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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低温;出血性脑血管病;神经元烯醇化酶;预后
Influence of mild hypothermia therapy on serum levels of blood neuronspecific enolase and glucose in the patients of severe cerebral hemorrhage
LI Lizhong,ZHAO Shizhu.Department of neurology,the Hospital,Hebi Coal industry general group,Hebi,458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mild hypothermia therapy on serum levels of blood 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and glucose in the patients of severe cerebral hemorrhage.Methods 82 severecerebral hemorrhag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n=41)and the control group(n=41).Besides the routine treatment,mild hypothermia was used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ir temperatures were maintained between 32℃ and 34℃ for 7 days.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only routine treatment.NSE and blood glucose were measured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he treatment and at 3rd,5th,7th day after the treatment.Prognosis was evaluated with GOS at 3 months.Results NSE and blood glucose level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treatment,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GOS of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at 3 months(P
【Key words】
Mild hypothermia;Cerebral hemorrhage;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Prognosis
DOI:10.3760/cma.j.issn 16738799.2010.01.57
作者单位:458000河南省鹤壁市鹤壁煤业集团总医院外科
近年来,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手术治疗的疗效得到肯定,但对亚低温的治疗仍有争议[1,2]。笔者根据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和血糖的动态变化,从临床角度进一步观察亚低温对重症脑出血患者的治疗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病例为本院ICU 2006年1月至2008年6月收住的发病24 h内就诊的初发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82例为观察对象,男50例,女32例,年龄39~78岁,平均(53.2±11.4)岁。所有观察对象诊断均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并经头颅CT或MRI证实,依据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3,4],所有患者均为重型(31~45分)。按照住院号尾数单双号随机分为亚低温治疗组(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对照组),每组41例。亚低温治疗组:男26例,女15例,年龄40~78岁,平均(53.7±12.4)岁;入院时GCS评分(5.37±1.24)分;发病至接受治疗时间(5.7±2.4)h。常规治疗组:男24例,女17例,年龄39~78(53.0±10.4)岁;入院时GCS评分(5.34±1.28)分;发病至接受治疗时间(5.4±2.8)h。两组一般资料、NSE和血糖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基础治疗两组相同。亚低温治疗组入院后或手术后深静脉置管,安装颅内压探头,气管切开,备用冰毯机降温(美国辛辛那提公司生产,BLANKETROLTM II型)。冬眼药物采用盐酸氯丙嗪50 mg,异丙嗪50 mg,盐酸哌替啶100 mg,对有寒战、高热不降者可适当加用维库溴铵0.08~0.10 mg/kg,0.08~0.10μg/(kg.min)速度,阻断呼吸同时应用呼吸机辅助呼吸,所有患者均于3 h内将体温降至32℃~34℃。常规治疗组不施行亚低温治疗,高热不退者使用冰毯使体温控制在36.5℃~37.5℃。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及治疗第3、5、7天早7:30抽取外周静脉血检测NSE、血糖水平。治疗3个月后进行GOS预后分级。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二组间一般情况及2周后的血肿量、4周后GCS评分比较采用t检验;不同时间点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组患者的预后分级GOS评分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 NSE和血糖水平变化 治疗前两组患者NSE均高于正常值(正常参考值:≤16 ng/mL),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着时间的延长,NSE进行性下降,从治疗第一天开始差异逐渐有统计学意义(F=28.97,P
2.2 预后 治疗3个月时治疗组恢复良好和中残29例,重残、植物生存和和死亡12例,对照组分别为17例和24例(Z=2.587,P=0.012),见表3。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SE动态变化(ng/mL,x±s)
组别治疗前第3天第5天第7天
治疗组45.37±21.2436.23±13.1233.31±11.2430.37±12.54
对照组44.35±18.2445.32±11.2545.23±23.0442.38±24.03
t值0.3192.1432.2032.320
P值0.8070.0480.0440.039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糖动态变化(mmol/L,x±s)
组别治疗前第3天第5天第7天
治疗组9.37±2.246.73±2.126.31±1.245.87±1.54
对照组9.35±1.748.32±2.257.23±2.047.38±2.03
t值0.1192.8432.2132.520
P值0.9070.0080.0410.019
表3
两组患者治疗3个月时预后GOS评分比较
组别预后分级(n)
良好中残重残死亡
平均秩t值Z值P值
治疗组16135727.98920.82.5870.012
对照组87111341.361289.7
3 讨论
动物脑损伤和癫痫持续状态模型研究中发现,血清NSE水平升高与脑损害病理的严重程度相一致[3,4]。对急性脑损害患者的观察也发现,患病后第1、2、3天血清NSE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对患者病后2周及6个月后进行神经心理学测定,结果显示,急性期检测血清NSE水平有助于判断患者以后发生神经心理学障碍的可能性[5]。NSE是一个较为敏感的特异性反映神经元损害的量化指标。国内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经亚低温治疗后外周血NSE和血糖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预后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本次观察结果也发现,对于脑出血患者,随着亚低温治疗而NSE逐渐降低,治疗后第3天即表现有统计学意义,至第7天则差异更显著,表明亚低温治疗对重型脑出血患者确实有利,可使患者神经元细胞损害减轻,外周血NSE逐渐降低。
临床研究发现[4,5],多种原因可以引起人体的应激性反应,甲状腺素、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生长激素、儿茶酚胺类物质等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糖代谢的变化是机体代谢反应中最基本的,胰岛素和其他激素在应激状态下对人体的各个系统均有影响。脑出血后高血糖是导致患者早期死亡和加重致残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因此,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为使血糖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导致能量代谢消耗增加的高分解代谢状态和对代谢底物利用的改变共同构成了危重病患者的代谢特征,是导致血糖升高的根本原因。本研究表明,重症脑出血患者亚低温治疗后第3天血糖开始下降,与对照组相比,发病后第3、5、7天的血糖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是通过减轻下丘脑、垂体轴的损伤而改善糖代谢紊乱和降低血糖[5]。
参考文献
[1] 赖连枪,张浚,仪立志,等.亚低温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和血糖的影响.中国急救医学,2008,28(2):119121.
