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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届的本科生，1983届的古典文学与文献整理专业硕士生。当时我们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以汤炳正和屈守元领衔的6位教授都是国内名师，每届研究生毕业都请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学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学者主持答辩，还给我们作专题报告，这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国社本文由收集整理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届明清小说专业的博士生，1989年底毕业并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觉得自己在法国能够继续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深入学习，与我先前在国内的读博与工作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想先谈一下这段经历。
我在国内读博期间受到2个重要影响，一是来自我的导师陈毓罴教授，二是来自我的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同学。
陈毓罴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苏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4年，师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权威专家，毕业归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著称。陈教授在国内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他在研究方面显示出与同行不一样的开阔视野，对我不乏潜移默化的影响。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研究生院，刚开始只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专业覆盖文史哲、经济学、法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记得我就读的1986届所接触的上下3届各学科各领域的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内各学科的一流学者，可以举出一长串在社会学科领域为人熟知的名字。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饭桌上吃饭，这也正是不同学科的同学交流的最好机会。这种交流使我的视野和关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说专业，对社会学科领域的不同专业都有了一些了解和兴趣。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响我日后在法国对艺术产生兴趣的重要经历。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荫街恭王府内，是中国艺术门类的最高殿堂，在戏曲、美术、音乐、文艺理论、话剧、电影、曲艺等学科都汇集了各领域的的著名老学者与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儿工作的时间虽仅4年（工作关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颇有收获。在工作及与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艺术学科与文化的濡染和影响，其间，我曾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
负笈海外：
漫长而艰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邀请去了巴黎，在东方研究小组参与完成1项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东方研究计划。从北京到巴黎，我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
在巴黎工作期间，我与法国汉学家多有接触，法国丰富的文化艺术也吸引着我，因此工作结束之后我决定留在巴黎继续学点东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读东亚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时，我决定转而从头学一些中国需要的西方学科，将来归国才能发挥作用。那时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国东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继续修读。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马克·布洛克大学（2008年与该市另2所大学合并为斯特拉斯堡大学）以人文学科驰名，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法国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重镇。进入该大学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读了艺术史、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硕士课程。学习中我的兴趣与目的都集中在对将来归国服务有用的领域，如在艺术史专业中我侧重博物馆学、考古学以及西方现代绘画流派；在社会学专业中，我注重都市社会学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撰写了学位论文《中国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用社会学理论和观点梳理中国从古到今的民本思想传统；人类学专业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陆、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与原始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对这几门学科硕士课程的修读，我感觉自己一方面学到了西方现代人文学科领域的一些专业知识，同时也对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触和更深刻的了解。
进入21世纪，我在法国感觉到世界在飞跃发展，中国也在飞跃。我因此想更进一步从全球范围来探索人类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同时我也获悉国内一些大学正在开设或准备开设人类学专业，于是，我决定去巴黎第十大学的博士学院修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巴黎第十大学博士学院集中了法国在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领域的诸多著名学者。我师从人类学教授b.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时也是汉学家。选博士论文研究专题时，正值法国著名汉学家a.列维（andré lévi）翻译的《聊斋志异》法文版全集出版，《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广受欢迎的中国文言优秀传统小说。
