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8 09: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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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税 理论基础 经济效应 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为了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进行严重的破坏，环境污染非常严重。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实行环境税是通过税收手段来保护环境，改善我国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是以破坏生态环境，掠夺资源作为代价的，严重破坏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严重阻碍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了从根源上控制环境污染，我国出台了环境税，对耗能高，污染高的行业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对于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行为进行重点监控。所以，我国出台环境税是非常必要的。
一、环境税及其理论基础
环境税也被称为生态税和绿色税，是20世纪末在国际税收学界兴起的新概念。环境税是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并且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在一些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是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以及垃圾税等。在我国征收环境税主要是更好的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于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根据其开发和利用资源的程度或者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征收相应的费用。我国环境税的种类主要分以污染物排出量标准的直接课税；对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以及环境减免税。其中以污染物排出量为标准的直接课税主要是排污税，通过征收排污税能够有效的降低征税成本，更好的控制污染，能够较好的保护环境。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主要是适当的改变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率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环境减免税主要是政府对有助于保护环境的行为进行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和个人保护环境，控制环境污染。
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庇古税。庇古税是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庇古税主要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古典教科书的方式，属于直接环境税范畴，庇古税是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或者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确定纳税义务，因此，庇古税可以作为一种从量税。对于庇古税的单位税额是按照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效益相等的均衡点确定的。按照庇古的理论，经济活动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是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政府应该通过征税的手段或者补贴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从而使得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达到一致，是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庇古的这种纠正外在性的方法被称为庇古税方案。庇古税可以通过对污染产品进行征税的方式，使污染环境的外在成本尽可能的转化成为生产污染产品的内在税收成本，由此可以使经济当事人的边际净收益得到有效的降低，进而控制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由于庇古税的提出，政府对生产污染产品的私人征收污染税，能够有效的减少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虽然，庇古税作为一种污染税，主要是通过税收形式控制环境污染的恶化程度，从而达到控制环境污染的目的。所以，庇古税是可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环境污染达到最优水平。由此可见，庇古税的外部性理论就是环境税的理论基础。
环境税的设立的最初目的应该是为市场提供一些其不能生产出来的公共物品。但是，从环境保护角度讲，私人的最优选择往往与社会利益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相互背离。因此，仅仅通过市场的作用来保护生产环境是不可能，无法做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所以通过税收的方式，征收环境税，运用税收收入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必然会带来相关的经济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一）环境税收的价格效应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国家在征收环境税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并且在商品需求弹性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环境税，如果需求弹性不断变大，那么生产者的所承担的税收就会增大，消费者所承担的税额就会减少。如果征收的是直接环境税，就会对生产者治理环境污染的刺激性作用就会增强，国家在获取税收的同时还能取得不错的环境效益。如果征收的间接环境税，生产者就会改变生产策略，重视生产无污染产品，尽可能不生产污染产品，从而非常有利于改善或者减少生产者对环境的污染。
（二）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
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环境税收影响生产者的生产量。通过分析供求均衡，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价格的影响，从中也可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也会影响到生产者的生产量。环境税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减少生产者的生产量，控制环境污染的排放量，能够达到控制生产者滥用资源，有效的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运用价格机制，能够使生产者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设计税率，能够使生产者重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改变经营策略，控制生产量，有效的治理污染，进而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
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主要分为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和环境税收的消费替代效应。首先，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主要是指环境税收对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结构的影响。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使得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就会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力下降，产品的生产总量就会下降，导致生产者的经济利润下降，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必然会调整产品结构，寻求替代品，生产无污染产品，朝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面发展。其次，环境征收的消费替代效应主要是国家在征收环境税过程中影响到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环境税收的课征会导致相关消费品的市场价格提升，消费者在经济水平不变的条件，就会减少对课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对非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就会明显增多，从而就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消费替代效应。由于消费替代效应的产生，就会使得高污染的消费品的购买数量下降，生产者也会根据市场需求改变策略，减少对高污染消费品的生产，那么污染物的排放量就会降低，最终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总结：我国为了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为了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控制环境污染，颁布了环境税，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控制环境污染程度，达到环境保护目的。所以，采用征收环境税来控制环境污染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措施。
参考文献：
[1]司言武.环境税经济效应研究：一个理论综述.经济学动态.2009（6）.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名称：基于VAR模型的河北省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编号：HB15YJ017）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和社会获得快速发展，并且在制造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产业聚集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生态污染问题也不断凸显，例如雾霾严重、沙尘暴频繁发生、耕地不断退化、水土流失日益严重等环境问题。面对日益突出的生态污染问题，我国政府相继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与政策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但是形势依然不乐观。各种工业污染物被大量排放，截止到2016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但是通过相关分析，产业聚集程度越高的地区，其环境污染程度也不断下降，从逻辑角度分析，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因此，针对环境污染与产业聚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对改善我国生态环境现状具有积极意义。
1.体现产业聚集与环境污染关系的重要因素
1.1产业聚集的特点
产业聚集的关键特征是，区域内产业规模持续扩张，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各N污染物的数量也势必会出现一定的增加，由于在发展中国家，工业以及制造业基本集中于同一区域，随着产业聚集程度化的加深，会导致该地区污染程度的加剧，从产业聚集的特点分析，产业聚集可能对生态环境污染带来负面影响。
1.2产业聚集的优势
产业聚集程度化的加深，也可能会对环境污染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产业聚集具有外部性效应，由于产业聚集的发展，会诱发竞争效应、技术扩散以及技术进步，而竞争压力和技术进步都迫使相关企业，通过提高自身的技术程度以及环保能力，提高其区域竞争优势，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随着产业聚集程度的加深，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也为企业优化生产技术，缓解环境污染提供了可能。在企业的各项成本中，环境污染控制和治理成本并非关键因素，同时也不是企业进行区域迁移的动力，因此，产业集聚在很大程度上绥解环境污染。
1.3产业聚集的发展
一方面，随着我国各个地区环境保护标准的变化，这对企业的城市化发展规划、劳动力供给以及区位选择带来重要影响，进而对产业聚集的发展和形成带来直接影响。在我国经济发展之初，为了有效推动产业的进步与发展以及提高工人的整体收入，只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经济收入的提高以及环境意识的增强，人们对环境保护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政府也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且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标准，产业集聚出现了一定的衰退，虽然人们的经济收入受到负面影响，但是生活质量却获得明显改善。
2.研究结论
通过对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三个重要因素进行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短时间内，产业集聚对缓解生态环境污染具有正面的积极效果，产业集聚不仅不会加剧环境污染，同时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环境污染；第二，在长时间内，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效应我们目前还很难确定，但是大量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势必会为当地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产业集聚对缓解生态环境污染没有必然关系。
上述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第一，在短时间内，产业集聚不仅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工业以及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其符合我国绿色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念，这体现，我国各个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可以起到振兴工业以及制造业的作用，因此，无论从环保角度还是经济角度来看，产业集聚都是科学的；第二，从长远角度分析，我们工业以及制造业正在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进行转移，这会对生态环境较差的西部地区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因此，在长时间内，产业聚集对缓解生态污染没有必然关系，产业集聚不能从根源上治理以及缓解环境污染；第三，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公共事业，需要国家通过科学的法律和制度，规范工业以及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行为，从经济方面激励企业，进而实现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第四，国家相关部门要客观分析环境污染和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并且根据不同地域产业集聚程度的不同，制定针对性的差异化政策，通过环境规制、外商投资、科技创新等方式改善当地的环境污染情况。
结语
新时期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持续改革，产业格局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因此，我们要动态地看待环境污染和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产业集聚进行优化，从根源上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南光耀，刘昱.河南省产业集聚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04：462-468.
