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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好像周期性发生一样，故称之为经济周期。现代经济周期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率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变动。正如1977 年卢卡斯在《对经济周期的理解》中对经济周期描述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长期平稳增长趋势的偏离”。
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关系之密切，下面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中不少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一起分析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并探讨未来中国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些因素。
原因
1.科学技术冲击。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由此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缓慢。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世界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一战二战的爆发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后科技革命，大大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战后美国利用二战所积累和德国获得的科学技术，长期增长了一段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放缓。中国建国后同苏联密切合作，大大提升了科学技术，后来趋于平缓。改革开放后利用全世界科学技术，经济高速发展，但随着与世界科学技术的接近，经济也渐渐的开始进入平稳增长。可见科技周期对长期和超长期经济的巨大影响，往往是长期和超长期经济周期的主因。著名经济学家f.e.kydland、c.i.plosser 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如技术、政策、自然灾害、战争等）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技术冲击，而不是名义因素（如货币量等），使一般均衡分析、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复兴，并以此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供给冲击。古典经济学认为本文由收集整理，供给冲击才影响产出，导致经济的波动。实际上古代产出往往不能满足需求，总供给往往占主导。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以之为基础，继承了供给冲击巨大作用的观点，认为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变动、生产要素供给变动等供给方面的冲击。1973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重创了以石油为工业基础的西方国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与滞胀。中国改革开放错过了这两次石油危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的剧烈波动必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供给不但包括原材料供给，还包括劳动力供给。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印度等国家打开国门，据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计算，全世界突然多出了5 亿多个便宜劳动力，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冲击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用rbc分析中国经济后认为，引入供给冲击改善了模型对消费的预测能力；引入供给冲击优于引入需求冲击。 需求冲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总需求是短期中经济波动的主要决定因素。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也把需求纳入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不但把供给方面的冲击纳入，还把个人需求偏好变化、政府需求变化等需求方面的冲击也纳入到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为中国带来全球市场，以前特别是巨大的美国消费市场需求，极大的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因为需求的巨大作用，危机时政府加大政府投入，扩大总需求，减少了衰退，平缓了经济周期的波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4万亿投资，有效的拉动了内需，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投资很大一块是由政府进行的。因此，这方面的投资的波动可以计入总需求。丁从明、陈仲常（2009） 指出了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 的重要因素。付一平、刘金全等（ 2005） 发现，中国财政规模与实际波动性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性。 制度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改革这种积极的制度冲击已经明显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能反作用于经济，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组织制度本身。庞东、杨灿（2006）结论证明： 在中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货币冲击。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冲击可以引起名义支出及总需求的变化。苗文龙、陈卫东（2010）研究发现： 技术冲击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冲击可以解释80%以上的中国区域经济周期特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存在显着的区域周期冲击效应。
2.情绪，非理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偏差。经济学往往假设人是理性的，但实际上人往往是非理性的。由于人的非理性，往往人的选择不是经济学上论述的最优选择，比如羊群效应或从众心理。行为科学和行为金融学都研究了人的非理性行为。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往往导致选择不是最优，比如投资过度等，也引发或加剧了经济的波动。
3.金融冲击。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与经济中其他部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金融市场往往是极具波动性。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往往引起经济的波动，如1929年金融危机和2007年次贷危机都引发了经济的下滑，损害了经济增长。
4.政治周期。由于政府往往对经济有影响，因此，当不同经济政策的集团轮流执政时，交替的对经济产生不同影响。
5.其他原因。目前，还有些其他理论解释经济周期的原因，如创新理论、太阳黑子理论、国际经济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混沌周期理论等。
中外经济发展史的历程无可辩驳地表明，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的。对于经济周期的成因及其作用机理，西方经济学家从许多方面都进行过研究。其中， 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一同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可以看作近20多年来在经济周期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这两位经济学家也凭此而折桂200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其核心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丰富的理论源流和明显的现实背景。首先，由理论来源分析，一是在20世纪80年度之初，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波动理论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质疑；二是理性预期与公众选择理论被吸收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Lucas由方法论角度探讨了经济波动问题；三是C. R. Nelson与Charles I. Plosse提出，实际因素对于形成经济波动的作用比起货币等虚拟因素来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的问世，也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实践发展的层面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体现了供给方面的因素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但自三十年代一直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却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经济滞胀束手无策，而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信奉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对于治理经济却颇见成效，这也成为催生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践佐证。再者，由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自身演进过程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一直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到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该领域中主导性的观点仍然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产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扰动。后来，鉴于Lucas货币周期理论的引领，经济周期问题，又重新进入相关研究人员的视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因素对于经济周期的作用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首开先河，后来通过Ky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来的实际冲击因素被引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的模型，此处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解释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货币等虚拟因素，而是实实在在的外来技术冲击。这就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旨，它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外来的实际因素的扰动（如技术方面的冲击）是导致产生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按照赞成实际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经济周期的成因不在于经济体系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因素，来自于一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像是技术方面的变化等，这些变化造成技术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变动，会引起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相应的变动，从而使得产出水平和生产发展方式也随之出现不同于往常的变动，经济机体本身对于这种意外的冲击缺乏抵抗力，只能随之变动，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周期的高涨或者衰落。
其次，经济变动的主要传递渠道是劳动提供方面的延递性变动。其中的内在运作机理是这样的；每当外来的技术方面的变化导致劳动生产率、要素价格等因素变动的时候，符合“经济理性人”假定的市场主体就会根据自己对市场走向的预期，在工作与享受闲暇之间做出选择，这样就会在劳动供给方面产生极大变动，进而使社会就业和总产出也随之产生变化，而且一次技术变动带来的产出变动可以是持续性的。同时，鉴于相关经济门类之间的联动效应，产生在一个部门的技术扰动也可能会导致其他社会生产部门乃至于宏观经济形势产生变动。.
再者，经济周期本身就体现了经济趋势在发生变动，而并非经济形势围绕着经济趋势这一轴心在变动。换言之，并非经济运行背离了宏观经济的均衡状况，而是经济本身的均衡位置在变动，这就将周期理论与增长理论糅合为一体。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发展无所谓长期、短期，经济形势的短期变化与长期发展趋势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经济的短期变动并不是背离了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
另外，管理当局针对经济周期所采取的反向操作措施没有任何作用，换句话说，当局管理经济是徒劳无功的，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最重要的政策结论。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波动乃是市场主体对于外来扰动的理性反应，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能够使经济状况自动达到就业与产出状况合理的均衡，而人为的政策调节却难以使调节者的主观意志同经济运行结果达到一致，反而会降低社会的总福祉。所以，管理当局调节经济造成的失误甚至包括调节行为本身都属于某种负面的外来扰动，据此，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政策性结论就是：管理当局力图熨平经济波动的反周期操作是无效的。
最后，货币的作用是中性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在经济扩张期间对货币的需求会扩张并诱导货币供给的调整反应，货币政策不会影响实际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不应当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
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相关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周期问题解释上的异同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属于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战后自由主义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先是以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接着是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理论，现在是以由Kydland和Prescott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为主。在经济学说史上，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理论都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革命”，理性预期理论还被称为“从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打破了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和短期，以及，后者研究短期问题。但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凯恩斯主义各派都认为经济周期表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外部冲击”。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分开的传统作法，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周期理论，也改变了宏观经济学。
从总体上讲，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中的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出现经济周期，而实际经济周期理将供给方面的技术变动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这是他们的主要区别所在。具体地分析，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分野尤为明显：
1.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而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首先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的变动。相应地，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有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之分，前者研究长期问题。
2.凯恩斯主义各派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无需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而且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宏观政策的失误往往会成为一种不利的外部冲击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
3.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面的冲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面的冲击。
4.凯恩斯主义各学派基本上都认为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完善性冲击来临后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非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而是趋势本身的改变。因此经济周期是正常的，并非由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所致。
