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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破产”这个概念是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来的。它是指一个国家对外资产小于对外负债,即资不抵债的状况。通俗地说“国家破产”就是指这个国家无力支付外债。企业、个人对外资不抵债时可以申请破产,国家对外资不抵债时也可以申请破产。
“国家破产”更像是一个形容词,以体现一国经济形势之危急;而不是一个动词,并不预示着一个国家马上就会吹灯拔蜡、改换门庭。
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的“破”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因为“国国自危”。金融全球化是此次危机不断蔓延的直接原因,它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二是金融业务与机构的跨境发展;三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
作者在书中指出,类似迪拜的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爆破危机,在全球随时可能再现。而且,旧的泡沫未撇除干净,新的泡沫又在迅速聚集。
这是由于全球太多的刺激经济方案,热钱泛滥,令金融市场回升,但当各地政府部署退市时,热钱催生的泡沫又可能破裂,实体经济也可能遭受重大冲击。
不但如此,在金融海啸爆发后,欧美可能还会有新一波的金融冲击,因为高失业率会带来更多的信用卡拖欠,其潜藏的危机不亚于次贷。最棘手的是,全球经济复苏基础脆弱,不足以承受退市政策的后果,但越迟退市,资产(主要是房地产)泡沫滋生的风险越大。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对于这样的风险,中国也不应坐而待毙。
《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马骏、刘亚平 主编
格致出版社2010年1月
荐读理由: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企业行为缺乏监管、政府官员腐败、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工人权利得不到保护,民怨沸腾。在这种背景之下,改革者开始整体性地思考社会问题的成因,并从制度上寻找解决办法,从而较为成功地应对了经济社会变迁形成的各种挑战,是为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美国进步时代改革前期的情形,与今日的中国十分相似,因此本书的议题对中国的改革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理解金融危机》
作者:【美】富兰克林・艾伦等
一、欧债危机概述
欧债危机，其导火索为希腊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债务危机。希腊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在这个过程中，其为了尽可能的达到欧盟的财赤率要求，大幅缩减自身外币债务，并与高盛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这份协议是以希腊必须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偿还给高盛高额的回报作为前提。但是连续多年整个欧元区经济都不很景气，因此加剧了希腊国内的经济危机。由于无法偿还债务，在2009年的时候就形成了债务危机。
2009年10月初，正当全球经济艰难地摆脱美国次贷危机的最初冲击，步履蹒跚地走向缓慢复苏之际，希腊政府公告称，预计希腊2009年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大大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此后，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了希腊的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浮出水面。之后，危机迅速向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蔓延，希腊债务危机向欧元区蔓延后，其余几个欧猪国家首当其冲，均遭遇了信用评级降级、债务利率飙升以及政府更迭。
二、成因分析
（一）欧洲国家长期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拖跨了经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多年来实行高消费高福利政策，不重视储蓄，通过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把未来若干年的钱提前花掉，只顾眼前享受，忽视可持续发展。如果经济高速增长，高福利或许可以维持，但希腊经济已连续5年负增长，陷入严重的衰退。希腊政府已无力偿债，只能以债养债，将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二）其“导火索” 是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出现后，各国政府在应对中陆续推出了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私人领域的去杠杆化和政府领域的加杠杆化，这些措施虽在短期内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却大幅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希腊以及其他一些南欧国家，之前处于一种财政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受国际宏观经济冲击，削弱了其国家集群产业的盈利能力，公共财政现金流陷入恶性循环，债务负担愈加沉重，并导致最后出现危机的局面。
（三）欧洲只有共同的货币和货币政策，但却没有统一的经济政府。当希腊国内的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时，其政府没有能力来改变目前的状态，欧盟也没有共同的经济政府来对其提供援助。因此，各方投资者都担心希腊政府出现违约现象，故而放弃其在希腊的投资。除此之外，当欧洲爆发金融危机后，欧元区各个国家虽然拥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但其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不能按照各自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这就造成各成员国只能通过财政政策来缓解危机，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一旦出现不顺利，后果将更加严重，只会加剧欧债危机。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社保障制度要与国情相适应
欧债危机教训深刻，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盲目追求高福利的社会保障，终将加大政府负担，对国家的全面健康发展不利，最终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社保制度的设计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更要考虑对劳动力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在逐步推进覆盖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并已取得积极的进展，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要覆面广，如何做好已有制度之间的相互衔接，政策空间相当大。保障制度应保持劳动力市场充分的弹性，同时应防止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和低效的福利制度，实现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转移接续。
（二）继续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一直被我国政府所依重。在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贸进出口受到严重打击，消费市场更是萎靡不振，我国政府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成功扭转经济下滑的风险， 2007年我国是财政盈余，近两年变为财政赤字。因此，如何减少经济发展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即降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未来的基建投资应该适度放缓，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应该成为国内经济工作重点。可喜的是，党的十已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三）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要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防止盲目扩大，要采取积极有效的管理措施，分类管理，逐步偿还，将地方政府债务统一到中央政府的管理支配范围之内，也就是“妥善处理存量，严格控制增量”；二是要改革和完善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和税收体制，适度地放权，盘活地方财政；三是在财政收入分配制度上，应坚持多给予少索取的原则，加大社会投资力度，扩大财政收入的增值空间，避免地方政府因财政的不足而无难以有所作为，也减少大量举债，从而增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总之，要妥善处理地方债务，绝不能让地方债务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障碍。（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参考文献：
[1] 周茂荣，杨继梅.“欧猪五国”债务危机及欧元发展前景[J].世界经济研究.2010（11）
究其原因，2012年的公共支出预算已经通过，财政提前紧缩不具备条件，美国家庭部门的去杠杆化高峰已过，伴随着房屋租金，房屋价格的缓慢提升，房地产市场的底部渐成，美国经济于2012下半年开始进入建筑业周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短期看，美联储于2011年8月9日宣布，将把联邦基金利率在0-0.25%的历史最低水平至少维持到2013年中期，表明美联储对经济复苏势头并不乐观，也标志着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再延续。而按照欧美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如果欧洲也有这样的复苏过程的话，欧债危机也能拖延，至于由于欧元制度设计的不足，是不是会导致边缘国家退出欧元区的问题，也只能静待其变。
外部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包括：首先，短期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减轻；其次，基于控制顺差的放宽汇率升值幅度的尝试可能是一种选择；第三，宏观调控进入观察期，怎么灵活应对还无定论。所以，大的方向是，通胀回落的确定性在增强，调控的天平自然由防通胀向保增长倾斜，但需要一个确认的过程，三季度就是确认期。
虽然四季度之后我们判断经济的弹性会增加，但对市场而言，这只是几种可能中的一种，由于目前尚无法对欧美债务问题的发展做出有倾向性的证明或证伪，所以，9月只是个转折，其方向同样在市场中存在三种看法：第一种是经济维持目前的滞胀状态，即通胀不会明显回落，增长也不会明显好转，但也不是硬着陆。但这种状态不可能维持很久，最终要做出方向性选择。而方向无非就是两个：要么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要么经济弹性重新恢复。这就是第二种和第三种可能。这三种可能或者说后两种可能的决断期可能在9月，也可能顺延到2011年末。
一、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及其运用发展
1.约翰斯通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
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约翰斯通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认为，高等教育的各种成本应由政府(或者说纳税人)、学生家长、学生本人、私人或社会事业捐赠者四部分共同承担。这种分担遵循两条原则：一是“收益结构原则”，即根据各主体收益的大小来确定各自分担的成本份额。二是“能力结构原则”，即谁的能力大，多分担一点，谁的能力小，少分担一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高等教育实行收费上学，其理论依据就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
2.成本分担理论的运用发展
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理论被世界各国越来越广泛接受和运用。各国学者普遍认为该理论在具体的运用中需要和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我国学者在运用成本分担理论时普遍照搬约翰斯通对分担主体的界定，而缺乏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本文认为需要对成本分担主体进行再划分，理由如下：
首先，中国的学生独自承担学杂费的情况比较少，而主要是依靠家长。所以将学生及其家长作为一个统一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体。
其次，约翰斯通并没有把高校单独归为成本分担的一个主体，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特殊的社会捐赠者。但实际上如今高校已经直接参与了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了直接用于交换的社会产品。无论是转让自己的研究成果，亦或是接受社会组织的委托，从事专项的研究开发工作，都属于商业活动。这说明高等教育也具有产业性，是一种特殊产业。这样的成本只能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由高校自身来弥补。
最后，国民普遍认为只有政府才是高等教育外部收益的“埋单者”，忽视了企事业单位、社会人士的作用。而企事业单位是高等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受益者。企业拥有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数量、质量是其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从“收益结构原则”出发，企事业单位也应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此外，虽然社会人士从高等教育中没有直接获得收益，但是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等，而这些都为社会人士自身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且通过对高校的捐赠，他们可以获得很高的声望，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因此，社会人士也间接成为高等教育成本的补偿者。所以，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人士都可以算做是高等教育正外部性的获益者，基于此，可将它们划分为一类进行分析。
综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体重新划分为：
图1 高等教育成分分担主体的再划分
注：此处的“社会*”是指除学生及其学生家长、高校以外的社会组织团体及个人。具体来说是指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人士。
高校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组织，出现债务危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收入不能弥补支出(成本)。本文从成本分担视角探寻究竟是哪一个或哪几个主体在分担成本时出现了问题，造成高校经费不足并导致债务危机。
二、基于成本分担论证我国高校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
1.对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实证研究
(1)学生个人及学生家长分担部分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曾算过，按照现在的日常运行成本粗略计算，理工科人均培养费一年约1.5万元，文科每年1.2万元至1.3万元。如果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占每生每学年平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一般不超过25%”的规定，理工科学生最多应缴学费3750元，文科学生则应在3000元左右。但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就每年超过1万元。
此外，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高校的学费水平又是怎样呢?