[2]刘习平，盛三化.产业集聚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演变规律――基于2003-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6，05：1-11.
“环境公平”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随后国外学者对环境公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群体间的不公平 。目前我国学者主要集中在环境公平的衡量问题上的研究，王金南等提出了基于GDP的中国环境基尼系数并以绿色贡献系数作为判断不公平因子的依据，钟晓青等从生态容量的角度重新定义环境基尼系数，并以绿色负担系数评价不公平性。然而，他们的分析主要是横剖研究，偏重于静态分析和评价，而没有考虑时间跨度，而且对于地区环境公平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
本文基于GDP、人口和生态容量建立衡量地区环境公平的指标。对影响环境公平的影响因素运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一、地区环境公平的衡量指标
（一）基于GDP的环境公平衡量指标
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污染和能源的消耗，反映到总量上就是GDP。假设排放一定量的污染物（或是消耗一定量的能源），需要贡献相同的GDP，则污染排放（或能源消耗）分配是公平，否则环境就不公平。构建基于GDP的环境公平指标―经济贡献系数GCC。设Pi和Gi表示地区的污染物排放量（能源消耗量）和GDP，P和G表示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能源消耗总量）和GDP总量即：
GCC越大表示该地区的经济效益或是能源利用率越低，公平性越差。一般将1作为界点，GCC>1，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比例大于GDP的贡献率，表示该地区高能耗，高污染，为粗放经济发展模式，公平性差；GCC
（二）基于人口的环境基尼系数
环境公平性依赖于人对于他所享受的环境或是受到的环境污染是否公平的感受。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享受的环境不同，就是对于人在环境上的不公平。因此构建了基于人口的环境公平指标――人口承担系数PUC。Pi设Ni和表示地区的污染物排放量（能源消耗量）和人口，P和N表示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能源消耗总量）和人口总量即：
PUC越大表示该地区的人承担的环境污染（能源消耗）越大，公平性越差。
（三）基于生态容量的环境基尼系数
生态容量体现了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对污染物排放或是能源消耗的生态承载力。一般生态容量与耕地面积、森林面积和湿地面积成正比，但考虑到地区数据搜集较难，本文以土地面积代替生态容量。若相同的生态容量承载的污染物（能源消耗）不同，则会引发环境的不公平。因此构建了基于生态容量的环境公平指标――绿色负担系数GBC。设和表示地区的污染物排放量（能源消耗量）和人口，P和S表示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能源消耗总量）和生态容量总量即：
GBC越大表示该地区的生态容量所承载的环境污染（能源消耗）越大， 在衡量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上，选取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能源消耗总量四个指标，分别计算四个指标的经济贡献系数、人口承担系数和绿色负担系数，然后取平均值分别得出平均经济贡献系数（简称经济贡献系数，用GCC表示）、平均人口承担系数（简称人口承担系数，用PUC表示）和平均绿色负担系数（简称绿色负担系数，用PUC表示），作为后文衡量地区环境公平的指标。GDP选取地区生产总量，人口选取年底总人口，生态容量选取土地面积。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1992～2011年31个省份的数据。
二、影响地区环境公平因素分析
影响环境公平的因素有经济、技术、政策、体制等，其中政策、体制等因素难以量化。为了方便研究，本文从五个角度出发，对影响环境公平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城镇化进程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工业集中化在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工业布局分为集中式和分散式，分散式工业布局可以有效利用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分散环境污染，而集中式工业布局单位面积所产生的污染物更多。如果在城镇化建设中，仅仅是工业集中化，而人均GDP、环境承载能力、污染治理能力没有相应的提高的话，就会造成环境不公平。
（二）产业结构
地区产业结构的不同就会引起该地区的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不同。第二产业中对于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是最重的，尤其是化工业、矿产开发、重工业、金属冶炼等行业，如果该地区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越大，该地区的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就会越多。
（三）技术进步
生产技术的进步，可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在生产总量相同的前提下，如果该地区的技术越进步，该地区的污染物的排放、能源的消耗会越少，环境就会越公平。
（四）贸易开放度
“污染天堂假说”主要指如果地区环境规制水平不同，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倾向于建立在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就成为污染的天堂。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有些发展中国家或是经济落后地区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就会降低该地区的环境规制标准，这势必会导致一些高污染行业的转移。基于这个假说，如果地区贸易越开放，那么环境污染就会越严重，那么该地区的环境公平越差。
（五）环境保护意识
增强全民环境保护意识，能够使得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极大的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以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地区环境保护意识。一般受教育年限越长，人们的素质水平越高，环保意识越强。
三、环境公平影响因素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通过建立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在不考虑动态调整过程的前提下，研究环境公平与其影响因素间变量关系。重点研究不考虑随时间的变化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效应随个体的变化。
（一）基于经济贡献系数的影响因素随机效应模型
经济贡献系数（GCC）是衡量地区环境公平程度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化率（urban）、第二产业贡献率（indus）、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trade）、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techn）和人均受教育年限（envir）作为解释变量。首先将模型设定为混合效应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得出（3）、（4）和（5）。
GCCit=α+β1urbanit+β2indusit+β3tradeit+β4technit+β5envirit+uit，（3）
GCCit=αi+β1urbanit+β2indusit+β3tradeit+β4technit+β5envirit+uit，（4）
GCCit=α+β1iurbanit+β2iindusit+β3itradeit+β4itechnit+β5ienvirit+uit，（5）
t=1，2，…，15；i=1，2，…，31
分别计算三个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进行F检验，依据检验结果选择变系数模型，但是通过模型估计发现其参数大多数不能通过t检验，模型没有任何解释意义，所以最后选择变截距模型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P值为0.1633，接受原假设，认为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在5%显著性水平下，只有indus和trade两个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第二产业贡献率和贸易开放度是影响经济贡献系数的主要因素。从估计系数的符号来看，第二产业贡献率系数为正，即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越大，经济贡献系数越大，环境越不公平；而贸易开放度系数为负，即贸易越开放，经济贡献系数越小，环境越公平，与“污染天堂假说”描述的相反。
（二）基于人口承担系数的影响因素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将人口承担系数（PUC）作为衡量地区环境公平程度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不变。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认为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相关，估计结果在5%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因素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五个因素都影响了人口承担系数。从估计系数的符号来看，城镇化率、第二产业贡献率的系数为正，即城镇化率越高、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越大，人口承担系数越大，环境越不公平；而贸易开放度、技术进步和环境保护意识的系数为负，即贸易越开放、科学技术越进步、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越强，人口承担系数越小，环境越公平。
（三）基于绿色负担系数的影响因素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将绿色负担系数（GBC）作为衡量地区环境公平程度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不变。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在5%显著性水平下，除了城镇化率外，其他四个因素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城镇化率不影响该地区的绿色负担系数。从估计系数的符号来看，第二产业贡献率的系数为正，即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越大，该地区绿色负担系数越大，环境越不公平；而贸易开放度、技术进步和环境保护意识的系数为负，即贸易越开放、科学技术越进步、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越强，绿色负担系数越小，环境越公平。
四、结论
1. “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不成立。贸易开放度是影响环境公平的重要因素，并非“污染天堂假说”所推断的那样，而是贸易越开放，该地区的环境公平越好，尽管贸易开放会使国外一些污染企业转移到该地区，但更多的是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开放地区贸易的同时，应严格企业环境标准。
2. 产业结构是影响环境公平的关键因素。第二产业作为三次产业中的高污染、高消耗产业，其贡献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该地区的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贡献率越高，地区环境公平越差。所以要提高该地区环境公平性，需要从转变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出发，由传统的“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
3. 技术进步和环保意识是影响环境公平的重要因素。在以人口承担系数和绿色负担系数衡量环境公平时，技术越进步、人们的环保意识越强，该地区的环境公平性越好。所以要提高地区环境公平性，需要在加快生产技术进步的同时提高素质教育水平。
4. 城镇化率对环境公平的影响较小。城镇化率只有在人口承担系数衡量环境公平的时候是影响因素，而且系数为正，表示城镇化率越高，该地区环境公平性越差。所以在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应注意环保和污染治理。
参考文献：
[1]钟茂初.环境公平问题既有研究述评及研究框架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06）.
