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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形势看，尽管有关国际权威机构对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的基点不同，但初期一致认为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减缓，低于12005牢的经济增长。半年过后，全球经济总体运行超出了国际机构最初的预期，经济保持着较快的增长态势。第一、第二季度全球经济同比分别增长了4.7%和4.5%，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同比分别增长了2.9%和2.8%，发展中国家经济同比分别增长了6.5%和7.0%。对此；有关国际机构又一致认为2006年上半年以来，虽然全球经济仍面临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后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同时存在，但经济复苏将明显加快，并纷纷上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2006年初，联合国的《2006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报告》中指出，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略高于3%，与2005年基本相同，下半年联合国根据全球经济发展趋势重新调整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上调至3.6%。世界银行最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与联合国最初预测基本一致，最初预计全球经济增幅为3.2%，与2005年持平，上调后的预测高于联合国，上调到了4.4%，并大幅度上调了部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测。WTO的预测则略低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认为最终全球经济增长可达3.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期和近期的预测则均高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WTO的预测。早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为4，3%，2006年4月上调到4.9%。尔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06年即使在原油价格高位徘徊的情况下，全球经济依然表现活跃与强劲，对全球经济前景更为乐观，将经济增长预测再次上调到5.1%。上述预测还不能说是最后的预测和最终的增长，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和最终的增长有可能还会被改写，无论是上调还是下调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已成为定局。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1.世界各国消费需求旺盛。2006年全球经济摆脱了通货紧缩的束缚，在经济增长的带动下世界各国消费需求持续旺盛，持续旺盛的消费需求同样也支撑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从需求上看，2006年世界各国消费需求的增加不仅体现在能源上，而且对有色金属产品的需求保持着较快的增长。由于美国制造业发展状况良好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消费需求的强劲增长，对有色金属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推动了国际市场上有色金属产品价格的持续走高，年初以来国际有色金属产品价格与能源价格并肩屡创新高。在居民消费需求上，2006年上半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持续旺盛，美国商品零售额1-5月份同比增长率保持在7%以上，其中5月份增长了7.6%，比上月高出0.6个百分点；1-4月份消费信贷折年率分别增长了3.9%、2.1%、0.8%和5.9%；欧元区第一季度居民消费同比增长了0.7%，高于2005年第四季度的0.3%，4月份零售额同比增长了1%，为近年来最高水平；日本上半年民间消费增长了0.6%。与此同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需求也出现快速增长趋势。2006年在能源和有色金属需求强劲和居民消费增长的驱动下，上半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工业生产增长呈现强势增长。以美欧日为例，美国工业生产1-5月份同比分别增长了3.2%、3.1%、3.8%、4.7%和4.3%；欧元区1-5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分别增长了1.6%、1.7%、1.8%、2.2%。和2.6%；日本1-5月份工业生产同比分别增长了2.8%、2.5%、3.1%、3.3%和3.1%。世界各国消费需求持续旺盛，为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条件和增强了动力。
2.经济行为活跃。经济行为活跃是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从许多预测数字表明，2006年全球各种经济活动十分活跃，特别是商业和服务业(如旅游、商务旅行、交通、零售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等经济活动并没有因恐怖活动的猖獗和自然灾害的发生而减少，反而进一步活跃。以商业和服务业对全球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程度和贡献上看，预计商业和服务业的活跃将推动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增加0.4个百分点，再加上与此相关的连带效应，这个数字则有可能扩大1倍，经济行为的活跃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将继续保持下去。
3.全球贸易增长加快。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2004年全球贸易迅猛增长，贸易额增长了21%，贸易量增长了9%，2005年增速有所回落，但仍高于近10年的平均水平，2006年上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全球贸易继续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据统计，200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长了9.5%，进口同比增长了10.3%，全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7%，明显好于2005年。其中经合组织(OECD)贸易增长将在5.5%-6%，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量将进一步扩大。全球贸易持续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加快以及发达国家提供了主要的消费市场，进口明显要快于出口；另一方面，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成为当前全球贸易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和动力。另外，近期国际泊价、矿产品和有色金属价格进一步上涨，导致全球贸易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在石油和资源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石油和资源出口国出口额猛增，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部分盛产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强劲需求的带动下从中受益。
