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9 09:19:18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古希腊科学技术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0-0084-02
一、概述
古代希腊历史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有时它也被称为“希腊奇迹”，就在近东文明西面的爱琴海沿岸，那些讲希腊语的居民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文明。①希腊位于欧洲南部的希腊半岛和附近的一些岛屿，其地理位置容易接近古代河流文明，渡海向南经过克里特岛可以到达埃及，向东从小亚细亚半岛可以到达巴比伦等国。古希腊从公元前8-前6世纪相继建立起一系列奴隶制城邦，随后奴隶制在古希腊有了长足的发展。古希腊人在吸收了古埃及、古巴比伦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创造了古代辉煌的文明，成为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也是近代科学技术的主要发源地。
二、古希腊的科学发展
（一）古希腊的自然哲学
古希腊人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那时自然科学都包括在哲学里，称为自然哲学，这既是希腊人对自然界的哲学思考，又是早期自然科学的一种特殊形态。这时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小亚细亚西岸中部的爱奥尼亚地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发源地，在这里，形成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不同流派。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自然哲学家泰勒斯，诞生于地中海东岸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殖民城邦米利都。他既是第一个哲学家也是第一个科学家，是西方科学——哲学的开创者。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米尼也是米利都人，他们形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米利都学派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些具体的物质形态，认为宇宙万物是由某种基本的东西演化而来。米利都学派的思想活跃又显示出早期希腊科学探索的另一个特点：科学的兴起是理性争辩的结果。总之，米利都哲学家之间争论不休，他们运用理性、逻辑和观察来驳斥别人的思想，强化自己的主张。
早期希腊人的自然知识的多元化和抽象化特征，由另一个前苏格拉底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发挥的淋漓尽致。毕达哥拉斯学派因把数学引入自然哲学而享有盛誉。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毕达哥拉斯和菲罗劳斯，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才是万物的本原，并企图用数学关系来解释自然现象。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把数学提升到抽象化和理论化的高度；他们热衷于以数的概念为核心来建构他们的自然观。正是以这种方式，数就成为探寻世界物质材料那个米利都问题的回答。毕达哥拉斯学派既提出了地球概念，也提出了天球概念，这种地球——天球的两球宇宙论模式为希腊天文学奠定了基础。在天球转动的基础上，希腊天文学家运用几何学方法构造和观测相符合的宇宙模型；在宇宙模型基础上，又进一步促进观测的发展，使希腊数理天文学达到了世界古代科学的顶峰。
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及他们的后继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传统，这表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没有一种基于共识的统一，而是分散为一些不同的思想派别。因此，这里至少还应该简单地提到另外两个主要的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学派，即原子论者和被称为变化学派的哲学家。原子论者以米利都的留基伯和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为代表，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提出的那个米利都挑战。他们把世界想象为由原子组成，而原子是物质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粒子。这些理论家假定，原子在虚空中所取形状、位置、运动和排列的不同是我们看到周围物体显示出差异的根本原因。古代原子论者要面对一个大难题：假如不承认无不受其影响的某种大因故，混乱的原子无论如何也形成不了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种有序的或者恒定的模式。为此原子论哲学得到了无神论的名声。原子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中最重要、最高的成果之一，虽然它还只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上的哲理思辨和天才猜测的结果，但它在思想上和方法上对后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古希腊的天文学
在了解和学习古埃及、古巴比伦人天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古希腊人在天文学方面表现出独特的创见。他们是以更清醒的态度来看待迷人的宇宙，并以更大的热情来探索天体运动规律。据说泰勒斯能够预言日食，还发现了北极星，腓尼基人就是根据他的发现在海上航行的。阿那克萨哥拉设想月亮上有山，月光是日光的反射，用月影盖着地球的设想解释日食，用地影盖着月亮的设想来解释月食。毕达哥拉斯学派则设想地球、天体和整个宇宙都是球形，而天体的运动也都是均匀的圆周运动，因为圆是最完善的几何图形。这个思想一直主宰着天文学，甚至还对后来的哥白尼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柏拉图之前，希腊没有大家都赞同的宇宙学和天文学理论。柏拉图创办的学校里的学生欧多克索根据对天体的观察，建立了一个同心球宇宙几何模型，他是第一个把几何学和天文学结合起来的人。他的宇宙模型是以地球为中心，日月及五大行星级恒星分别附在同心球壳层上围绕地球匀速旋转。行星的运动由四个大小不等的同心球的复合运动所致，而整个宇宙中的同心球一共有27个。
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有一个著名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过日心说，他认为太阳和恒星是不动的，地球和行星以太阳为中心，沿圆周轨道运动，地球每天绕自己的轴自转一周，每年沿圆周轨道绕日一周。他在《轮日月大小和距离》一文中，应运几何学方法，首次测量和计算了太阳、月亮、地球的直径比例和相对距离，已经认识到太阳比地球大得多。他的太阳中心说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但并没有得到一般人的广泛认同。
（三）古希腊的物理学和数学
希腊数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伊奥尼亚学派到柏拉图学派为止，约为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三世纪；第二期是亚历山大前期，从欧几里得起到公元前146年，希腊陷于罗马为止；第三期是亚历山大后期，是罗马人统治下的时期，结束于641年亚历山大被阿拉伯人占领。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古代科学思想的主要代表。如果说柏拉图是一位综合型的学者，那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位分科型的学者。他总结了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创造性的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在几乎每一个学术领域，亚里士多德都留下了自己的著作。他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是第一个专门而又系统地研究思维和它的规律的人。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全面认真研究物理现象的人，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学专著《物理学》，他反对原子论，不承认有虚空的存在；他认为物体只有在外力推动下才运动，外力停止，运动也就停止。
阿基米德是“古代世界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近代型物理学家”，是科学史上最早把观察、实验同数学方法相结合的杰出代表。他的力学著作有《论浮力》《论平板的平衡》《论杠杆》《论重心》等。他发现的杠杆原理和浮力定律是古代力学中最伟大的的定律，也是今天机械设计和船舶设计计算时最基本的定律之一。阿基米德与雅典时期的科学家有显著不同，他非常重视实验，亲自动手制作各种仪器和机械；他不是力图提出一个完整的宇宙模型，而是着重在解决某些具有实际价值的问题；他首先把科学和生产、战争结合起来，所有这些对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和伽利略等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①世界科学技术通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75页.
【参考文献】
[1]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著，王鸣阳译.世界科学技术通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2]吴国盛.科学的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张密生.科学技术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活跃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诞生了众多学术流派。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正是在这片丰沃的文化土壤上孕育发展的。基于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以及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学者们提出了朴素的科技伦理思想，形成了该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理论框架。纵观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史，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雏形。研究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对我们认识现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现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古希腊神话呈现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端倪
古希腊神话折射了当时人们朴实的宇宙观、自然观，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朴素的科技伦理思想。马克思说过:“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古希腊罗马时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只能把对自然征服的渴望寄托于想象。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就是由想象创造出来的征服自然的化身。人们借助神话中神和英雄的力量达到征服自然的愿望。而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家是征服自然的杰出代表，这些神话故事反映的其实是现实生活中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征服自然的事迹。
1.赞扬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精神
征服自然造福人类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准则之一。这一准则最初体现在古希腊神话中提坦神普罗密修斯盗取火种送给人类的传说中。普罗密修斯为了帮助人类征服自然，违抗了众神之父宙斯的禁令，盗取天火给人类，教会了人类使用火种。这引起了宙斯的愤怒，于是宙斯命令火神赫淮斯托斯和强力神克刺托斯以及暴力神比亚将普罗密修斯钉在高加索山的峭岩上，让鸳鹰每天啄他的肝脏，直到后来被大英雄赫刺克勒斯解救出来，才重获自由。普罗密修斯在明知盗取火种会触犯禁令的情况下，仍不顾个人安危，要为人类送去福社的行为，正是古希腊人对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精神的颂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火”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代表了一种知识技术，学会了使用火，就学会了改造自然的重要技艺。普罗密修斯盗火的行为，正是科学技术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最初体现。
2.歌颂征服自然勇于献身的道德品质
古希腊神话中很多故事都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勇于献身的科技道德品质。赫刺克勒斯的传说便是典型代表。赫拉克勒斯在婴儿时代就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当两条毒蛇爬向他母亲阿尔克墨涅时，“他两只手各握着一条蛇的脖子，用力一捏，就把它们捏死”。在他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抵制住了“堕落的享受”女神的引诱，接受了“美德”女神的劝诫，“他决定走‘美德’的路，而且不久就有一个使他为善的机会”，只身去喀泰戎山猎杀凶猛的狮子。为了给人类带去幸福，他接受了国王欧律斯透斯的苦差，要完成困难重重的12件大事。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做到了，最终升格为神。赫刺克勒斯在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含义深刻，他的事迹是古希腊人同大自然不懈抗争的一个缩影。他勇敢机智、坚毅不屈，为了人类的幸福，勇于献身。这些勇敢的行为体现了当时古希腊人在改造自然中高尚的科技道德品质。
