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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10-0051-05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要特征，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的国家。如何从我国实际出发，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妥善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对做好当前老龄工作具有指导作用，还可为解决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借鉴。本研究从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征入手，阐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探索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切实可行的老龄工作对策。
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其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上升。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统计，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人口总数10%，或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7%，就称其为老龄化国家或老龄化地区。据此，国际上习惯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三种类型：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总人数7%的称为老年型人口，4%-7%称为成年型人口，4%以下称为年轻型人口。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为1.3亿，首次突破10%，正式跨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和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几乎都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既有与经济发达国家类似的方面，也有许多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不同的特殊表现。
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截至2006年底，全国65岁以上人口1041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9%，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预计到2040年人口达到最高峰值时，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3.3亿，接近于1980年全世界老年人口之和。国际老龄问题研究专家普遍认为，解决好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对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按联合国统计，从1950年到90年代末，世界老人数量增长了176%，中国的老人数量增长了217%；而在本世纪未来的25年中，世界老人将增加90%，中国的老人将增加111%。某人口研究机构统计，65岁以上老人从7%增加到14%所需的时间，在法国是115年，瑞士是85年，美国是66年，英国是45年，而中国只需要25年。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将是我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60岁以上老人数平均每年增长4%以上，65岁以上老人数的年增长速度将超过5%。也就是说，每12至13年，60岁以上的老人就要增加1亿，相当于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的总量。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少有，甚至超过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改变了世界人口老龄化格局。即过去人口老龄化是发达国家的事情，现在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大，人口老龄化进程在时间上、空间上很不平衡。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我国大陆31个省(市、区)进入老年型社会时间的标准差为9.36年。东部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已相继成为人口老龄化城市。上海市到2010年将增加到287.3万，占总人口的20.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市到2010年将增加到230万，占总人口的16.9%；到2025年将增加到416万，老年人口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而言，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还不突出，但这些地区的老龄人口总数不可忽视。
老年人口城乡分布不均。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因控制人口增长的力度不同，加上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医疗条件的差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是城市高于农村，城市老龄化程度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的初、中期比农村突出。但随着今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将可能出现农村高于城市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二三产业，使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有所缓解；中老年人留在农村，则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形成的发展差异给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经济发展水平。从人口老龄化的一般规律来看，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着直接正向的联系，而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同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保障能力、国民收入水平有着较大的偏离和超前性。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世界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的发达国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达到这一比例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1千美元左右。即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因此，经济的发展和年龄结构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在经济水平较低、综合国力有限、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就使我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遇到更多的困难和矛盾。
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迅速。国际上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时通常把80岁以上老人划为高龄老年人口。我国高龄老年人口预计到2025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3547万和12083万，占世界高龄人口的23.1%和31.9%。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概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这对我们老年社会保障和发展老年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长寿与低生育率是人口趋向老龄化的直接因素。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都强调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而笔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由增长型向稳定型转变，有利于未来人口数量的稳定和负增长，从而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社会在经济不发达，缺乏应对准备的情况下提前来临，使得社会承载力相对不足，这是它的负面影响。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人口的老龄化会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由于老龄人口日益增长，社会用于积累的再生产基金相对减少。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和消费基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国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的增长会导致消费基金的不断膨胀，从而对生产基金的积累产生消极影响。同时，一旦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呈现老化趋势，必然使劳动力素质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二是人口过快的老龄化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使社会负担加重。我国老年人供养系数已由1982年的12.9上升到2000年的29.4，预计2030年将达到39。这说明劳动力人口除了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进行生产劳动外，还要负担更多的老年人口生存和发展的费用，这不仅使劳动力人口的负担日益加重，同时也加重了社会负担。三是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需求结构提出新的要求。随着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不断增大，为满足庞大老年人口特殊需要的商品和生活服务及服务设施也将大幅度增加，这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作相应的调整，发展以满足老年人需要的产业和社会服务设施。而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与人口老龄化很不适应，突出表现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的特殊需要。
对生活方式的影响。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生产生活的社会化以及个人在经济上的独立，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是必然的。家庭规模缩小，全国平均每个家庭人口数在建国初期一般为5人以上，1982年下降为4.41人，现在已降到3.28人。家庭结构模式由传统的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换，多代家庭显著减少，与子女分家或独居的老人越来越多，同时，家庭中可照料老人的成员减少，特别是由于妇女参加工作，将难以承担照料任务，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影响到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老年人需要社会有适应老人的文化活动来丰富精神生活。老年人喜爱的大秧歌、太极拳、保健操以及老年大学等很多社区文化教育活动将会有显著的增加，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等新闻媒体将会增加适合老年人的节目和版面。社会文化变迁的主体将是老年人自身，变迁的目的是为了从心理上和生理上创造出一个更加适应老年人生活的社会氛围。但不可避免的是，一些老年人退休后无所事事，孤独、单调、缺乏创造性的生活状态仍会有相当程度的存在；社会发展和变化节奏的加快使一部分老人不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紧张家庭的生活使晚辈没有时间陪伴和照顾老人，可能会有新的难以预料的现象发生。
三、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老年人问题
人口老龄化之所以能够对经济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是由于老年人口是一个生理和社会功能处于下降时期的群体，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弱势群体，当这一群体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不相适应，社会观念、保障机制和服务水平等又难以配套时，必然引发一些老年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压力日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尚未达到保障全体老年人口的水平，特别是广大农村养老保障水平低、能力弱。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广大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程度，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二是医疗保健问题较为突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日渐增多，医疗新技术的运用，医疗费用不断上升，对政府和家庭都是新生的负担。往往因一个老人生大病就阻碍了一个家庭的致富之路，“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三是老年人生活社会化日趋普遍。随着人口的高龄化、家庭的小型化、老年家庭的空巢化，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失去全方位养老的功能，越来越多的高龄老人、病残老人的生活照料更依赖于社会服务，老年社区服务中心、康复机构、老年公寓、托老所等需求量日增。四是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快速上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老龄人口经济收入不断增加，文化层次逐步提升，必然对精神文化生活产生更高的要求。如老年文化活动、老年大学、老年旅游、老年网站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青睐。如何满足老年人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五是老年人社会参与度不断增强。随着老年人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保健意识和保健能力的增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体现生命价值的愿望愈加强烈。庞大的老年群体蕴藏着巨大的人才能量，应加以充分开发利用。
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对策
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引发的老年人问题，必须立足实际，放眼长远，趋利避害，及时研究制定相应的战略对策，以实现老龄化不利影响的最小化和老年人价值的最大化，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不断增强经济承载能力。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切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加快经济发展，壮大经济实力。统计和预测表明，在2020年以前，我国人口的总供养系数在60%以内(相当于发达国家1995年的总供养系数)，是一个“人口红利”时期。这个时期少儿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老年人口的比重还在上升，总供养比尚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劳动力也相对年轻，劳动力资源充足，每年净增劳动人口达600万左右，是加快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发展，不断增加积累，为应对老龄高峰和高龄社会的到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适当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自70年代以来，我国成功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0‰以下，妇女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在21世纪前20至30年，人口的净增值仍然会居高不下。这期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将超过9亿，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压力非常大。因此，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我们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重要任务。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控制人口的同时也要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使我国的人口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一是制定人口发展规划要考虑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和压力。二是对城市和农村应有不同的计划生育要求。鉴于农村人口增长的比例和社会控制难度较大的现状，农村的人口政策应该在一个较长时期维持不变；城市的人口政策可在一段时期后作些调整，比如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第二胎等。三是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推动我国人口由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的转变。
加快完善符合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保障老有所养是老龄化社会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要求各国政府根据向所有老年人都提供保险的原则，建立或制定社会保险制度，强调养老保险应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同时应努力实现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为养老计划提供资金时要慎重考虑，既要确保这些计划的实现，也不妨碍社会经济发展。这些要求对于我国建立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既能保障老年人经济生活需要又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养老保障体系，将是我们实现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适应我国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基金来源多渠道、城乡有别的社会养老、家庭养老与社会助老服务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由国家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保险组成，国家基本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保险费由国家、单位、个人共同承担。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宜采用现收现会与部分积累相结合的模式，即在现收现付的基础上，建立个人帐户储存积累基金，为21世纪老龄化高峰期的退休人员剧增做准备。农村养老保险以家庭保障为主，目前要充分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政府对有养老任务的子女给予适当的资助和优惠。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在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商业保险和社会互助保险，满足部分群众对养老的特殊需要。
建立切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因此，要用发展的观点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坚持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近年来，江苏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举办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养老院，并设立了养老爱老救助基金，对解决老龄化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服务体系建设。在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以及老年人预期寿命延长的背景下，一方面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增多，另一方面家庭照料老年人的资源在逐渐减少，需要通过发展社区服务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这几年，江苏各地加快了社区利民服务网点建设，但社区服务发展缺乏宏观政策的指导，缺乏管理人才和经过专业培训的服务人员，服务项目少，工作不规范。下一步，要把发展社区服务纳入社会总体发展规划，以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目标，围绕“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建设。硬件建设项要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梯度发展；软件方面要完善服务体系，增加服务项目，抓好物业管理队伍、志愿者服务队伍、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或患病老人服务队伍建设，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
积极推进老年立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解决老年人问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推进我国的老龄事业。我国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有关老年工作的法制建设仍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在处理很多涉老民事纠纷时，缺乏专项法律法规依据。为了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应尽快制定养老法、医疗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区服务法、老年人住宅法和老年福利法等。实践证明，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法规体系，可以更好地调整涉及老年人的法律关系，制裁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弘扬中华民族的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 人口老龄化的界定