4.英国高等教育学费标准以2006年新规定为准
从高等教育学费的绝对数来分析，英美发达国家的收费普遍高于以中印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但从高等教育学费占人均GDP的比重来看，中国最高，且幅度达到50.30%，而英美两国公立高校的学费占人均GDP的比重却分别只有14.57%和13.08%，即使是美国私立高校的收费也只占人均GDP的48.80%，而同期印度的高等教育学费只占人均GDP的1.8%。
可见，中国高等教育收费是“相对的高收费”。
(2)高校分担部分
对比国内外高校的经费来源情况(图2、表2)。以医学著称的华盛顿大学，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进行外部市场化经营，其医院收入成为该校最大的经费来源。而我国1%-2%比例的校办产业收入(且逐年有下降趋势)相对于高校的成本补偿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这是形成债务危机的原因之一。
图2 华盛顿大学2006-2007年度收入报告
资料来源：Washington University Annual Report 2006-2007，http：//annualreport.wustl.edu /financial.htm
(3)社会分担部分
①政府方面
首先从总量上看：人们一般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各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等人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当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要实现教育与经济的良性发展，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必须达到的下限为4.07%―4.25%。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52年到2005年，我国的这一比重从未超过3%，近几年基本在2.45%左右波动。可见，我国政府对教育事业总体投入不够。
其次，具体到高等教育，国家的投入情况又是怎样呢?教育投入又分为在初、中、高三个教育层次上的投入。按国际比较通行的标准，人均GNP为600-2000美元时(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初、中、高三级教育比例为40.5∶29∶17.9；而图3显示：2001-2004年，国家财政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比例均超过了17.9%。
图3 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
资料来源：
①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②高等教育经费情况：中国统计年鉴2003-2006
综上，我国政府对教育的整体投入力度不够。但同时却对高等教育进行了财政倾斜，如果从效率方面考虑，近几年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不可能有较大的突破，因而这也构成了高校债务危机的潜在原因之一。
②企事业单位、社会人士
同样，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占整个高校经费来源的比例非常小，基本上是在1%-2%之间波动。我国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人士似乎对高校进行捐资助学的意识很淡薄，但国外恰恰相反。如：美国公立大学1999-2000财政年度捐赠和基金收入超过5%，私立大学超过14%。美国的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等都是私人捐赠的著名高校。其他一些国家如：英国、印度等，其私人捐赠在高校经费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与他们相比，我国社会捐资、集资办学的比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是直接导致了高校的债务危机的又一原因。
2.实证研究所揭示的债务危机原因分析
综上，可以从“成本分担理论”角度得出：分担主体模糊及缺位和实际分担比例不科学是造成我国高校债务危机的两大重要因素。
分担主体方面：高校并没有形成分担主体。例如：在新浪网做的一个社会调查中，截至到2007年10月，有85.19%的人认为高校并不是化解债务危机的力量。此外，我国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人士对高校的捐赠意识十分淡漠。
分担比例方面：由于高校和社会没有形成独立的分担主体且分担份额不足、而政府从效率出发，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在短期内又无法加强。
在上述情况下，高校为了正常的运作，就只能转而依靠提高学费，但目前学费的收取已经超过了我国居民的可承受范围，显然这条路行不通。于是一些高校不得不求助于贷款等非常规性经费渠道，使得债务规模不断累积。文章开篇所举的吉林大学申请破产便是其中一例。那么高校的经费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三、解决我国高校债务危机的可行策略
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合理增加且优化分担主体，并在各主体间形成合理的分担比例，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高校债务危机的解决。
1.确定“四位一体”的分担模式
要解决债务危机，需要真正形成“四位一体”的分担模式。尤其是要让高校和企事业单位、社会人士认识到他们也是高等教育外部利益的获得者，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在四个主体中，只要有一个主体缺位，都可能造成高校资金不足。
2.形成科学合理可行的分担比例
(1)高校自身努力拓宽经费渠道
学校可以部分的对外营业。可以通过校办产业，如经营书店、公寓、洗衣店、自助餐厅等服务性设施，以及附属企业及医院等途径取得经费收入。可以开展产学研结合，利用自身优势，开展与企业间的合作研究，为企业培训人才并提供咨询服务；建设校企双方自愿进行的合作研究和开办的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科技园，实现专利转化等途径来获得收入。
(2)加大政府和社会基金投入
在政府投入方面，可以对高校实行财政差别化支持。武书连及其课题组的《中国大学评价》，将我国本科大学划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等4种类型。吴立武认为政府对这四类大学的支持力度应该是由大到小。这样对具有不同外部收益的大学进行不同的投入，既充分合理利用资金，又不会出现国家对高校财政投入出现“大锅饭”的情况――每所学校都“吃”一点，每所学校都“吃”不饱。
在企事业单位方面，可以借鉴国际上一些成功的做法：鼓励他们设立各种奖学金并建立法规使捐助者在经济和名誉上得到双重回报。对于企业投入教育这部分资金免收一般企业需要交纳的盈利所得税，对个人捐赠，不仅不需要纳税，反而在他的资本源中免去资本增值税。
(3)对学生及家长收取有差别的学费
我国高校学费在量上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了，除了限制高校学费的继续增长外，还应该在结构上进行调整，使学费的收取更富效率性。可以实行分层次、分专业、分所有制和学分制相结合的广义上的差别定价。
中图分类号： D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3-0034-05
地方信贷市场的发展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已经成为其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二是地方个体资本的兴起在地方财政中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程度甚至超过了传统的银行借贷。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地方信贷市场的发展仍处于薄弱状态，其中最主要表现为地方债务及其债务违约问题。国外的地方政府或是新兴市场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俄罗斯在1998至2012年间的89个区域政府中至少有57个区政府发生债务违约，导致俄罗斯整体经济的下滑；美国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全美4770个地方政府的违约金额总计达到了28.5亿美元。直至2013年，美国的“汽车之都”底特律更是因为负债185亿美元而宣布破产。地方债务引起的地方破产会严重影响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同时还会压缩地方财政资金投入以及阻碍地方资本市场的发展，由此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虽然目前我国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事前借贷建立了相应的监控体系并且采取了诸多限制，例如设置了平衡预算、限制债务比例以及债务偿清率比例等规定，但这些限制和规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建立配套的事后破产机制来作为相应的补充。因为事后破产机制建立的清晰规则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信用度，恢复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并且促使无偿债能力的地方政府回归可持续发展的财政路径，从而确保公共服务的供应。因此，对国外地方政府债务破产机制进行评述和总结，有助于我国更好地面对和处理地方政府因债务违约所带来的后续问题。
一、国外地方政府事后监管机制的设立
（一）美国