3.体现出征服自然团结协作的优秀思想
团结协作是科技道德规范之一。这一规范在古希腊神话中有充分体现。比如伊阿宋为了恢复他的王位继承权，被他的叔叔拍利阿斯要求去取金羊毛。获取金羊毛的难度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伊阿宋在造船手阿耳戈斯的帮助下造了一艘叫做“阿耳戈”的大船，然后邀请了希腊著名的英雄来参加这次盛举。这些英雄们为一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帮助，团结协作，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在美狄亚的帮助下，终于取得了金羊毛。又比如，在墨勒阿革洛斯猎取卡吕东大野猪的故事中，他召集了众多的英雄来完成此事。在整个打猎过程中，“有些人布置网罗，有些人放出猎犬，别的人又寻觅野猪的脚迹”。不管是著名英雄，还是普通猎手，人们各有分工、彼此配合，为人类除去了大害。由此看出，古希腊人在同自然斗争中，是十分推崇团结协作精神的，不管你是多么杰出的英雄人物，都要在团结协作的前提下才能退到征服自然的目标。
4.倡导征服自然的创新精神
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也是科技伦理思想的重要准则。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已经朴素地反映了这一科技道德思想。在拍耳修斯的故事中，他奉父命去割下众怪之父福耳库斯的第三个女儿墨杜莎的头。墨杜莎是一个头上盘着许多毒蛇的怪物，谁看见她，就会立刻变成石头。拍耳修斯从赫耳墨斯那里借得了青铜眉碗当他来到墨杜莎熟睡的地方时，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发挥创造精神想到了一条妙计。他背对墨杜莎站着，将青铜盾举起，从发光的盾牌中看见了墨杜莎的形象，于是趁机割下了墨杜莎的头。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古希腊人的聪明才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能够勇于创新。
二、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技术具有直观性、经验性、猜测性的特点。当时的哲学家探讨有关科技道德的问题，只能出于对自然界直观的、经验的认识，那时的科技伦理思想，更多的是散见于当时哲学家、科学家的各种论述中。
1.数是道德的根源
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的始基是‘一元’。从‘一元’产生出‘二元’……从完满的‘一元’与不定的‘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一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既然数创造出了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万物，因而道德也是由数创造出来的。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的关于数的哲学体系中，数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代表万事万物的本质。数被抽象成脱离客观事物并先于客观事物的存在，一切客观和非客观的东西都是由数而生。因此，道德也必然以数为基础，在本质上是数的派生物。正如徐少锦先生所说:“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建立在对数的神秘理解基础之上。他把数与道德联系起来，企图从数学知识中引出道德知识，用数学说明道德。”毕达哥拉斯把道德归属于数，蕴含着以数为代表的科学知识派生出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
2.美德即知识
苏格拉底比毕达哥拉斯前进了一步，提出“美德即知识”。他说:“我们不是说美德是一种善吗……但如果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那么我们认为美德即知识就将是对的”。他认为美德和知识是一致的。他说:“正义和一切其他德行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决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所以，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只有具有知识，才具有道德，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是以是否有知识作为依据的。他所指的知识既包括道德知识，又包括自然知识。罗国杰先生认为:“他把科学的真知和道德的真知看作一回事—都是知识”。苏格拉底所指的正义和道德行为的内涵，已经由对人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要求扩展到了泛指一切事物美好的本性。正义的事和道德的行为，都是美好的、善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美好，选择去做它，那么这个人的行为是道德的;相反，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些知识，就不能去做正义的和道德的事。一切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关的技术、经验都可以称为技术知识。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不会认识到善，更不会用善的知识去为人类造福。因而知识是与善联系起来的。
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没有明确而直接地提出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而他肯定了知识的道德功能，认为愚昧的人没有道德，只有具有知识的人才有道德，知识是美德的基础，美德从知识中来，知识与美德具有同一性。苏格拉底看到了知识对道德的作用，但也片面地夸大了这种作用，这是不足取的。
3.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思想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与发展。柏拉图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善的理念派生出来的，善的理念是一切的基础。他说:“这个给予认识的对象以真理并给予认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真理的原因。真理和知识是好东西，但它却是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科学是对真理的理性认识，也是由善的理念派生出来的，科学和真理是从属于善的理念的，善的理念比科学和真理更有价值。他强调:“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多次，说善的范型是最高的知识，所有别的东西，唯有利用善的范型，才能变为有用和有益的……没有善的范型，则其他任何的知识或财产，都于我们毫无益处……如果我们没有美和善的知识，一切其他事物的知识有任何的价值吗?一定没有。”从柏拉图关于科学、真理和善的关系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没有善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没有任何价值。
4.自然是决定人快乐和幸福的根源
德漠克利特的观点与柏拉图的观点不同。德漠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的观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认为灵魂和精神也是由原子构成的。他从唯物主义的路线出发，解释自然规律与人生伦理的统一。他认为原子是决定人生怡然自得和幸福的原因。他说:“太阳和月亮是由同样的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是光滑的和圆的，灵魂也是由这种原子构成……生活的目的是灵魂的安宁……灵魂平静地、安泰地生活着。”德漠克利特从原子论出发为自然观和伦理观找到了唯物主义的基础，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他认为宇宙是和谐的，是因为构成宇宙的原子分布是平衡的。伊壁鸿鲁继承了德漠克利特的思想。他认为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宇宙的性质，而是生活在对那些关于宇宙的寓言所说的事的恐惧之中，对于这个人来说，排除对所谓最主要的事物的畏惧，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没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就不能享受无疵的快乐。”他明确指明了一个人如果不具备自然科学知识，就认识不到宇宙的性质，认识不到自然规律，因而无法从宇宙的变化规律中体会到人生的快乐。这就是说人应该去积极探索自然、认识自然规律，获取人生的快乐。
卢克莱修进一步发展了伊壁鸿鲁的思想。他说:“是一个希腊人(指伊壁鸡鲁)首先敢于抬起凡人的眼睛抗拒那个恐怖。”他认为认识自然运动规律是理解幸福的前提。他在《物性论》里论述了物的存在本性与道德的关系，认为物质是永恒变化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他说:“竟然看不见自然为她自己并不要求任何别的东西，除了使痛苦勿近，叫它离开肉体，除了要精神享受愉快的感觉，无忧无虑。因此，我们看见我们有形的生命所需要的东西根本很少，只是那些能把痛苦去掉，又能撒下一些欢乐的东西。”这就是说自然只是为了人们精神愉悦，而并不要求别的东西，如果人们追随自然的本性，就不应该去追逐名利、财富。人们之所以出现道德缺失行为，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本质，没有从构成万事万物的原子运动中理解幸福的含义，自然规律与人的道德相互联系，人们只有理解自然万物的运动规律，才可能实现精神的愉快，获取人生幸福。
5.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科技伦理思想，他不同意柏拉图把善当作是科学技术的来源的观点，而认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他说:“每种技艺，每种学科，以及每种经过考虑的行为或志趣，都是以某种善为其目的。”亚里士多德是从人的行为的目的来阐述他的这一观点的。他说:“由于行为，技艺、科学的种类繁多，所以它们的目的也种类繁多。”这里，人的行为不仅指一般的人类行为，而且包括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他认为这些行为产生了种类繁多的技艺、科学，而这些技艺和科学通过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又表现出种类繁多的目的。技艺、科学的目的与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的目的是一致的。而人的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追求善的。这就是说这些种类繁多的技艺、利学的目的也是直求善的。
6.重视科技道德修养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科学家都十分重视科技道德修养。德漠克利特提倡勤奋好学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大部分天性不能干的人，由于练习而变成能干”。他认为要敢于说真话，提倡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说真话是一种义务，而且这对他们也是更有利的”。他甚至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追求真理、刻苦钻研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任何艺术，任何科学知识，都不能不经研究而获得。”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明确地提出了追求真理、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一个坦诚的人，一个爱真理的人，他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是真实的，而在差距悬殊的事情中就更为真实了;他唾弃虚假，不但因为它是可耻的，并且因为它本身。”亚里士多德提到的“爱真理”、“真实”、“唾弃虚假”，即是说人应该热爱真理，应该求真务实，不应该弄虚作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面对攻进城里的罗马士兵利剑仍然进行数学研究，将生死置之度外毫无惧色，不幸被杀害，体现了科学家献身科学的崇高品德。这种献身科学的科技道德精神，是他良好的科技道德修养的表现。卢克莱修也强调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还必须用推理认识天的规律和面貌。”这里说的用推理认识天的规律，指的是科学家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必须按照客观实际、实事求是，要有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
三、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
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科学家的科技伦理思想都是依据当时的生产实践和对自然界的质朴认识，围绕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展开论述的。每一个流派对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都有自己的见解，无论是从探究科学技术与道德的根源上，还是科学技术研究的目的上，都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
1.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贯穿这一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始终
纵观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探讨贯穿该时期科技伦理思想发展的全过程。
