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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从2007年至今，高端医疗保险行业本身的全球平均增长率在9%至11%之间。我们认为中国市场的增长率比全球平均水平要稍微高一些。原因是中国高财富净值的人群不断涌现，对高端医疗保险产品的需求也在增长。随着其他市场经济增长放缓，跨国公司把发展重点放在中国这样增长较快的市场，来中国工作的外籍员工逐渐增多，为高端医疗保险业发展带来好处。
C: 之前安联全球健康在中国有开展业务吗？许多国际高端医疗保险机构早已进入了中国市场，你们现在进来会不会显得有点晚？
B: 我们给欧洲的企业提供团体险，给它们在中国的员工提供高端医疗服务。也与中国的企业合作，为它们在境外工作的员工提供保险服务。今后时机成熟时，我们将在中国市场提供针对个人的高端医疗保险产品。现在，我们在中国已经获得销售高端医疗保险产品的许可，且每个环节都是通过安联保险合作来进行，包括出保单，所有的后台技术支持，以及海外理赔、支付都全部在集团内部来完成，协调合作效率很高。其他竞争对手进入中国市场找中国的合作伙伴，不是在一个集团下的公司，它们之间涉及到磨合的问题，有的高端医疗保险提供商在中国还更换过合作伙伴。
C: 高端医疗保险市场的竞争实质上就是比谁合作的优质医疗资源更多，但中国的优质医疗资源比较少，对于保险机构来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主动打电话寻求帮助的客户一般都是高端人群，如企业高管、外派人士、演艺明星。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收入高、压力大、生活不规律、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端人士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希望寻求到适合自己的高端医疗保险。
险企涉水高端险
保险公司的高端产品一般分为高端医疗险和养老年金型保险两种。高端医疗保险是针对高端人群设计，超高保额、突破国家医保限制、就医直付、覆盖广泛的医疗费用保险。它是各大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重点。记者了解到，此前成立的太平洋寿险杭州中心支公司以及华泰人寿保险均表示要着力开拓高端保险市场。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多家公司都曾推出多款保费较高的重大疾病保险，目标直接瞄准高收入人群，部分公司的高端综合保障计划甚至喊出了“保额低于100万元不卖”的口号。
今年6月，中英人寿推出了市场上首款针对个人销售的高端医疗险――尊荣岁月国际医疗保障计划，最高保额300万元。对于那些总是抱怨保险公司“理赔难”，“跑断了腿儿也没赔钱”，“不是癌症不给钱”的人来说，眼下的这款产品应该是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了。
其实早在3年前，中国内地市场上就已经有高端医疗保险。一向定位于高端客户群的太平人寿在2005年就推出了一款名为“卓越医疗”的高端医疗保险。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美亚保险也推出过高端医疗团险，有的保额甚至高达1600万元。
国家注册理财师、保险专家朱庆指出，很多保险公司推出的针对个人销售的高端医疗险，最大特点是突破了对就医地点、用药的限制，客户在医院所有的花费都可以报销。
市场空白潜力大
“严重的保险不足和保险意识错位导致了高收入人群的保险真空”，“保险公司之所以看上高端市场，是因为这个市场的巨大潜力。”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某营销部张经理告诉记者。
根据北京市政府外事办测算，仅在北京地区常驻的外籍人士就有10万人，加上配偶小孩约有20万人。如果按照每位投保人年保费l万元的标准计算，这个市场就有20个亿。亚洲医疗健康服务管理商“中间带”运营总监王伟则给出这样一组数据：目前，我国约有3000万人群需要高端医疗服务，与此相关的高端医疗保险市场容量每年至少可达200亿元。保险业内人士也看到，“很多外企高层、包括一些中小企业老板，普通的医疗险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显然，国内保险市场还还存在着这样的空白，谁先抢占谁就会赢得先机。
为高端人群设计这些产品，在政策上已无障碍。国家新医改方案4月份正式公布，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应不同需要的健康保险产品，于是不少保险公司都积极推进高端产品的进程。
中英人寿6月份推出的“尊荣岁月国际医疗保障计划”专为高端客户服务。太平人寿的“太平金盾团体医疗保险2009”的最大特点是突破了社保医疗保障范围限制，在保额范围内皆可报销，可充分满足客户对包括特需医疗、自由选择医院、自费药等特殊需求。
相对于中低端的医疗保险市场来说，这种高端医疗险的推销似乎更省事，由此也带来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转变。业内人士透露，有时候业务员为一笔普通的医疗险保单，得打上数十个电话，拜访好多次。就北京地区而言，一般家庭平均持有两三张商业保险单，但是这类医疗险保额都相对较小，理赔范围有严格限制且程序复杂。而保险公司通过运行高端客户服务体系，为他们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这种另辟溪径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也必定促进寿险个人业务的加快转型，险企不再一味追求经营的规模，其经营模式和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
附加服务大比拼
各大保险公司频频推出高端医疗保险，激起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少保险公司就在“特色”和“差异化”方面使劲，也显示出不同产品的不同“个性”。
日前中英人寿推出的“尊荣岁月国际医疗保障计划”，保险责任涉及住院及相关服务、特定器官移植手术费用、门诊费用、体检等4大项内容，包含癌症治疗、肾透析治疗、处方医疗辅助装置等多种特殊的医疗保障责任；还有未成年人住院家长陪护、无理赔住院津贴等更多人性化的设计。而牙科医疗保险则可作为该款主险的附加险购买，对于各项齿科医疗需求的覆盖十分广泛。不受定点医院的限制，可直接担保和支付医疗费用。此外，附加VIP服务可以帮助客户挂号，陪同就诊，推荐医疗结构。
太平保险推出的“卓越医疗”是一款没有保额上限的高端产品，其附加服务也是考虑有加。太平人寿为其“卓越人生”的客户开通了24小时医疗服务热线，随时待命，提供医疗机构推荐、特需门诊预约及住院安排等全天候的医疗服务。
中国人寿推出的“国寿康优全球团体医疗保险”则以高达1280万元人民币的最高保额为特色，而且只要被保险人的配偶及子女符合身体状况和年龄条件，均可直接成为附带保险人，享受同样的医疗服务。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8-0082-02
印度、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已经相继将高端医疗服务和旅游服务结合，发展医疗旅游，主要接待国际患者，这些患者被吸引的原因一是因为治疗费用远低于在本国的费用；二是患者不需像在本国因医疗资源紧张而处于等候名单，可以随到随治，及时获得治疗。对于医疗旅游接待国来说，其意义是明显的，能够招徕更多的国际患者，并且同时拉动旅游业发展，增加经济收入；能够增加就业岗位，解决国民就业难题；能够推动高端医疗服务的发展，改善国家医疗实力和技术水平。我国发展医疗旅游有一定的优势，其中包括医疗价格和医疗技术，但在相应设施基础、产业结构和相关政策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1高端医疗服务的集群发展
1.1集聚社会资本发展高端医疗服务
医疗旅游的吸引力，主要源自于相同高端医疗技术水平的提供而收费相对低廉，从目前来看，国际患者最青睐的血管成形术、冠状动脉架桥、心脏瓣膜术、髋关节置换术、膝关节置换术、胃旁术、脊柱融合术、切除术，在我国的价格仅有西方发达国家的1/7，因此，提供足够的高端医疗服务是发展医疗旅游的基础，也是吸引国际患者的根本。高端医疗服务吸引社会资本来投入，一可以补充我国现有医疗服务机构的形式，鼓励医疗服务多元化发展，提高整体医疗服务水平；二可以增强公立医院改革的外部推力，并且帮助公立医院逐渐剥离备受诟病的“特需”服务，让公立医院充分履行公益惠民的初衷，同时避免发展医疗旅游有占用公共资源之嫌。国家已于2010年12月3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鼓励社会资本汇聚医疗服务领域，卫生部也公文从2012年4月1日起，香港、澳门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的地域范围，从上海、重庆、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扩大到所有直辖市及省会城市。社会资本将推动高端医疗服务的发展，催化医疗旅游的萌芽。
1.2建设高端医疗产业园