[2]王金南.基于GDP的中国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分析[J].中国环境科学，2006（01）.
其实，在地球上没有绝对的废弃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循环利用。但是人类的介入，使这个循环出现了偏差，出现了不能循环的东西。比如早些年的发泡饭盒。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样地球的资源就会被消耗完。那么，地球就危险了。保护的措施应该是尽量的接近地球的自我循环。预防应该是多做些“远视”，不要老是盯在经济目标上。应该从人文和自然的角度出发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具有全球影响的方面有大气环境污染、海洋污染、城市环境问题等。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环境污染也日益呈现国际化趋势，近年来出现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问题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环境污染会给生态系统造成直接的破坏和影响，如沙漠化、森林破坏、也会给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间接的危害，有时这种间接的环境效应的危害比当时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难消除。例如，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破坏就是由大气污染衍生出的环境效应。这 种由环境污染衍生的环境效应具有滞后性，往往在污染发生的当时不易被察觉或预料到，然而一旦发生就表示环境污染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当然，环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是使人类环境的质量下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例如城市的空气污染造成空气污浊，人们的发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水环境质量恶化，饮用水源的质量普遍下降，威胁人的身体健康等。严重的污染事件不仅带来健康问题，也造成社会问题。随着污染的加剧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由于污染引起的人群纠纷和冲突逐年增加。
让我们都来关爱自然，热爱地球吧，手挽手、肩并肩、心连心地铸起一道绿色环保的大堤，捍卫资源、捍卫环境、捍卫地球、捍卫我们美好的家园吧！
其实，在地球上没有绝对的废弃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循环利用。但是人类的介入，使这个循环出现了偏差，出现了不能循环的东西。比如早些年的发泡饭盒。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样地球的资源就会被消耗完。那么，地球就危险了。保护的措施应该是尽量的接近地球的自我循环。预防应该是多做些“远视”，不要老是盯在经济目标上。应该从人文和自然的角度出发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具有全球影响的方面有大气环境污染、海洋污染、城市环境问题等。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环境污染也日益呈现国际化趋势，近年来出现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问题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环境污染会给生态系统造成直接的破坏和影响，如沙漠化、森林破坏、也会给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间接的危害，有时这种间接的环境效应的危害比当时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难消除。例如，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破坏就是由大气污染衍生出的环境效应。这 种由环境污染衍生的环境效应具有滞后性，往往在污染发生的当时不易被察觉或预料到，然而一旦发生就表示环境污染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当然，环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是使人类环境的质量下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例如城市的空气污染造成空气污浊，人们的发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水环境质量恶化，饮用水源的质量普遍下降，威胁人的身体健康等。严重的污染事件不仅带来健康问题，也造成社会问题。随着污染的加剧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由于污染引起的人群纠纷和冲突逐年增加。
让我们都来关爱自然，热爱地球吧，手挽手、肩并肩、心连心地铸起一道绿色环保的大堤，捍卫资源、捍卫环境、捍卫地球、捍卫我们美好的家园吧！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数量一直高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外资(FDI)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基础性驱动因素。[1]然而,FDI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环境压力。作为强大经济引擎的FDI,其是否对中国的环境污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FDI影响环境的机理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FDI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研究结果也众说纷纭,相关结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有益论。Birdsall(1993)、Lopez(1999)等认为跨国公司通过向东道国传播绿色技术,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的环境污染减少。[2]Porter(1995)、Kevin Grey (2002)、 Lyuba(1999)、David(2001)、Jeffery(2002)认为跨国公司建立和推广TNCs(全球控制),示范带动东道国企业实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使东道国环境得到改观。[3]邓柏盛(2008)、刘燕 (2006)、许士春 (2007)的研究也表明FDI对环境有改善作用;[4]二是损害论。较普遍的看法是东道国较弱的环境规制会吸引环境规制较高国家的投资,从而使东道国成为污染避难所。Zarsky (1999)Smarzynska(2001)、Kolstad(2002)等人的研究证实了“污染避难所”假说。[5]应瑞瑶、周立(2006)、吴玉鸣(2007)、温怀德等(2007)利用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6]三是折衷论。该观点认为FDI的环境效应是复杂多维的,不能一概而论是利或弊。如Grossman和Krueger(1991、1995)、Keydiche(1993)、Runge(1994)以及Dean(1992)等认为,[7]应根据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居民收入水平、环境政策等情况,辩证、动态的角度综合考察FDI对环境的影响。
综合上述研究文献,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存在一些不足:(1)研究结论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这不仅降低结论的科学性,同时也使决策者无所适从。因此,非常有必要探讨这些结论不一致的原因。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2)众所周知,经济-环境构成相互作用的大系统:一方面,经济增长影响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制约经济发展。现有研究中一般只考虑经济对环境的影响而对环境反作用于经济方面则较少考虑,建立的模型大多是基于经济影响环境的单向模型。这种忽视环境对经济的反作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所得出的结论出现偏误(Dinda,2004);(3)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规模扩大导致污染增加”的单一逻辑关系,还应该存在一个复杂的传导机制,比如,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Verbeke,2002)、收入效应(Panayotou,2000)和政策效应(Runge,1993)等。然而,现有研究对FDI具体通过怎样机制对环境产生影响并未做深入探讨;(4)既有研究大都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整体上考察FDI对环境的影响,很少从行业层面来具体研究FDI对环境的影响。
鉴于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笔者在借鉴JIE-HE(2005)研究思路的基础上,[8]建立一个基于FDI―经济(产出、结构、技术)―环境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试图在以下方面进行新的研究探索:(1)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系统刻画各变量之间“双向”乃至“多向”的相互作用关系;(2)力图从规模、结构、技术和环境规制等方面探究 FDI影响环境的内在机理;(3)试图从产业层面来考察规模、技术、结构效应以进一步印证分析结论。
二、理论分析、实证模型及数据
(一)理论分析
1.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理论中生产要素主要包括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劳动力(L),环境资源等被认为是取之不竭的而未予考虑。事实上,经济与环境构成相互影响的大系统:经济增长会影响环境质量,而环境(恶化)反过来也会制约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在本文中,环境(E)作为一种要素纳入经济产出模型:
Y=f(K,FDI,L,H,E)(1)
2.经济(产出、结构、技术)对环境(规制、污染)的影响。在众多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模型中,我们认为Grossman和Krueger的分析框架最为简洁、最具解释力。Grossman和Krueger(1991)创造性地将经济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三种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环境)技术效应。[7]据此,并考虑现实中日益突出的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可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表达为:
E=e(Y,S,T,R)(2)
其中,Y代表经济规模。通常认为,经济增长往往伴随导致经济活动副产品――污染排放的增加;S代表经济结构,因为,经济增长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变动对环境产生影响:当一国经济处于工业化阶段时,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将带来环境污染的加重。而当一国经济结构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时,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将带来更小的环境压力。Antweiler等(2001)利用格兰杰检验证明FDI是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原因。[9]这样,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可表达为:
