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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55-02
一、金融危机理论中“虚拟经济”的考证分析
金融危机理论在分析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把金融危机分成了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两种。特别是在分析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时,强调了信用、“虚拟资本”、“虚拟经济”对于产生金融危机的影响。
1.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写道:“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1]同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一样,首先,商品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使货币和商品的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因为“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买和卖这二者之间的对立。”[1]这样以来,商品和货币的转换即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就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其次,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在物物交换时代是不可能有危机的,只有在货币时代或商品经济时代,“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彼此的债权相互抵消,也就是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潜在地包含的矛盾没有成为现实;因而,如果危机的这两种抽象形式本身并没有实际地表现出来,那就不会有危机。”[2]而当这种矛盾实现时,危机的爆发就有其可能性了。
2.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现实性
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不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它产生的现实条件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3]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用、银行金融和在信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虚拟资本交易日益重要,形成所谓“信用经济”、“金融经济”、“虚拟经济”。特别是虚拟资本如债券、股票、汇票等的发展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这时,货币与虚拟资本商品与信用货币的对立显露出来,其矛盾的积累导致了货币金融危机。因为信用和信用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不是真实的财富,和普通商品一样最终要向货币转化,因此 “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够同时一起转化为银行货币,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都能够同时一起再转化为资金。”这时,以虚拟资本为主体的虚拟经济中就会出现所谓“金融过剩”,危机一触即发。马克思又说:“劳动的社会性质一旦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表现为一个处在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会不可避免。”[4]在这里,马克思在论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都特别强调了信用的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运动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机制[5]。
3.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扩散性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分析虽然是以国内系统为基础进行的,但并没有限于国内系统。他已经认识到资本的国际流动对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过程中,各国金融、贸易和生产密切关联,金融系统特别脆弱,而资本的国际流动更加速了普遍性危机的产生。马克思指出:“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像排炮一样,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爆发危机……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4]金融危机就这样在许多国家依次发生了[6]。国际信用的发展推动了一切国家的出口和进口膨胀,加深了各国间经济贸易和资本金融的相互依赖,但信用支持下各种商品和债务的价值最终仍然都需要货币来实现和清算,从而就可能使国际性和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特别容易发生了。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探析
按照金融危机理论,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但这又是一场并不伴随经济危机而发生的独立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这一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简称次贷危机)持续恶化酿成的金融风暴,几乎波及到了楼市、股市、债市、汇市、银行、保险、大宗商品等所有经济领域,其影响范围也几乎扩大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无论从其可能性,现实性还是其全球性上,都印证了金融危机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那么,它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1.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金融危机理论中的信用和虚拟资本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而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也就是所谓的虚拟经济。美国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其金融系统非常活跃,金融创新更加迅速。其金融衍生产品如按揭抵押债券(MBS)、债务抵押凭证(CDO)、信用违约掉期(CDS)等等(也即虚拟资本)的产生,大大延长了货币支付链条,一旦某一环节不能实现,就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紊乱,引发如马克思所说的:“……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一起自然发生的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7]马克思当时对于信用和虚拟资本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的论述,恰恰说明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导火索:无论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还是次贷危机都是美国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2.直接原因或导火索是美国次贷危机或房地产泡沫
由美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所引发的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甚至全球性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其危机的源头就在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的冲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使得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而在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下,房贷规模进一步扩大,埋下了危机的隐患,而2005年美国房价的普遍下跌,以及利率的上调,使房贷者无力还款,造成了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
3.根本原因在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是从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周期(繁荣、衰退、停滞、复苏)中来分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但当时,他已经意识到了信用发展和虚拟资本的产生对独立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影响。并且,马克思还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信用经济,这种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是虚拟经济。美国金融危机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其最大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做了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汇票、土地所有证等带利息的有价证券或所有权证。虚拟资本不代表现实的资本,但它通过深入到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生活中,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而一旦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因此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存在虚拟经济而在于它的过度发展。
三、总结
金融危机理论关于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而且对于我们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分析现代金融危机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其理论中关于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的研究,为我们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虚拟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商品交易的法律规范,建立健全信用制度,完善银行信贷等信用支付系统。并且要在充分利用虚拟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同时,防止其过度发展所造成的“金融过剩”而引发危机。此外,还应在国际贸易中,建立健全完善的国际信用体制,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外部传递性的继续扩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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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01.
一、基于金融系统的视角考察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学术界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从金融系统的视角考察,理论与实务界已形成三点共识:
(1)过度的金融创新与金融自由化是导致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
Yuliya Demyanyk和Hemert(2008)等从信贷标准和信贷质量下降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降低的信贷标准和信贷质量造成的。而信贷标准和信贷质量的双双下降与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不无关系。一方面,2001-2006年房价不断上涨,金融机构发放了大量次级贷款。其中,次级贷款2003年4000亿美元,2004年突破1万亿美元,2005年增加到14000亿美元;次级抵押贷款比例从1993年开始起步发展到2005年的20%。而监管机构几乎难以及时发现这些贷款的真实状况及其高风险,因此,这段时期美国抵押贷款的质量整体上不断下降,低质贷款的过度膨胀最终酿成了如今的危机。
另一方面,由于房产价格不断上升,大量新的信贷机构进入抵押贷款市场,追逐高收益,加剧了机构之间的竞争,导致信贷标准下降和贷款者承担的风险提高,而抵押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欺诈行为进一步加剧了风险的上升,过高的风险也造成金融市场的动荡(Dell'Ariccia etal,2008)。
然而,以上分析和研究是在理论的层次上展开的,对实际的解说和操作可能不具有明显的有效性,从实证研究中才可增加其可信性。因此,Keys、Laeven等(2008)利用美国次债市场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次贷危机的发生机理主要源于证券化的过快、过度发展,随着一些非流动性贷款转化为流动性债券,金融机构对借款者的评估和监测动力明显降低。因此,证券化程度与监控力度显著负相关,过度证券化对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难逃罪责。
(2)过度放松的金融监管和分散的金融监管架构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美国的众多财政金融要员如Paulson(2008)、Bernanke(2008)都支持这一观点,纷纷提出改革美国金融监管架构的短期、中期及长期建议。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认为这一危机发生主要应是美国政府的错误,是监管的失误。他表示,过去很多年间,美国的大量房屋抵押贷款发放都相当宽松,但实际上其中很多根本不应该批准。马斯金说,金融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存在所谓的“外部影响效应”,这种外部影响会产生连锁效应,从而影响到所有金融行业当中的主体。因此,马斯金认为,金融行业需要监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使金融行业的这种外部效应不致失控,这在以前都有过非常惨痛的教训。比方次贷危机就证明了我们的监管失效,如果监管有利的话,一开始这个危机就不应当让它产生。
因此,邓翔(2008)指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是由于金融监管未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从而导致监管的缺失。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高飞、胡瞿(2008)在其研究基础上,从金融监管的角度进一步剖析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指出金融分业监管不适应综合经营,缺乏协调和权威的监管机构同样也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3)金融市场上道德风险的上升、市场信心的下降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关于这场危机的原因,专家及学者给出了诸多分析,这些分析均有道理,而且有的已探及成因的深层部位。Mian和Sufi(2008)等人认为美国抵押信贷市场违约率的上升导致美国房地产市场萎缩,引发了次贷危机,随着市场上道德风险的上升、市场信心的下降,危机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亚洲公众知识分子(API)奖学金计划高级研究员Michael Mah-Hui Lim(2008)认为,道德风险问题激励了银行的风险承担,弱化了风险约束机制。2001-2005年美国的银行抵押贷款供给迅速上升,供给的扩张将原来无法获得抵押贷款的边缘消费者拉入抵押信贷市场。与此同时,快速上升的抵押信贷供给导致借款者风险的迅速积累和房产价格溢价上升,进一步提高了消费者的风险偏好,抵押贷款需求激增。道德风险上升所引起的抵押贷款市场非理性繁荣,为后来违约率的激增埋下隐患,是引发金融市场危机的重要诱因。
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刘桂峰(2009)从道德层面入手深究了其原因。他对美国人过度超前的消费理念及消费行为引致的全球经济失衡及生态灾难、美国银行业自身本性的迷失导致的虚拟资本在全球的泛滥作了分析,从而指出:不负责任的消费理念以及由此导致的奢侈无度的消费行为是构成这场危机背后最深层次的道德原因。同时进一步指出,过度的消费理念和方式使社会各阶层、包括银行家阶层过分逐利,银行本性的迷失是构成这场危机背后另一道德层面的原因。
以上三点均从金融系统的视角考察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但金融危机根源于实体经济,并作用于实体经济。因此,如果仅仅从金融系统的角度,单纯地依靠救助金融机构或注入流动性等举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金融系统层面下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与深层次风险,甚至可能催生下一次金融危机。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导致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的深层次原因。
二、基于实体经济视角考察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大范围的金融危机使西方的银行体系遭受重创,实体经济也未能幸免,且影响仍在继续。因此,有必要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剖析危机产生的原因。
杨公齐(2008)指出: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不少经济学家和权威人士从消费方式角度进行了反思。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接受我国央视记者采访时就谈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与美国人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有关。为了支撑此种消费方式,美联储不得不增发货币(美元)大量进口石油和日用消费品,以填补国内供给缺口,由此使美国长期处于外贸逆差状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兼地球研究所主任杰弗里・萨克斯说:在我看来,本次金融危机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居民过去几年消费过多。美国通过从中国、从全球的金融机构借款来为居民的消费提供融资,并且美国居民对未来很乐观,认为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借款,特别是房贷以及耐用消费品贷款,而现在由于金融危机,信贷供给减少,消费者失去信心,减少了消费,继而影响了资金的回笼和资产价格,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居民收入及消费支出的下滑。所以,我认为美国会经历一个螺旋式的通货紧缩周期。我国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光研究员和张弛认为:“长期以来,美国人依靠举债来投资和消费。随着储蓄率下降和债务率的上升,这种寅吃卯粮、举债度日的经济生活方式必然潜藏着很大的风险,构成这次危机的基因。”
同样,基于实体经济的视角,陈继勇、盛杨怿、周琪(2009)进一步剖析了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美国网络经济破灭激发的房地产经济泡沫是孕育金融危机的摇篮;21世纪初美联储先后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是金融危机的催化剂和导火索;全球经济失衡支撑的美国过度消费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全球金融体系中各国货币地位的不平等加速了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蔓延。
三、基于虚拟经济视角考察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和高投机性等明显特征(曹莹,2009)。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一是它的高度流动性满足了投机需求,投机需求具有交易成本低、资金占用时间短、可导致巨大的财富转移效应等特点虚拟经济都可实现;二是高风险高收益带来的财富效应以及与之伴随的非理性的投机行为。高风险伴随着的必然是高收益,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必然带来的是巨大财富效应的示范作用,即使人们知道收益背后的巨大风险,也会因为投机博弈的心理,产生非理性预期并导致严重的投机行为,即“羊群效应”,加速泡沫的膨胀;三是高投机性特征带来的高杠杆化为人们的投机行为推波助澜。金融创新衍生工具的交易实施保证金制度,因而投机资本往往可以支配数倍于自身的资本进行投机操作,极大地推动了投机热潮;四是不稳定性使金融市场受到更多政治,周边环境等许多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了市场波动,在泡沫破裂时危害迅速扩散。
实际上,以上学者都只是从虚拟经济或实体经济单方面来研究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只强调其中一方面而提出的原因必然是不全面,不完善的。虽然泡沫经济产生于虚拟经济,但这并不是说与实体经济无关。相反,虚拟经济中的泡沫因素大多是实体经济引致的。因此,在此基础上,杨兆廷、王元(2009),结合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双重角度出发,指出泡沫经济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政府为了发展实体经济所采用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银行等机构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信贷资金,过量的资金导致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使虚拟经济中出现了泡沫。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能有效化解虚拟经济中的泡沫。反之,脆弱的实体经济则加速泡沫膨胀;二是金融自由化政策下缺少监管,泡沫膨胀时难以及时制止;三是实体经济中的紧缩政策,往往加速了泡沫的破裂。实体经济引致经济泡沫,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催化放大作用使经济泡沫发展为泡沫经济。由此,次贷危机变为金融危机。
四、运用金融危机理论考察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对于金融危机的成因及防范问题,很多学者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李伟杰(2008)从金融危机的三代模型的演变过程分析了金融危机理论的沿革及发展。张金清(2008)从金融衍生品的信用创造机制研究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及传导机制。张宇和刘洪玉(2008)从美国公共住房政策角度分析了次贷危机的形成。这些学者都是分别探讨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和次贷危机的成因,但是并没有将历代危机理论与美国次贷危机相结合,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刻的分析。