我们通常按照国际标准来界定人口老龄化的标准，即一个国家的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的10%，或者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就可以定义为老龄化国家。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中国的60岁以上的人口达1.85亿，占总人口13.9%，而65岁以上人口高达1.19亿，占人口总数的8.9%。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判断，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相关学者预测，在未来的50年内，我国的老龄人口将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按这个速度计算，我国在未来的20年内将会变成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
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来看，表现出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绝对数大，高龄人口增长速度快，老龄化速度超前于经济发展速度等一系列特点。
2.1 老龄化速度和进程加快
在20世纪70年代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属于“年轻型”。1996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接近国际老年化标准。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国际标准线7%。此后，我国老龄人口比重开始越过国际标准线，并以递进速度上升。2010年，我国的老龄人口比重达到8.9%，2000年到2010年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近两个百分点。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我国近十年来的老龄化进程速度可以知道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越来越趋向老龄化，老龄化的速度和进程也越来越快。
2.2 老年人口绝对数大，低龄老人多，高龄老人增长速度快
根据2010年开始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达到882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7%，60岁以上人口达1423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1.3%。而2010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达到1189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8.9%，60岁以上人口共1851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3.9%。由此可知，在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增加了近2%，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了近3%。这说明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很大，老年人口比重很大，低龄老人多，高龄老人数量也在增长。
2.3 人口老龄化速度与经济发展不适应
西方发达国家在迈入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伴随着经济的巨大发展。经济的飞速发展，可以保证社会福利和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因此人们的生育率会有所下降，再加之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的大大降低，人口寿命的延长，最终导致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从这个分析流程可知，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是成正相关的。但是由于我国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生育率被迫下降，因此导致了我国在国家财力尚未非常强大的时候就面临老龄人口比重过高的威胁。世界上已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的人均GDP基本都大于10000美元左右，而我国在进入老年化国家时仅达1000美元。这表明我国尚缺乏应付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实力。
3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层面的，有个体、群体上，有政策、制度上的。但是，其中最主要最直接加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两个重大原因是：一是我国7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直接导致我国的生育率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再加之国家医疗设备条件的不断改善和提升，人们更加注重健康养生，人们的寿命也在延长。这直接提高了我国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年轻人口比重不断减少和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提高，最终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飞速发展，老龄化趋势越演越烈。
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议
4.1 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相对提升出生率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上个世纪就开始贯彻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长期以来，我国的出生率相对其他国家较低，这影响了人口结构比重的划分，导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因此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老龄化问题的原因之一。为了减轻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减缓老龄化的速度，国家和相关部门单位有必要将人口老龄化放在全局角度进行思考，兼顾好老龄化问题与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从人口长期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人口老龄化与生育政策的关系。
4.2 区别对待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大量的农村年轻劳动力涌入城市，老人小孩留守农村，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大大高于城镇比重。但是，目前我国老龄化的主要保障政策是针对城市居民，城乡之间的老年人所获得的养老保障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必须区分好城市和农村的老龄化问题的差异，区别对待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寻找解决城乡老龄化问题的方法手段。全局出发，制订国家人口老龄化战略，全面分析、评估和预测中国未来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的相关问题，分步骤，分重点解决老龄化问题。
4.3 建立社会范围内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
建立“老人自立为主，社区服务为辅”的社会养老新格局，调整和改善养老机构的功能和布局，逐步完善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在老年人出现自理能力缺陷时可寻求养老机构帮助。这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扩大养老功能机构的分散范围，将其分散化、小型化，布局于各社区周围，实现老年人的就近养老，对经营性的养老机构进行规范化，使其在政府的管制下，有组织有纪律地向老人提供各种个。二是要建立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政府以政策支持、资源调动、宣传倡导及监督监管等方式参与养老福利事业，将养老服务推向社会，实现政府“管大放小、管少放多”的宏观管理体制。
4.4 积极开发利用老人人力资源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日益增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越来越有限，这也就引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议题。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主要有两个思路：提高退休年龄，延长工作年限和直接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为社会提供服务。另外，鼓励低龄、健康老人开展志愿性的甚至是经营性的养老服务，将老年人力资源转化为社区养老服务资源也是应付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
总之，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系统性的全民性的工程，必须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各部门和群众达成一致目标，共同行动，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尽快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全局性战略，逐步形成多层次的老龄政策体系，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支持体系，积极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1]原新，刘士杰.1982～2007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原因的人口学因素分解[J].学海，2009（4）.
[2]莫龙.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定量研究[J].人口研究，2009（3）.
[3]陆杰华.快速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挑战与对策[J].甘肃社会学，2007（6）.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3-0161-02
一、郑州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按照现代人口学理论，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1]。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在1999年已跨入了人口老龄化国家行列[2]。就郑州市的情况来看，郑州市作为中原城市群第一大市，2009年底总人口752.1万，城镇人口476.9万，农村人口275.2万，城镇化率为63.4%。65岁以上人口66.9万，占郑州市总人口的8.9%，已处于老龄化社会。
1.老年人口规模大。20世纪中后期，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普遍推行，使得人口出生率下降，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同时改革开放也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口日益增多。2009年底，郑州市65岁以上老年人66.9万，占河南省老年人口总数的7.9%。郑州市人口老龄化关系到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2.老龄化程度高。郑州市2009年底65岁及以上老人占全市总人口8.9%，人口老龄化高于河南省0.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
3.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逐渐加快。郑州市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呈不断加快趋势。65岁及以上老人在1980―2000年每年递增2.4%，2000―2009年为3.8%，增速达1.4个百分点。数字表明，郑州市老年人口不但在绝对量上呈上升趋势，更主要的是增长速度的逐渐加快。在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郑州市老龄化率将保持着很高的速度递增。
二、郑州市人口老龄化成因
1.出生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以来，郑州市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导致少儿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引发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这是决定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1970年人口出生率达3.5%，1982年降低至2%，2000年降低为1.4%，2009年降低到0.94%。按照目前生育水平发展下去，人口老龄化将会进一步加剧。
2.人口死亡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20世纪50年代，郑州市人口死亡率较高，在1%以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较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医疗水平逐步提高，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郑州市人口死亡率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每年都在7‰以下，1990年人口死亡率为6.3‰，2000年为6‰，2009年为6.2‰；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持续上升，1990年为69.8岁，2000年为72.4岁，2009年为75.2岁。人口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口规模扩大，人口年龄金字塔出现顶部扩张，从而加速了人口老龄化进程。
三、郑州市老龄人口生活状况分析
老年人口的生活状况主要可以从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简称“六老”）入手分析，郑州市的情况大致可分为几个类型[3]。
1.“六老”有着落，且基本满意者。这部分老人情况如下：生活费基本充足且不再负担子女晚辈的生活费用；有较充分的生活自理能力；有一个较好的学习和娱乐的环境条件，生活活动热情度高。这一生活等级类型的老人约占老年人群体的1%或2%，且绝大部分分布在退休干部和国企退休工人群体中。
2.“六老”虽有一定的着落，但不大如意。这一类型的老人，其情形比较复杂，虽自身的生活费基本有着落，但存在以下一些问题：或有子女晚辈的经济负担，或有种种思想负担，子媳姑婿不和，子女晚辈招灾惹祸引发的精神刺激等。这一类生活质量等级的老人数量较多，约占老年人口的85%左右[4]。
3.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费用仅靠社会保障来源。这类老年群体的基本特点是：物质生活比较清苦，基本解决温饱；经济寄托单一，只求安宁走完人生历程；这一状况的老年人口除了无子女老人之外，还有虽有子女但不生活在一起。这一部分老人约占老年人口的10%左右。
4.托老所中的老人。这部分老人是指在各社区办的敬老院，民政部门办的福利院和一些慈善机构办的养老院以及一些带商业服务性质的养老院中生活的老人。由养老院雇佣的临时工照料，子女抽不出时间侍奉或者不愿意侍奉，隔性到托老所探望。这类老人占老年人口数量的1%左右，但从目前托老所的发展态势看，这类托老所不仅越来越多，而且会越办越好[5]。
5.贫困无助的老年人。这部分老年人虽然占不到老年人口的2%，但确实存在。因其子女不愿赡养老人、甚至还虐待老人，老人生活贫困直至终老。
四、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1.老龄人口的社会功能和成本。老年人在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是宝贵的社会资源。特别是中老年人，大部分还具有相当强的劳动力，不仅能从事简单的劳动，其中一部分老年人还能从事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
2.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生活影响。老年人口比重的日益增大将会给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文化教育、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影响。首先，改变了人口抚养比。人口老龄化正在改变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的抚养比构成，由于两者的赡养（抚养）费的来源不同，由于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的消费水平不一样，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6]。其次，导致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社会保障费用大量增加，将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
3.人口老龄化对其他方面的影响。首先，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一方面赋予社会公共管理新的内容，向社会公共管理提出更多政治要求；另一方面，老年人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老年人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价值取向差异所引发的矛盾，必然反映到政治生活中来 [7]。其次，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重大而深远。老年人的科技传承活动，思想教育活动、老文艺工作者的传、帮、带活动，老年人的宗教思想等，无不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随着老年人群体扩大，这种影响的层面和深度也将日益扩大[8]。
五、郑州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1.用科学的态度正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能回避和改变的人口发展过程。20世纪我们面对的是人口数量多带来的问题，21世纪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9]。把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因素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从而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人口老龄化问题同人口数量问题一样，具有一定的潜伏性和巨大的惯性。
2.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承受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力量。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当本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时，他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已达到5 000美元，而郑州市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尚不发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 000多美元情况下出现的[10]。这说明，郑州市经济发展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因此，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壮大经济实力，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来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多种经济形态和多种就业形式的出现，保障制度及资金筹集办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1]。但保障的覆盖面仍然有限，个体营业者、失业者、农村人口和城镇居民等，仍不能享受保障。因此，不仅要建立国有经济单位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养老保障制度，还要建立各种非国有经济单位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养老保障制度。
4.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机构。郑州市目前的养老模式有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
目前，绝大多数的老年人都依靠家庭照料生活，在家里安度晚年。但是随着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多，家庭养老的危机日益严重 [12]。家庭养老危机不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和身心健康，也影响在职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应该发展多形式的养老机构，使养老服务社会化。如兴办各种形式的养老院、老年人之家、托老所、老年人社区服务站等。
5.加快发展老龄产业。老龄产业是为老年人口提品或服务，满足老龄人口衣、食、住、行、用、娱等各方面需求的行业。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老龄产业的发展，即是满足日益扩大的老年人口需求 [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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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普建中.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J].创造,2007,(3):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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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笠萍.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特征及对策[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5):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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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智利霞,赵淑英.试析中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9,(6):21-22.
