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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趋势在不断加快，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之间的互动性也在逐渐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内外均衡矛盾。就内部失衡而言，一方面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存在结构性的局部过热；就外部经济失衡而言，主要表现为持续扩大的“双顺差”。应该说，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回归均衡发展乃是当今中国经济非均衡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为此，有必要正确认识并深入理解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一般规律，这对于进一步探讨我国内外部均衡状况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寻找协调内外失衡的方法和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涵义
（一）内部均衡
内部均衡是指一国国内经济运行所达到的理想状况，因此其本身包含着价值判断。对内部均衡与否的判断标准与人们对经济运行的理解有密切的联系。随着人们对经济运行看法的改变，对内部均衡的界定和理解也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最早提出内部均衡这一概念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米德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一国经济划分为生产贸易品的贸易部门与生产非贸易品的非贸易部门，那么，内部均衡是指对国内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足以保证非通货膨胀下的充分就业，即非贸易品市场处于供求均衡状态。或者简单地说，内部均衡是指国内经济处于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菲利普斯曲线的出现，由于菲利普斯曲线给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各种不同的组合，那么内部均衡概念就进一步解释为菲利普斯曲线上的某一个最优点，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的最优组合点。6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Phelps）与米而顿·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自然失业率假说背景下的内部均衡就是指国内的失业率水平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的状况。一般将封闭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归为内部均衡目标。
（二）外部均衡
由于没有类似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等具有社会福利意义的参考指标来衡量，外部均衡比内部均衡更难定义。许多国内外学者（最早是米德）和宏观决策者将国际收支平衡当作外部均衡的目标，但实际上，国际收支平衡不一定意味着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和外部均衡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国际收支平衡是指在某一段时期内，一国对外货币收支的正好相抵，不存在差额。国际收支平衡是一静态概念，它是动态性质的外部均衡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外部均衡应该是一个国家理想的国际收支平衡或理想的国际收支状态，它不但表现为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最佳规模状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而且表现为内部均衡基础上或以较小的调节成本为代价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部均衡或国际收支均衡总目标又被分解成若干子目标，于是，经常帐户差额、贸易帐户差额、外汇储备帐户差额以及资本与金融帐户差额等均被列入外部均衡目标的范畴，所以，外部均衡可以理解为与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不是短期的各项目收支平衡的概念，而是长期的、动态的各项目收支差额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内外均衡的性质
一般均衡。从以上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含义中我们可以理解，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概念，而是一个与一国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就业状况、资本流动、货币汇率、国际储备等宏观经济变量有密切关系的综合性的经济概念。因此，内外部均衡不应是局部的均衡，而应是一般均衡，亦即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相互影响和作用下的共同均衡，内部均衡是基础，外部均衡反作用于内部均衡。
长期均衡。内外部均衡不应只是一年两年的短期均衡，而应是一个较长时期(中长期)的均衡，而且短期的内外失衡也并不一定影响一国中长期的内外均衡。影响一国经济短期内外失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我们只有分析较长时期起作用的因素才能准确的判断宏观经济是否实现了内外部经济的均衡。
动态均衡。内外部经济均衡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应属于动态均衡的范畴。静态均衡是某一时点的存量均衡，而动态均衡则是一定时期内流量的均衡，即宏观经济各个经济变量合理运动、在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运动中达到和谐一致。
总量均衡。内外均衡的目标往往体现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理想的国际收支状态目标，因此，内外均衡首先表现为总量均衡，即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以及国际收支的平衡结构。并且，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总量关系上，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
结构均衡。内外均衡除了表现为总量均衡外，也要表现为结构上的协调。如果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即使在总量上达到平衡，但存在供求的结构性差异，那么国内经济就会出现一方面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门出现投资过热的局面。同时，国内供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从而使外部经济亦出现失衡。
优化均衡。尤为重要的是，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应当是一种优化的均衡。事实上，内外部均衡的实现存在着究竟是高水平均衡还是低水平均衡的问题，只有在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下的内外部共同均衡，才是高水平的、理想的、最优的经济均衡。
刃锋均衡。在动态的环境中，宏观经济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内外失衡乃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而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便是一种刀刃情况。也就是说，优化的内外均衡其实只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而已，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它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现实中的内外经济运行状态就是围绕着这个目标上下波动。
内外均衡的“神秘四角”间的关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是宏观经济四大目标的具体化和形式化，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这三个内部均衡目标与国际收支平衡这一外部均衡目标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以上四个目标合标“神秘四角”），由于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再加上我国目前还缺乏能够真实反映充分就业水平的失业率指标，所以我们主要分析经济增长、价格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内部均衡决定外部均衡，而外部非均衡也会反作用于内部均衡，即一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和物价的稳定状况，会对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帐户余额起到决定作用，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的较大盈余或赤字，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外均衡之间关系的最终表现，正是上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共同结果，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内部均衡状况对外部均衡状况作用程度更大，而如果条件发生变化，外部均衡状况对内部均衡状况的反作用力很可能被加强，所以现实经济中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一）假设经济体系的初始运行状态：供求平衡
根据吸收论（AbsorptionApproach），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收支与国民收入和国民支出的关系可通过以下关系式联系起来：国民收入（Y）＝消费（C）＋投资（I）＋［出口（X）－进口（M）］，移项得：X－M＝Y－（C＋I），其中将贸易收支差额（X－M）用B表示，简称为经常项目差额，将（C＋I）用A表示，称为国内总支出，即国民收入中被国内吸收的部分，由此，国际收支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实际上就可由国民收入（Y）与国内吸收（A）之间的差额来表示，即B＝Y－A。当国民收入大于总吸收时，经常项目为顺差；当国民收入小于总吸收时，经常项目为逆差；当国民收入等于总吸收时，经常项目平衡。并假定一经济体系初始状态为内外均衡，即B=Y-A=0。
从内部经济决定外部经济的角度看，国际收支盈余往往是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的外在表现。当国内经济出现高速增长时，国内需求旺盛，如若超出本国的供给能力，则需要增加进口来弥补供求缺口，此时,即导致经常项目顺差缩小甚至出现逆差，同时也会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来发展本国生产，提高供给能力，因而资本项目会出现顺差；相反，当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国内需求不振，于是进口减少，出口增加，此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缩小或出现顺差，而资本项目则会出现逆差。当国内价格水平较平稳或较低时，外贸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同时外资大量流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会出现双顺差；相反，当国内价格水平较高即出现通货膨胀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能会出现双逆差。从外部经济对内部经济的影响或反作用看，一般而言，在不考虑其它因素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顺差会增加有效需求，在国内供给不变的条件下，会导致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提高了国内产品市场的价格水平，从而提高厂商的利润率，促进了国内的生产和投资，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反之，国际收支逆差会增加国内市场的有效供给，在国内需求不变时，会导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降低国内的价格水平，尤其是降低产品市场的价格水平，从而会降低厂商的利润率，进而抑制国内的生产和投资，严重时会促使经济衰退。
