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3 15: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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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去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量超过1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3.2%。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实现贸易顺差110.1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平稳而且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主要特点
1.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开放后，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一直是拉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7,1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0％，占出口总额的93.6％，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182.5亿美元，同比增长31.8％，仅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的28.6％。据世贸组织（WTO）统计，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达4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国出口效益不高，这种低效益是由于我国出口大部分为加工贸易出口。近年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贸易额为4,16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4.7％。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的比重偏低，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从出口贸易国别结构来看，出口市场过于集中。2005年,我国前四位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其总和达到了出口总值的67.6％。其中，美国占21.4%，欧盟占18.9%，中国香港地区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其中又以转口到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因此，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
4.从出口主体类型来看，私营企业上升较快，外资企业仍占主体。2005年，我国私营企业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总额14.7%；外资企业同比增加31.2%，占出口总额的58.3%。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来看，外资企业占88%，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被外资企业所垄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相当高。
二、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比较低级，没有摆脱依靠低成本竞争的老路。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国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和低廉的价格优势来扩大市场。这不但会导致能源浪费、环境破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级的产品结构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2.加工贸易仍以初级形式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加工过程短，加工深度不高，产业关联性偏低，产品附加值偏低。这表明，我国承担的只是这种高技术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较低层次。
3.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贸易风险较大。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地区。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将带来东道国贸易失衡、加大国内就业压力等问题，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占主体，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技术进步，但主要是一般技术进步，而不是先进技术进步。外资企业垄断核心技术，主导了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跨国企业到我国投资办厂，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凭借着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利润和生存空间。
三、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
1.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吸引跨国公司把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提高管理水平，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企业配套，逐步从代加工向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引导加工企业根多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对加工贸易的产业指导政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加工贸易。
3.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保护和巩固已有市场，积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我国与东南亚、非洲、南美、中亚等地的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具有了技术、资源方面一定的比较优势，而我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这些国家的优势所在。因此在这些国家实施有效的海外投资带动战略，既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出口市场，减低外贸风险，实现“边际产业”的国外转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资源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4.合理引进FDI，提高民族企业的技术水平。引导FDI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型、知识含量高和资本密集型领域转变。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使用的质量，并合理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在地区结构、行业结构和单位面积投资密度的优化。通过FDI的“溢出”效应，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带动民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去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量超过1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3.2%。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实现贸易顺差110.1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平稳而且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主要特点
1.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开放后，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一直是拉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7,1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0％，占出口总额的93.6％，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182.5亿美元，同比增长31.8％，仅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的28.6％。据世贸组织（WTO）统计，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达4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国出口效益不高，这种低效益是由于我国出口大部分为加工贸易出口。近年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贸易额为4,16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4.7％。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的比重偏低，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从出口贸易国别结构来看，出口市场过于集中。2005年,我国前四位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其总和达到了出口总值的67.6％。其中，美国占21.4%，欧盟占18.9%，中国香港地区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其中又以转口到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因此，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
4.从出口主体类型来看，私营企业上升较快，外资企业仍占主体。2005年，我国私营企业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总额14.7%；外资企业同比增加31.2%，占出口总额的58.3%。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来看，外资企业占88%，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被外资企业所垄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相当高。
二、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比较低级，没有摆脱依靠低成本竞争的老路。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国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和低廉的价格优势来扩大市场。这不但会导致能源浪费、环境破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级的产品结构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2.加工贸易仍以初级形式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加工过程短，加工深度不高，产业关联性偏低，产品附加值偏低。这表明，我国承担的只是这种高技术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较低层次。
3.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贸易风险较大。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地区。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将带来东道国贸易失衡、加大国内就业压力等问题，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占主体，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技术进步，但主要是一般技术进步，而不是先进技术进步。外资企业垄断核心技术，主导了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跨国企业到我国投资办厂，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凭借着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利润和生存空间。
三、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
1.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吸引跨国公司把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提高管理水平，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企业配套，逐步从代加工向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引导加工企业根多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对加工贸易的产业指导政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加工贸易。
3.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保护和巩固已有市场，积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我国与东南亚、非洲、南美、中亚等地的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具有了技术、资源方面一定的比较优势，而我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这些国家的优势所在。因此在这些国家实施有效的海外投资带动战略，既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出口市场，减低外贸风险，实现“边际产业”的国外转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资源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4.合理引进FDI，提高民族企业的技术水平。引导FDI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型、知识含量高和资本密集型领域转变。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使用的质量，并合理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在地区结构、行业结构和单位面积投资密度的优化。通过FDI的“溢出”效应，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带动民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去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量超过1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3.2%。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实现贸易顺差110.1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平稳而且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主要特点