最早认识到科学技术与道德有联系的是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泰勒斯。他看到了科学技术中蕴含的善的意义。在泰勒斯的雕像上刻有这样的铭文:“去寻求一种唯一的智慧。去选择一种唯一的善”。这里“寻求智慧”与“选择善”是统一的，“寻求智慧”也就是寻求知识，包括寻求科学技术知识。这即是说寻求科学技术知识与选择善是一致的。毕达哥拉斯的“数是道德的根源”、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柏拉图的“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德漠克利特的“原子是决定人生怡然自得和幸福的原因”、伊壁鸿鲁的“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和卢克莱修的“认识自然运动规律是理解幸福的前提”等观点，说明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至始至终都在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2.从不同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都以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为中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二者的关系。
(1)从根源的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从数是道德的根源上说明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该学派认为宇宙万物由数构成，由此推论道德也是从数中产生的。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数”是潜在的科学技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和谐的数目，数目本身就包括了各种各样和谐的特性，它派生了道德。柏拉图是从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上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善的理念是超脱一切客观现实和主观意识之外的世界的本原，是知识和真理产生的原因。在柏拉图看来，善的理念派生出科学技术知识。他说:“科学和真理可以认为像善，但还不就是善;善比科学和真理有一个更高尚更荣誉的地位……善必定是不可思议的美，它是科学和真理的作者”。柏拉图将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都归结为一个虚幻的善的理念，这是错误的。
德漠克利特是从原子的运动变化是道德的来源上解释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原子是构成世界的本原，灵魂、精神、意识和道德都是由原子构成的。伊壁鸿鲁是从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上阐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没有自然科学知识就不能享受无暇的快乐。
卢克莱修继承和发展了伊壁鸿鲁的思想，他是从自然运动规律的角度出发阐明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探讨了自然的本性与道德的关系，从自然运动变化的科学规律中看到了道德的意义。
(2)从目的的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从思考科学技术追求的目的出发，提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观点，第一次将科学技术和善的关系问题从目的论的角度上明确提出来，这是认识上的飞跃。
亚里士多德从目的的角度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比前人和同时代人前进了一步。以往人们即使提出二者具有某种联系，但论述得较为粗浅。“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就较“数是道德的根源”以及“美德即知识”更加明确，更加理论化。因为不管是毕达哥拉斯的“数”，还是苏格拉底的“知识”的论述，都是潜在地指科学技术，但还不明确，不具有确定性。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使这一理论规范化、系统化了。
亚里士多德还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认为有一个超脱一切客观存在的抽象的善，它派生一切。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善，这个善是客观的，并非抽象的。他说:“善对于每一种事业或每一种技术看来都是不同的。战术的善不同于医术的善，其他各种技术也莫不如此。”他提到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合理性。他还将善和幸福联系起来，认为“行为善的顶点是幸福，善的生活、好的行为就是幸福”。他将幸福作为“行为善”的归宿，即在改造自然的科技实践中去追求善，才能达到幸福。这就抛弃了过去那种形而上地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
四、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影响和作用
从毕达哥拉斯的“数是道德的根源”开始，后经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再到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诸多后世哲学家、科学家的科技伦理思想都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雏形。
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认为，智慧能使人脱离愚昧无知，能使人行善避恶，知识和道德是统一的。他说:“道德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目的，是一切科学之王，因为只有它教导精神善良。”他明确提出道德是一切科学的目的，即是说科学技术是追求善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思想。他进一步指出:“理性是正确意志的指南，并使意志得救。为了行善，要了解它;为了避免作恶，要识别它……没有比研究智慧更值得的了，因为智慧能驱除愚昧无知。”由此看出，他强调理性的重要。愚昧无知的人没有理性，认识不到善，因而无法做善的事情，理性的人才有智慧，才能做善的事情。罗吉尔·培根将知识与行善作恶联系起来，探讨了善与知识的关系，也可说是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观点的传承。
波兰科学家哥白尼自幼攻读古希腊经典著作，深受古希腊文化的熏陶。他认为:“虽然一切高尚学术的目的都是诱导人们的心灵戒除邪恶，并把它引向更美好的事物，天文学能够更充分地完成这一使命。这门学科还能提供非凡的心灵欢乐。”哥白尼强调一切高尚学术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心灵摆脱邪恶并且趋向善良，肯定了一切高尚学术的道德作用。他认为天文学是最有道德价值的，能够给人带来快乐，是善的。天文学能提供非凡的心灵快乐，就是一种道德的行为，是追求善的。哥白尼的这种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引言
通常人们认为中国在长达数千年历史上科技均领先于西方，只是近代才开始衰落。《九章算术》、圆周率、四大发明等都是中国科技领先的象征。明代开始的八股取士制度及清朝思想禁锢才造成中国持续几百年的衰落，近代与西方巨大的科技差距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然而原因真的是这样的吗？现实是历史的积分。中国科技的落后不是几百年或几个朝代造成的，而是关乎几千年中国发展的历史，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源早在国家政体形成之初就已产生并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变化而更加明显。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特点，说明文化对科技的强大影响力，并为新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在本文开始之前需要首先界定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科学是寻求现象本质的活动，是一种理性的逻辑思维，一般表现为理论形态。科学是非保密性质的，不能转让和出卖，无强烈的沽誉主义色彩和商业性质，如《欧几里得几何原理》。技术则来自某种认识或经验的升华，用于改造世界。技术可以保密、出卖或转让，具有强烈的商业性质和实用价值，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从上面比较可以看出，科学是一种处理问题、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技术是对实际处理问题经验的积累和提炼。而人的思维方式强烈地受到文化的影响，技术则与人们从事的具体活动内容相关。
一、文化萌芽时期对科学产生的基础性作用。
人类在原始社会由于认识能力有限，对自己经验资历尚不了解的那一部分自然现象及战争、生死、疾病、气候等，试图控制、驾驭或理解这些现象，便产生了原始的巫术及万物有灵的观念。人们试图根据自己的形象理解周围未知的世界，并赋予人的思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类生产实践和对抗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英雄事迹经口口相传，同时受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便构成了最初的神话。神话的创作是人类意识觉醒的开始，是人类开始思考自然与人及人与人关系的标志[1]。各民族的神话深受其地理环境、生产实践方式及民族间交流的影响，反映了各民族初期的原始思维，对后续文明国家的产生及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古希腊第一部记录神话传说的是《荷马史诗》，诞生于公元前九世纪至公元前八世纪。主要记载迈锡尼文明（BC.1500-BC.1200）时期的传说和神话，又有对荷马时代社会情况的反映。在荷马史诗中，众神最大的特点是“神人同形同性”。众神拥有人的种种情感和思维，包括人性的种种弱点。他们骄傲、残忍、贪婪、虚荣、固执，但同时也歌颂智慧、勇气和为荣誉而战的精神[2]。如众神之王宙斯以贪花好色著称，背着妻子专门勾引凡间女子。因此在希腊人看来，既然神和凡人一样不完美，那么在尘世间，谁都不应该高高在上。这近似非宗教、无神论的原始民族，当他们跨入文明时代，要他们放弃个人自由绝对服从君主专制，是不可思议的，不符合他们的文化传统。同时理性也是古希腊神话众神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国历史学家伊迪斯·汉密尔顿在《希腊方式》对古希腊神话进行了研究，对古希腊神话中的理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对阿波罗神赋予了秩序神的理性内涵[3]。
中国第一部记录神话传说的是《山海经》。神话中记录的众神多是半人半兽的形象。如伏羲女娲为人面蛇身，炎帝神农为人身牛头，黄帝长着四张脸对着四个方向。各神特征为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具有崇高的品德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世人只能追颂与膜拜[4]。这种把上古英雄人物圣德化，使得神话人物身上的弱点和野性消失得干干净净，只剩下道貌岸然和冠冕堂皇。这种原始思维容易造成崇拜的盲目性和绝对性，从而丧失对独立个性的追求与思考，使得个人只能依附于圣王的领导，为文明时期君主专制奠定了文化基础[4]。
从古希腊与中国神话传说比较中可以看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本主义”和“集体主义”。人本主义强调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崇尚英雄主义精神和自由的意志。集体主义重视团体的利益、目标和需求，强调服从与遵守，重视社会规范及责任而非个人喜好，崇尚为集体的牺牲精神。由于人本主义对人的地位的肯定及对自由的追求，催生了后来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和法制精神。而自由、民主和法制是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5]，这些在中国文化早期都不具备。
随着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古希腊形成了200多个大大小小的城邦。各城邦经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与氏族贵族的斗争与妥协，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起了以雅典“公民大会”、斯巴达“长老会”为代表的民主制度[6]。中国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期间，氏族血缘组织并未走向解体，而是以蜕变的方式改组成宗法性质的家族组织并先后建立起了奴隶制国家——夏、商、周。夏商周时期中国同希腊一样存在众多邦国，但二者无论在社会基本单元组成、经济、生产生活还是文化思维方式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二、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古希腊在公元前6世纪～前146年进入文化发展全盛期。各种思想迸发。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斯（624-546 BC）、毕达哥拉斯（582-496 BC）、赫拉克利特（540-480 BC）、德谟克利特（460-370 BC）、苏格拉底（469-399 BC）、柏拉图（427-347 BC）、亚里士多德（384-322 BC）等。希腊哲学家关心的首要问题是“认识你自己”。这是德尔菲阿波罗神庙最有名的一句箴言，也是希腊精神生活的缩写[7]。什么是“认识”？“认识”为什么一定要指向“自己”？这是希腊哲学家反复询问的问题。我们通常是通过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认清自己的角色，你是你爸爸的儿子，丈夫的妻子等，都是通过外部的眼光来确认自己。一旦你的角色变化，你自己也就跟着变换。希腊哲学家需要在认识你自己的名下找到稳定不变的东西，只有稳定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你自己。这种寻找现象背后的永恒的、确定性不变的本质的行为是对自由的终极追求，是古希腊社会价值观的体现[7]。理性是寻找事物本质的方法或手段。简单来说，理性就是保真推理的能力。唯有保真推理，才会有确定性知识。亚里士多德已经发现，典型的保真推理就是三段论推理：