[10]张柏琴,高孝成.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分析与预测[J].哈尔滨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09,(3):23-26.
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内部视角，从农村老年人口面临的养老现实困境出发，并结合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研究将采用案例陈述的方式试图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农村老年人口养老可能遭遇的问题，因此在个案的选择上本研究不要求代表性，而是寄望于将这一问题可能的各个方面展示出来。本文只做问题的展示，并不探讨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解决之策。在结构上，本文将根据农村老年人口的特点将个案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关当下“留守老人”的案例，其二是有关第二代农民工的案例，即随年龄增大而可能成为“留守老人”的案例。同时本研究所选个案的来源并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是尽可能将自己调查或者公开出版物上出现的个案集合起来，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如前所述尽最大可能展示老龄化背景下农民养老问题的各个层面。
一、已成为“留守老人”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
所谓留守老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空巢家庭的另一个称谓罢了。只是空巢家庭这个概念的涵义更广，任何一个核心家庭在子女长大成人后只要子女长期离家也就成为了一个空巢家庭。而所谓留守老人则不过是农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而已，农村家庭的子女进入城市并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而造成老人“留守”家园。如果要下个定义的话，似乎可以这样来界定：常年居住在户籍所在地 、 年龄不低于60周岁的农村老人，且其子女及子女配偶常年不在身边者。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在养老方面会面临哪些问题呢？
案例1：年近八旬的庄稼汉
张老汉生于上世纪30年代，至今已年近八十，老汉家里有3个儿子。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3个儿子相继南下广东打工，其中小儿子通过努力在2005年左右终于自己翻身成为老板，在虎门自建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制鞋厂。鞋厂的收益相当不错，张老汉的另外2个儿子也放弃了原来的工作而进入其三弟的鞋厂。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家境富裕、儿女孝顺团结的家庭中，张老汉却一直未放弃农业生产。虽然张老汉的3个儿子曾多次劝其父母放弃耕田转而到城市去与他们一起生活，但每次都遭到老汉的强烈反对。（访谈时间：2012年7月）
通过案例1的描述其实可以看到：首先是农民的养老诉求较低。从单个个案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代表性，实际上，陈文娟[4]曾以规范的问卷调查方式对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进行过专门调查，并指出农村居民的养老预期总体并不乐观，对养老问题的担心较高。遗憾的是其调查主要是针对中年农民，缺乏对老年农民的调查。但是可以理解的是，在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中虽然养儿防老具有很强的正当性，但现实中年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要求却绝非不讲人情。在多地农村的调查中笔者亦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很多农村的老人与子女分居住在低矮的“老屋”当中，其生活水准明显低于子女。但就是这样的老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并不一定就低。反而，只要生活能维持正常的一般标准，做父母的更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好。这样，社会保障在制度设计上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农村老年人认同的标准低于社会认同的养老标准[5]。如此一来可能伴随而来的问题便是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同度较低。笔者当然不认为既然农民本身的养老诉求较低就应该因此而设置较低的社会保障标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农民的养老意识。
其次，农民对作为财产的土地的认识是影响其养老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因此，即便是家境颇富的张老汉也一直不愿意放弃种田。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早已为学界所认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该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有人因此而强调维持当下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也有人强调土地的社保功能阻碍了土地正常经济功能的发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农民“恋土”而不愿离开土地，无非是因为心忧离开土地后生活没有着落或者说“保障”，以至于不论土地收益高低，在未寻得城市立足之前是很难愿意弃土离乡的。之所以需要土地担当社会保障的功能，不过就是因为与城市里的“单位人”相反，除了土地之外很难说还有什么可靠的依赖。这一点即便是国家大力推进农村医疗与社会保障的今天似乎依然如此。
实际上，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即老年农民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观念落后而出现不愿意参与社会养老并且对自己的养老状况也不甚在意，其实际反映的还是他们对子女有无真正稳定生活的担忧。这种观念或许显得陈旧、保守甚至于在很多激进的人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无论怎么说，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却是如果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建立稳定事业以及获得稳固财产的可能性，而仅仅是企图将适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保体系扩展到农村的话，这样的做法可能并不讨好。毕竟，从个人的角度而言生活最大的保障只在于所在家庭是否建立在一个稳定的事业基础上。
二、即将成为“留守老人”的农民的养老
留守老人是现阶段已经进入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那么比他们更小的一辈，即现阶段年龄在50岁边缘到60岁之间的农民（学界通称的“第一代农民工”）则是可能很快就要成为“留守老人”的一代。据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尽管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4岁，50岁上下的人似乎仍未嫌老。但是作为主要在工厂或工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而言，进入50岁以后显然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体力衰退的高峰时期。那么这个群体面对的又是什么呢？
案例2：超龄务工者老谢等[6]
59岁的谢国万说，64岁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场大病还动了手术，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断了家里的生活来源。为此，他很纠结。谢国万是开县团凤村人，36岁开始外出打工。自2009年始，早报记者已连续5年采访了谢国万，每年春节他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在吃完元宵节的汤圆后，他最终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车。5年来，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若停止打工的脚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养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爱人1000元/年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难以维持夫妻俩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着咬牙再赚几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资。 （《东方早报》2013年2月26日）
如果说对于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而言，养老最大的障碍在于观念问题的话，那么对于这些50多岁的老农民或农民工而言则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他们一方面面临自己事业的转折，即到底是回农村还是留城市的两难选择；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而言，子女的问题可能仍远未解决。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如果连最低的“社会保障”都没有（事实上大多数确实没有）则显然有失社会公义，但如果说只要提高其养老标准，每个月多发点保险金就能解决其“保障”问题，这恐怕亦只是天方夜谭。
面对老龄化问题，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状况。城市或许还真能像一些乐观的海外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城市化发展至少不会因为老年人口而面临主要资源匮乏。相反，它们很可能会用一群活跃的或相对活跃的老年居民，能够并且将为城市社会做出广泛的贡献而非依赖于城市。”[7]相比之下，第一代农民工的工作年龄即便再往后推延5年，在自身并无稳定事业又缺乏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下，要使他们在社会生活甚至于消费领域变得“活跃”或“相对活跃”怕也只能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
三、结论与讨论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9-0085-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9.20
一、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的困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与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国民平均预期寿命越来越长，我国人口出现严重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过程，其表现为人口年龄中位数的升高。在发展中国家，如若总人口中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口超过10%（发达国家是65岁及以上的人口超过7%），则这一类型的人口通常称为老年型人口。
2012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2%，相比2005年末提高了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9.39%，相比2005年末提高了1.67%。我国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出10%的界定标准达4.32%之多，表明人口老龄化已较严重，“未富先老”已成既成事实。专家估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还会上升至30%，届时60岁以上人口可能达4亿多。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与社会保障问题
（一）劳动力数量逐渐下降，就业供需之间矛盾加深
与人口老龄化相对应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劳动力数量的下降。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末最新数据及表1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比2011年末下降0.6%[1]。由此可看出，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较大，短期内还有一定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但随着老龄化的加快及生育率的下降，低龄人口补给的速度较慢，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将日渐明显。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衰竭消失，劳动力供需之间的矛盾也会进一步加深。
（二）老年人口负担系数递增，社会与家庭养老负担加重