S=W(FDI)(3)
T代表技术。FDI对环境技术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二是清洁技术的采用,三是技术的溢出作用。Lecchumanan等(2000)研究发现,FDI有益于一国的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一国的环境水平。Verbeke(2002)认为,技术进步会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使资源得以大量节约进而减少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FDI对环境技术水平的影响可表达为:
T=k(FDI)(4)
R代表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制定并实施的环境标准、排污规定、治理费用投入等各种保护环境的政策、措施的总和。当一国采取严厉的环境规制时,污染产业的比重降低,规制对环境产生正面的影响;反之,宽松的环境规制导致国内企业大量排污的同时,也会诱使国外污染产业转移国内从而恶化本国环境。一般来讲,伴随收入水平(Y)提高公众环境需求将增加,进而要求政府实施更严厉的环境规制。这样,环境规制的影响因素可表达为:
R=g(Y,E)(5)
3.产出对FDI的影响。根据投资意图, FDI有垂直型(vertical)和水平型(horizontal)之分(Copeland,2001),水平型FDI偏重东道国的市场潜力(我们用收入Y来表征),垂直型FDI则青睐东道国的劳动力等低成本(用工资W来表征)资源。这样,FDI的规模可表达为:
FDI=(Y,W,R)(6)
可见,FDI与经济、环境之间不是单向影响而是交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一方面,FDI与产出之间、产出与环境之间、环境污染(E)与环境规制(R)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双向反馈机制。另一方面,FDI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制效应等途径影响环境。
(二)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由上述分析我们知道,FDI、经济、环境构成互为反馈的大系统,使用单一方程无法刻画变量之间交错影响的复杂关系。受JIE -HE模型的启发,我们尝试将这些变量相互作用的关系组建联立方程系统。联立方程组具体构建如下:
lnEt=p10+p11lnYt+p12lnSt+p13lnTt+p14lnRt+x1t(7)
lnYt=p20+p21lnKt+p22lnLt+p23lnHt+p24lnFt+x1t+p25lnE+x2t(8)
lnSt=p30+p31lnKLt+p32lnFDIt+x3t(9)
lnTt=p40+p41lnTt-1t+p42lnFDIt+x4t(10)
lnRt=p50+p51lnEt-1+p52lnTt-1+x5t(11)
lnFDIt=p60+p61lnTt-1+p62lnWt+p63lnRt+x6t(12)
其中,下标t表示年份。式(7)为污染方程。在Grossman and Krueger(1991)将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分解为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效应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式(8)为产出方程。除了传统影响产出的生产要素外,环境污染变量E也作为一个要素被加入方程;式(9)为结构方程。我们选取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资本劳动比率 K/L作为解释变量,用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式(10)为技术方程。基于Antweiler(2001)的研究,我们将FDI作为影响技术的重要变量;式(11)为规制方程。它表明公众收入(Y)提高、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政府会加强环境规制;式(12)是根据传统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建立的方程。为了考察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我们在方程中加入环境规制变量R。
(三)变量选取以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研究问题的专注性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中国1988-2007年间的数据来考察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我们以中国工业SO2排放量来代表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相应各期,单位为万吨。参考JIE-HE(2006)的研究,中国用当年工业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其初年(1988)排污强度乘积表征结构效应(S)。“排污强度始终为初年数值”的做法剔除了技术对经济结构的影响,这符合环境污染的结构效应定义。同时,考虑到污染重的企业一般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选用资本劳动比率(K/L)的变动来反映产业结构的变动。
影响产出的投入要素包括:(l) 国内资本存量(K)。数值设定为全国资本存量减去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差额。全国资本存量2000年的数据直接引用了张军(2004)的估计,[10]2000年之后的数据按照张军的方法计算后予以补齐;(2)外资存量F 及流量FDI。具有溢出效应和参与生产的FDI应是存量FDI。鉴于统计年鉴中所列FDI数据实际上是增量FDI,并非存量FDI。为此我们利用公式:Ft+1=(1-δ)Ft+ FDIt,将流量FDI换算为存量FDI,折旧率仍参照张军的9.6%.计算结果略;(3)人力资本H。陈钊等(2004)估算了中国各个省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2001年及以前的人力资本直接取自陈钊等的估算结果,[11]此后六年我们按照陈钊等的估算方法将其补足;(4)劳动力投入L。以各地区年末就业人员数来度量,单位为万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各期。
对于其它指标,我们用历年工业总值代表产量水平(Y),采用职工年平均收入代表工资水平(W)。鉴于完成投资额可真正反映政府在当地环境管理上付出的努力和决心,我们选取中国历年工业污染治理项目完成投资来代表该地区实际环境规制的宽严程度(R),数据同样来自《中国环境年鉴》。工资、产量、环境治理投资额等数据都统一按1990年价格进行折算。
三 、计量分析结果及其经济含义
广义矩估计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 GMM)是将准则函数定义为工具变量与扰动项的相关函数,使其最小化得到参数的估计值。GMM方法允许随机扰动项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而且不需要知道随机扰动项的确切分布,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他参数估计方法更合乎实际、更稳健。[12]因此我们采用GMM方法对联立方程进行估计,下表是利用Eviews软件计量的结果。以下是对各种效应的具体分析。
1.规模效应。规模效应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将引起工业总产出的增加,工业产出规模的扩大将使污染排放增加。根据估计结果,FDI存量增加1%,工业总产出Y将增加0.22个百分点。而产出增加1%,会带来污染增加0.84个百分点。这样,FDI存量增加1%,最终导致污染排放增加0.185个百分点。
2.结构效应。FDI的进入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进而影响污染排放。 由式(6),结构变量S对FDI的弹性为负,说明外资流入导致中国经济结构朝清洁型结构转变,进而减轻了污染水平。具体地讲,FDI增加1%,将导致结构“清洁化”0.026个百分点。而产业结构每变动1%,污染排放将变动3.4个百分点。这样,FDI带来的结构效应为-0.084个百分点,即对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
3.环境技术效应。FDI的进入带来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诱致技术扩散会降低污染排放。具体地,FDI增加1%,将导致技术水平提高0.04个百分点。而伴随技术进步1%,污染排放将减少0.72个百分点。这样,技术进步引起的污染排放减少0.029个百分点。
4.环境规制效应。方程(1)中政府环境规制没有通过检验,说明了政府环境规制不力。造成环境规制效力不显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官员处在“晋升锦标赛”体制之中,为了保持或提高自己的显示性业绩――GDP增长率,往往会放松环境污染以增强竞争优势。[13]方程(8)显示FDI的流入与规制强度正向关系,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设”一定程度上在中国存在。对此,World Bank(1997)指出,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环境质量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冲突。[14]这一问题同样反映在FDI领域,表现为各级政府为了发展本地方经济,不断降低环境标准以吸引外资进而带来环境质量的恶化。
我们将FDI通过经济规模、经济结构、技术和环境规制等渠道影响环境的机理进行梳理,并汇总整理为下图。从下图可以看出,FDI对环境污染影响途径中,规模效应最大(0.185%),依次是结构效应(-0.084%)和技术效应(-0.029%)。总的来讲,FDI每增加1%,导致中国环境在原有水平上恶化0.072%。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在FDI―经济―环境交互作用框架下建立联立方程系统,利用中国1988―2007年数据对FDI影响环境的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是影响中国环境污染的三个决定因素,环境规制对环境作用效果尚不明显。
2.FDI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加了污染排放,引致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技术水平提高减少了污染排放。具体表现为:FDI每增加1%,通过经济规模的扩大导致环境污染增加0.185%。FDI通过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技术水平从而对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分别使污染排放分别减少0.084%和0.029%。总体效应是,FDI每增加1%,将使污染排放增加0.072%。
3.较为宽松的环境规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污染避难所”现象在中国高速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出这样几点政策建议:在未来发展阶段,要想改善FDI对中国环境的不利影响,一要着力调整FDI投资的产业导向,充分实现其正的结构效应;二要努力提升FDI质量,提高环境技术溢出的正效应;三要改进环境规制,避免“污染避难所”现象。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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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ie- 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ase of Industrial Emission of Sulfur Dioxide (SO2) in Chinese Provinces,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6.
