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7 09:19:32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生态环境的价值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2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的建立
经过前面的分析，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自始至终，都实际参与了生产与再生产的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所在；而且，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稀缺性的存在，使其具备了市场交易的定价基础。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产权的明确和细化，使得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市场交易具备了产权制度基础。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主要是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我们国家现阶段的生态补偿机制，是以国家供给为主，公共组织生产占优势，私人承包及其他的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交易体系[13]。本文认为，结合对原生性自然要素市场、环境纳污容量市场和副产品市场的分析，按照市场体系结构完善的先后次序，可以将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市场组成具体细化为初级和次级市场两个层级的市场。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市场的数学模型是无法做到恰当而又具有实践性的。这是因为能够反映生态环境系统功能所有实质性特征的大数学理论是不存在的[14]。因此，下面仅建立市场结构组成的建议模型进行分析。
2.1建立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初级市场结构模型
初级市场是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市场的发展前提。在初级市场中，交易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各种细化的产权，以原生性自然要素资源的使用权、环境纳污容量资源相关的排污权为主。在初级市场中，政府占主导地位。市场客体即交易对象为原生性自然资源和环境纳污容量资源，即原生性自然资源的开发权和排污权，交易的对象是不同的产权形式。在初级市场中，政府将作为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交易的产品提供者。即政府作为所有与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相关的产权的所有者来加入到市场体系之中来，而不是作为一个行政管理者的身份进行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这是建立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初级市场的基础。同时，政府作为产权的所有者和资源的供给者，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15]。
2基于生态保护的生态水利工程
依据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基本理念，我们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提高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保证，但是经济的发展要坚持稳定和健康的基本路线，经济的发展要与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相互协调起来，以经济带动生态保护，以生态保护促进经济发展，使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因此，在组织建设水利工程项目施工时，各个部门和工作人员必须树立起正确的生态观念，并将生态举措贯穿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和原材料的优势，努力营造一个和谐的生态水利建设工程。力求以最小的环境代价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坚持在工程建设之后进行相应的生态恢复工作。
生态水利工程的类型主要有直接保护改善生态型、替代型、综合型。我国最早的保护生态的水利工程应该属“大禹治水疏通九河”，疏河使得黄河流域生态受到了保护。替代型如广西的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都江堰是最典型的综合型生态水利工程，它是把保护改善生态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完美结合的典范，实现了人水和谐、道法自然的治水理念。
3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原则
建设生态水利工程需要遵循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3.1保护和恢复多样化河流天然河流具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流水状态、不同的土壤状态、不同的植被覆盖情况，这种多样性是修建生态水利工程的基础，因地制宜就是要科学地依据具体河流的综合特征，来设计和建造水利工程，最大限度地保留河流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不能一味地模仿世界上的成功案例。
3.2保持和维护河流自我恢复能力河流的自我恢复能力越强，水利工程对河流环境的破坏程度就越低，人为修复的力度也就越小，投入的维护成本也不多，所以在设计和建设水利工程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如何保持和快速恢复河流的自净能力，从而降低破坏之后的治理成本，避免一系列的生态问题，促进河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3综合考虑修复水域生态系统自然河流与其周边的森林、田地、乡村、城市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不能只着眼于河流两岸的生态环境，还要综合考虑河流与森林、田地、乡村等的关系，将它们都纳入到生态水利工程规划和修复的范围内。
4实现生态水利工程的途径
首先，要将生态水文学与工程水文学作为生态水利工程设计的基础，科学分析与计算水文情况，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保障生态水利工程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种科学性是建立在理论研究与实践考察的基础之上的，要弄清生态目标对水资源的时空要求规律，这样才能同时满足湿地、林业、草原、农业、畜牧业和江河湖泊等生态用水需求和工业、城镇、消防、居民等经济生活用水需求。
其次，对于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遭受重大生态破坏的环节和植物种类、动物种类等，及时制定科学可行的改进方案，尽量将影响范围缩到最小，影响程度压到最低，同时加强生态环境破坏的前期预防工作，并在水利建设工程施工完毕之后进行适当的调整，恢复可以利用的河流环境特点，进行植被和动物的回迁。尤其要注意的关键是，提高防患意识，加强事前保障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缩减经费开支，降低影响程度。
最后，要将生态水利工程的设计与环境工程的设计有机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因素，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生态水利工程的设计要充分吸收环境科学与工程的理论与技术，以达到水量与水质配置的科学化与同步化目的。要将水利工程与水污染防治工程结合起来，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环境效益。
1、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生态观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虽属两个文明体系，但在生态观方面有许多相同、相似或相契的理念。
伊斯兰文明的生态观与它的宇宙观是分不开的。伊斯兰文明认为，真主创造了自然万物、日月星辰，使整个大自然气象万千，多姿多彩，和谐美妙。有高山，有平原；有沙漠，有绿洲；有陆地，有海洋；有湖泊，有河流；有戈壁，有草原；还有空气、阳光、水和生活在地球上的无数种动植物以及其他生物和无生物。《古兰经》启发人们说：“难道他们没有仰视天体吗?我是怎样建造它，点缀它，使它没有缺陷的?我曾展开大地，并将许多的山岳投在上面，还使各种美丽的植物生长出来，为的是启发和教诲每一个归依的仆人。”关于大自然的和谐、天地万物的井然有序及其生态平衡，《古兰经》启示道：“我展开大地并把许多山岳安置在大地上，而且使各种均衡的东西生出来。”“太阳疾行，至一定所……。月亮，我为它预定星宿……。太阳不得追及月亮，黑夜不得超越白昼，各自在一个轨道上浮游着。”
水为生命之源，万物生长都离不开它，《古兰经》就此明确指出：“我用水创造了一切生物。”“我从云中降下清洁的雨水，而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并用雨水供我所创造的牲畜和人们做饮料。”“真主用水创造一切动物，其中有用腹部行走的，有用两足行走的，有用四足行走的。”“他从云中降下雨水，用雨水使一切植物发芽，长出翠绿的枝叶，结出累累的果实。”
正因为有了水，才使大地披上了绿装，大自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古兰经》用独特的语言描述了这一景象，说道：“我从云中降下定量的雨水，然后，我使它停留在地上——我对于使中手涸是全能的——然后，我借它而为你们创造许多枣园和葡萄园。”“大地上有许多邻近的区域，有葡萄园，有庄稼，有椰枣树，其中有二珠同根生的、二珠异根生的，
(这些都是)用同样的水灌溉的，我却使这一部分果实比那一部分佳美。”“他创造了许多园圃，其中有蔓生的和直立的果木，与果实各异的海枣和百合，形同味异的油橄榄和石榴”。
关于大自然的千姿百态和生物多样性，《古兰经》提示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而生产各种果实。山上有白的、红的、各色的条纹，和漆黑的岩石。人类、野兽和牲畜中，也同样有不同的种类。”“他创造牲畜，你们可以其毛御寒，可以其乳和肉充饥，还有许多益处。”“你的主曾启示蜂蜜：
‘你可以筑房在山上和树上，以及人们所建造的蜂房里。然后你从每种果实上吃一点，并驯服地遵循你的主的道路。’将有颜色不同，而可以治病的饮料从它的腹中吐出来；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
总之，大自然中的所有上述这些景观——秀美的山川、茂密的森林、成群的动物、丰沛的雨水、灿烂的群星、广阔的海洋、微微的暖气、滚滚的寒流、蓝蓝的天空、飘动的云彩、潺潺的流水，以及由此而来的湖光山色、鸟语花香构成了一个协调有序、相互依存、生机盎然的宇宙大家庭。人类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不是唯一的成员)，而且是万物之灵长、天地间的精华，因而真主让人成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奉真主之命，受真主之托，治理好这个世界，建设好这个世界，使整个世界走向繁荣昌盛，使各族百姓安居乐业。为此，人除了处理好同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外，还得处理好同自身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同自然之间的关系，要求人们把握两点：一是接近自然而不崇拜自然；二是开发自然而不滥用自然，人与自然相依为命，共存共荣。
伊斯兰文明认为，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如刮风下雨、日起日落、昼夜循环、四季交替等，绝无神秘之处，人们不应对此心怀恐惧，盲目加以崇拜，而应该仔细观察自然，探索自然，领悟其中的奥妙，总结其中的规律，坚定自己的信仰。《古兰经》号召人们说：“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森罗万象。”中世纪的穆斯林积极把目光投向大自然，没有为“天地间的森罗万象”而晕头转向；没有产生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心理；没有为自己树立什么山神、太阳神、月亮神、水神、火神等偶像。相反，他们通过接近自然，观察自然，探索自然，悟出了一些道理，把握了一些规律，最终在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成为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欧洲文艺复兴，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研究自然、认识自然的基础上，还要开发自然，造福人类。《古兰经》鼓励人们合理地开发自然，利用自然，有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享受真主的恩赐。《古兰经》指出：“他(指真主一笔者所加)以大地为你们的席，以天空为你们的幕，并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出许多果实，做你们的给养。”“我(指真主——笔者所加)在大地上生产百谷，与葡萄和苜蓿，与梓檄和海枣，与茂密的园圃、水果和牧草，以供你们和你们的牲畜享受。”这就告诉人们，大自然中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生成的。海水蒸发上升为云，又从云中降下雨水，雨水集中汇流成河，最后又归于大海。同时，水的循环给大地带来生机，土壤中的种子和树根需要水分时，恰逢天降甘霖，水滋润植物使之吸取周围其它养分。由于水、肥、阳光的光合作用，结出了人畜所需要的果实。一部分植物还可用作燃料以及纺织、建筑和器具的原料。吃过用过的废物返回土中，腐烂成肥，参加下一轮循环。生命如此循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大自然如同一个伟大的母亲，用其乳汁无私地滋养着人类。那么人类也应该相应地爱护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相依为命，共存共荣。否则糟踏自然，滥用自然，势必自毁家园，自食其果。《古兰经》说：“灾害因众人所犯的罪恶而显现于大陆和海洋，以至真主使他们尝试自己行为的一点报酬，以便他们悔悟。”今天，人类因破坏生态平衡而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尝够了苦果之后，提出了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口号。
中华文明的生态观虽然在一些细微处与伊斯兰文明的生态理念不尽相同，但只要细心探究，就会发现仍有不少相通或相似之处。比如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论与伊斯兰文明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论，就有相通之处。“天人合一”论虽然包含着丰富、复杂的内容，但它最基本的涵义就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自然亲密无间，和谐相处。中华文明所讲的“天”有意志之“天”、命运之“天”、义理之“天”等涵义，但它最基本