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关乎全球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事关中国人民福祉，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按照IMF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3.1%，中国经济增长6.6%，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
按照官方汇率测算，2015年全年全球经济总规模73.6万亿美元，中国11万亿美元，美国1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对全球新增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0%。但若按照更能反映新兴市场国家贡献的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全球经济总规模114万亿美元，中国19万亿美元，美国1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则是35%……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近日也曾发表文章称：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对新增经济的贡献超过35%。事实上，中国经济在2016年全球经济3.1%的新增部分中就占据了1.2%，但若不包括中国贡献部分，那么全球经济则只增长1.9%，该比率意味着全球经济已陷入困境。由此可以断定：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而在政策层面，我们亦需正视诸多严峻挑战。
正视全球经济的五个“不确定性”
之所以坊间不断出现“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说法，主要源自全球经济的五点不确定性：
第一，全球各国货币政策分化趋势愈加明显。尽管存在美国失业率水平下降和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全民公投两大不确定因素，但美联储同年12月加息，几乎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项共识，这便与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分化趋势。
第二，资本流动方向。随着美联储进一步提高利率以及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入主白宫，其大规模减税、投资等一系列政策将对全球资本流动带来何种影响，我们必须密切关注。
第三，全球贸易面临巨大挑战。尽管2016年度全球经济增长3.1%，但WTO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增长只有1.7%，非常之低。如果该预测准确，那么2016年已是中国连续六年全球贸易增长低于全球经济增长，这其中既有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也有新的反全球化思潮影响。但无论如何，有关贸易增长的诸多挑战，我们都要给予高度重视。
第四，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近期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对英国主要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表明，英国金融体系已面临挑战。而金融机构如何处理不良资产增加方面的挑战，亦是全球的挑战。预计2017年7月底，欧洲将开展对重要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而我们也应同样予以关注，并对潜在金融体系风险格外警惕。
第五，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形成新挑战。有关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全民公投对金融市龅挠跋欤我们还需密切观察。因为这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尤其是一些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因素，如中东乱局。2017年欧洲将迎来集中选举年，特朗普也将于来年1月20日入主白宫，以上因素将对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同样不可忽视。
对此，汇丰控股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的评论是，如果不是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眼下的美国经济很可能正在痛苦挣扎。换句话说，相比于过去“美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的时代，如今美国经济头疼脑热的时候，海外市场可能仍动力十足，并施惠于美国经济。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承认，拖累美国内需的房市衰退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影响十分有限，而许多经济体正在产生足够的内需来支持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报告称：美国经济放缓对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增长几乎没有产生“可以辨别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以外的主要经济体几乎没有呈现出任何走弱迹象。欧元区13国目前的失业率水平创下新低，商业信心则达到6年高点；日本经济在去年年底出现一定波动后，眼下正继续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长时间的经济扩张，企业信心创出两年高点，家庭支出也处于上升通道。与此同时，2006年新兴市场国家的消费者支出和资本支出增幅均为发达国家的两倍，在全球遥遥领先；而包括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内的海湾各国则正在把高油价带来的数十亿美元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投资。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全球贸易增长率低于全球产出增长率。由此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不可或缺的一股助推力量缺失。事实上，经济低迷正在通过全球贸易传播开来。
欧元区是这一动态过程的核心。虽然全球经济联动效应已不像金融危机期间那样明显，但这种效应确实存在。欧洲经济体属于贸易密集度最高的经济体。鉴于它们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欧洲国家互相之间的进口规模急剧萎缩。
但由于欧洲的经济规模非常庞大，其进口大幅下降还在国际范围内激起了巨大的溢出效应。与欧洲存在紧密贸易联系的亚洲现已直接感受到了这种影响。随着亚洲经济增长放缓，其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趋于下降，并将更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拉入了下行通道。
全球市场需求疲软又进而加剧了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经济运转失调。它们曾因在经济危机最严重阶段所表现出的经济弹性受到赞誉。就在6个月之前，IMF的《世界经济展望》仍将新兴经济体看作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缺少了全球市场需求的缓冲作用，新兴经济体由来已久的经济结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土耳其货币的大幅贬值就是一记警钟。
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G20成员在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机制下，通过协调一致的刺激经济政策，共同渡过了艰难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这是有史以来国际经济不可多见的全球性宏观政策的合作与协调。