大前提：凡人皆有死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苏格拉底也有死
保真推理本质上是原始真理的自我展开，是自己推出自己的一部分结论。这种唯有认识指向“自己”，认识才具有确定性、必然性。
正是基于上述的研究方法，古希腊产生了众多哲学流派和思想巨著。在世界本源上泰勒斯提出了“万物皆源于水”、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学说、毕达哥拉斯的数学说及亚里士多德的元素说等。在对这些哲学命题研究的过程中，古希腊在数学、几何、天文学、静力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通过5条公理演绎推出467个命题[8]。这成为后世公理化方法的一个典范，对科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托勒密利用一系列“均轮”和“本轮”构建了天体运行模型，来证明自己的“地心说”。虽然随历史发展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在当时托勒密构建的天体模型通过科学观测和严密逻辑方法论证，较为完满地解释了观测到的行星运动情况，是古希腊天文学巨大的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繁荣阶段，为后世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主要流派有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与古希腊不同，中国各思想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是政治。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维护周礼，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主张施行“仁政”；荀子主张性恶而礼、法并重；老子主张“返璞归真”、“无为而治”等；墨子主张“尚贤”、“兼爱”、“非攻”，主张专制主义统治体制；法家是权力的崇拜者，君主的专制权威高于一切，除了农、战，几乎排斥其他所有知识[9]。中国诸子百家均把主要研究对象放在了君主政治方面，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虽然孔子、老子、荀子、墨子也提出了一些逻辑、辩证法思维，但大都只是阐述一个命题，或只流于观察或知道了现象，而不去追寻理解现象背后本质的东西。如《列子汤问》记载“两小儿辩日”的故事，孔夫子不能决。中国人止步于夸赞孔夫子实事求是的态度，却没有人追问孔夫子，将此问题搞清楚。
古希腊哲学家与先秦诸子百家在认识对象和方法上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都和什么因素相关？这与古希腊和中国各自文化继承、社会背景和生产条件有着深刻的联系。古希腊智者多为富有的奴隶主，具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城邦民主制度环境及充实的生活均是古希腊哲学产生的条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哲学起源于闲暇和差异”。他解释说：“人出于本性的求知视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而城邦制和民主制以及法治建设为理性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成长空间[10]。”这是科学产生与发展的前提。相比其他文明——中国、古印度、两河流域、古埃及，均为大河流域的君主专制政体，每个人都在为生计而奔波，个人对君主为依附关系，无独立的经济、政治地位。因此也就不会产生古希腊式的闲暇哲学，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如管仲曾提出与泰勒斯相同的“万物源于水”的观点[9]，但也仅限于此，管仲没有论证，没有辩论，也没有推理。古代中国人即使有超前的见解、闪光的思想，也会随即淹没在浩浩荡荡的政治大潮中，而不会成长为一门学科并吸引大批的追随者，遑论成为影响人们思想和价值观的学说。
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发展对后世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时期产生的各种思想和思维方式内化为各自文化的内核，即使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没有在历史发展中丢失。如基督教对科学活动的压迫、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和唐朝国子监算学的设立，都没有改变各自文化发展的轨迹。
三、中世纪东西方文化对科学发展的抑制与促进作用。
随着罗马帝国和秦帝国的崛起，古希腊与春秋战国时代结束，东西方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各自建立的帝国在文化的继承上对以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罗马由于受自身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在文化上，只是在建筑和法学方面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而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方面多是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如“宗教上古罗马与古希腊诸神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至于要发现真正的古罗马神袛真要费工夫”。我们日常熟知的罗马诸神只不过是希腊诸神在罗马的另一种称呼而已。
与古希腊人相比，罗马人没有太多的闲暇。由于广袤的国土及罗马文化很强的包容性，古罗马存在很多哲学流派而不仅仅是理性主义。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作为国教的确立（公元380年），信仰和蒙昧取代了对事物的钻研，探索自然的热情被窒息。在这一时期哲学、科学都成为“神学的婢女，发展极其缓慢”[10]。11世纪之后，使西欧人重新发现了希腊文化，给沉寂的经院哲学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经过激烈的斗争，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及著作被教会接受，理性主义逐渐回归。在支持与反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斗争中，造就了后来被推崇为基督教“圣徒”、“天使博士”的阿奎那·托马斯。托马斯认为理性与信仰是一致的。为了超越理性而获得信仰，或者通过理性获得对上帝的认识，殊途同归。托马斯神学在欧洲盛行之后，基督教鼓励科学家用逻辑方法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及伟大，这对理性与科学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哥白尼、伽利略、玻意尔、牛顿等都是为了“用科学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及伟大”而献身科学事业的。中世纪科学是近代科学的“潜在”阶段，为中世纪后期科学研究的复苏，自然科学革命提供了基础。
中国自秦统一中国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国人思想得到统一，氏族单位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繁荣的经济及稳定的生活，使人们的生活范围和实践内容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一时期直至西方科技革命前，中国技术发展大大领先于西方。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农业、历法、医学、冶金方面。如公元1世纪，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公元3世纪左右发明了瓷器，而1000多年后欧洲人才掌握瓷器制造工艺；公元8世纪中国发明了火药；11世纪中期发明了活字印刷；15世纪中期《本草纲目》成为中国古代医学集大成者。这期间中国数学的发展是最值得关注的。有汉代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唐代的《大衍历》、宋代的《数术九章》、元代的《四元玉鉴》等。这些专著在勾股定理、线性方程组、割圆术、圆周率计算、增乘开方法等方面均有开创性的研究，远远领先于同时期欧洲水平。但中国数学体系与西方数学体系有所不同，中国数学家关心的是问题求解，将问题分门别类，从而找出相应的解体模式，其思维是构造性与机械性。而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西方数学则是用演绎法加以整理，从几个简单的定义、公理出发通过严格的推理得出其他结论，其思维偏重于存在唯一及概念之间相互关系[11]。中国数学家一般仅限于提出的一些天才的原理，在生产实践中进行验证和应用，而不在理论上进行证明。西方数学家受限于逻辑思维的严格推导，在一些原理的发现上可能并不像东方数学家那么思维活跃。即使如此，数学在中国价值体系内仍被视为“丧志，九九贱技”[12]。学习儒学，博取功名才为世人所称道。对数学的爱好只是存在于个人兴趣范围，远离社会整体价值观，遑论改变以文化为基础的“经世致物”思维。
从历史的比较可以看出，西方科学发展虽受到基督教抑制，但仍保留了古希腊的自由和理性精神。中世纪后期基督教成为科学活动的主要平台，为第一次科技革命奠定了基础。相比起来中国科技发展主要关心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其目的是服务于国家的农业、建筑或者其他领域。这种零散的问题解决模式，以及科学技术活动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不可能产生体系严密的科学理论及引发深刻的科技革命。正如20世纪20年代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所说：“中国人就个人的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禀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中国如此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能在科学上取得任何成就。”[13]
四、文化对科教兴国战略的影响。
东西方社会在各自轨道上发展2000多年后，西方迎来了人类史上规模宏大的工业革命。而中国仍然处在千年不变的传统农业社会，技术的积累并未给中国带来压倒性的优势，反而在西方工业革命面前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国人开始反思与探索科技兴国之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从到21实际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中国人逐渐对科技落后的原因及文化的影响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涌现出一批伟大的思想先驱。然而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理性主义与追求真理的价值观远未普及。民众的科学素养尚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定义：科学素养是运用科学知识，确定问题和得出具有证据的结论，以便对自然世界和通过人类活动对自然世界的改变进行理解和做出决定的能力。科学素养强调的是一种理性的思维过程，而不仅仅是学习或占有已有的知识。中国大众教育仍然偏重于知识性学习，注重单方面知识的灌输，对理性的思维能力培养方面关注不足，这在历史、政治、文化领域尤为明显。教育与科学研究仍带有浓厚的功利性。这种现状和体制作为上层建筑根源在于巨大的文化惯性，文化孕育体制也可以异化体制，而要扭转这一惯性甚至需要数百年的努力。
科学精神的培养需要制度的保障，而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根植于文化的土壤，文化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并且一代代学习与传递，包括我们的历史、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只有在文化领域进行深层次的改造，与制度建设并举，提倡自由、理性和民主精神，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会冲破文化的束缚，全面超越西方。
结语
本文主要从文化发展角度来论述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认为中国近现代科技落后的根源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东西方文化则主要由二者所处地理环境决定。在自然条件下，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提出科教兴国仅从制度上完善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从文化改良与传递上进行探索，才能加快中国科技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1]邴正.原始神话与人类自我意识的起源.学习与探索，1995（05）.
[2]田德全.世界古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1.
[3]肖厚国.古希腊的思想与历史：自由的古典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1.
[4]陈素萍.浅谈中国上古神话和古希腊神话之异同.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06）.
[5]黄雪.从城邦民主制看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消费导刊，2009（19）.
[6]互动百科.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
[7]吴国盛.科学精神的起源.http：///cao.asp？id=26985.
[8]李文林.数学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9]杨师群.中国历史的教训.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6.
[10]钱时惕.神权统治下的中世纪科学——科学发展的人文历程三.物理通报，2011（5）.