美国自19世纪40年生第一次地方债务危机后，便对地方政府借贷制定了一系列的监管改革。《市政破产法》是其制定的重要法律制度，虽然同期实施的还包括基础设施融资法以及取消无税融资等规定，但《市政破产法》至今依然是美国政府实施破产机制的主要法律制度。即当债务出现违约后面对债务偿还的问题，美国的做法是由法院“训令书”来征收新税。“训令书”类似于一种法院命令，要求公共部门采取某种行动的通知，“训令书”会要求通过立法机构对市政机构权限内的所有财产进行征税来用作对债务进行偿还。[1]但在实际中，增加新的税收通常会导致高税收者或是企业的外逃反而使税收降低。在此情况下，假如地方政府整体对债务无力偿还，那么市政官员便会采取各种行动来逃避债务偿还的责任，极端情况下还会导致当届政府的集体辞职，此时“训令书”便失去其效用。因此，美国政府在为了制约这种债务逃避无法钳制的情况下制定了《市政破产法》，又称为《美国破产法》。该法律是专门针对美国各州下属地方政府债务破产机制而设立的，它规定了一种程序化的处理方式，使得债务在违约的状况下依然可以进行债务重组程序，进而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破产问题。《美国破产法》为美国各州地方政府在制定或选择破产程序时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依据此框架美国各州地方政府设立了相应的事后监管机制。美国50个州中有21个州采纳了《美国破产法》，3个州在采用的同时附加了重要条件，另外21个州是根据其框架结合地方自身的状况制定的。美国市政破产机制建立的成功之处在于美国拥有成熟的政府间财政体系，以及基于以市场导向为主的金融体系关系，其建立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债务钳制的问题。但相对于政府间财政体系仍在发展和完善的国家，采用美国地方破产机制还需考虑其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关影响。
（二）南非
南非制定地方政府破产机制的动机不同于美国，美国的破产机制主要是基于处理政府间财政体系以及在金融体系背景下市场导向的钳制问题，而南非则是基于国家政治结构和市政体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制定的地方破产机制。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区政府和黑人区政府是各自独立治理的，相比之下白人区政府不论是在信用可靠度还是债务违约率上都要强于黑人区政府治理。但在废除种族隔离后，新的市政边界划分使原来富有的白人区与贫困的黑人区合并在一起，由于存在不同的治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使得新合并的地方政府增加了财政困境和债务违约的不确定性，其中包括在种族隔离时期遗留下的债务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非的经济发展，致使南非金融市场上私人资本市场发生萎缩停滞，地方融资只能依靠公共部门的贷款，从而使地方政府的债务不断增加。在此状况下，南非政府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来治理合并后的地方政府经济，经过反复辩论和修改最终颁布了新的《市政财政和管理法》。其中破产程序便是该框架中核心部分，包括处理债务及财政调整。南非制定的破产政策明确了债权人及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和补救方式，这对于地方政府建立具有竞争性的私人资本融资市场具有保障作用，同时对于扩宽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匈牙利
匈牙利构建地方政府破产机制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对债务借贷的约束以及预防地方政府财政恶化这两个目的。匈牙利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而颁布法案批准地方政府拥有独立于中央的财政管理权，这一制度意味着匈牙利地方政府在财政管理方面具有完全自由化而不受中央财政管辖的权力，之后地方政府开始利用长期贷款为短期经营赤字融资，同时加大对商业活动的借贷融资。这在短期内造就了地方政府财政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加大了债务违约破产的风险。直至1995年宏观经济的衰落致使地方政府在经济上发生恶化导致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大量资产变成坏账，巨大的地方债务压力迫使匈牙利地方政府面临解体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匈牙利中央政府一方面紧急限制借贷并且加强债务的监督；另一方面促使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进行债务重组谈判。尽管这种非正式谈判能够引起债务调整，但却不能规范债务重整的程序。因此，匈牙利政府于1996年制定了《市政债务调整法》来解决地方政府因债务违约带来的财政危机。这部法律制度的核心在于其制定了具有创新性的地方破产机制，其中包含了地方政府在申请地方破产后维持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保护债务方和债权方的权力、地方预算制定的规则以及明确债务借贷限制和违约后果等规定，是一部具有财政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的债务调整法律。
（四）巴西
巴西在地方破产机制的设定上略有不同。美国、南非和匈牙利的地方破产机制设定偏重于司法作用，而巴西则倾向于运用行政程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先后经历过三次大的债务危机。第一次是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负债资金高达190亿美元。此次危机致使巴西州政府与联邦政府无力对债务进行偿还，最终以联邦政府出面与债权人协调后将累计的州、市债务以及剩余本金一起合并作为国家债务进行偿还。第二次危机发生于1993年，此次债务危机规模超过第一次债务危机但解决办法依旧是联邦政府进行集中偿还。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危机发生于1997年，这次债务危机致使联邦政府重组了相当于本国GDP的11.5%的州债务进行集中赔付。至此之后，联邦政府对各州政府提出了财政改革意见，要求加强对各州政府债务进行监管，并要求各州政府遵守财政改革方案，其目的是逐步引入财政透明度并最终制定一套适合财政和债务调整的详细方案。在此要求下联邦政府与25个州政府达成一致，最终颁布了“9496号法令”。此法令明确规定了债务借贷与收入之比、基础财政收支、资金投资上限以及企业私有化转让等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债务调整协议中规定了各种债务偿还的抵押品，一旦州政府出现债务违约，中央政府有权扣留并处理。[2]之后巴西政府又进一步对决议进行修改，重新为债务借款、偿还及债务存量设置了固定的上限，并最终制定了《财政责任法》，将债务的限制与监管结合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解决了债务破产的深层原因。
二、地方政府事后监管机制设立的核心要素
国外地方政府会基于不同的国情而制定不同的破产监管机制，但相同的是都会具有几个相对核心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是设立地方政府破产监管机制的核心。
（一）申请破产程序
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可以由各种指标来衡量，如财政收支平衡、财政占总支出占比等，而偿债能力也可以用地方政府财政赤字以及债务偿还占总收入比重大小来衡量是否具有债务偿还能力。地方政府可能会因为逃避债务偿还或是避免责任而对外宣布破产，因为不论地方政府是否愿意支付债务偿还或是确实没有能力偿还，申请破产程序都可以使其解除债务偿还权力，致使其债务进行重组或是减免。所以，对于地方政府破产的申请具有严格的程序，绝非申请就能获得通过。美国的破产申请条件是债务人在债务期限到期内由专业人员对债务进行审核查验，如果确认债务人实属无力偿还才能申请破产。南非对地方破产的申请则分为“严重财政问题”和“持续性财政债务”两阶段。当地方政府触及第一阶段“严重财政问题”时，省一级政府可直接对地方经济进行干涉。当地方财政涉及第二阶段“持续性财政债务”时，则由国家政府出面进行干涉。[3] 因此，地方政府的破产申请不论是美国、匈牙利还是南非，都具有严格的申请审批程序，其共同点都是要求在法律规定下符合破产申请条件才能够申请实施。同时，为了规避地方政府的恶意申请，法律还规定了如果地方政府在申请破产程序中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那么对地方政府破产后的债务不能采取债务减免措施，这就避免了地方政府出于逃避债务而申请地方破产的意图。
（二）财政调整与债务整顿
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往往是其破产的根本原因。如果地方政府在处理财政问题上不能发现产生危机的原因并且及时解决，那么即使债务通过重组或是减免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地方政府依然会再次陷入另一轮财政困境和债务危机，所以财政调整和债务整顿是解决财政问题并且实现财政恢复的先决条件。美国纽约市1975年的财政危机就是由于政府财政管理不善，导致财政赤字不断上升最终引起地方政府破产。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在地方经济增长和地方基础财政收支的影响下，会使得地方财政调整变得相对复杂，加之地方政府的财政调整不同于中央政府，由于地方政府无权自行发债，这就使地方政府无法通过自行发放地方债券进行融资来解决债务问题，同时地方财政调整还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从而导致财政调整的困难，所以只能加大对债务的依赖却反而使债务增加。另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对金融市场的借贷，而银行对地方政府的信贷通常超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可控范围，加之还存在预算软约束和缺乏透明的财政审计制度，进而造成地方债务的不可控性。因此，对地方政府财政进行调整和整顿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其财政职能而是要帮助地方政府恢复其财政健康，为重新进入金融市场做好准备。
（三）债务重组与减免