转贴于
的涵义就是指自然界，即天地之“天”、自然之“天”、有形之“天”。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他哲学家如荀子、刘禹锡、章太炎等等所讲的“天”也是指自然界或自然运行的规律。而“天人合一”论是代表中华文明的主流的观点。儒家主要是从“天人一体”、“性天相通”、“天人合德”的角度来论证天人合一的。孔子作《春秋》，上揆天之道，下质诸人性。相传，他作《易传》，阐发天、地、人三才之道，《说卦传》中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民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天之道是“始万物”：地之道是“生万物”；人之道是“成万物”。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生成”与“实现”是统一的，这就是“天人合一”。
孟子以“诚”这一概念阐述天人关系，他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他以“诚”作为“天人合一”的理论指向。儒家经典《中庸》指出：“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又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不过，比较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乃是董仲舒，他说：“事物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他又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张载最早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儒者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人只是天地中之一物，“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所构成的，“气”的流行变化的本性就是人和万物的本性，因此可以说它们统统都是一家人，“乾称父，坤称母”，宇宙万物都是人类的伙伴与朋友，而非敌人，理应善待万物，与之和谐相处。朱熹把宇宙本体解释为“生”，即生命精神和生长之道。他说：“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己具，情之已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王阳明进一步发挥了程朱泛爱万物的思想，他说：“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又说：“大人之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为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者也，见瓦石之毁而必有顾惜之心，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心，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他认为这种与孺子、鸟兽、草木、瓦石的“一体之仁”是人之天性使然，同时也是人类的最高伦理情感，是人对天地万物的一种责任意识。
道家则主要是从人必须顺应自然，抑制过分的人为，使人的行为符合自然规律，即“道”来讲“天人合一”的，如老子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对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体认，“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表明“道”离不开宇宙间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道”是宇宙万物的构成，它是更为本原的一种东西，先于天地而存在。故老子强调：“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蓄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这里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道生出万物，但道不是孤立的存在，它要依赖于“德”。这个“德”指的是道所体现出的德的本性和要求，它是从自然界中产生，实际上是自然之德。这个德不同于人之德，因为人之德是有为的，而自然之德是无为的，它不是体现了人的意志，而是体现了自然本有的内在要求。到正是依据这个自然之德才得以彰显。所以，庄子说：“夫明白于天地为德者，此之为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在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思想的指导下，道家所追求的理想的生态环境是：
“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由上可知，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生态理念，尽管不尽一致，尤其是作为生态观基础的宇宙观差异较大，但是，二者也有许多相通之处，都强调天地万物不是人类的敌人，而是人类的朋友；都强调大自然不是人类的对立面，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家园；都强调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相依为命。这就为二者在生态环境问题领域的对话和沟通，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环保制度和举措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与西方文明所强调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知识就是力量”、“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理念，完全不同。提出这种原则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各自都提出了一些维护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环境方面的具体主张，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采取了一些举措，从而使抽象的原则和理念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落实和贯彻。
伊斯兰文明在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方面有哪些主张呢?在这方面，伊斯兰文明既有一些原则主张，又有很多具体要求和措施。伊斯兰文明在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方面的总原则是：人与自然相依为命，共存共荣。在伊斯兰历史上较早关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学者是动物学家扎黑祖、医学家拉齐和历史学家伊本·赫尔东。扎黑祖论述了人与环境、动物与环境的关系，反复提醒人们注意保护生存环境，否则空气污染会导致水的污染，而水的污染又会导致土壤的污染，进而会危及人和动物的健康。拉齐用他的环境知识和独特的方法为阿拔斯统治者选定了巴格达医院的院址。他先将几块动物肉分别放在巴格达的不同区位，然后观察数天，最后以保鲜时间最长、肉质腐烂最慢的区位为建造医院的最佳位置，因为这说明这个区位空气最洁净、环境最佳，有利于病人康复。伊本·赫尔东在其名著《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历史殷鉴》绪论中，分析了气候和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并指出炎热地区可通过植树种草来降温，改善生活环境。而当代一些伊斯兰学者依据《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原则，结合当今世界的环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各国、各民族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同时，必须以保护环境为
转贴于
前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发展，不但害人，而且害己，既不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也不符合本国本民族的长远利益。因为一国环境的破坏与污染必然会殃及邻国乃至全球。全人类都在同一艘船上，必须同舟共济，共同承担责任，履行义务，利人利己，共存共荣。有的学者强调，大自然是人类可爱可亲的家园，而非人类的敌人，人类不能也不应以征服自然为能事，而应该亲近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有计划有节制地开发自然，利用自然，在空间上要最大限度地兼顾地球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对资源的多层次的需求；在时间上也要充分考虑子孙后代对资源的长久需求。为此，一要做到“给苏峙”(公正)，二要做到“麦瓦则努”(均衡)。
伊斯兰文明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要求和措施很多，如对资源的消费要求有所节制，禁止浪费，认为浪费是犯罪。《古兰经》说：“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浪费，真主确实不喜欢浪费者。”“你不要挥霍；挥霍者确是恶魔的朋友，恶魔原是辜负主恩的。”对资源的消费的理想状态是“既不挥霍，也不吝啬，谨守中道。”对于自然资源，不但匮乏时需要节约，而且富余时也不能浪费。相传，穆罕默德时代，一个人在涛涛的河边做小净，准备礼拜、祈祷，穆罕默德看见此人用水无节制，就批评说：“即使在河边也不应为祈祷而洗脸三次以上”。至于对粮食和其它食物的浪费，更在禁止之列。
穆罕默德禁止人们对树木乱砍滥伐，对野生动物乱捕滥杀。他首先下令将麦加、麦地那和塔乙夫三城及其周围定为保护区，不允许人们砍伐树木，不允许人们捕猎野生动物。
在禁止人们乱砍滥伐的同时，号召人们多植树，多造林，绿化、美化、优化环境。穆罕默德说：“任何人植一棵树，并精心培育，使其成长、结果，然后为人、鸟和牲畜所食，等于施舍，必将在后世受到真主的赏赐。”对植树造林，绿化大地，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他甚至告诉他的弟子们说：“当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棵枣树苗，明知自己明天就要死亡，也要把这棵树种下去。”对生命、对生物的热爱之情达到如此高的程度。他还说：“谁砍掉一棵酸枣树，真主就让他进火狱。”第一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嘱咐远征军，与出征将士约法三章，说道：“你们要切记：不要伐树毁林，不要砍伐果树，不要宰杀幼羔和牛犊”。可见，伊斯兰文明保护动植物，战时也不例外。关于热爱生命，保护生物，穆罕默德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位先知，被蚂蚁咬了一口，盛怒之下，便下令手下人将一窝蚂蚁全部烧死。真主为此告诫他说：‘咬你的只是一只蚂蚁，而被你毁掉的却是一整窝，那一窝蚂蚁在赞颂我’”。穆罕默德借此晓谕人们：“对一只动物之兽行与对人之善行同样可贵；对一只动物之暴行与对人之暴行有同样的罪孽。”有一次，穆罕默德听说有人从鸟巢中抓出了几只雏鸟，而母鸟在空中盘旋哀啼，他便问：“是谁抓了幼鸟而使母鸟伤心?”随即命令立即将幼鸟放回原处。他不允许人们把动物捆绑起来，不允许将动物用作练习射击的活靶，不允许捕猎动物，笼养取乐，或以耍弄动物为营生，如街头耍猴、用动物表演等。穆罕默德还给人们讲述了一个保护动物的感人故事：有一个人在长途旅行中口渴难忍，半路上发现一口井，喜出望外，汲水痛饮，饮毕上路。途中见一条狗卧在路边，急喘气，舔湿土，有口渴状。此人自语：此狗必渴，如同我方才之难忍。于是他又走到井口汲上水来，返回去让狗喝，真主因此赐福于此人。穆罕默德意味深长地说道：“有爱心的人们，仁慈的真主也会爱他们。请你们慈爱大地上的一切生物。”由此，伊斯兰文明确认了动物应有的权利，如：人们有义务向动物提供必需的饲料和饮水，动物的主人在役使它们的时候，不能使其超过负荷，过度劳累，也不能把它们约束在有害其健康的地方，不能使其受到同类或异类动物的伤害。屠宰时对它们态度要和善，等其咽气；肉体冷却后才能剥皮、割肉；在季节，为雌雄动物提供相遇的机会和环境；从动物身上挤奶应考虑母畜对幼畜喂养的需要，不能使其幼仔受伤害；从蜂窝里取蜂蜜时，不能取尽，要留下适当的部分让蜂蜜自己食用，等等。
伊斯兰文明把保护环境、防止污染提高到信仰的高度来看待。穆罕默德郑重其事地指出：“清洁是信仰的一部分。”他非常厌恶污染环境的行为，他说：“三种行为是受诅咒的：在水中、路上和树阴下大小便。”
当代伊斯兰教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已经和正在采取种种措施来解决所存在的问题。2000年10月23日～25日，由伊斯兰会议组织、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伊斯兰发展银行等机构代表和一些伊斯兰学者、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参加的伊斯兰国家环保会议在沙特阿拉伯港口城市吉达召开。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反复协商，通过一个重要文件——《吉达宣言》。《宣言》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恢复和发展伊斯兰的生态平衡理态和环保实践；第二，要建立与当今全球环保事业相适应的并能体现伊斯兰精神的伊斯兰世界环保机构；第三，鼓励专家学者致力于环境科学与伊斯兰法学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以便适应不断发展的环保形势；第四，强调环保教育的重要性和从伊斯兰的角度提高穆斯林大众环保意识的必要性；第五，强调清真寺、各种媒体、各级各类学校和民间组织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第六，呼吁尽快建立伊斯兰世界环境信息中心，并利用互联网，加强交流，促进合作；第七，重视沙漠化和水资源短缺问题并努力寻找对策；第八，与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加强合作，以改善伊斯兰世界环境状况。在当代伊斯兰国家中，阿联酋的环保工作成就突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联合国环境计划署高度评价阿联酋在发展农业、绿化国土、防沙治沙、净化环境，减少沙尘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重大进展。
中华文明的环保措施和制度同样很多，有些方面还很具体。比如先秦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在齐国为相时，就非常重视保护山林川泽和草木鸟兽等自然资源。他说：“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此给之。”山林川泽是薪柴和水产的产地，政府对它进行管理，让百姓有序地打柴、捕鱼，然后政府按官价收购，百姓也可以以此为生，从而使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管仲提出了“以时禁发”的原则，强调用立法和执法的途径保护生物资源，他说“修火宪，敬山泽林薮草木，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也”。“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他把保护山泽林木作为君王为君的基本条件之一，主张“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孔子也非常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善于保护和合理利用，《尚书大传》载孔子答子张说：“夫山，草木生焉，鸟兽蕃焉，财用殖焉，出云雨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食，此仁之者乐山者也。”对山林的爱惜之情溢于言表。孟子认为，生物资源“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因此，人类只要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资源，那么，人类就可以充分地持续享用自然的果实，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转贴于
