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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275-02
一般而言,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典范之作,秉承着德国浪漫主义的诸多精神气质与语言风格。然,这仅是确认了一个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倘我们将其思想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重要文本的话,那么对博士论文是否也该发探出成熟马克思的理论渊源呢?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博士论文是否对德国浪漫主义有所超越?这是研究博士论文的一个至为深层次的问题。就理论而言,这是一个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文本学的问题。
一、超越意识革命:走出自闭的意识
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们始终将自我置于崇高的位置上,他们 “力图想治愈世界的荒凉――它面临世界的无序,设法用意志重新让世界恢复宇宙秩序;它想调和对立的两面,想整合美学”。而马克思《博士论文》对自由的崇尚明显有着德国浪漫主义“自我意识”的意味,反映了当时德国浪漫主义共同的现实诉求,即,德意志帝国及其步履蹒跚的资本主义,在一个被更古老、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和资产阶级社会所支配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以自我意识作为批判的武器响应了时代的潮流,但他的批判更为彻底,更具颠覆性,更有实践指向,显示了突破德国浪漫主义意识革命的端倪。
伊壁鸠鲁以能动自我意识为武器,寻求的是心灵的宁静与自由,这也往往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内在主张。他们借人生的诗化以实现内在自由,从而超越现实。然而马克思借此谋求的却是现实自由,自我意识正是哲学要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的武器。换言之,哲学自身的自由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面向尘世的现实世界。当哲学变成能吞噬一切外界的火焰时,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如果权威在一个领域内受到质疑并遭到否弃的话,接下来必不可免的一步,将导致在所有领域内对权威的拒绝。”整个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哲学都是要摆脱受外在统治的关系,形成自我规定的新关系,即“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为马克思反对思想压制提供了契机――把自我意识当成一种救赎方式,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精神迫害的人们。
二、新型物质观:关系哲学的萌发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将原子和感性自然置于自我意识及其对象化的理论境域,原子与自我意识是可等量齐观,而自我意识又象征着人的自由与力量, 而人的自由与力量又不应当是抽象个人的,而是社会中人的自由与力量,社会这一主体间生活方式使得人有足够的勇气拒绝一切超出人及其产物的力量,这是马克思区别于之前所有思想家的地方。
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最根本的关系,只有在人与人产生关系之时人才摆脱自然的压制而获得自由。自我意识只有在与别的自我意识的交涉中,才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以及自身无所依凭的虚无状态。“由于有了质,原子就同它的概念相背离,但同时又在它自己的结构中获得完成。于是,从具有质的原子的排斥及其与排斥相联系的聚集中,就产生出现象世界。”这一段对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关系的白描,是对原子关系的生动刻画。每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之间处于既排斥又聚集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因具有自我意识而具有了质,而现实社会就是这些质的聚集。
“夸夸其谈”的德国浪漫主义由自我意识的角度来浪漫化沉睡的经验世界,开启通往理想世界的生命之路。它清醒地认识到了自我意识在现实中的异化,但只将之理解为意识自身的矛盾,因此便将这种解决仅仅归之于意识和思维本身。然对马克思来说,自我意识的这种矛盾,以及自我意识的这种异化,只有在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自我不仅在意识中二重化,也在现实中二重化,而且自我的现实二重化是自我的意识二重化的基础和前提。这多少带有意识第二性的意思。
马克思将人与人的关系设置为世界的中心,在人与物,以及人与人的相互映照与承认中确立人的存在。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压制的人们。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马克思的唯物论倾向与关系哲学思想。
三、辩证实践的端倪:超越感性直观
德国浪漫主义是资产阶级学说,囿于私有制的狭隘本性,看不到整体的经济景象,看不到资本作为统摄一切的力量而必然招来的自我否定。在其意识中,现实,始终保持着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资本主义的意识的物化使人既过分个体化又机械地对象化”。
然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系统地发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其目的也在于要使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能动原则得到合理的论证,并昭示着克服感性直观局限的理论可能。
原子的物质性和形式性决定了直线下坠和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具有同样的“本原性”。“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是原子“胸中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是原子内在具有的质的规定性。正是偏斜运动的介入,才构成了原子的物质和形式、存在和本质的矛盾及其在现象世界的外化,形成现象世界众多原子的排斥和碰撞。马克思断言,这些都传达了一种辩证法的精神。“自我意识”的能动性来源于辩证运动。如果没有之,就不可能有原子的偏斜,也就没有原子的冲击和碰撞,世界便无法创造出来。“因此,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原子偏斜的辩证运动打破了必然,为自我意识的自由和解放铺平了道路,由此凸显的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突破了黑格尔的辩证思想,为马克思最终确立自己的辩证法学说奠定了基础,并表明了其将历史发展放回到人与人交往的现实运动之中的倾向。而这种辩证实践的思想恰恰能克服感性直观的弊病,不再将世界当做孤立的静止的存在,而是蕴籍着生机的不断运动的过程,因而要改变世界改变现实,必须要从运动的视角来揭示规律和利用规律。
当辩证法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而与现实结合,那么不仅在理论上能得出革命的结论,而且在实践上可能爆发出革命的激情。这已由普罗米修斯所代表的反抗统治阶级的新生力量得以展示。马克思坚信,掌握了技艺的新人必定能够从压迫中解放自己,获得真正的自由。
四、结语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信奉的依然是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哲学,高举着浪漫主义的大旗,正如其高声呐喊的那样:只是现在,伊壁鸠鲁、斯多亚派和怀疑派体系为人们所理解的时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哲学家。然而承认这一点并非表明,马克思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超越浪漫主义。尽管德国浪漫主义同样是疾呼自我意识,主张人的诗化来抵御庸俗无品的冷酷世界的侵袭,然而这类思想毕竟是德国贫瘠现实的隐晦表达,带有一切唯心主义所无法摆脱的内在弊病。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不仅沿袭了浪漫主义的思想与写作特点,更值得让人注意的是,他也在许多方面展示出了超越之的理论姿态与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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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05-05
“新唯物主义”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称自己所主张的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唯物主义。正因如此,人们往往把1845年的《提纲》与时间上相差不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建立的标志,认为马克思是在吸收、借鉴和转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主流叙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然而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其新唯物主义思想的端倪,因此武断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移植是不够严谨的。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为数不多的以古希腊自然哲学史为主题的研究作品。马克思的兴趣显然既不在哲学史实的考察,也不在自然哲学的论证,而是力图通过对古希腊两位原子论者唯物主义观点的对比,发掘出足以冲破黑格尔观念论藩篱的思想资源。这在唯心主义哲学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时代,无疑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意义。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上,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其第二部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物理学上的差异),特别是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的讨论上。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论文的题目中表明的那样,他探讨的是古希腊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的差异,而原子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仅关注对原子论的讨论,就会把《博士论文》矮化为自然哲学或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马克思在论文的序言中早已阐明,他的研究不是细节的研究,而是“为了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记忆。”[1]14换句话说,马克思力图通过对特殊问题的考察,探寻希腊哲学走向暗淡命运的普遍性原因,并借此达到挽救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性目的。不以这一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博士论文》,就很难明白这一作品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意义,无法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个发展历程。
实际上在后黑格尔时代,批判和超越黑格尔的观念论几乎是一切有野心的哲学家所努力的方向,而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展现的批判也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与其他人不同,《博士论文》对黑格尔的批判更多体现对一种尚未完善的唯物史观方法的潜在运用。那么马克思这种唯物史观的武器来源于何处呢?长久以来,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马克思是借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才得以打破黑格尔观念论的桎梏的,这实际上是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影响。可是必须指出,虽然恩格斯晚年的这部著作力图阐明马恩两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吸收和继承,但是恩格斯更多地是回应两人唯物史观成熟时期的理论来源,其关注点并不在《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在序言部分,恩格斯明确提到,“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4就此来说,《博士论文》时的青年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恩格斯并未言明,故而是值得商榷的。
况且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到1841年才出版,此时马克思《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从其对唯心史观所采取的批判方法来看,马克思运用了历史分析法,即回到历代哲人对伊壁鸠鲁讨论的语境和细节展开分析,并以此来驳斥黑格尔以精神发展逻辑所推演的哲学史框架,这跟直接否定精神造神运动的费尔巴哈大异其趣,因此简单地将其视为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很难成立的。