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兴起，一些古典名著被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因此我决定用人类学的视野和观点去尝试对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以《聊斋志异》为突破口。但在论文资料的搜集与撰写中，我深感在专业素养的学术训练中，自已还需要了解更多的人类学理论和观点，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转学到斯特拉斯堡马克·布洛克大学人类学系d.莫纳尔（d.monoris）教授门下继续做我的博士论文《聊斋志异人类学研究——中国17世纪》。
论文的撰写非常艰苦，d.莫纳尔教授从论点到资料的使用都给予我悉心指导。最后我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论文优秀等级，并于2009年由法国博士文库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学科的差异
既后，我又用半年时间在工作之余修读了宗教学课程，我感觉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专业的研读与论文写作中，我对中国人文学科和法国人文学科有一些个人感悟。法国的人文学科在欧洲国家具有代表性，法国在大革命前是贵族分封社会，与中国周朝的分封制度类似。但法国的传统社会是政教合一，它的传统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国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间，发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也是科技发展与工业化、都市化时代，这个社会变革是巨大的，对人类生活与心灵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面对与宗教文化传统相背离的新制度、新时代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西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出现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等新型人文学科，每一门学科又有不同的学派，大家都在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探索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不同的学科与学派才如此活跃。
要真正认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区别，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传统，中国是儒家世俗文化传统这个关键的分野。西方的现代人文学科都是从宗教文化传统面对现代社会发展，直至产生现代化生发出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与民本为核心价值，因此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现代社会变革与现代科技并不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是来自西方的影响，现代人文学科也是传自西方。我认为，一个有志于服务祖国的学习人文学科的海外留学生，既要学习如何运用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观照中国的现代社会，同时也要注意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特点。
民 族： 汉族
政治面貌： 团员
出生日期： 1985年11月
户 口： 兰州
婚姻状况： 未婚
学 历： 本科
毕业院校： 兰州大学
毕业时间： 2008年07月
所学专业： 社会学
外语水平： 英语 (CET-4)
电脑水平： 熟练
联系方式： 求职意向 工作类型： 全职
单位性质： 不限
期望行业： 批发、零售（商场、专卖店、百货、超市）、纺织品业（服饰鞋帽、家纺用品、皮具）、市场、广告、公关
期望职位： 业务拓展专员/助理、客户服务专员/助理、市场专员/助理、市场调研与分析、业务跟单
工作地点： 杭州市
期望月薪： 2000-4000 教育经历 [2004年9月至2008年6月] 兰州大学社会政治类社会学专业：培养社会学理论体系、科学方法和实证研究三大领域有机结合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主要课程有：社会学概论、西方社会学原理、社会调查方法、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等。就业方向：适合在企业从事人事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等工作。 培训经历 2008/7--2008/8：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接受人力资源相关业务的专业培训。 工作经验 2008/7---2008/11: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上班，先后担任项目部专员职务,熟悉相关业务流程，能独立操作相关业务。 2007/6--2007/9： 毕业实习 | 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04级毕业生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
2007/5--2007/6： 市场调研 | 策划并组织了《兰州大学学生收入与消费状况调查》项目
2006/6--2006/8： 暑期实践 |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专业技能 熟悉spss社会统计分析软件的操作
能熟练操作word.wps.ppt等专业办公文件
熟练掌握了office.excel等专业办公软件 工作业绩 2006/6--2006/10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独立完成了该项目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学校2000元的资助奖励金，而后撰写的调查论文被收入学院的优秀学术论文集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9.041
专业课的学习，最难的内容是相关理论的学习。没有理论的构架和积淀，相应的专业实践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系统的理论学习课程，是大学中每个专业课程安排中的重中之重。社会学学科成立以来，出现了很多的理论流派，大师级人物的闪耀的思想不仅照亮了社会学前进的道路，也成为整个文科的发展的重要基石。因此，如何使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在脑海中构建起社会学专业的理论框架，对其之后的具体专业学习和实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理论学习的困境在于，由于理论讲授内容的枯燥乏味性、缺乏灵活性，理论课的学习内容一直是学生认为最枯燥的、最容易产生抵触心理的。学生上课没有积极性、老师讲授没有动力，成为理论学习现状的真实写照。
1 社会学专业理论课程安排的现状
现阶段，社会学专业的理论课，大致有社会学原理、中（西方）社会思想史、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名著选读等课程，其中课程的具体命名会有所差异。
社会学原理（或称社会学概论）是社会学专业课程中的重要课程，它作为社会学的入门课程，是对整个专业知识的系统梳理，内容涉及广泛但是相对浅显，涉及到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对整个社会学的专业知识框架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因此，能否学好这门课程对以后的专业知识的学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这门课程安排在大一期间。
