-0122-03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是由著名音乐学家，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陈四海先生所著。陈四海先生在音乐史研究领域有着突出的贡献，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及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专业，在其研究领域中硕果累累，其代表作有：《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等十部，并发表学术论文《乐府：始于战国》、《“三月不知肉味”新解》等百余篇。笔者有幸成为陈四海先生的学生，跟随陈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陈教授的谆谆教导使笔者一步步成长。《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以其缜密的思维及逻辑性向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详细记录了自先秦至明清时期的音乐现象，及各阶层人士的音乐主张，以时代背景为纵向，以各时代的音乐现象为横向线索，将音乐现象层层剖离，以此阐释音乐的本质及其内在之规律。《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涵盖面极其广泛，陈教授翻阅了无数资料进行考证，参考文献多达四十余部。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将各时期所出现的文人音乐作为研究对象，并将文人音乐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现象与社会历史风貌，及音乐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解析。
一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音乐思想
音乐思想是指人们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音乐思维与音乐观念，能够反映出人们对于客观音乐现象的理解与认识。中国文化可追溯到先秦，有文化就有音乐，同样中国音乐亦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由于士大夫阶层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力量，因此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产生于士大夫及贵族阶层大文人之中，文人音乐体裁十分丰富，又因中国地域宽广，不同体裁的音乐又分不同风格的品种和流派，这些不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正是文人音乐思想的集中体现。
书中即有记载，甲骨文中“N”既为“礼”字。后郭沫若先生将“N”字解读为是鼓的一种代称。由于鼓在古代音乐祭祀礼仪中是必不可少的乐器之一，乐通过鼓来传送与展现，因此，礼与乐不可分。先秦时期的音乐已然是歌、舞、乐三者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艺术。先秦礼乐历经了原始礼乐风俗、西周礼乐制度，更是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思想。但无论经历哪一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思想，都与“儒”字相关。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在开篇之处，陈教授以音乐考古学的方法通过对古文字的探究，寻找“儒”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联系的千丝万缕，以此阐述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至高位置。阐明了“政教合一，礼乐相随”的礼乐文化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可见，礼乐制度的重要性。
陈教授将先秦时期的“儒”解读为有着专门技艺并且可将专门技艺传授给他人的艺人。且进一步将“儒”字解读为“需”字，意为古代祈雨活动以解不时之需。同时论述了“雩”字在甲骨文中为“祈雨之舞”。将“需”与“雩”字做字形上的比较时可看出，两字字形都为正面人形，一个手拿饰物，一个则不拿。从字形上来看，“需”字与古代祈雨活动有关。如前所述，甲骨文中的“儒”字为“需”字可说明“儒”字是祭祀文化中的领导者。以此可见，“儒”并非起源于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但儒家重视礼乐这一观点，不可否认。
中国音乐文化与“儒”家密不可分。因此，探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音乐思想。陈教授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中将孔子的音乐主张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孔子的音乐思想早已在《礼记》中完全展现。孔子出生在“礼崩乐坏”，社会经受大变革的春秋时代。礼乐制度产生于商代，成熟于周代，周公制礼作乐沿袭了前朝的传统。孔子尽可能地维护旧的礼乐制度，试图通过礼乐制度来维护封建统治的地位与利益，以达到安民心、定社会的目的。
孔子将“善”与“美”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论述，并主张“郑声、思无邪”。孔子把“仁”看作是音乐艺术的灵魂所
在，认为人必须首先要具备良好的品质，才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陈教授在书中不仅详细阐明了儒家音乐思想，封建社会中的礼乐文化与礼乐制度，更是将其对后世音乐文化的影响做了进一步探讨。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中同样记载了儒家学派中其他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主张，如孟子、荀子等。孟子的音乐主张与孔子音乐主张中的“仁”字相一致，音乐应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同样不谋而合。孟子认为音乐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政治、伦理等有密切的关系，并提出了“与民同乐”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孟子忽视了阶级对立性，将阶级之间的矛盾与观念上的差异完全忽略。另一位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孔子的礼乐思想，并在对先秦儒学家们的音乐思想总结的基础上将音乐思想进行提炼升华，著成《乐论》一书。《乐论》中将先秦时期艺术领域中的儒家音乐思想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将自己的音乐思想与主张放置进去，可见，《乐论》一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社会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根据自己的立场各自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因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中，陈四海教授将这一时期所产生的诸子百家音乐思潮做了详细的阐述，并进行了分类。如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音乐思想，主张“非乐”，以老子与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音乐思想与墨家音乐思想有极大的不同。不同之处在于道家主张“大音希声”，主张从“道”的角度去思考音乐。庄子主张自然无瑕的音乐才是最真的，他反对一切人工雕琢之后的音乐。把自然之乐称之为“天籁之音”，而恰恰是这种“天籁之音”才会是符合天道的音乐，才是最终所真正能够留存的音乐。
二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思想
秦朝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社会的稳定使音乐文化思想有了极大的发展。秦统一六国后，文化大一统，各国文化精髓碰撞到一起，产生了新的文化火花。秦朝时期的歌舞音乐极为丰富，乐队规模比以往更为壮观。自秦始皇建立乐府后，音乐文化开始聚集，同时为汉朝的音乐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到了汉代，汉武帝的音乐思想非常开放，大胆把俗乐用于宗庙祭祀和日常享乐。这一时期乐府机构的规模进一步发展扩大。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思想领域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
政治上的平稳过渡和思想上的相对统一，使先秦的灿烂文化几乎完好无损地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音乐文化中，以礼乐为代表的文化脉络也就延续了下来。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在记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时，除了将该时期所出现的新的音乐现象进行阐述之外，还进一步将汉代音乐思想如何传承进行剖析，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深入到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中，也正是这些文人音乐家们将儒家思想进一步推广传承，使得儒家音乐思想能够得以长久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北魏礼乐制度和音乐文化的发展与孝文帝汉化改革有着密切联系。他要求恢复雅乐，完善乐官制度，不断汲取各民族音乐文化养分，使得这一时期民族音乐文化大发展为隋唐音乐的大繁荣奠定基础。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在阐述魏晋南北朝时的音乐思想时主要以记述人物为主线，以此来影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形态。