那么青年马克思这种的唯物史观的萌芽会不会来源于时间上稍早一点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呢?应该说,就唯物主义的某些自然观念方面,马克思可能受益于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就唯物史观的构造方面,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则受自身局限性而难当重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3]9这倒不是说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成就一定比近代的唯物主义要高,而是说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元哲学的工作上,古希腊自然哲学规定了后来唯物主义者的看待世界的思维导向,在这一点上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没有实质上的超越。
因而马克思的这种唯物史观来源,很可能就是其主题所表达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这里古希腊唯物主义既是他研究的内容,也为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启示。马克思没有借助近代的费尔巴哈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方法来反对黑格尔,反倒是求助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的源头,从活生生的历史语境中和感性直观来反思黑格尔唯心史观所预定的“必然”逻辑。因而,其主题选择比较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超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了。
伊壁鸠鲁追求快乐主义的恶名及其与德谟克利特类似的原子论,往往令许多哲学家们武断地认为其思想无非是对德谟克利特的抄袭;然而马克思却发现了伊壁鸠鲁的独到之处,并坚信如果能够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精华予以析取,进而将其优点引入唯物主义,就有可能克服当时观念论哲学的困境并发展出真正的可以影响世界的的实践哲学。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就要完成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就必须阐明伊壁鸠鲁在哲学史中被误解的原因,并通过这一过程揭示出唯心史观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其次必须指出伊壁鸠鲁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唯物主义的理论优势;最后,借助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来重构被唯心史观一再歪曲的哲学发展史。遗憾的是《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亡佚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前两个部分却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而从这一部分及相关的七个笔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此一哲学工作的步骤与我们所设想的逻辑基本符合。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以唯心史观解读伊壁鸠鲁的批判
马克思首先对历代先哲们关于伊壁鸠鲁的种种误解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工作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任务,一是从肯定方面看,要重新显示出伊壁鸠鲁哲学的价值;二是从否定方面看,要批判之前的哲学史中的错误看法。而在进行哲学史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批判了三个对象:1.哲学史中对伊壁鸠鲁产生误解的哲学家们的具体观点;2.哲学史中误解伊壁鸠鲁的一般性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3.黑格尔所继承并系统化的唯心史观。
为什么要区分这三者呢,这是因为归根到底马克思的任务是指向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这些不同层次的批判又必须被综合起来。如果不能准确地区分,就有可能迷失于细节而忘记了马克思的任务。
实际上,“哲学史”概念本身就是黑格尔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哲学史”的视域,历史上的哲学争论才不致沦为偶然随意和无目的的诡辩,而成为可以被系统化综合看待的演进历程。马克思接受这一概念的积极因素,但是却不认可其所谓绝对精神的神秘必然性。马克思在论文中说,“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不应遇到的结局,即暗淡的结局……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每一个人事方面的事物所注定了必定要走一通的铁环,这确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不过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胀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样。”[1]13
正是在唯心史观的逻辑推演下,伊壁鸠鲁的命运就被黑格尔裹挟到其绝对精神的运动系统中。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暗示了伊壁鸠鲁不同于唯心史观的真正价值,因为只有具备唯物主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黑格尔刻意整合并忽略。
同时,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偏见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中唯心主义传统的模仿和必然结果。即,正因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伊壁鸠鲁怀有偏见,认为其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唯物主义的别子,才会有黑格尔对其的轻视。因此,马克思要想驳倒黑格尔,就要先揭示出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对伊壁鸠鲁的理解为什么是错误的。
(一)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
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前322)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最高峰,那么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和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前270年)两人恰恰处在分水岭的两边。人们自然就会根据历史顺序,认为后者剽窃了前者,普鲁塔克甚至把两者的不一致解释为伊壁鸠鲁只吸收了错误的东西。
然而仅凭时间上的先后和学说上的相似这两点就得出后者剽窃前者的结论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因为不同之处也可能恰好是后者对前者的改进。马克思发现,历史上的确也曾经有人看到过这一点,但遗憾的是由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理解在历史上被湮没了。马克思说,“当西塞罗说伊壁鸠鲁把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弄坏了的时候,他至少还承认伊壁鸠鲁有改进德谟克利特学问的意向,还想张开眼睛去看它的缺点;而当普鲁塔克说它的思想不一贯,并说他对于坏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爱时,因而也就怀疑他的意向,那么莱布尼茨则甚至于连他善于摘录德谟克利特的能力也都否定了。”[1]18这其实揭示出哲学史逻辑之外的问题,即历史的和文化的现实环境对哲学思想的筛选。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真正超越历史与阶级之上的所谓价值中立的评价,某种思想能不能被尊重和接受,必然要受某时某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现象本身就是时代经济生活的反映。
在欧洲主流的神学和哲学影响下,唯物主义的哲学非但不会被重视,而且无法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且不说普通人不会关注其细节,即使饱学之士也往往会忽视不同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的内在差异,而把他们进行粗略的归类。正是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之下,伊壁鸠鲁被当做对德谟克利特的粗略模仿才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史上的共识。
(二)从知识论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强调感性直观能力,这对于以沉思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学传统来说必然属于异端。对此黑格尔是心知肚明的,“伊壁鸠鲁并不把存在看作一般的存在,而看作感觉到的东西,把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意识看作本质的东西……这样也就很明显,既然把感觉到的存在认作真实的东西,那么概念的必要性也就根本被取消了,一切便分崩离析而失去了思辨的意义,而是肯定了对于事物的一般流俗的观点;这样,事实上它并未超出一般普通人的常识,或者毋宁说是把一切降低到一般普通人的常识观点”。[4]48黑格尔的讽刺,实际上代表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伊壁鸠鲁的否定,这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在康德之后,德国唯心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感性直观。然而,马克思却看到这种对伊壁鸠鲁哲学狂妄自大的否定恰恰说明了西方哲学已经病入膏肓,哲学必须再一次从理性的天上走入感性的人间。
(三)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最容易被误解为享乐主义,因为伊壁鸠鲁把感性直观作为一项原则,所以如果不仔细分析就难免就会演绎出这样一种理论结果,即伊壁鸠鲁承认肉体的欢愉就是幸福,所以在中世纪伊壁鸠鲁的作品会被列为禁书。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能够比较公允地对待伊壁鸠鲁的伦理学,黑格尔甚至说道德学是伊壁鸠鲁哲学中最好的部分,但是却总是力图把这种伦理学变为自己唯心主义道德系统中的教条。马克思讽刺天主教的伽桑狄时说他总是力图“使他的良心和他的异教的知识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合,这当然是白费气力的。这正如一个人想要在希腊名妓雷伊斯的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1]9由此可见,历史上对伊壁鸠鲁伦理学的两种极端态度,实际上都不可救药地误解了伊壁鸠鲁。
对马克思来说,这些误解在另一个侧面反倒证明了伊壁鸠鲁的特殊价值。在形而上学上坚持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态度,必然会反对空洞的纯粹思辨;在认识论上坚持感性直观的原则,必然要求伦理学上对幸福目标的践行。这就给予正在寻找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困局的马克思最为有力的武器,然而这一武器究竟能不能被运用,还需要被进一步检验和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证明伊壁鸠鲁的哲学具有超越其他唯物主义的优势,即他的原子论不能仅仅是某种突发奇想的先验设定,而必须是能够获得合理证明的认识条件,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
二、两种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差别
一提到两位古希腊哲学家的差别,就难免让人想到原子论;在继续讨论之前,这里有必要稍微对古希腊的原子概念进行一点澄清。在古希腊哲学中所运用的“原子”概念不同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近代物理学把原子假定为组成事物的最小颗粒,这就意味着借助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原子是可以被经验到的。而古希腊的原子说到底是一种形而上学概念,它绝不在经验之内,而毋宁说是保证经验得以成立的某种理念。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德谟克利特时,也没有把原子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来看待。他说,“留基伯与他的同门德谟克利特以“空”与“实”为元素,他们举“实”为“是”,举“空”为“无是”:他们并谓是即不离于无是,故当空不逾实,实不逾空。”[5]14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很清楚,即德谟克利特哲学的根本原则是“实”与“空”这一对相互对立统一之范畴,即使把此处的“实”定义为原子,这个“实”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实物”,而是先验意义上的“是”。因此要理解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就必须清楚这一论证的关键并不在经验领域,而是在形而上学领域。
《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第三节对两者自然哲学的区分是一般性的区分,这不同于论文第二部分对两种原子论具体细节的区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一般性的区分是两者的主要区别,那么为何篇幅只占用了一节,而原子论只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还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并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呢?