其他几门课程，分别涉及到专业知识的历史发展的沿革、理论流派的传承以及相应经典专著的阅读，对社会学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和进一步的深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掌握了这些知识，就能较为全面掌握社会学理论知识，为后面的实际的专业运用起到具体的指导作用。没有理论知识的掌握，就没有社会学专业的实际田野调查和应用。对专业知识的学习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学习了概论之后，需要系统梳理社会学理论流派的发展，进而了解整个学科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辅以相关大师级人物经典著作的研读，才能到达对社会学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要求。因此，现阶段这几门理论课程的安排，参差不齐，基本上处于大二至大三这四个学期之中。
此外，理论知识的讲授并不是仅仅出现在上述几门单纯的理论课程，在各个具体的专业课程的教学计划中，会有一些和本课程相关的理论知识的提及和具体应用，因此，专业课程会以“知识点”的形式零星地体现理论课程的“知识面”，在具体的讲授内容上会有理论“点”重复的现象，这是在具体的教学中常见的现象。
2 大学生各学年的心理特点
大学四年，能够真正让大学生安心学习、学到实用的知识的具体时间并不多。
2.1 大一：新奇与适应
大一刚入校，新生往往是好奇和适应的心理。一方面，要适应从高中阶段向大学阶段的学习方式的过渡，适应远离家乡独自住校的生活过渡；另一方面，是对新的相对自由的大学学习、生活的好奇和自身的重新调整。这需要大学生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完成，大一的第一学期甚至整个大一就首当其冲。
这一时期，大学生刚从高中的填鸭式教育中走出来，在学习上还保留着高中的学习方法，血液中还有高考奋斗的激情，在大学的学习中自然地会将过去的学习激情和学习方法带入。学习激情与好奇结合，是新生显著的心理特点，容易使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产生学习兴趣，也能促使其对高中的学习方法的反思。学习氛围，过去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紧张艰苦，现在转变成为很宽松、充分自由的；课堂上，不用再预习、复习，不再是“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而是“60分万岁”。高中的学习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大学的学习。
这个时期，大学生的重心从学习转移到了各种的大学社团活动与集体活动，容易造成对专业课程的轻视，但是凭借学习激情的惯性，有些新生已经开始反思具体学习方法的改变。
2.2 大二：迷惘
大二这一学年，大学生进入了一个充满迷惘和困惑的阶段：对大学学习的迷惘、对课外活动的重新反思、对自己未来的迷惘……
这一时期，学习目的不明确。过去是一切只为高考的明确的目标，有家庭、社会交付给他们的明确的学习目的。现在考上大学的阶段目标已经完成，那进入大学之后的学习目的又该是什么呐？
学习方式有待变化。过去是被动学习、填鸭式的高考教育，现在大学中一切宽松的学习环境为大学生提供了主动学习的良好氛围，如何才能转变成为主动的学习，这就需要找到和过去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定位。
2.3 大三：自我定位
经过了前两年的新奇和迷惘，大学生进入大三之后，对于大学生活和学习已经较为适应，基本上有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生活方式，自己对于社会和未来开始有了一些认识和看法。相对来说，这个时期的大学生的思维较为成熟一些了。但是，面对社会日益激烈的就业形式，“毕业就失业”、“学的好不如嫁得好”等舆论甚嚣尘上，在校大学生开始明显感受到外界的巨大压力。
这个时期，大学生开始对未来的职业有了一定的规划，开始利用课余时间甚至翘课来进行自己的规划，对专业课程的重视度明显下降。同时，运用还不怎么成熟的学习方法去自学其他的知识，显然是事倍功半，达到的效果不佳。
3 有针对性地课程设置与教学
3.1 课程设置
专业课程的整体安排。大四学年，是大学生四年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也是四年生活的总结，大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工作、撰写毕业论文，是对之前三年专业课程学习效果的一次实战检验。毕业论文的撰写，除了要应用社会学中的统计方法，还需要有相应的具体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实例的相结合。因此，这一学年一般不用安排专业课程的学习，充其量有几门关于就业技巧的课程可以安排在大四第一个学期。
理论课程的安排。鉴于从大三开始，大学生需要使用在前两年习得的新的学习方法来规划自己的未来职业，难以有太大的精力和热情来学习枯燥的理论知识，因此大三学年的主要教学目标在于社会学各个分科社会学的学习。这些社会学分科课程（比如家庭社会学、人口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等），内容比较贴近生活，教学形式和考核形式也可以多样化，以灵活的方式引起学生对专业课程学习的兴趣，也是社会学具体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最好运用。
社会学主要理论的学习应该集中于大一大二两年。这两年是大学生进入高校之后、建立自己的新的有效的学习方式的主要时间。在保持高中学习的激情的同时，探索如何由被动学习转向主动的学习，提高学习的效率，增强理论修养，为之后专业学科上认知的进一步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
3.2 教师的讲授策略
社会学的整体课程，虽然由不同的教师来承担不同课程的讲授，但是应该遵循社会学学科的教学目标，在教学中有效地进行沟通和相互借鉴，将专业知识的传授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有效整体。
社会学概论的课程作为整个社会学专业的入门课程，要给学生一个清晰的学科内容和发展的框架脉络。在此基础上，将中西方的思潮、主要理论学派按照时间的顺序将框架中相应部分充实起来。大学的课堂教育一直崇尚学生主动自主的学习，虽然现有的中国教育资源不能达到西方教育那种宽松的课堂形式，但是教师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达到课堂的活跃。理论知识的内容很是枯燥，可以将学派人物的一些轶事、趣事作为引起学生兴趣的调味品来活跃气氛，在分析人物的特定性格的基础上引出其阐述的特定理论，这样可以适当的增加趣味性。同时，理论课程的讲授要注意理论演进的历史发展和传承关系，注重其理论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并重点突出其对实地调查的应用性，借以扩大理论知识的“面”。
其他专业课程，在讲授具体的理论知识“点”的时候，由于之前的理论教学已经涉及到了这部分内容，就可以采用较为灵活的不同形式来教学：比如学生主讲、教师评价的巩固以往知识的方法；比如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鼓励学生在已有的知识的基础之上能够阐发出自己的想法和思想。在考核方式上，引入多种的考核形式，多方面地督促学生对已有知识的活学活用。比如采用小型的论文答辩的形式，就能有效地遏制学生在课程论文上的抄袭行为；比如采用舞台剧的形式，让学生将社会工作的调解行为通过实际的案例表演出来，不仅使学生运用了相关理论，而且为之后的工作进行了提前的演练。
3.3 学生的学习
大学生通过几年的大学学习，主要是为了建立适合自己的有效的学习方式，这是会终身受益的。如何达到学生主动的、有针对性的高效学习，需要大学生有意识进行自我培养。
专业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照本宣科的，大学生要用发展的、创新的眼光来看待理论知识的发展。社会学是一门实证为基本取向的社会科学。离开了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就不可能达到社会学专业的教学任务。
