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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4-0010-06
一、前言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加速了我国教育国际化进程，来华留学生规模逐年扩大。2001至2010年，来华留学人数年均涨幅超过10％，201 1年在华的各类留学人员达292611人。目前我国已成为继美、英、法后第四大留学目的国，承担着全球约7％的国际学生教育。这一数字在未来十年还会进一步提高，至2020年我国各层次院校拟接纳留学生50万人次。
基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不断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的要求，本文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来华留学生经历。通过对一项中美大学生交换项目中美国学生在我国学习期间的跟踪调查，分析留学经历对留学生文化理解与包容度的影响，以期对我国国际教育发展与国家软实力的提高有所启发。本文由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详细的数据分析组成，最后归纳研究结论。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国际化”个人
(一)跨文化研究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文献经常谈到全球化对高等教育部门的影响。日益频繁的跨国界活动(如市场宣传、招生、就业、排名)正把各国高等院校置于不断深入的全球性竞争压力之下，后者纷纷采用国际标准指导教学与实践活动。这种“一个国家应对全球化的一种方式”就是Knight定义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尽管相互联系，“国际化”与“全球化”概念并不相同：全球化是自由资本主义驱使下的一种经济现象，是与私有化、市场化、商业化紧密联系的议论形式，而国家的国际化战略还肩负着促进“全球理解”与“实现多元文化的高等教育意义”。从这个角度出发，Wit重新诠释了国际化概念，指出“国际化”同时包涵“国际”和“地区”双重因素，即“跨文化因素”。这一定义说明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局限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转型，其跨文化本质可能影响个人，这种转变本文称之为个人“国际化”。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经谈到跨文化交流与个人的国际化问题。如Giddens认为全球化进程导致传统民族国家疆界模糊，因而个人应积极并善于包容跨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并称这一群体为“世界性人群”。Gunesch提出的“国际个人”概念类似于个人的跨文化认同，指的是“一种意愿，一种能力，允许个人通过倾听、观察、感知，反思进入另一种文化的能力……是对多样文化经历的知识与道德领域的开放度。”。与Gunesch视角相似，Nussbaum强调了高校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全球公民”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这里的“全球公民”具有“检视自我与自我传统的能力”，理解世界人民作为人类大家族成员相互依存，具有“叙述性想象”能力，能够和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个人换位思考。Sanderson认为，全球化时代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交流成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指出个人“应使自我国际化，以产生一种全新的对国际化与全球化关系的解读”。这种新的国际认同并不否定国家认同；相反，个人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自我，不断解构和重构对自我国民认同的理解，避免文化刻板认知和沙文主义民族情怀。
(二)反殖民主义视角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演化成新一轮的殖民主义。在经济领域，全球化加剧了南北、东西差异，即便是高速发展的东亚诸国，仍然不同程度上依附于西方的科技与创新；在高等教育领域，英美等“核心国家”依然占有主要的知识产出资源，第三世界“边缘国家”往往拷贝复制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对于个人，国际化进程并未保障每个人拥有在全球性舞台活动的同等权利，拥有更多话语权的西方精英仍然在世界场合复制“欧洲中心主义”，通过塑造“性感的、奇异的、落后的”“文化他者”，不断构建和加强西方完美的自我形象。
在这一背景下，Dobson批评跨文化视角对“国际个人”的理解，指其过度强调相互依存、世界范围内的紧密联系、人性的大同，往往导致对南北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的忽视：“所谓全球的并非是世界的、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相反往往是通过扩张得以全球化的地区性狭隘利益的体现。”Andreotti提出应培养“批判性”国际公民，加强个人对权力世界的认识。具体而言，“批判性”国际公民不仅看到其他国家的“贫穷与落后”，还看到“世界范围的不公”；并不盲目地认为全球化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平等、密切的联系，相反，认识到全球化加速了南北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如果说跨文化视角的国际个人致力于实现“世界共同发展、和谐与相互包容”，“批判性”国际个人更强调解决不公、建立更平等的对话基础；如果说前者是理想的国际主义者，“批判性”国际个人具有更强的反思及处理复杂的权力关系的能力。
S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间的联系不断增强，人们需要与来自不同学科、文化的人合作，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解决复杂的问题，并创造经济与社会价值。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年轻一代需具备新的能力。多年来，教育界一直在讨论新形势下学生应具备哪些新的能力，以及如何培养这些能力，以帮助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成功。
“全球化能力”这一概念能很好地解答了以上问题。2016年5月14日，经合组织向七国教育部长提交了一份题为《面向包容世界的全球化能力》（Global Competency for an Inclusive World）的报告。该报告首次提出了“全球化能力”评估[1]。经合组织计划将该评估纳入2018年PISA测评，评估学生的“全球化能力”。
一、全球化能力的定义
全球化能力是一个复杂的学习目标，可被分解为一些独立的、可测的学习目标[2]。经合组织将全球化能力的宏观范畴解析为“维度”，每个“维度”包含不同“成分”。经合组织指出，全球化能力是指能够批判地从多角度分析全球和跨文化问题的能力；是能够理解差异如何影响自己和他人的感知、判断和想法的能力；是能够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以开放、适宜、有效的方式和不同背景的人交流的能力。“开放”表示的是人们在交流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对他人看法的敏感性和好奇心，以及与他人接触的意愿；“适宜”指人们因当前情境下的交流是按照所期待的文化规范进行而感到的满足；“有效”意味着人们在交流中能够达成他们的部分目标。
按照此定义，全球化能力有着多重维度，包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建立有效、相互尊重关系所需的三个维度：知识和理解力、技能、态度。因此，全球化能力所指代的内容既包含多种认知因素，又包含多种非认知因素。
二、全球化能力评估的维度
全球化能力的习得是一个终身的过程[3]。对于15岁学生，PISA建议从以下维度对其全球化能力进行评估（见图1）。
第一个维度是知识和理解力，指个体应具备相关知识和理解能力，应对全球化和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第二个维度是技能，代表个体为实现特定目标应具备的复杂的、组织良好的思维或行为能力，包括能够分析并进行批判性思考，以核对、评价信息与价值；能够与他人进行适当有效的沟通；能够理解他人的想法、信念及感觉，并从他人的视角看世界；能够调整自身思维、感觉或行为，以适应新要求和新环境。
第三个维度是态度，指个体在实现某个目标过程中所秉持的心态，包括对其他文化和国家的开放态度、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态度、全球化意识，以及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态度。
态度基于价值观而形成。价值可定义为个体对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持有的总体信念。价值观超越具体的行为和语境，能够影响个体的态度、判断和行为。在全球化能力框架中，尊重他人的尊严和文化多样性能够帮助学生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差异、相关信息，也是他们做出明智判断的重要参考之一。
三、认知项目测试内容和方式
2018年PISA测评旨在建立一个独立的复合量表来测量学生运用知识理解、认识关系和观点，以及批判地思考特定目标或跨文化问题的能力。该量表将主要建立在全球化能力的认知项目上，包括全球问题的知识和理解力、跨文化知识和理解力、分析和批判性思维三方面评估内容。知识、理解和批判性思维是紧密联系的，构成了学生的跨文化思维能力[4]。经合组织提倡用新建立的复合量表来测量这三个成分，测试时间为1个小时，平均分为500分，标准差为100。
（一）全球问题的知识和理解力
全球问题的知识和理解力意味着学生要熟悉一些跨越国界的重要问题（如气候变化、移民、贫困等），以及能够理解全球范围内的问题、趋势、体系的相互关系。
在全球化知识领域，尽管学生能接触适量的信息，但若仅仅被动地汲取这些信息而不理解其深层意义及与其他知识的联系，容易对其产生误解。
全球问题的知识和理解力无法仅靠事实性知识获得，还要通过发现不同信息的意义及它们间的联系而习得。较强的理解能力表现为灵活的思维，以及良好的学习、组织知识的能力。这种学习和组织知识的方式有利于学生进行知识迁移，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认知方式。
（二）跨文化知识和理解力
跨文化知识和理解力可定义为学生对于跨文化交流和相关文化的知识和理解，包括关于自身文化、其他文化，以及各文化间异同的知识。作为理解他人的视角之一，跨文化理解能够帮助人们区别特性和共性，以及在跨文化语境下理解不同观点间的关联方式[5]。理解其他价值观，可以深化和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接受它们。[6]
（三）分析和批判思维
分析思维是指运用有逻辑的、系统的和有序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理解文本每个要素的意义的能力，以及审查这些要素间的联系和差异的能力。
经合组织将在2018年PISA认知评估中通过让学生解决相关跨文化问题，评估学生运用知识、选择观点、分析和评价技能的能力。该评估内容包括各种需要不同种类知识和思维过程的任务。评估框架最终将会按照内容领域（如身份、文化、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情境（如校园关系等），以及需要的主要认知过程（如分析和批判思维）将任务进行分类。典型的评估单元会将一些案例作为题干，包括主要测试学生的问题意识和问题理解能力的多项选择题，还包括让学生根据题干中的材料、知识或经验做出回答的开放性问题。
一些研究案例在际化课堂中经常被用于教学。以案例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方法能够帮助学生有逻辑地、系统地进行思考[7]。通过指导学生进行案例研究，教师能够帮助学生在课堂情境中学会处理现实问题。此外，对案例的讨论和分析能够激发学生与每个案例相关的多种观点。案例研究分析也给学生提供了在评价争论中整合一般知识、技能与具体学科知识、技能的机会。[8]
通过分析学生案例研究的书面作答情况，可以获得学生对全球化、跨文化的理解力和分析技能的发展程度。案例研究应优先选择15岁学生熟悉的情境和题干材料，以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测试项目。例如，一名14岁的秘鲁土著学生用古老的方言唱著名的歌曲，进而成为网络名人，而这种古老的方言在秘鲁一直遭受社会歧视。研究者可据此设计开放性问答题目，让学生思考这位少年积极保护本族语言和文化的动机，而相关多项选择题可以测试学生能否理解语言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的作用，以及主流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间的竞争。
四、对我国教育的启示
（一）加强教师培训，增强教师的全球化能力
要提高学生的全球化能力，首先要提高教师的全球化能力。因此，在教师培训中，我国应增加有关全球问题、跨文化的内容，帮助教师跟进国际发展趋势，树立国际化理念。通过专题讲座、在职进修、出国培训等形式，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让教师了解世界各国文化，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在沟通与相互交流中丰富、发展自身的跨文化知识与能力。
（二）加深学生的全球问题意识和对全球问题的理解
全球问题主要涉及国际制度、主要历史事件和趋势，以及与全球主题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如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健康（例如流行病）、人口增长、移民、空气污染、国际冲突、贫困、人口老龄化等。面对这些问题，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思考、辩论等，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关注全球问题， 逐渐认同人类的普遍价值。
（三）补充学生的跨文化知识，提高学生对跨文化知识的理解
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中指出，“普通高中教育的培养目标包括：正确认识自己，尊重他人，学会交流与合作，具有团队精神，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初步具有面向世界的开放意识”。为此，学校可以加强外语教学，开展跨文化教育，让学生深入了解世界各地文化的差异，促进不同文化的理解和交流；加强与社会文化团体的联系，邀请社会文化团体到学校开展各类文化演出。有条件的学校可以推动学生参与国际交流，如跨国交流访学。
（四）通过案例研究和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全球化能力
教师可以通过文本、多媒体技术提供跨文化交流案例，引导学生在思考、交流、讨论中逐步意识到不同文化的差异和特性，进而学会尊重、包容不同文化；尊重他人，学会倾听不同观点，学会参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观点。还可以通过让学生扮演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角色，让其更深入地体会不同文化，学习如何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交流和合作。
参考文献：
[1]OECD.OECD Proposes New Approach to Assess Young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Issues and Attitudes toward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olerance[EB/OL].http：///pisa/aboutpisa/Global-competency-for-an-inclusive-world，2016-05-04.