高端医疗产业园的建设，有利于医疗服务上下游企业的集群发展，产生规模效应，支持医疗旅游发展。其中可以考虑建设包括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产业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研发区、国际医院区、国际特色专科中心、国际康复区，甚至涵盖医学学术交流中心、中外合资合作的医学院校以及国际商务区，能源、市政、商业等一系列配套设施也及时跟上，支持产业园的发展，同时要展开公共关系的延伸，以树立和提高医疗旅游服务品牌。针对于市场已经比较成熟且技术要求较低的牙科、眼科和妇儿科领域，产业园高端医疗服务应该重点发展肿瘤防治、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神经系统疾病防治、骨科手术等领域。此外，园区建设的医疗技术中心将成为整个产业园最核心的共享服务设施，实现园内各医疗机构共享影像、检验、病理等资源优势，旨在降低各入驻医疗机构的投资成本，增强医疗旅游服务的价格竞争力，同时进驻园区的医疗机构必须通过JCI（国际最权威医疗安全管理和服务标准）认证标准，以符合接待国际医疗患者并方便部分患者回国报销医疗保险的需要。还值得一提的是，高端医疗产业园的选址宜靠近机场、火车站等交通便利的地方，在满足国际患者的同时，也可以服务当地高端医疗需求者，同时产业园还方便必要时得到当地三甲医院的技术支持，保障医疗服务安全。
2高端商业医疗保险的深度推广
2.1推动医疗旅游服务与国际接轨
入境我国的国际患者，包括全球医疗保险持有者和非保险持有者。对于非保险持有者，其选择医疗服务的余地比较大，价格和医疗水平成为了首要衡量标准，而全球医疗保险持有者，则需要前往保险险种签约的医疗机构就医，否则难以报销相关费用。高端商业医疗保险在我国的推广，能够促使更多险种签约我国高端医疗服务机构，吸引更多的国际患者，从而推动医疗旅游的发展，便利医疗旅游服务与国际接轨，目前国内拥有的高端医疗保险险种主要有：大地保险公司与GBG（Global Benefits Group）联手推出的目前国内市场上首款全面的、与国际接轨的健康保险产品——大地全球医疗保险；国际SOS救援中心提供的包括紧急医疗转送、医疗转送回国、遗体转送、紧急代垫住院保证金等服务在内的全球急难援助服务险种；中保康联推出VIP医疗保险计划；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推出的金盾团体医疗保险；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国际知名环球援助机构优普（Europ Assistance）公司合作开发的高端环球医疗保险计划。面对日益增长的医疗旅游市场需求，我国高端医疗保险的种类、服务方式也需要深度开发和进一步推广。
2.2归拢在华外籍人士的就医服务
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未退去，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也还未明显出现，每年涌入我国的外籍就业人士不断增多，以上海为例，光浦东新区就有定居外籍人士近12万，保守估计，目前在上海定居外籍人士已超过30万，而在广州，各种外籍就业人士已超过50万，这些在华外籍人士，要么通过供职企业母公司购买全球商业医疗保险，以保障身体健康的需要；要么通过香港高端保险机构购买全球商业医疗保险；甚至有的人士通过地下保险机构购买所需的全球商业医疗保险。而这些全球性商业医疗保险，多为高端保险险种，提供给每位客户的保障额度可以高达100万美元，涵盖了门诊、住院、健康体检、分娩、牙科、眼科等各领域，据保守估计，我国每年全球商业医疗保险产品保费流失量超过人民币10亿元。医疗保费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医疗服务的流失，很大部分全球商业医疗保险持有者就医选择在印度、泰国、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因为其保险签约的医疗服务机构在当地可以找寻得到，而在我国内地，没有相关的医疗保险险种，自然难觅相应的服务机构。推广高端商业医疗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将可以让医疗旅游服务机构不仅接待入境国际患者，而且同样可以满足在华外籍人士的需要，避免高端医疗服务需求的外流。
3政府的扶持力度明朗和强化
3.1鼓励高端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合理竞争
医疗旅游，因医而起，重在医疗，该医疗在服务和技术上都比普通治疗要求更高，而且以民营医疗机构高端化为表现。截至2011年，我国民营医疗机构已经多次收购和睦家母公司美中互利公司股份，并且和新加坡百汇医疗集团合作在国内开设高端医疗门诊，奥亚国际医疗会也将推出20万元每人次的高级会员制，以推动民营高端医疗机构的发展。其实，民营高端医疗机构在为国际患者服务的同时，同样也能为国内高端人士服务，保守估计，我国约有3000万的人群需要高端医疗服务，仅上海、广州高端医疗服务市场容量就在200亿元以上，带动的医疗旅游产业链值将达1000亿元。因此，政府在鼓励发展医疗旅游的同时，其实就是要加大对民营高端医疗机构的扶持力度，并且引导社会资本创办高端医疗机构，不断清除阻碍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各种绊脚石，具体来说，关键的一步就是鼓励高端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合理竞争，凸显民营高端医疗机构的高端市场服务份额，从而也可以带动公立医院的发展，对民营高端医疗机构的扶持措施包括医疗业务上的互补性、税收上的优惠以及对高端医疗人才的政策鼓励等。
3.2设立特许经营以强化医疗服务和旅游服务结合
医疗旅游的市场开发不是简单的医疗+旅游，而是需要谙熟两个领域业务的相关机构做好医疗旅游产品的组合设计，并且在特许经营的授权下，对外进行业务宣传和业务招揽，简单地说就是国际患者的接机、食宿、就医、游览、医疗保险、结算、康复、治疗后的跟踪服务等琐碎工作，由特许经营机构来承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是保障医疗旅游服务的前期充足宣传和预热，尽管我国的医疗资源和旅游资源有相当优势，但是，市场的开拓和巩固都需要有专门机构做前期推广，特别是海外市场的开拓以及海外商的遴选和机构设置，这些都需要专门机构的操作而并非医疗部门和旅游部门可以代替；二是便利给国际患者提供全方位服务，在这中间，高端的医疗技术水平、管家式的服务水准、愉悦的旅游体验和合理的服务价格等都将成为医疗旅游服务的核心竞争力，国际患者得到的一站式服务将是我国医疗旅游服务良好口碑的开始，也是吸引国际患者的重要环节；三是避免医而不游，医疗旅游强调的是一揽子服务，国际患者在得到满意治疗之后，放松身心进行开心之旅，实行的是套餐价格，这样才能在推动医疗服务发展的同时，带动旅游服务的发展，两者齐头并进，否则，缺乏特许经营机构的组织和协调，医疗旅游服务很可能流于形式，难以健康和持续地发展，而且特许经营机构的这种组织和协调，完全是基于市场经济的杠杆下进行，比任何强制手段将医疗服务和旅游服务结合都要来得迅速和奏效，同时也可以充分保障医疗旅游服务的专业性和公信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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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现状分析
社会医疗保险一般分为社会医疗救助、国家卫生服务保障、社会医疗保险、市场医疗保险、储蓄医疗保障制度等五种模式。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呈现出多层次的特征。其中，社会医疗保险起基本保障作用，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三部分组成。由于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基本医疗保险只能做到“低水平、广覆盖”。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商业健康保险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居民多层次医疗保障的需求，主要是对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之外的补充保障，是人们提高医疗保障的重要途径。我国商业保险的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不少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市场竞争激烈;风险管理的能力、风险管控的手段等都相对较低［3］;专业化管理水平低;“供求矛盾”与“市场潜力与市场风险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健康险的发展市场空间巨大，而保险公司相关业务却发展缓慢;另一方面社会公众需求迫切，难以得到满足。这些均使得目前的商业医疗保险不能满足各阶层人士不断提高的医疗保障需求。
上海市医疗服务提供者、患者、支付者三方分析
医疗服务支付方(保险机构)、医疗服务提供方(医疗机构)和被保险方(患者)构成了医疗服务的三方，其中保险公司为患者提供保险产品及理赔服务，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医疗或健康服务，而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相互合作，保障了患者的健康并解决了支付问题。