5.凯恩斯主义各学派普遍主张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采用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外来冲击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应的最优反应，政府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轻波动，政府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技术进步率的决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其经济周期理论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1）都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的冲击；（2）都强调经济主体的预期在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们面对外生冲击在一定预期下采取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经济周期；（3）都坚持新古典主义信条，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价格调整灵活、市场会在自然率处出清（4）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认为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无效且会造成扭曲，政府的作用不是采用反周期政策来调节经济，而是为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将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影响总需求面的货币冲击，即根源于货币数量的变动或未预期到的货币扰动，因此其理论可称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响总供给的技术冲击。（2）货币主义认为冲击引发经济周期是实际物价与名义物价发生错误讯号，令资源错置所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扰动引发经济周期是价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使一般物价上升；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看做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对总量生产函数因受到真实技术冲击发生变化而做出的有效反应的结果。（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暂时偏离，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视为自然率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本质是统一的。而且经济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经济的均衡状态，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冲击的最优反应。
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流派共同的差异性来看，作为其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原则上都同意以下几方面的共识：其一，经济周期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某种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其二，经济周期对社会来说是不合意的，因为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使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其三，冲击主要是对需求方面的冲击；其四，货币因素对于经济周期十分重要。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其一，经济周期并不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经济波动就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本身的波动；其二，经济周期的每一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都是理性预期主体面对冲击进行最优调整的结果；其三，冲击主要是对供给面的冲击；其四，对经济周期重要的不是货币这一名义变量因素，而是技术冲击这一真实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也不同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突破与影响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超越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成为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最主要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它完全以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是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巨大挑战。第一，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一起，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经济周期研究的方向，并促使宏观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经济的供给面上。第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跨时间和动态的特点。第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那些由于费用太高而无法在实际经济中进行实验的政策可以在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实验，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之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宏观经济有一个一致的描述：在长期，经济有一个平滑的稳定增长趋势，这可以由增长模型刻画；而在短期，经济围绕这个长期趋势波动，这可以用波动理论来解释。而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理论，它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
如前所述，以往人们对经济波动的解释主要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需求分析，Solow模型中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只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对短期经济波动则没有任何作用。同时，政府经济政策，主要是对总需求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控。Lucas通过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和理性预期理论，最早对此提出了挑战和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试图用货币因素来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Finn Kydland和Edward Prescott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在“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和各种供给冲击等真实因素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将相互割离的“凯恩斯主义”和“Solow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综合的考虑。论证了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不仅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且会产生短期经济波动。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原因的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经济周期的规律，进而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中的决定力量。
就方法论而言，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接近于实际的情况，使得模式分析及经济机制变得更为现实。Ky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以微观经济主体的偏好、技术、禀赋等假设为基础，解释商业周期的变化，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更加向现实靠拢。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还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为代表的典型微观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
从否定意见来看，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它缺乏充分的经验检验，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模型所描述的传导机制与实际经济波动基本无关，这都是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根本性否定。同时，实际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率冲击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术水平会后退的观点显然有悖于常识，然而，如果没有反向的技术冲击，这个理论就只能解释经济周期性的扩张，而不能解释经济衰退，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一根软肋。再者，RBC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也使得一些在实际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另外，有人认为，模型只分析了一种波动来源，即生产率的变化，而对现实中很多其他因素（例如货币、税收、偏好等）欠缺考虑。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要想对经济周期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必须对Ramsey模型进行扩展。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可变的资本利用率、多重冲击和劳动的调整成本作为构成实际经济周期的基本要素。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领域还出现了一种新新古典综合派，它把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相融合，将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和名义黏性融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试图从方法论上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对经济周期等问题进行新的阐释。
可以说，Kydland和Prescott的理论工具对于解析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同样也是非常犀利、非常有用的。尽管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对冲击的市场传导机制还不够灵敏，因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作用有限，但应当承认，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无疑也十分有助于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利益间出现的矛盾。再者，探讨技术因素的作用和决定技术的因素对于正处于经济转轨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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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等，著.苏剑，朱泱等，译. 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美]小罗伯特・E・卢卡斯，著.姚志勇，等，译校.经济周期模型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主要讨论经济社会中总体经济的运行，一国经济运行主要包括三大类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经济波动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指社会中劳动力的收入增加，创造就业机会。经济的波动问题主要是指存在的工人失业问题和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主要是指政府能否对经济出现的波动进行干预，通过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熨平经济的波动，从而改善经济的运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互联系和补充，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以微观的个体活动为研究对象，在社会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个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研究个体的所采取的行为，根据经济活动的后果说明市场机制如何实现社会中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层面在社会中资源配置方式既定的情况下研究经济中各相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体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采取的经济行及其造成的后果，主要对市场机制下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基于价格理论，通关观察商品价格的波动，利用个量分析的方法对个体经济行为进行研究。
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侧重讨论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宏观经济学主要依靠的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研究的方法是总量分析。宏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三类经济模型，其中分析经济增长的模型，以及反映经济波动的长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和短期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社会中资本的历史性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各国增长率差异造成的原因，以及分析要素投入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对提高生活水平产生的影响。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主要研究经济社会中物价的波动对产出造成的影响，总供给水平是指经济社会在资源和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经济能偶生产的商品产出量。总需求水平是经济社会对商品消费、政府进行投资、政府采购以及商品出口的需求水平。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与社会中价格水平无关，取决于生产能力提高，其中价格水平取决于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短期中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是指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就业机会充裕，不存在失业，经济社会提供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
二、宏观经济周期与理论经济
周期是指国民收入波动获经济总量波动，总体经济活动存在交替型的扩张和收缩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周期的波从主要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不是经济总量的上下起伏。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在繁荣阶段经济得到不断提升，通过发展到达顶峰。衰退阶段主要是指当经济社会达到繁荣阶段的顶峰时，经济社会趋于平衡的状态，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才是正是处于经济的衰退阶段。在周期中萧条阶段，经济出现急剧的收缩和下降，经济活动很快从最高点下滑到最低点。
在复苏阶段，经济活动开始由低估逐渐上升，经济中的活动量不断提高，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进步经济周期慢慢趋向繁荣。经济增长理论一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代表国家总产量的增加，战后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研究内容是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第二个时期是20时期6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定量分析研究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需求经济增长的途径。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的极限。
三、宏观经济中的通货紧缩和膨胀
通货紧缩是指经济社会中流动的货币供给量小于社会需求量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从本质上而言，通货紧缩属于货币现象，通货紧缩在实体经济中主要反映在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的偏离，即实际经济增长率相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当实际增长率持续小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通货紧缩往往与经济衰退相伴随，主要表现在投资的机会减少和投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降低，属于实体经济的现象。