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多及“少子化”的存在，也促使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负担逐渐加重。因为目前我国基本退休年龄为60岁，本文用60岁及以上人数（老年人口数）与15至59岁的人数（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作为我国老年人口负担系数。近年我国来老年人口负担系数连年递增，由2005年的16.05%递增到2012年的20.69%，未来几十年我国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仍会递增，养老负担有加重的趋势。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较晚且不够完善，曾经为国家贡献了几十年的老员工们正相继退休，而国家的养老保险模式在上世纪从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型养老体制转变时，转轨的成本没有明确由谁来承担及落实。另外，养老金替代率过高且覆盖范围较窄，于是出现了混账管理、个人账户资金被挪用等情况。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额度已超过2.2万亿，若没有财政补贴，多个省市早已收不抵支。有专家分析，到2015年有可能出现支付缺口，足可见养老金空账问题亟待解决。
（三）空巢、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突出
在我国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等多重政策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其空巢化、高龄化、病残或失能化等特点明显。由于大批城镇或农村青壮年去异地读书、就业、务工、经商、居住等，造成空巢现象非常严重，这给空巢老人、失能老人的养老带来了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子女不在身边，起居生活没人照料；二是不断延伸的精神需求很难满足。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65岁以上“空巢老人”已达4150万人，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甚至达70%。同时，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人，已达农村老年人口的37%，2013年这一比例将会进一步扩大。“空巢家庭”将是21世纪我国城市乃至许多农村地区家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对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形成较大冲击。
（四）社会养老体系薄弱，“一床难求”普遍存在
民政部2012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养老机构已达4.18万个，养老床位365万张，但平均每50个老人拥有不到一张床，还存在养老护理员短缺且专业程度低的问题。据全国老龄办与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开展的“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显示，2010年末全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有3300万，预计到2015年达到4000万。因此，即使按4：1的比例配备养老护理员，也需1000万名，而目前从业人员不足百万，且近一半是文盲。虽然社会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问题较为突出，但一些民办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并不高，民办养老事业发展缓慢且缺少政府及社会有力的支持。总体而言，目前社会养老体系薄弱，难以满足我国快速老龄化引起的巨大养老需求。
（五）少儿人口占比下降，影响未来经济活力与创新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少儿人口（0～14岁）占总人口比重只达16.44%，低于世界27%的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29%的水平，比2005年的20.33%已下降了3.89个百分点，且八年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少子化”加剧问题比较突出。
三、人口老龄化带来经济与社会保障发展的机遇
（一）老年人消费需求增加，市场空间巨大
老年人口的增加势必推动老年人相关产品消费的增加。例如，近年来针对老年人开发的护理保险、保险理财产品、老龄手机、助听器、电动车、纸尿裤、多功能拐棍、养老保健产品等，在市场上均取得了不俗业绩。2010年统计局公布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4.83岁，并且还会继续延长。而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随着科技医疗水平发展，这一趋势未来仍将保持，这将极大地推动老年人市场需求。
（二）养老需求增加，带动社会基础建设和相关产业发展
随着社会进步和老龄化加速，老龄群体的养老需求不断增加且逐步多元化。传统的物质生活需求已经不能满足老龄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精神需求。目前，国内的社会养老体系还较薄弱，基于老年人的生活居住、护理服务、医疗保健等需求，国家和企业对于养老机构和社区等的建设会带动建筑、家具装饰、物流运输、医疗卫生、家政服务等各大行业的发展。而老年人精神层面的需求，也会推动老人教育、休闲娱乐、养生保健等老龄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老人出游意愿增强，旅游市场潜力巨大
近年来，各大旅游公司竞相开发老年人旅游市场，以老年旅游为主题的各种旅游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因老年人口的特殊性及要求较高的老年旅游服务需求难以跟上，我国老年旅游市场虽然潜力巨大，但仍处于较落后的发展阶段。据中国老龄委调查，当前我国每年老年人旅游人数已占我国旅游人口总数的20%以上。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我国老年人旅游市场潜力巨大，有很大发展空间。
（四）刺激科技创新，弥补劳动力不足和满足老人的多元化需求
老龄化加剧造成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当达到一定程度时，若没有替代品产生，劳动力不足将较为明显。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内在的矛盾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科技创新。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促进高科技的全自动化生产线与机器人作为时代的产物应运而生，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二是为抢占巨大的老人市场空间，各大企业也会不断创新，开发各式各样的老龄产品，以满足老人的多样化需求。
四、应对老龄化、完善社会保障的对策建议
（一）柔性提高部分行业的退休年龄，缓冲劳动力下降和弥补养老金支付缺口
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对老年的界定也有所变化，提高退休年龄已成为许多国家在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重要举措。中国目前规定的退休年龄为男性职工60岁，女性职工50岁（部分特殊行业另有规定）。2010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4.83岁，而养老金缺口已达2.2万亿元。若柔性提高部分行业的退休年龄，既可缓冲劳动力的下降又能够弥补养老金支付缺口。据分析，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那么养老统筹基金便可增长40亿元并减支160亿元，即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3]。笔者建议，我国可以考虑一般退休年龄柔性推迟到65岁（男女可以试行同步退休），先在部分发达地区和行业试行，成功后再推广。但需注意两点，一是根据身体实际机能状况，鼓励支持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老龄劳动者，允许推迟退休到更高年龄，而对于实在无法继续工作者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二是参考发达国家对60岁以上的老龄劳动者建立养老金提前支取制度，以更好地保障尚未达到法定支付年龄的高龄者的需要和利益[4]。
（二）鼓励支持养老相关产业发展，严格监管确保数量与质量
发展养老产业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监督管理。鉴于目前国内各种养老机构的发展困境，国家可以考虑加大对社会公办养老机构的财政投入，适度扩大规模，解决“一床难求”的尴尬，重点帮扶家庭困难的孤寡老人和空巢、失能老人。同时，积极吸纳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缓解社会养老工作的压力。加大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扶持力度，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便捷服务以及相关技术指导，规范我国民办养老产业的发展。另外，可考虑与企业合作建设集老年教育、休闲娱乐、护理服务、医疗保健等满足老人多元化需求的养老社区和机构，同时鼓励企业、居民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进行一对一帮扶，大力倡导和推动民间力量到养老事业中来。积极做好服务与监督管理，将部分地区成功的经验在全社会进行推广，推动整个社会养老及相关产业发展。
（三）鼓励创业、科技创新和企业转型升级，应对劳动力不足
市场竞争及逐步老化的人口状况，会选择性地淘汰部分企业。政府各职能部门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应对劳动力逐步下降局面。第一，出台部分鼓励扶持政策，奖励科技创新，扶持重点产业，引导和帮助企业进行转型升级，鼓励发展第三产业；第二，针对中小微型企业，给予一定幅度的税收减免及优惠，对有困难的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帮扶；第三，基于创业解决就业和带动就业的双重效应，进一步加大对创业人群（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农村创业青年、下岗职工等）的支持力度，政府或者社会创业基金组织可给予创业初期启动资金的一定支持，并在初期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和提供便捷服务，鼓励银行为其提供国家贴息小额贷款；第四，大力鼓励和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并进行免费再就业培训。鼓励支持企业招聘残疾人等就业困难的人、健康体能好愿意继续就业的老年人，根据招聘比例，对于其给予一定补贴或税收优惠。
（四）鼓励支持老年人旅游市场开发，完善配套服务及景点安全设施
我国老年人旅游市场潜力巨大但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由于老年群体的特殊性，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努力。第一，政府主管部门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支持老年人旅游市场开发，给予针对老年团体旅游业务的支持，如高速路通行及进城免费或者优惠，旅游公司老年团体旅游业务收入的税收优惠，以调动旅游公司积极性等；第二，政府和旅游景区开发公司联合完善景区安全设施，加强安保措施，提高其安全保障和旅游率；第三，保监会要鼓励保险公司针对老年人推出适当创新型旅游保险，并加强支持与监管力度；第四，加强对旅游公司老年旅游业务的安全监管，督促其做好安全配套服务；第五，旅游公司针对老年人团体做好旅游安全知识培训，提高老年人自身安全防护意识和技能。
（五）推进我国老年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设
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属于健康保险范畴，在国外的发展比较成熟，但在我国还处于试点阶段。其一般规定是，当被保险人生病或者衰老时，因生活无法自理而需要专业护理或家庭护理及其他相关服务项目，其支出由保险人承担。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比较严峻、护理需求很大，且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我国在推进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时，可以考虑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双管齐下的模式。社会保险解决老年人的基本护理需求，商业保险解决有购买能力的人更深层次护理需求。在社会保险方面，建议把老年护理保险纳入医疗保险，通过制定相关费率和设定缴费起止年限（例如45岁开始缴费直至退休），在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的同时保障退休后的护理需求。同时，鼓励专业护理人才的培养、支持商业护理保险的发展，例如，给予相关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协助其扩大市场覆盖率，以保障更多有购买能力的人的深层次多元化需求。
（六）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辅以差别化职业养老保险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重要组成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国劳动人口众多，职业千差万别，不同工作环境对身心的耗费也不尽相同，退休后的保障需求也有所差异，故养老保险在设计上有必要考虑职业差异性。笔者认为，这种辅助的差别性职业养老保险，应根据不同职业性质，设计不同的费率及相应的退休养老保障制度。这既能增进对不同行业劳动者保障能力的需要，又能很好地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满足国民退休生活的差异化需求。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5954（2012）06-54-04
引言