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着学生对社会学专业知识的吸收。面对内容庞大却琐碎的理论知识，学生需要主动地去理解并吸收相关的知识，而不是略带无奈地为了学分而学。教师改进教学方式的同时，学生也要发挥积极性，课下研读经典专著，用新时代的新眼光发展地了解这些理论的现实意义，赋予更多的新时代的气息，用相关理论、视角分析各种当今的热点问题、社会现象。一旦找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契合点，就更容易找到大学生学习兴趣的切入点。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单位职工在个单位的体育需求受到限制，出现了自发性的以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的体育活动，成立了街道联合体协。于是在天津出现了社区体育这个概念。进入20世纪90年代，政府开始重视社区体育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制法规，主要有《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1997年后，社区体育发展迅速，随着国家对社区体育的重视，全国各个城市社区体育开展的轰轰烈烈，并在@一阶段以“全国城市体育先进社区评定”为标志，推动了城市社区体育的蓬勃发展。
（二）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的现状
我国社区体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江苏省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学分会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进行的体育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对城市发展战略进行研究，社区体育作为城市文化的研究对象，这时揭开了社区体育研究的序幕。真正深入开展社区体育研究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1991年国家体委在天津召开了“全国部分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研讨会”，主要讨论社区体育的概念问题；在1993年全国职工体育论文报告会上，共7篇涉及社区体育的论文；到1995年《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出台，完善了社区体育的性质、功能问题；1996年举行首届全国社区体育工作会议，整个推动了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的发展。在第五届体育科学大会全民健身专题论文报告会上、第二届全国社区体育工作会议上以及第六届体育科学大会群众体育专题报告会上，有关社区体育研究的论文达50%，标志着我国社区体育研究已上升到一定阶段。
到了21世纪初，国家体育总局2000年在《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了新时期我国“城市体育以社区为重点”的构想与计划；2003年12月30日国家体育总局下发《关于创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试点的通知》。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加速推进了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研究和建设。
（三）国内各学者在社区体育研究中的表述
1. 李建国把社区体育当作群众体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主要特点为：活动范围的区域性特点，活动设施的公共性特点，活动组织的民间性特点，活动方法的服务性特点，活动指导的平等性特点；
2. 肖叔伦认为社区体育主要具有体育组织的民间性，体育活动的区域性，更加广泛的群众性和体育设施的共享性等4个基本特征；
3. 李明认为经济转型期社区体育有指向性、社会性、有偿性、经营性和经济性等基本特点；
4. 周晓东对福建省城市社区体育做了调查，内容包括组织管理模式，体育人才的培养，社区体育活动的类型，活动经费和场地设施到等等，同时提出了相应对策；
5. 刘明生在上海市社区体育组织现状调查中，发现目前社区体育组织中，以居民自愿参加、自发组成的组织最具有活性。
通过以上资料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社区体育存在着某些问题，具体可以总结为：社区体育发展不平衡、组织管理存在缺陷、发展社区体育的资源紧缺。
法社会学通常是指研究法律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的学科,这是在最普遍意义上的概括。当我们更进一步研究其背后的学术发展脉络和学科分歧的时候,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简单。由于对法社会学定位的千差万别,所以当我们论述其研究对象的时候,自然也就需顾及这些不同的言说方式。可是除了照搬其言说之外,自然大家都再清楚不过:真正的学问就隐藏在此后,只是需要我们前去挖掘。
下面就从法社会学的学科源起和发展以及中西两个进路上来给以论述。
一、西方法社会学的学术起源和发展脉络
法社会学的学科起源,首先要介绍的是西方法学学科的出现,这是16至17世纪的事情。此前漫长的中世纪法学并没有成为独立学科,它只是附庸于西方教会法传统神学的一部分。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兴起了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浪潮,其中尤以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为甚,亚式的学科分类逐渐为今人所承受。而当宗教改革风声日近时,西方各界对于教会垄断一切学术的传统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抗。法学遂逐渐脱离神学,成为现代科学的主要学科。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法国的孟德斯鸠出版了他的巨着《论法的精神》,其中就对有关法律与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经济日用等因素的关系作了初步但精辟的论述。虽然在此时还没有“法社会学”的说法和概念,但孟式的研究方法却在无意间给后人提供了一条隐没于文明大潮之下的大道。这种对于法与社会之关系的研究遂成为后来法社会学的雏形,也在此时给予了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最初步的概括:亦即“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随后的欧洲,随着法学独立学科地位日益稳固,也出于其学科地位的初建,所以作为学术热点,跟随而来的研究论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作为相互区别的两大有关法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便是英国的梅因和德国的萨维尼。
梅因的研究是在长期实证考察基础上进行的。他通过对英国的法律审判的实践考察,最后总结出其后的背景因素和相关性,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审判的实践深刻地反映着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并且受到其决定性的影响。梅因先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都体现着明显的实证倾向。在他的论述中,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体现为:法律及其实践的社会背景。
而相近时期的德国历史法学派大家萨维尼则从民族确信与文化传统角度出发,研究其对法律制度设计与变迁的影响,从而探索了法律制度对于民族文化和传统的表彰作用以及法制的社会根源。在他的研究里,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体现在:民族确信与文化传统和法律的关系问题。
当然,仅从此看此二者实质上是在我们后人的角度上进行了所谓的法社会学研究,因为那个时候法社会学还没有被作为一个学科分类或研究方法被明确提出。前人的研究也往往只是偏于一隅。
此后马克思的研究可谓是西方法社会学发展道路上的独辟蹊径者。马氏根据物资资料生产方式决定论的观点,在经济基础的研究上探讨了法律制度的起源以及社会效果和功能等问题。他的论述主要着重于对法律的功能性价值及其经济基础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和前二者均不同。