[2][3]Deardorff D. K. Some Thoughts on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EB/OL]. https：//illinois.edu/blog/view/915/113048，2014-05-15.
[4]Bok D. 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 A Candid Look at How Much Students Learn and Why They Should be Learning More[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作者简介：贾剑方（1959-），男，河北石家庄人，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教学督导。
基金项目：2013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校长联席会议重大课题“职业教育教学督导新工具的开发及工具体系研究”（编号：GDXLHZDA003），主持人：贾剑方；2014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职业教育教学督导的过程研究与实践”（编号：201401152），主持人：Z剑方。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7-0054-04
一、教育国际化的概念，不宜直接移植于职业教育领域
学界对“教育国际化”的理解，是否可以直接移植于“职业教育”，很值得思考。其一，教育的国际化，一直是建立在说文解字基础上的，是一种认为“国际”即“国与国之间”的、跨越了国家“地界”的、突出在于“际”的认识[1]。依此，出国留学、引进国外教育资源、中外合作办学等，就已经实现了“国际化”。其二，基于上述，学界还认为，教育的国际化还有“单向”和“双向”之分[2]。进而又将单向的国际化，划分为内向型的国际化和外向型的国际化[3]。其内向型的国际化关注的是了解、学习和引进国外优秀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文化成果，强调的是一种教育文化的优秀性、先进性和适用性。世纪之交，我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引进了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BTEC和NVQ、澳大利亚的TAFE等。依此，我国的教育也已经实现了“国际化”。其三，当人们发现我国引进国外优秀教育资源之后，与世界教育水平仍旧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时，又有学者提出，教育的国际化乃是包括观念和战略规划的国际化、机构设置的国际化、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国际化、教师结构与流动的国际化、学生结构的国际化、教学设施等基础条件的国际化、科研水平和成果交流的国际化，以及中外合作办学水平[4]，甚至还包括了被三大检索所收录的论文数量等，将国际化定义为难以攀援、遥不可及的事情。特别对于职业教育而言，这种意义上的国际化，就变成了一种遥遥无期的愿望。
以教育国际化的此种认识，直接移植于职业教育领域，在客观上阻碍了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导致了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之路或止步于引进，难以有新的创生；或望而生畏，挫败着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信心。
二、职业教育是最适合走向国际化的教育类型
研究发现，人们之所以在“国与国之间”层面上来理解教育的国际化，并十分谨慎地使用“国际化”这一概念，意在与另一个“全球化”的概念区分开来。对于“全球化”，人们习惯上用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等领域；而对于“国际化”，则用于教育和跨文化的企业竞争战略等领域。其理由是，“全球化”强调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种超越国家和区域限制，排除政治与文化差异的统一标准[5]，其目标指向的是世界的模式化、标准化、现代化；而国际化，则主要表现为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借鉴，不涉及世界范围统一的模式和价值观[6]。进而认为，教育只能实现“国际化”而不能实现“全球化”。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在抵制外来文化的冲击，这是由国家的文化特质所决定的。
研究还发现，人们之所以形成这种认识，是由于教育国际化的研究者所关注的是教育，而非职业教育；关注者更多的是来自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研究者，是从带有浓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角度来思考教育的国际化的，并未将职业教育从教育中剥离出来，没有考虑到职业教育的特殊性。换句话说，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还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对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笔者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类型。如果将“文化”与“知识”进行严格划分，“文化”是一个大概念，是涉及价值观的概念；而认识范畴的“知识”，则是价值无涉的。所谓“人以群分”，是从文化的角度而言的；所谓“物以类同，方以类聚”，则是排除文化和价值观的。而职业教育，其所侧重的，主要是职业领域的操作性知识和方术。这种知识方术，“以物为本”，具有客观性、科学性、专业性，几乎不涉及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输入与输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无国界性”、“通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教育是比其他教育更容易实现国际化的教育类型。
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是“全球化”意义上的国际化
前已述及，当人们在思考国与国之间“际”意义上的国际化之时，是出于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国度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吸收，是一种取长补短性质的共同发展。其之所以局限于两国或几国之间，是因为各国家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质和政治主张。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限制了教育难以成为全球普适的共同需求。但职业教育与泛泛所讲的教育、普通教育不同，它基本不存在价值观等文化领域的内容，它所涉及的更多的是世上以“物”为对象的客观存在。而在这一点上，各国对这种教育的需求，基本是相同或相近的。经济的全球化和我国经济“走出去”的现实，正呼唤着这种紧随其后的职业教育。
然而，这种“全球化”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对之思考的却很少，并没有形成深刻的认识，在很长的时间里，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我国的官方文本中，《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首次使用了“教育国际化”一词，提出：要提高我国的“教育国际化水平”。而对于“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还从未在官方文本中出现过这种表述方式。至2016年，带有半官方性质的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刘立新副所长才以个人名义提出“加快推进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在此之前官方所采用的，是“开展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国际接轨”等近似的表述。学界虽然对“教育的国际化”、“职业教育的国际化”的研究较早，但并未给出“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一个能够达成共识的定义，更未做出“职业教育的全球化”令人满意的界定。对于“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无论是做出一个规定性的或是纲领性的或是描述性的令人满意的定义，笔者也深感有着较大的难度。但对这一定义的赋予，笔者认为应考虑如下因素。
其一，“教育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人们的习惯性用语，无论是国与国层面的还是“全球”层面的，都习惯于称作“国际化”。这种称谓显然是极为笼统的，这种用语习惯也带来了诸多不便。实质上，当我们在“职业教育”领域言称国际化之时，它所包含的应当是与“教育”的国际化、“普通教育”的国际化所不同的意涵，而是与“全球化”密切相联的概念。这种认识，关系到职业教育输出过程中课程设计等方面的要求、水平和着眼点。
其二，在为“职业教育的国际化”界定时，应考虑到职业教育侧重于职业领域的操作性知识和方术，具有“无国界性”、“通用性”这一教育类型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应当是一种“全球化”、“通行化”、“普适性”意义上的概念。这种“全球化”、“通行化”、“普适性”，并非意味着“同质性”，不等同于职业教育的全球“同质化”、“一体化”，而是多样化、多元化与差异化的。其“差异”又非意味着“差距”，而是一种“异质同构”性的。这种认识也同样关系着课程设计等方面的要求、水平和着眼点。
其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定义的赋予，还应依据国家对这一教育类型所赋予的“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的使命。“国际竞争力”不应是“国与国”之间的“际”意义上的概念，不是以某一国度为参照，而应是全球范围内的概念，是全球范围内所显现出的竞争优势和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也非学界所言称的“教育”的国H化概念，而是“现代化”、“标准化”、“先进性”意义上的概念，是一种“水平”的体现。
四、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核心是培养“一流”的职业人才和打造“一流”的课程，体现为人才培养和课程的水平
按照《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给职业教育制定的目标和任务：“到202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按照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的提法[7]，职业教育的近期目标是：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高职院校和骨干专业”，“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很明显，我国政府的这些文件，是将“一流”和“国际化”联系在一起的。
而“一流”又是一个指标模糊的概念。笼统地讲，它只是一个“公认”层面上的概念。“一流”高职教育、“一流”高职院校，核心问题是出“一流人才”；而“一流人才”应体现为在全球范围内被“认可”、能“通行”，且具有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换句话说，是否为“一流”高职教育，与是否实现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将成为是否为“一流”高职教育的一个外在体现和界定指标。而“一流人才”的培养，突出需要的是课程和施教模式。这就意味着，职业教育“走出去”，核心是拥有世界上被“认同”、“认可”的课程内容与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教学模式、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能够培养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同”、“认可”、具有竞争力的学生。其起点是课程，其落脚点是学生；其主要相关因素涉及课程内容与课程设置、教学模式与施教方式、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而非图书资料、科研水平、高层次论文数量等其他外显性、从属性的而非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核心因素。换言之，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反映的是能够培养被全球认可的学生的一种教育水平，其最终结果是“人才培养”的全球化、通行化、标准化、现代化，也就是普适性、公认性、先进性、一流性，其根本是课程，而主要不是包括其他高不可攀的方方面面。那种将教育的国际化理解为全方位的“一流化”之主张，既不符合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现实，也脱离了“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对职业教育需要的实际。
五、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概念，需要经得住“一带一路”战略下对职业教育所赋予的任务之检验
任何一种概念，都不应当是纯粹的逻辑推导和理论归纳，它还应当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并不断完善，特别是应接受“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大环境和战略下的检验。
我国探索教育的国际化之路虽然很早，但普遍意识到职业教育应当走国际化之路并大范围地展开探索，则是在21世纪之交的我国职业教育第二次大发展之时。其动因是：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的投资和外资企业的涌进，使地方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能够适应这一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则出现了大范围的空缺。这就迫使职业教育实现国际化，以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个时期的国际化，从本质上讲，是狭义的、单向的、“内向型”的国际化，表现为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目的在于提升国内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这种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无疑是当时特定背景之下“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涵义，重心在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而非在于教育参与国际竞争，并没有将职业院校置于国际竞争的大风大浪之现实沙场之中。而“一带一路”{1}战略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已经在呼唤跟随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走出去”的职业教育。但当到了这一新的历史时期，职业教育接受“一带一路”战略之下实战的检验之时，问题就产生了。