国际上通常把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依此标准，石景山区已于2000年步入老龄社会。2010年石景山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区常住人口61.6万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达到13.5%，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经达到9.6%。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老年人口规模和比率不断扩大，老龄化程度加深、速度加快。“十二五”时期是石景山区实现首都文化娱乐休闲区（CRD）建设目标的关键时期，是加快推进传统工业石景山向绿色生态石景山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的战略机遇期。正确认识老年人口现状及特点，积极、主动、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保障和养老需求，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石景山区老年人口现状及变化特点
（一）老年人口大幅增加，增速明显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石景山区常住人口61.6万人， 60岁及以上人口8.3万人，所占比例达到13.5%；65岁及以上人口6.0万人，所占比例达到9.6%。
2000年至2010年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37709人增加到59511人，平均每年增加2180人，年均增速达到了4.7%，较常住人口年均增速的2.3%高出了2.4个百分点（见表1）。
（二）老年人口区域分布不平衡
从绝对数看，八角街道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为11676人，占全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达到19.6%，而广宁街道老年人口数为1792人，仅占全区老年人口的3.0%，各街道老年人口区域分布状况十分不平衡。从相对数看，各街道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不平衡，其中，老山街道老年人口为5628人，占所在街道常住人口比例最高，占比为13.2%，其次是金顶街、广宁和八角街道，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11.5%、10.3%和10.0%，而五里坨街道老年人口为2089人，占所在街道常住人口比例最低，仅为6.9%。
从老年人口密度看，石景山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平均密度为705人/平方千米，各街道也出现了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其中，金顶街和八角街道老年人口密度分别为2163和2131人/平方千米，是老年人口密度最大的两个街道；而五里坨街道老年人口密度只有84人/平方千米，各街道差距非常悬殊（见表2）。
（三）高龄老年人增长趋势明显
将全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按年龄分成7个年龄组，其中，65～69岁人口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27.7%，较五普时的47.3%减少了19.6个百分点，下降比例明显；而75～79岁和80～84岁年龄组所占比例分别为23.9%和12.1%，较五普时分别提高了9.4和6.3个百分点，其他高龄年龄组较五普期间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可见，老年人口中的高龄人口占比较五普时增长明显，而仅65～69岁年龄段人口较五普时减少明显，表明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已非常明显（见图1、表3）。
（四）老年人口女性数量大于男性，80岁以下老年人所占比例高达87.4%
图2显示：无论在哪个年龄组，女性老年人数量都大于男性老年人数量。此外，80岁以下低龄老年人所占比例达到87.4%，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占12.6%。
（五）老年人口整体文化程度不高
图3显示：初中文化程度的老年人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27.6%，其次是小学文化程度，达到25.9%，高中文化程度的老年人所占的比例是17.9%，而未上过学的老年人所占的比例也有10.6%，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出石景山区老年人的整体文化程度不高。
（六）两成老年人身体状况不佳
全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有35%的身体状况为健康；45%的人处于基本健康；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的人为14%；不健康且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为6%。可以看出，石景山区有20%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需特别关爱。
（七）87.1%的老年人口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
六普数据显示，石景山区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最多，占到了87.1%，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占到9.2%，主要生活来源为劳动收入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各占1.6%，其他为0.4%。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生活的比例高，说明老年人经济上的独立程度高。由于不同的收入来源具有不同的经济稳定性，离退休金、养老金的稳定性要好于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
二、石景山区老年人口需求现状问卷调查
2011年8月，石景山区相关政府部门对石景山区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情况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总样本量为1500份，最终有效问卷1368份。调查显示，石景山区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理健康需求
有相当大比例的老年人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对照顾服务和医疗服务有强烈的需求。大部分老年人希望所在社区能够提供相关服务，尤其是医疗照顾和保健服务。15.6%的老年人部分生活能够自理或完全不能自理；12.5%的老年人感觉身体状况不好；56.9%的老年人感觉身体一般。据此推算，全区目前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超过1.2万人。
（二）参与社会需求
不能把老年人只看作是被社会扶养的对象，应该充分挖掘老年人的潜能。调查显示，近59%的老年人愿意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33%的老年人会根据活动情况决定是否参与。三分之一的老年人愿意提供聊天解闷的帮助，五分之一的老年人愿意帮助其他老年人解决纠纷，十分之一的老年人愿意为其他老年人提供家务、照料或者医疗帮助。
（三）养老担心及养老意愿
有18.8%的老年人担心没有生活费来源，有33.7%的老年人担心生病时没有钱治病，有38.7%的老年人担心养老金不够养老，有9.2%的老年人最担心的是生病时没人照料。
老年人所倾向的经济保障方式主要是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自己储蓄养老。56%的老年人倾向于把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作为首要的经济保障方式，三分之一的老年人把储蓄养老作为自己首要的经济保障方式。
（四）养老方式需求
大部分老年人（75%）倾向于居家养老，因为家中条件适合日常生活。14%的老年人倾向于社区居家养老，希望社区和社会提供入户服务和居家养老的支持。11%的老年人倾向于机构养老，原因是子女工作忙不方便照顾，机构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的服务。
高龄老年人更愿意与子女同住。在低龄老年人中，有40.3%的人愿意与子女同住，而在高龄老年人中，则有近60.0%的人愿意与子女同住。
婚姻状况也是影响老年人是否愿意与子女同住的重要因素。在居住意愿上，丧偶老年人中有近60%的人愿意与子女同住，而已婚有偶老年人中只有38.7%的人愿意与子女同住。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意愿也在增强。
三、石景山区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
随着老龄化形势的快速推进和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日益增多，目前石景山区养老服务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社会化养老压力加大
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发展趋势使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能力开始受到日趋严峻的挑战，目前已形成“4-2-1”的“倒金字塔”家庭结构，一对夫妇要供养4个老年人和1个孩子，不论是家庭收入，还是时间和精力，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许多独生子女父母过早地步入“空巢”生活轨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基础变得日益脆弱。
（二）医疗保障压力加深
老年人体质相对较弱，是一个患病率较高的群体。据有关部门推算，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其他人员的3～5倍。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了医疗保障资金需求迅速膨胀，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占全部人口医保费用总支出的比例不断攀升。老年人一旦生病住院，康复所需的时间也相对较长，如何解决老年人的陪护问题，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三）养老金支出压力加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养老金支出的压力将会日益加重。一方面养老标准越来越高。为了不断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近年来政府逐步提高了社会养老金标准，今后为了更好地解决“老有所养”问题，养老金支出的总量还会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城镇离退休职工大量增加，随着退休人员的大量新增，养老金支付的群体将不断扩大，财政负担会越来越重。
（四）为老服务压力加重
一是机构养老服务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国际标准为平均每百名老年人有养老床位5张。《北京市“十二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主要指标要求每百名老年人拥有床位数3.8张。按“十二五”末全区老年人口10万人推算，石景山区需要建设养老机构床位数3800张，但实际仍有近千张床位缺口。
二是社区服务不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求。职业类别不同，文化程度各异，这就决定了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是多元、多层的。但目前社会为老服务网络尚不健全，老年人活动场所相对较少，公益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从居家养老服务券结算金额看，就餐服务占65%，家政服务占28%，生活照料服务占1%，精神慰藉服务占1%，而医疗服务则为0。这与调研显示的老年人最迫切需要的服务为医疗服务大相径庭，原因并非老年人没有这方面需求，而是缺乏专业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商。
四、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应对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一）养老服务具有针对性
老年人是一个异质性很大的群体，不同的老年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需求。随着新一代老年人的教育水平及经济能力的提高，预计他们将有更多不同的需要。他们会主动提出需要，对服务种类、模式、素质均有更多不同的要求。相关部门应加强服务设计并对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和需求状况进行调查评估，使养老服务更具针对性。
（二）养老服务向社区化、综合化发展
传统上，家庭是照顾老年人的核心。但是，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推进，大大削弱了家庭照顾老年人的能力。虽然养老机构可让老年人得到全面的照顾，但调查显示老年人还是愿意留在家中养老。因此，养老服务的发展要以社区照顾为基础，即尽量为家庭提供协助，使老年人在自己的家里及熟悉的小区中得到照顾，安度晚年。养老服务应该向综合化的方向发展，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跨专业的服务，以便能让老年人留在家中或熟悉的环境下接受服务。这就需要把当前的一些服务项目进行整合。
（三）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家庭、单位、社会密切协作的综合服务支撑体系