因为投资收益降低造成银行信用的紧缩，信贷增长缺乏动力，货币供给量增长持续下降，消费者的需求和投资积极性降低，企业生产能力降低，非自愿失业增加，社会中消费者的收入继续放慢，经济市场发展较缓慢，因此通货紧缩也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主要是指社会中一般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因为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超过为支付商品流动所需要实际货币量，进一步引起货币的贬值现象。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一旦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就会出现货币的贬值进而引起货币价值降低，物价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金银流动的经济社会中不会发生，只有在纸币流动的社会中才会可能出现。因为金银货币本身具有储藏价值的功能，由于本身具有使用的价值，因此可以自发地调节流动中的货币量，从而使得金银货币供给量与商品流动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因为纸币不具备储藏价值，自身也不具备价值，当纸币发行量过多，从而超过市场中金银货币量，从而出现货币贬值，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参考文献
[1]钟春平，田敏.预期、有偏性预期及其形成机制：宏观经济学的进展和争议[J].经济研究.2015(05).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逐渐加快，各国之间的竞争趋势不断加剧，为适应当今时展潮流，对外贸易已成为重要的经济手段，我国必须重视对外贸易发展的具体情况。我国的经济发展周期在一定程度上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发展，另外，所进行的对外贸易活动也有助于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通过本文对我国经济周期和对外贸易周期彼此相互联系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促进二者协调发展，为我国未来良好的发展进程创造条件。
一、经济周期的相关概述
经济周期又可称为商业周期或者景气循环，是指经济物质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周期性经济扩张和经济紧缩相互交替、循环往复的一种经济情况。经济周期预示着国民经济资金状况的波动变化，是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现象的反映。经济周期的发展阶段一般可划分为四个部分，这四个阶段分别为繁荣时期、衰退时期、萧条时期以及复苏时期。经济周期所呈现的是国民总资产的波动情况，其数据的积累以及信息的来源主要依靠的是经济部门的扩张与收缩状况。
产生经济周期原因可分为外因论、内因论以及综合论等三个方面，具体表现如下：
1.外因论：周期主要源自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因素，其内容包括太阳黑子理论、创新理论以及政治性理论等等理论研究。太阳黑子理论认为由于太阳黑子的周期性不断变化，继而导致农业收成有所下降，影响经济的整体发展。另外，太阳黑子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出现的时间可通过预测进行一定的防御。创新理论认为生产要素新组合与经济发展较为密切，新组合的出现使其与旧生产要素在市场上得以共存，有利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发展，不过，如果新组合的使用范围不断扩散，必然动摇旧生产要素的市场地位，从而导致企业经济出现萧条的情况。政治性理论认为经济周期之所以出现循环往复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在不同时期内的决策内容。
2.内因论：经济周期来源于经济体系的内容结构，其包括收入、资金、成本以及投资等多方面内容。纯货币理论认为货币的供应情况以及货币的流通形式对名义上的国民收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经济所呈现的波动情况的主要原因来自于银行系统内部存在交替性扩张或紧缩的状态，其中短期利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其中的消费不足理论认为经济之所以出现衰退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消费品需求所带来的问题，无法与时代相互作用，进而造成我国经济发生问题。
3.综合论：经济周期的出现，原因来自于多个方面，是由诸多因素而形成的，各个因素之间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构架形式。根据经济周期存在的主次作用来划分，可将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分为基本因素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基本因素是指经济周期形成时所具备的根本性的条件和作用。而影响因素则是指经济周期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用和条件。基本因素在经济周期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根本意义，其他的形成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又可称为国外贸易或者进出口贸易，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根据自身条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的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对外贸易可分为进口和出口两部分，从而实现各国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增强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共处。对外贸易周期则是指我国在进行对外贸易活动所呈现的周期性变化，是当今我国对外贸易较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对外贸易活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我国资源的协调配置，促进资源的合理运用，进一步节约社会上的劳动成本，提高我国的经济收益，借鉴国外一些优秀的技术成果，将其进入到我国现代化发展之中，增强我国的技术含量和经济实力。对外贸易活动是我国为应对国外局势而展开的项目内容，可极大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和总体水平，是促进我国各个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中国经济周期与对外贸易周期
1.中国经济周期与进口周期
经济增长速度情况与实际的对外贸易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我国经济呈现着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展状态，那么我国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会越加紧密，与之相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也会逐渐减慢。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进口发展情况与GDP实际增长情况二者具有一定的联系，当GDP出现上升的情况时，进口增长率也会随之发生一定的上升，比如1985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情况呈现着紧缩的发展趋势，1990年进入到第二次低潮时期，在这段时间内，我国GDP的实际增长率仅有3.8%，而在这同一时期，进口贸易情况也大幅度下滑，出现了负值的现象，为-9.8%，由此数据分析可得知因为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联系，使得我国与外国进行进口贸易时会随着经济增长情况发生一定的变化，从而造成进口贸易出现一个相对不稳定的形势之下。
对于经济周期的实际波长，可按照波谷的形式对其进行较为准确地描述，通过波谷计算周期的波长，并根据时间安排进行详细划分，结果清晰可见。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我国1982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可分为三个周期，第一个经济周期为1982年到1990年，第二个经济周期为1990年到1998年，第三个经济周期为1998年到2009年。从这段时间可以得知，我国共经历了三次经济贸易周期，每段贸易周期的平均时间长度为9年，这段时间属于一个阶段的经济贸易周期情况。到2010年，将开始下一阶段的经济贸易活动。
2.对外贸易进口情况与经济增长二者存在的不一致性
虽然经济增长率与进口贸易情况二者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部分时间之内，二者却存在不一致，具体可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进口对外贸易所呈现的波峰和波谷有时会滞后或者超前于我国经济周期的实际发展速度；其二是在经济增长率还没出现波峰的情况时，已经存在一些年份的进口对外贸易发展到极致的现象。
对于上述所产生的情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属于较为常见的一种情形，由于不同国家自身实际因素导致与实际预测发生了一定的偏差，这些因素是随经济发展而延伸出来的主要因素，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常态现象。比如，2000年和2003年这两年之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和10%，而与此同一年份，我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却创下历史新高，分别到达了35.8%和39.9%。
1999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波谷时期，2000年开始，我国开始逐渐恢复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走向下一环节的经济周期扩张计划，另外，我国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之相互配合的是我国2000年的经济增长率极大提高的未来，我国在这一时期经济水平得以空前提高可以说是早已预料之中的事情，但实际情况表明，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情况远没有达到预想的那样，甚至在扩张过程中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进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与2001年相比，下降到了8.2%。直至2002年之后，我国经济开始逐渐恢复，进入较为繁荣的发展时期，出现了年增长率为20%的较高记录。进口贸易增长率往往在有时会与经济周期发生一定的误差，会在经济周期达到高度时期产生一定的延迟，在还没出现最高点时就会出现进口贸易的巅峰阶段。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周期的实际情况决定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具体活动，是我国进行国外交流的关键，为促进我国走向世界，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水平，必须加大力度发挥我国的有利因素，创造有效的发展对策，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促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健康发展，为我国未来的经济进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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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进一步促进了制造业以及服务行业之间的融合，一些新型的服务行业不断涌现出来，生产业的出现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尤其是当前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对服务业的需求逐渐增大，从而促进了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融合。
一、服务业的概述及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一）服务业的基本概念及分类
服务业通常是指生产或者是提供服务的经济部门及企业，在我国被称为第三产业，一般包括建筑业、运输业、金融业、通讯业以及政府行政行业等。
服务业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按照服务业的性质可以将其分为生产业和消费业，其中生产业主要是指被商品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包括交通运输业、科学服务业、农业生产服务以及现代金融等9个行业。而消费业是指满足居民基本需求的服务行业，主要包括旅游业、餐饮业、文化产业、体育行业以及政府公共服务行业等10个行业。按照服务业兴起的时间以及发展的历史可以将其分为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新兴服务业三种类别。传统服务业是在工业化时代存在的服务行业，主要使用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为人们提供服务；现代服务业是受到工程化进程加速的影响下形成的服务行业；新兴服务业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下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一种服务行业，新兴服务业的主要特征就是服务业出现大规模的消费，使得该行业的收入弹性发生改变。
（二）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1、贝尔理论
贝尔理论是针对后工业化时代提出的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工业化时代相比较，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是产品经济向着服务性经济的转变，其次是理论知识占据中心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发展成为社会的战略资源，最后是创造性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复杂问题的处理更加简单化，使后工业社会能够有效的规划社会发展。这些理论认识对于我们认识工业化发展以及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起到了一定的指导。
2、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概念出现的时间是1960年，这一概念的出现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直至20世纪末，出现了总成本原理，认为总成本是制造成本以及交易成本的总和。这一原理的出现说明了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成本的降低以及经济效益的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工业化的发展使得分工参与者之间的交易变得更加频繁，教育范围的扩展促进教育资源的应用更为广泛。服务业对于这种交易过程中的费用处理往往是以专业化的方式进行处理，因此说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时还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的流通效率，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我国服务业的在GDP中的比重为48.2%，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北上广和江浙等地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均已超过50%，甚至个别地区达到60%以上，而以广西为代表中西部地区，其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却只有37.8%。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其服务业在GDP中所占高达80%的比重。由此可以得知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着相当正面的影响的。
（一）服务投资对GDP增长率的影响
在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形势下，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加快以及GDP的增长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近年来，虽然我国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发展速度快、比重增加、结构优化等特征，但是服务投资还相对不足，我国服务投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特征，首先是服务行业的投资效率比较低，其次是服务业特别是一些细分行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力度不足，最后一点是科研和教育作为服务行业中最有弹性的产业，投资比例还相对较小，这些因素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增长的步伐，因此，需要不断增加在这两个各方面的投资比例，才能够有效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二）服务业相关机制促进经济增长
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结构优化效应、就业扩大等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了经济增长效率。服务业通过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服务的方式加快了我国第一产业以及第二产业的发展，然后通过自身的发展状况促进了社会结构的优化。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优化了就业结构。服务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为更多的劳动者提供就业的机会，同时，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推动就业结构的转变，第一、二产业的劳动者逐渐向服务行业靠拢，从而使得中产阶段的比重进一步提升。最后，服务业通过延长产业链以及增加产业的附加值，使得行业本身的服务效率进一步提升，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的增长对服务业的发展也会起到一种反作用力，经济的增长能够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从而加快服务业的发展。
（三）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周期的影响
文章编号：1003-6636（2013）02-0106-06；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
一、经济增长与FDI关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上对于经济增长与FDI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几十年来在理论方面的探索一直存在较大争论，主要原因是缺乏实证方面的支持和检验。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加便捷，也凸显了FDI的重要性，再加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又为FDI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技术支撑。因此，使得关于FDI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又重新回到了经济学理论的前沿，成为各国学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
