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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同属于程序法，都是进行诉讼活动应当遵守的法律规范，都是为正确实施实体法而制定的，有着很多共同适用的原则和制度，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审判公开，
以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合议制，在程序上实行二审终审制，有一审程序、二审程序以及对已生效裁判的审判监督程序等。Www.133229.cOM
三大诉讼法的区别：
一、因三大诉讼法所要觖决的实体问题不同，故在诉讼主体、原则、制度、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和具体程序上，三大诉讼法有着不同的特点。（一）刑事诉讼法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所要解决的实体问题是追诉犯罪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二）民事诉讼法保证民商法、经济法的正确实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争议纠纷问题。（三）行政诉讼法保证行政法的正确实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因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争议纠纷，即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和法人组织合法权益的问题。
二、三大诉讼法所解决的实体内容不同，决定了各自的诉讼原则、制度、程序上有很大差异。例如：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区别是：（一）刑事诉讼多数由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民事诉讼则由直接利害关系人行使起诉权；（二）刑事诉讼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民事诉讼实行当事人处分原则；（三）两者在证明责任的划分、证明标准的要求、诉讼阶段等方面也不相同。又如：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区别有：（一）刑事诉讼依法由公、检、法三机关进行而行政诉讼只能由人民法院进行；（二）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负举证责任而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一方负举证责任；（三）刑事诉讼解决的问题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给予刑事惩罚和给予什么惩罚的问题，而行政诉讼所解决的问题是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的行政纠纷，并不是犯罪方面的问题。综合所述，三大诉讼法的区别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诉讼主体方面：（一）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国家专门机关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为人民法院。（二）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为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被告人，而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为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
第二，诉讼原则方面：（一）刑事诉讼法特有的原则是：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二）民事诉讼法特有原则是：当事人平等原则、调解原则、处分原则；（三）行政诉讼法特有原则是：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不适用调解原则。
第三，证据制度方面：（一）在举证责任上：刑事诉讼法实行控诉方负举证责任，被告方不负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法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告、被告都负有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实行被告负举证责任。（二）在证明标准上：刑事诉讼法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民事诉讼法是合法证据优势；行政诉讼法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第四，强制措施方面：（一）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二）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对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可采取训诫、罚款、拘留、责令具结悔过。
第五，诉讼程序方面：（一）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程序分为第一审、第二审、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二）刑事诉讼，要复杂许多，审判前有立案、侦查和起诉程序，审判程序中另有死刑复核程序。
三大诉讼法的区别：
一、因三大诉讼法所要觖决的实体问题不同，故在诉讼主体、原则、制度、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和具体程序上，三大诉讼法有着不同的特点。（一）刑事诉讼法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所要解决的实体问题是追诉犯罪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二）民事诉讼法保证民商法、经济法的正确实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争议纠纷问题。（三）行政诉讼法保证行政法的正确实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因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争议纠纷，即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和法人组织合法权益的问题。
二、三大诉讼法所解决的实体内容不同，决定了各自的诉讼原则、制度、程序上有很大差异。例如：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区别是：（一）刑事诉讼多数由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民事诉讼则由直接利害关系人行使起诉权；（二）刑事诉讼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民事诉讼实行当事人处分原则；（三）两者在证明责任的划分、证明标准的要求、诉讼阶段等方面也不相同。又如：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区别有：（一）刑事诉讼依法由公、检、法三机关进行而行政诉讼只能由人民法院进行；（二）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负举证责任而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一方负举证责任；（三）刑事诉讼解决的问题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给予刑事惩罚和给予什么惩罚的问题，而行政诉讼所解决的问题是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的行政纠纷，并不是犯罪方面的问题。综合所述，三大诉讼法的区别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诉讼主体方面：（一）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国家专门机关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为人民法院。（二）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为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被告人，而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为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
第二，诉讼原则方面：（一）刑事诉讼法特有的原则是：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二）民事诉讼法特有原则是：当事人平等原则、调解原则、处分原则；（三）行政诉讼法特有原则是：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不适用调解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281-01
在大陆法系代表的法国，由于其行政法院独成体系，实行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双轨制，普通法院无权判断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法院也无权处理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此类问题的解决主要依据附属问题所辖的先决问题原则和审判前提原则从而避免了该类案件在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之间的不协调。日本在诉讼的类型上，设立了一种较具特色的当事人之间关于公法上的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诉讼，我国台湾地区根据先决问题是否已为系属之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主要有二种类型。第一类是以民事争议为主，行政问题作为附属问题的案件。这类案件的特点是：在本质上属于民事案件，争议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不由行政行为引起，但由于行政行为的介入，民事争议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类案件的审理中，行政问题具有重要地位，是民事审判的前提；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没有直接请求撤销行政机关的行为，只是以行政行为违法为抗辫事由。第二类是以行政争议为主，民事问题作为附带问题的案件。这类案件的特点是：行政争议处于核心地位，民事问题只是作为附带问题出现；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有特定的关联性；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可分离。
而我国，目前在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织时的处理方式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局面造成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1）法院的民事判决与行政判决相互矛盾或者在民事审判中疏于审查行政认定事实导致民事判决错误，从而影响司法公正形象；（2）错误将行政赔偿诉讼纳入行政、民事关联诉讼范畴；（3）审理期限过长，给当事人造成讼累，影响社会关系的稳定；（4）人民法院的两个审判组织进行审理，浪费司法资源。
实践中对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叉的案件，有的将其作为单纯的行政案件处理，有的将其作为单纯的民事案件处理，有的则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对此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
一、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别进行
在这个问题上又有所谓“先行后民”和“先民后行”之分。“先行后民”指如果民事诉讼中涉及到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应当中止民事诉讼，等待行政诉讼的判决，因为行政诉讼的判决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的效力。（1）相当数量的民事主体资格是通过一定行政行为赋予的，因此，如果对民事主体一定的民事主体资格产生争议，就必须先行对行政许可行为或者行政确认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审查；（2）行政行为是某些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定程序要件，如房屋买卖只有进行了过户的行政登记行为才生效；（3）行政行为是某些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承担的依据，如土地使用权的拥有是通过人民政府的行政确权行为而实现。这里行政行为事实上已经成为民事诉讼的先决问题。只是放眼其它国家和地区，在德国，已有不少学者对行政优先原则提出质疑，并认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推定不符合法治国家原则。在台湾地区，虽然也奉行行政优先原则，但在实务中，也早已出现由民事判决对行政行为进行实质审查的突破。
一般而言，“先行后民”主要适用于民事争议解决相较于单纯行政争议解决复杂一些或二者复杂相当，且行政争议又必须先行解决的情形，这一情形具体来说有两种：一是先提起行政诉讼解决行政争议，然后等行政诉讼结束之后，再提起民事诉讼解决民事争议；二是当事人对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交叉的案件先提起民事诉讼的，须先中止民事诉讼，等待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行政争议解决后，再恢复民事诉讼。
二、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一并审理
即对于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织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其中一种案件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同一审判组织依据不同的诉讼程序对相互交织的另一案件，审理并作出裁判的司法活动。其既包括以行政诉讼为主，附带解决民事争议；也包括以民事诉讼为主，附带审理行政争议。由此可见，所谓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中国法学特有的概念，应该属于一并审理的一种方式。
一、民事与行政关联争议的司法现状分析
在传统的行政法领域（命令型行政）如行政处罚、强制等，由于管理手段较为单一，并且司法控制手段又较为成熟，所以出现民事与行政案件交叉的几率很小，但是，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越来越普遍，从而使行政机关处理、裁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成为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所以在新型的行政裁决、许可、确认（引导型行政）中，案件交叉现象比率越来越高。
可以预测，随着法治建设的完善和司法审判力度的加强，强制型行政的案件交叉比率会进一步地呈下降趋势，而引导型行政的案件，特别是如土地裁决、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等新型案件中，交叉的比率会大幅上升。