上海市有近100家中外保险和服务公司，较知名的约有30家，包括国际保险公司、国内健康保险公司、第三方服务公司(TPA)［4］和保险援救公司。它们的服务及运作各有特色:国际保险公司商业运作经验丰富、产品齐全、海外购买人数多，但受政策影响未能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健康保险公司发展迅速、网络齐全，但产品单一、有些受医保用药等多重限制;TPA公司在国际国内保险公司发展均受限的情况下在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之间架起了很好的桥梁。其服务周到、理赔便捷、24h热线、医疗护送、签证协助等，但公司规模偏小、业务种类不多;国际救援公司以紧急援救为特色，拥有专业的航空和旅行专家，能够安排相关医疗的地面或空中转运，但费用昂贵。
上海市可提供高端医疗或特需服务的医疗机构约有80家，但能够与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合作提供免现金直接理赔服务并为境内外人士提供高端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约为30家，包括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及一部分综合性医院特需医疗服务，如华山国际医疗、市一、和睦家医院和百汇医疗集团等。其布局由市场因素决定，基本满足上海市场的涉外高端医疗需求。但目前公立三甲医院国际医疗服务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困境，受到国内医改政策影响，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医务人员个人发展受限如职称晋升等，后备人才不足，医疗服务、文化背景有差异;与国际保险公司建立直付困难，尤其是公立医院没有保险专业团队，资金结算存在风险。
高端商业保险购买方主要由长期居住上海的境外雇员及家属，短期商务人士及游客和境内高端人群所组成。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其对医院的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外籍患者倾向于外资诊所;华裔及港澳台患者倾向于去综合性医院;重症及疑难病例选择三甲医院等。购买的保险也主要是患者在本国购买或中国境内购买。对于医疗机构的信息来源主要通过保险公司、领馆、公司和亲友推荐，广告等，但仍存在信息渠道不畅通、对购买高端商业保险认识不足或有疑虑等问题。由于上述原因，上海的商业健康保险仍处于一个相对滞后的状态。
高端医疗服务和商业健康保险合作案例分析
华山医院国际医疗中心是沪上最早提供涉外医疗服务的机构之一，集门急诊、住院、出诊、疫苗接种、健康体检、灾难救援、医疗保障、国际转运、教育培训和科研为一体的多元化医疗服务体。至今已为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40余万人次提供不同需求的医疗服务，境外人士达75%。自上世纪90年代初率先与商业健康险公司建立合作，开展直接理赔结算业务，现已与欧美、日本和国内20余家保险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保险收入占医疗总收入从最初仅为5%，以后逐年增多，截至2010年已达到35．9%。中心举办了四届“高端医疗服务与建设”国际研讨会，发起筹建上海市医学会涉外医疗研究会，为整合上海涉外医疗资源、推动上海现代医疗服务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是美国、英国、德国等10国领事馆、国际国内商业保险公司和跨国企业的指定医疗单位。
加强上海医疗保障体系，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国际商业健康保险不同模式分析并结合上海实际，提出建立上海商业健康保险新模式，即按医疗服务的不同需求，采用多种类型保险制度互补结合，既保障基本医疗，同时尽可能满足不同层次人群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图1)。在满足基本医疗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端特需医疗服务。医疗服务按大的框架分为基本医疗服务和高端医疗服务两部分。基本医疗服务由公立医院及部分私立医院提供;高端医疗服务目前主要由部分公立医院的涉外和特需医疗部门、中外合资医院和诊所等提供。建立多种类型医疗保险制度互补结合，保证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基本医疗保险:即现有的城保、镇保和新农合等。由政府承担，通过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强调全覆盖，体现公平性。基本医疗保险+补充保险相结合:对封顶线以上部分，宜引入补充保险，可以由政府推动或结合商业等各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产品。以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人群作为受益方，提高该人群的支付能力。补充保险可以由个人或结合集体共同出资购买，其费用低、受益面广，解决了部分“看病贵”的问题，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保险的一种补充保障;另外，作为购买基本医疗服务的资金扩充，大大增加了商业保险公司基本医疗保险产品市场的基数，降低了其健康险的运营风险，亦有利于商业健康险公司的发展。基本医疗保险+高端商业医疗保险相结合:采用分类支付的办法，对于有高端医疗服务需求的人群首先就其基本医疗服务范畴由基本医疗保险负担，而超出基本医疗服务的特殊服务需求，由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设计多层次、个性化的健康保险产品作为高端医疗保险产品来提供，包括市场上存在的涉外高端医疗、特需医疗和高端体检等。可由个人或单位集体共同购买，从而使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顺利接轨，满足多层次人群的医疗服务需求。
于莺预估随着保险的加强，“客流量仍会持续上升”，这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商业健康保险似乎正在迎来一个高速成长期。
波士顿咨询公司2016年中的报告显示，中国商业健康保险2010年-2015年复合成长率高达29%；按这一速度成长，中国商业健康险市场到2020年或将接近万亿元规模。
随着北上广地区大型公立医院高端服务部门逐渐发展起来，民营医院在全科和部分专科优势较为明显，部分高收入阶层的全科到专科高端消费流程已经打通，一些新款的商业健康险应运而生，但在现有医疗体系下，能否发展壮大，还待观察。 健康新险种盯住高端客户
郑是美中宜和国际保险部副经理，是公司2015年从保险公司挖来的专业人士之一。随着郑和其他同事的加入，美中宜和在2016年底联合平安保险公司，推出了一个新的高端保险计划。
这是一款面向儿童的医疗保险产品。家长缴纳8000多元年度保费，获得一个美中宜和全科医生初诊服务的服务包，比如体检、电话咨询等。每管理一名参保者，美中宜和每年从保险公司接受一笔固定诊疗费用，就是所谓按人头付费。即使患者一年之内没在医院就诊，保险公司依然给付这笔费用。
此前，高端医疗保险的签约医院主要采用按项目服务，服务量越大收入越高。按项目付费下，医院有动力做大服务量，从保险公司多获得费用赔付。而且，很大一部分高端医疗险是个人投保。有些投保者等到疾病风险较高的时候才去投保，出险概率高，这提高了保险公司的赔付成本。
为了保证利润，高端保险公司选择持续上涨保费。这导致中国高端医疗保险保费近年水涨船高，三五万元的保费，让很多高收入阶层也望而却步。投保人数少，使一些保险公司干脆选择部分放弃市场，不再接受个人投保高端医疗保险，专注于公司团体市场。
和睦家网络管理总监司伟塔告诉《财经》记者，根据医院与保险公司长期合作的情况来看，中国高端医疗保险实际上并没有开拓出太多的新客户。
合理控制保费价格和诊疗费用，高端医疗保险应该能够在中国中高收入阶层中吸引更多客户。
2015年，和睦家联合永安保险推出针对成人、儿童共同投保的家庭保险。这一保险计划过去一年吸引到1000多参保者，八成以上都属于国内消费者。
上述两种新保险产品的特点是，由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联合开发，共同管控患者就医流程；保险公司适当降低保费，吸引更多客户投保；医院适当控制费用，牺牲客单价，获得更多患者；患者投保成本适当降低，而且有一家固定机构专门管理自己健康，也就是患者看病先到固定机构进行初诊，建立健康档案。如果患者确有需要，则由该机构联系预约转诊到大型公立医院就诊。
这跟已有的主流高端医疗保险产品不一样。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投保患者在高端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高端病房看病，由保险公司与医院结算。患者选择范围比较宽，只要是保险公司认可的机构就能去，高端医疗保险公司甚至以服务网点众多来吸引客户。
新产品的前景还待观察。哈佛大学卫生经济学博士后李明强指出，消费者在这一新模式下首诊选择受到限制，与过去的就医模式相比可能会不适应。当然，合理转诊和健康管理也许会让消费者耳目一新。
