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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131-01
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其概述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累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那么中国传统的思想主要有那些呢？
（一）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占有突出性的地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关键。民本思想表现在民为邦本，民重君轻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现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1.民为邦本
《尚书・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汉代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以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如何实现人心所向呢？姜尚认为统治者要做到“仁”、“义”、“道”，核心是“利”。他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主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这里强调统治者不能与民争利，而且还要“能生利”，是谓“道”。
2.民贵君轻
儒家政治思想主要是“德政”、“礼治”，至孟子发展为“仁政”。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是贵民论，他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犯’这里是说人民、国家、君主三者重要性的排列次序，实际上讲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孟子为统治者总结出一条最重要的治国要诀，即“得民得天下”。他说：“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成为天下王者，是由于“以德行仁”而得民。相反，“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天下矣。”其次，孟子进一步指出，得民的关键是得民心。
（二）和谐思想
儒家关于和谐思想的论述，主要观点有：一是“和而不同”。二是“天人合一”。孔子认为，天道寓于人道之中，天道即是人道，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达到天人相知、相通、和谐的境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并从心性上解释天人合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三是“中庸之道”。
道家以“道”为最高法则，主张遵循道的规律，顺应自然，合乎天道。提出“天人和乐”的思想：“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二是“无为而治”。老庄所谓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要以“人为”违拗自然，是人体道、悟道、得道的和谐状态。三是“知足常乐”。老子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儒道的和谐思想各有侧重，儒道家的立意和宗旨各有不同。但其二家共同具有“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和谐”为特质的注重天人、人际、身心和谐统一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对中华文明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传统文化对劳动法理念的影响
传统的思想理念中，最精华最核心的思想无非莫属“民本思想”和“和谐思想”，这两种思想在文前已经重点讲述。这两种思想对我国的法律文化，产生着深远重要的影响，劳动法理念也同样深深受其影响着。
（一）“民本思想”对劳动法理念的影响
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爱民重民、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具体方面来说，劳动法侧重保护劳动关系中的弱势一方，注重维护劳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获取报酬权、休息权、平等就业权等权利的保障，并且设计相应法律机制来确保劳动者真正享有这些法定权利。这种既对双方当事人的民事平权主体地位和合同关系给予尊重，又对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给予特别关照与倾斜保护的法律思维，而且劳动者是为社会的经济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主要力量，这就是传统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的体现。
（二）“和谐思想”对劳动法理念的影响
劳动法作为一部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基本性质应当是和谐劳动关系的维护法，劳动法侧重倾斜保护劳动者利益，但是倾斜保护不能也不应该打压或减损资本利益而单边增进劳动者利益，而应该以“合作”、“共赢”的时代精神为主线，在倾斜保护中实现平衡协调与劳资共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实质的正义的实现，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促进和谐社会关系的实现。劳动合同法通过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达到“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的终极目标。这正是劳动法的理念之二，既是促进和谐。这是对传统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和谐思想的体现。可以看出，古代的传统和谐思想影响之深远。
三、结语
总之，中国传统的文化深深的渗透在我国现代的各个方面，古代的“民本思想”和“和谐思想”对我国劳动法理念的影响只是在劳动法领域的一个反映，对其他法律领域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只有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优良精神，才能实现百姓安居乐业，促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N].1999-10-23.
在人类历史上，以勤劳、智慧、勇敢著称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这些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无疑就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绚丽夺目的瑰宝，其中，民本思想无疑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1]民本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存在形式，从一开始就对我国社会文明的发展发挥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中，民本思想一直被奉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而居于首要地位，并且在现阶段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而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而在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是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不能把传统的东西看成是已经逝去的东西，传统是过去的构成要素，同时又是现在的土壤和未来的因子，传统是现在的根源，未来是现在的信念，现在不能没有根源，也不能没有信念，于现在之中弘扬传统、展望未来。[2]因此，在大力倡导民主政治建设的今天，进一步剖析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实质，积极探究传统民本思想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代启示，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渊源追溯
关于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起点，尽管目前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但对于历史文献上的记载基本还是普遍认可的。从仅有的文献记载可知，我国上古时代笼罩在神本主义之中，但随着夏、商、周之间的替代，民意民心的作用凸现出来，于是在神本主义的旁边出现了民本思想。[3]但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都还是很初级的形式，思想也十分散乱，主要是一些论断，远没有形成理论，只能说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萌芽形态。真正的“民本”一词，源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的“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4]可以说，“民惟邦本”应该就是目前为止明确记载的并被广泛认可的民本思想的理论源头。此外，《尚书》中还记载有大量的关于民本思想的言语，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等，都是最初民本思想的典型反映。而在其之后的《春秋·谷梁传·桓公十四年》中就直接提出了“民者，君之本也。”这就出现了“民”与“本”的相辅相配，展现了民本思想的最初契合。但是，这不是说，只有明确包含民本语句的表述才称得上是民本思想的论述，其实，众多涉及君民关系、国家治理和民生发展的思想都可以纳入民本思想的范畴，民本思想本身就蕴含十分丰富的内容，而不仅仅局限于只是关注政治统治的思想。
总之，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民本思想，从初现端倪到开始萌芽，再到形成确立，直至发展完善，其内涵可谓博大精深，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它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历经商周、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等发展阶段，经过不断丰富、发展和实践形成了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进一步而言，中国民本思想滥觞于殷商西周时期，初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实验于两汉时期，实施于大唐盛世时期，内化于北宋南宋时期，提升于明清之际，开放于近代时期，超越于当今时代。[5]
二、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本质