加强政府在制度、规划、筹资、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责，维护社会养老服务的公益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打破行业界限，开放社会养老服务市场，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模式，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充分发挥专业化社会组织的力量，不断提高社会养老服务水平和效率，促进有序竞争机制的形成，实现合作共赢。
（四）加快养老设施和机构的建设
目前多数社区都有老年活动中心、老年之家等提供老年人娱乐的场所，但由于疏于管理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又由于缺乏资金，很多老年活动中心只有单一的娱乐项目，很多服务项目只是流于形式。所以，重塑老年活动中心形象，关键在于服务项目必须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以娱乐为主走向健康交往与体现老年人价值为主。
（五）加强养老服务人员队伍建设
积极扩大养老服务队伍，吸纳一大批愿意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员，让他们经过多种形式的岗前培训后进入养老服务队伍，并通过倡议、发动、引导志愿者服务活动以及建立“劳务储蓄”制度等方式，实行服务队伍专业化与志愿者相结合。同时，重视养老服务队伍的素质建设，通过实行职业资格制度、加强培训上岗、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等措施，使养老服务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高素质人才迅速增加，服务质量不断改进。
■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年9月23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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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际评估老龄化社会的数据标准，2000年，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4.5亿，占总人口比重的20%以上。据调查显示，女性的寿命一般更长于男性，但女性在经济上更贫穷。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患慢性病及因病致残的比例也更高，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也更易受到忽略和歧视。特别是受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影响，城市女性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并反作用于老龄化社会。因此，解决城市老年女性养老问题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城市老年女性的脆弱性
1.缺乏稳定的经济保障
老年男性人口月平均收入低于贫困线标准（261.65元）的占9.7%，而女性老年人口月平均收入低于贫困标准的为男性老年人口的4.2倍，即41.1%。当前中国女性老年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依然是家庭成员的养老金，这种现象在城市尤为突出。但是现行的养老金制度缺少性别公平性，现行的我国养老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是不公平的。
另外，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有男性优先的继承分配的传统习俗，男性在家庭财产占有方面的优势普遍存在。家庭的储蓄账户、房产证等一般都登记在男性名下，老年妇女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得不到有效保障。虽然许多城市老年妇女有退休金，具有独立的经济收入。但由于总体上老年妇女的经济地位低于老年男性，而且在经济上依靠丈夫和儿子，受这种传统观念影响，在空巢家庭中老年妇女既要照顾丈夫生活，又要从事家务劳动、管理家庭事务。在和子女同住的家庭中，家务劳动也主要由她们承担。据北京市相关部门统计，男性老人中有配偶照料的占49.5%，而女性老人仅为12.2%。
2.缺乏健康和医疗保障
看病就医是老年妇女普遍关心的问题。在离休老年妇女中， 38 %的人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其中无职业者达到43.1%。感到“无钱看病”者，在城市老年妇女中占21.1%。老年妇女大都有健康和医疗保障问题，老年妇女的发病率较高，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结果只能是延误病情，降低生活质量。城市老年妇女医疗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首先，健康水平低于老年人总平均水平；其次，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妇女患有慢性病比例较高。比如，骨质疏松在老年女性和男性中都存在，但绝经后，女性失去骨骼量的速度比男性要快，所以老年妇女患有骨质疏松比例更大；最后，由于城市环境的恶化，部分城市老年妇女群体是老年病的易感群体。
虽然近几年我国老年健康医疗服务设施在数量、规模和资金投入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但由于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老年人口数量庞大，现有的老年服务设施仍然存在着数量不足、供小于需、更新滞后等问题。
3.城市老年妇女家庭劳动重，缺少精神慰藉
据九大城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老年妇女中，从事家务劳动很多的占21 %，较多的占43 %，合计达到64 %。但是由于年龄、身体等原因，有些老年妇女从事家务劳动感到力不从心。据九大城市调查显示，城市老年妇女中，6 %的人表示不太愿意或很不愿意承担家务劳动。老年妇女从事大量的家务劳动，得不到家人及社会的承认，过重的家务劳动还占去了老年妇女参加闲暇活动的时间。
老年女性在需要照料时更依赖子女，这与老年女性的丧偶率高有关。由于家庭关爱的缺失，中国男性老人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有，而女性老人中有的占五分之一，比例为20.9%。城市女性老人这一比例达到了22.7%，女性老人在宗教上寻求精神寄托的比较多。
二、解决城市女性养老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1.提高城市老年妇女的经济地位
（1）政策制定应逐步缩小男女退休年龄的差距。由于男女预期寿命已大大延长，逐渐合理地提高男女退休年龄，并同时缩短男女退休年龄差距。
（2）考虑建立弹性退休制度。由于先天生理原因，男女劳动能力存在差异，因此应通过建立弹性退休制度，允许女性劳动者根据自身状况自行选择提前退休或推迟退休。
（3）引入遗嘱保险。我国现行的遗属救济存在覆盖面窄、制度不全面、稳定性较差等缺陷，很难保障具有高龄、高丧偶率的城市老年妇女的晚年生活。因此，建立健全遗嘱保险制度有利于保障城市妇女的老年生活。
2.做好老年妇女的医疗、卫生等工作
做好老年妇女的医疗、保健卫生服务工作以及妇科疾病的防治工作，开展公共卫生保健知识教育，向老年妇女提供有关健康的信息和方法等各种服务。
3.增加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文化水平
（1）保障教育政策公平，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政府及社会要创造条件，激发社会公益组织及集体个人关爱女性的积极性和实践性。财政部门加大转移支付，加强基础教育建设，改善女性知识教育状况，从根本上维护教育机会的公平性。
（2）发展全面教育，增强女性基础、高等、技术教育的实效性。在扩大女性接受教育比例的基础上，教育部门要关注院校的专业设置、教学内容、课堂教学实践的形式与方法，使女性在社会竞争中更有优势，积极参与，获得更多进步和成长空间。鼓励女性终身学习，提高各类培训学习的实效性，组织妇女学习新知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独立自信的新时代女性。
（3）开发老年知识女性人力资源优势，体现女性价值，鼓励发挥自身价值。部分知识女性的提前退休和家庭主妇化倾向，将造成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人力资源浪费。同时使得女性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下降。因此，鼓励有志于在退休、离岗后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知识女性重新加入工作中来实现个人价值。
4.发挥妇联作用，关爱老年妇女
近年来，由于独生子女比例以及城市中年轻人出国留学、异地就业趋势的扩大，城市“空巢”老人独居在家非常寂寞。但大多数人仍希望住在家里，因此在今后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家庭养老仍然是城市主要养老方式。以家庭为单位开始，积极营造以家庭养老、敬老爱老的良好社会风尚和传统美德。地方各级妇联组织作为连接政府和群众的社会组织，要加强宣传教育“尊老爱幼、孝敬老人”传统美德，督促儿女细心周到地照顾老人，树立模范典型。对不孝敬老人的子女，社会舆论要予以谴责。
5.发挥城市老年人之间的互助作用
提倡在社区中建立老人互助团体组织，鼓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健康老人为体弱老人服务，促进老年人之间的优势互补，加快信息流通。同时，建立社区求助呼叫系统，鼓励社区医护人员定时开展医疗、生活照料等入户服务。切实解决“空巢”、多病老人的后顾之忧。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渐凸现。充分发挥知识女性的价值，有利于减轻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政府以及社会要大力宣传男女平等观念，促进妇女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推动两性协调发展、共建和谐老龄化社会。改变城市女性老人的弱势地位，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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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过度老龄化问题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现如今耳熟能详的词汇，但是在人们认识上却存在很大差异。部分人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年人转向老年人的过程；也有人认为，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的比重上升。现如今比较主流的观念是指，中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数量比例偏移，即老年人口上升、中年人口下降。但如果辩证分析，这些观念都是成立的，但也都是不澜鞯摹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了“世界老龄问题大会”指出，老年人的年龄标准在60周岁，现如今，国家、地区评判人口老龄化是：国家、地区中60周岁人口达到该地区总人口的10%或65周岁人口比例达到7%以上时，即被称之为老龄化地区。老龄化会给社会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带来很多风险，因此，我们必须要找出相应的措施，出台一系列的有效政策，进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简述及所带来的问题
（一）适度老龄化与过度老龄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平均寿命大幅提升，现如今80周岁人口到处可见，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从客观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是自然现象，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以当今人口老龄化定义分析，可以划分为适度老龄化和过度老龄化。以稳定人口理论可以推导出生育率更替水平，即如果人类平均寿命在60岁左右，那么发展下去人口老龄化将在21%左右，理论上可以称之为60岁条件下适度老龄化水平。同理，可以推导出70岁在22%左右、80岁在26%左右。根据此类方法推导，如果生育率小于1.5，那么发展下去的老龄化水平就已经达到过度老龄化。
（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我国老龄化问题正处于初期阶段，老龄化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彰显，但从发达国家老龄化问题分析，老龄化无论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会产生非常深刻的问题。总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并不是全是消极影响，但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是不争的事实，随着老龄化分口不断增多，其影响程度也会不断增加。具体来讲，人口老龄化会造成人口规模缩减，致使劳动力缺乏、有效劳动力下降、储蓄率下降，引起养老、医疗保障支付困难，加重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压力，削弱经济增长步伐，进而演变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
以我国人口年龄布局来分析，我国正在酝酿过度老龄化风险。以理论推导分析，计划生育是导致如今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的主要因素，两个完整的计划生育家庭结构中，中老年人占据半数以上，即双方父母4人、夫妻2人、孩子1人或2人，一旦生育率降低到1.5，那么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将极难逆转，计划生育期间我国一直处于低生育水平，假设我国生育率在1.5，那么未来我国稳定人口会每54年折一半，到21世纪中叶老龄化将高达38%；21世纪末达到40%以上。过度老龄化会造成我国人口极速缩减、公共财政危机、经济下滑、老年保障降低等问题。因此，现如今虽然我国开放二胎政策，但以当今人们生活情况分析，二胎家庭少之又少（城市）。
二、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一）原因复杂性