对不同国家的破产机制进行分析会发现，债务重组通常是破产程序的核心。如果地方政府提出破产申请，在获得申请批准后上级政府首先会将地方债务重组为期限更长的债务工具。例如美国纽约市的债务危机就是通过发行较长期限的州债券来偿还该市到期的短期债务。但是，债务重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债务压力而无法运行的一种方式。因此，债务重组还必须具有相配套的财政紧缩或财政调节政策才能发挥其效用。而债务减免同样也是化解地方债务的一种方式，债务重组往往要依据行政程序才能进行而债务减免必须通过司法机制才能实现。因为债务减免要考虑债务违约的外生因素影响，不同的外生因素会对债务的偿还和重组造成影响，所以只有司法机制才能确保债务减免的公正和平等。但是，不论是债务重组还是债务减免，最为关键的是债权人和债务人能否就债务解决方案达成协议，假如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债务重组或是债务减免就无法起到解决债务危机的作用。美国的市政破产法规定，在债务调整中不论是债务重组还是债务减免，债权方或债务方至少有一方必须接受协调方案。所以，不论是债务重组还是债务减免都是个复杂的过程，它虽然不能弥补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缺陷，但却是财政改革制度中必须存在的一部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危机的问题还必须要配合具体的财政调整和债务整顿才行。
三、国外地方政府事后监管机制设计的经验分析
（一）区别地方政府破产与公司企业破产
公司企业往往在其负债超过其资产或是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便会通过变卖资产以偿还债务，而地方政府却不能像公司企业那样被清算，除非有另一个实体来承担其政府职责。因此，区别二者破产不同的核心就在于公司企业在破产后能够自我解散但地方政府却不行，地方政府的职责决定了地方政府在申请破产后还必须履行其法定的政府职责，继续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职能。目前现有的地方政府破产机制都是进行重组，破产重组程序会依法对负债进行调整或是减免，从而允许有活力的实体重新开始。重组后的实体继续存在并且仍在政府的管辖内，同时保留部分公共资产确保政府职责的履行。所以，地方政府破产程序的总体目标在于改善债务的财政状况，对部分负有债务的实体提供保险功能，从而减少公共服务降低带来的影响，而不是像企业公司一样对债务进行清算。
（二）对地方财政实行硬预算约束
破产监管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强化对地方政府财政的硬预算约束，硬预算约束会使地方政府严格控制财政收支及资金收益。同时，地方财政硬预算约束还有利于降低中央与地方间的道德风险，当地方政府因财务管理不善陷入财政困境时，中央政府往往会对地方政府提供无偿的财政救助，这样地方政府就会因为有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而产生道德依赖行为，从而发生对债务违约的失责行为。加之缺乏严格透明的地方预算机制，软预算约束的增加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使市场上的实体经济受挫，这不仅会增加中央政府的潜在负债危机，还会加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美国对于地方财政的硬预算约束源自1842年，当时包括佛罗里达州在内的11个州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其原因就是因为地方政府财政存在软预算约束以及中央政府的无限财政救援政策。这场危机促使美国联邦政府对各州政府实行了新的财政限制，包括对财政硬预算约束的限制。因此，破产机制对于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硬预算约束以及对完善和设计政府间财政体系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三）制定明确的破产规则
地方政府事后监管机制必须具有明确的破产规则，其规则的设定主要基于两个目标，一是建立具有透明且可预测性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系统，防止道德风险的产生。二是调整或者重组地方政府财务和债务状况，从而恢复地方政府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假如缺少明确的破产规则，那么地方政府对于债务的调整和重组就必须经过与债权人进行谈判来确定，但是根据国外政府破产的经验显示，谈判的过程往往是漫长而且具有不可控性。这种不可控性表现在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基本公共服务的运行，必须保留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或是服务部门，而债权方则希望最大限度确保偿债的履行，两者利益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谈判协调的破裂。因此，制定明确的破产规则首先是要确保地方政府债务会有效地进行调整和重组，不会因为债权方因为钳制问题而使债务重组失败。其次是确保地方政府不会因为债务违约而放弃基本的公共服务职能。破产规则的制定保护了公共服务项目不因地方政府破产而遭受损失，当地方政府提交破产申请时确保公共服务项目不会因资金问题停止其公共服务职责。
（四）明晰债务偿还责任
明晰的债务分担有助于防止道德风险并促使债务人对违约风险负责。原则上对于债务危机的解决应该是合理分担责任，但实际中往往是中央政府最后承担所有的债务负担。国外经济学家曾提出对于地方政府破产应该实行债务绝对优先规则，因为规则的制定和实行首先是对权利和义务的保障。假如按照规则制定的顺序来对债务进行偿还，并且偿还过程中不存在插队，那么债务偿还的成本就不会增加并且债务的偿还还在地方财政支付的可控范围内，因此可以大大降低其风险的增加。[4] 但是在现实中，世界各国都不存在债务优先偿还规则，其原因在于该规则存在一定意义上的理想状态，尽管绝对优先权可能会对地方债务的偿还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但该规则的实施会影响新增借贷的融资。因为根据优先偿还规则，所有借贷的债务必须按照其先后顺序来偿还，这就为新增借贷的偿还期限产生不可预期的效应，从而无法再融资新增贷款。但是优先权并不意味着是一种不能实现的规则，优先权对于债务偿还的顺序具有明确性，这能加速了债务的理清和重组。并且优先偿还权还能使得债务方可以提前预见债务借贷偿还的期限和预期的损失，从而对债务的借贷起到理想的制约作用。因此，优先偿还权对明确债务偿还责任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优先偿还权只是作为一种政策的选择并不能作为一种明晰的规则来实现对债务的清偿。因为地方政府破产后的选择并不局限于一种规则，它往往会根据其所涉及的政策和社会价值来选取最适合的方式。所以，制定明晰的偿债规则不仅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责任还会加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力及义务。
（五）破产程序方式的选择
由于上世纪80年代长期的浪费性投资，日本也是负债累累，备受煎熬。现在为了设法应付沉重的债务负担，该国将提高消费税。这样一来也会导致消费下降，储蓄上升，自动迫使日本贸易顺差上升。
但是在欧洲，这种消费与储蓄的调整可能会产生最为灾难性的后果。多年以来，欧洲非核心国家的储蓄率极低，结果产生了巨额的贸易逆差。过去，这些国家都依靠德国的资金流入来平衡贸易逆差。现在非核心国家们也必须提高储蓄率，但随之而来的可能会是一轮货币危机和消费崩溃。
为什么我们预见欧洲会产生危机呢？很多分析师认为，如果欧洲国家的决策者们能够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并且行之有效，欧洲的债务问题可能迎刃而解。例如，上个月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发文称，“消除恐慌最好的办法是安定人心。如果西班牙政府能彰显更强的政治能力，而布鲁塞尔的官员们不再那么优柔寡断，可能会产生奇迹。”
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政策不对头也许会加剧欧洲问题，但是对于拯救欧债危机，再好的政策也回天乏术，因为为时已晚。为什么债台高筑、储蓄率极低的欧洲非核心国家会感觉难以继续留在欧元区？为什么他们很有可能坠入债务危机？原因有两个：一是与国际收支平衡的逻辑有关；二是与推动金融危机发展的内在因素有关。
我们先来谈第一个原因。由于2000年－2001年之后，德国主导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后10年间，很多欧洲国家因此失去竞争力，并出现庞大贸易逆差。这些国家必须先要逆转贸易逆差，实现贸易顺差，否则就只能继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不断上涨的债务压垮。换言之，如果它们不能实现贸易顺差，那么偿还债务就无从谈起。
这是个国际收支平衡的基本等式：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必须始终保持平衡，互相抵消。根据定义，一个国家必须在经常项目账户有盈余，才能从资本项目账户进行净支出。实际上，只有当欧元区非核心国家贸易顺差大幅增长，且超过外债水平（并且超过高额的资本外逃），才能真正降低外债。
西班牙别无选择
西班牙已经走到了欧债危机的最前沿，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它的处境。如果德国不能向其提供更多的贷款，西班牙又不能实现贸易顺差，那么它就无法偿还外债。这一点非常重要，需要牢记。西班牙要想实现贸易顺差，有以下三种切实可行的途径可供选择：
首先，德国和其他核心国家能大幅削减消费税和所得税，以降低国内储蓄水平，刺激国内消费。如果德国能把这样的措施推行到足够深入的程度，就会自动产生贸易逆差，相应地就能使其他欧洲国家产生贸易顺差。
第二，西班牙可以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并在未来若干年内忍受由于工资水平减少和物价降低所带来的高失业率。
第三，西班牙可以退出欧元区，启用本币并让其贬值。这样会带来以欧元计价的债务相对本国GDP的比例大幅上升的问题。那样的话，西班牙很有可能会被迫中止债务偿还，进行债务重组。而该国的国内消费也会崩溃。
理论上还有其他解决办法，但它们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比如，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尤其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等——都能刺激国内经济、提高消费水平，同时又都能实现大幅贸易逆差，并保持其增长。与这些贸易逆差相对应的将是欧洲国家的庞大贸易顺差，欧元区GDP增速将得到提振。一旦它们的GDP增速超过其债务再融资利率，便能摆脱困境。然而，这种局面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因为全球其他国家也都在苦苦挣扎，想方设法提高GDP增速，都不愿增加进口。