1.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开放后，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一直是拉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7,1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0％，占出口总额的93.6％，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182.5亿美元，同比增长31.8％，仅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的28.6％。据世贸组织（WTO）统计，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达4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国出口效益不高，这种低效益是由于我国出口大部分为加工贸易出口。近年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贸易额为4,16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4.7％。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的比重偏低，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从出口贸易国别结构来看，出口市场过于集中。2005年,我国前四位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其总和达到了出口总值的67.6％。其中，美国占21.4%，欧盟占18.9%，中国香港地区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其中又以转口到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因此，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
4.从出口主体类型来看，私营企业上升较快，外资企业仍占主体。2005年，我国私营企业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总额14.7%；外资企业同比增加31.2%，占出口总额的58.3%。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来看，外资企业占88%，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被外资企业所垄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相当高。
二、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比较低级，没有摆脱依靠低成本竞争的老路。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国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和低廉的价格优势来扩大市场。这不但会导致能源浪费、环境破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级的产品结构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2.加工贸易仍以初级形式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加工过程短，加工深度不高，产业关联性偏低，产品附加值偏低。这表明，我国承担的只是这种高技术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较低层次。
3.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贸易风险较大。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地区。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将带来东道国贸易失衡、加大国内就业压力等问题，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占主体，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技术进步，但主要是一般技术进步，而不是先进技术进步。外资企业垄断核心技术，主导了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跨国企业到我国投资办厂，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凭借着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利润和生存空间。
三、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
1.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吸引跨国公司把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提高管理水平，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企业配套，逐步从代加工向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引导加工企业根多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对加工贸易的产业指导政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加工贸易。
3.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保护和巩固已有市场，积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我国与东南亚、非洲、南美、中亚等地的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具有了技术、资源方面一定的比较优势，而我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这些国家的优势所在。因此在这些国家实施有效的海外投资带动战略，既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出口市场，减低外贸风险，实现“边际产业”的国外转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资源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4.合理引进FDI，提高民族企业的技术水平。引导FDI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型、知识含量高和资本密集型领域转变。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使用的质量，并合理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在地区结构、行业结构和单位面积投资密度的优化。通过FDI的“溢出”效应，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带动民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9－0004－06
一、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一)国际收支总量快速增长，持续处于较大规模的“双顺差”状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国际收支较多表现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顺差不同方向组合的态势。进入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总量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期我国外汇储备也得到迅速增长，我国国际收支顺差总规模由1999年的233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599亿美元。年均增幅接近40％。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
(二)国际收支尚未体现出向平衡状态收敛的趋势
运行态势是判断国际收支状况的重要依据。从我国国际收支运行态势看，不仅国际收支顺差的绝对规模逐年攀升，而且由于国际收支顺差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国际收支顺差占同期GDP的比重也越来越高，到2006年这一比重已达到9.9％。国际收支不仅连年体现为单向顺差，而且与平衡状态偏离的程度逐步扩大。因此，无论从绝对规模看，还是从运行趋势看，我国国际收支都已处于需要非常关注的不平衡状态。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截至2007年6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比汇改前已累计升值超过8％，但汇率升值并未有效缓解国际收支顺差的局面。由于相对稳定的经常项目顺差在国际收支顺差中占有较大比重，从我国对外经济和国际收支运行态势看，目前国际收支顺差的格局仍将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延续。
(三)国际收支不平衡与国内经济均衡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国际收支从本质上是国内经济状况的对外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国内经济的运行。目前我国国际收支大额顺差也体现了国内经济不均衡、经济结构不合理。如果持续大额的顺差规模和以货物贸易、直接投资为主的顺差结构继续存在，将进一步加剧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就我国贸易结构而言，货物贸易以发展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为主。但片面追求出口也造成了资源消耗浪费、产业结构落后、生态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由于国际收支大幅顺差带来的资金流入缺乏有效的流出渠道，形成对国内资本品和一般商品的需求，顺差的资产价格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逐步显现，如推升证券市场价格和房产市场价格，对宏观经济稳定形成潜在风险。国际收支持续大额顺差导致的资金流动性过高，进一步压缩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空间，也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一大难题。
二、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品内分工的兴起，促进了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以及产业链条跨境延伸，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其中并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流入我国，形成我国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在优惠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外资的流入促进了我国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这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形成了巨大的出口压力，从而造成了我国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因此，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大额“双顺差”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现象。
(一)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1、全球低利率时代的到来以及产品内分工的兴起为我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可能。
1985年9月“广场会议”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开始上升，由此造成除美国以外各国净出口的下降或增长势头减弱。为了抵消净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广场会议”后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需求。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低利率以及美元资产的贬值使得逐利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高回报的投资。
从国际分工形态演变角度看，当代经济全球化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产品内分工的迅速兴起并在国际分工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的兴起，对经济落后国家选择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索外向型发展模式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显示，早期通过参与承接组装等相对简单的工序切入全球分工体系，随后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系统内部学习和提升能力，有可能向较高增加值工序和环节攀升，进而构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推动因素。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我国才有可能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承接来自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低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资源消耗型的产业，从而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工厂”。
2、经济结构和分工的不同加剧了全球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逐利资本的全球流动。
伴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日益深入，全球贸易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凸现，其中表现为美国巨额贸易和预算赤字、石油生产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巨额贸易盈余。按商品结构划分，美国总体贸易逆差可大体归为三类：一是石油类资源性产品；二是与美国产业结构形成互补性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轻工和低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等；三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是汽车及零部件、半导体、计算机等。其中，沙特等石油生产国对美国贸易构成顺差的产品主要是第一类，我国主要是第二和第三类产品。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原因来自多方面。其中就经济结构而言，在全球兴起的产品内分工中，美国国内大部分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其中也包括向我国转移。而同时，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实行限制高新技术出口的贸易政策，这使得美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领域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也就无法承接由传统产业转移带来的就业和资本，使得逐利资本流出美国本土。