[2] Woertgen C,Rothoerl RD,Brawanski A.Neuronspecific enolase serum levels after controlled cortical impact injury in the rat.J Neuro Trauma,2001,18(5):569573.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6-0009-01
一、从“反映论”到“中介论”
过去的文艺理论界企图将文艺看作对现实生活的直线似的认识和反映。例如古希腊时期的“摹仿说”、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19 世纪俄国的“再现说”，均是文艺“反映论”，忽略了文艺与社会之间诸多复杂的中介环节，导致文艺社会学相关问题的研究的肤浅化。随着人类思想认识的发展，“中介论”被运用到了文艺社会学相关问题的研究中，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文艺与社会之间是多层次的双向互动关系。
“中介论”所依据的“中介”概念是黑格尔辩证思想的核心。黑格尔认为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必须通过中介。为此，他批判耶柯比的“直接知识”论道：“直接知识论认为直接知识是一事实，并认为有一种直接知识，但又没有中介性，与他物没有联系，或者只是在它自身内和它自己有联系――这是错误的。”在黑格尔“中介”概念的思想根基之上，经过后世无数理论家的探索，“中介论”应运而生。后来，普列汉诺夫和卢卡契将“中介论”运用到了具体的文艺理论实践中，从而发现了文艺与社会之间的诸多中介环节。
二、审美意象的中介作用
（一）审美意象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有了“中介论”的正确的方法论指导，文艺理论家发现在整个文艺创作过程中，审美意象的中介作用十分突出。如果把这个复杂的过程加以简化，则是这样：客观物象――审美意象――艺术形象。从客观物象到审美意象是客体主观化，是艺术构思的过程；从审美意象到艺术形象是主体客观化，是艺术传达的过程。可见，审美意象这一中介连着文艺创作过程中的两个分过程：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在艺术构思过程中，创作主体以对客观物象的感知为基础，以表象为材料，以情感为动力，以想象为手段，在脑中生成审美意象。但是，创作主体通过形象思维在头脑中孕育的审美意象，若是不采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艺术技巧加以表现，便对欣赏者毫无意义。所以创作主体不应仅满足于审美意象的生成，而且要借他所熟悉的物质媒介，选用合适的方法，将审美意象物化为可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形象，这个物化过程就是艺术传达。而作品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就是审美意象物化的成果。
（二）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针对上文提到的整个文艺创作所包含的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这两个过程，有人只看到前一过程，认为意象在形成的同时必定已经得到了表现。最明显的例子是克罗齐的表现和直觉相统一的理论。这种同一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以艺术构思过程取代艺术表现过程，将艺术形象简单地看成是艺术家头脑里的东西，即把作为中介的审美意象与通过物质媒介展现出来的艺术形象混同，从而将用具体的艺术媒介和手段进行艺术传达的过程直接忽略。实际上，从审美意象到艺术形象的转变过程至关重要。审美意象能否客观化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客观化，始终是体现艺术才能的标志之一。所以，康德说：“天才是处于这样一种幸福的关系之中，他能够把某一概念转变成审美的意象，并把审美的意象准确地表现出来。”
还有人只看到后一个过程，这就等于撇清了审美意象与客观现实的关系。新批评学派的主将兰色姆提出了“本体论批评”，即主张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认为文学作品是独立自足的。这一观点是新批评学派的主要观点，后来发展为极端的文本中心主义，彻底割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时代文化这些客观物象的总体联系。但通过上文对审美意象中介作用的阐释，我们可以认识到任何创作主体的文艺创造活动都是在其对客观社会一定的经验积累和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这一观点是十分片面的。
三、审美意象的一般概念
审美意象在从客观物象到艺术形象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个上文已经进行了论证。但从其自身的概念出发，我们便可更加确定它的中介作用。在西方，康德最早而深刻地论述了审美意象。他认为审美意象是从属某一概念并趋向理性理念的感性表象。在我国，南朝的刘勰最早提出了“意象”。他在其著作《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刘勰所说的意象，应该可以看成作家对生活材料进行感受酝酿、想象构思后的成果，是主观与客观、意与象和谐统一的审美意象。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中外，对“审美意象”这一概念都有共通的认识，那就是它是创作主体通过对自然美、社会美或艺术美的感知、认识及体验，通过想象，在自己头脑中所形成的具有审美意义的形象，是客体审美对象与主体审美情趣的融合，也是艺术形象在创作主体大脑中的雏形。
四、审美意象的生成过程
讨论审美意象的生成过程，可佐证它作为艺术创作过程中介的可能性。胡塞尔将“意象”放置在“意向性结构”中的“体验”关系中，指出“意象”同时具有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对象化的双重性质，这对研究审美意象的形成问题有重大意义。意象是意向的载体，创作主体在生活中获取大量表象，再根据审美需求在表象中寻找与自身（创作主体）的意向（情感、意念、直觉、认识等）相符合的元素构筑出审美意象。清朝的刘熙载在谈及艺术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时说：“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若与自家生意无相入，则物色只成闲事”。这表明艺术创作必须以客观具体的物象为基础，以创作主体的情感为主导，使二者在创作主体的头脑中“相摩相荡”，化合为审美意象。当然，因审美意象的生成过程牵涉到创作主体内部的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在此不好清晰地表明，但对审美意象的生成过程的大致分析说明，从它的发生角度来说它就是一个主客体相融合的产物，所以具有作为文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的可能性。
五、审美意象的特征
讨论审美意象的特征，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其中介作用的认识。“审美意象”的特征包括：
第一，形象性。意象的象可以是对自然之象的模拟，也可以是对自然之象的抽象概括，用符号去象征对象。无论如何，形象性是始终存在的。但我们必须将审美意象的形象性与艺术形象的形象性区别开来。这就是郑板桥所谓：“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即“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的区别。“‘胸中之竹’是艺术家构思过程中所形成的竹的形象。艺术家把思想情感融入物象，并按这种需要对‘眼中之竹’加以修改、补充，在胸中形成完整的竹形象――艺术意象。”其中所说的“艺术意象”在我看来就是我们所讨论的审美意象。由“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就是艺术传达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创作主体脑中的审美意象变成可供欣赏的艺术形象。
第二，主体性。意象以自然之象为本，却不再是客观的自然之象，它体现着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具体地说，任何意象的建构过程都有主体经验的参与，主体对物象进行加工，从而创造出新形象，形成了意象的主体性特征。例如卡夫卡酝酿《变形记》时，脑中构思出 “甲壳虫”这个审美意象，虽甲壳虫是大自然中所存在的物象，但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并不是写一场人变成甲壳虫的闹剧，而是将甲壳虫身上“非人性”的特点提取并加以扩大，借以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力之下，人被无情压榨成非人的“异化”主题，即这里的“甲壳虫”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之象，而是融入了作者情感的审美意象。
第三，不确定性。因物象特征和主体经验的丰富性，即使取同一物象所构成的意象，其意义也是不确定的，因之，意象才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正如巴尔扎克所言：“艺术作品就是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大量的思想。”每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创作主体头脑中丰富的审美意象的物化成果，所以对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解读通常因人而异，充满不确定性。如鲁迅在评价《红楼梦》时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归根究底是因审美意象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小逻辑》，第169页.商务印书馆2011版.