事实上，拿很多地方的行政案件审判实践为例，涉及房屋、土地纠纷的案件，行政、民事交叉比率极高，为此，针对这类案件，要求司法的积极回应，在司法资源的配置方面，要对当前比较突出的涉及房屋、土地争议的行政、民事交叉案件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司法实践评析
由于诉讼的任务、目的、性质和标的等不同，各类诉讼就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特有的诉讼原则。但是当一个主体的行为分别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门法时，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基于两种法律关系形成的争议就可能分别按照不同的诉讼程序解决，因此就会产生审理上的先后顺序问题，甚至将不同性质的诉讼合并审理还可能会出现以谁为主、以谁为辅的附带诉讼问题。
鉴于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复杂性以及理论研究的不足和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司法审判在回应此类案件时倍感困难，豍实践做法也极不统一。
（一）审判法律依据不足
关于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出现交叉的案件，应当如何适用法律，目前的法律依据略显不足。
《民事诉讼法》作了一项非常原则性的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民事诉讼。即如果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而其他案件正在审理中，则民事案件必须中止诉讼，等待该案件的审理结果。从法律条文的语义推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他案件没有审理，则似应由民事诉讼解决相关的问题，包括相互交叉的争议。
而对于行政诉讼过程中的民事纠纷如何处理的问题，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做出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该司法解释条文简单，且仅规定了行政裁决情况下法院的合并审理，范围过窄并且不具有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该条采用了“一并审理”的用语，没有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术语，可以说学术界所讨论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及相关程序并没有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可。
可见，现有的法律规定根本无法应对司法实践中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
（二）司法实务的解决方案评析
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于关联争议案件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
1．行政行为作为证据审查的做法。这种实践做法是针对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的，即：如果是不涉及行政法规、行政规章适用的“事实性附属问题”或“证据性行政附属问题”，则可以成为民事争讼质疑的对象；对于不具有困难性的附属问题，人民法院只要依据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即可。也就是说，如果附属问题并不困难，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保证其公正审理，同时又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在民事诉讼中审查。例如，《民事诉讼法》就有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民事诉讼中审查公证证明的合法性，在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时，可以不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
另外，在这种实践做法中，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也可直接认定。因为无效行政行为是有重大且明显瑕疵的行政行为，对这类行政行为的审查比较容易，普通人依一般法律知识即可判断其违法性，因此，民事诉讼中的法官应当具有判断的能力。豎
按照以上证据审查的做法，虽然可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但因其忽略了行政行为合法性司法审查特有的程序与技术要求，往往难以保障民事司法判断的正确性。如果民事诉讼也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将被混为一谈。并且，目前我国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仍属非常专业化的问题，有时甚至涉及政策考量。因此，过分强调诉讼制度的共性而忽略其特性的证据审查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
2．先行政后民事的审理方式。在诉讼中涉及到关联争议时，采取行政优先的原则，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建议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先解决行政争议，待行政案件审理完毕后，再根据行政诉讼的结果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这种做法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
先行政后民事的处理方式，会影响诉讼的审判效率，使当事人往返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既导致重复诉讼，又浪费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加重了当事人的讼累。正是对目前这种先行政后民事的低效率处理方式的不满，才激起了理论界对行政附带民事审理方式的广泛讨论，也才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将行政裁决中的民事、行政关联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程序，予以一并审理的尝试。
3．行政附带民事的处理方法。行政附带民事是指行政诉讼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了若干个分属于不同诉讼系列但又具有一定关联性的诉讼请求，法院将这些不同诉讼请求并案处理的情况。豏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法院在审查和确认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附带解决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律上有关联的民事争议的活动。豐由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制度设计，因此，现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尚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事实上，在具体的审理中，由于民事诉讼程序与行政诉讼程序的证明对象和证明标准不完全一致，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承担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原告对此不负举证责任。而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行政诉讼的原告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这就难免造成在同一个审理程序中认定事实相互冲突的现象。这样，现实中的困难是难以克服的。
三、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审理模式的重构
民事与行政交叉纠纷，从本质上而言，属于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并与此行政行为相关联的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对此，可以采用当事人诉讼的模式解决这一问题。
当事人诉讼是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导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从而引发民事当事人之间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争议时，法院审理此类争议的活动。这一诉讼类型就是为了解决涉及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交叉关系的问题。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涉及以下关键性的设计因素：
第一，当事人诉讼的审理机构。交叉诉讼是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相互交叉的多元化诉讼，那么，交叉诉讼应由人民法院哪个机构处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当事人诉讼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因对影响该法律关系的行政行为异议而与另一方当事人直接对抗的纠纷，虽然其最终的目的是对民事权利的诉求，但是，交叉诉讼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对民事权益的调整和干预，当事人争议的核心问题是行政行为合法与否，法院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往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当事人诉讼的审理机构应当是行政审判庭。
第二，当事人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民事与行政纠纷交叉诉讼中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并存，但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可以不加选择地将两个不相关联的诉讼并案审理。只有在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存在交叉的情况下，才能纳入当事人诉讼程序中并案审理。因此，必须确立当事人诉讼的受案范围。
当事人诉讼主要适用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是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许可等行为，同时这类行为必须至少形成三方法律关系，并形成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只有在土地使用权出现争议，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将本应属于自己的土地确权给其他人时，才出现民事和行政争议交叉的情况，才能适用当事人诉讼。
第三，当事人诉讼的诉讼参与人。当事人诉讼适用的条件是，原告提起的必须是行政诉讼，同时要求解决行政行为而涉及到民事争议。如果原告在行政诉讼中并未请求法院同时解决民事争议，则法院一般不能采取当事人诉讼的形式，这体现了对当事人诉权的尊重。
法院在决定适用当事人诉讼的情况下，对诉讼的参与人应做必要的技术性处理，即以民事争议的双方当事人为原、被告，而不是以行政主体为被告，或以行政主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四，当事人诉讼的诉讼类型与审理原则。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是撤销、变更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同时要求解决民事争议，因此在诉讼类型上，主要涉及撤销诉讼、确认违法诉讼等诉讼类型。
在具体的审理原则上，由于当事人诉讼所涉及到的是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两类不同的争议，而行政争议的产生主要是因行政权介入民事争议造成的，因此，解决这两类争议的最终目的在于解决民事争议。因而法院审理的重点应当是民事争议，在查清民事争议的同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也就是说，审理的原则应以解决当事人的民事纠纷为主，同时兼顾确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关键词：处分权；保障；建议
一、民事诉讼处分权的含义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就是民诉法处分原则的规定,其核心是当事人依法享有处分权。这一规定从基本原则高度保护了当事人的处分权，防止法官权力的滥用，保障诉讼程序的正当性。
（一）处分权的含义
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特有的一项原则,表明了民事诉讼的特质,是民事诉讼原则的灵魂所在。处分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决定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处分原则的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意思自治，即我国民法上的私法自治，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处分
权，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对民事诉讼进行有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当事人有权决定诉讼的开始、诉讼请求的内容和范围以及诉讼的终结。
（2）权力制约，即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对法院的审判行为具有约束作用。比如诉讼的开始由当事人决定，法院原则上是受当事人处分行为的约束，而不能依职权开始诉讼程序，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也是受当事人请求内容和范围的限制的等等，处分权的行使必然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3）权利保障，法院的任务不是在民事诉讼中限制当事人的处分权而是应当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核心是当事人的处分权。
（二）处分权的内容及表现形式处分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非全部）：
1．发动诉讼程序的权利。权、上诉权、和解权、撤诉权、申请再审权等都属于是当事人的程序发动权。发生纠纷后，当事人面临多种选择，可以选择私下解决（即不通过法院等国家机关），也可以选择仲裁，也可以选择诉讼程序向法院。“不告不理”正是体现了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当事人提起上诉或者申请再审等都是行使诉讼发动权的表现，是处分权的具体内容。
2．选择裁判者。当事人可以通过仲裁协议确定由哪一个仲裁委员会、哪些仲裁员行使仲裁权；对于合同纠纷及其他涉及财产权益的纠纷，当事人有权以协议方式选择管辖法院； 在民事诉讼中， 当事人可以申请回避、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对裁判者的选择权。
3．确定争点。在民事诉讼中，通过一定的程序由双方当事人整理和确定争点。若一方申请放弃，则视为该争点不存在且系于该争点的实体权利也视为放弃或归为对方当事人。舍弃、自认等行为均视为消灭争点的行为。
二、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限制