总的来说，从实证角度看关于经济增长与FDI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认为FDI的流入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代表人物主要有Chen（1995）、V.N.Balsubramanyam， M.Salisu和D.Sapsford（1996）、De Mello（1997）等。二是认为FDI的流入会阻碍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代表人物主要有Saltz（1992）、Easterly（1993）、Rodrigue—Clare（1996）等。以上两类研究是关于经济增长与FDI相关关系的研究，他们在一定的理论和技术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模型、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正相关或负相关的结论，所以说这两类研究结论都是客观存在的。[1]
如果按照经济增长与FDI的因果关系划分，研究成果主要有四类：一是认为FDI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不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即FDI的流入带动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却不是吸引FDI的原因，也许廉价的劳动力或者丰富的自然资源才是主要原因。二是认为经济增长是FDI的格兰杰原因，而FDI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成功吸引了FDI流入，而流入的FDI与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三是认为FDI与经济增长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四是认为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不确定。[2]
虽然，国内外关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纷繁复杂，但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支持了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仅有少数学者持相反观点。[3]至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结合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具体研究，所以研究结论存在差异是合理的。
二、中国和南非FDI与经济增长状况的宏观比较
（一）中国FDI与经济增长的总体状况
中国对外资的利用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FDI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10年的FDI存量已由1980年10.74亿美元增长到5788.18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流入规模最大的国家。如图1所示，1980年—2010年，中国的FDI存量经历了一个稳步上升的过程，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cn，现价
美元。
图1 中国1980—2010年FDI存量尤其是1995年存量的规模突破1000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图2所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cn，
以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为基准。
图2 中国1981—2010年经济增长率1980年—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为正，而且增速较高。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与FDI的流入密不可分，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资金短缺严重，FDI的流入大大缓解了这种资金压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起步。之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又吸引了大量的FDI流入中国。[4]
（二）南非FDI与经济增长的总体状况
如图3所示，南非FDI存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规模比较小。1980年至1998年每年的存量不超过200亿美元，最高的2010年为1323.96亿美元，与当年中国的5788.18亿美元相比，还不到中国的1/4，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南非利用FDI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常性地出现资本外逃，在1980年至2010年共出现了9次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个特点也与其他金砖国家稳定的FDI流入有着显著差别。
南非的FDI利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1998年为第一个阶段，特点是FDI总体规模较小，但比较平稳，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cn，
现价美元。
图3 南非1980—2010年FDI存量呈现出先缓慢下降再缓慢上升的趋势。1999年—2010年为第二个阶段，特点是FDI规模有显著提高，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因此，可以预测在未来几年，尤其是在南非加入金砖国家行列后，它的FDI流入应该会继续保持这种趋势。
与FDI一样，南非的经济增长也有自己的显著特点。总体而言，1980年以来，南非经济整体上保持着稳步增长的趋势，但存在个别年份GDP总量下降的现象。1981年至2010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2%。
由图4可以看出，南非经济增长的波动频率较高，且幅度较大，甚至有7个年份出现了负增长，这说明南非的经济增长形势不稳定，主要原因是受到国内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从南非经济增长的波动情况来看，南非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如果按照波峰年的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cn，
以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为基准。
图4 南非1980-2010年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计算，从1981年到2010年，南非29年间已经经历了4个经济周期：1981年（5.4%）至1984年（51%）为第一个周期，1984年（5.1%）至1988年（42%）为第二个周期，1988年（4.2%）至1996年（43%）为第三个周期，1996年（4.3%）至2007年（56%）为第四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为6.5年（26/4）。如果按照波谷年的经济增长率计算，南非29年来也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1983年（-1.8%）至1985年（-1.2%）为第一个周期，1985年（-1.2%）至1992年（-2.1%）为第二个周期，1992年（-2.1%）至1998年（0.5%）为第三个周期，1998年（0.5%）至2009年（-1.7%）为第四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为6.5年（26/4）。
本文采用按照波谷年计算的经济周期进行分析，在南非经济增长的前三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的波动频率较高、幅度较大，而且多次出现经济负增长。在此经济增长不稳定的背景下，FDI的存量规模一直比较小，也出现了多次的资本外逃。南非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的波动频率和幅度都有所下降，而且经济增长的扩张期（9年）要远大于收缩期（2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经济周期内，南非FDI的存量也开始持续性较大幅度的上涨，仅在2008年有所回落。
通过以上对两个国家FDI与经济增长总体状况的分析，可以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1）就1980年两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市场规模来看，中国FDI与经济增长的起点相对较低，但都保持了持续性的正增长；南非FDI与经济增长的起点相对较高，但发展趋势不稳定，正增长、负增长都存在。
（2）中国FDI和经济增长的发展势头优于南非，发展至今中国的FDI存量和经济规模已远超南非，但也不能说明中国对FDI的吸引力要强于南非，因为还要考虑各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及经济结构。
（3）中国和南非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至于二者之间谁促进谁的增长还需进一步检验。
三、中国和南非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
（一）模型设定及指标选取
为了研究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首先要设定一个经济增长模型，本文采用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yt=A（t）k（t）αl（t）1-α （1）
其中，y为产出水平，A为技术水平，k为资本水平，l为劳动力与人口总量的比例（为了便于分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假定l、A为一常数），t为时间，0
下面求产出增长率，先对（1）式左右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出：
ln yt=ln A（t）+α ln K（t）+（1-α）ln l（t） （2）
生产函数演变成产出和资本之间的方程，本文用GDP表示产出水平，数据选自世界银行以2000年不变美元为基准统计的南非GDP；用FDI表示资本水平，数据选自UNCTAD统计的南非FDI存量。因此，依据方程（2）可以设定以下经济增长模型：
lnGDPt=c0+c1 ln FDIt+t （3）
方程中变量指标都采用自然对数形式，可以更好地体现线性趋势，并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分别用lnCGDP、lnCFDI表示中国GDP和FDI，用lnSGDP、lnSFDI表示南非GDP和FDI。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在建立时间序列经济增长模型之后，为了考察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和解释程度，需要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但回归的前提是所有的时间序列变量必须是平稳的，否则会产生伪回归，因此首先要对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考察经济变量是否具有时间趋势，进而确定是否采用协整分析法。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分别检验变量的平稳性。
结果显示，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因此可以确定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即μ^t～I（0）。表明lnGDP和lnFDI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建立的协整方程是合理的，协整向量为（1，0.21），长期均衡协整方程为：
lnSGDPt=5.98+0.21lnSFDIt
通过以上对两个国家的实证检验可以得出，1980年—2010年中国和南非的GDP与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就是说FDI流入存量对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另外，长期均衡协整方程表明中国和南非的FDI与GD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中国FDI流入存量每增加1%，中国的GDP就增加0.44%，南非FDI流入存量每增加1%，南非的GDP就增加0.21%，说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南非。
（四）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上文检验结果，中国和南非的FDI、GDP指标都是1阶单整变量并且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为了更好地解释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我们需要利用数据的动态非均衡过程来逼近经济理论的长期均衡过程，即变量中包括原始值和差分值，因此本文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建模。VEC模型的原理是，从短期看，被解释变量的变动由一个较稳定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共同决定的，上文对南非GDP总量和经济周期性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其中短期内对于均衡状态的偏离程度的大小直接导致了波动幅度的大小，从长期看，协整关系式起到引力线的作用，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6]
建立VEC模型的一般检验方程：
ΔlnGDPt=c1+∑ki=1αiΔlnGDPt-i+∑ki=1βiΔlnFDIt-i+λ1Et-1+φt （6）
ΔlnFDIt=c2+∑ki=1α^iΔlnGDPt-i+∑ki=1β^iΔlnFDIt-i+λ2Et-1+γt （7）
lnFDI和lnGDP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假设是：
（1）H0：β1=β2……=βk=0，即在短期内lnFDI不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
（2）H0：α^1=α^2……=α^k-=0，即在短期内lnGDP不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
lnFDI和lnGDP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假设是：
（3）H0：λ1=0，即在长期内lnFDI不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
（4）H0：λ2=0，即在长期内lnGDP不是lnFDI的格兰杰原因。
根据AIC（赤池信息准则）确定中国、南非的VEC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两个国家的VEC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由以上估计结果可以得出：
1.在GDP回归模型中，中国与南非的FDI滞后项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短期内两个国家的FDI不是该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另外，中国与南非的误差修正项也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长期内两个国家的FDI也不是该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在FDI回归模型中，中国GDP的滞后项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南非GDP的滞后项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短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是FDI的格兰杰原因，而南非的经济增长不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另外，中国与南非的误差修正项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长期内中国和南非的经济增长是FDI的格兰杰原因。
2.在GDP回归模型中，中国与南非的误差修正项系数虽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值为负数，完全符合误差修正模型的反向修正机制，说明当中国与南非的GDP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FDI将分别以0.2%与7%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但是两个国家的调整力度都不大，其中中国的力度更小。
在FDI回归模型中，中国与南非误差修正项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因此说，长期内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大量的FDI流入，其中，中国经济增长对FDI的吸引力达到0.09，而南非的吸引力达到2.54，说明长期内南非对FDI的吸引力要优于中国，当然这种吸引力是相对而言的，仅代表了该国在吸引外资中的区位优势，并不是说吸引力强所吸引的FDI总量就多，这要与东道国的经济总量及市场的规模相匹配。
3. 从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来看，中国和南非的FDI流入与其国内的经济增长缺乏互补性，仅存在经济增长对FDI的吸引力，说明两个国家的FDI利用并未与国内经济发展结构相适应，融合程度不高，吸引投资的政策及投资环境都需进一步改善。也就是说，外商只选择符合自己风险性及成本-收益要求的行业进行投资，而政府大部分情况下只是被动的接受投资，没有制定出合理高效的FDI利用规划，致使FDI不能与本国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效结合，大大减小了FDI带来的溢出效应。
四、中国对南非投资情况及启示
（一）中国对非洲及南非直接投资情况
从中国对外投资的数据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主要是亚洲、欧盟等地区，对非洲的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量的比例非常有限，一般仅比大洋洲略高。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非洲经济整体发展滞后，可投资领域狭窄，主要集中在建筑业、低端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和采矿业等行业，当然这些行业也是中国对其他地区投资的主要行业，但由于非洲消费市场规模有限、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以及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使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整体规模受到限制。另一方面，非洲政府缺乏与外资利用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加大了企业投资者的经营风险，影响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虽然以上两方面原因影响了非洲对外资的吸引力，但同时也说明非洲市场潜力无限。为了进一步拓展非洲市场，中国政府自2000年以后逐步加大了对非洲的投资力度，2010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达到21.1亿美元，较2003年的7481万美元有大幅度增长，占中国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3.1%，主要分布在南非、刚果（金）、尼日尔、尼日利亚等国家。2010年底中国对非洲投资覆盖率达到85%，在非洲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1955家，主要分布在尼日利亚、南非、赞比亚等国家。[7]以上数据说明中国对非投资总体规模不大，而且分布较广。