在人的抽象情感艺术中，审美素养作为其中的重要表现形式，成了实践主体对外在美接收与体验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钢琴表演艺术的重要信息。钢琴演奏者在进行演奏的时候，需要将自身的思想认知与文化素养间接呈现出来，形成独特艺术内涵的演奏内容。而为了更好的实现演奏者审美素养的提升，必须要对钢琴音乐表演艺术中的美学进行正确把握，对各种音乐理论知识进行融会贯通，实现自身钢琴审美知识水平的提升。所以说，通过对审美素养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能够强化钢琴表演艺术，实现审美素养能力的提升，将钢琴艺术所具有的特殊感染力展现出来，实现优秀艺术文化的高效传播。
二、审美素养概述
对于审美素养来说，指的是人的抽象情感艺术展示，它所展现的是实践主体在面对外在美的时候，所形成的一种接收与体验状态，在结合主体文化内涵以后，将其自身的艺术素养体现出来，构建创新、内化与创造的条件。在钢琴表演中，表演者所具备的审美素养，更多的是通过演奏旋律、情感展现以及乐曲需求所表现的张力进行展示，为了对艺术作品中的美感圆润、完整的展现出来以后，能够更好的实现演奏者审美素养感知能力的提升。在文艺作品中，审美素养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文艺作品形式美，主要通过节奏、韵律、结构与文字等外在表现形式展现出来，而文艺作品的形式成了观众所接触的审美因素，实现观众想象力的激发，引起观众的共鸣，塑造良好的艺术形象。其次，文艺作品中的具体内容。文艺作品在经过作者的编写与编排以后，需要将一定的历史内容与形象体系囊括其中，然后采用客观的生活内容来进行阐释，这也就使得文艺作品能够展现出情操美、人格美与理性美。最后，文艺作品的象征性，其所形成的审美因素，需要将意境与意象囊括其中，让观众能够从历史内容中进行领悟，对其中的审美因素进行欣赏。
三、钢琴表演审美艺术特点与成因
在钢琴表演中的艺术审美，需要借助钢琴表演中的审美意象来展现，而审美意象的构建，需要以作家的主观审美感知与体验为基础，将客观世界的物质生活进行筛选，构建主观思想与情感体系。意象作为一种具有主观情绪的物质产品，需要借助某种艺术语言与媒介展现出来，从而构建艺术作品的艺术形象，钢琴表演艺术形式也需要借助感官世界来对审美意象进行展现，形成一种感性认知。
(一)钢琴表演艺术中的审美意象特点1．意蕴性审美意象作为意蕴的意象，成了情绪化的意象，同时将作曲家与演奏家精心设置的抽象含义蕴藏其中，成了一种浓缩的思想情感载体。在钢琴表演当中，观众所体会到的审美意象，能够从表演形式、音乐节奏与场景组合来获得，这些表演形式与音乐节奏等都会产生一些文化意义，成了钢琴表演艺术当中的重要组成。2．画面性在审美意象的作用下，能够形成独特的审美意义画面，在开展钢琴表演中，音符并不是采用简单的符号相加，而是需要将主观情感囊括其中，形成一项组合。在聆听钢琴演奏的时候，观众能够在脑海中形成一个画面感，从而将一些抽象的音乐符号具体化，这也就使得其在钢琴表演艺术中能够展现出画面性的审美意象，让观众能够从中领悟到乐曲的审美内涵，实现观众理解水平的提升。3．同一性与非同一性同一性指的是在同一首乐曲的演奏中，不同演奏者所传达的音乐内涵具有一致性，这是因为在演奏过程中，演奏者能够从自身的体验中，感受到乐曲所表达的音乐内涵。这种音乐内涵能够在音乐作品中形成稳定性，并不会随着外界因素产生变化。而非同一性则是在同一首乐曲的演奏中，不同演奏者所表达的音乐内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个性差异、个人阅历与心理特点造成的。在进行钢琴表演的时候，艺术性能够通过统一性与非同一性展现出来，两者之间并没有高下区别。
(二)钢琴表演艺术中审美意象的成因1．作品与艺术认知在钢琴表演艺术过程中，审美意象的产生，受到了艺术认知程度的影响。对于艺术认知程度来说，需要将演奏者的作品认知展现出来，通过对作曲家进行分析，了解其自身的创作过程与创作背景，实现演奏艺术水平的提升。演奏者通过对舞台弹奏效果进行整合，能够在不断地思考中提升自身的演奏技巧，将乐曲中的思想内涵完美的传达出来。在不同作品与艺术认知下，所形成的审美意象存在一定的差异。2．心理特征在审美过程中，审美标准成了人们对审美对象衡量的一种手段，同时受到审美主体生活经验与审美趣味的影响，使得其在审美中的最终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差异。而在审美标准中，心理特征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包括气质特征、性格特征以及兴趣爱好等，在钢琴表演中，演奏者与观众的审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心理特征的影响，只有把握其心理特征，才能更好的实现审美素养的改善。3．听觉能力钢琴表演艺术的实现，听觉能力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审美意象需要借助人体的听觉器官来进行传输。在声音的传达过程中，观众能够借助声音来识别音符，从而产生联想，特别是对于钢琴表演来说，观众需要用心感受，体会其中的韵味。除此之外，观众能够借助听觉能力，进行审美意象的欣赏，演奏者同样如此。钢琴演奏者在听觉能力下，能够对作曲家的创作意图与思想情感进行准确的把握，从而借助听觉来将其中的艺术内涵展现出来。
四、钢琴表演艺术中审美素养能力的提升
在当前的钢琴演奏艺术中，通过实现音乐理论知识的融会贯通，提升艺术修养的水平，实现审美素养能力的改善。
(一)融入音乐理论知识在钢琴表演艺术中，通过将音乐理论知识融入其中，能够对钢琴表演艺术进行重塑，实现艺术内涵的提升，将钢琴表演的发展性与创造性发挥出来。在当前的钢琴艺术表演中，音乐理论知识的融入，能够为钢琴艺术表演的开展提供必要前提。这就需要钢琴演奏者必须要加强理论知识的积累，从而对钢琴艺术作品进行完美阐释，实现钢琴艺术作品审美性、艺术性与文学性的展现。
东方各民族很早就进入了文明时代，但发展却较缓慢。古代人类早期的社会结构、思维方式、伦理习俗、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审美情趣、艺术表现等，在很大程度上被东方各民族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直至近现代，东方各民族的社会心理结构、思维特点以及艺术表现特点，仍在许多方面留下了远古时代的深刻的历史痕迹。东方美学思想和艺术表现方法同原始思维和原始艺术结有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东方各民族的审美思维是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剖析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我们也不难发现，它的审美思维与原始思维是暗合与重叠的。
一、原始思维的具体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暗合与重叠
原始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体性。所谓“具体性思维”，是指思维对象和内容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的外形，以及事物的整体形态的变化运动。在这种思维过程中，始终不脱离具体的物质形象。并且这种思维还有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观念性的东西都尽力转化为个别的、感性的形象，并通过直观的方式来表达。例如，原始初民在尚不能清晰地把握抽象的感情的时候，只能随主观心意接纳万物。“心物不分”，以客观物质表现情感。对于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新科学》中论证到：原始人类就好似“人类的儿童”， 原始思维就好似“儿童的思维”。也就是说，原始思维不仅用形象作为思维的基本材料和手段，而且用“以己度物”的类比表现方式来思维。因此，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决定了早期人类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用形象来思维，从而也大大激发了原始人类的形象思维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在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就保留着大量的具体形象思维的例子，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是西域各民族情歌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古到今，爱情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在西域各民族的情歌中，面对复杂、抽象、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的爱情，都有一个共同的表达特点，就是通过具体直观的、可感受的事物来形象化地表达，即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观念性的东西都尽力转化为个别的、感性的形象，并通过直观的方式来表达。例如，维吾尔族情歌《假如我是一只夜莺》中：假如我是一只夜莺/我愿日夜为你歌唱/假如我是一条鲤鱼/我情愿投入你的网罗/假如我是一只燕子/我愿在你的檐下作窝。这首情歌把一位姑娘抽象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的炽热的爱情，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转化为可直接感知的事物了。再如，塔塔尔情歌：“姑娘像鱼儿敏捷/我撒下的网你已看着/为什么你总从我身边滑过？”这首情歌，表现了一位小伙子对姑娘充满爱慕与渴望的心情，而姑娘却对小伙子充满智慧的拒绝的复杂而美好的情感。这些情感复杂、抽象，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只可意会很难言传。而该情歌却用“鱼儿敏捷”“撒下的网”“从我身边滑过”等这些具体的事物，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只可意会很难言传的深刻情感。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原始思维的具体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暗合与重叠。
二、原始思维的象征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中注重意象的特征暗合与重叠