从金融危机到金融市场稳定、从经济衰退到经济复苏的周期性规律，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经济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阶段；其次是经济出现明显复苏迹象和金融市场逐步恢复稳定的周期性逆转阶段；最后是经济的全面复苏和金融市场的繁荣与活跃阶段。
第一阶段，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G20的多边合作与协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显示了G20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活力。各国不断出台的利好经济、金融数据证实：全球经济逐步从衰退走向复苏，国际金融危机急剧恶化的势头得到抑制。然而，虽然这标志着全球经济基本走出表退时期，金融危机也已经过去，但不能说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由此步入了全面复苏的时期，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特征依然处在由衰退和危机向复苏过渡的转折阶段。
G20合作与协调机制架构形成的初衷，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表退的情况下，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多迫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渡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
世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达到空前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获得了世界经济和贸易自由化的巨大红利，获得了迅速扩张的世界市场，实现了长时期的高就业、低通胀，享受着高度富足的生活。发展中国家也有了发展的机会，由于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激增，使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国也大受裨益。
全球化来势凶猛使全球经济版图逐渐改观，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所谓的“新兴经济”的崛起。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向高盈利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解除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恶化之忧。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膨胀，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同时为追逐低成本高利润也不可避免地将某些蓝领就业机会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切都是市场力量所驱动，本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理由。但工业化发达国家有些政客对全球化可以说是爱恨交加。爱的是那巨大的红利，恨的是增加了新的竞争对手。他们的心态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富足了还想更富足，让他们分担一份结构调整的义务，使发展中国家也有发展的机会，那就一百个不愿意。这就是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基本原因。从战略上考虑，他们担心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世界经济秩序受到冲击，从而失去主导权。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世界经济多极化是不可阻挡的。七国集团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何谓全球治理说到底就是七国集团共谋对策防止全球化影响工业发达国家富足而悠闲的生活方式。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在“寒流”中越陷越深，主要发达经济体经年累积的沉疴被一一点燃，发展举步维艰，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增长瓶颈。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需求疲弱，美国长期信用评级被下调，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升级，国际金融市场反复大幅波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速回落，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全球通胀压力依然较大。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宏观调控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2012，全球经济发展必定充满坎坷、崎岖，那么，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在哪？2011年9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面下调了当年和2012年对美国、欧洲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不过该组织也指出，今年新兴经济体将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部分抵消美、欧经济疲弱的影响，推动全球经济继续增长。渣打银行最新研究报告称“新兴经济体情况可以应付自如”。2012，全球经济的希望在新兴经济体。
2011年12月中旬，俄罗斯历经18年艰苦谈判，成功加入世贸组织，这是唯一一个未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国家，随着俄罗斯入世成功，必将成为远期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利好，也必将让世界对新兴经济体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浮想联翩”，并抱以更多的期盼，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俄罗斯入世无疑为全球摆脱经济寒冬，增强发展预期，注入一剂强心针。更重要的是其余新兴经济体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也存在系列重要利好因素，如巴西宏观经济基础比较稳固，消费主力军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投入都存在较大的增长潜力。联合国最新预测报告强调，亚洲经济增长在中、印带动下会高于其他地区，为全球复苏创造有利条件，加之印度庞大的国内市场、工业化进程等带来的国内需求，都将成为明年新兴经济体，促进自身发展，并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当前，各国对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的“火车头”的地位，基本形成共识，2012全球增长仍然离不开中国的发展。上月中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为2012中国经济发展制定了稳中求进的基调，会议通过“抓住一个主题、一条主线和四个牢牢把握”鲜明扼要，逻辑严密，重点突出的为2012中国经济发展破题。会议指出“更加注重经济工作各个目标、任务之间的平衡及和谐发展”，对当前发展过程中各个目标、任务之间，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而导致的失衡，并阻滞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及时予以校正。会议明确了2012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主基调，同时针对国内外形势，对拉动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进出口”三者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进一步予以明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方向和重点。