综合中国对南非的投资情况来看，也是自2000年以后投资额才逐渐扩大，2008年达到顶峰的48.1亿美元，占到当年中国对非投资流量总额54.9亿美元的87.6%，但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降到4159万美元。2010年中国对南非的投资流量为4.1亿美元，虽然总量不高，仅占对非投资的19.4%，但与2003年的886万美元相比，已有较大幅度提高。另外，2010年末中国对南非直接投资存量达到41.5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3%，位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二十位国家中的第八位。总之，南非作为非洲经济的明珠，在中国对非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2008年，竟占到了中国对非洲投资流量总额的87.6%。可见，中国在南非有着丰富的投资经验，而且投资领域也相对成熟，这些都为中国进一步加大对南非投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对中国投资南非的启示
根据上文分析得出，自1980年以来，南非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1992年以前其经济增长周期伴随着较大幅度的波动，自1993年至2008年经济增长率都保持正增长，而且波动幅度也较小，如果排除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南非经济下滑的外部性影响，可以说南非经济自1993年以后就步入了稳步增长时期。结合本文对南非经济周期的划分，2007年南非开始第五个经济周期，周期长度将达到9—11年，也就是说在经历了2009年的波谷之后，如果世界经济形势能够逐步好转，那么南非经济将保持7—9年的增长趋势，当然不排除个别年份出现波动。通过研究南非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我们得出南非的经济增长将吸引大量的FDI流入。因此，可以预测在未来的几年，有可能到2017年，南非将成为外资的主要流入地。所以，中国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充分发挥自己在南非投资的丰富经验和资源，加大对南非的投资力度。另外，2011年南非也正式加入了金砖国家序列，中国政府应该利用金砖国家这个平台，与南非磋商建立政府层面的资本合作机制，拓宽中国企业在南非投资的领域，由制造业、采矿业向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环保业等行业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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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FDI in China and South Africa
FAN Shaohua
一、有关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相关研究概述
1、经济周期的相关理论研究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循环往复性的扩张和收缩，它是超越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阶段而普遍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周期的核心问题，即经济周期的诱因和传导机制问题，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回答。例如，货币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主要是货币的扰动形成了经济的周期波动，实际经济周期(RealBusinessCycle)理论认为经济的周期波动源于生产率的冲击，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新发展则认为经济的周期波动并不只是由单一某种因素来决定，他们往往在同一周期模型中同时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
2、周期波动的测量
无论是哪种经济周期理论，都离不开对经济变量周期波动形态的具体测量。这是因为经济周期无法被直接观测，其信息只能从可观测到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图中粗略地看出。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如何测量经济变量的周期性波动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目前，基本上存在两种测量经济周期的方法。第一种是由美国经济研究所提出的经济周期指标法，或者称为景气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一组能够反映和标志周期波动的代表性指标并加以适当分类，然后再按一定的方法将各类指标合成为若干综合指数来描述和分析经济周期。由于本文只分析FDI这一个指标，所以这种方法不适用。第二种是经典统计时间序列方法。这种方法每一个经济指标变量视为一个时间序列，按照计量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方法加以分析。
一般来说，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主要包含长期趋势（T）和周期波动（C）的成分，即Yt=YTt+YCt。其中Yt表示某个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测量周期波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经济变量中的确定性趋势YTt从变量中分离出来，从而得到真正的周期性波动因素YCt。
二、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呈现周期波动的特征
从1987年至2005年，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北京市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大量涌入。外国直接投资为促进北京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北京地区的技术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增长的特点对于北京制定和实施吸引外资的政策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外国直接投资涌入北京的这个增长过程呈现出周期波动的特征。从图1中可以大致看出，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大致呈现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从1990年至1994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高达59.6%，是中国正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前的高速增长期；第二个阶段，从1995年到2000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率仅为4.3%，是FDI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的犹豫徘徊期；第三个阶段，从2001年到2005年，北京地区FDI平均每年增长19.8%，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稳定增长期。然而，这种周期的阶段划分是非常粗略的，更为科学的周期波动研究需要我们运用更为严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加以测量。
三、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的特点分析
1、周期波动的HP滤波结果
HodrickandPrescott(1980)首次使用H-P滤波法分析战后美国经济的周期波动情况。这种方法的主要原理就是使下式最小化（见高铁梅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
本文利用HP滤波方法，求出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趋势和周期波动项结果分别如下图所示：
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经过HP滤波进行趋势分解以后的数据表如下：
2、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周期波动的特点分析
结合图2和表1的内容，可以清楚的看出，在1987－2005年的19年间，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经历了三个半的周期波动过程，每个周期持续时间为5－7年。
第一个周期，从1987年至1993年持续7年时间。其中波峰在1988年，达到34403万美元；波谷在1992年，低至-38427.9万美元。这一轮周期从波峰到波谷的时期是一个相对缓慢下降的过程。
第二个周期，从1994年至1998年持续5年时间。其中波峰在1994年，达到36235.5万美元；波谷在1997年，低至-1643.4万美元。这个周期的特征是波动幅度不大，波幅很窄。
第三个周期，从1999年至2003年持续5年时间。其中波峰在2000年，达到35771.2万美元；波谷在2002年，低至-64525.4万美元。
第四个周期只出现了一半，从2004年开始至今，可以预测其波峰将出现在2005年或者是2006年。
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周期波动与北京乃至全国当时的宏观经济波动形势有一定的关系。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加速期。这是导致在1994年北京外国直接投资快速达到波峰的重要原因，而直接原因是1992年以后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由于经济的过快增长以及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即所谓的“软着陆”。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宏观调控的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过热”的局面得到控制，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到1995年9月中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由于此次宏观调控没有采取以往“急刹车”式的大动作，而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保证经济平稳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因此本轮周期的收缩相对温和，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出现前几轮周期衰退阶段那样的急剧下降，即大起后的大落，而是平稳回落。这是导致1994年到1997年间外国直接投资逐步下滑但是下滑幅度不大的主要原因。
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在东亚各国之间传播，各国经济普遍出现衰退，一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不利影响。面对经济增长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央决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代替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9年初又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到2000年，中国经济逐步开始回升，这是影响2000年北京市外国直接投资达到波峰的主要原因。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由于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入世之初并不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造成了2002年外国直接投资的低迷。随着对中国市场信心的不断增强，外国直接投资又开始逐步升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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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学者研究经济周期与资产配置模型始于19世纪90年代。Sam.stova（1996）研究1970年到1995年间美国的经济周期与股市各行业的表现，他将25年分为4个扩张期，3个收缩期。其中扩张期分为早中晚3个阶段，收缩期分为早晚2个阶段，认为当经济从扩张转向收缩阶段,一般伴随股价的下跌与货币资金的减少,当经济走向谷底时,央行会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这时公用事业与金融行业表现最好。
美林证券公司在2004年的《投资时钟》报告中，统计了美国1973—2004年的历史数据，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胀的不同变化，将经济周期分为萧条，复苏，过热和滞涨，其研究显示，在衰退阶段债券收益率最高，在复苏阶段股票收益率最高，在经济过热阶段大宗商品收益率最高，在滞涨阶段，现金收益率最高。
在国内，对经济周期与股市波动的关系，大部分是从货币政策与股市相互关系来分析，中国金融产品种类少，且投资门槛高，研究中国的投资时钟，应重在基于经济周期的角度分析A股行业轮动。
二、经济周期的关键指标与中国经济周期划分
（一）经济周期的关键指标
宏观波动是一种周期性的由萧条到复苏再到的循环变动。 按统计指标变动轨迹与经济变动轨迹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同步指标、先行指标、滞后指标。
先行指标主要用于判断短期经济总体的景气状况，我国一般采用新开工项目数、基建贷款、海关出口额、狭义货币M1、工业贷款等作为先行指标。一致同步指标是指与国民经济周期的转变同时发生的指标，我国常采用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额、海关进口额、货币流通量、广义货币M2等作为一致同步指标。滞后指标是指在指标的时间上相对落后于国民经济周期波动，我国主要有全民固定资产投资、零售物价总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等。
（二）中国经济周期划分
本文中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用CPI来表示通货膨胀。时间从2003年1月至2011年7月，根据经济增长与通胀组合的变化，我们把经济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经济增长下降，通胀下降为衰退阶段;经济增长上升，通胀下降为复苏阶段，经济增长上升，通胀上升为过热阶段；经济增长下降通胀上升为滞涨阶段。
三、行业轮动的理论逻辑
（一）利率和成本
利率与成本降低，先会刺激可选消费，后沿产业链延伸, 如汽车——钢铁、工业金属、化工——采矿、电力、煤炭、石油；房地产——建材、钢铁、有色、家电、机械。同时利率降低，货币增多，直接推动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
（二）财政政策方面
政府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是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一是要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会使建筑、建材、钢铁和有色的需求增加，而影响煤炭、电力、石油、铁矿的需求。二是要鼓励新技术的运用，目的是鼓励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三）出口方面
世界经济也影响着中国经济，一方面是国外旺盛的消费需求推动必需品的需求，包括纺织服装、家具等，另一方面是推动机电产品出口，且沿着产业链向下，即机电产品——机械、电子、家电——半导体、钢铁、有色——煤炭、电力、矿石。
四、中国不同经济周期下的行业表现
我们根据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把2003年1月到2011年7月分为四个阶段，找出每个阶段表现最好的四个行业。
（一）衰退
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均降低，因为经济增长率往往提前通胀到来，所以通货膨胀降低一般说明经济增长率下降已到末期，此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应该开始。跟利率和货币供应相关的行业往往复苏，与财政政策有关行业也受益，收益率较高的行业是：家电、电子元器件、有色、房地产、交运设备。
03.1-03.5 04.11-05.2 06.5-06.12 08.10-09.2
黑金 0.258 信息服务 0.049 家电 0.700 交运设备 0.095
公用事业 0.287 餐饮旅游 0.051 化工 0.796 食品饮料 0.095
交运设备 0.342 房地产 0.061 交运 0.861 家电 0.116
金融服务 0.408 黑金 0.017 房地产 1.118 有色 0.164
（二）复苏
经济增长率开始上升，通货膨胀却仍降低，但快到达底部，这时候利率达到阶段最低，扩张性财政政策却还在进行。需求稍微恢复，且成本到达底部，跟利率和成本敏感的行业成长较快。收益率较高的行业是：房地产、交运设备、采掘、有色。
03.6-04.4 05.3-06.4 09.3-10
电子元器件 0.028 商业贸易 0.325 餐饮旅游 0.400
交运 0.062 金融服务 0.439 交运设备 0.400
黑金 0.074 食品饮料 0.523 房地产 0.443
采掘 0.162 有色 0.596 采掘 0.634
（三）过热
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均处在上升阶段，因为经济增长率提前于通货膨胀上升，这通常说明着经济已经到达潜在增长率水平上。因为通货膨胀对经济还没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央行对利率的控制较平稳,财政政策也是平稳的。在这时期，由于需求缓慢回升且通胀缓慢上升，各个行业收益率都较高，中游行业开始有所表现。此阶段以下行业表现最好：农业家电、采掘、有色、机械。
07.1-08.3 09.11-10.04
有色 1.466 有色 0.291
采掘 1.476 纺织服装 0.3405
家电 1.511 机械 0.3625
农林 1.585 采掘 0.3689
（四）滞涨
经济增长率虽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开始降低。而通货膨胀却仍处于上升过程，较高通货膨胀的危害开始出现。此时，由于通货膨胀处在较高水平而且经济增长率也还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息以应对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防止通货膨胀持续上升。在这个时期，因为需求降低，而利率和成本仍在上升。无一行业出现绝对收益，持有现金是最好选择。以下行业比较而言收益还可以：公用事业、交通运输、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相对不错。
04.5-4.11 08.4-08.9 10.05-11.07
食品饮料 -0.146 食品饮料 -0.322 建筑建材 0.1089
采掘 -0.049 信息服务 -0.313 医药生物 0.1890
交运 -0.038 医药生物 -0.288 交通运输 0.2168
黑金 -0.016 公用事业 -0.286 食品饮料 0.3272
五﹑结论
我们从经济周期角度来分析A股市场的行业轮动，通过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来划分经济周期，先通过经济周期与行业轮动的理论传导分析，后通过实证检验中国A股市场，得出了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各行业的收益率也有差异，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基于经济周期的A股行业轮动来获取超额收益。
参考文献
[1] Stovall Sam.Standard & Poor's guide to sector investing[Z]. McGraw-Hill，1996.