因此,许爽,隋涛(2009)在此基础上,将历代危机理论与美国次贷危机相结合,运用金融危机理论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文中运用费雪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货币供应量扩张,利率不断降低,孕育了金融危机;运用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分析得出金融创新导致了信用的过度扩张,使得信用风险不断放大;根据凯恩斯的投资需求不足理论与金德尔伯格的泡沫理论,指出利率提高、投资需求的下降,导致了资产价格下降,经济步入下行区间,因此金融危机爆发;运用金德尔伯格的泡沫理论,指出美国监管机构效率的低下。许爽与隋涛运用金融危机理论来分析美国危机的生成机理,有助于从危机的内在成因角度上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进行预防。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是某个单方面原因造成的,而是上述几方面原因相互激励和助推,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学术界关于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原因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但事实上,不同的研究结论之间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内在联系或统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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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4-0032-03
一、引言
随着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的不断发展,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并表现出极强的国际传递性。IMF研究显示, 仅1975～1997年,53个被研究的国家就经历了158次货币危机和54次银行业危机 [1]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近20年来发生的金融危机都很快从爆发危机的国家和地区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表现出极强的国际传递性,而且目前金融危机的跨国传递性要强于20世纪90年代(Didier,2008)。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都在区域或全球迅速传递,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 金融全球化使全球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金融创新和信息技术使金融风险通过杠杆操作放大并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
金融危机国际传递简单说就是金融危机在国际间的传递和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使得一国发生金融危机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 引起他国和地区金融市场不稳定乃至危机。金融全球化使危机国际传递路径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且界限越来越模糊,金融危机国际传递机制越来越复杂。研究金融危机传递路径有助于危机的防范和治理,对于一国在对外开放中保持金融稳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基本面决定的金融危机国际传递路径
基本面决定的金融危机国际传递,是由于实体经济和金融联系导致的危机传递,强调国家之间的经济基本面相互依赖,主要包括共同冲击、贸易联系和竞争性贬值、金融联系渠道等。
(一)季风效应――共同冲击
如果存在同一种外部原因(或许是不知道的原因)冲击导致几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或相继遭受投机性冲击压力,这种由于共同冲击产生的金融危机国际传递被称为“季风效应”(Monsoonal Effects) [2] 。共同冲击主要是通过引起相关国家资产价格和资本流动的共同协动, 从而使危机传递。 如: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与德国利率的上升有很大关系;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时美国利率变动对拉美国家资本流动有很大影响;1995～1996年美元的坚挺(日元对美元的持续贬值) 削弱了东亚国家的出口;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贸易溢出效应和竞争性贬值
贸易溢出效应是指一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恶化了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贸易联系国家的基本面,从而这些国家更易遭受金融冲击,以致发生金融危机。贸易溢出效应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来实现危机传递的。价格效应是指危机发源国的货币贬值, 将会提高该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该国在贸易伙伴关系国家的出口量会增加, 进口量会减少,同时会影响在第三国市场的贸易竞争对手的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导致这些国家出口量下降,常引致货币贬值,易遭受投机冲击而发生货币危机,也会导致“竞争性贬值”。金融危机被传递国家,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做出的政策选择大多是选择本币贬值,缓解危机对本国的直接冲击,并尽可能地以贬值手段把危机破坏作用转嫁出去。这种贬值具有内在的自我实现机制,危机导致一国又一国货币贬值,并随之传递。收入效应是指一国发生金融危机,经济金融市场动荡,国民收入下降,其进口减少,贸易伙伴国收入也随之下降,引致该国对危机发源国和其贸易伙伴国的进口减少,通过进口下降传递,各国收入下降,再次体现为进口缩减,这样金融危机就不断在国际间传递和强化。
国际贸易对金融危机传递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一国发生危机,其各贸易国采取的理性策略就是相继实施货币贬值,再加上国际投资者对这一贬值趋势的理性预期而采取投机攻击, 金融危机就从发源国传递到各国。 危机发源国与传递国贸易关系越紧密,危机传递的可能性越大。
(三)金融关联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达,全球性资本流动金额已经远远超过商品贸易额,使各类金融交易的供求和价格的波动性增强,金融关联成为金融危机国际传递的主要渠道。
1.金融溢出效应。金融溢出效应是指一个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造成其市场流动性不足,迫使金融中介清算其在其他国家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从而通过直接投资、银行贷款或资本市场渠道导致与其有密切金融关联的市场流动性不足。流动性的共同运动最能够深入反映金融危机国际传递路径 [3] 。一国发生金融危机,金融溢出效应会使金融机构纷纷出售高风险资产以维持流动性, 一次小的冲击就可能导致流动性危机(如Sakho,2006[4] ,Allen&Gale,2004[5] ,Diamond&Rajan,2005)。一国出现金融危机时,在此国有投资头寸的国际投资者通常会根据资产组合理论调整投资组合以降低风险,卖出那些与危机发源国资产有关联的资产,导致相关国家资本外逃和流动性不足。金融机构出售资产保证流动性,会导致资产价格下降, 这又使金融机构按市价计算的资产价值下降,为了平衡资产负债只能出售更多的资产,这又会带来进一步的降价和资产卖出,形成恶性循环。在金融机构经营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发生危机,就会因为一次小的流动性冲击而导致大范围的流动性危机国际传递,从而使金融危机发生国际传递。
2.共同贷款者效应。共同贷款者,是指向各国提供资金的同一个资金供给国家或跨国银行。 金融危机国际传递与“共同贷款者”紧密相关(Kaminsky&Reinhart,1998 [6] )。假设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共同贷款者就会通过收缩对其他国家的贷款以降低风险,调整资产组合以达到资本金充足率和保证金要求,如果被收缩贷款国缺乏足够的国际储备,则很难应付国际资本大规模外流所造成的冲击。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生的墨西哥危机、亚洲危机和俄罗斯危机中,“共同贷款者效应”是解释金融危机国际传递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Rijckeghem&Weder,1999 [7] )。最近Arvai(2009) [8] 等以“共同贷款者” 理论解释了次贷危机后危机向新兴欧洲国家的传递,认为新兴欧洲国家对共同贷款者依赖越大,危机就越容易在区域内传递。
3. 金融机构关联。 经济全球化使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持有资产和存款,它们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经济运行正常时,金融机构流动性都很充足,危机发生时,一些机构会由于各种原因而面临流动性不足,如果整个市场的超额流动性供给与超额流动性需求的缺口较大,会通过“溢出效应”引发各个金融机构追求流动性, 导致整个市场的短期流动性不足并加速危机蔓延。金融机构间少量关键的关联会比大量的不重要的关联更容易产生金融危机国际传递,Pritsker(2000) [9] 认为金融危机通过银行关联传递的程度与不同国家间银行的连接方式有关。假定国际金融市场上有多个跨国银行, 分别位于不同的国家, 它们之间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是每家跨国银行都只在另一家银行存款,另一种是在所有其他跨国银行分散存款,两种方式中每家银行的总存款量相同。第一种连接方式与第二种相比,它使得金融体系更脆弱,更易遭受危机国际传递,一家银行的倒闭会引发金融机构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危机的国际传递。
三、 非基本面原因导致的危机国际传递路径
非基本面导致的金融危机国际传递,是指危机传递与观察到的宏观基本面变化无关,而是因为投资者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行为,主要涵盖不可用基础因素变化解释危机传递的其他原因:净传染、信息不对称、投资组合变化等。
(一)净传染效应
“净传染(pure contagion)”是指一国金融危机造成另一国经济基础之外的其他因素如预期和信心等的改变,而导致另一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Masson,1998)。一国金融危机并没有恶化另一国的经济基础,而是危机发生后投资者对其他类似国家的心理预期变化,以及投资者信心及情绪的变化导致危机国际传递,诱因是金融恐慌、羊群效应、信心危机等,危机国际传递与实体经济无直接联系。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通信技术的发达以及全球化使国际金融市场高度相关,目前金融危机越来越多的是以“净传染”形式在国际间传递。
1. 相似性导致预期改变。 由于认为一些国家存在宏观经济基础、政治经济政策和文化背景的相似性,一国发生危机会导致投资者心理预期和信心改变,导致危机向与其有各种相似性的国家传递。 投资者一旦改变对相似国家的预期,会抛出这些国家的货币、证券,或者退出这些市场,产生“净传染”,导致危机的扩散。正如Kindleberger(1978)所说,“金融市场之间的心理关联程度要比套利、货币冲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更强烈”。
2. 羊群效应。金融创新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本可以在国际间瞬间转移。市场一旦出现利空消息,立即就会产生心理恐慌,使得投资者对所有市场重新评估,极易产生“羊群效应”,出现资本盲动。心理预期发生改变时,个体会模仿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 依靠公共信息而放弃个人信息,产生从众行为的集体无意识。Borensztein&Gelos(2003) [10] 认为,投资者特别是基金经理的声誉取决于其资产组合与市场资产组合平均回报的相对比较,如果模仿其他投资者,追随大众是个体理性的,结果个体理性产生“羊群行为”的集体不理性,导致金融波动和传递。
(二)信息不对称
导致金融危机国际传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备(Castiglionesi,2007 [11] ),信息不对称导致危机的蔓延和羊群效应(Calvo&Mendoza,2000 [12] )。受到信息不对称及信息加工能力的限制,投资者很难区分有着某些相似性国家的不同。在搜集信息成本较高或缺乏信息的情况下,一个国家遭受冲击或金融危机,会使投资者对其他相似国家产生相同的预期。对于投资者而言,当他得知某一国家正遭受金融冲击或危机的时候,会立即抽走他在其他那些有着相同特点的国家的资金。即使某一投资者正确地认识到这两个国家的不同情况,但在其他投资者都抽走资金时,其理性的做法仍然只能是尽快地抽走自己的资金。这样信息不对称可能会造成危机的自我实现。