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引进传统文化教育应包含那些内容呢?最主要的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仁爱意识”的陶冶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的初义是爱，后来历代儒家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天地一体广泛的概念，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原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条件，是中华民族道德的象征。而把“仁”赋予广泛意义的是孔子，孔子在他的《论语》中对“仁”作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等。孟子也认为，“仁也者人也，合而为人道也”；“恻隐之心仁也。”他们把“仁”同有生以来的同情心联系起来，从人性的角度去约束人们不做于人不利的事情。只要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际关系决无不和谐之处。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从小而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意识，通常只是抱怨社会不理解自己，即从未想过自己也应该去理解他人。他们往往是“己所不欲”，都乐于“施人”。人性的功利观有相当大的一致性，自己不愿意的事，别人自然也不乐意，儒家所倡导的“推而及人”就是要善于换位思考，没有换位思考，就很难有理解，缺少理解的人际关系，一定是不和谐紧张状态。与“仁”密切相连的就是“爱”，亦即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通俗地说就是“善良之心”。人的道德修养，内涵非常广泛，但最基础最根本的就是“善良”的品质，一切崇高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善良之上，离开善良这个基础的道德修养，那只是舍本求末的空中楼阁。故此，我们在进行思想教育时，应该让学生理解古代儒家所提倡“仁爱”的本质精神，应该充分认识到“仁”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的标准与力量，有助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能克制个人私欲，以己之心推而及人，从而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民胞物与”的境界，这无疑是值得倡导的。尽管传统文化中的“仁”包含的是封建思想的本质，但它的具体实施途径与方法，于今已高，应该是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二、“中和理念”的境界
关于“中和”的哲学基础、产生原因及其理论内涵，这里不作阐述。我们只是认识到 “中和”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之，这就是“天地人和”。这里包含的两个层面，一是整个自然界，上至日月星辰，下至人间万事，都是同一运动规律，同一价值判断。这价值判断的最佳形式就是“中和”。
“中和”观念对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影响，最大莫过于遵奉“中庸”的人生观，它是儒家奉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何谓中庸?简言之，“中”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庸”即周也、常也、普通也。上古《尚书・虞书皋陶谟》列举的诸如“宽而栗，柔而立”等九德，《左传・季礼观乐(襄公二十九年)》戴季礼对鲁乐“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的赞美，无不是以“中庸”为衡尺。古人认为，过与不及，均非正道，只有持中尚中，方为至美。过去，我们所对“中庸”之道一直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这是不公正，也是不科学的。诚然，“中庸”之道有许多封建思想意识，尤其宋学泛滥，至使“中庸”理论庸俗化，但要看到“中庸”自有其科学内核，历来主张要全面看问题，就是反对偏执一端，主张斟酌两端而取其中，“物极必反，欲速则不达”，这是谁都了解的哲学真理，而“中庸”正是具有这样合理的内涵。
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更需要有“尚中”的理念，而我们的学生最缺乏的就是“持中”之道。回顾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历程，无不使我们感到抛弃“执中”之道所带来的损失。“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冒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端，使我们国家经济上、伦理上迫乎崩溃。今天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完全应该让他们了解传统的“中庸”思想，抛弃其落后的糟粕，吸收其合理的内核，古为今用，克服年青人偏执的缺点，学会全面看问题。在处理各种关系上，切勿偏执一端，力求左右兼顾。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尚中”的思想，处事都秉承“持中”之道，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一种和谐愉悦的氛围之中。有了这一种风尚，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是指日可待的。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概念
行政文化是行政系统的软组织,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是行政管理中最深沉而又最现实的问题。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结构、运转程序、决策过程,以及行政人员的行为、作风态度、价值观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行政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指的是在过去产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至今仍在中国行政活动中产生影响的行政文化。①有学者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主体内容归结为传统行政思想文化和传统行政制度文化两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德政礼治思想、无为而治思想、以法治国思想、为政用人思想、行政决策思想；后者主要涵盖：机构设置制度、官吏管理制度、财政管理制度、行政监察制度等方面。②
二、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特点的文化。虽然历经数千年，行政文化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变化中具有共性。
（一）君威、中央集权
君主具有绝对权威是政治至上的表现和产物。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主张行政管理要以君主为轴心，要以君命行政，这个是行政管理的首要原则。
（二）朴素民本主义和官本位并存
传统德治思想以朴素民本主义为主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民本思想一直为圣君贤推崇。民本的逻辑起点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的逻辑终点是维护家天下的政权。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与君威思想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民本事在君威的前提下的中民，中民的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和绝对权威。尽管传统民本主义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了一些希望，却无法给予民众真正的幸福；反之，在民本思想掩盖下的官本位却盛行于各个朝代而经久不衰，给民众造成深重的负担。
（三）等级森严与求和并存
中国传统行政组织中，在等级严明的同时，和谐理念的充分运用又为严明的等级制度抹上了剂，增强了其韧性和稳固性。等级社会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允许社会成员在等级间流动且等级结构自身也随时进行调整，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以士人集团为主的选官制度推行，入仕的士人从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维护者。在行政系统内部，礼仪制度固化为一套模式它无形中规定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使行政人员自觉遵从封建统治的要求。③同时，当等级的威严使等级关系疏离以至紧张时，统治者又会运用“乐”来达到维护等级秩序的目的。“乐”更加注重和的功能，礼乐并用，使社会既有秩序又有和谐，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等级和谐。
三、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现代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传统行政文化蕴藏了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其中某些要素符合公共行政的内在规定性，能够为现代化行政管理提供公共行政精神文化资源。同时传统行政文化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神权威，有其得以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一定条件下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可以成为服务行政理念的现实生长点。
（一）发扬政府公共精神
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思想与政府公共性具有相通之处，对政府公共性培养有促进作用。比如“入世主张”，传统行政文化倡导行政人员的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主张有志之士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一入世精神与今天行政人员增进民众福利的价值追求具有相似性。传统文化中的行政价值观追求的目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个人的奋斗,以其才能和业绩去取得成功,而且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号召将个人与社会凝聚起来。这种行政价值观从微观上看,可以增强行政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从宏观上看,有利于行政系统的运行协调一致,以达成统一完备的行政目标。再如“仁政思想”，仁政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政府应该以民众利益为最终价值追求，而且应该惠及在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这有利于政府的公共理念的生成，也就是协调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使政府从管制型政府的追求效率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步建立服务型政府，达到行政现代化转型。
（二）强调以德自律，以德治国