因此由上述三种研究方式来看,在西方19世纪末期,法社会学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有诸多不成熟的地方。学界对于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论述总结起来可以表述为: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法律与法律的社会效应的研究总和。这还是一个很宽泛的表述,但日后的法社会学发展却无意的印证了这种观点。
上述阶段仍是法社会学的雏形。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其学科建立以及分类融合大发展阶段。
1913年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出版了他的着作《法社会学的基础理论》,着重提出了“活法”观念,亦即在社会中实际发生效用的法律。全书分九章,依次是:法的概念、规范、法的事实、国家与法、法条、正义、法学派、法的变迁、方法等。从此中可以看出埃利希在研究中逐渐偏向法律制度之外更广范围的制度和因素研究的方法。他的着作从此确立了法社会学在西方的独立学科地位,其被称为现代法社会学的创始人。而他的研究进路则是一条偏重于社会学言说方式的法学学术。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同时提起另一位西方大师:19世纪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西方社会学创始人孔德。从他起,继法学之后,社会学也实现了其独立学科地位,并开始长期“攻城略地”,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同时扩展,不断涉及诸多传统学科,法学也不能“独善其身”。
与埃利希同时期对法社会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还有当代西方社会学三大家之一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他的着作《法律社会学》就对作为国家制度的法律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实体法制度、主观权利、客观法律、制定法、法的类型、法律的形式性质等。体现了一种忠于法律制度本身的研究方式,并确立了西方法社会学研究的另一条路径:着重法律制度本身研究,以及与之相关作为边缘现象出现的社会因素考察。
综上所述,学术界逐渐显现法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上两个彼此互异的观点或研究方式:一则侧重法的进路,即研究与法律规范有关的边缘现象,从法律职业者的角色出发看问题,重视法律的功能效用。我们也可称之为“基于社会学的法学”。这种研究方式在欧洲很普遍。在美国则是另一番情形:这里的法社会学研究学者中社会学者占到60%之多,研究方式也着重从广阔背景和多样脉络中考察法律现象与本质。作为一种观察者角度出现的美国法社会学所进行的研究被人们总结为一种“基于法律的社会学”。我们从二者的名义差别对二者研究方法和学科的定位差异也可以略知一二。
在二战结束后,全世界都开始反思以往的文明和制度,学科融合的研究方式倍受青睐,法社会学获得长足发展。其发展趋势就是:强调互动关系和涵义甚于强调恒久制度和功能。法律现实主义的兴起更是推动了这一过程。法社会学研究开始摒除孤立的法制观念,探讨社会与个人对审判司法的影响,立意取消恣意,维持司法客观与中立。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就是把法治运行放在整个社会所有参与者的交涉论争与沟通合意场景之下探讨的。这种后期逐渐成为西方法社会学研究主流的观点,最终实现了对埃利希与韦伯谱系的相反相成和另辟蹊径,是集故往之大成。
英国学者罗杰·科特威尔就曾在其着作《法律社会学导论》中表达了“法律社会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胜于学科分类的观点。这种观点与当前西方法社会学的研究至今未能形成内在一致的理论结构的现实是有关系的。从长期学术实践出发,把法社会学着眼于作为研究方法而非拘泥于学术分科对于做好实际的学术研究,其好处是不言自明的。法学和社会学都是地位颇为坚固而研究范围广泛、方法众多的学科,法社会学作为交叉学科实际上在现实研究中走的一直是一条“兼而有之”的道路。
在洪镰德先生的《法律社会学》中,对于过去那种太过专注法律制度内部逻辑自足和自我循环论证的弊病也有精彩的论述。从此之中,把法律与社会互动的实然面作为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才是比较中肯的观点,而且也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
在法社会学的创始之后,跟随埃利希的足迹,众多的西方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都对其研究对象表达了与上述论述类似的观点。比如以霍姆斯和庞德为代表的目的性法理学就对于以往法学的形式主义和概念主义提出了批评;以詹姆斯和杜威为代表的法律现实主义则在宣扬排除死守法律逻辑推演之不足的工具主义;涂尔干提出的法律和社会连带关系说,把法律看做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多的从功能角度去看待法律的价值,从而把法律从神坛之上请到了人间。
所以当西方法社会学发展几个世纪后,其学说也越来越偏向从更广视角的研究,即从韦伯视角走向了埃利希的视角。但在这里我们不能下结论说韦伯的研究方式出了问题。而是应该同时看到,其实只是在《法律社会学》这本书里,他站在了一个更加“法学家”的立场,但是他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社会学大家,甚至还有过所谓的“社会学决定论”的观点。所以可以知道韦伯也不是没有认识到社会学对于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埃利希则是一位正统的法学家,他的学说着重于对于法律之外的社会因素研究,我们由此知道:只有真正的学术大师才可以走出自我身份和学识的局囿。这无疑是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在。
到此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法社会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应定位于广阔社会背景之上的法律现象与本质以及相互关系。
二、法社会学在我国的学术起始和发展
从国外的研究看,据笔者掌握的材料,西方学者对休闲生活的研究起步较早。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包括休闲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转型性变化十分明显。与此同时,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新史学,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成长壮大并与传统史学抗衡,最终赢得了主流史学的统治地位,开始进入到了迅猛发展的时期。其间,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表达研究成果的方式等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便成为对休闲生活的关注与研究应运而生的重要因素。其中对英国休闲生活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较早对英国休闲生活进行系统研究的当为B.S.朗特利和G.R.拉夫尔合着的《英国人的生活与休闲·社会研究》一书。同时,皮特·昆莱尔主编的《英国生活》丛书、E.P.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3]和布赖耶·哈里森等学者的相关着述等。大致看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既有侧重于英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娱乐、消遣和游戏等休闲生活的简单描述;也有在研究方法方面积极引进其他学科研究方法进行交叉研究的初步探索。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同期西方新史学关注处于社会底层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倾向基本一致,西方学者对休闲生活的研究明显呈现出侧重于经济一社会史和民众休闲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有探讨19世纪30-80年代清教主义对休闲生活影响的皮特·伯利‘引;有对休闲生活商业化进行研究的J.H.普拉姆勃;有对运动休闲研究的H.A.哈里森;有对民众休闲生活问题的研究;还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关于工业化进程对休闲生活影响的分析,如阿萨·勃里格斯、R.W.马尔克姆森等人的表述。