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因素非常多，例如经济宏观因素，终身发展、全面发展的微观因素等。其中，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例如产业结构不适应、公共服务体系落后等。这一系列原因，有的属于内生性的，反之，也有一些是外部因素引起的。总之，人口老龄化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不可避免的。
（二）传导机制模糊性
随着人类社会愈加复杂，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变得更加系统、更加复杂，与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虽然其实质关系非常复杂，但却非常模糊，即不相关现象。特别是一些内生联系，其产生环节极其难以察觉，看似不相关的两种现象，却有可能是一种共生关系，并非是因果关系。笔者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为例，看似老龄化与经济并无直接关系，但中间传导环节依然与国家人口、劳动力人口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受国家传统、国家制度、国家发展阶段、国家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影响。强调一点，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下滑的途径不是单一的（直接影响），而是诸多影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间接影响）。
（三）发展长期性
解决一个阶段的人口问题往往需要一个世纪，甚至是更多的时间。由此可见，在宏观人口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样也是不可逆转的问题。以我国当今人口老龄化问题为例，当今40～60的人口比例最大，受计划生育影响，80后、90后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并且如今的80、90后大多数都是“一家三口”。由此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贯穿于21世纪之中，各个阶段老龄化问题不断积累、展现，甚至是爆发。以老龄化问题分析，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问题，这个问题将终身积累。
（四）风险累积性
如果老年人疾病增多、安全事故增多等问题突然爆发，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由于老龄化问题具备模糊性、隐蔽性、累积性等特点，一旦爆发老龄化危机，那么就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力，并且也无法保障取得预期效果。同时，风险累积性也体现在不同年代，60、70后受计划生育影响，那么80、90后也会形成这种意识，也被称之为风险沉淀。以我国为例，如今我国是由适度老龄化向过度老龄化过渡阶段，虽然我国想要弥补计划生育带来的弊端，提出二胎政策，但其效果甚微，很多家庭为了减轻家庭压力而放弃二胎，或者人们没有二胎意识，我国生育水平仍然低迷，人口老龄化问题依旧没有缓解。总之，老龄化问题必须要做到一定的前提性，即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三、结束语
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社会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有很多，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影响。相关部门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支持，调整人口结构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图分类号：D66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066-02
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单纯的观光、休闲、娱乐等旅游形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旅游项目逐渐向多样化、复杂化发展。伴随着当今社会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医疗水平及医疗质量，从而引发大量有医疗需求的人加入医疗旅游大军，引发医疗旅游热潮。同时，老龄化人群增多，人们对健康、养生、疗养的关注度逐渐提升，以健康为旅游动机的旅游产品也将成为旅游行业转型的新宠。因此，本文在老龄化这个当今热点问题下，研究山东省医疗旅游市场开发现状及问题具有深远意义。
一、医疗旅游概念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定义，“医疗旅游是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修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是以康健为动机，由医疗保健与休闲旅游相结合的一种新型旅游形式，最早期从欧美等医疗条件好的发达国家兴起，在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旅游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医疗旅游在我国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带动区域旅游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二、山东省开发医疗旅游的条件
（一）区位优势
山东省地处东部沿海，临近天津、北京，连接江苏、上海，自古以来就是交通枢纽要地。从旅游业的眼光来看，山东省三面环海，地处环渤海旅游圈，与韩国、日本等国联系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二）旅游资源丰富
山东省旅游资源丰富，以“一山一水一圣人”和“黄金海岸”两条主题旅游线路贯穿了众多旅游景区（点），有“三孔”“东岳泰山”等世界级知名的旅游资源，有国家级资源百余处，吸引了省内外甚至是国内外大批旅游者。山东省的济南、泰安、曲阜、青岛等城市都是国家旅游城市，除了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有较为先进的旅游服务设施，能够符合医疗服务需要。同时，符合疗养和有医疗作用的山岳、温泉、海滨等旅游资源在山东省覆盖面较大，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旅游基础设施，可以开展医疗旅游活动。
（三）医疗技术有保障
山东省是中药材资源的主产地，境内有许多珍贵的中草药植物，丰富的药材奠定了开展医疗旅游的物质基础；山东共有医院1490家，其中三甲及以上医院83所，中医院11所。医疗技术发达，拥有高端技术人才和医疗设备，有国内知名专科专家。山东省立医院、齐鲁医院、山东省中医院在中医医疗方面各有所长，在国内传统中医治疗中对慢性疾病、保健滋养等方面，山东省的中医技术也略有成果，能够满足医疗旅游者就医的技术水平。
山东省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道家学说在此地也大有发展，儒家道家有很多典籍学说记载了修身养性的方法和内容，能够为游客提供疗养修身项目，提供疗养基地。
（四）交通和接待条件满足需求
山东省交通便利，水陆空连接的网络交通线给医疗旅游创造了可行条件，高速公路通车里程4285多公里，居全国首位；公路、铁路、水运旅客运载量达到20亿人次。国内外航空运输线路245条，方便出行。同时，山东省旅游接待能力也是发展医疗旅游的优势条件，省内旅行社居国内首位，星级酒店904家居全国第三位，强大而又良好的接待能力，能够满足接待医疗旅游游客的需求。
（五）老龄化的客源市场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人数最多的国家。统计显示，2009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口就达到1.67亿，此后我国老龄化趋势严重，每年以100万老年人人口速度增长。2010年老龄化增长数量达到800万，预计5年内，老年人人口将突破2亿。中国老龄化的问题日趋严重，但老年人人口数量的增多也为开发医疗旅游提供了广阔的客源市场。
三、山东省医疗旅游市场开发的现状
2014年12月，山东省政府下发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4】31号文件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发挥山东省医疗保健资源优势，开发特色医疗、保健、疗养、美容等旅游与医疗项目，建设融合儒家道家文化的保健旅游场所，培养中医药健康疗养基地，开展儒家修学、保健养生等内容的旅游活动。
近年来，山东各地都在推进旅游行业升级和改革，积极开展医疗旅游市场，原黄金海岸旅游路线通过资源整合，形成了以青岛为中心的多个海滨城市组合的旅游模式，为海滨疗养保健提供了良好的基地。
泰山、临沂、聊城开展温泉养生旅游有声有色，曲阜及潍坊等地开展民俗文化修生养性的旅游活动。
虽然山东各地医疗旅游活动有所开展，但是山东医疗旅游起步较晚，相对于我国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医疗技术和医疗旅游的条件还不是很完善，发展医疗旅游也仅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山东省医疗旅游市场规模较小，旅游市场没有形成，仅是局限性的保健而已，具有地方医疗特色的旅游资源尚未开发或者未充分开发，不能满足医疗旅游者个性化需求。
四、山东省医疗旅游市场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支持力度不足
山东省政府及旅游主管部门多次强调促进旅游行业转型升级，发展医疗旅游，但并没有具体行而有效的方针政策。医疗旅游这种新型产业是以两者融合的角度出现的，涉及部门、领域就比较复杂，两者融合起来，缺少管理部门来监督，缺少医疗旅游行业规范及准入标准，也没有完全搭建好医疗业和旅游业协调合作的平台，缺少对医疗旅游行业发展的资金支持。
（二）“医”与“游”的结合不够
医疗旅游是“医”与“游”结合的新型旅游模式，是为了旅游行业改革而进行的产品升级，医疗旅游要达到“医”与“游”一加一大于或者至少等于二的效果。但目前，我省开发的医疗旅游，“医”和“游”层面不统一，产业链短，辐射面较窄且平行分离，两者没有很好的融合，看到“医”没有明显的“游”或者“游”中“医”的层面仅局限于养生休闲，开发路径过于狭窄。
（三）医疗标准和技术相对较低
山东省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是有规模、有影响的医
疗机构不足，能开展高端医疗服务的机构更是有限，缺乏有特色和竞争力的诊疗项目。省内开展的医疗旅游多以中医疗养、修身养性为主，缺少高端医疗服务及技术。JCI是世界公认的医疗最高标准，我国有15家医疗机构通过了认证。目前，山东省医院没有一家进行国际JCI认证，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低，技术和水平有局限。
（四）医疗旅游服务机构的缺乏
医疗旅游除了需要一定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支撑以外，还需要具有医疗和旅游两种技能的人员进行导游服务。目前，山东省没有一家医疗旅游机构来专门从事医疗旅游接待服务，大多数旅游机构还主要从事老的旅游方式进行宣传，缺乏医疗旅游信息平台及推广桥梁。
（五）医疗旅游队伍薄弱
介于医疗旅游的特殊性，其对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既需要有良好的导游能力，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医疗基础知识。目前，我省大多旅游从业人员学历及专业水平相对较低，更没有专门的人员机构来培养队伍的医疗知识，欠缺业务知识和素养的从业人员队伍基本上没法与旅游者在疗养或者医疗方面进行沟通和交流，医疗旅游队伍的薄弱是山东省发展医疗旅游的瓶颈问题。
参考文献：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一个国家（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这个国家（地区）则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标准，早在1987年就已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提前大约13年。据大连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全市常住人口669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05.7万人，占总人口的15.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5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71.6万人，占总人口的10.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84个百分点。到2015年，大连每5个人中即有1名60岁以上老年人。随着大连市老年人口增速加快、高龄老人比重不断提高，老年人对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支持、康复护理、紧急救助、临终关怀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民营养老机构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大连市民办养老机构发展面临的问题
结合对大连市老年人口及养老机构现状的了解发现，目前大连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民办养老机构总类繁多。大连市城乡养老机构有300多家，城乡养老床位总数3.1万张，连续5年新增养老床位2500张以上，其中民营养老机构达200家，床位数约1.5万张，民营养老机构的床位数已占据半壁江山，但民营养老机构以低端为主，中高端只占近10%，不足20家。资金不足、法律不健全、优惠政策难以落实、设施落后与医护人员短缺、社会观念意识落后等问题，制约着大连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
1.资金短缺，风险成本高