传统行政文化主张德治，重视官员道德修养以保障民众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倡导爱民恤民，行仁政以利民这一思想，对于处在转型期，旧的体制已经陈旧落后，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我国社会具有巨大价值。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增加行政人员的主体意识，效率意识和效益意识，但市场在培养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情操方面显得乏力无助。而现代新型政府建设尤其要注重行政人员的道德培育，以保证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者的工作还要接受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导，公平地照顾公民的需要，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服务于民众利益。道德作为中国传统行政中的自我约束机制之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被奉为行政官员的修养格言。世界各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也充分证明，即使最现代的行政管理、最完善的行政制度也是离不开行政道德的自律。
（三）推行科举、重视治吏
在行政执政环节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重视治吏的，尊贤任能，严考课、明赏罚，强化监察，褒廉惩贪，这些措施都是围绕治吏展开，因为人治政治客观上缺乏长时间恒定有效的制度规范。行政举措是否能够贯彻执行，行政目标是否能实现几乎是依赖治吏的好坏。④在人才选拔制度上，中国传统发达的科考制度是传统行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每个朝代都设有严格的科举考试和选拔制度，用人强调不拘门第、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考试与晋升制度，并将道德考察列于先行条件，力求公正地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用人机制不仅在传统社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为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四）运用求和思想，促进和谐政府建设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有利于推动改革时期行政关系的协调。传统行政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的思想从“中庸”思想产生和发展,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但是在今天,对于正确处理政府内部各种关系乃至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唐检云．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发展简论［J］．行政与法,2004，12，35
[2]肖素芳，梅星．浅析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影响［J］．消费导刊，2008,10.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更多看重的是对西方社会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学习，而一直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却有所不足。本文主要讨论了如何以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指导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笔者认为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以柔克刚”的和谐观念等对指导现代企业的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值得科学合理的继承和不断的完善发展。
一、古代“民本”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也不管是管理朝代还是管理企业，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是人，管理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源管理，本质是“治人”即对人的管理。从管理的意义看，“治人”通过专注于人的积极修为、管理实现对事对物的管理，这种管理思想和方式与现代的“人本管理，人为为人”的人性化管理理念相一直，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认为在一切事物中人居于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都是并列的。从管理学的角度考查，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管理主体的重视，特别强调管理者要“修己、正身”，要遵循“为君之道”“为将之道”“爱民之道”，提出了仁、勇、信等各种德才标准；其次是对管理客体的重视，处理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相对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把“民本”“民心”“民意”看做管理行为成败得失的根本，例如古代君主的“奉天承命”就是要尊重民意。当然，或许有人说这是迷信，应用于现代企业的管理中肯定会出乱子，这点笔者不否认，但是要强调的是对于古代的丰富遗产，我们应该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来面对。同样，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理念与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一方面把人即人力资源视为企业一切资源中最重要和最有潜力的战略资源，着力提高人的素质；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价值观培育，努力做到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挖掘企业员工的潜力，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因此现代企业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民本观念，以企业的人力资源为中心，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首位，充分调动企业中所有人的工作热情和智慧，企业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现代企业应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作用，把尊重员工、关心员工放在首位，通过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规划企业员工的有效配置，不断为企业员工提供学习、培训和进修的机会，提高企业员工自身能力素质，增强企业员工责任感、使命感。此外，在企业管理中重视员工的自身发展，也是符合传统文化的义利观的。作为儒家五常之一的“义”一般是指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利”是指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见利思义”和“以义制利”的儒家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的民主精神，引导和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激励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在企业管理中，如果做到“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完全以企业利润为出发点，可以增强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企业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当中。总之，不管是古代儒家思想，还是现代国家政策，我们都应该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灵活运用人本思想，让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馨和对自身的关怀，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才能够让员工有归属感，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
二、古代和谐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提倡“以柔克刚”“刚柔并济”，强调为人处世要随和谦让，这其实是一种心胸豁达的思想境界。对于企业管理而言，个人与个人之间如此，团队与团队之间也应该如此。儒家认为，柔是自然之道、养身之道和治世之道，天地万物按照均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因此人必须关注自己并注重自身的修为，使人道合乎天道，顺应天道。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说人与自然要协调统一，主体与客体之间要相融相通，这就是所谓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道理。《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要从天开始，过渡到人，即管理者要以企业文化来熏陶员工，用文化的潜移默化功能促使员工的目标、行为与企业的发展方向保持和谐，培育员工和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实现个人与企业协调发展。古代和谐思想也与今天我国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观点不谋而合。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古代和谐思想可以帮助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因此企业管理者的实践活动应建立在企业的可持续能力和企业员工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保障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促使员工的个人得到充分发展。作为中国通讯的巨头——中兴的“森林原理”和“低成本尝试”管理方式体现企业中和谐思想的活用，这种东方的价值观向中兴企业的组织结构、研发领域、市场末端、文化氛围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渗透，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企业之首——松下作为也非常推崇中国的和谐思想，认为提倡和谐就是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但又不搞折中和放弃原则，强调高瞻远瞩、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所以说，古代的和谐思想运用于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可以有效推动企业的发展，甚至为企业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外诸多著名企业家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现代企业管理者的职业经理人在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念的同时，还应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从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思想中汲取精华。笔者认为有两个思想精髓必须被我们掌握，一个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个是“无为而治”的管理哲学。前者是对我们职业经理人个人素质的综合要求和提高方法，而后者更侧重于职业经理人的战略思维。