(三)投资组合变化
投资组合在不同的国家间被分散化和杠杆操作,影响不同市场的资产价格, 通过跨市场再平衡造成波动的传递。即使国家之间没有直接相似的共同宏观经济风险,投资者通过调整他们的投资组合均摊宏观经济风险,仍会把冲击从一个市场传递到另一个市场。 当一次不利的冲击其实只影响一种资产时,在资产组合多样化和杠杆操作条件下,一个投资者最佳的办法是减少所有的风险资产仓位, 这就会带来资产价格的普遍下跌。因此,危机时期危机国与被危机传递影响国家之间资产价格相关性都明显提高(Calvo&Reinhart,1996 [13] ;Baig&Goldfajn,1998 [14] )。经验数据表明,共同基金收益差额更多来自于投资地区差别而非投资证券种类差别。既定收益下减少分散投资风险, 就要降低资产之间的相关度,而投资的区域差别比证券种类差别更能分散风险。以跨地区原则分散投资时, 投资者会把与某个爆发危机国经济基础、经济政策、文明和政治体制等相似的国家归为一类,形成这些国家也发生金融危机的预期,这样投资者就会减持这些国家的资产,把资金转移到母国或其他国家,使原本与危机发生国本无直接经济联系、也没有金融风险的国家,产生动荡和金融不稳定。一国发生危机,使资产“择优而栖”逃避风险,促使其他国家金融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金融市场趋于崩溃,金融危机相继爆发(Pericoli&Sbracia,2001 [15] )。
四、结束语
由于金融创新不断产生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同时世界金融市场联系愈来愈紧密,几种金融危机国际传递路径会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 使危机国际传递机制越来越复杂,界限越来越模糊,多种路径都相互影响和促进,而且与基本面无关的原因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总结金融危机国际传递的路径变化规律, 一是金融关联相对于贸易关联越来越重要,二是非接触性传递特征越来越明显,金融危机国际传递更多是因为非基本面的因素引发的, 比如投资者预期改变、 信息动摇、羊群效应等。在金融危机国际传递过程中,一国金融危机传递到另一国往往发生在一夜之间,金融危机在国际间传递越来越迅速。同时,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国际传递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是一柄双刃剑,频繁爆发和快速国际传递的金融危机就是其不利影响之一。金融危机国际传递问题,不但关乎全球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更关乎一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因此在金融创新、加快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急需对金融危机国际传递的深入研究,以减少其负面影响,维持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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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8-0005-05
一、引言
如果从2006年春季“次债危机”在美国显现端倪算起，金融危机距今已经快七年了。七年来金融危机经历了显现——集中爆发——持续影响等过程后，并没有消除。反而，金融危机演化成了“债务危机”。如今，“债务危机”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却越演越烈。除了挪威、希腊等国家最早发生债务危机外，目前，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卷入了欧债危机。债务危机似乎只有恶化的趋势，而没有好转的征兆。面对残酷的现实，不仅要追问此次金融危机为什么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影响面这么广，深度这么深，同时能够引发债务危机？这次深度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什么启示？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内生性根源
金融危机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论述（白暴力、梁泳梅，2008；吴晓求，2008；刘迎秋，2009；Taylor，2008；Phillip Arestis、 Elias Karakitsos，2009）。虽然这些论述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为此，本文将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微观市场的运行和操作这三个层面来剖析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内生性根源。
（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此次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资本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决定了资本家会不断的扩张生产规模，另一方面由于工人仅仅获得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资，其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资本家无限扩张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产生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理论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相对过剩的矛盾出现新的变化：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6月是“大衰退”（Great Recession）——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和欧洲所遭受的历时最长、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结束的第四年。这场危机在吞没了华尔街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蔓延，最终导致全球经济重创。它也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金融危机爆发五周年的标志。五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们还能明显感觉到金融危机带来的可怕效应。不幸的是，金融危机几乎每年都会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发生。他们已经徘徊了数个世纪，而且毫无疑问地还会在未来继续下去。
什么是金融危机？当金融系统的某个部分出现故障，使得借款人尤其是存款人和投资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失去信任的时候，金融危机就会产生。在这种环境里，资信可靠的借款人借不到钱（我们称之为信贷危机或资金危机），投资人不能迅速的出售金融资产（流动性危机）。有时候，只是金融系统的某个部分受到影响，但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危机会变成系统性的，进而整个金融系统都会受到影响（金融危机）。
毋庸置疑，一个有效的金融系统会为经济保持活力作出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全球化，金融系统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适应性越来越强、创新程度越来越高、国内外相互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个庞大金融网络的正常运作取决于良好的信息传播、透明度、信任和信心。不计其数的各种原因会增加金融系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引起金融危机。
二、原因分析
（一）债务太多
金融危机的产生根源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金融系统承担了太多来自家庭、金融机构、公司、甚至政府（希腊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的债务。这也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2007年美国家庭债务和金融机构债务达到历史新高。宽松的信贷和贷款标准经常导致信贷泡沫，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经济稳定增长和低利率的温和期之后。借款人和贷款人过于相信：过去这个经济稳定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时期在未来会继续下去。结果，贷款标准下降，杠杆率上升。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所假定的那样，稳定、温和会滋生金融系统的不安定和无节制，这是因为被错误引导的信心会增加对风险的偏好。由于杠杆率提高、风险增加，金融系统变得越来越脆弱，以至于即便一个小事件都会给金融系统和整个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极端情况下，这种风险会变成系统性的，从而将整个金融体系置于危险境地。
（二）外汇借款
金融危机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家庭、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经常以外汇形式借款。如果国内货币走弱，外债将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负担，公司、国家最终可能不得不拖欠债务。这是已经发生过无数次的事情，而且通常会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这种情况会因高通货膨胀而恶化，而高通货膨胀会使货币贬值，还会影响汇率。
（三）债务
近年来，债务在金融危机产生中所起的作用日益突出，而债务违约已经存在数十年之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似乎会周期性地爆发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出现了债务违约。同样，北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债务问题，近来一些欧元区国家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则跟随其后。
债务出现问题会有两个基本信号，一个是信用利差，另一个是信用保险。投资者会将债券的收益与德国或美国的进行比较，来评估债务违约或某种债务重组的概率。随着信用利差扩大，市场会认为潜在违约的概率变大。投资者也会关注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上债务违约保险的成本是多少。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种机制，市场会发出信号并且对债务加以限制。
（四）资产泡沫
一些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归因于资产泡沫。所谓资产泡沫可以被定义为投资者对某种资产类别（股票，房地产，大宗商品等）的集体兴奋，或被定义为艾伦·格林斯潘所创造的“非理性繁荣”。在资产泡沫的情形下，投资者购买一项资产不是因为其潜在的基本价值因素，而仅仅是因为其价格涨了，并且预计价格将继续上涨。换句话说，投资者将过去价格的上涨可以持续到未来的推断作为投资决策的唯一依据。一旦开始，这种兴奋就会开始传染，将资产价格推到极致。事后一想，泡沫是显而易见的；在兴奋期，泡沫却不是那么明显，而且难以察觉。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总是想知道他们是看到了资产泡沫还是强劲的经济。
（五）过度自信
大多数金融危机，尤其是资产泡沫，有其行为基础，例如过度自信。人们一向对他们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作过高的评价，从而产生控制幻觉。我们高估信息的精确度，低估风险。如果成功的话，我们会有更过于自信和承担更多风险的倾向。人们还有将不远的过去推广到未来的倾向。人类的心智不擅长计算未来事件发生的概率，因此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假定过去的趋势将会继续。如果每个人都臆断将来与不远的过去是一样的，就会产生“旅鼠偏差”。旅鼠在集体迁移时通常采取直线行进方式，遇到障碍不避开，最后一大群随着领头者跳下悬崖摔死或溺死，常用来形容盲从群众的不理。同样地，人们认为随波逐流是非常安逸的，与其他人一起赚钱或亏钱时会获得安慰。