在我国，当事人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应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进行，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的利益，也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确立处分原则的同时还确立了国家干预制度，具体表现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实行监督，若当事人的处分行为超越了法律的范围，人民法院有权力进行干预。
1．对处分原则的限制在民事诉讼法中的典型体现是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撤诉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1 条第1 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允许，由人民法院裁定。”《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何种情况下，法院应当予准许，哪些情形下又应当驳回当事人的撤诉申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人民法院有权驳回当事人撤诉的申请，而继续使诉讼继续进行。
2．在民事诉讼的一些子程序甚至主程序的启动方面，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些程序中，法院可以在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启动。《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第1 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3．根据处分原则，诉讼请求的范围由当事人自己决定。这既包括一审时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范围，也包括上诉审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时，也必须在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范围内进行审理并作出上诉审判决。但《意见》第180 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51 条的规定，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在上诉请求以外原判决确有错误的，也应予以纠正。”该规定实质上使二审法院获得了超出上诉人请求范围作出判决的权力。
三、保障当事人处分权的几点建议
受长期计划经济模式及前苏联民事诉讼立法的影响，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处分原则，但同时也十分强调对事实探知的绝对化认识及法官的职权干预。因此，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当事人处分权的限制是“扩大化”了的限制。而且，这些过多的限制不仅无法达到立法目的，而且已经使处分原则趋向于“非原则化”。因而，对处分权的限制亟需改革完善！
1．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启动权。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应当由当事人决定，法院不应依职权去寻找纠纷而主动开始。这不仅是民事案件的性质决定的，而且是诉讼公正的必然要求。法院对诉讼程序的启动只有坚持“不告不理”原则，才能维持其公正和中立的社会形象。
2．赋予并规范法官的释明权。处分权的力度过强，诉讼对当事人的过分依赖，一旦当事人自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主动性或主动的行为不适当或变形时，反而会影响对当事人自身权利的保护和诉讼的实质公正的实现，如因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偏差问题而处分了某项权利可能会对其不利，就应考虑如何通过法院或法官的能动作用弥补这一缺陷。法官的释明权就可以使处分权与民事诉讼之制度目的达成一致。
3．保障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处分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所谓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就是在当事人没有申请执行时，可由法院主动开始执行，这是侵犯民事诉讼当事人处分权的。没有申请执行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1）权利人忘记了申请执行；（2）基于某种原因权利人不愿申请执行；（3） 权利人自愿放弃执行；（4）基于客观原因阻碍权利人申请执行。对于因客观原因不能申请执行的，法律设定了除斥期间制度。对于前三种情形，法院没有必要代替权利人行使权利，法院也不能主观上判断不申请执行属于哪种情况。如果可以主动依职权开始执行程序，那么对于超过申请期限，权利人申请执行时，法院不受理执行的行为就缺乏正当性了。（上海海事大学 法学院；上海；浦东；20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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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合法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一个特有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对能够调解的案件应根据自愿和合法的要求，以说服劝导的方式，促使争议双方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贯彻自愿合法调解原则，不仅能够简化诉讼程序，减轻当事人讼累和法院的工作负担，还有助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情绪，促使当事人自愿履行义务，增强团结。
二、法院调解原则的适用
适用法院调解原则，解决民事纠纷，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调解是人民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法。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对能够调解解决的，应尽量以调解的方式处理。但不适合进行调解的案件，例如，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等，不应调解结案。
2、调解应根据当事人的意愿进行，除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以外，调解并非审理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不能为了片面追求用调解方式结案的比例，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同时，调解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也必须完全出于当事人的意愿。
3、调解作为一种结案方式，应和判决一样，符合法律规定。调解合法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人民法院调解必须严格依照民事诉讼规定的程序进行；新晨
Abstract: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our international civil jurisdiction, and then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the jurisdictionin combination ofthe tendency of international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problems raised from judicial practic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ivil jurisdiction; generaljurisdiction; exclusive jurisdiction; agreement jurisdiction
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是指一国法院或具有审判权的其他司法机关受理、审判具有国际因素的民事案件的权限。这是国际民事诉讼法领域所特有的现象，它所涉及和要解决的是就某一特定的国际民事案件究竟由哪一个国家的法院来审理的问题。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民事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加，如何保证公平地处理这些国际民事纠纷，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及国际化进程。我国有关法律虽然对国际民事管辖权作了规定，但有关制度已经滞后于当今世界经济和法学理论发展的要求。
一、中国有关法律对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规定及其存在的缺陷
我国行使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依据主要包括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就国际立法来说，我国到目前为止参加的国际条约只有：1953年加入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1958年加入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和1980年加入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几个专门性国际公约［1］。就国内立法来说，我国在《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我国的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作了专门的规定，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一般管辖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37条、第22条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国际民事案件中一般管辖权的确定以地域管辖为原则，而且一般都是以被告所在地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所以，凡是国际民事案件中被告的住所地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法院就有管辖权。如果被告的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只要其经常居住地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法院也有管辖权。
综观我国对一般管辖的规定，可以发现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和简单。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一编中，只有4个条文对国际民事管辖权进行了直接规定，其他的便只好参照《民事诉讼法》中有关国内民事管辖权的规定办理。这种做法如果说与以前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很发达的状况还相适应的话，那现在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专门制定国际私法法典来规范国际民事诉讼的做法也有差距。另外，国内民事管辖权的确定与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确定存在着区别，因此在绝大部分内容上笼统地规定参照国内民事诉讼来办理，不是很妥当。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
根据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传统意义上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方式包括抗诉和检察建议两种。近几年来，随着实践中民事纠纷和侵害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等案件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性的开展工作，通过督促、支持、提起共益诉讼等方式，践行和实现了宪法和民事诉讼法赋予其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职责。
从科学立法和法治规律上讲，这些创新性的举措有些存在法律依据上的瑕疵，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和方向；但从实际效果和实证角度上讲，这些举措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实际作用，给国家和社会挽回了巨额损失，起到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起得作用，弥补了立法粗陋和制度缺位带来的漏洞。应该说，这些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实用主义的色彩，体现了国人特有的智慧，其中有变革时期的无奈也有创新带来的惊喜。当然，司法实践严格依照法律进行，这是我们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所应该追求和遵照的基本原则。同时，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变化也应该引起立法的重视，当检察监督实践发展超出甚至偏离现有法律规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立法应当对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新变化加以评价、作出回应，或肯定或否定，从而从根本上推动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在司法实践中民事诉讼检查监督方式主要有：
一、民事抗诉
民事抗诉制度是检察机关通过对审判机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行使法律监督权，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判决依法提出抗诉而由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制度。民事抗诉的实质是在诉讼程序已终结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监督程序由检察机关提请审判机关重新认定案件事实和所适用法律，以保护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特别的救济程序。现行抗诉制度最大优势就是它必然引起法院的再审，监督效力强，监督效果好。
二、督促
督促是近些年来我国检察机关创造性的开展的一项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新的方式。检察机关通过各种渠道发现存在遭受损害的国有资产或社会公共利益，本可通过提起民事诉讼获得司法救济的案件，但由于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不行使或怠于行使自己的监管职责，没有或者怠于的，检察机关通过督促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履行职责，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从而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近年来，督促作为民事检察工作的制度创新，通过实践中的不断完善和积累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出台，逐步走向成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对国有资产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督促拓展了民行检察监督的空间，为做好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三、支持