所谓“象征性思维”，就是借用某一事物来表达具有类似特征的另一事物。象征的本质就是“借喻”，就是借此而言彼。一般说来，象征的事物与被象征的事物之间往往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只是表面上、形式上的某些特征相符合、类似而已。象征的含义不是从事物的本身看，而是从它所暗示的更深层的意义上看。因此，原始思维的象征性从不追求外部形式的真，或者说从不追求事物的“物理形式”“物理性质”的真实。但追求每一种被象征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都是某一社会群体共同认可的，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可见，原始思维的象征性，是借事物的形象，即运用“象”来间接地表达思想、观念，即“意”。以“意”为主，以“象”为辅，“象”随心变，“象”随“意”动。例如，古代中国人往往从象征性和生殖的意义上看待“石陶”“鱼”“枣子”“莲蓬”之美。象征性思维在对具体可感的形象的依赖方面，在形象和含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上，在通过形象或符号来表达观念的间接方法上，都同艺术的审美方式发生了重叠、重合。东方各民族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大量运用象征、拟人、比喻、比兴等手法，大量的以大自然拟人，以人比喻自然物，自然物与人相互转化、幻趣无穷，形成了东方艺术形象即审美意象的特征。这种审美意象是在原始“同情观”的制约、支配下，运用象征、拟人、比喻、比兴等手法，按照主观的想象和情感的需要所自由创造出来的形象。通俗地说，意象就是用来表达某种意念的具象。比如，中国的“九头鸟”“人首蛇身像”“千手观音”等。
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注重意象的特征也与原始思维象征性暗合与重叠。比如，在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经常运用花朵、苹果、月亮、天鹅等意象来赞美姑娘，用夜莺、百灵鸟等意象来表现姑娘动听的声音或姑娘的聪明伶俐，即用“花朵”“苹果”“月亮”“天鹅”“夜莺”“百灵鸟”等“象”，来表达“赞美姑娘”“赞美爱情”等“意”。 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象”具有随意性，不受客观事物固有状态和所谓的“物理真实性”的束缚，只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情感表达的真实和审美欣赏中个人情感体验的真实。比如，维吾尔族情歌：“人人都喜欢红苹果/因为果汁是甜的/我心里爱上了一位姑娘/因为她在姑娘中是最聪明的。”
近年来，随着我国水彩画创作的不断发展，中国画笔墨思想与水彩审美意象的建构之间逐渐产生了微妙的关联，中国画理论和美学观念也开始渗透到了当下水彩画创作之中，并且为建构本民族的水彩话语体系提供了基础。换句话说，以中国画笔墨观念为核心的艺术理论与当代水彩创作相融合的现象反映出我国当下部分水彩画的创作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西方艺术话语的属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而东方美学观则成为指导其创作的重要规则。实际上，我国当代水彩画的发展路径也已经表明片面地迎合西方绘画的评价体系和审美范式并不符合本民族自身的审美习尚和历史文化传统，更有甚者可能会使得我国当代水彩画的创作沦为西方艺术的附庸，从而失去自身的独特性。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国当代水彩的一些创作者们开始审视现有的创作规则，并试图从本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中找寻可以实现水彩创新的路径。在我国古代绘画理论体系中，笔墨观念处于核心的位置，二者始终贯穿于中国画发展历程。从南齐谢赫的“六法”到五代荆浩的“六要”，再到明末董其昌的“南北宗”中有关用笔的论说，以及清初石涛的“一画”，无不将笔墨作为绘画的核心。不仅如此，笔墨对传统绘画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创作层面，还对传统美学思想和品评标准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也直接决定着“意境”这一核心美学范畴的营造效果。可以说，笔墨的处理效果直接关系到画面的视觉效果，尤其关乎审美意象的构思以及画面意境营造的成功与否。传统中国画的创作是这样，当代水彩的创作亦是如此。
一、书法是“形象艺术”或“形象性艺术”错了
这种说法，都是不解书法基本特征也不解艺术何以为艺术的废话。“形象艺术”、“形象性艺术”不仅说书法不合适，说任何艺术品种也不合适。因为艺术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形象创造，以形象反映现实，没有形象创造，不以生动的形象反映现实，就不是艺术。作品的艺术性就在于艺术家以其运用的艺术形式，以该形式可运用的手段进行形象创造，于创造成果上展现出来的技能、功力、见识、修养。由于艺术反映现实的方面，运用的手段、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便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品种。而讲求创造尽可能生动、丰满、有个性面目的形象，则是它们作为艺术存在的共同要求。既然所有的艺术品种都讲求形象创造，就不能以“形象艺术”、“形象性艺术”作为特征来认识哪一艺术品种。称书法为“形象艺术”和“形象性艺术”，既不能表明书法作为艺术的基本特征，也不能使书法与别的艺术品种区分开来。
二、书法是“意象艺术”或“意象性艺术”也不妥
因为“意象”一词，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意思。从审美效果上讲它“有意味”是一种用法，把它作为从现实中感受到并凝炼成意念中的未迹化为艺术作品中的形象，也是一种用法。王羲之就艺术形象创造有“意在笔先”的说法，就有意象的意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讲“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章”时，有“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之说，也是这个意思。但是王羲之又有“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等说法，就只是讲书写的审美意味，即笔下写出的既是点画，又还有比点画形质更耐品赏而难以明言的审美意味。唐人张怀讲自己的书法经验时写道：“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出云霄。灵变无常，务动，或若擒虎豹，有强梁孥攫之形；执蛟螭，见蚴Y盘旋之势。探彼意象，入此规模。”是说他并不依照古人既立的法度写字，而是探寻文墨所以形成的奥妙，探索万物所以存在运动、成形取势的基本原理，从大千世界感悟、摄取形体构成规律、生命形象意味，将之置于书写之中，使所成之迹，既在文字规模之中，又有生动的审美效果，这书法形象虽不是客观现实的再现，其构成之理、之法，却全源之于客观现实。简单一句话，讲的只是书者要从客观自然中感悟挥写运动形体构成之理，形成意中之象，而后才能以文字规模化成有形有势的书法之象，而不是说书法是什么“意象”。
不过，成功的书法形象，确有若飞若动种种生动的审美效果，不是具象而有若具象，有人称它为“意味之象”，简称“意象”，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这种审美效果并非书法这门艺术所独有。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文字描写，读者通过阅读才能在脑海中形成的“意象”，其他如写意画、根雕艺术、奇石艺术，包括大量的抽象画、抽象根雕等都会有不是而似、似而不是的审美意味。将这种效果作为艺术特性来界定它们的艺术品种，则太宽泛，一宽泛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三、书法只能是抽象造型艺术
从艺术品种上说，书法只能是抽象造型艺术。一切只以视觉形象展示于人的艺术都是造型艺术。绘画、雕塑、工艺、建筑、家具、服饰、印染、日用器皿设计等均属之，戏剧化装表演动作也讲造型设计。书法也是以视觉形象展示的，故也属造型艺术。
造型艺术分两大类：一类是反映现实具象的，称再现艺术，也称具象造型艺术；一类是不反映现实具象的，称表现艺术，也称抽象造型艺术。具象造型艺术，讲求对客观现实反映的真实性、准确性、典型性等等。抽象造型艺术没有这些要求，有些品种却不能不讲求客观现实中所存在的形体构成规律，如整齐、变化、统一、对称、平衡、不对称平衡等规律的运用。这些规律是人从客观自然中感悟、积淀、抽象的，被抽象出以后在具体的艺术品创造中运用。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它们是抽象造型艺术。
在这一点上，书法表现得最为典型。汉文字有一部分是据现实之象创造的，但书写造型却不顾这些而只讲求上述那些形体构成规律的运用和那些规律运用效果给人形成的形式感，这也说明书法只能是抽象造型艺术。
书法虽是以抽象造型进行创造的，但它仍要求创造俨有筋骨血肉的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只是其所谓“筋骨血肉”等等，都是意味的显示而不是真实的写照，而其审美意味也正在这里似而不是，激发人的想象，引发人的联想。
这不正可以说明它是意味之象、意象，可称它为意象艺术吗？不行。之所以说不行，一是有类这种意味的艺术品种太多了，不能说明其品种特点；二是这种效果正是它的抽象造型派生的，舍弃它的抽象性而言意象，就是舍本逐末了。认准它是抽象造型艺术，不仅说明了书法的形象特征，而且也能让人知道其形象得以创造之根据、之原理从何而来。没有万象中客观存在之理哪有书写挥运结体之理？没有据自然之抽象，何来自然之理于书写中的运用？
四、称“书法为抽象造型艺术”与绘画上之有“抽象派”毫不相干
有人说：说书法是抽象造型艺术，是对书法艺术的误读。
的确，在俄国人康定斯基以前，世上没有抽象绘画。“抽象派绘画”是他发明的，然而，这“抽象”一词却不是康定斯基发明的，而是人们从哲学用语中借来的。只不过借过来称绘画形象，是说它也有形、有色、有造型，却不是依据客观形象，是说它没有依据客观自然的造型。
书法是不是因为绘画上有了康定斯基的“抽象派”之称，所以人们才把它归类于抽象造型艺术的呢？
东方各民族很早就进入了文明时代，但发展却较缓慢。古代人类早期的社会结构、思维方式、伦理习俗、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审美情趣、艺术表现等，在很大程度上被东方各民族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直至近现代，东方各民族的社会心理结构、思维特点以及艺术表现特点，仍在许多方面留下了远古时代的深刻的历史痕迹。东方美学思想和艺术表现方法同原始思维和原始艺术结有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东方各民族的审美思维是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剖析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我们也不难发现，它的审美思维与原始思维是暗合与重叠的。