起初“单向”的引进这一层面上的国际化概念，暴露出其并非是绝对科学、完善的，所引进的优质教育资源虽具有示范性、引领性，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并呈现出诸多新问题，特别是它并不能满足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新要求。突出表现为：其一，引进课程受课程供给方所开发门类的制约，只能开设供给方已经开发的课程，而课程供给方所开发的课程又多为常规性的一般课程，并不能覆盖市场需要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不能覆盖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因而，“一带一路”战略之下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重新开发课程，更为主要的是形成一种全球认可的课程开发模式和课程体系。其二，新开发的课程，需要制定相应的课程标准和施教模式，这也是职业教育“走出去”所面临的一项新任务。其三，所引进的课程，其以“外审”为主的质量监控形式，表现为“事后检验”，这与职业教育客观实际需要的“过程管理”不相符，也需要对之进行改造。总而言之，这种“拿来”的方式，只适合引入而不能适应和直接应用于“走出去”的需要。换句话说，原来那种意义上的国际化，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国际化概念。
综上，教育的国际化，只是一种习惯性用语。职业教育国际化有着自己的含义，它与教育的国际化、普通教育的国际化不同，它不是两国之间或几国之间“国与国”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与经济的“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概念，是与“标准化”、“被公认”、“通行化”、“全球化”、“现代化”、“先进性”、“一流”等相关的概念。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核心问题，是培养被世界上“认同”、“认可”的具有竞争力的学生、拥有被世界上“认同”、“认可”的课程体系与施教模式。
注释：
{1}广东农垦在“一带一路”战略之下，于马来西亚沙巴州、砂捞越州分别购置15万亩和18万亩土地建立海外胶园，于泰国购置土地并成立沙墩公司和董里公司，与柬埔寨签订投资4.25亿美元垦荒新植协议，在东南亚国家建立了数十万亩跨国经营的亚热带农业基地。作为服务广东农垦的广东省南亚热带农业职业教育集团，正面临着紧随其后在东道国当地为之培养一线生产、经营、服务从业者的任务。职业教育的课程输出，已成为职教集团的紧迫使命。教学督导，亦“督”亦“导”，对这一新生的职业教育国际化现象，承担着引导之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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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影.解析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单向度及对策分析[J].吕梁学院学报，2015（8）：74-76.
[3]毕晓玉，张晓明.内向型与外向型：中美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06（1）：84-88.
一、引言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在中国迅速发展。随着英语在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信息传递方面，英语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当今社会正处于全球化发展阶段，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各国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使各国文化呈现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新的发展态势，从而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民族文化间摩擦与冲突。一方面这种冲突来源于全球各国的全方位密切交往，另一方面文化霸权主义是产生这种民族文化冲突的潜在因素。
英语被称为“世界语言”、“全球语言”、“一种永不褪色的语言”。英语的全球化地位，缘于“它的角色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公认”，这暗示英语可以从三种途径达到全球化地位。第一，英语作为全球大多数人的本族语，比如在英国和美国等。第二，英语作为某些国家的官方语言而得到世界的公认，因而它能被广泛地应用于政府、法庭、媒体和教育等领域。有时，它又被称为“第二语”，是相对于“母语”的一种补充，如同当今的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第三，英语在外语教学中作为“最具优势的外语”。随着把英语作为官方语和外语的人数的增多，英语自然得到了广泛传播。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英语已经完全达到了全球化的地位。”英语在世界60多个国家被用作官方或半官方语言，在其中20多个国家占据主要地位。在六大洲中，英语的地位都是主宰性的。英语作为贸易语言、辅助语言和国际语言在全世界各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无论是在商务、技术、科学、因特网、大众娱乐和体育等方面，还是在医学大会、合同签订中，英语都成为首选语言。Graddle统计到，98%的德国物理学家称英语为他们的工作语言，83%的化学家，81%的生物学家，81%的心理学家都完全遵从这项决定。英语广播节目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中被1亿5千万听众收看和收听。
随着英语在中国的广泛使用和传播，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用英语表达中国本土社会与文化的特有事物。英语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导致英语在不同社会与文化中的本土化。世界各地的英语变体应运而生，其中包括“中国英语”。广义上说，中国英语是以标准英语变体为基础，表达中国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尽管关于中国英语的争议颇多，但大部分学者都认可了它的存在并且研究了其在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上的特征。然而，极少有研究描述或分析中国英语特色。因此，一方面，中国英语以中国人的思维的方式表述，增添了一分中国味。另一方面，尽量使语言符合英语的逻辑与思维习惯。这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使用适当的词和结构表达中国特色，才能达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进一步提高学习者使用英语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能力。英语全球化对中国的教育政策和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这并不表明学习英语是错误的行为。作为工具性语言的英语对中国的开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全球化中，英语的教和学都是为了服务于中国的发展，但当一门外语开始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并试图成为主宰时，或者说当全民都忙于学这门外语时，冲突就产生了，学习英语是为了把英语作为全球化交流的工具。过于强调它或全民学习英语是没有必要的。在英语教学领域，我们应该采用合适的态度对待英语。英语需要更多地考虑一些社会文化的因素，需要作更多的调整，使中国英语教学适应英语作为全球语言的事实。笔者就如何看待在中国使用的英语包含中国本土事物这一问题，从英语使用的全球化和本土化这两大趋势角度进行分析，寻求兼顾共性与个性的解决办法。
二、“中国英语”现象
比起“中国英语”，人们更熟悉的是“中式英语”这一提法，后者针对的是不合英语语法规则或者明显是生搬硬套汉语语法规则的语言现象。“中国英语”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葛传槼在探讨翻译方面的问题时提出的。他指出像《四书》、《五经》、八股文、四个现代化（fourbooks，fiveclassics，eight-leggedessay，fourmodernizations）显示了在中国语境中语言使用的特色。因此，这些译法不应被简单地贴上“中式英语”这一标签，他建议使用“中国英语”这一中性或带有褒义的提法表达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特色。
“中国英语”这一概念自葛传槼提出以后，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并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英语在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中的广泛使用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孙骊在文中虽未直接引用“中国英语”这一提法，但探讨了英语的不同变体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地位。汪榕培支持“中国英语”的独特性，他提出“中国英语”的定义应包涵：①在中国本土使用的语言；②以标准英语为其核心；③显示中国的特色。汪在其文中引用了Peterstrevent下的定义以支持其观点。虽然什么是标准英语本身具有复杂性，但是汪的定义不失为兼顾英语在中国使用中显示出全球性和本土性的一个有益的尝试。李文中对“中国英语”这一提法是否妥当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地位毕竟与英式英语或美式英语这些国别变体不同。他指出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文化诸领域的特有事物，并不受母语干扰。事实上很难区分什么是母语干扰，什么是特色，但他的观点的贡献涉及两个特征：全球性和本土性。
更多的学者随后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支持“中国英语”这一提法。众学者的支持表明了对英语在中国使用的本土化特点的正面态度，但在将“中国英语”作为一种变体这一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葛传槼在讨论中并未涉及英语的不同变体；汪榕培在使用“变体”一词时引用的例子是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加坡英语和马来西亚英语，他引用Peter trudgill的将美国英语叫做US英语这一例证指出“中国英语”这一命名的可行性，但这一类比的问题在于它意味着将“中国英语”这一在kachru的理论中处于扩展圈的情况与内圈（如英美）和外圈（如印度、新加坡）的情况等同，因此有欠妥之处。李文中在其讨论中区分了国际和国内两种使用情况，将“中国英语”划为前者。
“变体”这一概念因为在上述学者的使用中缺乏严谨性，招致了对英语在中国使用的本土化特点持否定态度的学者的批评。谢之君从跨文化交际角度指出“中国英语”显示来自母语的干扰，张培成也持类似观点，有些学者甚至干脆将其定性为中介语。这种因用母语标准衡量非母语使用者导致的否定态度在国内学者中大有市场。纵观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持否定态度的学者都承认英语在中国的使用中存在一些问题。
在这场论战中，双方都从语音、词汇、句法、语用和语篇等不同层面引用例证支持其观点，但都无法说服对方。显然还需要在不同层面做更多的研究才能对这一问题定性。
三、英语全球化对中国英语的影响
知识经济时代，如果没有掌握英语，就根本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流，更别说作为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分享科技的进步和利用现代文明。
为了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保持其受重视的地位，世界各国政府都把英语教育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各国政府纷纷把英语设置为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必修科目，规定学生学英语的年龄越来越小。其次，由于英语具有交际工具的作用，各个领域对英语熟练度的需求越来越高。为了满足学习者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熟练使用英语的需要和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有效与本族人互动，各国教育部均把当今的教学模式转向了任务型教学——交际法。在日本，政府非常强调交际交流技巧的发展。最后，各国政府在英语教育上有巨大的财政投入，个人和家庭也如此。各国政策和实践都围绕英语这个全球化目标，呈现出这样的现象：一是几乎所有高校都把英语作为必修课，大学生在英语上花的时间有时比专业课都多。二是英语课程标准的制定受到英语全球化的极大影响。在中国，英语教育也在寻求体现上述概念，交际法被推为典范。交际法自20世纪70年代末从国外引进后，历时三个阶段，最终成为中国外语教学领域的主宰。而前期的教学理论如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和听说法完全遭到了专家的否定，唯一被倡导的就是交际法。不过，在交际法时代的影响下，“中国的英语教学实践并未驶入一种理性的运行方式”。
四、中国英语的发展及未来
“Glocal”这一术语，是由英语的“global”（全球性的）加上“local”（地方性的）合成的一个词，其意义为“既有全球性特点又有地方特色的”。该术语首先是由新加坡学者Annpakir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的，其意为英语将既有全球性，即在全球各国广泛使用，又包含各国、各地区的地方特色。Pakir提出的“Glocal”这一概念有助于界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
本文倡导的对“中国英语”的界定，是解决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的针对在中国使用的英语性质和特点的争议的一次尝试。这一观点在实践中能否经受得住考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明确的是，这一定位符合英语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大趋势，是语言使用的必然。
参考文献：
[1]Adamson，B，China’sEnglish：A history of English in Chinese Education[M].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Trudgill，P.and J.hannah.International English[M].3rd ed.London：Arnold，1994.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6-0023-02