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则很注重生物生长的规律，提出了符合这些规律的较为系统的自然资源的保护措施，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淤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也就是说，只要遵循自然规律，保护和利用相结合，而不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那么，百姓就会有“余食”、“余用”、“余材”。
《礼记-月令》中有比较全面的生物保护措施，它对一年四季乃至每个月怎样保护生物资源都提出了非常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如孟春之月，正是首春，是生育和生长的季节，此间祭祀山林川泽时不许用牝的，如母牛、母羊之类；禁止砍伐树木；不许猎取怀胎的母兽、幼兽，不准捕杀小鹿；不准打雏鸟，不准掏取鸟卵。仲春二月，要“安萌芽，养幼少”，“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三月，捕杀鸟兽的各种器具和毒药都不许带出城门，禁止任何人砍伐桑条和柘枝。孟春四月，是所有生物长大长高的时候，故更不可毁坏之；到孟秋七月、仲秋八月才可以伐木“修宫室，坯墙垣”；到仲冬十一月、季冬十二月才允许采猎野生动植物和捕鱼。
显而易见，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环保制度和举措有许多共同之处，都强调有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禁止挥霍浪费，并以大量具体的规定和措施来确保对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的保护，禁止对树木乱砍滥伐、对野生动物乱捕滥杀。
二、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生态环境理念的当代价值
摘 要：单纯将价值观视作主客体之间的满足与需要是片面的、孤立的，是有失偏颇的，同时也导致了长期以来只重主体价值轻客体生态价值的倾向。因而，应切实把握好价值与主客体间的关系，准确协调主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关系。本文立足于环境哲学视域，分析生态价值应有的地位，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意义，并结合生态危机，探究生态危机下的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取向问题，促进主客体间的协调互益，开拓人与自然和谐共赢的新型生态环境之路。
关键词 ：环境哲学；生态价值；人类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40-02
环境哲学是探寻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协调共存的智慧之思，是应对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而生态价值又是其中的重要哲学范畴，其中，应将价值视作主客体间的协调性、互益性关系，注重主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协调对等。明确生态环境在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文化、审美等多维度价值，同时，以生态危机为着眼点，将人与人的价值，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协调，实现主体与客体之间协调共处，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赢的良性局面。以环境哲学为中心对生态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对深化价值哲学的理论研究，树立正确的人类价值取向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价值的传统定义与生态价值地位
近年来，人类对环境肆意的破坏，关键诱因在于人类过于强调自身价值，对生态价值及其相关的内容不重视甚至持否定态度。而这些又与长期以来价值观念的模糊界定密不可分，将价值的定义为客体对主体的需求及满足，即客体对人这一主体的用处。换言之，有价值的就是能切合主体需求、且对主体有益有用的，反之则是无价值的。这种理论将客观事物的价值及价值大小，都归结于主体需求及其实际有用性，这种价值衡量方式存在几大不足之处。首先，用需要满足和实际有用性对价值进行定性，必然导致功利与实用主义色彩的弥漫，人类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实用价值而对生态环境进行肆意的擭取，而丝毫不顾及生态环境本身的供给能力。其次，就满足需要和实际有用性而言，主体的需求总在动态发展，主体本身也是具有差异性的，在人类还未形成普适性的需求标准之前，客体价值也很难建立一个公认的价值准则。从主体的多样需求和客体的自身属性来看，要获得有益的东西，必存在一个有弊的东西。再者，就主体需要而言，也有远近、长短、实际与潜在之分，满足近期需要就会牺牲长远需求，所获得的价值也将是短暂的。而且对主体的满足，不仅要考虑现当代人，更要考虑下代人、未来人的需求。立足于主客体关系，会将现实的价值等同于当代人需求，但若以此为标准，则是对价值动态性与历史性的忽视，使得人类只关心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价值，重视本身本国利益而忽视别人别国利益，从而导致为实现所谓价值而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
从价值的关系范畴来看，价值产生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与活动中，主客体的价值也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人类是价值的形成的来源，将人类价值置于自然价值之上，脱离了人的需要，外界生态环境也将失去自身价值。这种只注重主体自身价值的理论，脱离了客体实际，实质上是一种虚无缥缈、子虚乌有的价值。另一方面，非人类主义者强调以生态为中心，认为生态自然及人以外的任何存在都有其自身特有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环境伦理学则把人类道德提升至生态层面，不仅强调人的价值，同时注重外界生物及生态价值，这种观点相较于上述论点，更具哲学意义，更有利于人们理解价值关系。因此，就价值关系范畴而言，主客体是具有互补对等性的，不能片面的以任何一方为中心。
那么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传统观念中的满足需要与实际有用性关系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既然价值为主客体关系范畴，那么主体价值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承认客体价值基础之上。这种主客体关系被称为价值的协调性、互益性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价值的定量是主客体的相互协调与相互得益，若主体有益，那么客体则无益，反之亦然。通常而言，主客体互益性与价值呈正相关。基于这种互益性关系，价值应依附存在于主客体之上，而价值的实现体现于主客体共同的获益。人作为主体，要想在生态环境中获取价值，就应承认并尊重生态环境的价值，否则，人类价值将无从谈起。可以说，生态价值与人类主体价值存在相关性与一致性。从认识论角度出发，人类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而生态则是无意识的，更没有追求价值的意识，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生态环境的价值意义，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主体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是支撑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系统，是帮助人类实现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因此，重视生态价值犹如重视人类自身价值一样重要。
二、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的影响
从主客体间的协调性、互益性来探究生态价值，便可明晰其与人类价值间的关系。生态价值指生态环境中的动植物、微生物与周遭环境的关系。而人也属于生态环境中的存在物，所以，对人类价值的研究也应置于生态环境之中。对二者系统化的研究，将二者充分的结合起来，有助于揭示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的作用与意义。
（一）保障人类社会的有序生存与发展
生态系统作为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基础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价值的作用，是人类价值存在的基础性条件。人类是生态环境长期作用下的产物，人类要想生存与生活，需从生态系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物质与能量，同时与生态系统之间进行循环式的物质能量输入输出，从而为自己的生存确定生物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社会活动。所以，人是自然与社会属性的集合体。生态既提供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又为人类精神、道德、社会等提供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就是人的存在，而这些人的肉体组织又制约着其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历史记载也应从这些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变更出发。因而，不管人类多么伟大，也只是生态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之一。人类的所有生产生活活动都应遵从、受制于整个生态系统。倘若生态环境被破坏，人类连最起码的生存都会出现问题，又怎能进步发展。
（二）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
人类经济价值依赖于人类的实践活动，通过发展生产力创造经济价值。生产力本就是实在具体的内容，并非是抽象无形的概念。同时生产力本是由主客体组成的系统，而生态系统则是这个客观系统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质与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先决条件和物质基础。劳动对象是人类生产发展正常进行的客观因素，劳动对象的好坏对生产力质与量同样起着直接性的作用，而生态环境又是极为重要的劳动对象。因此，良好的生态环境对生产力的持续健康高效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是推动人类物质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人类作为生态主体，在利用生态创造经济价值时，也彰显了自身价值。但是若在这一过程中打破了自身与生态间的平衡，势必会受到生态环境的报复，生态所提供的经济价值将不复存在，同时对人类健康也会造成严重影响。近年来的水污染、大气污染等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与正常生活，而且破坏后的生态系统很难还原，生态破坏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难以评估。
（二）为人类提供文化价值
人类对生态的改造与呵护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属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无疑就是在糟蹋文化。文化在生态与社会的双重环境的交互作用下产生，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美学等既是社会意识内容，又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存在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映，生态环境是文化发展的载体和源头。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健康优美的审美环境，陶冶人的精神情操，涤荡人的心绪气质，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引领人类树立积极健康的思想人格，是人类创造文化的源泉。因此，保护生态环境也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生态危机下的人类价值取向
生态危机持续加剧，已经成为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生态问题究其本质是人的问题，由于人类肆意妄为的生存、生产、实践方式，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人类成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源头。鉴于此，人类应改变传统价值观，认真反思，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共存，和谐共处，以保障人类自身有序的生存发展。
在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人类应明确主客体间的关系，充分尊重生态与人类价值，兼顾人类与生态之间的双向价值与利益，保障二者间的和谐共荣。以可持续发展为契机，以生态价值为基础，在追求现代人利益或价值的同时兼顾后代人的利益与价值，在追求本国人利益价值的同时兼顾别国利益价值，实现代际互益，保障人类生存的延续性。
全球性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重重危机与挑战。因此，我们应充分重视生态价值，正确处理好人、社会、自然，本国与别国、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价值关系，在环境哲学的视野下，正确认识生态价值、人类价值，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类价值取向，用科技的、理性的态度处理生态危机，创建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环境哲学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6，(4):48-51.