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我国把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经过加工或组装后销往欧洲和北美，于是形成了对亚洲主要贸易伙伴的大额贸易赤字，对北美和欧洲的大额贸易顺差。在这过程中，我国也吸引了大量的逐利资本的流入，并通过生产具有价格竞争优势的产品导致国内持续大额的贸易项目顺差。
(二)国内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
理论上，战后流行的发展经济学标准模型通常假
定发展中国家面临两重缺口约束：一是实现目标经济增长率所需投资与国内储蓄之间差距构成储蓄缺口；二是经济增长所需进口与出口能力之间差距形成贸易缺口，两重缺口是经济发展必要条件(chenery andstvout，1966)。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资本流入利用外部储蓄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并为贸易缺口提供融资，故而国际收支结构应具有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逆顺差组合”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火力发展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加工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举的外向型经济。长期被低估的各类经济生产要素形成了我国的比较优势，激发了我国的经济活力。但随着我国国际收支形势的转变，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
1、非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廉价人力资源的利用
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是我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最大的比较优势。从人口结构上来看，我国的人口中56％2居住于农村。在这些地方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医疗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薄弱。也就是说，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人力资源是缺乏社会保障的非熟练工。这形成了我国出口产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是我国目前大部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之所在。这也造成了我国出口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此外，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低廉的人力资源也会造成贫富悬殊、社会两级分化，从而带来社会不安定，根据索洛增长模型，人口的增长能够解释总产出的增长，但人均产出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则最终取决于技术进步。因此，来源于低廉劳动力成本的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具有小可持续性。
2、伴随着内需不足的高储蓄率导致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等政府支出的不足，增加了政府储蓄(即政府税收收入减政府支出)。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上使得微观主体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储蓄率偏高，2006年我国的储蓄率近乎50％。高储蓄率增加了可贷资金，压低了资金成本。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剔除通胀后的实际贷款利率偏低。在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引导下，低成本的资金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表现为资金的低效率使用、此外，由于国内高储蓄率是由内需不足引起的，商储蓄率并没有像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描述的那样促进产出的高效增长。
3，高社会成本下定价偏低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土地)的过度开发。
当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影响到其他主体行为时，经济学中所称的外部性便产生了。当产权没有很好的界定的情况下，外部性无法通过产品价格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当这一影响为负面时，社会成本高于私人成本。此时，部分产品按照私人成本收益计算还在继续生产，而按照社会成本收益计算则应该被停产。在我国，这表现为生产活动所引起的污染、工人生产环境的恶化以及资源的枯竭对后代的影响。这些也都没有被市场化地反映在产品价格中。
经常项目国际收支状况体现了一国劳动力生产效率以及产品出口竞争力等比较优势。我国来源于低估的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以及资金成本的顺差，也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污染以及资金使用的低效率，从而具有不可维持性。
(三)国内有关政策导向
1、长期以来的国家产业政策引导。
国际收支小平衡的经济根源与国家长期以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不无关系这一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的活力。加工贸易所具有“两头在外”的特性，决定了该模式下在国内增加值的部分必然是正的，也就是最终产生贸易盈余。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出现转变，此时正好也是我国加工贸易出现累计顺差的时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累计顺差约8550亿美元，非加工贸易累计逆差约3200多亿美元，可见加工贸易顺差在我国经常项目累计顺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为6870亿美元，电是支持资本项目顺差的最重要因素。“双顺差”的这两方面的推动力也主要发生在近十余年。
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全国约80％加工贸易由外资企业承担或参与，说明我国现阶段在全球加工生产体系中的比较优势是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关键动因之一，外资企业对推动加工贸易增长和“双顺差”结构发展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2、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政绩评估体制下的地方政府投资主导作用。
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通过建立各类特殊经济区域，包括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3、政府的优惠税收政策的导向作用。
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优惠的税收政策包括：出口退税政策、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以及技术进口税收减免政策。其中，前两项税收减让程度最为直接。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历经多次调整，内外资所得税政策也将统一。
外资带来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我国借助于技术进口税收减让希望能够加快国内生产技术的更新。但技术进口税收减让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政策出台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离，甚至成为跨国公司的又一避税点。
(四)国内大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日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一方面，这种融资结构造成融资渠道不够畅通，国内储蓄难以有效转化为投资。虽然银行累积了大量存款，但我国银行贷存比仅为60％左右，由于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国内的剩余储蓄就要通过经常账日顺差的方式，把商品与劳务输出去。因此，过高的储蓄率不仅造成国内流动性过高的问题，也导致了经常项目下大规模顺差。另一方面，这种融资结构也导致部分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只能转向境外融资。由于股票上市需要严格审批、资本市场容量有限、外汇市场交易不够活跃，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难以通过国内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获取资金，只好通过境外上市或借款的方式融资。据《2006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
2006年，我国境内机构以境外股本证券方式净融资42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一倍；外资金融机构、外商投资企业和中资金融机构外债的增加额分别较上年增长21.63％、20.45％和15.21％。可以看到，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三、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针对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形成根源，根本上必须从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内外部均衡发展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关政策。而解决政策性和体制性问题不仅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必要途径，也能够产生较好的政策效果。因此，我们认为解决政策性和体制性问题应成为近期调节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政策着力点。
(一)经济结构层面的调节措施
1、进一步落实科学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估体系，适时调整相关税收政策。
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变地方政府过于追求当期经济效益的短视行为。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评估体系，大力贯彻落实以绿色GDP以及节能降耗等多项指标在内的综合评估体系。更为科学的标准还应用于符地对吸收外资以及加工贸易政策方面，以提高外资流入的质量并优化。
适时调整相关税收政策，进一步降低、取消“两高一资”出口退税，必要时对部分稀缺性资源征收出口关税。此外，进一步发挥技术进口税收减免政策在引进核心技术方面的作用，鼓励国内企业进行在增加自主研发投入的同时尽可能引进国际现成的先进技术。
2、增加战略性、资源性商品储备，换汇为物。
我国于2004年正式规划建设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2006年8月开始向浙江镇海战略石油储备库注油。根据相关信息，目前国内的战略石油储备主要是石油企业的商业储备，数量较为有限。建议增加战略性、资源性商品的储备，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国内能源紧张问题，另一方向也有利于各地更为科学地开采各类矿产。
日本、德国储备石油主要通过发行长期国债、财政拨款、建立储备金以及设计新税种等方法解决。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由国家外汇投资公司通过直接购买成品油或是收购境外矿产股权投资等形式增加战略性、资源性储备，换汇为物。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
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一方面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也使得一些企业在执行现有标准和政策时弄虚作假、顶风违规。
4、进一步增加财政的转移支付，提高劳动力最低工资标准。
现阶段，需要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扩大财政的转移支付，增加对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尤其是向农村地区的覆盖面。通过提高教育、医疗以及就业培训等领域的各项投入，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增加熟练工。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最低工资，重估我国劳动力成本并提高劳动力、工资的市场化程度。在短期内，这一措施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有可能削弱我国的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但在中长期内可以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国际收支顺差的可维持性。
(二)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措施
1、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
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倚重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近期可采取以下措施：允许更多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在境内融资，减少境内企业的外债规模；控制境内企业海外上市节奏，鼓励已在境外上市的境内企业回归A股市场；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通过国内A股上市融资，并可将募股资金购汇汇出。
2、大力发展银行间外汇市场，减少境内银行对境外资金的依赖。
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应该成为境内金融机构外汇融资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境内外资银行外债规模压缩后，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发展的重要性更为突出。针对制约银行间外汇市场发展的市场流动性不足和银行间授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建议：取消金融企业境外融资与境内融资的税收差异，金融企业境外融资与境内融资的税收差异不仅与缩减外债余额的管理发展方向有矛盾，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境内外汇市场的发展，取消这一差异将极大促进境内外资银行的资金需求转向境内市场；中央银行可更多地与外汇做市商直接进行人民币对外币的掉期交易，在释放外币流动性的同时，回收银行体系中过剩的人民币流动性；参考已有的国际专业评级机构对境内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及其评估制度，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信用评估制度，完善金融机构间的授信制度；可考虑建立境内外币中央清算所，以降低市场交易成员间的清算风险，为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三)外汇管理政策层面的调节措施