三 唐、宋、元、明、清时期的音乐思想
唐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富裕，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音乐文化同样发展到鼎盛时期。社会各个阶层中的文人们创造音乐的热情极为高涨，其音乐思想空前丰富，音乐现象亦精彩纷呈。唐太宗打破陈规，执行开放政策，与诸位大臣们一起围绕着关于音乐决定国家兴亡的论点，展开讨论。他提出“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的音乐思想，并大力发展唐代乐舞。这一时期由于贞观之治的开放，丝绸之路的发展，外族音乐继续与中原音乐融合，外来乐器也随之传入中原。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位大诗人不得不提及――白居易。他的千古乐诗《琵琶行》反映出他对政治、音乐文化的深刻理解，借景生情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同时体现出他的音乐思想。他是儒家学派的门生，懂得从音乐的角度把握乐舞与时政的相互关系。他的音乐思想也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所在。苏轼是宋代文人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还精于音乐，热爱古琴艺术及其他民族乐器，创作了许多琴曲，试图用古琴来解除自己思想上的苦闷之情，可以说古琴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先秦时期继孔子之后出现的第二位文化伟人，开创了墨学，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明鬼等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思想。为了宣传他的主张，墨子四处游说，言传身教，广征博引，以理服人。墨子的辩论与众不同，技巧高超，既不像孟子那样气势奔放、咄咄逼人，也不像庄子那样纵横跌宕、变幻莫测，而是朴实无华、推理严密。墨子的辩论讲科学、重事实，有理有据。“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明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以辩来别同异、明是非，形成其独特的“墨辩学”。墨子的辩论用词准确、语言缜密、百无疏漏，这在先秦诸子中是首屈一指的。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墨子辩论的语言艺术。
一、墨子辩论语言的表达特色
语言是辩论的物质手段。先秦时期，诸侯争霸称雄，造就了大批能言善辩的社会活动家、论辩家，他们的论辩语言各具特色，有的言简意赅，循循善诱；有的恣意纵情，奇特浪漫；还有的驳难离析，淋漓尽致等。墨子的辩论，语言简朴、平实，准确、生动。如在《墨子·非攻下》中，针对许多好战的国君常借商汤、武王的征伐行为，为自己的掠夺行为辩护，“今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战为不义，非利物与?昔汤放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墨子辩驳道：“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在这里，墨子明确区分了“攻”与“诛”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其语言准确击中对方要害，墨子以简朴平实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可谓一字千金。
墨子的语言不但准确，而且精炼。《墨子·修身》篇说“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就是要求论辩语言要精炼。有一次墨子的弟子禽滑厘问他：“多言有益乎?”墨子回答：“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辟然，而人不听之。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墨子十分精炼地说明了墨家反对说大话空话，但不反对说有用的进步的合时宜的话。
墨子的语言不但简炼，而且生动感人。例如，有人反对墨家“兼爱”的思想，并再三向墨子发难。因而墨子与他们展开辩论，《兼爱下》记载了这次辩论，对方说墨子的“兼爱”主张虽然好听，但不实用，“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墨子立刻反驳道：“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墨子认为如果“兼爱”思想只是好听而不实用，别说你们，就连我自己也要对它进行批判、指责，并进一步指出，哪有好东西只是中看不中用呢?墨子的语言简明生动，在先秦诸子中，是无与伦比的。
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评价墨子的语言“意显而语质”，也正是总结了墨子辩论的语言特色：准确、简炼、质朴、生动。
二、墨子辩论语言的逻辑技巧
墨子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的辩论博大精深，涉及到哲学、文化、逻辑、语言、思维、心理、角色等方方面面，尤其是强大的逻辑力量，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就先秦时代而言，中国形成有自己独特特点的关于思维本质与规律的理论，墨家的思维形式结构论是中国‘辩学’或‘名学’的奠基。”墨子在辩论中创造性地制定了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学说，揭示了逻辑所构成的这三种思维形式的区别。墨子的辩术是我国古代辩论科学的精华。《墨子·小取》所谈“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及“以名取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假”、“效”、“譬”、“侔”、“援”、“推”，以及《墨子·大取》讲的“故”、“理”、“类”等，都成为墨子的辩论法宝，体现了他高超的辩论语言技巧。下面从“假”、“譬”、“援”、“推”四个方面探讨墨子辩论的逻辑技巧。
(一)“假”式反证法
《小取》：“假者，今不然也。”《经下》：“假必悖。说在不然。”《经说下》：“假必非也而后假，狗。假霍也。犹氏霍也。”“假”就是假使、假若、假如、假设，指在论证一个命题的时候，先假定与这个论题相反的命题存在，然后根据这个命题的虚假来证明原来的论题的正确性。简单地说，“假”就是为了证明某个论题，就先假说它为相反的论题并由此推出错误来的证明法，即我们今天说的反证法。“它是通过确定与论题相矛盾的判断(即反论题)的虚假，然后根据排中律，由假推真，来证明论题的真实性的一种论证方法。”在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墨子强调，要注意假定的命题必须是错误的，才能证明自己的论题是正确的，即“假必非也而后假”，否则，不但不能证明自己的论题，相反，倒证明了论敌的论题。例如，要证明狗是没有姓的，就假定狗姓霍，而霍是霍氏人的姓，姓霍的人是不允许狗姓霍的，他们会反对这个荒谬的命题。于是，就证明了狗是没有姓的。又如在《节葬下》中，说当时的贵族统治者主张实行“厚葬久丧”，“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厚葬久丧”可以使贫者富、寡者众，墨子对此用“假”驳斥了厚葬久丧者的谬论：“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晏退；使士大夫行此，则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人，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纫。”为了批驳“厚葬久丧”，先假定它是对的，让国人都去遵守、执行，然而依从了这种主张。将会给国家造成一系列的恶果，执政者无法正常治理朝政，士大夫、农夫、百工、妇人都不能各司其职，根本无法富贫众寡，由此证明了“厚葬久丧”的荒谬。
(二)“譬”式证明法
《小取》：“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譬”就是譬喻，是说明道理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它不同于一般的举例和形象比喻，它所举的事例必须是双方已知和公认的，而且必须以承认此物与他物属同类为前提，否则就不能达到“举他物而以明此物”的证明目的。《荀子·释难篇》：“谈说之术，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譬喻就是因为直言不能将其事讲清楚而产生的，对于别人不信之“故”用譬喻来讲明。所以墨家将其借来作为“明故”的证明方法，这正是王充在《论衡·目纪》中所说的：“何以为辩，喻深以浅。”墨子喜用譬，也善用譬，他根据不同的“譬”式要求，经常采取三种譬式证明法。第一，取像于其物，以说明一般的规律。如《墨子·所染》：“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墨子认为，人的思想犹如一块白布，时刻受周围环境熏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染于善人则善，染于恶人则为恶，比喻习染可以改变人的性格，交游不可不慎。第二，取譬于成事，以指导人们的行为。如《墨子·耕柱》：“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县子硕问墨子谈辩、说书、从事三种为义的方式中，哪种最重要?墨子以现实生活中人人皆知“筑墙”一事为譬，巧妙地说明，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把墙筑起；为义和筑墙的道理一样，喜于谈辩的就谈辩，长于说书的就说书，善于从事的就从事，只有谈辩、说书、从事三者同时并举，通力合作，才能达到为义的目的。墨子如此譬喻，形象生动，使人有推窗观日、开门赏月的明快之感，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第三，以寓言作譬，以明辨义理。如《公输》：“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子墨子曰：‘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墨子以寓言作譬，铺张扬厉，步步进逼，穷理析义，不容不信，终于使喜好攻战的楚王不得不大呼“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墨子运用“譬”式证明法，或说理以阐明自己的主张，或驳斥以攻破敌人的谬论。或譬醒以激发他人的觉悟，取譬明理，把精当的论述与摹拟形象的描绘融合于一体，既给人以哲理上的启迪，又给人以艺术上的美感。