（二）假定经济体系的初始运行状态：存在供给约束
一般而言，对于“供给约束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假设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全部开放，并实行浮动汇率制），内部均衡对外部均衡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经济增长速度与经常项目余额之间的关系一般具有负相关性，即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常项目顺差减少或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经常项目逆差减少或出现顺差；而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本项目余额之间往往是正相关，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本项目逆差减少或出现顺差，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资本项目顺差减少或出现逆差；国内价格水平与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之间则常常表现为负相关性，即国内价格水平稳定或较低时，经常项目、资本项目逆差减少或出现双顺差，国内价格水平较高即存在通货膨胀时，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则顺差减少或出现双逆差。
（三）假定经济体系的初始运行状态：存在需求约束
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当一国经济存在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资源和过剩的供给能力时，总产出水平就取决于有效需求。如果国内需求相对不足，就可以通过扩大出口或外贸顺差来利用本国过剩的生产资源，从而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并且会产生一个正的乘数效应，大大促进经济增长，而逆差则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一个负的乘数效应，导致经济衰退。所以，对于“需求约束型”且“外向程度高”的国家而言（假设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全部开放，并实行浮动汇率制），外部均衡状况对内部均衡状况具有较强的反作用力，国际收支变化在先，国内经济运行变化在后，经济增长速度、国内价格水平与国际收支余额之间一般具有正相关关系，即国际收支顺差，将增加总需求，会加快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带来国内价格水平的上涨；而国际收支逆差，却会阻碍国内经济增长，并促使国内价格水平下降。
“三只靴子落地论”最为核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早几年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不可持续，因此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向下调整不仅是整个领导层的共识，也是当前国内经济的常态。市场根本就不用认为经济增长没有达到多少速度，就有多少压力。二是未来国内经济增长下行的底部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现？出口及投资已经给出明确的答案，不确定的因素主要在于房地产市场，即房地产靴子在什么时候落下。也就是说，当前正在进行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有多久，其深度又在哪里？刘世锦给的答案是在两年内，但调整的深度则没有答案。
其实，刘世锦“房地产靴子落地”的比喻，给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一个清楚明确的信号，刘世锦作为国家最高层的经济顾问，这些话不仅是讲给市场听的，也是讲给听的。首先，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调整，是当前市场发展的一种趋势，是市场力量使然的客观存在，而不是政府对房地产政策的结果。因此，中央政府只会顺应其趋势，而不会由于这种周期性调整再出台政策干预。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对这种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人为干扰，中央政府知道这种人为干扰实际上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的人为干扰之所以得到中央政府的默许，这就是关键所在。
要素贡献度＝要素增量／GDP增量×100％；
要素贡献率＝要素贡献度×GDP增长率。
基于传统方法，张雪松在《三大需求要素对我国GDP的贡献》一文（载《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下称张文）中，实证研究了我国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三大需求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由此得出结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终消费需求对我国GDP的平均贡献度是60．09％，平均贡献率是6．4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我国GDP的平均贡献度是37．10％，平均贡献率为4．46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我国GDP的平均贡献度是2．82％，平均贡献率是0．12个百分点。由于受方法本身的约束，张文的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解释某些经济现象，如贸易顺差与GDP增长之间成“负相关”关系、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往往与国民经济增长成反向运动趋势等现象。
传统方法在分析三大需求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主要是利用静态研究的方法，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没有反映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动态作用。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净出口＝出口－进口，隐含的经济意义是出口和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完全相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进口对经济增长完全起阻碍作用。二是净出口没有反映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差异，不能反映进口和出口各自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三是净出口简单化了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反映进口和出口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践告诉我们，有些进口品对一年、两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推动作用。可以说，仅仅利用净出口解释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传统方法的主要缺陷。
张文测算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0．12个百分点，贡献度2．82 ％，如果单纯从数字分析，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我国对外依存度由1981年的15％上升到2002年的49％，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果进口品属于国内需抑制需求的消费品，则这类进口会对国内需求产生挤出效应，阻碍国内经济增长；但是，如果进口品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投资品，则这种进口会带来国外技术的外部性，其技术的扩散效应和溢出对国内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推动作用。显然，单纯利用净出口来解释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够充分，方法本身也不科学，有必要加以改进。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较好办法是用进口、出口两个经济变量分别讨论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而不是简单地利用净出口分析国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张文关于三大需求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很好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对我国如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应予充分肯定。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定量分析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之后，关于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进行了定性分析，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为此，这里提出一种分析三大需求要素对我国GDP贡献的新方法。
二、一种新的评价方法
我们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首先测算需求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然后按贡献率与GDP增长率的比率计算该要素贡献度。其中，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减去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然后再加上进口对经济增长滞后推动作用的贡献率。与传统方法相比，新方法考虑了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滞后作用。
按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终消费（cons）＋固定资产投资总额（inv）＋货物和服务出口（exp）－货物和服务进口（imp），对此恒等式一阶差分并对差分方程进行系列变换，并由此建立相应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VGDPt ＝α1・Vconst ＋α2・Vinvt ＋α3・Vexpt ＋α4・Vimpt ＋εt
…………………………（1）
其中：VGDPt 、Vconst 、Vinvt 、Vexpt 和Vimpt 分别表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终消费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速度、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速度、货物和服务进口增长速度，αi（i＝1、2、3、4）为相应的系数， εt 是随机误差项。
由于统计资料没有完整的各年度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进口的可比价格数据，我们采取如下的处理方法：利用净出口和进出口总值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推算进口值和出口值；当年价格下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进口占当年GDP的比重与可比价格下的比重分别相等，这种方法相当于对这4个经济变量都采用GDP缩减指数进行折算；在此基础上计算经济增长速度和4个变量的增长速度，如附表所示。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我国1983年至2002年经济增长关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进出口需求增长速度模型如下：