在上述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休闲理念变化的研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物质生活的丰富,但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加,自我释放的休闲理念应运而生。于是人们在注重创造财富的能力的同时,也把休闲视为释放压力、交往、沟通乃至创造财富的一种方式而予以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英国休闲生活的研究出现了深入与角度多样的趋势。有影响的着作包括蒂姆·哈利斯主编的《英格兰的民众文化,1500-1850》、阿里森·西蒙的着作《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的娱乐与休闲》和德国学者里夏德·范迪尔门所着的《欧洲近代生活》(三卷本)等等。研究涉及:近代以来休闲时间、休闲方式和休闲观念的变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重大事件对休闲生活的影响;近代以来休闲的商业化程度、原因、影响和趋势;工业革命、技术进步对休闲的影响;近代以来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休闲生活;不同休闲形式的发展与变迁;各种休闲生活的职业化;政府在休闲生活转变中的地位和角色;非法休闲娱乐等等。上个世纪90年代末,西方学者对休闲史的研究还呈现出了西方新史学或后现代史学的一些特征。如,主张放弃对历史变化做“概括性的叙述”“把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与普通读者可接受的形式相结合”等。
可见,西方学者起步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对英国休闲生活的研究,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不仅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而且其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主流所认可,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研究成果日益丰富。
从国内的研究看,笔者以为休闲生活真正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是在20世纪90年代[12]。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本文以1990年徐隆瑞、梁向阳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0版),1999年顾渊彦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9版)、卢元镇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2003版)为研究对象，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探讨其学科内容和体系;同时在比较国外相关研究及参阅国内同类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1、研究方法
1. 1文献资料法:查阅(体育社会学》专著和教材近10部，并通过计算机检索相关文章数篇，这为本文的进一步分析莫定了资料基础。
1.2专家访谈法: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10余名教授进行访谈，访谈包括《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内容等。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 1学科性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我们来比较三个版本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2003版认为，“其学科性质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具有综合研究的性质，具体来说，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1999版的观点是“体育社会学是在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综上可看出，《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这一说法得到一致的认可。
就国内有关《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相关文章及资料显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①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②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③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
由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关于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是分支，还是基础，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著名学者卢元镇先生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科学的基础学科。
2. 2研究对象。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理论出发，研究体育的社会性或社会过程的学科，或者说，体育社会学是研究体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科。”此处的社会过程和社会性不仅表现在体育活动系统内部，而且还体现在体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及社会总体的关系上。1999版引用《中国体育社会学》中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具体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2003版《体育社会学》中清晰地阐述:“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
综上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与其对学科性质的不同看法有密切关系。对不同学科性质的看法，决定了不同研究对象的观点。