[9]Antweiler,W,Copeland,B. (2001)“Is Free Trad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10]张 军等.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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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13]陈 刚.FDI竞争、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世界经济研究[J].2009(6).
[14]World Bank. Is globalization causing a“race to the bottom”in environmental standard? [R]. PREM Economic Policy Group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Group, 2000.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FDI Impact on Environment:Study on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一、破坏环境，对水土的影响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水土流失是我国土地资源遭到破坏的最常见的地质灾害，其中以黄土高原地区最为严重。我国目前水土流失总的情况是：点上有治理，面上有扩大，治理赶不上破坏。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解放初期为17.4亿亩，到1980年约治理6亿亩。由于治理赶不上破坏，水土流失面积却扩大到22.5亿亩，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6，涉及近千个县。全国山地丘陵区有坡耕地约4亿亩，其中修梯田约1亿亩，而另外3亿亩坡地正遭受水土流失的危害。
二、环境破坏对空气的影响
（一）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影响，
如沙漠化、森林破坏、也会给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间接的危害，有时这种间接的环境效应的危害比当时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难消除。例如，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破坏就是由大气污染衍生出的环境效应。这 种由环境污染衍生的环境效应具有滞后性，往往在污染发生的当时不易被察觉或预料到，然而一旦发生就表示环境污染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当然，环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是使人类环境的质量下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例如城市的空气污染造成空气污浊，人们的发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水环境质量恶化，饮用水源的质量普遍下降，威胁人的身体健康，引起胎儿早产或畸形等等。严重的污染事件不仅带来健康问题，也造成社会问题。随着污染的加剧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由于污染引起 的人群纠纷和冲突逐年增加。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具有全球影响的方面有大气环境污染、海洋污染、城市环境问题等。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环境污染也日益呈现国际化趋势，近年来出现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问题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二）环境污染对身体的影响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三、环境的保护
（一）坚定不移的健全环境保护的地方法律法规
为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依据于支持，例如：对于防治工业生产排放的“三废”粉尘，放射性无助，烟尘污水和垃圾等，除了鼓励相关企业采用环境保护措施，对高耗能企业按章节能设施，还需要在符合市场规律的情况下适当提高破坏环境的“代价”，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规和一系列环境评价，考核，监管和处罚制度，用法律保护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真正把防污染和保护环境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二）培养公民的环保意识，加强有关环境保护法律的宣传
环境保护锁解决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保护人类身心的健康，防止机体在环境的影响下变异和退化；二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或消除有害物质进入环境，以利于人类生命活动。3.22日是世界地球日，人们正尝试着各种方法让环保赢得大家的重视，当然孩子作为祖国的下一代，作为未来祖国的接班人，培养其良好的环保修养对于祖国长远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与法制宣传部门紧密结合，将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纳入全社会的宣传教育体系，作为公民普及法律常识的重要内容，并纳入普法考试考核。二是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教育培训制度。
（三）加强施工中的管理，杜绝不顾环境的开发
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各国关注的重点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制定了多项方针政策旨在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环境。化学是引起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为了有效的减少环境污染，就必须在化学教育中加强对环境保护的知识宣传教育。因此如何在学校化学教育中加强环境保护教育就成为了学校教学工作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在中学向学生介绍有关环境化学与防止环境污染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一、加强中学生环境化学教育的重要性
环境保护意识的培养是环保教育的第一步骤。在化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首先根据教材的知识内容适当的加入环境保护相关的科学知识，努力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我国广大农村这块净土带来了新的环境污染和劳动保护问题。燃烧煤和机动车辆排放出的废气将对大气造成更为严重的污染，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若不加强环境管理，让不断增加的工业“三废”继续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就会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对全民族进行环境、生态知识的宣传教育是不可缺少的，有必要从中学教育抓起。
二、结合化学教学对学生开展环境化学教育
1.通过课堂教育把环境保护作为小公民自觉行动
环境化学重要内容之一，是研究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变化规律，即在原子、分子的基础上用物理化学等方法去研究环境中化学污染物的来源、迁移、转化过程中的化学行为，以及反应机制、积累和归宿等。由于我国公民环境意识较差，这和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是不相适应的，要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使保护环境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首先就要从学生做起，从课堂做起。
2.通过实验开展环境化学知识教育
中学教育目的之一，就是为社会造就合格的后备劳动者.中学化学教育对环境科学的学习将起着启蒙作用，应很好地利用这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通过实验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环保知识.中学实验室的污染源多，国家提出居民区大气中的有毒物质有21种，中学化学实验室里就有14种。
三、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学习环保知识的认识
1.从人类与大自然的协调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环境化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原理的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应着重于理论联系实际和基础知识面的扩展上，要以地球化学知识为基储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为线索，讲授空气、水体、土壤、森林、植物与人类的关系，展示好的生态小环境和污染严重区的对比，简明介绍当今世界关注的环境问题，以讲座、竞赛等形式让学生提高认识，使学生深切地感到环境化学就在自己身边。
2.针对温室效应引导学生分析此类生态问题
运用学生所获得的知识，引导分析“温室效应”，使他们了解到由于大气层CO2浓度逐年上升，太阳能辐射的一部分――地球红外辐射热不能透过大气层，因而造成“温室效应”，使地球表面升温、冰川溶化，直接影响着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情况，以提高对控制“温室效应”等生态问题的认识，还应让学生通过讨论分析得出人类必须控制战争和固体废物燃烧、大力发展森林等结论，以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3.结合现有法律法规的宣传加深学生对环保意义的认识
组织学生参加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利用3月12日植树节、5月31日世界无烟日、6月5日世界环境日等纪念日，取得当地环保、水保、森保等部门的支持，让学生们在宣传中了解我国有关这方面的规定和常识，以提高学生在环境管理环境文化方面的认识。
4.结合第二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对本地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区、水土保护区和环境污染区等进行实地考查，使他们认识到人与气温、气候、空气、谷物增产、水土流失、森林砍伐及环境保护等都存在着密切关系，通过现场对比，丰富学生环境方面的知识，结合已学的知识，开展有关环境污染与保护知识的问答。