支持是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又一重要方式。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
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也提出：积极稳妥地开展支持工作，对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支持有权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据此，当社会公益、社会弱势群体或个人的合法权益遭受重大侵害且当诉权的诉讼主体因缺乏诉讼能力等原因未提讼时，检察机关支持有诉权的诉讼主体提讼。在社会公益急需予以维护的现实情况下，检察机关通过支持原告的方式参与到民行诉讼中，解决了法律缺少具体授权的难题。为了使支持工作逐步深入、更加规范，各地检察机关积极展开调查研究，加强与法院、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系，并对支持的操作程序制定了相关规定。
四、检察建议
所谓民事诉讼检察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和民事判决、裁定中存在的不足以引起抗诉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提请人民法院自行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方式。检察建议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比较普遍，而在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之中应用还不够广泛。检察机关结合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和执法办案活动开展民事检察建议工作，有利于更好地促进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监督制约，有利于宣传法制，教育群众，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增强检察机关的办案效果。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一)原判决、裁定符合抗诉条件，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协商一致，人民法院同意再审的；(二)原裁定确有错误，但依法不能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救济的；(三)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再审的庭审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四)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的其他情况。第四十八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可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的三种情形:第一，有关国家机关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存在制度隐患的；第二，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严重违背职责，应当追究其纪律责任的；第三，应当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的其他情形。
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从检察建议的提出原则、发送对象、内容要求、适用范围、提出程序、制发主体、审批程序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这对推动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积极开展检察建议工作，进一步促进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五、公益诉讼
一、由一则案例引出的问题
甲与乙系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甲与乙共同购买了房屋1套，但该房屋产权证上登记的产权人仅为甲一人。后甲与乙感情不和，甲一人持房屋产权证将房屋出卖给了丙，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到房管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房管部门向丙颁发了房屋产权证。乙得知后，以房管局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颁发给丙的房地产权证。法院经审理认为，房屋系甲与乙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应为夫妻共同财产。房管局在颁证时未审查房屋共有人是否同意即向丙颁发房地产权证，属认定事实不清，遂判决撤销该颁证行为。
法院之所以作出上述判决，其法律基础在于依据我国《婚姻法》的一般规定认定涉案房屋系甲乙夫妻共有财产。但是本案是行政诉讼案件而非民事确权案件，当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对颁证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即对房屋权属产生争议时，法院直接对当事人的权属作出认定，在理论上尚需探讨。司法实践中，就房屋权属争议，当事人往往同时进行民事和行政诉讼，在此情形下，就出现民事和行政诉讼的关联问题。
二、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的概念
目前，国内对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相交叉、牵连并引起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相冲突的现象，究竟应如何定义，尚无统一结论。有的称之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有的称其为民事行政交叉案件，还有的称为竞合（重合）诉讼。马怀德教授称其为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互关联案件。综合以上各种概念，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民事行政争议相互关联现象的定义，应当说都反映了这一法律问题的某些特征。但笔者认为，所谓附带就必然有主诉，但无论是以行政附带民事，还是民事附带行政，都有以偏概全的问题；而交叉说，也只是反映了民事、行政争议相互关联的一种情形，而有时二者的关系并不是一种交叉，可能只是一种牵连而已，所以也不够准确；所谓重合竞合也未能全面、准确概括二者的关系，而所谓民事诉讼中的附属问题，只是讲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因此，笔者倾向于将这一问题定义为“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它是指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因在法律事实相互联系，在处理上互为因果或互为前提、相互影响的案件。
三、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的处理模式及其选择
在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究竟如何解决和协调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分别进行还是合并进行，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关键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我国学者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式，并使其一度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主要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单独进行还是附带审理的问题。具体包括两大问题：一是民事诉讼中是否可以一并审理涉及的行政附属问题？一是行政诉讼中是否可以一并审理涉及的民事争议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民事诉讼中的附属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一）民事诉讼中解决行政附属问题的可行性
所谓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是指民事争议案件的审理和解决是以对相关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正确认识为前提，但该行政行为并非民事争议案件的诉讼标的，却决定着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
在民事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往往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性不予审查，直接援用进行裁判。一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知道对方持有行政机关颁发的不利于自己民事诉讼的证据时，往往又针对该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由此而出现民事诉讼中作为有效证据适用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中被撤消或被确认违法，当事人又据此对民事案件申请再审，不仅严重损害了法院裁判的权威性，而且使当事人陷入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再审的累讼泥潭。也有的法院完全规避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而直接根据案件事实和民事法律做出裁判，例如，在引人注目的“贵阳老干妈公司诉湖南华越食品公司侵权”一案中，一审法院就尊重行政权，直接授用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认定湖南华越食品公司享有专利权；二审法院在完全撤开行政权，不考虑湖南华越食品公司是否享有专利权的问题，直接切入实体，确认湖南华越食品公司的行为系侵权行为 [1].
在民事诉讼中是否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中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主张[2]：（1）认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无权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应直接将其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其主要理由是：行政行为是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根据现行行政诉讼发及有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行为非经行政诉讼程序和行政程序，不得被改变，因此，民事诉讼中不能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否则属民事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不当干预。（2）认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避免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迳行运用民事法律和其他事实根据作出裁判。（3）认为民事诉讼中的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其一，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中是作为当事人支持自己主张或者抗辩理由的证据形式出现，根据证据审查规则，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因此，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属于人民法院的职责范围。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来看，尽管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相互独立的权利，但是，根据“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司法权在一定意义上优于行政权。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司法权可以通过一定程序介入，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从现行法来看，这主要表现为通过行政诉讼程序，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尽管现行法对行政行为合法性予以审查的只能是赋予了行政审判庭而非民事审判庭，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行政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甚至刑事审判庭等都属于法院内部的分工问题，它们行使的都是国家的司法权，相互之间并非矛盾对立关系，其内部分工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审理案件而已。因此，不能说民事审判庭审查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等于越权审查。而且，从英美国家来看，其法院系统是单一的，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一样，均有普通法院管辖，所有类型的案件都是由同一法院同样的法官审理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行政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之间的只能并非必然对立。只要有利于案件得到公正迅捷的处理，是分开审理还是合并审理，都应当被允许。此外，民事、行政案件一并审理，也有利于避免民事审判结果与行政审判结果发生矛盾，避免由此而产生的讼累问题。
（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可行性
一般认为，所谓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指法院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附带解决与行政诉讼相关的民事争议的活动。
对于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选择什么程序来解决这两种性质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学者们之间的一大分歧，就在于行政诉讼中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中不存在附带民事的条件，即使一定要在行政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对附带的民事纠纷进行解决，也将造成不利的影响，并会减弱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因此，宜将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分开审理[3].有的学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附带解决民事争议，不仅符合行政诉讼的目的，而且还能体现附带诉讼的优益性：实现诉讼经济，方便审理，符合判决的确定性、严肃性原则，维护司法统一，等等[4].