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奋发图强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体现。自强不息最核心的内容在于不停留不满足于当前的自我，不断地向“更新”的自我迈进。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等民间俗语，则反映的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全民化、普遍化和社会化。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就会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就找不到前进的动力源泉。这就要求职业经理人必须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和毅力，以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和行动追求个人素质日臻完善。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与历代先民不懈努力浓缩而成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以及与中华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共同精神家园和宝贵财富。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的过程中，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到“古为今用”，对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琦．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影响[J]．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多次强调传统文化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和实现中国梦，培育民族精神，坚守理想信念中的重要作用。大学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更应努力推动作为我们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青年大学生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锋队，让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现状及主要问题
当今社会的价值多元、开放、自由，让当代大学生因受各种思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强烈冲击，难免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出现偏差，主要表现有：
1、价值主体自我化，爱国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缺乏;
2、价值选择功利化，诚实公正品质缺失;
3、价值评价单一化，信仰缺失、理想迷茫。
二、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根基作用
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只有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根基作用，才能更好地推动当代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讲仁爱、重民本――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之风
“仁爱”是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主要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仁爱”是一种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无私精神。只有把“仁爱”中蕴含的爱心、善良、同情心和道义融入日常生活，才会使当下大学生由关爱他人，进而热爱工作和事业，并最终上升为热爱祖国和人民，使其在感受幸福充实的同时，也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幸福。民本观念是我国古代倡导的根本从政价值理念。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先哲早就意识到“人心向背”决定国家命运。当这种心系百姓，心忧百姓，人民苦乐重于一切的思想扎根内心时，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就会不断增强，就会更加努力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最终投入到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行动中去。
2、守诚信、崇正义――育天道酬诚、公平正义之魂
“诚者，天之道”。人无信不立，诚信，是立国之本，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在诚信基础上，推崇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公正、平等的思想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之一。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诚实守信、重义轻利的优秀传统，对于提高大学生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调解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对于塑造大学生清正、公道的品格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3、尚和合、求大同――立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梦
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缺乏理想的民族。陶潜描绘的古代“世外桃源”图景，生动描绘了传统文化中对于人民“和谐”，社会“大同”的向往，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同时也是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丽中国”的较早诠释。可以说，中国梦就是大同理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表达。当大学生按照传统文化精髓的指引，把中国梦和社会现实、自身实际结合起来时，就一定能把懒散、颓废、奢靡等不良情绪和习惯予以摒弃，斗志昂扬地投入到实现两个“百年”的伟大征程，最终成就一番无愧社会的精彩人生。
三、传统文化视角下大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
1、营造传统文化氛围浓郁的校园文化
好的环境能够影响人，塑造人。所以，创造有利于大学生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校园氛围。从学校组织层面，要把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作为评价大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选拔干部和评优的标准，同时，组织多种多样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校园活动，通过校园网络、广播、展板等载体，在各种媒体开辟学习专栏，举行传统文化讲座、影视展播、优秀书刊推介等活动。从学生组织层面，应多开展诵经典、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多管齐下地营造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
2、倡导教师成为传统文化的带头传播者和实践者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宣传传统文化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教师要在本职岗位上展现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教师应该以先进思想、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学生，不断为大学精神注入新能量，始终做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
3、积极组织和鼓励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
学校和家长应积极组织和鼓励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勤工俭学，岗位实习等活动，到老少边穷地区参与形式多样的志愿活动，通过劳动培养学生的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激发他们的智慧，并通过体验生活更好地了解国情，增强适应社会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找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奋斗方向。同时要做到在家孝敬父母，促进邻里和睦;在校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爱他人;在社区扶老携幼，乐于助人;工作中襟怀坦白，公道正派，从而为“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贡献自己的青春。
四、结语
正如所言：“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就是要让大学生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中找出破解人生难题和生存困境的思路和方法，进而追求“讲道德、信道德、守道德的生活”，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自己永远保持敢于攀登、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劲头，把实现自己的梦想与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统一起来，为推进“四个全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为实现中国梦凝聚有力道德支撑[N].人民日报，2013.07.27.
[2] 论语・子路[M].中华书局，2006.216.
[3] .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01.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057-02
西方国家的政体制度源自其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其结构模式和路径也深受其本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被人们尊奉为近代政治文明的发祥地、“考古活化石”的英国，其政体的生成是在传统政治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相互妥协、自然演进的结果。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传统至今仍深植于人们的血液当中，禁锢着现代政治思想的萌发，而分散于传统文化角落带有若干哲学碎片却能使我们有所启发，因为这些零星的思想火花或将是祖先留给我们开启当代政体制度之门的钥匙。
一、原始社会尧舜禹三代禅让的民主遗风