现阶段外汇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强化资金流出入均衡管理的理念，采取疏堵并举的政策，完善管理法规，创新管理手段。面对当前顺差规模过大的情况，对流出资金采取疏导政策的同时，也要注重非法资金的流出入管理。若是一味地放松流出管理，会减少非法资金的“后顾之忧”，反而不利于流入管理。
1、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措施。
一是简化审核手续，改进监管系统，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具体包括：进一步简化货到汇款项下的付汇管理；改进进口付汇核报系统功能，实行进口付汇名录的全国集中管理；改进电子口岸系统功能，实现外汇局对所辖企业进口货物报关单电子数据的总量管理；取消特殊经济区企业的购汇限制，对其购汇额实行年度总量控制。
二是加强对出口收汇和转口贸易收汇的管理，加大对异常交易的打击力度。首先，完善对出口收汇数据的真实性监管机制，改进出口核报系统功能，将出口收汇未核销纳入外汇局的日常监管，严格杜绝企业不法资金假借贸易出口形式流入境内；加强对预收货款的管理，对一些预收货款比例较高或者金额较大的企业，加大现场核查力度，发现异常情况如收汇情况与报关情况差异较大、预收货款大额频繁结汇后滞留账户，没有明确的资金用途等采取强制措施，适当限制预收货款结汇。其次，加强对转口贸易的收汇管理，将提单作为转口贸易核销的必备材料，以确认转口贸易的真实性，将转口贸易收付汇纳入日常监测。
三是建立服务贸易项下的资金流出入均衡管理机制。服务贸易监管的总体思路是在进一步便利资金流出的同时，加大对资金流人的规范化管理。近期可以采取的措施有：简化或取消服务贸易购付汇审核凭证或审核手续，取消逐笔审核机制，建立主体总量监测机制；建立服务贸易收支状况的电子化监测体系，对一些大额收汇或频繁收汇等异常情况加强现场核查力度。
2、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政策措施。
一是构建完整的“走出去”外汇管理支持体系。完整的“走出去”外汇管理促进体系主要包括：放宽境外贷款的资格条件，对国家鼓励的重点项目，只要其境外子公司确有资金需求的，即可允许母公司境外放款；允许跨国公司以人民币购汇从事境外放款，并进行该境外放款项下的远期结售汇和人民币与外汇掉期交易；简化非重点项目境外放款的审批权限，提高审批效率，待条件具备后取消审批制；改革对外担保管理方式，改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对符合条件的中资跨国公司采取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式，在外汇局登记备案后，企业即可自行为其境外投资企业提供担保；取消内资企业对外担保的比例限制，允许中资企业为其境外控股企业提供全额担保；在大型的海外并购活动中，允许境内银行为境外亏损企业提供担保。进一步强化金融市场的避险功能，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持。
二是加强短期外债的管理，将隐性外债纳入外债管理体系。隐性外债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进出口贸易项下的延期付款和预收货款，非贸易项下的应付款和预收款；滞留在境内的外商投资收益，包括外资企业“应付股利”和“未分配利润”。对于贸易项下的延期付款和预收货款，建议将一定期限、一定金额的预收货款也纳入外债登记管理，并根据年度出口收汇额核定相应的额度。对于“未分配利润”，可作为企业的或有负债进行登记，明确规定其不分配的最长期限，超过期限的，中介机构在审计报告中必须如实披露，并及时调整账目，重新登记。
[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1-0118-01
一、低碳经济的含义
低碳经济，就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和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使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达到最小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它是人类社会面对全球变暖压力下提出的新的经济发展理念。
二、天津外贸发展的现状
天津作为重要港口，对外贸易的增长成为天津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区域发展的标志之一，不断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天津港逐渐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国际贸易集散地，通过国家战略安排和全面考虑，天津港将重点放在发展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等业务，以出口导向性为主，同时也配合进口贸易共同发展。同时，滨海新区作为京津冀、环渤海的经济龙头，正在掀起新一期的开发狂潮，各项经济指标全面提升，包括口岸进出口总值三年翻番、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引进外资成就突出、港口吞吐量不断跃上新台阶。这都要求提升滨海新区的发展速度，实现外贸出口总值较快增长，保持较强的外资吸引能力。
三、低碳经济对天津外贸发展的影响
（一）低碳经济对天津外贸发展的积极影响
1.促进跨越式发展和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在低碳经济这一前提下，天津不仅要致力于改善民众生活、改进生活品质，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能源和资源短缺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只能选择跨越式发展，来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实现，不断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模式发展。
2.有助于天津推进技术创新、突破技术难题。未来低碳技术将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标志。天津企业在新一轮的竞争中，通过激励低碳经济实践，加上长期的研发、积累和沉淀，来推进技术创新，不断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二）低碳经济对天津外贸发展的消极影响
天津市作为北方的老工业基地，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低耗能产业是必由之路。然而在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也有种种因素制约着天津的发展。
1.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框架和规划体系不完善。目前，天津发展低碳经济工作仍然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缺乏低碳发展的战略规划。主要是依靠各部门和企业来实现节能减排指标，环境执法效果一般、而且环保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2.产业结构不合理，尤其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尽管近年来，天津在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但是和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由于技术问题，目前天津低耗能产业比重相对其他产业来说较低，导致低耗能产业发展受到限制，而高耗能行业在经济发展中又占有重要位置，致使不利于扩大消费者需求和就业，最终影响到天津市低碳经济发展。
四、对外贸易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
（一）着力调整优化结构，推动外贸低碳化转型
在天津市低碳经济发展良好、贸易总量持续增长的趋势下，应以合理调整出口产业结构和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为突破口，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逐步向资源环境要素高效配置和使用的低碳发展模式转型。如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积极开拓海外新兴市场，将产品创造出更多的附加值，获得更高的利润。鼓励部分外贸企业实行走出去的策略，扩大国外市场占有率，投资境外工业区建设，加入到合作发展之中。逐渐对外转移产业链的制造环节。
（二）深化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促使外贸低碳化转型
加快推进环境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在天津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将企业排污权有偿使用这一点考虑其中，能够制约一些企业随意排放污染物的行为，排污量少的企业可以通过交易的方式来将排污使用权转售给其他排污量大的企业，促使企业形成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对于企业有偿用水也应该制定相应的制度，实行水权交易制度改革。对于过度排放污水、垃圾的企业征收一定的罚款，从而不断完善生态环境。
天津要想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就要不断创新、研发，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多倍的回报，落实到实际行动上。通过政府、企业，乃至个人的努力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能源利用率的提高，使天津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不断扩大，成为低碳经济下的“领头羊”。
【参考文献】
[1]李克国.低碳经济概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
[2]王国樑.低碳经济——中国用行动告诉哥本哈根[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
中图分类号：F830.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7-0033-03
虽然目前我国尚未正式公布人民币国际化方案，但作为国际化先导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方兴未艾。在我国综合国力日趋强盛和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党的十明确提出了“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未来人民币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如何把握好当前的黄金战略机遇，稳步快速地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做好应对未来形势变化挑战的策略准备，是我国面临的战略性、前瞻性任务。
一、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跨境人民币业务之所以快速发展，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稳步健康发展；二是基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即适应强势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正常需求；三是基于作为新生事物的跨境人民币原来所受抑制的集中爆发，跨境人民币业务呈现井喷式发展；四是基于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为刺激经济发展普遍实行相对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该政策虽然有助于平衡国际收支和增加就业，但造成了本币竞相贬值的国际大环境。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民币在特定时期内保持较强的升值预期，且目前仍处于相对强势的稳定整固阶段，等待下一个突破机会。
从跨境人民币政策框架来看，目前跨境人民币具体业务已涵盖贸易结算、直接投资、项目融资、跨境担保、证券投资、清算和非居民账户管理等多个领域，人民币正逐步成为各国企业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新选择。
至2012年末，与我国发生人民币实际收付业务的境外企业所在国家和地区已达206个，全国已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5.5万亿。2012年结算2.94万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项下2.06万亿元，占同期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的8.4%，在国内贸易总量中占比逐步攀升。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期间人民币支付额增加171%。其中，2013年1月份当所有货币上升13%时，人民币获得24%的增长，其市场份额升至0.63%的历史新高。人民币正在逐步成为国际性支付货币，目前已是全球第十三大支付货币。
国际化的首要前提是人民币的先期输出。目前人民币输出的主要途径如下：一是贸易及其他经常项下对外支付；二是境内机构以人民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ODI）；三是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由于人民币ODI规模较小、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增长缓慢，人民币输出目前仍主要依靠跨境贸易。2011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外商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三类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RQFII等回流渠道的逐渐畅通，人民币净输出规模有下降趋势，呈现“经常项下人民币输出、资本项下人民币回流，输出规模仍大幅高于回流规模”的阶段性特点。
二、当前跨境人民币业务特点
虽然跨境人民币初期业务发展迅速且成效显著，但受经常项下有效需求过快开发、资本项下流出入渠道不对称、人民币国际认知和接受程度尚待深化等因素影响，目前正面临新的瓶颈。
（一）跨境贸易人民币收付比收窄明显
试点至2012年末，我国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5.5万亿元（其中2012年为2.94万亿元），呈逐年快速增长态势。近三年实收与实付比分别为1：5.5、1：1.7和1：1.2，呈逐年收窄趋势，收付平衡状况逐年显著改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已从前两年的以进口为主逐步向进出口基本趋于平衡方向转变，结算量由爆发式增长转为小幅稳步增长。
（二）资本项下跨境业务快速发展但总量偏小
投融资方面，至2012年末，人民币ODI和FDI累计金额分别约506亿元和3443亿元，前者仅为后者金额的15%。境外项目人民币融资已批项目贷款余额仅438亿元，投融资业务发展迅速，人民币输出业务发展潜力发掘严重不足。市场准入方面，至2012年末共有100家境外机构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总批复额度为4747亿元，市场潜力巨大。
（三）对外净输出人民币规模扩张速度慢
试点前两年贸易项下人民币净输出保持在4000亿元左右，但2012年下降到不足3000亿元；投资项下保持高幅增长净流入格局，2012年达到2231亿元；融资项下虽为净流出，但余额仅400余亿元。另外，由于三类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内机构在中国香港地区发行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购售业务以及RQFII等资本项下人民币回流渠道拓宽，加上经常项下人民币输出放缓，人民币对外净输出总规模显著不足。
（四）中国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长趋缓
目前我国约80%的跨境人民币收支与香港有关，香港业务发展对跨境人民币进程至关重要，但该地区人民币存款余额2012年末仅为6030亿元，同比增长2.46%，而存款余额占香港金融机构总存款比例亦有所下降。
（五）人民币购售业务规模小且以净买入为主
近年来境内银行办理人民币跨境购售业务逐年增长，2012年达到2231亿元。近两年均为净买入，金额在600亿元到800亿元之间，购售业务规模明显偏小，业务发展空间巨大。