（六）庞大复杂的银行系统
许多金融危机发生是因为银行系统出现了问题。在大多数国家，银行系统是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有些银行是如此庞大和复杂，以至于太大而不能倒闭，如果倒闭的话可能会引起系统性风险。银行也有所谓的“成本”，因为经理人有做出与股东和监管人不一致决定的动机。政府担保和安全网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即存款人不必评估银行的风险。无论银行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会偿还存款人的钱。
银行存在重要问题，因为他们的资金是短期的而贷款或投资是长期的。只要收益曲线是向上倾斜的（短期利率低于长期利率），银行就能正常运转。然而，如果短期借款成本超过长期贷款利率或投资率的话，银行就会遭受损失。如果短期债务不能转滚（资金危机）或者更长期投资的价值下降的话，也会产生问题。
（七）影子银行系统
金融危机也可能是由影子银行系统——那些承担了许多和商业银行一样职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引起的。例如，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中，一些最严重的问题就源自一家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和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公司）。由于缺乏监管、缺乏透明度，风险遍及整个影子银行系统，引起资金危机或流动性危机。由于整个金融系统是相互连接的，问题会影响到整个金融框架，产生系统性风险。
（八）金融创新
人们普遍认为创新（包括金融创新）是件好事情。然而，自从近来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开始怀疑是否所有的金融创新对于金融系统而言都是有益的。沃伦·巴菲特曾经说过，“金融衍生品”是“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对“金融衍生品将使交易更安全”的说法嗤之以鼻。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也对一些金融创新进行了批判。例如，要不是有担保债务凭证（CDO）的话，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可能就不会发展到那个程度。CDO是一种新型金融衍生品，是近年来成长极为迅速的资产证券化品种之一。CDO把所有的抵押打包在一起，并且进行重新的包装，再以产品的形式推放到市场。CDO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保证人将风险转移给CDO的投资者。次贷危机爆发后该产品的惨重损失使之成为金融市场中的风险策源地。随着次贷违约率增加，就引发了房地产价格下跌的开始，然后传染到金融系统的其余部分。次贷危机爆发后CDO的惨重损失使之成为金融市场中的风险策源地。
（九）模型失效
最后，经济模型、金融模型并未发挥评估有价债券价值、衡量风险、预测经济活动的作用。尤其是银行风险模型，没有测量出一些资产公司的内在风险以及资金债务的风险。例如，有债券评级机构给予CDO优先段AAA级别，而其肯定是达不到AAA级别的。模型需要假设和实证数据，而其中有一些是错误的或无法获得的。自从金融危机以来，金融模型已经丧失了一些可信度。
三、结语
金融危机的产生有许多潜在的原因：政府的政策和监管者、中央银行、银行和影子银行、企业部门和投资者。正如此前所描述的那样，很难将某种经济状况归为某个原因。由于市场中充满了如此多的信息，对于我们来说，要真正理解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寻找解决方法变得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探寻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并将这些原因进行分类，这会有助于将来缓解或最小化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Robert C.Klemkosky.Financial system fragility[J].Business Horizons，2013（56），675—683.
[2]罗伯特·席勒.非理性繁荣与金融危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2）.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经济局势一致处于动荡状态。在2000年至2014年间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频频爆发，而这些爆发危机的国家涵盖了新兴经济和发达经济体。学者在这些危机爆发的原因、救助以及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导致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否存在相同之处，这都是本文将要研究的内容。本文首先对21世纪以后已经发生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爆发的原因做了简要回顾，然后根据学者的研究归纳这些危机之间存在的共性。
二、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成因分析
在分析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成因的共同点之前，首先要对这几年来已经爆发了危机的国家或地区，引发这些国家或地区发生危机的原因进行简要的文献回顾。
2002年阿根廷再次爆发了危机，其影响不亚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波及货币、银行以及债务。是什么导致这个能源和自然资源丰富被誉为“拉丁美洲粮仓”的国家发生危机，学者对此进行的探究。郎晓龙（2002）认为阿根廷发生的是货币危机，他在研究中发现，造成阿根廷货币危机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大量短期资本流入；实际工资下降；债务结构不合理。不仅如此，阿根廷货币危机的爆发也其实施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息息相关，杨斌（2003）指出全球化、金融领域开放与资本外逃失控加剧了阿根廷的金融风险，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对此，江学时（2002）从深层次对阿根廷这次危机进行的研究，他认为阿根廷2002年发生的是债务危机，而非货币危机或是金融危机。
继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再次饱受货币危机的困扰。2008年5月货币危机在越南率先发生，蔡则祥、林峰（2008）对越南货币危机的成因作了分析，发现政府财政赤字高、信贷投资过多以及高物价水平等是造成越南货币危机的根源。复旦大学985课题组（2008）通过与发生危机的其他新兴经济体比较，他们发现越南货币危机有其独特的形成机理：来自外部的货币与价格冲击和存在于内部微观结构的问题。实际上，越南货币危机爆发只是东南亚地区新兴经济体现状的一个缩影。孙兆东（2008）指出高外汇导致金融系统脆弱，高外资利用加剧通货膨胀，资本账户开放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承受力不匹配，这都是越南发生货币危机的原因。而这也是新兴经济体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现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最初由美国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发酵，首先在美国华尔街引发世人瞩目的金融风暴，进而在全球蔓延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此之后，一系列的危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爆发。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由希腊扩散到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拉开了危机爆发的序幕。导致欧洲债务危机的原因研究方面，罗雄杰（2013）分别从外部和内部分析了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投资银行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掩盖财政状况等是欧洲债务危机发生的外部原因，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欧元区危机国经济结构不平衡等是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内部原因。王辉（2010）、陈西果（2010）和邓小华（2011）等众多学者从一个或几个方面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作了分析。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后续发生的危机，如2013年爆发的塞浦路斯银行危机，被认为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延续。郭春松、侯哲（2013）指出塞浦路斯由于对希腊危机的重视程度不够，在银行业监管方面的警惕性不高导致了银行危机的发生。丁程道金、刘晓燕（2013）认为塞浦路斯银行危机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历史原因、希腊债务危机的冲击以及国内经济局势的恶化。另外，塞浦路斯对银行业依赖程度较高，缺少实体产业的支撑，也是导致银行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货币危机其成因是怎样的，徐小茗、赵一朗（2013）对白俄罗斯货币危机研究发现，经常项目赤字、外汇储备聚降、货币贬值与通胀聚升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白俄罗斯爆发货币危机。马宇（2011）认为严峻的国际环境和不当的国内政策导致了白俄罗斯的货币危机爆发。作者认为从白俄罗斯货币危机发生的时间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2014年的最后几天，卢布大幅跳水，俄罗斯发生货币危机。许树泽（2015）指出俄罗斯经济结构单一，对石油出口具有较高的依赖，国际油价下挫严重影响的俄罗斯的经济，导致汇率下跌和资本外逃，继而爆发卢布危机。董光耀（2015）认为卢布危机爆发有深层次的原因：国际矛盾碰撞后的结果。
三、债务危机、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成因共性分析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债务危机、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成因差别是主要方面的，但是共同点也是存在的。新兴经济体发生危机的共性更多，2002年阿根廷债务危机和2008年越南货币危机都收到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以及国外资本流入的影响。从2002年阿根债务危机和2011年白俄罗斯危机来看，新兴经济体经常项目赤字增加也会导致危机爆发。从近几年欧洲地区发生的危机来看，产业结构单一是众多欧洲国家面临的现状之一，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2013年塞浦路斯银行危机、2014年俄罗斯货币危机都是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引起的，虽然仅有几个国家爆发的危机，但提高警惕性是非常必要的。总体看来，无论是债务危机、货币危机还是银行危机，国际经济环境带来的风险是不容忽视的。国际环境变化是以上所有危机的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以2008年以后的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来看，首先全球金额危机爆发引致全球经济低迷，而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希腊等国爆发债务危机，继而塞浦路斯银行外汇资产受债务危机影响大幅缩水爆发银行危机。2014年底受国际石油下挫影响，俄罗斯汇率下跌，卢布贬值，发生货币危机。除此之外，这些危机之间还存在哪些关系，是否存在共生性，又是怎样进行传导的，对此，笔者之后将进一步做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邓小华，王宝宝，李颖.欧洲债务危机的原因、模式及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11（11）：177-181.