四、通过学生向社会宣传环保知识促进全民环保意识的提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据报道1993年全年生产和使用化学农药达25万吨，农村改革后，单纯依赖使用化学农药的单元从过去60万个生产队，扩大分散到亿万农户，直接接触农药的约有2～3亿人，每年全国因农药中毒伤亡人数超过10万人。由于缺乏生态、环境意识与农药常识，环境科学教育又未跟上，因而全国各地滥用剧毒化学农药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不仅危及亿万农民的生命安全，也祸及全社会几亿个普通家庭。通过学生向亲人、朋友及社会各界宣传环保知识，不仅可促进当地环保工作的开展，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而且还可推动无公害生物农药的研究和使用。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学生作为国家建设的接班人，其环境保护意识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我国的发展进步。因此，化学教师必须充分重视努力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积极投入到环境保护之中，营造和谐环境。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王火根（1971—），男，江西农业大学经管学院讲师，数量经济学博士，正邦集团农业产业化研究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能源经济。（江西南昌 330045）
本文受到江西省社科规划办基金项目（10YJ52）、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研究和效果评估分析”的资助。
一、研究综述
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直是环境资源与生态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Grossman等（1995）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地区性污染物，如空气悬浮物和SO2的排放变化与人均收入之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环境质量或污染物的排放水平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倒U形的曲线关系，即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间是一种此消彼长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一般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美国人担心自由贸易恶化墨西哥环境并影响美国本土环境的问题，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田晓四等（2007）选取南京市1985～2004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研究发现：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GDP具有“N”型的EKC曲线，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与人均GDP存在倒“U”型 EKC曲线。刘荣茂等（2006）基于中国1991～2003年29个省级区域环境质量与人均GDP的数据，利用工业废水、废气、固体排放物等变量与人均 GDP拟合方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
上述文献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缺点，即毫无例外地使用线性模型进行估计，也就说简单地估计出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事实上，对于本质上具有线性特征的问题或数据而言，使用线性模型是足够的，但如果所研究的对象具有非线性特征，线性模型将由于难以刻画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而不再适用。由于环境污染效应的发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会受多种条件因素的影响制约。比如，当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能相对有限；而当该地区跨越一定发展水平之后，经济增长效应就更为显著。简言之，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会因为其他因素条件的变化而表现出非线性的门槛特征。就现实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效应很难满足在各区域或省域之间的完全一致性，存在非线性关系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客观存在的区域或省域差异，进而简单地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视为单一线性的，恐怕难以准确地反映经济变量之间的真实联系，目前国内的多数文献都采取了这一做法。
为了克服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我们采用面板门槛模型（Hansen，1999）实证检验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门槛效应，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倒“U”型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门槛效应”，则说明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环境，以及当存在“门槛效应”时，根据相应的门槛值对样本进行分组，在充分反映样本特性的情况下，考察中国不同地区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变化关系。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理论、应用和数据说明；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和解释；第四部分是政策建议。
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理论、应用和数据说明
有关面板门槛模型方法的介绍，参考 Hansen（1999、2000）。单一面板门槛模型设定为：
yit=ηi+β′1xitI（qit？燮γ）+β′2xitI（qit>γ）+εit （1）
其中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ηi反映个体未观测特征；qit表示门槛变量；γ表示为特定的门槛值；I（qit？燮γ）和I（qit>γ）均为指示性函数；εit～N（0，σ2）为随机干扰项。采用矩阵形式可表示为：
yit=ηi+βxit（γ）+εit （2）
其中，xit（γ）= ，β=（β′1，β′2）
对式（2）组内去均值，得到：
y*it=βx*it（γ）+ε*it （3）
将所有观测值进行堆积，可将式（3）写成矩阵形式：
Y*=X*（γ）β+e* （4）
对于给定门槛值γ，可以通过 OLS方法估计式（4）以得到β的估计值：
β（γ）=[X*（γ）′X*（γ）]-1X*（γ）′Y* （5）
相应残差平方和为：
S1（γ）=e（γ）′e*（γ）-1=Y*′[1-X*（γ）][X*（γ）′X*（γ）]-1
X*（γ）′Y* （6）
通过最小化式（6）对应的S1（γ）来求得γ，即γ=argyMinS1（γ）。由此可得β=β（γ），残差向量e*（γ）=e*（γ）。
得到参数估计值之后，还需进行两方面检验：一是门槛效应是否显著，二是门槛的估计值是否等于真实值。第一个检验的原假设为H0∶β1=β2，对应的备择假设为H1∶β1≠β2，检验统计量为：F=（S0*S1（γ））/σ2，其中，S0为在原假设H0下得到的残差平方和。第二个检验的原假设为H0∶γ=γ ，其中γ 是γ的真实值，相应的似然比统计量为：LR1（γ）=（S1（γ）-S1（γ））/σ2
上述推导过程是在单一面板门槛模型下进行的，当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门槛值，必须重复上述步骤去搜寻第二个门槛值。
加入其它四个变量（g？熏m？熏n？熏e）作为自变量，而只将q作为门槛回归过程中的回归方程：
Eit=ηi+β1·qit·I（qit？燮γ1）+β2·qit·I（qit>γ1）+a1git+a2mit+a3nit+a4fit+εit （7）
其中，E代表环境指标，这里以“SO2排放量（公吨）”表示；q表示收入水平，笔者以文献中通常采用的“人均GDP”作为代表性指标；g表示工业水平，以工业增加值比重来表示；贸易开放程度使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和实际利用外资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之比来度量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m进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n表示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f表示外资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之比；γ表示为特定的门槛值；I（qit？燮γ）和I（qit>γ）均为指示性函数，εit～N（0，σ2）为随机干扰项，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SO2排放量指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人均GDP指标数据来自《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全部样本为2000年到2009年30个省、市、自治区共10年的样本数据。由于的数据很不全面，故计算时将其排除在外。（以上数据均取对数）
由于门槛回归方法本身具有分阶段回归的特点，免去了实证研究中需要添加git2才能观察EKC下降阶段的一些弊端。例如，对称的曲线（EKC的上升部分和下降部分斜率相同）与现实情况不符，以及git和git2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是采用门槛回归的方法可以避免上述问题，笔者只需要观察git前的系数β的符号和大小就能够确定：在不同阶段（由不同门槛变量的门槛值划分的）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
三、实证结果和解释
（一）实证检验
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差异性，用传统的面板线性回归模型很难于揭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展示环境污染效应的非线性特征，我们以人均GDP水平作为门槛变量进行估计，看看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变化是否存在拐点，其他经济变量与此类似（本文不作研究）。表1显示了在对人均GDP作为门槛变量检验结果。
从结果来看，人均GDP作为门槛变量通过了检验，F值为22.59， P值为 0.023，说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门槛值为30000元/人。根据各地区人均 GDP水平与门槛值大小关系，我们将样本按两个时间段划分为低区制（即人均 GDP低于门槛值）和高区制（即人均 GDP高于门槛值）两个部分。从表 2不难发现，在2000-2003这四年间，中国大部分省份处于低区制，只有北京与上海处于高区制，从2004-2009年，处于高区制的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根据上面的分析，对式（7）式进行门槛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面板门槛回归结果来看：