不过，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下可以使保费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起始保费在1万元左右。
郑认为新保险产品“在商业逻辑上是通的”。类似新型保险产品借鉴的是美国管理式医疗的理念。早年间，美国保险公司向医疗机构采购医疗服眨也是按项目支付。随着费用不断上涨，保险公司和患者不胜其扰，出现不同形式的管理式医疗。在管理式医疗模式下，保险公司甚至直接投资医院，参与到医疗流程中；保险公司适当限制患者就医，强化预约转诊流程控制，引入按人头付费等结算方式，从而控制保费和就医费用失序增长。
这样的探索并不是毫无风险。早年间，部分保险公司曾经联合高端牙科诊所探索管理式医疗模式，但是最终因为无法拓展市场而黯然退出。
时机很重要，中国的高端医疗保险市场2015年规模约在30亿元左右，在保险市场走热、人们的观念改变的大背景下，新型险种的试水，很有可能会把一部分中端消费者也吸引进来。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罗英就指出，部分中等收入阶层也许不会给自己购买高端保险，但是在公立医院儿科就医难背景下，他们可能会给孩子在一定时间内购买合适的中高端医疗保险产品。 社保缺口正是商险机会
2015年中国卫生总费用超过4万亿元，全社会个人卫生支出更是超过1.2万亿元；而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规模仅有0.24万亿元，总体依然偏小，潜力较大。尽管政府统计数据还未正式公布，2016年中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应该能够超过4000亿元，增速超过70%。“我自己承保的业务增加了230%。”保险经纪李杰告诉《财经》记者，从业15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
市面上，部分保险产品的销售提成已高达10%到40%。这意味着，包括李杰在内的整个保险行业的从业者，2016年的个人收入应该非常不错。
中国商业健康险市场可谓一片繁荣，堪比2016年中的房市。
在李杰拿到的业务单子中，九成以上都是重大疾病保险（下称重疾险）。重疾险的常见模式为，投保人一旦被诊断为事先约定的可涵盖的少数重大疾病时，保险公司将会一次性给予大额补偿款。此外，中国市场上的商业重疾险普遍具有返还功能：如果在约定保险年限内，投保人没有患病，保险公司还会将本金和利息返还。
尽管基本实现全民医保，但是中国政府举办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有限，实际报销比例偏低。福建泉州白血病患儿的家长庄龙章告诉《财经》记者，自己孩子治病花费了超过25万元左右费用，实际报销也只有8万元，这还不包括误工造成的家庭收入损失。
因为看病贵，很多人选择商业重疾险，一旦生病可以从商业保险公司直接补偿一笔费用，避免因病致贫。2015年，重疾险保费收入规模为1690亿元，占整个商业健康险的三分之二强，超过98%都是由个人消费者购买的。
重疾险市场利好，也催生该险种的各类销售服务企业出现。丁云生曾经是一家跨国保险公司高管，2016年他自己创办了一家重疾险销售培训企业，出版两本重疾险销售的培训教材。他告诉《财经》记者，商业健康险分为报销型医疗保险、重疾险、失能险和护理险等。目前，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主要是前两者。
前述中的两个新保险产品属于报销型医疗保险。不同于重疾险，这类保险不返还本息，投保者看病，保险公司按照保险约定进行赔付。业内人士也称之为“消费型保险”。
波士顿咨询数据显示，2015年报销型医疗保险收入720亿元，其中，80.8%近600亿元来源于团体保险，主要由企业为员工集体购买，大部分来自于所谓“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由于社会医疗待遇有限，大量药品、耗材、服务项目不能完全报销，还需要患者自付一部分；完全自费的也不在少数。为了提升员工的医保待遇，一些企业就购买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在北上广，很多企业招聘员工时，都会特别提出，员工福利包括补充医疗保险，以吸引优秀员工。一般来说，享有这一商业保险的员工，门诊起付线实际下调到500元，即他们看门诊只要超过500元就可以报销。而且，社会医疗保险仅部分报销的药品、耗材、服务项目等，保险公司则会支付剩下的部分。
这类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由于购买企业比较多，市场比较透明，成本和费用信息越来越公开。太平洋保险公司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年轻人比较多的科技公司，人均保费在五六百元；中老龄员工占比较高的国企，人均保费可能到两三千元；一部分公司可能给部分中高层管理者追加部分保费，再报销一些自费药品和自费服务项目。 保险体系结构失衡
在欢庆2016年保险市场一片繁荣时，仍有必要审视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结构问题。
返还本息的重疾险，设计借鉴了寿险和意外险，现在长年占据商业健康险的三分之二份额。李明强告诉《财经》记者，此类保险在东南亚比较多见，发达国家市场主要见于前英联邦国家，市场份额相对较小。
因为发展较晚，中国商业健康保险长期依附在寿险之下，曾长期由寿险公司销售，专业健康险公司发展缓慢，是寿险公司做大的。“有病看病，无病养老”看似是重疾险的优点，实际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俊生就指出，“在保单设计中，保险企业列出一系列重大疾病；只要投保人患有其中任何一种疾病，保险公司就向投保人支付约定的赔付金额。至于患病投保人是否治疗，赔偿金是否足够支付医疗费用，都与保险公司无关。”
而且，一旦患者遭遇一次约定大病以后，商业保险公司通常就不再接受再投保。因此，这类保险实际上无法为患者提供持续的费用补偿。
因为这一类保险部分具有的储蓄和投资功能，市场看重的其是其返回本利的保险设计，而不是保险本该具有的对冲风险的功能。
国内报销型商业医疗保险，以补充医疗保险为主，长期与社会医疗保险绑定，保险产品设计相对单一。社会基本医保由政府主导、强制参与。对企业和个人而言，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已花去不小的开支，再购买中高端商业医疗保险形成双重成本，压力较大。
除了受社保挤压，大型公立医院在市场竞争中不断走强，也让保险公司的生意不好做，因为门庭若市的大型公立医院缺乏和保险公司配合的意愿。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称，中国医疗保险企业“与大型公立医院之间的合作关系依旧薄弱，进而导致其无法获取必要的患者信息，为成功的产品设计和定价提供支持”；同时，商业保险提供商“与医生之间的互动也十分有限，使之难以制定有效的风险和赔付率降低举措”。
民营医院数量虽多，但服务能力普遍偏低；部分中小型公立医院、民营医院逐渐劣质化，始终无法从医疗服务市场上被淘汰，这使保险企业可以信任的民营医院比较少。
高端市场的特征及产品选择
高端市场可定义为主要城市医院市场。高端市场的用药金额最大，品种最全，也是城市患者看病的主要渠道。在医院市场，据统计，患者对医生顺从率达到65%以上。所以，医生的处方选择是高端医院市场营销的核心所在，也是企业选择高端医院产品的关键依据。
适合高端市场的产品具备的特点较多：上市时间较短，价格较高，竞争厂家较少等。但其中最核心的特点可归纳为2个：盈利能力强，学术性强。这也是跟高端医院市场的核心营销模式紧密相连的：关系营销+学术推广。在高端市场销售的产品由于盈利能力较强，能创造较高的利润，并树立高端品牌。
所以，企业规划其产品线策略时，把高端市场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市场，其产品必须满足盈利能力和学术性的条件。具体来说，体现在产品的医院操作空间和处方量等对医院和商的盈利能力，以及其学术在国际国内的先进性，以及可塑造性等因素。
中端市场：县医院市场的特征及产品选择
县医院市场是高端市场和低端市场的中间层级。由于在县医院就诊的人群以县级市患者较多，用药发展相对一级城市较为“落后”，对产品的学术要求也相对较低。从消费水平上来看，相对高端市场对应的患者经济能力较弱，对产品的价格承受度较弱。而且，药品要在县医院销售，需要一定的开发成本。因此，县医院的产品价格不宜价格过低。然而，相对低端市场的普药来说，通常在县医院产品在低端市场的认知度不足，市场基础较弱，难以达到较好的销售。
所以，由于上市时间长、招标降价、产品更新换代等原因造成的产品盈利能力和学术性下降，在高端市场面临逐步淘汰，但不至于成为普药，而且仍有一定操作空间的产品，适合在县医院销售。但由于区域性贫富差距大，不同区域的县级医院的患者贫富水平和医院门诊量跨度大，县医院市场既有高端市场，又有低端市场的特点。因此，企业针对县医院市场的产品往往涵盖部分高端市场和低端市场的产品。需根据不同的地区选择不同的县医院产品。如对于广东和江浙沪的县级医院应该包括肿瘤产品，而针对广西、山西县级医院则可纳入一些低端的抗生素产品。