其实，随着行政管理领域扩大和行政机关的职能变化，越来越多的行政法律、法规赋予了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手段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力，并且规定相对人对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如环境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人民法院受理这类案件后，必然要涉及原相对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从“有权利必须有救济”这一法治思想出发，立法赋予行政机关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权和行政相对人的起诉权，就应当允许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同时，附带审理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使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得到司法救济[5].而且，笔者认为，设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其一，有利于简化程序，符合诉讼经济的需要。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样，可以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法院的角度来讲，把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合并在一个诉讼程序中审理，可以减少审判庭在审理内容上的重复，使办案经费降低，办案时间缩短，诉讼成本减少，而工作效率会大大提高，并且能够缓解当前民事案件繁多、民事审判庭压力过大的矛盾。其次，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讲，倘若为解决一个问题而必须向人民法院提起两个诉讼，则必然会增加讼累，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相反，允许当事人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则不存在这些问题。
其二，有利于避免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将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分开审理，分别适用行政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一般情况下，法院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作出的判决不会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在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中，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分别由行政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审理，就难免会出现两个审判组织对相互关联的问题作出的判决相冲突的情形。从判决的既判力来讲，生效的行政判决和民事判决都是法院代表国家作出的终审裁判，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存在哪一个判决效力优先的问题。无论是认可其中那一个判决，还是完全否定两个判决，都不利于维护司法的尊严和法律适用的统一。与之相对，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由同一审判庭对相关联的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一并审理，则不会出现内容相互矛盾的判决。
当然，关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由于认识不一，各地司法实践相互矛盾，严重影响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其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行政赔偿诉讼是否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2）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不服而提起的诉讼应否为附带民事诉讼[6].
关于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裁决不服而提起的诉讼应否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应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7]；另一观点则主张不应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而应为行政诉讼[8].作者认为，行政机关以第三者的身份对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干预或影响了相对方的民事权利或义务，相对方不服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行政机关的裁决并要求人民法院重新确认民事法律关系，这种诉讼既有行政争议，又有民事争议，并且两者相互关联，完全符合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应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仅要求人民法院撤销行政裁决而未同时要求人民法院重新确认民事法律关系，应为单纯的行政诉讼。只有当事人既要求撤销行政裁判，又要求确认民事法律关系，才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从现行司法解释来看，司法解释采取了第一种观点，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根据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结合行政审判实践，笔者认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对权属争议的行政裁决不服而引起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具体包括：其一，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对其与他人之间的权属争议所作出的裁决，要求撤销裁决并要求确认该项权利归自己享有而提起的诉讼。如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有关土地、河流、湖泊、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或知识产权的归属所作出的裁决而提起的诉讼。其二，当事人一方不服行政机关对其与对方之间的权属争议所作出的裁决，要求撤销裁决，而另一方则要求法院解决因对方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而提起的诉讼。
（2）对涉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行政裁决不服而引起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具体包括：其一，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同时对行政机关就有关民事赔偿问题所作出的裁决也不服，要求撤销或变更处罚决定，并就民事赔偿问题重新作出裁判而提起的诉讼。其二，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要求解决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时理应处理而未作出处理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而提起的诉讼。其三，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对其民事赔偿所作出的裁决，要求撤销裁决并就损害赔偿重新作出裁判而提起的诉讼。
（3）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强制性补偿决定不服而引起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依照职权作出的强制性补偿决定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时，同时就与第三方的补偿纠纷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拆迁补偿纠纷作出的行政裁决不服而提起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三）处理模式的选择
尽管我们上面已经探讨了民事诉讼中解决行政附属问题的可行性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可行性，但是，就所有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而言，由于不同案件中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关联情况不同，有的案件形式上是民事争议案件而实质上是行政争议案件，有的案件形式上是行政争议案件而实质上是民事争议案件，有的案件中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完全可以分开处理，因此，在处理程序上则不可能实行“一刀切”的做法。根据上文对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的类型化分析，不同类型的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应当适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并重的关联案件，其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可以分别进行；对于以民事争议为主、涉及行政争议的关联案件和以行政争议为主、涉及民事争议的案件，则适用民事诉讼中解决行政附属问题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合并处理方式。这是一般规则，但也不能绝对。
笔者认为，对于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单独进行还是附带进行，还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联系的紧密程度。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分别审理还是附带一并审理，要考虑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联系是否紧密。如果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联系非常紧密，则采用附带审理方式；如果不够紧密，则单独审理。是否紧密，应当考察行政争议是否为民事争议处理的前提或者民事争议是否为行政争议处理的前提，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之间虽无依赖关系但在处理时是否便于分开裁决等。本文的案例就是一个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联系非常紧密的案件，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将两个纠纷合并审理。同时，由于案件本身以民事争议为主，因此应当采取民事附带行政的方式进行审理。
第二，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在行政争议为主或者以民事争议为主的关联案件，一般可以分别由不同的审判庭审理。但是，如果具体的案件本身比较复杂，由一个审判庭合并审理，可能使庭审过于复杂，不能减轻当事人诉累，这种情况下，宜有两个不同的审判庭分别处理两个争议。判断某一案件本身是否复杂，主要要考察该争议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是否简单、诉讼标的是否复杂等因素。就像本文案例那样，房管部门对所颁发的房产证上面所记载的房屋类型进行重新审核应当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不牵扯到复杂的法律关系，因此采取合并审理的方式不会增加案件的审理难度，适宜合并审理。
第三，法院的管辖问题。由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适用的管辖原则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有可能出现某一行政争议归甲法院管辖而与此行政争议相关的民事争议归乙法院管辖的情形。当相互关联的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按照管辖原则不应由同一法院管辖时，一般不能采用附带诉讼的方式，除非当事人的同意。
第四，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当事人作为程序的主体，应当有权选择相关的程序，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此即程序选择权原理[9].对于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应当赋予当事人选择其所涉及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是采取分别审理的形式还是合并审理的形式。当然，当事人运用这种选择权的前提是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符合合并审理的条件，否则，当事人无权选择。而且，当事人一旦作出选择，就不得翻悔。
四、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审理的先后顺序
当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开审理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即是先进行行政诉讼还是先进行民事诉讼。对此，学术界和司法实务部门长期存在争议。有人主张确立“先行后民”原则，即对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在审理程序上，由行政庭对行政争议案件作出判决，然后由民庭解决民事争议；如果当事人先提起民事诉讼，则应先中止民事诉讼程序，由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待行政争议案件有裁判结果后，再恢复民事诉讼程序。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先行后民”是行政权优先原则在诉讼领域的体现，“先行后民”既有利于关联争议的实际解决，也与法院的内部分工相一致。也有人主张，对于此类案件，“先行后民”是一般方式，“先民后行”是特殊方式，“行民并行”是个别方式[10].