（六）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户均余额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至2012年末，境内银行为境外参加银行累计开立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1592个，账户余额和户均余额均逐年增长，分别为2852亿元和1.8亿元。在账户户数和账户余额增加较快的形势下，户均余额增长却有所趋缓。
（七）非居民企业人民币账户户均余额下降明显
至2012年末，境外企业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达到6197个，三年账户余额分别为474亿元、861亿元和500亿元，户均余额分别为2590万元、2043万元和807万元。可见，非居民企业人民币账户数逐年快速增加，但户均余额明显下降。这种情况究竟是受业务规模限制还是持币意愿变化影响，应时刻关注。
（八）中国香港清算行人民币业务发展与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不相匹配
三年间，中银香港分别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拆出人民币200亿元、1160亿元和392亿元，累计平盘净买入分别为2703亿元、2515亿元和2528亿元。净拆出波动较大但平盘净买入相对平稳，这与同期跨境结算业务迅速发展，香港跨境结算量占比近8成的情况明显不相匹配。
三、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建议
从上文分析可知，人民币跨境收支格局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已发生结构性变化，净支出规模逐步下降，输出趋缓。如果仍长期依赖跨境贸易和ODI渠道输出人民币，则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势必会受到严重制约。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微幅升值预期犹存、国内利率高位徘徊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日趋均衡条件下，应深入研究、积极拓展人民币输出的新途径和新渠道。为此建议：
（一）加快人民币跨境输出业务步伐
在国际化初级阶段，人民币适当规模的对外输出是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在人民币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以跨境贸易为主的输出方式，最终会遇到瓶颈。因此，应顺势而为，着力拓宽人民币对外输出渠道；因势利导，增加人民币跨境使用途径；循序渐进，提高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意愿；加快推进资本项目及其他方式的人民币输出步伐，满足境外对人民币的多元化需求。
1. 拓宽经常项下人民币对外输出渠道。一是简化跨境人民币结算手续和审核流程，缩短业务办理时限，便利企业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收益等经常项下对外支付，服务实体经济。二是允许居民个人使用人民币对外支付旅游、留学等费用，推动使用银行卡进行人民币跨境清算。三是扩大企业出口和投资收益收入人民币境外存放，允许外汇收入境外结汇后境外使用。四是大力发展境外转口贸易和补偿贸易。
2. 鼓励投融资领域人民币对外输出。一是大力推动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积极探索对外投资合作新模式，扶持和鼓励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设立境外产业园区等形式“走出去”，扩大人民币结算和融资占比。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主体范围，开放个人境外投资，构建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框架，引导民间对外投资有序、规范发展。二是大力发展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融资成本高是目前制约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发展的瓶颈，应加强境内外市场调查，做好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前瞻性研究和相关优惠政策顶层设计，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鼓励符合条件的境外项目进行人民币融资。三是推动人民币国际经济合作基金发展。借鉴日元国际化过程中的“黑字还流”运作经验，充分利用国内银行、企业的经营资源和比较优势，推动专营海外贷款和投资的人民币国际经济合作基金的设立。
3. 拓展人民币证券输出渠道。一是适时推出人民币国际板。允许境外企业在国内A股市场进行人民币IPO，打通境外非居民直接融资人民币的渠道，增加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二是有序推进QDII发展。要拓展主体范围、稳妥有序推进试点、适度扩大规模，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内机构投资者择机投资境外资本市场，拓宽人民币输出渠道。三是加速发展熊猫债。在发行对象已由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放宽到非金融外资公司的前提下，创新和扩大债券品种，调整发行规模，降低发行门槛，简化审批流程，引领、鼓励市场自由竞争，吸引更多境外合格机构发债。
4. 适时开辟人民币输出新渠道。一是深化货币互换合作。进一步扩大我国与各国家和地区间人民币互换规模，重点加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合作，与已建立央行货币互换关系的国家深入开展本币业务合作，选择部分协议进入实质动用阶段试点和探索。二是扩大人民币对外援助。将对外援助作为一项重大战略纳入人民币国际化整体框架规划，在政府贷款和国际援助中尽可能多地使用人民币，引导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使用人民币结算。三是提升境外人民币派生能力。针对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海外人民币存量资金存贷款比率严重失衡、人民币信用创造和货币乘数效应发挥不足的现状，大力推进香港与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实验区双向贷款试点，进一步完善贷款制度，加大推广力度，提升人民币海外派生能力。四是促进人民币境外循环使用。支持境外市场人民币业务发展，丰富人民币投融资产品，拓宽人民币境外使用渠道，引导境外市场主体使用人民币开展贸易和投资业务，鼓励各金融中心在人民币业务发展方面开展相互合作，形成人民币境外良性循环。
（二）未雨绸缪，做好人民币国际化的配套工作
根据《2012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预测，发达经济体爆发债务危机的根源尚未得到根治，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未来一旦风险再次积聚和爆发，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再次被动承受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的压力。因此，应未雨绸缪，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配套机制建设和政策储备。
1. 尽快明确人民币计价的法律地位。按照“本币优先”的原则，推动人民币在涉外经济交易、统计和管理中履行计价职能，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起点和基石，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缓解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压力、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引导国内更多企业在对外贸易中以人民币计价；二是构建以人民币计价的涉外经济统计体系，完善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贸易统计体系，逐步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的海关统计数据范围；三是推动政府部门涉外经济活动管理以人民币计价；四是推进大宗商品对外交易使用人民币计价。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海岱地区是陆上丝绸之路东渐的重要地区
海岱地区是以泰沂山系为中心，主要包括黄河和淮河下游部分地区及山东半岛。它东临黄渤海，西接中原，南北分别与太湖、燕辽两大文化区相邻，地处中国的东方。30万年前的沂源猿人生活在这一地区，一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泰沂山脉北侧山前地带出现了若干群落。一部分南下成为马家浜文化的渊源之一；另一部分北上，繁衍生息于泰沂山北侧东段山前地带，留下后李、彭家庄、前埠下等3处遗址；北上的一部分进入山东半岛地区，形成典型海洋特征的白石文化，在6000年前就与辽东半岛进行过文化交流，对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有影响①。到北辛文化、贝丘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珍珠门文化的时候，海岱地区的文化区系问题已相当清晰、环环相扣了。由此发现的大量考古遗址基本沿泰沂山脉边缘的南北两侧向四周呈放射状扩展，覆盖山东全境（除黄泛区）。
海岱地区发现的史前城址约15座，其中13座分布在山东境内泰、沂山北麓的山前冲积平原到黄泛区之间的狭长地段、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一直到达今天山东半岛的黄渤海边，如果把这些史前遗址用一根红线串起来，会看到一条蜿蜒曲折的长廊―“海岱廊道”把海岱地区和中原地区连接起来，使海岱文化与河洛文化及其他文化区在史前的交流成为可能并保持文化上的大致同步性②。这说明，一方面当时中华文明各系之间的交通相对通畅、区域叠加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各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也较为密切。这就为后期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奠定基础。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女执懿筐”、“爰求柔桑”。关于丝绸的始祖―嫘祖还是嫫母？学术界虽有争议，但她们都是黄帝的妻子，或来自海岱地区的东夷族或来自中原的华夏族，这里都是野蚕最初发育的黄河中下游地区。③荀况的《蚕赋》和晋代的《搜神记》都将桑蚕故事定位在东方的海岱地区，考古中发现的山东青州苏埠屯商代墓葬和济阳刘台西周墓葬中大量精美玉蚕也是最好力证。齐涛先生在《丝绸之路探源》一书中多次提到“黄河流域是中国蚕桑的最早发祥地”，“古代山东（古青州）是蚕桑业的重要起源地这一点已成定论，法国学者布尔努瓦、日本学者吉成武美、布目顺朗以及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学者都持这一观点”。台湾学者邹景衡先生也认为中国蚕业的发源地是山东省。还有多元论的代表蒋猷龙先生把山东这一源头放在重要的地位，都说明海岱地区是古代丝绸的起源地。
大量文献表明：春秋战国时的齐国，已是我国桑蚕丝绸生产和服装时尚的中心。“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带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史记・货殖列传》）到秦汉时期，齐地的丝织业继续辉煌。其中汉朝在山东临淄设立的“三服官”，每年花费数亿钱（《汉书・惠帝纪》），远超其他两地三服官花费之和。山东生产的绮绣、罗纨、素绨、冰锦等丝绸品种，沿“海岱廊道”一路西行运往京城长安，除汉皇室自己消费一部分外，其余作为高贵礼品分赐功臣和各地来华使者、或西出长安走上丝绸之路远销西亚和欧洲。如汉武帝在山东河北等地出巡一次，“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史记・平准书》）。按就地取材原则，这些丝绸应出自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北一带，出巡一次赏赐帛百余万匹，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均要生产丝织品约0.4平方米④。“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赏锦绣绮b杂帛8000匹，絮6000斤”；“前50年，呼韩邪再次入朝，赏衣110袭，锦帛9000匹，絮8000斤”；“前25年，匈奴伊莫邪单于来朝，赏锦、绣、缯、帛20000匹，絮20000斤”；公元前1年，单于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帛三万匹，絮三万斤”。（《汉书・匈奴传》）这些对匈奴的赏赐并非特例，对其他来朝的国家亦是如此。如“公元前65年，龟兹使团来朝，赏绮、绣、杂缯数千万匹”。到西汉末年，海岱地区的济阴、川、东平、高密、鲁国、北海、齐郡等地人口密度居全国前十位⑤，丝绸的生产规模和产量更是大得惊人且质量上乘。齐地的丝绸、盐粮、铁器等沿“海岱廊道”运到长安，在这里集散并西出阳关走上丝绸之路。上世纪初在敦煌出土的西汉时期“任国亢父V”，就是山东地区汉代丝织品的重要代表，说明海岱地区已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物质供应地。
“陆、海丝绸之路”在海岱地区交汇和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北线的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北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开辟的、主要面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的循海岸水行的海上贸易通道。
齐国强盛时疆土包括整个山东半岛（海）和泰山（岱）以东的泰沂丘陵地区，是海岱地区的主要代表。齐国充分利用丘陵和海洋优势，“劝女工”“通鱼盐”，不仅丝绸生产质高量大，而且航海能力和造船技术在当时也遥遥领先。公元前485年的齐吴大海战时，吴水军已有了三翼，“大翼广（宽）一丈五尺，长十丈（可载士卒90多人）”、“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越绝书・逸文》）。这些狭而长的多帆战船，如遇顺风顺水，可以船行如风的⑥。《史记》载：吴“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如果没有巨型而坚韧的战船、娴熟的航海技术，自然是做不到在海上航行并进行大海战的。虽然种种原因现在还找不到齐的造船厂遗址，但能败吴的齐国造船水平至少不会低于吴。所以，齐被冠以“海王之国”一定是有其航海技术支撑的。
齐曾一度是我国海上航行的霸主，控制了环山东半岛及渤海航线，开辟了“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向南控制了远达东海和钱塘江的航线⑦，与海丝南航线接通，使南方的货物、甚至南亚、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奇石异物也能转运北上来到中国腹地。如山东青州战国西辛齐王墓和临淄西汉齐王墓内都发现了近东风格的列瓣纹银豆，与伊朗考古发现的前9～前6世纪的埃兰银器，艺术造型如出一辙，这说明海岱地区与前6～前3世纪的西亚已经有了一定的联系。参考广州汉代南越王墓中发现的13件香薰炉、波斯银盒以及非洲象牙等物品，说明先秦时期吴越贵族和齐国贵族是通过南北航海贸易获得南亚、西亚甚至非洲和地中海地区货物的可能性较大⑧。而分布全国各地战国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前6～前3世纪地中海东岸产品），也应该是以同样海运方式来到齐国，再沿“海岱廊道”往西流往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因为连接南海与西南地区的“灵渠”一直到秦始皇时期才开凿，之前南洋来的货物不太可能从陆地经西南来到中原。
“海上丝绸之路”北线到秦汉时期，因秦始皇两次派徐福东渡寻仙药、汉武帝七次从山东半岛出海巡游、并于前109年“从齐浮渤海，兵五万”北击朝鲜说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已被官方作为与朝日交流的干线了。
海岱廊道连接陆海“丝绸之路”在唐宋时期达到。与南北朝大致相同时间的是公元四世纪西方拜占庭帝国的兴起，“公元301年，运到亚历山大的丝绸，几乎与黄金等价。国王下诏把每磅生丝的价格定位274个金法郎。到查士丁尼（527年～565年）时代，……每盎司普通丝绸的价格提高到340.56克黄金，丝绸的价格要比黄金高出十几倍。所以有许多人争相逐利，包括平民与国王”⑨。这时期的波斯使节与商人一直源源不断地与统治黄河中下游的朝廷进行沟通，来做丝绸贸易。因此，虽然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朝代更替频繁，但每个朝廷都十分重视丝绸业的发展。