一、古希腊科学的特点
1.第一个特征是善用理性思维
古希腊人热衷于探索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善用理性思维揭示出隐藏在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而理性思维的实质在于“合逻辑地推理”。在古希腊哲学家中运用人类的理性思维来认识世界的最早提出者是赫拉克利特。他认为人们要用心思索去把握自然，不能只凭感官去认识自然，在他看来，逻各斯就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主宰和支配着世界。巴门尼德认为，在认识世界时，人们应宁可相信自己的思维，也决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因为“感官不能发现真理，只有思维才能发现真理。柏拉图的本体论学说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建立起来，从而为科学认识确立了对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式逻辑是人类获得客观世界真知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并制定了理性思维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形式逻辑，对理性思维方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2.第二个特征是善于怀疑和批判
没有怀疑和批判，就没有科学的发展。西方科学之所以能持续向前发展，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文化中渗透着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人们喜欢标新立异，自创理论。西方文化中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皮浪的怀疑主义。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持续了500多年时间，对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皮浪及其之后的怀疑主义思想代表了希腊罗马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学术界的实际情况。从科学史看，怀疑和批判精神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决定因素。试想，如果哥白尼对“地心说”深信不疑，他就不会创立“日心说”；如果达尔文对物种不变论深信不疑，他就不会创立生物进化论；如果爱因斯坦对绝对时空观深信不疑，他就不会创立相对论。所以说，科学上的怀疑、批判精神与创造精神紧密相连，没有怀疑和批判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也不需要怀疑和批判。
二、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条件
近代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它与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分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科学传统。但近代科学又是在古代科学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它能从旧框架中产生又脱胎成完全崭新的阶段，这就要一定的条件。促成近代科学产生的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科学由经验向理论的转化
自然科学由经验向理论转化是在19世纪的近代科学后期，促使其转化的根本动力是自然科学在各个领域的全面跃进以及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延续和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发生。
一方面， 19世纪的科学家们在各个学科领域对大量实际的经验材料作了整理、加工和改造，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综合概括的工作。他们在热学、电磁学、光学、物质结构、化学、生物学等诸多学科中提出了许多原理、假说等新理论，能解释并预见更多的自然现象和事实，建立起各个知识领域相互间的正确联系，使自然科学走进了理论科学的殿堂。这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对自然界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需指出的是，麦克斯韦新的物理学成果代表着19世纪理论科学的最高成就，标志着近代科学已经完成了从经验向理论的转化。
另一方面，技术革命为科学实验提供了更强大的物质手段，使实验研究在更多的领域和更广的范围内展开。近代科学后期的科学实验研究还具有更为明确的目的性，加上科学假说或理论的指导，更具有自觉性，从而使实验与理论结合得更加紧密。总之，近代科学后期的科学无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比16到18世纪的科学有了更高程度的发展。
（二）科学方法之演进
科学本身本质上就是方法，它不能只局限于把已知的东西汇总起来，还要教人们如何去应用，去求得新知。科学要能起这样的作用，其本身必须靠科学方法来建立。其科学方法的演进也是必然的，并由许多条件共同促成的。这些条件主要有：
1.来自神学的“自然界有秩序”的观点的确立
近代科学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一组通常含而不露、极少受到该时代大多数科学工作者质疑的假设，那就是“自然界是有秩序的”。有了这样的信仰，科学家才肯花力气去寻找这样的秩序，才敢于在提出一种不成熟的理论后设法用实验去检验它。上述的研究模式就是先提出假说，然后再去检验。而“自然界有秩序”这一观点又是无意识地源自中世纪的神学。
2.唯名论的复活及对古希腊原子论的恢复
中世纪的训条是，“凡是以视觉为依据的，都不可相信”。他们对观察存在有偏见，认为观察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知识，因此当教士和经院哲学家被请去看尸体解剖或用望远镜去看星空时，他们宁愿相信与观察相矛盾的书本上的知识，也不相信观察到的事实。有助于将此观点扭转的动力首先就是唯名论的复活及其对古希腊原子论的提倡。
三、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科学对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影响
1.为人类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产生和发展树立了典范
人类最初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原始宗教和神话传统的束缚之中，根本谈不上具有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到了古代文明时期，自然科学由萌芽进人了发芽生长阶段，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还只处于最基本的资料收集和经验知识积累水平，并未产生具有理性创造价值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直到进人古希腊罗马时代以后，希腊人才首先在人类文明史上建立起关于自然、宇宙和物质的本质问题的朴素自然观。他们运用直观的观察和直觉的猜测对整个自然界进行了理性的考察，用物质自身的运动变化来解释自然，并试图用一种超越经验的抽象思维努力来寻找隐藏在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后面的统一本质。这种超越经验的抽象思维是一种十分卓越的理性创造，也是一切科学思想的真正起点。而在进行抽象思维过程中所运用的直观的观察和直觉的猜测，再加上亚历山大时期所创立的形式逻辑的演绎体系，则是后来所有科学方法产生的基础。他们那种努力寻求隐藏在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后面统一本质的超越经验的抽象思维，以及他们所运用的直观的观察，直觉的猜测和形式逻辑的演绎体系，为人类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产生和发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并对后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至今仍然是一切科学和哲学研究的出发点。
2.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石
在希腊人看来，自然界不仅是有别于人的东西，也不仅是有规律、有秩序的，更重要的是其规律和秩序可以为人把握，因为它是数学的。对数学的重视，是希腊人最为天才的举动，也是他们留给近代科学最宝贵的财富。希腊人相信心灵是掌握自然规律最可靠的保证，因而极大地发展了逻辑演绎方法和逻辑思维。在一些特殊的科学领域，希腊人成功地将它们数学化，并得出高度量化的结论，这些领域包括天文学、静力学、地理学和光学。它们不仅在古代世界达到了该领域最高的水平，而且对近代科学的诞生起了一种示范作用。
综观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科学在内的古希腊文明，对其以后的欧洲发展影响极大。我们知道，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这一运动的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复兴包括科学在内的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而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正是为古代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精神基础。因此，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科学实际上已经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莫定了基石。
参考文献：
[1]李思孟：《科学技术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2]金萍：试论古希腊罗马时代科学发展的特点及其影响，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3]孙守春：《科技史概论》，2002年08月第1版.
在这本书中的第24章木马计中，希腊人攻打特洛亚城失败后，俄底修斯想出了一条妙计：我们可以造一匹巨大的木马，让一批最勇敢的士兵藏在马腹里，其余的人则焚毁一切，假装受不了我们的虐待而投降特洛亚人，并且。。。
就这样，在俄底修斯的指挥下，希腊人攻击了特洛亚城并且胜利了。在归途中雅典娜因为希腊人对她不敬，所以用雷电和暴风来惩治他们。
古代希腊并不只是今天希腊半岛这块地方，它包括了希腊半岛本土和希腊人在它的东方和西方建立的希腊殖民城邦。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希腊许多城邦人才辈出，学派蜂起，进而推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古希腊人中出现的一大批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是以后许多学科的鼻祖。如最早期的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芝诺、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普罗泰哥拉、苏哥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天文学家默冬、欧多克斯、阿克斯塔克、希帕克斯、托勒密，数学家欧几里德、阿波罗尼、希罗，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盖伦，地理学家希西塔斯、埃拉托色尼、生物学家特奥佛拉斯特。在文学、历史和艺术方面，希腊人同样毫不逊色，诗人荷马、预言家伊索、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等。
在古代世界所有民族中，少有像希腊人那样对近代世界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评述的：“这个小小的希腊民族在哲学方面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的多方面的才能和活动，保证了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卓越地位。”[1]
当我们看到古希腊群星荟萃，人才辈出，不禁会产生疑问古希腊何以出现这么多天才人物？我们在古希腊人的书中来找一下答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开篇就讲到，哲学和科学的诞生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惊异”，第二个条件是“闲暇”，第三个条件是“自由”。 [2]“惊异”，就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也就是一种好奇心和求知欲。“闲暇”，也就是有时间，知识阶层不用为了生活而忙碌奔波。“自由”，就是说知识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它要求自由地思考、自由的发表意见，不受他种目的和利益的支配。亚里士多德指出了哲学和科学诞生的条件，也揭示了古希腊何以成为科学和哲学的发源地及古希腊人才辈出的道理。古希腊人正是具有这三个方面的条件，所以才能够在各个方面人才辈出。
古希腊人对智慧无比地崇尚，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记述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自然哲学家泰勒斯的一段故事：泰勒斯夜里专注于观察天空，不小心掉进了井里，这场景被一位女奴看见了，她笑泰勒斯光热衷于天上发生的事，却连脚底下的事情都没有看见。从这个故事可见泰勒斯观察天空时的专注。有关数学家欧几里德的一个小故事说明欧几里德很强调学习研究的非功利性。有一个青年向欧几里德学习几何学，刚学了一个命题，就问欧几里德学了几何学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德很不满地对仆人说：“给这个学生三个钱币，让他走。他居然想从几何学中捞到实利。”[3]