另外，2008年10月出炉的新医改意见稿进一步的明确了县医院对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影响力。意见稿在“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部分中明确表明：“要加快建立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骨干、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县医院在未来，除了作为县域内的医疗卫生中心，扮演县级市的主要医疗机构的角色外，还将承担对乡村卫生机构的业务技术指导和乡村卫生人员的进修培训。政府对低端市场的投入也将以县医院为核心，向乡镇扩散。县医院对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重要性体现了县医院市场不仅是一个单独的市场层级，更有影响低端市场用药习惯的作用，是企业发展低端市场的必要部署。
中端市场：零售市场的特征及产品选择
OTC市场定义为城市连锁、单体药店和超市。是否拥有OTC批文和产品所在的医保类别首先决定了产品在零售市场的可推广程度。OTC产品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尽管在其他市场层级拥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在老百姓中的品牌认知度往往不够。国内大企业尽管拥有OTC批文的产品较少，但一直致力于通过丰富OTC产品组合以进一步完善其市场结构，并通过扩大在老百姓中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
因此，产品的选择尤为重要，OTC产品对市场基础、价格等有一定要求，应选择市场基础较好，价格易于接受、安全性高、且可重复使用等特性的产品。而且OTC作为企业的“品牌产品线”，大品牌OTC产品的培育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标准选择1-2个大品牌OTC产品：特异性、疗效、适用人群、重复使用、价格、市场基础。
低端市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私人诊所市场的特征及产品选择
低端市场主要包括两种产品：一种是不需要推广，或稍作推广就可以销售的流通型普药；一种是需要对渠道和终端进行推广的深销型普药。流通型普药由于上市时间长，市场认知度高，价格低，附加值低，应针对此类产品进行渠道为主，借助商业平台进行销售。而对于深销型普药，需要在渠道推广的基础上，直接面对终端或终端的直接掌控者，需选择在低端市场认知度低，市场价格不透明，附加值高的产品。虽然流通型和深销型产品的渠道相似，目标市场相似，但采取的推广手段和营销策略重心截然不同。
对于企业来说，既能创造规模又能创造利润的产品称之为规模利润产品。这类产品不仅起到在消化产能、摊薄成本，还能通过其规模效应，带动盈利品种销售，并创造品牌影响力。规模产品是贡献销售额，创造现金流的重要产品，但不能创造利润。培育产品反之，通常处于低端市场的成长期，包括部分从临床退下的半新药和较为先进的普药。拥有较高的毛利，较大的附加值和较好的成长力，可作为企业的重点培育对象，所以，也可从中筛选第三终端深销型品种。
低端市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特征及产品选择
2012年5月，通用电气(GE)中国首个创新中心在成都成立，GE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如此解释它的任务：“过去10年，通过位于上海的GE中国研发中心，我们已经在中国开展了大量的研发工作。现在正是我们扩大在华创新活动范围的好时机。”而这一所谓“扩大创新”中最重要的一项，便直指以二甲及以下基层医院、社区医疗中心和民营医疗机构为主的中国基层医疗市场。
在始于2009年的新医改的刺激下，中国基层医疗设备市场的“刚需”激增。报销比例的提升极大地释放了乡镇农民的就医需求，也刺激了医院对医疗设备的添置和升级。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县级和乡镇医院达到8万多家。这一市场规模使得在高端医疗设备市场几近垄断地位的“GPS”三巨头——GE、飞利浦、西门子也开始虎视眈眈，弯腰淘金基层医疗市场。
早在2006年，西门子便启动了“SMART”下乡计划，目的是设计出简单易用、维护方便、价格适当、可靠耐用和及时上市的产品，就此打开中国基础医疗市场的大门。GE的步伐稍迟，但重视程度不逊西门子，2010年GE医疗集团总裁兼CEO约翰·迪宁公开表示：“GE医疗在中国的高端医疗产品和基层医疗产品目前的销售比例是8：2，未来可能是5：5。”
但无论是西门子的“SMART”计划，还是GE的“5：5”目标，在中国基层医疗市场的复杂性面前，都不得不感到棘手。
如果说高端医疗市场比拼的是“GPS”最为擅长的研发实力和服务能力，那么基层医疗市场考验的便是这群大象在胡同里跳舞的技巧了。
山东省胶南市某一级甲等医院的一位医生并不认为自家医院有购买“GPS”产品的必要。这家医院的年营业额为几百万元，在同业中属于经营状况普通者。在此类医院，最常用的医疗设备有B超(黑白)、心电图机、生化分析仪、x光机，大约10万元一台的B超机已是该医院购买的比较昂贵的设备。其他诸多小型医疗设备(如血液黏度计)，则大多由江西南医药、北京宏润达等本土医疗设备制造商提供。“GPS”占据绝对优势的高端医疗设备领域(如CT、彩超等)，医院几乎没有想过进行采购，除了自身无法负担之外，政策上也并不支持一级医院采购CT机这样的医疗设备。胶南市目前包括公私营在内的一甲医院大约有21家，二甲医院有3家，“像CT机，一个县有2-3台就够了”。
基于基层医疗环境的现状，很多县级医院在选购医疗设备时，尤为重视产品的多功能性。由于预算有限，设备最好身兼数职，一台机器同时满足各个科室的多样需求。这并非在高端医疗市场上以功能精专取胜的“GPS”的传统优势所在。
基层医院不仅对于功能的定义与高端市场不同，对性能一词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基层医院更为看重设备的稳定性，要在乡村电力环境下保持长时间运转不宕机，结实好伺候。此外，基层医院往往缺乏专业的维护人员，我国很多偏远地区的交通体系并不完善，例如位于新疆天山南麓的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二甲医院)，如果采购的CT机出现故障，即便当地的GE工程师赶到现场也要1000多公里，如需GE资深工程师赶到可能需要2-3天的时间。因此，医院期望要么设备不易损坏，要么易于自行维护，要么便需要厂商建立一个特殊的维护服务体系以保证及时反应。
医疗人才和技术等软件的匮乏，更是为设备等“硬件”市场带来了难以控制的变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医院医生对记者坦陈：“即使医院购买了CT机，让原本检查无果的患者能够成功检查出病因，事实上我们往往也医治不了，最后患者还是得去二级、三级医院就医。”购买了功能强大的医疗设备却缺乏能够使用的专业人才，或者能用其做检查，却无法进行相应的治疗，这些都使得医院对高功能医疗设备兴趣寥寥。
近年来，关于医疗设备市场的分析报告大多不利于“GPS”：在低端医疗设备市场，本土品牌更具价格优势，比较了解基层医生的操作习惯和知识，因而竞争优势明显。这些国产设备尽管鲜有一统天下的领导品牌，但在各自的细分市场术业有专攻，已经能够满足这些医院的需求。且医疗设备的购买频率低，习惯性强，一旦医生习惯使用某一品牌的设备，便不愿更换，市场先入优势明显，易守难攻。
一方面，是“GPS”因基层市场的独特与复杂而暂缓脚步；另一方面，则是东软这样的国内厂商在CT、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上不断获得突破，逐步向上移动，开始挤压巨头们的利润空间。“GPS”对待基层医疗市场的态度已经从寄予厚望，变为始见真章。
GE中国首个创新中心选址成都，便是GE医疗“下乡”战略的关键一环。
此前，GE医疗在北京和无锡均有研发机构，但并不能满足GE“贴地研发”的需要。国内东西部经济差距较大，沿海城市三甲医院密度相对西部城市更高，整个社区服务端的体系也更完善，西部的基层医疗环境更为典型。而成都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点，四川农村人口的基数较大，同时也是全国在城乡统筹医保走在前列的地区，基层医疗市场的增长更为明显。同时，成都亦能够辐射藏区、川西等地区基础设施(包括医疗资源)仍然比较匮乏的地区，有助于GE医疗针对这些地区设计低成本、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如GE中国创新中心(成都)便设置了西南地区基层医生的培训基地。
在GE中国创新中心，记者见到GE针对基层医院研发的各种新设备。这些设备大都并非“原创”，而是在GE高端产品的基础上改进而成。这些机器都有各自的改进方式，但通常来说，涉及到科学研究的功能会被去掉—基层医院对此并无需求，有助于降低成本。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以Brivo CT 325／315产品为例，项目组将其控制部分全部整合到特殊定制的计算机工作站，同时用数字倾斜技术取代机架倾斜，这些改造都以简化工作人员的操作复杂度为目标。
此文引起众多批评，其中有分量的，我觉得是这个：“不错，在中国搞公费医疗，老百姓确实要排队，官员不排队。但这些年中国搞市场化医疗的结果又如何？不就是老百姓看病掏大钱，官员看病照样不掏钱吗？”
这个问题给人的启示是：的确，福利化与市场化可能各有利弊，各有短长，但在中国一般性地谈福利与市场，可能是隔靴搔痒。关键在于，我们的福利不是别人的那种福利，我们的市场也不是别人那种市场！别人搞福利，可能官员和老百姓都要排队，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排长队;别人搞市场，可能官员和老百姓都得花钱，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花大钱。