一、原始思维的具体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暗合与重叠
原始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体性。所谓“具体性思维”，是指思维对象和内容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的外形，以及事物的整体形态的变化运动。在这种思维过程中，始终不脱离具体的物质形象。并且这种思维还有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观念性的东西都尽力转化为个别的、感性的形象，并通过直观的方式来表达。例如，原始初民在尚不能清晰地把握抽象的感情的时候，只能随主观心意接纳万物。“心物不分”，以客观物质表现情感。对于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新科学》中论证到：原始人类就好似“人类的儿童”， 原始思维就好似“儿童的思维”。wWW.133229.cOm也就是说，原始思维不仅用形象作为思维的基本材料和手段，而且用“以己度物”的类比表现方式来思维。因此，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决定了早期人类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用形象来思维，从而也大大激发了原始人类的形象思维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在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就保留着大量的具体形象思维的例子，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是西域各民族情歌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古到今，爱情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在西域各民族的情歌中，面对复杂、抽象、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的爱情，都有一个共同的表达特点，就是通过具体直观的、可感受的事物来形象化地表达，即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观念性的东西都尽力转化为个别的、感性的形象，并通过直观的方式来表达。例如，维吾尔族情歌《假如我是一只夜莺》中：假如我是一只夜莺/我愿日夜为你歌唱/假如我是一条鲤鱼/我情愿投入你的网罗/假如我是一只燕子/我愿在你的檐下作窝。这首情歌把一位姑娘抽象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的炽热的爱情，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转化为可直接感知的事物了。再如，塔塔尔情歌：“姑娘像鱼儿敏捷/我撒下的网你已看着/为什么你总从我身边滑过？”这首情歌，表现了一位小伙子对姑娘充满爱慕与渴望的心情，而姑娘却对小伙子充满智慧的拒绝的复杂而美好的情感。这些情感复杂、抽象，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只可意会很难言传。而该情歌却用“鱼儿敏捷”“撒下的网”“从我身边滑过”等这些具体的事物，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只可意会很难言传的深刻情感。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原始思维的具体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暗合与重叠。
二、原始思维的象征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中注重意象的特征暗合与重叠
所谓“象征性思维”，就是借用某一事物来表达具有类似特征的另一事物。象征的本质就是“借喻”，就是借此而言彼。一般说来，象征的事物与被象征的事物之间往往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只是表面上、形式上的某些特征相符合、类似而已。象征的含义不是从事物的本身看，而是从它所暗示的更深层的意义上看。因此，原始思维的象征性从不追求外部形式的真，或者说从不追求事物的“物理形式”“物理性质”的真实。但追求每一种被象征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都是某一社会群体共同认可的，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可见，原始思维的象征性，是借事物的形象，即运用“象”来间接地表达思想、观念，即“意”。以“意”为主，以“象”为辅，“象”随心变，“象”随“意”动。例如，古代中国人往往从象征性和生殖的意义上看待“石陶”“鱼”“枣子”“莲蓬”之美。象征性思维在对具体可感的形象的依赖方面，在形象和含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上，在通过形象或符号来表达观念的间接方法上，都同艺术的审美方式发生了重叠、重合。东方各民族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大量运用象征、拟人、比喻、比兴等手法，大量的以大自然拟人，以人比喻自然物，自然物与人相互转化、幻趣无穷，形成了东方艺术形象即审美意象的特征。这种审美意象是在原始“同情观”的制约、支配下，运用象征、拟人、比喻、比兴等手法，按照主观的想象和情感的需要所自由创造出来的形象。通俗地说，意象就是用来表达某种意念的具象。比如，中国的“九头鸟”“人首蛇身像”“千手观音”等。
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注重意象的特征也与原始思维象征性暗合与重叠。比如，在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经常运用花朵、苹果、月亮、天鹅等意象来赞美姑娘，用夜莺、百灵鸟等意象来表现姑娘动听的声音或姑娘的聪明伶俐，即用“花朵”“苹果”“月亮”“天鹅”“夜莺”“百灵鸟”等“象”，来表达“赞美姑娘”“赞美爱情”等“意”。 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象”具有随意性，不受客观事物固有状态和所谓的“物理真实性”的束缚，只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情感表达的真实和审美欣赏中个人情感体验的真实。比如，维吾尔族情歌：“人人都喜欢红苹果/因为果汁是甜的/我心里爱上了一位姑娘/因为她在姑娘中是最聪明的。”
三、原始思维的情感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意象的选择性暗合与重叠
原始思维的种种特点最早集中地体现在原始宗教观念中。原始宗教的本质是对外界进行虚幻的猜测、(转第79页）(接第73页）想象和变形，而猜测、想象的核心却是激情和欲望。在图腾崇拜活动中，原始人类利用图腾象征来表达主观情绪、意念。图腾形式就成为愿望、企图、肯定性的情感和欲望的物化表现。这种形式直接唤起激情和欲望，激情和欲望通过图腾形式得到充分地表现和展示。由于在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活动中情感贯穿始终，因此，原始思维具有情感性的特征。就是说这种思维形式本身就是以情感倾向作为行动的动力的，以情感倾向去选择喜爱或憎恨的象征物，从而表达主观意愿的。原始思维这一特征同其他特征融汇在一起，渗透在思维的全部过程和思维的各个方面。原始思维的情感性对东方审美思维和艺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图腾、巫术活动促成了东方各民族敏锐的形式美感。例如，中国八卦阴阳鱼形图、汉墓砖石上雕刻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交尾图形，富于装饰意味的莲花、桃花、梅、兰、竹、松等形式都反映出了人们对生命力、健康、旺盛、青春、力量和美的追求。
在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我们发现以下几种与爱情主题表面关联不密切的自然事物，都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比如苹果、鱼、马、月亮等。苹果之所以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是因为苹果是新疆主产的水果之一，种植历史非常悠久。一方面，苹果香甜可口，营养丰富，容易保存，可供食用半年以上；另一方面，苹果外皮的漂亮、圆润的形状、沁人心脾的芳香都特别的诱人喜爱。以苹果作为象征物，不仅能反映出健康、旺盛、青春和美，而且也能反映出人们对旺盛生命力的追求。所以，苹果成为“美好”一词的象征物，被经常运用于对姑娘的歌咏之中。以苹果唱姑娘，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情歌中都流行通用。在西域各民族情歌中，以鱼来比喻姑娘，极为常见。比如，维吾尔情歌：“白鱼啊，白鱼姑娘，为什么不见你沐浴阳光？嫌我不称心吗，比我更称心的人又在何方？”崇拜鱼的风俗及观念，是整个中亚西亚文化圈的文化现象，是原始动物崇拜的文化沉淀。马为什么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呢？这与西域民族的经济生活的特定方式是分不开的。马在游牧或半农牧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是牧民的第二生命。马在西域各民族的文化观念中，具有比较固定的含义。一般马的意象描写都是为歌咏情人或意中人服务，对于各种各样的马以及马的各种动态的赞颂，都是歌者为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而出现的。比如，塔塔尔情歌：瞎子渴望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骑士渴望有匹奔驰的骏马/心上的人儿/你是我明亮的眼睛/你是我的骏马。可见，歌手对骏马意象的选择，真切地渲染和表现了热烈的爱情生活。
综上所述，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注重意象的特征，以及意象的选择性特征，分别与原始思维的具体性、象征性以及情感性特征暗合与重叠，这也充分说明了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是与原始思维暗合与重叠的。