马克思的这一设计大概出于以下考虑,即原子论虽然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但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直接决定某种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否牢固。如果丝毫没有论证,只是凭空把原子和虚空作为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自然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的,也仍然是一种独断的迷信。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德谟克利特,最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他对原子的规定和说明,因此必须给予最大的篇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性的区分不重要,恰恰相反,一般性的差异暗示了马克思以伊壁鸠鲁哲学为武器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的目的。
综合考虑《博士论文》对两种自然哲学的一般和具体的双重论证,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伊壁鸠鲁对古希腊唯物主义的创新与超越。
(一)在真理问题上的分歧:两者对现象与本体关系认识的差异
马克思发现,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承认“原子和虚空”的形而上学原则,但是德谟克利特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中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最先表现为“真”的问题。真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属于知识论问题,实际上涉及形而上学问题,因为知识论问题只关注认知的条件及过程,而真理问题却关注认知的对象和前提,涉及对世界的设定。德谟克利特在这些问题的表述上的确粗糙,一方面由于他坚持现象与本质的差异,认为除了本体(或者说原子、实有)为真以外,其他一切现象都是主观的因而是不可信的,这样他就把真理存在的基础给否定掉了。而另一方面他又发现现象显然是被灵魂所把握的,而灵魂则是实有的本体,既然如此,那么被灵魂所把握的现象显然也应该具有真理性,这样他又把真理性的标准从认识论上树立了起来。马克思将这一情况称为德谟克利特的“二律背反”。其实说到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德谟克利特在追求本体的同时不愿意承认感性所获得的现象的真实性,这就等于在本体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在认识论上却坚持唯心主义,如此一来怎能不产生矛盾呢。
而伊壁鸠鲁却克服了这一矛盾,他坚持感性确定性的第一原则,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而概念必须以感性所获得的现象为标准进行校正。这样来看,伊壁鸠鲁的原子理念就不是一种先验设定的东西,而是借助经验所推演出来的东西,当然由于并不具有更多文献上的支持,马克思也没有就此继续展开。
这却给人们留下一个问题,一个如此重视感性确定性的人,为何没有将这一经验论原则贯彻到底,反倒还笃信原子论的形而上学,休谟不就是太强调经验而最终成为了怀疑论者吗?马克思后文中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疑问,实际上伊壁鸠鲁区分了“始基的原子”与“元素的原子”,前者是质料性的,类似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而后者则是构成性的,具有形而上学原则的意味。因此不要小看伊壁鸠鲁强调感性确定性的认识方式,这一认识方式本身其实就是他的原子论原理。马克思说,“正如原子是他的原理一样,同样他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论。发展的每一环节,对于他,立即就转变成一个固定的、仿佛通过空虚的空间从它们的联系中分离开了的现实;一切规定性都采取了孤立的个体性的形态。”[1]45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伊壁鸠鲁可能有坚持感性确定性原则而放弃原子论的倾向,但是实际上他以另外一种动态的方式理解并承认了原子论。也就是说,他坚持的感性确定性本身实际上是“元素的原子”的实践过程,而他借助这一行动所否定的原子,则是质料意义上的“始基的原子”。而这种放弃也不是彻底的放弃,最终它必然通过元素原子的运动重新被构建出来。
(二)寻求知识与追求幸福:两种哲学目标的差异
由于德谟克利特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坚决区分本体和现象,因此处于本体领域内的原则就不可能对现象界产生影响。但是同时由于他在认识论问题上,又坚决认为只能通过经验才能达到本体的认识,所以他又必然广泛地涉猎一切实证知识。“古代的轶事就算是一个传闻吧,但也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传闻,因为它描述了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据说德谟克利特曾经自己弄瞎他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正如西塞罗所说,这个自己弄瞎眼睛的人也就是那走遍了半个世界的同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获得他所寻求的东西。”[1]21
而伊壁鸠鲁恰恰相反,尽管他一再强调感性直观的重要性,但是他却并不因此就毫无节制地汲取一切经验。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哲学目标不是为了获取纯粹的知识,不是那种把握本体,而是最终指向幸福的生活。因此伊壁鸠鲁始终把他的哲学看做活生生的实践哲学,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关怀。“伊壁鸠鲁在哲学里面感到幸福和满足。他说,‘你必须为哲学服务,如是你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倾心降志以从事于哲学,他用不着等待;他立刻就会得到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1]22通过伊壁鸠鲁,人们最终发现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不是“真”,而是“善”,这也是人们寻求知识的目的和真谛。如果知识无助于人们获得生活的幸福,那么此类知识的价值何在。
通过这一比较,马克思发现德谟克利特虽然是唯物主义,但是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矛盾性却决定了他的唯物主义最终不但会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且无论拥有多少知识,也只能在空洞的理念世界中徘徊。反观伊壁鸠鲁的哲学,则始终把感性直观的现实作为判断的基础,把生活幸福的现实关怀作为实践的原则,因而伊壁鸠鲁的哲学是健康的实践哲学,这才是马克思努力寻找的打破唯心主义哲学的钥匙。
(三)必然与偶然:现实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条件
如果说实践的原因是要把握本体,实践的结果是要获得幸福,那么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内在矛盾就注定了他这种唯物主义的悲剧,即一方面无法追溯到实践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实践的结果。哲学家实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和思想之间建立一般性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悲剧就造成了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思形式。换句话说,德谟克利特对必然性的强烈要求实际出于他对待实践问题上的绝望。
伊壁鸠鲁不但避免了这一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对必然性和偶然性进行了重新规范。在他看来,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意思是指必然性由于超出了人类经验认知的范围,因此必然性不是可以被直观把握的概念,而是被推论出来的概念。也就是说,偶然性和主观任性都是可以通过直观被把握的,人们只有在观察到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之后,在掌握了经验资料后才有可能推论出事物发展顺序的规定和联结,即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的必然性是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即“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真实的可能性推演出来,这就是说,有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那种必然性是通过这些东西的中介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的显现。”[1]24而偶然性对他来说则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真实的可能性的反面。所以偶然性要么是被感性直观直接捕捉到,要么则是通过理性自身的想象所获得。以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当然不免有其消极意义,但是伊壁鸠鲁的本意并不是否认一切联系和原理,而是认为物理学中的定理恰恰不是第一重要的,说到底定理所规定的必然性的出现也是建立在人类构造的偶然性基础上。因此,自由才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向人类敞开,人们通过实践去追寻自由并获得幸福,才是可能的和可以被期待的。对自由的规定才成为马克思进一步来论述原子偏斜的目的。
三、结语
麦克莱伦在评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机和旨趣时写道,“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6]27的确,当唯心史观成为新的宗教,绝对精神化身新上帝的时候,如何能够打破这一悲剧的命运,重新发现一条自由之路,就成为后黑格尔时代哲学家的必然使命。
马克思在为唯物史观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再次发现了古希腊唯物主义的丰富资源。与德谟克利特的内在矛盾相比,伊壁鸠鲁对感性直观的重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偶然性与自由辩证关系等问题的阐释无不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中另一条隐蔽的林中小路。虽然青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投身于“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但是他对伊壁鸠鲁的哲学史意义上的辩护和他对伊壁鸠鲁感性直观的褒扬,已经迸发出了哲学革命的火种,就此而言《博士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作唯物史观的理论萌芽。正是在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下,由伊壁鸠鲁开启的具有朴素辩证意味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最终为马克思在20世纪重写哲学史提供了锐利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博士论文[M].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M].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
马克思第一阶段的时空学说主要代表作――《自然哲学提纲》。青年马克思在阅读黑格尔的哲学全书时写下了《自然哲学提纲》(有三个不同的方案)。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时间,空间的提出。马克思写下了“空间。即时的连续性”、“时间。即时的不连续性”、“空间和时间的即时的统
一” [1]等语句。这些语句是对黑格尔时空见解的摘要,是马克思在研究原子论哲学时用来作参考的。
第二,提出感性的时间,感性的空间。早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所关注的时间就是与人的感性相联系的时间,提出“感性和时间的联系”[2],并说“时间是感性知觉的抽象形式”,“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的时间”[3]。马克思认为空间也是与感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有“感性的空间”的提法。
第三,感性是时空的源泉。马克思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把人类活动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从而为创立唯物史观提供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把时间理论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使之成为社会历史范畴提供了理论准备。
二、确立辩证唯物的自然时空观阶段
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时空观,这一阶段是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完成是内在统一的,其自然时空观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时间和空间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而物质又是以时空的形式存在的。马克思指出,不存在脱离历史运动的“纯粹的以太”, “时间的次序”“就是“现实历史的顺序”。
第二,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固有形式。空间、时间与物质不可分,离开物质的空间和时间,和离开空间和时间的物质都是不可思议的。一切空间和时间都是物质的空间和时间,时间以物质在空间中的运动来量度。
第三,时间和空间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驳斥创世说时,明确指出物质世界的时空存在和发展是无限的,人和自然界的存在都是“无限的过程”[4]。物质世界及其历史发展的无限多样性,表现为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