(三)“援”式推论法
《小取》：“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孙诒让据《说文·手部》所云：“援，引也。”解释为“谓引彼以例此。”“援”就是援引例子，即引彼证此，这种推论方法，就是逻辑学中的类比推理。
墨子“援”式推论所用的前提必须是对方说过的话或行过的事，或者是某人说过的话(如“圣王之道”、“先王之书”、“古书之言”)或行过的事并已为对方所承认和肯定了的。根据这个前提，墨子进行推论。如在《鲁问》中，鲁阳文君对墨子说反对“食其子而赏其父”的恶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岂不恶俗哉!”墨子道：“虽中国之俗，亦犹是也。杀其父而赏其子，何以异食其子而赏其父者哉!”在此，墨子以鲁阳文君所深恶痛绝的恶俗——“食其子而赏其父”作为前提，巧妙地推论出“杀其父而赏其子”同样是恶俗，有力地鞭挞了鲁阳文君好攻伐，使人民战死，又从而赏之的罪恶行经。这样的类比，入情入理，雄辩有力。
由于墨子的“援”式推论只要求其“然”必须相同，而不要求其“所以然”也相同，如只要承认“楚人非人”与“白马非马”这两个命题属于同类性质的命题，就可以由“子之然”类比推出“我之然”，至于为什么要承认“楚人非人”或“白马非马”的原因和根据等，就不便追究。所以，在使用这种推论方法时，可以暂时难倒对方，使自己获胜，但却不一定得到真理。超级秘书网
(四)“推”式推论法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能较好地协调古人从事体育活动的价值和利益关系，反映时代精神。 然而，进入高度发达的今天，以伦理道德为重心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影响下出现了一定的弱化和衰退，严重地制约着现代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了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体育道德规范，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渊源进行探析，并采取扬弃和内省的方式，实现体育伦理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创新。[1]
1 伦理政治型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
“一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2]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专制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是以封闭、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这种自然经济形态下，老百姓思想封闭，因循守旧，其活动基本限制在家庭范围内，从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别强调宗亲血缘和家庭伦理思想。并散射开来，要求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有礼有序，和睦相处的人身依附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
在政治结构上，至周朝起，中国封建社会就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家族为出发点，通过“家国同构”的组织建构和“由家及国”、“移孝作忠”的价值导向，达到族权巩固王权，宗统保护政统的目的。[3]表现为对内以血缘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序列，对外用分封制(姓氏和亲戚)和宗庙祭祀制度来维护和巩固统治。实质上，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家天下”“宗主即君主”思想的背后，只是借助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庭伦理和血亲道德对其思想的制约作用，使人们自觉遵守儒家的“纲理伦常”和“礼制”思想，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伦理道德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最终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世间伦理纲常、现实专制统治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和政治性特征。中国古代体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其说是被伦理政治型文化深刻影响，不如说古代体育已经成为一种道德教化、礼仪培养的政治工具:古代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旨在“明人伦，知礼法”;儒家主张“文武兼备”，其目的在于提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圣人;武林各派首倡“武德”，以匡扶正义、捍卫祖国为己任;岳飞背负“精忠报国”之志，拼死沙场，不吝其生……[4]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思想已深深渗透到我国古代体育中，使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处处体现“求善”“求治”的意蕴，表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精神。而古代体育过于强调其伦理内涵和政治功用，弱化了竞技体育应有的激烈、竞争的本质特征，与宗教、军事、医学等的紧密结合又加剧了这种倾向，后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方体育风格迥异的“哲学体育”。
2 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
2.1 天人合一—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 博大精深、意蕴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毕业论文 古代体育作为伦理、政治的附属物，始终以“天人合一”为思想主线，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也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主体价值所在。所谓“损肤不孝”、“生以养存”，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之目的在于修身养性、立身治世，与自然、社会保持一种和谐或稳态，体现了对人自身终极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体育的竞争和博弈意识，有利于培养运动员尊重对手、关爱生命的可贵品质，对中国体育形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我们应看到，“天人合一”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内外和谐与平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力量、速度和高度等体育因素的追求，背离了竞技体育固有的竞争、拼搏的本质特征，促使古代体育活动朝着重道德教化，轻竞技对抗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尚德不尚力”过于看中体育的政治功能，道家“尚柔守雌”而完全脱离社会，人们在儒道两家思想的交织影响下，往往安于现状、守柔不争，表现出与西方的武士精神、决斗风范大相径庭的大陆民族依附性特征，古代体育作为封建道德法则的形式而存在，则表现出了竞技性的缺失，表演性和技巧性的冗余，中国古代体育在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压抑下畸形发展，不可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2.2 和合中庸—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融会贯通，由此便形成了中华文化和合的思想观念。“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中华文化和合思想极具辨证思维，它积极地看待自然与人文、社会的差异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反映在体育伦理思想上，主张科学地吸纳不同流派的伦理精髓，通过异质文化内部的磨合、交融，达到外部的整体和谐。纵观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是以哲学文化为背景，儒道伦理共存互补为主线，援引阴阳五行说，兼揉法、墨、释、医诸家的伦理综合。体育伦理领域这种“兼容并蓄”的博怀，正是源于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观念。故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既重事功，主张“不仕无义”，又崇尚淡泊名利，行走江湖的侠义情怀;既倡导儒家“仁”“礼”伦理道德学说，又倾心于道家清心寡欲养生理论。