目前，跨文化交际课程在越来越多地高校被开设，既是顺应时代而生，也是如今高校培养人才之需要，本文将从全球化、人才培养、外语教学、语言文化及交际间的关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其课程本身的作用及重要性、全人教育观来进行讨论，以期对此课程更进一步地认识。
一、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盛行并成为了描述人类社会跨边界的互动网络不断加强的概念。由于全球化涉及了许许多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化，世界各部分之间相互渗透与融合、相互联系与依赖。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各民族的本土文化以开放的态势与多样性的异域文化积极交流，使得全球的文化呈现出统一与多样，普遍与特殊。文化全球化时代是国与国之间加强文化交流、并在文化交流中促进文化发展的时代。各国文化需要走向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各国文化。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跨文化交际科学研究的跨国合作，是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为了更好地处理可能产生的文化碰撞甚至文化冲突，减少摩擦、增进交流和理解，从而使世界多元文化得以和谐共生，展开对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及发挥其重要作用显得十分必要。
二、人才培养
当前各种文化之间频繁交流与碰撞，作为一名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人所具有的基本的素质就是要有宽广的国际胸怀和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我们如今的在校大学生从中学到大学至少经过了八年的英语学习，他们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和语法知识，许多人也通过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却不能与外国朋友进行顺利地交流，不是语言技能本身的缺乏而是不了解对方的文化，缺乏对外语交际规则和交际模式的明确认识，缺乏母语和目的语文化差异的意识和敏感性。因此，培养和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是大学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2004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指出：课程设置要体现个性化考虑不同起点的学生，保证学生在大学期间的英语语言水平稳步提高以满足他们各自不同专业的发展需求，并将选修课分为三类：语言技能课程、语言文化课程和专业英语类课程。这三类课程与跨文化交际课程相辅相成既能培养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并给优秀的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提供提高英语综合能力的平台这使得在大学英语课程群中开设跨文化交际类选修课程有理可依。通过跨文化交际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一种国际胸怀和全球视野，建立一种全球思维方式的开放心态客观、理性地看待世界上各种不同种类的文化，尊重和珍惜文化差异，以欣赏的态度学会认识和利用它来创造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机遇，并能够认识语言、文化和交际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学习跨文化交际原理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增加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最终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语言、文化与交际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即语言与语言之外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问题，诸如语言与文学、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法律、风俗以至于物质行为、社会制度、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讨论两者关系前，首先介绍下两者的定义。现代语言学家提出了语言的各种定义：“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用任意创造出来的符号交流思想、感的情和愿望的非本能方法；语言是人们用惯性的任意性口头听觉符号进行交际和互动的惯例。也存在着一些语言学家所公认的人类语言的一些主要特征，这些特征被包含在这条普遍接受的定义中：语言是一个用于人类交际的、具有任意性的语音符号系统。从其语言功能来说，语言是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是思维的载体和物质外壳和表现形式，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进行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人类保存认识成果的载体。文化是什么？H.H.Stern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文化即大写的文化，狭义的文化即小写的文化。广义地说，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那么语言与文化是什么关系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及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与文化动态地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语言记录着文化，语言促进文化的发展，同时文化也影响着语言的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四、外语教学
语言与文化间的密切关系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外语教学中加入文化元素的必要性。Kramsch指出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交际与文化不可分割，外语学习与目的语文化学习不可分割；束定芳指出文化知识和文化适应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交际能力是获得进一步的文化知识的必要前提和手段，部分有明确职业选择方向的外语学习者为了适应学习结束后职业岗位的要求，如翻译、外事旅游接待、宾馆服务等，需要把某些外族文化项目作为专门的学习内容，如饮食习惯、风俗礼仪等；Byram认为跨文化交际与所有课程相关；Oatey&Franklin也指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与其他学科共同完成的。因此，跨文化交际的传授与外语教学相辅相成，都应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共同目标，因为学好一门外语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其文化。此外，语言与文化都是动态发展的，因此外语教学应帮助学生培养学好一门外语必需的文化意识以及发现和理解文化差异的能力。作为外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英语教学应体现外语教育的本质属性，追求工具性和
人文性的统一。《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
五、跨文化交际课程
（一）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以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跨文化学习策略、跨文化语用能力、跨文化语言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主要目标，注重培养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全面提高学生人文素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认识语言、文化和交际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各类交际形式有所认识；对相关国家的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更有效地进行交流；预测并避免由于不同的文化期望而产生的误解；懂得手势和其他形式的体态语；讨论有关文化适应和相关的问题，使学生了解其他文化的社会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通过学习跨文化交际原理，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增加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最终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跨文化交际课程的重要性
全球化的浪潮使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交流、碰撞与融合，如何能更好地应对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碰撞甚至文化冲突，减少摩擦、增进交流和理解，从而使世界多元文化得以和谐共生，跨文化交际学显得尤其重要。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对跨文化的研究与认识会极大地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和平。
六、全人教育观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通识教育的功能研究存在着严重的偏差，更多地关注通识教育的创新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精神传承功能，而在人文精神发生集体性危机的中国当下和全球化语境下，通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传承，因为“只有在文化深厚的土壤里，天才才有可能爆发”(甘阳语)。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精神传承途径，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应该把“文化自觉”理念贯注在每个大学生心中，促进其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铸就主体精神的文化自觉，这应是当前通识教育巫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灵魂。
一、戏剧艺术与文化传播
戏剧艺术是一种文化。论文百事通“文化”大概是人类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1952年)一书中，共收集了1“条文化的定义。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一文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至今学术界还认定为权威的定义，即“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英国文化研究者威廉斯则细化和拓展了泰勒的观点，他说，“文化”一词是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文化的当代意义大致有三个方面：(1)作为艺术及艺术活动的文化；(2)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的文化；(3)作为一种发展过程的文化。m<_，无疑，艺术及艺术活动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被用来阐释艺术及艺术活动的。作为艺术的一种样式，戏剧艺术当然是一种文化，但其表现形态却有着自身特质，即戏剧是由演员直接面对观众进行表演的一种艺术和文化。
戏剧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身份的代言。“对艺术史家来说，他们深深地意识到艺术始终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或现象，一个其所处时代的符号，一个历史、社会、文化或个体成长、身份、变革或转化的标志。公正地说，甚至在艺术发展最具形式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时刻，这种观念在艺术史学科也曾是一个既定的观念”，我们知道，世界戏剧有两大基本系统，即以中国传统戏曲为代表的东方戏剧艺术和以欧洲话剧为代表的西方戏剧艺术，其中，梅兰芳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无疑是这两个系统中最突出的代表。从梅兰芳的戏剧艺术我们可以品味到美情统一、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妙处，从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我们可以感悟到充斥着博爱、罪责和忏悔之情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深邃底蕴。把握两者的差异，追寻两者形成的精神质素，从而更深人、更真切地展现文化内涵的差异，这是历史学家所无法提供的鲜活的文化标本。
戏剧艺术是在文化传播中生成、发展和完善。“文化由外层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这一定义从动态和过程的角度，确定了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传播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表明：文化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同构、兼容互渗。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同样，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戏剧艺术正是在文化传播中得以生成、发展和完善，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播，戏剧文化将是一种“死文化”；如果没有戏剧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传播将丧失一种重要的路径。
二、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