山东青州出土的9块北齐线刻画像石，形象地再现了古青州与高鼻卷发的西方人进行丝绸贸易的场景；青州博物馆一件南北朝时期的佛像，其脚上穿的一双鎏金方口履鞋，与新疆民丰出土的织锦履鞋，形制上也极为相似，被专家认定是山东与新疆和西亚密切商贸的力证。
东晋高僧法显于公元399年从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印度取经，413年从海上丝绸之路东归青岛崂山，第一次将陆海丝绸之路交汇于海岱地区。当然，法显大师沿海岱廊道“来青州一冬一夏”，又西行到徐州，却因战乱而没能最终到达长安而遗憾终身。这说明连接陆海丝绸之路的海岱廊道顺畅与否，与国家的和平安定休戚相关。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对峙分裂的局面，并派人远征西域，东征高丽和流球，将丝绸之路向西跨越咸海，伸延到里海沿岸；向东将丝绸之路经海岱廊道与通往朝日的海上丝绸之路紧密连接。
到盛唐时期，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出现了北线、南线等多条线路，中外交流达到历史高峰，中朝、中日之间的交往是最大亮点。据史料记载，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日本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北线向唐朝正式派出十九次每次约400人的遣唐使团来华学习、交流；新罗国作为唐朝的近邻，关系更为密切，新罗国以“各种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向新罗国派使节34次，双方共160次”⑩。他们大多借助成熟的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经胶东半岛的莱州、板桥镇到达中国，然后再转陆路“经青州―兖州―曹州―汴州（开封）―洛阳，最后到达长安”。当然，这一时期南方的扬州、宁波等港口也开辟了穿越东海直达日本的航线，但由于造船技术和对季风规律认识的局限，从南方各港口穿越东海直达日本还是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件。如《鉴真东渡日本》载“然东海风骤浪高，或船覆，或粮匮，或失向，历十二载，五渡未成”。所以，南方大批去高丽和日本的商船更多还是北上取道成熟的“海上丝绸之路”北线，循海岸水行经辽宁半岛到朝鲜和日本。
为更好管理货物和对外贸易，宋元v三年（公元1088年）在胶州板桥镇设置市舶司（海关）。这是北方唯一设置过的市舶司，其进出口货物量“必倍于杭、明二州”（《宋史・食货志下・互市舶法》）。2014年版的《胶州古板桥镇遗址出土文物图集》再现了古板桥坊的繁荣，来板桥镇港的不仅有韩日商人、也有东南亚、西亚的商人，他们从海外带来货物在这里销售或中转，然后再装上他们需要的中国丝绸、陶瓷等产品回国。直至南宋末年，板桥镇还保持着海上物资集散中心和海外转口贸易两大传统优势。而海、陆丝绸之路在海岱地区的交汇发展也达到鼎盛。
元明清时期海岱地区的丝路交汇发展开始衰退
蒙元时代疆域辽阔，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传教士、商人等往来于陆、海“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三次西征“摧毁了横亘于东西方传统贸易之路上的种种障碍，为蒙元时期丝路贸易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在东方，元顺帝通过“立胶东行中书省及行枢密院，总制东方事”（《元史・卷四十六・本纪第四十六》），加强对东北亚朝日的贸易、军事管理。
元之后中国已形成南方是经济中心、北方是政治中心的格局。南方的丝绸生产也超过黄河中下游地区，山东地区的丝绸业开始走向衰退成为丝绸生产的二类地区。但是，随着元朝海运漕粮逐渐取代传统运河漕运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方式，山东半岛因海运而地位上升。
连接山东半岛和中原的海岱廊道被元明清继承，并随时局的变化而略做调整：一是随着京城从开封转移到燕京（今北京），徐州―济南―德州―燕京的南北干道取代了宋代以前东西主干道的位置；二是随着海运漕粮重要性的提升，三条海路航线都必须经过山东半岛转到燕京，或者从胶州板桥镇（或莱州）转陆路―青州（或诸城）―济南―德州―燕京，或者直接从山东半岛到天津港再转陆路直达燕京。所以，无论是南北交通大动脉还是东西交通大通道，它们都要经过海岱地区，并在此进行交汇、融合，展现出与其他时期不同的文化特色。而海岱地区沿途也因此形成一系列著名的商贸核心城市，对全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如淄博的“周村”，晋代还只是个铸钱的小镇，到元明清时成为北方丝绸产品的重要转运城市，居山东四大商业重镇之首。唐宋时期的板桥镇市舶司，到元明时期因胶莱运河从这里通过，使海河陆贸易交汇于此，胶州因此而繁荣富足，被称为“金胶州”。这些海岱廊道上的重点城市，都是“陆海丝绸之路”上闪亮的珍珠，一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一带一路”双向桥头堡的重要作用。
结语
当然，由于清王朝整体奉行的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处于历史低潮。的炮火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弥漫着腥风血雨，千年古航道辉煌不再。海岱地区丝绸之路的交汇发展也遭到空前破坏。
总之，从史前开始萌芽的海岱廊道到秦汉时期完全成熟，它与丝绸之路西部的天山廊道东西呼应，成为山东丝绸生产重地向西安汇聚的重要东方廊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东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广泛传播至日韩、最终形成亚洲儒家文化圈的重要通道。梳理海岱廊道的形成与发展可以为我们今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历史上的借鉴，因为认识历史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未来。
（作者分别为青岛理工大学副教授，青岛理工大学教授；本文系2015年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丝绸之路在山东的交汇衍生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ZZ-SH-01）
【注释】
①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烟台白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7期。
②戚松安：“试论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文明交流的格局、途径与历史背景”，《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
③王云鹏，庄明军：“青州西辛战国墓出土金银器对草原丝绸之路的佐证”，《潍坊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④姜颖：《山东丝绸史》，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81页，第243～244页。
⑤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33～340页。
⑥⑦王崇焕：《中国古代交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8～89页，第133页。
⑧程爱勤：《古代中印交往与东南亚文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34页。
⑨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册），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⑩杨昭全：“唐与新罗之关系”，《中朝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一、结构升级视角下“走出去”的产业选择基准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现阶段我国“走出去”产业选择，既要遵循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又必须从我国产业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按照这一思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应考虑以下五个基准：
边际产业基准。根据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一国应将本国已处于或即将处于劣势地位的产业转移至该产业正处于优势地位或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这样双方都可以获取比较利益。边际产业扩张论对我国“走出去”产业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我国在纺织、食品、轻工等行业拥有过剩的加工能力和技术，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国内市场上已经饱和，属于“边际产业”，把这些产业转移到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阶梯的国家，将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提升。
产业相对优势基准。产业相对优势的构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可能来自于企业内部，如企业的“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等，也可能来自于企业外部，如行业优势、规模优势、组织优势等（裴长洪，2011）。有关理论研究表明，一国或地区的企业，可以依托企业外部优势实施“走出去”战略，因为外部优势可以构成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优势的重要外部来源。根据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发展中国家小规模技术和经过吸收及创新的引进技术都可以构成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相对优势。事实上，我国不少行业至少已经初步具备这种外部优势，这种优势是基于整个产业所有企业经济优势的互相联合，只要把企业的单个分散优势化解成为整个产业的整体优势，就能不断扩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空间，使企业获得在海外投资成功的优势。
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是指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该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为目标，促进国内产业的不断升级，提高技术含量。由于与发达国家建立在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率先实现基础上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我国现阶段还不具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先决条件或优势，因此，我国企业“走出去”不可能遵循与发达国家完全相同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发达国家企业“走出去”更多是以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为“因”，而我国企业“走出去”则更多应该考虑如何将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变为“果”。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显然应该与国内产业高度化趋势相一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国内产业高度化发展。
技术学习基准。坎特威尔和托伦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是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角度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的原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国内有较强实力的产业对发达国家进行逆向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开办科技型企业以及收购或兼并当地科技型企业，获取最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并不显著，研发中心规模小、层次低，并不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而是只进行试验开发研究，与本土的研究机构也极少有前后相关联。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相比，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学习型对外投资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更为有效的途径。
资源获取基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许多重要自然资源的短缺现象日趋严重，供求缺口不断扩大，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进口依存度迅速增大。为避免国内的资源枯竭和国外的受制于人，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优势，以重要资源开发为导向的对外投资是解决我国发展资源“瓶颈”的现实需要。
二、江苏企业“走出去”重点产业的选择
1.选择指标
投资潜力指数。发展潜力是决定产业对外投资发展的重要因素，体现了产业对外投资向上发展的空间。潜力系数高的产业对外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部门的增长速度，从而具有较强的增长潜力。这里用该产业对外投资增长率得到潜力系数。如果该系数大于1，表明该产业部门相较其他产业发展迅速，处于产业对外投资的攀升阶段。
区位熵指数。区位熵是反映不同区域各产业相对规模优势的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业等）；eij为j区域i产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emj为j区域所有产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Ein为整个区域i产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Emn为整个区域总的总产值或增加值。当某一产业的区位熵大于1，则表明该产业专业化程度比较高，专业化率较高也就意味着该产业生产较为集中、具有相对规模优势、发展较快，在整个区域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否则该产业的专业化率比较低。
出口显示性优势指数。它是衡量各个产业相对出口的表现，通过RCA指数判定哪些产业更具出口竞争力，从而揭示一国或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公式为：
其中，Xij表示j区i产业的出口值，表示j区域所有产业的总出口值；表示i产业全国的出口值，表示全国总出口值。一般而言，RCA 值接近1表示中性的相对比较利益，无所谓相对优势或劣势可言；RCA值大于1，表示该产业在江苏出口比重大于在全国出口比重，则该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RCA值小于1，则表示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
2.选择结果
企业是否“走出去”最终取决于自身的投资意愿和决策，与政府的目标与意图无关，但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政府是产业发展最主要的引导者和推动者。我们认为，只要不是我国和东道国法律禁止出口和禁止投资的产业，不是违反国际条约和投资对象国环境保护要求的产业，我们就应该鼓励所有产业的企业“走出去”，从全球一体化生产和一体化市场的角度安排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国际化经营来构建和融入国际生产网络，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从目前江苏产业的现实条件和现实需求出发，我们根据上述指标测算，遴选出以下20个具体行业作为江苏省企业“走出去”优先鼓励的对象：