另一种可能就是欧洲突然实现全面的财政同盟，从实际需要角度出发，将各国全面转移到布鲁塞尔（或柏林）。但这也是天方夜谭。如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正蔓延整个欧洲，这个办法过去就一直不太可能发生，时至今日更是希望渺茫。
那么实际上就只有上述三种办法能助推西班牙贸易顺差上升到使其具有偿债能力的程度。那么到底哪种情景能真正实现呢？
第一种方法是让德国逆转贸易顺差，产生大幅贸易逆差，这对全球经济最为有利，但却几乎不可能发生。沒有迹象表明柏林正在准备采取实现贸易逆差的必要举措。反之，它甚至表示要进一步加强财政紧缩政策。部分原因是德国也有潜在的巨额债务问题。由于在这场危机来临之前的十年间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德国的国内储蓄率大幅上升，远远超过其应有水平。德国也一直不得不把过剩资本贷给欧元区非核心国家，来平衡他们的贸易逆差。
由于有了这些贷款的存在，德国非常担心一旦欧洲债务违约风潮袭来，会殃及池鱼，使自己的银行系统也需要国家救助，因此它不愿意减税和降低储蓄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国不会愿意采取必要措施用自己的贸易逆差换取西班牙的贸易顺差。
十二五规划对今年的经济会有影响，几大亮点值得投者关注。
亮点1：产业结构升级
主要包含以下价值型投机会。7大战略新兴产业，排列顺序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文化产业，广义的概念，既包括文化创意产业，也包括提高百姓的欣赏水平。海洋经济，包括海洋运输、海洋渔业、海洋旅游、海洋源、临港工业区等。
亮点2：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劳动力本在上升，导致沿海很多工业往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些区域投机会值得关注，特别是一些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交通发达的地方。
亮点3：幸福指数
十二五规划提到两个同步的概念，即工增长速度要与劳动成本同步，居民收入跟GDP同步。这里涉及到收入分配，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便显得尤其重要。城市里的住房问题非常严重，土地短缺，会导致土地制度特别是农村建设用地的改革，其结果会导致未来不是炒房的好时机，房价不会跑过CPI。
亮点4：科教兴国、体制改革
实行产业结构调整，解决区域发展等问题，有两大支撑条件，即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以及体制改革。
4大亮点背后的5大根源：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解决城市化问题（如保障房建设），解决金融体系问题（利率市场化问题），解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
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
我们有个共识，2009年中国经济最困难，2010年最复杂，而今年是既困难又复杂，这个复杂实际上也是由世界经济决定的。
世界经济复苏过程漫长
现在主要发达国家（美、欧、日等）短期内面临3大问题：就业、产能过剩、债务危机。其解决办法只有两条，一是迫使人民币升值（使在中国的部分产业竞争力下降，以回到发达国家解决就业）；二是通胀（通过印钞使外债缩水）。
全球流动性泛滥
通胀压力主要表现在大宗初级产品上。高度竞争的产品不会涨，而长期稀缺的，如金属、黄金、食品等的价格会处在高位，但发达国家相对过剩的产能又决定它不会大幅上涨。
中国自身的问题
短期内中国面临以下几点问题。
问题1：通胀
中国的通胀压力较大，主要有四个原因：输入型通胀、货币超发、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气候影响。其核心原因在于输入型通胀（人民币升值）与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
问题2：房地产
控房价和控物价之间有一个取舍。控房价的根本措施是增加房地产的土地供应，可以占用部分耕地，也可以置换农村的宅基地。控房价比控物价重要，因为粮食、蔬菜可以进口，但房子不能进口，同时农民工要进城，所以解决之道还是从农村要地。
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双倍增”目标将载入史册。人们应该都知道：经济增长倍增易，居民收入倍增难。以2010年为起点，2011年增长9.2%，2012年估计在8%以上，余下8年若按照十年倍增的目标计算，年平均增长约为7%。显然这并非是很难实现的目标。
但是，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是“一机两翼”，超额货币驱动政府投资像一架飞机，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引擎，消费+出口是“两翼”。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于货币量的增长，若把广义货币量（M-2）的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对比一下，过去20年间，货币量增长速度在大部分年份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50%。超额货币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面临通货膨胀的挑战，但城市化的进程创造了一个吸纳超额货币的虚拟经济市场，从而使大量超额货币被消化在资产溢价（或资产泡沫）之中，所以我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概念：货币化的虚拟财富。
过去20年，城里人多数都能够感受到虚拟财富的存在，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均等分享，因为虚拟财富的主流是风险财富，而人的天性是厌恶风险的。因此在虚拟财富升腾的过程中，财富几乎必然两极分化，这就是当年亚当斯密的困惑：财富增长若不能为社会的多数人分享，这就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享是一个永恒的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双倍增”的目标，我们可以说，经济增长的倍增目标主要是财富创造，居民收入的倍增目标主要是财富分享。但如果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大幅度低于货币量的增长，绝大多数人会面对“增长中的贫困”。在虚拟财富的增长占主导的经济体中，衡量财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绝对财富，一个是相对财富，绝大多数人会在绝对财富增长之时相对财富比例下降。换句话说，国民财富的“饼”越大，多数人能分到的“饼”会越小，这就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另一面。如果未来8年的广义货币量以年平均13～15%的速度增长，居民收入翻番轻而易举，但从相对财富的角度看，多数人的财富份额依然会下降。所以说，收入翻番易，财富分享难。
人们自然会说，能不能少发货币呢？当然可以，而且易如反掌，但却要承受低增长和高失业的代价。一旦超额货币+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引擎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必然随之放缓。此外，一国货币政策的选择也不是孤立的，总要受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基调的影响，这就是全球化的政策博弈。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元与黄金脱钩让全球经济之舟驶入了信用货币的海洋，从此纸币和债券如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腾起伏。欧美国家还有一个“老祖父法则”来约束政府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老祖父”，几乎是一致选择了超额货币驱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导向。
美国政府在金融海啸时期推出了QE1，又推出了QE2，现在又推出了敞口的QE3。面对即将到来的“财政断崖”，美国政府将如何应对呢？答案很简单：发纸币发债券。欧洲债务危机也是成败萧何，危机之源是发债过多，而化解危机之道却是发新债换旧债。2011年，亚太地区62个经济体的货币量增速约为14%，2009年是由于中国货币量增长了27.59%，导致亚太地区的货币量增长达到创纪录的17%。可想而知，如果周边国家和地区都以13%～14%的速度发行货币，中国政府能例外吗？经济问题永远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热衷于“顶层设计”的经济学家们应记住季羡林老先生临终前留下的一句话：“我一生追求完美，现在终于明白了，不完美才是人生”。
招商基金专户资产投资部总监杨渺在会上表示，今年投资的一个重要逻辑是要做资产比较。今年的投资主线是成长股被验证，价值股被修复。在通胀背景下，他看好上游资源性企业。
金融危机让中国受内伤
在策略报告会上，杨渺分析了中国市场在2010年全球表现倒数第二背后的原因。
2008年11月份，有媒体专栏文章写道，金融危机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轻伤，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重伤，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内伤。“当时我没有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也没有债务危机，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是受伤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国经济已经到了2008年前的水平，美股是一直创新高的。但是A股从6000点跌下来后，现在还在3000点附近徘徊。”杨渺说。