参考文献：
东方各民族很早就进入了文明时代，但发展却较缓慢。古代人类早期的社会结构、思维方式、伦理习俗、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审美情趣、艺术表现等，在很大程度上被东方各民族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直至近现代，东方各民族的社会心理结构、思维特点以及艺术表现特点，仍在许多方面留下了远古时代的深刻的历史痕迹。东方美学思想和艺术表现方法同原始思维和原始艺术结有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东方各民族的审美思维是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剖析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我们也不难发现，它的审美思维与原始思维是暗合与重叠的。
一、原始思维的具体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暗合与重叠
原始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体性。所谓“具体性思维”，是指思维对象和内容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的外形，以及事物的整体形态的变化运动。在这种思维过程中，始终不脱离具体的物质形象。并且这种思维还有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观念性的东西都尽力转化为个别的、感性的形象，并通过直观的方式来表达。例如，原始初民在尚不能清晰地把握抽象的感情的时候，只能随主观心意接纳万物。“心物不分”，以客观物质表现情感。对于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新科学》中论证到：原始人类就好似“人类的儿童”， 原始思维就好似“儿童的思维”。也就是说，原始思维不仅用形象作为思维的基本材料和手段，而且用“以己度物”的类比表现方式来思维。因此，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决定了早期人类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用形象来思维，从而也大大激发了原始人类的形象思维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在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就保留着大量的具体形象思维的例子，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是西域各民族情歌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古到今，爱情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在西域各民族的情歌中，面对复杂、抽象、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的爱情，都有一个共同的表达特点，就是通过具体直观的、可感受的事物来形象化地表达，即把一切抽象的、普遍化的、观念性的东西都尽力转化为个别的、感性的形象，并通过直观的方式来表达。例如，维吾尔族情歌《假如我是一只夜莺》中：假如我是一只夜莺/我愿日夜为你歌唱/假如我是一条鲤鱼/我情愿投入你的网罗/假如我是一只燕子/我愿在你的檐下作窝。这首情歌把一位姑娘抽象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的炽热的爱情，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转化为可直接感知的事物了。再如，塔塔尔情歌：“姑娘像鱼儿敏捷/我撒下的网你已看着/为什么你总从我身边滑过？”这首情歌，表现了一位小伙子对姑娘充满爱慕与渴望的心情，而姑娘却对小伙子充满智慧的拒绝的复杂而美好的情感。这些情感复杂、抽象，无法用语言来确切表达，只可意会很难言传。而该情歌却用“鱼儿敏捷”“撒下的网”“从我身边滑过”等这些具体的事物，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只可意会很难言传的深刻情感。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原始思维的具体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暗合与重叠。
二、原始思维的象征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中审美思维中注重意象的特征暗合与重叠
所谓“象征性思维”，就是借用某一事物来表达具有类似特征的另一事物。象征的本质就是“借喻”，就是借此而言彼。一般说来，象征的事物与被象征的事物之间往往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只是表面上、形式上的某些特征相符合、类似而已。象征的含义不是从事物的本身看，而是从它所暗示的更深层的意义上看。因此，原始思维的象征性从不追求外部形式的真，或者说从不追求事物的“物理形式”“物理性质”的真实。但追求每一种被象征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都是某一社会群体共同认可的，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可见，原始思维的象征性，是借事物的形象，即运用“象”来间接地表达思想、观念，即“意”。以“意”为主，以“象”为辅，“象”随心变，“象”随“意”动。例如，古代中国人往往从象征性和生殖的意义上看待“石陶”“鱼”“枣子”“莲蓬”之美。象征性思维在对具体可感的形象的依赖方面，在形象和含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上，在通过形象或符号来表达观念的间接方法上，都同艺术的审美方式发生了重叠、重合。东方各民族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大量运用象征、拟人、比喻、比兴等手法，大量的以大自然拟人，以人比喻自然物，自然物与人相互转化、幻趣无穷，形成了东方艺术形象即审美意象的特征。这种审美意象是在原始“同情观”的制约、支配下，运用象征、拟人、比喻、比兴等手法，按照主观的想象和情感的需要所自由创造出来的形象。通俗地说，意象就是用来表达某种意念的具象。比如，中国的“九头鸟”“人首蛇身像”“千手观音”等。
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注重意象的特征也与原始思维象征性暗合与重叠。比如，在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经常运用花朵、苹果、月亮、天鹅等意象来赞美姑娘，用夜莺、百灵鸟等意象来表现姑娘动听的声音或姑娘的聪明伶俐，即用“花朵”“苹果”“月亮”“天鹅”“夜莺”“百灵鸟”等“象”，来表达“赞美姑娘”“赞美爱情”等“意”。 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象”具有随意性，不受客观事物固有状态和所谓的“物理真实性”的束缚，只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情感表达的真实和审美欣赏中个人情感体验的真实。比如，维吾尔族情歌：“人人都喜欢红苹果/因为果汁是甜的/我心里爱上了一位姑娘/因为她在姑娘中是最聪明的。”
三、原始思维的情感性与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意象的选择性暗合与重叠
原始思维的种种特点最早集中地体现在原始宗教观念中。原始宗教的本质是对外界进行虚幻的猜测、(转第79页）(接第73页）想象和变形，而猜测、想象的核心却是激情和欲望。在图腾崇拜活动中，原始人类利用图腾象征来表达主观情绪、意念。图腾形式就成为愿望、企图、肯定性的情感和欲望的物化表现。这种形式直接唤起激情和欲望，激情和欲望通过图腾形式得到充分地表现和展示。由于在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活动中情感贯穿始终，因此，原始思维具有情感性的特征。就是说这种思维形式本身就是以情感倾向作为行动的动力的，以情感倾向去选择喜爱或憎恨的象征物，从而表达主观意愿的。原始思维这一特征同其他特征融汇在一起，渗透在思维的全部过程和思维的各个方面。原始思维的情感性对东方审美思维和艺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图腾、巫术活动促成了东方各民族敏锐的形式美感。例如，中国八卦阴阳鱼形图、汉墓砖石上雕刻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交尾图形，富于装饰意味的莲花、桃花、梅、兰、竹、松等形式都反映出了人们对生命力、健康、旺盛、青春、力量和美的追求。
在西域各民族情歌审美思维中，我们发现以下几种与爱情主题表面关联不密切的自然事物，都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比如苹果、鱼、马、月亮等。苹果之所以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是因为苹果是新疆主产的水果之一，种植历史非常悠久。一方面，苹果香甜可口，营养丰富，容易保存，可供食用半年以上；另一方面，苹果外皮的漂亮、圆润的形状、沁人心脾的芳香都特别的诱人喜爱。以苹果作为象征物，不仅能反映出健康、旺盛、青春和美，而且也能反映出人们对旺盛生命力的追求。所以，苹果成为“美好”一词的象征物，被经常运用于对姑娘的歌咏之中。以苹果唱姑娘，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情歌中都流行通用。在西域各民族情歌中，以鱼来比喻姑娘，极为常见。比如，维吾尔情歌：“白鱼啊，白鱼姑娘，为什么不见你沐浴阳光？嫌我不称心吗，比我更称心的人又在何方？”崇拜鱼的风俗及观念，是整个中亚西亚文化圈的文化现象，是原始动物崇拜的文化沉淀。马为什么经常被作为审美意象的选择呢？这与西域民族的经济生活的特定方式是分不开的。马在游牧或半农牧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是牧民的第二生命。马在西域各民族的文化观念中，具有比较固定的含义。一般马的意象描写都是为歌咏情人或意中人服务，对于各种各样的马以及马的各种动态的赞颂，都是歌者为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而出现的。比如，塔塔尔情歌：瞎子渴望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骑士渴望有匹奔驰的骏马/心上的人儿/你是我明亮的眼睛/你是我的骏马。可见，歌手对骏马意象的选择，真切地渲染和表现了热烈的爱情生活。