古希腊民主制的城邦为希腊人提供了自由。在古希腊大大小小的城邦数百个。各邦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外邦人可以自由出入各邦。其中雅典是民主制城邦的代表。在城邦内部，公民是能够真正享受到充分民主的。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能参与政事，发表政见或直接担当起国家重任。这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尽管其中带有相当程度的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成份并且排斥奴隶阶级的参与，但它毕竟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尝试行使民利的第一次伟大的实践。民主制的城邦无疑更有利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以雅典在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最为突出。古希腊最为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哲学家、科学家、戏剧家都是雅典人。
古希腊奴隶制为希腊人提供了闲暇。大量的奴隶从事体力劳动使得自由民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这一方面保证了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有大量的时间来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奴隶从事体力劳动使古希腊人轻视体力劳动。这也就造成古希腊人发达的思维技巧，但是在实验科学方面严重不足。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各方面的人才，怎样创造人才辈出的条件和环境，古希腊人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第一，从长期来看，要力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长期稳定。据研究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科学技术大发展大繁荣的先兆期，但随后都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而趋于消亡和失败。因此，必须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要大力发展经济，筑牢滋养人才辈出的物质基础。
第二，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管理层面，要鼓励和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思想的解放，是历史前进的先导。周秦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而在汉帝国的鼎盛时期，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对后世汉民族思想的禁锢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在中国学术界，要防止学术的官僚化，在法律的框架内，欢迎各种不同的声音。
第三，在科学研究的制度设计和管理设计过程中，尽一切可能，摒除功利主义色彩的影响。目前，在我国科技界，最广受诟病的话题是对科研人员的绩效管理。由于科学界公信力的丧失或缺乏，使得各级科研管理机构对指标性的学术评价高度依赖，由此形成了论文写作发表中的不良学术风气。因此，各级科研管理部门和决策机构，应深刻认识科学研究的规律，改进评估方法、减少评估频度并进而优化科研资源的分配。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苏格拉底开启了古希腊哲学以探寻自然到思索人本的重大转型。在苏格拉底看来，确立人之为人而不是自然应是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人所以不同于自然是因为人有灵魂，而灵魂的基本规定性是理性。这就决定了追求真理应成为人生的终极意义。一个人只有用理性对待自己、对待世界，才能够正确地行动并在正确的行动中不断发现真理、不断生成理性、不断确立灵魂，从而卓立于自然之外。古希腊思想大师柏拉图认为，灵魂作为人的本质是客观的，但又是潜在的。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能发现客观存在着的灵魂并将灵魂从潜在状态变成明确而现实的理念。因此，柏拉图反复强调人类最大的善行就是认识理念、塑造灵魂，否则人将沉沦于动物之中。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光大了前辈们的思想，更明确地指出，没有灵魂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人，灵魂是人的本质界定。而人要想获得灵魂就必须依靠知识，知识是人获得灵魂的唯一途径。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高度关注知识问题，最终完成了古希腊知识哲学的建造。从上可见，古希腊知识哲学重视理性、关注认识的动因之一就在于试图通过设立灵魂，拯救人类于自然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在当时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中更关心人类灵魂问题，虔信人类的苦难源于灵魂的失落，唯有拯救灵魂才能在苦难中救赎人类。但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不相信理性、认识、知识可以找回灵魂。在基督教哲学看来，灵魂的失落正是人类滥用理性而导致“原罪”的结果。灵魂的复归、人类的救赎只能依靠对上帝坚定信仰和对教规的严格遵守。正是在这其中，精神救赎变成了灵魂再生，哲学成为神学。
二、普遍立法与道德救赎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社会逐渐进入近代工业化时代。在康德之前，一方面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的工业化背景中，西方近代人本哲学集中体现为理性主义哲学。近性主义哲学恢复了古希腊哲学传统，重理性、重逻辑、重知识。但是，康德发现，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自然力量的增长、延伸，并未在本体意义上完善人性。相反，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性正日愈沦丧。同时，康德意识到传统宗教信仰由于不能给人类以实际的知识，无异于同义反复、自言自语，所以他断定传统宗教信仰也无法真正解决人性问题。而古希腊知识哲学和近性主义哲学所倚重的理性、认识、知识，只能在人的现象界中发挥作用，而在人的本体界中无效，同样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在康德看来，人性的修复只能通过道德救赎才能实现。
康德要求人们将在现实世界所遵奉的道德视为一种“普遍立法”，对人的行为起指令和监督作用。它与日常伦理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道德的“普遍立法”出自人性的内在力量，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显现，是真正的心声。而日常伦理则是外在的，是父母、教会、国家和公众舆论等权威意志投诸内心中的反应。真正的道德是自主的，依据自己对生命、社会、历史的理解、体验，而决不是履行某一权威的命令、承诺。这样，道德便成为个人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的表现，成为对属人的自由的召唤和实现，而不是自我本质的疏远与异化。在道德的普遍立法下，人避免了把自己的存在与本质依附到外在于自己的他物上去，成为他物的奴隶而失去自由。每个人通过道德把握到自己，从而也就意识到自己不再属于现象界无休止的因果联系的一部分，意识到自己属于理性世界或理想世界，洞达到自己正从感觉的现象中发现了本体的自我。世界不再是外我的、冷漠的、不可把握的物自体，而成为我的亲和的无机身体，成为确证我成为自由人的对象。
道德必定化为行为。只有行动才能最后实现人应做什么的真理，行动的依据决不是幸福而是义务。康德将这义务视为意志自律。意志自律是一切价值的宝库，它为人的行动规定了范围，并使人们的行动符合道德。义务的意志自律不存在假设，也不会造成按意志自律行动的人的压抑。相反，意志自律是实现自由的关键。每个人只有实行自己的义务，才能真正地成为自由人。而人们的自由所以能导致普遍的立法，正在于人们永远不奴役他人、无视他人的自律。在这里，对他人的义务指明了人性存在的可能性，对自己与他人的自由权利的尊敬与忠诚成为道德。尊重的对象不再是物化的功利和幻想的上帝，而是铭刻于心的责任品格。康德批判哲学中涌动着的这种道德救赎意识，在扬弃了古希腊、中世纪人本哲学灵魂救赎意识中朴素、迷信因素的同时，保留了它们的人道主义传统，并对克尔凯廓尔、海德格尔、萨特等当代哲学家的生存救赎意识产生了强烈影响，甚至深深地感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三、艺术活动与审美救赎
从一开始，这些发现便引起了争议。有些考古学家坚持认为，这件装置太过复杂，不可能出自这艘沉船，因为根据货物中的陶器判断，这艘船应当建造于公元前1世纪。至于这件物品的用途，有专家认为，它来自一个星盘，即一种测量天体高度的仪器；还有专家认为，它来自一架天象仪，即一种用来显示行星运行轨道的装置。双方意见大相径庭，安蒂基西拉装置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制作安蒂基西拉装置究竟作何用途呢？专家们经过两次认真地拆卸、清洗之后，发现它竟是一台真正的机器，由活动指针、复杂的刻度盘、旋转的齿轮和刻着文字的金属版组成。经复制，发现它有30多个小型齿轮，一种卷动传动装置和一只冠状齿轮，在一侧是一根指轴。指轴一转动，刻度盘便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速度随之转动。指针被青铜活动板保护起来，上面有长长的铭文供人阅读。考古学家瓦勒里奥斯・斯泰斯在1959年将这些碎片组合起来，它竟然是一个十分精密、复杂的齿轮装置，它有3个轴，40个齿轮，其中有一个主齿轮竟然有230个齿牙和9个大小有序的刻度。这些东西看上去做得十分地道，工艺水平很高，谁会相信在2000多年以前希腊人已经在使用精密的机械装置了？
耶鲁大学的德雷克・德・索拉・普赖斯教授对安蒂基西拉之谜产生了兴趣。在此后的20年里，他借助X光照相术，对这件物品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原来安蒂基西拉装置是一台计算太阳和月亮日历的计算机。主轮转动一圈等于一个太阳年，较小的齿轮则显示太阳和月亮以及最重要的恒星上升时的位置。这些齿轮都放置在一个木箱内，打开箱子的几扇小门，便可以看到里面的奇妙装置。
这个装置并非船长使用的航海工具。同那些雕像一样，它大概也是货物的一部分。
普赖斯教授的这一发现为某些引人入胜的文字线索提供了明显的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希腊科学家已在使用这类复杂的机械做天文实验。据记载，安蒂基西拉船舶沉没后仅过了几年，罗马律师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便写道，他的友人兼导师、哲学家波塞多尼奥斯已于“最近制作了一架地球仪，在转动的时候，它便能展示白天和黑夜时太阳、卫星和行星在天空中运行的情况，恰如它们真的出现在天空一样”。他还提到，此前伟大的阿基米德也设计了一个模型，能够“模拟天体的运动轨迹”。有人甚至认为，在那艘沉船中发现的那台机械就是阿基米德制作的。
苏格拉底开启了古希腊哲学以探寻到思索人本的重大转型。在苏格拉底看来，确立人之为人而不是自然应是哲学的根本性。人所以不同于自然是因为人有灵魂，而灵魂的基本规定性是理性。这就决定了追求真理应成为人生的终极意义。1个人只有用理性对待自己、对待世界，才能够正确地行动并在正确的行动中不断发现真理、不断生成理性、不断确立灵魂，从而卓立于自然之外。古希腊思想大师柏拉图认为，灵魂作为人的本质是客观的，但又是潜在的。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能发现客观存在着的灵魂并将灵魂从潜在状态变成明确而现实的理念。因此，柏拉图反复强调人类最大的善行就是认识理念、塑造灵魂，否则人将沉沦于动物之中。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光大了前辈们的思想，更明确地指出，没有灵魂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人，灵魂是人的本质界定。而人要想获得灵魂就必须依靠知识，知识是人获得灵魂的唯1途径。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高度关注知识问题，最终完成了古希腊知识哲学的建造。从上可见，古希腊知识哲学重视理性、关注认识的动因之1就在于试图通过设立灵魂，拯救人类于自然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在当时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中更关心人类灵魂问题，虔信人类的苦难源于灵魂的失落，唯有拯救灵魂才能在苦难中救赎人类。但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不相信理性、认识、知识可以找回灵魂。在基督教哲学看来，灵魂的失落正是人类滥用理性而导致“原罪”的结果。灵魂的复归、人类的救赎只能依靠对上帝坚定信仰和对教规的严格遵守。正是在这其中，精神救赎变成了灵魂再生，哲学成为神学。
2、普遍立法与道德救赎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逐渐进入近代化。在康德之前，1方面技术迅猛，另1方面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的工业化背景中，西方近代人本哲学集中体现为理性主义哲学。近性主义哲学恢复了古希腊哲学传统，重理性、重逻辑、重知识。但是，康德发现，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自然力量的增长、延伸，并未在本体意义上完善人性。相反，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性正日愈沦丧。同时，康德意识到传统由于不能给人类以实际的知识，无异于同义反复、自言自语，所以他断定传统也无法真正解决人性问题。而古希腊知识哲学和近性主义哲学所倚重的理性、认识、知识，只能在人的现象界中发挥作用，而在人的本体界中无效，同样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在康德看来，人性的修复只能通过道德救赎才能实现。
康德要求人们将在现实世界所遵奉的道德视为1种“普遍立法”，对人的行为起指令和监督作用。它与日常伦理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道德的“普遍立法”出自人性的内在力量，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显现，是真正的心声。而日常伦理则是外在的，是父母、教会、国家和公众舆论等权威意志投诸内心中的反应。真正的道德是自主的，依据自己对生命、社会、的理解、体验，而决不是履行某1权威的命令、承诺。这样，道德便成为个人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的表现，成为对属人的自由的召唤和实现，而不是自我本质的疏远与异化。在道德的普遍立法下，人避免了把自己的存在与本质依附到外在于自己的他物上去，成为他物的奴隶而失去自由。每个人通过道德把握到自己，从而也就意识到自己不再属于现象界无休止的因果联系的1部分，意识到自己属于理性世界或理想世界，洞达到自己正从感觉的现象中发现了本体的自我。世界不再是外我的、冷漠的、不可把握的物自体，而成为我的亲和的无机身体，成为确证我成为自由人的对象。