（1）人均GDP对污染排放量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正，当人均GDP低于门槛值 30000元时，人均收入对环境污染边际影响系数为0.678，而当人均 GDP跨越30000元这一门槛值时，人均收入对环境污染边际影响系数提高为0.242。这一估计结果表明，人均收入增长效应的发挥与地区环境污染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环境污染的增长效应越小；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环境污染增长效应相对较大。由此可见，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对环境污染递减效应的确存在鲜明的门槛特征。
（2）产业结构对污染排放量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正，且在所有的回归变量中影响因子最高，说明了工业产业比重过高会导致污染排放量的增加。这符合张海旺（2007）研究的结论：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片面追求速度的问题，因而助长了具有速度和市场优势的部分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的增长。高能耗和高污染的行业比重过高，直接加剧了与环境的矛盾。而我国能源结构又过度集中于煤炭，这是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的主因。
（3）外商直接投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负，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的环境，这一结论与传统的“污染避难所”假说不符。之所以会出现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相悖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其一，由于外商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了我国的要素生产率和清洁生产的技术水平，从而会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水平；其二，近年来，由于我国政府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已经注重引资的结构问题，特别是对环境方面的重视，这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已有明确规定：申请设立合营企业有造成环境污染的不予批准；其三，由于多边环境保护协议的签订，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具有清洁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了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利，这些外资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相应地提高其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环保标准。
（4）出口贸易对污染排放量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正，说明我国的出口恶化了环境，这意味着在我国的出口结构中，具有出口优势的工业行业多属于污染密集性行业，日渐扩张的对外贸易对环境的危害越来越大，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污染型产业，出口产品还有相当部分是用较大投入、较高消耗和较重污染换来的，这与叶继革、余道先（2007）的研究是一致的。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给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压力。由于我国的外向型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位置，形成了进口多为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而出口多为一般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开放结构。长期以来我国依靠大量出口产品而获得经济利益，实际上是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因此，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产业升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转变，将经济目标、贸易目标与环境目标进行有效的整合与协调。
（5）进口贸易对污染污染排放量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负，说明进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的环境。进口贸易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突出的一个表现为外国污染废物（洋垃圾）进口现象，但我国当前进口的产品主要是自然资源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如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以及机器。由于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含污量高，所以和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比较，我国进口平均含污量远远高于其出口产品的含污量。因此，进口的发展对我国的环境是有利的，因为通过资源密集型的产品的大量进口，我国将很多的环境污染成本转嫁到外国去了。
四、政策建议
（一）优化产业结构
现阶段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工业能耗水平居高不下，同时各地区污染治理的整体水平提升尚需时日，从而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通过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实施，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两高”行业过快增长。用信息化等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建立并实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环保评估和审查制度，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盲目发展，加强源头控制。
（二）改善出口结构
政府部门应倡导建立可持续的商品出口结构，提高附加值高的商品及生态商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加大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污染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品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鼓励外向型企业自主研发，在省内尽快推行国际化标准组织 ISO14000的认证体系。对于初级产品及皮革加工业、橡胶工业、电镀业、化工业等污染密集型产业应采取“限出奖进”的措施，而对于环境友好型产品，政府在必要时可采取鼓励出口的措施。
（三）继续实施绿色贸易战略
在贯彻实施国家鼓励出口，增加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同时，对近两年来国家、各省陆续出台的有关环境保护与控制制造业污染的措施仍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通过鼓励自主创新、高效节能和环境友善产品的出口等手段，继续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进行严格限制，防止出现反弹，绿化或优化贸易结构，调控贸易总量，提高贸易的环境效率。
（四）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适用的清洁生产技术以及环境保护设备
使进口政策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可以利用当前美元贬值、出口速度放缓、有利于进口的时机，通过政策措施鼓励企业进口先进技术和环保设备，改善生产条件，为出口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产品奠定基础。通过构建绿色贸易体系，减少并扭转对外贸易的资源环境逆差，以环境保护优化贸易增长，促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M.and Krue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BER. Working paper 1991.
[2] 韩玉军？熏陆阳.门槛效应、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J].统计研究，2008，（9）.
[3] Hansen， B. E. S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 Esti-mation [J] .Econometrica ，2000 （3）.
[中图分类号]F014.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7-0096-02
二战以后的工业经济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供应；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随着各种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持续地、大量地向环境中输入，造成有害物质通过土壤、水体以及空气在生态系统内富集，引起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淡水短缺等，并已危及到当代人的健康和子孙后代的生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环境污染是经济增长的负的外部效应的表现，是环境治理中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之一。
一、外部效应的涵义
外部效应的概念是经过演化的，最初涉及到外部效应的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指出，外部经济指在一个产品部门内部各厂商之间相互产生的一种积极的刺激和影响。可见，外部经济主要是正的、积极的外部激励。马歇尔的学生庇古在外部经济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生产外部性理论。认为生产者（消费者）的边际私人净产值（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净产值（边际社会成本）的不一致现象，就是生产（消费）的外部性。并将外部效应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即正的外部效应和负的外部效应。