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机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让普通民众真实地体验到了一种社会公共性价值危机的现实存在，而生态危机则是社会公共危机的一个客观方面的显性呈现。近一二年，“雾霾”现象创下很多新的历史记录，居生活领域十大流行语之列，全国主要城市居然都有被雾霾严重笼罩的日子。民众真切地体验到了生态性生存的危机，人之生态性存在成为人的一种价值实践奢望，因为人类正陷入一场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锐减，具体表现为森林滥耗、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占用、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粮食匮乏、物种消亡……。二是环境污染，具体表现为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酸雨、酸雾、飘尘、有害气体和光化学烟雾、河流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噪声污染。三是人口激增，四是社会危机，具体表现为，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多发、刑事犯罪、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这些显性的环境生态危机和隐性的心灵生态危机在社会场域中的并场出现，证明了人之单向度的占有人格的根本性缺陷，这种缺陷将把人类安全性生存引向一个生态危机价值体验的逻辑结构之中。在此种结构之中“，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了生态危机，也在危机的价值体验中成为化解危机的合理观念之一，这种逻辑的背反成为常见的观念出场逻辑，因为任何观念都难以全面地深刻洞见现实生态危机本身，在莱易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对自然的控制，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更可怕的是它也带来了对人的控制。它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直接造成了“生产无限地扩张”，也导致“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却遭到了破坏”。生态危机在物质需要而发展生产和人之消费逻辑中成就了自身的多重特质，一是现代性社会以科学理性、发展进步建立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时，追求数量消费为根本目的的生活方式就成为其衡量幸福与否的尺度，“消费满足”的幸福价值观一直占据着工业文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生态危机空间向心灵空间的挪移，导致生态危机更具有文化公共性危机的特质。这种认知逻辑的转换直接引出的是一个心灵生态的危机现象，心灵生态的危机让人的心灵空间呈现出一种无序化的存在结构。三是生态危机存在总是在人的心灵或心智逻辑运演中呈现出特有的行为序列，这种行为序列建构了心灵的异化集合逻辑。
二、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维度
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是自身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观和价值观的深层领悟与转向的结果。卡普拉认为：“新范式可以被称为一种整体论世界观，它强调整体而非部分。深层生态运动却已看到，生态平衡要求我们对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角色的认识，来一个深刻的变化。简言之，它将要求一种新的哲学和宗教基础。”新的哲学的出场的基础就是要在现实理论的实践中运用治理思维，寻求多元共生之文化存在的优化证成逻辑。“治理”一词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的，和“全球化”一样富有弹性，可以被不同立场、不同语境接受。“治理”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中的，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和现代性所导致的复杂场景，传统的统治已经根本不能适应多元文化主体的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诉求。“治理”是作为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化运动所出现的新的公共性观念形态，成为经济、政治、社会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一个聚焦性理念和话语。治理理念的出场正是对现代性所造就的权力世界的全新性、多样性、多中心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一种积极的回应，治理在哲学上本质是一种差异共在基础之上的文化公共性视域中的多元、共生逻辑的理性选择与优化证成。“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的最初（或再次）出现也是多极的（或多领域的），这一点和它的研究对象———决策过程———是一样的”，治理产生的多极性正是对复杂化和复杂性一种自我适应和集体决策逻辑的优化关系的选择。
治理在加速了复合现代性中之前参考物的衰亡过程中，也作为新的参考物确立起来。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是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存在的不同纬度。人之生存的环境生态与心灵生态是共生、共存、共进的意义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破坏自然环境就是破坏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因为“人类不仅是自然界的主体，更是构成自然界整体的客体，所以必须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理解”。马克思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以生态世界观认为，人、生命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是主客统一的一个方面，它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这种人、生命和自然的统一必然要求人自身把握自己的生存生态，进而实现安全性生存，人之自身的生存生态的合理性就是正确处理人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此种旨趣需要在二元或多元的生存生态中确定和选择优化的实现路径，寻找治理的共生逻辑和优化培育的增长点。生态治理维度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
灵生态的多重共生逻辑的优化生成包括以下几层意蕴：首先，是指对生态治理的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本源性澄明和回归。所谓生态治理的本源性，不是因果关系的简单排序，也不是多元结构序列的平列，而是指人生态生存自明性、基础性的选择。在人的多元存在与生存样态中，生态治理始终处于文化公共性的优先位置，彰显的是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把生态危机性存在的样态纳入生存安全性危机的治理范式之中，回应环境生态对人的现实性存在的客体性作用，进而体现出对生态治理的载体性的实践把握。其次，超越简单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二重性，在多重映射共生逻辑中回归和澄明生态治理的生态安全性。现实中人的沉沦状态直接性的表现就是人之环境生态的变异，对这种外在性的超越就是确定人之心灵生态的正当性和正义结构，进而限制外在性的无限膨胀和扩展。证成着人之生存安全性存在的境界绽露，以及对一种人之生态存在的内在确定性的认同性回归，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在生存论上就是它在其能在中尚不是的东西。只因为此之在通过领会及其筹划性质获得它的建构,只因为此之在就是它所成为或所不成为的东西,所以它才能够领会地对它自己说：‘成为你所是的’”最后，生态治理是对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整体性培育，以整体性对抗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单向度寻求。环境生态是一种以客体的姿态去认知生态，并寻求治理生态的理性表达，这种方式把生态还原为客体原则支配下的实践方式。心灵生态是从精神空间的维度，非实体化地把生态作为一种心灵化的理念来探讨，进而，从心灵优化或心灵生态化的视域达到人之生存安全性或人的幸福价值的体验。这两种向度都在一定意义上分裂和瓦解了人的全部生态存在的本真面貌，把人的生存安全建筑在单向视位的导视图景之中，让人难以还原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存在。生态治理就是要超越人之生态危机的存在状况，彰显本源性和整体性基础上的人之生存安全性，唤醒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在人的安全性生存意义上成为人，是生态治理的一般性、本质性诉求。落实到当代中国话语和中国道路的实践叙事中就意味着，把“美丽中国”作为一种文化公共性的价值理想和实践路径，在中国梦的制度性和精神性逻辑中培育出来。唤醒和呼吁广大民众去获得和保存不同生态存在的生存安全性境遇，澄明和解蔽当下中国生态危机的严峻性，消除一切对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分化治理的逻辑结构，切实地彰显和照亮没有个体存在的生态维度。祈向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是基于中国现实和理论二重语境所获得的智识。这种智识让处于生态焦虑状况中的中国民众有了理性的认知，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只有切近时代精神的智识才能把握时代，才能在时代中培育文化之活的灵魂。
三、生态治理逻辑的人文价值本质：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
人之生存的高阶形态就是对精神生活领域心灵生态的生命价值与伦理形态的优化，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核心性地澄明了人的精神世界价值本质，是从人的生存境遇的外在性向生存境遇的内在性转接的必然之途。生态治理自始至终都面临着科技和人文的治理维度的分化与融合，生态文明的建设本质上就是要从科技生态治理向人文的精神生态治理转换，此种公共性的转换能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实现一个内在性的认知回路。生态危机的治理是根源于理论和现实双重忧思的反思性活动，这种反思就是在人的生存境遇的历史性中实现的。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人文价值本质，有以下几个层次：一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就诞生于自然界之中，也生活于自然界之中。实践活动的推进，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使自然界成为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每时每刻都在同自然界进行着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环境生态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存和发展，建构着人之生存安全性的时代境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二者的共生合一。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的文明形态，其核心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价值，承认自然界的道德地位，确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生共荣、互利互惠，环境生态作为生态治理的起点正是合理地确定了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存在载体。二是心灵生态秩序的培育是生态治理的精神性本质。
中图分类号： [P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评价
可持续发展定义所说：发展要具有可持续性，要不损害支持地球的生命系统：空气、水、土壤，不超出其源于环境的承载能力。这里的环境，我们可以引申为地质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而又不仅仅局限在这个范围，故要求我们必须将发展限制于地质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即保障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承载，这是保障发展可持续性的前提条件。
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评价作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而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各类开发区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且投资密集、起步快，对环境必然产生冲击和影响，亦将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进行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评价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生态地质评价体系构建
区域地质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四大因素的平衡问题，而其中最为关键问题又是合理可持续利用区域资源问题，合理可持续利用区域资源其中包涵有注重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涵义，资源的利用必须以不破坏生态环境和维系生态环境的自然修复为限度，故可以建立以区域发展过程中对区域资源的消耗为主要断定对象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评定指标体系是较为正确也是可行的。
生态足迹是一组基于土地面积的量化指标，是指生产一定人口所消费的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消费产生的废弃物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总面积。生态足迹模型应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定量评价的关键是生态足迹的计算。在下文中，以山西省大同市这一区域来定量化分析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的可持续发展评价。
表1 山西省大同市2011年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
由表1可以看到，2011年山西省大同市人均生态足迹比例中，耕地生态足迹占据最大，为41%；其次为煤矿能源等用地生态足迹占用了39%；两项合计占用的生态足迹中的比例约为80%以上，成为2011年山西省大同市生态需求的主要部分，这说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的衍生产品和能源需求较大。
从表1人均生态承载力分析来看，它反映的是生态供给的构成，其中耕地、林地以及建筑用地提供的生态产品及服务占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绝大部分，是生态承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可见耕地、林地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具体讲，耕地生态供给占用为56%、建筑用地占38%；林地占4%；而水域、草地和化石能源用地的供给仅分别占1%、1%和0，这部分的生物资源和能源要靠贸易调整来弥补。
表2 大同市2003—2011年人均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
从整体上分析，由表2可知，2003—20O4年的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以及人均生态赤字变化不明显；2004年后，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赤字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大同市2004—2011年人均生态足迹为1.6l01—1.9506 hm2， 基本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平均年增长约10%，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能力、消费水平在不断增长，物质资源和能源消耗的增加直接导致生态需求的增加。2003—2011年大同市都处于生态赤字状态， 最高是2011年，达到1.4698 hm2；最低是2004年，为1.0756hm2。由此可见，大同市9年来都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这可能是由于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造成的。
三、对区域生态地质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建议
由以上对山西省大同市这一区域地质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分析中，我们可知，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地质优化对策。首先是发展生态农业，提高耕地生态承载力，优化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比例，鼓励和扶持有利于改善土地生态效率的高新技术，使农业逐步转变为运用高科技的生态农业，以实现农业的高产、低耗，着重提高耕地生态承载力，继续推进目前已经开展了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积极开垦荒地，着力建设和保护好森林等生态系统，抓好造林绿化和森林资源保护。其次就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调整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大对可再生能源投入，减少不可再生能源消费，积极探索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最重要的是加强人口管理，提高人口素质，应进一步完善人口生育政策，以消除人口不合理过快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引导河南省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结论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主调，适度的人文和丰富的资源与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也是区域发展的理想状态。在对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进行评价中，要针对区域的特征，从区域人口、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出发，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概念进行分析，去界定区域社会各个方面、资源储备量和区域地质环境承受能力，把握住生态系统维持和调节自身系统能力的阈值，即生态供给和生态需求的阈值，如果超过了它们的阈值，生态地质系统将失去维持平衡的能力，遭到摧残；反之，生态地质系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毕晓丽，洪伟.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1，17(2)：122-126．