VGDPt ＝0．730Vconst ＋0．234Vinvt ＋0．093Vexpt －0．059Vimpt
…………………………（2）
t统计量14．873 6．477 5．989 －3．560
R2＝0．909DW＝2．035 F＝53．387
变量及模型通过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检验。为论述简捷起见，在以后的篇幅中，不再罗列模型通过各种检验的过程和结果。
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进口对经济增长有滞后推动作用，可以考虑将进口增长速度的滞后变量引入模型。经系列计量经济学方法处理，建立模型如下：
VGDPt ＝0．709Vconst ＋0．216Vinvt ＋0．078Vexpt －0．045Vimpt
＋0．018Vimpt（－2）
…………………………（3）
其中，变量Vimpt（－2） 表示前两年的进口增长速度。
模型（3）中5个变量系数的经济含义分别是：国内消费增长1％，带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709个百分点；投资增长1％，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216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1％，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078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进口增长1％，引起当年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0．045个百分点；两年前进口增长1％，带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018个百分点。
模型（3）优于模型（2），其原因在于模型（3）是一个动态模型，较好地解释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动态作用：20年来，就平均水平而言，当年进口对经济增长起负作用，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滞后两年，模型（3）比模型（2）更富有经济意义。
当数据选自1988年至2002年时，变量Vimpt 没有通过t检验，相应的增长速度模型如下：
VGDPt ＝0．677Vconst ＋0．195Vinvt ＋0．050Vexpt ＋0．037Vimpt（－2）
…………………………（4）
利用有关数据对模型（4）进行测算，结论如下：1988年至2002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90个百分点，贡献度62．8％；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92个百分点，贡献度为20．4％；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93个百分点，贡献度为9．8％；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滞后作用平均两年，其贡献率为0．65个百分点，贡献度为7．0％；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58个百分点，贡献度为16．8％。
现根据以上模型及有关数据分不同时段测算三大需求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和贡献度，并与张文进行比较。为方便起见，分别以A 、B、C、D代表，结果如下：
传统算法与新的方法比较如下：
1990年和200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分别为281．7和792．4。经计算，这12年的GDP平均增长速度为9．0％，而不是张文中的11．0％。另一方面，按可比价格计算，1990至2001年各年的GDP增长速度只有三年超过了11％，而且还比较靠前。GDP平均增长速度由各年度GDP增长速度乘以相应的权重，而权重直接由当年经济总量决定，因此这三年的权重都小于平均数。因为这个原因，两种方法所测算的贡献率没有可比性，但基本不影响贡献度的比较。
情形C与D （张文的结果）研究的时间跨度大致相同，两种测算方法关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基本相同：张文为60．09％，本文为61．35％ ，相差不大；但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相差较大：张文中测算的净出口对我国GDP的平均贡献度是2．82％，本文测算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7．27％，相差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张文把进口和出口看成完全相反作用的两个变量、没有考虑进口对经济的滞后推动作用；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差异是因为随着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差异而相伴产生，按传统方法，张文扩大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A与D是等价的。这是因为情形A是模型（2）的结果，它是在传统方法上对相同的方程经过一系列恒等变换和使用相同数据回归所得，但模型（2）仅仅是新方法的模型之一，是一种静态模型，不优于动态模型（3）。
新方法以模型（3）为主要标志，其创新之处在于考虑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推动作用，细化了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动态反映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客观描述了进口对经济的双重作用：进口对当年经济增长有负作用，但对经济增长有滞后的推动作用。
情形B和C显示：1983年至2002年的20年间，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推动作用按贡献度来计量，其数值为3．37％，最近的13年，这个数值已上升到7．15％，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利用外资质量和进口品技术含量在不断提高；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Vexpt的系数由0．078降到0．050，说明货物和服务的出口效益在逐渐下降；Vimpt（－2） 的系数由0．018上升到0．037，说明我国货物和服务的进口质量趋于上升。这个结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现阶段我国进出口实际：出口产品中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和资源型、劳动密集型等初级产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进口品相对是高附加值和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比如，2001年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中的比重为17．5％，而在进口中的比重为26．4％，相差9个百分点，逆差高达176亿美元；我国钢产量世界第一，2002年钢产量为18237万吨，但品种不足，低档次的建筑钢材占了一半以上，大量优质钢材、特殊钢材还要靠进口，全年进口钢材2230万吨。
利用动态模型分析我国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考虑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当年负效应和滞后两年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张文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文中提到的“贸易顺差悖论”给予简单的补充解释：“贸易顺差悖论”出现的原因在于这种观点静态看待每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动态考虑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推动作用，进一步的论证可以从模型和历史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三、若干思考
综合来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平均在60％以上， Vconst的系数是Vinvt系数的3倍、是Vexpt系数的近10倍，说明提高消费需求的增长是促进经济增长最有效率的方式。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直在24％左右，表明我国投资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基本是稳定的。模型和有关数据表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走低，尽管出口一直以较大速度增长，表明出口的经济效益在逐步降低。
本文不打算就如何提高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作更多地论述，因为在这两个方面基本已形成共识：国内需求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千方百计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然选择；同时一定规模和速度的投资增长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要保证。本文基于我们所建立的动态模型提出几点建议：
1、Vexpt的系数由模型（3）中的0．078降为模型（4）中的0．050，表明我国货物和服务出口的质量在下降。因此，切实改变依靠出口数量增长推动出口和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使出口增长主要靠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科技含量而不是依靠数量增长带动出口增长，既能节约我国有限的物质资源，又能促使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
不过，无论是市场还是媒体对此似乎都有点解读过度。如果以平常心观之，今年中国GDP增速下调实际是件十分平常的事。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下调到7.5%，是8年来的第一次，但市场根本上就不用为此而担心。为了弱化政府的GDP主义，弱化地方政府对GDP增长速度的追求，从根本上提高GDP增长的质量，政府早在“十二五”规划中就把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7%。既然多年来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及“保八”，为衔接“十二五”规划，这次下调增长速度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以便让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够真正转移到提高质量与效益的轨道上来。
更为重要的是，每年政府在工作报告中规划经济增长的速度为8%，但没有哪一年的实际增长刚好是8%或低于8%，这几年的经济增速基本年均超过10%――这好像是惯例了。但是，实际的经济年均增长超过10%，而规划仅是8%，那么这个规划的意义有多大呢？笔者推测，今年实际的GPD增长速度或许不会低于9%。即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态势并没有随GDP目标的下调而改变。
再从真实影响今年国内GDP增长下行的因素来看，下调GDP增速目标可能对货币政策放松会有影响，但不会太大。因为今年不仅银行信贷会保持适度的增长，企业融资渠道也比以前拓宽了。比如，去年银行信贷融资比重已下降到58%了，与早些年银行信贷融资比重大于90%有天壤之别。当前，国内市场的问题并非流动性不足，而在于流向。如果泛滥的流动性仅在金融体系内循环，那当然对实体经济影响很大。去年的高利贷盛行就是恶果之一。而今年政府信贷与货币增长目标不仅要回归常态，还强调要给予实体经济以优质服务。由此可以判定，今年并不会由于信贷紧缩过度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增长。