他认为，这首先说明美国经济见底复苏，美国现在经济增长只有3%左右，但在逐渐加速。中国是9.7%，但是未来是减速的。通货膨胀美国是2.7%，中国是5.4%，远远高于美国。
再来看欧洲，尽管德国、法国这些国家经济非常好，但是葡萄牙、希腊这些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所以欧洲呈现内部分化的局面。欧洲最早加息，所以出现美元贬值、欧元升值的状况。
为什么中国会受内伤？我国经济增速很高，但是去年为什么是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杨渺表示，第一在于我国房地产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引发了房地产调控政策；第二是我国之前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挑战。由于人力成本迅速上升，企业生存压力非常大。比如深圳富士康为什么会出现11连跳？这就是人力的成本上升导致企业不能承受的结果，很多深圳企业开始向低成本地区迁移。人力成本、环境成本都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型。所以中国的内伤是，看上去经济数据很好，但实际上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目前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关注三个经济增长因素
对宏观方面，杨渺认为，虽然美国仍在进行货币刺激，但美国经济是超预期的复苏。目前，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和美国政府的资产负债情况仍不太好，因此还需要延续之前的宽松政策，直到明年才会看到美国刺激政策退出。欧洲超预期收缩、提前退出，而美国超预期宽松，美元继续低迷，推动商品价格上行，全球通货膨胀短期内不会缓解。
中国方面，从3月份公布的经济环比数据看，经济在平稳放缓，宏观调控效果已经显现，中国经济还看不到大幅下滑的风险。杨渺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政策将趋向稳健。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空间不大，货币政策会进入观察期。
从细分行业来看，首先，我国消费环比增速在去年11月见顶至今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对应地，消费类股票也从去年11月份以来一直处于下行阶段，背后的基本面变化是中国的消费疲软。
其次是投资高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25%左右，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34%。虽然增速在下滑，但因为这些项目需要一到两年才会逐步建成，这会导致整个建筑建材行业的景气度非常高。此外，政府保障性住房如果按今年开工1000万套，每套60平方米计算，足以弥补可能出现的商品房开工下滑。
在杨渺看来，新经济周期的重要增长动力是“促消费、调结构”，这是我国未来政策扶持的方向，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方向。“中国经济仍靠投资拉动，城镇化、区域经济的开发、保障房建设都对传统的产业景气构成支持。目前，最现实的增长动力是跟建筑、城镇化相关的产业，如钢铁、水泥、建筑。”
中国经济怎样才能实现更持续的经济增长？杨渺表示，未来有三个经济增长因素值得重点关注：第一是产业升级，企业以前的盈利模式面临挑战，比如高能耗的替代和人力的替代，这就意味着企业面临设备的更新换代，实现低能耗、低劳动成本、低污染，因此先进的装备制造公司会获得很好的增长。第二是消费升级，人的需求有几个层次，刚开始是吃和穿，后来变成要娱乐，还需要信息，需要安全，消费升级有更大的概念，要关注能够在健康合理化消费里取得优势的企业。第三是制度创新，就是对于垄断企业管制的放开。只有把高度管制的行业引入市场化，比如让民营企业进行经营，它才会释放出更多的增长动力。
重要逻辑是资产比较
从去年市场热炒中小板、创业板、消费医药，到今年钢铁、水泥、银行受到资金青睐，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是风格切换，去年炒大股票今年就炒小股票，但是五粮液、贵州茅台肯定是大盘蓝筹，为什么它们不涨？这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杨渺表示，要看消费数据。我国居民消费零售总额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持续下降，原因首先是房地产业被打压，中国的消费是房地产带动的，买了房你才会去装修、买家电。其次是汽车消费下降较快，去年政府出台了很多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今年取消了。因此这不是简单的风格切换问题。
今年初装备制造板块在涨，最近变成钢铁、水泥，是因为数据显示投资增速超预期。只有理解了市场热点转换中蕴含的逻辑关系，寻找背后因素的变化，才能判断未来哪个板块能在市场上崛起。
关键词:次级抵押贷款 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 经济调整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标志事件是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这是一场灾难性的比地震更严重的经济海啸。中国民众最直接的就是物价的上涨触目惊心,经济危机前各行繁荣昌盛,各业都在挣钱,却看不到赔钱的行业。几乎一夜之间,不但谁存货谁雪崩,经济泡沫破灭后,经济动荡的形势越来越严重,没有人敢存货,南方省市房价神话被破灭。贷款买房者断供者数以万计,房产剧烈缩水使跳楼者剧增。比照美国政府的降息等救济市场的政策,中国照葫芦化瓢的救治经济政策收效甚微,无异于盐水解渴。美国雷曼公司宣布破产全面爆发大幅度、大范围的金融灾害,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史上屈指可数的金融危机危害如此之大,令人瞠目结舌,中国也不可避免地随着全球的经济泥牛入海陷入困境,干啥都陪钱,各行业由极度繁荣走向惨不忍睹的一月凋零的经济大崩溃的局面。
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及金融衍生
次贷是相对于优质抵押贷款的一种以房地产为抵押的按揭贷款。美国的次贷危机是私有资本追求利益和美国人对资本投机的双重结果。金融是经济的晴雨表,金融充分利用了为民谋利的表象和人的“经济晴天”的理想心理,制造了房市乃至各行业虚假繁荣的表象。
据美国官方称,2003年次级放贷占到美国整体房贷市场的7%-8%。为次级贷款市场提供贷款的放贷机构有的是独立的公司,有的是以提供优惠贷款的金融公司的附属公司。一些大的金融机构也为次级市场的放贷公司提供贷款支持。受利益的驱动,新进入的金融公司抓住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这一时机,为了多放贷款,纷纷降低了贷款的标准。对美国经济的持续看好和对美国房价不断上涨的信心掩盖了次贷市场的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是与其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分不开的,没有这些创新的金融产品,或许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会如此巨大。对资本未来利润的提前兑现是这些金融创新产品产生的基础,同时让投资公司规避了美国对信贷杠杆的限制。美国的金融杠杆在20倍-30倍,但在次贷市场上的杠杆作用却达到了300倍,最后导致美国金融市场的混乱。
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及金融危机在世界的传递的突出经济现象有:资本升值的欲望、美国的经济刺激与金融创新、美元的国际储备、国际支付与调控。美元的价格波动直接影响着世界的经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世界经济的恐慌。
金融危机在经济环境中的引爆点
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危机边缘的金融现状是目前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平衡,比如江浙一带和内地的落差就很大。中国在许多经济领域中积累了一些可能带来金融危机的因素,在这些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一个或几个首先成为危机引爆点的可能。
下文就分析其中八个比较敏感的引爆点:
(一)国企产权改革及衍生问题
国企改革看似与金融危机相距较远,但实际上政府颁布的每项政策都会在金融系统内传递政策效应。由于国企产权改革产生诸多问题和系列衍生问题已经到了积重难返而又不得不改革的地步。有迹象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国企管理部门颁布的政策将出现数量增多力度加大的趋势,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错误的政策,再通过系统内的链条传导,引发金融系统的债务危机。这是金融危机诱发的一个高风险领域。
(二)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问题
一个不容回避的现状是,银行系统与证券市场的关系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理顺,银行坏账明降实增。因此,在坏账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搞商业银行对外开放,一旦外资银行分流我国的储蓄存款,这些国有银行不再拥有稀释不良资产的手段,坏账危机将会全面爆发,就会出现金融危机。
(三)股市、券商坏账问题
中国股市的主要问题是“股权分置”结构性缺陷问题,是由此引发的“非流通股与流通股产权关系不清”、“流通股极度缺乏投资价值”和“大股东利用股权分置结构性圈钱”的问题。所以在外部环境变数加大的情况下,股市中的金融坏帐将可能进一步扩大,则可能由股市系统传导出金融危机来。
(四)保险业系统风险问题
保险行业自身存在的风险问题,可能会在金融危机中诱发更坏的危机链条传导现象。外界学者认为,分红险等产品中投资功能和保障功能的比重失调、趸缴与期缴保费比重失调以及产品期限超短期化倾向等现象,值得警惕。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业务结构将可能导致在未来若干年后保险给付大幅增加,但其难以持续的增长却产生未来的现金流严重不足的流动性危机,甚至会严重危及公司的财务稳定性。