雪莱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个越来越包容、自信、自省的中国的引领下，新兴经济体有能力、有实力继续担当2012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引领世界经济逐步走出“寒流”的侵袭，全球对此都在翘首以盼，毕竟这是本次经济“寒流”中为数不多的，可以让世界看到希望和得以慰藉的，新年的第一丝暖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称，新兴市场持续动荡及欧元区通缩困扰，正威胁着全球经济改善的情况。报告称，全球经济复苏仍然脆弱，下行风险仍然显著。新兴市场的货币贬值、资金外流及利率上升，仍是主要忧虑因素。最新的下行风险因素则是由欧元区长期低通胀引发的通缩困扰。
IMF表示，关键的忧虑是资本外流、利率上升和新兴经济体汇率大幅贬值。尽管市场正在回稳，但近期的波动凸显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脆弱和挑战。至关重要的是，发达经济体要避免在时机不成熟时撤走宽松货币政策，包括美国。
IMF指出，欧元区存在通胀非常低的新风险。如果通胀预期下滑，通缩忧虑会加重。IMF认为，欧元区需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
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约3.75%，明年经济将增长4.O%，1月时预计分别为3.75%和3.9%。IMF表示，综合性的结构改革会在未来5年令全球经济增长年率增加0.5个百分点。
近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也聚焦全球经济增长。G20成员国认为，未来5年将提高经济增长目标超过2个百分点。G20成员国同时认为，全球经济依然面临部分地区需求疲弱、增长幅度不足以为民众创造职位，而金融市场动荡、公共债务水平高企及全球增长不平衡，也是全球面临的重要挑战。
欧元区有通缩风险
近期欧元区的经济数据总体情况虽然好于美国，但因为通胀率较低，所以对其可能陷入通缩的担忧正在升温。
欧盟近日的欧元区经济预期报告称，欧元区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超出预期，但通胀增速或将低于预期。欧盟将欧元区今年GDP增速预期由1.1%上调至1.2%，将明年GDP增速预期由1.7%上调至1.8%，同时将今年通胀率预期由1.5%下调至1%，将明年通胀率预期由1.4%下调至1.3%。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
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
文■孙 伟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监管金融全球化、避免周期性的汇率危机、保持世界经济平衡等方面的致命弱点，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现实迫使西方放下身段，接受新兴经济体的参与，扩大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的范围，确立新的全球经济发展理念，建立新的国际货币规制，搭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全球经济治理终于迎来改革良机。
一、理念：“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代替“新自由主义”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自由化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内嵌的自由主义形态被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代替，并上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减少国家干预，重新向自由市场制度回归，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两大目标早已抛之脑后，终于，以虚拟经济过度扩张为结果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被击得粉碎，标志着传统市场理论、传统监管和政府理论的彻底失败。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促进贸易自由、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进入世界市场的自由作为基本目标。于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核心机构开始依照华盛顿共识来调整自身的目标和运作模式。首先，在货币机制方面，随着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货币虚拟化和证券化浪潮席卷西方世界，以美元、欧元为代表的货币进入了竞相滥发的无政府状态。其次，在贸易机制方面，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走向是贸易干预最小化、贸易体制中性化。这样一种自由化的国际贸易体系， 需要通过规则使各国的贸易政策趋同，达到没有政府的治理状态。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推行经济自由化为己任，为受贷国提供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隐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味。第四，世界银行集中关注结构调整政策，强调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 鼓励出口导向型增长、反对保护主义。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总体呈下降之势。贷款形式则由传统项目投资贷款，更多地转向以支持借款国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为目标的调整贷款。
当金融危机彻底摧垮了新自由主义建构的辉煌大厦之后，以何种理念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备选答案首先是内嵌型自由主义，重新以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作为经济治理的指导原则，但这必然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限制已经处于全球化深度发展时代的全球经济增长，而增长正是目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发展型国家主义，即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但国家积极干预促进经济以促进重要产业的发展，同时对金融实行严格的国家监管，资本项目不对外开放。在国际上参与国际市场，以出口为导向，并通过政府政策促进出口增长。虽然这一观念已经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土壤之中的发展型国家主义移植到西方发达国家，必然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主张必将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目光，在选择经济发展时作为重要参考。综合二者的优缺点，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应该是汲取了放任的自由主义教训，吸纳了发展型国家主义经验之后的一个混合概念，可谓“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即在充分实现合作的基础上，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限制高风险的经济自由主义，充分实现经济治理的全球化。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首先，全球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合作，提升各国政府对本国宏观经济的控制和约束能力，合作建设有效政府，而非小政府，以达到解决需求和供给的全球化与宏观经济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其次，各国加强金融监管，并与他国合作，在保障资金流动性的前提下限制热钱的投机性流动，对金融创新行为的风险进行提前预估，解决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最后，推进建立和完善区域性的自由贸易机制，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多边贸易自由机制作为最终目标。