非常遗憾的是，随着戏剧艺术的边缘化倾向加剧，戏剧艺术这种文化传播传承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渴望着在还没有完全沦落为“社会机体的“功能性器官”的高校能够担当重任，守望文化家园，传承民族文化精神质素，铸造新的人格。如此，实施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就相当重要而紧迫。
18世纪末，西方高等教育就注意到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承功能的意义，“当时的知识界普遍认识到，艺术史和文学研究一样，是探索民族文化身份是一个重要途径。同样，学习艺术史和文化传统有助于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和推动社会的进步”。1874年，艺术批评家诺顿受哈佛大学之邀担任艺术史教授，他说：“对我来说，艺术史是一种最为神圣的文化传统。通过研究艺术，人们可以发现自身潜在的精神追求和美的理想，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文明”。的确，一个文明、一种文化如果要存在和延续，就须保证它的关键信息和元素得以传承。有意义的艺术接受活动，就是接受者全身心地沉醉于艺术世界的精神漫游和灵魂之旅，也是接受者获取文化精神和历史信息的过程。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播效应是任何一个领域都无法企及的。诚如前苏联著名美学家斯托洛维奇指出：“人的审美教育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但是不能不承认，艺术是对个人目的明确地施加审美影响的基本手段，因为正是在艺术中凝聚和物化了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
戏剧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因其现场直观性、双向交流性而在接受者面前“打开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无限美妙的欲望与生命的世界n/别林斯基语)，在这个世界里，观众身临其境，把自我的生命体验投射其中，逐渐形成浓郁的“扮演意识”。拥有这种扮演意识，接受者更易深入了解蕴含其中的文化精神，确定自身的文化身份，并以此来审视他者的文化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说，戏剧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承功能，又是其他艺术所无法代替的。因此，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传承途径。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都应是连续的，任何一个链条的脱落都可能造成文化根基的丧失，而这种丧失往往导致一个时代精神的集体沦落。这种悲剧历史已然有上演。但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族文化之链正面临着再一次被断裂的危险，当人们，尤其是当代大学生争相追逐着西方文化浪潮而忽视甚至漠视脚下深厚的文化土壤时，“失落的就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因此，在高校实施通识教育并不是一种现时流行的时尚，而是一种恒久的文化传承事业。同样，戏剧艺术通识教育也不是高校的装饰品，而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传承的连绵不绝决定了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恒久性。
三、文化自觉：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灵魂
现在的大学教育随着全球知识产业的兴起与推动已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不可否认，这是大学教育的一种进步。但当目睹着民族文化精神资源在此热潮的裹挟下已然失去其存在的根基，价值逐步被遮蔽之时，我们又会悲叹大学精神的沦落和功能的偏移。诚如英格尔斯的现代化发展理论所认为，现代化不应该只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成，而应该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理素质。他说：“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这样的国家才真正称之为现代的国家”，而作为一个“现代人”最深层的表现就是坚守自身的文化归属，拥有主体的文化自觉。
因此，文化传承并不止子传统文化知识的吸纳，尤其不能“把历史的馅饼按时代和地区切割成大小不等的部分，然后再按照编年的顺序把它们分别吃下去”，因为“这种机械的拼盘游戏使历史处于被割裂的状态，因而缺乏一种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性和精神深度”；也不止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播，而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主体的文化自觉。
引言
现今随着经济的频繁往来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一系列全球问题的产生使人们越来越密不可分。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角度也变得全球化了。“全球化”作为目前最流行的术语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世界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各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西方学者罗兰·罗伯森“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的提出正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对策和设想,认为“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环境的方式”,全球文化是以多样性和差异性为标志。作为全球化的对立面“本土化”以独特的生命力与之抗衡,世界文化将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音乐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使之也深受全球化的洗礼。“全球本土化”也给予音乐教育以重要启示。要深入理解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须从对全球化的认识开始。
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
全球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涉及到不同的学科和领域。邬志辉教授在《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中归纳了五种界定模式(传播学的界定模式、经济学的界定模式、文化学的界定模式、生态学的界定模式、政治学的界定模式),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纬度的发展过程,各纬度在表现上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不同国家来说,全球化的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全球化是一个矛盾性的发展过程,单一与多样、特殊与普遍等矛盾和悖论都同时并存与全球化的结构当中。”音乐教育属于文化范畴,所以在这里重点看看文化学的界定模式:“就文化的全球化而言,它不是一个日趋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一体化(unification)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全球化和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普遍性、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矛盾公生并在全球背景下凸显强化的过程。”可见全球化在文化领域更多的是一种全球与本土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没有差异就没有交流的必要,没有交流就不会与进步,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从观念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过程。至少对现在来说,那种认为非西方世界最终将因循一个单一发展模式的合流观念是过于简单化的。他没有考虑到各种全球化趋势中的复杂性因素。……因此,当今世界成为这样一个竞技场,全球化和它的对立物——本土化——各擅胜场,正在同时对个体和群体产生巨大的压力。”(杜维明《对话与创新》)着名文化理论家野健一郎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越频繁,文化越趋多样化”。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同样也促进了各本土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没有全球文化只有本土文化,各本土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未来世界文化朝着“全球本土化”发展。
在音乐的“全球本土化”中,印度小提琴音乐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小提琴是欧洲音乐的重要乐器之一,大约在两百年前传入南印度宫廷,现在南印度音乐会几乎离不开小提琴了。从音乐风格到演奏方式,印度小提琴音乐与西方小提琴音乐都有着极大的不同。相信也听过印度小提琴演奏的人肯定会为它们完全不同的音色留下深刻的印象。为适应印度音乐的要求,印度人把小提琴改为c、g、c、g定音,席地而坐演奏,把琴放在胸前和右脚之间。风格模仿印度的歌唱,演奏多滑音。他们采用自己的方式改进小提琴。使小提琴成为了印度人自己的乐器。现在印度小提琴音乐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热烈欢迎。印度传统音乐做到了真正的“全球化”,在现代世界中保持了自身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成为音乐的“全球本土化”的典范。
二、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一时代背景又向教育提出了挑战。我国音乐教育领域对全球化问题的反应慢一拍。缺少音乐教育基本理论的全球性思考。当看到音乐教育全球化这一概念时难免会误解为全球音乐教育的趋同,甚至是全球音乐教育的西化。这显然是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片面或不深刻的理解。由此引入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以更好的理解全球化语境下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是指所有全球共同认可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制度都必须适应本土的音乐教育环境,以体现本土人民的主体性:所有有建树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制度总是有地域性的,总是产生于特殊、具体的音乐教育环境.总是由解决具体音乐教育问题的人创造的,而后才具有了一般性并被全球的“他者”广为借鉴、学习和再创。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包括以下特征:
1、音乐教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音乐教育的普遍性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在音乐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上的某种趋同。如音乐的终身学习和把音乐视为文化,理解不同民族和国家的音乐等观念正被世界各国所接纳:对话式教学正取代灌输式教学已成为全球音乐教学认可的方法等等。音乐教育的特殊性体现在虽然各国音乐的终身学习等观念已被接纳,但各国的接受程度、范围各有不同:各国的教学方法也各有不同的运用。
2、音乐教育的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音乐教育的一体化体现在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建立,如1953年成立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等。这些国际组织在全世界、在国家之间乃至在地区之间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如ISME在半个世纪来纠正了全球普遍存在的欧洲文化中心论,正式提出了世界音乐(WordMusics)教育的概念。“多元文化教育”、“世界音乐”、“全球观点”等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就在全球音乐教育一体化的同时,各国、各民族、各地方的独立性不断加强,珍视民族优秀音乐文化传统以及保护和促进音乐文化多样性的努力,不仅是各民族国家,也是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一种追求。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成果正是各国、各民族乃至各地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3、音乐教育的国际化与地方化的统一。为了便于交流、沟通和比较,国际社会越来越采用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与共同遵守的标准与规范。但音乐教育的国际化并不是绝对的和单一的对应。如在一些术语概念上,由于语言文化和理解方式的不同则应慎重的理解和运用。
三、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的几点建议
1、重视世界音乐的教育
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利用先进的通讯技术、交通工具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各地区、民族和国际组织的相互联系乃至相互依赖增大,使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交往更频繁:世界经济市场化使资源得到全球性配置,促使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的依赖增大,经济往来密切: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也把世界人民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紧密联系密不可分,都是组成这个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文化的角度看,经济的密切往来必将促进文化的交流、依赖。作为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音乐文化也是人类相互理解的纽带。