19、20世纪人类所进行的变革性的生产活动和人类思想理论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是人类文明产生至此前的几千年所有活动的总和所不能媲美的,诞生的精神食粮至今仍受益匪浅。科学技术上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进行为我们人类打开了一幅理想的世界图景,使人类的物质文明大大向前推进;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更加辉煌的成果,哲学的诞生,开创了人类思想文明史上的新的纪元。他创立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彻底终结了传统哲学的根本性思维方式,为现实的人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而,长期以来以原苏联教科书为代表范式,包括当今中国哲学理论界的学者们对于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在理解上存在着较大的误区,甚至以近代西方传统哲学为模板来对哲学进行面目全非的改造。论文参考网。以传统的固有的思维方式曲解了哲学的实质,才造成时至今日的对哲学所取得的理论价值评述时的尴尬局面。
哲学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论文参考网。马克思以“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来奠定其哲学基本框架,从而也就区别开了哲学与以往全部旧的哲学的根本差别。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以历史的思维逻辑、人的思维逻辑来重新理解对待人的周围世界来取代以科学的思维逻辑、以观物的思维方式的传统的二元本体论看待世界。这是哲学与近代哲学存在的根本分歧点。我们无法完全肯定或否定哪家之言更为准确,更为真理些。因为哲学本身作为一种思想上的反思活动,担负着巨大历史时代任务,每一阶段的哲学的产生无不与它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关。柯林武德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说17世纪的哲学是清理17世纪的自然科学,那么20世纪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20世纪的史学。”[1]哲学诞生于古希腊,从第一个哲学命题“水是万物的本源”,哲学与自然科学就始终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直至西方近代哲学这一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以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追问万物本原,从变中求不变,从现象追问本质,从暂时追寻永久,从有限追求无限等等。这是到今天为止哲学家们仍津津有味大谈此道,因此哲学便被这些大家们动手肢解与重组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在于忘记了哲学的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我们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他的新的世界观就是区别以往全部哲学的关键。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成为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在于它以历史的逻辑取代自然的逻辑,以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取代抽象的人的本质,用人的现实的历史的活动这种思维方式重新理解对待周围世界,并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成为第一个用历史的解释原则来重新建构自己的哲学。“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论文参考网。”[2]这是马克思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提纲中第一条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的唯物主义者有一个主要的缺点,即把客观事物作为外在于人的对象,而没有从主体现实的人这一“历史的感性”出发来理解世界。而现实的人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开创了新的世界观的体系,实现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把逻辑思维方式由科学向历史,由“观物的本体论”向“观人的生存论”转向,其结果必然是从抽象的、概念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马克思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直接起点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而不是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上,但是马克思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那里,而是向前又推进了唯物主义。马克思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系统地论述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性地发展,实现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社会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而马克思恰好从现实的社会中的人进行的历史活动的进程来实现的哲学的变革。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以“物”的逻辑理解人,提出的问题是“人的本质是什么”,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抽象的人的本质。而马克思哲学提出的不再是“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应该怎么样”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个人是怎么样的,决定于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生活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实的认识具有特殊性的个人,他们的特殊性由他们的具体生活方式决定的,而他们的具体的生活方式又是由他们所进行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的个人,都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的个人。[3]可见马克思把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而得以解决的。这样,当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去重新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时候,思维与存在就变成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他看到,人们所理解的存在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使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历史思维和历史的逻辑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联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意义,正在于他为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解释原则--历史的解释原则;一种新的思维和逻辑,即历史的思维和历史的逻辑。正是这种新的思维和逻辑使马克思构建了与旧哲学所根本不同的哲学框架解释原则,在哲学上实现了变革。马克思创立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它全新的历史性解释原则来彻底与全部旧哲学进行决裂的。唯心者眼中的社会历史活动是一种主观意志的活动,他们不理解其客观性,旧唯物主义者呢,对待社会历史活动的客观性也不能解释,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旧唯物主义者只能回答的是外部世界的客观性问题,而不能回答人的活动的客观性问题,最终又回到唯心主义那里了。马克思通过它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社会制约性原则”和“历史决定性原则”来完成的。(1)“社会制约性原则”:尽管个人活动是在自己主观意志支配下的,但是社会上的人是处于一个整体链条当中的,他们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每一个事件的结果都需要其它合力的作用影响下的,是不以每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历史决定性原则”:后代人的实践活动的前提是前代人留下的客观结果。前代人的活动尽管有主观意志参与下的自主活动,但是相对于后代人则是客观的,而后代人只能历史的继承前代人活动的结果,生产活动才能进行下去。
综上,马克思把人从抽象的、概念下的外壳中搬到社会历史当中,成为一个在历史中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变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使存在变成现实的人活动的进程的存在。把科学逻辑变成历史逻辑等等这一系列全新的哲学上的变革实质正是由他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所完成的,马克思通过它的全新世界观来为人类的未来进程打开了一条大路。
【参考文献】
[1]柯林武德:《历史的关键》商务印书馆,何兆武、张文杰译,1997年,第20页、34页。
2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16页。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1 — 0005 — 03
可以说马克思的一生都是在批判中度过,马克思也是在一次次批判中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也正是这一批判精神被的后来者所继承和运用。然而,随着现代思潮的多元化,各种理论之间的批判也屡见不鲜,批判的真正精髓也随着这些所谓的“百家争鸣”的浪潮所遮蔽,渐渐陷入了只从批判的字面意义上片面的批判,疏忽了马克思理论批判精神背后的历史过程,也就抛弃了马克思批判精神背后的真正实质。
一、马克思早期批判的历史原像
马克思早期的理论探索是他思想斗争最活跃的时期,也是马克思批判思维最活跃的阶段,而也正是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独道的思想理论。我们就从他的第一部带有“批判”的著作,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来还原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过程。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原因要追溯到1843年,马克思离开《莱茵报》时。因为在此之前马克思在《莱茵报》当主编时期,发表了大量对现实问题的评论性文章,他的某些语言触及了封建统治阶级,以致于1843年1月,普鲁士政府决定查封《莱茵报》,这使得马克思退回书房,重新探索自己的理论道路。在受德国的专制制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潜心研究历史,并对国家和法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尝试,这些研究的过程和思想轨迹,都被记录了下来,就是厚厚的五本《克罗茨纳赫笔记》。
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感觉到以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为理论基础的法的局限性,从而在克罗茨纳赫的五个月中,马克思考察和研究了大量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法的变迁。其中,第一、二本笔记是关于政治史的摘记,摘录了亨利希的《法国史》,拉彭贝尔格的《英国史》和约翰·罗素的《英国政府……史》,第三、四本笔记主要是关于法国史的记载,如施密特的《法国史》、卢克莱泰尔的《复辟以来的法国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和兰齐措勒的《论十月革命的起因、性质和结果》,此外还有兰克的《法国史》、林加尔特的《英国史》和盖耶尔的《瑞典史》等等,第五本笔记的内容涉及到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历史。〔1〕在摘录的过程中马克思都加入了自己的评论,这些评论都成为了之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直接思想来源。在论述国家的问题上,马克思摘录了兰克《论法国的复辟》的一段文字后评述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要素变为主词,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为宾词——但是在历史现实中情况恰好相反,国家观念都是国家存在的那些〔旧〕形式的宾词。”〔2〕这一思想鲜明地体现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在对所有制问题的考察中,马克思对施密特的《法国史》做了大量的摘录,特别是对下述的一段摘录打上了着重号:“对城市公社的事务的共同关心把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正是在公社中要处理这些事务的共同关心把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正是在公社中要处理这些事务并适当地领导这些事务的任务,导致了管理艺术的产生。”之后,马克思写下了下面两段话:第一段说,在英国“国家制度的许多改革,〔其起源〕与其说归功于开明的政策,不如说归功于自私自利的打算。”另一段说,在瑞典“由于财政状况而具有影响的一切东西,……在债主、封建者、承租者、企业头头身上变成了中间的权利,政府依赖它并不比臣民差。”此外,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进行分析与考察时,对林加尔特的《英国史》作了大量的摘要,主要是对城市的发展和经济力量的增长作了记载,这一记载也表明了,马克思已初步认识到市民阶层的发展,必然要影响到国家制度和法律关系的发展。
在整个《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又对费尔巴哈的哲学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特别细读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找到了解决黑格尔法哲学问题的方法,即重新设置“主词”和“宾词”的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是在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对比和考察中,最终形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思想,而之前的大量笔记正是这一思想的逻辑前提和理论来源。