和合思想在儒家和谐理论中表现为“中庸”思想。硕士论文 中庸之道强调人和，反对纷争，重群体，重友谊，适用于人际交往的各层面，在古代体育活动也得到贯彻。传统养生要求“顺应四时”;蹴鞠力求营造“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谐氛围;太极拳要求身形“虚灵顶劲，尾间中正”，推手时做到“无过不及，随屈就伸”、“不丢不顶”等，[7]正是这种中庸之道的直接反映。
因“天人合一”思想而生的和合中庸观念，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建构具有双重意义:和合中庸思想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这对于中国体育形成团结合作、友谊第一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庸之不偏不依，允之适度观念，限制了人格独立，约束了个性解放。古代体育参与者严守伦常之理、中庸之道，难以突破伦理道德的束缚，在个性上严重缺乏冒险、竞争、超越的精神，从而决定了古代体育始终缺乏“力”之美，最终发展成为与个性张扬的西方体育完全不同的体育形式。
尊德重礼—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 根植于伦理政治型
文化背景下的古代体育，始终把道德礼仪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实践寓之德礼的“准体育”，影射和强化了深刻的伦理内涵，培养具有理想人格、文武兼备、身心俱德的君子、圣人。
礼射是我国古代的习武礼仪活动。后经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指导得以重新整理和诠释，进一步强化了道德礼仪的教化功能。一方面，礼射继续保持了繁琐复杂的礼仪程序，体现了森严的等级观念。《礼记·射义》开篇有云:“古有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行乡饮礼，故燕礼者，所以明臣之义也，乡饮酒者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不仅如此，礼射还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身份对配乐、侯(箭靶)、标准(父鹄、子鹄)等加以区分，旨在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即按既定的方针政策行事，达到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的目的。[8]另一方面，寓教于射，重视礼射的道德教化功能。祖师孔子主张“射不主皮”，淡化射技的同时，重视射手的道德礼仪培养。提倡“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爱人精神。孟子也指出“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从而确立了“正己从事，不怨他人”的体育道德。
武术是我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体系的一个全息影像。医学论文 综观古今所有门派都不约而同地默许和尊崇“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想，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放在首位。而各门派的门规戒约和谚语格言中，都蕴涵了丰富的伦理内容。
武林门派要发扬光大，首先要精心择徒，而在众多入门标准中，犹以德性考察为重。少林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主张“不仁者不传”。练武以“德薄艺难高”为指导思想，把武德培养视作通向上乘境界的精神航标。这样督促练武者在修炼武功的同时，既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笃行儒家伦常之理，中庸之道，提倡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的道德规范。又培养谦和忍让，立身正直，取义轻利，守信重诺的侠义精神[9]。而德中必有礼，礼作为德的外在体现在武术活动中也留有诸多痕迹。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在交手之前必有“有礼”、“承让”之类谦恭语，且武术交手中通常不伤及性命，主张点到为止。
统治阶级倡导寓德于体，把礼的观念植入体育伦理之中，其目的是引导民众在学艺中培养和升华道德礼仪，在习武中尊崇和默许人伦规范，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国封建道德体系的一个完整缩影，通过体育可以反映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伦理观与审美观。
德礼并举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的同时，遏杀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独立和拼搏精神，使古代体育活动从一开始就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中丧失了公平竞争的可能。而没有公平竞争的体育就不是真正的体育，古代体育在德、礼之双重约束下始终保持“准体育”状态，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2.4 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要成为圣人并非易事，必须把修身作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之根本，努力实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经世途径，力求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内贤”“外王”出入坦然的人生境界。
这种爱家及国的民族气节，在重视宗亲血缘，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既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也能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敬仰和尊崇，故历朝历代都大力推行以修身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治国模式，鼓励老百姓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影射了中国传统文化长久积淀的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中国古代体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极大的功利性。儒家主张通过个体的“身心兼修”以达到“文武兼备”的目的，进而提升到或仁或圣的状态;明代少林武僧为抗击倭寇，而抛开佛门戒律，大开杀戒，血染沙场;清末“少林戒约”后十条之首条要求习武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岳飞背负“精忠报国”四刺字，去抗击金兵，虽冤死沙场，但铸就了“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永为世人敬仰。
如果完全抛开阶级局限性，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古代体育伦理中蕴涵着立德事功的价值导向和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职称论文 集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意识。古人通过武术抵御外侵，改朝换代，推动中华历史不断前行的同时，促成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等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思想是君权专制主义的伦理基础，“忠君爱国”无疑是“忠孝”思想的标榜和典范，古代仁人义士为了维护君主、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权利和个性发展，重复演绎“忠君爱国”的高尚节义，实质上影射了古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绝对的人身依附和盲从，而这种变相的精神奴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独立意志和科学精神大相径庭。
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思想对现代竞技体育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运动员获奖时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崇高的精神荣誉。也可以反思中国竞技体育大环境为何如此“沉闷”，中国竞技选手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为何屡屡发挥失常等等，只因其背负太多的义务与责任。
以上从四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不可避免地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但谈古旨在论今，在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应扬其精华去其糟柏，使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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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1古代文学是传统思想的载体与重要传承工具