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话语中的世界音乐指的是世界各国本土的音乐,是为了增强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为目的,这就要打破欧洲音乐中心论的旧有观念,理解并学习世界各国、各地、各民族的音乐,它们是组成世界音乐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音乐从属于文化,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千差万别、种类繁多,每一种音乐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就是要求人们去理解、学习不同的音乐文化以促进世界的理解和交流。我国的音乐教育长期受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影响。分不清西方和世界,教育内容中世界音乐所占比重几乎为零。西方音乐只是沧海一粟,是世界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成功也正是在于它的特殊性。世界音乐给了我们更广阔是视野,使我们可以从更多角度认识到自身的独特性,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和整体性的情况下获得新的发展。
2、重视本土音乐的教育
正像前面指出的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本土的音乐文化传统就是组成世界音乐文化的一部分。近年来“本土知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学术界也开始了广泛的研究。石中英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中将“本土知识”定义为:“由本土人民在自己的长期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与本土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和人文环境)及其历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是一度被忽略或压迫的本土人民实现独立自主和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力量源泉。”并且他还详细论述了“本土知识”在内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由于本土知识与本土生活方式密切结合,深深扎根本民族文化,包含着真正的生存智慧,对于解决本土问题是一种真正有效的知识,也是他者所不能给予的。
目前，高职教育受到各个国家的普遍认同，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其三大职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的提高比物质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这更加凸显了高职教育事业的重要性。
我国高校教育的主要目标和责任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特别是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有了长足进步，然而，（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政治、经济改革，处于“转型期”背景下的高校教育面临巨大挑战，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尤甚。在当前全球化和后现代的语境下，充斥着各种文化和价值观，传统的单一主流文化和权威社会影响渐微，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要在这种多元信息、多元价值竞争中取得胜利，无疑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难度。
一、多元文化与全球化—无法回避的教育背景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愈来愈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了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势必意味着主导价值观念的号召力下降。这是目前各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无法回避的背景条件。
所谓“文化多元主义”，C·W·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将其定义为一种历史观和公共政策，也定义为一种文化观和教育观。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观，核心是承认文化多样性及其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作为教育观，则要求学校帮助学生了解、尊重和欣赏其他文化，消除对其他文化的误解和歧视，正视文化冲突。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的评价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是经济全球化和后现代话语背景的产物，并依托此背景不断强化。
“全球化”的定义有很多，常规意义上的定义大多基于外在物质层面的表现，即认为全球化就是国家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在政治和经济上相互依存，形成全球意识。全球化涉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通过全球化，世界各国都得到了实在的利益，中国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然而，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全球化的意义不单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上，而且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此框架下，我们可以认为全球化就是国外各种领域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商品、传媒的裹挟中渗入并扩展的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全世界的产品和信息带来各种不同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并随着传播和运输手段的现代化而充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迈克·费瑟斯通在其所著的《消费文化》中，对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形象进行了分类，认为一种形象是某一种文化向外扩展至它的极限，并不断吸纳和整合其他文化，最终这种文化遍及全球，成为主导文化；另一种文化形象则是不同文化的浓缩，以前相互远离的事物现在彼此接触并共存一处。不同的文化不经过整理融合，一味叠加，导致文化变得过于繁杂庞乱，没有清晰的组织原则和处置模式，无法形成统一的信仰原则、指引方向和实践知识。”可见，第一种文化形象带有霸权意味，第二种文化形象更加贴近现实。
促成上述第二种文化形象形成的原因，除了全球化背景之外，还有所谓的“后现代”。 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相当复杂，在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不同侧重的表现；但表现在不同研究对象和领域中的“反叛”特征却是相似的，具体表现为对权威、传统和一致的反叛。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失序、破裂、消解成为一种常态，而通过一种主流价值与传统实现社会的团结成为奢望。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话语似有超越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书中“玛格丽特·米德将特征概括为“全体社会成员以目今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这种流行却绝不会是传统和固有的约定俗成。
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人生中思维最活跃的时期，对新鲜事物的理解甚至认同都相对容易。在上述背景之中，大学生群体面临的不仅只是信息、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带来的迷茫，还有在认知、评价态度方面的无所依从。
二、困境分析—迷茫与压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压力是非常严峻的；而准确的分析问题的表现形式和把握问题的本质是我们寻求解决之道的前提。由此，在多元文化视阈下，理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压力是我们首要解决的问题。
教育过程本质上可以概括为教育主、客体之间以一定教育方法和手段为依托的互动过程。很显然，欲图完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需要“整合”功能的发挥；或者说，单纯某一方面的努力（或某一方面努力的缺失）不足以很好地完成教育任务。由此，我们对当前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困境的分析可以通过以下思路：主体压力—客体困境—互动障碍。
（一）主体压力
一般而言，教育主体方面的压力主要源于传统教育手段和方式相对现代教育观的不适应。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教育背景下，传统的教育模式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即教育的效果大幅降低。因此，我们基本认为，改变传统的教育手段是当前教育主体面临的主要压力。
1.根本压力。教育主体面临的根本压力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有待提高，二是高校缺乏将教师与学校各部门、各位教师的教育手段和方法进行相互整合的平台。这种压力的存在，主要源于我国高校在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如教师的整体思想政治素质水平不高，呈现严重的良莠不齐现象；又如，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资源不足，无法形成对主体的协调、整合，发挥整体的优化作用。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源于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导致了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当前社会呈现出更多新思想、新观念，如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不仅对思想尚未成熟的学生观念造成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位居神圣职位的教师，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体制走向，使得社会教育体制下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变得趋于形式化和功利化。因此，教师思想政治素质水平和教育观念，以及学校的整合能力将是教育主体面临的最根本压力。
2.表层压力。我们在前面提到，教育主体面临的表层压力就是教育手段和方法的更新。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需要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及学校开展的各种活动中转变传统的教育手段和方式，以便高效地完成教育任务。如何转变教育手段和方法是教育主体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尤其是伴随当前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教育客体进行学习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传统的教育方法明显落后于当前教育理念的发展速度，教育主体很难通过一些传统的校园宣讲、社团活动等方式来高效率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如何和互联网等新媒体进行互相融合，创造出新的、富有吸引力的、便于被接受的教育方法，将是每一位教育主体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客体困境
换一个角度，我们站在受教育者，即大学生角度来分析其面临的困境。很多极端的评论都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表现得忧心忡忡。对“80后”、“90后”的种种表现给予了“垮掉的”“物质主义的”等标签，对“90后”甚至有“脑残”的蔑称。但是，面对着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采取悲观的态度。毕竟，我们在2008年的雪灾、地震和奥运等事件中，看到了他们积极的表现和工作中的责任。我们姑且脱离这种简单评价的困境，站在青年大学生成长这个更高的层次。在这里，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就变成了：在思想政治学习和塑造过程中，大学生群体遇到了哪些问题？然后涉及到是该如何破解的问题。由此，我们暂且将大学生思想政治优势和积极因素放在一边，采取“问题取向”；再结合本文对相关教育背景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这种“客体困境”概括为： 转贴于 1.信息、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带来的迷茫。在当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学校的主流价值观念受到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以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落后三方面的综合影响，出现了多元化的学校价值观。因此，学校的价值观取向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取向，使得当前大学生群体中的价值观取向呈现多元化形式。大体表现为三种，即坚定支持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坚决反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保持中立的模糊态度。其中，前两种价值取向在学生群体中占少数，多数学生的价值取向处于模糊状态。这种现象是学生在多元化的价值观念面前感到迷茫的表现，不利于他们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取向。