道德必定化为行为。只有行动才能最后实现人应做什么的真理，行动的依据决不是幸福而是义务。康德将这义务视为意志自律。意志自律是1切价值的宝库，它为人的行动规定了范围，并使人们的行动符合道德。义务的意志自律不存在假设，也不会造成按意志自律行动的人的压抑。相反，意志自律是实现自由的关键。每个人只有实行自己的义务，才能真正地成为自由人。而人们的自由所以能导致普遍的立法，正在于人们永远不奴役他人、无视他人的自律。在这里，对他人的义务指明了人性存在的可能性，对自己与他人的自由权利的尊敬与忠诚成为道德。尊重的对象不再是物化的功利和幻想的上帝，而是铭刻于心的责任品格。康德批判哲学中涌动着的这种道德救赎意识，在扬弃了古希腊、中世纪人本哲学灵魂救赎意识中朴素、迷信因素的同时，保留了它们的人道主义传统，并对克尔凯廓尔、海德格尔、萨特等当代哲学家的生存救赎意识产生了强烈，甚至深深地感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False$
3、活动与审美救赎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两种层面的生产，也就是自我层面的生产和他人层面的生产。而地理环境对于自我层面的生产（食物与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地理环境获取必需的食物，是千百年来种族繁衍生息和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地理环境概述
（一）古希腊
古希腊的地理方位大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位于东地中海，自西向东经过巴尔干半岛、爱琴海以及小亚细亚半岛；自南向北经过北非，埃及的东南角，克里特岛（塞浦路芝）、爱琴海、两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海峡等。古希腊就是在这样的海与山、诸岛中处于欧亚非三洲和北非、南欧、西亚、东欧四大地区的地理咽喉中，使得海岸线十分曲折，毗邻岛屿众多，星罗棋布，靠近埃及、乌克兰两大粮场。其中，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是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而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造成夏季干燥少雨，但气温不高；冬季低温多雨，这种不协调的气候配合，对粮食的生产十分不利，但有利于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生长。这种独特的海洋地理环境对古希腊人的生产生活有及其重要的影响。
（二）古代中国
中国地理方位地处世界上最大的大洋D太平洋的西部，背靠最大的大陆D欧亚大陆的东部，内部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增高。西部以山地为主，东部以平原和丘陵为主。东面和南面临海，北方的草原，西北横贯漫漫沙漠，加之又有高大的天山山脉的阻隔，而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达四五千米，又有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两条大河D长江和黄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而由于疆土面积广阔，地跨热带、亚热带、温带区，有着多种的气候类型，雨量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大部分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土地又十分肥沃，十分有利于粮食作物的生产。这种独特的华夏大河文明对古代中国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地理环境发展模式
（一）地理环境决定政治体制的形成
古希腊由于山海交错，毗邻岛屿形成的天然屏障造成了地理上的分隔，在历史发展和演进过程中，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史上却从未形成统一的大帝国，有的只是小国寡民的城邦。究其原因，无不跟岛屿众多，海上交通便利，星罗棋布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这种环境下的政治体制中，古希腊政权组织形式是公民大会，在公民大会中，城邦中的成年男子（不包括奴隶）属于政权中的公民团体，其特点是以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代替一人的权力。在希腊政治中，无论是提高公民大会的地位，还是实施放逐法，以及政治中严密而复杂的政治运行程序等措施，都说明政体在本质上排斥个人权力。[1]虽然以财产的多寡来划分贵族和平民的地位，但经过一系列改革之后，以血缘关系为主的贵族逐渐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对于城邦中的社会责任感。古代中国的华夏大河文明有着广袤的疆域，内部平原广阔，其他三面交通极为不便利，形成了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整体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开创统一的政体的形成。黄河中下游渐渐成为了文明的汇合处，以宗族为单位从氏族发展到国家。[2]早期国家形成以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家长的绝对权力演变为君主的专制权力，公社内部的各级家长演变为国家的各个机构。以最早的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机构为例，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家庭关系的国家化，由于这一原因，古代中国的早期国家形成以后就走上了君主专制的道路，既没有出现向古希腊国家那样的城邦制度，也没有出现像罗马那样的共和制度政体。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具有职高无上的权力，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政治结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构成了西周时期专制国家的重要支柱。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分封制和宗法制可谓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典范。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制度，一方面保证了天子诸侯的诸子中，由嫡长子继承王位或君位，其余的庶子另立宗族，始终形成家天下的君主专制权力。另一方面，公子的嫡长子继承父亲的权力，为宗族的大宗，其余的为小宗，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度，规定了统治阶级内部各个等级的权力和义务。通过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姓氏、共同的宗庙，使从姓氏遗留下来的家族制度成为相对稳定的国家“家天下”基石。“众建亲戚，以藩屏周”把自己的同姓兄弟以及有姻亲或有军功的功臣分封到各地，代王室管理这些地区。这些封国有自己的封号和军队，之后要世代服从王室的统治，负有向王室进贡和出兵打仗、保卫王室的义务。从整体的地理环境中，更易于专制的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秦始皇建立起真正的统一大帝国后，封建专制延续了2000多年，由此可见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以“家天下”为主的专制制度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地理环境决定生产方式发展的模式
古希腊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海岸线曲折，毗邻岛屿众多的优势，又因为人们的生活空间相对狭小，可以利用海洋漕运之便，人员的交流和流动更加方便，而内部的活动空间较小，回旋的余地相当的有限，加上这里的气候条件十分不利于生活必需品D粮食的生长，又靠近埃及、乌克兰两大粮场，这是使得古希腊人不得不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向外去开拓的最初动机。古希腊的海洋文明从这种为了生存而冒险，用本地区十分富饶的橄榄、葡萄、陶器品去换取生存必需的粮食，从这里可以看出古希腊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而是以工商业贸易为主的商业发展模式，而后随着当满足了变成欲望时，商业航海贸易经济活动就自然而然的在古希腊生根发芽。山海一体的古希腊由此成为经济中心，当航海贸易活动变得十分频繁，从资本变成资本后，全面性的商品经济就越来越发展了，交换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海洋发展的商业经济模式也就形成了。中国素来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从新时代起，一直到夏商周时期，统治者都是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以黄河中下游平原孕育了农业的发展，以粮食为主的生活必需品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究其原因，地理环境、气候占据了很大的一方面。封闭的地理环境，一面靠海，三面环山环草原，内部空间开阔，又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季风气候等有利的条件造成了以农业发展的天然优势条件，使得古代中国不可能产生发达的海上交通和贸易，也就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据考证，古代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超过了六千万人口，而当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主要是天灾、战争，抵御能力差）耕地面积却远远不足，统治者为了保护农业必需的生存资料，往往“崇本抑末”，即使在商业发达的唐代，统治者也限制商业对农业的“侵蚀”。农牧的长期对抗，虽有北方时有少数民族的骚扰，但毕竟地域广阔，有着余地可退。所以，在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虽然社会分工及其落后，缺少像古希腊商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农业始终是主要的生产部门。虽然也有畜牧业和小作坊的手工业，却只是作为辅的生产部门而存在。定居农业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发展的水平。整体的地理环境中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和手工业为辅，是很长时期内人们生活的主要方式。
（三）地理环境决定文化文明发展的方向
古希腊支离破碎、多半岛和峡湾的地理环境十分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在海洋环境中注重个人英雄冒险主义，向外扩展的野心以及殖民贸易活动在逐渐发展起来，经过长时期的贸易建立起雄厚的海洋争夺权的力量。在独特的海洋环境中这一宽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形成平等自由的观念，这种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与地理环境下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模式不无关系。公元前五世纪至前四世纪，正是奴隶制雅典城邦发展和兴旺发达的时代，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视使得古希腊人的思想异常开放活跃，强调人的价值，由此出现了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人发展的个性充分得到实现，也为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首先是人多地少，迫使古希腊人向外扩展，重视商业的发展也随之而来，商业繁盛，贸易发展，由于古希腊缺少必需的食物，贸易中就要讲究交换，而早期形成的民主与公平也在贸易中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环境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独特的地貌也造就了雕塑文明的发展，在这种石质地貌为主的环境下，古希腊的神话文化以雕塑为载体就体现在形形的雕塑、建筑上面。由此可以看出古希腊的文明发展在地理环境下的作用下显得十分的重要。古代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而没有中断的文明，究其原因，相对封闭且无法逾越的开阔地理环境，雨热同期的气候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完全自给自足，使中国没有向外扩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安分守己的思想性格。中国的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酝酿成长，虽偶尔有外来文化的传入，但也无法撼动以农业安身立命的传统观念。另外一点，由于季风气候和地势的影响，加之自然灾害的丰收不一，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农业发展有向“南方蛮夷”之地南进的趋势，也带去了文化的南迁。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必须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离开了土地就难以存活，养成了安土重迁，对土地的依赖。但在整体的环境中，错落有致，又形成了复杂的地理环境，高原、平原、草原、山地、沿江沿河沿海等不同的地域类型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思想观念。但是在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下，农耕文明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以土地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带有明显的实用性特征，没有形成古希腊自由环境下的“天马形空”的抽象思维。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文明发展为主的社会，并由此产生了区别于古希腊商业社会的基本特征。
三、结束语