资源获取型行业：采矿业是江苏省投资潜力较大的行业，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全国和其他行业平均水平。江苏矿产资源种类较多，但人均储量较少、矿床规模较小。根据中国矿业联合会对国内现有45种矿产资源在2020年对经济建设保障程度论证结果的研究表明，石油、铀、铁、锰、铝、锡、铅等10种矿产资源属不能保障，铬、铜、锌、钴等9种矿产资源属资源短缺。目前，国内铁、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矿的对外依存度已高达55%、75%、45%。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指导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其中境外投资矿产资源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委联合了《境外投资产业指导政策》和《境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将采矿业（共9条）列为鼓励类条目。2007年，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三）》，在目录所列的32个国家（地区）中，科威特、卡塔尔、阿曼、摩洛哥、利比亚等12个国家的石油、天然气、铁矿、铜矿、铬矿、铜镍矿、铅锌矿投资被重点提到。在矿产种类的选择上，应根据江苏产业结构特点，重点开发富铁矿石、铜、铝等大宗支持性稀缺矿产和金、锌、钴、铀等高盈利性矿产。
产能过剩行业：主要包括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融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些行业区位熵指数和出口显示性优势指数都比较高，意味着不管是规模还是出口都是江苏省的传统优势产业。但这些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普遍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技术设备闲置等问题，这些行业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寻找新的市场，通过对外投资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在国外投资建厂。我们发现，这些行业依靠“走出去”解决过剩产能效果明显，区位熵指数和出口显示性优势指数都出现了逐年下降，通过建立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网点有效地拓展国际市场。
技术学习型行业：包括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这些行业是一般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也是江苏具有规模优势和组织优势的行业。在政府推动、市场引导、外资积累以及本地配套企业参与等发展思路下，经过多年的努力，江苏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和一定数量的特定产业集群。但总体而言，这些行业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位置，需要通过对外投资于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和营销网络，并购具有较高科技水平的公司，使得企业在技术、管理知识等方面能更直接、快捷地与发达国家进行交融、沟通和相互反馈；利用交叉转让、联合研究开发项目等形式，获取最新的高科技；再通过企业内部流动性要素流回国内，从而极大地提高国内技术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计算结果表明，这些行业近年来区位熵指数和出口显示性优势指数都出现逐年上升，表明通过“走出去”有效地促进国内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产业升级效果明显。
此外，就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而言，生产者服务业FDI具有明显追随下游制造业FDI的倾向，另外，当代世界经济中，服务业是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转变，实现服务产业结构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因此，无论是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关系来看，或者说更好地推动制造业走出去角度来看，还是从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来看，诸如物流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都应成为江苏鼓励“走出去”的重要对象。对于实现我省制造业与服务业走出去的互动发展、开拓国际营销网络、提升我省现代服务业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鼓励和扶持重点产业“走出去”的对策选择
1.完善扶持境外矿产资源开发的政策体系
加快实施境外资源开发战略。在投资战略地区的选择上，应重点放在与我国政治友好、经济联系密切，目标矿产资源丰富、勘探开发潜力大，投资环境良好的国家或地区。当前，应重点推进在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纳米比亚、蒙古以及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逐步建立江苏在境外稳定的资源基地。在“走出去”的组织形式上，应不断提高“走出去”的组织化、集约化程度。尝试筹组境外矿产资源投资联合体，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市场化经营的原则，联合有关政府部门、金融机构、需求企业和技术支持单位筹组成立境外矿产资源投资联合体，实施重点突破。鼓励具有资产经营能力、实业投资能力、勘探开发能力、工程承包能力的省内企业组建境外投资联合体，实施集成“走出去”。鼓励、支持实力较强的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联合国内大型资源型企业实施有利于资源行业健康发展的境外项目。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赴境外投资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和生产基地，充分利用国外能源矿产资源，减轻国内能源资源和环保压力。在境外投资矿产资源的方式上，支持和鼓励企业开展矿产资源勘探与矿山开发、收购矿权、收购拥有矿权的境外上市公司、参股矿业公司等项目。
进一步完善扶持境外矿产资源开发的政策体系。一是在融资方面，加大对境外投资矿产资源的企业的信贷支持。由国家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优惠的资金支持，专门提供给到境外勘探开发国内短缺性和大宗支柱性矿产的企业。根据境外矿产勘探开发的矿产资源种类和资源稀缺程度，在贷款比例、贷款利率、还款期限等方面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特别是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二是在财税方面，建立境外投资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的配套扶持政策。一方面对企业提供境外矿产资源开发的前期费用补贴，建立境外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投资风险基金，通过财政支持整合行业资源推动跨行业、跨地区的企业联合，提高境外开发竞争力。另一方面，借鉴日本的海外探矿备用金制度［将海外的与矿产销售收入有关的50%开采所得作为公积金使用（3年用完），无需纳税］，对企业投资境外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资金，以及企业从境外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投资中获得的利润给予一定的所得税优惠。建立对企业海外勘探开发发生费用的特别扣除制度、海外投资等的亏损准备金制度等。
2.完善境外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建设的服务配套体系
充分发挥工业门类齐全的优势，在东盟、非洲等国家的适当区位设立专属经济园区或工业园，建立冶金、机械、电子、家电、纺织、机械、设备等零配件组装、农副产品加工、来料加工、加工转口贸易等合作基地。发挥企业组团优势，整合资源和技术，发展面向东道国的外向型经济，形成产业对接走廊。建立过剩产能境外转移补偿基金，用于补足过剩产能转移东盟的企业风险补偿，或者用于激励金融机构扩大优惠贷款和贷款贴息的规模与范围，对境外资源开发性投资、可带动省内产业升级的资产性投资的企业给以特殊补贴或奖励。扩大税收支持力度。对鼓励性转移投资的行业、企业和项目给予一定年限的税收减免；对作为实物投资的出境物资和通过境外投资带动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的出口给予税收补贴；完善地方税收抵免制度和间接抵免的具体操作方法，建立加速折旧、延期纳税、设立亏损准备金等间接鼓励措施用于补偿过剩产能转移境外的企业。
大力宣传推广，营造企业集群式“走出去”发展氛围。通过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各种平台和各种媒体多形式、多途径加大境外商城、贸易中心、境外经贸合作区（工业园）等的宣传和推广，重点推介境外商城、境外园区的区位、政策、环境和服务优势，加快招商进程。广泛发动，引导企业结合自身过去的出口市场范围和产品特性，密切关注境外商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取得的进展和开发企业的招商活动，并有针对性地选择部分有实力、有意向的企业上门辅导。不断激发企业抱团出击海外市场的热情，营造集群式“走出去”的发展氛围。
建立双边工作机制，建立稳定、安全和优惠的投资环境。坚持互利共赢发展原则，与境外园区所在国当地政府建立双边经贸合作机制或者建立外交友好关系。针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可通过在发展中国家举办开发区（园区）建设的援外培训班或在有经济条件的国家举办专题研讨会，解决观念问题，传播开发区（园区）建设的成功经验，致力于形成双方共同发展的愿景，争取东道国政府在土地使用、税收优惠、审批等多方面的支持，不断加大协调解决问题的力度，使我省境外园区发展有一个更为稳定、安全和优惠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3.完善高科技产业跨境并购服务体系
针对高科技产业在跨境并购中具有即时性的特点，尝试在对外投资专门管理机构下设立主管部门，统一审批项目，简化程序，方便高科技企业对外投资。成立专门针对高科技产业的海外并购领导协调小组，明确“走出去”工作的统筹协调机构，成立类似日本国家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机构，对高技术产业内的具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发展进行宏观管理和统一规划。研究制定有关江苏省海外投资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总结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经验和问题等。针对高科技企业跨境并购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高风险性，建议政府在高科技企业跨境并购的信息服务体系方面，设立相关的海外投资信息服务机构。成立专门针对高科技行业的海外并购信息咨询服务机构，建立权威的信息情报中心，完善信息情报网络，强化信息情报搜集工作，形成高效、灵敏的信息情报机制，为高科技企业开展海外并购提供各种信息和咨询服务，提高企业海外并购的应变能力和决策能力。
加强对高科技企业海外投资的金融信贷支持，制定专门针对高科技企业的海外投资金融政策，鼓励各种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提供各种服务。一是设立专门针对高科技企业海外并购的“海外并购基金”，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基金可通过社会募集、政府相关部门出资等方式设立，委托专业投资机构管理，对“走出去”并购的高科技企业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使产融结合有一个稳定的支点。二是银行要加大对高科技企业跨国投资并购的资金支持。商业银行可以在银监会关于并购贷款风险指引的原则下，发放海外并购贷款，鼓励更多有条件的企业加入到“走出去”的行列中。要为高科技企业跨境并购提供保险支持，如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扩大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覆盖面，促进对外投资企业加强与风险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的联系，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风险评估与保障体系，鼓励相关保险机构加大对海外并购的高技术企业提供风险保障的力度。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帮助高技术企业防范和化解跨境并购风险。
加快建立和完善海外并购的中介服务体系，为企业走出去做好智囊与参谋。目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多依赖于收费高昂的国外中介服务机构，这大大增加了企业海外并购的成本。为此，在构建跨境并购服务体系中，要着重培育大型投资银行，扩大涉外律师队伍。对已具投资银行雏形的规模较大的证券公司重点扶持，鼓励证券商之间的并购，并从政策上鼓励投资银行业务的开展，进而形成一批集团化的专业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应在扩大规模、积累经验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走出国门，有计划、有选择地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重点开展与企业跨境并购有关的业务，真正担负起为企业跨境并购提供全方位、高质量服务的职责。应积极培育金融、法律、会计、咨询等市场中介组织，为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规范的中介服务；要在国内加速培育和建立熟悉国外相关法律、会计准则的律师、会计师及专业事务所，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全方位的帮助。另一方面要吸引在国外获得法律学位的留学人员回国，组建专门服务机构，提高跨境并购法律服务的质量。积极引导中介组织参与到高科技产业跨境并购中来，努力打造法律咨询、信息情报咨询、会计服务、项目评估、人才培养、企业管理培训等“一条龙”中介服务支持体系，形成合力。
4.完善服务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政策支持体系
一、泰国房地产市场发生逆转的历程
泰国房地产大幅下跌的外因是亚洲金融危机，泰国货币受到国际炒家的冲击，但其中，也有泰国本身发展的内因，导致国际炒家对泰国的冲击，泰铢大幅贬值，给泰国造成巨大损失。引发的内因有：
1．经济结构不合理，资产泡沫性大。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各国积极推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工业化过程中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缺乏科技和生产效率的支持，使出口难以长期保持强劲的竞争力。当泰国的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但大量资金不是流向有效率和高附加值的生产部门，而是流向高风险的房地产和股市。在金融风暴前夕，泰国房地产积压的资金为300亿美元，积压的住房有85万套，需7年时间才能消化，写字楼和商铺空置率高达20％以上。信贷过度扩张和房地产热造成通胀事急升，经济泡沫越来越浓。这为货币、银行及金融危机留下了隐患。
2．国际收支恶化，对外负债严重。泰国推行经济国际化以及实行金融开放的政策，但其国际收支情况并不理想。泰国在危机前两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每年都在100亿美元以上。为了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也为了扩大国内投资，不惜借人巨额外债，泰国的国家短期外债占77％。由于泰国资本市场开放度比较大，流人大量短期资本进行套息或者投资到股市(泰国75％的外资流入股市)，然而一旦泰国国内的经济有所变化，它们很快就会撤走。多年以来，泰国财政盈余稳健，但进入199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美元对日元在1995年、1996年持续上升，已经严重的削弱了泰国出口竞争力。1996年第四季度由于收入短缺而出现财政赤字，相当于1．1％的GDP。财政收支短缺使泰国不再有盈余弥补日益扩大的经常账目逆差。泰国的外债总额1991年只有300亿美元，但到1996年底已经增加到800亿美元。