在马克思早期的写作中,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另外一部带有批判性的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它带有批判性是因为:在文中马克思述诸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把私有财产看成是永恒的和必然的前提。而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是历史的,阶段性的产物。我们就来对马克思的这一批判进行历史过程的考察。
我们现在所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书名是后来者所加入的,这一部分著述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多部经济学著作进行摘录时,所写下的具有评论性的一部手稿。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是整个《巴黎笔记》的一部分,甚至在《手稿》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摘录的痕迹。而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做了七个笔记本的经济学摘录,大致情况如下:第一册第一部分为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摘录,第二部分为斯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摘录,最后一部分为萨伊的《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摘录;第二册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摘录;第三册为勒奈·勒瓦瑟尔的《前国民议会议员“回忆录”》和部分《国富论》摘录;第四册第一部分为色诺分尼的《雅典的色诺分尼著作选》摘录,第二部分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摘录,第三部分为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摘录;第五册第一部分为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的摘录,第二部分为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摘录以及部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评大纲》的摘录;第六册为弗·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摘录;第七册为欧仁·毕莱的《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的摘录。〔3〕这七册的笔记大部分都是摘录,也会有少许评论性语言。除此之外,还有三部手稿,这三部分的手稿,马克思一边摘录,一边做了评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见,马克思在《手稿》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思想是在摘录大量政治经济学资料中所形成的。例如,在对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的摘录中,马克思有过这样的评论:“在我们看来,李嘉图学派极力主张以积累劳动代替资本——这种说法在斯密那里已经出现——只有这种意义:国民经济学愈是承认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原理,工人就愈是被贬低,就愈是贫困,劳动本身就愈是成为商品。——这是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中的必然的理论公理,正像是现在社会生活中的真理一样。”〔4〕在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进行摘录时,马克思评论道:“精神自由是目的,因此大多数人处于愚钝的奴役状态,肉体需要不是唯一的目的,因此它是大多数人的唯一的目的,或者相反,婚姻是目的,因此大多数人。财产是目的,因此大多数人没有财产。”〔5〕
纵观整部《巴黎手稿》,马克思在决定对“市民社会”进行考察后,便进入了大量的经济学研究中,而他的研究方式则是自己习惯的摘录著作加以评论的方法,最终产生了在《手稿》中所阐发的理论。虽然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从整个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看来还处于“未成熟”阶段,但就马克思的批判的方法论来说是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史的。
二、“批判”的真实内涵:从康德的“批判哲学”论起
从自然语言的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批判是指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另一方面,批判是指指出批评,提出意见。然而,作为哲学语言的“批判”来说,或者更确切的说作为现代哲学语言的“批判”,我们都把它理解为“扬弃”,即指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克服、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又保留和继承以往发展中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并把它发展到新的阶段,是对这一事物的自我否定,简而言之就是说“否定的继承”。这一批判的思想起源于黑格尔,发展及运用于马克思。但就批判这一词句,或就“批判哲学”而言,其鼻祖应该归属于康德,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康德的“批判哲学”。
康德“批判哲学”的逻辑起源要回溯到西方近代哲学的两条路线:唯理论和经验论。唯理论的路线发端于笛卡尔,经斯宾诺莎的发展,结论于莱布尼茨。他们认为,人类知识来源于人自身的理性推理,与经验无关,却最终走向了独断论。经验论的路线发源于洛克,经贝克莱的发展,结论于休谟。他们认为,人类对世界的一切认识与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而最终走向了怀疑论。康德的思考正是基于这两种路线之上,却又从不轻信于任一理论。康德认为,独断论和怀疑论都不单独探讨理性能力,而简单地肯定(独断论)或否定(怀疑论)理性能力是否有超感觉经验的认识,而康德的任务就是要探讨、分析、审查人的认识能力,也就产生了“批判哲学”。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具体分析与考察了人的理论理性即纯粹理性的认识能力与可认识的范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具体分析与考察了人的第二种理性认识能力,之后,为了达到两种理性能力的融合和沟通,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具体分析与考察了人的审美能力,从而实现了其“三大批判”的形而上学体系。顾名思义,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从内容上讲,的确包含有对前者理论,特别是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否定与继承,但就其批判的方法论意义上讲,批判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分析与考察,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序言中就已经说明,“我理解的批判,并不是对某些书和体系的批判,而就其独立于一切经验能够追求的一切知识而言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的裁决,对它的起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6〕而在《纯粹理性批判》再版的序言中,康德再次强调了其批判的意义,“批判并不与理性在其作为科学的纯粹知识中的独断方法对立(因为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独断的,即从可靠的先天原则出发严格地证明),而是与独断论对立,也就是说,与凭借一种从概念(哲学概念)出发的纯粹知识按照理性早已运用的原则、从不调查理性达到这种知识的方式和权利就能前进的僭妄对立”〔7〕在这里,康德把“批判”与“独断论”对立起来,显然,是要说明批判的“分析与考察”的意义。
对康德的“批判哲学”进行了大致的阐述之后,我们对这位“批判”的鼻祖所使用的“批判”的含义有了明确的理解,就是“分析与考察”。而马克思正是继承了这一点,他把“分析与考察”这一批判的方法论特性用于自己的哲学与历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遵循了批判的这一方法论特性。
《博士论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马克思最早的一部学术性专著,其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写作此文的目的是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对古希腊哲学的一致看法是认为古代哲学的顶峰是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哲学思想是古希腊哲学的经典,而到了古希腊哲学的晚期,古代哲学,特别是自然哲学出现了衰落。马克思通过对古希腊晚期的自然哲学的代表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时期自然哲学的代表德谟克利特两者思想的对比和分析,得出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其中蕴含着的自由的思想,从而述斥了封建专制和思想压迫。从这一角度来讲,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也带有否定的批判含义。那么,再来看看,马克思这一批判的历史过程。在写作论文之前,马克思在1839年至1840年初,写下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写完这些笔记之后,马克思写下了许多附注,内容是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及其原子论,还写下了一部手稿,内容是评述普罗塔克对伊壁鸠鲁的神学思想展开的论战。除了这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外,马克思还写下了《柏林笔记》。《柏林笔记》是马克思摘录古典哲学家著作的笔记汇集,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莱布尼茨的一系列著述,休谟的《人性论》,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以及卡尔·罗生克兰茨的《康德哲学的历史》。〔8〕显然,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详细地考察了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思想,当然,在大学期间,马克思研读最多的还是黑格尔的著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确实继承了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分析与考察”的思想内涵,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扬弃”,不过,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批判和康德“批判哲学”一样,还是只停留在哲学的思辨领域,但在之后对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便走出了这一困境。
三、马克思批判过程的内在特性
上文已说,马克思的批判是有着分析与考察的过程,在马克思要写作一本批判性的著作之前,必须经过大量的研读和摘录,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就其一种批判理论的形成过程来讲,马克思的批判是自觉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这也是马克思批判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内在特性。
自觉性是指一种自发性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在批判的过程中,那些新的观点和批判性的理论是自发地形成,并不带有先验的独断性。更具体一点,马克思在所写的著作中的批判性观点是他在对这一理论历史的分析和考察时,在马克思做大量的摘录和评论他人的观点时形成的,我们所看到的著作只是对这些摘录和评述的重新整合和进一步阐明。而与自觉性相反的是目的性,所说的目的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一种理论进行考察和分析之前,就已经对这一理论进行先行的断定,从而就只是为了论证这一论断而去考察和分析,这样往往带有主观的色彩,反而会对这一理论思想造成误解,导致批判的片面性。这其实也是带有独断论的倾向。
回到马克思的早期文本,马克思在对他人的著作进行摘录和评论时确实已经形成了部分在之后自己所写的著作中体现的思想观点,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论述,此处就不再说明。而这里要强调的是批判的真实内涵与其特性,即“分析与考察”与“自觉性”的关系。
一方面,“分析与考察”是批判的自觉性的前提;另一方面,对所要批判的理论进行细致、详尽的分析和考察,必然会产生出新的、批判性的观点,而且,分析的越深入,越透彻,产生出的新思想就越深刻,越合理。相反,如果没有意识到两方面的联系,忽视了任一方面,其批判就会有失偏颇;如果并没有对所要批判的理论进行分析和考察,只是由肤浅的,片面的知识体系而进行的批判必将是片面的,而倘若为了否定而去分析和考察所要批判的理论,即目的性的批判,必将导致批判的局限性。在当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在理论界大力提倡思想多元化的时代,批判思维日新月异,各种新的思想都是在批判中产生的,没错,马克思也正是在批判他人的思想中形成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然而我们又恰恰只是停留在批判的哲学语句中理解其含义,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过程中去寻找“批判”的实质,与其说马克思的批判是一种思维一种方法论,毋宁说是一种批判精神,一种对学术的态度和作风。
〔参 考 文 献〕
〔1〕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20-121.
〔2〕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2辑)〔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 .
〔3〕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58-160.