综上所述，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的形象化特征、注重意象的特征，以及意象的选择性特征，分别与原始思维的具体性、象征性以及情感性特征暗合与重叠，这也充分说明了西域各民族情歌中的审美思维是与原始思维暗合与重叠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化艺术;剪纸;东北;审美
剪纸艺术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流传广泛。东北的剪纸艺术具有鲜明的氏族社会大地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文化特征，与当地普遍信奉的萨满教关系密切，本文以东北剪纸艺术的审美意象为例，研究地域文化艺术中的美学理论。
一、审美与剪纸艺术
(一)审美。我国当代美学理论研究在学习西方美学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形成了以实践美学为主流的美学理论体系，审美是一种实践活动形态，与人生实践紧密相关。相比古人，现代人更加需要审美。美学以审美活动为对象，通过审美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构建人类审美的价值体系。审美价值则是在审美主体与对象的精神互动过程中确立起来的。
(二)剪纸艺术。剪纸艺术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东北剪纸艺术是我国民间剪纸艺术当中的一个类别。任何艺术品都是人们按照自身审美观念以及生活习俗创作出来的，将自身情感和信念融入其中，表达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剪纸艺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独特的人文性和民族意蕴，见证和传承着深厚的中华文明。
二、东北剪纸艺术的审美意象
(一)东北剪纸艺术。东北剪纸艺术以吉林和黑龙江为代表，题材上有满族祭奉祖先的古俗之物，即旗装马靴的姥媳人(神)。萨满教中，萨满即为沟通人与神的巫，其所供奉的神即为姥妮人，也就是老太太神。东北剪纸艺术与民间信仰萨满教关系密切，满族祖先很早便用鱼皮、兽皮等剪刻成神偶用于祭祀，这只是东北剪纸当中的一类题材，此外还涉及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常见龟、蛙、人参等，剪纸人物人神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二)审美意象。审美意象，从中国古典美学的角度来说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也就是艺术的本体。如果从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角度看，它同样居于核心地位。艺术家用某种媒介物构建出意象，表达感情，就是艺术。也就是把情感融入某个符号化的意象，人物、动物等元素构成实物剪纸，而在审美当中，审的不是剪纸本身，而是其蕴含的意蕴，也就是象。东北剪纸中，娃娃、莲花、葫芦等象征着多子多福，家禽家畜等象征着吉祥幸福。每当重大节日，人们就会用剪纸来布置环境，操办喜事也惯用喜字剪纸等。这种方式将东北剪纸艺术的审美意象呈现出来，将人们心中的意象用实物传达给其他人。审美活动是一种价值活动，表现人的精神价值和精神需求。东北剪纸艺术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因素，有着强烈的生活气息，无论是复杂还是简单的剪纸作品，都能使人产生联想和美感，并获得不同的身心感受。
(三)审美价值。首先是题材美。东北剪纸艺术可以说是东北老百姓自己的艺术。一般剪纸艺人多集中在农村，闲暇时，他们用灵巧的双手将生活的感受融入剪纸当中。剪纸作品通常歌颂正面和积极的情感，表现对生命的热爱。鸟兽虫鱼、花木、粮食、人物等元素构成有趣而精巧的剪纸造型，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如图1所示，该作品蕴含多子多福、望子成龙之意。其次是寓意美。剪纸一般用于纳吉祝福、劝勉警诫、祛邪除恶。这些内涵表达着人们的感情和对生活的追求，体现一种内在精神品质。第三是构图美。一把剪刀就能剪出龙凤、剪出人物、剪出鸟兽虫鱼，具有鲜明的构图美感。第四是含蓄美。剪纸作品题材来源于生活，用简洁朴实的图案表现生活的点点滴滴，只要细细品味，就能够发现剪纸艺术巧妙的手法和表达方式。同时抽象且含而不露的形象，让人联想和思考，耐人寻味。第五是教化之美。剪纸中蕴含的意象有吉祥造型、神话传说等，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是对黑土地文化的传承，教化了一代代的东北人。
三、结语
从当代中国美学理论体系来看，东北剪纸艺术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值得人们细细品味鉴赏。其所表达的美学意蕴，深含当地的文化特性。剪纸来源于民间，映射着老百姓的精神世界，美学观念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深处，灌注进剪纸艺术当中，发挥着强大的魅力与生命力。
参考文献：
意象油画近些年来成为美术界一种兴起的思潮，既源自民族文化的巨大感召，也出于油画在当代演进中与意象精神的某种契合。"意象"本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范畴，汪裕雄指出"中国古代意象一语，历来是物象、兴象(含喻象、象征、典故等)、乃至于指称道的'大象'('罔象')的总称。就其涵括的指称范围而论，既有具象的形而下的器，也有恍惚无形的形而上的道，还有深蕴于人心的情与理，简直是无所不包。"①但当其表现为审美过程时，于艺术本体来说，是以直觉的方式，在感性之中把握理性的经验。表现在创作主体上，就是综合、提炼对审美客体的印象与感悟，而不拘泥的形象再现；表现在视觉特征上，就是以"意"造"象"，是心与物的交融，是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内在统一，是一个完整的，内部有意蕴的感性世界。
意象油画是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和美学意蕴的语境下，把美学中"意象"的思想应用于油画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绘画形式，是油画切入中国现当代文化所演绎出的独特的文化景观。它是以其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语言形式的独特性，形成的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意象油画"， 而非简单的表面语言结合。尚辉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精神、民族审美心理和地域特征对于异质艺术内核的'我化'与'转换'。意象油画作为西方语言本土化的一个最大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它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归属命题。意象油画和西方本土油画最大的区别，在于意象油画最大程度地渗入和包蕴了中华民族的人文气质与文化心理。"②
首先，意象油画在视觉特征就注重对有限物象的超越，不满足于外在形、光、色的描绘，突破具体的"象"的有限，来体现 "道"的无限，以形色营构具有中国诗性文化特征的意境。"实际上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③如在洪凌的风景油画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在现实中相对应的风景地点，而是他对自然山水的综合组织，以及由内心生发的"意"，是把自己的感受一点一点地放到画布上，境由心生，景随情变。"大象无形"，中国人认为，凡是拘泥于具体形的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形之宇宙，要把视觉的栅栏撤除，超越具体物象的时空，把对物观察的"焦点"除去，在"远"的时空观念里对具体物象的"质"进行模糊处理，醉心于对无视焦点物象的描绘，造成"无常形"的物象整体性的模糊。洪凌作品中的山、水、树、房子交融到一起，只是一种"意象"的寻找，追求的是画面中连绵不绝的一种整体气韵。洪凌在对中国文化传统反思的过程中，着重从东方审美境界的追求里把握到这种"天人合一"的美学品格，从油画的角度来理解和吸收，令其作品更接近于中国山水画的美学境界。
其次，中国艺术家审美观照的过程，是一个将自我的情怀纳入宇宙万物中，实现物我交融的过程，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达到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统一。在这里艺术家对自然的感受以及获得的表象是一种浸透了画家主体意识的表象。中国画家普遍认为对各种物象结构的把握是完成真正的审美观照和心灵抒发的重要条件，所以中国画家十分强调对客观物象的气势、韵味的把握，这是与艺术家的心理逻辑相吻合的。同时意象油画的审美意象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直接观照而创造的。意象油画艺术家赋予审美意象的不仅是传统文人思想，且具有一种时代的精神。如陈钧德先生《山林云水图系列》，随意的书写笔法和画面的意象空间令画面轻松欢悦，金字塔的构图传达着一种昂扬向上的气势，艺术家把乐观进取时代的精神赋予了自然的山水艺术形象，使得审美形象生动鲜明。而俞晓夫在其作品中往往以大面积平面的深色作为画面的主调，弱化三度空间的表现，使画面产生进深不定的神秘空间，意到笔不到的极至发挥和用笔效果态意纵横的偶发因素，其作品明显的东方色彩的意象是其主要特征，也是其作品主要意象化内涵，这些极大地增强了绘画的可读性，隐射着画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感悟，反映东方情境下的绘画理念和精神内涵。