(五)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在现有体制中,地方政府一般向上一级政府负责,所以潜意识也会认为欠债也是为了国家欠债,但中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财政预算。目前这种矛盾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仍然在积累中,而且正处于逐级向上汇集的状态,一旦中央政府在政治体制中做出一定的行政改革,则肯定会触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很可能会演变出一波债务危机。
(六)房地产波动增大银行坏账
从近期的市场表现看,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波动市场高风险阶段,房地产市场价格与政府政策的激烈碰撞,房地产风险问题都会向银行蔓延,向上游产业蔓延。如果未来的政策出现失误,那么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将很可能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风险策源地。
(七)出资、出品型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增长中很大一部分主要由投资促成连带推动世界范围内各种原材料需求大幅度增长。当世界原材料价格节节攀升的时候,中国产品仍然以超低价格作为竞争手段,形成“高价买入、低价售出”的反常模式,这等于是在大幅度补贴其它国家的经济。显然,这些“劫贫济富”的形式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模式,也不可能长久。
另外,中国经济很大一部分由外贸出品的支撑。每年引进500多亿美元,支撑中国投资领域的半壁河山;高度依赖外贸,外贸依存度高达60%(而同一时期、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等国的外贸依存度为14%至20%);高度倚赖外债,中国外债猛增;如今,又高度依赖能源资源进口,这一切,使中国经济日益受制于人,危及中国经济独立自主。
(八)人民币汇率问题
人民币汇率如果进行幅度较大的调整,则极可能造成国内经济领域诸多危机因素的平衡被打破,许多经济领域的缺陷环节要作出必要性调整,从而极可能触发一系列的危机,造成在整个系统内的金融动荡。所以人民币汇率变动是一个很大的危机诱导因素。
金融危机的诊断及事后补救措施
经济危害的补救措施,最重要的是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补救只能是亡羊补牢式的,效果要差一些。物质极大丰富的人类社会,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和维持经济的良性循环。若利用好货币的无限生产能力,是完全可以使经济平稳运行的。但是要看到要使货币不贬值,那要有雄厚的物质来支持。
国家对经济的垄断需要更新换代。国家的垄断要改变过去类似于私有资本的垄断那样的全面控制,改变方向为国家垄断不是完全为了追求财富,而是追求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国家用货币及行政手段对经济的调控。国家参与市场的手段是国家不直接参与市场的生产、经营、销售,这些交给企业来做,而面临经济发展困难如泡沫式的剧烈的经济危机时,国家才运用垄断经济和调控经济的非常手段。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参与要理性,金融市场因其特殊性,国家不能完全控制,只作为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对金融产品的操作,形成供求变化来引导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只要是商品得到消耗,经济危机将难以出现。国家是最大的消费者,特殊政策要起特殊作用。
理智分析与客观理解“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促发展”的内涵延展是摆脱危机困境的必由之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对中国短期的宏观经济数据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但无法改变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模式。决定有效需求的因素有三个:现在有多少钱;预期以后能挣多少钱;钱的流动性偏好。所谓流动性偏好,就是说人倾向于以什么样的形式持有资产,是流动性强的现金、存款,还是流动性差的固定资产。
扩大内需的四种办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一是全民覆盖,二是改革社会保险支付制度,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险补贴。政府负责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扩大保障型住房的覆盖范围。降低房价,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可以通过住房保障体系解决,降低房价包括但不限于开发商降价,改革土地财政、降息和税费减免也是降低房价的办法。降低教育费用。
提高人民收入可以从三方面实施:第一就是提高人民的劳动收入;第二是扩大人民收入来源渠道,比如财产性收入;第三是减少个人所得税。
十条扩大内需的政策。第一条,“加快建设保障型安居工程”,据说要花9000亿,根本上刺激内需的作用有限。第二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对内需主要是短期刺激,主要作用还在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方面。第三条,“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对内需明显是短期刺激。第四条,“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它其中包括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可能会缓解看病难的问题,但看病贵的问题可能还是需要医疗和药品定价体制的彻底改革;第五条,“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从内需方面来说,建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站和防护林,还是短期刺激,当然从环境保护方面来说是有必要的。第六条,“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这个跟刺激内需好像关系更不直接了。第七条,“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这个对内需的刺激还是短期的。第八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对农民,提高粮食收购价;对城市居民,提高低保和养老金标准。第九条,“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可以让企业在技术改造上投资更多,对内需的刺激也比较长效。第十条,“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就是鼓励银行贷款出去,这和上半年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限制贷款形成鲜明对比。
结论
总之,虚拟货币的推出与流通只是认识经济危机的次贷诱因的一种好的建议,它的目的是良性引导中国金融走上经济发展的正确轨道。而具体问题具体安排,深刻挖掘行业潜力,对症下药,因行施策才是根本。经济危机的复杂性不一言以蔽之,而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促发展只是目前的行之有效的策略,至于能否减轻金融危机的恶劣影响,使中国经济走上良性循环道路,那只能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对美国次按危机的再反思,网文
2.自曾晖.养虎为患的美国次级债.省略/
3.策略研究报告:金融危机牵动商品市场.新浪财经/期货
在这种情况下，基金组织提出的建议是在中期内进行财政整顿，但不要在短期内过度紧缩。这一说法和2011年8月美国债务上限问题期间美国政府的表态十分类似。但欧洲方面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立刻采取整顿措施，否则将无法取信于市场。有这样一个笑话：两个正在减肥的人进了一家快餐馆，A只点了沙拉和水，B却点了双份的巨无霸汉堡、可乐和薯条。A对B的做法十分好奇，问道：“你不是正在减肥吗？”B却回答道：“没关系，不是从今天开始，但我有一份可信的中期减肥计划！”意思是，如果不从现在就开始整顿，有谁会相信所谓中期整顿计划是可信的？
一些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家们认为，存在一种政策组合可以解决这种矛盾，即在实施财政整顿的同时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可以向经济注入流动性，将利率降至零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但这里的一个问题是，银行的行为可能会背离政策制定者的预期。这是因为银行面临着四大问题：一是银行资产质量问题，为此银行忙于修复资产负债表。二是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导致资本充足率要求上升，银行缺乏足够的资本支持信贷扩张。三是监管措施在危机期间加剧了收紧。监管政策应是逆周期的，但事实上经常出现顺周期的情况。四是融资问题，银行间市场和债券市场受危机影响都很不活跃，限制了银行的融资能力，例如欧元区的跨国银行间市场就出现了严重的不活跃。
二、金融部门行为及应对激励