禅让制，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更迭的一种方式，指在位君主生前便将统治权让给他人，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原始的民主制度。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氏族作为一种基本社会组织而长期存在，氏族酋长（或首领）由全体氏族成员选举产生，没有任何特权，同一般氏族成员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大家一起劳作、共商国是。在古老的东方，先后出现了三位德才兼备的部落联盟首领，他们就是尧、舜、禹。尧在政权交接上是颇费心思的，他曾多次就接班人问题咨询臣下。据记载，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於天。
尧舜禹时期的禅让之制，虽然和今天的民主制度有着天壤之别，其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浓厚的原始社会习俗更是无法回避。但其中朴素的民主观念是值得我们继承和思考的，正如达尔所说：“我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存在合适的条件，民主就可以被独立地发明出来或重新发展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合适的条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存在过。”[1]尽管后来这一制度被禹的儿子夏启破坏，代之以家天下的世袭制，退出历史舞台的禅让制偶尔成为谋逆者们篡夺政权的合法外衣，但在提倡安定、和谐的大趋势下，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的。
二、西周时期封建制中的分权制衡意识
为了巩固奴隶制国家政权，周王把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从表象上来看，分封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它属于上层建筑，主要是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但本质上却体现了一定程度上国家权力彼此分立、相互制约的思想，因为分封出去的国家都是实体性的存在，他们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内政、外交等等。虽然诸侯对周王、卿大夫都得尽义务，但诸侯国的事情，周王却是无权一一过问的。西方的分权制衡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后由古罗马的波里比阿、西塞罗正式提出，再经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发展，最终确立了深入人心的三权分立制度。维尔曾坦诚地说道：“权力分立学说源于古代世界，从那里演化出了政府职能的思想，衍化出混合均衡制的理论。在权力分立学说的发展中，这些都是关键要素。”[2]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绵延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尽管也曾经历无数次自然灾害的侵袭、兵连祸结的混乱，但中国“三纲五常”的传统伦理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成为维护封建专制最坚固的堡垒。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始终周而复始有规律地运行着，不得不说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分权制衡这一原则不仅是人类在国家政治领域不断探寻、深入总结的成果，同时也是无数经验教训的结晶，其对于预防权力滥用、保障人权、实现法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政治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十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一概念，而有关其实现的具体路径，我们可以从分权制衡的思想和理论中去找寻答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荀子礼法并用学说中的法治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得各家思想可以得到广泛的传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作为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强化了周代和孔子重礼乐的传统，主张“礼治”，强调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对儒家礼治的思想做了更为系统的发挥。他说：“礼者，治之始也。”（《王制》）“隆礼重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他和孔子一道主张礼是国家的最高准则，所以：“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历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议兵》）从而把孔子的礼治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同时，荀子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治人”与“治法”这一概念，在这二者的选择上，荀子主张“有治人、无治法”的“治人”思想，他以“人性恶”为基点，主张礼法并重的治国理念，并提倡先礼后刑，着重治人。最后，荀子就礼法并用、德刑结合的思想做了简练的概括：“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荀况以后，其学说被韩非、李斯等人继承和发扬，最终形成了与儒家相抗衡的法家学派，并对后世的治国方略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法家认为人与人之间仅仅只是一种裸的利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将民众完全作为统治者谋利的工具肆意奴役驱使，是违背人类美好夙愿和民主社会发展要求的，但其定纷止争的法治思想和以法治国的理念却是我国本土法律文化的精髓，尤其对各个阶层人际关系精炼、深刻的阐述，至今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四、古代民本思想中的人民观念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将民众视作治国安邦之根本的一种政治学说，内容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其核心主要是爱民、重民、顺民、富民、利民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主流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受到了各个学派的青睐，并衍生出一系列令人遐想的人类美好愿望。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向世人描绘了理想的仁政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①为此，孟子还设计了实现上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手段――“制民恒产”论。与之相比，墨家则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实现“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理想社会，他们批评儒家的“仁者爱人”是假爱人，是“爱有差等”，即贵族只爱自己的亲戚，不爱天下人。而墨家的“兼爱”是平等的相互的“爱人”，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爱无差等”。他们认为，这种“兼相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正如墨子所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慧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②
虽然上述的民本思想内涵深刻、丰富多彩，但权利观念的模糊却严重制约了人民这一关键理念的孕育。以农为本的乡土社会孕育了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对封闭保守的内陆文化，而西方社会则在以城市为背景的工商业基础上开创了竞争与共赢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需要太多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单个家庭的力量就足以支撑起日常的生计，于是大多数社会成员被牢牢地捆绑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这种极端低下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不仅培育了国人清心寡欲、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同时也极大地阻碍了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严重制约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成为中国社会人情世故的至理名言。而西方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却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价值，工业生产的分工、细化也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人员的流动，高度发达的商品贸易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萌发出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利意识，最终“私权神圣”这一民法理念成为西方市民社会中全体成员的共识，而中国却始终没有产生正式的权利观念。
传统民本思想虽然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的驭民之术，其亲民、重民的表象之后却隐藏着存社稷、固君位的肮脏目的，但不可否认其中的民主意识。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中民本思想是独有而美丽的，“民贵君轻”的文化底蕴塑造中国古代读书人至死不渝的诉求。在严复的眼中，西方文化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民主的思想是我们要学习和借鉴的，但西方的自由却过于偏重个体之自由而轻社会整体之和谐，其所谓之民主往往流于形式而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中国的民本思想则是从全体人民的整体的利益出发，将人民放在主人翁的地位。
五、结语
中华民族曾创造出人类发展史上最为灿烂文明，然千百年来踽踽独行的法文化却成为大多学者不堪回首的一页，而谈到当代政治体制时，更是衣衫褴褛、囊中羞涩。正所谓：“吾人行西方政体之难，犹在此理念与制度皆出自西域而非生于本土，是中国之政体理念源于传播，中国之立宪始于模仿。近十数年，国人畅言法治，谈论民主，虽精神可嘉，终因游谈无根，不能成就系统之理论，更难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之影响。”[3]笔者认为，诞生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政治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具有历史的偶然，而是其传统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由于对我国本土法文化中政治思想及政体制度研究的缺乏，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尴尬局面。在创建自由、平等、和谐的政治文明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然选择的今天，深入发掘、整理我国传统文化当中宝贵的现代政体哲学思想，使中国尽早走上充满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是时代赋予莘莘法律学子的崇高使命。