不但如此，更要命的是，我们的评价和决策体系往往只听到那些既不花钱又不排队者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断拿排队和花钱来轮番吓唬老百姓：高收费看不起病你怕不怕？可见市场化要不得，还是应该有垄断权力;排十几年队你怕不怕？可见福利化要不得，你别给我施加这些责任。
市场化与福利化各自的弊病不是不能中和，先进国家的成功实践已有不少。如政府对弱势者医疗承担保障责任的同时，放弃医疗供应垄断权，对民营医院开放医疗市场，尤其是高端和特需医疗市场，不愿排队或对医疗服务有更高要求的富人，可以掏大钱去看高级私人医院，低收入的穷人看病，可向政府要求有免费的公立医院。排队之弊难免，但富人分流到高端医疗市场后，就不至于那么拥挤。怕排队的人可以选择花钱，怕花钱的人可以选择排队，市场化和福利化各得其所。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总不至于无权无势者既花大钱又排长队，有权有势者既不花钱又不排队吧！
一、前言
医疗设备是指单独或组合使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及所需软件等，进而实现对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监护、缓解。医疗设备行业是知识密集、资金密集、多学科交叉的高科技产业，它是一个国家制造业和尖端科技水平的标志之一。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的发展，X射线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MRI）、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尖端精密设备被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技术进步推动医疗设备市场销售有着惊人的增长。
我国医疗设备市场更有广阔的需求前景，每年进口医疗设备达数亿美元。然而伴随着医疗设备需求的增长，居高不下的市场价格及一系列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证明了市场机制并没有能够自动、及时调节市场关系，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最合理的社会经济目标，即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加以调控或引导，因此对我国医疗设备市场的经济学研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本人毕业于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毕业后一直在一所三级甲等大型综合性医院的医学工程处工作。8年来参与过医疗设备在医院的全生命周期中的各项工作，包括医疗设备的采购、管理、档案、维修、计量、报废等，对医疗设备市场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以下将分别就医疗设备市场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展开分析。
二、持续高速增长的医疗设备需求
（1）医疗设备的刚性需求。医疗设备行业是一个不会枯竭的行业，因为人类对健康的追求不会停止。我国国民经济正处在高速发展时期，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同时我国又是一个拥有1 3亿人口的大国，正步人老年化社会，对医疗服务的需要非常迫切。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日益完善，人民群众自我保健意识逐步增强以及农村医疗体系的启动和发展给医疗设备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中国医疗支出占GDP总量的4%，而世界平均水平为8%，医疗设备规模总量的扩充预示着未来的一段时期我国医疗设备市场还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同时，国家推行新医改政策，积极推动医疗设备行业的发展。持续、稳定的需求增长活跃了市场也成为厂商对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的动力，而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出必将拉动新一轮需求。
另一方面，有资料显示我国17.5万家医院拥有的医疗设备约有1 5%是2 0世纪7 0年代前后的产品，有6 0%是8 0年代中期以前的产品。这些医疗设备已经或即将进入自然淘汰期，而更新换代过程中将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推动我同医疗设备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
（2）医院引进医疗设备过程中的问题。现代各级医院通过多种渠道引起资金购置大型医疗设备的数量急剧上升，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CT、MRI和伽玛刀的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些大型医疗设备的引进对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各大医院相互攀比，盲目引进高端医疗设备；信息不灵，国外市场上低效甚至淘汰的设备在国内仍被当成先进设备，高价引进医院；医疗设备资源的分布不平衡，不合理，个别医院、个别科室医疗设备利用率很低甚至大量闲置；片面追求高精尖，大而全，购置设备时看重多功能、高参数、选配很多几乎用不到的配件、耗材或软件，致使设备的购入价格更加昂贵。
（3）医院的市场化经营与公益性。目前，大多数医院尤其是城市中的大型医院，患者数量越来越多，门诊量节节攀升，对医院硬件设备投入逐年增加，医院发展快速。而医院之所以能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状况下得到快速发展，是由于医院引进了市场化经营的资源投入型发展模式。医院的管理者几乎一致认为，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创收是医院的唯一出路，不创收别说医院发展，就连生存下去都很困难，医院趋利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医院虽然被定位在非营利性质，但是，在事实上又被推向了市场，承担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效益压力。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医院不断引进最新技术，购买最新设备，以改善医疗硬件环境吸引更多的病人前来就诊，从而不断提高医院的经济收入。这是由提高成本带来的高收入，整个医疗卫生产业呈现粗放型增长。
医院正扮演着双重角色：既要依照传统道德要求，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即保持医院的公益性；又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则，通过市场化经营谋求生存和发展。医院的逐利性也迎合了医疗设备供应商的期望，医疗设备市场定价混乱，利润空间极大。医院以市场价格购置高新尖设备，造成医疗成本的高速增长，也加剧了过度医疗服务现象的产生和扩散；据调查，大型设备检查和化验两项收入的合计占很多大型医院医疗收入的40%—50%，过度的医疗服务加重了患者的负担，也是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医疗收费水平增速过快，超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是导致居民对医疗服务的利用受限的原因之一，不利于社会和谐，不利于卫生事业长远发展，也有悖于医院的公益性社会职能。
三、我国医疗设备的供给状况
（1）供给的二元结构。在高端医疗设备市场中，发达国家的进口产品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约为7 0%，其中飞利浦、G E、西门子3家公司占有很大的市场比例，据垄断地位。而在中、低端医疗设备市场中，国内企业占较大份额且竞争激烈。这就是我国医疗设备供给的二元结构。
医疗设备制造业是一个多学科渗透、知识与资金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进入门槛相对较高生产工艺复杂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和高科技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医疗设备制造业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由于我国医疗设备厂商尚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没有能力参与高端医疗设备的市场竞争。医院对高端医疗设备的需求增长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引导市场的购买行为，厂商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客观上已经对市场结构进行了分化。