3．金融体系不健全，高风险贷款过于集中。泰国的金融体系不健全，风险意识差，当经济升温时，金融体系大量资产流入房地产，造成房地产价格猛升，形成地产泡沫。当房地产价格上升到与实际购买力脱节的地步，地产市场出现供过于求，发展商失去支付高利率的能力，金融体系涌现了大量的呆坏账。在1997年5月，泰国91家财务公司的呆帐就达到640亿美元，其中大多数是房地产贷款呆帐，使其经营陷入困境。而泰国的金融贷款集中房地产业，房地产业的贷款占到总贷款额的40％以上。银行对单一行业的贷款过于集中，承受着巨大风险。
尽管从1985年开始，泰铢开始实行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挂钩制，使汇宰相对稳定，但泰国的经济结构畸形不合理，旅游及相关产业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借助于东亚投资热潮，大量引进外资，借入外债，在房地产、零售及娱乐等第三产业等非生产领域，投入大量的资金，造成经济泡沫，虚假繁荣；此外，金融体系、特别是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过早开放金融市场，轻易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政策，使得外汇市场受到强烈的冲击。
总之，贸易赤字、经常项目逆差、财政收支不平衡、外债激增(特别是短期外债)、物业市场的不振以及信贷评级下降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泰国成为亚洲危机的引爆点。导致泰国经济崩溃，货币急剧贬值，经济陷入衰退，很长时间难以复原。这直接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暴跌。
二、香港房地产市场发生逆转的历程
1997年的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经济基础雄厚，拥有近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庞大的财政盈余。香港经济基础健全，经济平稳增长，1996年增长率达4．5％，1997年前3季度分别取得5．4％、6．4％。和5.8％的强劲增长；特区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经常账目赤字，反而拥有预算盈余。当时，香港市场气氛高昂，投资者信心充足。并且外资银行(主要是美国投资银行)预测，恒生指数跨越2万点高峰指日可待，将来有望会冲上28000点的新高。
然而，香港的经济并不是如此乐观，经济隐忧在几年前就已经存在，并不断积累，在特定条件下，经济危机有可能爆发。那就是多年来过度膨胀的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的价格，以及香港货币制度存在的隐忧。
香港的资产价格，主要是楼价在1997年前10年里上升了逾10倍，物业市场一直畅旺炙热，经久不衰。香港人多地少，土地供应有限，并且香港严格限制土地和不动产的供应，为发展商垄断物业价格提供了条件。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然而银行长期的实质负利率及投机炒卖活动，导致房地产飙升。据统计，1984年1月至1997年7月，大单位及豪宅价格上升了12．3倍，仅1997年上半年，住宅价格，特别是豪宅市场价格上涨了将近1倍。据报道，1997年夏秋，香港某些地点的物业价格，无论是住宅还是商用楼宇，都已经赶上和超过了东京，高居全球第一。
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增长强劲，薪金连年上升，货币收入节节增长；股票市场也增长强劲，1997年上半年恒指由12000多点一路上扬，直升到16800点。一方面，薪金收入增长加上因股市和楼市上涨而带动资产组合膨胀，使实际收入大幅增加，导致市场需求亢奋。另一方面，由于不动产市场价格上扬，造成经济环境恶化，营销成本增加，在消费需求激升的刺激下，香港整体物价高昂，相比临近地区，香港的物价显得过于昂贵。特别是1997年下半年后，东盟各国货币以及韩元、台币相继贬值；反观香港，港元币值坚挺，资产价格不仅未降，反而持续上升，使得相对竞争力减弱，访港游客骤减，出口萎缩。很明显，香港资产市场过于膨胀，币值高估，资产价格必须大幅下调，或港元大幅贬值。
在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有20万人沦为“负资产阶级”，在香港岛东北边由船坞造镇而成、为中产阶级居住社区的“太古城”是最能体现香港中产阶级财富惨况的区域之一。其房地产价格从1997年以前约1．3万港元／平方英尺的最高峰，以后逐年下降，到2001年跌落至四五千元。
香港房地产市场发生逆转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了香港的宏观经济，经济增长明显放慢，经济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
第二，1997年下半年以后，东盟各国货币以及韩元、台币相继贬值；而香港，币值坚挺，房地产价格昂贵，造成经济环境恶化，营销成本增加，使得相对竞争力减弱，访港游客骤减，出口萎缩，失业率上升。
第三，美国以及全球经济不景气，再加上“9．11事件”，令香港经济更加疲弱不振。由于美国经济下滑，欧元区低迷不振，日本积重难返，世界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国际市场
需求下滑。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香港经济体，受到很大冲击。以2001年为例，2001年1月至10月，香港出口总值又比2000同期下跌4．8％。“9．11事件”之后，国际市场状况进一步恶化。在2001年10月份，香港的转口贸易和港产品出口，分比2000年同期锐减13．5％和18．1％。很多厂商已遭海外买家要求减少货物付运量，推迟交货期，甚至取消定单。裁员、冻薪、减薪(或变相减薪)便成为不可避免的手段。再加上股票价格猛跌(跌幅高达50％)，股民损失惨重，市民普遍缺乏购楼欲望，这导致房地产价格难以复苏。
第四，近几年来，香港楼宇的供给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97年后，香港特区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与港英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在港英时代，土地供应量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对楼宇的需求量又与日俱增，使得建成可供出售的楼宇价格，因供求矛盾尖锐而被迅速抬高。后，特区政府规划在2007年时，香港有七成家庭可以拥有自己的物业。为达到这一施政目标，特区政府提供足够的土地，让公营及私营机构大量建屋以及出售公营房屋。因此，房地产市场供给充足，有大量现房以及短期将落成的期房，房地产价格的下跌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随着粤港两地人流、物流交往的加快，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也会削弱香港居民对楼宇的需求欲望。因为深圳房地产价格远远低于香港房地产价格，加上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北迁(近20年香港制造业已有75％迁往内地)，不少人会搬迁到深圳或国内其他地区住。据香港某地产公司的估计，在2001年，香港人在深圳置业购房的单位突破一万个。有的经济学家根据此消彼长的逻辑，测未来香港的楼价不仅不可能上扬，还会继续下调。由于香港市民楼宇的需求呈减弱趋势，楼宇价格自1998年以来持续多年呈下滑态势，2001年12月住房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又较2000年12下降8．7％。
第六，目前香港的楼价已降到1989年前后的水平。但是，在这12年间，香港人的薪金升幅，绝大多数超过一倍，为何楼市还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这是不能完全用购买力因素来说明的。而只能从香港人对房地产价格的预期，即绝大多数香港人都看淡楼市前景，即便有各种优惠也吸引不了买家的兴趣。不否认香港楼价还有上升的可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香港楼市的基本格局已经逆转。因为香港特区政府确定的长远发展目标，是与高楼价、高地价不相容的。
三、日本房地产市场发生逆转历程分析
1．1985年～1990年间日本房地产价格暴涨原因分析。
(1)长期低贴现率的作用。导致地价暴涨的直接原因就是长期低贴现率。在1985年，日本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起签订了“广场协议”。在该协议中，西方五国一致认为美元被严重高估，同意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方式促使美元贬值。协议签署后，美元兑日元汇率迅速下降，由240日元／1美元跌至1986年的160日元/1美元，最终维持在130日元／1美元～140日元／1美元的水平上。“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本经济因日元升值而受挫，日本银行不得不下调贴现率，设法子抑日元对美元的升值，以扩大和提高本国的经济竞争力。1986年，日本银行连续四次降低贴现率，到1987年2月已经降至2．5％。日本的货币供应量在1985年～1989年期间增长极为迅速，大量的剩余资金纷纷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其价格的上涨，股票异常的收益率使企业的生产资金和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票市场，高涨的地产价格又扩大了以地产作为抵押资产的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如此循环往复，泡沫不断膨胀。(2)大量信贷资金投资于土地资产。据统计，1984年房地产抵押贷款在日本全国银行的贷款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为17％，以后比例逐年增加，至1987年已达到20％，到192年3月末达到150万亿日元，占全国银行贷款余额的35．5％。除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外，一些由日本财政部支持的住房贷款机构也在土地投机中大量发放信贷资金给开发企业，进一步降低了融资成本，导致土地价格更加上扬。房地产的升值和信贷规模的不断扩大形成恶性循环，推动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膨胀。在泡沫的最高峰时期，东京和周围3个地区理论上的地价甚至超过了当时所有美国领土的价值加上所有在纽约股市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总值。(3)大量企业资金参与土地投机。在1985年至1989年期间，由于当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企业实物投资积极性不高，因而很多企业就把通过权益融资的方式筹集到的大量资金运用于土地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投机上，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企业的这种投机活动大大推动了地价的上涨。
2．日本房地产价格暴涨价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地租过高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减弱国际竞争力。其危害性表现在：(1)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均。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由于家庭拥有宅地资产的差距扩大，日本社会的基尼系数平均为0．56至0．65之间，而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4，则被视为超过了临界度，它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极为不利。(2)高地价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日本在开设的新企业中，购入不动产费用占75％，其中绝大部分是地价。所以，地价愈高，新企业的开工率愈低。每一个企业的开业资金，1982年度平均为500万日元，1991年度则平均上升到1900万日元。(3)地价上涨是泡沫经济的总根源。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地价上涨也引起日本股票价格的上涨。因为各大企业都拥有大量的房地产，构成其企业的固定资产。此种资产的价格一旦膨胀，其利润随之而涨，股票价格也望风而涨，于是使泡沫经济有了恶性发展。
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涨，按日本官方公布的材料计算，日本城市的地价远高于欧美诸国。按每平方米计算，东京比纽约高7．9倍，比伦敦高4．2倍，比巴黎高4．5倍，比法兰克福高3．1倍。由于地价高，房租必随之而高。一些外国公司的经营稍有不善，就会撤离日本。在1995年的8月间，原国际上十几家大银行的亚洲银行总部，均已搬出了东京。
同样，由于日本的地价昂贵，使外国公司很难进入日本从事直接投资，从截止1993年底的情况看，外国公司在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161亿美元，而同时期日本在国外的直接投资已达到4225．5亿美元。
另据统计，仅日本制造业海外直接投资额，1989年度按大藏省统计的数字为163亿美元，约相当于1985年度24亿美元的7倍。由于日本国内企业大量向海外转移，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失业率节节上升，1999年为2．1％，1994年为2．9％，1996年上升为3．3％，这是战后以来的空前纪录。总之，日本的房地产价格与日元升值一起加速了日本产业的空洞化，造成了日本经济的衰退。
3．日本房地产价格逆转历程。从1989年3月到1990年8月，日本银行连续五次提高贴现率，过于急剧的货币
紧缩加快了资产市场崩溃：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先后在1990年和1991年价格崩盘。1991年，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政府不得不再次实施扩张性政策，但是金融机构巨额不良资产带来的资产贬值以及经济严重衰退已经不可避免。
为抑制泡沫经济的后遗症，1992年日本政府出台了“地价税”。其主要内容是，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须交一定比例的地价税。纳税人是在日本国内拥有土地所有权和借用权的法人和个人，税率为千分之三。“地价税”出台后，土地持有者纷纷出售土地，导致地价的5年连续下降。地价下降必然使企业经常利润下降，股票价格下跌，从而使日本国民经济停滞或延长萧条期。
四、结论
从泰国、香港、日本房地产市场发生逆转可以看出，“楼市崩盘”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楼价过高，导致人力成本和投资成本过高，经济不堪重负，例如日本和香港等地，房地产价格过高，已经严重的削弱了这些地区的竞争力，房地产资金流入，产业流出，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停滞，高涨的房地产价格已经使这些地区和周围的地区无法竞争，价格下跌或许是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泰国在房地产价格降价之前，经济已经陷入困境，资金外撤，收入下降，房地产下降是必然的趋势。
其二，房地产实际需求有限，房地产交易相当程度上处于资本运作状态。也就是说，某一区域的居民安居问题早就解决，但是，本地剩余资本和外来游动资本仍然不断投入房地产交易，使房价高涨并演变为资本交易。
其三，汇率的变动。汇率的变动使得泰国竞争力下降，短期资本大幅外撤，导致泰国经济崩溃，房地产价格下跌。而汇率的变动使得日本的投资外流，其后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经济竞争力下降。降低日本房地产的价格，以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刺激经济，也是日本政府的必然选择。也正是由于汇率的变动，使得香港物价过高，成本的增加，使得香港的制造业、商业以及旅游业的成本过高，出口锐减，经济出现负增长，最终，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的下跌。
参考文献：
1．黄少明．对冲基金透视．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张晓丹．香港房地产“泡沫”回首。新财经，20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