参考文献：
前言
中国法律传统自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学说也成为法的指导思想，自此中国法开始了法律道德化和对司法官员的民本关怀和官德情怀教化的进程，并逐渐形成中华法系的特征，即法律与道德一体。自春秋决狱，引礼入法之后，儒家伦理渗入到中国传统法制中，中国法以“一准乎礼”的法律原则和“德才兼备”的司法官僚体系为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在清末科举制废除以前，科举考试是各阶层人群进入到统治阶层的通道，统治者借由科举制度为政权选拔符合正统理念的人才来治理社会，即他们不仅要帮助皇帝统治天下还要肩负着帮助皇帝教化民众的责任，于是就为此设置了统一的选拔标准。这个标准的第一要义是做官要有官德，所谓“身、言、书、判”样样俱佳，熟悉并掌握儒家的正统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只有熟读四书五经，通晓儒家义的读书人方能践行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传统中国的行政司法不分，治理社会的决策者兼理行政与司法职能，最终那些饱读儒家诗书并进入统治阶层的读书人，就需要不断的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儒家知识兼律令，并以此为裁断争议、定纷止争的知识，践行自己心中正统儒家理念中所倡导的以尊卑、位差关系为基础的正义与秩序的理念，并将之不断的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去，进而借由司法权力的导向作用强化这一理念。
孟子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最终还是借助人的因素——主要是司法官员——来实现立法思想和统治理念的，在科举制和行政官员行使司法权的境况下，司法官员自觉地将儒家的民本关怀观念复制强化的过程，也是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儒家伦理法制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而言，观察传统司法中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和结果便成为管窥中国传统司法中司法官员民本关怀官德的一个窗口。①
案例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具体展示方式，判决书则是具体案件公示在人们面前的主要载体，其中的判词及说理，则充分体现了司法官员的学养水平、道德品质和法律技术的高低。在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案例表现形式的判词最直观地展现了国家的司法官在处理具体纠纷时所采用的治理理念和体现出的道德素养。
汪世荣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判词研究》中指出：“判例在中国古代的特定时期是独立的法律形式，具有规范作用。中国古代实行因案生例的判例法制度，司法官吏在其司法活动中针对具体案件的裁判，认为应该通过该案总结、创制出特定法律规范时，便在判词中附请定例。封建最高统治者以上谕的形式，在对该案作出批结的同时，可以概括出具体的法律规范，遵照实施。由例优于律的法律原则决定，判例法具有优先适用的特点。判词是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古代判词的形成来看，司法活动推动了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司法状况与水平。中国古代判词反映了特定的社会与国情，反映了治人与治法的相互关系规律。”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研究古代判词可以管窥传统司法中的民本关怀和官德修养。清代判词代表了中国古代判词的最高成就，本文通过对清代名吏施世纶的一道判词评析说明以上观点。
一、判词
“案犯宿介：重蹈盆成括杀身之覆辙，获得登徒子好色的名声。……祸自天降，终于受酷刑，差点丧命；孽由自作，几乎砍掉脑袋，不得复生。翻墙钻洞的行，固然玷辱书生名声；李代桃僵的误会，也真难消心头冤气。责打可以稍为宽缓，抵他已受的苦刑；秀才姑且降为童生，给他自新的出路。”
“至于毛大这人：刁滑无赖，市井凶徒。……风流道上竟然出这种恶魔，温柔乡中怎会有如此鬼蜮！即将该犯暂首示众，以快人心。”
“至于胭脂：尚未许嫁，已达婚龄。以月里嫦娥之貌，自应有郎如美玉；似《霓裳羽衣》之姿，何愁藏娇无金屋。……父亲死在刀下，可爱的美人成了祸水。幸而尚能自守，终于白璧无瑕；虽然陷入牢狱之灾，还可重归闺房。拒绝非礼的行为，其情可嘉，还是清白的情人；掷果潘郎的心意，其愿可遂，也是风流的雅事。仗仰县官，担任媒人。”③
二、基本案情
以上判词说的是清代山东东昌一个卞姓牛医老年得女，十分疼爱，取名胭脂，十五岁仍待字闺中。有一风流寡妇王氏住其对面，王氏欲把胭脂许配给街坊鄂秀才并怂恿胭脂私下约会鄂秀才。
王氏与书生宿介有，便把替胭脂做媒的事告诉宿介还让其带话给鄂秀才。宿介也是色鬼一个，早就垂涎胭脂的美貌便打算冒充鄂秀才幽会一下胭脂，于是借故了解清楚胭脂家中的格局方位。一天，宿介翻墙进入卞家，冒充鄂秀才央求摸一下胭脂的玉手作为定情约定，胭脂以为是鄂秀才就打开门，宿介进屋后便要非礼遭到胭脂反抗。宿介怕嘈醒他人便要求另定日子见面并讨要一件定情物。胭脂不给，他顺手拿走一只绣花鞋。回到王氏处宿介发现那只绣花鞋丢了，便告诉了王氏。
街坊有个叫毛大的，游手好闲，早先勾引过王氏，毛大知道宿介跟王氏相好总想。那天夜里，毛大摸到王氏家门外正偷听宿介跟王氏讲卞家的事，感觉踩到一个东西，拾起来发现是一只绣花鞋，心中很高兴，心想这回拿着定情物就可以去卞家约会了。一天夜里，毛大翻墙进入卞家，卞牛医以为是贼就拿把刀追出来，胭脂听到搏斗声也爬起来跟母亲一起帮父亲时，发现卞牛医的脑袋已经被砍掉，又在墙角找到一只绣花鞋。母亲认出那是女儿的东西，就逼问实情。胭脂不忍心牵连到王氏，边哭边告诉母亲是鄂秀才干的。
案子告到县衙，县官派人将鄂秀才捉拿归案，人证物证俱在，鄂秀才经过几次大刑折磨，屈打成招，有口难辨，被判了死刑。案子上诉到府衙门审理后转到济南府复审。每次审理都要经过刑讯，鄂秀才满腔怨气要和胭脂公堂对质，胭脂见了他总是将他痛骂一通，鄂秀才百口难辨。案子最后转到施世纶手中复查，施学使对案子仔细分析和判断后，经过讯问鄂秀才发现有冤情，决定重新审理。经过艰难的审理，几经周折案件终于水落石出。于是施世纶作出了如上被后世传诵的著名判词。
三、评析
本案判词作者施世纶，字文贤，号浔江，晋江县衙口乡人，官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他居官时，政绩显著，清名远播。《清史稿》赞之：“聪强果决，准抑豪猾，禁胥吏，所至有惠政”。④
（一） 本案所涉法律问题
本案是一起故意杀人案，加重情节是翻墙越户，在《大清律》是死刑中的斩立决，本案的焦点是如何查证谁是真正的凶犯。在当时的刑事侦查技术条件下，如果不能拿捕现行犯，很难在纷繁复杂的因素下查找到真凶。封建时代的官员集侦查、控诉、审判于一身，实行口供定案，罪从供定，刑讯逼供普遍化而且合法化。案件发生后，通常的手段是把所有嫌疑的人全部缉捕到案，进行严刑拷打，逼问口供，以口供定罪，或者众证定罪。
（二）不枉不纵的民本思想早在千百年前，中华文明就有了民本思想。在《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强调“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孔子也说“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西汉时期的刘安，在《淮南子·泰族训》中提到，“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上固，基美则上宁。”唐朝李世民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毖。”纵观中国古人对民本思想的阐述，尽管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是中心思想是强调“民本”，即老百姓对维护国家安定，巩固政权的作用巨大，宽民是对官员们民本思想和官德情怀的要求。
施世纶能够剥丝抽茧，去伪存真地发现案件事实，进而通过一通优美而朗朗上口的判词，使案情大白于天下，还无辜人以公道，使作恶人得到惩罚，令民众信服，一定是心有宽民爱民司法公正的民本主义情怀，值得今人学习。自古中国就有所谓“清官”、“青天”的称谓，说明老百姓渴望政治清明，司法官员不偏不倚，都希望官员有民本情怀的良好愿望。
（三）与当代刑事判决书的比较
施世纶所治判牍，“以仲由折狱之长，杂以曼倩诙谐之笔，妙解人颐，争相传诵”。施氏之治狱风格及所治判牍，影响广泛的缘由一定是把判决所依据的理由细说殆尽，使人们信服。
判决理由是判决文书的灵魂。目前我国大部分刑事判决书的说理都缺乏合理性，说服力不强。例如，龙宗智教授认为，刑事判决书最突出的问题是阐述判决理由不够，一是缺乏对证据的分析论证；二是缺乏对控辩双方在事实问题上不同看法的分析辩驳；三是缺乏法官形成心证推理过程；四是在总结性说理裁决部分，重视认定，忽视说理，因而造成分析不透，说理不足，削弱了判决的公信力与说服力。可以说，对于判决书为何作出此种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的判定，多数情况下未能分别作出解释和说明。判决的主文通常表现为没有过程的结果，没有论证的结论，概言之，只有“判决”而没有“判决理由”。
判决书没有体现说理性具体表现在：第一，判决书只是单纯的确认事实，而不指出理由。很多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是在罗列事实，判决书的大多数的内容是对事实的认定，而对当事人关注的事实认定的理由却未加说明，尤其是对当事人存在较大争议的证据和相互矛盾的证据不加以分析、论证，只简单地用“不予采信”、“没有事实依据”等简单概括。第二，判决书不展示法官进行法律推理的过程。大多数判决书在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之间缺乏法律推理，造成认定的事实与适用的法律之间相互分离。特别是对一些争议较大的疑难和热点案件，法官在陈述判决理由时只是简单的引用法律条文，不阐明法律推理的具体过程，令当事人对判决结果难以接受。判决书不能够以理服人，至少说明司法官员缺乏民本理念和法律技术，更遑论宽民恤民的官德修养了。
四、结论
从施氏的判词可以看出，首先直接运用了儒家伦理观念，完美的将涉案人员纳入到儒家伦理的观念下，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叙说他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要求，然后从法律角度分析他们应当受到法律惩罚，从法律的层面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否定。在法和礼的角度，对他们进行鞭挞和惩罚。施氏判词同时也清晰地展现了司法官员通过伦理定案，运用律令惩罚犯罪并重教化的方式处理案件的特征，同时不枉不纵，抑强扶弱的民本主义官德。
本案判词之所以获得好评，是因为承载判例的判词有对人的教育、对社会的指引和对行为的约束之作用。借助此判词，民众更加认同儒家伦理明辨行为的是非，也正是通过分析这道判词，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司法官在处理个案时，通过运用判决说理来阐明并表达传统司法中官员的民本主义关怀。（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何勤华著 《法律文化史谭》，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6页。
[2] 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116页。
注解
① 见孟子《离娄章句上》。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对人们的行为习惯起着约束的作用。综观历史，哪个朝代不是在取得天下后就非常重视扶持主流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帮助他统治天下呢！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的地方把经济发展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的因素，忽视了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尧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杰出的部落首领，尧的时代在中国古籍中被列为第一章，因此探讨尧的贡献及其对现代文明的积极影响显得很有必要。尧文化的思想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德治思想