人的思想不同于物质，是无形的。所以在流传上就要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承载工具，比如创造物、传说、图腾等等。但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流传方法还是古代文学的记载和描述。我国的古代文学清楚直观的将遥远的传统思想进行了归类和区分，并且以最为直观的文字形式进行了记载，包括古代的生活环境、当时主流的思想动态、文化形式、药学化学等科技发展甚至包括当时人们的审美观与价值观等等都能在个中文献中得到体现。而其中的许多著作我们如今也还在普遍的运用与学习其中《论语》、《史记》、《本草纲目》仍然被我们当做学习的范本。前人的思想和智慧已经与古代文学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是无法分开的。
1.2古代文学能够帮助了解先人优秀思想
古代文学除了记录下优秀的科学理论与思想理论同时也有着许多优美的诗篇和兴味悠长的唯美之作。几千年的历史中每个阶段都有文人墨客们对于爱国情操的抒发、对大好山河的咏唱以及对爱情的追求等等。每个年代的文体和表达形式是不同的，但是其中心的含义和优美的词句是不变的。这些都促使着今天的我们对古代文学的热切研究，同样这也深化了我们对古代优秀思想的理解。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对古代文学的探究的确让今天的我们抓住了古人的思想精髓，也在同时让自己的言行更为端正与合乎传统的优秀理念。
2.我国传统思想如何与古代文学相互融合与发展
要做到弘扬民族文化继承优秀的传统思想就要与古代文学的充分的融合，充分利用古代文学并研究和探索其中深奥的理论，这才能促进我们思想上的进步。
2.1加大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力度与深度
我们手中掌握的历史资料与古典文献是十分丰富的，而且保存上也是相当完整的。但是在现阶段对于这些古代文学著作的研究却是有偏向性甚至可以说是片面的。当今比较受人们重视的古代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词、曲、诗作、小说等等文学类著作，相比之下对于哲学性、科学性和史学性等比较高的应用型作品就研究过少。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一类著作当中蕴藏的深刻思想哲理我们并没有深透的挖掘和继承，所以直到现阶段我们对传统思想的学习仍然不到位。要想使传统思想与古代文学充分融合并为我们现今的生产生活做出指导，全面的学习古代著作是十分必要的。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212-03
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兴旺发达的重要支撑点，是社会经济不断进步和社会精神文明不断发达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如何在教育之中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教师观、师生观、学习观以及人才观等对于教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当前我国教育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韩愈在其所著的《师说》中在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下积极倡导有效的教学目的观、方法论、师生观以及教师观等各类教学思想，对我国当前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革新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性意义和重大参考价值。
一、韩愈《师说》中的教学目的观分析
教育教学的关键问题总是围绕着教学目的出发的，那么什么是我们进行教学的目的呢？韩愈在《师说》中提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传道，将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相关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儒家之道是贯通天人的精神信仰，是普行人世的公共法则，是修养人身的美善德行，是遏恶扬善的正道义理和顺时应事的权变思维，也就是恒常真理与权宜变化相辅相成的信仰体系、价值准则和思维方式。这是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优化行为方式的根本。因此道的传承决定着儒家价值延伸的持久性和社会秩序、人文精神指向的明确性。韩愈在这里把传道放在教师教学3个目的的首位便是肯定了儒家之道在传教中的重要性；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二在于授业，将儒家的一些经典比如四书五经等传授给学生。其实从一定层面来看，这也是对传道的一个方式补充。作为儒家向学生传授儒家思想和文化知识，必须从最基本层面着手。要循循善诱，要由简易至繁复，由基础儒家典籍直到登堂入室。学生跟着先生的讲解说教，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也会逐步接纳儒家思想，从而用儒家思想作为言行标尺，不断修正自己的一言一行，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受教者，也在极大程度上会慢慢转变为下一代传教者；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三在于解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有效教学学生所提出的相关问题等。不论是施教者还是受教者，在传授和学习中，总会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疑惑。作为施教者，相对受教者拥有更多判别资格和知识积累，应当积极主动的用己知达到众解。让受教者在消除疑惑的同时，萌发对典籍的进一步学习的渴望。这3个教学目的之间的重要性在《师说》中也体现得十分清楚，作者不厌其烦，旁征博引，反复阐述这3个教学目的的重要性。从韩愈的教学思想来看，不论教师的教学目的是解决疑难问题，还是给学生讲述相关的儒家经典，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教学的核心目的――传道所服务的。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的时候首先需要确保学生能够有足够的儒家经典理论知识，在基本文化知识的支撑之下不断习得相应的读写、生存能力等，同时在课堂教学实践中通过问题的解决和分析使得学生不断提升自我悟道能力，从而最终实现我国传统文化以及道德的世代相传[1]。
需要明确的是，韩愈在《师说》中所强调的教学核心目的在于传道，而“授业解惑”这些次级教学目的最终是为了教学的核心目的――传道所服务的。《师说》认为只有同时完成这3个教学目的的时候，教师才算完成了整个教学过程。从现代教学思想的角度来看，韩愈《师说》中关于教学目的的理论，我们可以结合当下，得出结论，即教师应当在要求学生在实现思想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前提之下，通过知识的讲解和传授及时化解学生的心中疑惑和问题，最后实现学生综合智力的提升。但不论是作为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韩愈的教学理论还是当今教学的核心目标，以智力为本和以人文本的教学思想是亘古不变的。
二、韩愈《师说》中的教学方法论分析
韩愈在《师说》中指出了教学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师生双向互动的教学活动，这个教学思想的提出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具有前瞻性眼光的思想解放。教师对于学生疑难问题的解惑不仅仅对教师的能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同时也对学生的提问能力以及综合知识水平等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这就要求学生在日常教学课堂学习中不断地积极思考，同时要勇于质疑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要死板地将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作为真理，而应该有思考性的对教师的知识进行领悟和有效吸收。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当遇到不知道的断句就应该及时请教老师，如果对相关知识有疑问也应该及时向老师求教，韩愈极力反对盲目被动的教学和学习模式，主张学生应该在“有所思”的模式之下进行学习。从韩愈的《师说》中可以看出，韩愈在教学实践中综合前人成功的教学实践理论，提出了一系列优秀的教学方法[2]：
一是在教学和学习中关键在于勤学深思。韩愈在教学思想方面曾指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想要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就需要在刻苦勤奋的精神之下学习，如果在学习过程中只管游手好闲就会使得学生学业荒废。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教学和学习的过程中，都应该刻苦努力，勤奋学习，加强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扎实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在教学中才不至于“力不从心”，学生在学习中才不会“蜻蜓点水”；其次，在为人处事方面的成功关键在于能够在进行深刻的思考之后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只是因循守旧、苟且了事，那么必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韩愈指出“勤”要实现“口勤、手勤、脑勤”3种勤奋的有机结合，他认为任何一个成功之士知识能力的形成均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这些成功的获取均是他们通过刻苦勤奋的学习习得的。《荀子・劝学》上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完善和优化，才能获得学业上的成功。作为《师说》作者的韩愈用自身行迹做了极其恰当的诠释，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也是他在勤奋好学、学而不厌的精神之下不断努力形成的。