笔者认为，其实，不论是“先行后民”，还是“先民后行”，抑或“行民并行”，均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无论其中哪一个原则，均不能涵盖所有的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不同的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的基本属性不尽相同，其具体做法也应有所不同。
具体而言，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相互关系出发，可以根据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先后关系作出正确选择：（1）当因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引起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不会引起矛盾，也不会产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孰先孰后并不影响两种诉讼顺利审结时，人民法院就应实行“行民并行”，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分别进行审理。（2）当因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引起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发生冲突，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必须以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为前提时，人民法院应当实行“先行后民”。（3）当因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引起的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必须以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为前提时，人民法院应当实行“先民后行”。
五、行政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的冲突处理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一些共同适用的原则、制度和程序，也有一些各自特有的明显不同的原则、制度和程序。正是这些区别，势必造成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适用法律上的相互冲突问题，因而需要协调处理。笔者认为，总体而言，行政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的冲突可以归为两类：一是法律原则方面的冲突；二是诉讼程序方面的冲突。
法律原则方面的冲突：（1）处分原则上的冲突 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不享有对实体权利的处分权，而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均享有实体上的处分权。那么，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行政机关已作出行政裁决的民事争议部分，当事人是否也能自由处分？作者认为，对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也应适用当事人自由处分原则，因为法律在赋予行政机关主管部分民事争议的职权的同时，但并未排除民事争议的当事人双方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对民事权益的自由处分权。因此，法院在审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时，一方面，不能要求行政机关对依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某些让步，以求得争议的解决；另一方面，也不能以行政机关已作裁决而限制当事人就有关民事争议部分的处分权利，应当允许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作出有关让步，放弃或者部分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2）调解与反诉原则上的冲突 民事诉讼中适用调解原则和反诉原则，但行政诉讼中则不能适用调解原则和反诉原则。就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而言，既然当事人对民事争议部分有处分权，也就应当允许法院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主持调解。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仍然有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出反诉。（3）举证责任原则上的冲突 民事诉讼中一般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行政诉讼中则要求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为此，法院在审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时，对于行政诉讼部分和民事诉讼部分，应当分别适用各自的举证责任规则。不过，考虑到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可能不了解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因而在提供这类事实和法律的相关证据时，法院不宜过分强调原告的举证责任，而应把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结合起来审查。（4）案件审理原则上的冲突 民事诉讼中，法院审理案件时要审查有关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且受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限制；而在行政诉讼中，法院仅仅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审查其合理性，且审查范围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限制。由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两种诉讼的结合，因此，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行政诉讼部分和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应当分别适用各自的审理原则。
诉讼程序方面的冲突：（1）诉讼管辖上的冲突 根据管辖理论和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必须属于同一法院管辖，并适用同一审判程序。然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案件的一般管辖原则是“原告就被告”，而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一般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与行政机关所在地不同时，究竟由哪一个法院管辖？笔者认为，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当行政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发生管辖冲突时，应以行政诉讼管辖地为准。如果当事人就此提出异议，根据程序选择权原理，当事人完全可以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一旦当事人选择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就应以行政诉讼管辖地来确定管辖法院。（2）诉讼时效上的冲突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对于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或复议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当事人将丧失胜诉权。民法通则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民事权利救济的一般诉讼时效为2年。这样，可能出现一种情形：某一行政机关作出的包括有关民事权益争议在内的行政裁决因行政诉讼时效逾期而生效，但民事诉讼部分的时效尚未逾期的情况。这时，附带民事诉讼是执行行政诉讼时效还是执行民事诉讼时效呢？笔者认为，由于行政裁决因行政诉讼时效已过即发生法律效力，其中行政机关对于民事争议部分的处理自然随同行政裁决一并生效，这时，当事人显然不能继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应当执行行政诉讼时效，但当事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则适用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3）审理方式、判决和上诉问题上的冲突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一般情况下应由同一审判组织通过开庭一并审理、一并判决（即两案一判），但是，如果一并审理会造成过分迟延、影响行政诉讼结案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分别审理、分别判决（即两案两判）。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上诉审的审理原则有所不同，行政诉讼上诉审实行全面审查原则，而民事诉讼的上诉审则受上诉请求范围的限制。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如果当事人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两份判决分别提出上诉或者仅对其中一份提出上诉，自然应依照行政部分和民事部分分别适用各自相应的审理原则。但是，如果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采取的是两案一判的情形，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不管对判决的哪一部分提起上诉，因这种情况下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联系紧密，且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宜采取全面审查原则。（4）执行上的冲突 民事诉讼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裁判的，申请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行政诉讼的判决则可由人民法院和依法享有执行权的行政机关来执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应如何执行呢？作者认为，这应当根据判决的情况来确定。如果属两案一判的，应由人民法院来执行。如果属两案两判的，可以分别依照行政诉讼执行程序和民事诉讼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来决定执行机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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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与问题的提出
甲、乙二人于1947年在邵阳市区合建一栋私房，建筑面积203平方米。1956年原邵阳市人民委员会向他们颁发了产权证，确认系甲、乙二人共有。1958年在私营房产社会主义改造中，甲申请将房产投入私改，并回老家乡下居住。私改房屋面积157平方米，剩余房46平方米继续由乙居住、管业。1988年乙以原产权证遗失为由，向邵阳市房产局申请重新登记并被获准，但补发的产权证仍登记为甲、乙共有。1990年，乙数次要求房产局将其居住房屋变更登记为其一人所有。1993年4月20日，邵阳市房产局发出公告，告知对乙现居住房产自30日内无人提出异议即颁发新的产权证。公告的第2日即4月21日，邵阳市产权局在登记表中的备注栏注明“自公告后无异议”，并于26日向乙颁发了第X号《房屋产权证》。乙去世后，其妻B作为继承人于1998年继承了该房产，并领取第Y号房产权证。2001年，甲认为B取得的产权实为与他共有为由向邵阳市房产局提出申请，要求撤销B的产权证。同年11月，邵阳市房产局作为注销第Y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决定。但该决定未告知B有诉讼的权利与起诉期限。2003年7月，B向邵阳市大祥区法院起诉，请求撤销邵阳市房产局注销其产权证的决定，法院于同年9月以房产局注销产权证所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判决撤销房产局的注销产权证的决定。同年10月甲去世，甲之妻A于同年12月22日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房产局第Y号产权证，此案经历了大祥区法院一审和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第Y号产权证应以第X号产权证合法为依据，而邵阳市产权局在颁发第X号产权证时程序违法，遂撤销了第Y号产权证。