[2] Martin J Pring.积极资产配置[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1).
中图分类号：F037.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经济周期指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一般分为衰退、谷底、扩张和顶峰四个阶段。对于经济周期研究，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周期时间和理论，如基钦提出的3-4年短周期，朱格拉的9-10年中周期以及康德拉季耶夫的50-60年长周期，理论方面又产生了因货币供应量造成的纯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投资过度理论，因消费品需求赶不上消费品增长造成的消费不足经济周期理论等。国内学者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本文意在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波动的状况和原因，并提出一些启示。
二、改革开放后经济波动状况
1、1978年-1981年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GDP增速达到11.7%，投资过快、盲目投资、是造成当年经济过热的主因，此后政策迅速收紧，至1981年，GDP增速仅为5.2%，这一阶段是经济周期收缩期。
2、1981年-1990年是经济整顿年。1982年GDP增速回升至9.1%，此后经济快速恢复性增长，因投资过热， 1987年GDP增速达到11%，CPI升至8%，价格与工资双双大幅攀升，货币政策却是相应宽松，信贷的大量投放引发1988年CPI升至罕见18.8%。1989年紧缩货币政策导致社会购买力被压缩。1990年GDP增速减缓至3.8%，形成经济周期波谷。
3、1991年-2001年。1990年的大规模投资让中国经济在1991年走出低谷，随后GDP增速达到14.2%，1993年开始回落，一直下降至199年的7.6%，2000年有所反弹，但2001年又降下至8.0%。将近10年的经济下降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都属罕见。
4、2002年-2009年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2003年之后，GDP增速实现两位数的增长，2007年达到峰值11.9%。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增长下滑至9%，随后进入2009年调整期，当年增速为8.7%。
三、造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
（一）投资需求是造成经济波动的首要因素。
投资波动是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不同的时期投资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呈现不同的影响特点，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投资波动始终是决定总体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有学者分析，1979-1997年实际投资增速与GNP实际增长的相关性达到79.5%。名义投资于名义GNP相关性达到99%，投资波动与经济增长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
（二）消费需求影响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改革开放初期，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作用，此后上世纪90年代，我国提升发展层次，转变发展战略，投资和外需所起作用有所增强，1979年至1999年这20年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均大于投资，除1993年和1998年这两年以外。这都说明消费的波动对总体经济的波动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政府需求影响不容小觑。
社会总需求其中一部分来自政府支出，进而政府支出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影响。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所经历的四次经济周期无不受到政府需求的影响。1987年的高通胀让政府采取了抑制总需求的措施，为了治理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国务院提出要压缩社会总需求，1990年经济增长下降为3.8%，造成那轮经济周期的波谷。1990年后，政府又出台"以适当增加投资作为启动，搞活经济的调整措施"，于是我国经济从1991年开始再次进入扩张周期同道。
（四）全球经济冲击尤为严重。
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占总需求比重逐年上升。90年代前，我国外贸依存约为30%，出口依存度弱于进口依存度。1990年至2000年期间，外贸依存度40%，出口依存度超过了进口依存度，自我国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全球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不容小觑，如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造成我国第四季度GDP增速跌至6.6%。
四、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启示
（一）适当抑制投资增速过快。
当前宏观政策的重要任务是控制投资出现过快增长，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投资出现爆发式增长，2009年投资对GDP贡献超过90%，许多行业经历了4万亿后，产能爆发式扩张，如水泥、钢铁行业等，当未来需求进入下滑恢复时，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情况，适当抑制投资过快增长是当前形势下必要措施。
（二）保持稳健货币政策，稳定物价。
2011年，消费物价指数CPI最高达到峰值6.5%，很多商品和服务在短时间内大幅度的上涨。随着物价的攀升，人们将存款转移至投资品，如楼市、股市，尽管在刺激国内需求方面有一定的承销，但是股市资金的膨胀，市场上货币流量的增多，不利于经济平稳发展。在保持稳定货币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实施一定紧缩的经济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抑制物价上涨。
（三）优化经济结构以建立良好经济运行机制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经济结构优化为基点，确保经济的适度增长速度。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现在的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促进经济快速的、持续的、稳定的增长，实现速度、利益、结构三者协调发展，借助于宏观调控力量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
经济周期概念
经济周期这一概念来描述长期实践中所观察到的多少带有一定规律性的上升和下降构成的经济过程，一般反映在GDP。20世纪中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伯恩斯和米歇尔（Burns and Michell）对经济周期的定义为：“经济周期是在主要通过商业公司运作的国家中见到的一种总量行为波动，接着就是类似的一般性衰退、收缩和消失于下一个周期扩张阶段的复苏构成；这种序列重复发生但不简单循环；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从1年以上到10年或12年不等；他们不能被分成振幅与其相近、性质相似的更短周期。”传统上通常将经济周期类型划分如下：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s）。英国经济学家基钦提出了持续时间为2-4年的短周期。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s）。法国的朱格拉通认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和就业的波动。提出了与投资品生命期相对应的持续时间为7-11年的中波周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折旧与更新速度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中波周期的持续时间大约缩短到了5-7年。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s）。俄裔美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存在时间为15-25年的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v Cycles）。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根据美、英、法100多年批发物价指数、利率、对外贸易和煤炭产量与消费量等的变动，提出了持续时间为40-60年的长波周期。
根据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周期起源的分析，以及这些理论与当前现实的相关性，把主要的周期理论如：消费（需求）不足危机理论，货币周期理论， 创新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内生性经济周期理论。
的经济危机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理论矛盾性所造成，这是西方经济学家回避的问题。在繁荣期时，达到充分就业，生产单位每天生产越来越多的货品，经济增长，当然工资的增长亦不例外。但生产商为了维持利润引进机器代替人力资本，女性与童工进入劳务市场，固定资本投资过度，使供应超过需求，以致存货堆积，工厂只有减少生产、辞退工人、工会被迫定立减薪协议等。利润方面，它是受主观压力与客观压力所影响。主观压力是“生产力远超于购买力”，而客观压力是指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此矛盾是抗拒资本主义的根源。换句话说，主观压力是对生产资料的争夺战。这些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阶级斗争是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因素之一。资本家要控制工人就一定要先压迫他们，一旦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因此，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永久性斗争。
顾德云（Goodwin）根据传统观点建立了非直线阶级斗争模型（non-linear class struggle model）。顾德云把两个收入阶级分为工人与资本家，产出（Y）被分为工资（wL）与总利润（P），所以P=Y-wL。因此，wL/Y是工资部分而P/Y是利润部分，而wL/Y+P/Y=1。假设λ=Y/L，工资部分可改写为w/λ而利润部分可以改写为1-w/λ。由卡列茨基理论所得可以假设资本家储蓄所有收入，而工人则花光所有收入，因此，储蓄S=P=(1-w/λ)Y。如所有储蓄都投资，则dK/dt=S=(1-w/λ)Y，而资本的增长率则是gK=(dK/dt)/K=(1-w/λ)(Y/K)。假如工资是零，就业会无限地增加。就业率是基于工资的多少而定。这是所谓的饵诱觅食（predator-prey），就业是饵而工资是觅食；如果饵（就业）消失，觅食(工资)亦会消失，如果觅食消失，则饵会无限增长。这是很直观的资本家与劳动者对立的观点。在现实世界里，工资低并不能保证全民就业。但在经济周期，削减工资是可以确保暂时不裁员是可行的，但并不能保证长远不裁员。职工的就业问题始终是决定在工种与工作的基础上。
西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周期理论与解决的方法只是延长或降低了经济周期对国民的影响，但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理论矛盾。
长周期理论与产业发展
根据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的观点，从1787年到1920年，世界经济可以分为2.5个大的周期，其中最后一个是第三个周期的前半部分。因此，可将1920年之后的世界经济再继续划分下去，也可划分出2.5个大周期，这样整个世界经济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大周期。从这五个周期的发展，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发展在世界经济大周期中的作用。当然，康德拉耶夫和熊彼特是没可能预见新经济为首的科技-传媒-通讯的所谓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munication)产业革命。NBER不记录长周期，因为部分经济学家，并不相信长周期的出现。无论如何，以下四个长周期被分别确定，其确定方法是四阶段，即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以下日期与名称是按库兹涅茨（1942年）划分：产业革命周期（1787-1842年），资产阶级周期（1843-1897年），新商业周期（1898-1950年），第四个大周期（1950-2010年）。