二、规制：“多储备货币体系”代替“美元体系”
二战以后，国际货币规制几经变更，大约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双本位货币体系三个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黄金是基础，美元是唯一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这一体系是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实力控制世界经济的重要标志。1971年，当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和政府对美元升值预期降低，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其他资产时，美国被迫于当年8月7日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牙买加体系是在1976年签订的“牙买加协议”基础上建立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认可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地位，实现黄金的非货币化和多种储备货币并存，建立了特别提款权这一特殊储备资产。但实际上该体系还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多种储备货币制度，美元仍然是国际间最主要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手段，德国马克、日元只是作为辅的储备货币存在。但同时，美元的地位相对于以前已经在逐渐下降，国际货币体系进入货币彻底虚拟化和浮动汇率时代。
双本位货币体系确立了以美元—欧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起源于2002年欧元的诞生。欧洲作为区域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地区，统一货币是重要一步。欧元诞生后，凭借欧洲超强的经济实力，迅速获得了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开创了美元、欧元两大主要货币，英镑、日元两大次主要国际货币同时存在的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随着美元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的不断衰落、欧元作为另一个国际本位货币与美元的竞争，使得国际货币丧失了统一性，但同时与美元一起，共同将国际货币体系推向了竞相滥发、无序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从此，国际货币体系滑入了一个由“虚拟货币”的流通规律来主导其运行和发展的时代。虚拟货币时代的盛世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戛然而止。
金融危机的一个根源在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规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以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存在天然的结构性缺陷。从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在面临本国经济风险时可以毫无顾忌地保持大规模的贸易逆差，造成币值大幅波动，并由贸易顺差国买单。正如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经指出的，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不符合全球经济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在日益扩大的全球经济中，储备货币的供应国被迫保有经常项目逆差，于是逐渐走向一种举债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会因为它变得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本和外国资产所有权而一步步削弱实力和独立性。长此以往，世界经济将严重失衡，该货币无法继续胜任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责。第二，美国对经济霸权红利的过度消费导致了美元的大幅波动。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贸易定价和结算中的霸权地位，将积累的财政赤字通过浮动汇率形式转嫁到大量储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元的保障下，美国国民采取过度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激励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从而将美国内部信用危机传导至全世界，酿成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第三，美国不具有始终愿意将至关重要的国际责任置于国内争端之前的价值观念，这一点在近期美国政府提高债务上限导致的管理危机中显现无疑，使国际社会对于加速寻找替代方案的意愿更加强烈。第四，国际货币规制缺乏国际监管，处于无政府状态。成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IMF本应承担国际货币体系监管的职责，但在美欧的联合控制下，仅仅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工具，无法完全履行监督责任。第五，国际储备货币与国际经济格局脱节。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沿革来看，国际储备货币的确立是与国家经济实力相辅相成的。美国一国独大时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西欧、日本崛起时将德国马克、日元进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欧洲强盛时欧元堪堪与美元比肩。按照这一逻辑，在当今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的时代，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无法与经济格局相匹配。作为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中国应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一定地位，由居世界前三位的经济体欧元区、美国、中国本币组成的“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最佳选择。