此后，A、B二人相继去世。由于该房屋产权争议未得到最终解决，A、B二人的后人均声称对争议房产具有所有权，且法院的两次行政判决相互矛盾，于是多次上访申诉。法院也多次复查，复查后也以法院行政判决书只针对房产局的颁证、注销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理，未对房产的归属等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为由，驳回了当事人的申诉。并建议当事人可通过民事诉讼对房产进行确权。B的后人于2007年再次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争议房屋进行重新确权。这一系列历时7年的案件，3次行政判决，其间最初的诉讼当事人相继去世，官司“前赴后继”，无论诉讼结果如何，对双方当事人来说都不是赢家。
以上系列案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行政机关的某些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着行政相对人的民事权益，使得普通的行政争议因交织着民事争议而变得比较复杂。这类案件存在着两种法律关系：一种是民事法律关系，另一种是行政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如何正确处理这类民事、行政交叉案件，《行政诉讼法》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36条中有一项极为概括之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做出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①该司法解释条文简单，仅规定了行政裁决情况下法院的合并审理，范围过窄并且不具有可操作性。可见，此类案件的处理，亟待理论界的探讨与立法上的界定。笔者认为，民事附带行政诉讼或者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它们是“一并审理”的两种具体操作形式，也解决此类交叉案件的最佳选择。
二、民事附带行政诉讼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迅速彻底解决争议，是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民事、行政交叉案件中，当事人在身份上有重叠，行政诉讼的当事人也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将两种争议“一并审理”，对法院来讲，可以减少审理内容的重复，降低办案经费，缩短办案时间；对当事人而言，可以减少诉累，尽快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因多方奔波换取迟来的正义。
（二）有利于维护司法统一，避免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或者民事附带行政诉讼，这种“一并审理”的方式，有利于法院一并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正确、及时地对全部案情统一考虑和审理，可以避免各个法院或各个审判庭各行其是就同一事实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三）是解决现行审判方式弊端的需要。目前，由于立法上的空白和学术界的分歧，对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实践中存在各种各样的解决方式；对行政、民事纠纷分别诉讼、审理；单纯以民事诉讼解决；民事附带行政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行政民事关联诉讼合并审理等等。因此，为了能够及时、有效的解决争议，必须克服目前实践中各行其是的弊端，构建与规范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
三、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可行性。
（一）民带附带行政诉讼的可行性
有些民事案件的审理和解决是以对相关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正确认定为前提，但该行政行为并非民事争议案件的诉讼标的，却决定着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例如，原、被告打房屋确权官司，原告出具了房产部门的产权证书，被告对该产权证书提出质疑，法院能否在民事案件中审查产权证的合法性。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其一，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中是证据形式出现，根据证据审查规则，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因此，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应属于人民法院的职责范围。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法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是最终裁判者，负有对所有社会主体的行为进行司法性审查的义务。法院内部的各种庭的划分，只不过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为人民提供解决争议的方便而已。正如一学者指出的：“无论是民事诉讼程序还是行政诉讼程序都是由法院作为一个整体主持进行的，各个职能庭无独立对外的资格；法官接受‘人大’的任命也无民事审判庭法官和行政审判庭法官之分。”②对有关因行政行为的民事争议的解决，人民法院应该有权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无论是由民庭审查还是由行政庭审查只不过是形式问题，因为其实质都是由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从国外的情况看，英美国家法院系统是单一的，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一样，均由普通法院管辖，所有类型的案件都是由同一法院同样的法官审理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行政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之间的职能并非必然对立。只要有利于案件得到公正迅捷的处理，是分开审理还是合并审理，都应当被允许。
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些特殊规定已经对民事附带行政诉讼有了突破。2002年5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请示所作的《关于专利法、商标法修改后专利、商标相关案件分工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专利权或者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就同一专利或者商标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宣告请求复审决定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而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庭审理；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或者裁定的其他行政案件，由行政审判庭审理。”该批复明确规定将专利、商标民事纠纷中涉及的行政案件交由知识产权庭一并审理。在专利、商标民事诉讼中开创了一并审理行政案件的先河。
（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可行性
我国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如《森林法》、《草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药品管理处罚法》、《食品卫生法》等，已经隐含着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内容，对确权、侵权等规定作出处罚或裁决，人民法院在审理不服这些行政行为的行政案件时，附带解决相关联的民事争议，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这与民事案件附带提起行政诉讼的道理是一样的。而且，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有成功的经验。
四、民事附带行政诉讼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构建
（一）应以关联争议的存在为前提
对于民事、行政交叉案件而言，有的案件形式上是民事争议案件而实质上是行政争议案件，有的案件形式上是行政争议案件而实质上是民事争议案件，有的案件中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完全可以分开处理，因此，在处理程序上则不可能实行“一刀切”的做法。笔者认为，对于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单独进行还是附带进行，还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行政案件与民事争议联系的紧密程度。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分别审理还是附带一并审理，要考虑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联系是否紧密。如果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联系非常紧密，则采用附带审理方式；如果不够紧密，则单独审理。是否紧密，主要考察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是否存在内容上的关联性，即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所表现出的法律事实是否相同或基本相同，审判结果是相互影响。
2、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对以行政争议为主或者以民事争议为主的关联案件，一般可以分别由不同的审判庭审理。但是，如果具体的案件本身比较复杂，由一个审判庭合并审理，则可能使庭审过于复杂，不能减轻当事人诉累，这种情况下，宜由两个不同的审判分别处理两个争议。判断某一案件本身是否复杂，主要要考察该争议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是否简单、诉讼标的是否复杂等因素。
3、法院的管辖问题。由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适用的管辖原则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有可能出现某一行政争议归甲法院管辖而与此行政争议相关的民事争议归乙法院管辖的情形。当相互关联的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按照管辖原则不应由同一法院管辖时，一般不能采用附带诉讼的方式，除非当事人的同意或上级法院指定。
4、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当事人作为程序的主体，应当有权选择相关的程序，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行政交叉案件，应当赋予当事人选择其所涉及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是采取分别审理的形式还是合并审理的形式。
（二）行政、民事附带诉讼的审理以具有预决力的诉讼为主诉，优先审理。
行政争议、民事争议的一并审理应该包括两种情况：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涉及到个案时，到底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采用哪一种附带诉讼形式则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民事附带行政诉讼还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都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交织。当一种诉讼法律关系纠纷的解决成为解决另一个诉讼法律关系纠纷的前提，或者说一种诉讼法律关系的裁判结果成为另一诉讼法律关系审理的依据时，我们把前者称为具有预决力的诉讼。在审理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时，我们应该把具有预决力的诉讼作为主诉，优先审理，另一个作为附带诉讼。当民事纠纷的解决成为解决行政纠纷的前提时，我们采用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形式，由民庭审理；当行政诉讼的裁判结果成为民事诉讼的依据时，我们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由行政庭审理。③
1、民事附带行政诉讼。民事附带行政诉讼以解决民事诉讼为前提，它的裁判结果直接关系到行政诉讼的审理。就前文所述案件而言，应该采用民事附带行政诉讼来解决。该系列案件争议的焦点是房屋产权，也就是说，首先应确定甲、乙共建房屋经私改后所乘房产的所有权。只有从民事法律制度上明确了争议房屋的产权，才能进一步确定房产局的第y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合法与否。因此应该运用民事附带行政诉讼来审理本案，对争议的房产彻底解决，可以做到一步到位。