一、引言
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并逐步扩大到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亚洲金融危机给人们带来的阴影尚未散去，在10年之后的美国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百年不遇的次级贷款危机，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并且华尔街风暴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证券市场也经历了从2007年10月的6124点跌至2008年10月的1665点的最大涨跌幅，众多投资者遭受严重打击。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如此巨大的危害，我们应该认清其本质，找出其根源，从而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
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它给世界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又应如何应对?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张亦舂(1998)基于内因和外因两个角度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形成，并对亚洲模式进行反思。谢桂兰(2010)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三大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单一的国际货币体系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夏斌(2009)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提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观点。余永定(2000)认为要防范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中国必须健全和完善金融体系，保持汇率稳定性和灵活性，加速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调整。邹瑶琪(2009)和刘晓南(2009)针对如何防范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学者们对国际金融危机产生原因、对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做了细致的研究，本文结合已有研究文献，首先分析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然后分析它给全世界、尤其是中国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提出我国应如何防范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分析
本文以2007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为例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进行分析。为刺激经济复苏，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金融机构对信用比较低的人提供了大量住房贷款，这类贷款一般称为次级贷款。金融机构用次级贷款作抵押发行大量债券，从而形成风险巨大的房地产和金融泡沫。2004年下半年以后，美国提高利率，导致大量贷款过期，贷款人纷纷售房还贷，引起房价大跌，造成一系列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直到宣布破产，进而导致实体经济严重衰退。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积极采取救助措施，对金融稳定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针对美国金融危机产生原因，可以从以下四个视角来分析：
1、金融监管缺失
美国历来主张市场经济，主张少监管，甚至不监管。这次美国金融监管的缺失，主要表现为对金融常新产品管理过松，尤其是次级贷款；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杠杆率过高，对场外交易的信用违约掉期等衍生产品，既无机构监管，也无标准约束，最终为危机爆发埋下隐患。
2、宏观经济政策不当
2001年到2004年期间为刺激经济复苏，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导致利率过低，形成房地产泡沫。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破灭。2004年6月起，美联储开始转变低利率政策，到2005年6月，经过连续13次利率调高后，联邦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4.25％。到2006年8月，联邦基准利率上升到5.25％，标志着扩张性政策的完全逆转，这提高了购买房屋的借贷成本，因而产生了抑制房产需求和降温房产市场的作用，促发了房价的下跌，以及按揭贷款违约风险的大量增加。
3、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体制
美国全国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9％左右下降到近几年接近为零。美联储报告表明2008年底美国家庭房屋抵押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债务合计为13万亿美元，相当于税后收入的123％。2008年美国财政赤字近5000亿美元，债务总额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贸易赤字连续3年超过7000亿美元。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金融危机产生原因部分来自美国通过输出美元来透支消费的经济发展体制。
4、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
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最重要根源。2008年全球经济总量为62万亿美元，美国占23％，并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用美元作结算货币的贸易额却占全球贸易总额的80％，各国外汇储备的60％以上是美元。美元既是美国的本币，又是国际货币；美联储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向全世界输出美元，实质上成了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美国发生大量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发放大量美元，却不受世界监督。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放松乃至放弃金融监管，实行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式，归根到底是因为美国和美元垄断了国际货币体系。
也有学者指出，美国金融危机不仅是技术与管理层面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金融危机与技术管理层面的问题有关系，但技术层面的因素只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而其深层次原因还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
从金融方面来看，我国的金融机构虽然受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由于我国的金融体制、银行制度经过改革，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质量比过去大大提高，加之我国政府对金融活动较为严格的控制和较为有效的管理。因此，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系统的破坏还不是非常严重，我国的金融系统运行良好。
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我国加入WTO后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美国则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导致财富缩水，居民消费减少，企业投资下降，导致进口减少，进而对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制造业出口产生重大影响，而出口下降又导致整个制造业生产的萎缩。在我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地区，特别是广东和浙江等地，由于外需的萎缩，很多企业的经营已十分困难，不少企业已经倒闭或面临倒闭。作为制造业大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不仅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更为严重的是导致劳动岗位大幅度减少，失业率上升，就业困难。
四、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例超过三分之二，与全球经济联系紧密。因此，在防范国际金融危机时，要树立世界眼光，从国情出发，在综合分析、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可采取以下措施。
1、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全球经济一直处于低速增
长的状态，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但与此同时，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是扩大内需，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外汇储备充足，全球物价较低，有利于更好地运用国外战略资源；三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改革。
2、改善社会资金结构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应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后的金融体制改革，除了推进金融企业综合经营外，最重要的是扩大直接融资，改善社会资金结构。具体措施有：规范股票市场发展，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
3、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国际收支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对外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国际货币的收支，为支付进口贸易、偿还外债本息、防范投机性攻击、稳定外汇市场，一个国家必须有一定的外汇储备。我国外汇储备较多，有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但适当压缩外汇储备并合理使用，既可提高我国资金使用效益，又可防止人民币升值。因此，外汇管理应从“宽进严出”改为“宽严适度”，争取实行贸易项目下意愿结汇，推进国际资本有序、双向、有效流动，使外汇储备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4、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而使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世界关注的问题。实现人民币可兑换要分四步走：第一步是经常项目可兑换；第二步是资本项目可兑换，这需要我们放宽对境外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的限制，逐步开放金融业；第三步是解除外汇管制，实行人民币可兑换，这还需要解决许多管理技术方面的问题；第四步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要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就要使人民币要在全球的贸易计价结算中、在全世界外汇储备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5、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经济、金融越来越开放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加强与发达国家合作，防范国际金融危机于未然。
五、结论
本文以2007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形成原因，对我国经济、金融所带来的影响，并结合当前经济形势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防范措施。由于全球经济发展迅速，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本文所做分析及结论只是针对当前经济形势，若全球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则国际金融危机及其防范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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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永定．中国应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J]．金融研究，2000(12)．
《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经济危机的产生解读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而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因此，任何条件下发生的经济危机其本质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二）马克思的金融信用危机理论
由《资本论》第三卷“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与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营业的发展又依然会和商品经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于是信用制度引发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使再生产过程不断被拉紧从而达到极端，加速了生产过剩的内在矛盾借由危机的形式爆发。作为资本积累和集中的有力推动,信用使得股份公司和银行把分散资金集中起来,扩大了生产，但也不可避免地使单纯性投机出现。这样，生产脱离市场而迅速扩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再生产的过程。“信用制度加速各种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加速了危机”；“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会有效，金融危机就会爆发。”
（三）《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与金融危机