总的来说，我国医疗设备市场的有效需求总体上呈持续增长的市场态势，但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也日益显现，具体体现为市场机制作用在高端产品市场与中、低端产品市场存在着明显差异，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
（2）技术的价格弹性。医疗设备的价值在于其技术，材料、电子元器件等硬件成本只占其价格的很小一部分，购买医疗设备其实是购买设备中蕴含的生物医学工程技术。医疗设备产品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技术产业化转移的高效率使医院能够享受科技进步成果，同时高技术的价格形成过程不确定性也造成了医疗设备产品的市场价格难以统一。例如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医疗设备产品其市场价格的估算至今还是一个难点。与此类似的还有生物技术、激光技术、精度控制技术和制造工艺水平等等。又因为很多高新尖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的大品牌厂商手中，国内厂商短时间内难以替代，从而在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下，进口大品牌设备供应方对医院报出高价，供需双方的市场博弈往往以需求方妥协而被迫加大投资预算告终，造成市场价格居高不下。因此在我国医疗设备市场中，医院需求量的增长对价格的影响非常有限，可以说是高新尖技术的供给价格缺乏弹性。
四、市场失灵
市场机制在很多场合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情况被称为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有几种情况，如垄断、外部影响、公共物品、信息的不完整和不对称，而在我国的医疗设备市场特别是高端医疗设备市场上，这四种情况几乎同时存在。
垄断。在医疗设备市场中，垄断现象比比皆是。首先以飞利浦、G E、西门子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厂商掌控着核心信息技术成为高端产品市场的主导者，产品在我围市场占有率很高。经济学对这一市场现象表述为少数几个厂商控制整个市场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且竞争者存在很大的进入障碍，市场则属寡头垄断市场。更有甚者，某些专用医疗设备厂商利用专业技术专利的优势，完全垄断整个或绝大部分市场。垄断者可以通过操纵产量和价格来达到提高利润的目的，其产品的价格高于一般均衡价格。
外部影响。医院采购高端医疗设备时，往往只是考虑医院自身的利益，而忽略了对患者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如造成患者医疗费用增加等等，造成了消费的外部不经济；而设备生产商也往往只为自身利益着想，一味提高价格或推广新产品新功能，忽略了对医疗行业的影响，造成了生产的外部不经济。
公共物品。医院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公共物品，如手术无影灯、电动手术床、消毒灭菌设备、清洗设备等等，这些设备不能给医院带来利润，医院却必须为其支出高额的成本，但由于这些物品对医院的正常运行、对患者的医疗安全都十分重要，出于对患者负责，医院必须选择质量可靠、安全的产品，事实也表明多数大型医院都会选择进口高端大品牌的产品。
信息的不完整和不对称。医院在医疗设备采购过程中，由于决策者得到的医疗设备信息的不完整和不对称，只会盲目追求品牌信誉及优质的售后服务预期等等原因，往往会选择从发达国家进口的高端品牌的产品。而国产的医疗设备即使性价比较高，仍然得不到医院的青睐。这种由于信息的不完整和不对称造成的歧视现象在医疗设备市场中时有发生。例如某进口便携式超声诊断成像系统报价58万元，而各方面配置较高的国产产品报价30万元，很多医院却愿意选择进口产品。除此之外还有前面说到过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医院在销售商的宣传攻势下，高价引进国外市场上低效甚至淘汰的设备，或者购置很多适用范围小、使用频率低、治疗效果差的设备，这些设备进入医院以后也基本处于闲置状态，造成医院支出成本的浪费。
五、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医疗设备市场虽然有广阔而美好的前景，但现阶段并没有在市场机制下得到良好的发展，市场失灵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而这个市场上的供需双方，即医疗设备生产商和医院也应当为维护市场的效率和医疗的公益性作出相应的努力。
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对于国内没有能力制造而医院又必须配备的高端医疗设备，以及这些设备的维修配件、耗材等，通过降低税率等经济政策手段，缩小其在原产国与我国的销售价格差距，或以国家集中大量采购的方式直接从国外生产商手中购买，跨过国内各级商的层层加价，从而降低医院的支出。而对于国内有能力制造且与国外进口产品技术水品差异不大的医疗设备，通过政策手段鼓励医院选用国产设备，从现行的医疗项目收费标准入手，取消国产和进口设备区别收费。例如，收费标准蓝皮书规定，进口床旁监护仪收费12元/小时，国产2.5元每小时，出现这种收费标准区别是因为几年前进口监护仪的技术性能和价格都远远高于国产监护仪，然而现在进口监护仪价格下降了很多，而国内监护仪生产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进口与国产监护仪性能和价格已无太大区别，可收费标准却差距很大，这直接导致医院更愿意采购价格稍贵一点的进口监护仪。如果把收费标准统一定为12元/小时，相信在市场上国产监护仪会更有竞争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规范医疗设备行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和审核，特别是医院医疗设备科室的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相关的技术知识，实行持证上岗。规定医疗设备采购招标时必须有国家认证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参与，防止医疗设备销售商利用信息不对等和不完整的优势对医院招标决策者实行欺骗、蒙蔽和诱导，尽量避免购置从而减少医院成本支出的浪费。
大力发展医疗设备行业协会，为医院医疗设备配置提供技术和信息支持，包括技术进展、市场经济分析技术、产品信息、价格情报和市场供需信息等。
进一步完善医疗设备采购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更加强大的医疗设备市场监督机制和机构，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回扣”等经济犯罪现象。
政府应制定更加优惠政策，如资金信贷支持、降低医疗设备厂家各项税率等，引导和服务我国的医疗设备生产企业。
医院经营管理精细化。医院应当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树立精细化经营的理念，增强新增医疗设备的风险意识。医疗设备配置应当科学决策，从实用性出发切勿盲目追求档次和规模扩张。同时利用医院信息系统这一强大工具建立医疗设备的投资效益分析和风险控制系统，能够客观、科学评估医疗设备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规范进口设备销售渠道，增强国产设备竞争力。对于进口医疗设备，应规范销售渠道和流通领域，减少商级数，诚信经营，优化服务，对于售后所急需的维修零配件、耗材等，也不要为了经济利益故意抬高售价。
当然最有效、最根本的还是国产医疗设备制造业要实现快速发展，积极研发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并迅速产业化，尽快进入高端产品市场参与竞争，这是解决医疗设备市场所有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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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4日，国务院颁布《“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紧接着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两份政策文件都明确：社会力量办医将被加大力度推进。
瞄准高端医院、专科医院
“短期来看，社会力量（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普通医疗并不现实，而高端医疗毫无疑问将会成为突破口，”九鼎医疗基金负责人禹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医疗领域，高端人群需求非常旺盛，中国医疗产业还没有实现分级，而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日趋成熟，此外，病种清晰的专科连锁医院的投资将有机会。”