从国际货币规制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在国家依然是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行为体的今天，大国博弈是引发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是国家意志与市场选择的共同结果，因此，与国家经济实力格局相适应的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是大势所趋。自从牙买加体系开始，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可能。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下，现有国际储备货币的衰落意味着新的储备货币出现成为需要。从表1中主要本币的国际化进程可以看出，历史上的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首先要具备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后需要世界其他经济体对此有一个自然的接受过程，然后通过制度将本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固定下来，再通过对贸易、投资、金融的统治来稳固本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条件下，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理论可能的前提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本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等条件，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即使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也是低层次、受挤压的辅助型国际储备货币。
近期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将有望推动多储备货币体系的最终形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接受度空前提高，使人民币国际化获得良好机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币直接投资和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继续上升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将取得更大成就。有学者预测，2016年中国对新兴市场贸易量的一半有望使用人民币结算，2020年中国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有望与日元或英镑持平。2013年10月8日，中国（上海）金融自贸区的成立正是中国加速推进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将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基础上全面试验金融开放等条件。如果试验能够成功，新的国际货币规制将有望形成。
三、结构：“东西共治”代替西方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领导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在西方世界内部治理。二战以后，冷战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需求，这就要求美国全力提升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于是，美国与西欧共同建立了战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国际经济秩序，利用IMF、世行、GATT等机构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监督和惯例，全力帮助西欧、日本等恢复经济。此时的经济治理基本是由美国进行治理，并局限在西方世界内部。
第二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治理世界。1975年，为了应对石油危机，美元危机等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恶化情况，同时也由于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G7成立，一个新的治理全球经济的集团出现，开启了经济共治的先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七个国家实现共同管理。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一机构开始执行全球经济治理总部的职能，充分控制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以IMF、世行、WTO为主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保证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主义模式向全世界推广。这段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达到高峰，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新兴经济体也因此受益。
第三阶段，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治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鉴于危机的严重程度，美国主动提议召开G20会议，寻求新兴经济体的帮助。2009年，G20首脑会晤实现机制化，标志着G7向G20的转变，也标志着原来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决定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状况正在改变，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下降。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决策的民主化和分散化，将提高达成一致意见的成本，相应提高操控决策的成本。八国集团机制下，除法国和俄罗斯外，其他国家（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的意见受到美国强大影响，美国事实上是八国集团的“霸主”。二十国集团机制下，美国仍占明显优势，但要操控其他十九个主体以形成一致意见的难度明显上升，美国地位由“霸主”开始转向“盟主”。更为重要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开始主动参与并塑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且得到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尊重，话语权也得到提升，新兴经济体得以充分利用G20这一平台与发达国家展开对话，改变长期以来不利的全球经济规则。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会进入第三阶段，即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共同治理，虽然达到和保持这一局面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随着危机后的形势渐缓，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出现起底反弹，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G20集团政策承诺和决议无人监督的制度缺陷，G20自身的发展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但至少从中期看，华盛顿和欧盟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经济信誉，而且G20集团已经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禁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决议，避免了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体系崩溃的风险。无论愿意与否，以G20为代表的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必须承担起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重任。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
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