所谓虚拟资本，是本来并不存在，而是根据一定收入虚构出来的资本。“当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货币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生息资本就出现了。”生息资本的出现表明：每一个确定的货币收入都将表现为一个不一定是由这个资本本身产生的资本的利息。收入的资本化过程解释了虚拟资本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价格与价值发生了分离，作为生产之外出现了虚拟市场———资本市场就出现了。虚拟资本的价值运动独立于现实资本，其价值并不随着现实资本价值的变动而变动。从虚拟资本理论中可以得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商品或虚拟资本货币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种矛盾对立的严峻程度很容易超过一般商品与货币的对立矛盾。由此可见，“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基础。”
二、启示与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独立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也会反作用于实体经济，从而对一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产生恶劣影响。我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初级阶段，一个平稳有序的市场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资本论》中有关金融危机理论的分析，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对金融行业的市场监管
由马克思对于信用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分析，信用危机的存在，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巨大的隐患。因此，加强对金融行业的市场监管势在必行。加强金融监管，就要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制定科学与有效的经济政策。监管措施方面，应当注重监管手段的科学合理，监管方法的多元化。金融监管并非管制，对于金融的过度束缚无疑将会阻碍一国的经济发展。金融监管不仅要科学、合理，还要适度。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分析系统、全面。作者从金融危机发生的机理出发,揭示了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探讨了危机的深刻影响。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立足于中国国情,有针对性地分析了中国的楼市、股市,分析了中国的产能过剩等问题,提出了政策性建议。作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社会历史原因,甚至文化原因。金融危机在什么时间爆发,以哪个银行出问题为标志,这有偶然性;但就危机爆发本身而言,有着一种必然性。这次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的蔓延导致了全球性经济危机。金融创新工具过度发育,资产证券化大行其道,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都是金融危机发生和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不能忽视“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后,美国凭借发行货币的优越地位,不断扩展“货币战争”的影响。此次金融风暴,本质上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美国模式市场经济治理思想的严重危机。作者还探讨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很重要的环境因素――美国民众的消费观、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我们看到的美国的经济危机的背后却是美国的文化危机。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视角非常独到,分析非常犀利,观点非常鲜明。针对国际上(也包括国内)的一些官员、专家学者、实业家看到2009年上半年国际经济运行态势出现一定恢复的迹象,因而呈现出过于乐观看法;作者明确指出,现在即判断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为时尚早,现在的经济恢复只是一定程度的“反弹”,还不能断言国际经济已经复苏,还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书中集中了大量笔墨探讨金融危机发生的必然性、蔓延的普遍性、危害的深刻性、影响的长期性。两位青年学者还对金融危机的走势作了预测,认为危机呈现“W+L型”走势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2009年年底、今年年初国际经济将呈现新的一轮波动,这个波动将影响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
在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上本书也很有特色。这体现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相结合上。不仅一般性地研究金融危机的历史和形成机理,更侧重研究危机的走势及其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影响;不仅一般地分析金融危机的教训,更侧重对危机走势的预测和判断。同时,本书以对话形式写作,一问一答,侃侃而谈,像是作者两个人聊天,又像是作者和读者讨论,循循善诱,丝丝入扣,紧扣读者的思考历程,随时照顾读者可能想到的问题,尽量把话说明白,把理讲清楚,形式新颖、别致,语言生动、活泼,内容紧凑,逻辑性强,把读书活动由枯燥的理性思维变成生动的艺术享受。这实在是难能可贵!采取对话的形式,以实在的语言,以朴实的文风,进行一部学术味道很浓的著作的写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提倡的风格。
本书的两位作者是活跃在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优秀青年学者。我和他们是忘年交。20多年来,眼看着他们在学术园地里不断地成长、进步,我十分欣慰。早在1985年我就与权元七博士相识。那是在长春召开的东北三省经济改革论坛期间。他当时就读东北大学,是大三学生,作为东北大学两名代表之一参加那次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讲,引发了他对改革理论的兴趣,从而形成了对理论的孜孜追求。从此我们之间建立起“学术友谊”。后来元七在东北大学毕业,先后在政府机关工作,又担任国企董事长5年。199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系攻读经济学博士。博士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攻读法学博士后,又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一年访问学者。现任北京大学东北亚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同时权元七在实业投资、企业管理方面也非常成功。他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走势非常准确,这和他特殊的经历和学识不无关系。梁启东是我的学生,在我任辽宁大学校长时,他在历史系读书。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思维敏捷、奋发向上的优秀学生会干部。大学毕业后,他到省直机关工作,还到基层锻炼。实践使他养成了理论思考的习惯,为他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风格奠定了可贵的基础。之后调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为他实现自己的学术目标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他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和辽宁省情研究,是辽沈地区为数不多的知名优秀青年学者之一。他勤于实践,善于思考,在省内外做了500余场报告、讲座,被称作“省情演讲家”。近年来他在辽宁中部城市群(沈阳经济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著述颇丰。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2-052-04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巴西货币危机、阿根廷经济危机都伴随着危机之前危机发生国资本账户的大幅开放，因此很多人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是促成危机的一个因素而由此提出应谨慎开放资本账户，甚至提倡采取较严格的资本控制来避免危机的发生。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逐渐开放资本账户已是大势所趋。究竟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危机的发生与传染的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已成为当前政策制定者、投资者以及广大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
国际上对资本管制、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大量的文献讨论了资本管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是否应该放松资本管制既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但关于资本管制的利弊至今仍无定论。而且这些研究对资本控制和金融危机的关系也存在着分歧，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实行资本控制可以限制国内私人部门参与国际资本市场交易，控制资本流的规模和组成，从而减少投机攻击发生的可能性，延迟甚至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另一类认为实行资本控制会导致资本的低效运作，不利于一国的经济长远发展，甚至还可能引起公众以为不利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导致资本控制政策的实行，从而促进自我实现危机的发生。
本文重点围绕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危机发生和传染中的作用，从资本账户开放的利弊以及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做一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利弊，并对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提供相应的建议。
二、资本账户开放支持论
认为开放资本账户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危机发生的学者主要从两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从理论上看，资本账户开放可使全球储蓄获得有效分配，导致储蓄流向生产效率最高的经济体，提高全球的福利水平。通过开放资本账户，可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便利资源的分配，促进一国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从许多方面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大大改善一国的经济基本面，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另一方面，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资本控制并不是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也不是防止危机发生的必要条件。相反地，资本控制可能会造成一国的经济低效，资源配置不当，降低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从而不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还会加大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
（一）相关的理论分析
有的文献研究表明，资本控制不但不是防止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且会给一国的经济带来很多危害，损害一国的经济基本面，从而更易引发金融危机。多利和伊莎德（Dooley, Isard, 1980）认为资本管制并不是防止金融危机所必须的，资本管制的弊大于利。他们指出，虽然资本管制可以有效地防止投资者随意撤回资金，但另一方面将会导致该国外来资本的减少。戴拉斯和斯德克曼（Dellas, Stockman, 1993）研究表明，实行资本控制可能会使公众预期政府实行资本控制政策可能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等原因引起的，从而导致私人部门的资本外逃。因此，可预期的将实行的资本控制政策增加了自我实现攻击的可能性。格雷利等（V Grill, GM Milesi-Ferretti , 1995）研究了一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认为虽然一些国家在国内利率低的情况下用资本管制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套利，但同时资本管制对国际借贷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多利（Dooley, 1996）认为资本控制在产生收益差，掩盖汇率风险上有效，但却无力阻止市场上不连续的投机攻击。
还有些学者认为资本控制并不是避免危机发生的原因，不能因此放慢资本账户开放的脚步。爱德华兹（Edwards,1999）认为，智利在1990年代避免了货币危机的原因在于它严厉的银行监管而不是资本管制政策。费希尔（Stanley Fisher,1997）甚至认为，资本账户开放的好处大于其潜在成本；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银行体系的稳健性敏感，开放资本账户可对资金内流国的宏观政策施加纪律约束。
（二）相关的实证分析
采用多国的时间序列或者面板数据对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危机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的论文也很多。格利克等（Glick, Hutchison, 2000）通过对69个国家1975-199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与习惯相反的是，对资本流实行控制不是减低而是增加了一个的投机攻击概率。波顿等（Bordo et al. , 2001）通过分析了21个国家1880-1997年阶段以及51个国家1973-1997年阶段的数据，认为金融危机更容易发生在实行资本控制的国家。
勒布朗（Leblang, 2003）使用probit模型对90个国家1985－－1998年之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本控制使货币危机更可能发生。格利克（Reuven Glick et al, 2004）通过采用配对和倾向打分的方法来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得到的无偏估计表明资本帐户开放的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较低。