还有，当前市场最为关心的是房地产市场调整对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影响。先是一般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仍会保持去年24%左右的速度。去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为28%，低于2010年，但增长幅度仍然不低。更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住房销售总额仍达到5.9万亿，其增幅尽管小于2010年，但总额远高于2010年的5.2万亿。考虑到中国住房市场既是以一手楼为主的市场（占销售额80%），又是采取住房预售制度，所以，去年创纪录的住房销售总额必会体现在今、明两年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上。加上保障性住房投资快速增长，即使假定商品房销售下降，整个住房投资的增长也根本不可能出现急剧下跌之势。而且，如果下半年商品房价格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国内住房销售仍然可能出现新的增长。
通过公共财政让民众来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应该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最大亮点。按照报告公布的数据，直接与民生相关的教育、社保、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项目的支出达4万多亿。这些巨大的财政投入都将成为推动今年中国经济重要的增长点。
至于国际市场复苏的不确定，特别是欧盟各国债务危机没完没了，确实对中国出口贸易打击不小。因此，政府报告对今年进出口总额的预计增长速度设定在10%左右，比去年实际增长下调了一成以上。不过，据分析，国际市场最为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特别是美国经济已开始好转，加上前几年国内企业出口的多元化扩张，今年中国进出口成绩并非那么不乐观。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靠出口的拉动。进入2008年以来,由于人民币升值和美国次级贷影响,我国出口增速下降,贸易顺差缩小,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1～5月份我国出口增长22.9%,扣除美元贬值和国内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出口增速不足10%,出口对经济的拉动进一步趋缓。如果没有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大量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经济增速可能从2006年就开始进入回调状态。从发达国家来看,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占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仍然显得不足,而且呈下降趋势。只有充分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拉动作用,就有可能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减缓的势头,使我过经济继续保持又好又快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居民消费贡献率再次超过投资,但是2008年上半年,由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以及国内经济宏观紧缩政策,居民消费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而同时国内经济增长步伐也趋缓。长期以来,投资过热而居民消费疲软的现象,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步伐。要想中国经济在未来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必须依靠靠内需拉动。 因此, 以消费需求结构为导向,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才能使消费与投资实现良性循环, 保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
一、我国居民消费低下的原因分析
1.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持续低于国民经济速度
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从而造成居民消费增长速度缓慢。从今10年来GDP增长和消费增长来看,除了1999年外,消费增长速度远远落后GDP增长速度,而消费落后的最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增长缓慢。
2.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平均消费倾向降低
影响消费的因素不仅是居民收入增长慢,居民收入差距也是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造成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从而抑制居民消费,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
首先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大。近年来我国城乡间及其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的趋势,不仅造成城乡间及其内部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差距不断扩大,而且使得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趋于降低。其次,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大。
3.经济体制不完善造成居民消费低下
影响我国消费低下的原因很多,从消费心理到消费预期。而经济体制不完善,如社会保障、住房和教育体制不完善会直接导致居民消费低下,从而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首先我国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养老体制不健全,而医疗体制的改革直接导致广大居民对未来消费预期增加,减低当前消费需求。其次,住房体制改革强化了居民的储蓄意愿,压抑现时消费。我国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后,住房消费成为居民家庭消费重点。而我国在2002年以后,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商品房价格屡屡攀升和居高不下,中低收入家庭无力购买,导致居民抑制了当期消费需求。最后教育体制改革拉升了居民家庭子女教育的支出预期,抑制其他消费。
二、对 策
1.改变过去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这种不健康的发展方式应该进一步修正,我国政府也明确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因此,在应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变缓的良药应该是提高居民消费,应该改变过去的有关经济发展思路,制定有关促进消费政策来提高经济增长。
2.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从我国居民收入和GDP增长来看,人民并没有完全享受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当前扩大消费需求,最实在的办法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让人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改善民生,从而最终使我国经济走向良性发展道路。
因此,今后应该实行更加积极的个人收入分配政策。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人民的收入水平持续较快地增长,特别要注意增加农民的收入,还要健全企业职工工资、奖金的正常稳定增长机制,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在财政收入增长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缩小城乡、地区和不同行业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3.缩小收入差距
针对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大,应该调整与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努力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与城市中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首先完善各种税收政度,加强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的征收,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其次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增加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减少社会差距。此外加强对垄断行业个人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等。
4.改善居民消费环境,树立居民消费信心
改善商品供给结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培育居民消费热点。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政府应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企业优化产品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居民教育、住房、大汽车消费。大力发展服务业,满足人们不断增强的服务消费特别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范围,大力发展住房信用消费、汽车信用消费和信用卡消费。是加快信用消费体系建设,尽快制定与信用消费有关的法律法规,拓展新消费渠道和消费方式。
完善城乡居民生活基础设施,积极发展城乡商业设施,鼓励发展超市、连锁经营,鼓励各类投资主体投资农村商业设施建设,支持流通企业向小城镇延伸经营网络,为农村居民购物、消费创造便利条件。同时还要大力整顿和规范消费品市场秩序,严惩假冒伪劣、价格欺诈、不正当竞争等不法行为。
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正在面临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国内的产业结构上看，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会逐渐成为国内的产业主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服务业的增长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增加，2013年超过第二产业。同时，国内服务业还保持着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趋势，会逐步成为我国的产业主体。从需求结构的相关资料中可以看出，消费需求逐渐成为国内的需求主体；国内消费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于2012年超过了投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表明，我国人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了明显提高，消费需求也日益增长。以国内的铝材市场发展为例，现阶段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铝资源开采产品研发产品加工产品销售的现代产业链，已经突破了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铝材加工的传统发展模式。铝材行业发展的重点在于，提高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建立产品研发中心，打破发达国家对专业技术的垄断，在稳定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二)新动力