湿地生态系统是陆地与水域之间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特殊的自然综合体，被誉为“自然之肾”。人类对湿地的关注和研究随着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退化、湿地丧失及由此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而开始。目前，湿地的保护与持续利用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由于历史原因和认识偏差，中国在过去较长时间过分强调对湿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忽视了对其的保护。随着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人心，人们日益认识到保护湿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传统的层次分析法(简称AHP)［8］是对一些较为复杂、较为模糊的问题做出判定的简易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难于完全定量分析的问题，为解决多目标决策问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目前已在世界各国得到迅速普及和发展，并在社会、经济、军事、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戴新等［1］利用传统的AHP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使得难以定量化的湿地生态质量指标定量化，为黄河三角洲湿地景观规划、管理和保护提供决策依据。然而，传统的AHP方法在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时候，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传统的AHP中的判断矩阵一般不满足一致性，此时说明决策者对被比较的元素所赋的值，有些是不准确的［2］。石建等［3］指出，T.L.Saaty等人提出的层次分析法采用“1-9”标度构造成比较矩阵，其一致性效果不理想。传统的AHP没有充分利用已有定量信息，认为传统的AHP是研究专门的定性指标问题，对于既有定性指标也有定量指标的问题讨论得不够［4］。传统的AHP提出对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讨论得较多，而对判断矩阵的合理性考虑得不够，这是因为对标度专家的数量和质量重视不够［5-6］。基于此，本文以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为例，将传统的AHP方法中由“1-9”标度，改进为AHP层次分析法的“9/9-9/1”的新标度，构造成比较判断矩阵，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进一步的评价，以得到更加科学、精确的结果，并将所得结果与戴新等［1］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
1 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简介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三大三角洲之一，地理位置位于东经118°07′-119°18′，北纬36°55′-38°12′之间，处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环抱的渤海湾南岸中心地带，处于京津唐经济区与山东半岛经济区的结合部，同时又是环渤海经济区与沿黄经济带的交汇点。三角洲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海岸线全长约590 km，湿地总面积约4 150 km2，是全国最大的三角洲，也是我国温带最广阔、最完整、最年轻的湿地，是国际重要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各类湿地面积如表1所示［7］。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包括油田开采和石油加工业等所产生的工业废气，给其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例如黄河三角洲9条入海河流的河口水质均受到污染。潮河、挑河、溢洪河、广利河、神仙沟等河口污染严重，致使鱼、虾、贝类数量减少，鸟类失去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和食物条件。浅海、滩涂水质均受到了石油类污染，影响了浅海滩涂生物的多样性。因而，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分析，维护该区域内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已经刻不容缓。
2 改进的层次分析法（AHP）的基本原理
最初由美国运筹学家T.L.Saa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它是将半定性、半定量问题转化为定量问题的有效途径，将各种因素层次化，并逐层比较多种关联因素，为分析和预测事物的发展提供可定量依据。
2.1 层次分析法的标度改进
传统的AHP在应用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使用“1-9”的原始标度准确率会降低；各层次之间联系设立混乱；数据处理过程繁琐等；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本文对传统的“1-9”标度进行了优化改进，采用新的标度“9/9-9/1”，详见表2。
2.2 改进的AHP在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2.2.1 明确问题并建立层次模型
为便于成果引用和结果比较，参照文献［1］，本文选取的评价指标也依据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结构、特征、社会发展现状和规划，筛选出形成和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3类，共计13个主要特征因子，如图1所示。总目标层A，在湿地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建立的总目标就是黄河三角洲湿地AHP综合评价；要素层B，根据湿地生态功能及湿地影响因素从湿地生态环境、湿地功能、湿地环境质量指标3个方面分析，用这几个方面特性的非线性相加来反映总目标的价值；指标层C，具体反映要素层的多项指标，根据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
在上表中取b13=9/5，其含义表示在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湿地生态环境指标相对于湿地环境质量指标而言，属于稍微重要；b31=5/9表示湿地环境质量指标相对于湿地生态环境指标，属于较不重要。依据文献［8］的相关公式计算，求得最大特征值λmax=3.000 8，一致性检验系数CR=0000 7，CR0.1，建立判断矩阵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按照上述方法，以此类推可得要素层对指标层的最大特征值、归一化特征向量，并对特征矩阵进行一致性分析，结果均满足要求。要素层对于相应各评价层的计算结果，见表4。
2.2.3 层次总排序
利用上面层次单排序的结果，综合得出本层次各因素对更上一层的优劣，最终得到指标层对总目标层的优劣顺序。对求出的各间接判断矩阵的向量进行权重计算，并进行排序得出表5。根据文献［8］计算公式所得，层次总排序随机一致性比例CR=0.0050，CR0.1，层次总排 根据归一化后各指标权重值排序结果，可以把13个指标划分为重要指标(≥0.12)、次要指标(0.07～0.12)和一般指标(≤0.07)3类，结果见图2。
2.2.4 结果分析
从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因子指标划分图可以看出13项评价因子中，指标 C1、C6为重要指标；指标C3、C5、C10、C12、C13为次要指标，共计5项指标；C2、C4、C7、C8、C9、C11为一般指标，共计6项指标。
3 结论
经分析，得到以下初步结论：重要指标C6（权重极大值）与一般指标中权重最低的指标C7（权重极小值）二者之间的权重相差比较悬殊，差值达到0.1225。说明在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相关部门在三角洲的洪水调节功能（指标C6）这方面，重视程度相对较高，投入力度也比较大；然而，在气候调节功能（指标C7）方面，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外，显示结果中，一般指标里面的其他几个指标的权重也相对较小，都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和警惕。
参考文献
［1］ 戴新，丁希楼，陈英杰，等.基于AHP法的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J］.资源环境与工程，2007，(2):135-139.（DAI Xin，DING Xi-lou，CHEN Ying-jie，et al.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ppraisal of the Wetland o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by AHP Method ［J］.Resources Environment & Engineering，2007，(2):135-139.(in Chinese)）
［2］ 王传玉.改进AHP中判断矩阵一致性的一种新方法［J］.安徽机电学院学报，2001，(4):47-50.（WANG Chuan-yu.A New Method Improving the Consistency of the Comparison Matrix in AHP［J］.Journal of Anhui Institute of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igineering，2001，(4):47-50.(in Chinese)）
［3］ 石建，郭跃华.基于指数标度的层次分析法及其应用［J］.南通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4):4-7.（SHI Jian，GUO Yue-hua.AHP on the Basis of Index Number Scale and its Usage ［J］.Journal of Nant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tural Science)，2004，3(4):4-7.(in Chinese)）
［4］ 吴殿廷，李东方.层次分析法的不足及其改进的途径［J］.北京师范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2):264-267.（WU DIAN-ting，LI Dong-fang.Shortcomings of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nd the Path to Improve the Method［J］.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2004，(2):264-267.(in Chinese)）
［5］ 魏翠萍，章志敏.一种改进矩阵一致性的算法［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0，20 (8):62.（WEI Cui-ping，ZHANG Zhi-min.An Algorithm to Improve the Consistency of a Comparison Matrix［J］.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 & Practice，2000，20 (8):62.(in Chinese)）
［6］ 王应明.判断矩阵排序方法综述［J］.决策与决策支持系统，1995，5(5):101.（WANG Ying-ming.An Overview of Priority Methods of Comparison Matrix［J］.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1995，5(5):101.(in Chinese)）
1672-1683（2011）01-0099-03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ppraisal of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using the improved ahp method
chen shuang，yang guo-fan
（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866,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ahp,the index system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ppraisal of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was built in this study.the improved ahp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each appraisal index,and consequently to determine the main factors,secondary factors,and general factors which have impacts on the eco-environment of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lood regulation function of the delta had been highly emphasized by the sectors concerned while the climate regulation function of the delta had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which coul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landscape planning,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key words:yellow river delta；improved ahp；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ppraisal
湿地生态系统是陆地与水域之间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特殊的自然综合体，被誉为“自然之肾”。人类对湿地的关注和研究随着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退化、湿地丧失及由此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而开始。目前，湿地的保护与持续利用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由于历史原因和认识偏差，中国在过去较长时间过分强调对湿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忽视了对其的保护。随着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人心，人们日益认识到保护湿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传统的层次分析法(简称ahp)［8］是对一些较为复杂、较为模糊的问题做出判定的简易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难于完全定量分析的问题，为解决多目标决策问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目前已在世界各国得到迅速普及和发展，并在社会、经济、军事、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戴新等［1］利用传统的ahp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使得难以定量化的湿地生态质量指标定量化，为黄河三角洲湿地景观规划、管理和保护提供决策依据。然而，传统的ahp方法在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时候，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传统的ahp中的判断矩阵一般不满足一致性，此时说明决策者对被比较的元素所赋的值，有些是不准确的［2］。石建等［3］指出，t.l.saaty等人提出的层次分析法采用“1-9”标度构造成比较矩阵,其一致性效果不理想。传统的ahp没有充分利用已有定量信息，认为传统的ahp是研究专门的定性指标问题，对于既有定性指标也有定量指标的问题讨论得不够［4］。传统的ahp提出对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讨论得较多，而对判断矩阵的合理性考虑得不够，这是因为对标度专家的数量和质量重视不够［5-6］。基于此，本文以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为例，将传统的ahp方法中由“1-9”标度，改进为ahp层次分析法的“9/9-9/1”的新标度，构造成比较判断矩阵，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进一步的评价，以得到更加科学、精确的结果，并将所得结果与戴新等［1］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