资金不足、利润低、后期投入的资金短缺，风险成本高等一系列的问题，已经成为民办养老机构的共同难题。据了解，一个设施合格的养老机构，按照不同的规模，投资从几十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无论何种规模的养老机构，收回成本的时间一般是5到6年以后。大连市大多数民办养老机构都面临着资金紧张的问题，有限的资金投入造成了周转困难。养老服务属于高风险行业，相对于公办养老机构，民办养老机构风险成本更高。有的小规模民办养老机构，甚至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就赔得关门。由于赔付风险较大，保险公司一般也不接保60岁以上老人的保险。
2.法律法规不健全，优惠政策难落实
目前，养老业相关的法律滞后，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保障养老机构的合法权益、明确养老机构与老人子女之间的义务，因此双方经常发生矛盾和纠纷，一些子女则将养老机构当成老人的最终监护人，甚至因老人生病或去世而上门闹事，这些都为民办养老业的发展造成了障碍。为进一步加快大连市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2011年大连市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出台了扶持民办养老的政策措施，但是这些政策的落实依然存在问题，比如：政策操作性不强，缺乏对养老产业布局、规模、服务结构的详细规划；土地划拨、民办公助、水电优惠等优惠政策难以落实；民办养老机构的准入、运营及退出环节的管理缺乏统一的标准，行业监管上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市场管理不完善。
3.硬件设施建设水平较低，收费过高
目前大连市多数民办机构养老职能尚不完善，不具备必要的医疗条件，没有正规的检验和医疗设备。由于资金所限，无论是在房型建筑、居住面积、楼梯和无障碍设计、照明还是卫生洗浴等硬件设施方面，都难以适应和符合老年人行动、住宿的特殊需求，更无力配备必要的医疗设施和场所。80%以上的机构在紧急救助情况发生时，需要到外界调配车辆；60%以上的机构没有和当地医院建立绿色通道，难以保证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救治。有的养老机构，专业护理人员匮乏。工作人员多为下岗、失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服务技能，容易导致老人受伤。此外，由于民办养老机构不能享受公办养老机构的众多优惠政策，使民办养老机构收费过高。数据显示，沈阳市民办养老机构价格仅为450-1200元，而大连市民办养老机构价格普遍在800-2600元，甚至高于北京的民办养老机构价格600-1800元及上海的800-1700元。
4.护工难招，整体服务水平低
护工难招是困扰民办养老机构的一大难题。有的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和老人不能按照规定比例配置，甚至出现1名工作人员服务10位老人的情况，老人无法得到精心照料。年轻人嫌脏、中年人难为情、年龄偏大的又干不动等，造成目前护理人员奇缺的现状。养老机构的护工，现在大部分是年纪大、文化水平低的妇女，这些人缺乏专业服务技能，培训起来难度大，很难胜任服务工作。由于没有一支稳定、专业化的护工队伍，服务质量无法保证，直接影响了民办养老机构的运营。
5.社会养老观念落后
随着计划生育这代独生子女的双亲衰老，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着诸多的养老问题。“80”后在结婚后面对的是两个人要赡养四个老人，在赡养的态度和行为上，儿女和老人产生了差异和冲突。尽管社会养老在中国不是新鲜事，失能老人被送进养老机构对于老人和子女都是一种方便，但对于信奉“养儿防老”的中国而言，这是不得己的一种选择。许多人不能接受社会养老观念，子女怕老人住进养老机构就会被人认为不孝而不敢把老人送进养老机构，老人们怕被送进养老机构就意味着被子女的遗弃，也不想走进养老机构。
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大连市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的对策
1.加大政府补贴力度，鼓励社会投资
民办养老业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壮大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千万个家庭及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因此，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国家已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发展民办养老机构的优惠政策，关键在于抓落实。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指导和监督功能，采取积极措施，鼓励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并在贷款、税收、地价、保险、房租和配套收费等方面给予给予适当优惠和补贴，尽可能降低其成本，以保证其基本收益和必要的回报，要使民办养老机构和公办养老机构一样享受合理的健康医疗、心理辅导、养生书籍和休闲娱乐方面的社会捐赠及志愿者服务，同时还要确保民办养老机构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各项优惠政策。
2.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
建议加快制定建筑设施、卫生条件、质量标准、服务规范等养老服务行业标准，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管理办法，明确养老机构的权责，降低民办养老机构的风险成本。制定养老服务意外事故处理办法，公开、公平、公正地设定养老机构意外伤害事件的定性与处理程序，并对意外伤害事件的鉴定、赔偿、诉讼作出全面的法律规定，为保护民办养老机构的合法权益提供基本依据。另外，民政部门需要定期对养老机构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包括建筑设施，医疗设施，护理员工专业水平及健康情况，老人居住环境满意度的了解等，积极处理有关民办养老院的各种投诉反应。
3.提高硬件设施，改善医疗条件
采取“公助民办”的形式可以有效缓解民办养老院设施局限的困境，政府可选择正在欲开发、适合建设养老设施的地段，在进行建设规划时将养老设施纳入规划中，要求开发商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同时给予开发商土地价格及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养老设施建成后，可由政府组织招标，社会力量按照股份制、租赁制或承包制进行经营，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热情。不断改善医疗条件，医院可定期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可在养老机构设置医院值班室，加强对老年人的照顾。
4.加强服务人员培训
利用现有的教育、劳动培训机构和力量，开展老年人护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为民办养老机构输送源源不断的护理人才。具备条件的大中专院校可设置老年人护理专业，培养专业人才；劳动就业培训部门要增加养老机构护理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内容，并针对不同老年人群体制订不同的培训内容。各级新闻媒体和宣传部门要加大对社会养老事业的宣传，积极鼓励社会爱心人士关心和支持养老事业建设，并为民办养老机构提供各种志愿服务，补充机构从业人员的不足，以缓解民办养老机构的用工压力。针对护理人员人才匮乏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考虑为养老护理人员增加“特岗费”，保障护理人员的待遇。
5.降低价格，合理收费
树立正确的战略意识，不应该把目光只聚集在短期的利益回收，毕竟民办养老机构企业是一个长期的投资项目，只要在期间资金周转不困难，那么在未来的时间里就会为企业带来丰厚的汇报。所以，对于大连市民办养老机构，合理的定价，会使更多的老年人选择民办养老机构，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使民办养老机构更好更健康的发展。
6.树立正确社会养老观念
中国人注重家庭、看重血亲，老人尤其愿意与家人一起颐养天年、共度晚年。新时代，新风貌，无论是老人还是子女都要树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养老观念。要改变个别人对社会养老的偏见，及时吸引有养老需求的人的加入。新闻媒体要加大宣传，提高民营养老机构的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以及公众对民办养老机构的认知度。
参考文献：
二、我国学者的研究
杜鹏在其文章中，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他选取了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两个因素，以1990年为中心，根据中国四十年以来的人口变化和四十年后的发展趋势，分别对我国0-15岁人口和60岁及以上人口进行了分析。1950-1990年间，出生率下降使得0-15岁人口比例下降了23.5%，六十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增加了3.2%；然而死亡率下降使得0-15岁人口所占比例增加了2个百分点，六十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增加了7个百分点。因此得出结论，1950-1990年间，出生率下降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高于死亡率降低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出生率下降使0-15岁人口所占比重下降，而超过六十岁及以上人口在增加。
姜向群在其研究中讨论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与计划生育的关系。他指出老龄化问题是一个人口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系统阐述了计划生育对我国老龄化问题的产生的消极意义。几十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方向发展。通过比较国内外的一些文献研究，表明今后三十几年内，人口死亡率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影响将不断加大。
三、人口老龄化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养老及其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解决城市老年人口的问题，当时的就业、养老金、医疗、住房等基本制度仅限于城镇职工。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了，集体要代表国家和政府向农民催缴各种农业税。因此，农民基本上没有享受到任何的社会保障，农民养老基本上依靠家庭。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农村养老问题更是成为几亿农民的一个巨大隐忧。
目前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老年人对社会、家庭已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社会发展的成果和财富积累过程中，包括了老年人的劳动成果，所以要共享发展成果。在社会转型时期，部分老年人在收入、家庭、住房等方面已缺乏了年龄优势，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应充分照顾这些老年人在社会保障、医疗、福利、家庭等方面应有的待遇，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前二十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六届六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加快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让老年人享有改革成果。这对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老龄化出现的问题
第一，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
家庭养老是指家庭对其老年成员的生活提供安全保证。它包含着三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经济保障，二是生活服务保障，三是精神慰藉。
我国目前的农村养老基本上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单一的、分散的家庭养老方式。据有关调查表明，至少94.2%以上的老人是以家庭方式居住的。这种养老方式不仅老年人的生活服务由家庭提供，而且养老经费也完全由家庭负担，被称为“传统的家庭养老”。
第二，农村人口的流动给老人照顾带来困难。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外出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增多，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留守农村的老人养老很难得到保障。即使有了经济保障，但其养老生活服务无法保障，尤其高龄、体弱多病的老人生活问题更无法解决。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空巢家庭”中的农村老人在得不到子女帮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无法像城市老人一样有便利条件进行自我帮助和照料。
第三，孝敬老人的观念弱化，老年人缺少精神慰藉。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家庭内部关系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家庭观念在不断更新、蜕变，使传统孝道逐渐失去其影响力。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年轻人在更多、更深入了解外面世界的同时，其观念、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有意逃避赡养义务，远离年老父母分家另过等违反孝道的想法和做法。因此，如何正确解决好养老问题，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