无论是正的外部效应还是负的外部效应，都是生产和消费的副产品。曼昆说，一个人的行为影响了旁观者福利，却没有对这种影响付酬或得到报酬时，就产生了外部性。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公众对外部效应的极大关注，政府针对生产企业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处理提出了严格的国家标准，并通过政府管制和法律途径来解决外部效应问题。中国的学者郭伟和指出，外部效应是经济主体（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活动无意间对别人的经济福利状况造成好或坏的影响，但并没有给别人以合理的补偿或自己得到补偿，这就是经济的外部效应。如果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是有意地改善或损害别人的经济福利，那么就是行善或犯罪，不属外部效应的范畴。负的外部效应可以用下面的西药生产的市场均衡和最适均衡模型（图1）来表示。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生产西药的工厂同样具有企业的共性——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为此，工厂要考虑的只是根据自己企业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来决定生产数量Q1。但是，作为西药生产的副产品，工厂排放的废水、废物和废渣对旁观者和外部环境带来了伤害，产生了西药生产的外部成本，即图中社会成本线和私人成本线之间的差额。外部的成本并不计入生产企业的总成本，无辜的旁观者和外部环境承担了西药生产的一部分成本。如果缺乏有效的外部约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没有动机将此成本内部化的。导致社会的最适均衡无法实现，社会均衡量大于社会最适量Q2，厂商得到的收益无法抵偿社会成本，出现旁观者社会福利的减损，体现了仅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帕累托效率。
二、外部效应的存在领域
经济发展的外部效应是广泛存在的，当前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在中国，伴随着持续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工业源污染物、生活源污染物和非常规污染物合成的复合型环境污染使中国的城市和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城市生活的福利大打折扣，农村环境污染也在加剧。而水土空气污染使人们更加担忧、焦虑和缺乏幸福感。
可见，能够发生负的外部效应的领域，总是存在公共产权或产权无法明确界定的领域，如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土壤等自然生态环境，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免费的自然资源正在受到经济增长的外部伤害，给生存其间的旁观者带来外部伤害，导致资源的非帕累托最优配置。
三、外部效应治理的群众性基础
在信息时代，网络的普及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使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有了交流的平台，为人们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提供了渠道。近来，根据刘德华的成名曲《忘情水》改编的、呼吁大家共同关注环保的歌曲《放心水》得到了网民的盛赞，酣畅淋漓的歌声深得人心，唱出了公众对丑恶现象的痛恨、对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期望。《放心水》网络上的迅速走红也是公众的精神慰籍和情感释放，体现了歌曲的社会批判和整合功能，是社会意识觉醒的体现，说明中国治理环境污染已经具有社会的参与意识，已经具备系统化的制度治理的群众性基础。同时，在网络跟贴中也让反映出面对复合型的生态污染问题个体行动的无力。
四、外部效应内在化的制度途径
为了呼唤整个社会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形成良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建设山清水绿的美丽中国，就要从制度和系统治理入手，缓解我国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的“压缩型、复合型”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政府应强化产业规制
由于负的外部效应是由于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存在差值，庇古从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角度，提出实行国家干预，利用课税方式来弥补不同产业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的差值，使二者相等，实现外部效应内在化。产业规制是弥补市场失灵、处理外部效应问题的基本途径。
（二）技术工艺创新和制度引导相结合
技术创新和工艺流程的改进是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效应的根本解决之道。通过科技进步来实现清洁生产和消费是外部效应内在化的有效途径。清洁生产是指在工业生产的源头和过程中进行控制，通过科学技术、组织重置、宏观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替代原材料、改进工艺、升级技术，力求把污染物消灭在产生之前。通过技术工艺创新来变废为宝是欧洲外部效应效益化的普遍途径。
资源回收、垃圾再利用是建立在细节分类制度基础上，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和企业牵头，全社会和个人的配合，形成零废弃、全回收的社会总动员。如比利时的垃圾处理企业Electrawinds，将工业垃圾和家用垃圾作为能源用来焚烧发电，在获得出售绿电和焚烧灰尘利润的同时还获得了政府的补贴；布鲁塞尔实行了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生活垃圾、纸张、包装瓶和园艺垃圾分别盛装在白、黄、蓝、绿四色垃圾袋中，在垃圾生成的起点将资源归位。再如河南信阳的郝堂村小学的“生态厕所”是轻钢结构建成的，可移动容器可将尿液和粪便分开，并将后者发酵制成有机肥料，不需要水冲洗，并且干净整洁，体现了环保技术和理念。
（三）转变思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科斯理论提出运用市场激励机制及产权界定、产权交换手段来解决外部效应，要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然而，事实证明，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经济体中运行效果并不好。
可持续提高生产效能、尽可能地减少发展带来的污染的另一个思路是通过市场交易内容的改变来节能降耗。在2012年11月维也纳的能源与气候变化博览会上，塞尔维亚清洁产品中心带来了化学品租赁这一可持续化学品管理商业模式。按照此模式，化学品的交易不再以数量来计量，而是按照功效取酬，只要生产商提供的效果达到生产需求，即可完成交易。经济效益的追求给了化学品生产商努力促成此模式的动机和理由。
[参考文献]
[1]（英）Arthur Cecil Pigou.福利经济学[M].何玉长，丁晓钦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98-127.
1.2热点关注的污染物。（1）环境中的重金属形态主要是汞、镉、铅、锌、铜、钴、镍、钡、锡、锑等，从毒性角度通常将砷、铍、锂、硒、硼、铝等也包括在内；（2）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是指那些难以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途径降解的有害化学品。此类化学品所具有的持久性，反映了物质难以降解的特性，在环境中容易保留下来。调查结果表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可能导致内分泌、生殖和免疫机能失调、神经行为和发育紊乱、甚至引发癌症。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名单：滴滴涕，狄氏剂，异狄氏剂，艾氏剂，氯丹，七氯，六氯苯，灭蚁灵，毒杀芬，多氯联苯，二恶英，呋喃。
2、环境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自然过程或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从而导致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称为环境效应。环境效应分为自然环境效应和人为环境效应。按环境变化的性质划分，则可分为环境物理效应、环境化学效应和环境生物效应。
2.1环境物理效应由物理作用引起的环境效应即为环境物理效应。
2.2环境化学效应在各种环境因素影响下，物质间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的环境效应即为环境化学效应。
2.3环境生物效应，环境因素变化导致生态系统变异而产生的后果即为环境生物效应。
2.4环境各圈及环境污染物在迁移转化过程作用机理。作用机理有物理、物理-化学、生物。物理包括蒸发、渗透、凝聚、吸附、机械搬运、扩散等；化学包括光化学氧化、氧化-还原、配位、螯合、水解等；生物有微生物的吸收和代谢。
3、环境净化与污染控制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防治环境污染方面做了许多方面的工作，诸如：成立环境保护部；颁布实施政策法规；制定科技标准；控制、治理污染；保护自然生态；进行环境评价；开展宣传教育；发展国际合作；进行环境监察等等。其中与生物科学密切相关的有利用生物净化来消除环境污染和发展绿色食品等。先介绍几种控制技术：
3.1水质净化与水污染控制技术。水污染：物理性污染、化学性污染、生物性污染。
3.1.1水中的主要污染物及其危害。按化学性质分：无机污染物包括氮、磷等植物性营养物质、非金属、金属与重金属以及主要因无机物的存在而形成的酸碱度。有机污染物是可生物降解性污染物可引起水体功能破坏及“黑臭”现象。难生物降解性污染物常具有毒性大、化学及生物学稳定性强、易于在生物体内富集等特点。排入环境后，滞留时间长，并可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
3.1.2水处理的基本目的是利用各种技术，将污水中的污染物分离去除或将其转化为无害物质，使污水得到净化。
3.1.3水处理方法有物理处理法；化学处理法；生物处理法。
3.2空气净化与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3.2.1空气中的污染物及其危害。空气中污染物的分类：空气中的污染物包括：颗粒/气溶胶状态污染物（粉尘烟飞灰黑烟雾）和气态污染物包括无机物（硫化物（SO2，H2S）；碳的氧化物（CO，CO2）；氮化物（NO，NH3））卤素化合物（HCl，HF）和有机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
3.2.2空气净化与大气污染控制技术。空气净化与大气污染控制技术有分离法和转化法。分离法是利用污染物与空气的物理性质的差异使污染物从空气或废气中分离出来的方法。转化法是利用化学反应或生物反应，使污染物转化成无害物质或易于分离的物质，从而使空气或废气得到净化与处理的方法。
3.3土壤净化与污染控制技术。
3.3.1土壤污染物及其危害。土壤中的污染物：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原油等。土壤污染的危害：通过雨水淋溶作用，可能导致地下水和周围地表水体的污染；污染土壤通过土壤颗粒物等形式能直接或间接地为人或动物所吸入；通过植物吸收而进入食物链，对食物链上的生物产生毒害作用等。
3.3.2污染土壤净化技术。污染土壤净化技术有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
4、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