在这种恶性循环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能够做些什么呢？这种情况让我们想到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国也存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银行“技术性破产”等现象。人民银行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回顾，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引入对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传统上，央行货币政策的数学模型中不考虑金融部门的行为。这些模型中包含了央行、企业、居民部门，但却没有金融市场和银行部门。部分原因是人们简单地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通过银行体系自动且顺畅地传导至实体经济的企业和居民部门。但是，美国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后，却发现银行部门没有充分响应，欧洲也出现了这种状况。这就说明应重新考虑货币政策传导问题，将金融部门行为纳入到央行的货币政策模型中去。
当我们谈到中央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激励和负向激励时，也应该思考央行和其他监管当局是否有激励机制来引导商业银行。事实上，我们比较缺乏这种激励机制。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首先想到的是管理利差。
在2000年初，中国的大型银行面临重组，正在修复资产负债表并寻求更多资本，有可能影响其积极发挥资金媒介的作用，而且银行还过于担忧自身的资产质量。那时人们认识到管理利差的重要性，因为一定的利差可以激励银行在清理自身的同时也能将资金贷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通过剥离部分银行不良资产来帮助银行减少这种担忧，剥离比大量提供流动性更为有效，正如中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所做的那样。从这里可以看到，如果能够把银行的行为纳入到宏观经济模型中，就可能有办法更好地促进银行体系的逆周期响应，激励银行更好地放贷。
如果我们分析银行的行为，会发现监管当局可以对银行进行激励。当需要加强这种调节时，监管者有时甚至可以直接约谈银行。但这里也存在一种不对称的现象，这种做法在收紧监管政策时颇为有用，但是在推动银行放贷时就不那么有用了。例如，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召集一些大银行家开会，试图动员他们积极参与应对，但效果并不理想。危机期间银行有两方面表现，一是规避风险，二是囤积现金。而之所以会囤积现金，是与零利率政策导致持有现金的成本过低有关。
中国近些年出现过两次关于是否降息并走向零利率的讨论。第一次是在2000～2001年中国出现通货紧缩。另一次是在2009年初，也就是危机刚刚爆发之后，那时不少国家将利率降至零，而中国的利率约从4%左右经过几次调降，在2008年末达到2%左右。当时有人提出要跟从发达国家也搞零利率政策，大家对此进行了讨论。当时，我们还不能确定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是否存在，但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区域，如果银行体系变得消极可能会出问题。最终，中国将利率保持在2%左右。当时还需要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就选择了量化扩张。现在来评论这个抉择是否恰当还为时过早，但这可以说明在决策过程中似应考虑银行业的行为。
一个相关的话题是零下界利率区间。有不少论文从货币政策和泰勒规则的角度讨论了零下界利率问题。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银行行为来说，如果负债方的成本为零，那么它的行为会出现改变，会倾向于囤积现金。关于这个问题，人们进行了一些研究，2011年7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我也谈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在利率降至零后再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而是在利率降至1%～2%时就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效果可能有所不同。
三、是否救助与如何救助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危机救助的方式问题。在特定的条件下，如果央行确实不得不参与救助的话，就存在如何救助的问题，以及什么是优化的选择问题。刚才说到，过早地将利率降到零附近可能不是一种较优的选择，这涉及到泰勒规则的适用区间和如何处置零下界区间的议题。另一个选择是央行实施大规模的数量宽松政策。初衷有可能是为了缓解危机和救助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但现行法规往往不支持央行直接参与救助。这样，经权衡，央行在权限范围内可做的事是普遍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
打个比方，这有点类似于局部农田干旱缺水，央行管着水库大坝，央行想挖几个渠来放水，使之流向特定的干旱农田，但法规说这不是央行的工作，则央行可做的只能是放开闸门大水漫灌，相信一部分水会达到需要的农田。但问题一是资源有所浪费（如未来有通胀）；二是可能出现副作用（如新兴市场遭到过量资本流入）；三是不确定需水之处能得到多少，公众是否满意。人们希望有“定向供水”或“滴灌”的能力，但过去制定法规和确定央行职能时未预见到此，当前就只能搞“大水漫灌”了。
对于这个问题，可能不必这么教条。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严格禁止中央银行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问题的关键是涉及人们对央行目标与职能的法律精神的理解，可能更多地是一个如何解释有关条文的问题。在特殊情况下需要第一时间予以应对、解决问题，至于是否有足够的依据或授权，可之后再找解释。中国的金融机构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出现过大面积的资不抵债，当时也曾说央行不可能有所为，但真到形势危急、迫不得已的时候，要有作为还是可以找到解释余地的。实践中我们就是“定向注水”，由中央银行通过汇金公司持有金融机构股权，想办法将其救活了，之后再考虑退出。
总之，中央银行在应对危机时可设法寻找一些灵活性，找一些活动空间，而不是过于自我约束。从近来的实践看，欧洲中央银行（ECB）也在不得已情况下向希腊放了些水，而且还安排了债券购买计划（SMP）的手段。当然，对此还有争议，ECB也做了大规模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
四、债务约束及应对激励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债务。是否需要一个激励机制，来更好地控制政府债务呢？许多国家认识到必须进行财政整顿，但部分公众却存在抵触情绪，存在意见冲突。那么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足够好的激励机制，既让政府能够顺利进行财政整顿，又能给公众明确信号，使他们认识到本国必须遵守财政纪律？
首先要看到，不同的经济体有不同的债务占GDP比率，同时这些经济体的内债和外债所占比例也都有所不同。例如，日本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债务都是本国居民购买，而希腊等国的筹资渠道则较多依靠外国投资者。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难题是不同的。如果债务以本国债务为主，虽然问题严重，但隔代的收入分配基本限于国内公众，有助于国内的理性讨论，也不会给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太大风险。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个运作机制，让政府债务基本集中于国内？看来是可能的。作为对这种机制的补充，如果负债的政府确实需要在国际上筹资，可向国际组织借款，如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做有很多好处。第一，有助于形成定价机制。如果某国在国际上借款，但却无法提供足够的还款保证，而外国投资人也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那么定价就可能出现问题。如果政府将绝大部分国债卖给国内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就会仔细权衡国债对他们微观经济情况的影响。第二，有助于在国内形成共识机制。如果债务主要由国内公众持有，他们之间更容易形成共识。现在欧洲的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实施财政整顿政策，另一方面公众却走上大街示威抗议。第三，外国投资者很难对别国政府的政策予以制约，这不仅是因为信息不足，也是因为外国投资者缺乏权力和渠道。国际组织在这方面会好很多，如作为补充性投资者可以有所作为。但现阶段国际组织进入可能为时偏晚，应在最初就考虑这一机制问题。
国外投资者则可以先向国际组织（如IMF）投资，再通过国际组织间接投资于国家国债。这里也可以建立一个共同融资机制，即一部分投资通过国际组织进行，而另一部分可以作为捆绑投资。关键是国际组织具备影响国行为的能力，有能力为国设立借债条款。建立这样的机制对有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也有好处，一方面它们可以更安全地投资海外，另一方面能降低外汇储备积累的积极性，更好地平衡国内经济。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外部债务存在很多道德风险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就已经出现这些问题，比如一些东南亚国家过度依赖外债，且存在货币错配等问题。从国际角度看，发生过很多次债务危机，比如拉丁美洲危机。将债务主要限于国内市场是否是一种可行的方式？第一，技术上过去难以做到的，当今的IT能力已可办到，这也包括欧元区。第二，如国内储蓄率不能满足，则国内家庭和私人部门会向国外借，外国银行就会要求提供一定的抵押品，亦可通过该国银行要求本国居民或私人部门提供抵押品。这样本国居民需要自己花钱或用资产抵押来借钱购买本国国债，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激励机制去限制政府债务过度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