“我们感受到中国政府在医疗改革和开放上的决心，五六年前我们要拿到高端医疗的许可执照还非常困难，现在我们不但拿到了，还把业务额经营得很高，这说明我们当初的选择是对的。”WA臻景医疗副董事长德里克（Derek Muhs）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加拿大籍企业家德里克曾有世界范围开发和投资房地产及私人医疗中心的经历。经过8年调查并咨询了麦肯锡之后，2011年2月，总投资2000万美元的WA臻景医疗中心在上海兴国宾馆花园正式开幕。这是一家符合世界一流五星级要求，拥有世界先进的医疗系统、人性化的服务和质量以及提供奢华享受的医疗中心。
“社会资本进入医院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做高端，二是做专科，并做成连锁。”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司长张宗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原有医疗系统不能满足的需求，这对投资来说是一个机遇，原来审批机构比较严，现在对于社会资本办医的一些审批，在组织规划方面已有了一定空间。”
放开高端医疗在政府部门看来是医疗改革重要突破口，市场需求存在，也并没有动摇公立医疗的根基，就没有理由不开放。
今年6月3日，财富品质研究院和瑞士LFS抗衰老中心联合的《中国富豪健康白皮书》显示，虽然比其他人更重视健康，但中国富豪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约68%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只有12%的中国富豪有过抗衰老治疗经历，比例远远低于韩国和日本。
让富豪们不再到国外看病
“高端医疗产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日趋成熟，投资者能够获得很高的回报，又能够促进医疗水平和药品质量的提高，而颇为丰厚的税收是政府政策支持的原因之一。”德里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些令人担忧，有研究统计显示，中国富豪普遍认为国外医疗条件比中国好，81%认为国外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高于中国。
上海某知名旅游社项目经理薛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越来越多富裕人士开始接触高端医疗旅游。如日本精密体检之旅，就把癌症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旅游线路结合在一起，为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治疗时间及获得治愈的机会。”
相比去美国、日本、韩国寻求高端医疗服务，把国外先进技术和最好的医生引入中国对于富裕人群来说可能是更为理想的选择。去年，WA臻景医疗和WA 再生医学集团开始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进行合作，包括癌症的预防、治疗和研究也列入其中。今年4月，臻景生物技术集团宣布推出癌细胞治疗项目，主要针对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卵巢癌和肝癌。
多方资本抢滩高端医疗
中国已有的医疗基础设备、相对较低的医疗服务价格、专业的从业人员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也引来多方资本涌入高端医疗。
中国的高端盈利性全科诊所和医院由于规模较大，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三个大城市。
目前这三个城市已有数十个高端医疗品牌，近90%的高端全科诊所和医院采取合资/合作的经营方式，一些品牌已采用连锁经营的方式。
今年6月30日，卫生部和上海市部署合作项目，上海医改方案中明确提出建设的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正式开工建设。
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力争2020年建成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国内顶尖、亚洲一流、国际水准’的综合性国际医学中心，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端医疗服务新需求。”
这是由德国凯杰（QIAGEN）公司和印度Chittaranjan国立癌症研究所联合推出的宫颈癌筛查项目。目前，全球每年有多达50万个宫颈癌新增病例，有超过25%的死亡病例发生在印度。然而，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类似，生活在Shaorabera Jalpai的绝大部分妇女对宫颈癌没有任何认识。在Chittaranjan研究所妇科肿瘤研究员Anushree Samadda的带领下，医疗队每天奔波于加尔各答和周边250公里范围内的偏远农村，应用一种创新的HPV病毒分子检测技术，及时发现了很多例宫颈病变，并帮助病人解除了病痛和恶化成宫颈癌的风险。 低端市场≠低端产品和技术
不少朋友关心加尔各答宫颈癌筛查项目进展，也有人对此表示费解：像HC2 HPV病毒检测这类创新技术，如何保障它能顺利应用在Shaorabera Jalpai这样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相对匮乏的地区？从商业角度看，在此类条件下，应用高端技术和产品如何实现理想的投资回报比？说到底，高端技术能不能以及为什么要进入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市场？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不如先反过来想一想：传统意义上的低端市场，是否只适合低端产品和技术？将高端产品和技术直接应用于低端市场，实施跨越式开发，是否会带来意料之外的收获？源于低端市场的产品和技术，能否在高端市场竞得一席之地，甚至与高端产品和技术结合，带来1+1>2的效应？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所谓“低端市场”都是与“低端产品和技术”画等号的。几乎所有行业的跨国企业都经历过先集中开拓占20%的高端市场和客户群，再将已获得成功的产品引入中低端市场的过程。低端市场不仅无福在第一时间享受高新技术的优势，还被打上了无法主动贡献企业技术创新的烙印。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社会和经济环境的改善，以及消费能力的提升，全球资本、技术、人才等领域的各种资源已在逐步从传统的高端市场向低端市场转移。
比如电信业。4G时代已然到来，对于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晚、整体基础设施依然薄弱的新兴市场，是否必须重复二十年来在中高端市场走过的道路？事实证明完全不必。那些敢于抢滩新兴市场并跨越式构建先进移动通信网络的运营商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肯尼亚，广大青壮年劳动力通过某移动运营商的服务网络，实现了安全、便捷、快速汇款，无须再依赖实体银行。如果没有跨越式发展的电信网络基础，很难想象在肯尼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竟能有高达20%的GDP是通过移动通讯网络完成流转的。 医疗反向创新新解
在医疗领域，高、低端市场与相应技术、产品的排列组合，即便在同一国家，也会因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变得十分复杂。就诊断而言，很多情况下，尽快获得检测结果，与结果的可靠性、精确性同等重要。但按照传统方法，一般需要数周时间才能获得可靠的结果，而且往往需要冗长的实验指南，程序复杂，另需购置昂贵的实验室基础设备。因此，即时检测（Point-of-Need Testing）成为近年来分子诊断领域涌现出的新需求之一。
以中国为例，任何一项临床检测技术的开发，要想获得长远成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的中西部地区都将无法忽视。企业需将当地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生活习惯以及医疗认知水平等因素，充分融入到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之中去。
基于这一考虑，凯杰与比尔・盖茨基金会合作，开发了可靠、便携且易于使用的 careHPV 检测技术，以推动宫颈癌筛查在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地区的普及。careHPV操作简单，能适应各种实验条件，可有效实现即时检测、及时追踪，符合WHO指南中的“即筛即治”原则，从而在有效扩大筛查覆盖率的同时，降低复查失访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