2、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当行政争议的解决成为解决民事争议的前提时，由人民法院行政庭一并对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制度。它要求民事纠纷的解决以行政纠纷的解决为前提，民事权利义务的确定有待于行政争议的解决。具体而言，有以下种类：①行政裁决中的部分案件。如不服行政机关对侵权纠纷、权属纠纷裁决并对损害赔偿或引发的民事争议已处理不服而起诉的案件。②行政处罚中部分案件。如治安案件中，受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的行政处罚过轻，要求加重处罚的，同时要求加害人赔偿损失的，可以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③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中直接影响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案件。如行政许可相对人实施某种行为，第三方认为侵犯了自己的权益，二者为此发生争议，可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一并解决。
（三）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的冲突处理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有一些共同适用的原则、制度和程序，也有一些各自特有的明显不同的原则、制度和程序。正是这些区别，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附带行政诉讼中在适用法律上势必存在相互冲突的问题，因而需要协调处理。笔者认为，总体处理原则是：在处理行政争议上适用行政诉讼法的程序，在处理民事争议上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1、处分原则。虽然行政机关不享有实体权利的处分权，但民事主体双方均享有实体上的处分权，所以无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而是民事附带民事诉讼，我们一方面不能要求行政机关对依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让步，以求得争议的解决，另一方面，也不能以行政机关已作出裁决而限制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部门的处分权利。
2、调解和反诉。由于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与反诉，因此，行政诉讼不论是为主而是附带，都不能适用调解与反诉，在民事部分中，法院应主持调解，民事被告也有权依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反诉。
3、举证责任。民事诉讼一般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而行政诉讼中被告负举证责任，法院在一并审理民、行交叉案件时，对于行政诉讼部门和民事诉讼部门，应当分别适用各自的举证责任规则。
4、审判组织。行政诉讼无简易程序的规定，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对于一并审理的民、行交叉案件应统一由一个审判组织来审理。因此，审判组织应统一为合议庭，民事部分的审理也应以普通程序来审理，不适用简易程序。
5、审理期限。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为3个月，民事诉讼法规定普通程序的审理期限为6个月，笔者认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应为3个月，民事附带行政诉讼的审理期限一般也应为3个月，如果3个月不能审结，附带行政诉讼的部分也应在3个月审结，并先行作出裁判。
6、判决方式和上诉。第一，人民法院审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与民事附带行政诉讼案件时，一般情况下应由同一审判组织通过开庭一并审理、一并判决，“即两案一判”。但是，如果一并审理会造成过分迟延、影响行政诉讼结案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分别审理、分别判决，“即两案两判”。第二，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上诉审的审理原则有所不同，行政诉讼上诉审实行全面审查原则，而民事诉讼的上诉审则受上诉请求范围的限制。在“两案两判”中，如果当事人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两份判决分别提出上诉或者仅对其中一份判决提出上诉，自然应依照行政部分和民事部分分别适用各自相应的审理原则。但是，如果采取的是“两案一判”的情形，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不管对判决的哪一部分提起上诉，因这种情况下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联系紧密，且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宜采取全面审查原则。
注释：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3-0222-01
证明妨碍是指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因故意或过失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使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陷于举证不能、使待证事实形成真伪不明状态的情形。显然，其非正义性不言而喻，必需通过相关法律的调整，使当事人的举证行为回归常态，以最大程度地保障实体正义。
1 证明妨碍行为归责的法理依据
关于证明妨碍行为规则的法理依据，理论上主要有诉讼促进义务说、经验法则说、实体法上义务违反说和诚实信用原则违反说。
诉讼促进义务说（也称诉讼协力义务违反说）认为，一旦进入诉讼程序，依据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除了享有诉讼权利外，也有协助法庭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义务，否则就是对该原则的违反，所以该义务要求当事人即使明知该证据对自己不利也必须遵守真实义务以保障程序的顺利进行。
经验法则说认为，依据经验法则，如果举证责任者主张的事实为假，相对方不但不会作隐匿证据、毁灭证据的行为，反而更愿意将这个证据提出使用。因此，证明妨碍行为乃出于相对方担心举证的结果于己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应给予相对方以诉讼上的不利益。
实体法义务违反说主张，保存证据是合同上的附随义务，不作成、不保管或不提交证据的行为是对实体法上义务的违反，其效果是将举证责任转换给证明妨碍者。
除以上三种观点外，也有学者认为证明妨碍归责的法理依据应当是信义原则。该观点认为，对证明妨碍行为进行制裁的依据在于“信义原则所派生的与先行行为矛盾的举动的禁止”，即行为人不能通过使举证责任者处于举证不能的状态来谋取利益，因为以此谋求诉讼上的利益的行为可以被看作与先行行为有矛盾，因此应该予以禁止。此即诉讼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包含了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进行民事诉讼时必须诚实和善意，不得因故意或过失而获得诉讼上的不法利益，不得以不正当的手段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状态。
对上述前三种学说应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这三种学说皆不能充分说明对证明妨碍进行规制的理论依据：诉讼促进义务说不能规制诉前实施的证明妨碍行为；经验法则说不能说明因过失毁灭证据也应承担责任的情形；实体法义务违反说则无法解决实体法没有规定保存证据义务时却给予行为人以诉讼上的不利益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它们也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以任何一种学说单独作为法理依据，都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应当吸取三者之合理因素，采取多元化的立场折衷解释，此即混合说或折衷说。一折衷说认为，应区分证明妨碍者不同的过错形态来加以说明和解释：在证明妨碍行为属故意而为的情形下采取经验法则说，而在证明妨碍行为属过失的情形下，则采取实体法义务违反说。该种学说合理的阐明了对不同类型妨碍行为进行规制法理依据，具有说服力。由于诚实信用在诉讼法中的地位有如在实体法中的地位，具有基本性和最高性，应当贯穿民事诉讼活动过程的始终，即任何一项诉讼制度的法理依据皆能找到其“美丽的身影”，自然也应作为规制证明妨碍行为的法理基础。但应注意，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它不能作为规制证明妨碍行为的特有依据。鉴于此，证明妨碍归责的理论依据可概括为两个层次：一为一般依据，即诚实信用原则；二为特有依据，即混合说。
2 我国规制证明妨碍行为的立法现状及评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2）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但该条属于公法制裁，未涉及对公民私权利的救济。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自此，我国将证明妨碍行为与私法制裁后果相联系。2002年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吸收了该条的精神，作了类似规定。该两条文尽管在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从证明妨碍制度的相关理论和对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规定看，我国证明妨碍制度的立法仍不够完善，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法的解释角度看，这两个条文存在一些可诟病的缺陷：（1）要求提供证据的主体不明确。该条并没有规定要求证据持有方提供证据的主体。（2）“正当理由”的内容界定不明确。法律内容的模糊，不仅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也容易导致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和间接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应该进一步明确“正当理由”的具体内涵。（3）拒绝提出证据的法律后果不尽科学。该两条规定的“推定该主张成立”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举证责任转移说，这可能会导致案件事实的循环证明，不利于法官对事实形成内心确信。（4）适用该两条进行推定的相关程序有待完善。由于其采取的是以法律推定的方式确认当事人的主张，故在程序上应充分保障相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其二，对实行私法制裁的证明妨碍行为的种类规定单一。我国对证明妨碍行为实行私法制裁的现有规定仅限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形，而对当事人实行的故意毁损、灭失证据和拒绝接受询问等行为的私法制裁付之阙如。
其三，我国尚未规定证明妨碍行为的过失情形。
3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设想
（1）完善取证制度，确保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取证权的实现。江伟教授指出：“公正的程序设计应该保障当事人有足够的手段收集到必要的证据。”因而，双方当事人在平等条件下拥有获取证据的方法途径极为重要。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人有收集证据的权利，但其并未赋予他们充分的收集证据的手段和程序，因而导致该项权利空洞化。取证权乃证明权之重要部分，其空洞化直接导致当事人证明权陷入困境。因此，规制证明妨碍行为以保障当事人之证明权，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完善证据收集（即取证）制度，而完善取证制度之首要，在于扩充取证主体收集证据的手段与程序，在此基础上，再针对当事人取证受阻的情形，对有拒不提供证据、毁损证据等妨碍行为的当事人在法律上设置相应的制裁措施，如承担诉讼费用、认定主张者所主张的内容和事实为真实、让行为人赔偿对方当事人因妨碍行为所遭受的损失等。只有建立完备的取证制度，方可杜绝或减少证明妨碍行为的发生。
（2）扩充对证明妨碍行为实行私法制裁的种类。将证明妨碍行为与诉讼上的不利后果相联系是杜绝证明妨碍行为发生的最为有效措施，而证明妨碍行为范围的大小则直接关系到对当事人权利保护的强弱。实践证明，对证明妨碍行为仅予以公法制裁，对杜绝证明妨碍行为发生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当事人经过权衡轻重，在能够谋取更多私法上的利益时，则会不惜冒险挑战法院权威，以公法上并不严厉的惩治换取私法上更为可观的利益。故应对民事诉讼法第102条所规定的积极的证明妨碍行为课以私法制裁，同时适用至其他种类的证据，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当事人的证明权和实体权利。
（3）区分不同的证明妨碍情形，设置不同的制裁措施。证明妨碍行为主观形态各异，应区分不同的情形，规定不同的法律后果：对于故意行为，法官可依据自由心证直接认定被妨碍事实为真；对于重大过失行为，则可降低证明标准，只要求对方当事人的证明程度达到“低度盖然性”即可；对于一般过失行为，仍按降低证明标准来处理，但证明程度应比重大过失情形的要求要高，即达到“盖然性优越”的标准。
（4）建立妨碍方权利救济制度。保护一种利益应当不以损害另一种利益为前提。民事诉讼是一个当事人之间相互攻击与防御的过程，为了防止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滥用，在制度设计时也应赋予妨碍行为人相应的救济权，以防随意启动证明妨碍行为调查程序而损害“妨碍方”的权利，避免为了公正目的而设计的证明妨碍制度本身就存在不公正现象。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