从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上看，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形势下，高新技术和产业集群逐渐成为国内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从相关的统计数据上看，国内大型工业企业的年收入增长速度在逐渐放缓；而电信业、物流业等新兴产业的年收入增加迅速。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急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或生产转型，依靠国内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增加的局面一去不复返。近年来，我国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逐年攀升，需要在短时间内大力发展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新产业，主要以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
(三)多风险
在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国内经济发展的风险因素也在增加。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各行业间的联系也在逐渐紧密。风险具有客观性和不确定性，其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近年来社会关注的楼市为例，2014年炒得火热的楼市终于出现了“降温”现象，全国商品房的销售数量也有了明显的下降。在楼市降温的影响下，房地产投资商会暂缓购买新的土地，开发新的楼盘。这对于以拍卖土地为重要财政资金来源的地区来说，会导致当地的财政紧张，会相应增加地方债务的风险。同时，房地产交易的不景气，导致开发商无法及时回款，就会相应增加贷款银行的金融风险。
(四)中高速
从国内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从过去的10%左右的高速增长模式转变为7%～8%的中高速增长模式的新常态最突出的特征。相关研究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度过一段高速增长后，增加速度会逐渐放缓；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经历过8%的高速增长后，放缓至4%。有经济学学者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产业会持续发力，蕴藏着持久而巨大的经济发展能量，中国有望在7%～8%的“中高速”经济增速中发展一段时间。
二、新常态背景下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的措施
(一)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有关资料显示，第三产业占国内经济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会逐渐成为国内的主体产业。面对国内第三产业持续稳定增长的情况，国内有关部门应该顺应国内的市场发展趋势，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引导，不断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我国应该积极鼓励自主创新，保护知识技术产权；积极发挥自主创新能力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作用，加强企业与科研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市场信息的共享；积极建立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高能源资源的使用效率；使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发展工业，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减少能源资源的消化；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保护环境，发展绿色产业；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村的基础设置建设；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二)积极推动业务集群的建设——以物流业发展为例
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积极推动业务集群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统一规范的产业园区，实现技术和信息的共享，提高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实现经济的产业化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贡献。在本节中，以近年来国内平稳较快发展的物流产业为例，简要介绍物流业业务集群的建设。国务院于2014年又了“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大力促进物流业的发展，并致力于提高物流业服务于制造业的管理水平，希望以物流业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目前而言，中国物流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并不能有效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以及满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中国物流行业的发展，需要改变现有的粗放经营模式，建立集约型发展管理模式。集约型发展模式的建立，离不开物流产业集群的发展。主要的发展措施就是推动物流产业园区的建设，有关部门及人员需要科学规划物流园区的发展布局，合理选址，提高物流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鼓励物流企业入驻园区，园区内部给予税收、土地等政策性优惠；促进信息和管理经验的交流与共享，为物流企业提供发展机遇。中国物流业发展的专业化程度还很低，技术水平也较为落后；必须加大物流技术的创新和投入。积极推广现代信息技术，如GPS或RFID等，建立现代化物流服务的网络系统；促进物流行业的服务转型，建立现代化、多层次、综合性的服务体系；提高物流业与制造业的联动程度，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再思考
收录日期：2012年4月23日
日本和后来的亚洲“四小龙”持续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经济学家强调市场力量的基础作用，也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它们的政府起到主导作用。1993年世界银行推出名为《东亚奇迹》的报告，认为日本、“四小龙”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在1965～1990年间的快速增长是政府政策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研究引起对所谓“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更多讨论。
一、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定义
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简单概括为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在内经过战后近半世纪的经济增长而形成的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经济增长范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20世纪五十年代起源于日本；20世纪六十年代后，发展到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七十年代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相继仿效。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给东亚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和所持续的时间之长是令人瞩目的，创造的东亚奇迹。下面以“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时期和以后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其经济绩效。1965～1973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13%和7.9%，中国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在随后的11年中，即1973～1984年期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各为7.2%、8．2%和9.1%，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最近几十年，日本从千疮百孔的战败国而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已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开始走向后工业化社会；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也正在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二、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
为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东亚各国（地区）政府积极推行适合本国国情和世界市场的适宜技术发展经济的政策，提升适宜技术水平，调整产业结构，使产品更新换代，以符合市场的需要，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地发展。在20世纪六十年代初，东亚各国和地区把握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的机会，利用自己丰裕的劳动力大力发展鞋类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迅速打入国际市场，其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1964年的1.16%上升到1985年的6.4%；尤其是制成品出口猛增，1983年制成品出口额占发展中国家全部制成品出口总额的60%。适宜技术发展经济的政策使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就业机会多，劳动力充分就业。在1960～1990年，东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就业增长率要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南亚国家增长快。
此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需求的趋向是技术型劳动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白领和技术人员占总的就业人员的比例逐渐上升。例如，台湾的比例从1980年的31.8%上升到39.8%。（表1）东亚国家劳动力需求的职业构成比例所发生的变化显示：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储备的增加，降低了稀缺的技术吸收和创新成本，导致相应的劳动力价格下降；同时，非技术工人工资的上涨，削弱了其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因此，东亚的出口演变为技术密集型的产品。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韩国政府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大力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加速产业向技术密集型演进，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台湾开始实行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20世纪六十年代末转变为出口导向型产业，实现传统产业向电子电器等出口产业的演变；20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取得成功，有21种电子产品的出口跃居世界第一位；20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的电脑终端机等若干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据世界出口第一位。台湾发展以民间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不断提升适宜技术水平，产品打进国际市场，促进外贸的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在经历几年经济增长缓慢之后，调整适宜技术结构，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其发展重点。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新加坡高科技产业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脑磁盘和磁盘驱动器生产国，其产值占世界同类产品产值的80%。新加坡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极提升适宜技术，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推动本国经济快速发展。