二是重视博学求精在学习中的应用。韩愈在教学方法论方面非常强调博学，认为博学是一个优秀教师应该充分具备的，同时也是每一个学生应该积极学习和向往的；韩愈在另一个方面也时刻要求学生和教师能够在博学的基础之上实现知识等各个方面的精益求精。与此同时，韩愈非常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要学会抓住重点和关键，有效地引导学生去学习和探求知识的精髓所在，不断在知识的海洋中形成自我领悟和融会贯通的学习本领。韩愈在《师说》中认为博学与精益二者之间是相互对立的关系，没有博学的知识就难以形成精益求精的学习之道，没有精益求精的学习方法就只能是大杂烩类型的博学。与此同时，韩愈要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抓住要领，进行系统性和精要性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读书质量。
三是要重视具有独创性的学习能力培养。韩愈在《师说》中强调“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这句话的含义就是强调学生在学习之中应该好好学习古人的知识，但是同时要有质疑的学习态度，切不可尽信书，要学习古人思想和方法的前提之下形成独立思考和创新的学习能力，只有不断培养成独立创新的学习能力才能有效实现知识的可持续吸收和升华[3]。知识在传承中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以及主客观因素的改变，而变得陈腐、走样甚至于错误。这就需要学习者加强自身的识别能力和判断能力，从而树立自身独创性的学习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泥沙俱下”、蒙混不清的学习困境，也能从一定层面上完善自身的为人处事的能力和价值衡量体系。
三、韩愈《师说》中的教师观分析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担任着培育祖国花朵的重要任务，教师的重大职责要求教师必须有着崇高的精神、博学的知识以及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等，韩愈在《师说》中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强调的教学核心目的在于传道，而“授业解惑”这些次级教学目的最终是为了教学的核心目的――传道所服务的。为了实现这些教学目的，韩愈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有效指导学生进行学习，同时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所思”地进行学习并提出疑问等，不断培养学生思考创新的学习能力。教师在承担这些教学任务的同时需要认识到教师究竟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观，怎么来评价教师等，对此韩愈在《师说》中指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强调一个教师是否称职的关键在于是否是具备一个“道”字，如果这个教师有“道”，那么他基本具备了作为教师的能力和职责，因此不管这个教师的年龄、身份、地位如何，只要有“道”便可以作为一个教师。从韩愈对教师的衡量标准来看，其选择教师的价值取向是非常纯净且没有功利性的，他极力反对从功利性的角度出发去选择教师，其选择教师往往是为了实现教学目的和服务于学生[4]。
那么如何来判断一个教师是否具备合格的任职条件呢？韩愈在《师说》中指出，只教学生基本知识（比如读书断句等），而没有对学生传授道理的教师，难以在学生学习过程中解决相应的质疑等，这样的教师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教师；韩愈指出一个合格的教师不仅仅应该具备渊博的知识体系，能够在学生学习过程中解决各类疑难问题等，还应当能够传授学生内在的学习方法和创新性思维等，使得学生充分掌握知识、学习技巧以及创新思维等。可见韩愈的教师观极其重视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引导性和主导性作用，同时韩愈也非常重视学生能够有所思地进行学习并提出相关问题，有效促进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再次，韩愈也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学习方法和思维的传授，否定基本知识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最后，他强调教师作为一个社会的传道者，是一个社会不断进步、文明不断发展的贡献者。
四、韩愈《师说》中的师生观分析
韩愈指出教师与学生之间没有绝对的定义之分，谁有“道”和渊博的知识就可以成为一个教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句话很好地强调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知识和道的造诣可以不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教师，不需要拘泥于特定的环境。从学生发展的长期过程来看，随着学生知识的不断增长，学生可能会在某一个知识领域不断超越自己的老师，因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应该有自卑的心态，而是要虚心学习知识，但也不可盲目、没有主见的学习，而应该在思考的过程中学习，并要发愤图强、勇于从自己擅长的知识领域超越老师；与此同时，做老师的也应该清晰地明确自己所擅长的知识领域，意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性，而不应该带着“学阀”思想压制学生知识潜能的充分发挥，而是要以崇高的人格魅力鼓励学生不断学习，开创自己的学习生涯，同时以“教学相长”的姿态与学生共同成长。也就是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意义上，二者之间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韩愈也强调了“术业有专攻”，也就是说教师应该意识到自身的擅长领域，并不鼓励教师一定要擅长所有的领域，这种专攻的教师观与现代教育思想理念是非常契合的[5]。
首先，教师与学习的关系需要根据现实情况来确定，教学需要在具体情况之下不断地完善自身的教学体系，同时需要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看作正常的交往学习活动，才能真正实现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学习。教师应当清醒的认识到，知识的储备和智慧的生发不是等同的，同一知识的早晚获取不会决定认识的高低。教师掌握的知识当然比学生获取的早，但当学生获得后，也会发挥其认识层面优越性，激发广阔的想象空间，整合原有知识，达到较高的认知水平。而学生也要意识到，知识累积的深度和广度会决定主观判断的合理性和参照比例，这也就决定了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学习的持续性决定了教师和学生都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积累，多交流、多思考，只有获得更多的正确的、有价值的、系统的知识储备，才能实现自身认知层面的进一步飞跃。从生活的角度来看，韩愈认为教学应该不断走向开放融合的体系，促进师生关系不断融入开放时代的潮流。开放是学习的一种必要形式，也是心胸、眼界起到升华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外在学习方式。只有抱着开放、交流、互助、完善的学习态度，才能不断优化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完善自身的行为方式。
其次，突破对立观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韩愈在《师说》中便指出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性的关系，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地单向知识传播，二是双向交互作用的交流学习，教师与学生之间应该突破对立的桎梏，构建和谐统一、相互交流的新型师生关系，在形成师生情感的基础之上共同探索未知的知识。良好的学习环境必然是教师与学生的积极互动，从而碰撞出知识认知的新火花，激发思辨的新亮点，从而使双方都能在交流过程中获得知识的补充和完善。固定的知识也能在不同场合交流下获得新的生机和延续发展。历史证明，只有能够激发更多人进行参与探讨完善的知识才能具备永恒魅力，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延续可能。最后，要从发展的角度处理好师生关系。师生关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随着教学的发展而不断形成[6]。
五、《师说》中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韩愈在《师说》中始终都在强调一个核心的教育思想：从师学习在教学领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韩愈在《师说》写作时存在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其核心教学思想却是不可置否的。与此同时，韩愈指出了从师学习过程中需要认识到教师教学的核心目的、教师所应该秉持的教师价值观以及相互交流的师生价值观，这些教育思想在当前教育学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当前我国盛行的教育教学风气中，还存在着诸多的教学糟粕思想，没有充分意识到教师的职责所在，没有将和谐的师生关系落实到位，韩愈所倡导的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教学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我们应该从教育思想的改革出发不断促进我国教学领域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钱伟，阎志英.从“天人合一”观透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综合版），2001，（9）：53-54.