2. 3研究内容。我们对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在1990版、2003版本中清楚的介绍了研究内容，其中有3个共性的方面，①体育的社会结构、特点及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中包括整个体育结构及其组织形式的研究;体育与社会现象(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教育、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等。②体育社会学的理论和体育社会问题。这既包括创建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也包括解决体育中的具体社会问题。研究者通常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促进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和谐发展。③不同体育形态的研究(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对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研究较多。大众体育包括大众体育的群体与组织、闲暇与体育、生活方式与体育、影响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因素、各种群体的体育等等方面。
由于近来关于社会化的定性研究已经为理解社会体育界和体育参与提供新的、很有洞察力的见解，所以对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也很关键。体育运动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包含的内容也较多，如体育运动中的阶层差异是什么、不同项目之间是否存在活动者的阶层差别及其程度如何等。
西方有关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与我国有相似的地方，同时也存在一些时空及文化差异。随着进一步广泛的交流和发展，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将更加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和普适性。
2. 4框架结构。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分别有13、 15,20章组成，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我们对其章节的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体育社会学》有一些共同之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体育与人的社会化，体育群体与体育组织。随着10多年的社会及体育学科发展，《体育社会学》自身也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社区体育、妇女体育、老年人体育、残疾人体育及体育社会问题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被纳人到《体育社会学》体系中来。
应该来说，《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是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受其指导而建构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自身也不断的增加新质，特别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体育现象和问题领域。此外，《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也受特定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及不同文化土壤的影响和制约，这一切就决定了《体育社会学》目前的多元化发展。但从相关研究来看，我们仍可发现其中的类似内容，如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的社会问题等方面。
3、结论与建议
3. 1本文通过比较国内3版本(体育社会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找出有关学科发展中的相同及相异观点。
学术规范是一个以学术界和学术共同体的大致认同和确认为前提的，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动态性的系统，是在长期的科研学术活动中形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道德公约和行为准则，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指示系统，要求学术界和学术共同体必须严格遵守。其内涵丰富，绝非仅仅指学术研究的道德规范和学术论文的格式规范。
1897年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卡姆（EmileDurkheim）将“失范”一词引入社会学，描述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出现不协调时的一种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他将失范注释为：“一种准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失范只是暂时的规则匮乏状态，社会习俗仍旧可以规定和协调的社会器官和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社会分工论，1893）“能够限制个体欲望的特殊规范类型的缺席状态”（自杀论，1897）。可见，失范是一种制度性，文化价值和道德伦理性的规则缺席或弱化的状态。借用社会学“失范”理论“学术失范”表现为特定时期发生在学术领域的、学术规范的弱化甚至丧失的一种无序状态。学术失范的表现各式各样，作为学术研究成果之一的学位论文失范也属于其范畴。
二、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学位论文学术失范的主要表现
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学位论文的学术失范的主要表现为四类：
（一）学术道德层面的失范
学术道德规范是指学界或学术共同体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应该具备的学术理想和核心价值观念以及从事科学研究应遵守的学术伦理准则，强调的是一种严于律己的境界。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学术道德失范突出表现为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截取拼凑和大篇幅抄袭剽窃的现象；或采取改头换面篡改、编造、杜撰科研数据或参考文献的现象。如此往复，大量低水平重复和学术垃圾导致了学术泡沬的产生，其危害不言而喻。
（二）学术研究程序层面失范
学术研究程序规范包括选题要求、文献调研、形成假说或观点的要求、术语界定的要求、制定研究计划的要求、收集和筛选资料的要求、拟定大纲的要求、格式行文的要求。程序性的失范其实是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操作技术性的失范。行政管理专业学位论文多数是对已学理论的梳理或重组，缺乏实证性、创新性；对文献的检索搜集不够，积累不够充分，对相关领域、相关研究的前沿和动态了解不足，选题缺乏新意和深度；学科的强应用性决定了部分选题开展须建立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而多数学生懒于调查实践、闭门造车，甚至编造数据，主观臆造论文结论；参考文献数量较少和质量不高，外文资料的搜集不足，对文献缺乏批判性和整体性的把握，所选文献的信度没有基本的判断，文献综述不到位等。
（三）学术研究方法层面失范
“科学研究方法论探讨科学研究的发生、形成、检验以及评价的方法论问题，以期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方法论的桥梁。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研究价值和学科特性，行政管理学在其学科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研究取向，分别为解释性研究、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研究方法上以概念演绎和理论分析为主，缺乏科学主义的实证思维方式，缺乏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的训练。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几乎没有涉及研究方论的运用，有部分同学文章中提到研究方法的应用，但是显然不懂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关系。