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周期是最短的一个大周期。特别在70-80年代，西方产业结构有了重大的变化，一是石油危机，二是科技革命。周期中对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民航及航空业。这个大周期以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危机为分界线，但是它己经不再有以往三次大周期中那么多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展强劲有力与发展缓慢成了现在的描述用语。第四个大周期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民航及航空航天业进入高速发展期，成为主导产业群。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种高速发展随着发达国家民航市场瓜分完毕而告一段落。能源危机促成了总体衰退期的形成。从1990年左右刚刚开始的周期展示了新经济(new economy)与金融产业对全球的影响。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进入了以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主要动力的新经济高速增长时代。
世界经济大周期的形成是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处于平稳发展阶段与处于转换阶段交互更替形成的。同时，在这些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中，产业结构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按自己的规律进行主导产业群的转换，产业结构发展的过程进行的规则而有序，使各大周期的长度基本一致。金融产业的不健全，国家与跨国企业(MNC)的过度借外债，引发了区域性的金融危机。1997年7月泰铢贬值而发生前所未有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隔几年，东南亚经济还未完全复苏。这次经济震荡并非只是周期性的，而是在金融系统与货币上失控。东南亚是属于高储蓄，高投资，正增长与可接受通帐的地区，自1980年代后，快速增长与快速资产增值，特别是股票与房产价格。
亚洲金融危机自1997年开始，按朱格拉周期的划分，最迟会在2010年前完结。
产业生命周期与产业发展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每一个产业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即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企业，尤其是产品，其生命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对某单个产业而言，从本质上看它无非是一些具有某种相同生产技术或产品特性的企业的集合。因此，可以说该产业存在的基础是这些企业及其产品。在产品的整修生命周期中，其销售额和利润额的变化表现为U型曲线。对于单个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我们可以用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来描述，如图1所示。
既然某一产业是以其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为基础的，可以借用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方法，同样把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主要依据是按照该产业在全部产业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及其增长速度的变化而进行的。相对于产品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具有以下特征：缓升慢降：一个产业往往集中了众多相似的产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生命周期是所有这些众多相似产品各自生命周期的叠加，但各产品生命周期存在相位差异，加上分散化的影响，故反映其生命周期变化的曲线比单个产品的生合周期曲线会显得更加平缓而漫长。衰而不亡：一个产业进入衰退期，意味着该产业在整个产业系统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对该产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不会完全消失。起死回生：有些产业虽已进入了衰退期，但由于技术进步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再次显示出成长期甚至成熟期的一些特征。因此，有经济学家提出，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
主导产业群发展与经济增长周期
从产业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主导产业看作是正处于成长期阶段的产业。1960年，罗斯托发表了《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是指一种产业革命。从经济角度讲，起飞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或经济发展的开端，是一国经济从停滞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判断经济是否起飞的主要标志，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程度；而起飞阶段的重要特征，是一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产业群（industrial clusters）是一组可以相互补给，竞争，与相互依赖的产业，某目标是为某一区域透过出口产品与服务从而创造财富。产业群与古典工业划分的定义有明显的分别，其原因在于它代表了整个价值链，例如；产品，供应服务，专业基建等。产业群是串联起产品与服务的流动，这流动比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更强，而相关性产业将在某区域上集中。主导产业都全倾向在某区域集中而形成产业群。这些地区集中在产业的未来成功是很有关系的，如：经济规模本地化。在某区域集中后，容易吸引有关人材与培训人材（pool of specialized labour），这确保了人材在某区域里只有增加而不会减少或流失到其他产业上，加强某产业整体上对招聘与保留人材。产业专业化（industry specific）将会出现，因为某些基本建设会在某地区上出现，所有有关产业都可共用。专业化知识（specialized knowledge interactions）的交流将进一步推动整个产业的技术与生产方法等。社区经济。城乡小镇一切配套设施将会在政府支持下形成。
主导产业群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取自于社会深藏（social embeddedness），单个产业是否有共同的系统，与经济价值观；地区性的靠近，如经济规模本地化，有专业职工，非贸易的投入与知识交换；经济串联如共同顾客，供应商，人材，基建，等。现在西方国家，确实有不少的成功产业群例子。举例，墨西哥的造鞋业产业群是相对本地化而经济效率低，反之，矽谷的电脑产业群却是全球性而经济效率高。产业群可发挥产业的优势，使整个产业的利益，技术，人材流动的竞争力增强，无论在区域竞争或世界竞争都比较处于有利位置，为产业发展提供优良的环境。
衰退产业与经济衰退周期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一书中将衰退产业定义为“在持续的一段时间里产品的销售量绝对下降的产业。”产业衰退的特征是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其原因包括出现了新兴替代产业、技术创新停滞、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政策与制度的限制，以及人口变化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衰退产业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使经济可持续出现断层。当大量产业出现衰退时，势必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增长。加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当某一产业出现衰退时，整个地区将被迫进行产业调整，将使这些地区陷入长期的困境之中。造成失业问题，危害社会福利。衰退产业必然分离出大量的多余劳动力，增加失业者。另一方面，富余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不符合新兴产业的需求，再就业困难。危害企业生存。产业是企业最基本的生存环境，产业的兴衰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兴衰。
衰退产业是经济发展新陈代谢的一种机制。衰退产业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福利。不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了对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就连一向奉行不干预政策的美国政府也很关注衰退产业的调整问题，而且衰退产业历来是国际贸易中各国的主要保护对象，发达国家对于本国已失去竞争优势的衰退产业，如纺织业、服装业、钢铁业、农业等实施各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
产业发展与经济周期的相互影响
产业发展实质上是国民经济中不同产业相对重要程度的改变，在4.3提出的主导产业群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在经济处于产业结构稳定期，原有的主导产业群因技术和市场优势，具有快速扩张的能力，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吸引大量资金和劳动力。转换期在产业经济与经济周期里的关系很值得留意，判断产值（或GDP）能否继续增长，前提是必须确定该主导产业群是否能为未来提供一定的经济增长。否则，转换期后，产值就会持续下降。对此可以参考香港的实例，当香港经济从上世纪50到60年代以制造事业为主要支撑经济的产业，到上世纪70到80年代转为服务为主要主导产业，从80年代中期到上世纪末，以地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显而易见，每个经济的成长与衰退期必须是受主导性产业的主宰。上世纪末，美国的资讯科技产业亦支持了90年代的经济增长。
以上产业群的增长与衰退，假定对外环境没有改变，可以运用内在性经济周期理论去解释周期现象，假定产业处于上升阶段，资本家投入一个单位的资本（I），必然会得到比较理想的回报，在这情况下资本家很乐意投资或借贷投资，这时出现的情况是增加投资，减低储蓄（S）。如表1，X点与Z点是交叉点，亦是均衡点，I>S时，增加投资将有增加国民收入（Y）。Y点并非是均衡点，相反，Y点是不稳定的，由于S>I，所以Y点存在压力推向X与Z。卡列茨基亦有差不多的看法，但出发点并不在储备而在于投资决策。假设国民收入曲线为Y(t)=f[D(t-1)]，而投资决策曲线为D(t)=Φ[sY(t),K(1)]，随着投资决策的改变，而使国民收入变动，出现经济周期，如图2所示。
当某主导产业群到达一个中成熟期或已经到达衰退期，资本家会把资金抽离该国，或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衰退便会出现。并等候下一个新主导产业的来临。
主导产业群的发展带动了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整个经济提供了强劲动力，出现经济增长期。同时，这个产业占用了大量资金、劳动力、资源，从而抑制了其它产业的发展，包括新主导产业群。但是原主导产业群的发展是总有限度的，一旦市场达到或接近饱和，原主导产业群庞大的生产力就面临着产品积压的问题，出现盈利下降，投资进入将减少或停止。同时，新主导产业群的发展由扩张期进入了繁荣期，产业结构的发展就逐渐由平稳发展期进入到转换期。由于原主导产业群对其它产业的贡献下降，而新主导产业群的力量还很薄弱，整个经济出现总体衰退。产业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的理解有独特的理论。西方经济学流派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忽略了支持国家经济是产业，而产业是实质有形体的单个企业组合而成。产业在于主导或支柱位置，投资者为追求利润而增加投资，国家给予政策扶持，设立产业群，加大区域经济，出口竞争等。主导与支柱产业蓬来，增加劳动力，降低失业率，维持消费带动其他产业，这才是经济周期与产业经济的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胡永刚.《当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3-0088-06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08年12月，全国新增贷款达到7720亿元，而2009年1月的新增贷款更是达到令人瞠目的1.6万亿，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超过自200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任何一个月的增长，并且接近今年预期新增贷款5.4万亿的30％。银行业的集体努力正使信贷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最佳搭档，如此高的信贷增速意味着短期内中国经济得到强有力的支撑。毋庸置疑，如果银行信贷不提供有力支撑，4万亿投资计划就难以按进度完成，在民间投资恢复信心之前，银行仍需持棒领跑一段时间。银行业正在努力跟上保增长的步调，为疲弱的经济输血，这将使已经被中央政府点燃的投资火焰熊熊燃烧，也会使缺乏现金的企业得到及时的救助。