〔2〕沈v.师道与师德合一：构建教师专业伦理制度的理性探索[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3〕李秀兰.韩愈的教育思想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1.
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中小企业、涉农金融服务水平，优化信贷投向结构，提高信贷政策执行效果，2011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中小企业、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指引（试行），明确了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指标设计、方法程序和结果运用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提高信贷政策执行力，发展民生金融具有重要意义。当然，由于评估工作刚刚起步，还有一些方面需要改进。本文将以Z市评估实践为例，探索进一步完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路径。
一、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定位
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作为公共政策评估的范畴，不同于监管部门的微观检查，不仅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价，也要对政策本身进行反思，以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
（一）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是信贷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共政策评估是政策研究和分析的重要环节，通过政策评估可以对政策系统、过程和结果进行综合效益和效率评价，从而决定该政策的延续、调整、终结，提高政策质量，有效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在信贷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中，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不是政策过程的终点，而是评价政策方案及其执行情况的必要手段，是信贷政策制定、执行和完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是落实信贷政策的必要手段。人民银行和监管部门分设以后，人民银行微观监管职能有所弱化，如何有效贯彻落实货币信贷政策、提高政策效果是一个重要课题。通过信贷政策效果评估，可以充分了解相关金融机构在政策执行中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效果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于政策执行不力的机构，可按相关规定给予惩罚，这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政策效果。
（三）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是宏观审慎管理的客观要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表明，微观审慎性的总和并不等于宏观上的审慎性。根据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水平、货币信贷政策落实情况和风险管控能力等因素，实施逆周期的、差别化的动态调整，是落实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措施。通过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厘清金融机构政策落实情况，是进行差别化调控的前提条件。
二、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实践——Z市案例
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指引出台后，Z市积极创新方式，完善相关流程，开展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
（一）从工作程序上，成立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细化办法流程。人民银行Z市中心支行专门下发文件，成立了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细化了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流程，出台了现场评估工作方案，从信贷政策实施、制度建设、金融创新、信贷管理规范化以及信贷投向情况等五方面进行评估，进一步促进了信贷政策评估的制度化、规范化，保证了评估工作的质量。
（二）从评估主体上，坚持人民银行评估与社会公众评价相结合。人民银行作为信贷政策评估的主体，主要从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政策意图的角度，评价各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三农”发展情况、信贷体制机制建设情况。同时，积极引入“第三方”参与对金融机构信贷政策评估。例如，组织中小企业、农业、经信委等经济主管部门以及部分担保机构召开座谈会，组织近100户中小企业填写调查问卷，了解社会各界对金融机构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价，以及对改进金融服务的意见和建议。
（三）从评估方法上，坚持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相结合。分机构、按季度采集贷款总量、贷款结构、市场份额、资产质量等定量数据指标，按照纵向基准（近三年数据）和横向基准（全市各机构间对比）两个层面，分别进行评分，得出金融机构定量评估得分。同时，从金融机构是否严格贯彻落实信贷政策、体制机制建设是否完善等方面对金融机构进行定性评分。定量与定性方法同时运用，将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体制建设情况与对中小企业、“三农”实际支持效果相结合，有利于全面评价金融机构信贷政策执行情况。
（四）从评估手段上，坚持现场评估与非现场评估相结合。为进一步提高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质量，Z市在对金融机构非现场评估的基础上，选择2家国有银行分支机构、1家地方法人机构和1家股份制银行分支机构进行了现场评估。现场评估进点前，向被评估机构发出《现场评估通知书》；现场评估结束后，下达《现场评估事实确认书》，经被评估机构确认后，形成《现场评估意见书》，并约见其负责人谈话，客观评价金融机构在政策执行中的成效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要求金融机构在规定期限内进项整改。通过现场评估，有效弥补了非现场评估中存在的数据多、情况少的问题。
（五）从结果运用上，坚持激励机制与惩罚性措施相结合。Z市实行了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与对金融机构管理的五结合：一是与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综合评价相结合，将信贷政策评估情况作为综合评价中的一项指标进行量化考核；二是与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考核奖励相结合，对于贯彻信贷政策好的金融机构，在政府考核奖励时予以倾斜；三是与信贷工作评选表彰活动相结合，Z市人民银行联合总工会开展了信贷业务主题竞赛活动，对于支持中小企业、“三农”发展效果较好的，优先给予信贷工作先进单位（个人）表彰；四是与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管理相结合，对于在评估发现的问题，通过约见谈话等形式，引导其落实相关政策；五是与再贷款（再贴现）业务相结合，对于评估结果较差的金融机构，暂停办理再贷款（再贴现）业务。
三、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从Z实践来看，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有效促进了信贷政策的落实，但评估中还存在以下问题和难点：
（一）评估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定量指标评价实行的是对所有银行机构统一标准，但由于不同机构市场定位不同，导致评估结果可比性不强。并且，评估结果实行排名制，即使所有机构都较好地落实了政策，也可能有机构因为排名靠后，需要执行约束性措施。
（二）评估数据报送的质量难以保证。目前评估数据主要来源于人民银行金融统计系统，但信贷制度建设、金融创新等大量资料需要金融机构报送。但在具体评估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核查手段。对不按规定自评、弄虚作假的金融机构，没有对“硬性”制约措施。