再次，意象油画在语言上继承中国绘画的造型语言的抽象性、写意性等特征。用笔、用线、用色方面体现出一种自由精神，赋予写意的特性，营造一个意象的心理空间来表达一种诗化的意境,体现一种主客合一的审美趋向。这种心理空间体现着中国人的宇宙观，画家把主体情感融入自然宇宙中，把"我"的生命、意志和宇宙的生命、意志化为艺术作品的生命。宗白华先生判断："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是中国画家、诗人的艺术世界"。④ 沈行工的江南风景在色彩语言上体现对于中国诗性文化的表达与创造。他充满节奏变幻绿色调、蓝色调、褐色调和白色调，挖掘了江南地域色彩，传递出了江南的委婉、温湿的气质与底蕴，其作品呈现出秀丽、平淡、萧散的审美格调，表达了一种中国哲诗文化的审美意境。而女画家欧洋的意象油画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特点--表现性，作品流露出一种恬淡的美学品格。为了寻求油画的东方性，其作品尝试了将中国文人水墨画传统与西方印象派光色结合，追求具有东方意象审美内涵的油画语言，同时注重笔触的表现力和色彩的跳跃性，形成了个人独特的油画艺术风貌。
此外，意象和谐、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是意象油画追求的审美建构意境。唐司空图认为对于意象的高级形态意境的把握,其特征在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⑤宋人严羽认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⑥对"意境"做出了更加形象地描述。实际上是说一切意中之"境",都是现实客观自然的反映,但这个反映不是机械模仿而是高于生活的真实,这是由于有了意的加工与改造,才使得"境"摆脱了现实空间的局限,摆脱了"象"的约束。意境是其本身的不确定性及其所造成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暗喻性具有的吸引 力，使人们在审关活动中能超越具体的、有限的时空和物象，从而感受和体悟到一个与理想人生相契合的审美对象。正如吴冠中在谈自己的写生作品时说："我很少背着画箱出去碰见什么景就画。我总是先观察，跑遍山前山后，村南村北----然后在脑子里综合、组织形象，挖掘意境。"⑦如其《水乡》、《江南春》等作品开始深入中国的"意境"美学和恬淡境界，画面色调淡雅，用笔随意洒脱，具有浓郁的东方意味，诠释了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优雅、委婉耐人寻味。把强烈的主观欲望、个人生命体验揉进他的笔触、色彩和画面的节奏中。
其实，文艺发展都有自身的承传性规律和传统, 任何艺术都在特定的时期表现出时代特征，只要很好地继承我们民族绘画的创作经验和意象美学精神, 汲取了现当代各门类艺术的有益成分，中国油画创作就会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并将形成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油画风格。意象油画由于创作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的不同，意象油画利用色彩、线条、构图等的精心创造出的新颖独特的意象情景，体现出了"境生象外"， 特征，在审美特质上更倾向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美学特质，因此,对于中国油画来说,意象美学精神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① 汪裕雄 意象探源[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331
② 尚辉.意象油画百年[J].美术，2005,450（6）：46
③ 叶郎. 现代美学体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42
④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6
魏晋之际玄学的盛行所导致画家的个性自由和向自然的贴近，为以后中国山水画科目的独立提供了条件。从隋唐以前山水画中所表现的“空勾无皴”到五代时期山水画的“皴染俱备”，皴法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成为与中国山水画同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五代、两宋是山水画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皴法定型和发展的顶峰时期。从荆浩的“斧劈皴”（原型）、董源的“披麻皴”，到范宽的“雨点皴”、郭熙的“卷云皴”、李唐的“斧劈皴”、“马牙皴”，马远和夏圭的“大斧劈皴”等，这些皴法成为了中国山水画史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皴法的三大类别
皴法，是中国山水画运用水墨关系来表现对象的一种传统技法。它的主要特点是运用点、线、面不同组合方式，刻画出各种不同的山石树木结构，体面转换及明暗变化、形体起伏等，来塑造不同物质所构成的不同客观物象和体质。下面，我们根据传统诸种皴法的形式和用笔的不同，以现代绘画的观念将皴法归纳为点皴、面皴、线皴三大类别。
（一）点皴。点皴在传统的山水画皴法中有雨点皴、米点皴、马牙皴等，它是以平点、竖点、大浑点、侧笔点、胡椒点等各种点状皴笔集合而成为表现形式的山水技法。点皴主要为点划结合的笔法运用。“下笔如凿，凿痕遍布山石”那是皴笔时的要求。点笔时要有聚有散，墨色有浓有淡，虚实相间。点皴适合于表现山石林木，近者表现树丛，远者以示苔藓或灌木丛。
（二）线皴。线皴是依据所要塑造的山石峰体，按其形质纹理的不同，利用线的穿插、排列组合，线的交叉组合以及线的长短、粗细、疏密、浓淡、轻重、曲直来表现物象形体的一种皴法。这种皴法要善于线的运用、组合和变化，一般是以中锋松动用笔，强调灵活多变，在变化中求统一。传统山水画皴法中的披麻皴、解索皴、折带皴、荷叶皴、云头皴、乱柴皴等都是于线皴的范围。
（三）面皴。面皴是以大小块面皴法来塑造山石的形体和表现质感的。面皴的特点是多以侧锋，用笔有宽窄、长短、排列组合。下笔要果断，压力大，速度快，以求达到形象鲜明、生辣、淋漓、凝重的艺术效果。面皴在传统的山水画中包括斧劈皴、雨淋墙头皴、拖泥带水皴和没骨皴等。
皴是一种再现形体凹凸、明暗、体积量感和质感的特殊表现形式。人们形象地用“雨点”、“披麻”、“乱柴”、“荷叶”、“斧劈”等等来为皴法命名，十分生动有趣。同时，一种皴法的称谓正来自于自然界石皴纹理的特征。
二、“卷云皴”是最早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山水画皴法之一
北宋南北两大山水画派中的李成、范宽、董源以不同的画风和卓越的贡献，创立了当时三大主要流派。荆浩虽然开创了北宋北派画派，并著有经典的《笔法记》，对山水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荆浩，包括关仝、李成在内则没有一幅作品传下来。我们从实际的记载中和后人的有关摹本可以了解到，荆、关、李三人中，起决定性的是李成。
米芾曾云：“李成真见两本，伪是三百本。”可见李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画的水墨山水，善用淡墨的情韵，体现山水的灵秀，展现的是文秀杭州美术培训的一路。米芾又谈到：“李成淡墨如梦雾中，石如山动。”李成创造了“卷云皴”，他的作品虽没有留下，但从师承李成的郭熙的画中可以看到卷云皴的表现形式。“卷云皴”是最早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山水画皴法之一。
三、荷叶皴是中国山水画皴法之一，因其皴法结构主体形如荷叶的筋脉而得名
用来表现坚硬的石质山峰，经自然剥蚀后，岩石出现深刻的裂纹。元代赵孟頫在《鹊华秋色图》始用此法，后经明清不断演化而日臻成熟。清代的石涛、弘仁是个中好手。荷叶皴的特点： 皴笔从峰头向下屈曲纷披，多中锋运笔，近似解锁皴，外轮廓亦柔亦刚。刚劲的表现北方的高山俊峰，清代的弘仁用此法表现黄山的峭立雄伟；柔美的表现江南土质山脉，经雨水冲刷後，形成的机理效果，恰如石涛的荷叶皴法。
四、皴法是一种审美意象的外化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提到：“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神用象通，情变所孕。”他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提出了“意象”这个范畴。刘勰所谓的“意象”，在郑板桥那里具体提出了“三竹论”。郑板桥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郑板桥集·题画》）
这段话包含了三层意思：首先，画意是烟光日影露气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而引起的。换句话说，并不是由孤立的“象”引起，而是有虚实结合的“境”引起的。这样画家所创造的就不是一般的“意象”，而是“意境”。其次，绘画意境的创造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眼中之竹”是对于“境”（审美的自然）的直接关照。“胸中之竹”是经过画家审美意识的熔铸加工（即“情”、“景”契合）而产生的审美意象。“手中之竹”则是画家通过审美把握之后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郑板桥提出整个创作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胸中之竹”的产生。“眼中之竹”还不是审美意象，“胸中之竹”才是审美意象。有了“胸中之竹”，就有了艺术的本体和生命，然后才有“手中之竹”——画面的意象。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真正的美不在于自然之物象本身，而在于人与物理世界之外建构的“意象”世界。中国艺术一贯秉承“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强调内在与外在、精神与物质的沟通。通过超越有形的物质世界，使人于外在世界中感悟到自我内心的审美追求，即从物质世界中透视出精神世界。山水画的意象化与意象表现正是在这种观念下应运而生的。山水画皴法的存在价值正是表达意象的前提，意象的准确传达是一种高度概括、高度成熟、具有相对稳定样式而又符合形式美的规律，是反映作品内涵和加强艺术表现力的一种艺术语言，也是中国画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产物。因此，程式化的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艺术家实现其作品“传神”、“写意”的途径，艺术家所运用的皴法，意不在本身，而是作为表达画家审美意象的一个载体（物化）。
综上所述，一部山水画史，一部中国画史的发展就是在技巧表现精神、精神突破技巧而产生新的技巧，新的技巧表达新的精神这种不停变革、往复循环中发展起来的。皴法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山水画变化的风向标。
参考文献：
[1]徐书城.美术理论[J].19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