2.认知、评价标准方面的无所依从（认知、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带来的无所依从）。与价值观多元化对应的，是价值观选取标准的多元化。根本上，诸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是由其本身的说服力决定的。随着改革尤其是开放地不断深入，长时间相对封闭环境中才会有的主流价值观念独领的场景已然较难回归了。而主体面临上述“压力”却没能很好地找到解决之道。面对着思维活跃、对新思想和观念抱有极大热情的青年大学生群体，相关教育的方式和手段没能体现出足够的吸引力。传统教育方式在传统相对封闭环境中能很好地扮演其应当的角色，而新环境中，影响力的式微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造成了大学生群体在面对纷繁复杂地价值观冲击中的无所依归，混乱而迷茫。从而，出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的互动障碍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互动障碍
教育过程以及预期的教育效果应通过教育主客体的良性互动来实现。互动出现问题，教育初衷就不可能沿着预期的路径实现。在我们这里的研究主题中，由于教育主体现有的教育方式和手段不能满足客体在内容和吸引力、说服力方面的要求，从而会出现整个教育过程流于形式的危险。即使完整地甚或超值地完成了教育过程，效果却很难保证。可想而知，没有“成就感”的努力是不会持久的，如此“恶性互动”会一点点侵蚀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处在客置的大学生群体求知而不得，只能压抑其对价值观方面求知的渴望，在混乱和迷茫中无所适从。
教育的本质要求教育的过程只有通过主客体之间的积极互动才能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成功完成教育的任务。如果教育的主客体中的任何一方表现出互动的消极怠慢性，将会导致教育的实现不再具有其真实意义，变得更加富于形式化。通过上述对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存在的困境分析，我们认为当前的教育背景下，教育主客体之间存在教育主体的教育手段落后于教育客体对教育内容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方面的要求，出现比较严重的互动困境问题。这样的教育形式如果长期存在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会侵蚀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也会压制大学生的求知欲望，使得他们在多元化的价值观体制下，变得更加迷茫和无所适从。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时代的变迁已经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带来地严重冲击。寻求解决之道，刻不容缓。
三、脱离困境—如何引导大学生取“正确”的一瓢饮
面对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念的时代背景，及其带来的大学生思想政治过程中的问题，我们应何去何从？如果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势必遭到更大地冲击。采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应对，是毋庸置疑的。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欲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缓解主、客体之间互动的障碍，保证教育效果的实现，工作更多地应该交给教育主体来完成；而具体的方向选择，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
（一）教育主体的再教育
教育主体作为学生政治教育中的主要传授者，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是教育主体面临的主要困境。对于如何提高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在高校教师的准入门槛标准中，将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的比重提高；第二，对高校教师进行再教育，让他们通过不断地学习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第三，在教师的绩效考核中，将思想政治素质作为其中的一项评价指标。
（二）教育方式的革新
作为教师主体面临的表面困境问题，教育方式的改革也变得刻不容缓，因为它作为一种教学途径，对教育方式的有效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教育方式的革新方面，我们认为可以采用课堂教学、网络教学和集体活动教学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并在教学中融入当前的时事或者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将教育做到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只有这种新鲜的、有吸引力的教育方式才能被当代大学生所接受，让大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教学环境中获得更多新知识的同时，也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
文化的定义非常广泛，学界较普遍地采纳泰勒对文化的定义，即“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1]这种“复杂整体”在不同的国家、民族、阶级、群体内有不同的内容。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背景下关涉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中的“文化”，确切地说既指国家民族文化，也包含儿童群体特有的文化。国家民族文化是对广义的文化的社会阶级属性而言的，儿童群体特有的文化是从不同于成人的儿童的本质而言的。无论哪个层次、哪种意义上的文化，都需要防止各种因素的干扰、威胁、破坏，维护其存在和发展。为此，我们说文化需要安全。
对于文化安全的定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安全；有的学者认为它是相对“文化渗透”“文化控制”的“反渗透”“反控制”“反同化”的文化战略。[2]我们认为，关涉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既需要维护儿童所属的社会生态环境的文化安全，又需要捍卫儿童童年存在意义上的文化安全。确保儿童所属的社会生态文化以及儿童特有的群体文化不受威胁与破坏，避免各种不良因素(包括政治企图、文化垃圾等)的侵蚀，保持儿童生活在其中的大文化和自身的群体文化独立健康地生存、发展和进步。
一、儿童与文化
我国学者庞朴这样定义文化：“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成因，就是说它是人的本质的展开的表现和人的本质的形成的原因。”[3]可见，文化的本质和人的本质是统一的，文化是人创造的，人从出生起就为一定的文化所熏陶，同时又在实践中创造着文化。文化的形成、发展、进步过程与人类自身的发展、完善过程是统一的，人只有在文化的滋养中才能生长，文化只有在人的创造下才能发展。
作为社会个体，儿童离不开文化，他一方面受现有文化的陶冶和影响，另一方面又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儿童文化是儿童本质的展开的表现和儿童本质的形成的原因，儿童与儿童文化是一体的，两者不可分割。
1．儿童是丈化的产物，为一定的文化所塑造
儿童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就是文化的产物。每个儿童一出生就必须面对一定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受着一定文化的熏陶和塑造。正如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所言：“儿童能够航行于远在他们的时代之前就由其他人开掘了的宽阔的运河系统中……儿童被投入已由我们的祖先积累起来并传给我们的儿童的某种文化的‘外部装置’中，除了儿童自己所具有的主观精神外，他们从祖先那里接受了客观精神的礼物――文化。”[4]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儿童都被打上了他们所属文化的烙印，儿童为特定的文化所建设，儿童的思想观念、知识经验、言行态度都浸透着他生活在其中的文化风格。文化模塑”’是儿童发展必要和必经的途径，只有通过文化的浸染，儿童才能掌握知识、规则、习俗、语言、符号、行为方式、意义等；也只有通过文化的模塑，儿童才能实现社会化、文化化发展，从而适应他所属环境的文化要求。
2．对儿童文化存在的再认识
环境创造入，人也创造环境，人既是文化塑造的对象，也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儿童在文化化的过程中也创造着自己的文化。我们认为，儿童文化与儿童是浑然一体的，儿童文化是儿童本质的体现。
儿童文化是儿童以自己的本质属性和思想行为特点来决定其价值和标准的文化，是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兴趣、需要、话语以及思维、行动等。这种文化建立在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的基础之上，是通过儿童自身与同伴、环境、事物的交往互动、对话交流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儿童相互适应、相互认可的文化。
儿童是诗性的、幻想的，他们自己的、不同于成人的表达方式充满了童心和童趣，充满了想像和创造。在儿童眼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有生命的，稻草会说话，风儿会唱歌，竹竿会奔跑，蝌蚪会挠痒痒……在涂鸦、歌唱、雕塑、雀跃的世界里，儿童是诗人，是幻想家，是哲学家，是探险家，他们以一种特有的逻辑规则维系着自己的群体文化。在这种规则中，没有僵死的标准答案，没有高低贵贱的划分，没有至上的理性桎梏，没有虚伪猜疑的隐匿，他们时刻在想像和现实之间自如地转换，音乐、舞蹈、绘画、运动都是他们表达愿望、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且这些方式经常是相互融合的。
儿童文化是儿童本身存在的一种方式，也是儿童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尊重儿童，就必须尊重儿童文化。
二、全球化浪潮对关涉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提出挑战
1．西方大国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威胁着我国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
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经济的反映，文化传播中必然渗透着政治倾向性和政治价值判断标准。西方国家经常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弱势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文化扩张，推行文化殖民、文化帝国主义政策，企图通过文化软力量达到控制的目的。在符号电子创造奇迹的开放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强势国家更容易对弱势国家的儿童进行不良文化渗透和文化俘虏。一方面，西方国家利用电视、电影、广播、书籍、报刊、网络等现代传媒工具向弱势国家的儿童渗透其文化价值观；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凭借其优势的文化教育资源和文化资讯诱引弱势国家的儿童对西方大国文化不加鉴别地顶礼膜拜。
在全球化背景下，关涉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的危机愈加明显，缺乏文化价值识别力的儿童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不良文化一点点地腐蚀。我们必须重视全球化背景下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重视西方大国的文化垃圾的传播对儿童文化安全的冲击，捍卫关涉儿童健康发展的文化安全。
2．日益发达的传媒资讯对我国儿童的文化安全造成冲击
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媒介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方式，以极大的娱乐性、直观性、可视性、煽情性占据了市场。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传媒资讯日益发达，从各个渠道涌人儿童脑海的信息可谓琳琅满目，既有优质的文化资讯，也有散发不良气息的腐朽文化。我们要正确认识媒介的作用，一方面要看到媒介在提供信息资源、拓展知识视野、娱乐身心、消解疲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看到媒介对人，特别是对儿童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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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捍卫关涉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
在各种文化传播的媒介中，首屈一指的是电视和网络。网络无国界、无围墙、无防护的特点以及电视的“没有文字阅读障碍的可视性”和“没有分别的可接近性”的呈现资讯的方式，使儿童完全暴露在一览无余的传媒文化环境中。正如尼尔・波兹曼在论述媒介与童年生活时指出的那样，“由于电子媒体音图并现的特点，电视、网络可谓是完美无缺的平等主义的传播媒介，6岁的儿童和60岁的成年人具备同等的资格来感受电视所提供的一切。”[6]的确，电子媒体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展示的。
3．成人对儿童文化进行扼杀和排挤
著名人类发展生态理论的创始人布朗芬・布伦纳认为，个体发展的环境是一个由小到大、层层扩散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每一个系统都会通过一定的方式对个体的发展施以影响。儿童的发展是在社会文化的生态系统中实现的，文化生态环境的质量直接影响关涉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
如今，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技术理性的力量、达尔文优胜劣汰的思想以及精英主义的教育观念在现代文明迭进中凸显优势，人们愈加看到了未来人才竞争的激烈，其生活方式和行为观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都市化、快节奏、高效率、强竞争成为文化生态环境的主流。这种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关涉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儿童开始在成人的吆喝、催促下为自己的未来生活忙碌，书法班、珠算班、钢琴班等一系列“特长班”让他们应接不暇。当儿童用一堆堆的理性话语来解释“嫦娥奔月”“天上银河”的时候，儿童文化的特质正在逐渐消失。看着失去灵气和天真的儿童，我们是否该对成人打造的高竞争的快餐文化生态环境有所反思?