1 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简介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三大三角洲之一，地理位置位于东经118°07′-119°18′，北纬36°55′-38°12′之间，处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环抱的渤海湾南岸中心地带，处于京津唐经济区与山东半岛经济区的结合部，同时又是环渤海经济区与沿黄经济带的交汇点。三角洲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海岸线全长约590 km，湿地总面积约4 150 km2，是全国最大的三角洲，也是我国温带最广阔、最完整、最年轻的湿地，是国际重要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各类湿地面积如表1所示［7］。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包括油田开采和石油加工业等所产生的工业废气，给其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例如黄河三角洲9条入海河流的河口水质均受到污染。潮河、挑河、溢洪河、广利河、神仙沟等河口污染严重,致使鱼、虾、贝类数量减少，鸟类失去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和食物条件。浅海、滩涂水质均受到了石油类污染，影响了浅海滩涂生物的多样性。因而，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分析，维护该区域内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已经刻不容缓。
2 改进的层次分析法（ahp）的基本原理
最初由美国运筹学家t.l.saa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它是将半定性、半定量问题转化为定量问题的有效途径，将各种因素层次化，并逐层比较多种关联因素，为分析和预测事物的发展提供可定量依据。
2.1 层次分析法的标度改进
传统的ahp在应用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使用“1-9”的原始标度准确率会降低；各层次之间联系设立混乱；数据处理过程繁琐等；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本文对传统的“1-9”标度进行了优化改进，采用新的标度“9/9-9/1”，详见表2。
2.2 改进的ahp在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2.2.1 明确问题并建立层次模型
为便于成果引用和结果比较,参照文献［1］，本文选取的评价指标也依据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结构、特征、社会发展现状和规划，筛选出形成和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3类，共计13个主要特征因子，如图1所示。总目标层a，在湿地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建立的总目标就是黄河三角洲湿地ahp综合评价；要素层b，根据湿地生态功能及湿地影响因素从湿地生态环境、湿地功能、湿地环境质量指标3个方面分析，用这几个方面特性的非线性相加来反映总目标的价值；指标层c，具体反映要素层的多项指标，根据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
在上表中取b13=9/5，其含义表示在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湿地生态环境指标相对于湿地环境质量指标而言，属于稍微重要；b31=5/9表示湿地环境质量指标相对于湿地生态环境指标，属于较不重要。依据文献［8］的相关公式计算，求得最大特征值λmax=3.000 8，一致性检验系数cr=0000 7，cr<0.1，建立判断矩阵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按照上述方法，以此类推可得要素层对指标层的最大特征值、归一化特征向量，并对特征矩阵进行一致性分析，结果均满足要求。要素层对于相应各评价层的计算结果，见表4。
2.2.3 层次总排序
利用上面层次单排序的结果，综合得出本层次各因素对更上一层的优劣，最终得到指标层对总目标层的优劣顺序。对求出的各间接判断矩阵的向量进行权重计算，并进行排序得出表5。根据文献［8］计算公式所得，层次总排序随机一致性比例cr=0.0050，cr<0.1，层次总排 根据归一化后各指标权重值排序结果，可以把13个指标划分为重要指标(≥0.12)、次要指标(0.07～0.12)和一般指标(≤0.07)3类，结果见图2。
2.2.4 结果分析
从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因子指标划分图可以看出13项评价因子中，指标 c1、c6为重要指标；指标c3、c5、c10、c12、c13为次要指标，共计5项指标；c2、c4、c7、c8、c9、c11为一般指标，共计6项指标。
3 结论
经分析，得到以下初步结论：重要指标c6（权重极大值）与一般指标中权重最低的指标c7（权重极小值）二者之间的权重相差比较悬殊，差值达到0.1225。说明在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相关部门在三角洲的洪水调节功能（指标c6）这方面，重视程度相对较高，投入力度也比较大；然而，在气候调节功能（指标c7）方面，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外，显示结果中，一般指标里面的其他几个指标的权重也相对较小，都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和警惕。
参考文献:
［1］ 戴新，丁希楼，陈英杰，等.基于ahp法的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j］.资源环境与工程，2007，(2):135-139.（dai xin,ding xi-lou,chen ying-jie,et al.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ppraisal of the wetland o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by ahp method ［j］.resources environment & engineering,2007,(2):135-139.(in chinese)）
［2］ 王传玉.改进ahp中判断矩阵一致性的一种新方法［j］.安徽机电学院学报，2001，(4):47-50.（wang chuan-yu.a new method improving the consistency of the comparison matrix in ahp［j］.journal of anhui institute of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igineering,2001,(4):47-50.(in chinese)）
［3］ 石建，郭跃华.基于指数标度的层次分析法及其应用［j］.南通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4):4-7.（shi jian,guo yue-hua.ahp on the basis of index number scale and its usage ［j］.journal of nant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tural science),2004,3(4):4-7.(in chinese)）
［4］ 吴殿廷，李东方.层次分析法的不足及其改进的途径［j］.北京师范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2):264-267.（wu dian-ting,li dong-fang.shortcomings of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nd the path to improve the method［j］.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2004,(2):264-267.(in chinese)）
［5］ 魏翠萍，章志敏.一种改进矩阵一致性的算法［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0，20 (8):62.（wei cui-ping,zhang zhi-min.an algorithm to improve the consistency of a comparison matrix［j］.systems engineering-theory & practice,2000,20 (8):62.(in chinese)）
我国目前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分为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三个部分。财务评价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还能力；国民经济评价是站在社会的角度分析需要国民经济为其付出的代价和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考察企业的经济合理性；环境评价则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所需的费用和应采取的措施，并进行跟踪监测。 在以上三种评价中，财务评价无法考察企业生产对环境的损益；国民经济评价虽然要求考察自然资源的价值，但是缺少计算环境价值必要的手段，没有对环境影响所产生的费用和效益进行评价。企业的环境影响具有外部性，会对社会经济的其它部分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应当是经济评价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环境影响的经济价值无法计入企业的费用和效益中，评价结果的合理性是难以保证的。
不少国际性机构对环境绩效评价指标都做过相当程度的研究。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于2000年了《企业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指标的结合――生态效率指标标准化的方法》。该报告讨论了环境业绩指标的定义和分类、环境变量标准化的必要性、生态效率的概念、将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相结合的方法。在该报告中，标准化的生态效率是该综合业绩评价的落脚点。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ISO14031（环境绩效评价标准）正式公告，为组织内部设计和实施环境绩效审核提供指南。世界可持续发展企业委员会（WBCSD）于2000年8月提出了全球第一套生态效益评估标准。
二、主要环境绩效评价体系
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将企业各种环境数据综合起来，以便更好地控制和追踪环境绩效的改进，实施标杆管理和进行报告。对支持环境管理体系，提高材料使用效率，寻找成本节约的机会等也很有作用。按照不同的标准，环境绩效指标有不同的分类。从性质上分，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分为绝对指标、相对指标、指数指标、加总指标和加权指标。
其一，ISO14031环境绩效评价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自1994年后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关环境绩效评价的国际标准，并于1999年11月完成ISO14031（环境绩效评价标准）正式公告。ISO14031标准充分考虑到组织的地域、环境和技术条件等不同，它没有设立具体环境绩效指标，提供的是一个“环境绩效指标库”。根据该标准，环境绩效评价指标（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PIs）可分为组织周边的环境状态指标和组织内部的EPIs，后者可再细分为管理绩效指标和操作绩效指标。
（1）环境状态指标。可以提供组织周边的环境状况，反映组织对当地、区域性、全国性和全球性的环境状况的影响，如污水排放对生产地点附近水域的影响，废气排放对当地空气质量的影响等。这项指标可以帮助组织了解在其环境因素中可能对周边环境的潜在影响，有助于环境绩效评价的规划与实施。ECIs的设置通常是地方、区域、国家或国际性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科学研究团体的职责，而非一个单独组织的职责，这类指标通常在公共机构中采用，除非企业是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的主要污染源，否则很少在个别企业中采用。
（2）管理绩效指标（MPIs）。可提供组织的管理当局为改善环境绩效所采取的决策与行动以及在环境管理方面所做的努力的信息。该指标有助于评估组织的环境管理效能，它主要表现在环境守法、环境内部管理、外部沟通、安全卫生等方面。其中，环境守法指标可根据各国国情制定相应各子指标；环境内部管理包括环保投资比例、环境教育训练、所获环保奖项个数等；外部沟通包括相关投诉件数、为社会环保活动提供的资金等；安全卫生包括环境事故发生的次数、职业病件数等。
（3）操作绩效指标（OPIs）。即组织在操作层面上的环境绩效，是反映组织环境绩效的重要指标。包括企业运作的整个操作过程，从资源能源输入、经内部生产工序转移变化到最终废弃物和污染物的排出。OPIs主要和以下项目有关：企业厂场设施的设计、运营和维护；与企业厂场设施有关的材料、能源、服务、废弃物、排放物；向企业的厂场设施提供的材料、能源和服务以及从厂场设施产生的产品、服务和废弃物。
ISO14031指标体系为面临不同环境问题的企业提供了进行环境业绩评价的综合框架，并为指标的获取和加工计算提供了指南，有利于企业在此框架下结合自身实际建立环境绩效评价体系。对于已经或准备按ISO14000的要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而言，以ISO14031指标体系为框架，根据自身情况建立环境绩效评价标准比较可行。但是该指标体系较少考虑企业与外部利益关系人之间的联系以及环境管理与企业可持续经营目标之间的联系，同时该指标体系不直接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不能很好地调动企业进行环境管理的积极性。
其二，世界可持续发展企业委员会生态效益评价标准。世界可持续发展企业委员会（WBCSD）于2000年8月提出了全球第一套生态效益评估标准，主要用于企业的环境绩效评估，供管理者制定目标，提出改善方案并作为内部管理之用，同时也是企业与其它内部或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的重要工具。根据WBCSD的定义，生态效率的获得是通过提供竞争性定价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类的需求并提高生活质量，同时逐步将产品寿命周期中对生态的影响和对资源的利用，减少到至少与地球的预计承载能力一致的水平。在整个WBCSD指标架构下，生态效益指标的基本公式为：
生态效益=产品或服务的价值/环境影响
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可表示成产能、产量、总营业额、获利率等等。环境影响可表示成总耗能、总耗原料量、总耗水、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总量等。生态效益可用企业的资源生产力表示，诸如每单位耗水量（每单位耗能、每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单位原料）的产量（营业额、获利率等）。生态效率指标将环境指标与财务指标相结合，要求企业以较少的环境影响实现较大的价值，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效率指标的类别及其计量内容如表1所示：
三、基于生态效益理念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分析
生态效益（Eco-efficiency）在1990年由巴塞尔的研究员Schaltegger和Sturm最早提出。1992年生态效益概念被初步形成，生态效益被定义为反映一个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1996年，生态效益成为现代企业在维护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下，极力减少其生产与服务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减少或消除对人类生存环境冲击的一种重要经营理念。即生态效益的目标就是最大化经济效益的同时最小化生态环境的影响。WBCSD指出，生态效益的达成需要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提供更具有价格竞争力、更具创新的产品，以满足人们需求、提高生活品质；并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将其对环境的影响及天然资源的耗用，逐渐减少到地球能负荷的程度。生态效益理论发展至今，其概念在不断完善，成为一种全新的企业经营管理哲学。
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将生态效益理念理解为：生态效益是一种开放的观念，它以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的良性、高效循环为基础，以降低产品和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将其对环境的影响及自然资源的消耗为前提，以满足人们需求、提高生活品质为目的，企业通过努力提供具有竞争力价格的产品和服务为实现手段的经营管理方法。
赵东芳、徐园园（2010）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影响关系归纳为：对企业来说，使用较少的能源与原料、减少污染产生量与排放量，可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对生态而言，符合生态效益的产品能够降低对环境的危害，有利于整体环境的发展，进而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刘德权等（2010）认为生态系统是获取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而经济系统从永续利用的角度出发进行生态投入和建设，维护生态平衡，促进资源再生并改善资源利用状况，也是持续获取生态效益的必要条件。生态效益评价能够对生产经营等企业活动环节起指导作用，它可以使企业了解过去物质消耗状况，在此基础上调整以后的能源结构、材料利用等工作，有利于降低物质消耗、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提高环保意识等。在以上文献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基于生态效益理念对企业绩效评价的四个方面――经济发展、资源减量投入、污染减量排放、资源再利用和环境保护质量，他们与生态效益理念的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
第一，评价主体。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该指标体系建立的目的是辅助政府相关部门对企业运作情况以及环境绩效情况进行了解和评价。同时，该绩效评价体系的主体也可以是企业，企业在使用该评价体系时可以选择其中的微观指标进行评价，主要是可以通过该评价体系评价企业生态环境方面的绩效，以辅助决策。
第二，评价基础。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不同于一般的员工绩效评价，企业环境绩效的评价基础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哲学――生态效益理念。它着重从环境、管理、操作三个方面出发，涉及到对于整个企业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污染排放、经济发展的全方位评价，因此其内涵十分丰富，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与层次性。