马克思从开始从事哲学活动时起,就十分重视实践问题。但对实践的理解,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博士论文》时期,他所讲的实践是哲学实践,即理论批判活动。《莱茵报》时期的斗争实践和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使马克思对原有哲学信念发生怀疑和动摇,从而转向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分析,同时也由理性批判转向政治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探索科学实践观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首先,由于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生产劳动,从而抓住了实践活动最基本的内容,即生产实践。其次,他在对人的本质的分析中也分析了实践的基本特征,即客观性、主体性和创造性,并强调提出,人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离不开外部自然界,“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第三,马克思还初步论述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性,指出真正的实践是“显示的和实证的理论条件”;“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他们已把现实的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发源地,把现实的生产劳动视为实践的基本内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深化和发展了以往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把实践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提了出来,从根本上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表明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也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并为制定哲学的基本原理奠定了基础。
《提纲》一文,马克思突出表达了自己在哲学世界观上的新观点,即实践的观点。首先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了解实践的意义。旧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把客观世界单纯地看作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实践改造的对象,把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种直观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是指旧唯物主义,包括古代的唯物主义和近代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指近代欧洲的唯物主义,其主要代表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 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及19世纪德国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
而新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则区别旧唯物主义,它把反映理解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主观能动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过程,认为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是建立在改造被改造的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改造客观世界才能反映、认识客观事物,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马克思继而提出:“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旧唯物主义不了解实践,不能对人的能动性作出合理解释,这样就给唯心主义片面夸大精神的能动作用留下了空间。唯心主义把实践看成纯粹的精神活动是错误的,因为实践是
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是主体能动性与客体制约性相统一的活动。
同时,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尽管费尔巴哈主张研究人和自然界,特别把人提到哲学研究中心地位,有时似乎也强调实践的作用,但就其基本立场来看,他是贬损实践,抬高理论的,他只是把理论活动,而不是把实践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批判》一书的第二卷《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中指出:“马克思在1845年,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提纲》中“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指思维的内容和思维反映的对象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能否反映客观对象,这是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的方法途径问题;二是思维内容是否符合客观对象,这是检验认识的标准问题。费尔巴哈在真理及检验的标准问题上,有明显的直观性和形而上学性。马克思指出:“人们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在纯主观范围内或纯客观范围内,主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都是无法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联系主客观的桥梁,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特点,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因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一、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深入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总资本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仅包含着保障生产消费的资本的流通,还包含着保障个人消费的一般商品流通。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为核心,即如何实现价值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问题。
社会总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的结果即为社会总产品。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按用途分为生产资料部类Ⅰ和生活资料部类Ⅱ两大部类,按价值构成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实现条件I(v+m)=IIc
简单再生产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扩大再生产的巨大潜力。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马克思认为,同样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实现条件I(v+m)>IIc
扩大再生产是对简单再生产的发展与扩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实现对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的等价交换,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二、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说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适用,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难以保障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从而确保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问题。面对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为保障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国家进行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难以解决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缺乏强制性难以产生有力的调控效果;错误地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故而要正确地处理好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实际来看,从供给端发力迫在眉睫。
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应地,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也要依据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和所处的经济大背景以及实际进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实施宏观调控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并且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的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不仅仅是指价值量上的机械相等,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集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一体的整体平衡,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
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导宏观调控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依据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指出的要想使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全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参照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便于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社会宏观经济的合理运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一原理蕴含着丰富的理性逻辑演绎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演绎体系得出要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这种理性逻辑演绎体系有助于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简化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这对于我国宏观调控的安排与布局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形成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制,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对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结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机制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却以私有制为基础,寻求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和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无源之水,只有把马克思的经典经济理论贯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来,才能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逐步转为质量高效型;经济发展动力由依靠资源、劳动力逐步转为创新驱动。必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概念是对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全新认知,也进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以及落脚点。供给侧改革尽管意味着宏观着力点发生调整,但并不代表全盘颠覆所有经济改革的举措,而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更明晰、更具体的表达方式,从而有助于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出来。这些举措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使得市场经济的长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消除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的障碍,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环。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探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和供给学派的理论差异入手,从社会商品部类的平衡角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探究,从而得到了立足于实际,发展中高端生产力、提振科技创新的结论。以期能够由远及近的保证我国市场能够繁荣稳定。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3-0-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依旧放在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减少低端生产或无效供给,发展振兴有效的中高端产业供给能力,在维持供给结构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尽全力提高商品的生产能力。经由政策手段、科技创新、实业经济等措施,以解决我国供给侧现存问题。
一、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不同
1.西方供给学派的现有观点
西方供给学派片面性的强调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意图从单纯的供给方面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1]。增加供给和生产动力,最终使用的手段就是减税政策,通过振兴人民储蓄理财的积极性。西方供给学派的思路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过分突出税率在经济中的错误,特别是注重供给侧而对需求侧市场的忽视,只能说是一种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例如在今天如果生产大量的机械打字机,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猎奇者之外的市场存在的[2]。
2.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预的基础上,在考量社会需求的前提下,保证供给方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整性,从而发挥政府经济部门在市场调控和生产资料配置上的领导作用,从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调的情况下发挥长效的经济振兴作用。