学术界就信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的论述已经非常充分。Bernanke等(1988)指出，GDP与信贷的关系比其他变量更密切，信贷也比其他货币量更能作为经济活动的领先指标。Bernank等(1989)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外部噪音在经济系统中如何被延续的问题，即通过加速器会被放大，使繁荣的经济更加繁荣，萧条的经济更加萧条。Bernanke等(1996)更是明确提出，信用会放大市场的真实状况，从而改变了最初的小冲击(包括实体和货币的冲击)，即放大了冲击效果。一些学者(Chami，2001；Lea，2005；Kishan，2006)研究了在双重约束下，由于银行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抵押品价值和外部筹集资本的能力等因素具有与经济周期平行的特征，从而导致商业银行信贷政策本质上是加强景气周期(即亲周期，procyclical)，而资本监管将会导致银行信贷更为严重的亲周期性(尤其是低水平的银行对紧缩性货币政策更加敏感)，并放大经济冲击，强化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即货币政策传导的“资本渠道”。
吴丽华(2008)阐述了我国具备Kashyap等(1993)提出的银行信贷渠道必须满足的三个基本条件①，并基于我国的实际验证了信贷机制在我国是有效的，主张我国应该利用信贷规模控制手段效果好、针对性强、收放自如的特点，并实行差别的信贷政策，增加灵活性和弹性。
信贷与经济确实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但是，信贷资金的各个组成部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完全迥异的。当前，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合理分配大幅度增长的信贷资金，充分发挥其效应，才能更好地引导民间投资，从而促使经济更快地实现V形反转，避免U形，更不是L形情况的出现。所以，本文将验证信贷资金的各个部分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二、商业银行信贷变量描述与分析
在我国不断进展的金融深化过程中，商业银行的信贷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商业银行贷款总额占名义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111.1％下降到2008年的100.9％，贷款总额占其资产的比重从2000年的74.5％下降到2008年的56.4％。贷款的构成中，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大幅度上升，而短期贷款则出现明显的反差，9年下降了24.9％。另外，短期贷款中，除了农业贷款稳中有升外，商业贷款、建筑贷款和工业贷款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即便如此，商业银行在融资体系中仍然占据最重要地位。
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波动与经济增长率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呢?我们对贷款总额(LOAN)、中长期贷款(MLOAN)、短期贷款(SLOAN)、农业贷款(ALOAN)、建筑贷款(BLOAN)、商业贷款(CLOAN)和工业贷款(DLOAN)运用GDP平减指数进行调节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中经网数据库。，然后将其与经济增长率(RGDP)一起采用同类文献中最常用的H-P滤波分离出各变量的趋势要素与循环要素，并采用循环要素/趋势要素×100％计算相对波动，进而得出各变量的周期性波动，如图1。从该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周期大致为4.5年，波动幅度在15％以内；贷款总额的波动幅度较平稳，周期长度差不多，但是经济增长率大致提前两个季度；短期贷款几乎与经济增长率同周期波动，但波动幅度在10％以内；中长期贷款的波动幅度与经济增长率相差无几，但从峰―谷的角度看，其提前经济增长率大致3～4个季度；短期贷款中，农业贷款有其独特的周期特征，波动幅度非常小，周期为1年，其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比较松散；建筑类贷款的周期长度和波动幅度与经济增长率大概一致，但比经济增长率提前约两个季度；商业贷款与经济增长率几乎是同周期波动，但波动幅度仅是后者的一半；工业贷款的波动滞后经济增长率两个季度，波动幅度也相对较小。因此，信贷变量与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精确的测算与验证。
三、信贷变量与经济增长率的先行/滞后关系测算
由于经济周期理论集中关注1.5～8年之间的波动成分(Christiano et，al，2003；Rua，et al，2005)，而带通滤波可分离出“恰好对应于研究关注的频率区间”的周期成分，完全去除研究中不感兴趣的频率区间。所以，我们抛弃传统的时域分析方法，运用带通滤波分离循环要素。
本文以经济增长率作为基准指标，将信贷变量与其比较，分析它们之间的先行滞后关系。首先，使用CF带通滤波分离出实际GDP增长率中4～24季度的周期循环要素，暂且称之为标准循环。图2中是使用傅立叶变换，对2000～2008年经济增长率的循环要素进行功率谱分析的结果。
为了利用变量间共变性上的频率差异信息，我们将各信贷变量与经济增长率循环要素之间的共变性和同步性研究划分在几个频率区间上进行。根据经济增长率循环要素功率谱的峰值界限，我们划分出长期循环(14～24个季度的循环要素)、中期循环(8～14个季度几个主要的峰值的循环要素)和短期循环(4～8个季度的循环要素)这里的长、中、短期循环仅是本文为描述方便而赋予的称谓，异于经济周期理论中所说的长、中、短周期概念。。它们的能量占整个标准循环分别为34％、26％和40％，比重相近，这也从另一角度验证了频带划分的合理性(刘俊生，2007)。
表2列出了信贷变量与经济增长率循环要素的交叉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然，这些变量在不同的频带上很少表现出完全相同的交叉相关性和先行滞后期。在每个频带上，挑选那些与经济增长率循环要素时差的绝对值在1个季度以内，并且交叉相关系数大于0.5的指标作为一致指标。筛选的结果是：标准循环周期内，短期贷款、工业贷款和商业贷款是一致指标，贷款总额、建筑贷款与中长期贷款是领先指标；长期循环周期内，短期贷款、工业贷款和商业贷款是一致指标，贷款总额、建筑贷款与中长期贷款是领先指标；中期循环周期内，短期贷款、工业贷款和商业贷款是一致指标，贷款总额、建筑贷款与中长期贷款是领先指标；短期循环周期内，贷款总额、短期贷款、工业贷款和建筑贷款是一致指标，商业贷款是滞后指标，中长期贷款是领先指标。因此，总体上，短期贷款及其其中的工业贷款和商业贷款与经济增长率是一致或滞后的，贷款总额、建筑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则是提前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而农业贷款与经济增长率的关联度很低，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第二部分的看法。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信贷变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需要将经济增长率(信贷变量)基于常数、信贷变量(经济增长率)和信贷变量(经济增长率)波动性成分进行线性回归。考虑到我国季度数据的样本较少，我们采用两种方法计算各变量的波动性：其一是均值方程残差或者波动成分的绝对值度量，即波动程度的绝对离差；其二是利用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模型)分离出条件异方差成分(刘金全，2003)。
度量X的水平值和波动性对于变量Y的线性影响，需要估计下述方程：
无论采用哪种波动性度量，两个模型估计在结论上都是稳健的。从模型结构和参数估计看出，贷款总额的趋势成分对经济增长率趋势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影响，其整体影响的系数和为(含不显著的参数估计)为2.13；而贷款总额的波动性则对经济增长率的整体影响系数为－0.189，即具有“抵消效应”。同样的方法我们得出，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农业贷款、建筑贷款、商业贷款和工业贷款的趋势成分对经济增长率趋势水平的整体影响系数分别为3.47、1.15、0.46、1.49、0.84和1.35，它们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率的整体影响系数分别为－0.116、－0.327、－0.008、0.352、0.124和－0.185。因此，除了农业贷款外，各信贷变量的趋势成分及其波动成分对经济增长率的趋势确实存在显著的影响，其中贷款总额、中长期贷款和建筑贷款尤为明显。
另外，我们可以利用ARCH 模型对信贷变量的波动性与经济变量的波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例如，贷款总额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率的短期效应可以用式(16)表示为：
式(17)表明，信贷总额的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形成了“溢出效应”，但是由于参数估计不显著，这种效应尚未明显体现出来。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2000―2008年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贷款总额和经济增长率都处于相对平稳阶段。对剩余的信贷变量做同样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虽然参数估计的t-统计量不显著，但这些信贷变量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率的波动都有不同程度的“溢出效应”，其中，建筑贷款与中长期贷款尤为明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目前仍是投资主导型经济，投资对经济起决定作用，对投资而言最敏感的是信贷，个中缘由是间接融资处于主导地位，银行信贷是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信贷规模及其分布状况的经济含义远不止于金融层面，它可反映出经济走势、行业发展、市场风险、政策导向等诸多方面，因此，信贷规模及其合理分布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要真正恢复快速增长仍需要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意味着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将持续相对较长的时间，信贷剧增已无异议。根据本文前述的分析，持续放量的信贷资金，必须有合理的分布，否则将无法引导民间资金的投入，也不能促成经济的V型反转。笔者认为，中央银行应该在这一关键时刻精确制导，鼓励加大对民生工程、中小企业、“三农”、居民消费、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兼并重组、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信贷投入；同时，应该本着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宗旨，通过再贷款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调整信贷结构，增加中长期贷款，确保产业振兴计划的顺利推进；强化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监控，保证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投放到生产领域，避免其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甚至通过违规渠道进入资本市场。当然，保增长、保企业是大局，银行的风险防范也是大局。政策的实施不能牺牲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功能，异化商业银行的行为，更不能破坏银行的风险调控体系，否则，经济刺激计划完成之时，或许正是金融业危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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