四、基于生态效益理念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
环境绩效评价的基本步骤为：确定环境绩效评估指标，指标筛选的科学性直接影响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确定指标分级标准，参照我国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建立环境绩效指标分级标准；确定权重，一般采用专家咨询和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环境绩效指标的权重。采用综合指数法对企业环境绩效进行静态评价。
根据企业的特点及制定评价指标的基本原则，可以从经济发展、资源减量投入、污染减量排放、资源再利用和环境保护质量的四个方面来研究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如表2所示。
第一，经济发展指标。企业经济发展指标主要表现企业经济状况、利税情况等方面的数据，可以将原有的一些工业统计指标结合企业的特点，以四个指标加以描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利润、利润占利税比率。
第二，资源消耗减量指标。企业消耗资源减量指标主要表现企业生产中资源的投入量的变化，根据企业生产中资源消耗大的特点，设置三个指标加以描述：万元工业增加值耗电量、万元工业增加值耗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
第三，污染物减排指标。企业污染物减排指标主要表现企业生产中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依据企业生产中主要产生的污染物，设置六个指标加以描述：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气排放量、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万元工业增加值废渣排放量、废气处理率、污水处理率、废渣处理率。
第四，资源再利用指标。企业资源再利用指标主要表现企业生产过程中资源再利用、再回收量的变化，设置四个指标加以描述：“三废”综合利用产值占工业增加值比率、废水再利用率、废气再利用率、废渣再利用率。
在利用该指标体系对企业进行环境绩效评价时，可以结合各企业本身的发展情况和发展目标，设置相应的指标参考值或目标值作为衡量标准，进一步做出分析和评价。
五、结论
本文在研究和总结并参考国内外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理论和评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企业的特点，研究适合于我国企业实际的环境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流程。提出了将环境因素包括资源消耗、污染减排、资源再利用、环保意识等纳入到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应用模型，为建立和完善我国企业环境绩效评价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企业环境绩效评估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企业环境绩效评估的理论与方法较为缺乏。本文仅就我国企业环境绩效评估体系进行了初步研究，但行业差异导致指标体系构建的复杂性，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充实的过程，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今后将更多的指标进行量化，并且不断完善评议指标的内容，使环境绩效指标更加充实。
参考文献：
［1］K Fuse， Y Horikoshi， et al.Application of Eco-efficiency Factor to Mobile Phone and Scanner［C］.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n on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Design and Inverse Manufacturing， 2003， （5）: 356-359.
［2］Y Barba-Gutiérrez & B Adenso-Díaz & SLozano. Eco-Efficiency of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Appliances: 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J］. Environmental Modeling and Assessment， 2009， （4）:439-447.
［3］Eco-efficiency indicators and reporting―report on the status of the project（A basis for the final printed report）［R］.Eco-efficiency Metrics and Reporting.Geneva:WBCSD，2000.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45-05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其配套法规的颁布实施，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成为当前规划环评的研究热点之一。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开展环评，分析、预测和评估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为决策者提供必要的环境信息，是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科学性、促进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重要途径，也是满足法律要求、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手段。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综合性较强，其核心内容为确定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用地布局。生态方面的影响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考虑的重点，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宏观结构调整与布局以及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等活动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然而，由于当前规划环评的理论方法体系仍不完善以及中宏观尺度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研究不足，使很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工作的实际效果不尽理想。以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研究为代表的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效应研究，多是从微观、小流域或长时间尺度等角度考虑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气候、土壤、水文及不同尺度生态系统的影响[1]，较难应用于中宏观、较短时间尺度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规划环评中常用的一些定性方法（如核查表法）虽然在环境影响识别时可操作性较强，但在预测、评估复杂宏观的生态环境影响方面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单纯定性的结果不能很好地反映环境影响的程度，往往使评价结论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作为生态学前沿课题之一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可以定量反映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本文在应用生态系统服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
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旨在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定量地考虑生态环境影响提供一种思路。
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的研究概况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以理解为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2]，国内外学者对其功能的分类至今还未形成共识，如Daily[2]、Costanza等[3]、欧阳志云[4]等均有不同看法，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如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划分[4]，对某种生态系统类型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5]，对不同类型或尺度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6～7]等。
如何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是当前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为规划、决策和管理提供定量依据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如彭建等[8]利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和TM影像，研究了2000年深圳市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城市生态管理提出了有益建议；于书霞等[9]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评价指标，对吉林省生态省建设中土地利用政策的环境影响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并针对政策实施引起的负面环境影响提出了改善的建议。可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作为生态学的前沿课题之一，其研究着眼点正从单纯的自然科学领域向着为满足社会对生态学的需求过渡。因此，规划环评的方法体系对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吸纳，开辟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的新领域，更重要的是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工具。
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
1969年确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案》明确规定，该法案旨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努力预防和消除对环境和生物圈的危害。要求政府部门用系统的、人文和自然等多学科综合的方法来分析决策可能对环境的影响，使决策在考虑经济和技术因素的同时，对当前尚不能量化的环境价值给与恰当的评估(nepa.gov/nepa/regs/nepa/nepaeqia.htm)。几十年来，环境影响评价正是遵循这些核心思想发展起来的。从这点上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有必要成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理论和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要对规划实施前后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益进行估计，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是正确评价土地生态效益的重要基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以确定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用地布局为核心的宏观战略措施，其实施将引起区域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数量和空间位置的变化，进而影响土地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能力。长期以来，由于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难以度量和货币化，人们往往更看重单纯或狭义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土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代际公平等外在于市场的价值[10]，如何更好地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宗旨，全面、客观地考察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价值损益，为决策提供更加充分、科学的依据，是当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一个重要任务。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能综合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其评估结果将以对策和建议的形式反馈给规划决策者，从而促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更好地发挥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协调作用。
同时规划环评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专门技术，综合性与可操作性是其选择评价工具的重要原则。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以其指标的综合性、定量化，以及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空间特点相适应性，可作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一项定量化指标，这种定量的评价结果对于形象地反映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具有积极意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主要包含以下工作内容：首先，根据规划所确定的土地利用目标，对规划实施前后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其次，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指标，核算并比较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量。第三，根据实际需要及已获得的数据，可以核算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量变化，也可重点核算某一类用地类型（如农用地、水域等）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变化。综合评价。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的计算结果分析规划目标的环境合理性，比较各规划方案的环境可行性，并针对显著的负面影响提出补偿或减缓措施。
3 案例研究
选取上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一个城市层面的规划――《武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年）》(digitalwuhan.省略 /articleshow.asp?NewsId=1923)（以下简称“《规划》”）中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目标为评价对象，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
3.1 研究方法
3.1.1 土地利用数据获取方法
依照《规划》将评价区域划分为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面、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等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变化数据均源于《规划》。
3.1.2 动态度
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K)反映了研究区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
式中：Ua、Ub分别为研究初期及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T为研究时段，当T的时段设定为年时，K值就是该研究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年变化率。
3.1.3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核算方法
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核算时，供选择的方法有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补偿价值法、生产功能法、造林成本及碳税法等[11]。Costanza等[3]和谢高地等[12]的方法模型近年来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应用。Costanza等[3]将生态系统的功能归为17类，综合应用多种评估技术方法对每种生物群落单位面积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估算，然后乘以该生物群落在地球上的总面积，相加后得到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和。这一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研究空间。谢高地等[12]参考了Costanza等[3]的理论，并针对其不足（如对耕地价值估计过低、对湿地估计偏高等），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建立了中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12]（见表1），将表1中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各项功能服务价值加和得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见表2）。本文亦参考上述两项研究成果，按照公式（2）和表2中的参数，对《规划》实施前后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引发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量进行计算。