化对儿童文化的排挤是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面临危机的另一个原因。在成人眼里，科学、现实是诠释万物的钥匙，他们往往无视儿童文化的存在，没有意识到儿童文化的独特价值，更没有意识到儿童与儿童文化是一体的，儿童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成人往往用自己的理性权威来压制儿童，儿童嬉戏、打闹、玩耍的行为在成人那里就成了“违纪”“乱闹”，儿童充满诗意的、幻想的、童趣的语言在成人那里就成了“乱说”“乱讲”。教育家罗素说：“成人如果泯灭儿童期的幻想，就等于把现存的一切变成束缚，使儿童成为拴在地上的生物，因此就不能创造天堂。”[7]化对儿童文化的排挤恰恰扼杀了儿童创造天堂的契机。
另外，生态环境的改变也危及儿童文化的安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更多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拔地而起，儿童自由玩耍、自由交往的空间变小了，那种小河里打水仗、田野里采豆荚、森林里捉迷藏的天然的儿童游戏文化环境愈加缺乏。儿童文化是儿童同伴群体的产物，离开了儿童与儿童的互动，儿童文化将面临自身群体文化缺损的危机。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影响下，各种不安定的因素影响了天真烂漫的儿童展示、表达、发展儿童文化的条件，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面临危机，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
参考文献：
[1]丁恒杰．文化与人．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
[2]沈洪波．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安全．山东大学学报，2004，6
[3]庞朴．莨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德]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5]郑金洲．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世纪走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3
全球化不仅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目前，全球化定义诸多，通常，全球化是指全球各个国家的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以全球的共同规模为发展基础。同时，全球意识的崛起，也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各个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依互存。全球化亦可以概括的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不断扩张，从而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纷纷引起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
一、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也可以说不尽相同，其中我认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扩大，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意识形态自然会受到严峻的考验，经济实力雄厚的超级大国也会抓住这个机会，向其他相对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侵略。这无疑也会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造成严重的打击。殊不知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强国出现了文化垄断的苗头，其中，他们通过影视传媒的手段，来对其他国家进行美国文化的渗透，极力推销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由美国的影视公司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和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影片也赢得了全球的票房，“中国人在电影院花钱看老外拍的中国故事”，这句话不尽让人哭笑不得。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如何一方面适应全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又能在从中发扬我们的本土文化，这是当下的一个难题。全球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如今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是指“超越本土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或者说倡导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全球文化的产生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存在于世”。①事实上，我们正在感受着“文化全球化”向我们走来。但是，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似乎这种全球文化的内容变得越加有限，出现了归一的苗头。因此，这种以消耗自然资源和误解现代化为前提的社会文明正在向古老的传统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甚至有些是毁灭性的。
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之传统文化无疑是丰富和深厚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 5000 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 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 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 对于我们这个拥有多个民族并存、 多种文化融合的国家来说， 博大精深、 多姿多彩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共同构筑了华夏民族的核心内涵”。②但是，随着两次的科技革命的到来，近代的中国除了饱受侵略的痛苦外，极少的受到了两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积极的影响。时至今日，中国的“本土文化”与世界上很多的传统文化一起承受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其中一部分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本土文化正在消失，有的甚至已经消亡。
面对如今的态势，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试图逃避全球化的推动力都是不现实的，当然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并不意味着牺牲本土文化，使之被淹没或者屈服于文化霸权主义。全球化对我们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该积极面对各种挑战，让民族文化不断的磨练，既能适应这种环境，同时也能放射出自己独特的魅力。进而，才能在大的浪潮中抓住机遇，生存发展。
二、文化多样性
在2005年10月，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其中，也对“文化多样性”做出了全面的定义：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是指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的多种方式，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也就是说各个国家和社会形态通过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来表现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从而构成了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对待文化多样性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在于：
1、文化的多样性就如生物多样性一样，是全人类生存的根本，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2、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民族性 ， 这是一切民族立于世界的基石， 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保持民族的独立性。
3、文化多样性是民族平等和人权保障的基础。
4、在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中 ， 在文化多样性的自身发展条件下， 文化多样性在保持其文化精神的前提下， 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纳异质文化的优质性， 能够与时俱进地实现自身的文化变迁， 这是文化多样性中一种有效的文化调适， 更是文化多样性应对现代化进程， 实现文化自主发展的有效方式与必然途径。
5、根据文化相对论理论 ，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 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与其经济条件相适应的。
总之，如何一方面适应全球化，享用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物质文明成果，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强大本国经济来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课题。我们要重视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文明成果，绝对不能简单的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对立，如果国家不能够将自己民族的文化发扬传承，那就不能立于世界之林，谈何国力，谈何国际地位？同时，我们也不能把本民族文化封闭孤立起来，呈现给世人的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而非“单一”。因此，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加强和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交流与合作，兼收并蓄，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引言
现今随着经济的频繁往来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一系列全球问题的产生使人们越来越密不可分。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角度也变得全球化了。“全球化”作为目前最流行的术语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世界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各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西方学者罗兰·罗伯森“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的提出正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对策和设想，认为“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环境的方式”，全球文化是以多样性和差异性为标志。作为全球化的对立面“本土化”以独特的生命力与之抗衡，世界文化将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音乐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使之也深受全球化的洗礼。“全球本土化”也给予音乐教育以重要启示。要深入理解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须从对全球化的认识开始。
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
全球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涉及到不同的学科和领域。邬志辉教授在《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中归纳了五种界定模式(传播学的界定模式、经济学的界定模式、文化学的界定模式、生态学的界定模式、政治学的界定模式)，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纬度的发展过程，各纬度在表现上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不同国家来说，全球化的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全球化是一个矛盾性的发展过程，单一与多样、特殊与普遍等矛盾和悖论都同时并存与全球化的结构当中。”音乐教育属于文化范畴，所以在这里重点看看文化学的界定模式：“就文化的全球化而言，它不是一个日趋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一体化(unification)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全球化和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普遍性、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矛盾公生并在全球背景下凸显强化的过程。”可见全球化在文化领域更多的是一种全球与本土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没有差异就没有交流的必要，没有交流就不会与进步，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从观念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过程。至少对现在来说，那种认为非西方世界最终将因循一个单一发展模式的合流观念是过于简单化的。他没有考虑到各种全球化趋势中的复杂性因素。……因此，当今世界成为这样一个竞技场，全球化和它的对立物——本土化——各擅胜场，正在同时对个体和群体产生巨大的压力。”(杜维明《对话与创新》)著名文化理论家野健一郎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越频繁，文化越趋多样化”。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同样也促进了各本土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没有全球文化只有本土文化，各本土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未来世界文化朝着“全球本土化”发展。
在音乐的“全球本土化”中，印度小提琴音乐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小提琴是欧洲音乐的重要乐器之一，大约在两百年前传入南印度宫廷，现在南印度音乐会几乎离不开小提琴了。从音乐风格到演奏方式，印度小提琴音乐与西方小提琴音乐都有着极大的不同。相信也听过印度小提琴演奏的人肯定会为它们完全不同的音色留下深刻的印象。为适应印度音乐的要求，印度人把小提琴改为c、g、c、g定音，席地而坐演奏，把琴放在胸前和右脚之间。风格模仿印度的歌唱，演奏多滑音。他们采用自己的方式改进小提琴。使小提琴成为了印度人自己的乐器。现在印度小提琴音乐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热烈欢迎。印度传统音乐做到了真正的“全球化”，在现代世界中保持了自身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成为音乐的“全球本土化”的典范。
二、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一时代背景又向教育提出了挑战。我国音乐教育领域对全球化问题的反应慢一拍。缺少音乐教育基本理论的全球性思考。当看到音乐教育全球化这一概念时难免会误解为全球音乐教育的趋同，甚至是全球音乐教育的西化。这显然是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片面或不深刻的理解。由此引入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以更好的理解全球化语境下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是指所有全球共同认可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制度都必须适应本土的音乐教育环境，以体现本土人民的主体性：所有有建树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制度总是有地域性的，总是产生于特殊、具体的音乐教育环境．总是由解决具体音乐教育问题的人创造的，而后才具有了一般性并被全球的“他者”广为借鉴、学习和再创。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包括以下特征：
1、音乐教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音乐教育的普遍性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在音乐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上的某种趋同。如音乐的终身学习和把音乐视为文化，理解不同民族和国家的音乐等观念正被世界各国所接纳：对话式教学正取代灌输式教学已成为全球音乐教学认可的方法等等。音乐教育的特殊性体现在虽然各国音乐的终身学习等观念已被接纳，但各国的接受程度、范围各有不同：各国的教学方法也各有不同的运用。
2、音乐教育的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音乐教育的一体化体现在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建立，如1953年成立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等。这些国际组织在全世界、在国家之间乃至在地区之间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如ISME在半个世纪来纠正了全球普遍存在的欧洲文化中心论，正式提出了世界音乐(WordMusics)教育的概念。“多元文化教育”、“世界音乐”、“全球观点”等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就在全球音乐教育一体化的同时，各国、各民族、各地方的独立性不断加强，珍视民族优秀音乐文化传统以及保护和促进音乐文化多样性的努力，不仅是各民族国家，也是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一种追求。国际性音乐教育组织的成果正是各国、各民族乃至各地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3、音乐教育的国际化与地方化的统一。为了便于交流、沟通和比较，国际社会越来越采用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与共同遵守的标准与规范。但音乐教育的国际化并不是绝对的和单一的对应。如在一些术语概念上，由于语言文化和理解方式的不同则应慎重的理解和运用。
三、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的几点建议
1、重视世界音乐的教育
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利用先进的通讯技术、交通工具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各地区、民族和国际组织的相互联系乃至相互依赖增大，使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交往更频繁：世界经济市场化使资源得到全球性配置，促使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的依赖增大，经济往来密切：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也把世界人民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紧密联系密不可分，都是组成这个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文化的角度看，经济的密切往来必将促进文化的交流、依赖。作为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音乐文化也是人类相互理解的纽带。 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话语中的世界音乐指的是世界各国本土的音乐，是为了增强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为目的，这就要打破欧洲音乐中心论的旧有观念，理解并学习世界各国、各地、各民族的音乐，它们是组成世界音乐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音乐从属于文化，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千差万别、种类繁多，每一种音乐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就是要求人们去理解、学习不同的音乐文化以促进世界的理解和交流。我国的音乐教育长期受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影响。分不清西方和世界，教育内容中世界音乐所占比重几乎为零。西方音乐只是沧海一粟，是世界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成功也正是在于它的特殊性。世界音乐给了我们更广阔是视野，使我们可以从更多角度认识到自身的独特性，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和整体性的情况下获得新的发展。
2、重视本土音乐的教育
正像前面指出的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本土的音乐文化传统就是组成世界音乐文化的一部分。近年来“本土知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学术界也开始了广泛的研究。石中英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中将“本土知识”定义为：“由本土人民在自己的长期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与本土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和人文环境)及其历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是一度被忽略或压迫的本土人民实现独立自主和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力量源泉。”并且他还详细论述了“本土知识”在内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由于本土知识与本土生活方式密切结合，深深扎根本民族文化，包含着真正的生存智慧，对于解决本土问题是一种真正有效的知识，也是他者所不能给予的。
音乐教育全球本土化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本土音乐在世界音乐文化中的地位，增强他们对本土音乐的认同和归属感，彻底摆脱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控制，探寻适合本土音乐教育环境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等，并为世界音乐教育之林贡献力量，以达到“对话”的最高境界。外来文化要在本土得到发展必须适应当地环境和各种条件，也是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再创造的过，成功的本土化成果又可以作为“他者”推向世界。音乐教育必须有这样的视野才能使更多的人们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用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并进一步把自己音乐文化发扬光大。
3、让音乐教育回归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