三、资本控制支持论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取消资本控制有可能造成资本大量外流，国内金融市场容易发生动荡，而且容易受到别国危机的传染从而引发本国的经济危机。而实行资本控制可以防止短期资本的频繁、剧烈流动，杜绝汇率的不断波动，维持正常的对外经济秩序，保障本国银行系统安全。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管制能有效地防止金融危机，在一国的金融市场尚未完善之前，盲目地开放资本账户将会引发金融危机。
（一）相关的理论研究
一些研究表明资本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迟危机的发生。庞克等（Wyplosz ,1986; Park, Sachs, 1987）是最早表明资本控制对于延迟危机是有效的。他们认为存在资本控制时，私人部分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交易是被限制的，而且中央银行只有在满足私人部门的商业目的时才兑换国内货币为外国资产。因此资本控制减缓了经济中实际货币拥有量的调整过程，从而延迟危机的发生。
众多研究论文主张在一国金融机构及相关监管机制还不成熟的条件下，应谨慎开放其资本账户开放。威廉穆森和德瑞贝克（Williamson and Drabek,1999）发现，有无发生金融危机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是否开放了资本项目。在审慎监管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开放资本项目会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或加重其影响，尽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的基本面不佳。斯蒂格利茨（Stiglitz, 1998）从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和条件尚不具备时实现金融自由化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加剧了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严重时导致危机的发生。巴哥瓦提（Bhagwati,1998）也指出，亚洲金融危机是与亚洲各经济体放松资本账户的控制，从而使银行和企业能够在国外融资并由此引发大量国外短期资本的介人分不开的。
（二）相关的实证研究
德米古奇坎特和德特齐奇（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在对53个国家1980-1995 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研究后发现，在国内银行体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资本账户放开及实施其他金融自由化措施之后，银行容易受到外部冲击。
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 2005）使用一个广泛的多国数据集分析了资本控制与外部危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些证据对加大的资本流动性会引起宏观经济脆弱性的增加这一论断提出了质疑。他们发现没有系统的证据表明，比起资本控制较严的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更高的国家发生危机的次数更多或者面临更大的发生危机的概率。但他的结果表明，一旦一国发生了危机，资本开放力度更大的国家会面临更高的增长下降。
四、有关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的研究
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很多学者通过分析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及金融体系的现状认为中国应该谨慎开放其资本账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 1998）认为目前中国不应该开放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的成本会超过其收益。卡顿（Cordon, 2002）则认为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将会减少外汇风险、交易费用以及交易投资的不确定性，为外来资本的长期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果中美贸易在两国总贸易额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两国从中得到的收益也会增加。俄若炎（Arroyo, 2003）认为，完善的国内市场并不一定能消除资本账户开放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因为当一国放松资本管制，它必须放弃汇率稳定或者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放弃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宏观的管理将变得更为艰巨。目前中国正面对着失业和社会保障低等宏观问题，政府还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
麦金农等（Ronald McKinnon, Gunther Schnabl , 2003）引用了日本在1980年代早期的经历，分析并说明了由政治压力而改变汇率政策最终会毁了本国经济，警告中国可能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引起通货紧缩(当时日本屈从了美国的压力为了平衡贸易而使得日元迅速升值，给国内经济带来了通货紧缩，导致了货币流动陷阱)。同时，他还指出资本项目的放开必须在改革进程的最后，在国内金融自由化、银行改革和贸易自由化完成之后才能进行。罗娟和唐文进（Juan Luo, Wenjin Tang, 2007）建立了一个存在多重均衡的金融传染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基本面处于存在多重均衡的薄弱区，如果受到投机攻击和流言等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则极易发生危机，故应审慎开放我国的资本账户。
五、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众多的文献研究表明，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十分复杂。资本账户开放并不一定会引发金融危机，开放的时间和力度不同，它对经济的影响大小及方向也不同；研究还表明，资本账户的开放过程既伴随着收益又伴随着风险，具体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取决于本国经济的基本面、政治文化状况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账户开放是否会加大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度。具体到我国究竟该实行怎样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需要认真权衡比较资本账户开放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利弊，才能制定适当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确保我国经济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
就我国实际来看,资本账户开放后的收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提高国内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资本管制的解除会修正生产要素流动的扭曲机制,使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一方面减少了资本流动的成本,促进资金在全球的流动，进而使得整个经济体系的资金使用效率得以提高。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商品劳务的国际流通,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从而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2、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资本账户的开放将使外汇市场趋于完善,国内外金融业的共同竞争有助于降低国内金融市场的成本,而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效率。资金的国内外合理分配也有利于分散资金风险，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
在资本项目开放带来许多收益的同时，开放资本项目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由于三角悖论的存在，开放资本账户会导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两者的冲突。虽然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由于出口需求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汇率的频繁大幅浮动增加了进出口的风险，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对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开放资本账户势必会削弱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2、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国际资本的流动，特别是大量短期资本的频繁流动，增加了我国金融经济发展中的风险。一旦受到国内外的冲击，容易引发金融危机或受到别国危机的传染。
（三）制订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应审是度势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由于资本账户开放的两面性，是否应该开放我国的资本账户应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的具体分析的基础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也应因时而变。现在结合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可以肯定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步开放资本账户最终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是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资本账户开放存在很大的风险，资本账户开放必须先达到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些文献总结的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成功的产业结构调整；国内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完成；对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
入世以来，我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实行资本管制的成本也越来越大，我国逐渐加快资本开放力度的压力越来越大。逐步放松资本管制，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目前我国主动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因应入世要求的客观选择。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经济基本面仍处于多重均衡的薄弱区（罗娟，唐文进，2007 ），离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开放还有一定的距离。再加上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日益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银行机构风险威胁着我国金融稳定。若贸然大幅放开对我国资本账户的管制，引起资本的大量流动，若再加上此时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美国利率变化、投机攻击、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发生危机等），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极易受到危机的传染并引发危机。
因此，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要采取审慎的态度，要与深化国内金融机构改革同步进行，增强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稳妥、有序地放松资本管制，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进一步改善宏观经济形势，使得经济基本面得以改善而跳出多重均衡区域，防止金融危机在我国的发生和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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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一书将要告诉我们的。作者依靠其在世界银行总部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对大量文献的分析，向读者再现了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惊心场景，揭示了隐藏在危机表象下的根源本质，得出了令人深思的重要结论。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专著有很多，然而大多数仍然沿用新古典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种主流学派的观点。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在对两大主流学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可供替代的危机根源模式：投机攻击模式、全球化模式，政治危机模式和经济不平衡模式。这为我们理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分析框架。
投机攻击模式是四种模式中唯一的外部因素。作者剖析了固定汇率制度本身内在的脆弱性，提出了纯粹的投机攻击足以给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体带来危机，而不受其宏观经济基本面等因素的影响的重要结论。
全球化模式认为，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造成了许多东亚经济体的危机隐患。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监管的缺位导致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系统高负债和高不良资产。这是造成金融隐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