（四）学术制度层面失范
制度规范是学术规范制度化的产物，是保证学术研究的价值得以实现的明文规定，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主要包括程序规范，管理规范、评审规范和处罚规范等。目前，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学位论文存在的制度性失范，主要是日常论文管理工作的统筹不够科学，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安排学生实习、有指导论文进展、另外兼顾学生就业；评审规范设置相对科学合理，但是评审制度落实有待改进，使得评审不够严格，有效的监控流于形式，对违规者的处罚力度不够，起不到防范的作用。
三、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失范原因探究
（一）生态因素：先天的规范缺失和后天能量释放不足
从行政管理学学科建设和学科教育发展历程以及我国学术规范建设的历程来看，该学科学术规范先天不足，后天功能萎缩。我国行政管理学科教育和学科建设以及学术规范建设历程二者在时间上错位，学术规范建设晚于学科教育和学科建设，以致起步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行政管理学术活动在十多年的进行中无章可循、无范可模；在行政管理学科发展中，忽视了行政管理专业学科特色的学术规范建设，而且长时间的讨论和争鸣，没有明确权威的规范加以规制行政管理学的学术研究。行政管理学学术规范的功能发挥不够充分，基本规范的实操内容没有很好的得到普及，本来具有的正能量没有得到很好的释放，功能趋于萎缩。
（二）价值因素：价值观偏离和规范内化的失败
在社会转型期，受到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和学术规范价值内化失败，导致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作祟，使学生越来越重视实用价值和实际利益，价值观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因为行政管理学科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直接导致学生科研基础能力的知识欠缺；教学方式传统，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社会实践能力不足；宽松的学生管理和评价制度缺乏有力的外在监督，使学生顺利毕业，但是难以就业，求职时“万金油”专业显得毫无竞争力、加上外在就业环境的严峻冲击，学生浮躁的心变得躁动，部分学生疏于学业参加没有任何挑战的社会锻炼，部分学生致力于死记硬背备战考研，努力提高自己的敲门砖，各届学生如此往复地为现实利益奋斗着，现实利益的实现成了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由学术规范内化的学术求真意识、学术创新精神从未和他们有过任何交集。
（三）能力因素：学生自身科研积累和科研能力不足
基于我国高等教育法的要求，本科生应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但本科生的关注重点则是通过顺利毕业，迅速找到心仪的工作，普遍对如何提高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不感兴趣。本科生普遍缺乏问题意识和质疑精神，习惯人云亦云；资料检索和文献鉴别、文献批判、文献整合综述能力不足，通过分析、鉴别社会现象与其关键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构建研究假设、模型能力欠缺，选择适宜测量指标，设计调查问卷和抽样方案的能力有待提高；力、和学术话语表达能力需加强；极为重要的是论文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方法论理论和实践训练的极度欠缺。
四、行政管理专业学位论文失范的矫正对策
（一）注重过程监督和管理
本科毕业论文工作不是一般的等同于学科课程的教学工作，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须长期规划的动态师生互动和学生成长过程。要树立大论文观念，即把本科生毕业论文作为凝聚其基本科研能力的体现，对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贯穿大学四年全过程，时间长、方面多、环节多，做好过程控制和管理非常重要。在总体培养思路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把上述过程分解为若干阶段，明确每个阶段的任务，实施路径和应达到标准，真正形成前呼后应的递进关系。要根据培养要求，细化具体内容，制定相应措施，做到培养过程有布置、有检查、有督促、有评价、有激励，不断促进学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二）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培养严谨的科研作风和态度
治理行政管理学术学位论文失范要从大学入学开始抓起。针对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的教育，学术界和高校要结合我国转型时期新的时代特点不断促进学科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引领行政管理学界逐渐形成“求真、创新”的良好学术风气，建设专门的行政管理学学科特点学术研究规范，通过多种手段，切实落实在新一届行政管理本科生的教育管理过程中，使这种规范通过长时间的约束逐渐内化为学生的一种自觉行为和科学基本素养。另外，以本科生导师制为先导，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在重视基础知识教育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开展专业化的研究方向的引导工作，让学生了解导师的研究取向，最好能参与学术课题的相关活动，体验和模拟科研的操作，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和热情。
（三）建立相应课程及考评体系，奠定论文写作基础
遵循因材施教和循序渐进的规律，科学规划和统筹本科生教育的培养阶段和教学管理计划。各高校要根据自身学校的类别、培养目标等，建立科学的行政管理学课程评估体系，合理评估现有的课程设置，根据不同需求合理设置公共基础及通识类课程模块、专业核心课程模块、专业基础课程模块、专业方法与技能课程等模块的权重，加强学生基础知识的积累，为学术研究提供基础支撑。重点要协调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之间的比例关系，均衡定性课程和定量课程的比例。加强过程性评价的考核方式，将学年论文、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与毕业论文融为一体，在研究生入学考试时凸显本科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实际考察学生的基础科研积累和科研训练状况。
（四）遵循科研训练渐进原则，提升科研素养
在本科生教育阶段就应该科学规划，将毕业论文撰写要求的基本素养融入到整个学科教育和培养过程中，以必修学分的形式要求学生积累基本的科研素养，有了这种平时的积累并将平时的学术积累渗透到毕业论文中，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论文撰写环节的孤立和滞后，而且也可减轻指导教师的工作强度，以提高论文的指导质量，进而提升论文水平。具体来讲，就是要树立大论文观念，科学规划，建立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的一般范式，将整个本科教育阶段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把本科一、二年级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储备阶段，奠定论文开展的知识性功底；在三年级开始以毕业论文写作的流程为模拟，完成课程论文的考核，进而将基本学术规范内化到学生的科研行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