二、社会总商品部类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会总产品能够分为两类:其一为能够进入或必须进入生产消费之中的生产资料商品,其二为进入个人消费领域的生活资料商品[3]。在商品部类的平衡性上,生产资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产资料,生活商品则必须向生产商品提供消费资料,其中的平衡关系是社会生产消费的基础。举例来说,工人需要买菜做饭来维持工作,生产出的商品换得工资来进行买菜做饭。这之间的比例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扩大生产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使得工厂能够消化更多的生产资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业维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让工人能够消费更多的消费商品。如果生产紧缩,或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率大幅度跃进,就会出现供给拥塞的情况,这时的工厂倘若进行人力优化,工人失业或薪水降低,同样也会降低消费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规模的供给拥塞现象。为了避免这种链式经济反应,需要保持平衡稳定的供给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马克思在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理论的宗旨思想就是部类比例平衡。为了维持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控制再生产和部类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才能够使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4]。
大的消费生产部类进入平衡阶段,也就意味着各个细分部类也进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证在各个小类之中的生产和需求达到了平衡,这样才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正常运转。如果某些小类出现了产品过剩,另一些小类出现了产品不足的现象,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严重的生产资料浪费,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转。
部类供需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产能失衡是过去经济飞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合理问题。但是如钢铁、煤炭、石化方面产能严重拥塞,重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因为技术问题,生产效率也较为低下。但是一些轻工业、新兴产业的产能仍然不足,民生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发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就面临着国防与民生经济的严重失衡,并且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巨大混乱。这种最深层次的产品部类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角度的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计划特征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部分干预下的自主经济。当前世界,除朝鲜、香港与美国外,全部国家或地区都使用带有政府管控调节的市场经济进行发展。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为目标,提高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和产出结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适应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人民需求和国家福利。
一、什么是生态唯物主义
福斯特创立生态学是从清理唯物主义概念入手的。根据英国哲学家罗伊?布哈斯卡(Roy Bhaskar)在《唯物主义》中的观点,他把唯物主义概念分为三类: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三种唯物主义研究的问题和观点是不同的: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生物存在(更为普遍的是物理存在)的单方面依赖,强调前者源于后者;也就是外在的物理世界相对于思维的独立存在,这就反对了终极目的论。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强调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立存在和超越事实(即因果关系和自然规律)的活动――至少是某些研究对象;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人类的变革力量在社会形态变革和社会形态再生产中的本质作用。①在这三种唯物主义中,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都属于自然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的唯物主义不仅应该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上加以探讨,而且应该在实践(感性活动)的基础上构建。
福斯特用“生态唯物主义”来表达他对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的重构,表明了他对生态唯物主义的现代内涵的理解。生态唯物主义的现代内涵主要表现为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的生态学四条“非正式规则”来论述唯物主义对生态学思想的意义。这四条规则是:第一,万物皆相互联系;第二,万物皆有归属之地;第三,自然知晓最多;第四,“无”无以产生“有”。② 生态唯物主义的现代内涵意味着新的历史观,它要求考察的不只是自然的进化或社会的进化,而是自然和社会的协同进化。因为从生态唯物主义看来,自然和社会处在斗争与和谐辩证统一的、进化的同一个历史过程中。
二、生态唯物主义的自然、生态基础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的总体责任。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这方面的关键作用――在于它发展并改造了伊壁鸠鲁关于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原有传统,而这些思想对于现代科学和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伊壁鸠鲁与现代科学与理性革命。从笛卡尔、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牛顿都受到伊壁鸠鲁哲学的影响,特别是机械唯物主义更是明显地带有伊壁鸠鲁原子论的痕迹。康德把伊壁鸠鲁学派的学者们称为“古希腊思想家中最杰出的自然哲学家。”③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伊壁鸠鲁是经验自然科学、经验心理学的创始人。”青年黑格尔派坚持认为伊壁鸠鲁学派从特殊意义上已经预示了欧洲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启蒙运动。正如马克思所完全认识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家的唯物主义的共同基础都是伊壁鸠鲁的哲学。
第二,伊壁鸠鲁与宗教神学。“伊璧鸠鲁一般地否认概念和普遍的东西是本质。一切产生都是偶然的结合,这些结合又都偶然地分解。因为那被分割开的东西是第一性的、真实地存在的东西;而偶然性则是这种结合的法则。而偶然既是支配一切的东西,因此一切目的性以至世界的整个最终目的也就一起消失了。”④由于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有限性、暂时性,一切目的论的观点――根据终极原因、根据神的意图解释自然的观点――受到沉重打击。(对目的论的致命打击来自于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是直观的唯物主义,不足以彻底摧毁目的论的根基。)正是在反目的论这点上,唯物主义与科学取得了一致。马克思高度赞扬伊壁鸠鲁对宗教和启蒙哲学的贡献。马克思在《博士论文》里声明:“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他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他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神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
第三,伊壁鸠鲁哲学的生态基础。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把“守恒原则”――“从虚无中决不能产生万象,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归于乌有。”①――作为其出发点,把自然的存在作为人的自由存在的基础,因此具有生态世界观的倾向。这一点,在卢克莱修――伊壁鸠鲁哲学的最佳诠释者――的著作中表象的相当明显。卢克莱修提到了空气污染是因为采矿,提到收成的减产是由于土壤的退化,还提到森林的消失;同时他也论述到人类和动物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福斯特认为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的生态学四条“非正式规则”中的前两条和最后一条是伊壁鸠鲁物理学的主要原则,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第一卷中已经强调过这些原则。根据康芒纳的解释,“自然知晓最多”更好的理解应为“进化知晓最多”。也就是,通过进化过程――包含着无数偶然性的过程――所有物种,包括人类,都经过亿万年各种先天变异的自然选择过程而逐渐适应了环境。②
综上所述,福斯特认为是伊壁鸠鲁哲学激发了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解并以此构造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统。在伊壁鸠鲁的哲学中包含着许多为马克思后来所发展和确定下来的生态思想萌芽,其中,最主要的是伊壁鸠鲁哲学中反目的论的思想及对偶然性、人类自由的强调和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思想。这样,福斯特从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纬度建构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的自然生态基础。
三、生态唯物主义的历史基础
马克思的历史基础来自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达尔文的基本理论是:所有的生物都具有“超级繁殖能力”,或者说,具有生产出超过能够生存数量的后代的倾向。这些后代相互之间并不尽相同,它们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原始的形态,这种变化部分的传给了未来几代......既然不是所有的后代都能存活,那末,在大量的后代当中必然存在着生存竞争。据统计,那些通过内在的变异机制使之最能够适应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有限的当地环境条件的后代,总是具有一个较高的存活率,因而把这些变化(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传给它们的后代。这些有利的变异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的积累可以导致物种的进化――或者说是有所修正的演化。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与地球在整个物质进化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人类不再占据统治地位,上帝也不复存在。“这是唯物主义,达尔文知道这一点;这是一种自然主义,它将自然的每一点都人性化,就像将人自然化一样。”马克思接受了这一观点,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阐述道:“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至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代表了“目的论的终结”(正如马克思所强调)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但是自然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基础――达尔文深知这一点――却令达尔文深深苦恼,以至于他把《物种起源》推迟20年发表,原因在于达尔文不像伊壁鸠鲁,他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是由他的自然神学理论背景所决定的。③(福斯特由此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础更多来自于伊壁鸠鲁)但瑕不掩瑜,达尔文的自然进化思想构成了现代生态学的基础。今天,很少有人会否认进化论的观点。蕾切尔?卡逊告诫我们:必须与其它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控制自然”是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生态中心主义依据进化论更是提出“所有物种一律平等”的激进思想。
福斯特通过考察后得出结论:对马克思来说,达尔文的“划时代的著作”(马克思语)导致马克思形成了关于人类劳动与人类进化之间关系的确切理论――劳动进化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两个脚注中简明而系统的阐述了达尔文的理论与他自己通过不断变化的生产和技术而对人类历史发展所进行的分析之间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他们躯体的四肢。”而人类工具是通过社会生产而产生的,它是人在社会中的生产器官,是人类的外部延伸,即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是说,人类历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自然史是长期进化的结果。马克思认为制造工具只是属于人类的“特征”,抓住了劳动工具就抓住了人类进化和发展的实质。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自然、历史基础与达尔文相关联。
福斯特通过大量的研究文献得出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共同进化的观点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人类进化和发展的本质,即劳动规定了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态地位。这点对生态认识理性非常重要,因为它使我们意识到:人类在改变环境的同时,必然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只有在达尔文的基础上,马克思才能够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术语来定义劳动过程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形成了生态学意义上的新陈代谢理论。
一、主体性理论的渊源
在马克思以前,众多的西方哲学家,无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曾经各自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探讨过人的主体性问题。尽管明确的“主体”和“主体性”概念直到近代才出现,但凝聚于其中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的。
(一)康德从先天具有的认识形式即“先验感性论”,真下展开对于认识的主体性来源的探寻。康德认为,科学知识的获得经过感性和知性两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主体内部有不同的认识形式。认识从感性开始。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指出,感性认识两方面组成:
1.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客观对象提供的经验材料,是主体自身具有的整理这些材料的感性直观形式。时间、空间就是感性直观的纯形式。至于感性直观形式的来源,康德说:“所谓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必须先天的存于心中。在康德看来,一切感性经验的构成必须以它们为前提,离开了这种直观形式,人们的感觉只能是一团杂多混沌的感性材料的堆积,感性认识也就无法形成。显然,在这里康德正是通过阐述感性直观形式在感性认识中的作用,揭示认识的主体性的。
2.然而必须使之上升到知性阶段,用概念来思维对象,才能产生认识。因此,康德指出:“吾人之知识,发自心之二种根本源流:第一,为容受表象之能力(对于印象之感受性),第二,为由此等表象以知对象之能力(产生概念之自发性)。由于前者,有对象授与吾人,由于后者,对象与所与表象,此为心之纯然规定)相关而为吾人所思维故直观及概念,乃构成吾人一切知识之要索,无直观与之相应之概念,或无概念之直观,皆不能产生知识。这里所说的概念,就是知性思维形式。“无内容之思维成为空虚”,它本身不能产生思维对象,而“无概念之直观,则成为盲目”。在知性形式中,具有综合统一功能的便是纯粹知性概念,亦即范畴,离开了这些范畴(即知性纯形式),任何科学知识都是不可能的。可见,康德强调了主体更深一层的认识形式:知性思维形式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但是却把它归为纯主观的、没任何客观意义和效力的纯粹理念。