其中：ESV是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元）；Pi为单位面积上土地利用类型i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元/hm2）；Ai为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类型i的面积（hm2）。
3.2 结果与分析
3.2.1 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分析
各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率和动态度见表3。对比1996年现状与2010年规划目标值可见，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园地、林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将增加；耕地、水面和未利用地面积均有所减少；牧草地的面积没有变化。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最多，达到12 417.9 hm2，其次是林地，增加11 495.9 hm2；园地增加幅度最大，达到20．04%；未利用地减少面积最多，达到22 507.3 hm2，幅度为34.77%。土地利用动态度的总体情况是：园地面积增加的速度最快，其次是林地；未利用地面积减少的速度最快，其次是耕地。从土地利用构成来看，耕地和水面仍是2010年研究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
3.2.2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变化
按照公式（2）和表2、3计算出研究区不同土地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见表4）。1996年土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109.93亿元；2010年将达到112.06亿元，相当于1996年研究区国民生产总值782.13亿元的14.33%。规划目标年较规划基准年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增加了2.13亿元，增加幅度为1.94%。生态价值的总增加量2.34亿元中，林地的增加价值最多，占94.78%；生态价值的总减少量0.21亿元中，耕地减少的生态价值损失量占主导地位，为95.27%。但由于林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价值高，林地面积增加幅度较大，弥补了耕地和水面减少造成的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下降。由于缺乏对盐碱地和建筑用地等相关研究信息，以及未利用地中各类用地结构的变化数据，该估算结果是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保守估计。
3.2.3 生态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价
总体上看，《规划》中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目标对于保护区域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林地的增加对于提高整个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显著的作用。不过，耕地和水面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社会用地的增长是重要原因，《规划》中应加强科学技术手段在区域土地管理开发中的作用，完善对城镇建设、交通等用地的科学管理和监督措施，以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集约利用及土地生态系统的保护。
4 结 论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具有很多优势，主要包括：把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转化为简单易懂的货币形式，表3 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和动态度
Tab.3 Change in area of different landuse types and their dynamic degrees of research area
土地利用类型1996年2010年面积(hm2)比重(%)面积( hm2)比重(%)
为决策者提供了直观的生态信息，是将生态价值纳入土地利用规划决策的重要途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可作为一项量化指标，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目标及规划方案的生态效益进行综合评估。核算比较简单（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节省规划环评的时间和资源。
当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还需要在研究和实践中加以完善和深入，特别是核算过程中有关参数的确定，需要不断吸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研究成果，例如对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等服务功能价值系数的进一步认识；综合生物量、空间位置及时间变化等多重因素来确定的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等。目前在没有更精准和统一的核算参数的情况下，我们使用该方法的重点应放在对于规划基准年和规划目标年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量的核算上，并将此作为评估土地利用目标的环境合理性以及比较和选择环境友好性规划方案的重要参考。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如下几方面值得关注：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参数的研究，特别是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空间层次、土地生态系统分类及其特点相结合，建立不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参数的基础数据库，为规划环评工作提供便利。还可以尝试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与“3S”技术相结合，对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变化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和判断，而不仅仅局限于对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应用于国家、省、市等不同空间层面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如冉圣宏等学者已经针对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全国土地利用变化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有关的探索[13]。总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引进，实现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方法体系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推进了以生态学为基础的土地利用规划的科学决策，对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发展、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蔡玉梅等.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J].地理科学进展,2003,22(6):567～575.[Cai Yumei et al.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of Land Use Planning[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3, 22(6):567～575.]
[2]Daily G C.Natures Services: 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M].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3]Costanza R. et al.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Nature,1997,387:253～260.
[4]欧阳志云,王如松,赵景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生态经济评价[J].应用生态学报,1999,10(5):635～640.[Ouyang Zhiyun,Wangrusong,Zhaojingzhu.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ir Economic Valu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1999, 10(5):635～640.]
[5]靳芳,鲁绍伟,余新晓.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J].应用生态学报，2005,16(8):1531～1536.[Jin Fang,Lu shaowei,Yu xiaoxin.Forest Ecosystem Service and its Evaluation in China[J].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2005,16(8):1531～1536.]
[6]张志强,徐中民,王建等.黑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J].冰川冻土,2001,4 (23):360～366.[Zhang Zhiqiang,Xu Zhongmin,Wang Jian et al.Value of the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Heihe River Basin[J].Journal of Glaciology and Geocryology,2001,4 (23):360～366.]
[7]陈仲新,张新时.中国生态系统效益的价值[J].科学通报,2000,45(1):17～22.[Chen Zhongxin,Zhang Shixin. Value of Ecosystem Benefit in China[J].science Aviso,2000,45 (1):17～22.]
[8]彭建,王仰麟,陈燕飞等.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初探-以深圳市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41( 4):594～604.[Peng jian，Wangyanglin，Chenyanfei et al, Economic Value of Urban Ecosystem Services:A Case Study in Shenzhen[J].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2005,41(4):594～604.]
[9]于书霞,尚金城,郭怀成.基于生态价值核算的土地利用政策环境评价[J].地理科学,2004, 24(6):727～732.[Yu Shuxia, Shang Jincheng, Guo Huaicheng.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Services Evaluation i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Landuse Policy[J].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04,24(6):727～732.]
[10]蔡运龙.土地管理如何贯穿科学发展观[J].中国土地,2005,(6):15～16.[Cai Yunlong. Integrat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into the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J].China Land,2005,(6):15～16.]
[11]于书霞,尚金城,郭怀成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核算[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5):42～44.[Yu Shuxiao,Shang Jincheng,Guo Huaicheng et al,The Economical Assessment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 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ement,2004,14(5):42～44.]
[12]谢高地,鲁春霞,冷允法等.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的价值评估[J].自然资源学报,2003,18(2):189～195.[Xie gaodi,Lu Chunxia,Leng Yunfa et al.Ecological Assets Valuation of Tibetan Plateau[J].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2003,18(2):189～195.]
[13]冉圣宏，吕昌河，贾克敬等.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全国土地利用变化环境影响评价[J].环境科学，2006，27(10)：2139～2144.[Ran Shenghong,Lv Changhe,Jian Kejing et al.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Land Use Change in China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J].Environmental Science,2006,27(10):2139～2144.][ZK)][FL)]
Applic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n Landuse Master Planning
TANG Tao ZHU Tan XU He WANG Zhe GUO Liang YANG Fan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中图分类号：TP：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3-9671-(2012)022-0197-01
国务院于2009年12月12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位于江西省北部，覆盖全省38个县（市、区）和鄱阳湖全部湖体。该区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保护区，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定的全球重要生态区，承担着调洪蓄水、调节气候、降解污染等多种生态功能。
当前，土地利用和覆盖变化为全球变化研究中关键而迫切的研究课题。由于卫星遥感技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连续获取大范围的空间信息，具有空间宏观性，成为最为有效的对地观测技术和信息获取手段。联合国环境署（UNEP）曾启动“土地覆被评价和模拟（LACM）”项目，旨在采用高分辨率影像探测亚全球尺度的土地利用与变化。
因此，本文旨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获得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利用信息，并根据《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T192－2006）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这将为推进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信息监测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研究区和卫星影像概况
1.1TM影像概况
TM影像是指美国陆地卫星4～5号专题制图仪（thematic mapper）所获取的多波段扫描影像。有7个波段。影像空间分辨率除热红外波段为120米外，其余均为30米。因TM影像具较高空间分辨率、波谱分辨率、极为丰富的信息量和较高定位精度，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得到世界各国广泛应用的重要的地球资源与环境遥感数据源。能满足有关农、林、水、土、地质、地理、测绘、区域规划、环境监测等专题分析和编制1∶10万或更大比例尺专题图，修测中小比例尺地图的要求。本文研究区生态解译采用了14景Landsat TM影像，时相为秋季，波段合成采用432RGB彩色合成。
1.2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区范围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主要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市的部分县（市、区），共38个县（市、区）和鄱阳湖全部湖体在内，面积为5.12万平方公里，占江西省国土面积的30%，人口占江西省50%，经济总量占江西省60%。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范围见图2。
1.3技术方法
通过ARCGIS平台，根据地物影像特征，如色调、大小、阴影、纹理、位置和其他标志，以及技术人员先知经验，采用人机交互方式解译Landsat-TM卫星影像，绘出地物的闭合边界，并赋予属性编号，提取土地利用信息。
1.4生态解译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