德治主义成为帝尧典仪治国的美德，帝尧以身作则，勤俭治国，衣食住行如同常人，老百姓都非常敬重他，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崇尚德治，并将其视为关系国家安危兴衰的思想，至今对我们治理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2.和合文化
“和合”一词的原始表达，正始于帝尧时期。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和，是指异质事物的共存；合，是指异质事物的共生。和合文化也就是和谐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等多种关系，使世界在平和自然的状态中发展。可以说，“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我们今天解决矛盾和挑战，寻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治国思想，是中华民族大统一并能持续发展数千年的基本原因。尧则是这一思想的鼻祖，尧文化是上古文化的结晶，也是农耕文化的结晶。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表明这种民本主义的治国思想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尧文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之所以能在尧舜时代产生并跃居领先地位的那种领导者的风范和良好的社会风尚。良好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来文化的广纳吸收上。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远离传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优势，其关键在于能否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吸收、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二、尧文化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近年来，“国学热”迅速升温，不仅在学术界、大众文化中掀起了一股热潮，更激发了所有国人的热情。那么，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要着重探讨的问题。新时期，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发掘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部分，提升大学生的德育水平，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精神文化教育，是精神文化的传授、认同、运用和创造的活动。它担负着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使命，通过社会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把民众在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实践中动员和凝聚起来，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奠定价值共识。尧文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他倡导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族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范。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增强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烈责任感。
2.塑造大学生理想的人格
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重个人前途，轻社会思想，不是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社会；在人生的奋斗目标上表现为日益增强的个人意识逐步取代了整体意识和社会意识；盲目的自我膨胀和实际的自卑意识；重自我价值，轻社会价值，在利益关系上表现为以“我”为中心。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正确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倡导尧的和合文化思想，要求大学生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应树立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在我们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牢固的信念，这样就会少走一些弯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出一份力量。
3.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德育最基本的任务是引导人向“善”，即“成德”。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仁义礼智信”是主要的公德标准，“温良恭俭让”是主要的个人行为规范。传统社会中的德育就是维护“礼”，用“礼”规范约束个人。这样以来，传统社会中的“德”，就是从理想主义出发，把人理想化、神圣化，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强调“内圣外王”。
只有博学、审问、明辨而后笃行，“德”在人伦关系中才能呈现。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强调的“德”，主要是指培养人的完善的人格，提倡人们正确对待公与私的关系，以及诚实守信、善待他人等方面的优秀思想品德，这与传统道德教育也是相通的。
4.选择正确的教育方法
人的思想意识支配着自身的行为，产生社会活动，只有思想意识上得到了提高，才能成长为社会需要的人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是一种潜在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只有把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把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所以在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我们应该将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通过课堂授课、开设必要的选修课、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校园活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逐渐的、恰当的方法，合理的途径，通过多种教学方式，不同角度的渗透给高校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关键词：传统文化 思想政治教育 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6-0177-01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主性，体现现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民族智慧的凝结。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优秀的传统思想，它汇集了儒、道、墨等思想精华，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及转型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是其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膏内涵
(一)、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蕴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立足于培养具有高尚的道德的治国人才而展开。无论是儒家的“内圣外王”还是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新民德”都注重道德境界的培养。在《大学》篇中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就是将每个人天生具有的道德萌芽发扬光大；所谓亲民，即“爱民”，它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体现。要爱民，就有不仅自己为善，还须帮助别人为善，使民众去其旧习而自新；所谓“止于至善”，就是每个人都要在他所处的地位上恪守其道德义务，并要不断攀登新的道德目标，努力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
(二)、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张扬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理想的民族，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着生生不息的创造。造就了辉煌的中华文化，使我们这个民族绵延至今而不衰。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论述可谓源远流长，这种教育内容立足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展开，对现代每一位社会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两千多年前的先哲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这种以理想信念为主体的人生观，家国一体的世界观。
(三)、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价值的肯定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重视人的价值，关于人的论述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孔子在我国的历史上第一个创立了完整的伦理学体系，其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人是爱一切人，爱人的道德意识着眼于人的共性，而不是个别等级的人。这一思想包含着对人的价值的普遍尊重。其继承者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观点，体现着朴素的民本意识。
(四)、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践履