三、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成功经验分析
从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经验而言，推行适宜技术发展经济的政策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劳动者充分就业；同时，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劳动力逐渐变得相对稀缺，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劳动者从经济的增长中不断受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不仅发挥在经济增长的每个阶段上的生产要素结构的比较优势，而且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利用，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共同的规律是：适宜技术从低级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向高级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技术升级，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演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综上分析：遵循适宜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践是成功的。
四、结论
通过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定义、特征和成功经验分析可知：健康的经济增长建立在遵循适宜技术的经济增长路径之上。这样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其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结构，使其发挥动态比较优势的效用，进而提高其稳态经济增长率。这说明遵循适宜技术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实践是成功。因此，采用适宜技术是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原因。
中图分类号：F124
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呈现增速持续下滑、通胀率逐步走低、国际收支顺差增加的格局。但进入四季度后，经济呈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针对目前学者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讨论，结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发的先行指数课题，对于中国经济形势做下文的分析判断。文章分为四部分。一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三是对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四是对2013年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
关于2013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仍有很大争议。最主要的争议围绕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会有不同的判断。2012年经济增长率在前三季度走低，四季度有所回升，但未必能够回到8%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判断存较大分歧。根据前些年国内外分析资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国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在9%～10%，有的研究报告甚至认为2001-2007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可能在11%左右。如果根据以往的经验，7%的增速明显偏低。但现在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国潜在增长率是否已出现明显下降，归纳起来看国内有几派的观点。
一是以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未来20年，中国还具备保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性。二是复旦大学韦森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明显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能够保持5%～7%就不错了，与他观点类似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认为，2011-2015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降到7.2%左右，2016-2020年期间只有6.1%，跟他观点类似的还有卡内基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很可能将会下降到3%～3.5%。中信出版社的《大拐点》一书，从几个方面判断中国可能已经非常接近于经济上的大型拐点。蔡昉教授也提到这方面的情况。
二、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
对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来研究。 根据国际经验，把不同的国家发生经济增长速度转折的时间段归纳总结，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以此判断中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的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转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臣格林和两位韩国学者根据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数据进行了总结，在最新的报告里，他们认为，以2005年为基准的国际价格水平来测算，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在达到10000～11000国际元和达到15000～16000国际元这两个时段中，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速有可能出现下降的两个风险时段。过去的研究认为只有15000～16000一个风险时段，近期的研究分为两个风险时段。
对于中国来说，按照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购买力评价，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7146国际元，按照近两年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速，我们估计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500国际元。按照近期中国的增长态势，2015年中国人均GDP可能达到10000国际元，这是购买力评价测算，以2005年购买力评价为基准的国际元水平。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按照这样的经济分析，2015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第一风险时段。2020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第二个风险时段。这个分析和另外一种分析方法——增长因素分析法所提供的一些分析结论、论据大体上是一致的。
增长因素分析法由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罗、以及后来美国的经济学家丹尼森等开发应用。2012年，亚洲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撰写了《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认为2010-2020年期间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是8%，2020-2030年期间年均增长是6%。国内其他的研究报告分析结果也与之比较类似。例如，2012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曾经联合的报告一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分析也比较相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报告中使用增长因素分析法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做出了判断。认为在近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应该还在8%以上。采用“菲利普斯曲线”方法也可佐证该判断。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的缺口与通胀之间有关联关系，当总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水平的时候，价格水平将上涨，当总产出增长率持续高于潜在增长率，尤其是增长率大幅度增加时，价格上涨率压力增大，将会提高。
2009年底至今，中国经济出现了接近于一个周期的演变过程。2009年底至2011年初，我国石油价格上涨压力较大，2011年以来价格上涨幅度走低，对照这样的运行过程，应该说中国现在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在8%以上。否则，对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略微低于8%的情况下，价格上涨幅度和价格上涨率持续走低的现象就不好解释了。还需注意的是2012年中国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工业生产者的购进价格都是同比下降的。
追溯我国经济运行的历史情况，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现称为生产价格）、生产者的购进价格在1998年前后出现一次下降情况，2002年、2008年、2009年均出现过同比下降的情况。这是统计数据可查的四次同比下降。同时，消费价格的涨幅在不断走低，工业品价格同比出现了长时间持续下降。对于反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低于潜在增长速度具有说服力。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不到8%，可能还是低于目前这个阶段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文章开篇提到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偏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了答案。低于8%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因此，2012年放松货币政策、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基于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判断。
除了从经济增长、价格对判断形势的论据外，还有另外一些方面的论据。如在2012年全球经济较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贸易顺差比2011年明显增大。2012年的顺差比2011年实际上增加了700多亿，增长幅度接近50%。在整个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顺差较2011年同期有明显扩大，反过来也只能说明国内需求扩张的步伐和放缓的势头比较严重，这也是能够支持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结论。