(二)是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巾的一部分,即黑格尔在批判经验论和先验论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主客体的双向运动。他认为:“以为对象中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放进去的,这样来设想分析,是片面的;以为发生的规定仅仅是从对象抽出来的,这种想法也同样是片面的。大家知道,主观唯心论说出r第一种想……;第二种设想届于所谓的实在论……。”¨j这也就是说,认识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接受了存在着的世界.使进入自身内”,即客体向主体的运动;二是主体“凭借主观的内在本性……以规定并改造这聚集体”,即主体向客体的运动、主体对客体的规定和改造这也是黑格尔之所以认为康德所主张的先天形式把各种规定赋予对象及人为自然立法,是片面的原因所在。
(三)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确地揭示了人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研究指明正确方向。人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方砥便是人的主体性发展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康德、黑格尔关于主体性原则的思想,即肯定了他们对直观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他们对主体性原则的唯心主义理解。同时明确指出,所谓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就是要把对象、现实和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作实践去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评赀尔巴哈哲学理论的直观性时进一步指出,“世界决不是某种开人_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因此,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因而对人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马克思的意图并非要否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而是要说明,自然界对人来说是什么,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人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同时亦是人对自身的改造。所以,马克思说动物和外部世界无所谓关系,只有人与外部世界才有所谓的关系。可见,只有用实践来说明认识的主体性来源,才能科学地回答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并最终科学地解决认识的主体性问题。
二、马克思哲学中主体性思想的内涵
马克思非常关注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在总结了哲学史上关于主体性问题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其优秀成果,最终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主体性。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我们要弄清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这就必须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根本特征一一“历史性”联系起来,否则,我们谈论的“实践”就可能不是马克思的概念。因为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性是指:“现实性、具体性、条件性、暂时性和当下性,它革命性地打碎了一切形而上学的永恒性的幻想。因此,我们只有将历史性原则作为一条根本解释原则去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相关概念,才能理解它们的本来含义;脱离了这一原则,我们就失去了判断的标准,也就有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概念。
其次,实践主体性中即有客观性又有主体性。也就是说,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既不能被理解为可以脱离外部客观条件仅仅决定于人自身的观念和意志的单纯的感性活动,也不能理解为作为一个自然生物的生命活动,而是指人的、在活生生的历史过程中的具体活动。人的这种具体的历史性活动也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实践的这种双向互动过程“在本质上”就是人们能动的现实生活过程。“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就是马克思运用主体性原则理解认识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坚持主体性原则,方能更深刻、更全面,更有效、更迅速地反映对象。
最后,用马克思哲学巾的价值观来把握实践主体性巾的主客体关系的内容和尺度。马克思曾指出:“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人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已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这一论断是指价值本身的特性所反映或昭示出来的主体性内容,即主体在确立和推进现实的对象性关系中所彰显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就是人总是从自己出发、按自己本身的能力、需要、尺度去理解、把握和改造客体与主体自身的特性。
三、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实现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
马克思将实践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坚持主客体相统一的思维方式,用实践一感性的观点批判地改造了费尔巴哈单纯的“感性存在”原则,强调主体舶实践本质即主体的对象性活动,重视人的实在性,确立价值主体性概念并对其展开了探究,对人的本质作出了科学的诊释,解构了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对“人性”的一般假设,奠定了人类价值诉求的客观性基础,并以改变世界的“现实的运动”完成取代以往纯粹的抽象的思维批判,冲破了长期以来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实现了人类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既克服了那种只想用客体本身的属性来一劳永逸地解释价值的“唯客体主义”式思维方式,又成功地摒弃了价值论问题中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并对西方近现代以来出现的价值相对主义与价值绝对主义等倾向具有一定的匡正和纠偏作用。
(二)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为人类实现自由与解放找到了合理、科学的途径。
一、追问质疑,寻找思辨着力点
第一,高中议论文“不足之症”。当前高中议论文普通存在“堆砌材料存而不论”、“开中药铺罗列观点”、“脚踩西瓜平面滑行”以及“拼盘杂凑胡乱说理”四种弊病,更有甚者“满纸荒唐不知所云”型议论文。这种低效幼稚、貌合神离的浅层次议论文实在令人不敢恭维。究其原因就是这类议论文浮于事物表面,不得其门而入。因此要把议论引向深入,就需要不断质疑追问,寻找思辨的着力点。传统型议论文往往满足于廉价的“抬轿子吹喇叭”,一味为观点喝彩叫好,孰不知“赞美诗”唱多了,也令人腻烦生厌。
第二,破解之道。议论能够风生水起,关键在于寻找议论的“由头”和“缘起”,寻找材料中“破绽之处”,亦即矛盾之所在。所谓“没有矛盾就没有分析”,确实点出了议论文写作之秘诀所在。2014年福州市高中毕业班质量检查作文材料“禅师有个爱抱怨的弟子。一天,禅师将一把盐放入一杯水中让弟子喝,弟子说:咸得发苦。禅师又把更多的盐撒进湖里,让弟子再尝湖水。弟子喝后说:纯净甜美。禅师说:生命中的痛苦是盐,它的咸淡取决于盛它的容器。你愿做一杯水,还是一片湖水?”如果只抓住“盐与容器的关系”,会停留在“胸怀宽广”“豁达大度”等肤浅的表面。有的只谈“宽容”“乐观”“坚强”“领悟”等,存在扣题不严,立意有所偏差问题。要想将思考引向深入,就要注意到“以什么为水,怎样稀释”,深入探讨“稀释”痛苦的“淡水”。材料核心价值之所在也是学生能够纵横捭阖自由发挥的地方,往往在于找到错综复杂矛盾纠结之处。
二、深挖细析,构建思辨生长点
第一,议论文还存在一个比较难办问题就是“议论不下去”。大多数学生刚找到一个议论角度时特别兴奋,以为可以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无所不能,但议论到一定地步,就分析乏力,浅尝辄止,缺乏分析新的“生成点”和“增长极”,这就影响了议论文的进一步提升和推进。
第二,解决之策。在议论停止的地方,有必要重新找到症结之所在,深挖细析,从中发现和找寻新的“可能性”,有时灵光一闪,就可能引出新的问题,找到新的出路。2013年漳州市高中毕业班质量检查作文材料“一群大学生向教授抱怨生活的压力和功课的负荷。教授取出了许多个不同质地、不同形状的杯子,让他们自己倒水喝。精美的杯子被取一空。这时,教授说:‘你们选杯子的目的是喝水,为什么还要刻意选精美的?你们喝的是水,却执意要选美的杯子,甚至在选不上好的杯子时,心生怨意。’”学生也能抓住“老师说的话的意思或从学生选不同杯子的行为中”引出的立意,进而得出“本末不能倒置”“要分清主次”“内容重于形式”观点,也懂得抓住“本末、主次、内容形式两个方面,不能偏于一个方面”这一立意关键,但分析到一定地步就难以为继了。这时就要细细辨别怎样的内容才是重于形式,怎样的内容可能就不一定比形式重要,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内容比形式更重要,这种细分的方法,就突破了既定观点的“藩篱”,从而找到议论新的可能,问题就进一步拓展下去了。
三、层层反转,找准思辨突破点
第一,议论文写作之难还在于要实现观点螺旋式上升,达到“否定之否定”,至少有三重以上的“否定”,这就不是一般学生力所能及的了,在逻辑的演进上,思辩的推进上,精致度要求就更高了。
第二,经典引领“层进递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虽不是一般意义的议论文,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历史贡献以及对他的评价是就是通过层层反转,层进递推的思维模式和让步转折的逻辑形式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此很好地训练、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文中第三段就是典型地运用层进式结构和让步转折的形式:在指出了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功不可没之后,用“不仅如此……还……”的层进方式指出了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重大意义。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这一结论,紧接着他用“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一句,做出让步,“即使只能做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然后笔锋一转,“但是”,形成转折,这让步转折就构成了又一次层进,论述了马克思在很多方面都有独到的贡献。这一转折里巧妙地包含了两个递进,一个“甚至”,“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一个“而且”,“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的”,充分论述了马克思在理论方面的贡献。接下来,作者先用了一个肯定表述,然后又用了一个转折,“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又构成了一个层进关系,引入对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做出巨大贡献的论述。如此多次的肯定转折和让步转折形成的层进结构推动作者内心情感抒发的强化。熟练掌握这一种论证手法,显然对构建逻辑论层是有实践意义的。
四、巧妙“试错”,攻克思辨瓶颈点
第一,提出一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就是面对一个观点,我们要反复“试错”,穷尽观点的种种“可能性”,从而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处,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二,“试错法”认为,对于观点我们不能一成不变,静止不动去看它,要把它放置在种种条件下加以检验,发现其逻辑“空白处”,从而把观点推向前进。比如苏格拉底“产婆术”就是运用这种“试错法”的典范。苏格拉底问:“请问什么是善行,什么是恶行吗?”尤苏戴莫斯回答:“当然知道。”苏格拉底追问:“虚伪、欺骗、偷盗、奴役他人善还是恶行?”尤苏戴莫斯答:“自然是恶德了。”苏格拉底再问:“一位将军战胜并奴役危害自己祖国敌人,是恶行吗?”尤苏戴莫斯答:“不是。”苏格拉底又问:“如果将军在作战时欺骗了敌人,并偷走了敌人的作战物资,这是恶行吗?。”尤苏戴莫斯无奈回答:“不是。”可见通过自物辩难式确定可以收到议论鞭辟入里的目的,抓住逻辑“空白处”穷追猛问,连环追击,一定可以把静止观点再一次推向令人惊讶的高度。
五、辩难反思,收拢思辨落脚点
第一,议论文“结尾不振”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有些学生在议论文结尾作结论时有时会犯自相矛盾的过错,企图调和矛盾观点的双方,造成“鱼与熊掌兼得”两难境况。如果辛苦论证了半天,得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两可”结论,这就难免有点“骑墙”的嫌疑了。
第二,“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议论文结论不可“脚踩两只船”,特别是蕴含矛盾观点,不能都想要,两可两不可是典型的“两面派”做法,不足取法。比如讲“规则”与“自由”辩证关系的议论文,就可以侧重于“规则下的‘自由’”或者“自由前提下的‘规则’”,这样就可以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完美结合。有一位学生这样结尾:“规则与自由好比浩瀚宇宙中的太阳与地球。自由在规则的保护下运行,规则也在自由的怀抱中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芒。”矛盾双方既兼顾到又有所侧重,而不是互相割裂,给我们作了一个很好示范。
总之,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文教学中的大难问题,语文教师在作文教学中应运用逻辑思辨的方法去启发、培养学生的良好思维,开拓学生的论证思路,打破学生思维定势,开掘创造灵泉,引来思维活水,激发思辨热情,形成卓绝高明写作素养。
参考文献:
[1]孙绍振.孙绍振论高考语文与作文之道[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2]俞发亮.高中议论文课时写作教程[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3.
[3]潘新和.语文:表现与存在[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4]王立根.作文智慧[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
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哲学形态的哲学的终结是指理性形而上学的终结。这种理性形而上学在西方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其“极端可能性”,即成为思辨的体系化的形而上学。令人吃惊的是,黑格尔已经认识到了形而上学的式微:“科学和常识这样携手协作,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崩溃。”[3]2但黑格尔仍然坚持:“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它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3]2这说明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态度是矛盾的。更有趣的,在黑格尔那里就有了哲学的终结的意识:“这就是当前的时代所达到的观点,而这一系列的精神形态就现在说来就算告一段落。至此这部哲学史也宣告结束。”[4]黑格尔对“终结”一说有清醒的意识,他所终止的是哲学具体形态的一个段落、所结束的是他的“这部哲学史”。
黑格尔之后,他本人的理性形而上学成了众矢之的。当然,采取的态度不完全相同。大致可以区分为:第一种态度是拒斥的态度,像实证主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可以说这种态度是最极端的,把形而上学当作“死狗”一样抛弃掉。蒯因的“本体论承诺”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对所谓“证实原则”所作的自相矛盾式的修正,早已表明拒绝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证明这种完全抛弃的态度是行不通的;第二种态度是扬弃的态度,马克思就属于这种。马克思“消灭哲学”命题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而不能用汉语的“消灭”一词的字面意思来理解,把它理解成第一种态度,即完全抛弃掉,消灭掉,在这个意义上,把“消灭”翻译成“扬弃”是有道理的。当然,其主要内涵还是否定性的,但这种否定带有肯定的一面。因为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典型的哲学形态发展这么久,肯定有它的合理性的内容,这一部分应该保留下来;第三种态度是克服的态度,即以一种所谓新的形而上学或非形而上学思想取代旧的形而上学,以海德格尔为代表。
既然马克思对理性形而上学采取的是扬弃的态度,那么,他对理性形而上学否定的是什么?又保留了什么呢?