每一位受教育者，既具有人的共性，又具有作为个体的独到之处，孔子在两千多年前首创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对现在仍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随处可见关于教育方法的论述。“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启蒙式”的教育理念，注重“内省”的教育观。仍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中华优秀文化博大精深，它深深根植于我们这片沃土。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一种以扬善惩恶为核心，以真善美相统一，以文化教化为目的的一种伦理性文化。中华优秀文化值得我们回味，更值得我们借鉴，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应传承这种优秀文化，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一)弘扬“仁、礼”一致的道德观，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创新。无论是儒家的“内圣外王”还是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新民德”，都注重道德境界的培养，可以说，正是这种自孔孟以来的道德传承，才造就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我们这个民族极富涵养的人格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就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谦和”的形象。
(二)传承理想信念、家国一体的价值观，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新。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理想的民族，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着生生不息的创造，造就了辉煌的中华文化，使我们这个民族绵延至今而不衰。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我们要传承这种精神，进行理想励志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每一位公民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三)崇尚“民本”意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但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人，他们是有血有肉，具有真情实感的人。从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到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无不体现着对人的重视，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我们要传承这种思想，在教育过程中充分重视人的作用的发挥，尊重他们的利益诉求，不断实现人的价值的提升。
(四)重视“因材施教”，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孔子在两千多年前首创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对现在仍有深远的影响，“因材施教”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应处于统领地位，这一教育方法要求对不同的教育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在教育过程中，要培养高素质的教育队伍，并体现教育队伍人员来源的多样化，在环境优化、劝说引导、实践锻炼等方面充分体现每个受教育者的不同之处，为每个受教育者制定符合其自身的教育方案，在潜移默化中，推进教育方法的创新。
参考文献：
在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宝库中，蕴涵了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建立了爱人贵民的朴素人本主义――民本思想，与西方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系统完整的人本管理理论相比，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要早2000多年。
“以人为本”的理念最早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提出来的。当齐桓公向管仲询问成就霸业之道时，管仲就明确指出“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①霸王之业的开始，就是以人民为根本，本治国家就稳固，本乱国家就危亡。可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成就霸业的基础。管仲提出来的“以人为本”，实际上是“民本”，“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将百姓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孟子从“民为立国之本”思想出发，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为什么“民”如此重要呢？《荀子・哀公》中的一句话道破天机，“君者舟也，庶民之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春秋战国的许多典籍都体现了民本思想，这也是诸子百家管理思想的核心。
民本思想是将人视为管理的核心，正己安人，用仁爱之心，从内在的道德感去提高人们遵守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的自律性，进而协调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达至和谐统一、天下大治将古代的民本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之中，把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相融合，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
一、正己正心――对管理者的要求
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中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可见“修身正心”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孔子十分强调管理者的“正己”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管理者如果自身品行端正，即使不发号施令，百姓也会跟着行动；管理者如果自身品行不端正，即使发号施令，百姓也不会顺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④孟子也提出了“其身正而天下归之”⑤的观点，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不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⑥在儒家看来，正己做好了，自己在道德能力方面更完善了，才有治国安民的条件和本领。治理国家是一个“正己安人”的过程，管理者以“正己正心”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在任何时代，管理者的素质都决定了一个企业、组织的兴衰存亡。管理者欲“安人”，首先要“正己”；欲“正人”，首先要“正心”。在现代企业中，管理者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经验以及非凡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要不断提高个人修养与人格魅力，修身立德，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才能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用无声的语言说服下属，用个人魅力感染下属，建立威信，赢得员工的尊重与信任，同心协力共同促进企业的发展。
二、仁政德治――对被管理者的态度
孔子主张以“仁”的精神统治“民”，孔子提出 “仁者,爱人”⑦。爱人的原则有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⑧――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就不要强加于别人；同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⑨――自己要站住脚，也要使别人站住脚；自己质朴谦退通达，也要使别人质朴谦退通达。孟子进一步完善了仁政学说，在他看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不忍人之心，是为仁心；不忍人之政，是为仁政。”⑩只要有爱人的思想，施行爱人的管理政策，管理好一个国家就如小物行于掌中一样容易。这是因为施行“爱人”的仁政，与人们本性完全符合，从而能使民心归顺。孔子从“仁爱”出发,倡导用道德感化的方式来统治百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靠刑政来治理民众，民众虽然不敢做坏事却不知羞耻，只有以礼义道德教化和规范民众，民众才会懂得做坏事可耻，并知道自觉地去纠正错误。这些管理态度在告诫我们管理者要善待员工，用一颗“仁爱”之心，启发员工内在的道德感，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和自律性，增强员工主人翁责任感，激发热爱企业的思想感情，培养员工与企业荣辱与共的责任感。只有在企业内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氛围，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
三、以和为贵――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最佳境界――和谐的状态、和平的环境、和合的气氛。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荀子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和睦协调，就能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力量就大；力量大了，就强盛；强盛了，就能战胜外物。这就是优化组合之后产生合力而形成的新质，这种新质发生的作用，超过事物单纯相加的总和，从而产生巨大的能量。孔子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真正有德行的人是善于与人和睦相处,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并不是盲目苟同和无原则的附和。“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以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平衡。
国家“以和为贵”，才能国泰民安，建设和谐社会；企业“以和为贵”，才能形成团结一致、和谐共处的企业精神。企业内部各个生产环节之间、企业组织机构各个部门之间、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才能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企业为员工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致在工作中形成了动力，在交往中凝聚了合力，同心同德，共同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朱明伟.中国管理文化[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78-85.
[2]李福海.管理学新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105-115.
[3]吉青.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及其现代价值[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96-98.
[4]王平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的现代借鉴[J].江南大学学报,2005(2):56-58.
注释：
①《管子・霸言》
②《孟子・尽心下》
③④《论语・子路》
⑤⑥《孟子・离娄上》
⑦⑧《论语・颜渊》
⑨《论语・雍也》
⑩《孟子・公孙丑》
《论语・为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