可能还有一些指标能够支持这样的判断。如财政收入明显减速，货币供应量较2011年同期大幅下降，发电量和用电量指标争论特别激烈。发电量曾经出现过零增长，年终用电量指标稍微有些增长。最近已有好转。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速比2011年同期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出现了负利润。
以上分析说明，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并非如有些经济学者所言，纯粹是长期性、结构性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速偏低；中国经济增长到了换挡期等。虽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来自周期性方面的，因需求不足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确实应当适度放松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需求，提升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低迷的原因是有共识的，如内外需都在放缓，外需放缓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形势不佳，内需放缓是因为整个国内投资都在放缓。体现在：2012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了负增长。这与2012年抑制通胀，货币政策收紧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发的中国经济综合动向指数也表明，尽管进入2012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但与经济比较低迷时候的状况仍较一致的。这也支持了前文提出的中国经济实际上还处于周期性低谷的判断。
三、2013年中国经济预测
201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反弹，但仍处于低谷阶段，未来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学者们的主要分歧是经济反弹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借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下文将进行一些分析判断。
（一）出口形势的预测
出口形势的分析判断有一定的难度。2012年5、6月份以来，出口增速月度之间波动非常大，10月是1%左右，12月变成14%左右。这也许与我国出口订单短期化的趋势有关。总的来看，2012年整个出口的形势走低，到现在出口形势应该说还是很严峻的。笔者判断2013年会有一个小幅反弹，最主要的是国际经济形势会有一定幅度的好转。
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应该说还是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没有找到很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欧洲国家、日本近期纷纷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展中国家也放松货币政策等。在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好转。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德、意、法三家著名的研究机构做了一个预测，认为2012年四季度和2013年一季度欧洲经济还有可能持续下降。2013年一季度有可能持平，同比下降的。2013年二季度环比有可能出现轻微正增长，扭转目前连续环比下降的状况。
据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预测，2012年四季度，美国受财政悬崖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跌至1%以下。2013年上半年两个季度也将处于低迷状态，预计在1.5%以下。但2013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将上升至2%以上。整体来看，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因受财政悬崖的影响，速度会有所放慢。
日本证券机构判断2013年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与2012年大体持平。总的来说，随着欧洲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美国经济在2013年下半年也有可能出现好转，再加上随着政策效能的发挥，新兴经济体可能未来也会有一些好转的情况。
因此，整个中国的出口的外部需求将受到一些正面因素的影响。但是仍需考虑的因素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总的来看，认为中国出口仍然比较低迷，但增长速度总体来看可能与2012年持平，有可能会有略微好转，尤其是2013年下半年，出口增速有可能会有轻微加快的情况。
（二）投资形势的预测
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拉动力量除了外需，内需主要还是投资方面的情况。2013年投资的反弹态势有望延续。材料表明，一方面中国近期投资增速有一些小幅反弹，尽管幅度不大。2012年以来基础设施项目增速均在反弹，原因是新开工项目增加，如高铁项目原来停止，而年终前后恢复施工，整个投资项目资金到位的情况有所改善。房地产方面，2012年下半年房地产成交有所活跃，预售房和售房所获得的资金使整个资金状况有所改善，成交活跃对于促进投资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总体来说，整个投资增速有可能将目前这种小幅反弹的情况持续下去。不太有利的因素来自保障房建设。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保障房的开工增速比较快，但是按照整个保障房计划来看，2013年之后保障房开工和建设规模都有可能较2012年有所下降，这可能对整个房地产和整个投资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但由于保障房的建设规模在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够大，如果下降的幅度不那么大，还不会影响到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反弹的趋势。
因此，2013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渴望继续保持反弹的势头，全年的GDP增速应该高于2012年，预计 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实现略微超过8%的增速。
（三）消费形势的预测
从消费价格来看，2013年CPI较上年上涨2.5%。当然国家统计局解释，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随着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加之国际因素，如美欧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价格的影响，国内工业品和原材料价格2012年持续同比下降的情况会逐步得到扭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形势变化对此影响较大。
前文提到外贸形势可能会出现一些好转，但反复波动的态势有可能会延续。外贸顺差随着国内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国际变化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外贸顺差较2012年会有所下降。国经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现在处于持续反弹的态势，一致指数也出现了反弹。根据两者之间有一个超前滞后的时差，我们判断目前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会至少延续到年终。直到2013年三季度，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都会延续下去，到四季度增速反弹的态势有可能会停止下来。
2013年价格上涨的态势有可能会有所加强，考虑到国内需求扩张步伐加快，以及国际上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会有所增大的因素，判断2013年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有可能比2012年要快一些，但应该还在可控的范围内，估计在3%～4%的范围内。
国内外工业品和原材料的价格联动关系比较明显。中国工业品的价格和国际上的变化同步性比较好，幅度上有时有一些差异。2012年，中国的工业品价格以及原材料购进价格同比都是下降的。比如美国、欧洲的经济那么不景气，也没有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一开始我们把这两类价格指数下降作为佐证中国经济比较低迷与潜在增长速度差距较大的一个证明，同时也参考了国际上一些价格变化的情况。随着2013年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种下降的态势有可能会出现扭转，CPI价格指数、中国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同步性比较强的情况，给我们做出判断提供了一些支持。如，中国和美国的PPI的走势比较一致，2013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还持续下去的话，美元有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贬值。至少不会出现原来因受风险因素影响，短期曾经走高的情况。随着全球经济风险减弱，加上美国的量化宽松的影响，美元汇率有可能走软，对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推高的作用，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一些影响。量化宽松对美国的货币供应业会有一些影响，同时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传导到国内。
四、政策建议
第一，财政政策方面。要继续落实2012年初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为了保障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2013年在安排财政收支目标的时，就应考虑这方面的因素。由于没有考虑到要实行结构性减税这方面的需求，对2012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有一些偏差，把财政收入的目标制定得偏高，财政支出有时跟不上收入变化的步伐，财政政策未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2013年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加大一点，财政赤字的规模适当扩大。
第二，货币政策方面，2013年国际形势比较复杂，美、欧、日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中国为了稳增长，也放松了货币政策。2013年是否继续放松，恐怕要保持灵活审慎的态度，监测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形势运行的态势。必要时，可以考虑适当加大货币政策的力度。如降低准备金率，在价格上涨幅度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降低基准利率，但是这个可能性相对会小一些。
第三，出口政策方面，要稳定出口的政策，2012年国务院提出了稳定出口的一系列政策，重要的是把稳定出口的政策落实好。
第四，稳定投资的增速。目前整个投资增速仍快于投资资金来源的增速。说明投资的资金来源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因仍赶不上投资增速，所以资金方面还需要把这方面的工作落实好，能够保持投资较快增长，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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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 迈克尔·佩蒂斯.中国经济存在软肋吗：国家资本结构陷阱与金融危机[M]沈超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R].2012-10-27.