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不仅为我们了解古代文明提供了珍贵的实例，也为当今文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虽然全球日益联成一个整体的大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区域的限制虽有减弱，但局部区域内的小地理环境的差别还是千差万别，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发展模式和文明的发展，都有着各自独特的特色。在强调地理环境发展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地理环境所带来的作用，特别是当今环境局势严峻的情况下，要做到发展和保护的统筹兼顾，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为建设更加丰富多彩的区域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赵艳.古代中国与希腊的地理环境差异浅析[J].哲学史学研究.2008.（12）
中世纪――直指欧洲公元5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历史，现在我们客观、平静地审视这被称为科技、文化的“黑夜”时期时必须承认这时期的科技、文化在史上确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古希腊―罗马传统、犹太―基督教传统和日耳曼传统在此时互相影响、融合，孕育出了新的、为西方大众所认同的基督教封建文化。“西方文明”的根源上溯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其雏形在中世纪晚期才真正形成。联系到中世纪在整个人类科技史上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中世纪科学作为近代科学产生背景绝不是完全的虚无，而是有着思想史的进展。科学史家丹皮尔也说：“在科学历史学家眼中，中世纪是现代的摇篮。”［1］“要明了中世纪的欧洲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不能有有所进步的原因，我们必须探讨中世纪思想的发展。”［2］这期间，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及二者之间的拼杀――对欧洲科技、文化的影响无与伦比。
一、基督教会对欧洲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影响
整个中世纪的欧洲深深地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在4世纪末5世纪初，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教会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是一种有着完善组织的机构，基督教义在罗马帝国后期已基本确定，进入中世纪后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主宰着欧洲社会。
基督教哲学思想传承了希腊哲学中的唯心、神秘主义倾向的形而上学，关注重点在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不是研究现实的世界和人。这应该是中世纪科学无法得到很好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中世纪之初期，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作为重要的科学的希腊史料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基督教把科学看作异端而怀疑其可靠性，当时流传的思想是：“超过圣经的可能，超过理解圣经所要求的，而过于深究自然界的秘密不适于基督徒的精神幸福。”［3］这是欧洲的不幸。
（一）罗马本土基督教对欧洲及其科技的贡献
古代文明被毁之后，是基督教实际担负起在欧洲“从头做起”的文化重建任务。没有基督教及其教会，中世纪的欧洲就很可能是一盘散沙，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纷乱的欧洲有了一种无形的凝聚力。
欧洲，尤其西欧逐步趋同发展、形成文化上的同一性，主要得益于基督教的影响。在规范人的思维、思想、伦理、道德方面，基督教思想是当时无可替代的权威。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所灭标志着中世纪的开始。“文化较高的被征服民族成为征服者精神上的征服者。”［4］基督教作为唯一认识希腊、罗马文明的机构成了这时的唯一学术权威，经过其熏陶，日耳曼人在道德伦理上与基督教教义逐渐融为一体。
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义的融合对科技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公元8―9世纪，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建立了加洛林帝国。查理曼崇尚罗马艺术，想在文化上恢复罗马的传统，召集了大批学者整理古籍、进行创作，形成了以宫庭为中心的复兴古典文化的加洛林文艺复兴，这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学校课程定为初等三科（文法、修辞与辩论）及高等四科（音乐、算术、几何学与天文学），后来又加上哲学，这一切被认为是研究神学的准备，但从内容看，它融合了罗马帝国观念、希腊－罗马理性遗产、基督教彼岸思想以及日耳曼民族习俗，为封建制的形成、基督教统治地位的确立、欧洲中世纪特有的经济、文化形态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为中世纪中期的文化繁荣、后期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会对欧洲及其科技的贡献
拜占庭帝国在保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其国教也是基督教，但势力没有超过世俗政权，思想和文化上仍留有自由空间，许多古希腊原稿被完整的保留下来。虽然这点星星之火此时并没能形成燎原之势，但它为文艺复兴留下了不灭的火种。拜占廷帝国处在东方伊斯兰教和西方基督教之间，充分吸收了两种文化；后，西欧开始接触拜占廷和阿拉伯文化，内容包括哲学、天文、医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大量东方文化被西方吸收，极大推动了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复兴与发展。6世纪初，数学家欧托西乌斯为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乌斯的著作写了注释以及其后拜占庭学者对阿基米德著作的积极搜集，使得这些数学知识得以保存下来最后传到西欧。
（三）基督教的科技文化贡献
1、基督教会有意无意保留了古典文化，收集、保存古典文明的珍贵手稿，由此教会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的传播者。不同于流行思想的观点自发地出现了，即“作为一个天地创造者的信徒，有义务去认识创造者亲手创造的作品，在解释圣经，尤其是解释《创世纪》中有关创世的内容时，立即产生了属于科学性质的问题。”［5］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同的教父学作者认为，肯定不能把自然科学看成一种从根本上要摒弃的东西。”［6］即使这些教父学作者认为圣经的权威远远超越人类精神的一切能力、科学要永远隶属于圣经的权威，给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但是它毕竟肯定了科学的存在，也为其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2、通过对文化的传播、交融，基督教还推动了人类各种学术活动的发展，被视为哲学主要组成部分的经院哲学就是基督教教会开启创立起来的。经院哲学“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断言上帝和宇宙是人的心灵所能把握，甚至部分理解的。这样它就为科学铺平了道路，因为科学必须假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7］这为近现代科学的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3、罗马的世俗教育机构随着帝国的灭亡而荡然无存，基督教开始创办起了学校，中世纪早期所有的学校都是教会和修道院创办的。城市商业发达的意大利的萨勒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是最早的世俗大学。1170年，法国巴黎大学成立，并很快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13世纪以后，牛津、剑桥等大学先后建立。大学完全自治，学生要学习从古典希腊―罗马的世俗教育继承下来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还有自然科学知识、古典知识、伊斯兰文化）。另外还有更高一级的研究学院。中世纪的大学无疑是人类教育史上的创举，它担任起了传播知识、研究学术、培养人才的重任并很快成为与僧侣政治和行政权力、教权和王权（后期为教会和国家）并列的第三种力量。大学――近代科学的组织结构基础，“成为历史上科学和知识走向组织规范化的一个转折点，”［8］西方在世界科学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才得以确定。
二、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对欧洲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影响
以上基督教及教会对于希腊思想的保存和传播、对中世纪科技文化的影响都无法和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相比。地跨亚、非、欧的封建军事阿拉伯帝国经济繁盛，国际贸易发达，中国的丝绸、印度的香料、非洲的象牙、黄金都经阿拉伯商人运销各地，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陆海商道。
（一） 保存并传播古代文化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许多希腊罗马古典作品毁坏流失，有一部分通过东罗马流传到了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的学者认真研究，把许多古代作品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托勒密的著作译成阿拉伯文。西欧在封建社会初期文化十分落后，后来是通过阿拉伯文译本才又重新认识这些学术成就的。阿拉伯人足迹遍于亚、非、欧三大洲，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媒介。他们吸收了印度十数字的记数法，把它介绍到欧洲，推动了欧洲数学的发展，“阿拉伯数字”的名称由此产生。
（二）富有阿拉伯特点的科技创造
在阿拉伯人的科技创造中首先要提到的是化学中的炼金术，近代化学的先驱贾比尔提出所有金属都是由两大组分硫和汞按一定比例化合而成，其重要意义在于炼金术的化学实验中引入了定量分析的方法；著名医生阿尔拉兹提出的汞、硫、盐三组分理论一直流行到17世纪波义尔的《怀疑的化学家》出版为止；英文中碱 ( alkali )、酒精 ( alcohol )、糖 ( sugar )均来自阿拉伯文；在物理方面阿尔哈曾在所著的《论视觉》7卷中提出人的眼睛并不发射光线，所有的光线来自太阳，人的眼睛是一个光线接受器，并认识到透镜的成像原理及折射和反射现象，他的《论月光》则研究了月亮反射太阳光问题；医学方面伊本.西那的名著《医典》记载大量临床实例以及血液循环理论；阿拉伯人将数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模）研究托勒密体系，并著有《地球形状》对地球的大小进行了估计；闻名于史的阿拉伯著作《复原和化简的科学》对近代西方数学影响极大。
（三）促进东西方科技文化的传播、交融
伊斯兰兴起之时，正是中国唐朝时期。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用《古兰经》鼓励他的门徒：“为了追求知识，虽远在中国，也应该去。”反映了阿拉伯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相对于欧洲的中世纪，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古代科学技术高度独立发展的文明时期，大量领先于世界的的科技发现发明通过阿拉伯传入到中世纪的西欧，并对其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伊斯兰的阿拉伯保存并翻译了大量古希腊的科技典籍、做出了富有阿拉伯特点的科技创造、成为东西方科学文化传播的纽带，其历史意义深远。
三、对欧洲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影响
11世纪末出现的是西欧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战争本质上是西欧封建主掠夺近东地区的战争，但却是在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即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一次大拼杀。1096―1291年间发生了八次十字军东侵战争。在当时，西欧社会基督化过程已经完成，拓展基督教世界的疆域，开拓新的世界是一种生命追求，基督教把整个欧洲都调动起来了。这是一场残酷的血腥战争，它开创了欧洲历史上对不同信仰的人进行公开、大规模杀戮的时代。对西方科技文化的影响：
（一）打通了东、西方之间自中世纪以来的长期隔绝状态
1、在这之前，西方的基督教社会和东方的伊斯兰社会基本隔绝，这之后，东西方贸易大规模开展，预示着欧洲新发展时期的到来。
2、向基督教世界展示了一个更为广阔和多彩的世界。欧洲人猛然发现了两种不同于己的文明存在―拜占廷文明、伊斯兰文明，眼界大开，思想受到冲击，固有的世界观开始发生变化，社会生活也有了更多彩的内容，为科技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开创了向外拓展和冒险的精神，是西欧从封闭到开放的转折、从僵滞到活跃的开始
1、从此，西方开始奉行积极主动的“走出去”的外交政策，再也没有关闭过。在某种意义上，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征服活动（希特勒），是十字军开创的这一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欧洲人绘制出第一幅比较精确的地图、直至远东的旅行均始于此时期
2、它使欧洲人重新发现了亚洲。亚洲的物产被介绍到欧洲，新的技术和科学传入欧洲。十字军运动后，从中国传入欧洲的四大发明在14世纪前后得到广泛应用。不断爆发的战争使火枪、火炮先后被发明制造出来，火炮在1330年是最厉害的武器，其使用为西方殖民者提供了扩张手段，配备火炮的欧洲战船成为世界各大水域的主宰；罗盘针对海外殖民地的开辟做出了巨大贡献；造纸、印刷术极大的推动了教育普及和语言规范。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文化进入欧洲，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进程。
（三）虽以的名义和影响发动，结果却使社会朝着背离宗教思想的方向发展
欧洲人由对宗教的迷信、盲从转向怀疑，开始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它，欧洲异端思想纷起，对中世纪的人们走出“信仰时代”进入“文艺复兴”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中世纪后期的科技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