（三）现场评估缺乏充分依据。对信贷政策导向效果开展现场评估，是创新评估模式的一种探索，有利于提高评估的信度和效度，但尚缺乏充分的政策文件依据。同时，相关政策文件中也没有规定现场评估方面的制度规定，导致对现场评估发现问题处理难度大。
（四）评估结果运用无明确操作细则。针对金融机构，评估结果运用方面的规定较为宽泛，且无明确执行标准。例如，对于如何将评估结果与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银行间市场业务准入管理相结合，没有有明确操作细则。
（五）缺乏评估工作的专业素质。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对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政策理论水平要求较高，而基层人民银行从人员素质、政策水平和分析手段等方面来说相对较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估工作的开展。
四、完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几点思考
（一）进一步提高信贷政策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信贷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完善是一个有机整体。建议下一步在信贷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改变简单“窗口指导”模式，尽可能量化目标及要求，增强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要明确执行责任和监管评估责任，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完善政策的评估反馈机制，不断提升政策制定的水平。
（二）进一步完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考核体系。建立包括银行风险管控水平、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在内的综合考核标准，引导其更加自觉主动地优化信贷结构。按照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中小型银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等多个层次，建立分层评估体系。将评估结果由“排名制”改为“达标制”，以更客观评价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落实情况。
（三）明确现场评估相关权限。明确通过现场评估与非现场评估两种形式进行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进一步提高评估的信度和效度。探索制定现场评估办法流程，提高现场评估的规范化水平。
（四）提高评估结果对金融机构的“硬约束”。进一步制定细则，明确激励约束政策的适用标准、程序，合理引导金融机构的预期。对于不严格执行信贷政策或不按规定提供评估材料的机构，建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处罚细则。
（五）加大业务培训力度。信贷政策导向评估是一项新业务，建议组织集中统一培训，针对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需要掌握的相关业务和知识，包括政策、评估方法等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以进一步提高评估工作的水平。
参考文献：
[1]盛松成：应着力改善和加强信贷政策的作用[J]. 银行家. 2008(03)
[2]李志全：银行机构执行信贷政策导向效果的评估体系设计与实践[J]. 海南金融. 2008(09)
[3]朱维平、韩希军、苏永新、刘佳林：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评估机制研究[J]. 华北金融. 2010(07)
只有深刻的发掘出中国传统思想与古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同相融之处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思想与文学相结合后的合力作用，促成双方面的共同发展，从而有效的指导我们现在的学习与生活。
1. 我国传统思想内涵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长河之中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在不断发展和前进的路上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思想与文学是分不开的，思想想要得到传承就必须依靠各种形式，比如口口相传、在人们生活习惯中的渗透等等，其中文学的的形式，是最为直观与可靠的，对思想的记录也是最为清晰明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文学作品的产生同样依赖于思想的进步。所以不难看出我国传统思想与文学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传统细想对整个民族价值观、世界观、思维模式以及风俗等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至今也根深蒂固的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在我们现如今的生活当中，认清有利的、好的、优秀的传统思想进行发扬和传承不但对完善我们的精神活动有所帮助，更对这个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主观作用。这也就同样要求我们对于古代文学要做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2.古代文学与传统思想深刻结合与发展
由上面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古代文学与传统思想是相互渗透切不可分割的，它承载了我国数千年的优秀思想和智慧在里面，因而要更好的传承传统思想就要对古代文学有深刻的了解，也要更为清晰的认识到它与传统思想之间的紧密关系。
2.1 古代文学是传本文由收集整理统思想的载体与重要传承工具
人的思想不同于物质，是无形的。所以在流传上就要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承载工具，比如创造物、传说、图腾等等。但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流传方法还是古代文学的记载和描述。
我国的古代文学清楚直观的将遥远的传统思想进行了归类和区分，并且以最为直观的文字形式进行了记载，包括古代的生活环境、当时主流的思想动态、文化形式、药学化学等科技发展甚至包括当时人们的审美观与价值观等等都能在个中文献中得到体现。而其中的许多著作我们如今也还在普遍的运用与学习其中《论语》、《史记》、《本草纲目》仍然被我们当做学习的范本。前人的思想和智慧已经与古代文学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是无法分开的。
2.2 古代文学能够帮助了解先人优秀思想
古代文学除了记录下优秀的科学理论与思想理论同时也有着许多优美的诗篇和兴味悠长的唯美之作。几千年的历史中每个阶段都有文人墨客们对于爱国情操的抒发、对大好山河的咏唱以及对爱情的追求等等。每个年代的文体和表达形式是不同的，但是其中心的含义和优美的词句是不变的。这些都促使着今天的我们对古代文学的热切研究，同样这也深化了我们对古代优秀思想的理解。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对古代文学的探究的确让今天的我们抓住了古人的思想精髓，也在同时让自己的言行更为端正与合乎传统的优秀理念。
3. 我国传统思想如何与古代文学相互融合与发展
要做到弘扬民族文化继承优秀的传统思想就要与古代文学的充分的融合，充分利用古代文学并研究和探索其中深奥的理论，这才能促进我们思想上的进步。
3.1 加大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力度与深度
我们手中掌握的历史资料与古典文献是十分丰富的，而且保存上也是相当完整的。但是在现阶段对于这些古代文学著作的研究却是有偏向性甚至可以说是片面的。
当今比较受人们重视的古代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词、曲、诗作、小说等等文学类著作，相比之下对于哲学性、科学性和史学性等比较高的应用型作品就研究过少。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一类著作当中蕴藏的深刻思想哲理我们并没有深透的挖掘和继承，所以直到现阶段我们对传统思想的学习仍然不到位。要想使传统思想与古代文学充分融合并为我们现今的生产生活做出指导，全面的学习古代著作是十分必要的。
3.2 现实中加强对古代文学及传统思想的教育力度
对传统思想和古代文学的学习方面应该更加的主动和积极。尤其是在处于各个阶段的学生当中更为重要，一是他们正处在思想逐步成型的阶段需要优秀传统思想的指导，二是在学习阶段也能够更为深刻的理解古代文学的意义与现实作用。
只有将古代文学与思想的融合带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去，才能让其更为充实和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为现在的我们所利用。
总 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