连续5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实施的目标主要放在刺激投资需求上，也可以这样说，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筹集来的国债资金，其政策导向是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则相对缓慢。这种性质的投资，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资行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它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将部分抵消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财政投资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资，技改投资明显减少，且银行配套资金的贷款部分，也是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因而造成流动资金的明显不足，即长期资金“挤出”短期资金。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且它们的创新能力较低，在“低物价、高成本”的双重约束下，绝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很低。这是当前难以启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防范财政风险，还是提高投资效率来说，我们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路子，而是应当在稳定市场的同时，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有生命力项目的融资投资。所以，持续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是以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和扩大信贷投资，以增加基础产业投资来带动和扩大其他方面投资，最终形成全社会“投资乘数效应”。
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因素，使得连续多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近40%的水平。与此相对称，消费占GDP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连续多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启动是以家庭为支柱的消费性需求，投资启动则是以扩大企业投资为支柱的生产性需求。虽然在全部投资中会有一定份额形成居民收入，但这并不会改变投资启动的基本属性，即投资启动主要是着眼于扩大生产性需求。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投资需求归根到底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动。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与经济回升是不会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个百分点。从市场发展趋势看，国内消费增幅确实出现令人不安的下滑迹象，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2002年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7%，增速同比提高10.1个百分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8.2%，投入和供给资源的增长明显大于国内消费的增长。2002年4月末，城乡居民储蓄额高达近8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增速远远超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反映出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国消费品价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出现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继续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开始连续11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流通环节的生产资料价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来连续12个月出现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格下降4.5%，降价幅度继续扩大。所有这些都反映近两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进一步加深。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宏观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明显不足，使得投资增长缺乏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怎样才能使投资需求旺盛起来呢？关键在于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是不会持久的。从中长期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扩大内需。消费的拉动历来在我国GDP增长中占居主导地位，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淡出
自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它是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多久，不能以具体时间界限来确定，只能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来确定。由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以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和增加债务为代价，不仅受到社会闲置资源有限性的制约，还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而不可能一直实行下去。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必须具备如下几方面的条件：
（一）通货紧缩趋势得到扭转，物价实现一定幅度的正增长，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双双走低。到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7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商品零售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生产资料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这种现象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外部环境持续震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未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已经成为业内的共识。
外部环境持续影响国内经济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员许江山对本刊记者表示，“欧洲债务问题的演化发展仍然是大宗商品价格以及发达经济体资本市场走势的主导因素，近期，欧元区就解决债务问题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在短期内对经济有所提振，不过长期来看，债务危机的根源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11月30日，标普正式下调了15家大型银行的信用评级，其中多数为欧洲和美国的银行。欧债危机对欧洲银行业带来的伤害正越来越大，并进而威胁着美国银行业的安全，随着明年的1－4月份意大利债务偿还的高峰来临，加上希腊、西班牙等国的债务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欧元区银行系统甚至全球银行业都面临危险。有业内人士甚至表示，欧洲已经很难避免经济衰退的结局，比较好的结果是避免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
“欧洲问题还在不断恶化，日本负债率也接近200％，美国已经突破了14.3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未来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在新兴经济体，但目前新兴经济体还不能完全取达国家的地位。”许江山表示，“目前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支持在下降，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客观来说，国际环境中的不安定因素在增加，对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对中国来说，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他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的外部发展环境的主要参数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最大出口市场欧盟的出口增速已从今年8月的22.3％降至10月的7.5％。近几个月来，电子产品、船舶、纺织等出口敏感行业生产增速放缓。预计四季度海外订单将继续下降，明年出口增幅将更受影响。
日前，世界银行了《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报告中指出，外部需求的萎靡正导致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经济也处在外需趋缓的影响下，从2010年初到2011年三季度，中国外需从40％直落至10％，不过强劲的内需弥补了外需的走弱。
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国内需增长了10.7％，高于2010年同期的9.7％。世行预计，2011年中国经济将增长9.1％，到2012年中国将进行经济转型，减少对投资和制造业的依赖，但经济增速将放缓至8.4％。
经济增速趋缓成主基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下，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疲软无疑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是未来的主基调。“2003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长，但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外部需求的减少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至今仍没有消除。”他指出，由于外需调整尚需时日，而国内消费一时不能快速填补外需减少的空白，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等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大趋势必然是走向相对减缓增长的平台。
12月1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了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0％。这是2009年3月份以来首次回落到50％以下，―般情况下，PMI在50％以上反映经济总体扩张，而50％以下则反映经济收缩。
“11月份PMI指数继续回落，并且已经低于50％，这说明经济景气从扩张转为收缩，预示未来国内经济增长率将继续回落。”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新产品订单和购进价格指数回落，反映市场需求总体走低，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可能从成本提高转向订单不足；但是由于国内投资增长仍保持较高水平，消费增长稳中略有提高，因此未来经济增速回调预计仍将比较平稳，不会出现太大的下滑。
引言
早在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就在他的论文《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中，对经济增长中技术贡献的量作出了令人信服的估计。这篇文献在历史上首次给出了用“余值法”测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规范方法。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在模仿创新上具有后发优势，所以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可以促进国内研发投资和自主创新，还可以激励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创新。本文通过对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改进，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合研究结论和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相关建议。
相关文献综述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收益，在于通过使创新者对其创新活动获得适当的回报，来激励能促进创新和经济长期增长的R&D。坎沃和埃文森（2003）直接验证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促进了R&D支出。他们对32个国家在1981-1995年期间的数据进行了面板模型估计，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R&D投入占GDP的比例具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
罗默（1990）在经济增长中增加了R&D因素。这一被称作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方法沿袭了熊彼特（1934）的思想，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研发活动，并通过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获得报酬，由此使经济在长期实践中保持了正的增长率。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
Kein E.Maskus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他在1988年引用Brensztein等的实证结论，论证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吸引外资的机会，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帕克（1999）运用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了一个包含四个方程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主方程是经济增长方程，即产出方程，它被定义为物资资本、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指标的函数。其它三个方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分别影响三个资本投资变量。结论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在发达国家有显著影响，而在发展中国家影响不显著。
古尔德和格拉本（1996）以95个国家1960-1988年期间的平均数据为样本，采用R-R指数验证了较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性；汤普森和拉欣（1996）进行了类似的检验，他们发现，R-R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向关系，但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于是，他们考虑是否可能是知识产权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水平，即只有当一个国家达到某一特定的发展水平，知识产权才对经济增长有影响。
Yang Lei（2007）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南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并减少南方国家公司的边际生产成本，这提高了南方国家出口部门的竞争力；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具有较强吸收能力的南方国家能够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中受益，而吸收能力较弱的北方国家福利受损。
综上所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家的特点。当国家的经济水平发展到某一特定值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才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从国外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国外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目前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多选取发达国家为样本，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很少；其次，国内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集中在法律界，相对国外比较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我国对知识产权领域的经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鲜见实证分析，因此运用我国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模型构建
（一）模型构建
本文以“索洛余值法”为基础，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导致的技术进步作为除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以外的一项投入要素，估算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已知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tKαLβ，把资本和劳动力作为重要的要素投入，其剩余部分索洛解释为技术进步。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因此，本文将知识产权导致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引入知识产权变量，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改进，建立包含知识产权的经济增长生产函数，为：
Y=At（N）KαLβIχ （1）
其中，Y表示经济增长产出（国内生产总值），K表示社会资本总量，L表示社会劳动力总量，I表示知识产权制度引起的技术进步，At表示全要素生产率，N表示除资本、劳动力和知识产权制度引起的技术进步之外的能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α、β、χ分别是资本、劳动力和知识产权制度的产出弹性系数。
对（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由此，得到线性计量模型：
lnY=lnAt+αlnK+βlnL+χlnI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